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文化民族性；国家外交影响
中图分类号：D80；G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11-0004-02
一、文化民族性的定义
文化民族性的定义包含了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是指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即这个承载这种文化的主体：这个民族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则是指文化的民族独特性，这个民族的文明必须继承这个民族的鲜明特色，在地域、人文等方面与民族性格相契合，而未被其他民族同化。
二、影响文化民族性形成的因素
首先，政治方面，政治的稳定性对民族性格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战争、阶级分化、剥削压迫会使得民族性格比较好斗，但同时也会注重、争取人权。如法国经历三次起义，都是以劳动人民作为主力军，使得法国人民重视自由，重视人权，罢工运动频繁甚至成为常态，所以其民族文化奔放、浪漫气息浓厚；德国崇尚血统，军国主义的一度盛行使得这个国家具有极强的排外性，但也赋予德国人民讲纪律、守规矩、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民族性格，所以德国文化强调守时、严谨。反之，稳定的统治、阶级思想根深蒂固则使中国人民以和为贵，讲究仁义道德，做事小心谨慎，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儒家文化盛行成为必然。
再次是宗教方面，不可否认，宗教对民族性格影响也很大。在各民族、各地区都是很普遍的，世界上现有三个大的宗教流派：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宗教的前程信仰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活动、认识活动等。在当代国际政局中，宗教的影响力依然不可小觑，比如印度与爱尔兰国内的分裂活动，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还有德国、荷兰与加拿大国内法语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意识形态上的不和，这些大事件和宗教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并依然在持续产生影响。宗教在世界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意识形态的差异导致国家分裂割据的例子不在少数。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其民族性格也会比较偏激、消极。反之，宗教给人们带来的更多的是好处，因为其正面信息较多，提倡真善美：基督教教义为信主得救，守十诫，以期死后升入天堂。还有原罪说，认为人类都是有罪的，应多行善事偿还罪责。
佛教教义很多，但其基本是诸恶莫做，众善奉行；鼓励人们通过修行造福自己和他人，强调静心节欲。伊斯兰教则提倡信奉，是世间唯一的主宰，通过坚持做礼拜，定期斋戒等方法期待可以死后升天。都使得其信徒追求真善美、平和的生活，尤其对泰国、印度等宗教国家的民族文化产生重大影响。
三、文化民族性在国家外交方面的影响
外交是国家内政的向外延伸。因此，国家外交的目标、内容、制度、机构，均受到其政治理念及状况的影响，而在当今世界，第三产业崛起，文化的地位随着时代潮流的发展得到显著提升，被视为发展中国家提升国际地位、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发达国家保持领先地位，在各个方面更进一步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当今政治体系当中，国家的外交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文化民族性的影响，即其政策体现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
1.俄罗斯
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地域分布在欧亚两个大洲，幅员辽阔。在世界史进程中，俄罗斯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地域优势摇摆于东方和西方之间。高寒但辽阔的周边环境造就了俄罗斯民族特殊而复杂的民族性格。主要体现在俄罗斯民族在战争时期和国家建设时期曾表现出的炽热的爱国热情，并以勇敢顽强的战士精神著称。而在非战争时期，俄罗斯民众在人们眼中又是以懒散的形象示人。俄罗斯在艺术方面具有相当高的地位。他们拥有世界闻名芭蕾舞蹈，出现过许多杰出的文艺方面的作品其艺术造诣极高。而在平时，俄罗斯民众表现得不在意物质文化。而且在近现代，俄罗斯民族信奉大俄罗斯主义思想，强国梦、复兴梦使得俄罗斯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始终受其大俄罗斯主义思想的影响，与其民族历史和强国梦息息相关，俄罗斯的外交政策经过最近几年领导人的多次调整，其基本定位是全方位大国外交政策。即通过军事振兴扩大国际影响力，提高国际地位，尽早实现强国梦。这一政策在当前形势下最大限度地捍卫了俄的战略利益，评论家们认为，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俄罗斯在外交政策上仍将突出自身大国地位，突出独立自主的全方位特点，这些特点都是其大国思想在外交定位及政策、风格上的投射。
2.中国
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格调和性质越来越不确定，这使得社会变迁研究早已成为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社会变迁”既泛指一切社会现象的变化，又特指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既指社会变化的过程，又指社会变化的结果。一方面，社会变迁是指向于社会本身或社会结构的具有某种明确特征的改变，不管这个明确特征是一种规范还是关系，［1］4它是一种作为整体性的事实陈述而非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和发展概念一样，社会变迁也是一个具有比较属性的整体性概念，很难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变迁模式或惟一道路。同时，不同民族各自的变迁、发展道路，又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总体性问题，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2］25共同使整个社会变迁呈现出多元而丰富多彩的人文画卷。
究其实质，社会变迁总要落脚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其实体总是指向于社会及社会结构的。社会及社会结构并非空泛地存在着，因为所谓社会结构其实就是固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样的分析理路就会在社会变迁的学理探讨中突显出“人”的地位。所以，人及其观念、欲望、动机和意志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变迁，费孝通先生说得更为直接和到位，他认为，“真正的社会转变就是人的转变”。［3］61顺此，我们认为，真正的社会变迁总是要借助于人及其主观能动性得以彰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变迁指的是一个族群在与其他族群的接触过程中，新的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的介入所造成的传统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改变。”［4］198美国学者乌格朋（亦译为奥格本）认为，“文化的物质器械有时可以脱离人类而存在，尚能想像，至于人类可以脱离文化而存在，便很难想像了。事实上人类与文化是同时发生的”。［5］8格尔茨非常相近地指出，“没有人类当然就没有文化，但是同样，更有意义的是，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类”。［6］62这样，我们才可以去很好地理解孙本文先生对社会变迁的界定，他曾经非常深刻地指出：“社会变迁，除人口外，不出二途，就是新文化的增加与旧文化的改变。新文化的增加，又不出二途，就是本社会中的发明与他社会中发明的传入。”［7］567事实上，文化是一个有序的意义之网和象征体系，社会的互动必须依据文化而发生，文化不过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已，［8］233而社会结构是行为的形式，是实际上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为社会自身互动的模式本身。所以，文化和社会结构不过是对于同一现象的不同抽象。在考虑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时，文化是从社会行为对于行为者的意义的角度来考虑的，而社会结构主要从对于特定社会体制功能的促进的角度来考虑。［6］177如此，则对于社会变迁的研究就会落脚于社会结构进而对于文化的分析。①作为民族发展的要素，也作为民族发展的过程和结果，文化及其互动是一个普遍存在于异文化之间的动态的过程，而且也是一种可以无限延续的过程。［2］150格尔茨甚至说得更为直白：“社会的形态即是文化的实体”。［6］36以此来看，对于社会变迁进行文化视角的分析是一种必然的学理内涵。有时，相关的研究甚至还会直接以“社会文化变迁”来表述和框定研究的范围，足见“社会变迁”与“文化变迁”二者之间的唇齿关系，在很难将它们分开的时候，一般也会以“社会文化变迁”来指称。［9］2但应该强调的是，它们两者绝然不是可以等同的概念，文化变迁是指新文化的增加和旧文化的改变，［7］580是文化特质的累积变化和由此所引发的文化模式的变化。从文化特质综合体得以存在的地域空间来说，文化变迁是通过文化区（culturearea）［8］60的位移和拓展得以体现的。社会变迁是举凡自然物理条件和人文价值环境的变化，可以认为，社会变迁为文化变迁设置了可能的范围，而文化变迁构成了社会变迁的最主要成分。因此，在进行民族社会变迁研究时，如何能够将二者精细地区分开来是很见学术功力的。在笔者看来，大多的研究虽然名之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但实则是“文化变迁研究”。
