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目的的理性思考
有学者认为，农村教育不能以损害农村未来发展利益为代价，单纯满足城市对人才的需求；需要抛弃会使进入城市中的孩子成为脱轨者的教育模式，保障向上流动的公平机会，让“寒门能出贵子”。教育应该适应包括乡土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在内的多元文化的需要，积极开发承袭传统的乡土教材，既是对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可以帮助无法通过升学之路而向上流动学生，找到实现自我幸福的途径，拥有过硬的技能和乐观的心态面对未来生活。传统的“离农”教育不利于农村社会发展，“为农”教育不利于学生个人发展。
承认城乡教育差异的现实，采用“和而不同”的教育形式，在教育制度设计上消除城乡二元对立模式，同时协调以乡土文化为代表的地方性知识到农村教育的课程设计和教材中去。⑥刘铁芳也认为应该关注农村学子的生存状态，使他们中的部分人享有接受更高级教育的机会，又使不能升学的孩子拥有一段美好的教育记忆，⑦成长的快乐属于每个人。实际上，适合才是做好的，农村教育内容只有关照农村实际生活、切合农民及其子女的需求，才能真正为农民谋幸福，成为改善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必需品。
农村教育目的的应然取向
基于对理解教育目的、教育内容立场和所处阶层利益，对农村教育目的的理解有差异。庄孔韶认为农村教育应该跳出“离农”或者“为农”的选择漩涡，代以“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眼光重新反思我国农村教育目的的发展方向。重点讨论农村教育的功能和目的。⑧不可否认，在知识经济的今天，单一路径选择会造成农村教育的封闭性和约束性，压抑寒门莘莘学子接触社会而自由发展的机会。当前农村教育目的应统一在关照生命的实践中，因为只有尊重教育对象的个人选择，让农村学生自主自由地选择未来发展的路向，才能真正解决农村教育问题。
第一，以连续发展观点谨慎选择农村教育目的。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差异显著、民族众多、族群文化多元复杂，城乡地区发展差异显著，而且城乡差距有多样性，并有拉大的趋势。因而需要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和地区文化特点，探寻“离农”和“为农”目的选择的适合点。
一、三门县项目化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做法
三门县推行的新农村建设项目化，具体来讲，就是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目标，通过对新农村工作目标以项目形式进行全面分解与量化，在项目管理组织者和项目实施者及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下，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对项目内容及可利用资源进行计划、组织、协调、控制，以实现特定目标的活动过程。经过认真的论证、筛选，目前三门全县共设立“十一五”新农村建设项目6806个，总投资达7．6亿元，在建或已建成的项目2500个，投资2．3亿元，其中，县财政投入1．2亿元（含政策性补贴），形成了县、乡（镇）、村三级联动，分层梯次推进的良好格局。在项目的推动下，全县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农村面貌发生明显改观，目前已建成示范村5个，整治村97个，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典型。项目化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成功经验，得到了省市领导的充分肯定。今年1月，当时的省委副书记的周国富同志作了重要批示：“三门县依托项目化管理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经验很好，值得各地借鉴。项目化是一个‘民心、民智、民资、民力’的科学集合体，是服务‘三农’的工作平台”。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1．农民定“单”。新农村建设，农民是主体。按照“群众需求定项目”的思路，三门县坚持调研开路，向各行政村下发了《新农村建设情况调查表》和《拟建项目调查表》，充分征求村民代表和村民的意见，如一些村级重大项目，召开村民恳谈会，集中众人智慧，体现群众意愿，排摸梳理出本村拟办实事，明确项目目标要求、具体措施、实施时间、投资概算和资金渠道，并落实相应村干部为项目责任人。
2．政府把关。新农村建设，政府是主导。各村填写好《调查表》后汇集到乡镇，由乡镇组织专门人员对上报项目建设条件仔细分析，对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行充分论证，将一些百姓迫切要求解决的、村里无力解决的而又事关全局、带动力强的重大项目筛选进镇级项目库，然后结合各村集体经济状况，分别轻重缓急，确定年内、届内和“十一五”期间新农村建设重点项目。在此基础上，各乡镇将项目统一汇总到县农办，由县里组织项目编制领导小组、专家评审会进行再次审核、筛选，围绕产业发展、新村建设、社会事业和民主政治四大类，建立县级项目库，并对所有项目进行统一编号，做到定规划、定场地、定建设时间、定资金估算及筹措渠道、定责任单位与人员。
3．项目设计。做好项目设计，是争取政策、吸引投资的关键。三门县根据省市投资动向，积极向上申报项目，争取重点扶持。目前，共有76个新农村重点项目列入国家、省、市的“盘子”，建设资金达3800万元。与此同时，引导各村精心设计项目包装书，明确项目概况、合作方式、项目效益、建设标准，通过招商会、信息网络等途径全方位向外推介。县里还配套了系列新农村招商项目的优惠政策，鼓励企业积极投身新农村建设。如鼓励企业挖掘农村旅游资源，凡投资“农家乐”等休闲旅游项目建设，可优先享受相关优惠政策；企业投资建设教育、体育、文化、医疗等公益性社会事业项目，经认定后，免缴相关费用，等等。
4．各方投入。整合各方资源，寻求多元投入，是有效解决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资金紧缺问题的重要途径。政府投入是主要推动力。三门县根据根据新农村建设的阶段性要求和各村实际，设立一系列的政府性项目，项目专项资金均列入县财政预算，每年达到全县可用财力的10%以上，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导向作用。村企结对是“以工哺农”、实现村企双赢的重要举措。根据自愿、互利、奉献的原则，全县安排了110家企业与186个行政村开展结对共建，在产业发展、资源开发、社区建设和管理、劳动力转移、社会公共事业等项目开发和建设上颇具成效。目前共完成结对项目190个，总投资4588万元。银农合作是发挥金融部门支农潜力，解决新农村建设贷款难问题的现实途径。县里制定出台金融系统支持新农村项目建设指导意见，并建立健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银农洽谈会”机制，去年全县金融系统农业贷款余额达8．46亿元。广大农民群众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角”。充分依托各村资源优势、人力优势推进项目建设。有的村发动党员干部群众投工投劳，就地取材，花小钱办大事。有的村项目工程建设，采取“包清工”，由村干部和村民代表组成监理组，分段监督施工，确保工程项目建设既快又好又省。
5．全程监督。新农村建设项目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惠民的目标，是新农村建设项目化成功与否的关键。为加强项目监督，三门县在各村都建立了项目公示制，将新农村项目建设前的总体计划、规模标准及有关扶持政策等，逐项向群众公布，并公开承诺拟建项目完成时间。项目实施后，实行阳光操作，定期公布项目进度和资金去向，自觉接受村民代表和群众的监督。县乡（镇）两级也建立了领导联系重点项目责任制，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项目领导小组和督查室以定期督查和不定期抽查的形式，及时反馈新农村重点项目建设进度，协调解决各种困难和问题，促进项目建设顺利实施。
6．社会评价。群众认可与否、满意与否，是评价项目建设成效的根本标准。在新农村重点项目完工后，县里积极召开项目验收会，组织发改、审计、环保等部门对项目效益进行全面验收。在项目验收中，有关部门向群众发放《新农村建设项目效益评价调查表》，充分征求意见，对多数群众持有疑义或不太满意的项目，实行暂缓验收，责令整改，区别处理。积极开展“整村推进项目”工作评比活动，对项目实施好、整村推进目标完成好的村进行奖励，并在下一年度安排财政发展项目计划时予以适当倾斜。与此同时，县里还将项目建设实绩作为考核领导干部工作业绩的重要内容。
二、项目化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的显著成效
我的实践表明，项目化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抓手，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载体。项目化运作，对于新农村建设目标任务的具体化，以及充分整合各种资源，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将新农村建设工作真正落到实处，都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1．项目化是新农村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新农村建设量大任务重，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合理分解目标，确定任务，循序推进。项目化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将建设新农村的宏大目标变成一项项具体的行动，使新农村建设有了具体的量化的指标和任务，使得各地能根据项目的难易程度、轻重缓急，分步组织实施，并且明确当前和长远的建设任务，做到相互衔接、有机统一。项目建设具有较强的“生命周期”，新农村建设的项目化，不仅为新农村建设描绘了一幅工作进度、工作重点及重点突破领域的“路线图”，而且客观上也为新农村建设设置了一张倒排的“时间表”。如根据新农村项目建设要求，三门县在《新农村项目建设实施方案》中提出，今年全面完成“十村示范、百村整治”工程建设任务，至“十一五”末，建成20个示范村、200个整治村，所有行政村基本达到环境整洁村的要求。
2．项目化是新农村建设的“牛鼻子”和“导航标”。新农村项目宛如一颗颗“珠子”，如何使每颗“珠子”有机衔接，成为一件“艺术品”，离不开政府的引导规划。项目化是串联这些“珠子”的一根线，抓住了这根线，也就抓住了新农村建设的“牛鼻子”，各项工作就会围绕项目化这根主线来展开，使新农村建设从无序走向有序。一方面，有利于发挥政府性项目的引导规范作用。三门县每年都排出改水、改厕、改路等政府性项目，每个项目都配套了相应的政策、资金，让农民“点菜”，从而以主导激发主体，以政策撬动民资，引导不同层次村争取项目，开展村庄整治建设。像沿赤乡钳口村属于中等发达村，在政府性项目的引导下，结合村情选项目，对接政策搞建设，创了“整治”争“示范”，极大地调动干部群众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有利于发挥政府性项目强力推动作用，如县里制定出台了《关于农村新社区建设的若干政策》，通过政策性奖励等办法，推动旧村改造，着力消除“空壳村”现象。为改善集镇所在地的村容村貌，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县里出台了相应的考核办法，要求全县14个乡镇所在地村在规定时期内全部达到整治村要求。
3．项目化是新农村建设的“动力源“和“加油站”。建设新农村不仅需要有长期的愿景激励，更需摸得见的工程、看得见的成效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项目化使得农民有了一个个具体可期的愿景，如小雄镇蜍下村制定了“年内建成5座公厕”，“2年内完成1304人的健康检查”、“3年内发展麻岙塘200亩西兰花基地”等项目，使每个村民了解近期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内容，有效地凝聚了全村的人心。项目筛选按照“广泛征求、农民自愿、自下而上”的原则，选择群众愿意的项目进行投资建设，把政府的引导扶持推动同农民群众的迫切愿望有机结合，使新农村建设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的需求，体现其主体地位，形成了群众主动义务投劳建设新农村的喜人局面。同时，新农村项目建设让广大农民全程参与到项目编制、建设、监督等过程中，也有效地唤醒和激活了农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和首创精神，激发了新农村建设的内在推动力。
