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价值第1篇

一、企业文化的作用

企业文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要点上。

第一，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企业文化实际上是指导企业及其员工的一种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体现在每个员工的意识上，当然最终就成为指导员工行为的一种思想，因而企业文化最终作为企业的灵魂而存在。从现实状况来看，任何一个企业所倡导的企业文化，恰恰就是这个企业在制度安排以及经营战略选择上对人的价值理念的一种要求，也就是要求人们在价值理念上能够认同企业制度安排及企业战略选择，并以符合企业制度安排及战略选择的价值理念指导自己的行为，因而企业文化实际上是作为企业的灵魂而存在。

第二，企业文化是保证企业制度与企业经营战略实现的重要思想保障。企业文化作为每个企业员工的一种价值理念，当然就会对企业员工的行为发生应有的作用，企业文化是企业员工的行为准则，从而会对企业发生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既包括激发企业活力的作用，也包括约束企业行为的作用。正是因为企业文化作为员工的价值理念存在，而员工又会受到自身理念的作用，所以企业文化能够使员工自觉主动地执行企业制度，贯彻企业经营战略，因而企业文化是实现企业制度与企业经营战略的思想保证。

第三，企业文化是企业制度创新与经营战略创新的理念基础。企业文化是企业制度和企业经营战略的要求在员工价值理念上的反映，反过来，企业文化也会对企业制度的安排以及企业经营战略的选择有一种反作用，因为人的价值理念支配人的选择及行为。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企业文化的创新，必然会带来员工价值理念的创新，而这种价值理念的创新，会推动企业制度和经营战略的创新。由此可见，企业文化在企业制度和经营战略的创新上，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第四，企业文化是企业活力的源泉。企业活力最终来自于人的积极性，只有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才能使企业最终充满活力，而人的积极性的调动，则往往又是要受到人的价值理念的支配，只有人在价值理念上愿意去干某件事的时候，那么人才有内在的积极性，如果人对某件事在理念上不认同，即使强迫他去干，也不一定会干好。因为他虽然会被动地被迫执行命令去干这件事，但他并没有内在的积极性，因而不一定会干好。所以，要让企业中的每一个人能够积极地去从事某项活动，就要首先让他在理念上认同这件事。所以企业文化作为员工所信奉的价值理念，必然就会直接涉及企业的活力，作为企业活力的内在源泉而存在。

二、企业文化创新的重要意义

企业文化创新的本质在于通过文化理念和观点的突破，实现新型经营管理方式的转变。创新企业文化是企业制度下的一个重要指标和鲜明特征。它与以往在企业内部广泛开展的企业文化活动的一个明显区别是，现代企业文化更紧密地把企业文化活动与企业的实际收益联系在一起，或者说直接挂钩。因此，它在企业的地位就愈见重要和突出。当企业内外条件发生变化时，企业文化也相应地进行调整、更新、丰富、发展。成功的企业不仅需要认识的环境状态，而且还要了解其发展方向，并能够有意识地加以调整，选择合适的企业文化以适应挑战，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依靠文化带动生产力，从而提高竞争力。因此，坚持企业文化创新对于企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它可以摒弃原有的不合理的思维和行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思维来创造新的成果。文化创新会直接作用于人的观念意识、思维方式，进而影响人的行为。一个企业无论实力多么雄厚，它的企业文化建设一旦停步不前，失去了创新的动力，这个企业必将会成为强弩之末。

三、企业文化创新的路径探讨

企业文化创新要以对传统企业文化的批判为前提，对构成企业文化诸要素包括经营理念、企业宗旨、管理制度、经营流程、仪式、语言等进行全方位系统性的弘扬、重建或重新表述，使之与企业的生产力发展步伐和外部环境变化相适应。

第一，企业领导者应当加强自身修养，担当文化创新领头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文化是企业家的文化，是企业家的人格化，是其事业心和责任感、人生追求、价值取向、创新精神等的综合反映。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行动向全体成员灌输企业的价值观念。这正如我国着名企业家张瑞敏在他个人在海尔公司充当的角色时所说的，“第一是设计师，在企业发展中如何使组织结构适应企业发展；第二是牧师，不断地布道，使员工接受企业文化，把员工自身价值的体现和企业目标的实现结合起来。”企业文化创新的前提是企业经营管理者观念的转变。因此，进行企业文化创新，企业经营管理者必须转变观念，提高素质。

首先，要对企业文化的内涵有更全面更深层次的理解，真正将企业文化的概念定位在企业经营理念、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和企业形象上。其次，要积极进行思想观念的转变，牢固树立适应市场要求的全新的发展观念、改革观念、市场化经营观念、竞争观念、效益观念等等。第三，积极吸收国外优秀的管理经验，用于企业发展，并且在文化上要积极融入世界。第四，双眼紧盯着国际、国内各种信息，紧盯着市场需求，大脑中要能及时地将外界的信息重新组合构造出新的创新决策。

第二，企业文化创新与人力资源开发相结合。人力资源开发在企业文化的推广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的推动作用得以实现，关键在于全体员工的理解认同与身体力行。为此，在企业文化变革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培训计划的设计和实施，督促全体员工接受培训、学习。通过专门培训，可以增进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增强员工的参与积极性，使新的企业文化能够在员工接受的基础上顺利推进。即采取诱致性变迁的方式，就是指基于员工自愿支持的观念更新与行为模式的转变。除了正式或非正式的培训活动外，还可以利用会议以及其他各种舆论工具。

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是企业文化创新的不竭动力。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往往会在下级组织招致变相的扭曲或其他阻力，况且价值观的形成是一种个性心理的累积过程，这不仅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需要给予不断的强化。因而新的企业文化的建立和运行过程必须通过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予以强化和保障，使之形成习惯稳定下来。另外，也要注意精神激励的重要性，在物质的满足达到一定程度后，对自我实现的评价将压倒其他因素。

现代企业间的竞争主要是人才的竞争，也是企业凝聚力的较量。这归根结底又是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的竞争。顽强的企业团队精神，是企业获得巨大成功的基础条件。要把企业成千上万名员工凝聚起来，只靠金钱是不够的，企业必须具备共同的价值观、目标和信念。对共同价值的认同会使员工产生稳定的归属感，从而吸引和留住人才。事实证明，企业只有形成了优秀的企业文化，才能打造一支战无不胜的员工队伍。

新文化价值第2篇

关键词 传统文化 创新功能 创新价值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一

传统文化有没有创新价值？这个问题的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我国第一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发明抗疟良药青蒿素的过程，就是传统文化具有创新价值的一个极好的实例。首先，屠呦呦负责编写的（1969年4月编印）内部参考资料《疟疾单秘验方集》中记载“处方：青蒿五钱至半斤。用法：捣汁服或水煎服或研细末，开水兑服。来源：福建、贵州、云南、广西、湖南、江西”，表明福建等地的民间验方已经为屠呦呦知晓和重视。民间验方、民间习俗当然是民间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屠呦呦等当时的中国科学家的抗疟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五二三”领导小组于1967年6月通过的《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规划》中列出的第二个课题就是“民间防治疟疾有效药物和疗法的重点调查研究”，说明他们重视民间传统文化。其次，文化（包括科学）典籍是传统文化的文字记载。东晋的葛洪在《肘后备急方》卷三中写道“治疟病方：鼠妇、豆鼓二七枚，合捣，令相和。未发时，服两丸；欲发时，服一丸。又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段文字对屠呦呦想到用乙醚提取青蒿素发挥了关键作用。所以，青蒿素的发明是传统文化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一个科技创新的辉煌实例。

创新不是复古，创新的重点是创造出以前没有的事物，青蒿素就是这样的新药。传统文化中虽有青蒿治疟的说法，但疗效并不显著和稳定；在成百上千种中药里，青蒿的表现并不好，一直就不是首选。所以，发明青蒿素治疟是真正的重大科技创新。

二

青蒿素的发明和用青蒿素治疟这一创新当然是一个个案。传统文化是不是一般地具有创新价值？抑或它只是偶尔具有创新价值？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了解什么是传统文化？而这要求我们先要了解什么是文化？它的内涵和特性是什么？

“文化（culture）”是一个有多重涵义的词，很难对之给出一个大家一致同意的精确定义。广义的文化指人们的生活方式，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我们这里说的“文化”，其主体是人的群体，通常是某个民族，也可以是其他的有特定关联的人的群体（如生活在同一地域的人群），而不是个人。一般说来，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文化的物质方面，如建筑物、生活用品等）、精神文化（文化的精神方面，如价值观、、科学知识、哲学文学艺术等）和制度文化（含有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包括法律制度、礼仪、风俗习惯等）。

既然文化指人们的生活方式，那么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能有相应的文化特征。所以有宗教文化、官场文化、礼仪文化、节日文化、体育文化（足球文化）、军事文化、茶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婚娶文化、墓葬文化等各种特色文化之说。

文化有哪些功能呢？王玉梁认为，文化有如下的五大功能：认识功能、教化功能、凝聚功能、消费功能、储存功能。冯之浚则将文化的社会功能分为六种：记录功能、认知功能、传播功能、教化功能、凝聚功能、创新功能。