笔者在相关的研究中曾经指出，西北少数民族社会在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是面临着“双重挤压困境”的，［10］这种判断来源于西北民族社会与我国整体性社会的某种“隔离”。当我们把某个民族社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和“场景”提出来并对之展开集中研究时，其间自然渗透着研究者本身的主观取向，那就是对“他者”和“自我”之间“自然的”乃至于“非自然性”的区分（也许二者之间的“非自然性”区分更成为问题的根本和关键点）。这是一种具有人类学特征的“切割法”，［11］135它将研究对象完全悬置在一个本来有着密切来往关系的区域性社会体系之外，使之成为一种想像中的理想类型。其实，这一方面是非常必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有效地清除文化内部的混杂因素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进行“深描”。如果说“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即是在不削弱其特殊性的情况下，昭示出其常态”［6］18的话，那么这种英式社会人类学的深度描述才能使深刻认识“他者”有了某种可能；但另一方面这又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以一种文化史的灵感来考察，则“人类是在相互的关系中而不是独立地营造他们各自的文化的”，［12］1研究者如不能意识到研究对象其实是与外界有着长期互动的复合体，则自然就会将其主观认定为一个独立的“悬物”，这种人为性地放弃了历史的纵深跨度研究追求的趋向，必然会遮蔽对于人文世界中丰富的融混内涵的关注，从而“”了其长远的历史性存在和活脱脱的生命历程的展示。
针对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冷”社会和“热”社会的区分，美国人类学家罗纳托•罗萨尔多指出，“那些努力划分有历史与没有历史社会的人们，修的不是真理之路，而是误入歧途”，所谓冷社会和热社会的区分只能是人为的臆造而非人类状况的真实。［13］27所谓“变迁”总是要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空背景之下，因此，对于民族社会变迁的分析自然要有意地避免“无历史化”，要避免掩盖分析对象本来具有的丰富的生活面相的倾向。美国人类学家威斯勒心平气和地说过，“一个民族无论在什么时间生活在比较孤立的状态下，最终都会发展出自己的体形”，但他随即就指出，这种体形会在外部入侵的条件下，“出现同化现象”，［8］322紧接着，整个过程又将重新开始。依笔者的管见，这里的“同化现象”即为借助于民族之间的长期互动而产生的文化变迁过程，这自然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完成的，也必然会依赖于相互交流的关系和网络。要牢记的是，文化的边界不一定完全等同于生活的边界。埃里克•沃尔夫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一书中，以1400年作为其研究的时间参照点，指出在这个时间点上，欧洲作为一种新的变化趋势的核心力量已经开始迅速崛起，欧洲大陆以外的其他不同来源的社会组成和族群逐渐被卷入到这个全球性联结的整体中。他以此是想说明，即便主观地认为普通大众是历史过程的沉默见证人，他们也同样是历史过程的积极主体，所以，对于那些被我们称之为“没有历史的人民”，也要在相互的“接触与关联、联系与互动”［12］8的过程中分析和发掘其鲜活的历史，如果把这些社会和族群整体分解成彼此互不相干的部分，这必然是一个虚假而非真实的现实。就此指出，在笔者看来，如果站在分支科学角度，民族社会变迁研究更多的是属于民族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这也就内在地生发出民族社会学学科的研究视角问题，据笔者所知，对于这一问题，人们很少提到“关系的视角”，②这是不全面的。我们认同于历史上业已形成了的而且也很难得以消解的“自然性”的区分，而对于民族社会和非民族社会之间的“非自然性”的区分则存有难以释怀的心绪。这可以通过学人们对于民族社会变迁的关注及所蕴藏于其背后的价值倾向得到证实，其实，这是不可以也没有必要遮掩的客观事实。熟悉西方社会学史的人都知道，即便以强调科学研究中应遵循价值中立的马克斯•韦伯本人，也是价值关联（value－relevance）原则的拥护者，在他看来，“价值关联”和“价值中立”是在科学研究的不同阶段分别发挥作用的两个基本原则。我们选择民族社会变迁研究，就是一种关联于某种价值的表现，而当我们真正开始进行这种研究时，则需要恪守科学内的“禁欲主义”，只有这样，研究者才可能不断地调整“认识姿态”，［11］94从底层（基层）学术中发现和凝聚学术研究的根本动力和民众力量，使研究者真诚地面对和不断地调整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从而贴近被研究对象的思想常态和生活形貌，也才有可能客观描述相关问题，对已有的理论预设存有敏感的反思和敏锐的追问，也才可能在看清事实记录和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有望建构新的理论和解释框架。民族社会及其文化是民族社会成员心灵的一种客观性构造。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在研究民族社会文化变迁时是在与客观的文化现象打交道，因此，在有限的区间和范围里，他们要对用意识和理性来主观地解释人类行为及其文化的反应表示轻蔑。如前所述，社会变迁是一种事实描述。因此，选取适合的研究方法是至关重要的，在民族社会变迁研究中，大多以田野调查为主。当然，还会涉及到诸如文献研究等方法，这里无意对文献法再详细谈及。#p#分页标题#e#
如果说关于个体、文化与社会的研究及其所涉及的现象，大部分自史前时期起就已经得到默认的话，那么，有关于此的调查研究工作则主要留给了后期的哲学家和理论家。［14］6应该说，对于相关的研究者来说，这无疑是极为严峻的考验，因为它要求调查研究工作者在理论的探寻中悉心感悟其间所蕴藏的丰厚的生活意蕴并聆听社会生活之宇发出的响彻空谷的本真声音。人类社会的成长和分化会使学术研究逐渐地脱离社会的限制，如此，科学思想便得以产生，有关社会的概念和观察方法也就逐渐形成了。在威斯勒看来，从个人意识到社会意识的出现是19世纪上半叶的事情，这时，人类开始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待自己，意识到了文化的存在及其价值。［8］305与任何从事非参与性研究的社会科学家相比，民族学家在更大程度上要去理解研究对象的生活方式。如果说民族学研究（者）从“他试图理解的人们的观点出发，来理解并报告行为、习俗、事件和情感的意义”［15］53的话，那么，只有能够真正理解（而非仅仅观察）异文化才能让我们站在山顶上俯视田野之美而不至于囿于花瓣而考察花朵之美，才能无愧于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称号。有的学者非常严肃地指出，民族学者和民族学研究对于“异文化”的理解的在意和强调的不足，极大地消解了学科自身发展的可能性空间。［2］40可以认为，作为感知和了解“异文化”的前提和基础，观察和研究的策略和向度以及与此相关的话题具有远远超出人们想像的重要性意义。
“科学的田野工作远远高出即使是最上乘的业余作业。”［16］13民族学研究如有近路，也“不能指望不经努力和挫折就发现某种神奇的捷径”。［16］4作为以民族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民族学非常强调实地调查方法，即人类学的田野工作（AnthropologicalFieldWork）并将它看成是民族学家获取资料的最基本途径，是“民族志”即“记述民族学”的架构的源泉，［17］171它也是进行民族社会变迁研究的基本方法。在民族社会变迁研究中，资料的获取过程本身无法避免作为研究者主体的介入，这里的“介入”不仅仅是指研究者作为研究主体在研究过程中的不可避免性（如此才能借助“在那里”（beingthere）以及积极参与身边的互动，研究者能够更为贴近地体验和理解“局内人”的观点和行为表现），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主体的意识、思维等主观情感的渗透，因为“保持足够的理性距离以确保研究者能够批判性地分析他们所参与的事件，是十分重要的”。［18］1这对于获取客观、准确的研究资料，对于提升研究结论的信度和正确性等方面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作为研究者本身将自己到底应该置于何种向度，在民族社会变迁调查研究中应该具有怎样的价值立场，都是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这自然又会涉及到民族学研究中的“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鉴于笔者对此已有述论，［19］这里恕不赘述。人类的生活，无非就是追求与环境的调和与适应，社会生活本身就取决于各种社会环境。英国人类学家彭尼曼甚至指出，“如果不研究种族和文化借以发展的媒介———环境，那么对种族和文化的研究将是不完整的”。［20］201可以认为，各类环境一方面为社会变迁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也为社会变迁预设了基本可能的路径和空间选择。因此，人们对于社会变迁的分析和考察总是以社会环境及社会结构为基本的切入点的，如此才能真正解释社会变迁的实际情况。
多民族国家对民族问题的重视自然要延伸到对民族社会变迁的考察。如何解决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民族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问题，成为了当今世界各国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也是我国政府和学术界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我国多民族的现实性决定了可以就某一民族或多民族的交织地带的社会变迁问题进行全面、系统地探讨。对具有这样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的社会文化变迁展开分析和研究，不仅对充实、丰富和发展我国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这种研究可以为我们构建和发展民族和谐社会提供借鉴。