4．项目化是新农村建设的“聚集器”和“大平台”。新农村建设的项目化，一方面为多方面争取支农政策和资金，提供了有效的渠道，为汇聚松散的要素资源、招商引资、吸引社会各方投入、集中力量解决新农村建设中的大事和难事，打造了“聚集器”。如小雄镇岙底村是三门县相对经济薄弱村，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不到2万元，在项目初排中，就整治村建设项目资金一项，预算就达100多万元，实施项目化后，该村通过包装项目争取上级资金、村民捐资、吸收外资等多渠道筹措项目建设资金，目前已顺利通过了整治村验收。另一方面，项目化也为展示新农村成果，让群众更加真切地看到新农村建设的新变化，感受到新农村建设的新气象，形成赶学比超的良好氛围提供了展示的平台。同时，由于项目建设较好地实现了新农村建设监督有主体、检查有内容、考核有依据，也为展示基层干部在新农村建设中取得的实绩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较好地激发和调动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以项目化推进新农村建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注重目标引导。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的各项内容紧密相连，我们要完整地予以把握。但是目前一些地方不少干部群众错误地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刷房修路”、“村貌整治”，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很容易导致在实际工作中将新农村建设简化为新村建设。因此，新农村建设的项目化，必须高度重视在项目设计、选择中体现新农村建设的总体指导思想和目标，避免项目设计的简单化、建设的急功近利和短期化的行为取向。
2．突出经济发展。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只有不断强化农村的产业支撑，增强农业和农村的实力和竞争力，才能不断增加农民收入，逐步实现“生活宽裕”。如果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保障，缺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即使村子建设得很美，最终还是会落入“村美民穷”的“陷阱”。因此，在编制新农村项目时，要合理规划产业项目，突出“生产发展”这个核心，坚持可持续发展。
3．加强项目指导。新农村项目建设关键是要选准项目。选择合适的项目，既可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又可以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在农村，基层反映问题最多、争议最大的也就是项目的确定。如在主导产业项目选择上，村民基于不同的视野和利益诉求，往往会形成众说纷纭的局面。如果放任自流，可能导致对项目可行性缺乏充分论证、对项目前景估计不足等问题，影响项目设计和选择的科学性。因此，在项目化过程中，要积极做好指导工作，尤其是要充分发挥农村工作指导员的作用。
4．坚持量力而行。农村落后是多方面的，建设的责任重、任务多。如果急于求成，“眉毛胡子一把抓”，最终浪费人力物力，一事无成。因此新农村建设中要立足当前农村实际，突出建设重点，区分轻重缓急，统筹安排项目建设时序，分清年内计划、届内计划和“十一五”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要从农民群众最关心、要求最迫切、最容易见效的项目入手，优先解决好治水、修路、农电改造等民生问题，科学安排产业项目和社会事业项目，对那些资金需要量较大而一时难以启动的项目可以列入长远规划，分期分批、有序推进。同时，要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充分考虑各村财力、发展基础和群众的承受能力，不盲目攀比，不加重农民的负担。
5．力求效益优化。一个好的项目，往往是资源充分整合、群众真正受益的项目。项目化过程中，要积极借助市场化机制，构筑平台，通过向上争、对外引、民间投、银行贷等多种形式将政策、资金集聚起来，把相互关联的资源集中捆绑使用，形成一定的项目资金规模和集约效应，切忌项目多头管理、资金使用分散、投向重点不明。要充分发挥项目的作用，让项目真正惠及广大农民群众，既讲求经济效益，又讲求社会效益。坚持“谁建设、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对项目建设产生的效益进行定期评估,使之成为真正的“德政工程”和“民心工程”。
“十一五”规划《建议》勾勒出的新农村景象令人向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大历史任务。这项惠及亿万农民、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包括二十字的基本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主要是指物质层面，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是指精神文明，而管理民主则属于政治文明范畴。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概括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内涵。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生产力为中心任务，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促进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实际增收，着力解决广大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农业生产力水平有较大提高，使广大农民的生活有明显的改善，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和各方面的实惠。
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是建设新农村“乡风文明”的本质，包括文化、风俗、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
目前在我国一些农村，农民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现象仍普遍存在。建设新农村，重要的是需要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和广大农民在加快经济发展、改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同时，建立起一种适合于新农村建设的文化观念。
“村容整洁”要从解决农民最急迫、最直接、最关心的实际问题入手，让农民得到实惠。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比较差，面临的问题还很多，要解决也存在轻重缓急的不同。有的急需解决，如农民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供水、安全、环境卫生、污水与垃圾处理等；有的需要逐步解决；有的可能需要通过长期努力才能解决。现在首先要筛选整治的重点内容，如村庄内部道路、村庄供水设施、村庄排水设施、村庄垃圾集中堆放点、村内乱搭滥建、人畜混杂居住、村庄废旧坑塘与河渠水道、古村落与古建筑的保护等。
论文摘要：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首要问题，其实质是农民在基本解决生存问题之后如何获得进一步发展。以人为本，促进农民的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价值目标。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提升农民的发展能力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包括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在内的、旨在提高人口素质的投资回报率最高，理应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优先路径选择。公共财政应重点投入到农村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领域。
关于新农村建设的路径选择，理论界尚未达成共识。一种观点认为，新农村建设应该以解决农业问题为中心，首先投资于农业，如补贴农业生产，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优质高效农业，目标是让农民增收，目的是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形成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另一种观点认为，新农村建设应该以解决农村问题为中心，首先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村庄整治、文化建设等，改善人居环境，把村庄建设成为一个文化生产场所，目标是让农民安居，目的是打造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基础。笔者则认为，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首要问题。新农村建设应以人为本，以促进农民的发展为首要任务和根本目的，首先投资到关乎农民的生存和发展质量的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等领域，提升农民的发展能力。只有这样，农业、农村问题才能根本解决，工农、城乡协调发展才有可能。
一、农民的发展：新农村建设的价值目标
“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问题。WWw.133229.coM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三农”问题的主要矛盾不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应加以区别。1980年代以前，我国农产品长期短缺，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业产量、保障粮食安全是首要任务。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的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供给已经由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基本平衡而丰年有余。中国农业不仅供养了世界上多于21%的人口，并且自1997年以后，每年农产品净出口50亿美元左右。总体看来，当前农业问题已基本上解决。但是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远没有解决，表现在农民数量庞大、收入低、就业难、地位低，不能同等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不能同步融入现代化进程，甚至存在日益边缘化的情况。应当说，中国“三农”问题的主导方面和相互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问题已经成为“三农”问题之首。
