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产业发展模式 ；城市规模；协同发展；经济绩效；空间计量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5.02
中图分类号：F121.3；F2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5-0006-05
Industry Development Pattern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ity Size and Urban Economic Performance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Spatial Econometric
CAO Congli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model to analyze the synergy effects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patterns and city size on urban economic performance. Based on urban panel data from 2003 to 2013 in China， it estimates the marginal benefit of speci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under a constraint of urban scale， the optimal city size for a given level of specialization or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spillover range of specialization. It finds that： only when a city scale surpasses 129 million can diversification pattern enhance economic performance； as the population size increases，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experiences an inverted U structure and the marginal revenue of urban scale increases as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shift from specialization to diversification； the improvement of specialization index of industry shows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on the industrial efficiency of surrounding cities， and this spatial spillover performs more strongly around 100 kilometers and 400 kilometers.
Key words：industry development patterns； city siz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conomic performance； spatial econometric
S着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阶段，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正从增加投资转向技术创新和提高经济效率。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城市化的进程，经济活动呈现出愈加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大约超过总人口的60%，而相应的面积不超过5%[1]。2015年中国以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达到56.1%，在城市人口不断集聚，中国面临经济减速、驱动转换的现实挑战下，城市产业发展如何选择合适的生产模式，从而更好发挥空间和地理上集聚经济的溢出效应，进而带动整个经济体效率的提升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
1 文献评述
对于集聚经济和城市生产率，国外学者最早倾向于从城市规模的视角来考察。许多关于“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的研究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城市生产率可能会经历先增后减的倒U型转变[2，3]。另外，早期的相关研究通常假设城市的最优规模是唯一的，忽视了城市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和内在功能等城市特征的变化对城市效率规模的动态影响。Abdel-Rahman 和 Anas，Capello等否定了单一最优规模，认为在构成城市体系的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经济效率会随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4，5] 。柯善咨研究发现从制造业向生产业转型中提高效率的门槛规模大约为43.5万人，以2008年生产业与城市制造业的结构比例1.437来测度，城市的最优人口规模是245万人[6]。随着城市产业结构和功能等特性的变化，城市具有动态非唯一的最优规模。
随着集聚经济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从专业化和多样化经济的视角研究集聚经济和地区生产率的关系，但目前还没有共识。Henderson 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本地化经济集聚效应将逐渐消失[7]，而Duranton则观点不同，认为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和产业走向成熟，城市应从综合性城市体转变为专业化高度发达的特色城市，通过地方化生产模式以获取更大收益[8] 。这些分析表明专业化、多样化生产模式以及带来的外溢效应可能与城市规模协同发展，共同作用城市的经济绩效，如果割裂两者的协同影响单独研究可能会忽略某些重要因素。
纵观已有文献，由于缺乏一个共识的综合框架，对城市产业发展模式的综合检验相对缺乏，以往对城市规模、产业发展模式和城市经济绩效的大部分研究是独立的，在计量方法上也很少考虑基于距离的空间外部性。鉴于此，本文的创新主要在于：①在分析视角上，考虑了城市发展方式和人口规模的协同影响效应，并进一步考察城市规模的倒U型特征。②在研究方法上，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考虑了基于距离的经济体间的空间互动。③在证研究上，进行了城市产业发展模式、城市规模和城市经济绩效提升的综合实证检验。
2 计量模型
2.1 计量模型设定
全要素生产率（TFP）被定义为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本文用全要素生产率表示城市经济绩效。根据前文已有文献的研究，建立可供检验的计量模型，在回归模型中用一次项、二次项表示经济绩效随人口规模变动的倒U型结构；产业发展模式和城市规模具有协同发展的特性，使用产业发展模式（专业化、多样化）与城市规模的乘积项表示两者的协同作用；根据Anselin的研究[9]，几乎所有的空间数据都存在空间相关性，因而建立模型时需要考虑空间因素和溢出效应。本文借鉴于斌斌和金刚的方法[10]，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lnTFP代表城市经济绩效，RZI和RDI分别代表城市产业的专业化指数和多样化指数，N表示城市人口规模，交叉项RZI×lnN 和RDI×lnN分别表示专业化或者多样化与城市规模的交互影响，X表示其他控制变量，主要选取产业结构、政府作用和人力资本，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εkt表示误差项，αk表示个体效应，γt表示时间效应。
当λ=0时，模型为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DM模型），定义为模型1和模型2；
当θ1=θ4=λ=0时，模型为空间面板滞后模型（SAR模型），定义为模型3和模型4；
当θ1=θ4=0时，模型为空间面板交叉模型（SAC模型），定义为模型5和模型6；
当θ1=θ4=ρ=0时，模型为空间面板误差模型（SEM模型），定义为模型7和模型8。
2.2 相关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经济绩效（lnTFP）。参照张浩然、蔡伟毅等学者的处理方法[11，12]。此外，为使数据具有可比性，本文以2003年为基年，将地区生产总值和固定资本存量分别用城市所在省区生产总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指数进行平减处理。
（2）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专业化、多样化指数：借鉴Duranton和Puga的方法[13]，城市的专业化发展模式用RZI 指数测量，多样化发展模式用RDI 指数测量。RZI计算公式为RZIk=Max（sjk/sk），RDI指数计算公式为RDIk=1/∑jsjk-sk，其中sk表示所有j 产业的就业人数和全部城市就业人数的比值，sjk表示城市k中，j 产业的就业人数和该城市总就业人数的比值本文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选择了主要的产业，包括制造业、生产业、生活业和公共服务业。在14个服务业行业中，生产业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教育；消费业为：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公共业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专业化指数体现了城市的MAR外部性，多样化指数体现了城市的Jacobs外部性。事实上，RZI指数和RDI指数并不绝对相斥，某些多样化水平较高的城市，某一个行业的专业化水平也可能具有较高的水准。
城市人口规模用市辖区年末总人口来表示。由于城市非农业人口数据从2009年起停止，本文使用市辖区年末总人口来表示人口规模，使得数据统计口径一致。
交叉相乘项。专业化和城市人口规模的交叉相乘项（RZI×lnN）：该交叉相乘项用以考察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专业化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多样化和城市人口规模的交叉相乘项（RDI×lnN）：该项用以考察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多样化对城市经济绩效的作用。
其他控制标量。产业结构升级（third）：采用第三产业相应增加值占城市年度总产值的比重反映。外商投资强度（fid）：采用根据历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价换算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当年固定资产投资的比值来反映。政府作用强度（gov）：选择政府财政支出占城市年度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人力资本积累（edu）：采用每万人中等以上学校教师数衡量。
（3）空间权重矩阵。已有文献中使用的空间结构权重矩阵有经济距离、地理距离等，但根据国外的相关研究，在实践中应用比较广泛的还是基于地理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采用距离衰减的空间权重矩阵，定义如下：
Wkl，d=exp（-dkl），其中k，l表示不同的城市，d表示距离。
