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区别第1篇

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与科学发展评价不仅评价县域经济的“竞争力”，还评价县域经济的“科学发展”，继续为推动县域经济的又好又快、科学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参加第八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的县域经济单位不包括县级市辖区，应有2001个，其中县级市367个、县1462个、自治县117个、旗49个、自治旗3个、特区2个、林区1个。

一、全国县域经济强县

第八届全国县域经济强县包括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西部百强县、中部百强县、东北十强县，共有309个。全国县域经济强县的规模格局是：数量占全国县级行政单位的10.81%；县域总面积约123.35万平方千米,占全国面积的12.80%；人口约为2193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60%；地区生产总值约为55941.16亿，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2.68%；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约为2824.87亿，占全国地方财政的11.99%。全国县域经济强县的平均水平格局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0130元/人，农民人均纯收入约为576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12720元，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1.44%、139.15%、92.26%。

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的人口密度是全国平均数的5倍，经济密度是全国平均数的10倍。全国县域经济强县是区域经

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全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为经贸合作和生产力布局提供科学向导。

二、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的

动态变化特征

县域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期，新时期的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格局呈现出一些鲜明特征，具体概括为：

浙江省县域经济人均水平高，百强县数比例大。浙江省参加评价的58个县(市)中有26个进入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

江苏省县域经济规模大，百强县大而强，县域经济强县之间形成了苏南、苏中、苏北三个区域县域经济强县组团，为城市群建设、区域统筹和区域一体化奠定了基础。在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的前十名中，江苏省占到7席。

山东省县域经济单位多,差异性大，百强县增数多。山东省县域经济单位有91个，远远多于浙江省58个和江苏省52个。近几年，山东省实施“促强扶弱带中间”的县域经济战略，百强县数量逐年增加，在本届评价中县域经济百强县数量与浙江省一样，达到26个。但是在山东、浙江、江苏三省中，山东省百强县的居民收入水平最低，县域经济平均规模介于三省中间。

广东省县域经济出现分化，一部分已经成为中心城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部分发展相对较慢，退出百强县的行列。在本届评价中，广东省百强县的数量有所增加，县域经济发展有起色。

中西部地区具有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强县迅速崛起，正在改变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的格局。

三、第八届全国县域经济

百强县（市）

第八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简称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在各省（市、区）的分布是：河北省6个，山西省2个，内蒙古自治区2个，辽宁省5个，上海市1个，江苏省25个，浙江省26个，福建省8个，山东省26个，河南省7个，湖南省3个，广东省2个，四川省1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个。

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前10名分别是：【江苏江阴市、昆山市、张家港市、常熟市】、江苏吴江市、浙江慈溪市、浙江绍兴县、江苏太仓市、福建晋江市、江苏宜兴市、浙江义乌市、浙江余姚市、山东荣成市。其中江苏江阴市、昆山市、张家港市和常熟市地理位置相连的四个县级市作为“区域经济强县组团”并列第一名。

新进入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的有9个：黑龙江肇东市,江苏姜堰市，浙江嵊州市，江西南昌县，山东青州市、高密市，湖南宁乡县，广东博罗县，陕西神木县。

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的平均规模：人口82.30万人，地区生产总值314.90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6.7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4212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158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约7590元，分别比上年增长0.52%、21.25%、30.84%、20.66%、13.02%、13.78%。

四、第八届中国西部百强县（市）

评价中心将参加第八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的西部十二个省（市、区）的县（市、旗）单列出来，按照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进行排列，评价出西部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简称中国西部百强县（市）。

第八届中国西部百强县（市）在西部12个省市区中，除外，均有分布，具体是：内蒙古自治区22个、广西壮族自治区9个、重庆市7个、四川省22个、贵州省5个、云南省10个、陕西省6个、甘肃省1个、青海省2个、宁夏回族自治区3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3个。

西部百强县（市）前10名分别是：四川双流县、新疆库尔勒市、内蒙古准格尔旗、内蒙古伊金霍洛旗、陕西神木县、云南安宁市、四川郫县、云南大理市、内蒙古托克托县、四川西昌市。

新进入西部百强县（市）的有9个：内蒙古乌拉等前旗，四川达县、泸县、中江县，云南呈贡县、沾益县，宁夏平罗县，新疆沙湾县、和布克赛尔县。

西部百强县（市）的平均规模：人口53.50万人，地区生产总值93.30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5.03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3016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550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50%、30.77%、34.09%、29.03%、17.04%。

五、第八届中国中部百强县（市）

评价中心将参加第八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的中部六省的县（市、区）单列出来，按照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进行排列，评价出中部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简称中国中部百强县（市）。

第八届中国中部百强县（市）在中部六省中分布是：山西省15个、安徽省12个、江西省9个、河南省41个、湖北省11个、湖南省17个。

中部百强县（市）前10名分别是：湖南长沙县、河南巩义市、【河南偃师市、新郑市、荥阳市、新密市、禹州市、登封市】、山西河津市、湖南浏阳市、山西孝义市、江西南昌县、湖南宁乡县、湖南望城县、河南永城市。其中河南偃师市、新郑市、荥阳市、新密市、禹州市、登封市地理位置相连的六个县级市作为“区域经济强县组团”并列中部第三位。

新进入中部百强县（市）的有6个：山西潞城市、汾阳市，安徽繁昌县，江西德兴市，河南鹿邑县，湖北枣阳市。

中部百强县（市）的平均规模：人口75.60万人，地区生产总值124.90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5.04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911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870元，分别比上年增长0.68%、22.49%、34.22%、21.73%、16.70%。

六、第八届中国东北十强县（市）

县域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区别第2篇

关键词:甘肃;县域经济;特征;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6-0022-05

1背景

“县域”是以县为单元的地理空间,而“县域经济”则是以县的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的经济。目前比较完整且权威的定义是: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

“十六大”报告首次突破性地提出要“壮大县域经济”,这是“县域经济”概念首次写进党的文献,其后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一五”规划都提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内容,这表明“县域经济”正式纳入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布局,我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向县域经济侧重的阶段转换。同时还表明国家的战略部署已走出“重城轻乡”的非均衡阶段,经济政策呈现出向县域侧重的明确的方向性变化。

“郡县治,则天下安”,壮大县域经济是富民固本之方,治国安邦之策。县作为行政建制在我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悠久的历史,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并正式设立郡县制以来,县就构成了我国最基本的行政单元,在我国的经济体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县域经济的发展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县域经济的发展潜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潜力[1]。

2新时期县域经济发展的特色与模式

2.1县域经济发展的特色总结

综合目前国内县域经济发展,不难发现县域发展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特色:

一是地域特色明显。县域经济属于区域经济范畴,具有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因此,县域经济普遍表现出其突出的地域特色,与其所处地理区位、历史人文、特定资源密切相关。如果县域经济发展能够扬长避短,发挥其地域特色,则可探索出一条不同于其他县域的特色发展路径。

二是产业特色突出。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是县域经济的发展主题和方向。纵观发展较快的县域,都依赖于产业结构调整、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带动。

三是具有相对独立性。县级政权作为市场调控主体,有完备的县级财政体系做支撑,是功能完备的综合性经济体系。县域经济活动涉及到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环节,一、二、三产业各部门,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

四是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县域不同于国民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不能“小而全”,要 “宜农则农”、“宜工则工” 、“宜商则商” “宜游则(旅)游”,注重发挥比较优势,突出重点产业,因此,县域经济在接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的基础上,还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五是具有开放性。县域经济虽然是在县级行政区划上形成的,但它又不同于县级行政区划,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县域经济要突破县级行政区划的约束,在更大的区域内进行资源配置,获取竞争优势。

2.2县域发展创新模式

总结近年来上升较快的县域经济发展特征,按发展路径选择分,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模式。

2.2.1赶超型模式。赶超型模式是依据本县域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现有条件,对照有关县域经济发展战略,提出本县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速度和举措。该模式立足于“跨越式” 发展思路,另辟蹊径,树立“率先发展”的强烈意识,不断在中国范围内寻找较强的竞争对手,实现赶超发展的目标。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富于进取性,但需要充分考虑到县域自身的特征和定位、不同县域发展的差异性以及所立足的发展目标和基础是否切实可行等问题,特别要防止不切实际地盲目攀比和制定好高骛远的发展目标[3]。

2.2.2主导型模式。主导型模式是以独特自然资源为导向,进行系列加工开发;或围绕自身产业,以拳头产品为龙头,加以配套发展,形成产业优势,进而实现经济全面增长。选择这一模式的关键是正确理解和把握自己的优势。

2.2.3开放型模式。开放型模式是以区域外的市场为导向,通过经济要素的内外交流促进经济发展,其最大特点是通过实行对外开放,引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与劳动力或其他可供开发的富裕要素相结合,促进经济增长。

2.2.4科技型模式。科技型模式是以推广、发展、应用新科技为主轴,立足于科学技术这一关键要素,增强发展能量,形成经济发展的持久性动力。在实际中,根据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可能,可侧重于新科技的应用开发,努力实现高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

2.2.5城郊型模式。城郊型模式主要适合于城市郊县(区)及在交通上能与城市便利沟通的县,分工与协作是其优势所在。主要发展服务城市的农副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体系,与城市大中型企业相对接,建立配套性、辅的协作企业或加入企业集团,以及适应与城市发展的第三产业。