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什么？许多人认为是收入问题。然而我们看到，困扰8亿农民的不仅仅是收入低，更根本的是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所能享受的公共产品不足乃至严重匮乏，在就业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遭受歧视、排斥等。城乡之间的差距也不仅表现在收入和财产差距上，还表现在就学、就医和就业的机会不同，以及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差异方面。2000年全国普查数据显示：城市15-64岁人口中从未接受任何教育的人口比例为2.5%，而农村为8.7%；城市仅受过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例为14%，而农村为38%；城市劳动力人口（15-64岁）人均受教育年限10.2年，农村为7.3年。此外，农村人均期望寿命比城市低6岁，农村儿童和孕产妇的死亡率比城市高一倍。2001年，城市新生儿死亡率为10.6‰，农村为23.9‰；城市孕产妇死亡率为每10万人33.1，农村为61.9；城市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16.3‰，农村为40.4‰。2005年，中国城市人类发展指数为0.81，农村为0.68，后者只有前者的83%，差距明显。①
收入的不平等多源于机会的不均等，“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行为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②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而国家80%的公共卫生资源投放在城市；5亿城市人口享受到的国家公共卫生和医疗投入是8亿农村人口的6倍。③义务教育人口的60%在农村，却只有不到25%的资源用在农村。1999年，初中升普通高中的比例，城市为55.4%，县镇和农村为18.6%，相差38.6个百分点，2002年两者差距拉大到46个百分点。④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资源的匮乏，就学、就医、就业的不可及性，影响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增加了农民的发展成本，降低了农民及后代改变生活现状的可能。
可见，农民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收入问题，而是以收入、就业、教育、健康为核心内容的综合性问题，实质是农民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如何获得进一步发展的问题。阿马蒂亚·森认为，追求发展的目标应该是能力而不是收入的提高。虽然能力和收入会随着个人年龄、性别、社会角色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形成较大的差异，但能力的丧失就意味着失去获取收入的可能性，进而失去将收入转换为发展的可能性。
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和根本价值，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目标和现实行动。为了13亿中国人的福祉，新一届政府勾画了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崭新理念，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定地走上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全面进步之路。在此背景下启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是拉动内需的权宜之计，也不是保持农村稳定的无奈之举，而是推动农民现代化的长远战略，旨在改善亿万农民生存和发展状况、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发展农业生产、进行村庄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内容，但如果农民得不到发展，即使修了路、建了房，新农村迟早还会变为旧农村；即使脱了贫，还会返贫。近现代长达百年的乡村建设经验与教训说明，如果没有对农民发展权利的尊重和发展能力的培养，仅靠直接的物质投入，并不能使贫穷消亡、落后根除，难以使农民走上自信、自立和自我组织的发展道路。只有农民自身发展了，他们才会有信心去应对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乃至全球化的发展环境，新农村建设才有可持续性的基础。没有8亿农民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变，没有为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而对农民的人力资源投资，新农村建设乃至中国的现代化很可能遭遇严重挫折。因此，各级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应该目中有人、心中有人、以人为本，一切工作都应该以促进农民的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以提高农民发展能力、创造农民发展条件、完善农民发展保障为中心。
二、投资于农民的教育与健康：新农村建设的优先路径选择
人的发展，主要是人的发展能力提升，包括了多方面的含义：一是健康长寿的能力；二是获得文化、技术和分享社会文明的能力；三是摆脱贫困和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⑤人的发展能力主要是由教育、健康、技能培训等决定。教育赋予人基本的知识与技能，健康的心灵和人格，是人得以发展的动力。健康是人力资源的基本内容，是人得以发展的源泉。良好的教育和健康标志着良好的生活质量，本身就是发展的目标。新农村建设应该以人为本，把促进农民的发展、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作为首要任务。
1．教育与卫生医疗是农民最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长期以来，国家财政始终把投入重点放在了城市，导致农村义务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品供给短缺。自1980年代以来推行的教育产业化和卫生医疗市场化改革导致教育、医疗费用飞涨，大大超出了农民的支付能力。湖南的一项调查表明，农村孩子从进学校门到高中毕业，在1980年代共需数百元，1990年代需8000元，到2004年则需3万元。据安徽省城调队调查，按某县2004年2668元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培养一个大学生相当于该家庭一个劳力18年的纯收入。⑥全国农村人口中40%到60%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贫；一些贫困地区，尤其是西部，60%到80%的患病农民死在家中。⑦财政部农业司课题组对农户的需求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减少子女上学费用是农户高度关注的问题，——河南省西平县高达93.33％的农户关注；陕西省大荔县87％的农户关注；陕西省宝鸡县83.3％的农户关注，浙江省上虞市80％的农户关注。对于增加医疗点，减轻看病负担，陕西省宝鸡县农户关注率达到90.7％；河南省农户的关注率为72.22％。⑧“上学难，看病贵”是农民生存、发展面临的基本难题和最迫切希望解决的实际问题。公共财政应首先满足农民最基本和最迫切的公共需求。
2．教育与健康投资回报率最高。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指出，包括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在内的、旨在提高人口素质的投资应该看成是生产性投资。对于现代经济来说，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更重要。⑨在新农村建设中，投资于农民的健康和教育是回报率最高的公共投资：其一，能够大幅度减轻农民负担。教育支出、医疗支出是当前农民最大的两项货币支出。2005年农村家庭的教育开支平均值为5975元，占到总收入的30%。⑩实施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和免费公共卫生服务，相当于是通过减少支出而增加农民收入。若每年减少100亿—400亿农民的教育负担，等同于增加农民平均收入0.5到2个百分点，其效果不亚于减免农业税。(11)其二，经济效益最高。钱克明的研究表明，每增加1元农村教育投资，可使农牧业产值增加8.43元，而每增加1元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仅可使农牧业产值增加6.75元。且政府每增加1元的农村教育投入，可减少农牧户物质费用6.64元。(12)教育投资还能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和进城打工的机会，提高工资水平，“每增加1年的教育，农户平均工资性收入水平至少可以增加1000元。”(13)樊胜根的研究也表明，农村“公共投资领域，教育投资效果最显著，同时对农业、非农业以及整个农村经济增长的回报率也很高；农业科研推广投资使农业生产大大改善；对农村通讯、电力和道路的投资同样对农村有较大影响；灌溉投资对农业生产增长的影响不明显”。(14)其三、惠及全社会、社会效益好。教育和公共卫生是正外溢性很强的公共产品，投资于农民的教育和健康，实际上是向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受益的是13亿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农民教育水平、健康水平的提高是吸引物资资本投资的重要因素，能够增强国家的市场竞争力，使工业、第三产业和城市从农民人力资源的普遍发展而带来的经济增长中受益。(15)另外，投资于农民的教育和健康还能够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如文化的延续和发扬、全民福祉的增益，社会的公正与和谐。
3．我国已具备投资于农民的健康与教育的财政实力。周洪宇的研究表明，以现阶段实行的义务教育减免标准计算，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共需经费合计约634.3亿元。中国2006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大约在6770亿元左右，用于免费义务教育的经费只占9.37%。随着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的逐年减少，中国gdp持续快速增长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总支出的逐年增加，到2007年左右完全有条件在农村全面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制度。(16)按照亚行的最近估计，我国每年只需拿出1000亿元人民币，就能保证中国2500万最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水平，为1.2亿农村学生支付9年的学费，为7.7亿农村人口建立基本的医疗保障体系。全球190多个国家中有170多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免费的义务教育，除了发达国家以外，亚洲绝大部分国家，包括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都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17)经过20多年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我国已具备为农民提供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的财政实力。
