民国文学的特点第1篇

【关键词】  中医 文献 岭南医学 特点 民国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素问·异法方宜论》就认识到“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所聚也”。根据中医“天人合一”的思想，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群，由于生活习惯、人群体质的差异，导致疾病的发生和 发展 、临床证候和防治 方法 有其特殊性，形成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医家风格和医疗特色。岭南医学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是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建成于1924年，是广州中医药大学建校的基础，该校所收藏的民国时期岭南中医文献比较齐全，这部分藏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期岭南中医的学术思想和发展水平，具有较高的 研究 价值。笔者近年来在整理这部分藏书的同时，总结了这一时期岭南医学文献的特点。

    承前启后， 理论 水平不断提高

    民国时期，中医著述沿自清代以来的特点，重视对古典医籍整理研究，并在理论上有所提高。对于《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古籍，不是原本照搬，而是经过系统整理及收集后世各家之说而予以补充，具有一定的革新精神。如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林清珊序云：“仲景书必跳出旁门可读，……先生收回唐宋以后之原书还诸仲景，而仲景不亡。其编曰《读过伤寒论》，不读则拾人牙慧，……是书乃伤寒论之文谰，先生即张仲景之书记，两本书若作一本读，则此解如蔓藤，觉有伤寒论为之前，是书宜今亦宜古。” ［1］在近代 教育 体系确立之后，以一部经典、一家注疏作为教材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必须适应发展需求，将中医典籍的研究与新式教育体系相结合。对中医理论不仅作系统的整理，而且联系实际，去粗取精，进行发挥和提高。如卢朋著的《药物学讲义》务在“博取众说，去其重复，撷其英华，发挥药性之本能，提挈药用之纲要，……又益以各种医书，补其未备，旁及西说，作借镜焉”［2］，尽量采用各家之长，以启迪思路。

    注重实践，结合临床总结经验

    岭南医家一直非常重视医疗实践的有效性，不尚空谈。重临床、务实际这是一种优良的医学学风，但这也使岭南医家不擅总结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故在全国范围 影响 较小。民国时期广东中医学校的兴起，促使老中医总结自己多年临床经验，将其上升为理论，用于指导学生。如岭南骨伤科素有优良传统，其以精确的理伤手法、独特的固定方法以及行之有效的伤科用药著称于世。但近代广东骨伤科名医大多尚武，对医学理论探讨较少，伤科学著作甚少，其丰富的各种理伤手法，或散记载于其他医籍中，或在民间流传，一直未能归纳总结、整理提高。近代岭南著名骨伤科医家管季耀认为：“我 中国 驳骨一科，其术之妙，其药之效，其技之能，有不驾乎外国者哉?果能于各科之中，合中西医学，舍其短而取其长，细心研究，使我国四千余年至精至微之医药学，发明而广大之。”［3］“因将三世所历试不爽妙要灵方，编成课本，综其大纲，详其节目，俾学者有所循序焉。”［4］于1929年编撰的《伤科学讲义》，把骨伤经验上升为理论，填补了岭南，乃至全国在这一方面的空白。

    文献编撰， 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

    民国时期的岭南中医文献，其编撰形式呈多样化格局，既有专著，如黎庇留的《伤寒论崇正编》、黄公伟的《伤寒切解》、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萧步丹的《岭南采药录》等；又有教材讲义，如梁翰芬的《诊断学讲义》、管泽球的《外科学讲义》、卢朋著的《药物学讲义》、吕楚白的《儿科学讲义》等等；更有学术期刊，如李仲守主编的《医林一谔》、张阶平主编的《杏林医学》等。可以说，在编撰形式上，突破了原来经学式研究的独尊地位，开始从多种角度、多种思路对古典医籍进行注解和阐述，并借鉴了近代其他学科讲义的一些形式，编写通俗教材或给原文加注释，帮助学生加深对经典著作的理解，作为入门阅读之用。如谢泽霖与李近圣合编的《妇科学讲义》，其中第一、二篇在所选录的名家论述之后加上按语。如该书第二章第一节，《素问》曰：“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陇起。”［5］之后紧跟按语：“按，经水固有应乎天气之因，而亦能因天气以为病，凡属六淫所伤者，是外因也。”［5］又如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西药概要讲义》，该书以贺氏 治疗 学为底本择要节录，详细论述了各种西药的成分、用法、疗效等等，还配有各类术语、药物的 英文 名。

    学科门类，基础临床分类清晰

    民国时期的岭南中医 文献 在学科分类上大致可分为基础、临床、中药、中西汇通等学科门类。基础类又分为中医基础类及西医基础类，如卢朋著的《医学史讲义》、陈汝来的《生 理学 讲义》、《病理学讲义》、马毅民的《卫生学讲义》等。临床类分内、外、妇、儿、五官、针灸等科，如内科有高轩、陈任枚、刘赤选、钟少桃等人分别编写的《温病学讲义》、杨志仁的《内 科学 讲义》、陈汝来的《杂病学讲义》、李光策、胡镜文分别编写的《金匮讲义》等，外科有管泽球、巫达云分别编写的《外科学讲义》、管季耀的《伤科学讲义》，妇科类有谢泽霖、李近圣、吕楚白、林国铭等分别编写的《妇科学讲义》，儿科有陈汝来的《儿科证治纂要》、吕楚白的《幼科要旨讲义》、《儿科学讲义》、古绍尧的《儿科学讲义》，五官有古绍尧的《喉科学讲义》、梁翰芬的《眼科讲义》，针灸有周仲房、梁慕周分别编写的《针灸学讲义》。中药方剂类有卢朋著为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编写的《药物学》、《方剂学讲义》，邓鹤芝为广州光汉中医学校编写的《方剂学讲义》、以及黄悌君的《药物学》、罗绍祥的《药物学讲义》。中西汇通类有《中西医学比观》、《中西医学全书》等等。

    随着对疾病认识日渐深化，临证经验的更加丰富，各科都有一些专门论述某些病种的著作问世，也使得教材分科更细。例如，儿科对麻疹、痘疹的诊治有进一步的 研究 ，如陈伯坛的《麻疹蠡言》、《痘疹学讲义》、古绍尧的《痘疹证治》，外科对性病也有专论，如管泽球的《花柳学讲义》，且各有自己的见解。

    教材 内容 ，引进 自然 科学成果

    民国时期的岭南医学文献主张吸收西方医学 教育 ，用西医学知识丰富自己的教材，不满足于整理古籍文献与临证相结合的传统教学 方法 ，提倡中医教材融会贯通中西学说。在教材的编写上进行中西医结合的尝试，试图沟通中西医理。如张公让的《中西医学比观》。由于 历史 条件的限制，中医学对人体结构的认识比较粗疏，所以专门编撰了《全体学讲义》，该书绪论中有说：“欲研究身体之构造，须讲全体学（又曰人体解剖学）；欲研究各部分之功用，须讲生理学。此二科者，乃医学之基础也。”［6］其他诸如《西法诊断学讲义》、《化学讲义》、《生理学讲义》等等，体现了民国时期岭南中医谋生存、图 发展 的特点，并开始吸收和利用近代科学的成果和技术来补充及研究中医。

【 参考 文献】

  1 陈伯坛.读过伤寒论·林清珊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2 卢朋著.药物学讲义·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3 管季耀.伤科学讲义·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4 管季耀.伤科学讲义·自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民国文学的特点第2篇

关键词：中西文学；民族传统文学；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1-0145-03

文学的民族特点是构成民族文学的基本因素，离开了文学的民族特点，也就没有民族文学可言了。与民族构成的内涵相一致，民族特点也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使之实现现代化，这与处在变革中的民族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施加限制，把这种影响纳入到积极地重建民族新文化的轨道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彼此相辅相成。前者作为浪漫主义者的自觉追求，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后者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长期过程，是浪漫主义者基于民族文化的长期熏陶自然地形成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思维方式来接受西方文学的观念、准则，或对此加以无意识地误读的结果。

一、民族传统文学的特点

就其内容而言，包括民族题材、民族性格、民族习俗、民族等；就其形式而言，包括民族语言、民族体裁和民族表现手法等。而其中，民族题材、民族性格和民族语言对于构成民族特点的作用尤其重要。

先看民族题材。从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来看，文学和生活是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没有被反映者，也就没有反映。各民族特殊的历史和生活，是文学民族特点赖以形成的源泉。没有民族的社会生活，也就产生不了民族文学。反之，不能真实地揭示民族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也就不能称之为民族文学。

