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数字经济； 数字资产； 会计核算
经济的发展决定会计理论、内容和方法的不断更新和完善。随着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的发展，现代社会已逐渐步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商品已成为现代经济领域中重要的商品形态，是企业的一项重要的资源。所谓数字商品，就是那些能够被数字化，并且写成一段字节形式的商品，其实质是能够实现一定使用价值的数字编码的有序集合，如计算机软件、多媒体产品、专业数据库、电子出版物等。相对于一般的物质产品，数字商品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具有极大的可压缩性，不占据物理空间，复制性强；可网络化传递；独特的无形磨损；趋于零的边际成本；具有共享性。
由于数字商品正日益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现代社会占据着重要的经济地位，加之数字商品的特征、交易方式、流转程序等与一般商品有着较大的差异，引发了对其探讨的必要性。鉴于当前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尚无对数字商品会计核算的相关规定，本文将对专门从事数字资产开发、生产的企业的数字商品，从确认、计量、核算、披露等几个方面进行较为系统的探讨。对于外购的数字商品，会计业务处理比较明确，这里不再进行讨论。
一、设立“数字资产”科目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数字商品是企业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投入大量人财物而形成的、为企业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并在一定预期内能为企业创造效益。显然，数字商品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06）关于资产的定义和确认标准，也就是说具有可定义性和可计量性，同时其信息揭示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因此首先应该确认为企业的一项资产，暂以数字商品资产命之。由于数字商品这一资产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与一般存货、无形资产又有着一定的区别，不宜归并其中，需单独设立“数字资产”科目进行核算。
（一）数字商品资产与一般存货的区别
表面上看，数字商品资产符合“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或“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的规定，即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2006）关于存货的规定。但数字商品资产与一般存货有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不宜将数字商品资产作为存货进行核算。
二者的差异表现在：一是数字商品资产具有边际成本趋于零的特点。数字商品资产的成本主要在于前期的研究开发阶段，第一件产品的成本极高，以后的产品由于可无限复制，其成本几乎趋于零，这样形成了相同的产品但其成本计量却不同。一般存货应当按照历史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它的生产成本与生产数量成正比例关系递增。二是数字商品资产无实物形态。数字资产在开发成功后以抽象的方式存储在磁（光）介质中，不是以实物形态存在。一般存货都是以实物形态而存在的。二者的管理模式亦大不相同。三是数字商品资产在供给上可以是无限的，而存货由于企业的财产和存储空间的限制，其供给是有限的。四是数字商品资产的计量应当具有连续性。为了保持其数字化产品的先进性和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企业需要不断地进行市场调研、软件功能扩展、版本升级等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次升级和功能扩展都会给数字商品资产带来一定的附加值，也必然要求进行一次新的价值计量。一般存货直接按照成本计量而无须进行连续性的计量。
（二）数字商品资产与一般无形资产的区别
《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2006）规定，“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同时与该资产相关的预计未来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并且该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则该项资产确认为无形资产。数字商品资产从表象上看具有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的特征，表现在：一是数字资产没有存货形态。数字化产品的形态是无形的，无需以有形的仓库储存，它以抽象的方式存放在磁介质中。二是数字商品资产可以为企业带来长期的收益。三是数字商品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较为合理地计算出来。
但数字商品资产具有不同于无形资产的特征：一是数字商品资产持有的目的是为了通过直接销售而获利。一般无形资产的持有目的不是为了销售。无形资产能给企业带来超额收益是因为企业掌握了某项技术、秘方或形成了良好的信誉、占据了优势地域而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这种收益是间接的。二是数字商品资产是具有独占性的，但并不具有排他性，他人的购买、使用正是研发数字资产的目的。而无形资产与此不同，它要求同时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
（三）数字商品资产单独确认的设想――设立“数字资产”
从上述分析可见，数字商品资产与存货和无形资产相比，既有一定的相同之处，又有着明显的区别，将传统会计确认模式运用于数字资产就会存在不恰当之处。基于数字资产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可考虑单独设立“数字资产”科目进行核算。
对数字资产的确认条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规定。
1.符合数字资产的定义。数字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在的，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或处在生产过程中的非货币性资产。
2.与该资产相关的预计未来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3.该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二、数字资产的计量
会计计量在整个会计运行系统中处于核心环节。如何对数字资产正确计量无疑是研究数字资产的关键所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06）规定：计量属性主要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及公允价值。同时规定：“企业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应采用历史成本。采用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计量的，应当保证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可靠计量。”
数字资产是企业投入的大量人财物力所形成的独有资源，为保证会计信息的客观性和可验证性，在目前我国会计环境下，数字资产宜采用历史成本法对其进行计量。对于自行开发的数字资产的计量，应将企业内部开发阶段发生的至达到预定用途前支出的总额作为数字资产的初始入账价值。
为了保持数字资产的先进性与竞争力，企业需要不断地进行市场调研，采用新技术进行数字资产的升级或更新换代，数字资产将具有更高的价值。对形成数字资产新价值的追加开支部分，仍需要计入数字资产的账面价值，也就是说对数字资产的计量应当具有连续性。这是由于数字资产的独特性决定其计量的特殊性，也符合历史成本计量的要求。
三、数字资产的核算
数字资产的核算主要包括确定数字资产的取得、计提跌价准备、摊销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在具体核算上，需要在“数字资产”科目下设立“数字资产减值准备”和“数字资产摊销”两个二级明细科目。
对于自行开发的数字资产，应将企业内部开发阶段发生的至达到预定用途前的支出总额，包括评审费、注册费等作为数字资产的初始入账价值。借“数字资产”，贷“银行存款”等科目。对于数字资产升级换代所追加的开支，采取同样的方法，增加数字资产的账面价值。
如果开发数字资产的技术被更先进的技术所取代，数字资产的价值就会大幅降低。在此情况下，可借鉴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核算方法，对其计提减值准备。在期末，将数字资产的账面余额与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进行比较，当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低于账面余额时，按其差额，借“营业外支出――计提数字资产减值准备”，贷“数字资产――数字资产减值准备”科目；当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高于账面余额时，无须调整。这样，一方面可准确反映数字资产的真实价值；另一方面体现谨慎性的要求，避免企业随意调整利润。
企业为了保持旺盛的市场需求，将通过不断创新来更新数字资产的版本和功能，这就加速了现有数字资产价值的贬值，即数字资产具有独特的无形磨损的特性。为反映数字资产的真实价值，对其价值需要在可预见的期限内摊销。摊销的方法可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方法趋同，采用加速摊销的方法。期末摊销时，借：“管理费用”，贷：“数字资产――数字资产摊销”科目。
当企业销售商品取得收入时，一般来说需要同时结转生产成本。对于数字资产来说，由于其趋于零的边际成本的特性，在数字资产形成后每一件商品的生产成本仅包括复制到光盘等介质的成本，该项生产成本极低。如果根据配比原则，在销售数字资产的同时结转其趋于零的生产成本，则显得毫无意义。根据重要性的原则，对其生产成本无需结转。
四、数字资产的披露
在会计报告中需要从两个方面披露数字资产的相关信息，以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一是在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项目下增设“数字资产”项目，以披露数字资产的真实价值。二是在会计报告附注中披露数字资产的相关信息，主要表现为数字资产面临的风险。由于信息技术发展的速度很快，任何企业都不能一直保持其技术上的绝对优势，时刻都会有新技术的产生或技术的突破，一旦该种数字产品的优势丧失，企业的价值就会降低。因此，对数字资产的风险因素应予以恰当的披露。
会计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之中，并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在当今信息社会，电子商务迅猛发展，数字商品正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经济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的时候就要求重视并正确核算数字资产，推动会计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以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
【参考文献】
[1] 方美琪，付虹蛟.电子商务理论与实践[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 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M].2006.
