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论文第1篇

《学灯》《新青年》公共论坛《时事新报》

吴静，香港恒生管理学院传播学院助理教授，博士。

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媒介话语、权力与资本的联动与角力：五四时期上海报纸副刊场域研究”（12YJC860041）。

晚清以来，具有社会性质的民办报刊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的一种公共论坛。在新文化运动中，传播新思想的公共论坛最早在《新青年》出现，但在1918年，其开放的编辑方式被封闭的编辑方式取代，新文化向大众传播的媒介出现空档。[1]在这一关键阶段，《时事新报》作为研究系上海机关报，运用其副刊《学灯》广泛吸纳各种新思潮和新观点，成为新文化界沟通信息、发表言论、交流思想的重要公共论坛。

一、《新青年》公共论坛的兴起与衰落

《通信》《读者论坛》《讨论》等栏目是《新青年》杂志创办后与读者进行思想交流的主要平台，它也由此发起诸多重要的争议性议题。在这一阶段，杂志通过组织新文化议题的讨论掀起思想转型的潮流，继续承担近代以来作为社会公共论坛的重要角色。

但从1918年起，《新青年》开始取消“投稿”专栏，这说明它开始从新文化公众论坛转变为北京大学新文化同人的小圈子杂志，《新青年》公共性质的改变使新文化运动迫切需要新的报刊增援。学者李宪瑜提出，1918年以后的《新青年》逐渐丧失自由的讨论风气，而更像由少数几个人组成的文化社团代言人，由于改动编辑方式、加强学术性和选择综合性的主题，《新青年》从公众论坛变成自己的园地。[2]

从刊物的主题来看，《新青年》也在逐渐退出新文化运动的舞台。五后，《新青年》因陈独秀等被捕而被迫暂时停刊，复刊后在陈独秀带领下迅速转为以政治批判为主题的刊物，原来的编辑部同人出现分裂，杂志也逐渐与思想文化建设的初衷相偏离。尽管国内当时“出了四百种白话报”，[3]但能接续新文化运动的仅为少数，转瞬即逝是大多数白话报的命运。

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以公共论坛的方式介入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当时大部分日报在1920年后才使用白话文，但《学灯》始于1918年，它不仅是“采用白话文的先驱”，[4]在五四后的几年还成为国内最重要的白话文机关之一。[5]且《学灯》通过打造新文化公共论坛聚拢了一批江南地区的新文化运动支持者，这是新文化从北京向江南发展的表现，《学灯》自身也成为接续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力量。[6]

二、新文化公共论坛定位的确立

《学灯》在创刊之初就明确了作为新文化公共论坛的定位，并通过实践确立了这一重要地位。

《学灯》在1918年的发刊辞就提出建立公众论坛的办刊宗旨：“非为本报同人撰论之用，乃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屏门户之见，广商权之资”。[7]这说明，《学灯》在新文化运动中立志为知识青年提供言论阵地，以平等、开放的姿态广纳稿源，吸引关于新文化的各种观点。《学灯》在启事中不断深化这一办刊理念：“本栏之主张专在小言中发表，思潮一项取投稿之与本栏主张较近者发表之，其他各门纯为社会学子自由立说之地，无论正反议论，凡稍有理由者，本报不持成见一律刊载。”[8]郑振铎从1921年起担任《学灯》编辑，他继续发扬公共论坛的办刊理念，提出即便是同一份报纸也应该给不同的观点以发表的园地，因为只有通过自由讨论才能求真，而且讨论双方在交锋中也能各有得益，所以《学灯》非常欢迎各种思想讨论的文章。[9]

《学灯》对新文化公共论坛的自我认识也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深化。其1919年曾经历一次改版，取消发表编辑部意见的“小言”栏，另开设“提倡”“评论”二栏，“发表一切评论均归入‘评论’项内，凡有一切主张均归‘提倡’一项”。[10]这正是《学灯》在自我认识上的飞跃，既改变了“小言”专栏作者来源相对封闭的情况，还表达了《学灯》对自身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公共论坛的期许。

“青年俱乐部”是其中作者覆盖面最广、形式最稳定和时间最长的栏目，更是《学灯》作为新文化公共论坛的重要体现。1918年3月，“青年俱乐部”创立时就提出“凡有益青年身心者，内容不拘门类，文字不拘长短，均所欢迎”，[11]这使之成为《学灯》最受读者欢迎的栏目。从文章分量来看，该栏全为社外投稿，更是支撑版面的主要力量。从内容来看，“青年俱乐部”里讨论的既有个人生活问题，如青年恋爱自由与婚姻自主、个人文明和卫生习惯养成等，也有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过影响的重大议题，如妇女解放、国语统一与推广等，都是《学灯》对新文化运动的准确理解和密切关注的重要表现。且编辑会在话题产生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后，再把相关评论集纳成讨论专栏以设置讨论议程，进一步增加读者对问题的关注度。

《学灯》凭借广纳言论的作风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上海报界当时就提出，《时事新报》最大的优点是肯让个人和小团体发表意见，不像其他报馆只愿意为有钱人说话，却轻视老百姓的声音。[12]

三、调动读者培育名牌栏目

在构建新文化公共论坛的过程中，《学灯》十分注重调动读者的力量和利用读编互动机制来培育名牌讨论栏目。“通讯”栏作为另一个持续时间长、影响广泛的讨论专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1919年8月，《学灯》在版面头条以“通讯”刊登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黄仲苏有关建议开设新文学专栏的来信。[13]为表示报纸能应允读者的期望，《学灯》还在同一版面刊登了主编张东荪的回信。半个月后，《学灯》果真应读者要求推出刊登新文学作品的“新诗”和“新文艺”栏。

《学灯》这种把读者言论置于版面重要位置并及时满足读者需求的做法，彰显了它重视读者的办刊理念，“通讯”作为一个品牌栏目的特殊地位也逐渐得到承认。

此后，“通讯”不断刊登读者与编辑的往来通信和编辑部各种信息，成为《学灯》的主要编辑工具和沟通读、作、编之间的重要桥梁。由于投稿众多与《学灯》的有限版面常常出现矛盾，以致很多投稿不能及时登出。为避免作者久候，《学灯》通常会在“通讯”栏告知收、发稿进度。随着业务日渐扩大，《学灯》后来已没有足够的版面和人手回复所有投稿，但编辑对那些材料翔实、观点独到的作品还是会特意在栏目用稿通知。

但“通讯”栏的功能并不仅限于此，它还为读者和作者提供一个交锋意见的园地，而众多新文化人的聚拢和鼎力支持也使其迅速成为《学灯》凝聚和生产思想精华的“意见工厂”。由于“通讯”日渐成熟，编辑部更有意识地把它经营成一个让编者和读者交流思想的品牌论坛，使之成为新文化人共同构建的公共论坛。

四、只求意见表达不求形成共识

《学灯》在运作讨论栏目时反对“一言堂”或偶像崇拜，不追求形成某种共同认识，而是更注重各方意见的自由表达。

从1919年10月起，《学灯》在“青年俱乐部”发表赵康的《对于“教育革命”之管见》等文章并提出“废弃考试”的观点，[14]引发许多读者投稿痛陈考试制度，由此掀起一场“废弃考试”的争论。当《学灯》上的讨论火热进行之时，南京求实中学学生江期豫因为考试夹带，作弊而受罚，羞辱之下以投江结束生命，表明心迹。[15]江期豫的自杀新闻被各大报纸报道，加促了反对考试制度思想的发酵，读者讨论不再停留于考试制度，知识界开始对教育系统中的各种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反思。1919年12月，“雪梅女士”就从教育的目的、学校的宗旨等角度提出“不但学校考试应废止；学校规则，亦应废止”。[16]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青年学生对传统考试制度的反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尽管舆论压力强大，但《学灯》并未只站在废除考试的一边，“青年俱乐部”反而展现出《学灯》作为新文化公共论坛的角色，依然给考试制度的维护者提供发言机会。讨论中，王崇植先后发表4篇长篇论文提出：考试制度存在是合理的，但现实问题很多，制度需要改革。[17]同时，许应期、丁晓先等人也发表多篇文章声援王崇植，既批评传统考试的弊端，又表示“该欢迎一种正当的试验法”。[18]