作为学术研究中的帮手与合作者，李臣玲和贾伟两位一直对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民族文化变迁等问题多有关注，他们两位撰写的《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选取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民族交汇较为突出的青海民族地区作为研究的主要区域，又考虑到资料的调查和收集的工作量之巨大而对更深层次的专门研究所可能造成的现实障碍和困难，研究者明智地采取了典型性的个案调查，选择了青海“丹噶尔藏人”为研究课题的切入点，并依据文献纪录和现今研究资料缺乏的实际，选择日月藏族自治乡作为进行其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社会文化变迁研究的调查点。
在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中，调查点的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著者选取的“丹噶尔”（sTong－vkhor，藏语意为“市镇”）即今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从地理环境因素来看，这里位于青海省最为宽延平坦的谷地之中，湟水中流，灌溉便利，符合从事农耕的自然条件。一方面，习惯于农业生产的民族可以居住在河流的两岸；另一方面，谷地四周的山地也是从事牧业生产民族的天然牧场，可以将成群的牛羊放牧于青山绿水之间，从而造就了农、牧业经济的完美交汇。从社会文化空间格局来看，这里具有鲜明的地域亚文化色彩和强烈的民族文化属性：既有当地藏族的文化特性，又有当地汉族的文化风貌，即文化性格中多维民族文化交汇的特性比较突出。优越的自然形貌和多彩的文化环境为多民族文化的交融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在这里，操持不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共同生活其间，互通有无，朝夕相处，形成了不同民族之间彼此互补的关系。丹噶尔藏人一方面具有一般农村社会所共有的乡村文化特点，另一方面又具有游牧文化的特质。他们成为多种民族文化相交融的“揉和体”。［9］7著者简明地指出，“丹噶尔既培育了以牧业经济文化类型为主的藏族文化、蒙古族文化等，同时也养育了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汉族文化、土族文化、回族文化等。”［9］6而如果将多维地带的文化交流和融合视为客观必然，则这样的文化现象并非丹噶尔藏人所独有，这对其他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的民族地区同样具有普遍意义。以丹噶尔藏人作为视点研究多维民族社会文化的变迁，以点带面地折射出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的民族社会文化变迁图景和规律，无疑具有较明显的典型性和较强的说服力。#p#分页标题#e#
著者坚持认为，社会文化变迁是文化内容与社会诸多参数和因素综合作用的过程和结果，所以，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是人文现象中的文化内容和社会参数两者的变迁合为一体的综合研究。［9］2著书通篇都贯穿了这样一条基本的判断和认识。应该说，这样的认识是到位的。著书从丹噶尔藏人社会文化变迁的生态环境的分析和考察入手，研究的主体内容涉及到其社会分层、社会结构、社会控制、经济发展、生活文化（包括生育文化、家庭文化、丧葬文化等）、教育文化和宗教文化，对每一种文化的考察总以变迁的视角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开阔的研究范围拓展了研究领域，同时动态的分析取向又为研究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的民族社会文化变迁提供了实证素材，填补了综合、系统的研究丹噶尔藏人社会文化变迁的空白。值得一提的是，著者能够紧密结合已有的分析，集中分析了“丹噶尔藏人社会文化变迁的理论启示”，有的放矢地进行了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因探析和特征归纳，不仅映照了研究的主题，也相应地实现了研究本身由“点”到“面”的跨越。如果考虑到我们的时代现状和特征，则这种跨越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著书的立论本身。比如，研究指出，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特征之一是“民族外在表象的弱化与民族自觉性的增强”。［9］244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不管怎么在意都不为过的重要判断和结论。
关键词 民族文化 民间舞教学 渗透 重要性
中图分类号：J722.2-4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是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东方古国。漫长的岁月和丰厚的文化积淀，造就了今日生活在我国广大地域中的56个兄弟民族，包括汉族、藏族、蒙古族、傣族、维吾尔族、苗族、佤族、哈尼族、彝族等等。各民族拥有不同的生态环境、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歌舞是人类与生俱来，本能的一种艺术形式。这种用肢体姿态来抒发、表达情感、传达生产、生活情景的行为，没有地域、国界、种族和民族之分，是人类共通的形体语言与心灵感悟。不同的民族，因生活环境、生产方式和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拥有着数以万计从内容到形式，从韵律到风格各显异彩、斑斓夺目的民族民间舞蹈。
1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渗透对民间舞课堂教学起着前导作用
“前导”意为开道，引路。在民间舞教学中，各民族的文化是学习民间舞蹈的前提，也是学好各民族舞蹈的“引路者’。以蒙族教学为例。
蒙族舞蹈是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以及吉林、黑龙江等省蒙古族聚居地区的民间舞蹈。蒙古民族的舞蹈文化与他们的狩猎、游牧生活有密切联系。蒙族舞蹈的特点是节奏明快，热情奔放，语汇新颖，风格独特。动作多以抖肩、翻腕来表现蒙古族姑娘欢快优美，热情开朗的性格。男子的舞姿造型挺拔豪迈，步伐轻捷洒脱，表现出蒙古族男性剽悍英武，刚劲有力之美。蒙族文化渗透在蒙族舞蹈的每一个动作动律中。例如蒙古族舞蹈中的马步。它是一种特性的动作，是腿脚与上身结合的模拟性训练。它不仅可以使舞者脚下灵活敏捷，具备完成技巧和跳跃的能力，而且能准确把握草原民族的性格特征和审美心理。因此，在课堂教学中首先教师要配合讲解让学生明白马步动作的由来，既为什么要这样做，做起来应该是什么样的身体和心理感觉等等。其次，蒙族体态必须贯穿于马步动作之中。因为蒙族人的文化和生活习惯以及地理位置、性格特点等造成了上身后倾、颈部后枕的特殊体态，因此在做马步动作时体态的配合是十分重要的，这体现着民族文化。
最后，让学生在做马步动作过程中要感受蒙族人在骑马时的心理动态。因为蒙古族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骑马不仅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更是蒙族人休闲娱乐、释放心灵的一项重要运动。所以在学习马步时教师一定要从骑马的文化与心态入手，让学生以情带动，力求做到形似、神似。
2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对民间舞教学也有一定的限制
因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而这些特定的文化主要体现在服装、道具、舞蹈动作动律和体态等方面。因此，在民间舞课堂教学中，想引导学生准确把握各民族舞蹈的风格特征在渗透文化的同时也被文化所限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服装与道具、动作与情感。
2.1民族文化对民间舞教学服装与道具的限制
民间舞蹈的服饰和民间舞教学的关系也十分密切，舞蹈中的服饰成为表明舞蹈环境、渲染气氛的重要手段的同时，也协助舞蹈演员表达舞蹈作品中人物所处的时代，以及民族、身份、性格等。从观赏者角度来说，舞蹈服饰为最便捷辨别民族、身份的一种特殊代号。舞蹈服饰不仅能介绍环境和人物，还可以表现舞蹈中所蕴含的情感和情绪。中国民间舞蹈中的服饰作为人体动态的自然延伸，对于一定的舞蹈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在蒙古族舞蹈教学中一般都会限定学生穿着简单的蒙族服饰，如靴子、上衣及发带等，从服饰入手可让学生初步形似蒙古族人，更加贴切地理解和表现蒙族舞蹈。
中国民族民间舞中所涉及的道具种类十分繁多，由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所以要了解各个民族民间舞蹈的特殊性，同样要了解舞蹈背后以及在舞蹈中使用道具的渊源、背景。服饰与道具是民族文化的一种标志。例如蒙族舞蹈中的太平鼓舞，舞者左手横握鼓柄，右手持一带穗木棍，边击边舞；盅碗舞，亦称“打盅子” 。技艺高超者，还头顶燃灯起舞；筷子舞，舞者原地单手或双手握一把筷子，两臂松弛流畅地用筷子击打手、腰、腿等各个部位。
由此可见，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服饰与道具并不单是舞蹈延伸体现，它更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展示了各民族特殊的文化及舞蹈语汇，受其限制，我们的民间舞教学就必须按照各民族的要求来穿着服饰和运用道具，尽力符合各民族原有的样子。
2.2民族文化对民间舞教学动作与情感的限制