再说民族性格。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以形象、典型反映生活。同样，作品的民族特点，主要是通过具有独特性的人物形象来表现的。这是因为，作家在运用形象思维的创作过程中，总要自觉或不自觉地给他所塑造的人物性格注入民族精神，使整个作品渗透着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生动地表现出民族的心理素质。作品真正地表现出了民族的性格，读者就会毫不迟疑地辨认出它的族属。

第三是民族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具有民族风格的语言，对于构成文学的民族特点是十分重要的。生动有力地表现民族生活，刻画民族性格，也最易于为本民族人民所接受。同是用汉文创作，汉族文学和藏族文学的语言风格是有显著区别的。这主要是因为在表情达意、遣词造句等方面，都有着本民族的特点和方式，而这些特点和方式又是由本民族人民的欣赏习惯、审美趣味所决定的。因此，当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往往可以从语言风格上就能判断出它是哪个民族的文学。总而言之，植根子民族生活土壤之中的民族文学，必然显示出鲜明的特点。既然如此，界定民族文学的归属，也就不能不考察它们所具有的民族特点。换言之，文学的民族特点，应该作为界定民族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然而，重要标准并非唯一标准。我们在认为民族文学必须具有民族特点的同时，也认为民族文学与文学的民族特点并非同一概念，亦即具有民族特点的文学，并不一定就是民族文学。例如，我国有一些汉族作家，他们长期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风俗习惯、心理素质乃至语言，都比较熟悉，因而，他们的作品不但反映的是少数民族的生活，而且还表现出了较为浓郁的民族特色。这样的作品，能否划为少数民族文学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因为他们不是少数民族作家。

二、中西民族传统文学对比分析

民国文学的特点第3篇

关 键 词：民族地区；高等师范院校；特点和作用

加入了WTO，我国国际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民族地区的高等师范院校向何处去，如何办好民族地区高师院校，如何认识和看待民族地区师范院校的走向，这是民族教育界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

一、民族地区高等师范院校的特点与优势

民族地区高等师范院校是我国高等师范院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方针、教育制度、教育管理、专业设置、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具有我国高等师范院校的共同性。但是，民族地区的师范院校除了这些共同性以外，也具有自己的基本特点，其特点突出表现在民族性上。在办学宗旨方面，民族师范院校主要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培养师资和人才。几十年来，民族师范院校一直坚持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以为民族地区输送高质量的师资和人才为办学宗旨。原则上实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分配政策，对毕业生根据所学专业、民族和籍贯，尽可能分配到本民族地区、民族事务机关或民族学校工作。

80年代以来，民族师范院校又采取了定向招生和定向分配的办法，来满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对师资和人才的需求。在教育对象方面，民族师范院校主要招收和培养我国少数民族学生为主。为了让更多的少数民族学生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民族师范院校在招生中，一直都对少数民族实行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和适当降低分数线录取相结合的政策，并适当照顾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力求每年都录取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学生。此外，还为少数民族学生提供助学金，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在培养目标方面，民族师范院校围绕民族地区实际，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合格的师资。在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对各少数民族进行党的基本路线、近、现代史和国情教育，进行发扬爱国主义、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教育，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在学科专业和课程体系方面，民族师范院校兴办了一些包括民族学、民族史、民族语言文学、民族艺术、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经济等专业在内的民族学科，并设置了与此相应的课程，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情的格局，这是民族师范院校的特点和优势。在师资方面，民族师范院校有一支既懂母语、又懂汉语和外语的双文、双语甚至三语的少数民族师资队伍，他们大都来自民族地区，熟悉家乡的风土人情、有献身于家乡建设的热情，他们的作用是其他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师无法代替的。

以上这些特点是民族师范院校的办学优势，也是民族师范院校教育事业发展的坚实基础。民族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重要性和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文化、语言、宗教、居住地的特殊性赋予了民族师范教育的特殊性，使它具有一般高等师范教育无法取代的特殊意义。它不仅仅是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一种类型，更重要的是，它是我国民族政策的集中体现。

二、民族地区高等师范院校应充分发挥自身特点和优势来迎接新世纪挑战

我国加入WTO以后，对民族师范院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开放教育市场将冲击现有民族教育体制，调配教师资源的压力空前加大，教育“边缘”产业备受挑战，催促确立相应的教育观念，召唤教育功能结构重组，人才素质要求更高，课程教材的矛盾日趋尖锐，德育将上升到更为突出的位置，迫使教育模式转型等等新问题都需要民族地区师范院校的领导认真思考，积极应对。

（一）坚持从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服务的办学方向，把民族地区高等师范院校办成培养民族师资和各类人才的摇篮

民族高等师范教育的基本职能是培养人才，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才。他们与民族地区有天然的血肉联系，易于在那里扎根工作，受到少数民族地区的信任和爱戴，起到外地人和外族人不容易起到的独特作用。如，在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地区的师资培养中，民族师范院校发挥着重要作用。民族中小学的教师都来自于民族师范院校，甚至民族地区的汉族中小学教师也有相当部分来自民族高等师范院校。民族师范院校的教师队伍，也有相当部分来自民族地区的高等师范院校，如以内蒙古师范大学为例，目前专任教师中，2／3毕业于民族高等师范院校，尤其是具有民族特色专业的教师，如民族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专业的教师比例多达90％以上。所以说，民族地区高等师范院校毕业生是推动民族地区发展的骨干力量。

民族地区高等师范院校在办学思想、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培养目标、办学模式的改革中，应坚持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服务的原则。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民族地区两个文明建设中用得上，留得住。

（二）把民族高等师范院校办成研究民族和民族问题的重要基地

在我国，研究民族和民族问题的任务，除了由民族学院和其他民族研究机构承担外，民族高等师范院校也是研究民族和民族问题的重要基地。民族高等师范院校应设立并完善相应的研究机构，如内蒙古师范大学设立蒙古语言文学研究所、蒙古史研究所、民族教育研究中心等部门，并招收民族语言文学、民族哲学、民族经济、民族教育的硕士学位研究生。民族高等师范院校参与并撰写部级重大课题。如国家“九五”重点课题《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蒙古学百科全书》等等。用民族语言文字编写、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期刊、学报多次获得部级、省部级民族类教学和科研成果。如赤峰民族师范高等学校几年来在蒙古族文化研究方向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部论著获得部级奖，7部论著、8篇论文获省部级奖，35部论著、130篇论文获优秀论文奖。2000年，继内蒙古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该校又成立了自治区第三家“蒙古族文化研究中心”，现在已形成了以北方民族文化研究、蒙古学研究为龙头、群体攻关，多学科并举的科研新局面。民族高等师范院校还应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加强与美国、德国、日本、加拿大、韩国、蒙古国等国家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学术流。

在科技文化研究方面，民族高等师范教育不仅致力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以及科研成果在民族地区的推广和普及，同时要致力于研究民族历史、语言、文字、宗教、医学、民俗等，为继承和弘扬优秀历史文化传统所做的贡献，以及进行民族政策、民族理论、民族宗教等研究为国家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民族高等师范院校还应在编写或编译民族语言文学教材，为民族基础教育领域双语教学和三语教学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并为保存和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哈经雄。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学[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1.

民国文学的特点第4篇

关键词：民间舞教学；风格；体态；心态；地域；表演

中国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5-283-2

我国经济一体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变成一种必然的趋势。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在交流和碰撞中互相融合，各民族各区域之间不再是封闭的文化状态，逐渐变得开放起来，因此文化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正在弱化，形成了一种混合无异同的文化发展趋势。对于目前这种混同式的发展趋势，我们要做好对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差异性的保护，要保护各民族文化差异和个性的独特魅力，建构一个现代化的、多文化的精神乐园[1]。我国有着五十六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存在着属于自己民族的独特的民间舞蹈，而各个民族的民间舞蹈都有独特的舞蹈技巧。目前，汉、藏、蒙、维、朝、傣、彝等民族的民间舞蹈已经被艺术学院纳入必修教材，在民间舞蹈教学中，对民间舞风格特征的把握以及对民间舞的艺术特性的教学是十分重要的，本文着重对民间舞蹈教学中对风格特征的把握及对民间舞蹈艺术特性的教育进行了分析。

一、民间舞的风格特征的把握

风格特征是指：某个民族、时代、流派或者某个人的艺术作品所展现出来的艺术特征和中心思想特征。因而民间舞蹈的风格特征是指：民间舞蹈艺术作品中展现出来的艺术特征、重要思想特征以及创作特征，它囊括了舞蹈作品的思想特点、形象特点、形式特点，通过内外兼修、形神一致来展示出舞蹈作品的风韵、感情以及品格。舞蹈特征蕴含着历史特征、时代特征、民族特征、阶级特征、社会特征以及创作者个人经历、个性等因素，是通过长期形成的稳定的客观存在。由此可见，民间舞的风格特征包括民族的心态、舞蹈的体态、民族特有的语言等特征。无论站在哪个角度看待民间舞蹈，我们都能看到民族独特的风格特征。因此，民间舞学习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掌握民间舞风格特征，要想对民间舞做进一步的研究，要想将民间舞蹈传递发扬，最首要的任务就是掌握民间舞蹈的风格特征。