五、凝聚思想精华的交流对话

1919年11月，当时的浙江新潮社主张废除中国传统孝道，其社员施存统在《新潮》发表《非孝》一文，张东荪遂发表评论提出商榷。文章见报后，施存统立刻致信《学灯》进行申辩。尽管他的来信在言语间带有青年的意气，但《学灯》仍把来信全文登出：“先生要批评我们，我以为应当代我们设想……我们浙江新潮社里几个人，都是普通教育没有受完全的中等学生。我们所发表的言论，不可当做根本的主张，只能当做请教的性质……我们小孩子做事，一定不很精细。”[19]张东荪的回信并未以前辈身份压制年轻人，也没有辩驳，而是借此引发关于“孝的问题”的大讨论，[20]在《学灯》开辟“讨论”栏广征文稿。

其实，这种读者和编辑互动讨论，甚至争论的情况在《学灯》并不少见，之所以愿意把迥异的观点完整地呈现给读者，既是因编辑部把平等交流的原则贯注于副刊运作的全过程，也因其在文化上的雅量和自信。

《学灯》不仅是读、作、编之间的互动平台，还是生产观点意见的原料工厂。其中，以对话式的“通讯”来稿最为典型，相比“青年俱乐部”“论坛”等栏目行文更自由，个人特征更浓，意见表达也更畅达。

1919年年底，新文化运动中的康白情和魏时珍就在“通讯”栏展开有关青年道德修养问题的激烈辩论。后，这两位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通过书信多次讨论青年修养问题，并把这些书信直接刊登在《学灯》“通讯”栏上，向读者公开其讨论结果。这场辩论在青年人中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以致很多人纷纷向《学灯》投稿参加讨论。虽然“对话”中各人持有不同观点，但都是以当时中国的青年状况和社会现实为基础进行思考，对读者提高道德修养大有益处。在灵活多样的“通讯”栏，既看到魏、康二人与青年读者间的平等交流，也看到各种与现代文明接轨的思想观念在中国青年中孕育、产生和成长的全过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键时期，《学灯》正是坚持以平等、开放的办刊理念，通过打造名牌栏目、广纳稿源为文化界提供沟通信息和交流思想的平台，构建了一个为新文化运动持续提供思想动力的公共论坛。

参考文献：

[1] [2] 李宪瑜.“公众论坛”与“自己的园地”：《新青年》杂志“通信”栏[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3）：32-44.

[3] 胡适. 文学革命运动[M]// 阿英.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集）史料索引. 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6：18.

[4] 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上卷）[M]. 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82.

[5] 三份副刊是《学灯》《觉悟》和《晨报》副刊。见胡适. 文学革命运动[M]// 阿英.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集）史料索引. 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6：18.

[6] 吴静.新文化运动在江南的传承：《学灯》社会关系网分析[J]. 国际新闻界，2010（9）：120-126.

[7] 学灯宣言[N]. 时事新报・学灯，1918-03-04（03）.

[8] 本栏启事[N]. 时事新报・学灯，1919-05-09（04）.

[9] 今后的学灯[N]. 时事新报・学灯，1921-08-01（04）.

[10] 本栏启事[N]. 时事新报・学灯，1919-05-23（03）.

[11] 本报特设学灯一栏预告[N]. 时事新报・学灯，1918-02-25（01）.

[12] 王无为. 各地文化运动的调查――批评之（一）上海报界的文化运动[J]. 新人，1920（5）：138.

[13] 黄仲苏. 改良本报的讨论[N]. 时事新报・学灯，1919-08-11（03）.

[14] 赵康.对于“教育革命”之管见[N]. 时事新报・学灯，1919-10-18（03）.

[15] 南京青年会学生自杀纪闻：因私有挟带而轻生[N]. 时事新报，1919-12-22（02）.

[16] 雪梅女士. 对于“废止学校现行考试法”的意见[N]. 时事新报・学灯，1919-12-30（02）.

[17] 王崇植. 我对于玄庐君的“考试与毕业”的讨论[N]. 时事新报・学灯，1920-03-07（04）.

[18] 丁晓先.“废弃试验”问题之讨论[N]. 时事新报・学灯，1919-11-27（04）.

新文化运动论文第2篇

一。一根藤结出两个瓜

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与彭明的《五四运动史》是中外研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两部最具影响力的鸿篇巨著，但它们都把这两个运动混为一谈。依照周策纵的定义：“五四运动”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新文化运动被视为五四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彭明也采取了同样的叙述策略，称：“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运动，又是一个文化运动。” [2]　笔者认为：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二者有同有异，不应混为一谈。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均为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不断深化的西化运动的产物。西化运动也可以称为“化西运动”，这完全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或特定立场。从纯客观的角度看，西化运动一说可能更为贴切。现在的中小学课程中有多少内容来源于一个世纪以前的传统“中学”，又有多少内容来源于“西学” ？　粗略估计一下，二者的比重至多是四六开。大学课程中，传统“中学”的成分恐怕还要更低一些。单纯从知识结构上分析而不考虑感情因素，说中国人正在或已经被西化与说满族人汉化同样正确。如果我们事先确定一个中国文化的本位立场，那么任何西化都不过是“化西”，即“拿来”西方的好东西，将其消化吸收，变成中国文化的养料。在这里，对于民族和文化的主观意识是决定性的因素。

梁启超在 1922　年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把中国人思想逐渐西化的过程分为三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之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甲午败于日本，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到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他们的政治运动是完全失败的，只剩下废科举一事算是成功了。国内许多学堂国外许多留学生，在这期内蓬蓬勃勃发生。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约历二十年之久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如此一来万事都有办法了。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恰值欧洲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 [3]　。从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学习西方的分期，对于清朝统治集团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于思想家和学者来说，则不尽然，梁启超在这里多少有些自谦的成分。

文化和器物制度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在第一期中，便有人从文化和制度的角度来反省中国何以落后。冯桂芬在《校庐抗议》中指出：除军旅之事不如夷外，还有“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他又说：“非天赋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天赋人以不足，可耻也，可耻而无可为也。人自不如，尤可耻也，可耻而有可为也。”知耻而自强之“道在实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必求所以如之，仍亦存乎人而已矣”。

[4]　基于“夫学问者，经济所从出也”的道理，他明确主张“采西学”。在第二期中，梁启超本人更是在思想文化上扭转历史进程的一员主将。梁启超的研究者张灏认为：“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中， 19　世纪 90　年代中叶至 20　世纪最初 10　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过渡时期，梁是一位关键人物” [5]　。清末民初西化运动的思想精髓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便是进化论；两个基本点便是围绕严复《群己权界论》书名中点明的“群”与“己”所展开的理论探讨。

严复将进化论译为“天演论”，他在《天演论》自序中说，将此论介绍到中国学界，实因“其中所论，与吾古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其主要论旨为：“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固天演之论，可一言而尽也，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时下流行的“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是硬道理”，实为严复思想的当代版本。对于一向具有文化至上主义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本着“师长”的原则，接受源于西方的进化论并不是什么难事。《天演论》出版后，数年中，风行全国，乃至做了中学生的读物。小野川秀美说：“作为一个先驱的进化论宣传者，梁启超的功绩实不可没。达尔文与赫胥黎的关系，正可比诸严复与梁启超。自然淘汰，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等，都是严译《天演论》中所没有的成语，这些成语之在中国盛传，主要是梁启超从日本传过来的。” [6]　把“群”与“己”从古代圣贤“万物皆备于我”、“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人合一与泛家族主义连环套中解脱出来，赋予新的解释，是世纪之交中国思想对传统的突破。

严复说：“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 [7]　要“保种”“保国”，就必须“能群”“善群”。从保守的儒家学者王先廉的抨击-“天下之大患曰群”、“群者学之蠹也” [8]　可知“群”的概念所具有的新义。梁启超在《说群序》中说：“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矣。……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己群之败，他群之利也。何谓独术，人人皆知有己，不知有天下。……以故为民四万万，则为国亦四万万。夫是之谓无国。善治国者，知君之与民，同为一群之中这一人，因以知夫一群之中所以然之理，所常行之事，使其群合而不离，萃而不涣，夫是之为群术。” [9]　“群”被理解为人类团体，并被看成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源于荀子，他用“群”来论证“君道”的天然合理性。而梁启超视王权制度为独术，乃败于“群”的根源。“君主者何，私而己矣；民主者何，公而己矣。”泰西行民主，善群术，今我“以独术与群术相遇，其亡可翘足而待也” [10]　。张灏指出，梁启超以“群”为核心的社会政治思想包括了三个主要倾向：政治整合、民主化和含蓄而矛盾地接受民族国家思想。这一思想的出现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转折，即失去内在思想魅力而仅仅保留其宣传价值的“经世”，作为中国政治传统的一个主要理想趋于完结，受需要新的理想和新的价值观来取代经义理想的冲动，中国的政治文化将被近代西方的各种思想意识所吞没。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便是其中的首选。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一号《本报告白》中表示：要维新我国，必先维新我民，中国之所以不振，乃在公法之欠缺，故须收集中西之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改造吾“喜独”之国民性，树立“合群”、“乐群”之新民德。以教育为主，以政论为辅，着重国家主义之教育，以养成国家思想。