关键词：数字音乐；产业价值链；数字音乐传播
引言：随着互联网技术、通信技术、多媒体技术以及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数字音乐的产生与普及，使其成为了我国音乐产业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及全新的发展起点。数字音乐以其特有的传播形式，打破了传统音乐传播的实体化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音乐传播范围的拓展、传播效率与传播质量的提升，传播速度的强化，从而导致数字音乐产业价值链的形成。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我国数字音乐产业链仍存在一定的不足，这就需要对数字音乐产业价值链进行一定的了解，明确其发展原理c形成原因，从而强化我国音乐产业的优化发展。
一、产业价值链理论概述
价值链最初是由迈克尔？波特在《竞争优势》中得以提出并发展的。迈克尔？波特认为，企业是一种不断进行着“设计、生产、销售、运输”等活动的整合系统，而其中的活动都具有一定的价值体现实现了创造价值的动态体系，该系统可用价值链表述[1]。而产业价值链是基于产业链的基础上，实现产品以及服务更高价值的体现，并从产业链所具有的价值角度对产业进行分析与研究的系列活动。而传统的音乐产业价值链主要体现为歌词的使用（音乐创造）价值链、唱片生产价值链以及歌曲现场演出价值链，这三种产业价值链又构成了传统音乐传播的整体产业价值链。
二、基于数字音乐传播的价值链概述
相对于传统音乐传播的产业价值链而言，数字音乐由于其传播形式的变革其产业价值链也发展了相应的变革，且产业价值链更为复杂。
（一）数字音乐产业价值链的组织结构
数字音乐由于传播形式的不同，可分为有线互联网传播音乐（在线音乐）和无线移动通信网络传播音乐（移动音乐）[2]。这两种音乐传播形式为音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促进了产业价值的进一步发展。然而无论是在线音乐还是移动音乐其产业价值链都是由唱片公司、服务平台提供商、电信运营商、终端设备与软件供应商以及音乐体验用户共同组成，进一步细化可分为上、中、下三个环节，即上游的音乐传播工作环节、中游的具体传播环节以及下游的用户消费环节。
（二）基于数字音乐传播的价值链的经济特性
相对于传统音乐单向性、层次性等营销模式和传播特点而言，由于数字音乐信息化的发展，时期具有音乐欣赏与传播的便捷性、快速性、多层次转换性等营销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用户的消费行为，形成了不同的产业价值链[3]。进而使其具有以下经济特性：首先，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音乐产品形成了独特性的成本结构，即成本投入集中在中上游环节中，产品复制成本极低，从而形成了巨大的规模经济；其次，数字音乐产品传播与存储形式的改变，改变了传统音乐产品的边际效益，与此同时，数字音乐产品不存在物质的损耗与磨损，其音乐创作成为提升经济发展主流。
三、基于数字音乐传播的价值链形成原因
由于数字音乐是基于互联网技术、通信技术、多媒体技术以及人文变化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所以，数字音乐产业价值链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包括人文理念、科学技术、市场经济、相关政策条例等的大环境，以及数字音乐内容生产商、服务提供商、终端设备与软件供应商、竞争企业以及各层次的数字音乐用户等的微环境[4]。因此，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提升数字音乐产业有效发展已成为音乐产业现代化建设的重点。而了解变化环境中数字音乐产业价值链的形成原因，对实现音乐产业优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在价值体系下数字音乐产业价值链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数字技术的深化改革，使音乐产业与电子产业、多媒体产业、通信产业、互联网产业实现了融合发展，从而使音乐产业边界消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形态，进而促使数字音乐产业价值链的形成；第二，数字音乐的产生与传播，尤其是移动音乐的形成其自动化与数字化的发展特点，改变了传统音乐作品的单一性的获取形式，实现了用户获取音乐作品的便利性、实效性。而这种音乐获取的便利性，改变了成本模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济特性，从而强化了数字音乐产业价值链的形成；第三，用户的个性发展决定了用户消费行为的改变，现对于传统音乐作品固定定价产品而言，数字音乐边缘化的消失改变了消费者以价格为限制的购买行为，而趋向于自身个性发展中对音乐种类、内容的选择和高追求，从而促进了数字音乐产业价值链的形成。
四、基于数字音乐传播的价值链发展建议
由上述分析可知，数字音乐受环境变化的影响巨大，而社会环境又是不断变化的，这就需要我国音乐产业在发展数字音乐过程中，结合我国社会需求，制定完善的数字音乐产业法律法规，从而强化对数字音乐侵权行为的处罚，进而实现数字音乐市场稳定、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音乐产业也应建立更为完善的版权管理制度，从而改善现今版权保护制度存在的缺陷，实现数字音乐传播经济效益的优化发展。此外，实现音乐内容的创业发展以及强化数字音乐专业人员的专业技能也已成为数字音乐产业价值链优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和基础保障。
结论：总而言之，数字音乐以其特有的传播形式和优势，使其成为音乐产业发展的新起点。在现今数字音乐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要实现音乐产业的优化发展，只有准确认知数字音乐传播下数字音乐产业价值链内涵与形成原因，才能准确掌握其发展趋势，探索存在的弊端，进而实现数字音乐产业价值链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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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会欣，马志峰，赵岩红. 新媒体对民间艺术产业价值链的影响分析[J].新闻战线，2014，11：133-134.
[4]何宇宏. 基于数字新媒体的风险投资评价体系研究――以优酷网为例[J].财会通讯，2014，12：109-114.
作者简介：
钟咏（1974.07-），女，汉族，四川人，硕士.
研究方法
1生态适宜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马世骏提出的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及城市规划理论，首先确定城市生态适宜度指标体系的系统结构，将其分解为社会经济子系统、资源子系统、自然环境子系统、空间规划子系统等4项一级指标。然后，考虑城市的综合管理、人居功能、生态环境、能源利用、固废处理、水资源管理、绿色交通等功能，形成24项二级指标：自然环境系统6项，资源系统5项，空间规划系统6项，社会经济系统7项，具体指标体系见表1。
2生态指标权重的确定
确定生态指标权重是构建指标体系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步骤。确定权重的方法很多，常见的有专家调查法、层次分析法、模糊评价法等，本文采用“排列成对比较”技术[9]。具体做法是：①指标按重要程度从小到大排列，设指标为Vi(i＝1,2,…,n)；②排列顺序后，确定下一个指标对上一个指标的重要程度，用倍数表示，并令第一个因子的重要程度为1，每个指标只与其前面的一个指标比较，得到排列成对比较表2。表2中Vi+1,i表示指标Vi+1与指标Vi重要程度之比，通过调研和专家评定后进行排序比较得出的。③在得到排列成对比较表后,经适当处理可得到各指标权重值为：式中，Wi表示因子i的权重，Ri表示第i个因子相对于第一个因子的重要程度，其值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3单个指标的生态适宜度
Si及评价指标的量化分级各评价指标的分级见表1。指标体系中各单个指标的分级标准，应遵循以下原则：凡已经有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的指标，尽量引用标准，标准数值参照相关的标准确定，对某些指标做适当的调整；将指标定量化，减少定性化方式造成的人为因素影响。每个二级生态指标被划分为四类状态（A、B、C、D），每一类状态分别对应不同的生态适宜度Si值；各类状态的生态适宜度Si值，凡属等级或文字描述类的，分别以该类指标权重值的100%、75%、50%、25%计，凡属数值类的，按内插法计算。
4生态适宜度评价模型的建立
根据上述确定的单个指标的Si值和权重Wi，即可以建立生态适宜度评价的数学模型，见式（3）。式中，S总为评价区域的生态适宜度值，即反映规划区域的生态适宜程度，其取值范围为[0,1]，其他各个参数的定义同上描述。
5生态适宜度评价分级标准
在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和核定的基础上，依据通用的评价标准，确定了以下生态适宜度评价分级标准，见表3。
共青数字生态城生态适宜度分析
1生态指标权重的确定
通过调研和专家评定，采用排列成对比较技术对共青数字生态城各指标按重要程度从小到大排列，由式（1）、（2）计算出各个指标的权重，见表4～表8。
2共青数字生态城生态适宜度综合评价
根据上述建立的生态适宜度评价数学模型式（3），可以计算出共青数字生态城生态适宜度值S总=0.884（见表9），由生态适宜度评价分级标准可知，共青数字生态城生态适宜度等级为非常适宜，很适合居住。共青数字生态城由景观中心、社区中心、产业片区、绿地，其间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以及垃圾站、道路交通等构成，其布局的合理性将直接影响到城区的生态适宜度和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共青数字生态城生态适宜度评价指标体系充分体现了其数字和生态的内涵特征。通过选取评价指标及其量化处理、确定指标权重、构建评价模型，对共青数字生态城生态适宜度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反映了生态城的土地利用和城市居住的适宜程度。同时，注意到两个非常重要的生态指标“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和“人均水资源量”的适宜度值只有0.25和0.5，将成为共青数字生态城建设的限制因子。
对共青数字生态城规划调整的建议
生态适宜度分析是土地开发利用环境影响评价和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环节。通过共青数字生态城生态适宜度分析，可以找出区域发展的特点和限制因子，为共青数字生态城规划建设提出合理的建议。
项目编号：201401A388
摘要：新兴的文化艺术业态是区别于传统与常规的文化艺术业态，它是利用现代高新科技手段和数字技术为载体，将图像、文字、影像、语音等内容进行整合，发展出具有跨领域、综合性发展、创新型等特征的艺术文化业态。目前，秦皇岛市新兴文化艺术业态的发展正处于探索、培育阶段。因此，重视新兴的文化艺术业态格局的发展，尤其是要重视高新科技支撑下的艺术创意新业态、文化产品新形态，将其打造成文化产业中的“拳头产品”，是助推秦皇岛市文化艺术产业成为经济发展支柱产业的核心力量。
关键词：新兴业态；文化艺术；产业发展；格局形态
一、文化艺术新兴业态的核心概念与分类