（一）体态是把握民间舞蹈风格特征的基础

体态是舞蹈最基本的构成单位，是舞蹈的重要元素，要掌握不同的民间舞的独特风格，首先要掌握体态。舞蹈从头到尾都展现着体态，体态是舞蹈语言互相连接的构架。跳民间舞时，只要舞动起来，就形成了体态。民间舞的体态在教学上经过从繁到简、从现象到本质的科学分析才确定它在训练中的价值所在。体态是否正确决定了舞蹈中舞姿和舞蹈动作是否完美，此外，舞蹈风格成型也由体态而决定。因此，体态是把握民族舞的独特性的根本，在舞蹈教学中是最基本最首要的任务。例如学习一种舞蹈前对学生站姿的教学，这个“站立”不是生活中随意的站立，而是带有特色外部特征的身体形态，这就是最单位的体态。体态的规范有利于舞蹈中的情感表达，因为体态为感情的表达奠定独特的风格基础，辅助抒情并且可以为更好地抒情做一个补充说明。人体的造型和运动无非是固定的几种动作，舞蹈也是有一个一个动作连接变化而来，怎么去形成舞蹈独有的特色，体态就是首要因素，体态是所有动作的核心关键所在，是带有该民族舞蹈风格特征一个外部模板结构。舞蹈教学中一开始就要先学习体态，再学习动作，这样就会给学生深刻的印象，举手投足间做到心中有数，对于民族舞蹈风格不会跑调[2]。

（二）心态是把握民间舞蹈风格特征的支柱

舞蹈有了体态就需要有内在与情感使之更加丰富，内在和情感的表达关键就在于心态。

民间舞蹈在心态上的构成和定型，跟这个民族的人文环境、历史环境、风俗习惯有重要关系。要把握民间舞的特色，如果不了解它的文化背景的话，就无法体验到特定的情感和神韵，这样一来，民间舞的教学缺少神韵和内涵，民间舞教学就做到了教其“形”而没有做到教其“神”了。心态的教学来自于教师的启发引导学生的体会、联想，最终实现心态的教学。只有学生懂得了该民族心态才能使底蕴感情得到充实，从而使风格特点的把握上升一个层面向理性的认识进行转变。有很多教学方法可以高效的实现心态的教学：

1.用多媒体或文字材料进行辅助

可以用现存的与该民族的背景、人文、习俗等方面有关的文字和影像资料，给学生带来最直观的认知。此外，教师还要从大量文字资料选取所需部分用口述的方式来对学生所欠缺的部分进行补充，有时可以让学生对要学的内容有大体的了解和认知，有时也可以作为知识的补充，内容的充实，有利于学生发挥想象力来使自己情感表达方式更加丰富，这种方式有助于学生从外部形态对心态的把握。[3]除此之外，应用多媒体教学是对于传统言传身教式的教学模式的重大突破，它增加了课堂的趣味性，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的同时也使课堂效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2.对文化渊源的探索来进行辅助

民族舞蹈是民族文化的重要体现之一，它从一定层面上反应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和风俗习惯。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特色和文化，这种不同的文化也就衍生出了不同的民族舞蹈。对一个民族文化的了解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这种民族舞蹈的深层内涵。比如，朝鲜族人民喜欢白鹤，视白鹤为好运和纯洁的代表，因此他们的民族服饰颜色为白色。同时，这种对白鹤的喜爱也在他们的舞蹈风格中得到体现，他们强调“鹤步柳手”，就是指对鹤的起步步态进行模仿，形成一种拉力感，缓慢中带有动感，以此表现出强韧性，大幅度的姿态。

3.用教师的体验、感受来辅助教学

我们可以从一种更接近生活的体验来启发，即从生活体验和情感表达上寻找、引领。另外，在没有这种真实的采风体验的情况下，教师还可以把自己跳时的感受传达给学生，力度的强弱、幅度应大应小，时间差的把握等，这也有助于学生从中尽快地体会找到感受。

4.调动学生联想来辅助教学

可以设定一个特定的背景，用语言来描绘舞蹈的动作，以将学生融入故事的方法让学生自己想象再根据自己的想象将舞蹈动作表现出来。在民间舞教学中要充分运用“结合”。动作结合情感，如果单纯教学生一系列的动作，是没有价值和风格的，但如果教动作的过程中结合了感情的表达，就会调动学生表现的欲望。“形”是艺术的表现形式，“神”是变现形式的感情依托。

舞蹈本来就属于一种文化，换言之，当我们跳着某个民族的民间舞的时候，我们也在演绎着该民族的民族文化，而舞者对这个民族文化的了解程度决定了他的表演好坏以及是否体现出该民族的“神”。

（三）语言是一个民族形成的标志

民族的形成伴随着民族语言的形成，而一个民族的语言能够十分充分地表现出这个民族的人文和特色。民间舞蹈属于一种艺术上的特殊的语言形式，完美的表现出民族的审美与意志，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使民族紧紧团结起来，形成独有的特色和风格[4]。

二、民间舞的艺术特性

（一）歌舞结合，欢快自由

我国民族的民间舞蹈有很鲜明的一个特点，那就是歌声与舞蹈的结合。这种载歌载舞的方式不仅自由、活泼、欢快，而且相对于纯舞蹈而言，载歌载舞更能表现出更多的与生活贴近的内容，而且通俗易懂，所以受到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二）道具与技艺相结合

我国的很多民间舞蹈都十分巧妙地借助道具来加强舞蹈的表现力。比如扇子、长绸、手鼓、单鼓、花棍、花伞、花灯等等，这不仅大大地加强了舞蹈的艺术表现能力，更加丰富了舞蹈动作，使舞蹈更加优美、多姿。

（三）形象鲜明，情节生动

我国的民间舞蹈的重中之重就是内容，丰富的内容是一个民间舞蹈最鲜明的特点，大多数民间舞都具有一定的故事或者传说作为根据，故事中有鲜明的人物形象、突出的人格特点和生动的故事情节。即使有的舞蹈仅仅表现某一种情绪，某一个片段，但它也是根据一个完整的故事的情节来表演的片断。例如广东的《英歌》，表演讲述的就是梁山泊英雄好汉攻打大名府的故事；福建的《大鼓凉伞》传说是对郑成功抵御外寇练兵的活动的表现[5]。

（四）自娱娱人统一

我国很多民间舞蹈通常是自娱性和表演性的结合统一。对于舞者来说，有些舞蹈活动是用来自娱自乐的，但与此同时，观众看到了他们的表演，也就是娱乐了大众，所以说是自娱与娱人，意旨统一。因此，舞者很注重自己舞蹈技艺的提高，我国的民间舞蹈也随之得到了较高层面的发展。

三、结论

伴随着全球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万物的更新速度也日益加快。我国经济一体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变成一种必然的趋势。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在交流和碰撞中互相融合，各民族各区域之间不再是封闭的文化状态，逐渐变得开放起来，因此文化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正在弱化，形成了“一种混合无异同的文化”发展趋势，这样一来，我国继承和发展传统艺术文化知识面临着更高的要求和挑战。中国民间舞蹈随着时代的推进而发展，生命力旺盛，经久不衰，受到广大人民群的喜爱。其丰厚文化底蕴和旺盛的生命力，使其在世界舞蹈领域中绽放着独特的魅力。民间舞教学的过程中对教学内容风格性的充分体现是民间舞教学重点。在如今的舞蹈课堂教学中，我们应该明确民间舞的教学不仅仅是传授舞蹈动作，不仅仅是对舞蹈技艺的传授，更要把握民间文化的特色，对学生的自我思考和自我表达能力的培养，对舞蹈所传递的情感的传授。我们应该坚守“源于民间，高于民间”的初衷，要做到教其“形”并教其“神”，通过舞蹈的肢体表现和对舞蹈的文化传递和发扬，把民间舞蹈的真正魅力表现出来[6]。只要深挖民族文化的精华，融会贯通，就能将最具民族特色的舞蹈展示给中国乃至全世界，以此来呈现民间舞蹈教育的良好形势，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促进国家文化交流，将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现出来。

参考文献：

[1]秦贺.民间舞课堂中的启发式教学方法[J].音乐大观，2013，（08）.