3 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3.1 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选取了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辖区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2003～201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年鉴》、地区统计信息网等。价格指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因为没有各城市的相关指数，所以用各省的指数代替。
3.2 空间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与讨论
首先进行豪斯曼检验，各模型均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其次根据自然对数函数值（logl） 对四种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判断与选择，由表1可知，SDM模型是实证研究中考虑RZI和RDI效应的最优模型。接下来根据模型1和模型2进行实证分析。
（1）专业化、多样化指数对城市经济绩效的影响。在方程1中，对专业化指数求偏导数，可得，lnTFP/RZI=0.0551+0.0402W-0.0011lnN，专业化指数RZI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考察的样本区间，专业化发展模式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绩效的提升，但专业化和人口规模的乘积项（RZI×lnN）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专业化效应对城市经济绩效的提升作用在逐步减小。在方程2中求偏导数，得出多样化对城市经济绩效的边际效应lnTFP/RDI=-0.0073+0.0015lnN，多样化指数RDI在5%的水平显著为负（-0.0073），表明样本区间内城市的多样化发展模式抑制了城市经济绩效的提升，但多样化指数和城市人口规模的乘积项（RDI×lnN）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多样化生产模式逐渐开始发挥正向的促进作用，这也表明多样化生产方式正向效应的发挥有一定的门槛规模要求，进一步，可以解得城市多样化对经济绩效的门槛规模大致为129万人。2013年我国城市体系中，城市人口规模超过129万人的有99个，大部分城市低于城市多样化生产模式经济绩效发挥效应的门槛，所以对于中国大部分的中小城市来说，盲目地发展“小而全”的多样化生产模式是不太适宜的。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一些中等城市逐渐发展成为区域性中心，此时，城市也需及时适时调整产业发展战略，从专业化经济向多样化经济转型发展，激发城市持续增长的潜力。
（2）城市规模对城市经济绩效的影响。从城市人口规模的回归系数来看，一次项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二次项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城市规模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存在倒U型结构：一方面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产生集聚效益，人们面对面的交流有助于知识和信息的溢出，形成模效应，促进城市经济绩效的有效提升；另一方面，随着城市集聚度的不断提升，交通、房价等成本持续上升，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拥挤效应，从而降低城市的经济绩效，抑制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当收益和成本均衡时，城市规模达到最优。同时这一规模随
着城市产业发展结构模式、人力资本、外资情况，政府作用等也在动态变化。利用方程1的估计参数，可以得到lnTFP/lnN=0.0173-0.0011RZI-0.0026lnN，把2013年专业化指数的平均值2.56带入，可以得出具有平均专业化水平的城市最优规模大致为262万人。利用方程2的估计参数lnTFP/lnN=0.0167+0.0015RDI-0.0038lnN，把2013年多样化指数的平均值3.98带入，可得具有平均多样化水平的
城市最优规模为389万人，这与王小鲁等的一些研
究结果类似[14]。比较两个边际效应，可知城市规模的边际收益随专业化向多样化转变和多样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由以上研究，从2013年的数据来看，我国大多数城市人口规模还远远小于发挥专业化和多样化效应的最优规模，今后在较长一段时间，我国要进一步采取政策措施，加强引导，推动中小城市的人口集聚；而对于一些城市规模比较大的城市，如北京（1245万人）、上海（1364万人）等则要提升产业多样化的水平，与相应的城市规模相匹配，使城市在专业化向多样化的转变中实现城市经济绩效的有效提升。
（3）空间溢出效应。WlnTF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1%的水平），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一个城市经济绩效的提升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临近城市效率的提升，而且这一技术溢出效应一旦产生会对整个经济部门的增长产生明显推动作用[15]。从RZI和RDI的空间滞后项来看，专业化的空间滞后项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多样化的空间滞后项不显著，表明专业化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这可能与研究样本区间的城市规模以及多样化水平有关，一方面我国大部分城市的规模还比较小，多样化对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还没有有效发挥出来，另一方面我国的多样化水平相对不高，部分学者认为多样化水平较高时才能发挥对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和对临近经济体的空间溢出。
为了进一步分析随地理距离增加，专业化效应对城市经济绩效的溢出效应，本文使用SDM模型，对空间权重设定100～800千米的距离阀值，分别回归得出空间溢出系数（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专业化效应的溢出效应在100千米和400千米左右较大，在600千米以后逐渐变得不显著。100千米左右较强的溢出效应说明较短的距离（比如临近城市）有助于专业劳动力和产品的提供，可以有效促进知识和技术等创新因素的溢出。400千米左右较强的溢出效应与集聚阴影效应（Agglomeration Shadows）的减弱有一定关系，根据Fujita等的研究[16]，当与中心城市距离逐渐增大时，市场潜力函数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呈现“∽”型曲线。在100～400千米之间，随着与中心城市地理距离的增加，市场潜力函数逐渐上升，中心城市的集聚阴影效应逐渐减弱，经济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当距离超过600千米，随距离的增加空间溢出效应迅速衰减，并且逐渐变得不显著，难以对周边城市的经济绩效产生促进作用。
（4）其他控制变量。其他控制变量中，产业结构对本地经济效率的影响不显著，表明产业结构的优化并没有显著提升地方经济绩效，反映了地方产业发展中，产业结构虚高而产业发展水平和质量较低，这种测算的失真使得产业结构对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没有发挥出来。人力资本积累对本地经济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提高教育质量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逐渐替代物质资本成为最重要的投入要素，而且人力资本特有的收益递增和外部性特征提高了其他要素的效率，进而促进了城市经济绩效提升。政府作用强度的回归系数为正，显示了在中国式的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绩效的提升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地经济绩效的影响不显著，本文认为这可能与外商投资的领域有关，如果外商投资的领域偏重于加工制造业，技术含量低，则对城市经济绩效的作用不显著。
4 结论
本文构建综合实证模型分析经济发展模式、城市规模对城市经济绩效提升的协同影响，研究结果显示：①专业化、多样化对经济绩效提升作用的发挥与城市规模相关，随着规模的扩大，专业化对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多样化的提升作用逐渐增加，多样化对经济效率提升的门槛规模是129万人。②随着城市规模扩大，经济绩效呈现倒U型结构，而城市规模增大的边际收益随专业化向多样化转变而增加。以2013年的专业化、多样化平均水平为基准，与专业化水平相适应的最优城市规模是262万人，与多样化水平相适应的最优城市规模为389万人。③专业化具有显著的跨区域空间外部性，空间溢出效应在100千米和400千米时较大，在600千米以后逐渐变得不显著。由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国家和各级政府应设计倾斜政策，引导剩余农业人口和非农产业向规模偏小的中小地级城市集聚，使其成为我国地方性城市群的核心和城市体系的基层结构。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的规模还远远小于专业化和多样化经济发挥效应的最优城市规模，扩大中小城市规模可以提{城市的集聚经济效益，同时让更多的人分享各类保障和发展机会。（2）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应根据城市特征实施不同的产业发展战略，同时促进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专业化和多样化分工协作。大城市要实施“多样化”为主、“专业化”为辅的“驱动”城市路径，中小城市要实施“专业化”为主、“多样化”为辅的城市路径。我国大部分地级市的实际规模仍未达到产生多样化效应的门槛规模，在大城市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多样化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小规模的地级市应结合城市要素禀赋、比较优势，集中人力资源和资本推动当地特色产业专业化发展。（3）城市间溢出效应范围为都市圈的区域规划、产业布局提供了借鉴意义。城市间的溢出范围在100千米和400千米处相对较强，对于东部地区城市群内的城市而言，产业发展应采取功能互补、差异化的发展战略，重点推进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对于西部地理距离较远的城市而言，应建立不同区域的市场核心，形成多核发展格局，推动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更好发挥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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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规划低碳节能规划引导
一、低碳的定义和内涵
低碳，英文为low carbon，意指较低（更低）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低碳城市是指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城市保持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处于低水平，以低排放、高效能、高效率为特征来进行低碳城市规划设计与建设。我国城市的低碳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节约型社会，集约使用能源资源，改善人居环境，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坤民教授认为，低碳经济是目前最可行的、可量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主席在2007年9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中国将坚持科学发展观，贯彻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重要理念，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作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我国GDP连续多年以9～10%的速度递增，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市发展和繁荣的同时， CO2的排放量也在快速增长，在2002～2007年间，CO2排放量翻了一番，成为全球排放第一大国，而且CO2排放量还有不断增加的趋势。预计到2020年，中国CO2排放量将比2005年增长60%以上。城市化建设高能源消费、高排放的特点，导致我国城市发展呈现环境污染、生态脆弱、能源消耗问题不断加剧等情况。而且在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中，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将在一段时间内仍然趋于刚性增长，这将直接导致能源消费在较长时间内处于高增长态势。