中国古代儒家虽然标榜“为己”之学，却不注重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严复指出：“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中国恕与西法自由最相似，“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自由即异，于是群异丛然而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 [11]　他昭示国人，西学的精髓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中国若欲富强，“必自民之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能自由自能自治始”：“身贵自由，国贵自主。” [12]　在《新民说》中，梁启超一针见血、极其痛快地指出：“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且赋之以扩充此权利之智识，保护此权利之能力。故听民之自由焉、自治焉，则群治必蒸蒸日上；有桎梏戕之者，始焉窒其生机，继焉失其本性，而人道乃几乎息矣。……故夫中国群治不进，由人民不顾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顾公益，由自居于奴隶盗贼使然也；其自居于奴隶盗贼，由霸者私天下为一姓之产而奴隶盗贼吾民使然也。” [13]　由此，开天赋人权说和自由主义在中国之先河。

梁启超曾说：“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吾又知孔子之爱真理，先辈故人之爱国家爱自由，更有甚于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忏悔。为两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 [14]　此乃对上面所说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全面概括，表现出本世纪初中国思想家破旧立新的勇气与决心。进化论即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真理，严复和梁启超的群己之说，则是 20　世纪中国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共同渊源。正是从这两个挨近的生长点上，长出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丰硕果实。

二新文化运动-自由主义的人权运动

以往把“新文化运动”作为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同人发起的思想运动的专用名词，此说近来受到置疑。例如龚书铎就把“戊戌新文化运动”作为论文的题目，称：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在五四时期发生过新文化运动，在戊戌变法时期 （　就文化的角度说，大致从 1895　年中日战争后到 20　世纪初 ）　也曾经发生过一次这样的运动。显然， 20　世纪中国新文化的源头与其说是《新青年》，不如说是《天演论》和《新民说》 [15]　。但是，我们也要指出，《新青年》和《新潮》等决不是以“新”来自我标榜，其划时代的意义在于，它们是一代新人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

丁伟志等近来予“中体西用”说以新的解释：形式上的重点是在强调中学之为“体”，事实上的重点却在强调西学之需“用”，“中体西用”意在“西用”，表面上抬高中学之地位，恰恰是为着防卫对手的攻击，减少由于重视西学所招致的重大阻力 [16]　。此说可以成立，但似乎未击中要害。在我们看来，与其把它当成一种文化观的宣示，不如作为一种历史事实的陈述。康有为这一代人仍是一群标准的传统中国坤士：出身官宦乡绅门第，以科举为进身，熟读坚贤之书，取小老婆，养大家庭。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已经深深浸透于其血液和骨髓中，无论如何鼓吹“采西学”，都只能限于“西用”范畴。但他们“废科举，兴学堂”的成功，却为一代新人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新青年》和《新潮》的积极参与者，或为归国留学生，或为国内新学堂的学生，已非传统的士大夫，而是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体已经脱离乡土，独自居住在陌生的城市甚至租界中；他们在精神上与传统思想发生了断裂，不像上一代那样有深厚的“中学”根底，而是在一种“西学”的语境熏陶下形成世界观。因而，他们与父辈乃至乡下的发妻出现了巴金小说中所深刻揭示的那种“代沟”。只有到了这一代人，才真正感到需要“重估一切价值”，确立新主体在新环境中的生存意义与价值，也就是陈独秀所说的“伦理革命”。康有为辈向西方学习，主要目的仍是探索中国人这一群体在种族竞争中的生存之道；而鲁迅、郭沫若辈与西哲对话，不仅是要救国，而且是要发现和拯救自己，探究知识分子这一“新人类”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安身立命的根本。这就使得人性、人权这些自由主义的话题突显出来。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写道：“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近世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 [17]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里把人权放在新文明价值的首要地位，而把上一个世代中国先进分子的中心话题进化论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权利自由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权力自由，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 [18]　胡适一贯主张将他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既然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成果是人的发现、人性的觉醒，这一命名的价值倾向便一目了然。胡适对易卜生主义推崇备至，而易卜生主义即所谓“健全的个人主义”：“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胡适区分了三种个人主义：一种是假的个人主义，或称为我主义；一种是独善的个人主义，采取出世或避世的方式，“要想在现社会之外另寻一种独善的理想生活”；一种是真的个人主义，亦称个性主义，其特性是独立思想，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梁启超在世纪初曾要求个人自由服从团体自由，他说，“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团体自由者，个人自由之积” [19]　。胡适则认为，牺牲个人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是不可取的。“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 ！　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　”他主张“改造社会要从改造个人做起”，要从“自救”开始 [20]　。 30　年代回顾时，胡适重申：“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 [21]　鲁迅、周作人兄弟是新文化运动中以文学倡导自由主义思想的主将。周作人在理论上有较多的阐述，是中国“人的文学”的首倡者。他说：“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 [22]　因此，“我始终承认文学是个人的”，“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我们所希望的，便是摆脱了一切的束缚任情地歌唱，无论人家文章怎样地庄严，思想怎样地乐观，怎样地讲爱国报恩，但是我要风流轻妙，或讽刺谴责的文字，也是我的自由，而且无论说的是隐逸或是反抗，只要是遗传环境所融合而成的，也便都有发表的权利与价值。” [23]　鲁迅则在小说、散文中以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形象控诉“吃人”的旧礼教，呼唤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新纪元。

《新潮》主要编辑同时也是五四学生游行白话文宣言起草者的罗家伦说，在蔡元培主持北大的时候，发生了三个比较大的运动：第一是国语文学运动，也称被称为白话文运动或新文学运动；第二是新文化运动；第三是“五四”运动 [24]　。如果把他所说的第一个运动并入第二个运动，那么就无人可以置疑，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成就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存在和话语方式；如果把这两个运动分开来估量，即如罗家伦 60　年代所说，“这新文化运动的工作，至今尚未完成”。新文化运动犹如一道闪电，一声惊雷，在起到振聋发聩、警醒国人的作用后，由于第三个运动-五四运动随之崛起，很快便衰落下去。在 60　年代的台湾，其价值仍得不到承认，受到“轻视和抹煞”，或成为“谈虎色变”的对象 [25]　。胡适式的自由主义是一种基于个人主义的世界主义，在它的分析框架中，除了个人与人类，其他层次的人群共同体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它高扬个人价值，推崇普世情怀，是种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天然敌人。因此，一旦民族主义占据思想界的主流，自由主义便只能退居边缘。当日寇霸占了东三省，打到长城一线，全国上下反日情绪空前高涨时，胡适仍然坚持唱低调，更使他的自由主义显得不合时宜。

过于强调个人主义，对于早期自由主义传统是一种偏离。在以往，自由首先意味的是一个团体拥有适当自主性的权利。柏克认为，自由的问题是与一种权威三角-即个人、国家以及介于这二者之间的各种群体-分不开的。托克维尔提出，一个由各种独立的、自主的社团组成的多元的社会，可以对权力构成一种“社会的制衡”。这一点，乃是促成美国民主制度是一种自由民主的重大因素 [26]　。一个个单独的个人实际上是抗衡不了国家权力的。但对于胡适们来说，维护和建构社会团体并不是他们所理解的自由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既然民族国家都不能成为顶礼膜拜的偶像，就更谈不上认同阶级利益和团体利益了。在这种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中，多样性、自决权和竞争比公平分配和资源均等具有更大的权重。如果将其折衷调和，自由主义就演变为自由民主主义。胡适等中国自由主义者并没有迈出这一步。在讲演“中国问题的一个诊察”时，胡适将中国的病状诊断为“五鬼症”，即贫穷、衰弱、愚昧、贪污和纷乱，而没有提到社会阶级间的严重不公和冲突 [27]　。对于大多数具有“拯民于水火”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样一种无视社会现实矛盾的立场是无法接受的。于是，曾经在新文化运动中集结在人权和自由主义大旗下的新型知识分子，很快便发生了分裂，多数人通过平民主义的桥梁走向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则退缩到上层知识分子的一个小圈子中。

三五四运动-公理引导下的国权运动

新文化运动论文第3篇

新文化运动是特定历史时期综合作用的产物，是近代社会长期物质和思想准备的结果。拨开历史迷雾，应该高度肯定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巨大历史作用。但是，他之所以成为这场开天辟地的启蒙运动的旗手绝不是历史的偶然。我们应该追本溯源，追寻历史的脚步，回到当时的历史格局中，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观点，综合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分析陈独秀成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主要原因。