关于文化艺术新兴业态的具体内容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新媒体和新行业的出现；二是新兴数字信息技术对传统文化行业进行改造；三是文化产业化过程中，传统产业加入文化内容后产生新盈利模式，这三个层面的集中，形成了新兴文化业态的核心内容。由此得知，新兴业态是推进文化科技融合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载体，是网络信息技术与数字技术推动下不断衍生的新兴文化行业。因此，明确区分新兴文化业态和传统文化产业的具体范畴是我们界定概念的第一步，其概念的定义在文化要素集约、区域产业集优等方面，通过科技创新形成核心竞争力，利用市场机制进行整合重组，在此基础上进行价值链改造、产业链延伸，创造出无尽的文化艺术新业态。如此，在有了明确的产业界定和规划，才能客观反映文化艺术产业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的分类体系。
由于新兴文化业态是近几年产生并且依然层出不穷的新兴文化产业，其核心要素是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所以对它们进行分类只能是一种努力和尝试。一些本质上是传统媒体数字化的形态，依据其不同的功能与新技术手段的融合所产生的前所未有的新兴行业形态，创造了当前很多切合时代特征的新兴艺术文化业态，一系列颇具竞争力的新兴文化业态如：综合类、视听类、文本类及功能类等又可细分出多个产业，形成与原有行业状态既有客观形态上的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新兴行业形态。如下表所示：
新兴文化业态分类及分布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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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的文化艺术业态从范畴上应该界定为网络数字化文化产业，由于生产环节或技术手段不同，其文化产品呈现出不同的业态，并且形成了多个不同的产业族群。在文化产业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随着传播技术、传播介质和传播内容形态的不断更新，新的文化艺术业态格局也是层出不穷的，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在随着产业实践的不断丰富而逐步展开并不断完善。
二、文化艺术与科技融合背景下秦皇岛新兴文化业态的发展
新文化业态是数字传媒技术与文化产业融合的产物，是信息服务业与文化产业交叉催生的产业。科技部高新司司长赵玉海在“全国科技与文化融合座谈会”上强调科技部、文化部将按照：“面向需求、系统推进、加强创新、促进融合”的原则，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强文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推进科技与文化融合，进一步提高文化产品的表现力和传播力，进一步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能力，提升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
当前，秦皇岛市的文化艺术产业发展正处在信息经济和文化经济交织的时代，在这一历史时空下，文化艺术产业的迅猛发展和文化艺术产业结构也日趋合理，衍生出的众多新兴文化艺术行业正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迅速崛起。其中，以数据服务、3D数字打印、广告营销、影视制作、表演艺术为重点的文化创意产业和新型文化业态，正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物联网技术中心、数据产业基地、动漫基地、数字出版和商务会展等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条已初露端倪，极大地带动了秦皇岛市文化艺术产业结构、布局和发展趋向，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截至目前，秦皇岛市文化企业达到2400多家，从业人员15万人左右，资产规模达到200亿以上，年上缴税收1.5亿元，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36%，文化艺术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正逐年增高。
基于秦皇岛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与趋势，立足于秦皇岛文化艺术产业的发展基础，着眼于全球科技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大势，秦皇岛在未来五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产业体系可按623915的框架建设，即重点发展六大文化产业领域，打造两大文化产业带，深度开发三条龙形产业链条，打造九个产业聚集园区，大力弘扬一个代表性主题文化品牌，着力做强五个特色文化品牌。秦皇岛市政府还十分注重以计算机服务、动漫游戏、数据产业、影视剧制作等为重点的文化创意产业和新型文化业态发展。2011年中国动漫集团（秦皇岛）动漫游戏产业基地项目在秦皇岛的开发与建设，为动漫产业集群向高技术、高集约化演化，提供了拓展深度与发展空间。并且依托燕山大学出版社，发展动漫图书、教材、动漫视听读物等衍生产品，把本土的《中华小岳云》、《孟姜女》等电视动画片的品牌向图书、玩具、文具、服装、电影等领域延伸；依托劝业场、顶新电子城、秦新数码城等电子和软件流通市场以及一大批专业化的电子信息产品供应商，继续发展专业化的流通与技术服务业；依托秦皇岛广播电视中心和广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一批致力于动漫影视开发制作的单位，进一步发掘本土文化题材，打造动漫市场的秦皇岛板块。目前，IBM、北京大学、惠普、中科院计算所等国际国内知名学府和企业相继落户，以IT信息技术为基础，集合数据的采集、开发、加工、传播、服务等内容，为动漫游戏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创意、制作、出版、发行以及动漫主题会展、娱乐体验、商贸等新兴内容产业格局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和人才支撑，对秦皇岛乃至河北省的文化和数据产业起到重要的带动作用。
随着传播媒介由模拟向数字的转化、固定传播载体的传播媒介向网络媒体的传播媒介的转化，秦皇岛在“十二五”期间，率先在国内提出建设“中国数谷”的构想，倾力打造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竞争力强大的数据产业集群基地。建设以数据服务、呼叫中心、数字技术、数字网络、新媒体、创意动漫等为主要内容的相关高端、高效、高辐射力的现代新兴数据产业园区，以发展战略性新兴数据产业作为文化艺术产业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和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龙头，这其中涉及到电脑动画、网络游戏、数字创作、数字馆藏、数字广告、互联网信息服务咨询、移动内容、远程教育、内容软件等多个领域。使数据采集、传播、服务业成为秦皇岛新兴数字化文化艺术产业发展的引擎，帮助业界厂商、投资者、产业人士更精确地把握文化艺术与科技融合发展规律，更深入的梳理应用价值迁移轨迹。
三、秦皇岛市新兴文化艺术业态产业新价值
从新技术给文化艺术业转型所带来的角度看，新兴文化艺术业态通过专业化分工与互动协作，结成的产业协作、流通和服务网络，是新兴业态更强调的价值链环节，其最大的作用就是将产业空间重组，对传统经济产业链进行拆分，推动产业链上下各环节实现有机衔接，产生不同的新经济价值。譬如，以秦皇岛市图书印刷出版产业为例，该产业链核心具有出版、印刷、物流、推广销售四大环节。其中，出版是产业链的龙头环节，由图书、报纸、期刊出版单位构成，目前秦皇岛市有报社1个、期刊杂志16家、较有影响的内部资料编辑单位31家。据调研，一家出版社往下游可以带动数十家印刷、装订企业的业务开展，往上游还可以催生出版工作室、出版公司、文化公司等内容创意提供商的诞生和加盟，同时一批出版印刷物资提供商也会加入这一产业运行过程，横向也会对造纸业构成市场需求。
在印刷环节，出版物印刷厂、资料印刷厂和包装物印刷厂是产业的主体。除书报刊出版印刷外，印刷包装业的另一重要领域是服务于生产资料产品和日常生活消费品包装的塑料和纸质包装印刷品。目前秦皇岛市有各类印刷企业467家。在本着“做强大企业，做精小企业”的发展方向，引导部分印刷包装企业组建企业集团，以提升整体竞争力，鼓励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形成各自优势。同时，鼓励印刷包装企业瞄准京津几千家出版单位主动出击，争取成为业务合作伙伴，借力发展。
在物流环节，当前主要是为印刷企业提供所需的纸张、装订、印刷耗材、印刷机械及配件、复印机、打印机、编辑排版软件和印刷物资仓储等各种物资的流通企业。首先是要重视资源整合，建立服务于印刷包装企业便于沟通产需的电子商务平台，促进产业链中各行业优势互补和协调发展，推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合理调整。
在推广销售环节，建设数字图书零售商业服务信息平台，开发网上阅读、语音导购、电子索引目录等内容的网络信息平台。构建电子图书交流平台，提高信息资源利用的集中度，建立集电子监控、网络预订、网上支付、图书、信息查询、宣传促销等为一体的网络文化服务系统，为大众提供便捷、高效的一站式文化服务，实现互惠共利，有助于秦皇岛图书印刷出版产业的新经济价值成为一个庞大的新型支柱行业。
作为以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术为“核心层”的秦皇岛文化艺术产业，近年来在改革中进一步发展壮大，目前已实现经济增加值5.5亿元，占全市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的19%。文化艺术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由2005年的1.8%提高到2010年的3.1%，随着文化艺术产业的新兴业态数量的不断增加，文化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产业领域的拓宽，在财政税收和社会经济价值上均显著增加。
四、结语
伴随着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秦皇岛文化艺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态势，凸显了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格局，文化艺术的发展格局既是新经济价值提升的催化剂，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力。当下，秦皇岛文化艺术产业已成为优先发展的产业领域，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情况下，文化艺术产业的异军突起，已成为秦皇岛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产业融合发展和新兴业态为秦皇岛市文化艺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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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旭光，1969-，男，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 副教授 硕士，研究方向：艺术管理、美术学