上述县域发展的创新模式,按发展动力源分,也可分归纳为两大类:一是城市集群带动模式,二是产业集群带动模式。

城市集群带动模式适用于东部发达地区和中部部分大型城市周边的县域发展。这些县域通常位于发达的大中型城市周边,通过这些大中型城市的集聚效应和县域的区位优势发展县域经济,具有不可复制的特征。

产业集群带动模式包括工业产业带动、资源产业带动和特色农业产业带动等类型。这一模式适用范围较广,既适用于发达地区的县域,也适用于欠发达地区县域的发展,但需要有一定的资源基础作为发展的支撑。

3.西部、甘肃县域的发展现状分析

3.1西部县域发展现状分析

中国西部地区包括西北的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和陕西5省(区),西南的四川、云南、广西、贵州、和重庆6省(区、市)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共12个省(市、区)。比较中国、西部、西北和甘肃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情况,总体呈现如下特征:

整体上看,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与东、中部地区。研究表明,西部省份县域经济整体实力仍然很弱。2005―2009年,西部和内蒙古12个省(市、区)中,只有4个省(区)有县域进入中国“百强县”,其中5年都跻身国家“百强县”的省份只有贵州一家,且进入“百强县”的数量极少,增长速度缓慢,表1[1],这说明西部省份的县域发展普遍处于落后状态。

表12005―2009年进入中国“百强县”的西部县域分布情况

省份20052006200720082009

贵州12222

内蒙古11111

四川01111

青海00012

合计24456

数据来源:根据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中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与科学发展评价报告》(2005―2009)整理。

但是从个体方面看,西部部分县域发展势头良好,具有可挖掘的发展潜力。研究表明2001―2008年,全国共有76家县域连续8届排名提升,其中:东部地区共有29家,占总数的38.16%;中部地区21家,占27.63%;西部23家,占30.26%。其中上升势头良好的8个县中有5个县位于西部,这说明西部地区一些县域具有可挖掘的发展潜力。

3.2西北、西南地区县域发展比较分析

西北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落后于西南地区和内蒙古自治区。图1是西北、西南和内蒙古历年入围西部“百强县”的比例分布图。从中可以看到,西南地区各省的县域经济发展好于西北地区,在西部百强县中占有大多数席位。但2003―2006年,由于内蒙古自治区县域经济的迅速崛起,西南地区占西部“百强县”的比重在快速下降。相比较,9年中西北各省区在西部“百强县”中所占比例变化不大,说明西北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不仅严重滞后与全国整体水平,在西部也处于落后地位。

图12001―2009年西部“百强县”所属区域分布比例图

比较而言,西南地区各省区之间县域经济发展正趋于平衡,而西北地区发展却越来越不平衡。对比西北和西南地区各省入围西部“百强县”的分布情况,图2和图3可以看出西北地区县域的省际之间发展不平衡趋势正在加大。2009年新疆和陕西分别各占西部“百强县”12和9个席位,共占西部地区共26个的81%,比

图22001―2009年西北5省(区)及内蒙古自治区

入围西部“百强县”的省域分布图

2001年的65%增加了16个百分点,这说明经济发展较好的县域正逐步向这两个省份倾斜。相比之下,西南地区各省之间跻身西部“百强县”的县域差距逐步缩小,除四川仍高居榜首外,其余几个省区跻身百强的县域个数逐步趋于平衡,这显示出西南区域各省的县域经济发展势头不相上下。

图32001―2009年西南5省(市、区)入围西部“百强县”的省域分布图

3.3甘肃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3.3.1经济发展滞缓,人口规模大,财政收入偏紧的特征没有明显改变。2006―2008年以来,甘肃县域经济发展滞缓,人口规模大,财政收入偏紧的特征没有明显改变。2008年,甘肃省县级行政单位(76个县、市、区,与国家统计局测评口径一致,下同)人口2 197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83.53%;地区总产值1 721亿元[3],比2006年增长37.48%;地区总产值占全省生产总值54.19%,比2006年的55.12%[4]略低,说明尽管县域经济在总量上有所发展,但相对于甘肃城市经济增速并未显现;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51亿元[3],比2006年的31.37亿元增加了62.56%,占全省财政收入的比重39.43%。

3.3.2三次产业结构有所改变,但改变进程有待进一步加快。

2008年甘肃76个县域三次产业比重为23.5641.7134.74,比2006年的24.9938.9436.07有所优化,喜忧参半。喜的是第二产业比重增加了近3个百分点,而忧的是第三产业发展趋势降低,比重有所萎缩。整体上看,近2年甘肃省产业结构改变的程度不甚明显,二、三产业发展无论从总量上还是从比重上,都仍然滞后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需求,其中工业化水平较低、新型工业发展缓慢仍然是制约甘肃县域经济整体发展的主要因素。从产品结构看,大路产品多,上档次的品牌产品少;初级粗加工产品多,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高的产品少。从所有制结构看,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偏小,特别是具有一定规模的民营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缓慢。

3.3.3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

通过计算2006―2008年甘肃县域宏观经济竞争力、产业竞争力、金融资本竞争力、基础设施竞争力、人力资源竞争力、政府作用竞争力以及综合竞争力等7方面竞争力排名变动的方差与标准差(表2),对比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竞争力排名次序变化情况可以看出,甘肃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

表22006―2008年甘肃县域竞争力排名位次变化程度比较表

宏观经济竞争力产业竞争力金融资本竞争力基础设施竞争力人力资源竞争力政府作用竞争力综合竞争力

均值-0.03947-0.06579-0.19737-0.105260.236842-0.44737-0.11842

极差R81104767410111967

方差215.7484263.850993.10578189.1468410.865579.326296.13071

标准差δ14.6883816.243499.64913413.7530720.269824.06929.804627

数据来源:根据《甘肃省统计年鉴》(2007,2009),《2007:甘肃省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1) 县域之间政策、人力资源等软环境发展最不平衡,竞争力变动幅度最大,图4,图5。政府作用竞争力中,76个县域位次上升幅度最大的县域排名提升55位,降幅最大的县域排名下降64位,极差高达119,排名变动均值下降0.45位,排名变动10名以上的县域占76个县域的67%,变动标准差24,这说明2006―2008年县域间涉及政府服务的科技、教育以及社会保障投入与支出不平衡,导致县域间竞争力变动程度加强。

图42006―2008年政府作用力排名变动趋势图

图52006―2008年人力资源竞争力排名变动趋势图

(2)县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趋势相对明显,竞争力变动幅度比较大,图6,图7。产业与宏观经济竞争力

排名秩序上升幅度最大县域增幅分别达到37和48位,降幅最大的县域产业和宏观竞争力排名分别下降67和33位,变动幅度极差104和81,排名变动均值分别下降0.07和0.04位,位次变动超过10名以上的县域分别占总数的29.0%和44.7%,变动标准差分别为16和15,这说明2006―2008年县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产业总量、结构和效率,经济总量、均量和增长速度差别比较大。

图62006―2008年甘肃省县域产业竞争力排名变动趋势图

图72006―2008年甘肃省宏观经济竞争力排名变动趋势图

(3)县域间投资和建设水平对县域的发展影响相对平衡,图8,图9。基础设施和金融资本竞争力排名持续变动幅度较小,排名升幅最大的增幅均为47位,降

图82006―2008年甘肃省基础设施竞争力排名变动趋势图

图92006―2008年甘肃省金融竞争力排名变动趋势图

幅最大的分别下降27和29位,极差分别为74和76,排名变动均值分别下降0.1和0.2位,位次变动超过10名以上的县域分别占总数的28.9%和11.8%,变动标准差分别为14和10,这说明与2006相比,2008年县域间交通运输、信息通信、存贷和资产变动等投资和建设影响变动不大,发展相对平衡。

(4)综合经济、软环境和投资等因素,县域综合竞争力格局在上、中、下游三个层次间变动趋势不明显,位次变动仅在同层次中竞争激烈,图10。位次变动10位以内的县域占总数的70%,而位次上升20位的、发展势头迅猛的县域仅秦安和民乐2县,短时期内甘肃县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不会发生很大变化。

图102006―2008年甘肃省综合竞争力排名变动趋势图

4.结语

用科学发展的眼光看待欠发达省区的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立足省情,立足强调“自然、经济、社会”复杂关系的整体协调,揭示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内生、系统”的本质内涵,遵循“发展、协调、持续”的系统运行规律,是甘肃县域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

2009年7月,甘肃省政府第28次常务会议原则审议通过了全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基本思路,意味着事关全省长远发展的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工作获得了重要的阶段性进展。规划将引导全省遵循不同主体功能区的空间自然属性,构建省域国土空间开发“三大战略格局”。

一是构建“一横一纵六区”城镇化和工业化战略格局,以陇海―兰新线为横轴,以庆(阳)―平(凉)―天(水)―成(县)徽(县)和武都为纵轴,加速推进形成兰白(兰州―白银)、酒嘉(酒泉―嘉峪关)、金武(金昌―武威)、张掖、天成(天水―成县、徽县)、平庆(平凉―庆阳)“六大组团式”工业化、城镇化发展。

二是构建“一带三区”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围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特色农业发展,推进沿黄农业产业带的发展,提升河西、陇东和中部旱作农业区特色农产品生产新优势,增强供给和保障能力。

三是构建“三屏四区”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以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为重点,构建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以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保护区为重点,构建河西内陆河流域生态屏障;以白龙江流域水土保持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区为重点,构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以敦煌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区、石羊河下游生态保护治理区、陇东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流失防治区和肃北北部荒漠化保护区为重点,加大生态保护治理和自然修复[5]。

基于上述主体功能规划格局,甘肃未来的县域经济发展的定位要摈弃以往纯粹经济发展的思路,要强调绿色发展理念,强调“自然、经济、社会”复杂关系的整体协调,因此,由于甘肃各地经济地理、自然地理和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和城镇布局的不同特点,甘肃县域经济发展既要体现出中国县域发展的共性特征,也要体现出自身实际的经济发展区域特性,遵循可持续发展思路,走经济、社会、生态的多目标、多元化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 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 中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与科学发展评价报告(2001―2009)[EB/OL].省略.

