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第1篇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大陆的学者不太习惯谈论民国文学，要谈论也用新文学或者现代文学的概念。原因不外乎“民国文学”中包含了民国正统的观念，而民国正统的观念在一个时期里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现代史观是相抵触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从袁世凯窃国到专权，中华民国政府失去了合法性，这才需要发动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更为重要的是，集团退居台湾后仍以民国正统自居，因而否定其正统性，就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巩固新生政权的法理基础。“新文学”或者“现代文学”则不同，它们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定义文学史的，强调文学内容和形式上的现代性，不涉及相应时期政权的正统性问题，而且还由于是“新”的和“现代”的，它们事实上还成了批判旧文化、旧政权，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合法性论证的一种有效手段。

不过，中华民国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这没有任何争议。当历史上的国共斗争不再影响现实政治时，在大陆执政期间的历史功过开始受到比较客观的评价，民国史研究在大陆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民国史研究如此，我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也会顺理成章地提上议事日程，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学科以后，提出民国文学的概念有什么意义呢?

作为断代文学史，民国文学中的“民国”可以是一个时间框架。就像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文学和宋元明清文学中的各个朝代是一个时间概念一样，民国文学中的民国，是指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段。凡在这一时段里的文学，就是民国文学。因此，民国文学的起止点是非常明确的，不像现代文学，由于强调现代性，加上现代性的判断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即使有统一标准，把它落实到具体的文学史中也会产生不少分歧，因而现代文学起于何时至今还存在争议。文学的变化及其表现形态，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所以要给文学史分期，以朝代为标准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它的好，就在简单明确，不涉及价值的评判，不会发生重大的歧义。

把民国文学中的民国看成是一个时间框架，意味着这一时间框架内的文学都会受到公平的关注，这跟现代文学的概念就有所不同。现代文学，是现代性的文学。现代文学学科本身已经认定现代文学是从古代文学发展而来的，有一个历史进化的观念在那里。凡符合这一观念的就被认为有正面的价值，不符合这一观念的就被认为是反动的，因而就有了文学革命、革命文学、复古主义、保守主义等名称。这些名称本身即已被派定了命名者对它的态度，由这些名称所指称的作家作品或者文学现象因此便有了由其内含标准规定的意义高下的区别。这对文学史研究来说，是会带来重大影响的。比如，在现代文学史中引进现代人创作的古典诗词或者文言文，会有不少学者持反对的意见，认为这不符现代性的标准，会导致现代文学价值标准的混乱，造成对文学革命评价的自相矛盾。但在民国文学的框架中，引进现代人创作的古典诗词或者文言文就不存在任何问题，因为现代人创作的古典诗词或者文言文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们理应在文学史里得到反映。至于研究者如何评价它们，那是研究者个人的事。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态度，甚至允许你扬文言而抑白话。对那些在文学史上因政治因素的干扰而存在争议的文学现象也可如此看待，即允许研究者依个人的观点和立场做出判断，只要不违背现行宪法的规定就行。举例来说，对左翼文学或者民族主义文学的政治倾向和艺术成就，包括其存在的问题，在现代文学的框架里已经受到其内在价值标准的影响，有了定评。但在民国文学的框架里可以进行新的思考，不必计较其政治倾向性而加以简单的褒贬取舍。换言之，在侧重时间意义上的民国文学的框架中，研究者可以少受政治因素的干扰，可以较为自由地发挥研究的个性。对于某些作家作品或者文学现象来说，他(它)们或许可以因此享受到更为客观的对待；对于文学史来说，这有利于更为充分地展现这一个时段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民国时期不同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不是先按某种内含的固定标准进行等级区分，而是把它们当做单纯的文学和文学现象来看待，进行就事论事的研究，这实际上是允许研究者凭个人的判断力说话。但这同时又要求研究者在坚持个人标准的同时，必须采取学术的态度。所谓学术的态度，借用胡适之的话，就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不说五分话”，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努力做到客观公正，避免门户之见。当然，证据未必绝对可靠，一者因为证据的辨别和采用难免带着主观因素，二者因为我们不可能穷尽全部的证据，例外总是存在的。因此，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过程中，研究者要避免独断，就要随时准备接受别人的批评，所谓从善如流、勇于改正错误者是。这种谦虚的态度，可以促成学术探讨中的不断切磋、相互对话的风气，有利于学术民主的发展。当然，没有预设的标准并不是研究者没有标准，相反，不预设标准，是赋予了研究者一种权利，他可以按照个人所意识到的审美的和历史的标准去进行文学的批评。如果他的批评违反了文学的审美特点和历史的规定性，就有可能招来他者的反批评，他应该承认他者有反批评的自由。自由的批评和交流，是学术自由精神的重要保证和生动体现。

不过话说回来，民国文学中的“民国”也并非单纯的时间概念而不带任何的价值倾向。同盟会当初发动反清革命时提出的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孙中山做了进一步阐释，把它发展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自然会由坚持民族革命、民权革命和民生革命理想的辛亥革命赋予其三民主义的政治理念，从而使民国具有现代共和国的特性。虽然提出三民主义理想与真正实现了这一理想是两回事，但辛亥革命了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体制，这对后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不能否认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有相通之处，正因为两者有相通之处，所以后来共产党人承认它可以作为自己的最低纲领，并在此思想基础上实现了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合作。这里的意思是说，三民主义后来如何蜕变，或者有没有真正实现，这是另外的问题，而它在辛亥革命这个民国的起点上赋予了民国以不同于历史上其它任何朝代的新的特质，则是明确无误的。民国文学的总体特征如何归纳，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但它从起点上所获得的历史规定性给它后来的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一点不

能不注意。这不是说研究民国文学应该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来进行，相反，我们应该超越三民主义，站在更高的历史点上来对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出评判。同时，对辛亥革命所推动的民族革命、民权革命、民生革命的合理内涵，我们也不应简单地加以否定，而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考察，即把问题提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意味着在民国文学的框架内从事研究，有可能对一些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作出不同于在现代文学的框架内所得出的结论。举一个例子，比如辛亥革命对于后来文学发展的影响，在民国文学框架内的评价肯定要高出一些，因为它赋予了民国文学以起点的意义。任何历史现象的起点，总是会在这一现象的后来发展中留下深深的烙印的，所以按民国文学的思路，辛亥革命虽然与文学的变革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它了帝制，建立了共和，为文学的变革创造了重要的条件。按这样的思路，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就是一种顺向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没有辛亥，何来五四”?这与现代文学的框架中给出的结论是有所区别的。在现代文学的框架中，迄今为止辛亥革命的意义相对要显得小一些。一是因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都不太重视文化和文学的问题，它与文学的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二是因为现代文学学科接受新民主主义思想的指导，要强调新民主义对于旧民主主义的超越，所以要更多强调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性，以便从文化上给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以更为充分的理由，从政治上赋予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以更重要的意义。如何在民国文学的框架中评价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涉及到很多问题，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民国文学的框架中得出的结论与在现代文学框架中得到的结论是会有所不同的。至于这种不同有什么样的意义，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宜一概而论。