关键词 媒体数字资产 新闻信息资源 价值形态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新闻信息资源是社会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媒体数字资产的核心组成部分，具有显著的开发利用价值。然而为什么新闻信息资源具有开发利用价值，其价值形态(也可称为表现形式)又具体表现为哪几个方面?至今仍缺乏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束缚了新闻信息资源价值的实现和转换，也不利于媒体数字资产的有效管理和增值开发，亟待予以重视和研究。
按照哲学价值论的逻辑，新闻信息资源价值可以理解为：作为客体的新闻信息资源要素、属性和功能对作为主体的利用者所产生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它是主体(新闻信息资源利用者和利用需求)与客体(各种类型和方式的新闻信息资源)之间的关系范畴。新闻信息资源价值作为一种关系，是主体需要与客体属性的统一和结合。其中，新闻信息资源的要素、属性和功能是构成新闻信息资源价值的客观基础，而利用者的需要是构成新闻信息资源价值的前提。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可以将新闻信息资源的价值形态划分为以下三种：
一、新闻价值和研究价值
根据新闻信息资源对主体价值效应时间长短的不同，可以分为新闻价值和研究价值。
新闻文本进入销售和经营环节以后，从本质上讲它已经成为了新闻信息资源的一部分，按照新闻价值效应的短暂滞留性特点，它的新闻价值理应已经迅速下滑甚至是完全失去。但可喜的是，随着报业运用数字技术能力的迅速提高，已经初步实现了从新闻文本到新闻信息资源的“瞬时”和“同步”转换，不但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新闻价值，而且还增添了许多新鲜的“佐料”，进一步丰富了新闻信息消费的手段和方式，使新闻价值得到了更为完美的体现。比如，现在许多报业集团综合运用重组、加工、转化和转移等方式和手段将新闻信息上传到新闻网站、手机以及其它电子终端，形成了数字报、电子报和手机报等多种传播形式。如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创办了可实现互动和多媒体形式的数字报纸――《宁波播报》，该报通过精选《宁波日报》、《宁波晚报》、《东南商报》，以及中国宁波网的最新资讯组合成一张新的互动多媒体导读报，网民点击导读新闻，即可直接获取各电子版新闻的详细内容。可见，新闻信息资源同样具有新闻价值，并且新闻价值已成为新闻信息资源不同于和优于其它各种信息资源的显著特征之一。
新闻信息资源除了最基本的新闻价值以外，它还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众所周知，新闻信息资源的构成内容丰富而又广泛，是一面社会的多棱镜，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法制、生活等领域无所不录，是“一种历史、社会、文化的描述”。新闻信息资源的丰富性特征赋予了它可供研究的价值。比如，新疆日报社的新闻资料室储藏着1936年至今70多年间所出版的《新疆日报》的合订本。这些新闻新消息资源真实地记载着各个历史时期新疆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各个方面的史实资料，反映着新疆70多年来变革与发展的轨迹，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和浓郁的新疆地方特色，是研究新疆、了解新疆的珍贵资料。这些事例无不说明新闻信息资源除了拥有“事实信息”以外，还存在着许多“意义信息”等着人们去解读、品味和研究。同时，报纸新闻信息资源由于其权威性、公信力和专业性等因素，其研究价值是最高的，“比较而言，期刊和书籍的新闻性很差，广电则基本上保存很少或难以挖掘，网站的权威性缺失。”
二、凭证价值和情报价值
根据新闻信息资源价值实现领域的不同，可分为凭证价值和情报价值
一般而言，新闻信息资源相对于其它信息源更具有客观真实性的特性。正如美国学者沃克・马丁(Walker・Marten)所说：“一家报纸的历史是出版这家报纸的国家的历史”，“一家报纸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的一部日记”。除了新闻作品资源具有还原历史的素质，采访素材、初稿、修改稿、采访手记、审改稿、校对稿、报纸校样，新闻图片等新闻信息资源的凭证价值显得更为突出和珍贵。
首先，从内容上看，它们都是当时当事的真实记录和客观反映，是鲜活的历史细节，特别是采访素材和采访手记等文献资料更是保留了许多当时一手的事实和数据，这些内容往往由于各种原因并不能完全反映在新闻文本当中。同时，也由于编辑取向和版面限制等客观因素，现实中有许多新闻作品并不能见报和面世，有的能被保存起来转化为文献资料，有的则慢慢地被遗弃和销毁。令人遗憾的是，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大部分报社并没有将记者在采写过程中所形成的手稿集中保存起来，而是任其留在记者个人手中。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缺乏统一保管的文献资料就渐渐难以寻觅到它们的踪影。诚然，造成这一现象有其客观原因，如收集和管理的难度大，但随着报业数字化的发展，这些问题已经不难解决。比如，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企业信息门户(EIP)中的数字资产管理系统专门为每位记者设置了“我的资料”和“我的作品”等功能模块，记者可以在系统中方便保存资料和文稿，包括那些没有被录用的新闻作品也一直可以留存在系统之中。新闻信息服务部门只要对这些资料和文献进行简单地复制或整理就可以实现集中、统一保存。在这方面，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就做得较为出色，具有很强的资料保存意识，该集团并没有将那些不适合刊登或没有刊登出来的新闻图片随意丢掉，而是有意识地将其集中保存起来。目前，这些新闻图片已经成为档案部门、宣传部门、史志办、出版社和相关科研教育机构争相追逐的“香饽饽”。
其次，从形式特征上看，它们均在不同程度上保留有真实的历史标记，都具有珍贵的凭证价值。采访素材、初稿、修改稿、采访手记、审改稿、校对稿、报纸校样等印刷型文献，要不就是当事人的亲笔手稿，要不就是在上面留有相关人员的修改字样和批示等。例如，目前在人民日报社保存着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笔签阅和修改过的报纸校样，其价值不可估量。
此外，新闻信息资源由于其数量庞大、内容无所不包、对客观世界反应灵敏等特点，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情报和线索，经过筛选、比较、分析，最后可以加工成人们需要的、针对性很强的情报信息。目前，新闻信息资源已日益成为社会信息资源中最具活力的信息资源之一，成为行业情报和竞争情报的主要公开信息源。作为一种信息源，相比档案、图书等文献信息，新闻信息资源的独特优势在于它的系统性、丰富性、广泛性和连续性。新闻信息资源中蕴藏着极为系统和丰富的情报信息，关键是要有意识地去整理和挖掘。有感于此，美国学者罗杰，希尔斯曼曾对新闻信息资源的情报价值形象地做过总结：“关于经济和科技情报，在西方，大部分可以从公开或半公开的来源搞到手”。
三、知识价值和经济价值
根据新闻信息资源对主体所产生的实际效应，可以划分为知识价值和经济价值。
新闻信息资源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知识价值。社会大众通过阅读利用，可以从这座丰富的“矿藏”中汲取大量的知识营养，增进对各类问题的了解和判断，进而改变其原有的知识结构：在新闻信息资源系统中，财经类新闻信息资源和行业(专业)性新闻信息资源更是因为它们的专业性和知识性，知识含量更是尤为突出。正因为此，目前许多行业(专业)类报纸凭借自身的知识优势，逐渐由“媒体中心观”的传统发展思路向“资源中心观”转变，通过建构和整合行业或专业领域的资源平台，将自身打造成行业的“知识仓库”，并依托这个信息平台开展数据库服务、顾问咨询服务、商务服务、定制化信息产品服务、人力资源培训服务等内容增值服务，成为所在行业价值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如《中国化工报》和《中国证券报》的做法就很有代表性，它们依托自身丰富的行业信息资源，创建了中化新网和中证网，成为各自所在行业的知识枢纽，将自身的“知本”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此外，有些新闻信息资源虽然不能直接地体现出自身的知识价值，但是潜藏于其间的“意义信息”，包含着“有看头、有学头、有嚼头的意蕴”，。能引发人们的思考和联想，甚而激发起创新性思维，从而产生知识价值。可见，新闻信息资源的知识价值的体现存在着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应当审慎和理性地加以理解和分析。
新闻信息资源作为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具有相应的经济价值。首先，新闻信息资源具有鲜明的动态性和时代性，蕴含着丰富的经济政策、市场行情、价格行情、商品信息、技术进展、成果转让、行业评估、形势分析等有价值的经济信息和环境信息。如果被作为信息要素注入到生产力系统当中，能够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缩短劳动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及熟练过程，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有助于引发对生产过程、生产工具、操作方法和工艺技术的革新和创新，提高管理者的决策和判断能力，从而达到提高各部门、各行业效率和效能的功用。日本和韩国就非常擅长运用和发挥新闻信息资源的经济价值：有这么一则事例，韩国三星公司派驻在美国洛杉矶的员工通过报纸看到一则消息：由于廉价的韩国产品的进口，美国最后一家吉他工厂将要关闭。三星总部的竞争情报部门对该信息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国会将提高吉他进口的关税，必须抓紧时间，尽可能地抢先将更多的吉他运往美国，存入仓库。结果正如他们所预料的那样。但由于三星已有大量的存货，因此尽管关税生效，它仍赚取了很高的利润。这个例子充分说明，如果能充分关注和挖掘新闻信息资源，将会给利用者带来丰厚的回馈和收益，
数字银行的最初形态是直销银行。直销银行不依赖于传统零售银行的物理网点和柜台渠道，主要通过自助渠道和电子渠道为客户远程提供银行产品和服务。直销银行一般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较强的独立性，超越了电子银行的渠道范畴，成为单独的业务运营主体，实现了零售银行从网点分销到线上直销的渠道变革。对于金融消费者来说，直销银行比传统零售银行的产品更简单，服务更便捷，价格更优惠，因此有更好的客户服务体验。
直销银行的发展方向是数字银行，数字银行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手段再造银行业的运营体系，从根本上实现商业银行从部门银行到流程银行的转型。目前，数字银行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其经营环境、金融功能、商业模式和发展路径还没有成熟或定型，和理想的数字银行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根据金融科技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研究数字银行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数字银行的经营环境