[2]高杨.中国民族民间舞课堂教学的启示[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3）.

[3]宋禄霞.浅谈强化民间舞课堂教学的“民间性”[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学科版），2010，（02）.

[4]戴利.关于民间舞课堂教学的几点思考[J].辽宁高职学报，2010，（08）.

民国文学的特点第5篇

[关键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6)07-0031-0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历史文明以及中国现代化实践结合所形成的，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所在，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区别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标志之一。搞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特点，对于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几千年文明发展中的文化地位、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点和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明，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献论述

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后，作为当时人类历史发展的崭新文明成就，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很多国家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当时的国家、社会和民族发展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传播时，民族性的问题就出现了。

恩格斯较早地论及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问题。他在《美国工人运动》一文中指出，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欧洲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现在所采取的纲领一样，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恩格斯在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美国应用的民族化和形成自己民族性特点的问题。前苏联在上世纪20年代对列宁主义理论进行概括时，也首先强调列宁主义的俄国性问题。当时的很多人认为，俄国性是列宁主义理论的首要特点。所谓俄国性就是民族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也出现过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1938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这是一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的课题。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当然，那时提中国化，不单是指民族性问题，但是，首要的问题就是民族性问题。

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创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时，再次论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化问题。其中说：“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在此，明确指出中国化就是民族化。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不同历史条件和国际形势，我们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其中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特点形成问题。

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问题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政党、不同时期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和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四大组成部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民族化特点形成的重大理论创新，它进一步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形成。

国内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论述观点很多，但是，共识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其次是中国的。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最一般的基本原理，又提升总结了中国的实践经验和文化传统，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经验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优秀文明和思想文化的结晶。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所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建构应该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和中华民族文化的继承。而从微观上究竟如何创新和继承，一直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民族性内涵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建构的内涵特点，至少应该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单纯从过程和内容上高度抽象概括，直观解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特点。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初期阶段，由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化的理解和认识并不十分深刻，在谈到民族化问题时，大多是几句简单的语言概括，就把这个问题阐述了，而对民族化的理论价值和意义以及文明地位没有做深入的探讨。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的观点时，大都把其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化过程。很多著名理论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各自国家的情况、同各自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在中国，就是同中国情况、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就是中国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实际上就是说，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民族环境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这些论述可以概括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形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过程。

随着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特别是我党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理论价值认识的深刻，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有了重大的深入。尤其是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这是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内涵的新的科学概括，在这里，同志从理论、实践、中华文明传统的三个相互联系的侧面，全面科学地揭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理论前提和构成要素。这其中肯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思想来源。

所以，在提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特点问题，定论性的理解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过程就是其民族性特点形成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民族化，就是使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中国特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最基本的认识和论述。这些论述从宏观上确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发展方向。但是，如何在内容和形式上具体勾画这些民族化的特点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第二个层面，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的理解，就是采用中国的民族

文化语言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核心思想。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和语言通俗地描述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特点。用民族语言描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阶段，主要是借用中国古代文化中我们熟悉的语言，描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和思想。如用“实事求是”这个中国古代思想，创造性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这些中国民族文化的土壤，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内容作原材料去构筑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独特的特点，它表明我们开始从我们的民族文化环境来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必要过程。

第三个层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最核心问题，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古代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继承和发扬，特别是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回归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始宗旨上。马克思主义是否真正与中国文化精神融为一体，还不仅仅在于用中国民族语言表达马克思主义，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和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民族性的最高境界和理论层面。

马克思主义从1919年进入中国一直到改革开放，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核心思想和精神财富呢?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带给中国两个最基本的思想财富：一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二是人的全面发展。这两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带给中国的核心思想和思想财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首先要把这两个精神财富民族化。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和中国的优秀民族文化思想中提炼和总结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表述，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提供了素材和原材料，而且也以它独特的文化境界，给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提供了价值启迪，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价值支点。例如，中国古代的“实事求是”这一条中国成语，最终被同志提炼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根本范畴，集中表达唯物辩证史观的精髓。因此，、邓小平、等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两个普遍原则转译为，一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二是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由此，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看，它们是一致的，但是，表述思想内涵的方式上更具有了中国民族性特点，特别是把中国文化价值导向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高度统一起来。

这种一致也表现在内在思想精神上。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矛盾斗争和人的全面发展究竟哪个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是把矛盾斗争视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高峰时期，而矛盾斗争从来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和方法论，马克思终生奋斗的宗旨是解放人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现在我们提倡以人为本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真正回归，从而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真正实现了理论宗旨和终极价值的一致。而以人为本的思想恰恰就是中国古代哲学(例如，儒家哲学代表孟子讲“以民为本”，墨家讲“民为贵”等)的核心思想。这样一来，实际上是为马克思主义找到了与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文明的结合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文明中的合法性和文化地位。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也就是为人民服务。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神核心的结合，这是民族性的关键所在。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是其特色所在，是其区别其他理论的主要标志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形式的延续。因此，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特点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都很重大。

民国文学的特点第6篇

教材内容包括我国的民族构成、分布状况，主要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特点，民族平等的政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了解我国的民族状况，树立民族平等的观念，实现各民族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环境差异很大，自然环境对文化和风俗有较大的影响，通过这部分知识的学习，可以初步认识人与自然的和谐，逐步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二、设计思路

本节民俗风情部分与生活有密切的联系，可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让学生对这些知识有所了解，产生兴趣。教学设计以此为抓手，课前安排学生了解有关民族风情（服饰、舞蹈、音乐、民俗活动、民间故事）的资料，课堂分小组竞赛回答问题。

制作多媒体课件，使用声音、图像、视频等媒体语言，形象展示我国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激发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效率。安排案例讨论，帮助学生摒弃错误观念，学会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树立民族平等的观念。

三、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认识我国的民族构成与分布状况，了解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理解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

过程与方法：通过课前查阅少数民族风土人情的图文资料，培养收集与整理信息的能力；通过读图分析我国的民族分布状况，培养地理图表的阅读能力；通过小组合作的竞赛式学习，培养合作的能力、竞争的意识；养成认真观察、积极思考的习惯。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学会尊重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树立民族平等、各民族和谐相处的意识；认识人与自然的和谐，逐步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四、教学重难点

重点：课程标准要求“运用民族分布图，说出我国少数民族分布特征”，少数民族的分布特征是本节重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从全国范围来看，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第二，从地区分布来看，各民族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东北地区；第三，从具体分布来看，各民族分布是“大杂居、小聚居”。前两个特征和第三个特征中的“小聚居”，在我国民族分布图上可直接读出来；“大杂居”的特征需要辅助文字说明，如没有一个县或市的居民是由单一的民族构成。

难点：认识我国民族构成状况；了解主要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特点。

民国文学的特点第7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艺术类专业 教学

一、加强艺术类专业学生《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教学的必要性

2008年12月16日，教育部办公厅、国家民委办公厅印发了《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提出民族团结教育的目标，就是使各族学生思想认识和行为自觉地统一到党和国家的要求上来，增进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历史、文化的了解，促进56个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相互交流、继承和发扬；增进各族学生对我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历史的认识，增强各族学生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责任感和自觉性；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及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在社会交往中，具备正确对待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素质；自觉维护我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和祖国繁荣昌盛。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是一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基础课程，是民族院校特色公共课。这门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对学生进行以热爱祖国与增进民族团结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祖国观等教育，通过讲授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基本观点，民族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内容，以及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和政策，使大学生明确应当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增进民族团结。《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对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宗教观和国家观，维护和巩固民族团结的基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加强民族团结教育教学在艺术类专业学生培养上显得尤为重要。艺术类学生由于其知识结构受专业学习影响，以及我国现行各级教育入学考试中对艺术类学生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造成了艺术类学生重专业轻文化、重技能轻思想修养等的趋向。

从艺术类学生走出校门后进入社会的领域来看，一部分学生能够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他们对于民族、国家的认识会反映到具体的艺术作品中，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和环境中，往往会代表着中国青年的精神风貌和文明素养。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在校的学生就是将来国家、民族形象的大使。在中、高等教育阶段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祖国观，帮助他们消除脑海中关于民族、国家、宗教认识上混沌、模糊的观念，将不仅有助于学生自身的健康成长，还有助于提高全民文化道德素养。