民国文学第2篇

近年来，大陆学界部分人士不遗余力地在鼓吹“民国文学”这个概念，并试图用它取代久已使用且已约定束成的“现代文学”这一概念。鼓吹“民国文学”较早的张福贵就明确声称:“‘现代文学’的称谓必然被取消而最终被定名为‘民国文学’。这是一种不言自明的未来事实。”［1］ 另外一些学者也在“民国文学”的影响或刺激下提出了现代文学的“民国史视角”、“民国机制”等说法，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或“共和国文学”的概念也得到主张或强调。 “民国文学”当然不是“民国时期的文学”之简称那么简单，也决不可能“只是一个时间性命名”，“是中性的”［2］。从它被正儿八经地当做一个概念提出和鼓吹，就可看出其背后带有某种“意味”。这种意味当然主要不是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而主要是“文学意识形态”或“学术意识形态”方面的，如“民国文学”说对“现代文学”及其中的“现代”等价值性概念的攻击，“民国文学”、“民国史视角”、“民国机制”等概念对民国的国体和政体之于文学的影响力的不切实际的夸大，以及它们所主张的文学史分期标准和界限中所蕴含的历史观与文学史观方面的问题。放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看，这些问题显然是非常重要且必须加以厘清和辨正的，否则会有扰乱学界耳目，制造新的学术泡沫之虞。 一、关于“现代文学”中的“现代”问题 “民国文学”的主张据说主要是源于对“现代文学”这个既有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和狭隘所指的不满，是试图还历史上的文学以丰富多元的本来面目，并拓展学术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在赵步阳等人眼中，“‘现代文学’这一概念，其内涵与外延一直以来都有某种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其包容性也不够”［3］。张福贵认为，“现代文学”这个概念在过去强调的是政治意识形态标准，或者过分突出了“现代化”、“现代性”、“新”这样的价值或意义标准，从而具有了较多的排他性，呈现出“意义的单一性与判断的先验性”特征;而“民国文学”作为中性的命名，不限定任何的意义评价，所以具有内涵的多元性和边界的开放性，可以将更多的文学对象纳入研究范畴。［4］ 王学东也认为，在过去的文学研究实践中，“现代”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纠缠和扭结”在一起，“使现代价值以政治判断为尺度和归宿”，导致文学史视野的狭隘，因为“现代”无法容纳和整合文艺以及言情、侦探、武侠等旧通俗文学、旧体诗词等对象。［5］ 这些针对“现代文学”的说法并不是毫无根据，但也只是部分的事实。 就“中国现代文学”这个概念而言，它在早期(20世纪50—70年代)是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作为依据的，是专指发端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而终结于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这期间的具有“革命”、“进步”等政治属性的“新文学”。这样的“现代文学”确实是狭隘的与政治化的，但这一时期的“现代”除了上述政治内涵，也还是一个相对于古代、近代而言的时间概念。就时间维度而言，“现代文学”这个概念也是有生命力的。到20世纪80年代，“现代”中原有的政治意识形态意味逐渐消散，代之而起的是“现代化”这样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现代化”的提出强调的是现代文学之于古代文学的变革及发生、发展的“世界性”背景，强调的是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同步性，这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这样的意义上的“现代文学”当然超越了狭隘的政治意识形态，所指对象更为广博，所以它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等概念以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等文学史著的主要价值视角。紧随“现代化”之后，兼具社会学与美学双重意义的“现代性”这一概念也从西方传入中国大陆学界，并日益得到普及性使用。可以说，自“现代文学”概念产生以来，其“现代”就有两个方面的所指，一方面是指时间，另一方面则是指性质、价值评价等。就后一概念维度而言，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化”、“现代性”等概念早已脱离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语境，而且学界在使用它们时往往也赋予较为宽泛的涵义，让它们颇有用武之地。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学界也越来越淡化“现代文学”概念的性质维度，而强化其时间维度。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等人在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1998)一书的《序言》中就着重强调“‘现代文学’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即使谈到其性质时，也只作了“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这样笼统的界定，表明他们并不想被“现代化”、“现代性”这些概念束缚住视野和手脚。所以他们花了较多的篇幅谈论武侠小说、通俗文学等过去曾被视为“旧文学”的内容。自此以后，许多中国现代文学的史著与教材也都给予旧派文学、通俗文学以相当的篇幅。上述事实充分表明学界已在自觉突破狭隘的“现代”性质的框限，尽量拓展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地和范围。在这样的背景下，某些论者还以“现代文学”曾经有过的狭隘性作靶子，借此托出“民国文学”概念，已属时代错位，并无多少积极意义了。而且可以预计，无论怎样鼓吹“民国文学”，它也不可能取代早已成为使用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这个概念。 尤其需要分辩的是“民国文学”鼓吹者们对“现代”这个价值概念的攻击和否定。有人放言:“必须走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魅惑，为‘现代’去魅是当下文学史书写极为迫切的问题。扬弃‘现代文学’，正是为现代文学寻找新的增值点。”［6］似乎不打倒“现代”，就无法推进文学史研究和书写了。问题的要害是，“现代化”、“现代性”等价值概念对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的发展而言究竟有无价值?其实即便是这位“现代”的祛魅者也不得不承认，“现代”概念及其主导的现代文学体制体现的是与国际学术发展接轨同行的必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现代”论域对中国文学研究具有巨大的整合力和渗透力。所以，90年代以来，用现代性来界定现代文学，已经成为认可程度相当大的学界共识。而且，“现代”、“现代化”、“现代性”等并不只是学术性话语，也是历史事实，晚清以来中国先被动卷入然后又主动参与世界的现代化进程，这一社会发展进程也反映在了同一时期的文学之中。既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性的现代化潮流与背景，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质疑和否定蕴含“现代化”、“现代性”之类含义的“现代文学”这个命名呢?我们为什么要轻易抛弃这样一些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并做出过巨大的历史贡献的概念呢?#p#分页标题#e# 当然，“现代化”、“现代性”的价值倾向确实有一定的排他性，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没有哪种文学研究或文学史视角是不含有任何价值基点的。 倡导文学史研究的多元价值观或所谓的价值中立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不能以否定或“现代”这一价值立场为前提，否则那还是一种多元价值观吗?其实，即便是“现代性”这一价值概念也是极具弹性与包容力的:李欧梵不就从晚清的“鸳蝴”文学、旧派文学中读出了某种“现代性”吗?不是有“审美现代性”与“世俗现代性”这两种维度之说吗?在“世俗现代性”(即“现代化”)眼中应该排斥或否定的某些文学对象，如沈从文和废名那种具有保守的传统田园风格或道家式的原始自然人性观的文学，不也能在“审美现代性”的视角下得到观照吗?“现代性”的概念中又可派生出“反现代性”、“后现代性”这些说法，同样也能为扩大文学观照的视野做出贡献。 “民国文学”论者们所担心的“现代”涵义的狭隘性与排他性，及可能导致的“现代文学”无法整合某些类型的文学的担忧实在是有些杞人忧天或夸大其辞了。就近二十余年的现代文学研究实际而言，我们也看不到“现代”、“现代性”这些概念或视角造成的所谓束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视野的后果。正如秦弓所说:“现代的旧体诗词、文言文学与通俗小说，不仅在历史时段上属于‘现代’，而且其创作动因、社会与心理内涵、审美形式的变异及其影响，都程度不同地具有现代性，因而，尽管目前仍有学者坚持绝对排斥的立场，但现代文学界越来越趋于将其视为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有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开始尝试将旧体诗词纳入视野，研究现代旧体诗词的论文时有发表，专著至少已有两种问世……多种文学史著作为通俗小说列出专章专节，梳理通俗小说与新文学小说交织并行与互渗互动的历史关系，阐释前者或隐或显的现代性因素……”［7］确实，现代文学学术的发展早就已经走出了“民国文学”论者们所指责的视野狭隘、价值偏颇的阶段，而论者们似乎对这些已经发展了的事实视而不见，老是盯着过去，用“现代文学”不好的出身和过去来否定其现存的价值，而其目的不过只是为了证明“民国文学”概念的必要罢了。这一打一捧之间，实在是枉顾了历史事实，显得不那么厚道。 显然，如果不是把“现代”、“现代性”这样的概念理解得过于狭隘的话，是不必担心它们会束缚住文学研究的视野与手脚的。好像还没有多少持“现代性”立场的文学史家或研究者宣称不能将“鸳蝴”文学、旧体诗词之类的旧文学或的“三民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之类纳入文学史，也不能对它们进行研究。“现代”、“现代性”等概念还没有霸道到这种排他性的程度，只是因为文学史著的容量毕竟有限，而且史家们的视野和精力也有限，所以导致此前大多数文学史著、教材都显得视野狭隘、内容单调。批评或反思过去文学史研究或书写中的问题是可以也应该的，但不能不顾事实地将靶子对准“现代”这些概念，让它们成为替罪羊。退而言之，即使“现代”的视角遮蔽了某些文学史对象，有把原生态的复杂的文学现场简化的后果，对这种后果也不应过分夸大。毕竟，20世纪以来，最能代表中国文学发展主流和主要价值意义的，还是“新文学”与带有“现代”意味的文学，“鸳蝴”文学、旧体诗词之类确实并没有太多的文学价值与文学史意义。如果我们不是想把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得越来越厚，庞杂到无所不包的程度的话，如果我们还承认文学史研究应该有起码的价值选择与经典意识的话，实无必要过于看重旧体诗词、旧派通俗文学之类。 以旧体诗词的文学价值和在当时的实际流通而言，即使入史，也顶多只是边角余料的角色，不能占有多大地位。 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将那些怀疑并试图颠覆已有的文学经典的批评流派称之为“憎恨学派”，认为他们的理论和说法大多只是“以怨恨为共同特征”，而“在这种怨恨中是没有陌生性和原创性的”［8］。上述攻击“现代文学”的“民国文学”论者就很像是这种“憎恨学派”，他们的主张和说法也并没有多少陌生性与原创性，其价值和意义不应高估。 二、文学史命名的依据:文学形态还是国体、政体 “民国文学”或“民国文学史”的命名据说也是为了与中国文学史命名的传统接轨。丁帆声称:“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从古到今，其文学史的断代分期基本上是遵循一个内在的价值标准体系———以国体和政体的更迭来切割其时段，亦即依照政治史和社会史的改朝换代作为标尺来划分历史的边界……”［9］ 还有人称:“对于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来说，朝代是中国文学分割的重要临界点，也是一代文学风格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那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民国政治视野下来呈现文学的生成和发展，便是对此一时期文学认同的一个重要维度。我们看到，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代文学、宋代文学、元代文学、明清文学，成为了中国文学阐释的体系和格局，这也就成为民国文学必须背靠的一个清晰的时间维度和重要的文学传统。以‘民国文学’来命名20世纪文学的发展，实现了这一时期文学与整个中国文学内在一致性，也弥合了‘现代文学’带来的断裂。”［10］上述与“传统”接轨说其实是相当机械与落伍的学术思维和理念的反映。在今天我们的任何学术研究都已与世界接轨，都已接受过欧美先进学术思想和方法的洗礼之后，还固守古代学术传统，不能跳出王朝政治观的束缚，实在令人失望。正如雷纳•韦勒克所指出的，文学史不是社会政治史，也不是编年史，因此不应该以社会政治或自然编年时间作为分期的依据，“文学分期应该纯粹按照文学的标准来制定”，“一个时期就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断面”［11］。而显然，从“文学规范”或“文学形态”的角度来看，只有“新文学”作为一种独特规范或标准而得以成立，并与之前的旧派文学、半新不旧的“新小说”之类相区隔开来，也与之后的“十七年文学”区隔开来。“新文学”的主流或主导传统就是“启蒙”意识、个性自由意识等，也就是郁达夫所谓的“人的发现”。而要溯及“新文学”的源头与背景的话，那首先也是欧美日的外来影响，而不是所谓的民国国体或政体。晚清以来在部分知识分子中形成的外来的现代政治文化思想和文学熏陶构成“新文学”发轫的基本源泉和发展的基本动力，即便“三民主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所谓的民国精神也还是来源于欧美日。所以，以一个“民国”的国体或政体是框不下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p#分页标题#e# “民国文学”的鼓吹者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即过分夸大了“民国”这一国体和政体对于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丁帆说:“中国文学为什么从古至今都要按朝代划分呢，其答案却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在中国，有哪个朝代的文学突破了政治文化所给定的范畴呢?!”［12］这个理据用以指中国古代文学尚可，用以指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某些时段(比如1949—1976)亦可，用于指民国时期则大有问题。古代文学的发展受王朝的影响极大，王朝的兴衰，王朝的政治、文化、经济政策和状况对文学面貌的形成和兴衰有极大的影响。而现代以来的中国则看不出“民国”这一国体或政体对文学的发展拥有像古代王朝那样的影响力。由于民国政权的无力与统治的松散，所谓的民国政治文化其实是多样与混杂的，北洋政府、、共产党、伪政权推行的肯定不是同一种政治文化，民间百姓、统治者信奉的政治文化与知识分子信奉的政治文化(如欧美民主、自由思想等等)恐怕也并非一回事。在这样四分五裂的政权背景和多样混杂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所谓的“民国政治文化”又是指什么呢?即使有这种文化，在民国政权不能将其力量施展达到的区域(如沦陷区、解放区)，它们还能起作用吗?制约和影响现代文学的主导文化当然是知识分子信奉的现代文化，它与民国政权关系不大，倒是与世界背景关系更紧密。 质而言之，对现代文学最具影响力的毋宁说是西方文学，而不是“民国”的国体和政体。某些人却不顾这样的事实而随意夸大民国政府的影响力，宣称:“‘民国文学’背后的政治力量主角是民国政府及其主宰者。民国文学的发生、发展、生成、流变是与民国政府的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等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文学所产生的根基，所生发的原点，只源于民国的这一生存空间……‘民国生态’之下的生存体验是触动一切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的扳机……”［13］“只源于”、“一切”这样独断性的措辞，本身就显得没有逻辑严谨性，更遑论学理问题?真不知道这样的“民国文学”框架如何能够容纳郭沫若、郁达夫、闻一多、李金发、艾青等众多留学日本、欧美的作家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 同样，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或“共和国文学”的确切所指也应该加以厘清，而不可乱用和泛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体和政体虽然在1949年之后的某个时间段内确实制约和主导着大陆文学的整体发展样态和格局，但自1985年以后，大陆文学也基本上是处于一种“世界化”和“去政治化”的自由多元发展格局之中，就以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发展实际看，着实看不出它们与共和国国体、政体有什么必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共和国文学”之类称谓最多只能用于指称前三十多年，而不能包括其后时段的大陆文学。 在“民国文学”的讨论中还产生了“民国史视角”、“民国文学风范”与“民国机制”这样的概念，其论者也在某种程度上犯了上面所说的夸大国体、政体的文学影响力的弊病。丁帆声称:“我所指的‘民国文学风范’就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特指五四前后包括俗文学在内的‘人的文学’内涵”［14］。然而，五四文学传统跟“民国”的关系其实并没有那种直接对应的紧密程度，它并不完全是从“民国”这个国家实体中土生土长起来的，而是从西方移植、学习而来的(想想初期的留学生文学)。所以五四文学并不专属于“民国”的产物。此外，将“风范”这样的褒义词与“民国”挂钩也与大多数人对“民国”的情感认同和形象认知相违。同样的道理，李怡所谓的“民国机制”———包括“三民主义”等所谓的民国政治精神遗产，民国的经济形态、法治形态、教育模式、出版传播体制等外在的社会体制，以及知识分子在体制下的生存选择与精神状态［15］，也并非“民国”的特产和首创，追根溯源的话还是西学东渐、洋务运动的后果，是清末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即已开始肇造的结果，实在不应该把功劳都归于一个“民国”。中国现代文学事实上处于世界文化与文学的大潮流之中，在大部分时间里是与世界潮流亦步亦趋的———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抗战时期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化运动，而不是与民国的制度或政策亦步亦趋。一个“民国”的国界无法框限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生存的全部空间，“民国风范”、“民国机制”也无法解释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部或大部分面貌、特征与性质。 在世界性的潮流冲击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特质确实是非常鲜明的，这也构成了它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显著区别和成就，而用“民国文学”来取代“现代文学”就好像是要用一身破旧的衣服来拼命包裹和遮掩原本光鲜的身体，事实上也是包裹不住的。如果说，台湾作为“民国”的遗产继承人出于自尊自荣的目的理当有“民国文学(史)”这样的东西，我们大陆似乎不必要也不应该去抢“民国”这身破衣裳。这倒不是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价值评判与历史眼光的问题。 “民国文学”的命名不仅遮蔽了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世界背景，也无法解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空间分裂问题。当时的台湾和“满洲国”都是日本的殖民地，它们实际上并不属于“民国”，“民国文学”怎么能够涵盖这些地域的文学呢?当然，“民国文学”的鼓吹者可以狡辩说“民国文学”只是“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学”的简称，但问题还是存在，“满洲国”傀儡政权或许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香港作为租界其自然属于“中国”，但日本人通过战争从清政府手中合法割去的台湾从属于“中国”吗?众所周知，人们通常都是在国家、疆域的意义上来使用“中国”这个概念的，“民国文学”严格来讲指的是发生在民国的土地上的文学，这当然包容不了那么多对象。“民国文学”这样一个无法解决空间难题的概念，其价值又有多少呢?三、大历史观与大文学史观问题“民国文学”概念除了针对“现代文学”，据说还是为了为了将早已过去的民国时期(1912—1949)文学“历史化”。汤溢泽便提出，“有必要把文学按‘民国文学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时序‘历史化’，使中国文学谱系完美无缺。”［16］而在笔者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直到今天，其主导文学范型并未出现明显更替或转变:“新文学”所确立的小说、新诗、散文、话剧的文类格局，所使用的以白话为主体的现代汉语，所确立的基本思想主题(如人性、人道、社会、人生)和价值诉求(如民主、科学、个性、自由、平等)，甚至基本的文学题材(乡土、都市)都没有什么显著的更替。今天的文学就其大体而言依然是“新文学”的自然发展的结果，“新文学”并没有成为过去，它的大部分基因依然流淌在当下文学的血液之中。所以，自20世纪初叶直到当下，都应该属于同一个还没有结束的时期，这个时期应该命名为“现代”。而且，即使要在“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大时段之下细分出更小的文学时段，也看不出作为“民国文学”时间上限的1912这个年份有什么特殊的重要性。1912年这个时间节点明显缺乏文学意义，远不如1902、1917这些年份。#p#分页标题#e# 而且，以具体的时间节点作为文学史分期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日渐落伍与丧失积极意义的做法，体现的是文学史观与文学史思维的僵化与不思进取。张福贵认为以“民国文学”这个时间性概念来命名，“具有时间的明晰性”［17］。陈国恩认为“民国文学”的好处在于:“民国文学的起止点是非常明确的，不像现代文学，由于强调现代性，加上现代性的判断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即使有统一标准，把它落实到具体的文学史中也会产生不少分歧，因而现代文学起于何时至今还存在争议。”［18］王学东也不满于“现代文学”所指的模糊:“现代的时间限度何在?现代文学是否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维度的呈现?也就是说，在现代文学的时间框架上，它的起点何在?终点何在?”［19］丁帆也强调应该以1912年为界，之前的“晚清文学”属于“清代文学”，之后的文学称为“民国文学”［20］。而在笔者看来，这种以具体的时间节点作为文学史分期界限的陈腐做法早就应该改变了。朱寿桐在这方面就开了一个好头，他主编的《汉语新文学史》(2010)完全打破了按年份进行文学史分期的陈旧做法，而是代之以“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革命文学到左翼文学”这样的模糊了具体时间节点的文学史分期描述法，使文学史以流动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21］ 在这样的文学史分期做法面前，目前某些文学史家还在为现代文学应该起始于哪一年，是始于1887—1990年间［22］，还是始于1895、1898、1912、1917年而争论不休，实在并没有多少意义。 以“民国(1912—1949)”这一时段来给文学史分期还可能造成不良后果，即割裂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不能反映文学发展演变的实际轨迹。就像许多人都已谈到的，“当代文学是现代文学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23］ 即:所谓“十七年文学”只不过是“左翼文学”的不断夸张和放大而已;而“文学”则是“革命文学”走向溃败与灭亡的归途而已;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也不过是在“文学”的废墟上试图重新回到“五四文学”原点的梦想而已;九十年代以后从“身体写作”开始的消费文化特征的文学现象，与二三十年代具有现代派特质的“私小说”和“洋场文学”也有着本质的勾连。1949这个年份虽然割裂了现当代，但也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这个年份对文学的影响确实较明显。相比之下，1912这个民国起始的年份就问题很大了。 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界革命”实践、晚清报刊的兴起与发达等等作为现代文学的萌芽与前奏，其重要性就不容忽视，而一个1912年的民国建国年份就将此前的文学划分为“清代文学”，似乎晚清文学就不具有现代性，就与之后的民国文学关系不大，这实在难以让人心服。用“民国文学”取代“现代文学”这等于是消解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界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百年中国文学”等概念并在文学研究实践中贯彻“新文学整体观”的努力的意义。这显然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是学术史上的反动和逆流，应该坚决予以批判。 以上我们对这些年来许多人鼓吹的“民国文学”及相关概念进行了一番简单的梳理与辨析，发现“民国文学”、“民国文学风范”、“民国机制”这些概念或者难以成立，或者缺乏说服力，甚至还可能有害。当然，为了将已经过去的那些文学时期历史化(而“现代文学”是个还在进行中的过程，还没有下限)———我们可以一般性地、权宜性地采用“晚清文学”、“民国时期的文学”这样的称呼，但不能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来提出和使用“民国文学”这个概念，毕竟“民国文学”是带有特定意味的概念，并不只是“民国时期的文学”的简称这么简单。而且，目前我们需要的不是标新立异地创设一些无用的概念来徒乱耳目，而是需要认真检讨我们的文学史思维和理念，需要用大历史观与先进的文学史思维来观照和处理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这样就会跳出一些并无多大意义的枝节问题的纠缠，少浪费一些精力在无谓的学术炒作之中，从而真正有利于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文学史撰写。