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冯之浚所提出的文化的创新功能：“人类不断利用已掌握的文化知识，促使环境朝着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方向发生变化，从而变革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改变自身的精神状态，变革人的观念，扩展人类的思想领域”。我们认为，创新的确是人类的特点，甚至是人的本质；但把创新归结为文化的功能，则是一种错置。人们可以利用文化的因素来创新，也可以利用非文化的因素来创新。另一方面，同一种文化，既有有利于创新、鼓励人们创新的因素，也有不利于创新、压制人们创新的因素。

就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来说，儒家的三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就有一条是专门鼓励人们弃旧图新的。《大学》对此继续论述说：“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这里的推崇创新、追求完美之意甚明。另一方面，儒家文化中孔子的“述而不作”、孟子的“法先王”、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以及流行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观念等又体现为一种守旧的思想意识，儒家倡导的封建礼制也容易让人墨守成规、惟命是从，这些与社会现实中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发生共振，成为一种阻碍人们创新的巨大力量。

又如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传统的以孔德（te）、马克思、德雷伯（J. W. Draper）、怀特（A.D.White）、罗素（B.Russell）等人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基督教教义和科学是冲突的，宗教文化阻碍科学创新。布鲁诺（Giordano Bruno）和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的遭遇是其例证。而默顿（R.K.Merton）则十分详细地论证说，清教（基督教的一支）激发了十七世纪英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以，基督教文化也既有推动科技创新的因素，又有阻碍科技创新的因素。

再说，不是文化自己在创新，而是处于一定文化中的人在创新。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推崇创新。就同一种文化而言，它也并不总是在推动创新，有时它会阻碍创新。所以，我们不同意“文化具有创新功能”这一说法。

既然一种特定的文化中通常既有有助于创新的成分，也有阻碍创新的不利成分；还有中立的、但可以为创新者所利用的材料。文化中的有利于创新的成分，以及可以为创新者所利用的材料，当然是有价值的，人们可以利用它来创新，所以是一种创新价值。因此，可以说文化具有创新价值。

前面已经说过文化具有五大功能。有某种功能，当然也就会具有某方面的价值。但有某种价值，却不能说一定具有某功能。

一种文化现象，只要它的历史足够悠久，就可以说它属于传统文化。既然一般地说，文化是具有创新价值的，那么，传统文化作为文化当然也具有创新价值。发挥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使之用于创新，从这个角度讲，传统文化是一般地具有创新价值的。但反过来，却不能因此认为传统文化具有创新功能。这一点从上面的对作为东方传统文化之一的儒家文化和作为西方传统文化之一的基督教文化的相关讨论中，已经很清楚了。

三

传统文化虽然具有创新价值，但这种价值不一定能被发现、被利用。传统文化，正因为打上了“传统”的标签，所以它所具有的创新价值容易被忽略、被遮蔽。不仅如此，传统文化常常被人为地与“落后”、“过时”、“愚昧”等挂上钩，被弃之如敝履。中医中药，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典型，有识之士如说过：“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但多年来，也一直有人呼吁取缔中医。所以，我们要改变这种轻视传统文化的观念。当然，如何发现和实现传统文化的创新价值，更是一个值得注意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理解的传统文化，不应只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东、西方）的传统文化，对我们也是有创新价值的。古希腊、古印度的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同我们中国的儒、道和中医一样，对我们的创新是有帮助的。对希望在哲学上有重要创新的人来说，学习古希腊、古印度和德国古典哲学甚至是必须的。对于传统文化，对于外来文化，正确的态度仍然是：汲取全人类一切文化的精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参考文献

[1] 周程.屠呦呦与青蒿高抗疟功效的发现[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6（1）：1-18.

[2] 王玉梁.价值与文化[J].中州学刊，1989（3）：71-72.

新文化价值第3篇

[关键词] 新闻价值 观念 文化学

新闻传播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新闻价值观决定着新闻事实的取舍与报道的不同角度。中西新闻工作者在传播实践中，总结归纳出了大致相同的几个新闻价值要素――时新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趣味性等。然而，中西方以相近价值观指导出的新闻传播实践却表现出巨大差异。中国批评西方媒体报道无视中国国情的文化霸权主义，西方媒体则认为中国媒体报道忽视了对人权、公民知情权与个人尊严和价值的尊重。国际传播中的意见分歧已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间的沟通交流。本文将从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生态环境的影响来审视分歧的根源所在；把新闻价值观置身于文化传统的大框架下，以此思考全球传播新秩序构建，思考中国软实力建设中新闻传播功能的发挥。

一、“同”――对“人”的共性、新闻事实本体和新闻价值观形成历史的考察

如上所述，中西方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形成了对新闻价值基本一致的看法，这是中西方新闻信息交流和沟通对话的基础。学者赵莉在《从看美国的新闻价值观》中统计发现，“2002年美联社和新华社所评的十大国际新闻中，有四条是完全一样的，反映出中美新闻价值观中某些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1]

中西方新闻价值观相同性的存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作为社会化的人的共通心理与思维习惯。人的生命存在共同性，具有相同的身体结构和行为方式。人类共同的实践活动也面临着共同的外部环境。这些相同或相似性，使得人类实践活动所创造、形成的心理、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具有共通性，这必然会影响到新闻传播实践中的新闻价值选择。

其次，客观发生的事实对新闻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基于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闻事实――其中蕴含着能够满足受众需要的特定属性。这些特定内涵和属性决定了中西新闻价值观相同的一面。

考察新闻价值观形成、发展的历史就能证明中西方“同”的一面。

西方新闻价值观念的形成源远流长。1690年，德国人托比亚斯・朴瑟在一份关于报纸的论文中提出，为了在数不胜数的新闻事件中作出选择，应该把那些值得记忆和知晓的事件挑选出来加以公开报道。他列举了他认为值得报道的事件，涉及到了选择新闻的异常性和重要性等标准问题。这是西方新闻史上最早提出的新闻价值观念。后来，德国学者卡斯帕・斯蒂勒又在1695年提出了新闻价值的新鲜性、接近性、显要性和消极性等。[2]

西方新闻价值观念的真正形成，伴随着美国政党报刊的逐渐衰落和大众报刊的蓬勃兴起。在19世纪30年代的报业竞争中，西方各报社老板和主编为扩大报纸发行量，十分重视对新闻事实的选择。20世纪初，美国、日本的一些新闻学者把新闻事实的选择标准统一到新闻价值这一概念上。1922年，李普曼在他的《舆论学》中首次提出“新闻价值”这一概念。他明确提到突发事件、地缘接近、个人影响与冲突等新闻价值要素。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再一次掀起探讨新闻价值观念的高潮。其中颇具影响力的学者是约翰・格尔腾（Johan Galtung）和玛丽・鲁基（Mari Ruge）。他们考察了“事件”变成“新闻”的奥秘，并论述了新闻的12个要素。[3]

关于传统的新闻价值标准，西方新闻学者少则有5因素说，如麦道格尔；多则有20因素说，如英国汤姆森基金会专为第三世界新闻工作者编写的新闻教科书等。尽管西方新闻界在新闻价值标准的具体表述上有多有少、有轻有重、有先有后，但他们在主要标准的确定上还是相当一致，其中包括：影响力、接近性、异常性、显要性、及时性、冲突性和趣味性等。[4]

实践的需要与向外的学习中，中国学者对西方理论进行了本土化诠释，形成了与西方比较接近的价值观要素。徐宝璜在中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新闻学》中认为，“新闻价值者，即注意人数多寡与注意程度深浅之问题也。”并明确提出了新闻价值的三个要素，“重要之最近事实，自能引起较多人数与较深程度之注意，故为价值较高之新闻。次要之最近事实，仅能引起较少人数与较浅程度之注意，故为价值较低之新闻。”“同一新闻，其价值与发生及登载相隔之时间成反比例。此相隔时间愈短，则新闻价值愈大，愈长则愈小也。”“同一新闻，其价值不仅随时而异，又大抵随地而有别也。吾人所注意之事，大抵以己为中心，渐推及于己所熟悉之人及事。故现虽处交通便利之世，所最注意者，大抵仍为本埠之事，及本埠之人。”[5]

邵飘萍在他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中，介绍了美国威斯康新大学新闻学教授格兰特・赫德对新闻价值标准的概括：爱读者之数；时机之适当与否；距离远近之关系；性味集中之变迁。格兰特・赫德分析新闻价值减少的原因是：含有广告的意味者；揭发人之阴私者；有害社会之风者。[6]

20世纪40年代，萨空了在其《科学的新闻学概论》一书中提出了新闻价值“两个条件、两个要素”的观点。他把新鲜、真实列为新闻价值要素，而把新闻与人类“有关”、“有益”作为新闻价值的基础，体现了新闻价值的“有益性”原则。这种阐释对新闻价值理论有所突破，回归了新闻价值的本意，但他未对新闻价值的内涵作出详述。[7]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解放和新闻改革的逐步推进，新闻价值理论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重点问题，西方国家的新闻价值理论再次被介绍到中国，中国学者对西方新闻价值理论采取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在广泛汲取和积极消化的基础上，对新闻价值理论再次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形成了关于新闻价值的一些基本观点，主要包括真实性、新鲜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趣味性等。[8]

对中西方新闻价值观形成历史的考察表明，不同文化背景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地区，在人的共通性基础上，形成了大体一致的新闻价值观念。