学校教育是一个国家和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具有多种社会功能。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认为:第一,学校教育是一种武器,是民族、人民解放的武器,是动员民众最可靠、最有效的武器。他强调用教育点燃中华民族生命的火焰,放出中华民族生命之光明;第二,学校教育要提高民族素质,使人天天改造,天天进步,天天往好的路上去;第三,学校教育要使中国实现民主和富强,“教人创造富有的社会,不创造富有的个人。”学校教育的功能还体现在它的延续作用上。通过教育,可以把老一辈优秀的行为、思想和感情传给新一代,并在这基础上不断继承和发展。因此,学校教育是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最佳渠道。而民族音乐多姿多彩,具有丰富的地方特色和历史内涵,见证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学校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音乐教育是教育的一部分,民族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教育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文化的教育是不可行的,没有教育的文化就失去了它的实际存在价值,教育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民族音乐传承与学校的音乐教育是分不开的。
长期以来由于一些学校不重视音乐课,片面理解音乐课程的价值与目标,使得美育和德育在有些学校全面发展教育中一直没有占据有效地位,这就必然造成人们对音乐课程的价值与目标的理解产生严重偏差。苏霍姆林斯基曾多次表明过这样的观念:音乐教育并不是音乐家的教育,而首先是人的教育。音乐课作为审美教育的前沿阵地,首先就是要培养学生正确健康的审美观。学校要正确理解音乐课程的价值与目标,抓紧建设传统音乐教育课程,使之不要处于被忽视的地位。
音乐是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智慧结晶。学生在学习中国民族音乐,了解和热爱祖国音乐文化的同时,还可以提高自己的审美价值、创造性价值及道德观念。
我国古代著名教育家孔子在教育学生时教授的是“六经”,即“礼、乐、诗、书、易、春秋”,其中他把音乐教育放在了重要位置,充分体现了音乐在教育中的地位。《乐纪·策篇》也说:“乐者,德之华也。”认为音乐是道德的精华,可见,音乐对道德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不仅仅在古代,在现代教育中,音乐作品同样渗透着德育教育的内容。我国优秀的民族音乐遗产和建国以来优秀的音乐作品中,大多蕴藏着进步的思想内涵。很多优秀作品是通过音乐来感染和教育学生,把思想与艺术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接受德育,在潜意识中提高学生们的道德品质和爱国精神。
音乐的独特之处在于能使人的心灵发出震颤,音响流动的每一瞬间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情绪、情感变化。音乐的产生过程是全部的创作过程,无论学生的表演或欣赏都必然伴随着创造性的表现和产生丰富的联想和想象。音乐又具有“不确定性”特点,同一首作品,有多少听众就会有多少种不同的感受,这一特征对于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具有比其他学科较大的优势,使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思维得到充分的发挥。音乐课应以丰富学生的审美情感体验,使其具有一定的审美能力,让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人类变得更加和谐文雅和充满爱心为教学目标。优秀的民族音乐不仅让学生在欣赏美的同时提高了自己的创作思维,而且在潜移默化中也提高了自身的道德水平。
民族音乐作为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内涵,它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它以最具感染力的艺术形式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在教育中将反映我国社会生活的优秀民族音乐作品,纳入音乐课的教学中,通过学习和聆听民族音乐,使学生充分体验蕴含于民族音乐当中的美和丰富的感情,使学生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增强民族意识,有利于培养学生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毋庸置疑,民族音乐文化在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几千年来的中国音乐史及现代的音乐教育现状看,我国音乐要得到真正的发展和提高,必须以中华民族本土音乐为主,如果把西方或者其他流行音乐当成主流,而将民族音乐作为附庸的话,必然会带来民族音乐衰退乃至消亡。学校教育作为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要使民族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得以很好地传承,就要强调民族音乐教育在音乐教育中的重要性,所以要加强民族音乐教育,改善教育措施是关键。
关键词：音乐课堂；民族文化；重要性
当民族精神在学生心目中渐渐缺失，很多学生沉迷于某些格调不够高雅的作品，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精心设计我们的教学，引导学生欣赏我国优秀的民族音乐，利用艺术教育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帮助学生明是非，知善恶，识美丑，来提高学生的修养、陶冶他们的情操，增强民族自豪感，培养高尚道德品质。
一、民族音乐教育是渗透和发扬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
课堂教学内容是深化民族文化的基础，在教学中体验民族音乐的美让学生体味、接受本民族的精神和神韵，无形中是对学生进行了民族教育，增强民资自豪感。
在新世纪的世界教育改革潮流中，民族文化作为培养学生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引起各国教育领域的高度重视，寻求本土文化资源成为各国家、各民族谋求生存、促进发展的基本国策，民族音乐文化传统在这样的背景下也被提到了作为本土文化重要资源的高度。
民族音乐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灵魂，是使一个民族能最深层地感受自己的重要方面，也是使一种文化在世界文化日益广泛的交流中保持自己个性的重要方面。因而作为中国人理所应当地接受中国民族文化的熏陶，这是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本分。奥尔夫和柯达伊的教育体系，也都是以一种民主进步的思想从不同的角度实践着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文化的结合。一个国家，没有先进的科技，一打就垮；没有民族精神，不打就垮。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正是在这种民族精神的支撑下，才得以存在与不断发展。我们相信，在这一民族精神的支撑下，我们必定能完成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从而再一次显示中华民族精神的强大力量。所以我们要在音乐教育中大力弘扬民族文化，强调民族音乐教育，那么在实践中必定能增长学生的民族音乐知识，陶冶情操，这将影响一代人的民族精神。
二、民族音乐进课堂是促进音乐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手段
音乐课程是门实践性很强的活动性课程。民族音乐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的民族审美观，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在学习和欣赏民族音乐中，通过亲身体验来吸取民族特有的精神和气质，综合历史与现实、结合应用与创新，让孩子们在兴趣中了解掌握知识及中华民族音乐的精华，领略中国传统音乐的美。通过教学，让学生在兴趣中学习优秀的民族音乐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音乐知识水平，还能增强热爱祖国的自豪感。同时也发展的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总之，在音乐教学中大力弘扬名族音乐，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让学生认识到中国民族音乐在世界音乐宝库肿的重要地位，增强民族自豪感。
民族音乐是人类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仅是人类社会活动的艺术形式，也是人类体验的精神与物质成果。民族音乐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特点对青少年的形象思维与创造意识的培养都具有独特的教育价值。实践证明，在促进音乐实施素质教育的改革中，由于民族音乐进入课堂能够“以人为本”，“面向全体学生，面向生活，面向实践”，尊重学生自身的体验和对体验的“可感、可知、可悟”，并通过教师的指导，达到外部体验与内心变化的统一，因而使学生“想法、乐学、学有所获”，促进了学生的身心发展和实践感知，为音乐教学改革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有效的途径。
三、民族音乐教育资源在音乐教学活动中推动艺术教育对学生审美文化素质的提高与发展
对一个民族来说，音乐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是民族的血脉。一个民族音乐内涵的情感与精神，往往是它的灵魂和思想、智慧的发源地。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音乐与其他文化是血脉相连，息息相通的，它们共同记录和表达出了当时、当地的独特文化和思想。
在这一时期非常有名的动画还有《大闹天宫》，它在造型、场景、用色等方面借鉴了古代绘画、庙堂艺术、民间年画的特色，又将中国传统戏曲表演艺术融入其中，挖掘各种艺术表现手段，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精湛的艺术技巧。中国有名的动画片还有很多，例如《哪吒闹海》、《鹬蚌相争》、《葫芦兄弟》、《三个和尚》等等，这些动画都曾在国内外获得过很多大奖，受到世界瞩目。
中国动画片所达到的艺术水准不仅得到国际上的认同，而且使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动画片深入到世界大众当中去。中国动画因它独到的民族特色而独立于世界动画之林，散发着它独特的艺术魅力。