二、城市发展模式与低碳战略的相互关系
2．1现阶段城市发展的模式
我国现阶段城市发展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高增长模式。2007－2009年全国GDP每年增长10.0%左右。但是把31个省市区的增长速度加起来以后，发现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是14.2%。应该说增长速度在世界上都是少见的。第二，高消耗。产值是依靠大量能源、土地、原材料的消耗来实现的。第三，高排放。单位GDP的能源消耗，三废排放量在世界居前列。第四，乱开发。过去开发区片面开发，现在一些沿海地区开发程度已达到40%。而发达国家和地区只有20%左右。第五，不协调。从城市的角度来看，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地区之间的城市发展不协调。沿海地区城市发展水平远远高于中西部。2008年以后，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增长速度才有所提升。二是城乡之间不协调。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高，城乡收入比是3.31。三是用地比例不协调。城市工业用地比例偏高，居住和生态用地比例偏低。四是人口和土地扩张不协调。近些年来，中国的城镇化加快推进，更多是一种土地的城镇化。人口素质的提高、生活方式的转变远远落后于土地城镇化的速度。
2．2城市低碳发展的目标
实施低碳城市发展战略，就是面向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的中国城镇化所面临的现实矛盾与未来挑战。在城镇化战略中贯彻低碳城市理念，通过明确城市发展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等目标要求，确定新型城市发展模式。选择一条能在发展中有效地逐步降低资源消耗和减少碳排放、使城市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维系良好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化之路。
中国低碳城市发展之路应是科学发展观在城镇化战略上的具体体现，是一条产业支撑力强、资源集约度高、就业容纳量大、公共事业均衡发展、全体居民共享生态文明成果的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建设低碳城市，就是要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居住适宜、运行安全、经济健康发展和民生持续改善的城市。在国家战略层面，应从趋于生态环境基底条件和容量出发，确定主体功能区，分类制定区域和城市的基本发展原则；在区域规划层面，进一步明确主体功能区规划下的城市发展导向；在社区和个体层面，应大力倡导生产和消费的可持续转型趋势，逐步开展低碳城市发展之路的试点与推广。以城市密集地区和大中城市为核心，系统推进基于低碳理念的城市规划、交通系统、建筑节能等核心流域的技术经济政策制定与落实，努力探索并积极推广在城市发展中可以有效节能减排的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绿色建筑等技术手段。
三、城市规划的引导措施和手段
3．1产业结构的引导
城市产业结构显著影响碳的排放量，传统的农业生产只是辅使用商品能源，服务产业单位产值消耗的能源也非常有限。真正需要大量消耗能源的工业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工业的高速发展是我们不可逾越的阶段。在规划设计中，工业用地的空间布局、发展方向、用地规模直接导致碳排放的高低；在规划实施时，要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加大淘汰污染工艺、设备和企业的力度；对限制产能的电力、煤碳、钢铁、水泥、有色金属、造纸、制革、印染等行业提高准入标准，控制发展备用地、限制发展规模，以低排放高能效为目标，以改进生产技术为推手，增加城市发展的持久动力，并逐步改善城市生活。
3．2交通规划
交通规划要从两个方面实现：一方面对传统交通模式的逐渐式绿色化改造。控制私人交通出行的数量，例如单双号运行制度，在单位排放为一定的情况下，降低城市交通的碳排放；运用先进技术和燃料能源替换，降低单位私人交通工具的碳排放。另一方面规划开发新的绿色交通模式。开发多样化的运输系统，包括良好的轻轨系统并辅以必要的公共汽车，有方便的自行车道和人行道；把地铁、主干道的公交和自行车的换乘紧密结合在一起，实现地铁到一般公交的零换乘，以及地铁或一般的公交与自行车也实现零换乘，大大降低交通能耗，减少污染，并向人们提供锻炼的机会。这是一种一举三得的局面，运送量更大，空气更清新、锻炼更方便。同时小汽车少了，意味着停车场可以转变为公园，创建更加文明的城市。
3．3节能建筑的普及和推广
在低碳城市规划中，节能建筑的普及与推广具有重要的意义。建筑设计与施工方面，要按建筑节能标准65%以上进行。在建筑节能方面，要大力推行太阳能屋顶计划，目前太阳能电池板和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下降，可以此为契机，扩大太阳能适用范围，促进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的快速发展。在小区的生态式能源规划中, 把太阳能、风能, 电梯的下降势能、沼气能通过各种技术等组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内部的可再生能源网络, 从而使居住小区从能源消费场所转变成为能源的生产体。在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方面：采用低冲击开发模式，让城市发展与大自然达到适应性共生，模拟生态系统循环。保持原地表水的径流量，保证建筑、小区、道路都可以充分渗透吸收雨水，从而维护水循环。
3．4基础设施及绿化建设的完善
绿色基础设施的完善是低碳生态规划的重要部分，主要包括：城市垃圾废弃物处理设施，大气净化设施，污水处理设施和噪音弱化设施等等。绿色基础设施的规划不能仅仅局限于城市内部的设施完善及自然绿化带、城市绿洲建设，还要综合考虑城市内外两个系统的相互作用。大力推动城市近郊和远郊的绿化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 通过植物光合作用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以有机碳的形式固定在植物体内或土壤中，从而减少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浓度。利用绿化造林、再造林以及加强农业土壤吸收等措施，增加植物和土壤的固碳能力。近年来国际已经开展了广泛的生物固碳技术开发与应用，加强农业和林业的管理，保持生态系统的长期固碳能力；同时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并通过选种、育种和种植技术，增加植物的生产力，增加固碳能力。
一、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预测对规划建设用地规模有关键性的影响作用
在城市规划的编制过程中，对中长期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的预测直接影响着相应时段内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的规划与确定。目前，确定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的基本思路，一般是首先预测不同时期的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得到估算的市区人口数，继而推算出城市的建设规模，并通过规划加以确认，成为土地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当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预测得比较大时，按既定的人均建设用地标准，城市规划建设用地规模也大，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口规模预测偏高、将浪费宝贵的土地资源，使部分基础设施闲置或利用率很低，影响到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发挥。但是，如果预测偏低，将造成建设用地紧张，影响城镇正常有序地发展。只有适宜合理的人口规模，才能保证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合理预测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是控制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保证城市规划对城市发展发挥有效调控作用的一个关键性前提。
二、当前人口规模预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预期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容易被高估
由于预测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与规划的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有着直接的正相关关系，使高估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具有现实的动力。从报送审核的总体规划中我们发现，有的城市不顾过去几年人口净迁入量下降的实际情况，以及难以出现的大量外来人口迁入作为依据，预测当地未来十几年间的人口增长率比前10年平均增长率高出几倍；有的城市预测城市化水平远远超出实际增长可能，这些高估的数据和据此推算的结果，一旦在城市规划中加以认可，将导致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的不合理扩大。
（二）缺乏规范的预测方法
预测人口规模的方法很多，如综合平衡法（平衡增长法）、劳动力需求法、区域城市化分割法等。但是，这些人口规模的预测方法都有其局限性和适用范围，不应随意采用，即使是同一种方法，针对不同情况也要进行必要的调整。目前有的城市总体规划，并不考虑预测方法的适用性，选取的目的性很强，有的甚至是先确定人口规模多大，再采取可用的方法进行推导；有的规划同时应用几种方法进行预测，似乎是为提高预测的可靠性，可实际上不同方法的预测结果相差很大，有的相差20％以上。另一方面，人口容量和环境承载力对城市人口规模的约束作用，也没有在现有的预测方法中得到科学和合理的体现。
(三)预测中采用的数据来源不规范，随意性大
预测所依据的数据，如城市历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机械增长率、城市化率等是决定预测科学性与准确性的重要内容。但在现有上报的一些规划中，对上述数据的选取随意性大，来源不规范，有的数据并非统计部门的；有的只选择短期内的数据作为预测依据，不能反映中长期的变化规律；还有的同一时间的同一指标，却在不同方法中选择不同的数据；不同城市规划工作的深度存在差异，所使用的指标口径不完全一致，这些都直接影响预测结果的科学性与可靠性。
(四)区域内各个城市间的人口规模预测缺乏衔接
当前，多数城市都假定自身的人口机械增长率和城市化增长速度将继续上升，并在规划期内始终持续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但一个关键问题却被普遍忽视了：支撑机械增长和城市化的流入人口从哪里来？统计数据证实我国人口流动仍以省内流动为主，除了京津沪等特大型城市，多数城市吸纳的都是区域范围内的农村或次一级城市的人口。虽然我国是人口大国，但区域内可以流向城市的人群在总量上仍是有限的，很难满足区域内所有城市都“做大做强”的人口需求；更重要地，城市在区域内的分工与定位，以及区域内其它城市发展对本城市吸引外来人口的影响，目前都没有在当前城市人口规模预测工作中得到重视。城市间的人口需求缺乏整体协调、规划缺乏衔接，必然导致区域内有些城市的人口发展达不到预期目标，规划指导发展的作用得不到体现。