二、“异”――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文化生态环境的影响审视

中西方新闻价值观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于新闻价值要素的不同理解，以及在实践中不同的选择上。

西方新闻价值观尤其是传统新闻观往往强调反常、冲突、矛盾，定位于媒体是社会和政府的监督者，习惯“多报忧少报喜”；而中国的新闻价值观，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新闻价值观往往注重正面、健康、和谐，是党和政府的“喉舌”，着力于反映光明面，“多报喜少报忧”。西方新闻价值观注重以受众为本位，强调以受众的兴趣与需要作为新闻价值选择的主要依据；而中国的新闻价值观则习惯传者为本位，将政策宣传和思想教育作为新闻价值选择的主要依据。[9]由此，在诸多新闻价值要素中，西方新闻价值观更注重“趣味性”，而中国的新闻价值观更强调“重要性”。

为什么在基本要素认同的基础上，中西方仍对新闻价值存在不同的理解，甚至在实践中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取舍呢？笔者认为，中国特殊的国情、政治经济利益的不同取舍，是形成分歧的重要原因。同时，对新闻价值作出判断的主体，即生活在特定文化环境下，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人，也是造成新闻价值不同的关键因素。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社会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者心目中的人“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0]人从出生起就在进行社会化，其中文化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认为，“个人生活史的主轴是对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传统模式和准则的顺应。每个人，从他诞生的那刻起，他所面临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了孩子能说话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他所从属的那种文化的小小创造物了。”[11]

文化传统是新闻价值观形成的历史渊源。中西方文化传统存在许多不同，在此文化生态环境下生活的“人”的心理、思维和价值观也表现出很大差异。司马云杰在《文化价值论》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形态是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相应地可归纳为以土地为基础的人生本位价值取向，以家庭为基础的群体本位取向和以伦理为基础的道德本位价值取向。由此，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价值模式可简单地概括为：“安土地，尊祖宗，崇人伦，尚道德，重礼仪”。[12]

钱兆和先生在《西方文化精讲》一书中阐述西方文化传统的独特性认为，西方文化的主要特点是：为求知而不是为实用目的，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热衷于探索现象背后的原因，注重理性思维和对概念进行严格定义，具有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具有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的传统，法治传统源远流长，热衷于设计理想社会模式，注重对知识的检验和论证。[13]

从以上对中西方传统文化特点的梳理可以看到，中西新闻价值观的不同，是与双方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完全一致。中西文化传统的不同，影响到人的价值观差异主要表现为：西方文化较多个人主义取向，中国文化较多集体主义取向；西方文化崇尚科学理性，中国文化重人情伦理；西方文化注重对自然的征服，中国文化讲求“天人合一”。这些内化为个体的价值观念必定会在新闻传播中有所体现，从而导致了中西方对新闻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和选择。

三、文化学阐释下的新闻价值观的意义

由文化的维度看待中西新闻价值观的异同，具有重要的学理和实践意义。

1．有的放矢，有效传播。

全球化的今天，闭关锁国肯定行不通。我们既要通过国际传播了解国际动态，以做好准确定位；又要借助国际传播，构筑自己良好的国际形象。这一切的前提是国际传播要达到“传通”的效果。分析以往国际新闻传播产生纷争，主要原因就是不同价值观的指导偏向，传播主体往往是从“我”的角度去思考报道新闻事件。从文化学的视角看，在国际新闻传播中，双方都要考虑不同之处，即清晰认识“异”后的深层次文化原因，用“他”的视角报道，分析和了解对外传播对象的文化心理和文化习惯，做到有的放矢。

2．求同存异，和谐传播。

国际传播旧秩序指的是国际新闻传播中的不均衡和不公正现象。此时，信息的流向是从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流向经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信息的内容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以自己的价值观对发展中国家发生事件的偏向和误解性的报道。这其中除了特定的政治经济利益原因外，文化理解分歧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文化的视野看待全球新闻传播，使我们认识到每种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有其优点和特点，在全球传播中要求同存异，互相尊重，以共同致力于全球和谐传播秩序的构建。

3．文化立足，融洽沟通。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4]

这是当前我国最大的国情，也是新闻传媒业发展的最大语境。我们的新闻工作应该从这一语境去思考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努力做好两个方面工作。对内，要发挥凝聚力向心力作用，从传统文化的发展来思考自己的工作，努力达到“传通”效果。对外，要努力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充分考虑国外的文化心理特点，有的放矢开展信息传播，有针对性地向外展示良好的国家形象，同时，尊重他国他民族的文化心理，相互理解，融洽沟通。

注释：

[1]赵莉：《从〈今日美国〉看美国的新闻价值观》，《青年记者》[J]，2002年第4期

[2][3][4]徐耀魁：《西方新闻理论评析》[M] ，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5][徐宝璜：《新闻学》[M]，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

[6]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9]郑保卫、刘新利：《论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新闻价值观》，《今传媒》[J]，2010年第8期

[8]郑保卫：《新闻理论新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1]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2]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M]，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

[13]钱兆和：《西方文化精讲》[M]，华龄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

新文化价值第4篇

（一）文化的含义

文化，从广义上来说，指人类创造的并在历史进程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是客观事物的记录和反映，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但是文化没有对错之分，只是有差异，每个地方和每个阶段的文化可以不一样，所以这也就证明了文化具有包容性和传承性。

文化具有包容性，就是说文化可以包含一定范围一定时间内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文化建设不仅包括精神文明建设，还有政治建设、人文景观建设、宗教建设等等。

文化具有传承性，它是历史的积淀，所以一个区域、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脉相承下来的。“文化与一定时代相关，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和文化到达的高度。”

（二）价值观的含义

价值观是有关价值和价值关系的一种观念系统，是实践主体以自身需要为尺度对客体重要性的认识。价值观一方面表现为人们的价值取向、价值追求，能够凝结为一定的价值目标，从而指导人们的行为；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尺度和准则，成为人们判断价值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评价标准。价值观是由马克思提出的，它反映着人们的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价值观属于人们的意识领域，正确的价值观能推动和促进事物的发展，反之，则会使事物受到阻碍和后退。

个人的价值观一旦确立，便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就社会和群体而言 ，由于人员更替和环境的变化，社会或群体的价值观念又是不断变化着的。传统价值观念会不断地受到新价值观的挑战。对诸事物的看法和评价在心目中的主次、轻重的排列次序，构成了价值观体系。

（三）文化价值观的含义

文化价值观是主体关于文化价值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看法，是各种文化价值的观念体系。在每一种文化中总有弥布于文化之中的普遍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称为“文化价值观”。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家赋予了人民及其丰富的权利，人们可以全面和丰富的发展自身。但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要为国家的建设奉献出一份力量。先进的文化能够使人们进步，指导人们走向正确的方向。

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作为国家的新生力量和将来国家建设的主要动力军，代表着我们国家日后的发展方向，所以一定要加强其文化价值观观的教育，指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来观察世界和改造世界。

（四）文化价值观教育的含义

文化价值观教育就是对于人们的文化价值观所开展的教育。综上所述，文化价值观是一个丰富的体系，所以对于大学生的文化价值观教育不仅仅只是让学生学习课本的文化知识，还应该让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努力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青年”。

有了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教育，学生在主流思想上就会有共同的认识，就能指导学生走向正确的道路。文化价值观教育可以使学生形成寻求丰富文化以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思想，能使学生对于广义文化达到更深的认识，从而用正确的价值观来发展文化。

二、新疆大学生文化价值观教育的现状及问题

（一）新疆大学生文化价值观教育的现状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是一个地大物博的祖国一部分，边疆建设、西部开发都是祖国大力支持和发展我们新疆的有效政策。因为只有国家的各个部分和谐共同发展，才能使国家的综合实力上升，整体功能就能大于局部功能，并且使人民生活的更好。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对于国民素质文化教育的培养，目的在于普遍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大学生是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从1999年国家开始扩招大学生以来，我国每年的大学生数量都在不断地上升，也因此为我国的建设源源不断地提供全面性人才。

在新疆，少数民族聚居和极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方，地区政府也在不多地重视大学生的各项问题。新疆共有14所本科院校，23所专科院校，其中有两所是属于国家重点211工程，每年所招收的大学生数量也在成上升趋势。这说明新疆的文化建设也开始有了一定的起色。

在高校，大学生开始进入了更专业的学习。学生有针对性的对自己感兴趣或者擅长的领域进行继续学习。这是在增强文化的一部分――知识文化。但是，如果不能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能用正确的价值观来引导，就不能将其价值展现出来，就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师。

（二）新疆大学生文化价值观教育存在的问题

由于网络文化的迅猛传播，大学生更多会倾向于网络式的“快餐文化”。然而在网络媒介中，很多新闻和消息是没有经过严谨的筛选就直接被出来，有一些是与我们所提的精神文明建设而相悖的，有一些是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还有一些就是脱离我们现在的生活的。许多大学生会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寻找自己的人生，把一切空想化，逐渐模糊自己的理想。

“理想是与奋斗目标相联系的有可能的信念，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现象，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反应，是人们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如果一个人没有理想，那么他就没有方向和动力，就会固步自封，没有前进。而一个人如果没有正确的理想信念，那么他就不能自由地在国家中行使权力和义务。