一、陈独秀的家乡安庆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资本主义思想较为盛行

安徽位于中国东部内陆，临江近海，地跨江淮，水陆发达，人口流动密集，思想传播比较集中;紧挨的上海、南京在当时是两个最具开放的城市，上海是《南京条约》规定的五口通商口岸，实行自由贸易，资本主义比较发达;南京是中国古都，是太平天国、中华民国的国都，是中西文化思想交锋的主战场。特别是陈独秀的家乡安庆，文风昌盛，人文底蕴深厚，在近代作为安徽省府长达170余年，在安徽乃至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安庆是中国较早接受近代文明的城市之一，回顾中国近代化历程，可以看到，安庆人姚莹、方熊飞很早就有关于中国近代化的初步设想，太平天国运动在安庆对中国近代化具有推动作用，曾国藩在安庆关于中国近代化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活动，创办内军械所，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机动船;安庆教案、邓华熙的皖江变法在客观上推动了皖江近代化、中国近代化，徐锡麟等人的安庆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和新军起义的第一枪，加速封建王朝的灭亡、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这些从一定意义上昭示了安庆较早启动中国近代化的步伐。

安庆深受欧美风雨的浸润，资本主义思想盛行，异域新文化与本土旧文化相互撞击，形成了极其强烈的文化革新意识，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陈独秀，决心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非常强烈，迅速开启了启蒙思想，在安庆的藏书楼演说，创办《安徽俗话报》，第一次举起了。

二、一战期间国内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对新文化运动持积极态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欧洲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加上辛亥革命的促进和人民抵制洋货斗争的推动，使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日益迫切地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民族资产阶级在大战中获得了历史上空前的发展，挣了很多钱，办了很多厂。因此，对运动表现出十分积极的态度，有着勇敢的一面，这是由于运动与他们的利益有一致的地方。他们不但要求保持和巩固在大战中所已经获得的果实，还要求进一步继续发展;不但要求在经济上求得发展，还要求在政治上取得地位。因此，可以说民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运动，部分原因是由于一定的爱国热情和群众力量所驱使，更重要的是这一运动与他们本身的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他们幻想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走西方资产阶级所曾经走过的道路，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队伍也有所扩大，在这种形势下，北洋军阀加强封建军事专制并要恢复帝制，不可避免地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反对，于是，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了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正好顺势而为，擎旗推动，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

历史证明，新文化运动是继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是由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其革命比质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三、陈独秀举起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正好适应了时代的发展需要

在当时，袁世凯复辟，思想界兴起了尊孔复古的逆流，而受到新思想影响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迅速壮大，反帝、尤其是反封建的情绪目益高涨，自然在思想文化方面表现出来，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社会阶级基础。在这种混乱而自由的社会氛围中，新型知识分子吸纳外来思潮，拓展文化视野，开始张扬自我个性，发表独立言论，反省文了廿传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

新文化的先驱者主张以民主制度取代封建制度，以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取代封建专制主义的盲从、迷信和独断，民主和科学遂成为相互支持、相辅相成的两大旗帜。在《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就举起了民主与科学这两面旗帜，历数中国社会之黑暗，痛陈专制制度之罪恶，率先对青年们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点希望。这里所陈述的 六义，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民主和科学两方面的要求，并成为思想革新和文化运动的宣言。

民主就是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反对封建专制，同时强调个性解放。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又包括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其目的都是为了反对封建统治。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弘扬，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并且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尤其是青年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实践证明，民主与科学思想的产生是社会变革的必然，是时展的要求，民主与科学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两个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前轮。

四、陈独秀思想的彻底解放、独具特色的个性和文化追求促成了他的不凡成就

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行的力量。陈独秀从青年时代就投身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之中，很早意识到开民智的重要性。一是因为辛亥革命对陈独秀刻骨铭心的影响。辛亥革命的成败教训使陈独秀认识到，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首先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二是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陈独秀曾经先后五次前往日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熏陶。

因此，他坚定地走上了反对封建糟粕，解放思想的道路，他认为开民智，首先自己要有智，于是边翻译边学习，边学习边教育，边救亡边启蒙，认为没有革命的力量，就没有革命的成功，重视广大民众的思想启蒙，办报办杂志，大力推动白话文运动，从思想文化上发动群众、启迪民智。

新文化运动论文第4篇

新文化运动继承了戊戌维新时期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运动，并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推向了高峰。

与同时代大多数忧国忧民的年轻知识分子一样，陈独秀刚开始是倾心于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主张。但在1901年赴日本留学后，他接触了大量的新思潮，思想上逐渐由维新转向了革命民主主义。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到上海。面对封建复古思潮泛滥、袁世凯称帝的现实，他决定办一个 “思想革命”的刊物，在政治革命之前，首先“革中国人思想的命”。经过短时间的筹备，《青年杂志》诞生了。

二十世纪初，民主与科学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两个陌生的词。而陈独秀则在《敬告青年》和以后的一系列文章中，首先提出了反对封建复古思想，主张民主主义的要求，倡导“科学与****并重”。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就是提倡“民主”与 “科学”，也就是把“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 (科学)请到中国来，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全面“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陈独秀语)。提倡民主，就是提倡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以法国为榜样，反对君主制和军阀独裁，反对为****独裁政治服务的封建伦理道德。陈独秀十分崇尚西方的****平等、民主自由，热切希望中国能****封建****，实行西方国家的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伦理民主等。提倡科学，就是提倡看待客观事物的科学态度，反对迷信、盲从和武断，树立起积极、进取和科学的精神。

新文化运动论文第5篇

关键词：五四文化圈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

一、“五四文化圈”――传统文化获得生机的大背景

1.“五四文化圈”的含义

“五四文化圈”的论述学者给出这样的定义，“五四文化圈”中的知识分子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分歧，就组成了色彩斑斓的‘五四文化圈’。在这里“五四文化圈”有了知识分子思想碰撞后的自由发声与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传统文化又在这个大圈子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它汲取了西方的先进思想，在历史车轮前进的浪潮里不断淘汰掉糟粕，使得自身更适合人的个性发展而适应整个社会，也在这个过程中捍卫了其作为传统文化的应有地位。

2.“五四文化圈”中关于传统文化的论争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于传统文化的过激言辞必然暴露了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某些缺点，但传统文化在此时也走出了权威统治的地位，让自身缺陷呈现于大众，这不得不说是一件好事，也让传统文化在批判中成长起来。

五四中对待传统文化态度比较激烈的如1917年1月1日的《新青年》上所发表的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提出“且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他在《文学革命论》中也几乎否定了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文学：“此等雕琢的阿谀的铺张的空泛的贵族古典文学，极其长技，不过如涂脂抹粉之泥塑美人。”通常钱玄同也被认为是一位激进派人物，他认为陈独秀的此类论调“虽若过悍”，“然对于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面目加之。”以上这些大致可以归为我们通常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派，其中的论争或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胡适有时被人当做全盘西化的人物，但他之后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以及种种努力同样对发现与重新评定传统文化价值有着重要作用。如果仅就一些言论就来判断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是一个全盘否定的态度，或者认为传统文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只是被扼杀与打倒也太过于片面。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但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不管是支持的和反对的人都围绕着传统文化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无疑传统文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里获得了勃勃生机。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予了传统文化一个先天发展的背景，倡导一种科学精神来重新评定传统文化的价值，发现与继承优良传统文化，淘汰糟粕文化。所以传统文化在“五四文化圈”里让右的人有保守的对象，让左的人有批判的对象，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传统文化有精髓也有糟粕，它的这样一个性质形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富有张力的自由的氛围，而在这样自由的氛围里传统文化又获得了前人从未有过的研究。

二、传统文化在批判中的再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在鸦片战争后受到了极大的挑战，面对先进的异质文化，本土文化就踏上了再认识的旅程。《新青年》是反传统的阵地，陈独秀曾经明确提出：“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传统文化在当时已不能被容忍，在将来的社会也被预见成百害无利。立足于今日保护与继承传统文化的大立场，我们很容易生发出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误解。但回归历史场景，在一个封建愚昧的时代，一切还在黑暗当中，当先进的知识分子急迫地想要改变社会之时，如果第一声呼喊不足以振聋发聩，那后来的一切活动都只会是历史上的一圈涟漪而掀不起一点思想的波澜，以“矫枉过正”来评述不如说是一次奋进中的“求上得中”。