数字银行是在新经济和新金融环境下运营的新型银行。新经济条件下，互联网成为基础设施，个人数据成为生产资料，数据资产在资产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新经济催生新金融为之服务，综合交易账户和法定数字货币是新金融最终形成的主要标志。
个人数据驱动的“新经济”正式确立
“新经济”理论在美国诞生20多年来，一直伴随着质疑和批判。在当今的在线社会，由于使用成本大幅降低，便利性大幅提高，互联网在全球大规模使用并普及，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基础设施。互联网基础设施上，留下了大数据沉淀，自然沉淀的数据成为生产资料。以公共服务的形式在云端对大数据进行计算，数据变得有价值、可利用。有了互联网这项基础设施，数据这项生产资料，计算这项公共服务，“新经济”才名副其实地得以确立。
“新经济”在数理环境下运行，依托于网络平台及其账户体系，边际交易成本趋近于零，交易效率有超过生产效率的趋势。相应地，经济活动的中心逐渐从生产转向交易，经济主体也从生产主体（企业）转向交易主体（个人或家庭）。“新经济”是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济形态，在微观上则表现为数据驱动的企业业务流程。比如，阿里、腾讯和百度等互联网企业便是以平台上沉淀下来的个人数据为核心，开展相应的电商、社交网络、搜索以及衍生场景金融服务。2011年，世界经济论坛《个人数据――一种新资产的崛起》报告，将个人数据作为“最新的经济资源”，列为“新的资产类别”。专利、文艺品等人类高智力成果都已实现资产化，在新经济时代，个人大数据等低智力成果也会实现资产化。包括个人数据在内的数据资产规模呈指数级膨胀，在资产结构中逐步超越了权益性资产和实体性资产，资源稀缺性在新经济中将不再是中心议题。
账户与货币革命推动形成新金融
新经济必然有新金融为之服务，金融根植于货币，新的账户和货币形态是新金融的标志。新经济时代，网络账户是用户连接互联网的通行证，是包含用户信息价值和货币价值等个人数据的综合载体。网络账户集成了用户货币资产和金融资产，不仅能够集成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还能提供内生于网络交易的一站式集成金融服务，成为用户货币活动的大本营。中国的网络账户服务于网络交易，并衍生出支付结算和理财等金融功能。在西方发达国家，网络交易的支付结算主要由信用卡承担，并未衍生出大规模的银行账户之外的网络支付账户。目前，我国的银行账户依托于银行柜台开立，没有网络交易的基因或场景。银行账户与网络支付账户一样，都有向综合交易账户发展的趋势。
账户与货币具有天然的联系，账户革命必然伴随着货币革命。货币形态由纸币演化到电子货币之后，不同层次的货币实现了快速、低成本相互转化，现金、活期存款等预防性货币需求大幅减少。诺贝尔奖获得者西姆斯认为，随着技术进步，各种类型的资产都将有可能用来结账，成为货币。货币与金融资产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金融产品（或投资品）逐渐具有类似传统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即金融产品货币化。比如，在中国引发互联网金融热潮的余额宝等“宝宝类”货币市场基金，实际上就是基金货币化的一种表现形式。随着互联网支付和数字加密货币的发展，分布式记账技术解决了交易中的信任问题，实现了价值的点对点传输，进一步弱化了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强化了其价值尺度职能。数字货币是新经济中的账户货币，未来的数字货币就是一种价值符号、一个精密的记账系统。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将基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申请到数字货币后，提供货币流通与应用生态体系构建服务。
数字银行的金融功能
现代金融功能理论认为，金融系统具有六项基本功能，即资源配置、支付结算、风险管理、提供价格信息，以及储备资源和所有权分割，创造激励机制。数字银行不仅发挥信用中介功能，还将以市场信用和信息中介功能为主，朝综合化方向发展。
从信用中介到信息中介
信用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商业银行凭借长期积累的信用优势、信息优势和资产转换能力，承担着信用中介、支付中介、风险管理和货币创造等金融中介功能。其中，信用中介最能反映其经营活动特征，是最基本、最核心的职能。这是因为银行经营具有规模经济效益，显著降低了资金融通的交易成本，缓解了信息不对称及其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大幅提升了交易的可能性。但是，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的新经济确立后，数字技术削弱了银行信用中介职能赖以生存的基础，拥有丰富账户数据的网络平台已经在一些领域替代了这一职能。银行的存款资金被大量分流，支付中介和融资中介职能受到冲击和挑战，而这些冲击的实质是信息和数据的冲击。在这个过程中，银行的信用中介职能逐步弱化，而信息中介职能逐步强化。商业银行要巩固和发展中介功能，需要从信用中介向信息中介升级。最终的理想状态是，数字银行提供交易撮合和风险管理等信息服务，不再需要资本来充当风险缓冲，从而，基于信用中介的利差收入下降，基于信息中介的服务收入在主营业务收入中占绝对主导地位。在数字银行发展的过程中，商业银行由信用中介转型为信息中介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主要依靠电子渠道和自助渠道提供投资理财服务的直销银行。直销银行是数字银行的初期形态，银行的资金端实现了从线下向线上的迁移，更加安全便捷地满足了长尾客户长期被压抑的投资需求。第二阶段，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推动下，基于数据获取资产的数字银行产生了，银行的资产端实现了移动化、数字化转型，为客户提供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等嵌入式场景金融服务，融资的成本降低了，流程简化了，风险透明了，如中国的微众银行、美国的Simple定位为平台中介，连接借贷双方，提供风险管理和贷款管理服务，就是信息中介的雏形。第三阶段，当远程开户得以实现，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广泛应用，法定数字货币在全社会普遍推广，社会征信体系发展完善，数字银行也会进入成熟发展阶段。这时，银行将突破信用中介模式下风险偏好、资本约束和运营模式等约束，主要作为信息中介连接资金端和资产端，双方的法律关系主要表现为直接借贷和收益权转让两种模式。数字银行将通过融合了各类金融账户和生活场景账户的统一综合账户，为客户提供资源配置、支付结算、风险管理（财富管理）和价格信息。
从银行信用到市场信用
在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中，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和市场信用相继出现，至今仍发挥着各自的作用。银行信用通过存贷款机制延伸出货币创造功能，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几乎成为唯一的信用机制。新金融在我国的迅猛发展突破了银行信用，展现了市场信用的巨大魅力。这是因为，互联网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了风险定价和风险管理效率，拓展了交易可能性边界，改变了金融交易和组织形式，本身就可以定义为“金融市场”，并趋向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对应的无中介或市场情形。所以，新金融是资本市场对银行信用“脱媒”以来的第二次“脱媒”，第一次脱媒主要在传统银行的资源配置即融资功能方面，第二次脱媒则在支付结算、风险管理和价格信息提供职能方面。数字银行作为新金融的一种组织形式，同时承担了中介和市场职能。一方面，突破了传统银行信用对财务报表的依赖，侧重于观测和计算在线交易行为数据，更加依赖于数据驱动的“市场”信用。另一方面，数字银行通过货币市场基金、资产证券化等传统影子银行模式开展货币转移型信用活动，通过交易资产、同业资产、投资资产等资产负债表中的“银行影子”模式开展货币创造型信用活动，这些在本质上都是市场信用。数字银行的市场信用功能主要体现在，为客户提供个人数据资产（含数字货币）和债权类资产交易，为交易双方提供交易价格信息。一是个人数据资产交易。如前所述，新经济的资产结构中，数据资产将超越权益性资产。当前，个人数据产权不清，谁采集谁拥有，数据管理分散、混乱，数据开放、流通困难。个人数据资产与货币资产都是个人财产，当法律明确个人数据的所有权归属于个人后，底忠行便能解决交易规则和定价等问题，通过建立个人大数据资产管理与运营系统，提供数据确权、汇聚、管理、交易与增值服务。二是债权类资产交易。在我国金融改革的过程中，公司和企业债券、地方政府债券等将发挥直接融资工具的作用，直接向企业和居民销售。数字银行的发展方向则是进行债券的发行销售、信息披露、市场询价和债券交易等。同时，在银行间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市场以外的场外债权资本市场，大量信用评级在2A以下的企业有融资需求，数字银行将承担这类非标准债权资产及其证券化工具（含理财业务）的发行、交易和流转，成为多层级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环节。三是提供价格信息。这是一项重要的金融功能，展现了信息中介和市场信用的交易中介职能。数字银行提供资金价格和资产价格，并为交易双方提供最优的基于完全竞争的竞价机制。这种价格形成机制解决了传统市场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约束问题，丰富和完善了传统金融的“价格信息提供”功能。
结语
数字银行随着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的新经济而兴起，是直销银行新的发展阶段，不仅实现了零售银行从网点分销到线上直销的渠道变革，而且应用金融科技手段再造银行业的运营体系。新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从企业这个生产主体转向个人或家庭这个交易主体，个人数据实现资产化，数据资产超越权益性资产，在资产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数据成为生产资料。当前，承载个人大数据的网络综合交易账户逐渐孕育成熟，当法定数字货币在全社会普遍发行、推广的时候，新金融格局便最终成型。
数字银行是在新经济、新金融环境下运营的新型银行形态，将从信用中介向信息中介转型，从银行信用向市场信用发展。一方面，数字银行将承担信息中介功能，主要提供交易撮合和风险管理等信息服务，基于信息中介的服务收入将贡献大部分利润。向信息中介转型将经历三个阶段，包括资金端线上化的直销银行阶段、资产端线上化的数字银行初期以及完全成为信用中介的数字银行成熟期。另一方面，数字银行将发挥市场信用功能，依赖于互联网上沉淀的个人大数据进行信用评估，并通过资产证券化、同业和投资资产等模式开展市场信用活动，为客户提供个人数据资产和债权类资产交易，为交易双方提供交易价格信息。
关键词：DPSIR模型；数字档案资源服务；服务评价；要素框架