在新疆高校中，大多数学生都会将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变得单薄且无力。学生更多的是在享受个人主义，将自己的意识放任自流，只享受现在和利己主义，从而变得颓废和自私，大大降低和减少了自我的创造价值意识。

另一方面，宗教文化对于大学生的文化价值观教育也有一定的影响。宗教文化属于唯心主义，它会在一定的程度上阻碍人们寻求真理，所以我们现在要用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世界，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极端的宗教主义总是会打着“宗教”的旗帜来开展分裂活动，试图得到人们的支持，这给高校开展文化价值观教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和麻烦。

三、加强新疆大学生文化价值教育观的几点对策

（一）增强学校师资队伍的培训

教师作为文化价值观教育的主体，对于大学生文化价值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教师能够使大学生的某些思想意识成型。如果教师没有正确的文化价值观，那么他教育出来的学生也不可能有正确的文化价值观。

所以在高校，应该增强老师的素质教育培训，提高教师的专业知识和道德素养，并且壮大师资队伍。在新疆高校中，由于少数民族同学较多，所以少数民族教师来开展其的文化价值观教育会更容易让学生接受。这也需要更多优秀的少数民族教师。

（二）开展主流价值观的教育

理想信念是文化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内容，因为只有树立了正确的理想信念，才能吸收更多的文化，并且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在高校中，我国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主要由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组成。这些主流价值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国情的精神文明，也是对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在当今复杂的国际背景之下，能否经受得住各种挑战，就看这个国家是不是用共同的正确的精神支柱。

没有爱国主义的理想信念，则会使人们对于自己的国家漠不关心；没有集体主义的理想信念，则会使人们丧失社会主义公德，逐渐变得利己和侵犯他人权益；没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就不能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观点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就会使我们的国家性质遭到动摇，这是十分危险的。

（三）开展特色课程

在新疆各高校，应该充分考虑到汉族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的分布问题，不能忽略某一群体。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来说，应该首先去了解其学生的文化观现状，并作详细分析，然后开展一些特色课程，比如参观博物馆、观看民族团结的教育片等等，提高少数民族同学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感。

新文化价值第5篇

关键词：影视文化；价值观；三级传播；新媒体

影视文化是价值观对话和冲突的重要场域，影视文化实践必然包含着一定的价值立场、观念、态度，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传播着价值观。影视文化价值观的传播有其特殊规律性，价值观的传播与接受涉及价值观本身、传播者、传播方式（媒介、渠道等）、传播环境、接受者的情况等许多因素。因此，有必要对影视文化价值观的传播方式、传播现状等进行研究，提高传播力，才能使影视文化在构建社会主流价值观中充分发挥作用。

一、影视文化价值观的三级传播模式

借用约翰•费斯克（JohnFiske）的观点，影视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可以分为初级文本传播、次级文本传播和三级文本传播三个层次。①初级文本就是人们所消费、使用的各种文本，初级文本传播以影视剧、电视节目、畅销书、流行歌曲、电子游戏、广告、笑话、段子等形式进行。初级文本是影视文化价值观传播的主要载体。影视剧、电视节目具有最为广泛的受众群体，影视剧作为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方式，从题材选择、人物设置、情节安排等各方面都包含社会集体意识和作者的价值观念，只是它多半通过叙事的方式，将价值观巧妙蕴藏其中，不为观众所察。观众在观看中获得代入体验，并接受角色所传达的价值观。在中国，电视剧的主要受众群之一是文化层次、收入相对较低、年龄较大的女性观众，这个群体是相对传统和保守的价值观的支持者，同时也是容易受传统媒体价值观影响的人群。不过，初级文本并不仅仅以媒介文本的形式呈现，许多歌唱选秀节目的传播不仅通过电视进行，还通过到各地的现场演出、现场互动等形式进行。这也可视为广义的影视文化文本，因为每一次演出或活动都是一次价值观的营销与传播。次级文本传播的具体传播手段包括对影视作品的介绍、批评、制作单位的宣传、节目及人物专栏特写、花边新闻、影视歌迷杂志等，在新媒体时代还包括各种形式的点评、点击、点赞、转发等。初级和次级文本都是由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许多作品的价值观不是在初级文本阶段建立的，而是在次级文本阶段经过广泛讨论确立的。例如，电视相亲类节目中曾一度主张将各种价值观都自然主义地呈现出来，因此，从表面上看，各种价值观平等博弈，难以看出究竟节目本身所坚持的价值立场是什么，只有经过广泛讨论、专家批判，才逐渐将媒体在社会价值观引导上的缺失暴露出来。也有许多影视作品因题材敏感、作者追求艺术表达等原因，文本本身充满从各种角度进行阐释的可能性，而到了次级文本传播阶段，这些可能性变得更为复杂，难以形成相对统一的认识。《蜗居》最初问世时因为触及社会热点，并且人物形象塑造较为成功，舆论也是一片赞扬声，经过不断讨论，观众才逐渐意识到全剧在价值观传播方面的失衡。三级文本则是观众为自己制造的文本，包括观众反馈、对于文本的闲谈讨论以及对文本的接受等。三级文本围绕文本消费展开。消费是影视文化实践的一部分，对影视文化的消费实际上包含着价值观的认同与接受过程。的确，有一些受众以自己所喜爱的人物形象或明星的人生观、价值观指导自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将自己喜爱的作品中的生活方式当作理想的生活方式。为了增强互动性，电视媒体在各种节目及影视剧中设置短信、微博、微信等互动环节，观众可以将自己的感受发送至相关信息平台，电视台选择后于电视屏幕。新媒体的发展，使得三级文本所发挥的作用更加显著，有相当多的观众在决定观影之前，会先到豆瓣、时光网等网站去查看电影评分和评论，并用作自己观影选择的重要参考。近来，弹幕（观众在视频播放过程中，将自己的评论以字幕形式发表在视频里）文化的出现更使得三级文本跨越界限，成为文本的一部分。一般来说，短信等互动形式往往经过传播者把关、选择，多半是有利于文本接受的信息；而弹幕与短信互动不同，以调侃、宣泄、批评和否定性言论为主。