[2] 双传学. 从“百强县”经验看我国县域经济的和谐发展[J]. 经济纵横,2006,(12).

[3] 甘肃省统计局. 甘肃统计年鉴(2007, 2009年)[M/CD].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4] 魏胜文等. 2007年甘肃省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01).

[5]宋振峰. 优化布局:甘肃主体功能区规划框架原则通过[EB/OL]. gs.省略/news/2009-07/04/content_16997040.htm.

县域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区别第3篇

1．增长极理论与区域经济发展

基于增长极理论的增长极空间开发战略的基本路径和作用机制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首先在空间上形成一些增长水平高于一般区域的增长点或增长极，随着增长极规模的不断扩大，呈现出区域经济从初始均衡→空间差异出现→空间差异扩大→空间非均衡的发展演进过程。增长极理论本质上是一种非均衡发展理论，是采用动态非均衡方法来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水平较低，运用增长极理论实施空间非均衡开发战略促进经济起飞，是比较理想的选择。但要实现经济更高水平发展和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则必须另辟蹊径。

2．增长极由单极战略向多极战略的转换

以增长极理论为指导，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资源有限且分布不均匀的制约，主要依靠条件较好的少数地区和少数产业带动，采取集中优势、重点布局的模式，把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入到发展潜力大、规模经济和投资效益明显的少数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极化和扩散效应，从而带动周边地区和其他产业的发展。客观上讲，这种培育单个增长极核的开发模式在早期阶段的确能够有力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但是，由于空间经济运动的惯性和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往往在相当长时期内都会远远强于扩散效应，导致区域发展长期处于不平衡、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单一增长极突出，区域空间非均衡异常明显。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下，区域自主意识逐步觉醒，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均衡发展的条件下，“单极”发展、“一枝独秀”的传统发展道路已不合时宜，区域经济社会进步不仅需要单个增长极的强劲支撑，更需要多个增长极的协同推进，实施多点多极空间开发战略，形成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格局。在多点多极发展战略中，“点”就是经济支撑点，通过壮大区域中心城市，做强区域经济梯队，形成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强有力经济支撑点;“极”就是经济增长极，通过加快城市群和经济区发展，做大区域经济板块，培育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极。点和极是经济活动与空间载体的有机统一，实施多点多极发展战略，就是引导经济要素向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心城市和重点区域集中集聚，形成更多更强的支撑点和增长极，并对周边地区产生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在经济中心与经济腹地的互动中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3．单极战略向多极战略演进的现实实践

多点多极空间开发战略促使区域经济在空间上小集聚大扩散，推动区域发展逐步走向空间均衡，这也是美日等发达国家和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普遍特征和经验总结。美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由单极向多极的演进过程。美国现代经济增长发韧于新英格兰6州，19世纪推进到以芝加哥为中心的五大湖沿岸各州。到19世纪中叶，东北部和中北部14州以仅占11.5%的国土面积集中了全美75%的制造业，形成了典型的单极发展格局。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区域经济开始出现多极化趋势，城市、产业和人口不断向中西部和南部地区集中，1900年该地区已有47个城市跻身于美国100个最大城市的行列。20世纪50年代后，伴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太平洋沿岸地区城市密集区逐渐形成。最终形成了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匹兹堡、圣地亚哥—旧金山三大世界级城市群，从而在全美经济空间版图上呈现出多点多极协调发展格局。日本区域经济的多极化发展趋势同样明显。明治维新前，大阪的工商业远较东京发达，日本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单极发展格局。明治维新后，日本先后实施了以“四全综”为核心的空间开发战略，并大力推行产业政策，东京由于其首都地位，加上自然地理条件较为优越，逐渐发展壮大并超过大阪。名古屋地区从19世纪末开始纺织业快速发展，汽车产业也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得到大规模发展，稳定地形成了所谓的“中京圈”。日本经济在空间上逐步形成了以东京、大阪—神户、名古屋三大都市圈为主的多点多极发展格局，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区域经济发展也是一个由单极开发向多极开发战略演进的过程。在经历改革开放前期东部沿海“一枝独秀”的空间开发阶段之后，通过实施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在沿海地区内部积极培育多个全国性的增长极，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增长极;同时积极支持内地条件较好的地区加快发展，通过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培育形成了长江中游地区和中原经济区等新支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培育形成了辽中南城市群和哈长城市群;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培育形成了成渝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等区域增长极以及滇中经济区、黔中经济区、天山北坡经济区、宁夏沿黄经济区等次级增长极。从而在全国层面上形成东部率先、中部崛起、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的四大区域板块驱动格局，在区域层面上形成竞相跨越、百花齐放的多点多极发展新格局。由此可见，“多点多极发展”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基本格局。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继续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未来我国的区域经济格局，就是“增长极”领衔、四大区域板块齐头、多个城市群协同并进的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态势。因此，在空间上形成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格局，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统筹区域发展的现实结果。

二、多点多极发展中县域经济底部支撑功能再审视

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经济单元，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域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的基础支撑。在多点多极发展战略下，做大区域经济板块、做强区域市州经济梯队、建设区域性城市群或者次级经济区域，都离不开县域经济的底部基础支撑。县域经济的发展将直接影响到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进而影响“点”和“极”的支撑作用的合理发挥，最终影响区域性城市群和次级经济区的崛起。

1．县域经济在经济规模上对区域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的综合实力形成坚实支撑

在县域范围内，通常形成了县城为经济中心、中心场镇为经济副中心、一般乡镇为经济节点的经济发展体系，通过县域内的乘数作用来实现经济扩散效应，其吸收和辐射能力能够达到并能促进整个县域范围的经济发展。这种经济发展体系有利于规模经济和生产协作、生产联合、资源合理利用等外部经济的形成，有力地促进了县域经济总量的积累，是形成较为合理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重要底部基础，进而实现对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的经济体量支撑。县域经济对我国东、中、西、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格局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四大板块”的发展差距主要就体现在县域经济发展差距上。在东部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增长极中，全国百强县多达2/3以上，其中浙江、山东、江苏三省就占据半壁江山，而广大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由于所拥有的全国百强县经济规模偏低、数量较少，使得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十分明显。

2．县域经济在经济功能上对区域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的完整职能形成有力配合

县域经济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单位，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衔接处、更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交汇点，具有较强的综合性职能，是“点”和“极”的重要构成单元。一方面，县域经济是县域内各经济要素和经济主体的集合，通过有效整合本区域的劳动力、资金、财政等要素资源，培育和壮大县域主导产业及龙头企业，并向县域中心镇、重点镇及广大乡村地区辐射影响，其经济辐射力可以基本覆盖整个县域，有效促进了底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使县域经济充满活力和动力;另一方面，由于区域经济由城市经济和县域经济构成，城市经济主要是以二、三产业为主，县域经济则主要是农业占主体。县域经济接受城市经济的信息、技术辐射和产业转移;同时，县域经济依托自身的资源禀赋，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资源，形成优势互补的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化分工的格局。因此，城市经济要得到好的配套协作，没有县域经济的支撑则难以均衡;仅有城市经济，县域经济因缺乏服务对象也发展不牢。县域经济通过与城市经济的良性互动和关联发展，进而形成合力来共同支撑“点”和“极”的发展。

3．县域经济在城镇建设上对区域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的城镇结构形成有效补充

县域不仅是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探索“两化”互动的“实验室”和城乡统筹的“平衡杆”。据世界银行专家估计，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至少能带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县城作为县域经济中心，在县域城镇化建设中具有龙头带动作用，是最有发展潜力的区位;小城镇作为县域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在县域内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推进以县城和小城镇为核心的县域城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农村人口的合理流动和转移人口市民化，创造持续增长的需求，成为城乡融合的枢纽和桥梁，对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具有重大意义。有条件的县城和重点城镇发展成为中小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功能进一步提升和完善，其承载力、扩张力和辐射力逐步增强，在县域内形成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功能互补的城镇体系，有利于缓解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实现区域城市群或经济区在空间上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规模适度、梯次合理、协调发展的城镇结构，最终支撑多点多极发展。因此，县域经济从经济规模、经济功能和城镇建设等方面对多点多极发展格局起着最基础、最底部的支撑。县域经济的活力和实力的不断增强，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新的空间增长点和增长极的发展壮大。