4．国际经验的启示：教育和医疗应当优先。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工业反哺农业，最先关注的是农村人力资本的增长以及农产品价格维持；其次是创造农户成为市场主体的各种条件以及农村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最后才是如何确保农民收入（曾祥炎，2005）。教育和医疗是这些国家共同的优先选择（见下表）。这说明农民的人力资源是农业、农村发展的前提要求和战略性因素。西奥多·w·舒尔茨的研究证明，从20世纪50年代，促使美国农业产量迅速增加和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是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无独有偶，韩国人认为，“新村运动”成功的关键就在于高度重视发展教育事业，把新村教育作为“新村运动”的核心。韩国在1972年成立研修院，负责培训“新村运动”的骨干，培训内容涉及地区开发、意识革新、经营革新、市民教养等内容。韩国还在村村都建立起“村民会馆”。通过教育与培训，使农民培养起了“自立、自助、勤勉、协力”的思想观念。
投资于农民人力资源的社会利益远高于对非农民投资的社会收益，而对非农民人力资源投资的私人收益高于对农民投资的私人利益。中国农民多年来用自己的创造的农业剩余支持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现代化，为国家繁荣、稳定做出巨大牺牲。现在已经到了回报农民，以人力资源投资“反哺”农村和农民的时候了。国家应创造条件并鼓励非农民特别是城市高收入居民自我人力资源投资，将公共服务投资重点转向农民。
三、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公共财政投入的重点
农村教育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农村的医疗卫生服务分为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服务和非基本医疗服务三个层次。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教育和卫生服务分别表现为不同属性的产品，公共财政的支出范围和支出重点应当有所限制和有所选择。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各类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中，层次越低，其公共性越强，收益的外部性越强。农村义务教育由于其基础性和外溢性，一般被视为公共品。公共卫生服务所具备的以预防为主降低公共健康风险的功能，无可争议地赋予其纯公共品的特色。考量社会的需要、支付的成本、个人负担的能力和政府的财政状况，农村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应该是财政投入的重点。
当前农村义务教育实行的是“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投入机制。这一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首先表现在总体投入水平偏低。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合计1.93亿人，占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总数的78%，但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占总投入的比例始终低于60%；义务教育学生的61.8%在农村，而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占总投入比重还不足30%。这样的经费投入比例显然是不合理的。2003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1365亿元，比实际基本需求相差476亿元。其中公用经费缺口310亿元，校舍维修经费缺口95亿元，特困地区专项补助经费缺口44亿元，其他则为人员经费缺口。(19)《中国教育报》对174个地市和县教育局长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50%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有58%的农村学校危房改造经费无法落实，超过40%的小学仍然使用危房，超过30%的农村小学“粉笔论支有限发放”，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不敢开电灯”，而缺少课桌凳的小学也接近40%。(20)其次，在这种体制下，乡镇负担了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78％，县财政负担9％，省地负担11％，中央财政只负担2％左右。(21)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62%的财政收入，但基本摆脱了负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县乡政府财力薄弱（占全国财政总收入22%），却负担着87%的义务教育投入。(22)相当多地区的乡镇财政不堪重负，农民负担过重。“以县为主”的投入体制不可能保证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无法使农村义务教育走出困境。促进农村义务教育，首先要加大投入，要把农村义务教育作为财政投入的重中之重。其次要构建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义务教育作为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应该以中央和省级政府提供为主，地市级政府适当配套。中央财政应重点支持中西部农村地区。不发达农村地区教师工资和经常性运转经费应由中央负担；欠发达农村地区教师工资应由中央政府负担，经常性运转经费应由省级负担，学校基本建设则由基层政府负担。
中国医疗卫生的财政支出基本上是“重城市、轻农村，重治疗、轻预防”。2004年国家财政用于医疗卫生的开支380多亿元，用在城里的是84.5%，用在乡镇卫生院的不到60亿元，只占15.5%。(23)政府拨款的68%用于医疗，22.7%用于公共卫生，而且主要集中在县级预防保健机构，对村级卫生机构的财政支持极少。多数村级卫生机构基本不存在，大部分村级卫生室私有化。2000年政府财政用于农村公共卫生方面的资金总额还不到20亿元，平均每个农民每年只有2.5元。(24)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普遍通过“有偿服务”进行“创收”，导致本应无偿提供的一些公共卫生项目变成了有偿服务，影响了预防保健措施的落实。公共卫生包括计划免疫、传染病控制、妇幼保健、职业卫生、环境卫生和健康教育等在内的公共卫生服务，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现代公民应当享有的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应由政府向全体社会成员免费提供。即使是能力较差的政府，也必须承担起维护公共健康安全的使命。公共卫生有助于从根本上降低整个人群和国家的医药费用，具有“四两拨千斤”的高效率。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于健康》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政府可实施的效益成本比较高的卫生公共干预领域包括：幼儿疾病免疫、学生卫生服务、家庭计划生育、环境卫生、健康教育、艾滋病预防。在县、乡政府对农村卫生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为保证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中央和省级财政应担负起维护农村公共健康安全的职责，加大对农村公共卫生的投入力度，建立和完善农村卫生专项转移支付制度，援助基层政府行使这一基本的政府职能，逐步实现城乡公共卫生服务的大体平衡。当前农民的医疗服务消费行为基本表现为“小病不出村，大病到县及县以上医院”，近60％的门诊服务是由村卫生室或私人诊所提供的，仅1/4左右是由乡卫生院提供的。(25)重建村级公立卫生室并促进其服务水平的提高，对于改善乡村人口的健康指标，是一种最有效率的投资（朱玲，2000）。与私立医疗点相比，村民共有的卫生室除了提供医疗服务以外，还能够更有效地承担群体预防、保健知识传播和组织改善环境卫生活动等多种社会功能。村级公立卫生室如同村庄小学一样，是农村人口获得基本社会服务的一个组织保证，各级政府应该保证村级公立卫生室像村庄小学一样有稳定的财政支持。(26)
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等：《追求公平的人类发展（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第6页、46页、55页、6页。
②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③迟福林：《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a]，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农民权益保护》[c]，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④同②，第46页。
⑤同上书，第3页。
⑥迟福林：“强化以提高人口素质为重点的农村公共服务”[n]，《经济参考报》2006年6月24日。
⑦徐勇：“国家整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第3-8页
⑧财政部农业司课题组：“公共财政覆盖农村问题研究报告”[j]，《农业经济问题》200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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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韩俊：“建设新农村中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若干问题及政策建议”[j]，《改革》200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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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目标定位；乡风文明；基本原则
中图分类号：D42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10－138－04
作者：田茂军，吉首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湘西文化研究会会长；湖南，吉首，416000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是一项推进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这一宏伟的工程中把乡风文明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环节，为发挥地方优势，深入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从发展目标来看，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综合工程，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交通、人民生活、社会稳定等各方面，是农村社会综合发展程度的总体目标，也是未来农村的一幅美好蓝图。具体就是，产业发展要形成“新格局”，农民生活要有新提高，民风易俗要有新风尚，乡村面貌要有新变化，乡村管理要有新机制。
一、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定位
(一)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