(五)缺乏规范预测和审核工作的具体有效的法律法规
国家一直十分重视城市规划工作，1990年颁布实施了《城市规划法》，建设部1991年出台了配套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各省市也多出台了相应的规划条例。针对城市规划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国务院先后多次下达加强城市规划工作的有关通知。但是，规范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预测的相关法律法规一直没有出台，只在《城市规划编制办法》中的第十六条提到要将“提出规划期内城市人口及用地发展规模”作为规划的内容；另外，在《建设部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规划工作的通知的几点意见》(建规字(1996)525号)，原则提出了预测人口规模工作的要求是“对城市人口规模，要综合分析，科学测算”。这种情况，既不利于预测工作的规范开展，也给有关部门的审核和决策带来实际问题，不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
三、几点建议
(一)树立起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预测工作的指导思想
有关部门应在相关文件中要求地方在编制城市规划时，从国情和市情出发，从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出发，避免片面追求城市化率，盲目和过猛扩张人口规模和城市规模的倾向。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加强政策研究，提出分类指导的意见，使规划的城市能够把握中长期大中城市与城镇的发展格局，把握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的适当进度，既考虑到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趋势，又做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等承载能力的衔接平衡，同时要兼顾区域内的城市分工与协作，恰当估计本地城市化发展水平，实事求是地确定城市发展目标和规模。
(二)完善科学预测的方法
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密切合作，组织有关力量，对新时期城市总体规划中预测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的基本方法进行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础上出台相应的文件，以规范和依法指导城市规划编制过程中对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的预测工作。在此基础上，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明确审核的内容和标准，建立咨询和评价制度，使决策更加科学化、制度化，提高办事效率，增强透明度。
关键词：世界城市城市规划 大都市圈
一、近代东京的城市发展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充分认识到其与西方的差距，确立了以东京为主的都市优先发展战略。东京超越大阪一跃成为全国工业中心。
伴随工业化发展而来的是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一战期间，日本人口第一次向东京等大都市集中，短短20年，东京人口增加了三倍，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工业化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工业化带动城市化是世界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东京城市的发展、城市空间的扩大主要是由经济的发展推动的。由于增加了工业城市的性质，以及随着产业资本、人口及以四大财阀为首的企业中央管理功能向东京的集中，政治、经济双重中心功能的聚集为东京日后成为世界城市并形成以其为中心的大都市圈奠定了基础。
二、高速发展的东京与世界城市的形成
（一）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1、在战后复兴阶段城市建设的中心是住宅和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控制城市规模的扩大为其主要政策目标之一。在区域开发和城市建设的制度性框架的构筑方面取得很大成就。一系列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将城市建设与开发纳入法制的轨道。此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东京城市建设和开发的推进，很大程度上是以国家政策的理念为中心，以大型国家和区域性项目开发为载体而进行的。
2、经济高速增长期各类产业设施进一步向东京及首都圈聚集，交通堵塞、基础设施不足，居住环境恶化、开放空间缺乏等城市问题日益严重。此时的城市政策不再是消极的控制，开始更多地关注城市功能的空间布局，通过一些大型公共项目的实施，引导产业功能布局和城市结构转型。
为促进产业设施的分散，积极进行卫星城、副都心及新城的建设和开发。同时，在奥运会筹办过程中，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和高速公路网建设取得了极大成就。
在城市开发中，交通、住宅、公共配套设施等一体化开发模式和以公团为主体的开发模式发挥了极大作用。城市开发项目的制定和实施，仍以国家政策和区域规划推动为主。
3、稳定增长期随着经济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在产业转型带动工业设施向地方分散的同时，第三产业和商务功能进一步向东京聚集，土地的投机性开发和房地产泡沫加剧了这一趋势，也导致居住向远郊区分散。
此时城市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大力推动商务核心城市建设，加强区域通网络的完善，积极引导城市功能分散，促进多核型城市结构的形成。
配合建设国际中心城市的政策，大力推进副都心和商务核心城市的开发。这时的城市建设和开发具有项目大型化、综合化和超前化的特点。随着扩大地方自治权、增加民间开发的呼声日益高涨，出现了政府与企业联合开发模式。在制定基层规划时，市民的参与度在扩大。
4、后泡沫经济期1990年后，东京在经济建设、人口规模等方面，都进入战后前所未有的负增长期。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老龄化对城市生活和产业发展的影响日益明显，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在转变城市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使城市建设、开发的社会环境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这时的城市政策不再单纯强调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而是明确提出提高城市生活，调整各项功能的空间布局，将建设的重点逐渐转变以居住与就业相平衡的生活圈建设。
在以生活型城市为目标的城市建设中，城市开发的模式也从以前的政府主导型，更多地转向以民间开发和市町村基层自治体为主体的开发模式。
（三）东京大都市圈的规划与发展
大都市圈的建立与发展是各国政府解决因高度集中所产生的各类城市问题的一种方法，也是保持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同时，它也是东京世界城市的重要支撑。
东京都市圈的规划建设历经五十多年，这是一个以东京都为核心，以京滨、京叶临海工业带为依托，距东京都心半径为100公里的环状大都市带。由里到外分为三层，内层是东京市中心，又称核心区；中间是距都心50公里范围内的东京都市圈，包括一都三县；外层是涵盖100公里范围内的一都七县的首都圈。东京人口最早的增长点在内核区，1950-1960年间，其区域内的人口增加到300万。此后，随着产业等向郊外的分散，以及都心区地价上升、生活环境恶化等原因，人口向郊外迁移。交通设施完善及郊外住宅开发加速，使“中层区”成为东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人口的增长点。1960-1980年间，其中层区的人口以每10年500万的高速度递增。日本经济进入稳定发展期之后，出现了人口、产业向地方分化的征兆，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经济泡沫崩溃，日本经济一度出现负增长，减缓了人口向东京大都市区的集中。加之晚婚化、非婚化、少子化等原因，致使东京大都市区的人口增长趋于稳定。近些年，成为该地区的一个发展亮点。
1、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东京大都市圈的五次规划
战后，日本的国土规划在剧烈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影响下，经历五次大调整，与此相对应，东京大都市圈的规划发展也历经五次大的修订。
1953年的《东京町村合并促进法》，促进了东京郊区的城镇化。在人口、产业集中、街市化区域的扩大及汽车交通发达的背景下，1956年出台的《首都圈整备规划》，受大伦敦规划影响，把原构想的40公里东京圈扩大到100公里。日本政府原想通过此计划，加强东京郊区的开发，以分散东京市中心人口，但结果是，由于郊区的开发和迅速的城市化，反而吸引大批地方人口到东京，使东京圈一跃成为拥有2500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都市带。
第一次规划（1958年）主要目标：1、明确东京23区和区域，包括作为“现有城市化地域”开发区存在的横滨，规范新工厂、大学等建设；2、在东京23区10公里范围内分配绿化带或郊区地带，把城市建成区限制在郊区地带以内；3、在周围地区明确“城市发展地区”，并将其发展成制造中心，以吸引人口和工业的集中。
这个规划是以伦敦规划为范本制定的。此时，工业发展主要是重化学工业。随着经济和工业向东京的过度集中，东京作为国家经济中心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其在全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地位不断得到加强。
第二次规划（1968年）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各项功能向东京一极集中的现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为适应这一形势，东京大都市圈被作为一个大都市复合体加以规划，1“现有城市化地域”的城市空间被作为中心管理功能之用；2在“郊区发展地域”，城市化被有系统地提升，但要求与绿化空间相协调；3在“城市发展地域”，以建设卫星城为重点。
第三次规划（1976年） 虽然京滨工业带是日本最大的工业区，但东京在经济方面的突出地位并不反映在它的工业产值上，而是体现在它所具有的日本企业界经济管理中枢的作用上。日本乃至世界第一的大公司云集东京，丸之内和大手町一带各大公司总部大楼林立，堪称日本经济的心脏。同时，东京作为与纽约、伦敦并列的世界三大金融中心，其金融地位遥遥领先于日本其它城市。成立于1949年东京证券交易所后来居上，已成为仅次于纽约华尔街的世界第二大股票市场。
办公功能在东京市中心的集聚导致地价上升，此次规划建议对城市核心区加以选择性地分散，其中商业功能向郊区疏散。规划的另一个特点是对安全性的关注和环境保护以及资源的高效利用。在东京大都市的各个地域形成了一种社区模式。
第四次规划（1986年）决定在东京采取一种多中心的城市片块结构。依据以分散、均衡、协调为目的的“多心理论”。通过建设多个副都心，分散城市各类中心机能，使东京形成一个多核心的开放式的城市布局，使这个巨大城市呈现全面繁荣的局面。
为此，东京加紧了对新宿、涩谷、池袋、上野・浅草、临海等副都心建设。现如今，作为开发最早、规模最大的新宿副都心，其繁荣已不亚于都中心的银座，加之都厅的迁入，大有取而代之，成为新都心之势。东京的城市结构也随着多个副都心建设而形成了一个多心型的城市布局。
第五次规划（1999年）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后，IT产业和经济全球化导致工业结构的变化。这次规划致力于建立东京大都市圈各个分区之间的网络结构，社会经济保持本地特色，提升区域活力，保障其安全和舒适的生活空间。此外，通过调整工业结构实现城市地区的重构也得到了关注。