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聚合发展的今天，数字档案资源与日俱增，对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为了加快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能力生成与完善，进一步提高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质量，相应的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研究逐渐受到广大学者和档案机构工作人员的重视。已有的档案服务评价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服务影响因素的研究[1]；二是基于特定方法或特定视角的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2]与实证分析[3]；三是基于理论基础与现实情况探究服务评价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4][5]。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评价指标体系的因素探究、方法构建与实证工作上，较为强调服务评价的“工具”性；很少有研究从服务评价的要素出发，深层次探讨服务评价要素框架问题。与服务评价影响因素模型或服务评价指标体系模型不同，要素框架是与服务评价有关的各个要素和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有机整合。从相关研究看，目前只有吕元智[6]对公共档案馆绩效服务理论模型要素进行了总结，包含评价主客体、本质、假设、目标、标准、证据和控制等，强调逻辑起点的辨析以及各要素的阐释，但缺乏对要素间相互关系的揭示。本文基于DPSIR模型构建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要素框架，试图对其要素与逻辑关系进行阐述。对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要素框架开展研究，力求深刻理解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工作，厘清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发现并解决各要素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有利于更好地促进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运行机制良性发展，针对评价的复杂性和各种挑战拓宽思路，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的作用。
1DPSIR模型与应用可行性
1.1DPSIR模型的概念与特点
OECD于1993年提出PSR模型，由“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和“响应”（Response）组成，用于解释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压力、环境状态与采取对策3个方面彼此作用的链式因果关系。随后又增加了“驱动力”（DrivingForce）用于解释环境变化潜在因素、增加了“影响”（Impact）用于解释系统状态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经过扩展与修正，涵盖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的DPSIR模型正式建成，用于描述更为复杂的关系。DPSIR模型的特点如下：DPSIR要素框架模型适用于从整体深入到各个局部的研究；各个要素并不孤立、彼此联系，要素之间的关系具有方向性；框架本身要素内涵、相关关系的界定与阐释等可以移植到其他学科。
1.2DPSIR模型应用于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的可行性
目前已有学者在档案学领域使用DPSIR模型构建相应框架，如刘佳慧[7]利用DPSIR模型描述了“拟态档案”各个要素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张庆莉逆向使用DPSIR模型以揭示影响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深层次原因[8]。将DPSIR模型应用于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要素框架构建，对要素本身的情况和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可以从全局视角审视服务评价工作，揭示评价工作本质。DPSIR模型更为关注各要素概念的嬗变及影响，有利于改变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只针对当前状态的境况，使得服务评价工作更具动态性和连贯性。
2DPSIR框架构成要素及相互关系
2.1驱动力
驱动力（D）在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要素框架中主要指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价值取向（以下简称为价值取向）。价值取向具有引导态度、指引行为等功能，是指导评价行为和进行决策的总体信念和理性把握。价值取向是探究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要素框架的逻辑起点，是开展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工作的基础，决定了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的基本性质乃至评价指标体系深层结构。从价值取向涉及的因素看，价值取向主要分成效益、公平、民主、责任等。效益是指数字档案资源服务机构对自身服务现状中服务效果与成本投入的测量，是以机构为视角从机构本位出发进行评价。民主是指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以公众利益为中心，评价的各程序步骤都应满足用户利益与用户需求，并有助于推动实现满足用户需求的公共服务，它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以用户为视角从用户本位出发进行评价。公平是指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对面向不同类型用户服务的公平性进行综合考量，评价时需考虑数字档案资源服务机构对政府工作人员、学者、公众等用户群体是否公平对待，是以机构为视角从不同用户群体本位出发进行评价。责任一方面是指数字档案资源服务机构主动提高自身管理水平与管理能力，考虑用户需求，解决用户现实问题，是以机构为视角从用户本位出发进行评价；另一方面是指评价时需考虑机构的相关制度，对制度所涉及的责任人进行问责。价值取向具有动态性和多元性，在发展中其内涵不断丰富。价值取向某一种或几种因素在一定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主导因素，但主导因素并非以否定前一主导因素为前提，而是在其基础上进行演进和丰富。其嬗变原因既包括要素内涵自身随着发展被赋予新的意义，也包括要素之间重要性排序的相对变化。目前，从价值取向包含的因素看，其由传统的强调经济效益，转变为以效益、公平、民主、责任等因素多元并存的局面。
2.2压力
压力（P）在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要素框架中主要指数字档案资源服务的评价原则和评价目标。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原则一般包括客观性、通用性、易操作性、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评建相结合、服务与用户相结合、中间过程与终极目标相结合等。评价目标是指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所要达到的目标与要求，应区别于如“发挥数字档案资源服务的最大效用”“满足用户需求”等属于价值取向的因素，其宏观指导性更强。评价目标是结合具体项目和要求确定的，如“院校数字档案资源服务机构是否有效支持教学与科研工作”“企业数字档案馆是否有效支持企业参考决策”等。
2.3状态
状态（S）在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要素框架中主要指评价主客体和评价指标体系。评价主体是指参与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的组织或个人。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主体具有多元性，档案部门的主管机构、同级、自身、用户、第三方机构或外部专家均可进行评价，不同评价主体关注重点各不相同。对于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主体选择，目前只局限于档案工作人员或档案学者，用户参与较少。用户不仅作为服务的接受者，还可以作为服务评价的参与者，这既是用户参与意识的体现，也表明数字档案资源服务机构责任的增强。评价客体是指被评价的对象，评价客体不能停留在选择某个档案机构，应该具体到该数字档案资源服务机构的某一方面，如可以对服务流程与结果、服务提供者的水平和用户的满意程度等进行评价。评价指标体系一般由多个指标组成，具有系统性、相互关联性，能够反映数字档案资源服务现状。用户作为服务的接受者与感知者，在数字条件下，档案资源服务的评价客体和评价指标的侧重点应从信息资源建设转向面向用户的服务功能和服务质量上，提高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的针对性。依据评价的价值取向、评价原则、评价目标，确定评价客体与评价方法，形成具体的评价维度与评价指标。评价指标制定还需考虑数据是否易于收集与量化，由于不同机构的数字档案资源服务存在差异，为了对不同类别的服务机构进行评价，制定共性指标，反映的是共同的特点与问题，其往往也具有较高的相对重要性。
2.4影响
影响（I）在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要素框架中主要指评价结果和评价建议，评价结果和评价建议需以报告形式呈现。评价结果是对评价工作的具体总结，是基于评价主客体与评价指标体系的直接结果，通过准备与实施具体的评价流程而实现。评价结果反映了数字档案资源服务发展的当前状况和数字档案资源机构的能力，可以衡量数字档案资源服务机构是否达到预期效果、是否实现先前的评价目标。从用户角度出发可以真实反映数字档案资源服务的现状、展现数字档案资源的管理手段与服务特点，用户意见可以作为形成评价结果和建议的依据，用以提出提升服务能力的方案。评价主体必须对评价有整体性认识，而且需要对评价目的、实施评价会获得哪些先前不了解的信息、评价结果如何被使用等[9]进行思考。用户意见在评价结果中应占据一定比重，评价结果应公开接受用户监督。评价建议是结合评价结果的客观事实所提出的具有前瞻性的见解和意见。评价建议为数字档案资源服务工作指出改善的条件、提供具体的改善意见。评价建议有助于支持政府决策和提供信息支持。尽管存在诸多复杂性和挑战，评价工作还是可以看成一个有效的管理工具，以支持个人与组织的计划和决策。
2.5响应
响应（R）在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要素框架中主要指档案机构针对实证结果和建议采取的具体举措，是改进数字档案资源服务工作和优化评价流程的具体措施。档案机构的响应不仅可以完善已有的评价工作，还可以为准备建立的数字档案资源机构提供策划依据。具体举措的实施还可以借助外部因素，如借鉴其他领域研究成果（档案服务研究）等。
2.6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要素之间的关系与外部影响因素