在西方文化未进入中国之前，传统文化占据着统治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进知识分子们站在新浪潮里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必然见其糟粕而有意忽视其中的精华，但是作为真诚有良知的纯粹知识分子对于真知与文化精髓又是无法抗拒的，在其后要论述的“整理国故运动”中，知识分子也主张“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这不仅体现了对于传统文化本身的尊重，也是顺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浪潮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对于“打倒孔家店”口号的误传，从中学教科书开始就启蒙于今天的我们，造成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误解，无疑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反对孔孟之道，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倾向，但在“五四文化圈”中，它只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希冀在一个黑暗的社会中发展起更有利于时下发展的文化。从前我们对传统文化一味的崇拜在那时改变了，让大众认知到传统的不一定就是绝对的，前人的不一定就是不可改的，在这个再认识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依然还是传统的，在今天，传统文化依然没有改变它的文化统治地位，我们的思想与行为仍然深受着儒家文化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再激烈的言论与浪潮没有冲击传统文化的地位，但却促进了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里再认识，认识到其可取的地方，也认识到其糟粕。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意义

以“整理国故运动”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整理国故运动”有它明确的目标就是还传统文化一个“本来面目”，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进知识分子主张以五四科学的方法研究传统文化，胡适也曾经强调“国故”一词是没有褒贬意义的中立词语，只是“为真理而真理”，“为学术而学术”，这表明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而是在去其糟粕的过程中达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破旧立新的目的，也在进一步的整理与认识中升华了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从这点上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文化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果没有传统文化，我们何谈西化，如果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是一些文人掀起的反对传统文化的运动，它也不会有那样精彩的论争，也是我们今天所追求的自由浓烈的一个学术氛围。所以所有激烈的、保守的、温和的言论和知识分子都在这一时期围绕着传统文化集中于这样一个圈子中，构成了自由和富有张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这个色彩斑斓的“五四文化圈”里，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扬。

结语；

关于传统文化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问题已是老生常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误解背后也是对当时历史场景的忽略所致。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在批判与否定的背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场域。在新的研究方法下，在科学理性的指导精神下，传统文化在外来异质文化的碰撞中更加熠熠生辉，它也打破了从前的唯孔孟之道为尊的格局，让整个中国文化迈向了更加丰富与多元化的多彩局面。

【参考文献】

[1]李怡：五四文学研究，谁的五四――论“五四文化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3期

[2]李怡：“五四”与现代文学“民国机制”的形成

[3]周振鹤：对传统文化再认识的飞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剖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

[4]严家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9期

[5]李怡：《甲寅》月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思想先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4期

[6]李良玉：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全盘反传统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新文化运动论文第6篇

【关键词】篮球运动 科研 现状 分析

【中图分类号】g8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09(2010)06-00-02

篮球运动的蓬勃发展和篮球项目在竞技运动中地位的不断提高,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篮球工作者和科研人员对篮球运动科学研究的热情和兴趣。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国篮球运动理论的科研成果从观念的变更、新理论的形成、技战术的创新、训练手段的改进、教学方法的改革、器材的更新、选材的科学化、多学科的渗透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开拓,为我国、乃至世界篮球运动理论的发展奉献了许多经典之作。

对我国篮球运动科研论文的生产规律和分布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评估、预测篮球运动的研究水平和发展动向,确定研究重点和调控研究方向,促进我国篮球科研理论建设的全面、深入发展;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国篮球运动研究队伍的基本状况,为发现、培养和造就一批中坚研究队伍、扶植青年学者,组织和协调这支队伍进行重大课题研究等提供事实依据。

1 研究对象

1999-2008年间《

3.4.3 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定量研究及交叉学科的综合性运用增多

篮球教学研究是篮球科研工作的难点。Www.133229.coM此类研究通过教学理论在篮球教学中的作用,探索篮球教学中的特殊规律,寻找符合现代教育发展规律的新方法、新理论,以求达到最优的教学效果。过去的十年里,篮球教学的科研文献较以往增多了定量研究与交叉学科间的渗透研究,更具说服力。其内容也涉及教学计划和制定、教材教法设计、考核方法和标准、教学设备仪器研制及学生能力培养等诸多方面。

3.4.4 职业化、市场化研究:更加注重其现实意义

我国篮球运动职业化不过十余年左右,其研究领域也因为要涉足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进行综合分析,一直以来是篮球科研领域的薄弱点,研究成果较少。1998年后伴随着我国篮球运动职业化的深入,广大的篮球科研人员开始紧密结合相关的国家法规政策、体育市场、社会环境,针对这一领域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所著文献也从实际出发,着力于解决篮球职业化、市场化中出现的关键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3.4.5 篮球文化研究:百花齐放、欣欣向荣

篮球运动的文化属性已被学界认可。[2]从文化学的视角研究篮球运动、认识篮球运动,可以拓展研究思路和研究领域,可以促进我国篮球运动的快速全面发展,这一趋势已逐步达成共识。目前,从有关篮球文化研究文章的数量来看,呈逐年递增趋势,说明当前篮球文化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其研究内容除论证篮球运动的文化性,还涉及到篮球文化的概念与篮球文化的结构等。特别是部分学者借鉴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知识,以新的思维、新的视角对篮球运动的文化内涵、结构、特征进行梳理和重构,产生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著作。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十年来我国篮球科研论文刊发量呈波浪形发展态势,存在一定的自发性和变化的无序性;篮球科研的方法有一定创新,但还是以传统方法为主。

2)我国篮球科研工作队伍已经形成,但高产活跃作者群的相对薄弱,核心著者群仍处于形成阶段;作者以高校教师发文量居多,且以副高级、中级职称为主体。

3)现阶段,我国篮球科研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篮球技战术、训练竞赛、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职业化、市场化、篮球文化等领域,但有关场地、器材、规则方面的研究论文有所欠缺。

4.2 建议

1) 加强篮球科研队伍的建设,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提高论文质量;培育核心作者,增加核心作者和提高其论文平均产出率。

2) 篮球科研必须从篮球运动实践的发展需要出发,拓宽视野,端正动机,防止急功近利地拼凑和重复研究;注重运用交叉学科的基础知识,加强与篮球运动一线的运动员、教练员等的合作,使科学研究与实践相结合,才有利于科研成果的转化。

3)各级决策部门要有目的地进行篮球科研立项,加大对篮球科研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产;建立制约和激励机制,鼓励更多正高级科研人员积极投身科研,多出成果、出好成果,避免人才资源的浪费。

参考文献

新文化运动论文第7篇

【关键词】篮球运动 科研 现状 分析

【中图分类号】g8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09(2010)06-00-02

篮球运动的蓬勃发展和篮球项目在竞技运动中地位的不断提高,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篮球工作者和科研人员对篮球运动科学研究的热情和兴趣。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国篮球运动理论的科研成果从观念的变更、新理论的形成、技战术的创新、训练手段的改进、教学方法的改革、器材的更新、选材的科学化、多学科的渗透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开拓,为我国、乃至世界篮球运动理论的发展奉献了许多经典之作。

对我国篮球运动科研论文的生产规律和分布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评估、预测篮球运动的研究水平和发展动向,确定研究重点和调控研究方向,促进我国篮球科研理论建设的全面、深入发展;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国篮球运动研究队伍的基本状况,为发现、培养和造就一批中坚研究队伍、扶植青年学者,组织和协调这支队伍进行重大课题研究等提供事实依据。

1 研究对象

1999-2008年间《

3.4.3 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定量研究及交叉学科的综合性运用增多

篮球教学研究是篮球科研工作的难点。此类研究通过教学理论在篮球教学中的作用,探索篮球教学中的特殊规律,寻找符合现代教育发展规律的新方法、新理论,以求达到最优的教学效果。过去的十年里,篮球教学的科研文献较以往增多了定量研究与交叉学科间的渗透研究,更具说服力。其内容也涉及教学计划和制定、教材教法设计、考核方法和标准、教学设备仪器研制及学生能力培养等诸多方面。

3.4.4 职业化、市场化研究:更加注重其现实意义

我国篮球运动职业化不过十余年左右,其研究领域也因为要涉足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进行综合分析,一直以来是篮球科研领域的薄弱点,研究成果较少。1998年后伴随着我国篮球运动职业化的深入,广大的篮球科研人员开始紧密结合相关的国家法规政策、体育市场、社会环境,针对这一领域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所著文献也从实际出发,着力于解决篮球职业化、市场化中出现的关键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3.4.5 篮球文化研究:百花齐放、欣欣向荣