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阶段，初级阶段社会中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首先是要发展经济。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都不能放松。为此，新农村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首要任务是要发展生产，只有生产发展了，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同时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农村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目标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主要目标是：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让农民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最终达到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的目标。按照小康目标，农村生活宽裕是实现农村居民收入高低的标准。目前，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生产环境和生活质量比过去有较大改善，但是总体上还是处于较低水平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使农民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
生活宽裕，首先要开辟农民的各种增收渠道，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有富余的财富。不断改善农民生活条件，进一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这是新农村建设的具体体现，是农村经济全面提升的一个基本要求。农民过去追求的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现在人们追求的是“环境像花园，日子像乐园”。也就是说要尽快创造条件争取人人过得好。因此，建设与改善农民生活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是农民生活宽裕的条件之一。湘西作为老、少、边、山、穷地区，都是贫困地区，人均GDP位于湖南省倒数第一。另外，农村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硬件设施特别令人忧心。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必须要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政府要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重点是农田水利、乡村道路、电网、饮水安全、学前及小学教育用房等。还要加大对村级公共卫生综合服务建设的投入力度，让农民喝上安全卫生的水，走上顺畅的路，用上省钱而又有保障的电。
(三)乡风文明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环节
乡风文明就是要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重建农村精神家园，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形成崇尚文明、崇尚科学、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与社会风气。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代化要求。建设文明的乡村，满足农民的需要，不仅可以提高农民的精神动力，而且有利于创造和谐的公共空间，可以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
建设文明的乡风，首先要发展农村文化事业，改变旧风俗，塑造新风貌。新农村建设要把移风易俗作为乡风文明的主要要求。风俗是一个地方群众集体创造并传承的生活方式，它具有群众性、传承性、变异性、功能性，风俗的形成是经过上千上百年的历史，风俗的内容又是传统与落后相混淆，科学与愚昧相交融。移风易俗要因地制宜。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充分发挥和利用地方特色的载体来反对不良习气在农村的蔓延。在具体内容上，要重视发挥教育、舆论功能，深入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在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上去下功夫，教育农民弘扬勤劳、善良、讲修养的传统美德，引导农民树立民主、法制、讲公德的现代文明道德。要提倡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相信现代医学，反对封建迷信。
此外，要建设平安乡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社会秩序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公平正义型的社会，建设新农村必须保障绝大多数农村人口稳定感和安全感。目前，各种危害社会稳定和安全的不安定因素还客观存在，特别是一些偏远山区的乡村治安混乱，农民群众对社会安全有意见，我们要加强“平安乡村”建设，让大多数农民满意。
(四)村容整洁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村容整洁就是要从根本上治理农村脏、乱、差的状况，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人居环境，拥有新住房、新设施、新环境、新风尚、新秩序的农村新面貌，这是建设新农村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村容整洁不是简单的村镇建设和村貌整洁。一方面，要全面整治乡村环境，把房子盖得漂亮一点，道路修得宽一点、直一点，树、草多种一点和规范一点，力争村村通电、通公路到组，通广播到户。另一方面要按照城乡统筹的要求，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合理规划布局，更多的是要重视生态保护和建设，防止水土流失和污染，保护能源洁净，饮水安全，环境卫生，既要建设整齐清洁美观的村庄，又要保持秀美的田园风光，让农村成为拥有清新的山水、洁净的空气，宜农、宜工、宜居，使人们享有幸福感的美好家园。
当前农村存在的环境问题就是大多数村里的垃圾没有处理，造成白色污染加剧，环境污染严重，其危害性还没有认识到。
(五)管理民主是新农村建设的有力保障
管理民主，就是要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健全和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村民自治机制，实行一事一议制度。这是建设新农村的政治保证。目前，农民对民主关注的层次越来越高，已不满足于选村 干部，更多的是关心乡干部和人大代表的选举，关心乡、村两级的重大决策。推进新农村建设应创造条件，进一步提高农民民主自治的水平，提高农民参与管理的层次，不断增强农民群众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能力，使广大农民群众真正拥有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真正给农民平等的权利，让农民当家作主，切实推进农村民主与法制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有力保障。湘西农村基层有的在做“三公开，四公布”，重点是要将财务工作公开，有效果，要推广，要提倡，要让农民群众满意。
二、建设乡风文明的基本原则
如前所述，乡风文明，主要指农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不断提高，社会风气健康向上，崇尚文明、崇尚科学成为更多农民的行为准则，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发展逐步适应农民的现实需求。
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纯朴的乡风，和睦的乡情，友善的邻里，沾亲带故的亲朋好友常常可以协调解决许多法律所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传统讲的人情大于法制。今天讲法制，但是也要讲人情，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这是有原则的人情，即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弘扬和谐、淳朴、积极、向上的文明乡风，对于妥善化解农村社会的各种矛盾，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把乡风文明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任务，实际上是抓住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和灵魂，只要我们准确把握农民思想脉搏，创新农民思想教育方法，因地制宜地搞好乡风文明建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占领广大农村阵地，教育引导农民在思想上树立“我要文明”的自我约束意识，从而形成“你文明，我文明，大家都文明”的基本面貌。
如何建设乡风文明，没有一条既成的道路，各地要结合本地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探索本地的建设途径。作为民俗方面的研究，应该关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为之提供智力服务和研究成果。这里提供讨论的是一些基本原则：
(一)乡风文明建设与本地民族文化特色结合起来。
民族文化是具有自己独特特征的文化，要充分认识民族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作为文化遗产，它们是我们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现在可以将它们转化为生产力和物质财富。因此可以发展民族文化产业，搞民俗旅游，搞乡村农家乐，在此基础上发展乡村特色产业，这样，促进农民增收。利用本地的文化资源，这是发展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途径。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可以因地制宜，也可以因户、因人制宜，结合农民的生产生活习惯，可搞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一组一色。湘西的花垣县老寨村，村干部以苗族刺绣为突破口，组织村民进行传统刺绣的开发，产品走向市场，有的还出口国外，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凤凰县的勾良村、老洞村、老家寨、苗人谷等十余个村，结合本地丰富的苗族民俗文化资源，开展民俗旅游，游客纷至沓来，村里的经济搞活了，村民的收入增加了，也促进了新农村的建设，村容整洁了，牛屎不见了；乡风文明了，群众满意了。
(二)乡风文明建设与本村发展规划结合起来。
发展规划是近期与远期目标，是行动的具体指南。规划是发展的前提。目前在开发过程中，缺乏规划，也影响可持续性发展。新农村的建设需要结合本村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在规划中，要把专家请下来，把外地经验学回来，把村里能人请出来，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坚持从实际出发，因村制宜，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规划是总体发展，是明确目标，不能乱来。也不会因为人事变化而影响村里的发展。规划要分几个方面，经济的指标，住房的指标，文化、教育的指标，包括移风易俗的要求等等。目前农村里最缺少的是这一块。目前有不少大学生作为政府选拔的村官，进入农村，他们作为经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可以发挥特长，在制定发展乡村的规划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乡风文明建设与乡村活动开展结合起来。