民国文学第3篇

关键词：越南文学；民族叙事；中国民族；骆越文化；跨境民族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5－0015－006

一、 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国家观念

越南自公元939年吴氏政权自主，继而公元968年丁朝封建立国，就显露出鲜明的民族意识，越南学者认为“民族意识是中古时期封建国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1］83中国学者也指出民族自我认同、民族自豪感、国家自古统一观、国家独立至上等因素是越南民族思维的具体表现。［2］67在近现代越南面临西方帝国殖民时，此种国家观念更是演进为建构国家民族的民族主义。［3］因此，国家观念成为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精神核心。

（一）从国家观念到国民精神

民间叙事作为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述，其存在源远流长且不可阻隔，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越南。在越南文学民族化进程中民间叙事常为国家话语借用。以国家观念为精神核心的越南民族文学，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相结合成为其特有的叙事模式。

在越南封建立国初期，对国家独立的追求显现出强烈的王权意识。越南早期有文字著录的文学作品集《岭南摭怪列传》，是文人儒士对口传的神话传说进行搜集整理编撰而成，其写作是借用民间叙事来彰显国家话语的神圣权威。作为口头传述的记录，《岭南摭怪列传》也经历了历史的演化。在1492年（越洪德十三年）武琼编撰的卷一和卷二中，将神话叙事中的“雄王”看作是民族祖先和国家创建者，其身份性质是祖先神和文化英雄；而后人段永福在16世纪中叶增补的卷三和续类，“王”的形象已经转变为国家君主的权力符号。可见，在封建早期的越南文学中，国家话语逐渐超越了民间叙事处于主导地位。

在封建时期的越南，因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步中国之后，唯有文化层面能够凸显其民族精神。因此，黎朝时的国家话语从世俗权力标举转向了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学也迈向成熟。例如，越南古代“文圣”阮廌在《平吴大诰》开篇就说：

唯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土域既臻，南北之风俗亦异。自丁黎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

此文旨在记述黎利起兵进行反明战争，一开篇就将自我定位为“文献之邦”，并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在文化空间上建构“大越之国”的存在，渲染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可见，封建时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体现为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覆盖。