三、基于多点多极支撑发展的四川县域经济现实判断

四川是西部经济第一大省，确立了建成全国经济强省的目标。立足于“区域发展差异明显、单极支撑格局突出”的省情，四川在2013年提出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明确指出要夯实底部基础，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全面提升县域经济实力，其实质就是加强多点多极发展战略的底部支撑。

1．县域经济是四川多点多极发展格局的底部基础

四川现有135个县(县级市)，幅员面积44.9万平方公里，占全省的92.4%，县域经济的发展有力地支撑着多点多极发展格局的逐步形成。第一，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规模较强，有力巩固次级经济区的综合实力。2013年，四川135个县(市)地区生产总值13963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的53.2%，比四川省平均水平高0.1个百分点，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0亿元、200亿元和300亿元的县(市)分别有56、21和4个。在2013年第十三届西部百强县(市)评选中，四川共有21个县(市)上榜，数量居西部第一位。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力地支撑了所属区域在全省多点多极发展格局中的崛起。以川南经济区为例，2013年川南经济区在四川5大经济区中率先实现各市地区生产总值全部过千亿，其中自贡、内江的县域全部进入百亿元行列，泸州和宜宾的县域经济整体水平也较高。川南四市县域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充分体现出了县域经济对“点”和“极”的体量支撑。第二，县域经济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活力明显增强，优化了多点多极发展的底部整体效能。2013年，135个县市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增长12.4%，增幅比四川省高0.3个百分点;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673.7亿元，占四川省的45.1%。同时，四川实行“扩权强县”试点，赋予试点县与市相同的部分经济管理权限，拓展了县域经济发展空间。其中，59个扩权试点县全年累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874.5亿元，增长10.3%，增速比全省平均水平高0.3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66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8357元，分别增长10.5%、13.4%。市场化改革和“扩权强县”试点，激发了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全省多点多极支撑的底部基础进一步巩固。第三，县域经济中心的快速城镇化，有力充实着支撑点，助推区域性城市群的崛起。随着县域城镇化战略深入推进，四川县域支撑区域性中心城市快速崛起，城市群发展初具规模。2013年，四川全省主城区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数量达到8个，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显著提高，县域与中心城市间的产业分工与协作日益紧密。城市群在县域经济的支撑下加快发展，例如，成都平原城市群经济总量超过1.4万亿元，是西部地区一体化程度最高、竞争力最强的城市群;川南城市群各市经济规模均超1000亿元，多中心网络化布局初步形成，处于率先次级突破的优势地位。

2．四川县域经济底部支撑作用发挥面临的现实困难

四川县域经济尽管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效，但发展仍不充足，距离真正发挥底部支撑作用还有相当的差距。第一，县域经济规模弱小、综合实力不强、发展差距较大，不足以形成强有力的底部基础支撑。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县域经济相比整体滞后、差距较大。在2013年第十三届全国百强县(市)评选中，四川仅双流、郫县2个县入选，而江苏、山东、浙江等经济强省分别有26、20、16个县(市)入选;在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排序中，四川省竞争力指数仅排在全国的中下游水平。以全国百强县首位的江苏江阴市为例，2013江阴市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690亿元、42986元和21882元。四川双流县位居全国百强县第15名，上述三项指标仅为746亿元、31752元和13856元，分别为江阴市的28%、74%和63%。四川县域经济在经济规模和综合实力上对多点多极的底部支撑还很乏力。第二，县域集聚经济发展要素和经济活动能力低，产业层次偏低，影响着底部支撑功能的发挥。在金融支持上，金融资源的配置不同程度地从农村和农业退出而转向城市工业，县域内资金多数呈现净流出状态。在土地供应上，土地利用指标多数用于中心城市建设，县域年均土地利用计划不足500亩，并且农村土地流转不畅、置换困难，远远不能满足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财政体制上，县域财政一直处于忙“吃饭”状态。2013年，县域地方公共财政收入、人均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分别仅占全省的27.0%、40.6%，县域之间地方公共财政收差距较大，收入最大的双流县(64.6亿元)是最小的壤塘县的400多倍。在产业层次上，县域农业规模化经营困难，78个县(市)工业化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04个县市第三产业比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三次产业结构以“二、三、一”型为主，产业结构层次明显偏低。第三，县域城镇化水平低，县城规模小、辐射带动能力弱，不能有效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2013年，四川省135个县(市)的城镇化率为34%，比全省44.9%的城镇化率低了近11个百分点，并有119个县(市)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尤其是攀西地区与川东北地区的民族集聚区和盆周山区，由于基础设施和产业基础薄弱，县域城市建设水平比较低，大多数县城人口不到10万，远远没有达到20万的经济规模人口要求，县城以外建制镇的人口大都不超过5万。县域建制镇总体规模偏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差，难以在“两化”互动和促进城乡统筹中发挥应有的辐射带动作用。这些地区缺乏完整合理的城镇结构以支撑城市群崛起，城市群之间差距较大，四川多点多极发展格局缺乏底部支撑。

四、夯实县域经济底部支撑的基本路径

县域经济作为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的底部基础，县域强则底部实，底部实则支撑稳。应重点从产业支撑、市场要素和城镇体系建设等方面，夯实县域的基础支撑作用，促进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格局的形成。

1．立足产业支撑，做大县域经济总量，增强县域综合经济实力产业强，则县域经济强。

一是突出新型工业化主导。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推动优势产业做大做强，进一步提高县域工业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大力发展具有竞争力的县域特色产业。二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实现从“资源优势—产业优势—经济优势—竞争优势”的转化。三是发展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交通、现代物流、金融、旅游服务等第三产业，培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四是推动在有条件的县域设立产业园区，打造对区域经济带动力强、支撑作用大的重点园区，培育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将产业园区培育壮大作为多点多极发展战略的有力支点。形成“一县一色、一镇一业”的产业发展格局，有利于为多点多极提供稳定有力的产业支撑。

2．扩大县域市场开放合作，引导要素合理集聚，提升县域经济功能

在县域市场开放方面，县域政府应转变职能，为市场的发展营造环境、搞好服务，发挥乘数效应，激活县域发展潜力。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引导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和基础产业等领域，拓展民营经济发展空间;积极开展县域之间的合作，形成县域产业互补，实现错位共融发展，并推动县域与中心城市一体化发展，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使县域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宽层次吸纳更多的资源，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在要素集聚方面，发挥县域对金融、土地、财税等生产要素的“极化效应”。推进县域金融服务创新，促进县域金融机构将经营重心从大城市转向县域，加大信贷等各种金融资源在县域实体经济的投入，调动金融机构服务县域经济的积极性;探索推进土地流转的合理途径，建立县域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产权流转平台，促进土地利用集约化水平;深化“扩权强县”改革试点，扩大县域经济管理权限;完善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经济欠发达的县域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和财政支出，促进要素合理流动。

3．推进县域城镇体系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完善城镇梯次结构

城镇化是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新动力，县域经济的繁荣又为城镇化提业支撑和经济保障，实现县域城镇化与县域经济的有机融合发展。一是要加快县域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以县城为枢纽、建制镇为节点干支衔接的县域现代化交通路网，缩短县域城镇与大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增强其承接大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的能力。二是推进县域现代公共服务体系均等化建设。提升“人为核心”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统筹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三是实施县域“层级式城镇化”战略。对人口吸纳能力强、经济发展快的城镇落实“扩权强镇”改革试点，下放经济管理权限，增强其产业集聚能力、劳动力转移吸纳能力;并积极将县城培育成为中小城市，最终形成以县城为中心、中心场镇为副中心、一般场镇为节点、农村聚居点为基础的新型县域城镇化体系，进而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城镇结构，为多点多极支撑筑牢底部基础。

五、结束语

县域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区别第4篇

关键词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县域经济差异；空间自相关；动力因子

中图分类号K902；F12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537（2014）02-0007-05

因为区域资源禀赋、资源配置能力、区位条件、外部环境的迥异[1]，区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差异.现阶段国内学术界对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主要体现在：（1）研究区域从沿海与内陆（东中西）差异[2]转向各省份省内差异[3-5]、经济区和城市群差异[6-7]；（2）研究方法以传统统计学方法为主[2-3]到结合GIS的ESDA（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空间统计方法成为主要方向[4-7]；（3）研究尺度从宏观的省（市、自治区）为单位[2]转向微观的县域为单位[3-7]；（4）研究指标为单一指标[2-3]和综合多指标测度[4-8]共同使用.近年来省际边缘区的经济发展及其差异开始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新领域[9].从目前的成果来看，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东部省际边缘区，对中西部相关研究较少；研究内容更多关注区域经济差异时空演变，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较缺乏.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是我国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探讨其县域经济差异时空演变规律和动力因子，对制定科学的区域发展规划、构建长江黄金水道发展轴线和促进中部崛起具有重要意义.

1研究区域概况、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研究区域概况和数据来源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以洞庭湖为核心，所在自然地理区域为载体，由洞庭湖平原自然生态系统和周边地区复杂网络型经济社会系统组成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生态经济区.经济区由湖南省岳阳、常德、益阳3市，长沙市望城区，湖北省荆州市组成，共33个县（区），规划总面积6.05万平方公里.2011年经济区生产总值5 964.9亿元，常住人口2 279.06万人.由于人均GDP可以很好地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而被广泛用于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中，因此选用其作为测度指标.本文将各市辖区合并为地市市区，最终研究县域28个.基础数据源于2002―2012年《湖南统计年鉴》、《湖北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来自各地市统计公报.