二、新媒体语境下的次级文本传播

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各种移动媒体成为互联网舆论生成与传播的重要阵地，并在价值观的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内容等方面都给影视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带来了新变化，尤其是次级文本在影视文化价值观的传播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相亲节目为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互联网收看电视相亲节目，但一旦通过互联网观看，其所接受的就不仅仅是节目本身，还有围绕节目的各种介绍、评论、吐槽等，对于观众是否选择观看、观看介入的程度深浅、相关价值观的形成或改变，都会产生影响。新兴媒体和自媒体的兴起，使信息流动呈现立体化，丰富了公众表达。概言之，在新媒体时代，影视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发生了明显变化。1.价值观表达失序不同于传统媒体由点到面的单中心、单向度的传播，互联网的传播具有鲜明的去中心、多中心的特点，网民不再是单纯的接受者，还同时扮演着舆论传播者甚至组织者的角色。每个人都可以借助新媒体工具使自己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成为价值表达的中心。同时，也可以就任何问题进行表达，由此获得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使观念碰撞成为日常形态。但是，传播格局的“去中心化”导致意识形态把关弱化，也带来了价值碎片化、缺乏引导等问题，甚至导致不利于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占主导地位，对于主流价值观的传播与建构形成了相当程度的消解与挑战。可以说，从BBS到门户网站，从博客到微博再到各种自媒体，日新月异的新媒体不断改写着公众价值观念生成与传播的机制。然而，互联网也并非价值观自由、平等传播的乌托邦。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民众的话语权被极大地放大，价值观传播碎片化，也呈现出表达失序的混乱状态。在围绕电影《小时代》的争论中，一方舆论领袖是影评人周黎明，另一方则是郭敬明及其粉丝。周黎明在首映当天发表微博评论称：“无数郭敬明粉丝来围攻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老了，跟不上这个小时代了’。但你知道吗？多数郭粉想要买得起影片中那些东西，过上影片里那种生活，就得乖乖去找‘老东西’当小三小四小五，才有可能。这，就是该片隐含的价值观。”②郭敬明则在微博中回应说：“抱歉周先生，电影里的女孩，林萧是勤奋努力的小助理；顾里是富二代但依然努力修双学位；南湘家贫穷但她画素描赚钱只为选修服装；宛如不在乎名牌，她自信而可爱。她们没有一个像您说的一样。宫洺最后给南湘鼓掌，不为金钱、不为美貌，是为她的才华喝彩。”③这些争论引发了传统媒体的迅速发酵，但众声喧哗并未带来深度争鸣，反而自我消解了讨论的价值，甚至成为电影营销的一部分，为电影票房添砖加瓦。这种情况一方面突显了影视文化价值观在传播和接受方面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新媒体并未促进不同价值观相互之间的真正交流和理解，反而加剧了双方间的鸿沟和双方阵营的固化。影视文化作为生产者式文本，“自身就已经包含了与它的偏好相悖的声音，尽管它试图压抑它们；它具有松散的、自身无法控制的结局，它包含的意义超出了它的规训力量，它内部存在的一些裂隙大到足以从中创造出新的文本。它的的确确超出了自身的控制”④。一部大众文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多个层次传达多种价值观，许多大众文本都具有异质性，既可以从中分析出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也包含一些异质性的以及与霸权相互矛盾、对抗的成分，因而具有颠覆主流价值的潜力。在多数情况下，在互联网上进行价值观表达无须公开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身份,因而事实上更鼓励在现实生活中不便表达的非主流价值观，更倾向于宣泄不满和表达批判立场。同时，这个平台向任何人开放，导致各种价值观都有机会进行传播。而其进行传播时，则是以个人表达、分享交流的方式替代单向性传播，不带有强制性，网民更容易接受。价值观经过群体传播后被放大，由于信息并不畅通，网民对于有限的信息过度解读，加之匿名性导致网民对自我情绪不加控制，更容易引起网民群体的情绪化和极端化。这些评论关注的角度不一，缺乏逻辑性，相互之间并没有形成对话题的深层次讨论。而社交网络则为具有相同爱好和兴趣或相似身份的人提供了聚集的空间，一方面使得相同价值观很容易在某些群体广泛传播并产生影响甚至导致行动，一方面也使得不同价值观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2.价值观传播中的舆论商业化新世纪以来，影视剧的生产注重口碑营销，甚至屡屡出现营销大于内容的现象。营销和宣传人员占据了影视剧的舆论生产和传播中的重要位置，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对于影视作品的阐释、影响作品价值观的传播。在传播者多元化的同时，社会中对于大众的价值观引导有普遍影响力的舆论领袖却出现缺位。拉扎斯菲尔德（PaulF.Lazarsfeld）认为，信息并不是直接“流”54总第297期讨论与思考向一般受众，而是要经过舆论领袖这个中间环节。⑤影视文化是开放文本，意义的流向不再是单向的，意义在双向交流中不断循环往复。不同的人对于同一部影视文化文本可能解读出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价值立场，最终哪一种价值立场成为代表大众立场的主流价值观，并不完全取决于支持该立场的人数的多少，还取决于具有话语权的舆论领袖的态度。在网络环境中容易形成强者越来越强、弱者越来越弱的马太效应，话语权大的人容易成为舆论领袖，没有话语权的大多数则成为沉默的螺旋理论（TheSpiralofSilence）中的沉默者，当他们的观点与舆论领袖或多数人的观点一致时，他们会发表回复、评论或以点赞方式强化舆论领袖的影响，反之则可能保持沉默。就影视文化的传播而言，舆论领袖往往是作品或产品的创作者、投资者、营销、宣传人员、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在网络舆论中，舆论领袖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信息的、转载者以及媒体平台对信息进行筛选的把关者，其作用主要是扩大信息在网络中的传播范围，他们成为舆论领袖的原因主要是具备强大的传播力，当然这种传播力也可以来自于个体在现实中拥有的地位、名声和影响力。另一种是给出权威、有价值意见的网民，包括具有较高专业知识的个体。在新媒体时代，在豆瓣和时光网以及微博上活跃着一批频繁对热点影视作品发表评论的舆论领袖，他们在相应网站和社区都拥有一定量的粉丝，但许多舆论领袖立场过于主观，很难在价值观的传播中起到主导作用。过去几年，微博代表民间舆论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众多专家学者、社会名人等在社会上具有影响力的舆论领袖往往通过微博影响社会和媒体的议程。2014年，随着微信使用的迅速推广，微博逐渐式微，微博中舆论领袖所发挥的影响力正逐渐被“自媒体人”取代。新媒体时代的舆论领袖出现了商业化的特征。随着影视文化的生产转型为文化工业，影视等文化产品的创作投资方为使舆论有利于自己以获取利益，往往直接充当舆论领袖，对产品的价值立场进行定性、阐释甚至评论。许多微博大V利用自己的舆论影响力，明码标价，转发商业评论，在各种商业和文化营销中谋利。一些个性化、与主流价值观保持距离的舆论领袖的意见被当作主流观念广泛传播，另一些舆论领袖过于积极参与各种话题发言，导致其权威度受到挑战，舆论队伍中缺乏被大众普遍认可的代表。

三、新媒体对影视文化价值观的改写

观众的价值观形成不是依赖于一两部作品，而是在众多作品的持续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因此，许多作品作为个体看，或许并不至于导致价值观的崩塌或损毁，但如果在一段时期内，有大量同类作品出现，则必然会有力地作用于或影响着大众的价值观。新媒体的出现为大量无法在传统媒体传播的价值观提供了传播渠道，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主流价值观的存在合理性。尤其是为了迎合各种亚文化需求，它们甚至常常将小众的甚至具有一定颠覆性的作品、内容当作主流文化，把亚文化宣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当作主流的甚至是所谓超前意识的东西来接受、吸收。例如，宅文化、伪娘等在互联网的助推下都俨然成了主流文化。如果说初级文本更多地作为艺术或文化文本，那么，到了次级文本阶段就更多地作为媒体文本了，其传播完全按照大众传媒的传播逻辑进行。诞生于计划体制下的中国大众传媒原本就数量庞大，而新媒体的兴起带来的海量信息更使得注意力营销的媒体逻辑漫延至整个文化。一些影视剧不怕恶评，个别明星名人也不怕损毁自己形象，只要有利于提高收视率和票房，只要能获得关注，不惜与众不同。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只要能引起关注就可以带来商业效应，为了这一目标，可以不择手段，一切都不重要。传统媒体在新闻来源、话题来源上越来越依赖于互联网，不仅使得各种假新闻侵入传统媒体，导致传统媒体失去权威，并且将互联网讨论的伪自由观念带入传统媒体，使许多传统媒体遗忘了自己在价值观引导上的责任——不但新闻源取自互联网，甚至连观点也直接来自互联网。它们彻底放弃传统媒体的责任与优势，将自己变成互联网的另一个传播媒介。实际上，互联网并不仅仅是媒介，它也同时参与影视文化的生产，直接影响传统的影视文化形式，将互联网中流行的价值观渗透进影视文化的生产之中。几年前，作为国内首部以抗日为题材的大型三维动画系列片，36集少儿动画片《帽儿山的鬼子兵》曾经在主流媒体播出。该剧讲述在东北帽儿山，三个儿童智斗驻扎在当地的日本士兵的故事。三个孩子最大的10岁，最小的6岁，他们将战争视为游戏，日军士兵则不堪一击，不断被三个孩子戏弄而不自知。片尾曲采取说唱的形式配上电子音乐，歌中唱道：游戏小鬼子/游戏小鬼子/游戏小鬼子/游戏鬼子兵/游戏鬼子兵/气死气死气死/一九三八年呀/来了帮鬼子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怎么劝他都不灵/咱们的帽儿山呀/出了几个小百姓/虎子妞妞铁蛋娃娃/专搞鬼子兵/我气死鬼子兵/我玩死鬼子兵/我连耍带逗连踢再打/我搞死鬼子兵/气死气死气死/我气死气死气死小鬼子/游戏小鬼子/游戏鬼子兵/气死气死气死。在题材决定论的惯性思维之下，这部剧曾作为优秀动画推荐剧目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赞赏和积极推荐，而家长们则充满信任地把孩子们置于这部充满痞气与戾气的作品面前。该剧将一段沉痛的历史改写成一个个充满喜剧感的小故事，无视历史、颠覆历史，血肉之躯铸就的抗战精神被游戏化，战争对人类带来的灾难被完全过滤。这实际上正是把网游的戏谑、恶搞风格带入了动画片的创作。近年来，互联网巨头BAT（百度、阿里、腾讯）全面进入影视剧内容生产的队伍中，新媒体对于影视文化的改变已经贯穿到从创作、传播乃至影视观念、人才培养等方方面面。以《老男孩》《万万没想到》为代表的新媒体影视作品总体上更为娱乐化，为迎合网民趣味，其价值观越发趋向对主流价值观的挑战和对所谓庶民价值观的弘扬。以颠覆传统、颠覆中心、推崇个性为特点的新媒体为各种非主流价值观提供了传播空间，这种对主流价值观的消解、改写并不仅仅发生于新媒体之中。事实上，新媒体语境下影视文化价值观的传播也嘈杂无序，甚至不时离轨。诚然，在社会转型期，社会构成空前复杂，阶层利益诉求差异极大，导致价值观念多元化，这是有其客观现实性的，社会发展应当允许不同阶层表达各自的立场和诉求。但是，经过表达和相互碰撞后，应当形成相对统一的共识与主流价值观，才会最终有利于社会发展。

注释：

①[美]约翰•费斯克：《电视文化》，第119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②该微博网址：

③转引自张曦《郭敬明的“硬伤”：不懂电影语言用品牌塑造人物》，

④[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第12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新文化价值第6篇

[关键词] 文化自觉；价值观更新；社会转型

近年来，翻开报纸、打开杂志、登录互联网，我们都能看到关于文化和国民价值观现状、走向，关于高速增长的经济与中国文化、社会价值取向正负向关系，关于中国文化转型自主能力、关于中国文化在变动和发展的世界文化中究竟担当什么角色等等问题的讨论和论争。如有不少学者认为，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存在着一种信任危机，社会凝聚力弱化，社会责任消失，一些人只有利害计较，没有责任感，一旦碰到现实的利害关系，什么都可以放弃、什么都可以出卖。有观点认为，中国在文化进口方面的全面的、大规模的逆差和挥之不去的“知识产权问题”，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等级秩序中处于被宰制、被洗脑的打工者地位；又比如说在传统文化热的氛围中，常常会听到一种对于今天的“价值空缺”和“道德沦丧”的强烈的焦虑和激烈的抨击，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在高速的经济成长之中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危机；更有学者认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彻底地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利观，全面转向重商重利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换言之是全部的西化或美国化。