由于越南历史多陷于战乱，民生苦难也常常成为国家话语关注的焦点，民生关怀成为越南文学主要的民族叙事。例如16世纪阮朝诗人阮秉谦作诗《伤乱》，发出“何年再见唐贞治，偿了君民致泽心”的喟叹。诗句表现出封建时期的越南对中国盛唐气象的景仰，其国家民生的繁荣是由君与民两者的共同存在来构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等西方帝国的武力侵略使阮氏朝廷的封建统治已不能挽救整个民族的危难。在中国、日本和西方等国的维新思潮影响下，越南也有很多仁人志士积极探求国家自强、民族自立和民众富裕的变革途径。越南出现了东游运动、东京义塾运动和中圻维新运动等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运动，涌现出一批有深厚儒学修养并积极践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家，他们革新思想的焦点聚集于“民权”，最为著名的是潘周祯“君权不可倚，民权不可夺”[2]64和潘佩珠“民是国民，国是民国”之言论。［2］289在这由外来侵略激发的国家观念中，作为一种集体表述的“国民”成为了越南民族现代性的追求。

综上所述，越南国家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推进而凸显出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的精神追求。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里，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的关系由分离到聚合，在民生关怀的层面凝成一股合力。在关注民生的文学精神导引下，受现代拯救民生之时代使命的驱使，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开始寻求一种“国民文学”的表述。

（二）“国民文学”理想与民族主义陷阱

对于“民族文学”与“国民文学”的关系，中国学者王向远认为，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民族文学”小于“国民文学”，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趋势。［4］但要在多民族国家达到统一的国民性建构“国民文学”，还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图景，其过程的艰辛不言而喻。

“国民”是“政治成熟”国家的文化表征，所谓“政治成熟”，韦伯作此解释：“指这个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其他考虑之上”。（1）278换言之，如果某一阶级的意志能够等同于这个民族共同体内全体公民利益，这个民族共同体就置身公民社会之中，社会每个成员都成为真正的“国民”。如此，民族文学要达到“国民文学”，既要考虑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也要尊重民族社会的多元文化属性。

民国文学第4篇

当然，要阐述清楚左翼文学和右翼文学，仅仅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中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回到民国法制框架中去，正视法制的作用。

首先，左翼革命文学的起源和捍卫中华民国的法制相关。有关左翼文学的发生和探源，学界有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革命文学起源于1920年代的大革命，认为邓中夏、沈泽民等共产党人较早开始了革命文学的提倡。把革命文学的提倡追溯到早期共产党人，显然是要构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革命”正统性。但事实上，邓中夏、沈泽民以及后来的茅盾等人倡导革命文学时的“革命”并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而且当时倡导革命和革命文学的不仅有共产党人，还有人和其他派别的作家。很显然，这个时期如火如荼引发社会普遍关注的革命是孙中山和领导的“国民革命”。那么这场“国民革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在中华民国业已成立之后，孙中山仍然不断打出“革命”的旗帜，其目的究竟何为？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来界定这个“革命”的性质和目的，那就是“护法”。所谓护法，就是指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打倒践踏和废止临时约法的袁世凯和其后的北洋军阀。孙中山也把自己南下组织的政府称之为护法军政府。孙中山病逝后，继续进行了“卫法复统”的北伐。护卫临时约法，恢复国民会议，重建共和政府，再行民主法统，统一中华民国，这就是孙中山的国民革命理念，也是后来北伐战争的目标。

正是在这样的护法的国民革命中，才生发出了革命文学的需求。我们只需翻阅当时的报刊和书籍，就不难发现，护法的革命和革命文学是多么受欢迎和受追捧。1920年代之后，《新青年》季刊，《中国青年》周刊，《洪水》杂志，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广州《民国日报》的副刊《学汇》等，是倡导革命文学的主要阵地。尤其是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大量倡导革命文学，其中就转载或发表了包括邓中夏、沈泽民等共产党人有关革命文学的论述。《民国日报》是的机关报，其创办宗旨是反袁护法，“’护法”也是该报长期宣传的一个目标。广州《民国日报》是在广州的机关报，它所开辟的《学汇》副刊着手建设广州的革命文学，并转载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的一些倡导革命文学的文章，如沈泽民的《文学与革命的文学》在上海发表几天后就被《学汇》转载。在广州《民国日报》的推动下，革命文学得到广州文学界的响应，同时人不断地邀请知名作家来到广州，推动广州革命文学的发展。如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干将以及鲁迅等人就是在“护法”的国民革命理念吸引下，被邀请到广州，并介入到革命文学的积极倡导中。郭沫若、郁达夫和鲁迅等人发表了大量提倡革命文学的文章，作了不少关于革命文学的讲演b在大量倡导革命文学的文章中，其理论资源多种多样。有人从俄苏革命文学寻找理论依据，如瞿秋白的《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也有从法国大革命中找到启示，如郭沫若的《文学与革命》，也有从英国浪漫主义那里发现共鸣，如沈雁冰（茅盾）的《拜伦百周年纪念》。也有从阶级论立场来谈论，如沈泽民的《文学与革命的文学》、郁达夫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等。不论倡导革命文学的理论资源多么迥异，只要一具体到革命文学中的国内“革命”，都无一例外指向“护法”的国民革命，包括早期提倡革命文学的共产党人也认可“革命”就是国民革命。如郭沫若在《文学与革命》中称革命是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是郭沫若这篇文章中一个关键词。早期共产党人沈泽民在《文学与革命的文学》中指出倡导革命文学的“都是承认中国非国民革命不可的人”，陈伯达在《洪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题目就是《努力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郑伯奇在《创造周报》上发表文章题目就是《国民文学论》。

因此，我们说左翼革命文学的发生正是基于对民国法制尤其是宪法的维护，是对民国法统的恢复。

其次，1928年后，左翼革命文学取得迅猛发展，仍和民国法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左翼革命文学的发生，不少研究者和文学史把上线定在1928年。的确，在革命文学的历史谱系中，1928年是个很特别的年份，这一年被认为是正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兴起。一些后期创造社成员如李初梨、成仿吾等人强调1928年后的革命性质应该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革命的目标是刚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当创造社成员在不断推演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话语时，却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悖论。这就是近些年来不少学者所注意到的，1928年革命文学兴起时，中国革命恰恰处在低谷。“‘革命文学’的争论，呼吁‘文学’转向‘革命’，但事实上作为‘大革命’失败的产物，却是‘革命’转向‘文学’的一种形式。”

无产阶级革命现实和革命文学的理论话语之间反决定的悖论关系，用革命文学倡导者的话语很难阐述清楚。然而，如果从民国法制和言论出版保障的角度出发，也许会对革命文学在革命低谷时期的爆发有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

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建立后，宣布结束军政，进入一党托管的训政时期。不论是“以党建国”的军政，还是“以党治国”的训政，所透射出一党集权专制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但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内部的派系分裂以及一些信奉理念的革命先贤的存在，更由于秉承民国共和法统原则的广大知识分子群体的存在，政府不断被督促着向的方向前行。在宣布进入一党训政的同时，内部也有对独裁专制的警惕。为了限制党治和集权，1928年，在孙科、胡汉民等人的建议下，实施“五权制”。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这是孙中山民主的制度设计，也是他“护法”革命的主要目标。原本在时期实施的五权宪法制度在训政时期启动，这说明至少考虑到民主的分权和制衡原则。

20世纪30年代，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在知识界还发生了“独裁和民主”之争。关于这场论争，学界已有较多关注，本文无意在此细谈，但是这场论争可有助于我们洞悉民国和言论出版自由的命题。参加论争的有主张独裁的蒋廷黻、钱端升、丁文江等人和反独裁、主张民主的胡适、张熙若等人。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当时社会上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不是著名教授就是资深编辑，或者是著名社会活动家。这些人大都留学欧美，受过民主法制的长期熏陶，因此他们提出的独裁主张我们不能简单归因于民主素养的匮乏。在自由主义的丁文江等人看来，中国政府应像德意那样实行独裁专制加强国力，这就说明之前中华民国并非是完全的独裁政体。在胡适等民主派看来，国民政府不够民主，有独裁倾向。如果说训政时期的国民政府是，却允许人们有反对这种独裁专制的自由，这也不正说明了中华民国机制的有效。总之，民主和独裁可以自由讨论，“独立评论”，这本身就是民主的体现。

正如民主和独裁讨论折射出民国和法律机制的有效性，30年代前后左翼文学和右翼文学的兴起和相互交锋同样得益于民国和法制。由于政府在军事方面的压制，武装革命陷入低谷这是不争的事实。革命文学的提出正是由于革命之路被堵死，从而转向文学。大革命期间，火热的革命激情已经彻底点燃，青年们向往革命、追随革命成为潮流和风尚。在真正的革命期间，用鲁迅的话来说，“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由于国共的分裂和日趋保守，革命运动戛然而止。革命的行动比较艰难，革命文学就成为革命青年们仅有的慰藉和选择。而事实上，正由于革命先贤和广大知识分子所争取到的民国机制的存在，革命文学的倡导也获得较大的自由。并且在广大革命青年的期待下，在民国和法律言论自由的保障下，共产党人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蓬勃兴起。除了革命文学的口号引发巨大关注之外，左翼作家实际上控制了大量的刊物，较为著名的有创造社的《洪水》《创造月刊》《新思潮》《文化批判》，太阳社的《太阳月刊》《我们月刊》《引擎》《拓荒者》，左联成立后创办的《萌芽》《前哨》《文学导报》《文学》《十字街头》《光明》《文学界》等。这些刊物吸引了大量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的投稿，如夏志清所说：“一如所料，当时有一大批态度左倾，渴望发表作品的青年作家，他们除了投靠左联出版的这许多杂志之外，别无他途，因此左联就能够驾驭他们。一九三二年以后，左倾思想更为盛行。”

革命文学的兴盛，不仅仅是因为革命行动受挫后革命者们无奈的选择，也渐渐成为左翼作家们主动认可的抗争手段。创造社被公认为是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正统，他们也曾主动利用资产阶级的民国法律为自己保驾护航。1928年6月15日上海刘世芳律师代表创造社及创造社出版部在上海《新闻报》上刊出启事：“本社纯系新文艺的集合，本出版部亦纯系发行文艺书报的机关；与任何政治团体从未发生任何关系……在此青天白日旗下，文艺团体当无触法之虞，此吾人从事文艺事业之同志所极端相信者……此后如有诬毁本社及本出版部者，决依法，以受法律之正当保障……此后如有毁坏该社名誉者，本律师当依法尽保障之责。”这种利用资产阶级法律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张目的做法虽多次受到鲁迅讥讽，但其策略无疑是成功的。这也说明了，民国的和法律机制为左翼革命文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事实上，常常讥讽创造社聘请律师的鲁迅也曾利用法律和北洋军阀时期的教育部打官司，并获胜。后来，鲁迅也运用法律武器状告书店老板李小峰，讨要稿费。