有思路才有出路，有活动才有活力。光有思路而不做也不行，要通过活动的开展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结合我们在湘西调查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乡风文明在建设中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突出重点抓好“文明细胞”的建设。即评“三户”(文明户、五好家庭户、遵纪守法户)、强“三会”(村委两会、科普专业协会或计划生育协会、红自理事会)、设“三室”(学习会议室、图书阅览室、文化活动室)、建“三站”(广播站、计生站、合作医疗站)、成立“三队”(突发事件抢险队、义务助耕队、文娱宣传队)等创建活动。可以抓住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亮点，不断丰富创建内涵，搞好以城带乡、城乡共建、村镇互动，实现整体推进。
湘西一些地方的做法是从本地的传统节日、庆典等活动入手。除举办常规的一般节日活动外，多结合本土民俗实际，由政府出面组织和举办少数民族节日活动和各类民俗文化活动。比如苗族的百狮会、四月八、赶秋，土家族的摆手节、毛古斯、土家调年、六月六等等。搞得比较成功的有花垣县的赶秋节和太阳会，有德夯的苗族鼓舞大赛和鼓王评选，有龙山县靛房的土家族摆手节和永顺县王村的毛古斯节。
三、建设乡风文明应注意的几个重点和难点
(一)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总书记指出：“广大农民群众是推动生产力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功的关键”。新农村建设，农民是主体，引导是关键，要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韩国新农村运动的经验值得很好的借鉴，他们一条成功的经验就是重视激发农民自主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一是要宣传、教育和提高农民的主体意识，激励和引导农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家园的精神，不依赖政府，不等待观望，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建设新农村。二是要倾听农民的呼声，尊重农民的意愿，新农村建设中该办什么，不办什么，先办什么，后办什么，农民群众最有发言权。要在农民想不通时多宣传，在农民不同意时不强制，在农民看不清时先示范，在农民积极性高涨时多扶持，让农民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力、民主政治的主人、乡风文明的主角、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二)改变观念，强化教育。
乡风文明，难在教育，难在观念的更新和转变。要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引导广大农民群众树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想观念上，要通过广泛宣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宣传城乡协调发展给农村建设和农村发展带来的机遇，教育引导广大农民群众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把思想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体制中解放出来，使广大农民群众真正认识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农村发展面临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历史机遇，是党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是惠及农民、惠及农村家庭利民工程，进而从思想上增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自觉性和紧迫感。目前政府在农村中推广沼气灶，改厕改灶，但是遇到不少困难，群众参与的热情度不高，主要原因就是群众 的观念上还没有完全接受新事物。部分群众认为沼气池经过发酵的粪减少了肥力，所以不愿意做沼气池。
(三)突出重点，活动创新。
乡风文明，重在建设。要根据时代的特点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变化，不断创新活动载体，充实活动内涵，扩大活动影响，最大限度地把农民群众吸引到乡风文明的创建中来。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吉首大学的优势，举办各级培训班，开办农村妇女学校、家长学校等文化培训学校，开展实用技术培训、绿色证书培训、农民技术员等培训，以提高农民群众科技文化素质为重点，不断加大对农村农民群众的教育培训，普及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鼓励广大农民群众学文化、学技术、学上网、闯市场，培育和造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的新型农民，努力使巨大的农村人力资源转化为强大的人才资源优势；要充分利用“五好文明家庭”、“美德在农家”、“星级文明户”、学习型家庭、绿色家庭、和谐家庭等活动载体，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创建和道德模范先进个人评选活动，推动广大农民群众树立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适应的发展意识、创业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生态意识，营造生气勃勃、富于创造、勇于进取的农村精神文化环境；要倡扬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新风尚，引导农民群众树立健康、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树立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意识，养成资源节约型消费模式，促进生产生活环境的绿化、美化、净化，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贡献力量。
(四)持之以恒，形成机制。
【论文关键词】新农村；建设；问题；思考
1.目前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早在2006年三、四月份，农业部组织的对全国18个省的200多个县进行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百村调研”考察活动中发现，各地的新农村建设目前都已起步，开局良好，一些地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行动”试点工作也次第展开，其示范效应也开始凸现。时过5年，但是有些地方在新农村建设的认识和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这些问题主要有：
1.1 管理人才缺失严重
目前大部分地区村级班子成员普遍年龄偏大，知识老化，难以担当新农村建设的重任。他们是靠经验做事，靠威望“揽才”，靠资历管理。他们文化层次低，见识世面少，技术能力差，把控全局难。因此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难免出现前做后拆、现做现拆、反复建设、重复建设、顾此失彼、避重就轻、得过且过、就事论事等情况。而那些有头脑的“壮劳力”大都外出打工去了。
1.2 项目依赖思想明显
一些地方把新农村建设片面地理解成“抓项目”，因此市县各职能部门、乡镇都排队进省、进京，力争获得政策性项目资金支持。这给人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一些县乡干部把建设新农村——这一农村面临的全面发展机遇片面地理解为“要钱”的机遇。部分农民存在“等、靠、要"思想比较严重，认为新农村建设是上面拨的款，所有的建设项目资金都是上面扶持安排的，自觉主动地参与性不高。有人还以为修了几条村路，盖了几幢新房，清理了房前屋后的垃圾就是新农村建设，忽略了生产发展和乡风文明建设。不难看出，有些地方存在严重的“项目依赖症”和“资金依赖症”，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方，这是对新农村建设认识上的一个误解。
1.3 乱占耕地现象泛滥
少数县乡干部头脑发热，热衷于立招牌，把新农村建设当作是自己政治上升迁的大好机遇，全然不顾实际情况和农民意愿，实施“达标工程”，诸如学校要达标、住房要达标、道路要达标、环保要达标、电视要达标、通信要达标……等等。为了实现那些“达标工程”，大多地方是以牺牲农民土地为代价的。当然这里并不是说达标不对，而是说有些地方的做法太过头，脱离实际。
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净减少耕地36.2万公顷，全国耕地面积仅剩约12200万公顷。国土资源部对16个城市进行卫星遥感监测发现，违法用地宗数占新增建设用地总数的近60%，面积占近一半，个别地方甚至高达90%，违法乱占耕地建房的事情极其严重。
1.4 过分追求村貌作文章
路边建房刷彩、厕所贴上瓷砖、贷款建设楼房、扛着锄头进电梯……这些看似夸张的现象，却成为一些地方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追逐的样板。有的地方干部对于新农村建设，他们头脑中存在模糊认识，希望立竿见影、早见实效，指望两三年工夫就能建成新农村，索性提出全部拆除现有住房，实现村民的整体搬迁，而不顾做法的可行性以及农民的自愿与否。这种不切实际的做法误导着一些地方搞新农村建设的思路，在实践上容易劳民伤财，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2.解决问题的几点思考
几年前，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容是十分清晰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简称“二十字”）。它是一个全面而完整的系统工程，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
2.1 加强农村基层领导班子建设
建立依靠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团结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建设新农村的工作机制。新农村目标要求的实现，最终还是要靠农村基层组织和党员团结带领广大农民群众通过艰苦奋斗的努力来完成。
从现实情况看，中央提出的建设新农村“二十字”目标要求，不是几句空洞口号，而是饱含着具体实在的内容，都需要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必然是由一线堡垒和一线党员来承担。基层党组织要积极、耐心引导广大农村党员增强党性观念，通过学科学、用科学，学会用科学的方法武装自己，在勤劳致富、二次创业”、农业结构调整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增强党员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被誉为“天下第一村”的江苏华西村、“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河南的实践充分证明，“农村发展快，全靠党员带”。他们的经验昭示：党员强化责任意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新农村建设才有可靠的组织保证。