篮球运动的文化属性已被学界认可。[2]从文化学的视角研究篮球运动、认识篮球运动,可以拓展研究思路和研究领域,可以促进我国篮球运动的快速全面发展,这一趋势已逐步达成共识。目前,从有关篮球文化研究文章的数量来看,呈逐年递增趋势,说明当前篮球文化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其研究内容除论证篮球运动的文化性,还涉及到篮球文化的概念与篮球文化的结构等。特别是部分学者借鉴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知识,以新的思维、新的视角对篮球运动的文化内涵、结构、特征进行梳理和重构,产生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著作。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十年来我国篮球科研论文刊发量呈波浪形发展态势,存在一定的自发性和变化的无序性;篮球科研的方法有一定创新,但还是以传统方法为主。

2)我国篮球科研工作队伍已经形成,但高产活跃作者群的相对薄弱,核心著者群仍处于形成阶段;作者以高校教师发文量居多,且以副高级、中级职称为主体。

3)现阶段,我国篮球科研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篮球技战术、训练竞赛、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职业化、市场化、篮球文化等领域,但有关场地、器材、规则方面的研究论文有所欠缺。

4.2 建议

1) 加强篮球科研队伍的建设,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提高论文质量;培育核心作者,增加核心作者和提高其论文平均产出率。

2) 篮球科研必须从篮球运动实践的发展需要出发,拓宽视野,端正动机,防止急功近利地拼凑和重复研究;注重运用交叉学科的基础知识,加强与篮球运动一线的运动员、教练员等的合作,使科学研究与实践相结合,才有利于科研成果的转化。

3)各级决策部门要有目的地进行篮球科研立项,加大对篮球科研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产;建立制约和激励机制,鼓励更多正高级科研人员积极投身科研,多出成果、出好成果,避免人才资源的浪费。

参考文献

新文化运动论文第8篇

五四精神、五四传统的内涵及其历史意义

民主与科学作为五四精神与五四传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是一种观念、方法，还在一定程度上发展成一种主义，具有一定意识形态的作用，而这成为近十年来国内学者研究史的热点问题之一，讨论十分热烈。罗志田在《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一文中，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分析了五四时期科学与国学之间的互动。认为科学方法是国学研究存在的有力基础，而“国故”则提供了具体治学对象。对五四科学思潮中出现的科学主义倾向，有学者着重区分了五四科学思潮、科学主义思潮等概念，有学者着重对科学主义的内涵、形成原因等进行论述与评判，有学者则着重讨论其对五四文学、五四民主观念等的影响。汪晖在《科学话语共同体和新文化运动的形成》（《学术月刊》2005年第7期）一文中，强调了五四时期科学话语的权威性，提出用“科学话语共同体”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形成进行诠释，甚至认为其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

道德伦理革命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论者涉及了这一问题。有学者着重分析了新文化运动时期道德革命的走向；有学者着重论述了五四时期道德伦理革命的内容及其生成的直接现实原因。陈方竞在《关于“道德主义”问题――五四新文化（文学）运动中心的多重对话》（《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2、3期）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道德主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研究者对的历史意义主要是从爱国运动、启蒙运动、文艺复兴等角度进行诠释。近十年来，仍有学者从这些角度对的历史意义进行了肯定。雷颐在《从“伦理”到契约――从“五四”看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民主与科学》2006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从“伦理”到“契约”的文化转换中发展出一种新的爱国主义话语，这种新话语，爱国而不排外，且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而积极主张世界主义，是十分难得的。张静如在《论五四精英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五四时代是创新的时代，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高度的创新精神推动了当时社会的改造。汪晖从科学主义、科学世界观的角度对五四启蒙进行了新解读，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与讨论。他用“态度同一性”与“反抗绝望”解构五四启蒙，认为科学重建了现代和传统之间的延续性联系，科学世界观及其对个人、社会和政府的相关设想逐渐被接受，成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和保障个人权利的共同点。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

近年来，学术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者将讨论的重心逐渐转到争论最为热烈的儒学、孔子等问题上，对“打到孔家店”、“激进全盘反传统”等命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有学者侧重对五四时期“全盘反传统”这一认识进行反思，指出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说成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说法，是片面地将“三纲”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夸大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进而提出了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细致的分层研究。

有学者分析了前后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传统文化态度的不同，即他们改变了全面反传统的思路，主张在综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再造文明”，其中包含着对中国传统资源的肯定。

有学者从分析儒家的渊源流变入手区分了儒家、儒学、儒教三个概念。认为新文化运动反对孔教、反对强化儒学意识形态与其对儒家伦理的排拒、对“礼教”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缺失主要是在对儒家伦理蕴涵的超时代性、超阶级性的合理内核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分析。

有学者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孔子观念做系统梳理与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对孔子与孔家店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反对定孔教为国教与批判封建伦理纲常，而并不反对孔子本人。

有学者讨论了“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认为“整理国故”其本质与主流同五四新文化是一致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也作了积极肯定的评价。

五四时期的人物、社会群体与阶层

学术界在对五四时期历史人物的研究，很多侧重于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对陈独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道德革命、宗教观等问题的讨论上；对胡适的研究则集中在文学革命、个人主义等问题的讨论上；对蔡元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思想等问题上。

学术界对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突破。研究者不再简单地将梁启超作为保守主义者的代表，而是细致分析了他在五四时期思想的转变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大多认为，梁启超游欧前对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科学精神、道德革命、文学革命等是持赞许态度的。他在游欧归国后，虽然对中盛行的“科学万能论”进行了反思，但大体上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是保持一致的。对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研究者大多侧重讨论其态度的变化：期间，孙中山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表示支持，对新文化运动持同情态度；之后，他更多地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对新文化运动开始持怀疑态度。

学术界对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研究，主要是从个人与国家、救亡与启蒙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者大多认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个人主义精神的缺失是五四启蒙意味逐渐淡化的主要原因。有学者通过对五四知识分子处理自我认同和民族认同问题的分析，指出后期陈独秀等启蒙知识领袖虽然存在疏离了个人主义的现象，但未放弃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理想，并没有出现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现象。

学术界对商人在中的活动也很关注。研究者侧重分析商人在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商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独具的特征，指出其受到了民族主义意识、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有学者对期间上海总商会“佳电”风波的基本过程进行了梳理，认为不能简单地将“佳电”视为媚日卖国之举，而与其在收回青岛等问题上的不同策略有关。也有学者将商人对的参与活动看做是一种商人外交活动，认为其具有民间经济外交的意义。

对五四时期社会下层民众，学术界也进行了研究。有学者论述了“日人置毒”风潮中下层民众对的反应，指出民众的反应与“精英话语体系”的描绘大相径庭。有学者论述了上海青红帮会在中的作用。

五四时期的文化思潮

对五四时期文化思潮的研究，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个人主义等，都是学术界颇为关注的问题。

对自由主义思潮的研究，有学者侧重对自由主义思潮的局限进行了研究，认为“五四”自由主义存在着既脱离当时社会现实，又脱离中国传统的情况，进而主张推动中国自由精神传统进行现代化转换。有学者侧重对中自由主义的积极作用进行论述，肯定了它的历史地位。还有学者以高一涵的自由主义观念为个案进行研究，进而分析了自由主义观念在五四时期的具体表现形态及其在改造中国问题上所面临的问题。

对保守主义思潮的研究，有学者对五四时期以梁启超、张君劢、梁漱溟、章士钊、吴宓等为代表人物的保守主义思潮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主要讨论了该思潮文化主张的内涵、其代表人物之间形成的文化活动网络、对中国传统文化整理的基本构想，及西方新学说与保守主义的关系等问题。还有学者分析了梁漱溟与学衡派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不同发展道路的选择后指出，梁漱溟主张全面学习西方，学衡派则主张依靠传统道德精神的真正复兴。

对于个人主义思潮的研究，有学者着重分析了五四时期个人主义的起源，认为源自中国传统的“大我小我”论，五四时期经过梁启超、胡适等人的发掘与提升，成为普遍的自我观，个人主义由此崛起。此外，还有学者着重分析了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产生之间的密切关系。

五四新文学

对五四新文学精神，学术界注重从启蒙主义的角度进行研究。有学者对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现代新文学与启蒙运动之间关系的共识提出了修正，虽肯定了五四启蒙运动与现代文学的变革关系十分密切，但认为新文学主体的自觉和文学相对独立性，使得它与启蒙运动并没有保持一致的发展趋势，启蒙运动衰落之时，之前被忽略乃至于被压抑的文学性才冲破理性等的束缚，获得正当的存在理由。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五四文学精神提出看法。如有学者认为五四文学兼具先锋性与大众化两种精神，有学者则指出五四新文学呈现一种功利性与审美性互渗的风貌，而其形成的根源在于五四激进主义两种“革命”话语的对话和碰撞。