民国文学第5篇

关键词：民国文献 修复 数字化

1.民国文献保护的现状

1.1民国文献的定义

对于“民国时期文献”，目前还没有严格的书面定义。多数专家认为，“民国时期文献指的是形成于1911年至1949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各种知识和信息的载体”。涵盖图书、期刊、报纸、手稿、书札，还包括海报、老照片、电影、唱片以及非正式出版的日记、传单、商业契约和票据等。[1]

1.2民国文献的保存不容乐观

民国文献据初步估算，数量超过了存世的古籍总量，它们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藏书机构。目前民国文献的收藏情况非常不容乐观。2004年底，国家图书馆完成了一项“馆藏纸质文献酸性和保存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课题成果，调查显示，国家图书馆珍藏的67万册民国时期文献老化、损毁现象相当严重，其中达到中度以上破损比例的占90%以上，尤其是一些民国初年的文献更是100%地破损，不少文献甚至已完全失去机械强度，有些看上去品像尚可的书刊却一触即碎，根本不能提供阅览，亟待抢救和保护。其实，这种令人揪心的状况不仅仅限于国家图书馆，而是普遍存在于全国各省、市一级的历史较为悠久的公共图书馆和档案馆，其形成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a.纸张酸化影响

我国目前现存的各个历史时期文献中，民国文献保存难度最大，甚至难于古籍线装书。民国时期正是手工造纸向近代机械造纸和印刷阶段过渡的时期，造纸材料混杂，机械造纸制浆工艺落后，文献用纸多用机械磨木浆纸和酸性化学浆纸，纸张的酸性强，质量差，保存期短。加之民国图书的装帧多为所谓“洋装书” 形式，由于当时的装帧工艺很落后，在使用过程中也很容易造成破损。据国内一些专家研究，民国时期普通报纸的保存寿命一般为50至100年，民国时期图书的保存寿命为100至200年，也就说，如今现存的民国图书期刊，大都已经达到或接近保存寿命，如果任由发展下去，收藏于国内图书馆的民国文献很有可能在50年至100年间消失殆尽。

b.保护手段落后

从理论上讲，档案馆、图书馆的库房，应该具备恒温（18℃－22℃）、恒湿（50%－60%）、避光、防尘的存放条件，西方先进国家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实施并普及。我国由于国力不够强盛，经济力量有限，政府对文献保护的投入很少，主要用于民国以前的古籍保护，而对于民国文献，档案馆、图书馆则因长期受制于经费、馆舍、技术、设备诸种因素，根本无法与国外同行相比。以目前古籍收藏情况而言，只有少数珍、善本能达到恒温恒湿的存放标准，大多数图书馆的古籍图书不过是存放在相对于普通书架来说密封程度好一点的书橱、书柜里，再通过用芸香、芸香草、灵香草、樟脑、烟草等药物防蠹；通过通风、曝晒、使用防霉剂等方法防霉而已，而保存期更短的民国文献则连这点待遇也享受不到。

c.思想观念滞后

在过去的50——100年中，我国档案馆和图书馆界对民国文献几乎未采取较为科学有效的保护性措施，一方面，大家一般认为越是古代的文献越珍贵，忽略了民国文献自身的参考利用价值，少有人认识到民国文献保护比古籍珍善本保护更为急迫；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内外文献保护修复研究也有了新进展，但在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都大为改善的情况下，似乎人们在更热衷于盖图书馆新大楼和强调加快建设数字化图书馆的同时，却忽略了对民国文献的保护和利用。

2.民国文献科学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1必要性

1911到1949，短短38年的民国时期，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抗日战争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接连发生，所以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处在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革，新与旧，中与西各种社会思潮在这一时期汇集、碰撞而形成了社会转型时期的一道特殊文化景观。民国时期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情况虽然败落，但思想文化却异彩纷呈，在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整理和继承的同时，西方文化又强烈地影响着当时的学术思想界，广大知识分子的思维活跃，视野开阔，形成了著述兴盛、流派众多、百家争鸣的新局面。尤其是马列主义的译介与传播，促使中国共产党诞生和发展壮大，并最终导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民国文献正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载体和社会巨变的原始记录，且距当今现实最近、关系最密切，我们今天许多事情都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都可以从民国文献资料中找到答案，其思想文化价值不在珍、善本古籍之下。

2.2可行性

民国文学第6篇

有关国民经济学论文范文一：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探析

摘要：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国民经济的增长对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而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对现代服务业充分认识，并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强化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项长期伴随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现代服务业。

关键词：现代服务业;国民经济

前言:

在经济全球化、全球一体化逐渐深化的过程中，国家要想在国际上占有优势，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提升自身的经济水平，而生产过程的同化导致服务水平的差异直接决定其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占有份额，所以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不可忽视的贡献。

一、现代服务业分析

现代服务业是在信息技术、知识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新型服务业，其利用现代化新技术、新服务方式和管理理念，使传统服务业的业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能够向其他行业释放较强外溢效应，是对整体经济竞争力具有提升作用的服务行业的集合体，其需要去引导消费、向社会提供高附加值、高层次、知识型的生产及生活服务，由此可见其具有现代性、高新技术性、知识密集性、动态性、生产性等特点，其是信息化、现代化经营理念的发展成果，公共服务职能愈加突出，所以现代服务业不同于第三产业，其广泛分布于三大产业之中[1]。

二、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一)现代服务业的产业波及效应

首先市场上对现代服务业产品需求量的增加，将直接推动其产品生产中所需要的相关产品行业的发展，形成相互消耗式的波及效应，例如现代服务业中的物流业发展会带动汽车生产企业的壮大，现代服务业中的房地产业发展会带动钢筋、水泥等企业的生产等，由此可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因消耗会波及相关产业，而相关产业的消耗又会形成现代服务业的间接消耗波及，以此推动国民经济整体的增长;其次，受消费者以此购齐消费心理的影响，现代服务业会形成配套需求式波及效应，例如消费者最初购买智能手机的目的是观看直播球赛，但其在业余时间可能会利用智能手机拨打电话、观看付费电子小说、付费视频，玩付费游戏等，为满足这种配套消费需求，现代服务业的产品会自觉与相关产品形成互补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除此之外，由于现代服务业是在信息科技和现代管理理念的基础上产生的，属于新兴产物，所以其具有示范作用，形成示范波及效应，例如其自身的特色决定会出现咨询、管理等新的行业形式，会在信息传播交流速度逐渐加快中影响人的消费观念，以此引领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二)现代服务业激发生产者新的投资需求

首先，随着现代物流业、信息传输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出现和发展，生产者舍去了建造仓库、配置车队、信息交流、寻找市场等环节的成本开支，使其生产成本相比过去得到明显的提升，为生产者队伍壮大和生产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可能;其次，金融业的发展、技术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使生产者的融资渠道扩宽，例如民间小额贷款，为中小型生产者的发展提供经济支持，使生产者产品升级、提升自身管理水平等方面更有保证，这不仅有利于生产者开拓产品相关产业，也有利于其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结合市场需求扩大规模，以此拉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再次，现代服务业中的市场调查服务、会展服务、媒体宣传服务等可以使生产者及时、全面的了解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从而针对市场需求进行产品的开发和改进，为生产者提供展示自身产品、服务优势的平台，使其在市场中的影响力得到加强，从而为生产者创造更多的经济利润;除此之外，现代服务业中的调研、策划、咨询服务及保险业使生产者的投资风险在事前事后都得到有效的控制，由此可见现代服务业可以使生产者的生产难度降低，而生产利润增加，由此推动生产规模的扩大，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现代服务业激发消费者消费需求

首先，现代服务业重视产品的研究开发，而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个性化、品牌化的追求愈加旺盛，生产者为追求经济利润，积极与现代服务业相关服务相结合，使其产品供应相比过去更加具有吸引力，以此激发消费者消费;其次，随着现代服务业分期付款等服务形式的出现，使消费者的消费观念由传统的先赚钱后消费向先消费，后付款转变，而且使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更加旺盛，使房地产、汽车行业等一次性消费成本较多的产业在消费模式发生变化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以此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再次，随着现代服务业中的各种保险服务的出现，使消费者对工作、健康等方面有可能出现的风险的恐惧心理得到缓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消费者的消费热情;最后，现代服务业中为消费者提供的多种支付方式，如信用卡、网上交易等，使消费过程的安全性、便利性等更有保证，也激发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而消费需求的增加将直接推动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推动国名经济增长。

(四)现代服务业的就业机制

现代服务业的显性就业机制和隐形就业机制都非常明显，显性就业机制是现代服务业自身发展中创造了庞大数量的就业机会，例如淘宝行业作为现代服务业中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截止2014年向社会提供近20万的就业岗位，而且仍以每月5000个新店铺开张的速度持续增长，而隐形就业机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对其相关产业就业机制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对就业收入产生的乘数效应、因推动技术进步而创造就业机会、对供需结构的调整，从而使就业结构发生变化等方面，例如人才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劳动力市场运行不稳定等，以此扩大就业的空间，在现代服务业刺激消费者需求，推动产业规模扩大，的同时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由此推动国民经济增长。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国民经济的增长对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而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对现代服务业充分认识，并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强化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项长期伴随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现代服务业。

参考文献

1、论经济学视角下我国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张术环;学术论坛2006-04-10

2、坚持教育创新 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培养质量林木西;张今声;马树才;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7-05-15

有关国民经济学论文范文二：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研究

摘要：通过研究2004-2013年黑龙江省旅游增加值与GDP的比重以及旅游产业的贡献率等指标，分析出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直接影响，发现旅游产业在我省国民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

关键词：旅游产业;国民经济

一、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贡献分析

(一)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概况

黑龙江省位于中国的东北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旅游产业作为朝阳产业迅猛发展。1996年9月，黑龙江省召开旅游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把旅游业作为全省新兴经济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出将黑龙江省打造成北国风光特色旅游开发区的目标，要求充分利用黑龙江省独具特色的自然、生态资源，整合旅游资源，把哈尔滨、五大连池、镜泊湖、扎龙湿地、神州北极、兴凯湖、小兴安岭、抚远华夏东极、大庆温泉、鹤岗黑龙江界江等十大旅游地作为黑龙江省旅游业发展重点，辐射全省。目前我省有旅行社613家(其中5家入选全国百强旅行社，位居东北三省之首)、星级饭店309家、家庭旅馆230家、景区景点1000余个(其中包括国家A级景点175家)、中国优秀旅游城市9个、S级滑雪场29家。黑龙江省20082013年度旅游产业发展良好，旅游收入稳步增长，平均增长率达到18%左右。