二、艺术类专业学生民族理论政策公共课教学特点

艺术类专业学生的民族理论政策公共课具有的教学功能及课程教学对象的文化知识基础差异等方面存在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学对于艺术类专业学生来说，具有两个方面的教学功能。一个功能是宣传党的民族理论政策，进行热爱祖国、增进民族团结的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民族观、宗教观和祖国观；另一个是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影响、训练学生如何看待专业艺术领域的具有民族宗教因素的现象、理论、作品。如果说前者侧重的是作为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功能，那么后者具有学生专业学习领域的辅导功能。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将“文化”作为民族的一个重要元素，这是基于对民族形成、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科学认识得出的论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国各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创造出来。民族文化，无论是深层次的心理、价值观念等，还是表层次的具体形式，如语言文字、图书报刊、出版印刷、文学艺术、音乐美术、摄影电视、文物古迹、广播新闻等，都是植根于民族生态环境中的，都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社会历史发展的反映，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该民族的历史发展水平。①教师通过讲授这样的理论知识点，将唯物主义民族观贯穿于艺术类专业学生的公共课学习中，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通过这种艺术理论相关知识点的课堂教学，有意识地训练学生形成科学的观察、创作思维，使学生能够在进行专业学习、研究和创作中，注意到文化艺术对象、作品背后所蕴涵的社会历史背景，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学习专业知识。这不仅对学生综合素质提高有好处，而且从学校教学内容体系的角度实现了专业教学平台与公共基础教学平台的“无缝”对接。

（二）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教学要注意到艺术类专业学生文化知识基础的差异与特点。由于艺术类专业学生涉及中、高等教育阶段，入学考试及培养采取的是文化课和专业考核相结合的录取、培养方式，因此学生的基础知识面、逻辑思维等体现出其不同于文史、理工类专业学生的特点。

《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提出：“开展学校民族团结教育，要立足引导，重在教育。遵循各族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重点、分层次、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对于艺术类专业学生，教学大纲应当体现出特殊性，并编写相关的教学辅导学习材料；对于教学形式和载体的选择，应当采取有别于其他文史、理工类学生的教学内容的组织，偏重于以案例教学作为教学的主要方式。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课堂教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越来越多的多媒体资料出现在学生视野中。多媒体教学应当服务于教师及其课堂教学计划，不能偏离了这个中心。

（三）艺术类专业学生与其他专业学生在教学环节安排上有着明显的不同，突出表现为教学环节的多样化与教学实践的多元化。

艺术类专业学生因其专业特点，相对于文史、理工类专业而言，教学中的专业实践环节进入得较早，可以说贯穿于大学学习生活各个阶段；另外，与其他专业不同，艺术类专业有着更多观摩、演出等非传统课堂教学活动。特别是像舞蹈表演、舞蹈教育专业，院系在组织专业教学中已经形成将课堂教学与艺术创作、表演实践相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舞蹈创作、自编自演等多形式、各种题材与体裁的民族舞蹈作品的尝试，激发了学生的实践兴趣和创新精神。②这种特点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学生对于像《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这样理论性较强的公共课学习的积极性。

《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提出，“坚持专项教育与在其他学科教学中的渗透相结合；课堂教育与寓教于乐的实践活动相结合；掌握知识、培养能力与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相结合；过程、方法与目标相结合；学校教育与家庭、社会教育相结合；统一要求与体现各民族和地区的特点相结合；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生情感。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工作，要做到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不断巩固，注重实效。”对于《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具体教学而言，应当强调教育不仅使人获得知识，而且更要用完善的教学丰富学生的精神内涵，帮助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不断探索灌输教育与人性教育的融合。对于艺术类专业学生民族理论政策教学而言，要注意到利用他们感性认知能力强的特点，通过挖掘课程中与他们专业相关的知识点，激发出学生浓厚的兴趣，并启发学生善于结合专业知识理解民族理论课程知识点。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发现，艺术类专业学生相对丰富的感性认识是教师教学活动中应当充分重视的因素，如果方式得当，教学活动激发起学生感情上的共鸣，教学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艺术类专业学生民族理论政策课教学对任课教师的要求

《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提出，学校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必须贯彻育人为本的原则，必须从不同地区的实际和各族学生不同年龄阶段身心发展的特点出发，分阶段、分层次，有重点、有针对性地设置具体教育内容。要把不同学段的民族团结教育内容有机地整合起来，统筹安排。要达到上述要求，从事民族理论政策课教学的教师面临努力提高自身业务素养的挑战。

（一）教师自身的政治理论学习不能松懈。教师必须及时跟进提高政治理论认识，深入体会党中央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立场和观点的有关表述。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明确地向学生宣示中央关于涉及民族和民族问题的重要事件的态度。青年学生对于一些似乎“新鲜”的观点有着强烈的好奇心，这是由他们的年龄和阅历所决定的，关键在于通过教育，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认识。

（二）教师必须学习心理学等相关领域的知识，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把握教学的主动性。艺术类专业学生的思维特点相较于其他专业学生发散性更强，更注重个性的体现。也许是与艺术类专业素养的要求有关，艺术类专业大学生希望个性受到尊重，把维护文化艺术作品的“存异”作为价值取向，而把“求同”看作没有个性的表现，反感枯燥的理论说教。例如笔者在批阅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2007级本科生作业中，就见到了这样的表述“在艺术的殿堂里，民族艺术举足轻重，它丰富了艺术的多样性，满足了艺术中追求个性的需求，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特征，民族艺术经过了时间的磨练，承传千年，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所以当今社会，艺术离不开民族因素的影响，艺术包含民族艺术，民族艺术丰富着艺术的多样，民族的就是世界的。”③

上述特点，对于《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这样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祖国观，强化民族团结教育等“求同”原则的课程来说，在教学形式、教学方法及教学内容的准备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教师在教学指导思想上应当明确，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包涵着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众多子系统。在各个长期形成的系统中，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是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只是倾心于单独的、封闭式的自我创造，就不会有今天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里，文化“存异”的目的并非仅仅单纯是为了保持文化的多样性，而是体现出党和政府尊重各民族的平等地位与权利。

（三）教师不仅要吃透教学大纲和基本理论知识点，还要努力学习教学对象的专业领域知识，发现并把握两者的契合点，探索总结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形式和内容

艺术类专业学生长期耳濡目染艺术专业领域，十分熟悉专业教学领域的作品、案例、现象。因此，寻找学生专业知识领域的案例作为民族理论政策课教学的内容，可以很好地调动学生的兴趣，达到寓教于“艺”，“润物细无声”的境界，学生自然而然地理解、吸收民族理论知识点。笔者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能够清晰地感到今天的艺术类专业大学生对祖国的感情是强烈的，他们能够自觉地捍卫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尊严，对其他国家、民族的艺术形式有较强的好奇心。不能简单地把青年学生对“新鲜”的艺术作品、形式、理论等产生浓厚的兴趣，全部当作是崇洋。

除了教学环节应当注意艺术类专业学生教学特点外，在课程考核环节也应当根据艺术类专业的特点采取相应反映教学效果的改革。将实践教学成果展示作为一种考核的形式在笔者所任教的班级学生中产生了不错的效果。自2006年以来，中央民族大学马列主义学院开始在全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推行实践教学改革，笔者所在《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教研室的教师们在教学班级中组织以“校园中的民族关系”“少数民族与科技进步”“少数民族与艺术”等主题的调查，并指导学生将调查结果整理总结，进行展示评比。教师根据学生调查全过程及成果给学生打分。笔者在所担任教学任务的艺术类专业班级做了一个调查，发现许多学生很喜欢这种形式，他们认为这样的形式“不仅锻炼了实践能力，还增强了集体荣誉感。”④学生不再被动地被考核，而是主动地积极参与考核，学习创作热情被激发出来了。

通过对民族大学艺术类专业学生《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的多年教学实践，笔者感到艺术类专业学生在知识结构、认知习惯以及教学实践环节等多方面具有文史、理工类专业学生所没有的特点。这些特点对于从事公共课教学的教师提出了挑战，同时也是教师开展相关教学科研项目的丰富资源。通过教学与科研的相互带动，对教师提高教学素养，开展针对这些专业学生的教学改革探索，从而全面促进大学生公共课教学科研水平提高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在今天相对复杂的形势下，加强艺术类专业学生以热爱祖国、增进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民族理论政策教学科研活动，不仅是教育工作者的神圣职责，而且是关系到国家稳定与统一的基础性环节。

注释：

①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修订版）[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559.

②陈理，焦玉琴.试论少数民族精英人才培养模式及构成――以改革开放30年中央民族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实践探索为例[C]，载《加强教学建设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中央民族大学本科教学研究》（第四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11.

③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2007级装潢专业本科班.美术中的民族因素――“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公共课社会调查报告[R]，2008.