对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学术界的研究涉及了五四新文学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及其建立的思想来源、途径等多个问题。有学者认为，五四文学的现代性是以对立的面貌出现的，这是五四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一个内在特质，它一方面显示了中国文学特有的现代性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中国文学现代化存在简单、直线思维的欠缺和局限。有学者分析了欧化语模式作为公共话语平台在建立现代白话文学新学统中的作用，论述了现代新学统的确立与语言革新的密切关系。有学者强调了五四文学革命的现代性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语言文字、价值观念、审美形态等方面突围与重构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反思，学者们分别从科学主义倾向、进化论的文学观、人道主义、平民文学的提倡、现实主义、世界主义等多个角度进行了研究。有学者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功过进行了分析，认为新文化的倡导者存在混淆了文言文和汉族语言、对所反对“旧文学”等概念认识比较混乱等问题，深化了学术界对五四文学革命局限的认识。此外，有学者通过对冰心小说的研究，认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局限主要是对“人的觉醒”的困惑。

不同话语体系下的“五四形象”

近年来，随着西方阐释学等研究方法的引入，研究者逐渐注意到，五四形象的确立和五四话语的重构是在不断的纪念、研究和回忆的过程中逐步确立的。在此基础上，对历史诠释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五四”话语系统，即唯物史观派的革命话语系统、自由主义的启蒙话语系统和文化保守主义派构建的反“五四”话语系统。

郭若平在《意义的赋予:时势转移与“五四”话语的演变》（《安徽史学》2008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五四”一词早已内化为一种思想符号，其“内化”实由伴随现代中国时势转移而不断演变的“五四”话语所造成。罗志田在《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一文中，以《世界学生》杂志1942年的“五四特辑”为个案进行研究，指出吴稚晖等人特别强化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甚至说是领导了这一运动，这是这一政治力量有意识地修订关于五四的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

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话语体系的建构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有学者指出，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对的认识很明显地受了列宁及共产国际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影响。“五四”被定性为一场“反帝反军阀”的“民族革命运动”，由此，的“反帝”爱国性质被确立。有学者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解读进行了论述，认为那时中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解读，大体上经历了“价值重估”、理性回归、初步确立三个阶段。到20世纪40年代起，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的观点，已成为党内的共识。

新文化运动论文第9篇

关键词：启蒙思潮；解放思想；中国现代化发展；话语体系；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5-0043-05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以来的百年间，启蒙思潮一直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而涌动。尤其是在中国现代化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关节点上，不同理论企图的中国心智更是会以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其话语体系，来处理这项启蒙思想文化遗产。进而，在百年启蒙思潮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三种不同启蒙话语体系及其观念：“西方启蒙话语体系”，认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应以西方启蒙普适性的自由主义为指导；“中西文化相结合的启蒙话语体系”，认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应以西方启蒙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指导；“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话语体系”，认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应以超越了西方启蒙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三种启蒙话语体系的核心关切，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应以何种理论为指导以及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重大方向性问题。深刻认识至今仍存在的三种启蒙话语体系，对正确吸收西方启蒙思想，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构建面向未来、切实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问题的新话语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启蒙运动与现代性西方话语体系的确立

在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展的历史进程中，近代西欧各国是先行者。就思想文化领域来说，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西欧各国又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即17到18世纪西欧各国反封建专制与宗教迫害，宣扬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体系、价值观念及其话语体系的第二次伟大思想解放运动。这场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萌发于苏格兰，在法国达到高潮，理论归结于德国，逐步传向于世界各国，其话语体系成为近代西方社会全面变革的理论先导。

在随后的近代西方社会政治与经济急剧变革实践中，以英、美、法三大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为标志，近代西方启蒙运动获得了历史性胜利，建立起了资产阶级的理想国，实现了政治解放，确立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文化价值观念。与之相应，社会契约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理性、自由、平等、代议制民主、法治、三权分立、自由等现代性西方话语体系逐步确立并传播开来。

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奠基人霍布斯《利维坦》中的“社会契约论”，西方自由主义之父洛克《政府论》中的“人生而自由”“私有财产权利”“代议制民主”，到法国启蒙运动公认的领袖、“理性之子”伏尔泰《哲学通信》《哲学辞典》中的“自由”“理性时代到来”，法国启蒙思想先行者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的“法治”“三权分立”，法国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中的“平等”“民主”，再到德国伟大哲学家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对启蒙的理性形而上学话语归结：“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1]这些都是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顺应并回应时代历史发展，所创立的典型西方启蒙话语体系，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这些西方启蒙思想话语体系，奠定了西方政治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为近现代西方强势的所谓普适性话语体系的全球传播与殖民确立了基调。

面对现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尖锐矛盾与巨大挑战，现代与后现代西方各国思想家继续反思、坚持与发展现代性西方启蒙价值观念及其话语体系，以文化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傲慢与偏见继续强势推行其话语体系，展开了所谓“第二次思想启蒙”。当代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以不同方式联合起来，英国的哈耶克、德国的韦伯与舍勒、法国的鲍德里亚，美国的杜威、罗尔斯、弗里德曼、罗蒂、诺齐克与福山等，集结在现代性西方启蒙运动自由主义的旗帜下，继续拓展近代西方启蒙话语体系，推行着其所谓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观与意识形态。

现实的观察与理论的思考可以发现，这些理论话语体系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与军事霸权等互为逻辑支撑，在全球进行着软硬两手的文化软实力扩张。究其实质，是单一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对多样的全球民族国家现代化发展全面霸权逻辑的体现，其锋芒特别指向代表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发展方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制度、理体系及其话语体系。究其后果，单极资本霸权无限的恶性私欲膨胀扩张，必然引发全球各种矛盾与危机，严重破坏人类社会互利共享、和谐共生的秩序与安全，会使人类社会全面处于现代性资本主义的“奇耻大辱”、深重灾难之中。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性西方启蒙话语体系的超越

当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当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伟大历史时刻，马克思恩格斯聆听启蒙时代的声音，把握启蒙时代的脉动，回应启蒙时代的呼唤，富于远见卓识地洞见并彻底揭露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的内在矛盾和现代性问题，科学构想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及其话语体系，超越了现代性西方启蒙思想价值观念及其话语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成为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次壮丽日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性西方启蒙话语体系的超越经历了一个过程。深受近代西方启蒙哲学思想影响的马克思恩格斯，为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实践与理论及其话语体系所鼓舞。故而，理论的伊始，他们也是站在近代英国、法国与德国启蒙哲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上，来理性思考社会政治问题解决之道的。也就是说，他们理论观念方法及其话语体系的最初进展，是在政治解放的理论视野内进行的，曾经有过短暂的理性自由主义与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及其话语体系的发展阶段。

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发现：近代启蒙运动并没有兑现其华美诺言，没有消灭宗教，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与人权，没有实现人类解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只是实现了少数人自由的政治解放，其话语体系只是达到了现代性“政治理智的顶点”而已。因此，恩格斯尖锐地指出，“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级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总之，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2]372、375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也指出，资产阶级形式的启蒙从近代到现代的发展，“如同神话已经实现了启蒙一样，启蒙也一步步深深地卷入神话。”“启蒙在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逐步转变为对大众的彻头彻尾的欺骗。”[3]马克思恩格斯最终跳出了近代启蒙哲学的狭隘眼界，以崭新而科学的唯物史观、人类解放理论彻底批判并超越了西方政治解放的理论界说，实现了世界观、方法论及其话语体系划时代的革命。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是近代西方启蒙话语体系的真正终结者，彻底实现了对启蒙现代性西方话语体系的超越。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就现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2]371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崭新的话语方式，内在超越了现代性西方启蒙话语体系。突出体现在：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感性实践活动作为新世界观方法论确立的原则，以生产劳动、阶级斗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新的话语方式表达其新理论，实现了历史理性、辩证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即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的统一，使理论成为实践的眼睛与指南，使实践成为理论的源泉与动力，超越了现代性西方启蒙哲学抽象理论理性的话语体系。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的科学预言与构想，表达了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的人类社会理想发展目标与历史新起点，烛亮了人类共同体前行的道路与方向，牢牢占据科学真理与道义信仰的制高点，超越了现代性西方启蒙哲学政治解放的狭隘话语体系与眼界。其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宣言要以发展生产力、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理论武装人民群众的方式，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国家，解放劳动，使“劳动成为第一需要”，蕴涵着并科学发展了最彻底的启蒙批判精神遗产，超越了现代性西方启蒙哲学私有制永恒正义、资产阶级王国千年的梦呓话语体系。