驱动力（D）要素价值取向贯穿于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各个环节。驱动力（D）直接影响压力（P）评价原则的制定与实施和评价目标的设立，从而进一步对状态（S）评价主客体和评价指标进行指导，如基于民主的价值取向，其评价指标便是基于用户的期望与感知制定。价值取向的变化与整合受框架之外因素影响，社会经济环境、政府公共职能、政府公共服务目标、用户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等都是影响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价值取向的外部因素。压力（P）要素对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起着中观上的规范和调整作用，评价原则和评价目标是评价价值取向的具体表现。压力（P）介于驱动力（D）和状态（S）之间，是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体系制定的基础。压力（P）包含的内容较为丰富，面对具体环境、不同评估项目时表现各不相同。压力（P）要素还受到数字档案资源服务内容、方式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状态（S）要素对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内容进行规定，指导服务评价活动。状态（S）中评价主客体的确定与指标的选取直接受评价原则和评价目标的影响，间接受驱动力（D）影响，评价主体通常依据价值取向并结合评价原则和目标等对评价客体进行评价。状态（S）是驱动力（D）与压力（P）的落脚点，也是已有研究较为集中的地方。状态（S）受技术应用、方法引进等外部因素影响，如在数字环境下，客体从传统的档案馆转变为数字档案资源；又如某些信息分析方法应用于指标体系构建。影响（I）要素中评价结果与评价建议，是受驱动力（D）、压力（P）、状态（S）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影响要素中具体评价结果、评价结果怎样运用以及评价建议均属于框架内部，并无外部因素的影响。响应（R）要素中档案机构具体举措与评价工作的改进和压力（P）、状态（S）、影响（I）要素直接相关。响应（R）举措与改进可以直接对压力（P）和状态（S）进行反馈，但在实际工作中易被忽视，难以形成有效的评建循环。响应（R）的外部因素是指从其他领域借鉴的具体实施举措和评价工作的改进，其特点在于这些外部因素虽然并非来源于服务评价框架，但依然能够产生对其他要素的反馈作用。
3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主要矛盾、存在问题与相关建议
3.1主要矛盾
对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要素框架进行研究，可以挖掘出要素框架中存在的主要矛盾，进而揭示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相关问题产生的具体原因。总体来看，要素框架产生主要矛盾的原因来自要素之间关系的不稳定性，包含如下两方面。一是结构性矛盾，从发展的视角看，框架模型具有开放性。外部影响因素持续作用于框架模型内部各要素，不仅直接改变受外部影响因素作用的要素，还间接改变框架模型内与本要素有关的其他要素，如服务评价环境、相关政策的改变以及学界对某一要素的侧重研究都会引起结构性矛盾。二是系统性矛盾，在框架模型内，要素变化在传递时具有滞后性。如驱动力（D）要素变化，需经过压力（P）、状态（S）才能传递到影响（I）要素。在具体实践工作中，民主价值取向发展初期，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考虑用户意见建议较少；只有民主价值取向发展到一定程度，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的主客体、指标体系等才会逐渐考虑用户利益与用户需求，并生成相应的评价结果和评价建议。要素框架的矛盾是引起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动力。在数字档案资源服务评价要素框架中，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传递是从驱动力（D）依次传递到响应（R），响应（R）分别反作用于压力（P）和状态（S）。某一要素的发展与落后，都会引起其他要素的变化，如随着价值取向的外部因素发生变化，即社会经济环境、政府职能定位或用户对数字档案资源服务的需求发生变化，价值取向内部因素重要性发生变化，最终影响后续要素。
3.2问题建议
关键词：遗产保护 民族文化 数字化 价值取向
我国众多的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五千多年来的文明发展中，幅员辽阔的国土上至今仍留存着许许多多的历史文化遗址、遗迹，还有各种类型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景观；图书馆、博物馆里保藏着数以百万计的艺术珍品、典籍和文物；中国人的言谈举止、风情习俗、节日庆典中保留着大量“物质或非物质”的文化符号。凡此种种，都为民族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产品、作品的创新、设计、制作、生产、经营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和动力。
一、何谓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
所谓“文化遗产数字化”，是指采用数字采集、数字存储、数字处理、数字展示、数字传播等数字化技术，将文化遗产转换、再现、复原成可共享、可再生的数字形态，并以新的视角加以解读、保存和传播。
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并非简单地将有形的资料数字化或文化遗产的数字记录。将数字化手段引入文化保护、保存和传承、传播中。现有文物保护手段大多采用传统方式，征集、整理、收藏、研究、出版或演出。由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加工、处理、存储、提炼、展示和传播的能力严重不足，遗产往往局限于少数专家学者，造成保护与利用的脱节。这远远不能适应遗产大规模保护与利用工作的需要。数字化可以使文化遗产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同时作为新的传播手段，为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提供无限潜能。以文物保护为例，真实文物往往具有唯一性、不可共享性和不可再生性，数字化之后，文物信息变成无限的、可共享的和可再生的，不再沉睡于荒郊野外或清冷的博物馆、研究院，而成为大众随时可欣赏和共享的人类文化财富。
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判断的价值取向问题
要对遗产进行价值判断，首先要考虑的是选取什么样的角度或从哪些方面去作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哪些方面值得进行价值判断，哪些方面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本文所谓价值判断的价值取向。我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判断应该选择三种主要的价值取向：第一种价值取向是美学价值；第二种价值取向是社会价值；第三种取向取向是学术价值。
美学价值判断的取向是解决美和丑的问题。我们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数都是民间艺术，包括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剪纸、绘画等艺术，有些遗产形式如少林武功，虽然不是艺术，但中国武术中也包含着艺术的审美因素，因此都具有美学价值，都需要进行美学价值的判断。按理，我们在作美学价值判断的时候，应该认可和肯定那些感染和净化我们民族精神的美的艺术形式，否定和排除那些无益于我们民族精神的丑陋的东西。但是，美学价值的判断标准事实上一直是很有争议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给艺术作品的美学价值给出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不过，没有客观的评价标准不等于没有标准，而是说各人在判断美时会持有各自不同的标准。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判断美学价值的时候应该重视人类学、民族音乐学一直提倡和鼓励的“局内人／局外人”（insider／outsider）和“主位观／客位观”（emic／etic）的理论和方法。
关于学术价值判断的取向，主要是针对学术研究而言的。对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一定需要写入保护名录或列为保护项目，但可以对它加以研究。比如，某种存活至今的古老传统音乐可以解决音乐史上一些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很多在史书上记载的后来失传的音乐，在民间被发现，在学术方面就很有价值，但不一定很美、很动听，也不一定具有良好的社会功能，却也值得去研究。这种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忽略它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只关注它的学术价值，对它进行适当的保护或博物馆式的保存。
三、民族文化遗产的概念
文化是一个内涵广泛而又具体的概念，对其的讨论众说纷纭，其中泰勒的定义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文化的经典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之一分子所获得的任何技巧和习惯。”
民族生活和思想观念领域的改变引发了民族文化本身的变迁，并且呈现出了一些鲜明的带有时代烙印的突出特征：第一，民族文化旅游业正在成为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主要载体和途径。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发展才真正带动了民族文化的保护，才真正激发了保护民族文化的动机，并且，这种被动性很强的民族文化保护不得不依赖民族文化旅游业来完成；第二，民族文化的文化价值逐渐被经济价值所取代。随着旅游经济、文化替代等影响，民族文化正在朝着满足经济价值需求的方向转变，其民族性所反映民族生活的现实性逐渐降低，伪造和牵强的成分增多；第三，民族文化产业处于形成和生长期，文化创新前所未有。民族文化产业主要是指以民族文化为卖点的所有经济活动的总称。其中最明显的文化产业是民族文化旅游业。因此而来的文化发展必然是以结构和重组、创新与包装为客观需求，文化在此环境中的创新将是前所未有的；第四，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化竞争越来越激烈，功利化倾向明显。所谓文化竞争，指的是以增强文化价值为目的的各种竞争活动。事实上，文化领域的竞争源自于经济之间的竞争，是一种资源的竞争。民族文化本身也是一种资源，而且这种资源在旅游业和商品化过程中兑现成了经济利益，以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来提升本地的知名度和吸引外来者，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经济不发达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主要内容。
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我们民族的记忆。
参考文献:
[1]杨昌儒.民族文化重构论[J].贵州民族研究.2008，（1）.