1.2研究方法

1.2.1标准差和极差、变差系数和泰尔系数区域经济差异可以分为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绝对差异用标准差（S）、极差（R）衡量，相对差异用变差系数（CV）、泰尔系数（T）测度.变差系数是用来表示一组数据标准差与其平均数大小的相对量，泰尔系数可将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分解成子区域区际差异和区内差异并能计算各自对区域总体差异的影响程度（公式见参考文献[2]）.

1.2.2空间自相关空间自相关是指某要素属性值在不同空间位置上的相关性，是检查某区域要素属性值与相邻区域是否存在显著的关联.空间自相关一般有全域和局域两种指数，全域指数用于判断属性值在整个研究区域的聚集特性，不能准确指出聚集子区域；局域指数用来反映研究区域中子区域与相邻子区域在属性值上的相关程度，能确定聚集子区域的具置.空间自相关计算方法有Morans I、Geary C、Getis-Ord G等，常用Morans I[6].

2县域经济差异时间演变特征

2.1绝对差异持续扩大，相对差异呈现同步波动式缩小

图1显示，绝对差异呈逐年扩大趋势：标准差由3 771.83上升到14 272.61，年均增长14.23%；极差由20 004.04变化为53 988.88，扩大2.70倍.以2006年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2001―2006年为缓慢增长阶段，两者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0.45%和8.95%；2006―2011年为加速增长阶段，两者速度达到18.14%和11.95%.相对差异呈同步波动缩小趋势，根据变化情况可分为两个阶段：2001―2008年为波动式扩大阶段，两者均上升至最高点，分别达到0.678和0.084 9；2008―2011年为持续下降阶段，两者分别下降17.17%和18.37%.

2.2四地市内部和地市间县域经济差异变化各异

根据泰尔系数空间分解特性，可将整体差异分解为荆州、岳阳、常德、益阳4地市内部差异和地市间差异地市间的差异在研究时段内由0.008 3升至0.027 8，对整体差异的贡献率由11.61%扩大至40.10%；

荆州和常德内部差异呈波动式扩大，两者分别由0.005 7和0.011 8增加至0.007 7和0.015 2，贡献率分别由8.04%和16.59%升至11.08%和21.99%；相反岳阳和益阳内部差异明显缩小，岳阳对整体差异的贡献由比重过半降至22.78%，益阳在2002年达到最大值后减至4.05%.由此可知：地市间差异和岳阳、常德内部差异“三足鼎立”，是经济区整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

3县域经济差异空间演变特征

根据世界银行按人均GDP均值的150%、100%、50%划分区域经济类别的标准，以2001、2006、2011年经济区各县域人均GDP为基础，可将县域划分为发达、次发达、欠发达、落后4种类型，并绘制图2.计算Morans I，Global Morans I结果见表2，根据Local Morans I结果所有县域可分为HH型（high-high）、HL型（high-low）、LH型（low-high）、LL型（low-low），用ArcGIS.

3.1高水平县域为地市市区及周围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由相对均衡向东高西低、南高北低转变

据图2可知：2001年发达县域为常德市区、岳阳市区，次发达县域为益阳市区、荆州市区、望城、桃源、石首；2006年发达县域增加望城，而次发达县域除益阳、荆州两市市区，还有华容、湘阴、临澧、津市；2011年发达县域不变，次发达县域除益阳、荆州两市市区，还包括华容、湘阴、汨罗、临湘、津市.除2001年的石首外，均为地市市区及周围县域.另一方面高水平县域2001年随机分布于各地市，常德、荆州数量均为2，岳阳、益阳为1（长沙除外）；2006年岳阳、常德数量各为3，益阳、荆州为1；2011年岳阳升至5，常德降为2，益阳、荆州不变.同期落后县域数量不变，但由2001年益阳所辖安化和桃江变为2011年荆州所辖江陵和监利.所以经济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由相对均衡分布向东高西低、南高北低转变.

3.2县域经济空间相关性不显著，呈“四核”空间结构

如表2所示，研究时段内Global Morans I均为负数且接近于0，说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呈随机分布，空间相关性不显著，且Z（I）全部在（-1.96，1.96）之内，P值均大于0.05，也从侧面说明如此；其值上升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相同的县域具有集聚的趋势，但未形成核心增长极.图3显示：（1）HH县域.2001年包括桃源、望城，2006年长沙、岳阳市区、常德经济辐射作用显现，增加华容、湘阴、津市；2011年长沙、岳阳市区辐射作用增强，益阳市区、汨罗、临湘成为HH型县域，数量增至6.（2）HL县域.此类县域基本为地市市区：2001年为4个市区和石首，2006年为4个市区，2011年降为3个.（3）LH县域.该类县域主要分布在HH和HL型县域周边，又被称为“边缘县域”.数量由12减至9，集中于常德、岳阳市区周围.（4）LL县域.数量变化不大，但由分散走向集中：2001年由石门、澧县、松滋、公安、江陵和南县、沅江、汨罗、平江组成两个聚集区；2011年平江、临澧变为LH型县域，安乡成为LL型县域，在经济区西北部形成大片LL关联区.综上所述，经济区呈现出以地市市区及周边高水平县域为代表的HH、HL型县域为核心，以LH、LL县域为边缘的“四核”空间结构.

4动力因子

有的学者认为动力机制包括推动事物发生的动力因子和推动事物发展的作用机制，其中动力因子是理解作用机制的前提条件和基础，这为动力机制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10].本文据此进行分析.经济区过高的农业经济比重、未完成的工业化任务、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较低的外向型经济联系是经济发展内在属性.因此以2001―2011年各县域的人均GDP相对发展率（Y）为因变量，选用人口年均增长率（X1）、全员劳动生产率相对发展率（X2）和人均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相对发展率（X3）、人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相对发展率（X4）、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相对发展率（X5）为自变量，分别表示人口、工业化、市场和行政4种动力，使用SPSS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见表3），模型为Y=-0.147X1+0.621X2+0.292X3+0.308X4+0.195X5.可决系数R2=0.975，调整后的可决系数R2=0.969，统计量F=169.956大于F0.05（5，22）=266，表示模型总体上拟合较好；统计量t的绝对值均大于t0.025（22）=2.074，且双尾显著性概率Sig.皆小于005，表明标准化回归系数是显著的.2001―2011年人均GDP的相对发展率与工业化、市场、行政动力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分别为0.963和0.850、0.837、0.768，说明以上3种动力对经济区经济差异的扩大起促进作用；与人口动力存在着较低程度负相关，反映出人口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差异扩大起延缓作用.

.000

4.1工业化动力

因子影响系数为0.621和0.292，居第一、三位，说明工业化是经济区差异形成主要推动力.2001年荆州、岳阳、常德、益阳、望城工业化率为35.44%、35.33%、32.16%、23.32%、32.77%，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2011年除荆州外分别上升至51.65%、42.47%、42.19%、59.04%，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主要是因为湖南部分经济区改革开放后一直是重点发展区域，享有经济发展的优先权，而湖北省的重点发展区域一直位于以武汉为中心、以黄石、宜昌、襄阳为顶点的“金三角”地区，荆州获得的发展机会相对较小.

4.2市场动力

市场动力指区域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活跃程度，可以通过商品购买和销售状况进行观察[11].其影响系数达到0.308，为第二大因子.2001―2011年人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荆州、岳阳、常德、望城、益阳之比由1.73∶1.60∶1.27∶1.14∶1转变为1.18∶1.54∶1.36∶4.92∶1；同时各地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占经济区的比重2001年为33.86%、26.06%、23.53%、2.52%、14.03%，2011年为25.24%、27.11%、25.09%、8.35%、14.20%.由此可看出岳阳、常德、望城的市场发育和活跃程度要明显优于荆州和益阳.

4.3行政动力

行政动力即为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直接体现是国家、省级政府的直接投入，反映了决策者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意图或目标，即区域发展采取平衡还是不平衡的方式[11].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先后实施“长株潭经济区”、“五区一廊”、“一点一线”、“一带两廊”等经济战略使岳阳、常德两市获得大量投资，而益阳长期处于投资边缘带，3市经济差异不断扩大；湖北实施了“一点四面”、“重点建设以武汉为中心，以黄石、宜昌、襄阳为顶点的金三角地区”、“两圈一带”的区域发展战略，投资重心在武汉，荆州未能获得足够投资导致与其余3市经济差异拉大.

4.4人口动力

区域丰富的人口可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但人口过多则会消耗更多资源、给生态环境带来压力，抵消经济发展成果，最终不利于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12].2001年经济区人均GDP为6 153元，同期湖南和湖北两省为6 054元和7 813元，相当于两省的102%和79%；2011年经济区为26 080元，两省是29 880和34 197元，为87%和76%.原因除两省经济发展较快外，主要是人口增长过快，抵消了经济发展成果，使得各县域经济差异缩小.

5 结论

本文采用多种方法对2001―2011年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县域经济差异时空特征和动力因子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经济区绝对差异持续扩大，相对差异呈波动变化：先扩大后缩小.依泰尔系数分解特性可知四地市间差异显著上升，四地市间和岳阳、常德内部差异是经济区差异主要贡献者.