然而随着社会动荡加上中国动画人本身思想上的禁锢，中国动画发展脚步开始缓慢，并且在创作形式、手法、题材方面都没有创新，还是延续原来的的创作风格。到了90年代，随着欧美动画和日本动画的引进，国外动画开始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市场。与此同时，中国对于动画片的人群定位则认为，动画片创作对象就是少年儿童，并且在动画片中加入很大的教育成分，这种成分也日益成为主要部分，完全忽视了动画片的性质以及商品属性，使之丧失了吸引力。相比较中国动画，欧美动画和日本动画在创作上的思维非常活跃，题材广泛，视听语言的表现方式也是多元化的。与中国动画人群定位不同，欧美和日本的动画考虑到了不同年龄层的观众需要，创作的动画更多是面向大多数观众，并不仅限于某一人层的，也因此获得了更多观众的喜爱。
回顾中国动画的发展历史，它的辉煌在于敢于创新以及汲取了民族文化精髓，形成了具有中国独特民族风格的动画片。因此在中国动画的发展道路中要求我们要不断创新并且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动画。而创作一部好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动画首先要具有的就是动画创意，那么什么是动画创意？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创意？创意就是人类产生任何创造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核心是人类思维的想象力。人的思维想象空间是无限的，它可以使人们将原本旧的、静止的、模糊的事情变得清晰又充满活力。人们在想象中投射着内心的需求与欲望，以及为满足这些欲望而鼓噪起的兴奋。
动画创意具有突出的文化艺术特质，其风格、基调、艺术特征具有鲜明的多样化和差异性特色，其核心内涵是创造性。创造性是动画创意的生命线，它的真正价值在于创意产品能够获得市场的认可并产生效应。动画创意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动画主题，二是动画表现方式。主题就是这个动画想要向观众传达的信息，以及要达到的目的。表现方式指通过一定的方法或者技术手段完整的表达出主题思想。
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璀璨文化，这些都是动画创意的珍贵资源，然而我们国家本土原创动画却很少，反而是国外动画借助我们民族文化占据着国内大量市场。可见，我们并不缺乏动画素材，而是缺少好的动画创意。那么在进行动画创意开发时则需要我们需注意到它的几个基本特征来确保创意的顺利进行，它们分别是动画创意的新奇性、合理性以及市场性。
1. 新奇性
动画新奇性表现在作品的动态性创新与超越上，包括对传统艺术表现方式的创新，对题材内容编排方式的创新，以及对前人已有的艺术成就、经验的超越，并且能够以奇特的思维视角和视听语言方式来激发观众内心的童真、童趣和强烈的观赏欲望。让事物始终保持在一种动态性发展状态并形成新奇性感知，是吸引大众注意力、形成优先感知的重要因素。
例如，中央电视台2004年推出的一档日播动漫栏目《快乐驿站》 ，用动画形式演绎经典相声、小品、评书等，在制作中强调中国元素、风尚，不但将观众耳熟能详的文艺作品以动画的新形式展现出来，还将中国传统文化和动画表现形式完美结合起来，使人耳目一新，成为一时期的创意典型。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该节目无论是在内容创新上还是表现方式上都没有太大变化，也使得该节目对观众的吸引力大大的降低。由此可见，任何作品创意者的自我超越或对相同样式的超越对创造良好的视听语言效果起着重要作用。
2. 合理性
动画创意实践证明，好的创意并不一定就会拥有一个好的市场效应，我们在选择实施动画的某种创意时要充分考虑受众群体的基本需求。
动画创意的合理性要求我们，首先在开发动画创意时要充分兼顾受众群体的认知水平和审美观赏情趣，否则会影响到创意的效果和价值。例如1999年推出的《宝莲灯》，在创作中创作者有意识的在民族色彩中融入了时尚流行元素，但却没有使作品形成统一的主旋律，风格的融合与衔接显得很生硬，从而影响了动画整体的渲染气氛。
3. 市场性
我们知道，动画制作需要花费大量资金，而资金的回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后期衍生产品的开发。因此，对于在动画创作中的每一部分创意，我们都要统筹兼顾作品发行、传播、后续开发等一系列的因素。可以说，在有限的经费中获取最大市场价值，是选择动画创意的重要原则之一。
举例说，在动画造型方面，怎样的人物、场景设计是美的，这就需要市场来检验。首先，大众的审美情趣是动态的，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即便是相同的人、相同的事，可能在这段时间比较美，但是过段时间就不一定有相同感受。其次，美的感受是相对的，民族文化甚至地域的差异也会使大众对于事物有不同感受。一个民族认为是美的事物，另一民族则可能觉得是丑的，某一地区认为是时尚的东西，到另一地区就觉得是不时尚的。因此，在确定动画创意前需要进行深入的市场调研，需要深刻的前瞻性。
在中国动画发展的道路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动画人借鉴自身悠久的历史文化，包括绘画、建筑、服饰、戏曲、剪纸、皮影等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创作出了令全世界都叹为观止的动画，并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动画学派 。例如我们上面写到的《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等动画，在洋溢着民族特色的同时，作品中也渗透着创新精神，各种艺术表现手法的融合，使之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动画不仅仅是一部影像作品，它还起到弘扬我国民族文化的作用。对于青少年教育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因此，在我国动画发展过程中我们要深入研究我国传统文化与历史，使民族文化与动画进行完美的结合，来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动画。
参考文献
关键词：内蒙古;高职语文;民族文化
民族地区文化教育滞后，经济相对落后，但关系着全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少数民族学子比一般学生考上大学要付出更多艰辛，也更加渴望毕业时顺利找到理想的工作。当前，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少数民族大学生不但要具备扎实的专业能力而且也要具备优秀的语文职业素质，才能增强就业竞争能力。
民族地区维护民族团结、地区稳定、经济建设的生力军中坚力量是本地区大学生，他们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进步、发展、繁荣的主力军。他们只有具备健康的道德情操、高尚的思想，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找到正确的奋斗目标与成才之路，才能树立起振兴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历史责任感建功立业的和使命感。只有在高职院校语文教学中加强民族文化素养教育，才能造就出少数民族地区所需要的优秀人才。
内蒙古自治区地处我国边疆，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与蒙古、朝鲜、俄罗斯接壤，但是经济发展程度却相对滞后。内蒙古自治区的人民特别是蒙古族人民，运用勤劳进取的精神和自己的智慧，创造了与其自然环境相符合的独特的生存方式、传统文化和生态文明。中华民族文化中，草原文化像一颗明珠熠熠生辉。在蒙古族历史发展进程中，内蒙古草原文化形成了和粗犷豪放的精神特质和悠远绵长的精神内涵。富有历史意义的草原文化滋养着为内蒙古自治区各民族共同繁荣，促进新的民族文化的不断发展。草原文化凝聚了内蒙古地域文化特色，是世代在内蒙古生息繁衍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能够概括和代表内蒙古文化的总体形象。笔者在内蒙古十所高职院校进行问卷调查，并深入进行研究分析，总结出高职院校语文教学中加强民族文化素养的重要性和实施方法。
一、加强民族文化素养教学有助于延续民族所特有的精神文化文明体系
民族意识是人对于自己归属的民族共同体的认识， 并在民族差异中得以强化，也就是在不同民族交往中对本民族的关切及维护。千百年的沉积形成了民族意识，作为民族共同体构，其在建立、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我民族独具特色的精神文化文明体系。民对在自我民族共同体的生存发展中，和不同民族交往中族意识都起到平衡、促进、制约等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民族独具特色的精神文化文明体系关系民族兴衰繁荣，指导着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笔者经调查后发现，内蒙古地区高职生普遍存在着思想状况的多元性和价值取向的差异性。就内蒙古自治区的高职学生来说，他们人生观及价值取向的主流是积极向上、健康的，但在西方思潮和利己主义、自由主义等价值观的影响下，一些腐朽的堕落的思想对他们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还有一些内蒙高校的大学生缺乏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存在民族地域中心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高职生不了解内蒙古文化、历史。因此，高职语文要将蒙古族文学中的伟大英雄史诗、传统民间故事、民族神话传说、蒙古牧歌民歌、现当代蒙古族作家作品等融入教学内容。例如，除了邓一光的《想念草原》，还有玛拉沁夫的代表作《茫茫的草原》、《草原上的人们》，张志诚的代表作《沙坡》，齐・敖特根其木格的小说《敖包会上的缺憾》，阿云嘎的代表作《大漠歌》，浩・巴岱的代表作《尼美尔山的风》和阿・敖德斯尔的《美丽的罕山》、《草原之子》以及《撒满珍珠的草原》等蒙古族文学作品名篇，在内容上就凸显蒙古族风格，展现出了草原文化的独特之处