2.2 把培养新型农民纳入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
培育新型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农民知识化、技能化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决定着“二十字”目标的实现。目前农村缺乏大量的人才，“留守者”绝大部分农民普遍存在年龄大，没文化，“靠经验靠天收”是他们的当家本领，所以难以担当新农村建设的重任。
培育新型农民，要树立大规模投入、大规模培养的理念，加快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即培养一大批基层组织（党支部、党小组）负责人，一大批农民技术员，一大批种、养殖能手，一大批兴办实体、繁荣农村市场的经纪人，一大批活跃在农村建设中的能工巧匠。同时利用国家政策吸引大学生到农村的广阔天地施展才华，发挥作为。县乡两级政府要建立长效机制，在政治待遇、经济待遇、激励机制、淘汰机制、评价机制等方面制订相应的管理办法，让大学生“村官”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2.3 建设新农村不能以农民失地为代价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中央文件明确要求，必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不断创新农村体制机制，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
“抓项目、上工程”必然要用地，但更要还地，不能完全以农民失地为代价，而是实施“用还结合”机制，问题是从哪里还地？怎么还地？还有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县、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占到财政收入的35%左右，有的高达一半以上。有些县、市财政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60—70%来自出让土地的收入。“以地生财”已成为地方政府增加财力、筹集城镇建设资金的重要途径，但也带来农民失地更多的负面影响。
今年3月，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司长严之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能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及时复垦这些损毁的土地，大约可增加6000多万亩耕地、3000多万亩其他农用地。既可为保障18亿亩耕地红线做出重要贡献，也可为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提供用地空间。因此，努力实现“不欠新账、还清旧账”是土地复垦的总体目标和要求。
2.4 新农村建设需要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壮大
坚持以工业富县为主导，通过新型工业化壮大县域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国力空前提升，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的实施提供了财力上的可行性。江苏、广东、山东三省的做法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和“标杆”。
发展县域经济，首先要在科学分析，挖掘县情、乡情等地方特色，建立科学的县域经济发展长远规划、近期规划，并建立健全配套保障体系。其次要通过走新型工业化的路子，把招商引资、上项目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措施。第三要坚持发展资金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重，坚持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特色化。第四要切实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抓准自身资源、技术、资金的等方面的不足，有的放矢。
2.5 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扶持农村的长效投入机制
【论文关键词】新农村；建设；问题；思考
1.目前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早在2006年三、四月份，农业部组织的对全国18个省的200多个县进行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百村调研”考察活动中发现，各地的新农村建设目前都已起步，开局良好，一些地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行动”试点工作也次第展开，其示范效应也开始凸现。时过5年，但是有些地方在新农村建设的认识和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这些问题主要有：
1.1 管理人才缺失严重
目前大部分地区村级班子成员普遍年龄偏大，知识老化，难以担当新农村建设的重任。他们是靠经验做事，靠威望“揽才”，靠资历管理。他们文化层次低，见识世面少，技术能力差，把控全局难。因此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难免出现前做后拆、现做现拆、反复建设、重复建设、顾此失彼、避重就轻、得过且过、就事论事等情况。而那些有头脑的“壮劳力”大都外出打工去了。
1.2 项目依赖思想明显
一些地方把新农村建设片面地理解成“抓项目”，因此市县各职能部门、乡镇都排队进省、进京，力争获得政策性项目资金支持。这给人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一些县乡干部把建设新农村——这一农村面临的全面发展机遇片面地理解为“要钱”的机遇。部分农民存在“等、靠、要"思想比较严重，认为新农村建设是上面拨的款，所有的建设项目资金都是上面扶持安排的，自觉主动地参与性不高。有人还以为修了几条村路，盖了几幢新房，清理了房前屋后的垃圾就是新农村建设，忽略了生产发展和乡风文明建设。不难看出，有些地方存在严重的“项目依赖症”和“资金依赖症”，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方，这是对新农村建设认识上的一个误解。
1.3 乱占耕地现象泛滥
少数县乡干部头脑发热，热衷于立招牌，把新农村建设当作是自己政治上升迁的大好机遇，全然不顾实际情况和农民意愿，实施“达标工程”，诸如学校要达标、住房要达标、道路要达标、环保要达标、电视要达标、通信要达标……等等。为了实现那些“达标工程”，大多地方是以牺牲农民土地为代价的。当然这里并不是说达标不对，而是说有些地方的做法太过头，脱离实际。
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净减少耕地36.2万公顷，全国耕地面积仅剩约12200万公顷。国土资源部对16个城市进行卫星遥感监测发现，违法用地宗数占新增建设用地总数的近60%，面积占近一半，个别地方甚至高达90%，违法乱占耕地建房的事情极其严重。
1.4 过分追求村貌作文章
路边建房刷彩、厕所贴上瓷砖、贷款建设楼房、扛着锄头进电梯……这些看似夸张的现象，却成为一些地方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追逐的样板。有的地方干部对于新农村建设，他们头脑中存在模糊认识，希望立竿见影、早见实效，指望两三年工夫就能建成新农村，索性提出全部拆除现有住房，实现村民的整体搬迁，而不顾做法的可行性以及农民的自愿与否。这种不切实际的做法误导着一些地方搞新农村建设的思路，在实践上容易劳民伤财，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2.解决问题的几点思考
几年前，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容是十分清晰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简称“二十字”）。它是一个全面而完整的系统工程，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
2.1 加强农村基层领导班子建设
建立依靠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团结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建设新农村的工作机制。新农村目标要求的实现，最终还是要靠农村基层组织和党员团结带领广大农民群众通过艰苦奋斗的努力来完成。
从现实情况看，中央提出的建设新农村“二十字”目标要求，不是几句空洞口号，而是饱含着具体实在的内容，都需要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必然是由一线堡垒和一线党员来承担。基层党组织要积极、耐心引导广大农村党员增强党性观念，通过学科学、用科学，学会用科学的方法武装自己，在勤劳致富、二次创业”、农业结构调整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增强党员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被誉为“天下第一村”的江苏华西村、“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河南南街村的实践充分证明，“农村发展快，全靠党员带”。他们的经验昭示：党员强化责任意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新农村建设才有可靠的组织保证。
2.2 把培养新型农民纳入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
培育新型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农民知识化、技能化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决定着“二十字”目标的实现。目前农村缺乏大量的人才，“留守者”绝大部分农民普遍存在年龄大，没文化，“靠经验靠天收”是他们的当家本领，所以难以担当新农村建设的重任。
培育新型农民，要树立大规模投入、大规模培养的理念，加快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即培养一大批基层组织（党支部、党小组）负责人，一大批农民技术员，一大批种、养殖能手，一大批兴办实体、繁荣农村市场的经纪人，一大批活跃在农村建设中的能工巧匠。同时利用国家政策吸引大学生到农村的广阔天地施展才华，发挥作为。县乡两级政府要建立长效机制，在政治待遇、经济待遇、激励机制、淘汰机制、评价机制等方面制订相应的管理办法，让大学生“村官”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2.3 建设新农村不能以农民失地为代价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中央文件明确要求，必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不断创新农村体制机制，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
“抓项目、上工程”必然要用地，但更要还地，不能完全以农民失地为代价，而是实施“用还结合”机制，问题是从哪里还地？怎么还地？还有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县、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占到财政收入的35%左右，有的高达一半以上。有些县、市财政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60—70%来自出让土地的收入。“以地生财”已成为地方政府增加财力、筹集城镇建设资金的重要途径，但也带来农民失地更多的负面影响。