（2）空间上高水平县域为地市市区及周围县域，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由相对均衡分布向东高西低、南高北低转变.Global Morans I指数呈上升趋势，但所有值均小于0说明县域经济空间相关性不显著，呈现出以地市市区及周边高水平县域为代表的HH、HL型县域为核心，以LH、LL县域为边缘的“四核”空间结构.

（3）根据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可知，工业化、市场、行政动力对经济区差异扩大起促进作用，其作用程度分居第一、二、三位，而人口动力对经济区差异扩大起延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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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区别第5篇

1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甘肃省87个县（区）为研究对象。选取1991年-2009年各县（区）GDP和人口作为基础数据和测度指标。基础数据来源于1992年-2010年甘肃统计年鉴。所需县域位置坐标和县域行政边界数据取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1:4000000数据库。其中合作1998年设市，为方便比较，在此之前采用夏河县数据。

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标准差作为区域经济绝对差异测度指标，加权变异系数、泰尔指数作为相对差异的测度指标，GeobalMoran’sI、LocalMoran’sI分别为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的测度指标。1）标准差S标准差是衡量区域绝对差异的一个常用指标。公式为：2)加权变异系数Cv考虑到人口规模的影响，此处加权变异系数是变异系数用人口加权得到，是衡量区域相对差异的一个常用指标。公式为：(2)式中：jp为j县域的人口，p为甘肃省的总人口，其余指标同公式（1）。3)泰尔指数Theil泰尔指数或称泰尔熵指数可把总体差异划分成地带内差异与地带间差异，以便比较地带内差异和地带间差异分别对总体差异的影响和贡献，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区域总体差异以及区域间差异的实证研究。泰尔指数等于地带内泰尔指数(WT)与地带间泰尔指数（BT）之和，地带内泰尔指数（WT）又等于各地带内泰尔指数（iT）的加权和。公式为：(3)式中：T为泰尔指数，m为分界的区域个数；iy为第i个经济区的人均GDP总量，ijy为第i个经济区中j县的人均GDP；ip为第i个经济区的人口，ijp为第i个经济区中j县的人口；其余指标同公式（1）。4)EDSA方法EDSA方法是一系列空间分析方法和技术的集合，为事物或现象的空间自相关测度提供了有效工具，主要分为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两种，均在空间计量经济学软件Geoda的支持下完成。对GlobalMoran’sI选择9999次空间排列，判断显著性水平，并对LocalMoran’sI，采用95%的置信水平检测，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县域以LISA分布图显示。

①全局空间自相关:全局空间自相关（GeobalMoran’sI）常用的测度指标是Moran’sI统计量，反映了空间邻接或空间邻近的区域单元属性值的相似程度，可进一步探索整个区域空间自相关性的变化趋势。公式为：(4)式中：ix为县域人均GDP，x为整个经济区人均GDP的均值，ijw为空间矩阵。Moran指数I的取值在[-1,1]之间，小于0表示县域与其相邻县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呈现负相关；等于0，表示县域与相邻县域之间相互独立，呈现空间不相关；大于0表示形似考察变量的县域在空间上集聚，呈现正相关，其值越接近1，县域空间相关性越显著，集聚性越强。

②局部空间自相关:局部空间自相关采用的测度指标为LocalMoran’sI，其重要意义为从局部出发衡量相邻区域之间自相关性。公式为：

结果分析

1甘肃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时间特征

1)总体差异呈现扩大趋势如图1所示，标准差逐年上升，从1991年的893上升到2009年的19723，升幅达到21倍。加权变异系数波动上升，1991年-2009年升幅高达54.5%，呈平稳上升（1991年-1993年）—波动下降（1993年-1994年）—波动上升（1994年-2007年）—波动下降（2007年-2009年）。泰尔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前期与加权变异系数的波动相似，先升后降，均在1994年下降到观测期的最低点，后期稳步上升，1991年-2009总上升幅度为83.3%。总体而言，甘肃省县域经济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均呈现扩大趋势，区域经济发展越来越发散。2)总体差异的分解分析参考甘肃省区域发展规划分区，将经济总体差异（T）分解为陇中经济区内部差异（1WT）、河西经济区内部差异（2WT）、陇东经济区内部差异（3WT）、陇南经济区内部差异(4WT)、南部民族地区内部差异（5WT）和区间差异（BT），以进而分析各种内部差异和区间差异对甘肃省总体差异的贡献。从图2所示，河西经济区内部差异和区域间差异与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变化趋势一致，经历了先缩小后扩大的变化过程；陇东、陇南经济区内部差异变化幅度不大；而陇中、南部民族经济区内部差异总体上呈缩小的趋势。由表1可知，河西经济区内部差异是甘肃省总体差异的最主要的贡献者，且贡献率有不断增大的趋势，2009年高达66.89%；其次是区域间差异，最少的年份也占了30.06%；陇中、南部民族经济区内部差异贡献率都不大；陇东、陇南经济区内部差异，受人口因素的影响，人均GDP的比重均小于人口的比重，所以对区域差异的贡献率为负值，表明其对甘肃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扩大起到了抑制作用，其中陇东经济区由2005年开始转变为正值，成为区域经济总体差异的又一正贡献者。综合来看，河西经济区内部差异和区域间差异是甘肃县域经济总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

2经济发展水平局域空间异质性特征

全局空间自相关只能反映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集聚性，以Moran散点图和LISA为测度指标的局部空间自相关则能反映局部空间异质性(图4、图5)。Moran散点图以笛卡尔直角坐标系为表现形式，横纵坐标分别为各单元经标准化处理后的属性值、标准化后的空间连接矩阵所决定相邻单元属性值的平均值。由4图可知，甘肃省县域和相邻县域的局部空间自相关关系4种类型被分别分“H-H”（第一象限）、“L-H”（第二象限）、“L-L”（第三象限）、“H-L”（第四象限）4个性质不同的象限。其中“H-H”表示县域自身与相邻县域经济水平均较高，即为通常所说的热点区；“L-H”表示县域自身经济水平较低，而相邻县域经济水平较高；“L-L”表示县域自身和相邻县域经济水平均比较低，即为通常所说的盲点区；“H-L”表示县域自身经济水平较高，而相邻县域经济水平较低。

从Moran散点图中4种类型县域数量及其变化可以看出，H-H类型和L-L类型的县域数量最多，且分别较为集中、年际变化不大，表明了自1991年以来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区域差异出现明显的二元结构。其中H-H型县域数量由1991年的17个降到2009年的16个，降幅为5.8%，说明了发达地区的极化作用较大，对周围地区经济带动作用很小，县域之间差异越来越大，与3.2.1的分析结果相吻合。L-L型县域从51降到47，降幅为7.8%，说明了自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以来，经济落后的地区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L-H型县域数量由1991年的12上升到2009年的15个，所占比例相应上升3.5%，H-L型县域数量也上升1个，落入这两个类型的县域与相邻县域存在较强的空间负相关，即异质性突出，表明在甘肃省总体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内部县域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均衡。由Moran散点图4种类型中县域分布可知，H-H热点区分布的县域主要集中在河西经济区和兰州市及周围县区，且在1997年以后都没有大的变化，2009年兰州市及周围县区虽作为热点区，但是大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了热点区中河西经济区经济扩散作用比较明显，而兰州市经济发展处于相对孤立状态，对周边县区的带动作用很小；L-L型盲点区主要分布在陇南和南部民族地区部分地区，县域数量有先增大后缩小的趋势；L-H类型区分布较为分散，主要分布在地级市区的周边，因受周围经济发达县区经济极化作用的影响，经济发展瓶颈未能得到突破。

由Moran散点图4种类型中县域分布变化可知，年际变化比较活跃的县区主要集中在河西、陇中、陇南经济区，其中敦煌市、肃北县、肃南县自1993年后转为H-H型，这主要得益于河西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开发利用步伐加快；永登县在1997年由H-H型沦为L-H型，这主要由于工业化初期作为甘肃省省会城市的兰州市区，行政、科技、投资环境、基础设施等均优于其他地区，永登县的资源条件不断向兰州市区流动，经济发展受到很大程度的负面影响。陇南市的武都区和两当县由于汶川大地震的影响，基础设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制约，因而在2008年沦为L-L型。

区域经济差异成因分析

1总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成因分析

甘肃省地域狭长，地貌类型多样，地域分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基础和增长方式。近年来，以兰州为核心的陇中经济区逐渐发展为全省乃至西北地区的经济、文化、科教、商贸物流、区域金融和交通通讯中心，成为支撑西陇海兰新经济带以及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河西地区成为国家重要新能源、冶金和石化基地，以及丝绸之路黄金旅游沿线极具影响的旅游胜地和甘肃省特色农产品加工、外来资源落地加工基地。陇东地区依靠能源化工产业和农畜产品加工业，逐渐向着区域性的工业化地区发展。陇南以有色金属加工业、历史文化旅游业、农产品加工业为主要产业，市场化程度低，尚未形成区域经济的规模。南部民族地区传统畜牧业比较发达，而工业基础较为薄弱，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总量小。总的来说，在自然条件、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基础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5大经济区之间差异成为了甘肃省县域经济整体差异的重要贡献者。