二、增加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喜爱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地理位置、蒙古族部落分布、蒙古文化的历史状况和地域社会经济等诸多因素，有学者将中国蒙古文学按地域分为了三个文化区域。它们分别是：东部文学区域、西部文学区域、中部文学区域。东部文学区域指科尔沁――喀喇沁――郭尔罗斯――杜尔伯特，其包括哲理木兴安文学、卓索图文学、吉林文学、黑龙江文学。西部文学区域指乌拉特――和硕特――肃北――阿拉善，其包括新疆文学、青海文学、甘肃文学、额济纳文学;中部文学区域指鄂尔多斯――锡林郭勒――察哈尔――巴林――巴尔虎布里亚特，包括伊克昭文学、乌兰察布巴音淖尔文学、昭乌达文学、呼伦贝尔文学。在高职语文教学中将民族文化元素充分加以设计运用，借助民族文化元素的地域性和差异性特点来形成内蒙古地区高职语文课的个性特征，提升学生审美情趣，从而发挥出语文教学育人的功能，潜移默化地促进了师生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并在广泛获得认同度的基础上，有效培养出了师生对民族文化的喜爱情感，加强了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自觉。
三、有利于增强内蒙古地区的民族性和民族凝聚力
蒙古族根据地理分布分类属于跨境少数民族，最大特点是民族语言、文字国际化。和内陆少数民族相比民族的文字保留相对完整，有自己的出版物，有信息传播的平台，以开放的态度来接受外族文化，将外族文化的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这种情况带来的后果是，把本民族的文化看成是陈旧落后的，慢慢地抛弃，使少数民族在繁衍生息中，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创造的，具有自我民族符号性格的文化正在消失。“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民族文化的消亡就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和凝聚力消失。当然跟世界上所有文化一样，内蒙民族文化一定有某些相对滞后和陈旧腐朽的内容，但是草原文化终究还是蒙古民族创造并使用的宝贵精神财富，在蒙古民族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满全.《2012年蒙古族现当代文学研究综述》.《蒙古学研究年鉴2012年》，2013年12月
[2]韩晗.《论当代蒙古族小说的审美特色》.《兰州学刊》2012.2
作者简介：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弘扬民族文化；重要性
我国的民族文化是经过时间和社会双重考验而传承下来的，对于现阶段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在培养大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增强他们的道德素养，使其全面发展，这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弘扬民族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文化是一个民族及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弘扬民族文化，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培养良好的品质。
1.有利于培养提升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历经社会考验而继承下来的，并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丰富，其中有许多精华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现实意义。比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深切爱国之情；“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无私奉献精神等。利用这些内容积极向上且与时代密切相关的精神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激起学生对民族文化的J可，这对培养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及自豪感有积极的作用。
2.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道德文化素养
道德是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德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构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的内在力量。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儒家思想是民族文化的核心，经过历史的洗礼，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儒家宣扬的忠孝、礼义廉耻等社会道德规范，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特性和精神。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积极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能够提高大学生的道德文化素养，使其成为新时代的优秀人才。
3.有利于应对全球化浪潮
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我国面临国际文化的竞争以及他国思想不断渗透的局面。西方文化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冲击导致当代大学生出现民族信仰危机，如对好莱坞电影、欧美流行音乐趋之若鹜，而对本民族的传统节日及戏剧毫无了解。面对这样的局面，高校应积极弘扬民族文化，确立民族文化的优势，以此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大学生能够在全球化的局势下坚守民族文化，并做民族文化的推动者，扩大民族文化影响力，增强民族文化竞争力。
二、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民族文化教育现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当代大学生的物质条件越来越优越。学习英语、看好莱坞大片、使用计算机等，使学生从小就深受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他们对西方文化充满向往，却对本民族文化缺乏了解。由于学校目前的教育模式注重分数，忽略了对民族文化的宣扬，使民族文化的底蕴没有被重视和挖掘，造成了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缺失。
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如何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
1.通过民族文化教学提升学生文化涵养
保证现代教育的完整性，就要将科学精神、人文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这两者中，缺失任何一个项目，现代教育都无从谈起。高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阵地，因此，高校的德育工作非常重要。高校现代教育主要强调对人文教育理念的实践，应确立民族文化进课堂的先进思想，开设民族文化教育的必修课或者相关选修课程。如今，课堂教学依然是现代教育的主要形式，因此，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应坚持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积极渗透优秀文化内容，使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能够更自然、更贴切地进入课堂教学，学生也能够更广泛、更充分地接受民族文化；同时，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兴趣和热情，鼓励他们在课下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书籍进行阅读，学习中华文化的优秀精神。在日积月累的学习过程中，民族文化就能够自然而然地进入学生的脑海，并对其产生深远影响，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
2.推荐优秀文化产品
文艺作品是民族文化教育最重要的载体，优秀的文化作品对于传承优秀民族文化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四大名著，抑或是《史记》《兰亭集序》《世外桃源》等，这些作品都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高校应充分围绕民族文化开展教育，弘扬民族精神，传播爱国主义思想，为大学生推荐优秀的民族文化艺术作品，充分丰富并扩展大学生的精神世界。
总之，提高教育水平需要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并充分发挥民族文化的教育作用。高校应积极举办各种活动，吸引学生参加，使学生充分融入进去；校报及各种刊物应予以重视，积极宣传民族文化，创造良好的文化教育氛围，弘扬民族精神。
关键词：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制度经济学，西部开发，扶贫政策，电子政务，上层 建筑
一、西部少数 民族 地区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2003年，我们带领 哲学 系应届毕业生到贵州省雷山县千家苗寨 实习 ，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苗寨。同学们带着体验苗族淳朴民风的期望，走进苗家。其中几个同学，带上礼物，到一户苗家作客。东道主非常好客，摆酒上菜，待同学们吃完以后，户主却出乎意料地要收费，同学们顿觉古风无存。在这些崇尚古朴民风的学生眼里，在这些赞赏我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文化的学生眼里，这是一件坏事，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衰败，是势利的金钱文化腐蚀了少数民族的朴质、豪放和好客的优良品质。但对当地人们来说，这是经济社会进步中的一个必然结果——接受商品经济新观念、接受 市场 经济产品交换的形式。当地苗族人民学会了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户主是在经营“农家乐”。这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设想这世界最大的苗寨，其独特风格的吊脚楼村寨变成了一般城镇随处看见的砖瓦房怎么办呢？是维护苗族人民住上现代化砖瓦房的权利，还是维持他们的安全卫生水平落后但独具风情的山寨生活呢？