[2]贺学君.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思考[J]. 江西社会科学 , 2005,(02).
一、GDP的核算方法与表现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GDP总量、GDP增长、人均GDP等专业名词，已使人们耳熟能详。作为一种简单明了、易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的方法，它对方便了解、掌握当地经济发展速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GDP核算有三种方法：一是生产法，由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的总和代表GDP，各产业增加值的计算方法是各产业总产值减去中间消耗；二是收入法，用劳动者（个人）收入、国家税收、企业利润和折旧三者的总和来核算；三是支出法，用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式、存货增加、净出口几项的总和来核算；三种方法是从三个不同角度去核算，从理论上说结果应是基本一致的。
GDP有三种不同的表现形态。即产品形态、价值形态和收入形态。
从产品形态来看，它表现为所有最终产品的价值之和。它不仅包括所有经过市场交易的最终产品的价值，而且包括所有未经过市场交易的最终货物的价值，如农民自产自用的粮食，以及部分未经过市场交易的最终服务价值。但是，GDP不包括住户成员为本住户提供的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如照顾老人、抚养子女、清扫房屋等。
从价值形态看，GDP表现为一定时期内增加值的加总，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中所有产出的价值减去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中间产品的价值。
从收入形态看，GDP表现为一定时期内收入的总和。它包括常住单位因从事生产活动而对劳动要素的支付、对政府的支付、对固定资产的价值补偿，以及获得的盈余。
从GDP核算方法和表现形态的分析，可以看出GDP是一个综合性评价体系，是了解、掌握当地经济发展速度、经济运行情况直观的数字体现，是当地经济运行、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没有GDP指标和核算，就无法反映一个国家和各个地区的生产规模和产业结构、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无法判断一国经济及其景气周期，无法判断经济健康与否，更无法采取相应的经济调整政策。但GDP并不单纯是衡量一个地区发展的唯一指标，还应包括地区的环境质量、就业状况、整体功能等诸多方面。
二、GDP的局限性
一个时期以来，衡量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标志，首先就是看其GDP的增长量。但由于目前GDP只限于对经济生活中那些货币化了的部门进行评价，而忽视了资源损耗与环境退化等难以计量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能全面反映一国或一个地区当前和将来的经济增长质量，还存在着很多局限性：
1.GDP不能准确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由于统计指标设置和统计方法等局限性，现行的统计，只是数据的收集和汇总，难以准确地反映出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情况。而判断经济和社会发展，不仅要看经济总量的增长，还必须看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协调。有一黑色幽默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辖区内出了特大交通事故，于是指挥抢救，医疗救护、公安消防、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法律诉讼、保险、新闻报道等各个方面都动起来了。由于所有这些都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尽管参与救助的人都没有因为参与救助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还有人付出了生命代价，蒙受巨大损失，但该辖区的GDP却因为这一事件而增加了。这类GDP的增长，不仅没有改善我们的社会生活质量，反而无端消耗了我们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财富和资源。
2.不能反映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如：人们砍伐森林、开发矿山制造产品，能为GDP增加做贡献，但没有扣除自然资源损失，而且将其中过度开采的资源和能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计算在GDP总量之中，这就人为地夸大了经济效益。据有关报道，2003年我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约为4%，但是消耗全世界7.4%的石油、31%的原煤、27%的钢铁、25%的氧化铝、40%的水泥。这些足以说明GDP只反映了对经济的贡献率，而不能反映对环境资源的负面影响，也说明我国经济增长长期处于高消耗、低效益状态。
3.人均GDP不能准确地反映社会分配和社会公正，掩盖了贫富差距。当前，我国GDP的增速以及财富的增速位居世界前列，但体现的是社会总体财富，表明社会财富多、增速快。表明钱越来直多，而并等于有钱的人越来越多。人均GDP不能准确反映社会分配和公正，掩盖了贫富差距。
三、淡化GDP考核政绩的设想与建议
GDP是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综合反映，也是领导水平、领导政绩的具体体现，更是近年来被各级列为对当地党委、政府以及党政一把手政绩考核的重要依据。如果将干部政绩考核死盯在GDP上，就可能催生虚假、浮夸风和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出现“政绩不够，数字来凑；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问题，就可能导致一些地方官员只顾眼前利益，不顾生态环境恶化，不计投入成本，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以致出现“前任政绩后任债”、“一任政绩几任包袱”等现象，因此，GDP只能作为考量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而不能作为唯一指标，考核应坚持实事求是、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细化考核指标，淡化GDP考核的权重，强化综合考核。
1.坚持用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成果考核政绩
GDP在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中，有“指挥棒”、“调遣令”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被考核对象荣辱、升迁密切相关。在我们现行的考核中，由于过分地突出了GDP指标的内容，使一些人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理解为“以GDP为中心”，把“发展才是硬道理”理解为“增长率才是硬道理”，把“发展是第一要务”理解为“GDP是第一要务”，这样的发展观，使人走入了发展的误区，极易产生“目标只定任期上，眼睛盯在数字上，心思花在升迁上”的现象，不是扑下身子抓落实，而是挖空心思凑数字。因此在政绩考核中，要结合当地的实际，实事求是，改革考核办法，采取听、看、问、访、查等方法，从财政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经济工作、科技教育、党的建设、三个文明、环境保护等方面综合评定政绩。也就是既要看经济指标，又要看社会指标、人文指标和环境指标；既要看城市变化，又要看农村发展；既要看当前的发展，又要看发展的可持续性；既要看经济总量增长，又要看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既要看经济发展，又要看社会稳定。
2.建立健全科学的政绩评价体系
干部政绩观存在的种种缺失与我们以往对干部政绩的考察、评价体系不科学有直接关系。片面追求GDP增长之风，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这不在GDP指标本身边，而在于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不完善、不健全。因此，建立一套综合的社会指标体系来考核干部，GDP指标仍然是基础性指标。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加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综合指标，以克服过去考核指标的单一性，而不是取消这一指标。我省去年根据发展的需要，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考核指标进行了细化，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考核指标：（一）经济发展指标：1、总量指标：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入；2、人均指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财政收入、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3、速度指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地方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二）经济结构指标：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城镇化率、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劳务输出率；（三）社会发展指标：社会保障覆盖率、每万人拥有医院病床数、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广播电视覆盖率；（四）生态环境指标：垃圾无公害化处理率、城镇自来水普及率、退耕还林植树林造林保存率、常用耕地面积指数。这种对县域经济和干部的考核，既有“减法”，又有“加法“，取消了GDP指标的直接考核，又相应增加了许多新的考核内容，使考核更切合实际，更科学直观，更受人欢迎。版权所有
3.加强监督，使政绩考核更加科学化、民主化
增强责任感、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必须加大监督力度，强化监督机制。在监督对象上，要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如果“一把手”没有民主意识，没有正确的政绩观、就会在重要干部的任免、重要建设项目的安排和重大资金的使用上不按程序办事、不经集体讨论，由此就要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在监督内容上，要强化对决策的监督。要切实按照民主集中制，完善议事决策机制，对决策目标的确立、决策方案的制定、决策过程的掌控和决策的实施进行全过程监督，确保决策的和科学化和民主化。在监督的方法上，要强化领导工作任期经济责任审计。通过审计，肯定领导干部任期工作的得失，给被审计者一个明确的组织结论。应坚持任中审计、任期审计、离任审计的制度和先审后离、有离必审、先审后任的原则，并把审计结论作为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提拔奖惩的重要依据。此外，还要增强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透明度，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倾听群众对领导干部政绩的评价，促进政绩考核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