改革开放以来，河西经济区经济发展迅速，逐渐成为甘肃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但河西经济区的武威市一直没有进入H-H热点区，导致河西经济区内部差异居高不下。2009年河西经济区内部差异贡献率达66.89%，成为甘肃省总体差异的最主要的贡献者。一方面是受自然条件限制，武威市天祝县全部，古浪县大部，凉州区少部都属于山区，自然资源匮乏，耕地比重小，自然经济成分浓厚，商品经济不发达，工商企业发展先天不足，各县区经济发展水平与河西热点区差距比较大，成为了河西经济区的凹陷地区。另一方面是河西经济区的嘉峪关市、敦煌市、玉门市、金昌市经济发展水平高，但其极化作用远大于扩散作用，不但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增长的势头不明显，反而集聚了周边地区的资源、劳动力、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削弱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力。

2县域经济发展空间二元结构成因分析

1）自然条件

河西走廊土地资源、光热资源和矿产资源丰富，其中嘉峪关市、敦煌市、玉门市、金昌市、阿克塞县依托旅游、矿产资源，经济发展迅速；张掖农业经济较为发达，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5大蔬菜瓜果生产基地和甘肃省肉蛋奶主要生产基地之一；兰州市是甘肃省省会城市，区位优势明显，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密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所以河西经济区和兰州市是历年来H-H型热点区主要分布区域。而L-L型盲点区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沟壑区、陇南山区和甘南高寒地区，陇南、陇中和南部民族地区土地资源缺乏，自然灾害频发，而且受地形的影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大，经济发展以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为主，生产技术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落后。区位因素影响下的H-H型、L-L型县域分布集中，且两种类型县域数量占总数的72%，区位因素是形成经济差异明显的空间二元结构的最初因子。

2）产业结构

河西经济区的县域以能源产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和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较高，乡镇企业发展势头较好，加之经济发展基础较好，县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较高，因此河西经济区大部分县域属于H-H型热点区。陇南和南部民族地区受资源限制，以农业为主导产业，多半是靠天吃饭，其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乡镇企业规模较小而且发展缓慢，丰富的农业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加工利用，市场化水平低，进一步制约了经济发展，因此陇南和南部民族地区大部分县域属于L-L型盲点区。产业结构影响下的H-H型和L-L型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产业结构是形成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二元结构的重要因子。

结束语

利用EDSA与传统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1991年~2009年甘肃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分析的结论如下：

1）在甘肃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时间特征方面，以标准差为测度的甘肃省县域经济绝对差异不断扩大，以加权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为测度的相对差异变化趋势一致，经历了先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波动上升过程。

2）从5大经济区内部差异变动和对县域经济总体差异的贡献来看，河西经济区内部差异和区域间差异与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变化趋势一致，经历了先缩小后扩大的变化过程；陇东、陇南经济区内部差异变化幅度不大；而陇中、南部民族经济区内部差异总体上呈缩小的趋势。河西经济区内部差异和区域间差异是甘肃县域经济总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这主要跟河西经济区内的热点区经济发展极化作用大于其扩散作用以及5大经济区之间自然条件、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基础的差异有关。

3）在甘肃省县域经济差异的空间特征方面，经济发达县域和落后的县域都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县域在空间上集聚性增强，H-H型和L-L型的县域数量最多，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区域差异二元结构明显。从两种类型县域的分布情况来看，H-H型热点区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较好的河西经济区和兰州市周边县区，L-L型盲点区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沟壑区、陇南山区和甘南高寒地区。

县域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区别第6篇

关键词：县域经济；差异；极化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080611020

一、安徽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特征

安徽省县域经济差异的产生，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复杂现象，本文从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四个方面阐述安徽省县域经济差异产生的原因。

（一）经济发展速度

一个地区经济差异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同，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产生的县域差异也会越大。从安徽省各县在1995～2006年间人均GDP年增长率发现，发展速度最快的歙县（16.07%）快于最慢的阜南县（3.99%）12个百分点还多。

（二）经济发展水平

1995年县域人均GDP最大的全椒县为4737元/人，最小的岳西县仅为1177元/人，两者相差4.03倍；而2006年县域人均GDP最大的繁昌县为14251元/人，而人均GDP最少的阜南县仅为2829元/人，两者相差5.04倍。1995年各县人均GDP与全省平均水平比值大于1，即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县共有23个，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一半的县只有33个，占全省县的58.93%。到了2006年，高于全省县人均GDP平均水平的县有25个，而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一半的县有阜南县和临泉县。经济发展水平明显由南向北逐渐递减的县域差异特征。

（三）经济规模

由于发展速度的差异，1995006年安徽省县域之间的经济规模差异显著扩大。在所有县域单元中，1995年GDP最大的无为县（33.744亿元）是最小的黟县（2.2923亿元）的14.72倍，而到了2006年GDP最大的无为县（98.34亿元）是最小的石台县（5.57亿元）17.66倍，县域间的经济规模显著扩大。

（四）经济结构

本文运用区位商比较安徽省各县的产业结构水平，，在1995年，区位商没有大于1的县域，二、三产业的区位商大于0.8 的地理单元有5个。而到了2006年区位商大于1的地理单元有4个（霍山县、歙县、祁门县和繁昌县），县域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突出。

二、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演变分析

（一）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人均GDP作为分析安徽省县域经济差异的变量指标，所有数据均来源于1996007年的《安徽统计年鉴》。

本论文采用加权变异系数（CVW）、基尼系数（G）和泰尔指数（T）三种方法，测度安徽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演变趋势，以期相互验证。加权变异系数（CVW）、基尼系数（G）和泰尔指数（T）的值越大，表明县域之间的差异越大。

（二）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演变过程

按照前面介绍的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测度方法，以1995～2006年安徽省各县域的人均GDP为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单一测度指标，加权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所得的1995年以来安徽省县域经济总差异变化态势基本一致。但在不同时期差异变化的幅度与趋势各不一样，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在1995997年间，安徽省县域经济总差异缩小，并在1997年加权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达到1995年以来的最低值0.3177和0.0777，比1995年的绝对量0.0289和0.0317，相对缩小了8.34%和28.98%，年均下降率分别为2.78%和9.66%，泰尔指数下降幅度较大。

在1997003年间，县域经济总差异迅速扩大；在2003年加权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分别为0.4947和0.1990，比1997年绝对量分别增加了0.1770、0.0635和0.1213，相对扩大了55.71%、18.57%和156.11%，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96%、2.65%和22.30%，基尼系数的县域差异增加较慢，泰尔指数预算的区域差异增大最快。

在2003005年间，县域经济总差异变化趋于平缓，且呈下降趋势。但2006年略微上升；在2006年加权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分别为0.4749、0.3181和0.1757，比2003年绝对量分别减少了0.0198、0.0870和0.0233相对减少了4.00%、21.60%和11.71%，年均下降率分别为1.00%、5.40%和2.93%，均低于1995997年间的县域差异下降速度。

综上所述，在1995006年间，加权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的绝对量分别增加了0.1283、0.1130和0.0663，相对扩大了37.02%、35.52%和60.60%，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08%、2.96%和5.05%，均表明了1995年以来安徽省县域经济总差异呈现扩大的态势。

三、县域经济极化分析

（一）分析方法

为了测度区域极化的大小及其变化趋势，本文引用沃尔夫森指数和崔-王指数；以上两种县域极化指数的值域范围处于0（无极化）和1（完全两极分化）之间，越趋于1，县域极化现象越突出。

（二）县域经济极化演变过程

从总体衡量安徽省1995～2006年间的县域经济极化的演变轨迹。结果表明，沃尔夫森指数和崔-王指数度量方法所得县域经济极化的趋势基本一致，且县域经济极化与县域差异总的变化趋势也非常相似，尤其与基尼系数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但波动幅度有所差异，沃尔夫森指数受基尼系数的影响与加权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的波动方向及幅度略有不同，这与弗德劳和张等人研究的结论相同，即随着县域差异的扩大，经济极化不断增强。安徽省在1995-2006年间，沃尔夫森指数和崔-王指数分别从1995年的0.2133和0.4174增加到2006年的0.3261和0.5224.但在不同时期，县域经济差异与极化的趋势和幅度也有所差异。总的来说1995-2006年县域经济极化态势平稳，呈增强趋

势，沃尔夫森指数受泰尔指数影响变化幅度较大。

四、结论

安徽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特征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速度不均衡。加权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所测度的1995年以来安徽省县域经济总差异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在1995-1997年间，区域经济总差异缩小；在1997-2003年间，区域经济总差异迅速急剧扩大；在2003-2006年间，区域经济总差异变化趋于平缓，且呈下降趋势。

引用沃尔夫森指数和崔-王指数方法定量分析区域经济极化演变过程，发现县域经济极化与县域差异的演变轨迹基本相似，即随着县域经济差异的扩大，县域经济极化日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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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区别第7篇

记者：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域经济能否快速发展关系到一个省的经济振兴，陕西省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快县域经济跨越发展，其县域经济发展境况如何?