这些争论的存在，表明人们并不满足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并不满足于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的不断快速提高，同时还希望有着千年文化传统、曾经对人类文化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中华文化也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在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中为丰富人类文化现代化作出新贡献。这些讨论和论争实质上回应了费孝通在上世纪80年代给中国理论学术研究所提出的文化自觉这个大课题。

一、文化自觉的实质是价值自觉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晚年提出的一个基本的学术概念。作为社会学家的费孝通，给文化自觉下了这样的定义：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自主地位。[1]费孝通的定义，言简意赅，所谓的文化自觉实质是自知、自主，即一是“自知之明”，一是“自主地位”。这是文化自觉所必备的两个相互关联、互为依存的要素。没有“自知之明”，容易滋生文化的自卑、自戕乃至文化虚无主义，而对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的自卑、自戕乃至文化虚无主义，必然无法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无法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自主地位。

价值和文化须臾不离，互为表里，价值是文化的灵魂和精髓，文化是价值的历史和现实的存在方式，价值通常都得通过文化才能有效地影响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一个社会保持或更新、抑制或倡导某种价值观，文化在其中总是全方位地发挥着制约、引导、催化等作用。因此，关注价值更新必然要关注文化自觉。

二、文化自觉是一个全球性课题

和人类社会以往任何时期相比，各民族和各国之间互相交往和竞争在现时代的全球化这一大潮流中日益显得活跃和激烈。在这种互相交往和竞争中，文化交流和文化竞争虽不比经济事项来得直接，但是它又无时无处不渗透于经济交流和竞争中；文化交流和文化竞争虽不比政治事项来得婉转和曲折，但往往是政治交流的拓荒者和民间使者，直接或间接地担负着政治沟通和价值传播潜目标。近年来，各国学者、政治家乃至其他有识之士都在思考本国或本民族文化如何面对全球化，思考本国或本民族文化在世界性的文化交流、相互渗透、交融、演进中处于什么地位、扮演什么角色、起什么作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这一思潮，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自觉。

苏联解体时，巨大的社会转变带来了心理震撼，加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陷入的动荡与困境，追溯俄罗斯传统和文化的根源所在成为俄罗斯的主要社会心态。俄罗斯《真理报》英文版2007年3月28日所发表的文章指出，社会的巨大动荡给俄罗斯民众心理带来了创伤和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人变得比以前“愤世嫉俗”和“自私自利”了，俄罗斯人过去最看重的道德品质如“诚实”、“慈爱”和“无私”等，都有滑落的趋势。近年来，俄罗斯在重建俄罗斯价值上动作频频，从俄东正教红白两派合并，到国家为教科书的审定和修改提供指导意见，从重整国家秩序到重新评价苏联历史，就是在这一社会心态支配下出现的主要事件。俄罗斯契诃夫基金会主席科宁道出了俄罗斯社会价值观更新和文化自觉：“西方一直想利用他们的宗教向俄罗斯推行他们的民主模式和政策，这是俄罗斯所不能接受的。我们有自己独特的宗教和文化传统，我们有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因此，俄罗斯要建立的是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民主。”[2]

一贯宣扬文明冲突论的美国人亨廷顿两年前出版了一本新书《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将“文明的冲突”视角由国际转向美国国内，把美国近些年出现大量墨西哥拉美等移民以及美国化的非美活动等社会经济文化现象，上升到美国国家特性受到挑战的高度，从而提出美国已面临何去何从的严重问题。亨廷顿从自己的文化冲突论出发，认为美国若不大力捍卫和发扬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美国就会有分化、衰落的危险。尽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基本观点站不住脚，但他观察问题所接触的事实表明，在全球化加速的时代，所谓占优势的美国文化也同样面临着更新的问题。

长期受到种族歧视的非洲人在全球性文化交流和交融中，也更加注重本地区的文化意义，作为世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一度作为非洲黑人代言人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明确强调：“非洲传统宗教对世界的贡献日益为人们所认可。今天它不再被轻蔑地视为需要由更高信仰形式所取代的迷信。它对人性的精神遗产的补充作用业已得到广泛承认。这种意识表现的不是一个狭隘的地域意识，它给我们对美好世界的共同追求增添了具有全球化意义的内容。”[3]

文化自觉和价值观的更新，常常渗透在政策、法律、艺术等方方面面。德国近年修改《基本法》，把“社会市场经济”，调整为“社会环境市场经济”（social-eco market economy）。这种调整是对德国国家核心价值观的调整，就是强调在国际竞争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社会关系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在以往强调全民族的社会整体利益不能受到危害的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社会整体利益和环境保护利益高于竞争的市场利益。这种调整不仅要调整国内各竞争单位之间的关系，而且要试图调整国际关系。

三、中国的文化自觉带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任务

现时代的中国文化自觉，在回应全球性课题时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反思百年中国文化变革的得与失，另一方面要解决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的迫切问题。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论是反思百年中国文化变革的曲折历史而得出的结论，把准了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的一根主脉。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主线之一就是关于中国文化命运的争论。在五四运动以前，占主导地位的认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阶段，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对中国原有的一套政治伦理秩序和价值并没有发生大的动摇，只是要在技术上学习西方人的长处。当“师夷长技以制夷”走不通后，到五四运动，基本上是以西方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些观念来证明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落后，发生了“科学与玄学”、“民主与独裁”的论争。在五四运动这个历史大背景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成为不少中国青年的崭新信仰。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文明向何处去更是知识界不能回避的了。日本的全面侵略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民族危机只使争论暂时停顿，危机的解决使打破现状，建设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对关心中国文化的知识界更具吸引力，那时社会的主导思潮是否定传统的，尽管也有人提醒要正视革新与传统的关系，也只能被这大思潮所湮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历次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达到了极端，要把传统东西统统扫掉。概而言之，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都是在破旧立新的思潮和口号下，把“传统”与“现代化”对立起来，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了“现代化”的大敌。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有所反思。近三十年来，这种反思不曾停息，尽管我们认识到现代化是突破传统又继承传统的文化更新和创生的过程，取得了文化自觉方面的不少共识，但这种共识在牢固性和社会各群体的广泛认同上仍存在不足，人们对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业已踏上文化自觉之征程仍存有较大的不满甚至是不认同，这些争论和认识上的分歧表明，在社会大转型中出现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的变化和不确定性，还需要进一步理性地面对，以不断地在全社会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共识的取得，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理清当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学理性认识结论，从极具方法意义的角度消化吸收当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学理性认识成果。

四、当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学理性结论

1940年初，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张闻天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的讲演，提出了新文化的发展方向，概括为“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的十二字方针：“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文化，要完成这个任务，它必须是：民族的，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当做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大众的……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于大众。”

张闻天进一步指出：四个要求是有机的联系着的。真正民族的，必然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但任何一种主义，一种学说，只要对上述要求中的一个要求或一个要求中的一点要求有所贡献，即可成为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一个主义、一种学说包办新文化的企图，都是有害的。新文化运动中，除抗日的统一战线外，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

张闻天的新文化观后来被中国共产党人广泛认可，对党的文化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后来关于文化问题的文献都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上对此作出了阐述或发展、发挥，更得到党内许多同志的赞同。1941年5月，邓小平对所属的八路军干部作了一个题为《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呢？洛甫（即张闻天——引者注）同志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

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支持，互为依存，缺一不可，党的文化事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忽略了其中的任何一点，都会使中国任务繁重的文化工作有失偏颇甚至于偏离正确的方向。张闻天新文化观在文化价值建设上极有学理和方法论意义。其一，广纳天下，博采众长。只要是有益的，皆可供新文化借鉴和吸收。而那种大包大揽式的一个主义，一种学说代替一切的做法是不适当的。其二，反封建、反专制、反武断、反迷信、反愚昧。其三，党领导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运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它的理论基础的。张闻天强调：“在新文化中最有地位的，最能得到推崇的主义与学说，应该是能够为新文化的全部要求的实现而斗争的主义与学说，为最富有革命性和科学性的主义与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这样的主义和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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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百年的文化观以“体用说”为主体：一为“中体西用”说，即“国粹派”；一为“西体中用”说，即“西化派”。历史已证明，以上两说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这两种文化观在历史上虽长年争论不休，而从思想方法上看两者都有错误，并且是同一个错误：即将某一种文化视为绝对的好，另一种文化则视为绝对的坏，因此，不是扬此抑彼，就是扬彼抑此。这是形而上的思想方法。其实，中西文化都是在历史上形成的，都受到历史时代的束缚。不存在谁优谁劣、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因此，建设中国未来的新文化必然是：综合中西，取人之所长，补己之所短，中西互补，以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半个世纪，由于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和变迁，加之通讯和交通科技的迅猛发展，世界变小了，信息量增多，加速了人类文化的发展。当前人类已进入了新的时代，新的时代一个重要特征是“文化综合创新”。今天，人类文化的交流交融（“综合创新”）是世界范围的，是经济、政治、文学、艺术、技术等全方位的交流交融（“综合创新”），这就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新潮流。张岱年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是为适应这一人类文化新潮流而提出的。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建设来说，也是极具方法论意义的。“文化综合创新论”自1987年提出之后，在中国已获得广大学者和有识之士的赞同，在海外华人中亦获得广泛的共鸣。