我国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文化保护和文化变迁的矛盾。其一是经济发展可能使得某些少数民族文化不复存在。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强烈冲击下，一些弱小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衰退和消逝[2]，文化学术界因此极力呼吁在经济建设中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3]，和对少数民族 语言 的拯救[4]。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又严重阻碍着现代化发展，必须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旧观念和旧思想[5]，改变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由自然经济进入市场经济[6]。
在民族团结问题上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落后影响了民族团结和 政治 稳定[7]，因此要积极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为此要消除“贫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壁垒”[8], 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的宗教和其它文化冲突[9]，而这些冲突又会影响民族团结[10]。但是，我们如果保持少数民族现有文化，则很难实现经济迅速发展，因此会使东西部差距继续扩大，也影响民族团结。保持少数民族文化而经济难以发展会影响民族团结，发展经济却又扭曲了少数民族文化也会从而影响民族团结，这是西部大开发的一个两难困境，这也是本文提出的“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概念的理由之一：没有文化可延承性的经济发展，就难以有西部的高速经济发展，而东部与西部社会和经济水平的差距也就无法弥合。
二、地区主体式开发模式是文化可延承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要能够发展，文化又能要得以延承，那么，经济发展就必须以地区少数民族为主体。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发展，才能维护民族文化的整体性，使西部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得到协调发展，并在发展中增进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10。要以西部地区当地人 民主 体进行西部开发，就必须转变目前国家政府作为西部开发主体的形式，让国家和政府只是作为提供帮助、扶持和服务的开发客体。
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重新构建的过程，需要对外来文化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的冲击，有一个理解、吸收、消化和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对外部 环境 的适应过程[11]，是一个文化社会面对对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过程。广义文化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只有根植于当地 地理 环境，并以特殊的定位与外界环境交流，才能发展成独特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这种根植于当地的地理、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总体发展，只能由本土内源性的创造力来完成，因为外源性的发展缺乏地方少数民族拥有的地方性知识。所以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才能在吸收现代化先进科技的同时，充分发挥长期积累的民族文化的智慧与精华，实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
“延”有伸展和延拓的意思，用到“ 文化 可延承性”，就是强调了文化的演进、进化、进步。但是，延也有延续的意思，就是强调了文化进步的平稳连续地传承基础。
人类 历史 上有许多非延承性的文化进步，其路径是强势文化以战争形式消灭弱势文化。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克里特文化消逝了，中美洲和安第斯文化也消逝了，因为它们被后来的优势文化所取代了。文化的非延承性进步，不单会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而且会造成 社会 资本的损失和人类文化的损失。以强势文化替代弱势文化，或消灭弱势文化重建优势文化，都要付出沉重的社会 成本 及毁灭历史悠久的人文资本[12]，都不能为今天的信息时代所接受。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在少数 民族 地区 经济 社会发展中，渐进式的文化演变是既能够缩小东西部差距又能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唯一选择，是我们时代进步途径的 道德 选择。
在以往人类文化进步历程中，每每以牺牲弱势文化为代价，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社会资本损失，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影响文化变迁的各方面因素，以制定出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策略。
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 矛盾统一的社会运动过程[13]。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我国改革开发以来，都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政策目标，如今，已经使生产关系由公有制经由包产到户、自负盈亏等转变到股份制，并促进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如 宪法 的修改，法制的健全，精神文明和 政治 文明的建设等。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由于旧观念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其区域性的本土社会上层建筑，如习俗、观念、信仰等，如果不能连续地从传统模式演化为现代模式，那么这一区域经济就难以高速发展，或者其高速发展以民族文化的毁灭消逝为代价，两者必居其一，这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 马克思主义 原则所决定的[14]。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必须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道路。
制度 经济学 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人类经济生活中各种制度形态持续演进的历史过程。制度经济学定义的正规制度的产权、货币制度、 合同 权利等制度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关系概念的一部分，而宪法、婚姻等制度是上层建筑概念的一部分[15]；制度经济学中的非正规制度，则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上层建筑概念，如意识形态、世界观、习俗、信仰等[16]。制度变迁理论以古典经济学中成本效益分析为工具，认为只要制度变化的成本低而收益高，则会诱发制度变迁。而收益来源又分为四个方面：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就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如果政府政策和 法律 建设可以降低贫困 人口 进入 市场 经济的风险，降低交易费用，那么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就有可能找到现代化的对接口。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政府必须对西部软 环境 有较大的投入，对法制建设有较大的投入，这样才可以使文化可延承性发展成为可能。
人类学家把文化系统分为技术、制度和观念三个子系统，而每一个子系统又各自有三大类。技术系统被分为以物为操作对象的自然技术、以人为对象的社会技术和以概念为对象的思维技术；制度被分为以信仰为纽带的宗教制度、以权利为纽带的政治制度和以财产为纽带的经济制度；观念被分为信仰观念、理性观念和价值观念[17]。政府促进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进步也要从这三方面着手： 传播 技术用以促进技术更新、法制的建设用以促进制度变迁， 教育 培训用以增强理性并促进观念更新。为了文化的可延承性，这些工作必须结合当地实际，尽量利用少数民族传统观念解释现代化现象，或以科学理性重新解释传统观念以使其与现代观念接轨。政府绩效考核，要以调动当地居民积极参与的程度为主要绩效考核，以地方自身努力取得的成果为最终绩效考核。
文化的演变有三种途径：进化、传播和涵化[18]。人类七个初始文明中，只有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西南弱小少数 民族 文化 所面临的日益开放的 环境 。