(二)研究方法

采用旅游增加值进行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直接影响分析。然后，使用贡献率指标并加以修订，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其间接影响。

(三)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GDP的影响

1.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GDP的直接影响。以往对于黑龙江省旅游产业与国民经济的比较，采用旅游总收入和GDP直接比较的方法。旅游总收入是一段时间内黑龙江省旅游业的全部旅游收入，而黑龙江省GDP则是这段时间的生产总值，是所有产业的增加值之和，其与旅游收入属于不同的统计口径，如果将两者进行比较，会夸大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因此，本文借鉴李江帆、李美云在1999年发表的《旅游产业与旅游增加值的测算》中提出的旅游增加值概念，将旅游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相比较，从而得出结论。黑龙江省旅游总收入除2005年增长缓慢外，2006-2013年均稳步上升。旅游增加值也呈逐步递增趋势，其中，虽然2004、2005年受到非典影响、2011年全球经济复苏导致升幅略有下降，但总体发展情况较好，绝对数值稳步提升。旅游增加值绝对数值的增加并不能完全说明旅游产业的发展情况，只有旅游增加值占黑龙江省GDP的比值增大才能充分说明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通过计算得出，旅游增加值占黑龙江省GDP的比例基本呈上升趋势，其占第三产业GDP的比例达到支柱产业标准，说明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贡献较大。虽然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趋势较好，但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尚有差距，这与地理位置、环境、资源等因素相关。因此在制定旅游产业发展战略时应有针对性地进行部署规划。除了从旅游增加值的角度研究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外，通常还需运用贡献率指标分析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益。贡献率是指某产业的产出量与投入量之比，借此了解这一产业生产的产值利用中间消耗的比例。2004-2013年黑龙江省旅游产业的贡献率在1.4%~11.6%之间上下浮动。受2003年非典影响，2004年黑龙江省旅游收入下降，2005年开始回升，又由于2008年全球发生经济危机，导致2008-2011年旅游经济再次陷入低潮，直到2012年有所好转。这是由于旅游产业的特殊性质，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2004-2013年黑龙江省旅游产业的贡献率有所波动。总的来说，黑龙江省旅游产业的贡献率水平逐步上升，说明旅游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2.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GDP的间接影响。旅游产业自身收入是对黑龙江省GDP的直接贡献，而其通过间接消费和诱导消费又为旅游目的地做出进一步的经济贡献，即旅游产业对GDP的间接影响。本文采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旅游收入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间接影响。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y=a+bx，设黑龙江省GDP为y，历年的旅游收入为x。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显著性水平小于0.05，可以认为所建回归方程有效。R方的值是0.993，R方的值越接近1，说明回归方程对样本数据点拟合得越好，表明旅游总收入与黑龙江省的GDP关系密切。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回归平方和为111400000，残差平方和为799502.325，总平方和为112200000，F统计量的值为1114.759。F值检验目的是检验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是否显著，是否可用线性模型来表示。F值越大，说明自变量造成的因变量的线性变动越大于随机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越显著。这里F值较大，说明旅游总收入造成的黑龙江省GDP的线性变动远大于随机因素对黑龙江省GDP的影响，二者之间的线性关系较显著。根据回归方程计算结果，每产生1个单位旅游收入，黑龙江省GDP增加8.326个单位，说明旅游收入对黑龙江省GDP的间接影响显著。

二、结论

通过研究20042013年黑龙江省旅游增加值与GDP的比重以及旅游产业的贡献率等指标，分析出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直接影响，发现旅游产业在我省国民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选用旅游增加值这一指标与全省GDP相比较，避免了用旅游收入与GDP相比较带来的数据夸大。贡献率弥补了旅游增加值的不足，体现了旅游产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运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间接影响，得出每产生1个单位旅游收入，会使黑龙江省GDP增加8.326个单位的结果。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总体来说，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趋势良好，但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餐饮业、住宿业、零售业等旅游关联产业的支撑能力不足。因此，必须提高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程度，才能提高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此外，还应逐步完善旅游产业的统计数据，建立健全旅游业的法律法规，针对黑龙江省特点制定旅游发展战略规划，整合旅游资源，创新旅游商品，保持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民国文学第7篇

国民经济学发展论文范文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探讨

[提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无论是从质量上还是从规模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本文通过对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关系问题的研究，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建议和参考。

关键词：国民经济发展;信息资源;关系

国民经济是指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活动的总称，是由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经济环节、经济层次、经济部门和经济地区构成。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体系中，按生产资料的不同所有制形式，我国的国民经济可以分为：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或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等，它们共同构成我国的国民经济体系。要大力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稳步发展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同时也要适度发展民营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使各种经济成分都能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国民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只有国民经济发展了，才能使我国的国民经济百花齐放，百家争容，只有国民经济发展了，才能使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提升，使国家不断发展壮大起来。信息资源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支柱性产业，它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产业、先导产业和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它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在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的大背景之下，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迫切需要新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这就为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发展机遇。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也是参加国际竞争的需要。因此，厘清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的关系十分重要。本文从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的关系、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加快信息资源产业升级建议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和信息产业发展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加快信息资源产业升级服务。

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的关系

总体来说，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是紧密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关系。

(一)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繁荣，经济的发展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到了知识经济时代，而作为知识经济代表的信息资源产业必将取代生产力中的其他要素，成为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积极的要素。它必将改变人们现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将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式转变，从而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信息资源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新经济发展理论强调，经济发展要依靠经济体系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的变化等)，专业知识和专业人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内生动力。因此，知识水平和人才质量提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就会提高。从而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随着信息资源产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世界经济的运行模式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知识和人才是社会财富积累的重要因素。而信息资源是社会知识的重要来源，社会知识从信息资源中产生出来，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加快了信息资源向社会知识转化的速度，在推动信息资源产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也促进了知识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从社会生产力各构成要素上看，社会知识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高，专业知识和科学技术也成为决定劳动力素质、生产要素结构调整、能源开发利用程度高低的决定性因素，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三)信息产业的兴起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随着社会信息需求的增长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信息商品化已成为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条件之一。信息技术是现代的高科技，其生命力在于应用。信息技术产业化还会带动信息产品和服务的产业化，导致门类齐全的新兴信息产业蓬勃发展。信息产业是为其他产业服务的产业，兼有基础产业与支柱产业的特性，会形成一个有战略意义的庞大产业群。近几年世界信息产业发展很快，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信息产业的兴起不仅会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而且还会导致其他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使产业结构优化和创新，并通过经济信息化促进经济现代化的实现，是推动当前和21世纪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决定因素。

二、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加快信息资源产业建设的建议

(一)抓住机遇健康发展，促进经济结构升级改造。

信息产业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旧有的经济结构，而且通过加快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推动了经济方式的转变，使国民经济得到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加快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为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国民经济的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是一种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又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国民经济为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和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与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水平成正比。

(二)国家要制定统一的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政策，明确信息资源产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通过政策倾斜和技术创新，逐步缩短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加快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步伐。在信息资源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协调和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协调作用，实现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兼顾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取长补短，发挥优势，形成合力，在政府的主导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创造优良的市场环境，提升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从而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加强信息安全管理，促进知识产权保护。

随着信息安全领域和范围的不断扩大，信息安全问题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其安全的各个方面。要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就必须加强信息安全管理。而知识产权保护除了各信息收储单位的已经明显失去知识产权保护内容的数字化信息转化不具有侵权之外，其他文献、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大多存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因此应该清楚如何加强信息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建设，制定与加强信息安全管理，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制度的完善，遵守国际条约和协议，还应该尽可能地保护各类信息资源的使用权，这将最大限度地节省经费，有效地规避侵权问题，促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实现文献信息资源的开放共享。

三、结语

国民经济的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提供经济基础，而信息资源产业又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保障，为人民的小康生活提供经济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1]徐红梅，陈玉娟，查奇芬.提高信息资源水平，促进经济增长，应对金融危机[J].科技管理研究，2010.7.

[2]刘建英.论信息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J].现代情报，1998.12.

[3]刘冬梅.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开放共享问题研究以长春市为例[J].赤峰学院学报，2014.12.

国民经济学发展论文范文二：浅析地下水环境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

摘要：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资源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是客观的，主观上要看我们能否正视它，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积极地解决，这对于我市国民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把我市建设成园林化生态城市极为重要。

关键词：地下水环境;国民经济发展

地下含水层按其水力学特征分为第四系上更新统孔隙潜水、第四系中下更新统孔隙承压水和第三系大安组裂隙孔隙承压水3种类型。第四系上更新统孔隙潜水含水层岩性以砂砾石为主，含水层厚度大，水位埋藏浅，富水性强。该层地下水的补给源为大气降水的渗入补给、江水的侧向补给、灌溉水的回渗补给及邻区地下水的侧向径流补给;其排泄主要是向下层承压含水层的越流排泄、农灌区的开采排泄、蒸发排泄以及向下游邻区的侧向径流排泄。潜水主要化学类型为重碳酸一钙钠、钠钙型水1)分布于城区的、局中，铸碱性水、铁、锰和有机质含量普遍升高。由于人为影响潜水普遍遭受污染，日前E1出现较大范围的重碳酸、氨化物一钙钠型水，主要分布在大民屯、劳动湖和浏园一带，因此潜水已不宜生活饮用。造成潜水污染的原因主要是:重、中污染区大部分在氧化塘和劳动湖一带，塘、湖水直接渗透污染潜水。2)工业渗坑、生活污水井遍布，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极易通过渗坑、渗井渗入地下。3)郊区菜田和农业区长期大量地施用农药、化肥，经灌溉水和大气水而渗入地下，造成地下水的污染。4)工业废渣、生活垃圾未经处理堆放，雨水将有害物质带入地下，简易厕所无防渗措施都是造成潜水污染的重要途径。第四系中下更新统孔隙承压含水层岩性以含砾中粗砂、含砾细砂为主，含水层厚度大，承压水水位埋深浅，承压水水头高度26.68～69m，富水性强。本层地下水的补给源主要是上层潜水的越流补给及侧向径流补给，其排泄主要是工业用水和城市生活用水开采地下水。承压水水化学类型主要是重碳酸一钙钠、钠钙水，属中偏弱碱性水，矿化度一般为0.22～0.49mg，除铁、锰含量略高外，水质可称为优质水，但在城区局部地带出现重碳酸、氧化物一钙钠型水，显示地下水的污染。承压含水层上覆亚黏土、淤泥质亚黏土，构成承压含水层区域隔水层但分布不稳定，岩性、厚度、埋深等变化较大，局部地带隔水层厚度1m或缺失，成为沟通承压水与潜水含水层之间水力联系的天窗。第三系大安组裂隙孔隙承压水含水岩组，勘探资料比较少，基本处于未开采状态，该含水层是齐市未来水源开采目的层。