关于“文化综合创新论”，张岱年先生作了如下的论述：“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是一个创新的事业。我认为：一方面要总结我国的传统文化，探索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经过深入的反思，对其优点和缺点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另一方面，要深入研究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作具体分析，对其缺点和优点也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根据我国国情，将上述两个方面的优点综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更高的文化。什么是创新？创新意味着这种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都不相同。因为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近几年来，我写了一些研究文章，自己撰了一个名词：‘文化综合创新论’。”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一定要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同时汲取西方文化的先进贡献，逐步形成一个新的文化体系。这个新的文化体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而创新中国文化。它既是传统文化的继续，又高于已有的文化。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新文化。”[4]张岱年过世后，方克立先生继续深入思考张先生学术思想的历史定位与当代价值，并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马魂、中体、西用”新理论范式强调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三种文化资源，“魂”指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当代中国文化新创造中的活的灵魂；“体”作为中国文化生命整体，是体现和服务于民族存在的“亘古亘今，亦新亦旧”的中华文化；“用”则是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合理因素。这一观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对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和中国文化特性的高扬，并在传统的“中西体用”的文化观中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这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探索一条更为切实可行的中国文化有较大的启迪意义。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关于文化价值观问题极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论断还有费孝通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论。关于“美美与共”论提出的背景，费孝通作过以下阐述：“面对今天这种‘信息爆炸’、形形色色‘异文化’纷至沓来的时代，我们需认真思考怎么办？全盘接受、盲目排斥都不是好的办法，我们应该用一种理智的、稳健的，不是轻率的、情绪化的心态来‘欣赏’它。要知道，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所以对涌进来的异文化我们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选择’。这就是我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从张闻天到张岱年再到费孝通，他们关于中国文化价值问题的真知灼见，代表了中国文化自觉的学术成果，“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奠定了中国当代文化价值建设的基本任务、格局和历史性框架，“综合创新论”和“美美与共”论更加拓宽和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化价值建设的学理内涵，得到华人学术圈和世界学术界的认同，在全球化背景下，从方法和心态上为引领世界范围的文化竞争和交流交融走向理性之途开了新篇。

五、社会转型期价值更新的基本态势

要达到张闻天、张岱年、费孝通所阐述的文化价值境界并不容易，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但是，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进程。今日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建设必须也只能从现实出发，因而，如何看待社会转型期文化价值建设现状，对社会转型期价值更新的基本态势作出一个客观的判断，是很有必要的。

1.社会转型期价值更新是在国家意识形态高度自觉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进入了新的社会转型期，与百年来的整个中国的被动变革相比，新时期的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是在国家意识形态高度自觉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新时期30年来，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的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在各种干扰面前始终没有动摇过。国家意识的自觉表现之一就是高度关注和重视对社会价值观念特别是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和阐述。1981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在确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时，高度概括性地提出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即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1986年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在概括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上更趋明确，提出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价值建设任务。1996年十五届六中全会决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有了更趋完备的表述，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清晰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十七大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正是意识形态上的高度清醒和自觉，使我国成功地把握住了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回应了方方面面的新挑战，这其中当然包括在社会价值观念方面的多元变化及其冲突。

2.“价值空缺”、“道德沦丧”的焦虑源于社会的一部分真实。二三十年来，我国社会时常会听到一种对于当下中国的“价值空缺”和“道德沦丧”的焦虑和抨击，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在高速的经济增长之中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危机，一旦碰到现实的利害关系，什么都可以放弃、什么都可以出卖，中国彻底地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利观，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在高速的经济增长之中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危机。这在相当程度上说出了社会的一部分真实，自有相当的警醒作用。但如果认为当下的社会真的没有价值的支撑，却也显得偏颇和极端。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当然面临着许多价值观上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和加以充实，但其实30年来的中国的发展如果说没有一个明确的价值支撑和有力的社会认同却也不可思议，一个没有有力的价值观的民族怎么可能创造出今天这样令人瞩目的成就，怎么可能创造出一个今天这样和平发展的、远比过去的20世纪繁荣得多的中国？如果中国人仅仅是“唯利是图”，“无所不为”，我们只会得到一个没有希望的社会，怎么可能会有一个这样让世界震惊的“崛起”？看到社会转型期价值观上的缺失和问题，对于改变价值观问题上的某种失范、失序，当然是必要的，但还是需要给予30年来的发展和进步一个理性的判断和客观的评价，给30年来孕育起来并支撑中国“崛起”的“价值观”一个真正的肯定，才可能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从计划经济时代过度地压抑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的能力的发挥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社会不断地给予个人更多的发展的可能，个人也会给社会和国家更多的回馈。当每一个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最大的力量为自己也为社会奋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社会有了我们自己都难以想像的进步。中国30年来，已经建立了一种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主流的价值，一种注重个体的能力的发挥的新的文化性格。30年的大发展正是建立在这种价值观的基础上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们需要充实和完善我们的价值观，但我想，无论我们怎样进步和发展，我们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对这种价值观给予轻率的否定或简单的抛弃。当然，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它恢复或者说点燃了蕴藏在社会民众心理中对世俗追求的巨大能量，同时也要认清，如何引导提炼和升华这种世俗追求，也是转型期价值观建设的基本任务。

3.致富征程上形成的价值观弥足珍贵，小康阶段出生的人群的价值观初露端倪。据一些大范围的社会调查显示，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的提高，在珍视勤奋、业绩的同时，富裕起来的阶层以及在富裕阶段出生的人群，强调生活方式上的多样化和宽容，更加主动地争取个人的政治文化权利，要求并崇尚社会对个人民主权利的满足，对社会政策的透明要求和文化上的包容取向更趋明朗，对关系生活质量的生态环境、公共政策等更趋关心。这些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现代公民的价值取向。因此，转型期的价值观更新和引导，一个带有前瞻性的任务，就是适时地培育和扩大公民的主体价值意识。

4.文化自主能力与文化自觉不协调不同步，影响转型期价值更新。所谓文化自主能力与文化自觉不协调不同步，突出地表现为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交融中创造力与中华文化必须更有作为的贡献意识不协调。多年来，我国国际文化贸易“逆差”一直存在，近年来虽然有所好转，但达到平衡仍有大的差距。目前，在图书、音影像等文化贸易方面，引进输出比大多处于6：1。继迪斯尼以中国民间题材《花木兰》打造大片，到日韩对《西游记》拍摄之争和提出“端午申遗”、“中医申遗”，日益显得我们自己对本民族的文化资源的重视和再开掘能力不足。在今日少年儿童的文化价值启蒙教育中，动画音像产品的作用越来越大。尽管这几年来，国产动画从2003年的46000分钟，上升到2006年的82000分钟，但与全国电视动画全年近26万分钟播出时间所需，差距很大。另一方面，不少国产动画，如《宝莲灯》、《我为歌狂》、《隋唐英雄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从人物造型到故事情节，有着明显的日、美动画痕迹。据2000年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调查，当年这三大城市14岁到30岁青年的13亿元动画消费，日、美动画消费占80％，欧洲和港台地区占10％，中国内地占10％。[5]毫无疑问的是，由于外国有选择地采用西游记、三国演义、白蛇传、花木兰，对中国文化的误导终不可避免，当代中国少儿文化价值启蒙不得不更加考虑国外动画的价值传播及其影响。又比如，从产业角度来看，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已开始步入世界市场，但过多地重复着“欲望”、“压抑”、“性”、“权力”、“功夫”等模式因素，是难以担负起中国文化真义的，在国内，它们与充溢着谥美情调的“帝王将相”相呼应，也是难以适应价值更新的新需要的。

注释：

[1]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1）：390.

[2]刘婉媛.俄东正教红白两派合并重塑俄罗斯价值观[J].北京：中国新闻周刊，2007（8）

[3]哈佛燕京学社编全球化与文明对话[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87.