民国文学的特点第8篇

关键词：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民族村寨被认为是中国最大文化遗产和未来10年中国文化最大的问题。2009年，国家民委和财政部联合开展了少数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截至2013年底，中央财政已投入9.1亿元资金。2014年2月国家民委了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录，湖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仅次于云贵两省。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湖南境内有63个，占湖南80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国保”名录的79%。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下辖的湘、鄂、渝、黔四省市边区占全国“国保”名录66%。本项目首次将法人类学、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连接起来研究，国内外没有直接的研究文献，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方面，研究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村寨民族志，典型的有《中国民族村寨研究》（张跃，2004）介绍了包含文化在内的民族村寨13个方面的问题，此类文献为研究者提供了全面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但整体民族志的浅层建构需要足够的后续性研究。另一类是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保护的现实对策，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可资借鉴的观点。田茂军指出在民俗旅游中文化保护与开发的辩证关系：“保护是开发的前提和基础，只有保护了，才有可能进一步开发;合理开发也是一种保护，是一种发展性质的保护”。[1]麻三山指出在村寨旅游开发要产业开发和民族遗产保护双赢等[2]。还有人研究了民族村寨文化遗产社区参与式保护模式（林丽，2009）、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规划保护（陈华，2012）等，此类文献大多集中于村寨发展中的经济应对、行政应对，尚欠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最有效的应对手段即法律的介入。

（二）民族村寨文化教育传承方面的研究文献约有10篇，仅有朱祥贵以民族法学视角分析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自治权，指出“我国立法在立法理念、权利体系、权利内容、国家义务、救济程序等方面存在不足，需深化立法的理论基础和重构制度设计”。[3]显然，民族村寨文化教育传承的法学综合研究仍十分滞后。

（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法律保护方面，现有文献可以分为三种研究视角，一是整体立法研究视角，学者们就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立法保护问题、背景、意义、立法框架作了思考，多数人认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立法可操作性不强;涵盖文化各个领域的私法不完善，利益保障机制缺失，权属不明;法律保护滞后（高永久、叶盛荣等）。二是权利研究视角，周勇的著作《少数人权利的法理》指出“对这类冲突的调处不可能仅仅凭籍道德上的善意和政治上的方略，还必须依据公平、正义、人权等人类的基本价值理念，通过法律的技术手段来协调和构建和谐的族群关系。”[4]169David W.Elliott论述了加拿大对原住民权利进行保障所采取的各种有力措施及所取得的巨大成效，其中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措施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三是文化遗产法视角，国际文件典型的有1982年《关于小聚落再生的Tlarcala宣言》提出了小聚落保护建议。国内学者们研究了文化遗产立法对策、文化遗产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等方面，文献资料十分丰富，但遗憾的是村寨文化遗产形态的立法未及细化。

（四）法律人类学对本项目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方式的贡献。法人类学强调田野调查，乃至参与性观察;法人类学注重典型案例的深入分析;提倡文化个体间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方法对本项目研究影响颇大。二是理论观点的影响。法人类学研究是在19 世纪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孟德斯鸠、萨维尼、梅因、马林诺夫斯基、霍贝尔、斯奈德等人的学术成就，引导我们关注“规则应如何去适应人类生活”。[5]97国内研究中苏力研究法与乡下人习惯人情的关系，是应用法人类学分析中国乡村法律社会的经典表述。三是分析思路的启示。澳大利亚法人类学家参与原住民遗址保护权的工作，他们力图把法律规范、概念和社会控制过程置于具体的历史和社会场景之中。国内将法人类学应用于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文献不多，王启梁，刘希等运用法人类学对民间文化保护进行了尝试性分析，为研究提供了思路。但正如胡守勇（2008）的批评，“人类学一直以来对文化的研究侧重于对不同文化现象的描述和解释，较少专门针对文化建设出谋划策。” [6]将法人类学应用于新一类文化遗产――村寨的研究，正可谓是人类学的使命所趋。

二、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研究价值

（一）理论价值

针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特殊区位，以法人类学进路研究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打破了传统法学原来刻板的面孔、狭窄的视野，弥补了法律规则与村寨内生规律研究的不足，推动了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实质性法制的系统研究。以法人类学研究进路，就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学术热点、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保护的学术难点开展系统研究，具有较强的新颖性。

（二）实践价值

法人类学将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纳入一个“开放的社会科学”之中，为文化遗产管理部门、立法机构、民委提供决策的思路、方法和策略，推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依法进行。法人类学作为人类学对法学的“闯入者”，不拘泥于静态的法律条文，用动态的观点看待法律，把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置于情理法、法律现代性、法律语境化、民族社会现实、经济发展之中，在传统法律无法满足变迁中的复杂社会的要求时，担当起开拓视野、提供思路、贡献方式方法的作用。

三、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论纲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1.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现状与法人类学进路。主要研究：（1）遗产概念下民族村寨的重新解释和话语建构。以民族村寨的遗产本体及本质属性的高度抽象形成民族村寨的规范概念，分析遗产法体系中民族村寨的准确定位，构造民族村寨法人类学研究的话语体系。（2）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基本现状和存在问题、影响因素分析。（3）法人类学反思与进路。既存相关立法的主要视点在于遗产文化的表面现象与外部特征，而对其内涵文化的生成规律与文化延续的社会机理缺乏理性深究，法人类学能积极地为村寨遗产的本土化研究提供反思与创造的空间，克服既有法律模式选择存有的功能性缺陷。

2.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人类学分析。主要研究（1）法律理解问题。针对连片特困地区的村寨社会，探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的法律意识、法律传播、法治认同。（2）国家权力问题。在国家主导的遗产运动、连片特困地区国家战略背景中，研究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的国家义务、权力运行等。（3）遗产主体的权利问题。分析地方性遗产主体的地位、内在结构、利益获取与利益分享及制度需求。（4）维权行动的逻辑解读。分析地方性遗产主体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支配与反抗的行动过程和方式，阐释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法与人类学的双重控制。（5）个案研讨，围绕武陵山地区田野个案进行研讨，探索多民族、欠发达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实践过程。

3. 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法人类学建构。主要研究：（1）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中的人类学理性。①法制建构中人类学因素考量。从文化与经济互动、传统与现代的有效整合、文化多样性、文化整体生存伦理，探求法律规则与指向客体间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层连接和互融。②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法人类学建构原则。从村寨社会的利益控制与平衡，探讨连片特困地区权力与权利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平衡与配置。③从法律制度的核心――权力与权利展开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总体架构。（2）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村寨权力规范。继续强化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功能，实现权力设定、行使到违法责任的法律控制。（3）村寨文化主体权利的精细化研究。从多元主体的类型化研究出发，重点分析原住社区、原住民权利的性质、表征、法律保障，以达致法律规制与内生的、自觉的保护行为、教育行为之和谐。（4）法人类学下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具体制度，探讨以公法和私法双向系统展开民族村寨文化保护制度与教育传承制度。

（二）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1.基本思路：本研究以问题-理论分析-解答为主线，首先对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基本现状以法人类学反思，检审法律“客位”规则的局限性，分析遗产法体系中民族村寨的法人类学进路。其次就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制核心领域，即法律理解问题、国家权力问题、遗产主体的权利问题、维权行动的逻辑解读展开法人类学分析。最后提出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法人类学建构。

2.方法：（1）田野调查法。针对性地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村寨进行调耍深入民族村寨实际生活领域，研究民族村寨的人文环境，获取客观、真实、准确、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进而谙熟民族村寨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实践运作及存在的问题。（2）文献资料法。收集、整理民族村寨国内外的相关学术著作、论文及地方文献资料，并对这些文献进行较为细致地归纳、演绎等分析工作，为课题的研究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3）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一方面，充分注意民族村寨法律规律的抽象归纳、总结;另一方面，充分反映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的实践规律，将法律制度应用于实践中检验。

（三）研究确定的重点与难点

1.重点：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人类学分析。法人类学分析是突破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现实法制障碍的前提，又是法人类学法制建构相关理论与实践的基础，故为研究重点。

2.难点：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法人类学建构。无论是从人类学角度，还是民族法学角度，学界几乎没有阐述如何将法与人类学联系起来形成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律制度，故提出具有正当性和可操作性的法人类学制度建构为研究难点。

四、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主要观点

1.整体看来，以村落遗产为单位的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相关法律规定，仅仅是以工具化的视角、“ 客位”的立场加以规范，法律保护不尽人意。村寨文化遗产有其生成、延续的社会机理，法律规则应当 “体察” 保护对象的全方位的特征，这正是法人类学应用研究的新领域。

2.伴随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国家权力的强势介入，法律实践形态几乎都不证自明地将国家立于法律保护优位。而权力纵向的绝对支配性，既存在着战略开发的突破性推进，又存在各类权力衍生出的“利益链” 组成的利己主义。