地下水开采降落漏斗的产生和环境地质问题

齐市中心城区目前城市供水主要由市政供水和企业自备水源两大供水系统组成，其中市政水源7处，年开采量4015万m3，企业自备水源井187眼，年开采量3230.7万m3，呈污染趋势。工业及生活用水主要开采第四系中更新统孔隙承压水。由于长时间的大量集中开采，承压水天然状态已被破坏，形成较大的封闭状的开采降落漏斗，降落漏斗呈椭圆形，长轴北东至南西向，漏斗中心在龙沙水厂，中心最大水位降5.121m，降落漏斗范围约200km2。开采降落漏斗的形成引发了环境地质问题的出现。

1)开采降落漏斗的形成改变了地下水的天然流场，使原来单一的北部侧向补给变为四周环状补给，增加侧向补给带的长度，同时水力坡度的加大，也使侧向补给量得到增加，这就使处于龙沙水厂以南的大民氧化塘成为威胁水厂水质的一大隐患。

2)随着承压水层水位与局部潜水位差P的増大，使局部潜水向下部承压含水层的越流量得到增加，导致承压含水层的水质发生变化，局部地出现水污染现象，如第一机床厂和省农机厂等地承压水水化类型为HCO3一CL型，属污染类型，总硬度、矿化度、硫酸盐、氰化物等含量也高于其它地区。龙沙水厂至肉联厂一带，地下水中硝酸盐、氧氪、亚硝酸盐等指标都不同程度地超过饮用水标准，呈现超量、集中式开采地下水产生的水位降落漏斗是人为开采条件下地下水资源状态的必然体现，是很正常的现象，据1987年至今的地下水动态长期监测结果显示，开采降落漏斗在枯水期扩大，丰水期缩小，这是由于齐市含水层厚度大，地下水储存功能、调节功能比较好，枯水期消耗的水量在丰水期能够得以充分补偿，地下水基本处于均衡开采状态，因此开采降落漏斗基本处于稳定状态，可通过调整开采井布局和开采强度得到控制和恢复。但是也应看到开采降落漏斗的环境地质问题地下水水质的变化(潜水基本遭受污染，不宜生活饮用，承压水局部遭受污染)，如果对此不加以重视和的话，那么我们引以自豪的优质承压水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其供水功效会越来越差，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将失去可持续利用水源的有力支撑。

应对措施探讨

1完善与优化地下水动态监测网络，对地下水资源的量和质分析和预警，为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依据

从1987年开始在齐齐哈尔市中心城区、富拉尔基区布设地下水动态长期监测点，目的就是通过对地下水水位、水质的监测，掌握其随时间变化的特征。但现在看来对这些监测资料充分开发、科学利用不够，还没有开展对地下水发展变化趋势预报和预警方面的工作。地下水预警系统的研究是目前国内外比较热门的一个项目，是指在天然条件或人类活动作用下，对地下水资源的状况和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并对其进行定量评价，在达到某一质量限度时，适时给出相应级别的警戒信息。地下水预警研究包括地下水现状的调查、分析和研究，地下水变化趋势的预测及方法，预警方法及预警模型，预警指标体系和等级值的确定，预警决策支持系统等。具体说地下水预警就是对地下水水位、水质的动态变化过程给予定量的描述，分析其所处状态，预测其变化趋势及其变化度。地下水的预警与一般的地下水水量、水质评价方法相比，具有如下特点:1)以地下水的状态变化为识别指标，考虑地下水是否从一状态向另一种状态变化或转移。2)预警的取值要反映一种变化趋势，重点不在于地下水资源状况属于哪一级，而在于与现状比较，其状况是向好的方向发展是向坏的方向发展。3)预警评价侧重对不同时间、时段的动态变化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不是一个，而是随不同时间而变的系列，加强了动态的描述。地下水预警系统的总体结构见图1。对于水资源管理者而言，通过地下水预警系统可以及时掌握动态性的地下水监测资料，为合理利用和管理地下水资提供依据[1]。

2地下水资源评价与地下水资源管理有机结合，是人类对地下水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利用的前提和基础

地下水资源评价是指对本系统地下水资源的数量、质量、时空分布特征和开发利用条件做出科学的、全面的分析和估计。地下水资源管理是指:在一定约束条件下，通过对某些决策变量的操纵，使系统既定的目标达到最优。从定义上可以看出，地下资源评价与管理是紧密联系的两个环节，但在实际工作中地下源评价与管理两者往往相互脱节，从而引起一系列的环境地问题。齐市20a来来先后开展了齐齐哈尔市北市区供水水文地质初勘、齐齐哈尔市中心城区地下水资源评价和合理开发利用、齐齐哈尔市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报告等项目，对地下水的量和质都有了明确的概念，但却一直未能建立科学的地下水资源管理模型，从而使我们管理工作未能从宏观角度出发，科学调配和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产生了由开采降落漏斗引起的环境地质问题。这就是人们普遍认为对一个地区进行地下水资源评价是对其地下水资源开发前所必须进行的一项工作，相对而言，对地下水资源管理却往往缺乏足够的重视，等到产生了危及人类生活生存的环境地质问题之后，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和管理模式。上海由于超量开采地下水，形成了以市区地下水开采区为中心、最大沉降量达2.63m的蝶形沉降洼地。地面沉降造成沿江地区潮水上岸、地面积水、桥墩下沉、城市部分建筑物倾斜、开裂等环境问题，因此，我们应以科学技术为先导，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建立地下水资源管理模型，让用水者获得最大的经济、技术和社会效益，同时使开采地下水造成的对环境的影响降低至最小。

3在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上优化配置水资源、合理开采、利用水资源，使水资源充分发挥其功效

优化配置水资源就是调整用水结构，分层、分质开发，分质、分类供水[2]采取相邻井中浅层(50～100m)和深层(100～150m)分段取水的办法，这样可以缓解开采降落漏斗的发展趋势。此外，对于遭受不同程度污染的潜水，应在各项管理政策上鼓励用水者开发利用潜水，将潜水用于建筑施工、国林绿化、除尘、降温、消防等对水质要求不高的行业，科学地将部分开采量分配到潜水，加大潜水开采强度，这样不仅可增加嫩江向潜水侧向补给量，使已污染的潜水得到快速更替，降低污染浓度，改善水质，而且，潜水开采量的增加造成水位下降，降低潜水与承压水之间的水压差，减少了潜水向承压水的越流补给量，从根本上保护承压水，将优质的承压水用于满足居民生活饮用和对水质要求较高的工业用水，地表水应用于用水量大且水质要求不太高的工业用水，农业用水应因地制宜，地下潜水和地表水兼用。

4局部地段限制第四系承压水开采，开辟新水源

齐市中心城区中更新统承压水开采过于集中，鉴于目前已形成水位降落漏斗的情况，应限制增加开采量。为满足用水要求及应对用水紧急情况，在市区西北部的浏园和东北部的工人屯一带开辟新的水源地，保证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需求。

5加强水资源的综合管理，节约用水

水资源管理要坚持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加大供水管线，调整井点分布不均、过度集中开采的状况，不得随意增打新井，凡地下水资源必须按规划要求合理确定井距和成井深度，在用水方面建立循环用水系统，提高地下水重复利用率。农业逐步采取节水型灌溉技术，以喷灌、滴灌代替渠灌、漫灌。生活、生活用水方面减少供水系统的跑、冒、滴、漏，对各业用水实施用水定额制度、取水许可证制度等，便水资源管理逐步纳入依法治水、管水的轨道，使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

6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

1)划分饮用水源保护区，按照水资源保护法的要求严格禁止兴建有污染水源的建设项目。2)加强三度的治理，严格执行排放标准。3)加速排水管网和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

7加强水文地质工作

凡是新建水源地要做好先期勘探试验和供需评价工作。富拉尔基区目前开采量较大，但没有做过专门的供水勘察工作，为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应及时开展供水勘察工作;第四系下更新统含水层和第三系大安组依安组含水层勘探资料较少，今后应进一步开展工作，为地下水资源远景规划提供依据。

结语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极为重要的保证，地下水资源是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经济资源，地下水资源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人类似乎有一种通病，就是为长远着想者寡，急功近利者众，居安而不思危。当时间的脚步不断地向前迈进时，人们渐渐意识到人类忽视了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结果是一系列环境地质问题的出现，紧接若是寻求控制和治理环境地质问题的办法，这又是一条艰难而耗资巨大的漫长之路。我市现行的水资源管理政策或多或少还存在着问题，亟待解决。

1)未能实现分层、分质供水，合理调配水资源。受我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第八条在城市供水管网范围内，不得凿井取水的制约，大量优质承压水被用于建筑施工等对水质要求不高的行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和资金浪费。

2)在水资源管理上还存在空白区。市自来水公司在我市地下水开采量中占地下水的总开采量50%，本应列入水资源管理部门的重点对象，但由于种种原因，对自来水公司失于管理，使其各水厂的开采井布局及开采强度未能从宏观角度予以考虑，出现龙沙水厂采水井布局不合理，过量集中开采所产生的水位降落漏斗和由此引发的环境地质问题。如果对这个问题再不加以重视的话，难保其它水厂不会出现类似情况。

3)20a来在城市水资源管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水资源管理的科技含量很少，这不仅使水资源管理工作容易步入误区，而且也极大地阻碍了水资源管理的发展进程。

4)城市水资源管理要尽快实现科学管理，除决策者需要不断更新观念、不断调整工作思路外，关键还在于能否有技术过硬的队伍。但多年来我们囿于自家的天地，没有走出去，致使科技人员不能适应新形势对科学的新要求。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资源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是客观的，主观上要看我们能否正视它，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积极地解决，这对于我市国民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把我市建设成园林化生态城市极为重要。