战后，东京大都市圈规划的主要目地是分散东京市中心的人口、工业经济等功能，避免过度集中现象的出现。但持续增长的理由从来都是对更高收入的期望和对公司更高效率的追求，尽管对大都市功能的关注已持续了很久，对规划的实施也做了最大的努力，但与此相反，许多功能在东京及其大都市圈的过度集中并没有被完全遏制，东京一再就新出现的城市问题修改并制定新规划，城市空间不断向外延伸，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核心的地域结构。
2、东京大都市圈得以形成发展的原因
东京圈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优越的地理位置：东京位于日本最大的平原-关东平原，地理位置优越，气候宜人。便于居住和交通网络的发展，人口的集中致使城市不断扩大。2)独有的地位优势，使以首都东京为中心的大都市圈具有日本中枢的支配地位，集金融、工业、商业、政治、文化中心于一身，是日本社会经济最发达、经济效益最高的地区。同时它还具有国际间发展的最佳区位优势，是新技术、新思想产生的“孵化器”。3)结构空间特点：经过50年的发展，东京大都市圈在空间上形成一个沿海岸延伸的带状城市群结构，这是一个以东京为中心，加之周围一群中小城市和市镇组成的一个城市群体，首都东京是这一城市群人口和产业集聚的引力中心。4)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工业化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大城市工业化的发展，使人口与产业在空间上不断向其集聚的同时，也向其郊区扩散，进而形成众多地域相连的大都市圈。科技的进步、规模经济效益促使产业与人口在空间上集聚与扩散，这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阶段。5）优先发展交通的促进作用：东京大都市之所以能够在过去50年里持续发展，成为世界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其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起有关键作用，交通运输业和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是其发展的重要特征。高密度的公路、铁路网络，加强了东京的聚集度，并对大都市规划中提出的疏散政策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它是大都市圈发展的一个主要驱动力，对许多城市活动的效率也都有重大影响。
三、东京未来10年的发展规划 [ 「10年後の京ヘの行プログラム2010东京都知事本局计划调整部计划调整课编]
面向21世纪，东京明确了其作为“世界大都市”的城市发展定位，2007年东京都制定了最新的东京未来10年（2007-2016）发展规划。作为世界城市的东京，对未来规划设定了八个目标；1、以水和绿色焕发东京的活力；作为世界城市，水和绿色在城市建设中最为重要。它是建设舒适东京最为重要的条件。2、依托三环状道路建设，使东京交通产生巨变；作为国际大都市，必须要解决城市交通问题，交通设施的建设要给未来的发展留有空间。这是建立便利东京的必备条件。3、建设世界上环境污染最少的都市；在环保得到全世界普遍关心的今天，大都市在节能减排方面的做法对全国具有深远影响。4、加强都市防灾能力，提高首都东京的信誉；作为多灾的国度，防灾工作要摆在都市政府的首要位置。作为一座上天入地的立体城市，高层建筑的防灾、逃生、救援十分重要，因为灾害对大都市的影响力是巨大的。5、创造可以让人安心的少子超高龄社会的都市典范；推动高龄人和残疾人安心、稳定、自立的生活，强化急救医疗体制，满足市民多样化的保育需求。6、以都市魅力和产业能力确立东京的地位；培育具有丰富自然和文化资源的东京，发展以文化为主的第三产业，强化旅游观光业，以此向世界展示东京的魅力。7、建设具有创新挑战性的社会；充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培育富有个性和能力的人才，建立留住人才的机制十分重要。8、通过体育竞赛带给肩负未来的孩子们以梦想；对人才的培养，不能只注重书本的学习，更要提高全民的身体素质。东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转折点就是从东京奥运会开始的，为此，东京要实现与世界相连的运动都市的目标。
东京都订立的 “东京未来10年”规划，是为了让东京在经历高速发展后变得日趋成熟，并转变为更具机能性且更具魅力的城市。希望东京在环境、安全、福利、文化、观光、产业、体育等领域有更高层次的成长。希望东京通过10年的努力成为21世纪世界新城市的楷模。
四、在政府规划主导下的世界城市发展模式
资4亿元参与该项目，成为国内首个市场化运作的城市CBD项目。
关键词：武汉CBD；城市规划；市场化运作；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
在市政府“市场化运作”创新思路下，CBD规划也历经了一条不平凡的创新之路。从96年城市总规提出到2004年CBD总体规划获得市委、市政府批复再到现今完成CBD20个管理单元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及修编，历时10余年。CBD从最初的规划就得到了政府、企业、专家等各界的关注和认可，为后续开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另外，规划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开放交流的平台，武汉CBD规划一路走来，聚集、吸纳了各方的建议，也累积、提炼出适合自身发展的经验模式。在此通过本文的简要梳理，与大家共同探讨，同时也使更多的人了解武汉CBD规划。
一、市场运作下的独特规划编制组织模式
与通常的国内城市CBD建设不同的是，泛海集团参与武汉CBD项目时该领域的城市规划还处于空白，今后做成什么样子是个未知数。我们深刻的意识到，CBD蓝图不仅仅是个大型房地产项目设计，也是一项“造城”的规划，更是城市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项工程不仅关乎企业的切身利益而且更关乎城市的形象和功能。如何有效推进，值得我们深思。结合项目本身“市场化运作”的模式，武汉市政府提出武汉CBD规划采取政府主导下的“业主负责制”模式，明确泛海集团设立的武汉王家墩中央商务区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BD公司）作为CBD项目业主负责组织规划的编制，市政府及规划管理部门负责对CBD规划的审批和统一管理。
众所周知，法定规划理应是由政府规划负责编制的控制层面规划，包括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武汉CBD总规及控规的编制由于其项目运作方式的不同，政府赋予了业主参与、配合规划编制的特殊职能。市政府成立CBD开发建设领导小组下设项目指挥部，由市指挥部与市规划局负责主持、指导CBD规划的编制，CBD公司与武汉市规划院共同组成联合工作组负责具体方案的组织、编制工作。
二、武汉CBD规划体系的建立
CBD规划设计是项系统性工程，为了能够做好武汉CBD规划，CBD公司通过对国际典型CBD和国内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CBD规划组织、操作模式的调研，提出了从总规到详规到专项规划的CBD规划体系。武汉CBD十年规划历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通过40余项规划研究与设计工作，基本实现了CBD伊始提出的“建立CBD规划体系”的规划设想。
三、不同层次CBD规划设计中的实践与创新
1、从经营策划到区域规划，实现总体规划编制模式的创新
武汉CBD总体规划从一开始就体现开放和务实的特点，在政府主导与市场化运作的规划工作思路指导下，采用“1+X”的规划研究模式，以我为主，博采众长，通过基础研究、商业策划、专题研究、国际咨询与方案综合五个阶段的工作，吸纳世界CBD建设的最新成果和经验，最终形成具有世界最新规划设计理念，符合武汉市地方建设与发展要求的CBD规划。规划重点突出前期策划与规划之间的转化过程，通过邀请国内主要CBD总规划师组成专家编委会，共同将麦肯锡完成的CBD策划转化为《规划建议书》作为指导规划编制的重要技术文件，实现了“经营语言”到“规划语言”的转化，为总体规划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以片区开发策略为主导的区域规划总控模式
为实现各片区整体开发，打造区域高品质的生活、活动空间，通过前期范湖启动区片区的实践，我们总结出一套适合片区开发“规划总控”模式，并运用到后期的规划设计中。根据各片区的功能特色，选择一家适合、一流的专业设计机构作为区域的总规划咨询机构，负责协助业主把控区域规划的实施和后期各项目设计的规划管理和控制。例如启动区及北部山体公园周边区域聘请美国HOK公司作为区域规划总控，编制区域修规及城市设计，并参与区域内具体开发项目的设计和规划咨询；在核心区以国际顶尖城市设计及超高层建筑设计公司――美国SOM公司作为规划总控，编制完成核心区城市设计，为更有效地核心区控规编制及管理提供了基础。
3、利用专项规划提升CBD规划的品质，实现规划创新
武汉CBD规划过程中收集了众多国际CBD规划设计的先进理念，并通过综合、筛选，应用了适合于武汉的设计理念。为了能将这些先进理念落实到具体的CBD规划中，CBD公司竭力配合规划部门通过专题调研、专题研究、专家研讨等方式，针对各专题形成了专项规划，确保规划理念的实现。例如在国内率先实施CBD规划环评，成为国内首个通过规划环评的CBD项目，明确了CBD在水、气、声、渣等环保方面的原则和措施；通过对CBD整体地下空间价值的专题研究，开创性地编制完成武汉市首个区域性地下空间规划，成为城市首个地下空间综合开发试点项目，实现了CBD地下空间整体规划、整体开发、统一管理的创新；为了引入城市地铁资源，利用编制CBD轨道交通衔接规划的有效方式参与到城市轨道交通线网修编中，成功将地铁3、7、10号线引入核心区，提升CBD轨道交通线网覆盖密度同时极大提升了土地价值；园林景观方面CBD邀请国际顶级景观设计机构量身设计山体、水体两大公园项目，编制CBD绿色景观特色规划，着力提升市政道路景观特色，实现“点、线、面”立体化CBD生态景观特色。
四、“业主负责制”的规划模式实现城市和企业的双赢
从政府角度，城市必须打造自己的品牌，提升自己的形象，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从企业角度讲，必须按照市场的需要来设计产品、制定规则、招商引资。实践证明，通过规划的杠杆作用两者可以找到平衡点。武汉CBD的规划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反复磨合，最终政府和企业携手，共同谋求城市发展大计的过程。我们意识到“只要城市增值，城市中的一切都会增值；有了CBD这个亮点，城市就会增值”，为了共同的目标，我们应该求大同，存小异。
通过十年CBD规划编制过程中的不断磨合，CBD规划已为武汉市未来承载华中中心城市和经济核心绘制了宏伟蓝图，并随着CBD数百万方的开发项目和基础设施的高速建设正逐步实现。与此同时，企业也通过规划过程中有效方法，获得了自身合理的利益。
一方面，企业通过参与规划编制和后续的适时修编，结合市场发展需求，对政府出让用地和开发总量进行合理细化，从用地性质、指标条件最大化地挖掘、发挥土地价值。例如通过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的论证沟通合理将会展用地规模从25公顷缩减为10公顷；CBD控规编制阶段，通过提出3:2:5的商务、混合和居住“混合功能”配比的思路，实现单个最小开发单元内多业态的复合和兼容性；规划实施阶段，通过对CBD东片、西部居住区、核心区的规划进行新一轮修编，尽可能减小因CBD现状条件、重大基础设施调整对项目业主合法利益的影响。
另一方面，通过规划编制，争取到更多的城市资源和政策支持，提升企业土地价值。例如，政府加大CBD地铁、二环线、长江大道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纳入城市重点工程管理，开通规划管理、建设管理等方面的“绿色通道”；列为“地下空间综合开发试点项目”，出台相应的地下空间管理办法，促进商务区地下空间开发等。一系列政府决策和政策，为CBD建设和发展建立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
【关键词】 资源 环境 城市化 集约型
城市化过程是指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人口不断向城市地区集中和转化的过程。城市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我国城市化进程表现为速度过快、地域差异显著以及城乡二元结构明显等特征，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约束形势。