3.在政府主导的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基本上沿用了公权力的背景，村寨保护的主体权呈隐性状态，文化主体的参与、集体性私利、单子式个人利益在整体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中往往被忽视，法律保护缺乏对本土民族私主体生存与文化自主性的关注。

4.村寨主体的维权是围绕权力-权利-利益之网表现出一种弱者的抗争，在隐藏的法律文本下的点状事件容易激发为非理性群体对抗事件，并影响社会稳定。

5.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律保护应置于特定社会的知识谱系中去看待和考察，法律保护应致力于原生土壤上文化主体的认同与支持、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的相容共生、民众生存与经济、文化的和谐。

6.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律保护具备公私权融合的公私法域特质，公私权的平行关系决定了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保护的公私法混合式法律选择模式。价值目标上，创设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公私法平位保护秩序。既要跳出公法或私法单点要素的模糊评价，又要转到多要素的多元化调整;内在结构上，建立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私权为目的、公权为基础的公私法合一法律体例。法律选择的权重在于村寨文化主体私权保障的具体法律安排，公法则是以总体性的宏观管控为核心;实现路径上，以利益平衡推进民族村寨公私多层利益的体系之间定位、衡量、评估，以法律配置方式最终使公权利益和私权利益各得其所。

结语

绝大多数民族村寨研究是从非法律领域出发，法学研究鲜有涉及且失之琐碎，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创新之处在于就此类相关论题开展的法学系统研究，是单项式、断裂式、零散式研究范式的重大突破。 运用法人类学的新视野研究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是一种新的研究方式，具有较强的新颖性和创新性。从文化与经济互动、传统与现代的有效整合、文化多样性、文化整体生存伦理，探求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规则与指向客体间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层连接和互融，既是人类学的拓展，又是传统法学的重大突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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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守勇.文化建设：人类学应用研究的新领域[J].云南社会科学，2009（1）.

民国文学的特点第9篇

［关键词］ 国民性；源起；争议；含义；特点；影响因素

abstract: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has passed since the word of [wtbx]national character[wtbz]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the controversies existed during this period. therefore, clarification on the relate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wtbx]national character[wtbz]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its research.

key words: national character; origin; controversies;connotation; character; influential factors

“国民性”问题曾是20世纪初被热烈讨论的话题，进入50年代后一度沉寂，近二十年来有关“国民性”问题的研究又日渐升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温元凯与倪端著《改革与国民性改造》、郑欣淼著《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改造》与沙莲香编著《中国民族性》（一）、（二）等几部代表性的研究国民性问题的专著，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并成为后学者参阅引述的重要资料。20世纪90年代，又有任剑涛著《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和俞祖华著《深沉的民族反省——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研究》问世。近几年，王德复著《民族复兴新论：国民性重铸与改革》和袁洪亮著《人的现代化——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等作品陆续出版，更加丰富了国民性研究的内容。此外，还有学者编辑出版了《反省中国人：文化名人剖析国民性》、《东方人与西方人：各国国民性格管窥》、《国民性面面观：中国名人论中国人》、《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国民性》等书籍。还再版了如《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文明与陋习——典型的中国人》、《e·a·罗斯眼中的中国》、《真正的中国佬》、《1897年的中国》、《中国人的性格》等早期西方人士观察描绘中国的论著。这些均成为研究中国国民性很好的借鉴材料。

至于相关论文的发表，较之专著更是层出不穷。其中如中山大学的袁洪亮、鲁东大学的俞祖华两位学者的论文数量较他人尤其为多，见解也颇为深刻。诸多的研究有以考察近代国民性思想的演变规律、发展脉络为重点的；有对梁启超、严复、陈独秀尤其是鲁迅等历史人物的国民性思想进行翔实的个案研究的；有将国民性与科技、教育、文化等不同学科领域结合起来加以探讨的。

但在这浓厚的学术氛围中，也有着美中不足，即有关国民性问题研究仍然存在众多的分歧和争议，每一个学者的观点都并非无懈可击，以至有人说“从事民族性研究是一件注定要受指责的事。”[1]这种分歧与争议使国民性研究始终不能形成一种思想的共识和实践的力行，也导致了“整体研究水平还不高”[2]。

针对这些分歧和争议，笔者在参阅了大量专著和论文的基础上，对国民性的一些基本的属性进行了解析，希望对其他研究者有所帮助，起到借鉴之作用，切望方家批评指正。

一、“国民性”的源起

“国民性”一词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译用的西方词汇，是英语national character 或national characteristic的日译，由梁启超等晚清知识分子从日本引入，用来发展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属于所谓“先由日本人以汉字的配合去‘意译’或部分的‘音译’欧美语言的词,再由汉族人民搬进现代汉语里面来,加以改造而成的现代汉语外来词”[3]。

二、“国民性”话语的争议

在近三十年的国民性问题研究中，存在很多争议，主要表现如下。

1.“国民性”与“阶级性”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是上世纪80年代初国民性问题解禁时最先被触及的话题。因为依此前的观点，“国民性”概念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观点相悖，“国民性”是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为基础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思想概念。

对于不认同阶级理论的人来说，这二者相悖的观点是无从谈起的。即使认同，这两者也并不矛盾。“国民性”并不否定“阶级性”，二者只是从不同角度而言的。一个人除了具备“阶级性”之外，也同时具有“国民性”。阶级性是该阶级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本质属性，而国民性作为全体国民的一种共性，和阶级的差别性形成同与不同的对立统一：国民共性寓于不同阶级性之中，不同阶级属性含有国民共性；同时，国民性在不同阶级的人们身上不可避免要打上本阶级的烙印。目前，这个问题已鲜有人再去纠缠。

2.“国民性”概念的认同问题

有人根本就反对“国民性”的提法，他们认为这个概念不科学。有学者只承认“民族性”概念，而用“臭名昭著”一词形容“国民性”，否定之情溢于言表[4]。

严格地讲，在中国使用“国民性”这个概念的确不严密，以中国地域之辽阔，民族之众多，各民族之间的民族性格有很大的差异，使用“民族性”概念或许更贴切些。对此，我们要认识到，创造国民性理论的西欧国家都几乎是单一民族的国家，而作为这一理论“二传手”的日本也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对他们而言，national这个词以“国家”或“民族”解并无太大差异，而这却是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使用这个词时面临的症结所在。但是，国民性理论本质上讲是一种以国家而非以民族为主体的理论，它适用的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竞争。另外，“国民性”一词被引入和使用也有上百年的历史，在没有更严谨的词取代或达成一致意见之前，我们暂且使用。

3.国民性存在的认可问题

“中国国民性存在与否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5］153是另一部分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在一个国家内部，尽管有比较多的人有某种性格，但不能说成是国民性。一国国民具有的性格、行为在另一国国民身上也会有所表现，难以对其进行划分、界定。国民性“只是精英知识分子们在国难当头时意在振兴的工具而已。虽然这工具流传下来又很被重视，但不难发现，它除了被赏玩和空谈而外毫无价值。”

[5］154

对于这一观点，我们应认识到国民性的主体是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国家中的国民，而国家又是国民能够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主体形式。不同的国家由于自然环境、历史发展、伦理道德等的差异，而使国民的思想价值体系有着不同的内在差异，这些内在的差异又外化为他们言语、行为等可表现的外在差异，从而使各国国民之间表现出一定的不同。像我们形容英国人保守、法国人浪漫、德国人严谨、意大利人散漫一样，就是简单、笼统而又概括的描述了他们之间的国民性格的差异。当然，一国所具有的国民性格的某些方面，在另一国的国民性格中也有表现，如散漫这一词也常被用来形容西班牙人，但我们都清楚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是绝不尽同，有着众多差异的。

4.引入国民性理论的质疑问题

一些学者不否认“国民性”概念和国民性的存在，但对中国引入、倡导国民性理论有异议。他们将“国民性”话语称为“神话”[6]，认为国民性理论是一个“埋伏着的西方霸权的话语”[7]，是“含有鲜明种族特色和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殖民霸权主义理论,并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阐释压迫弱小民族、国家的理论根据。”[8]因而认为国民性改造的倡导者，如鲁迅，是无形中做了殖民主义者侵略的工具。