参考文献

民国文学第8篇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视域；新移民文学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出现了移民热潮，大部分的中国国民开始移民海外，有的是为了定居，有的是为了工作、留学或者经商等，这些中国国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居住国外，并且在不同的国家申请了国籍，最终成为了一个移民。但是这些移民依旧深深的热爱着中国，在海外生活或者游学的过程中，受到国外知识与文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自身的文学素养，并且进行文学作品创作，我们将这一现象称为新移民文学[1]。新移民文学不仅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受到了海外多元文化的影响，具有丰富的文化特征，最大程度上实现了个人情怀与个性的抒发，属于一种独树一帜的中国文化。

一、新移民文学的兴起

新移民文学属于一种具有高度包容性的中国文化，它是在全球化发展趋势下的一种文化产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移民潮”的影响。研究显示，从1979年开始进行计算，一直到2009年，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已经达到176万，从这一数据我们可以充分看出我国留学生数量出现显著上升的趋势，由于受到婚假、求职、经商以及留学等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大部分会选择在海外定居，这就是新移民的主要组成部分[2]。这些出国人员属于新移民文化的主要创作者，相对于移民文学而言，新移民文学的创作主体是拥有丰富理论知识的文化精英，这一创作主体在中国国内的母语教育本身就较为完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西方资本主义有着较高的技术型人才需求，进而会使得大多数新移民作家涌向海外。这些新移民作家在满足自身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上，会思考异域文化的不同，因此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思考的主要方向在于自身的生活境遇以及对历史文化的深入思考。

二、当代文学视域中新移民文学特点

开创性属于新移民文学的一大特点，它具有独特的特色文学。相对于国内作家而言，新移民文学创作者的创造形式就具有很大的不同，它属于一种新的汉语形态，这种文学具有较强的先行性和前瞻性，属于全球化发展形势下的一种产物，这种文学的创作的主要方向为“散流”。相对于以往的移民文学，这一文学具有很强的差异性，不再将移民的恋乡情节作为创作重点，而是将大量国外文化融入到了文学创作中。在进行新移民文化的创作过程中，作者对待移民这一身份的态度以及自身写作心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的写作态度能够在其创作中重点显现出来。这种新的创作态度不仅包括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而且也体现出了对新文化的开拓，其写作更加注重世界化与全球化，但是归根究底和中国当代文学有着密切相关性。它在中国当代文化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开拓创新，寻找出了新思路，但它依旧属于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新移民文学的艺术价值分析

新移民作家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部分作家会在满足了自身的基本生活需求之后进行文学创作，向大众展示自己的异域生活，还有部分人在国内的时候就已经进行过文学作品发表，在定居海外之后，依旧会坚持文学创作，写作的主要内容为广阔的异域文化和博大精深的中国母语文化，然后再经过不断创新，将异域文化向大众进行展示。多元文化性属于新移民文化的一大艺术价值。进行这一文学创作的作家主要分布于澳洲、欧洲以及北美洲，因此其写作风格也主要是对自身所处国家地区生活的一种思考。这种文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异域文化积累与沉淀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真实的展现了海外生活。例如《金山》《扶桑》等作品，均是作家描写了自己在异国他乡的生活与境遇，进而将海外的地方文化向大众展示，也将中国人的情操与气节显露无遗。其次，新移民文学还包括对我国历史的思考，这些作家对国家历史现实通常会有较高的敏感度与关注度，在保障自己基本生活的基础上，将自身对国家历史变化的思考写出来。

四、新移民文学的意义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新移民文学不仅推动了当代文学的发展，包含了人性解剖性和历史思考性，而且这一文学是对异域文化和海外华人生活的思考，能够将中国人的生活理想以及国家修养向全世界传播，不仅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颗璀璨新星。

五、结语

新移民文学不仅在世界文学舞台上大放异彩，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为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空间，它站在世界的角度进行创作，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充分显现出来。

参考文献

民国文学第9篇

民族民间舞蹈是指产生并流传于民间、以当地的民族文化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舞蹈形式。受到当地的环境、当地文化传统、当地生活方式、当地风俗习惯、当地民族性格等因素的影响，民间民族舞蹈在不同的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文化。以我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高校民族民间舞蹈教学，通常以民间文化特征为依据，而课程的设置，一般是通过不同教学模式来进行强化。学术对民族民间舞蹈的理解一般都只在表面，只是对一些简单的舞蹈动作以及舞蹈技巧加以记忆，这是因为学术的舞蹈水平参差不齐，某些教师教学也只是通过示范的形式，让学生们进行模仿与练习，这就忽略了学生舞蹈素养培养与文化理论的拓展，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学到的只有动作外表，缺乏内在的感情，再加上受现代舞蹈的冲击，导致了多数学生跳舞的风格、情绪都是一样的，让人看起来没有新意，没有特色，导致了高校民族民间舞蹈教学质量水平不高。民族民间舞蹈是我国舞蹈文化传承的有效途径，它的教学质量好坏情况，影响着我国民族文化发展方向。民族民间舞蹈是我国舞蹈文化传承的分支，在其舞课堂教学中，我们应当拓展传承民族精神的舞蹈文化内涵，不仅仅是要教给学生关于舞蹈的技巧，传授舞蹈形态，重要的是让学生通过生活积淀和文化理解，来领悟舞蹈所表达的情感以及舞蹈的真谛。

二、当前我国高校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目标错位

民间民族舞蹈，是我国各族人民日常生活与劳动的剪影，它扎根于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反映社会群众的情感，并由群众自发创造和组织的舞蹈形式，是有着深厚积淀的民族文化。在教学中，教师没有重视民族民间舞蹈在舞蹈理论上的教学意义，却一味偏重于技巧教学，导致了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目标的错位。在一般的舞蹈教学中，常常以同一动态方式为基准，循序渐进地让学生进行练习，教学的过程呈直线式递进上升，从而使学生的身体能呈现出同一种鲜明风格，这与中国民族舞蹈教学截然不同，例如古典舞的提、沉、冲、靠、含、腆、移、拧最终呈现的是一种动态的风格。而民族民间舞则是呈现多个民族的舞蹈风格，它包含汉、蒙、朝、藏、维等不同民族的舞蹈，使习舞者的姿体能体现出绚丽多彩的舞蹈风格，从而增强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过，仍有部分教师未能深入了解民族民间舞蹈所蕴含的各种文化内涵，在教学过程中，未让学生感受舞蹈背后的民族文化，更体现不出生动的形象，从而降低了民族民间舞蹈的教学质量。

（二）教材建设不合理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合体，它具有流传广泛、风格迥异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的集合体蕴涵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典型心态。民间舞蹈教学的基本工具就是可以体现教学内容的教材，它是舞蹈系学生获得民族民间舞蹈专业知识的重要途径，也是舞蹈教师能否完成教学任务的重要条件。可是在民族民间舞蹈专业化教育的这些年里，教材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内容一直未有太多的改变。但民族民间舞蹈的教材要能够突出地域特色，注重民族传统文化，也是导致民族民间舞蹈教材普遍存在着老、窄、缺的问题，它应着重于包容舞蹈中能够反映本民族典型心态的动态语汇，并且突出那些能够体现本民族精神气概的风格韵律，此乃民族民间舞蹈的精华所在。如今的民族民间舞蹈在编排教材过程中没有注重本土民族舞蹈的教学内容，未能根据民族民间舞蹈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将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的舞蹈在民族、民俗、民间文化上进行系统地研究、整理和提炼后，编写出一批有时代特征、体现民族舞蹈内涵的新教材，这是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教育中的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三）教学方法太单一

由于民族民间舞蹈形式有着鲜明的本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其主体风格和基本特征已经被绝大多数舞蹈院校采用，却没有将民族学和历史学、艺术学等相关学科所结合，因此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固定没有创新，在民族民间舞蹈教学过程中呈现出单调的动态的传授，例如有些课只教动作和舞姿、节拍、律动，不求技能和内在的感觉、乐感的培养、不求风格等。这种教学方法只注重了舞蹈课的实践性，但是忽视了教学创造性，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随着电子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课堂教学广泛引入多媒体教学，虽然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增强课堂的趣味性，可实际教学中由于缺乏的相应资料，互动性不强，这种教学手段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

三、高校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改革的建议

（一）树立民族文化的教育观念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化历史，民族民间舞蹈就是祖先为我们留下的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中之一。在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里，我们每一个民族都有着独特的文化特色，形成了自身独具魅力的舞蹈艺术，这使我们的民族民间舞蹈格外的徇丽多彩。因此教师在教授民族民间的舞蹈课程中，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广泛收集民族民间音乐及舞蹈录像资料，将民族民间舞蹈与本民族对应的民间文化相融合，让学生充分领悟舞蹈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如在学习苗族舞蹈的时候，应该让学生们了解到我国南方地区多山地，而山地民族生活在山谷之间，因长期的劳作生活便形成了一顺边的动作和体态，故苗族舞蹈的表现中，学生在学习“踩鼓”动作时，身体就是一顺边的摆动。只有让学生更好地了解民族的文化才能更好地学习舞蹈。学习舞蹈和表演舞蹈的目的在于一种情感的表达与文化的传承，都有责任和义务将这种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下去，这是舞蹈艺术的本质特征所在。因为这不仅代表了这个民族所特有的地域文化和民族风情、民族审美等特征，而且让我们通过艺术的方式来进行认知。同时，在全球化的今天，要想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华民族，毫无疑问民族民间舞蹈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因此在民族民间舞蹈的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树立起民族文化责任意识，从而激发学生们的民族自豪感，让学生信心满怀地将舞蹈艺术传承下去，这是我国高校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的关键。

（二）合理编制教材

教材作为教学的载体，它承载了培养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内容。舞蹈教材的建设与使用，将直接影响到所培养人才的质量。当代民族民间舞蹈教育的教材要强调文化传承,讲究规范系统,以建设科学规范的舞蹈教材。民族民间舞蹈教材编制中应注意两个方面，应该分为科学规范了的民族民间舞蹈和原生态民族民间舞蹈两部分，规范了的民族舞蹈要求对民族民间舞蹈的素材加以选择和提炼，并准确地把握民族文化的内容，传达出民族的性格、气质、精神和风骨，而原生态的民族舞蹈表现出无拘无束和个人的强烈情绪的宣泄。故教材的编写应该在现有的民族民间舞蹈素材的基础上，利用挖掘、整理、提炼等方法，充分搜集民间舞蹈资料,了解整个社会和学生的需求以及当今国内外相应学科的最新理论、观点、动态和方法，编制出既反映民族民间特色精神，又紧密结合现代教育特点的实用性民间舞蹈教学教材,进而提高学生的舞蹈表现力和舞蹈视野。

（三）教学方法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