一、我国的城市化的基本特征
1、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资源供需矛盾突出
1996年开始，我国城市化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快车道。我国的城市化率由1996年的29.37%增加到2010年的47.5%，年均增长1.29%。这个速度超过欧美等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1倍以上。据相关预测，到2015年我国城市化率要达到52%左右，逾时城镇人口将会超过农村人口。与此相对应，我国的城镇面积也将不断扩张，伴随的是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等多方面投资需求，土地供需矛盾将进一步突出，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
2、城市化出现“集群式”特征
由于产业升级、产业转移以及国际国内产业分工调整导致的城市化及其速度的空间集聚日趋显著。在我国上海、广州等一些大城市地区，城市新区与郊区新城纷纷涌现，出现了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的快速增长现象，在经济发达地区则进一步出现了城市群现象或集群发展模式。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广西北部湾和环渤海地区，全球资本、技术、信息、劳动力、智能管理等活动与交流日趋集中，逐渐形成了以一个超大型城市为核心，集聚着众多城市的城市密集区，城市发展由“独立式”为主转变为“集群式”为主。
3、城市化水平空间异质性日益明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逐步扩大，直接导致了东西部大的区域空间上城市化水平的质与量均有显著差距。东中部地区已经形成了以民营企业为依托的小城镇广域分布，并出现了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三个城镇密集地区，具有较为完善的城镇体系以及较高质量的城市化水平。而西部地区城市化主要依赖资源型工业和重工业，城市布局相对分散，城市化质量较低。城市化的省际与省内发展也同样差异巨大，其中京、津、沪的城市化水平最高，黑、辽、粤、苏、浙、闽、琼、鄂等省区的城市化水平次之，其他省和自治区的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
二、城市化发展对资源环境的消耗规律
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环境问题是与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在城市化的各个阶段，各种资源环境要素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不同，资源环境的变化特征和主要问题也随之不同。城市化与资源环境关系的演化，可以透过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过程揭示出来。通过总结可以发现，城市化进程中资源环境的消耗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规律。
1、城市化与资源环境的消耗规模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化对资源环境的需求在总量上是不断增加的。同时，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城市发展对资源环境的消耗也是有差异的：先是缓慢增长的阶段，再经历加速增长阶段，最后又到缓慢增长甚至略有降低的阶段。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城市化的发展具有阶段性规律，大体沿拉平的“S”型曲线推进（如图1所示）。
在城市化初期，城市化水平低，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城市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空间扩张和居民消费需求，对资源环境的消耗相对比较少，速度也不快。在城市化中期，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工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人口加速向城市集聚，城市规模快速扩大，城市化发展对资源环境的消耗也进入快速增长期，资源环境消耗的规模不断扩大。在城市化后期，随着城市化水平的稳定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城市化不再是简单的数量扩张，而是内涵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城市内部结构的调整、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此时，城市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资源环境消耗少的第三产业在经济增长中占主导地位，对资源环境消耗的速度因此逐渐放缓，消耗的数量趋于稳定。到城市化成熟阶段，城市化对资源需求的增长，主要来自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尽管在技术进步的作用下，资源利用效率和污染控制水平会不断提高，但由于居民消费水平仍将缓慢提高，至少不会降低，因此资源环境的消耗总量即使有所下降，也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2、城市化与资源环境的消耗强度
关键词：城市规模；规模政策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规模政策的演变轨迹及其争论焦点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规模政策演变的历史轨迹
1978年3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会议制定的《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的方针，“大城市的规模一定要控制”，“中等城市要避免发展成大城市”。这是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城市规模发展的指导方针。
1980年12月，国务院批转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指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是我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方针。”
1990年4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对城市规模和发展方针进行修改。其中第四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促进生产力和人口的合理布局。”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定的城市发展方针，也是至今仍在执行的城市发展方针。
总体而言，从1978年的“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到1980年的“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再到1990年的“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我国的城市规模政策和发展方针经过了几次调整，客观上反映了我国城市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经济发展的历程。
（二）我国城市规模政策的争论焦点
改革开放后，关于我国城市规模政策的讨论日益激烈，争论焦点在于大城市规模要不要控制，发展小城市（镇）是否我国城市化的唯一道路。针对这一争论焦点，根据各派的核心指导思想，大致可归结以下三个主要的观点范畴：
1、大城市重点论。大城市重点论认为：积极发展大城市，反对把小城镇作为中国城市化的主要途径或唯一途径。大城市是千百年来人类政治、经济和文化精心营造的成果，包含了社会前进发展的根源性动力。大城市的集聚效益、规模效益和范围经济高于中小城市，实践证明大城市的超前发展是工业革命以后存在于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中国也不会例外。根据经济地理学的极化－涓滴效应，经济发展前期，大城市将起着带动、溢出和示范性作用；而在经济发展后期，二者将呈现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一体化关系。而在这个漫长过程中，大城市始终是以高姿态、高标准统领着双方的发展。
2、小城镇重点论。小城镇重点论认为：发展小城镇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唯一道路。这是由我国实际国情所规定的，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转化成为中国城乡发展的大问题。由于我国城市发展尚不健全，蕴藏巨大隐形成本，使得我国城市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量十分有限，这就从客观上决定了我们要走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和复兴小城镇，“就地城市化”的道路。另外，小城镇和大城市共同发展，承认小城镇发展的公平权利，维护广大农民生存与生活的发展需求，是我国社会主义本质和实现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的总体利益与长远利益。
3、中等城市重点论。中等城市重点论认为：大城市和小城市更自均有其难以克服的弊端，应当确立以发展中等城市为中心的城乡网络结构。中等城市重点论带有强烈的中性色彩，介于上述两种观点之间。他们指出，大城市规模的重点发展，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观点而言，最终会造成大城市病，同理，小城镇规模的重点发展，则会耗费现有经济资源，舍本逐末，难免会造成小城镇病。为了克服这发展的两个极端，发展中等城市无疑是一个中庸性选择。
二、对我国城市规模政策争论焦点的分析
（一）对大城市重点论的简要分析
根据上述城市规模经济模型的理论分析，单纯从数学统计范畴，我们似乎容易论证积极发展大城市规模这个观点的正确性。然而，笔者认为，在我们运用经济模型与数理统计解析城市规模政策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该模型运用的边缘性和基于该模型建立起来的合理城市规模，即当运用该模型对大城市重点论进行分析，该理论的不足之一体现在它没有考虑到城市规模拥有随时间变化自我更新能力。
城市规模的自我更新是多种内外因素共同合力的结果，而这种合力并非单纯依靠于人口和土地指标所能限定。当城市规模仅受人口或土地规模变量影响时，变动量依循曲线形态变化，但是当该城市规模受人口或土地规模之外的因素影响时，模型的曲线状态将随着城市的自我更新能力而不断移动，曲线交点随即变更，合理规模的存在和讨论应该考量时间尺度。因此，支持大城市重点论的经济模型数量体系需要加入时间推移的城市自我更新能力的考量，不存在对任何时期都适用的大城市重点论，也不存在一个对任何时期都适用的合理城市规模。
另外，积极发展大城市并没有考虑到城市规模隐蔽的社会成本，这也是大城市重点论为人所诟病的地方。很多学者在中国城市集聚与规模经济的背后，从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等多元角度出发引申出大量的家庭暴力、子女教育、伦理关系、身心状态、传统文化保育等诸多成本消耗问题，这种对城市的有形物质消耗与无形精神削弱统称“城市病”。而对“城市病”的分析正是大城市重点论和该模型没有充分意识到的，进一步说，大城市重点论没有充分衡量我国重点发展与和谐发展之间的平衡点。
（二）对小城镇重点论的简要分析
在运用巴顿城市规模经济模型进行城市规模政策分析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该模型两个极端点1点和3点。城市规模在一定时期内与经济效益成正相关，而这个正相关的起点正是1点。只有在1点与3点之间城市规模，才有资格谈论经济效益的持续提升。