说国民性埋伏着西方霸权的话语有失偏颇。固然“国民性”一词是欧洲民族国家形成时期产生的，随着欧洲国家殖民扩张而应用于全世界，在西方人士对中国国民性介绍、评说、探究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带有一些贬低色彩，个别殖民主义者也的确出于侵略、奴役中国的动机而肆意侮辱中国国民的不良性格。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为国民性理论是有使用价值的，不能因为某些人在我们身上的恶意使用而排斥它，就如同坚船利炮是西方列强侵略我们的工具我们就放[ll]弃拥有它们一样。我们应该“师夷长技以制夷”，改造我们的国民性，从而实现国家的复兴。另外，认为国民性理论是西方殖民霸权理论的人对中国早期的国民性理论和国民性思想的宣传者认识有误。在思想渊源上，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有两个源头，表面上，它受到西方的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以及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的影响，但在内在理路上，却与借道德人心以治理国家的儒家思想模式一脉相承。而宣扬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者也仅是借用了西方的这一理论为救国育民所用，他们都是忧国忧民的爱国者和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先知先觉者。

5.国民性改造的可行问题

另外有学者则反对国民性改造话题，如朱学勤先生就说：“但是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则是我无论如何也难以同意的。国民性者，全体国人之性也，人性能改造，精神世界里还有什么事务不可以搅动，不可以‘改造’？”[9]

认为国民性不可改造，是对国民性内涵和外延（或称隐性和显性）的特点没有认清。国民性有它的内涵和外延，内涵是精神方面的，但外化为物质方式表现出来，我们对国民性的改造，不是对意识的直接改造，是通过物质对意识的决定而加以改造。

三、“国民性”的含义

1.“国民性”的定义

由于“国民性”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是一个被否定的话语，目前也还存在着争议，因此迄今尚无权威的定义。在一些普及的、常用的、权威性较强的工具书如《辞海》、《辞源》、《现代汉语词典》、《新华词典》中都没有国民性一词的条目。可查到的常用的工具书中，仅《汉语大词典普及本》用了简单一句话概括“国民性：谓一国国民特有的气质”[10]。对国民性的定义、介绍相对详细一些的，倒是在某些人文社科类的词典中可见。

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用来表示文化精神和心理结构的集合概念。指一个民族多数成员共有的、反复起作用的文化精神、心理特质和性格特点。又称民族性格[11]。

national character 民族性① ，相对持久的个性特征、文化品质或制度结构。这些特征、属性或结构的影响程度或分布情况极其显著，虽然并非某一社会独一无二的现象，却足以使一社会与另一社会区别开来[12]。

国民性：又称“民族性”、“民族性格”。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惯、态度、情感等比较稳定持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特征。国民性是在多民族共同文化的基础上生成的多层次的统一体，是在人与自然、社会、历史的多重关系中产生的。同一种族、同一地域、同一语言、同一经济组织形式和政治组织形式，是国民性形成的基础。它为一民族所独有，对同一民族而言为共同性，对外民族而言则为特质[13]。

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②）又称“民族性”。国民性或民族性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内绝大多数成员所共有的个性特征[14]。

国民性，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15]。

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亦称“民族性”，指某文明国家内普遍的人格类型[16]。

2．“国民性”的释义

⑴“国民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对“国民性”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学者袁洪亮在参阅了几十种“国民性”的定义后对其进行了如下分类：

“它是多数国民所具有的稳定的、反复出现的心理特质，是一种深藏于心灵深处的潜意识，属于低层次的社会意识，从本质上说，它是那个民族国家中的社会心理”；

“是通过国民的行为倾向表现出来的、由一种心理特质所组成的普遍的人格类型"；

“是人的文化心理结构”[17]。

三种不同的分类都可看出国民性的内涵，是人的思想、精神、心理、性格等意识概念，而它的外延则是国民的行为方式等现实表现。

⑵“国民性”的广义概念和狭义概念

上面对于“国民性”的定义都可谓广义概念，揭示了国民性的意识本质。而国民性还有狭义上的概念，即所谓弱国民性或国民劣根性，这个狭义概念具有某种贬义色彩。“国民性”的贬义色彩并不是指国民性是一个贬义词，而是指其内容中所涵盖的贬义成分。近代学者将“国民性”这个词引入中国，就是为了揭示陋病，唤醒国民，救国图强，使得在介绍、研究中更多地将国民性等同于“国民性”的狭义概念。

⑶“国民性”研究的多领域性

上述国民性的定义是从社会学、人类学等不同书目中摘取，而社会心理学、文学、哲学、教育学等等众多学科对国民性的研究也是屡见不鲜，甚至有学者从服饰和语言等方面探讨其中的国民性。而这种“国民性”研究的多样性归根到底是由国民性自身外在表现的多样性造成的。

四、“国民性”的特点

1．“国民性”的隐性和显性特点

国民性的隐性特点是指心理的、精神的等意识方面的特点。它不具有直观性，但也不是虚无缥缈的,它总是会外化为诸如对现实的态度、习惯化的行为方式、理解事物的方式、情感及思想方式等等。国民性的显性特点主要包括经济方式、生活方式、语言、服饰、饮食以及、礼仪、风俗等等。这种特点是直观的。“国民性”的研究之所以在众多学科领域展开，就是由于“国民性”的这一特点决定的。在同一的隐性特点的联系下，表现在不同的显性之处。一些学者之所以对“国民性”话语和对国民性改造的不认同，就是没有理清国民性的这个特点。他们只从精神层面看到国民性的隐性特点，认为国民性是虚幻的，没有看到国民性在它的显性特点中实在的表现出来。也正是因为国民性的这种隐性外化为显性，要改造国民性，也就需要从国民性的各个显性之处入手，进而改变它的隐性特点。

2．“国民性”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特点

[jp2]所谓相对性是说,一国国民性中所表现的某一方面并不是一个该国国民单独具有的,它是在各国的相互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因而也只有通过各国国民的相互比较来加以说明。所谓绝对性是指，一国国民性是不同于它国而客观存在的，虽然有不同程度的相似之处，但终究是两个不同的主体属性。

3．“国民性”的历史性（稳定性）与继承性（变易性）特点

国民性有其历史性(稳定性)的一面。国民性一经形成就难以发生变化,从而成为世代相传的习惯。这种历史性（稳定性）通常表现在人们观念、心理以及行为模式的承传相袭,不易更改，其部分内容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不变。然而，国民性又有其继承性（变易性）的一面，国民性通过各种形式的道德教育、行为暗示和模仿而世代相传。其中有积极意义的国民性会继承下来,有消极作用的国民性也会传承下去。在某一历史时期里，一国国民的某些性格会因涉及国家的重大事故的发生、政治风云的变化、旧制度的摧毁、新制度的建立而发生较大的改变。当然,国民性所具有的历史性（稳定性）、继承性（变易性）的特点是相对的,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动以及文化观念的转变,国民性也会出现断裂和变化。

五、影响国民性的因素

1．自然条件

自然条件包括地理、气候等的特点和差异是形成民族、国家及其物质精神生活方式各具特点的原因，物质性的生产方式，精神性的思想文化，还有介于其间的政治制度等无不是人类能动适应生存环境的表现和结果。由于自然条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造成人类在适应环境、创造物质、精神时自然形成不同的特点和类型。同属一国之民，由于具有共同的自然环境，共同的物质生产，共同的风俗习惯，共同的心理状态，就必然具有国民共性。而这种共性一旦形成就深植于社会肌体之中。

2．物质生产

物质生产对国民性的影响某种意义上是自然条件的延续，正是在某种特定的地理环境的制约而形成的长期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一个民族逐渐形成了具体的、具有某种特点的气质性格和心理状态。这种情况在人类改造自然能力较为落后的古代社会尤为突出。就中国而言，北方游牧民族粗犷、剽悍的气质性格的形成与其游牧方式的物质生产活动有关；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中原民族的温和、谦恭的民族性格，也是在长期的比较稳定、平和、规则性强的农业生产活动中，以及在此种物质生产活动之上产生的社会政治、精神生活的影响下形成的。

3．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实质上就是建立在人这一个群概念之上的管理模式，而不同的模式又反过来塑造人去适应这一模式。民主的政治制度培养了人的独立、自律的性格，而专制的制度下人更多地表现出奴性和无知。政治制度对国民性和人的性格的影响是讨论较多的，结论也比较明确，比如在中国，国民性中奴性、麻木、卑怯等种种劣根性的存在都与历史上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4．文教习俗

文化、风俗是人类在适应和改造环境过程中长期形成的一群人的生存模式，并进而影响到一国国民的价值体系，这种对价值观念的影响也作用于价值观念的形成。例如，突出个人的文化氛围下，美国人的性格中具有鲜明的独立、自信、自我中心，富有创造活力，重视个人利益、个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人本倾向；中国的情况正相反。中国人千百年来精神上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重家庭、少独立，人格中的社会取向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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