五、制度创新内生是文化可延承 经济 发展的决定因素
从制度 经济学 角度来看，造成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最主要因素这一，就是东部文化鼓励更多的制度创新而西部缺乏制度创新机制[21]。由于东部和西部这一制度创新能力的差距，造成东西部经济 社会 总体水平日益扩大。那种将西部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西部缺乏资金、缺乏 地理 优势、缺乏基础设施的观点，虽然不能说没有理由，但至少也可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如果这些理由都成立的话，那么这些理由也同样可以成为
西部开发目标之一就是改变落后贫困面貌，为了 文化 可延承性发展，为了少数 民族 由开发客体变为开发主体，扶贫政策应贯彻相应的文化可延承性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把面上扶贫原则改为现代化边界推进式扶贫原则。我国在扶贫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丰硕成果。但大力度扶贫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形成了某些地区等、靠、要的依赖文化[39]，甚至产生“自愿贫困” 人口 [40]。所以，扶贫政策要有相应的阶段性修正，就是扶贫目标不是谁贫扶谁，而是谁有意愿朝现代化多迈进一步，政府就应该给予合理的帮助扶持。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原则：张三比李四富有，张三想采纳新技术而李四没有劳动致富意愿。政府仅有有限的扶贫资金，不能同时扶持张三和李四。按迄今的面上扶贫政策，应该先扶李四，因为李四更贫穷；但按照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就应该扶持张三。应用这一原则有以下几点理由：其一是主体开发原则，扶助张三是因为张三为开发主体，扶持李四则主体是政府，客体是李四；其二是示范外溢效应，张三的进取会促使李四产生对未来的期望，看到劳动致富的奔头；其三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维护 市场 激励机制，消除造成返贫的贫困文化；其四是政府有限扶贫资金，扎扎实实地产生了区域 经济 和 社会 发展的效果，积累了 人力 资本和社会资本，改变作为贫困根源的“贫困文化”。不按现代化推进原则的扶贫，往往会由于缺乏贫困人口本身改变现状的意愿而失败，如发给的良种被吃掉。
第二个原则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 在以往公平与效率争论中，公平被分为机会均等的公平权利和收入均等的公平权利两种模式[41]。这两种模式都不利于西部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对于弱势文化民族来说，他们在现代化市场中竞争能力不强，机会均等只会使他们失去机会，落后于东部。而收入均等抹杀了市场激励机制，抑制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创新进取精神。故此笔者提出第三种公平原则，就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这一原则的应用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如果大家都努力劳动致富，按照机会均等原则，能力强的回报自然就高；能力弱的如果屡试屡败，按照 心理 学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2]，就会逐渐放弃劳动致富行为，最终沦为“自愿贫困”人口。所以政府对于能力弱的有意愿劳动致富的贫困人口，应该设法弥补他们能力的不足，提供技术培训、 法律 咨询、信息获取补贴和小额贷款等等。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政府不能用收入均等原则来扶贫，而应该给他们以劳动致富的机会，并帮助他们利用这一机会。人人都有参与市场经济的机会的权利，而且人人都可以经过自身努力致富，无论其能力差别有多大，致富效果要基本与努力程度成正比。致富期望不能高不可攀，必须一步一步小台阶提高，而且每次努力都能有回报，这就遵循了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0，培养少数民族创新进取文化，使他们变为西部开发的主体，使西部得以文化可延承性地发展。
六、地方政府 电子 政务的制度供给导向
为了提高西部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提高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就必须建立有效的政府与民间首创精神互动的制度更新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必须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进行。
创新的方式之三，是对于重大案件，尤其是经过升级机制才能解决的案件，案件主要负责人必须在结案后写出报告，分析案发原因，提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的具体建议，提出短期、中期和长期解决类似问题的建议。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也是政府服务部门绩效考核的有力工具，政府可以根据案件处理量和处理速度两个指标，不断完善和提高政府内部 管理 水平。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是一个以服务为导向的系统，它可以用于如何政府服务 社会 的机构，例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甚至直接设在政府接待室。西部地方政府要在短期内赶上东部政府，
七、结论
西部要缩小与东部的差距，并在发展中弘扬少数 民族 和地方 文化 ，就得在制度创新竞争中走出自己的模式，要走出自己的模式，就得以当地人民为主体，走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道路。为此，政府政策性 投资 ，要由以往的固定资产投资为目标转变为以社会资本和 人力 资本投资为目标，建设西部 社会文化 的软 环境 ，建设目标就是要扶持少数民族由开发客体转变为开发主体，为此要实行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和努力收益均等原则；软环境建设还要注重产权建设和 法律 建设与宣传，注重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可以以电子政务为切入点，寻求跨越式发展途径。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of western region:
with argument on the shift of object of adjustment investments to the west
abstract: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facing a dilemma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nority ethnic culture preserv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dilemma, the development must be cultural evolutionary. for the culture to be evolutionary, the local people must be the actor of the development, not the subject. accordingly, the government must invest on the buildup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se include improving the legal environment, government reform, and education. fighting poverty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als of pushing the boundary of modernization and equal return on corresponding effort. digital government may be an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the institutionary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keywords: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economics, western development, poverty reducing policy, digital government, upper infrastructure
参考文献：
[1] 贵州省省长基金《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研究贵州省中小企业 发展战略 》科研课题项目阶段成果。
[2] 王希恩，《论
，因为没有综合利用的水电开发往往破坏了生态，并造成沉重的移民搬迁 社会 成本 。对于其它自然资源和 文化 资源也一样，要通过合理产权设计和 管理 ，将开发的负面外部效应内部化，才能够发挥西部资源优势，能够有西部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36]王炳梅，《试论 水利 经济 与发展》，《水利经济》南京 1998第4期第4～7，13页。
[37] 章竟，《关于西部资源产业化管理的几点思考》，陈育宁主编 《
[38] 徐晓光，《“乡规民约”的 历史 继承与苗族地区 法律 的现代化》，顾朴光主编 《贵州 民族 论从（一）》，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2， 第146～1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