新文化价值第7篇

我理解报告一方面站在新时代的高起点上，深刻阐述了新的历史阶段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精神价值导向，提出了更高和更明确的要求。这对于今后一个时期的文化建设，包括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认真学习领会。

首先，报告把新世纪新阶段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提高到一个空前的高度来认识阐述。这就是：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因而要求通过文化建设，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与以往偏重于强调文化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显然具有更深广的内涵，是一个更高的定位和要求。

事实上，当今时代的文化建设远不止具有其自身的意义，它对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都将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作用。比如：一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永不衰竭的精神动力。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初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还是粗放型的，因而主要依赖于改革经济体制与生产关系，推进科技进步，解放和发展物质生产力，那么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也就会越来越依赖于文化的因素，即依赖于文化所培育的人的创造精神、创新能力和持续不断的精神动力。如果没有坚实的文化精神支撑，一个国家民族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发展潜力和动力。二是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凝聚力。构建文明小康的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和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望。构建和谐社会当然离不开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必要的社会条件，同时更需要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形成文明健康的社会风尚，这无疑是当今文化建设所应担当的责任。有人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社会成员共同的精神家园，也有人将文化比喻为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联结构筑起来的社会“水泥”，这都意味着文化建设对于一个社会的亲和力与凝聚力的培育，对于一个和谐社会共同体的建构是如何不可或缺。三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消费社会逐渐形成，大众文化消费已经成为现实，由此带来了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文化产业的兴盛，一方面极大地满足了社会的文化消费需求，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也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总之，当今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越来越取决于人的因素而不是物的因素，因此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也就日益凸显出来。文学艺术作为整个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军，无疑也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如果说我们过去对此认识不足，现在正有必要提高这方面的理解认识。

其次，正因为当代文化建设对于当今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建设什么样的当代文化，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代文化建设应当坚持什么样的文化品格和精神价值导向，就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此，报告以务实而坚定的态度，做出了言简意赅而又辩证深刻的阐述。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我理解其中包含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其一，尊重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多样性与坚持文化的精神价值导向性的关系。正如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就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个要求一方面表现在应当充分尊重人们思想活动的个性特点。从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个性与精神追求，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趣味与文化消费需求，实际上都是充满差异性和多变性的；无论创作主体还是接受主体，都有自主选择自己文化活动方式的自由。而正是这种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才保证了当今社会文化生活充满活力，形成思想活跃、创作繁荣的生动活泼的局面。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思想活动的多变性和差异性，以及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多样性还将明显增强，这是一个总的发展趋势。

而另一方面，尊重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与差异性，以及文化生活中的自主选择性，并不意味着就要放弃思想与精神价值的导向性。因此报告特别强调，要坚持正确导向，弘扬社会正气，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这正体现了当代文化艺术创新发展所应有的精神导向性的要求。当代文化建设之所以是“建设”，就意味着它不应当是一种自然状态的生长，不应当是像野草一样自生自长、自生自灭，而是需要确立自己的价值导向：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理应有自己的精神旗帜作为导引；作为当代文化，理应有当今时代最先进的文化精神需要倡导，有最宝贵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需要弘扬。这就恰如英国批评家阿诺德在谈到当代批评的功能时所说的那样，通过文艺批评的价值选择及其导引，要让人们知道什么是这个世界上好的东西，并让这种好的东西占领优势，从而建立一个良好的思想秩序，形成一个纯正而新鲜的思想潮流。一个19世纪的批评家尚且具有这样的思想意识，当代的文艺家和文化人更应当具有这种责任感。

其二，增强文化发展活力与用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的关系。新时期以来文化与文学艺术的发展，应当说是越来越生机勃发充满活力。差异多样才显示活力，当代文化的这种活力，正是来源于新时期开放性、多样化的创新发展，从而形成多样文化样态共存共荣的文化生态。时至今日，多样化创新以保持文化发展的活力，仍然是当代文化繁荣发展的普遍诉求。为此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创作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与此同时，报告也旗帜鲜明地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这两个方面同样构成了一种相互依存、彼此互动的辩证关系。

按笔者的理解，文化价值取向的多样性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本来就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命题：没有多元就无所谓核心，强调建设核心价值体系，本来就是以承认当代文化的开放性多样化创新发展的现实为前提的。只不过如前所说，当代文化建设不应当是纯自然状态的自生自灭、无所作为，在开放性、多样化发展的文化生态系统中，显然应当有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所要着力加以倡导和建设的东西，这就是被称之为“核心价值体系”的东西。核心价值观所要解决的主要是精神价值导向的问题，它是充满活力的文化有机体中的脊梁，是多元文化交响乐中的主旋律，是文化“水泥”对社会联结构型中的“钢筋”，是整个当代文化大厦的顶梁柱，它对整个文化价值体系起着支撑和引领的作用。从历史的观点看，新时期以来文化与文学艺术变革发展的总趋势，显然是不断走向自由开放多元的创新发展，在价值取向方面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多样性，从而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与此同时，我们的文化建设与文艺发展，也从来没有放弃这种主导性精神价值的导引，从提倡多样化与弘扬主旋律统一，到倡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直至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可以说把这一理论命题不断提升到新的高度，不断赋予其新的丰富内涵。

新文化价值第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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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查骞.边藏风土记（卷1）[M]. 林超，校点.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4.

[13] 贺觉非.西康纪事诗本事注[M]. 林超，校点.拉萨：人民出版社，1988：139-141.

[14] 四川省档案馆.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259.

[15] 有泰.有泰驻藏日记[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8.

[16] 古今笔记精华[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167.

[17] 谭英华.说“锅庄”[C]赵心愚、秦和平.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上册[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639-640.

新文化价值第9篇

【关键词】企业文化；企业管理创新；企业核心竞争力；价值

对于企业来说，创新是其发展的源动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只有不断地创新，与时俱进，更新经营理念和管理理念，才能够快速适应持续变化市场环境，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影响企业管理创新的因素有许多，企业文化对企业管理创新的影响非常关键。因此，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强化企业文化建设，培养良好的企业精神，确立正确的企业价值观，加强企业管理，激励企业的员工奋发图强，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一、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对于企业的进步和发展都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企业文化对于企业团队形成强大战斗力，提升企业的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企业文化是企业十分宝贵的财富。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在企业发展的初期阶段，企业文化可以有效的协调好员工，成为了企业的精神支柱。在企业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下，员工的心灵得到了有效的净化，企业文化像熔炉一样能够发挥出神奇的魔力，员工的思想在企业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下得到很好的统一，在企业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下，企业管理能力、企业凝聚力获得了很大的提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企业文化是否先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发展。当然，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企业文化伴随企业的建立而存在。一般情况下，企业文化与企业环境要相互匹配。良好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管理创新有很重要的影响。相反，如果企业文化相对落后，保守，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企业的健康发展。在企业文化的作用下，员工自觉遵从一定的行为规范，企业文化将企业成员之间联系紧密。在企业经营的历史上，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的管理影响巨大。当企业的战略目标发生变化时，企业文化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此时，员工必须对企业文化要有一个新的认识。不要受传统企业文化的束缚，要重新认同新的企业文化。在企业发展中，企业文化应该起导向作用，企业文化要随着企业的发展而发展，要打破传统思维定式，不断创新理念，重新塑造企业文化，促进企业管理创新。进而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二、企业文化对企业管理创新的价值

（一）良好的企业文化，有利于改变思想，提升创新管理能力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管理创新对于企业发展非常关键。而企业文化对企业管理创新具有重要价值。企业要想提高内部凝聚力，一定要在企业内部树立统一的价值观，营造一种和谐的、得到员工认可的、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建立一种先进文化，进而推动企业健康发展。企业的核心是人，因此，只有在员工中营造一种和谐的、得到员工认可的、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才会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企业文化得到员工的认可，才能够提升企业的凝聚力，促进企业进行改革和创新。企业要想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首先，必须树立统一的价值观，不断创新管理模式，形成适应企业发展的道德规范，要引导员工信任并认可企业文化，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企业管理之中，促进企业管理理念的创新，要让每一位员工都能够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提升自我创新能力，为企业创新发展做出贡献。企业管理创新，不仅要改变思想，创新管理能力，还要通过一系列的具体手段促进管理创新能力的形成。思想教育是企业管理创新的精神动力，无形的创新文化是管理创新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在企业管理创新过程中，既要有具体措施的创新，更要有思想管理的创新。企业内部的管理创新，两者缺一不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文化虽然不能够具体地、直观地体现出对企业的价值，但是，却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优秀的企业文化，对于推动企业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文化建设的关键是人，如果企业的每一位员工都能够重视企业文化，在先进企业文化熏陶下，都能够形成一种行动的自觉，必然会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提高企业工作效率，进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良好的企业文化，有利于促进企业战略管理获得成功

现代企业的竞争，也是一种人才的竞争，如果企业文化比较优良，就可以有更多的优秀人才，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源创新。另外，优秀的企业文化，不仅可以给员工带来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还可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促进员工创新能力的提升。在优秀的企业文化熏陶下，员工会充分发挥自我能动性，主动为企业付出。因此，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管理创新具有重要价值。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企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员工思想、行为等方面起到约束作用，这种约束与企业制度不同，并不是那种强制约束，企业文化对员工限制是一种软约束，有利于企业自我约束机制形成。如：在日常工作过程中，企业内部具有良好的工作风气，企业环境也比较和谐，表现出很强的创新性质，这就会在潜移默化中促使员工产生共鸣，根据企业需求，对自身的行为进行自觉的进行调整和控制，将这种无形的压力变成一种工作动力，积极投身到创新活动中。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有本质区别，企业文化能促进企业管理更加完善，营造出一种人性化的管理氛围，促进企业管理进行创新。优秀的企业文化，还有利于企业管理战略的创新。企业文化是企业战略的外在表现形式，这种表现最基本、最直接，对创新企业管理战略影响深远。首先，企业文化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和限制战略管理，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战略管理，促进企业战略管理获得成功。如果企业文化与管理战略产生冲突，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管理战略的有效实施。因此，企业管理战略发生变化，必须要创新企业文化，要用新的企业文化来促进管理战略创新，使得企业文化建设与管理战略创新协调发展。

三、结语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企业管理创新是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我们要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要让企业文化适应企业管理创新，要让二者协调一致，才更有利于企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月坤.企业文化创新提升企业创新能力[J].江苏工业学院学报，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