今年3月，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司长严之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能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及时复垦这些损毁的土地，大约可增加6000多万亩耕地、3000多万亩其他农用地。既可为保障18亿亩耕地红线做出重要贡献，也可为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提供用地空间。因此，努力实现“不欠新账、还清旧账”是土地复垦的总体目标和要求。
2.4 新农村建设需要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壮大
坚持以工业富县为主导，通过新型工业化壮大县域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国力空前提升，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的实施提供了财力上的可行性。江苏、广东、山东三省的做法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和“标杆”。
发展县域经济，首先要在科学分析，挖掘县情、乡情等地方特色，建立科学的县域经济发展长远规划、近期规划，并建立健全配套保障体系。其次要通过走新型工业化的路子，把招商引资、上项目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措施。第三要坚持发展资金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重，坚持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特色化。第四要切实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抓准自身资源、技术、资金的等方面的不足，有的放矢。
2.5 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扶持农村的长效投入机制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国家“十一五”规划中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方向。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十六届五中全会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是什么?通过什么路径才能达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
一、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与途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任务,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减少农村,减少农民”。那么,应该如何减少农民?从资源基础和产业选择的角度分析,其目标与途径可以概括为“三化”:一个是“异化”,即城市化,农村变成城市;一个是“进化”,即农业现代化,传统的小农业变成现代化大农业;一个是“退化”,即生态与环保化,建设生态环保产业。
——农业产业的“异化”。城市要接纳“技术排挤”和“资源排挤”出来的剩余人口,为现有农业的“进化”和“退化”提供转移空间。这就“逼迫”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城市的接纳能力。城市哪里来?哪里有那么多的城市接纳这么多的剩余人口?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城市扩容比新建成本要低得多,但扩容也有它的经济限度。所以“扩容”和“新建”都是需要的,要“两条腿走路”。“新建”要依据区域的资源条件和比较优势,通过非农产业带动农业变成工业、服务业。
——传统农业的“进化”。资源条件好的地方要利用各种优势,把传统的、落后的小农业生产改造、提升为现代化的大农业生产。现代化农业首先是规模化农业,规模化农业首先是特色农业。“宜瓜种瓜,宜豆种豆”,如山东寿光的蔬菜、北京郊区的西瓜水果、东北的粮食等等,各地有各地的特色。农业现代化过程是一个“技术排挤农民”的过程,置换出来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要进入城市。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我国农村大量农民工陆续涌入城市,成为城市产业工人的一部分,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事实上也在表明由传统农业生产向现代化农业生产的“进化”过程是大势所趋。
——传统农业的“退化”。很多地方资源条件较差,甚至没有任何资源,不适宜继续进行农业生产,不适宜人居;有一些地方虽然有资源,但出于生态环境保护等考虑,也不适宜继续农业生产,如青海的“三江源”地区,贵州、云南、四川等省的部分偏僻落后地区。这些地方的原有农业人口要逐渐大部分退出或全部退出,退耕还林、还草等等。这个过程可称为“资源排挤农民”的过程。这些人口当然也要进入城市。
二、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政策
认清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与途径,我们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与对待,针对不同的资源状况和产业前途,要么搞城市化;要么搞特色农业、规模农业、现代农业;要么搞生态和环保,包括生态旅游。城市化需要什么样的政策,现代农业需要什么样的政策,归于生态与环境保护需要什么样的政策,
城市化、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一体两翼”。没有新城市就没有新农村。城市化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条归宿和“进路”要解决的问题是,接纳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技术排挤”和“资源排挤”出来的农村剩余人口。以此反思我们现在的很多制度和政策,恰恰相反,城市不仅没有很好地接纳和吸收这些剩余人口,而是排挤农民进城。所谓的城乡分治、二元结构,说到底是“制度排挤农民”。农民工问题是“三个排挤”的集中表现。
城乡统筹发展,以城市带动农村,以工业带动农业,首要的涵义是,拆除“制度排挤农民”的藩篱,疏通阻止农民进城的制度通道。包括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卫生制度、义务教育制度等等,这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制度系统,这一系统最核心的是户口制度,其他所有制度对城乡所规定的不同“待遇”都是以户口为纲领的。解决户口制度问题,如果不能一下子完全放开,那么也要逐渐放松,由“硬约束软约束无约束”,最终彻底取消。
因此,新农村建设的“战场”不只是在农村,至少有相当的分量、相当一段时间是在城市。如果我们老是不拆除“制度排挤农民”的藩篱,长时间不疏通阻止农民进城的制度通道,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艰巨任务最终也就会停留在计划上和政策上。
那么,我们目前应该如何有规划、有系统地调整接纳农民进城的政策?最起码我们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规划进城人口(主要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尽快建立起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十五”计划期间,整个政府财力翻了三番,而用于广大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却少得可怜;同时,通过征购土地获得的巨额收入也只用于城市而没有用于农民,农民理应得到的收益没有得到。因此,要从国家财政收入和征购土地获得的巨额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用于安排农民的社会保障,这是对农民土地补偿的一个核心问题。
(2)提供廉租房和低价商品房。住房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保障物,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现在我们的最大问题是根本上没有建立起一个结构健全、功能层次分明的住房保障体系。廉租房严重不足;经济适用房变味;高 档住宅、别墅泛滥成灾。应该进行做根本性的结构调整,目标是:以廉租房、低档商品房为主体,占有足够的比例,保证包括进城农民在内的所有人都有房住;高档商品住房、别墅必须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
与会专家认为，当前我国财税政策的公平性和协调性不够，例如，尽管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和以流转税、所得税为核心的税收体系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型有待提速。例如，在支持资源循环利用，发展节能、节材、节水、节地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采购制度和相关税收政策还缺乏有力的协调配合。
有专家从更深层次的体制角度提出，我国之所以出现以上问题，根源在于公共财政体制建设滞后，财税体制改革没有到位。例如，各级政府预算外收入和体制外融资的渠道和支出去向不规范、不透明。其中相当多资金直接投入公共服务以外的盈利性投资项目，既使公共服务缺乏资金保障，又对投资过热和低水平扩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此，有专家指出，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切入。首先，归并整理各种支农项目，把大部分支农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给县、市级政府；同时完善资金管理，使这些资金能专项用于支农项目。其次，进一步扩大财力性转移支付的覆盖范围，恢复其作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初始目的。第三，切实增加转移支付的量，不断强化县乡政府支持“三农”发展的财力基础。改革当前税收返还制度，使中央政府能够集中使用财政资金，更好地支持落后地区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也有专家认为，应当从“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规范与清理专项转移支付、取消税收返还与原体制补助”三个方面优化转移支付结构。
当前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该发挥财政的杠杆效应，盘活相关的金融资源。有专家指出，日本在农业发展进程中就充分发挥了金融的积极作用。以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农业改良资金和农业现代化资金等三种形式为主的日本农村金融，主要定位在扶持农村收益低、回收期长、风险高的事业、无信用能力等事业。这些资金期限长(最长可达25年)，利息低(农业改良资金为无息贷款，其他两种的资金利息最高为1．6％)，上限比较大(个人可贷资金最高达5亿日元)。这些农业资金之所以能提供如此优厚的条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财政对这些资金实施了财政补贴(包括财政贴息等)。这些补贴过去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的途径，现在则逐步改为一般转移支付，经由地方政府进行支付。尽管日本农业金融有优惠的条件，但它也有严格的使用途径。例如，农业改良资金仅限于扶持农业新作物、新技术等培育与开发。几十年的实践表明，日本的农村金融在日本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