《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城镇人口只有达到15万人才能发挥城镇的集聚规模效益。2002年我国建制镇平均人口规模为0.73万人，虽然近几年的规模有所提高，但要正常发挥城镇的集聚规模效应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目前，全国镇区人口超过3万人的建制镇不到1000座，县城平均只有8万人，而县城以外的建制镇人口超过5万人的不足400座。另外，城镇基础设施不健全、不完善，基础投资成本偏高，使用效率低下，第二、第三产业发展阻力较大，对周边地处的涓滴效应不足，不能带动区域性的经济增长，统计数据表明真正有发展前景的小城镇比例实在不高，绝大部分城镇规模远远在1点以下，人口分布不均匀，造成小城镇人均土地规模过剩，即处于第Ⅲ阶段，在土地面积一定的情况下应该加大配套因素的投入。
然而，对小城镇的这些不足的弥补需要源源不断的庞大的资金链投入，甚至需要动用城市发展的贮备资源以做弥补，加之我国小城镇地理空间分散度高，区位条件、经济条件和发展潜力参差不齐，这样，小城镇发展所引致的极化――涓滴效应，集聚与扩散机制究竟何时显现，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否能支付起这个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呢？这是坚持小城镇重点论者难以解决的困局。
（三）对中等城市重点论的简要分析
中等城市重点论带有强烈的中庸性色彩，这种中庸性色彩将带来中庸性结果。
位于巴顿城市规模经济模型的中间点，即大致为中等城市的人口规模，可以获取比较大的经济效益。然而，单方面重点发展中等城市意味着牺牲一部分大城市趋向于自身更合理的成本－效益规模的权利，即在中等城市的重点发展的背景下，相对减少的城市经济效益能换来比中等城市更大的综合效益，中等城市发展的机会成本是十分巨大的。这种城市综合效益是由人口的规模效益所带动的，夏小鲁在《优化城市规模，推动经济增长》中的研究成果指出，针对中国人口现状的实证分析，人口规模200万大致为模型最优点2点。因此，这种以隔断大城市适宜发展而取得的高经济效益换取中等城市的平稳性增长似乎并不值得。另外，与对小城镇担忧一样，我国中等城市发展的拉动作用也需要进一步的思考，中等城市的溢出效应、社会文化和影响力范围有待深化，城镇乡村之间公平、共享发展机遇的问题也将愈发尖锐。中等城市在一段时间能否有效承担小城镇与大城市之间衔接角色，能否对大城市多元影响进行有效承接与利用也是一个疑问。
这种处于小城镇与大城市两难处境的中等城市重点论，与其说是中庸性的选择，倒不如说是城市效益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抵消而形成的中庸性结果的体现罢了。
三、对我国目前城市规模政策的总结与反思
（一）目前城市规模政策存在的问题
结合上述利用城市规模经济模型对我国城市规模政策的分析，可以看见每一个观点都有其合适与不合适的一面，具体表现在我国目前实行的“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所引申出的许多社会问题。在这些问题的探讨和分析上，结合了城市规模经济模型的理论基础和视角，作者认为我国目前城市规模政策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
1、单纯的规模政策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城市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这种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规模的扩张，但这种规模的扩张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它必须建立在城市的其它发展条件和内外影响因素之上。这个连续的动态过程在每个人口聚居地都有其自身发展与停滞的发展规律，不会以人为划定的规模界限为转移，如果不考虑城市发展的其它条件而只进行单纯的规模控制，就没有抓住城市发展的根本问题，也就没有充分把握前文所述的城市规模拥有自我更新的能力的观点。
2、笼统地说“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不妥。从经济效益上看，随着城市规模的提高，城市总效益有逐步上升的趋势。一般来说，城市是具有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的，但城市规模和城市的经济效益又不一定具有正相关关系，关键还在于城市自身的内外发展条件是否协调。如果城市的发展健康有序，规模大点并不见得是件坏事。
3、目前的城市发展的规模政策不能适应全国所有地区。我国地域广阔，城市规模也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而目前城市发展的规模政策，不可能同时适用于全国各地。况且我国的城市发展方针自形成以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而国民经济却有了飞速的发展，并且已经实行了市场经济，所以单纯的规模政策就更不能绝对指导现今城市的发展了。
4、城市发展的规模政策不能保证城市规模一成不变。退一步来说，即使从理论上得出了一个最佳的城市规模，由于城市发展条件的千变万化，我们既不可能把小于这一规模的城市变得很大，也不可能把大于这一规模的城市变得很小。因此笼统地选择某一级别的城市去发展或者严格控制是与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相违背的。
（二）存在问题的解决思路：合理城市规模政策的内涵核心
城市规模伴随城市自我更新而变化，城市规模政策理论上也应该具有伸缩的弹性，这种弹性在区域上符合特定地区发展的实际，时间上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作者认为：只要城镇的发展符合该地区要素禀赋的可持续发展时，市场、文化与法律三者将会共同作用，相互制衡地为这个地区确定一个合理的城市规模，而且这个“合理”体现在自觉形成的城市规模变动拉伸S型发展曲线。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建立的城市规模最终将位于S型发展曲线的至高点，而且规模增长的快慢与S型曲线斜率成正相关，这个至高点就是最符合地区实际、国家发展和人民需要的城市规模，否则，人为地进行力量打压和揠苗助长，最终只会付出代价和机会成本而徒劳无功。
可持续发展是合理的城市规模政策的题中之意，既包含在政策之中，也指导着政策的发展，它作为城市规模政策的内涵核心和重要价值判断标准，时时刻刻带动规模向合理化发展，带动规模政策向合理化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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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北京;城市规模;经济
截至2015年底,北京常住人口为2151.6万,接近澳大利亚人口的2400万。从表面上看,这给我们很大的错觉,许多人立刻指出北京人口太多了,已经超过了应有的极限,控制人口数量迫在眉睫。果真是这样吗？目前北京城市规模真的到了必须予以限制并大力疏解的程度了吗？城市规模的合理水平到底由什么来决定？面对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应如何看待北京城市规模的扩张和由此产生的问题？该文将就以上问题,结合经济学相关理论给出初步的看法和建议。
1城市规模的经济学涵义
1.1城市发展产生的规模效益
城市的发展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渐发展起来的,是为了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从这一角度说,城市的不断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一个小的集市不可能准备齐全的商品满足人员的需要,那样成本太大,得不偿失;大城市就不一样,可以提供丰富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居住在那里的人员需求,物品周转速度快,效益高。大城市产品服务齐全,生活便利,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到城市,大量的人员聚集又会产生更多的需求,反过来又会刺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最后的结果就是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另一方面,城市发展中很多行业都具有规模效益的特点,这促使城市不断地扩张。比如:电信业、自来水业、燃气行业、供热行业、公共交通行业。这些行业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具有规模效益,即在发展初期,投入的固定成本很大,如果此时进入服务的人员少,则成本很大,提供的服务质量就会很差,这就是人口少的小城市面临的情况。但是,一旦接受服务的人员增加,其服务质量将大大改善,直至达到服务便利,足以满足人们的需求,这就是人口多的大城市遇到的情况。城市中的服务行业,都面临建设初期投入成本大,一旦建成,随着服务用户的增加,边际成本递减,行业的规模越大,平均成本越低,企业的效益越好,公共服务的质量也会提高,由此这些行业就形成了自然垄断,因此，城市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并不断地扩张。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聚集不仅使各种公共服务的质量得以提高,人们生活更加便利,而且有利于创新发展。科技和文化创新发展中心大部分都来源于人员极度密集的大城市群,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优势大都体现在国内几个中心城市区域,比如：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美国的纽约,日本的东京,英国的伦敦等世界城市。这些特大城市的发展,细化了城市的社会分工,满足了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求,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动力,体现出很强烈的规模效益的特点。
1.2城市发展产生的拥挤成本
城市的不断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固然有其好的一面,但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其拥挤成本也在不断地加大,即城市规模扩大的边际效益增加的同时,其边际成本也在加大。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土地面积的限制,人口密度必然增大,就会造成拥挤成本上升。比如：高层建筑的增加,造成单位建筑成本上升;土地价格的提高,使得各行各业在经营过程中的成本自然上升,这些都是人口密度增加导致城市拥挤成本增加的例子。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密度增加,交通行业为满足需要也必须向多方面发展,比如：修建地铁,建设高架桥梁,修建大型停车场,这些设施的建设都是城市规模扩大导致拥挤成本上升的例子。还有造成环境破坏的成本。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大,导致空气污染,噪声干扰,水资源破坏以及城市垃圾的处理。这些都是城市规模扩大产生的拥挤成本。城市规模扩大产生的拥挤成本显然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一种负效应,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科学合理地处理好这一问题将有助于城市未来的发展。
1.3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平衡分析
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密度不断增加,一方面,鉴于众多公共服务行业具有的规模效益的特点,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益随人口增加而提高,人民生活更加便利。人口密度加大,城市的规模扩大,社会分工更加细化,创新发展的动力更加强劲,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各种产业链之间的协调,并形成相互衔接、有效促进的格局,这就使得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密度增加的边际效益突显;另一方面,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密度增加带来的拥挤成本也在加大,各种所谓的“大城市病”都在考验着城市发展的未来,可以说,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密度增加带来了城市发展边际成本的加大。因此,从经济学的理论上说,城市发展规模就应该处在边际效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平衡点上。