三、解放思想：回到切实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问题的话语体系

当我们把理论的目光聚焦到中国社会历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发展进程的时候，就会发现，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发展，各种启蒙思想理论与价值观念也在不断萌动、变化发展之中，占主导地位的启蒙话语体系也在随之不断变迁。纵观中国启蒙思想发展过程，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百年中国启蒙思想及其话语体系的发展过程，我们还会发现，其在中国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马克思主义文化新启蒙运动，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期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运动，21世纪以来的不断解放思想、理论创新与文化自觉自信自强。这是一个激浊扬清、不断前进上升、深入发展的启蒙思想史进程，更是一个话语体系越来越朝向切实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现实问题的伟大历史进程。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确实发生了一场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启蒙运动，并且伴随现代化历史发展很快转变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新启蒙运动，直至新中国成立。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17世纪明末清初开始的自发的现代化及其思想启蒙运动进程被打断。中国人民从被迫开始向西方学习，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失败，再到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与民主革命，以西方启蒙思想及其话语体系为主导的思想解放运动一直在旧中国重演到1911年。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大大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但辛亥革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未能解决中国走上独立自主之路的现展问题，革命在此意义上没有成功。孙中山先生以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为蓝本，提出的三民主义思想及其话语体系也未能付诸实施。正所谓：“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5]“中国又一天天沉入黑暗里”。[6]

从到辛亥革命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单单靠移植现代西方民族政治制度无法救中国，要实现对中国社会的根本现代改造与变革，必须要有文化的自觉和思想的启蒙。最先吹响思想启蒙号角的，是“的总司令”陈独秀。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以“打倒孔家店”、“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封建传统思想道德与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1916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的开篇文章《新青年》中宣告：“近代文明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M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新文化运动试图通过思想启蒙促进社会政治改革，以冲破封建主义的牢笼，并未完全超出西方资产阶级激进民主的思想与话语体系范畴。其目的是“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把中国引向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以求适今世之生存”。[7]但它的确开启了中国20世纪初一场深刻而伟大的思想革命，促进了先进青年的思想解放，为马克思主义新文化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如所指出的，“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8]

其后爆发的1919年“”，处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各种主义与思潮纷纷涌入旧中国，引起了一场广泛而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随着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学说开始迅速成为新思潮的主流，使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得到一次大飞跃。俄国十月革命后，《新青年》又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重要刊物，、瞿秋白、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逐渐由进化论转到阶级论。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情讴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瞿秋白说：“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9]鲁迅也指出，十月革命是“新世纪的曙光”，“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10]

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演进，中国启蒙思潮内部发生分裂，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就中国应该选择走何种现代化发展道路、向何处去等问题，发生了启蒙思想及其话语体系的三场重大论争，即“问题与主义的论争”“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的论争”“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最终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话语体系的科学性彰显，影响也日益扩大并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从反封建转变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是从近代西方意义上的启蒙运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新启蒙运动的转折点。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开始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启蒙过程。五四新文化运动虽宣告结束，但其民主与科学、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并未完成。从1936年9月开始，为使在三座大山压迫之下的中华民族真正走上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开创了“新启蒙运动”的革命救亡、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及其话语体系。以陈伯达、张申府、艾思奇、胡绳等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继续高举五四启蒙精神旗帜，呐喊民主、科学、抗战救亡等口号。陈伯达提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目前民族大破灭危机的面前”，“我们应该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应该发动一个更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是当前文化上的救亡运动，也即是继续戊戌以来启蒙运动的事业。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是五四以来最广阔，而又更深入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张申府提出，“这种新启蒙运动对于五四的启蒙运动，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继承，更应该是一种扬弃。”“今日是中国团结救亡，民族解放，争取自由，民主政治的时代。今日的新启蒙运动，就是适应这个时代的思想方面，文化方面的运动。……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11]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阐发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方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新启蒙运动达到高潮，直至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启蒙运动一直受到错误的评价。“革命压倒启蒙”“救亡压倒启蒙”“整风压倒启蒙”等错误思想观点及其话语体系，一直在学界产生错误影响。一些学者没能深入思考近现代中国现代化历史发展问题的根本实际，盲目套用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与理论逻辑，拿来近代西方自由主义启蒙思想价值观念及其话语体系，进而误判新启蒙运动。他们没能正确地看到，无论近代西方的启蒙运动，还是近代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启蒙运动，都有一个从思想文化领域到社会政治革命领域、从理性至上向世俗运动的展开过程，都没有仅仅停留在理性思考、思想自由方面，都是一个理性、科学、民主、经济、道德信仰的全面变革运动。他们也没能正确看到，像胡适那样简单拿来近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与话语体系，并不能使中国真正走上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他们更没有看到，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指导的新启蒙运动才是中国启蒙运动的正确逻辑，启蒙也才真正成为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问题的启蒙。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期，为总结反思建国以来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国开启了一场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解放思想运动，学界称之为“第二次启蒙运动”“新启蒙”。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一场规模宏大、 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它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实现中国改革开放、奔向现代化发展快车道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同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高度肯定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思想理论准备，成为解放思想、冲破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束缚的宣言书。这场由邓小平领导的反“假马克思主义”“”“封建主义残余”，高扬“民主”“法制”“向前看”旗帜，“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2]旨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解放思想运动，连同1992年“南巡讲话”关于进一步改革开放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解放思想运动，奏响了20世纪后20年中国启蒙运动与现代化共同协调快速向前发展的时代最强音。这也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成熟与文化自觉，开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其启蒙思想话语体系之灿烂花朵――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界盛赞这场伟大的解放思想运动、“第二次启蒙运动”，并以学理的方式开始了“新启蒙”运动。著名学者王元化在上海提出了“新启蒙”的倡议，得到了各地的热烈响应，并出版了《新启蒙》的创刊号。他在此创刊号《为五四精神一辩》一文中提出，我们必须接续“五四”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以“理性”来审视自“五四”以来的历史，以“民主”来促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期，还发表了夏衍、邵燕祥、高尔泰等八人的“新启蒙笔谈”。夏衍提出，“新启蒙”要重提科学与民主，迎接新时代的挑战，不能错过了目前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邵燕祥提出，“思想文化的启蒙，意味着对原有结论的审视扬弃，过时传统观念的更新，旧的思想模式的超越，重新认识历史和观念，中国和世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思想。”

“新启蒙”论兴起于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则成为备受争议与批判的对象，理论上昙花一现。不消说“新启蒙”论具有一定积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也不消说有些“新启蒙”论者的学术动机是好的，但从根本上说，“新启蒙”论在理论探讨上，简单抽象地重复近代西方启蒙理性形而上思想及其话语体系；其在对中国启蒙v史的考察上，没能从更深层次上挖掘启蒙思想话语体系与近代历史发展的逻辑互动关系；其在对启蒙思想话语与现实社会政治发展关系问题的思考上缺乏深入，没能抓住当时中国现代化发展方向问题的根本。其思想认识是时空倒错，缺乏文化自觉性，话语方式是西方的。

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在21世纪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断开辟新境界，日益走向文化自觉自强自信，成为破解当代中国现代化改革与发展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迎来中国“第三次启蒙运动”。

新世纪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创新实践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上，写下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精彩篇章。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13]“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14]2012年以来，同志治国理政的系列重要讲话、新思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一条红线”是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百年目标”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家、社会与个人三个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向未来，“四个全面”战略思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总布局，“五大发展理念”是关系当代中国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思想话语，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引领着当代中国“第三次启蒙”运动深入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与未来。

当代中国关注启蒙思想研究的理论工作者，要以中国原创的思想话语体系发扬百年中国启蒙精神，继续推进启蒙事业向前发展，为实现中华文化的当代复兴贡献智慧力量。为此，我们首先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强与文化自信意识，牢牢把握百年中国启蒙运动发展的正确方向，牢牢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世界话语权。启蒙与现代化发展不能停顿与倒退，当代中国启蒙运动发展不是所谓“重建启蒙精神”，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下，不断把启蒙运动伟大的解放思想、理论创新事业推向前进，继续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华章。继续推进当代中国启蒙运动发展，要时刻警惕“左”与右两种时空倒错话语体系的陷阱，既要批判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话语体系的历史空想超越启蒙，又要批判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话语体系的历史现实倒退启蒙。再有，推进当代中国启蒙运动不断发展，还需要借鉴吸收现代性西方启蒙思想话语的积极成果，更需要继承转换中华传统文化启蒙思想话语的优秀成果。最后，继续推进当代中国启蒙运动不断发展，必须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继续高举反思批判的永恒启蒙精神旗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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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丁守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下卷）[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57-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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