2北京城市规模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2.1目前的状况
按照《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到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年均增长率控制在1.4%以内。其中户籍人口1350万人左右,居住半年以上外来人口450万人左右。2020年,北京市城镇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600万人左右,占全市人口的比例为90%左右。然而,截至2015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经达到2152万,远远超出了规划指标,也反映出规划严重脱离实际,没有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客观需求。
2.2存在的问题
(1)北京人口不断地增加导致的“大城市病”问题。不断增加的人口,造成城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教育资源短缺、土地资源匮乏、医疗资源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随着北京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变得越来越突出,已经严重影响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2)“大城市病”体现出的本质问题。北京市出现的这些“大城市病”只是城市规模不断地扩大,人口不断地增加所暴露出的城市发展中的表面问题,本质问题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公共资源供给不足,规划不到位,管理不当造成的,而从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所产生的“大城市病”等一系列城市发展中的表面问题,到形成这些表面问题所反映出的公共资源供给、规划和管理等本质问题,其中深层次还是我们应确立一个什么样的与北京城市未来发展相适应的城市人口调控指导思想的问题。
3北京城市规模调控的对策建议
3.1基本原则
北京城市规模调控应打破目前因为人口不断地增长导致“大城市病”因而严控人口规模扩大的指导思想。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让市场机制在北京城市规模和人口调控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服务于市场机制,必要时才可以用行政手段弥补市场的缺陷,从而释放人口巨大潜能,促进北京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3.2北京城市规模发展的几点建议
3.2.1北京城市规模的发展要坚持“两分法”
一方面,北京城市规模扩张不可避免的带来“大城市病”问题,如，环境污染、交通拥挤、教育医疗资源缺乏、土地供应短缺等问题。另一方面,历史经验和世界各国的发展路径表明,大型城市的人口聚集有利于人才之间智慧的相互碰撞并极大地推进科技创新的发展;城市人口聚集有利于公共资源发挥规模效益的优势,改善公共资源的质量;城市人口聚集有利于促进不同行业之间需求和供给的有效匹配,更加容易形成产业链条,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应客观分析北京城市规模扩张的利弊得失,充分看到城市规模扩张带来的益处,在城市规划和管理过程中趋利避害,以城市的不断发展来解决“大城市病”问题。
3.2.2顺应城市发展规律,使市场价格机制在调控城市规模上发挥决定作用
第一,市场经济讲究的是市场规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价格机制,北京城市规模调控也必须遵循市场为主的客观规律,让价格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城市人口的不断扩张,居住者存在一个成本选择问题,导致住房需求强烈,房价必然上升;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资源需求和供给程度也必然可以通过价格得以体现,价格机制也必然反过来对人口不断增加的成本给以反作用,最终影响居住者是否进入大城市的抉择。这些方面都会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看不见的手”自发进行调节,形成良性发展。在这方面,政府应尊重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要简单的用行政手段取代市场作用,比如:人为的限制跨地区的人口流动,人为规定一个城市规模的承载力限额,对于超过限额的行为,采取行政手段进行禁止。第二,用价格机制解决城市规模扩张产生的负外部性问题。针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负外部性问题,如，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应运用价格机制,将污染和拥堵的成本分摊给造成这些问题的个体或组织,在成本压力下,这些个体或组织将重新考虑自身的抉择。在城市人口规模的调控方面,一个人能够在一个城市合法就业生活,本身就意味着符合市场对生产要素的需求,也符合城市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需求,所以，不应该人为的提出限制人口规模的行政政策。第三,在充分发挥市场价格机制在城市规模调控方面的决定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一是政府要为城市规模发展提供合理的规划指导和公共服务;二是在出现外部性问题时,需要市场价格机制与行政手段进行合理匹配,最大程度应用市场价格机制解决问题,避免对城市发展产生人为阻碍;三是在不得不考虑应用行政手段调控城市规模发展时,要更加注重效率基础上的公平目标,实行对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实现城市规模的和谐发展。
作者:由涛 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 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参考文献:
【关键词】位序――规模；首位度；城市；建议
1. 位序―规模法则及城市首位度的定义
1.1位序―规模法则
1.2首位度指数
省区内最大城市规模占省区城市规模的比重，是衡量城市规模分布状况的一种常用指标，首位度大的城市规模分布叫首位分布。首位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城市体系中的城市人口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加上4城市指数和11城市指数，三者统称为首位度指数。
正常的4城市指数和ll城市指数为l，而2城市指数为2。表明城市首位分布明显；小于这个标准，城市首位分布不明显。
2. 安徽省位序规模分析
2.1行政区划
安徽省省会城市合肥市，全省辖 16 个地级市，43 个市辖区、6 个县级市、56 个县。
2.2安徽省人口位序―规模分析
采用地级市非农业人口作为衡量城市规模的指标，对安徽省城市体系中的16个地级市做了散点图，并用直线拟合。
数据来源：《安徽省统计年鉴2012》
从上图中看出，安徽省地级市的位序――规模分析回归的相关系数R达到0.9以上，表明回归拟直线与散点的重合度较好，说明模型与回归直线有一定的相关性，城市规模体系的等级分布具有一定的分形特征，较适用于此类模型研究。数据分析可得以下结论：
（1）相关系数R= 0.91，相关性中等，说明该省城市体系相对而言总体符合位序――规模分布法则，人口分布和城市规模分配体系在总体上趋于均衡。总体城市的线性回归拟直线与点的重合度表明，首位城市实际值略低于模拟值，高位序城市部分重合度良好，中型城市拟合度不强，小型城市拟合度较差，低位序处波动较大，反映出安徽省省会城市发展力度较弱，大型城市发展良好，部分小型城市发展程度过低的问题。
（2）q=0.648与q=1的理想状态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无法单独形成理想的规模和体系。而q
（3）线性回归方程y=a+bx中，截距a的大小反应了第一位城市的规模。根据位序―规模双对数回归模拟直线，当取x=0时，a=lgy=2.47。该值是理想情况下首位城市合肥的非农业人口的对数。即合肥市理想人口为295.1209万人。而合肥市实际的市辖区非农业人口（259.8556万人）远远低于于理想情况下合肥市市辖区非农业人口。对安徽省进行首位度分析，可得以下数据：
三个数据远小于理想数值的趋势表明，安徽省的首位城市现象基本不存在。所有的城市指数严重低于理想数值，再次证明了合肥作为安徽省会影响力和规模均达不到理想要求的问题。而4城市指数和11城市指数离理想数值越来越远，则明显表现安徽省城市体系中首位度十分低，相对首位分布更符合位序――规模分布法则。
3. 安徽省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现状及形成原因
3.1城市空间特点
城市规模先分散后集中，均衡度不断增大，规模增长加速，城市规模总体偏小，中等城市突出，城市首位度偏低，城市空间规模分布不均匀，具有显著的地域差异。
3.2城市发展状况及原因分析
安徽城市发展一方面受经济规律的制约，特别是受服务业发展缓慢的制约，而难以接受较多的农村剩余劳力进城；另一方面，一段时间内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着认识上和机制上的问题而投资显著滞后，以致城市道路拥挤，公用事业不堪重负，从而城市规模实际上更多地受到政策性的控制，使得安徽城市规模的分维值走向趋势波动较大。
3.3基于安徽对初级位序-规模分布的分析
安徽省城市等级结构不完整。安徽长期是以农业为生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市发展基础薄弱。原有城市规模都比较小，至2011年底全省尚无一个特大城市。近十几年来，安徽城市人口虽然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但大中城市增长仍较缓慢，缺少拥有强辐射的大城市，省会合肥发育不完善，不能够对周围的城市产生足够大的辐射效果和带动效果。虽然阶级层次相对完整，但是城市发展并不完善。并且城市等级相对较低，缺少特大级别的城市，整体分布位于阶级层次的中下位。整体保持相对平衡但是缺少彼此之间足够的后劲。
安徽省较低的城市首位度与其历史与地理环境有关。合肥历史上并非是全省的经济中心，1952年安徽省省会从安庆迁往合肥，此后省会职能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经济、文化职能受省会职能影响而发展起来。因此，合肥作为省会城市获取各种优势的时间很短，全省城市的发展势头不能高度集中于第一为城市。合肥地处皖中，虽然是全省的行政和文化中心，然而经济地理位置并不优越，对全省的经济发展带动作用并不强。同时，合肥―芜湖双中心的城市体系格局降低了首位度指数。
4. 安徽省城市发展建议
4.1加快建设特大城市
从安徽省城市体系来看目前尚无一个特大城市，城市整体规模偏小。首位城市合肥规模不大，难以发挥全省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作用。无论是从完善城市体系等级结构还是从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来看，加快合肥等大城市的建设都十分必要。合肥市应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引资力度，逐步建成具有全省意义的中心城市，争取尽早步入特大城市行列。
2、积极发展小城市
从本省城市数量结构来看小城市比例明显不足，未形成较稳定的金字塔形结构。今后要进一步加快小城市建设步伐，对达到设市标准的县实行撤县改市。同时注意以产业转换来带动小城市的发展，以工业化推动小城市建设，切忌盲目设市、一哄而上，从而失去城市化的本质内容。其次，现有小城市设市时间都不长、人口规模较小，经济功能尚不够完善，因此这类城市重点是加强自身建设，使之成为地方性二、三产业集聚中心，为广大乡村提供充足的物资供应和良好服务。
参考文献：
[1]许波，纪慰华，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规模分布的分形研究[J]城市科学，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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