张晓光：近年来，陕西省各地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陕西加快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各项举措，县域经济呈现出发展动力增强、总量扩大、速度加快、质量提高、效益增加的良好态势。

一是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高，发展速度加快，总量规模扩大。2008年陕西省83个县(市)总人口2410.86万人，占全省64.1％，全年完成GDP3506.68亿元，县域GDP总量占全省的比重达到51.2％，县均实现GDP42.25亿元，比2007年增加9.84亿元，GDP超过100亿元的县达到5个。

二是经济运行质量提高，效益显著提升，收入较快增长。2008年，全省县域财政总收入达到405.39亿元，较上年增长33.4％，县均财政总收入4.88亿元，县均地方财政收入1.66亿元，年均增长25％。2008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3136元，36个县(市)超过全省水平，神木县和靖边县高于全国4761元的平均水平。其中神木县首次突破6000元，达到6028元，高出全省平均水平2892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267元。

三是经济增长动力增强，需求作用增大，投资增速加快。2008年，全省县域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06.36亿元，比上年增长25.1％，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零售额增长最快的时期。83个县(市)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1643.12亿元，比上年增长32.2％，县均完成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9.8亿元，较上年增长48.9％。

四是县域经济结构不断升级，工业拉动作用增强。2008年，陕西县域全部工业增加值1979.14亿元，县均实现工业增加值23.85亿元。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县域经济明显表现为第二产业领先增长的特征。

记者：陕西县域经济与中东部相比还存在哪些方面的差距和弱势?

张晓光：陕西县域经济从纵向比较取得了较快发展，但从横向看仍然呈现总体实力不强，发展程度不高，与全国和发达省份及周边地区比较，发展相对滞后，“瓶颈”制约明显，存在差距明显。

一是县域主要指标明显低于全国水平。2008年，陕西省生产总值为6851.32亿元，城镇固定资产投资4510.44亿元，分别居全国第19位、17位。在全国基本接近中游水平。但人均GDP、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0.4％、65.9％和81.5％，排名分别为18、27和22位，属下游水平。虽然2008年县域经济总量达到全省GDP的51.2％，但总体来看，县域发展在全国仍处于较为落后的地位。

二是与全国百强县相比强县不强。根据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测评，2007年，全国百强县经济总量平均314.9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平均达到16.7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7590元，分别是陕西“十强县”平均水平的3.2倍、2.9倍和2倍，其中生产总值平均值就高出2007年陕西县域最高值(靖边县)近111亿元。

三是经济总量规模水平较低。2007年，陕西县域GDP总量为2689.66亿元，占全省的49.2％，比全国57％的比重低7.8个百分点，比东部的浙江、中部的河南和西部的内蒙古分别低3.3个、21.6个和lO.5个百分点；县域平均GDP为32.41亿元，分别低于浙江、河南和内蒙古137.56亿元、64.4亿元和13.4亿元，县域人均GDP为11200元，分别相当于浙江、河南和内蒙古的36.2％、80.1％和65.3％。如果按浙江省县域GDP平均169.97亿元计算，陕西只有靖边和神木两个县达到。

四是强县少且实力相差较大。在中郡县域经济评价中心连续多年的测评中，2006年以前，陕西县域均与百强县无缘，直到2007年，陕西才实现全国百强县零的突破，2008年神木和靖边进入全国百强，分别排59位和93位。2007年，生产总值超过百亿元的县，浙江占到其全部县域数的60.3％，河南33.3％，陕西仅为3.6％，西部的内蒙古也高于陕西省。

五是县域财政收入水平低。2007年，陕西县域地方财政收入105.5亿元，县均1.27亿元，分别低于浙江、河南和内蒙古9.03亿元、1.76亿元和3.01亿元。在财政总收入超过2亿元的县(市)中，陕西仅有29个。县域人均地方财政收入449元，仅比河南高10元，相当于浙江的24.9％，内蒙古的20％。

六是农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2008年，陕西农民人均纯收入3136元，与全国的4761元相比，相差1625元，相当于全国的65.9％，排名第27位，2004年至2008年，陕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额为1269元，同期全国的增加额为1825元，陕西比全国少增556元，与东部浙江、中部河南、湖北相比，分别由2004年相差4.077元、686元、1023元拉大到2008年的6122元、1318元、1520元，与西部内蒙古相比，差距由1762元缩小到1520元。

记者：陕西地域分为陕南、关中、陕北三大区域，各区域县域经济发展特色各异，陕西县域经济划分为哪几个梯度，各自都有什么特点?

张晓光：梯度分类分析表明，陕西县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第一、二梯度县域是全省经济最发达地区，尤其是第一类，各项经济指标遥遥领先；第三梯度属于中等发达地区，且部分县(市)社会发展指标处在全省中上水平，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较强；第四梯度为经济落后地区，大多数指标与第一、二类差距较大。

第一梯度：即2008年度陕西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十强县。主要分布在陇海铁路沿线、关中平原、矿产资源富集区，承接省会城市和工业经济发达城市的经济圈辐射，区位优势明显，工业经济基础较好，特色产业发展迅速，产业聚集效应明显，有力地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其县域经济发展特点是经济总量较大，活力较强，且发展环境良好，属于典型的工业主导型经济。

第二梯度：即2008年度县域经济监测结果第11名到第30名，共20个县。主要分布在关中经济区、陕北能源富集区和汉中经济区。地理位置总体上相对较

好，交通较为便利，其中部分县(市)近年来发展势头良好，县域综合竞争能力显著提高，经过努力可望进入陕西“十强”。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县(市)大部分虽属工业主导型经济，但产业特色、优势带动作用不是很强，产业集聚功能有待进一步强化。

第三梯度：即2008年度县域经济监测结果第31名到第65名，共35个县。涵盖了关中、陕南和陕北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县绝大部分在地理位置上偏离中心城市，大部分县工业化程度较低，虽然一些主要经济指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多项指标在全省平均水平之下，县域工业发展水平和效益均有待提高。

第四梯度：即2008年度县域经济监测结果第66名到第83名，共18个县。主要分布在陕南、陕北边远地带和贫困山区，自然条件较差，区位劣势比较明显，基础设施比较落后，交通多有不便，通信相对滞后，资源较为匮乏，缺乏特色产业，粗放型增长特征明显，县域经济发展缺乏项目支撑和新的增长点。

记者：陕西县域经济产业结构都有哪些特点?

张晓光：县域经济发展是一个由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而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关系反映了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状态和变化趋势。县域梯度经济的差异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但最终体现在产业发展的优势上。

近年来，陕西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使县域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2004年，在全省GDP中，一、二、三产业的结构为11.7:48.9:39.4，到2008年，这一结构变化为11.0:56.1:32.9，一产比重比2004年下降0.7个百分点，二产提高了7.2个百分点，三产比重下降6.5个百分点。县域经济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2008年，83个县(市)三大产业的比重为16.7:61.0:22.3，虽然与全省有所差异，但整体结构与全省基本相同。从目前情况看，陕西经济产业结构通过优化升级，已由原始的第一阶段“123”推进到第三阶段“231”。

记者：陕西县域经济实现跨越发展面临着哪些问题和制约因素?

张晓光：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推进，陕西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也日益显现。从陕西现实情况看，除“十强县”和第二梯度部分发展较快的县域外，绝大多数仍属于经济小县、工业弱县、财政穷县，在总体上表现为：县域经济素质不高、产业层次较低，工业化程度偏低、需求水平不大、城乡发展差距仍在继续扩大。

一是县域经济发展差异较大。首先是发展水平差异，其次是非农产业差异，第三是两极分化差异。二是县域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大多数县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经济结构仍存在一产过重、二产脆弱、三产滞后的现象。三是建设用地紧缺、发展资金短缺、招商引资困难等县域经济发展要素制约严重。四是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2008年，全省的城镇化率为42.1％，在83个县(市)中，只有11个县(市)达到这一水平，有38个县不足20％。与浙江、内蒙古相比，陕西省大部分县域由于缺乏长期稳定的优势产业支撑，县城建设相对滞后，城市功能不完善，带动经济的作用十分有限，中小城镇数量少、层次低，转移农业人员的作用不明显。城镇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产品集散和消费重要市场的地位没有充分体现。

记者：实现陕西县域经济跨越发展有哪些对策建议?

张晓光：一是要认真做好扩权县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工作。目前陕西省扩权县已达30个，但从具体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看，工作不到位，对扩权强县的创新意识和力度不足。应本着“责权统一、重心下移、能放则放”的原则，进一步扩权、放权。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制约县域发展的实质问题，在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扩大县域发展自，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和实力，实现县域跨越发展。

二是主攻特色、区域推进、重点突破，实施富民工程。在产业布局上要打破行政区划，按照区域化、专业化要求，着力推进板块经济发展战略，打造规模优势，促进资源优势向特色产业集聚，特色产业向特定区域集聚，加快形成特色产业集群。

三是着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带动县域经济发展。从县域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区位特点等实际出发，坚持科学发展，认真做好县域城镇化规划，以城镇化促进县域工业化、以工业化提升城镇化，努力实现城镇化、工业化的良性互动，带动县域经济发展。

县域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区别第8篇

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工作开始于2000年，采用县域经济的综合性、可比性、客观可行性的核心数据进行评价。

一、全国县域经济强县

参加第七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的县域经济单位不包括县级市辖区，共计2002个，其中县级市368个、县1462个、自治县117个、旗49个、自治旗3个、特区2个、林区1个。

第七届全国县域经济强县包括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西部百强县、中部百强县、东北十强县，共有305个，占全国县级行政单位的10.66%。全国县域经济强县的总人口为2149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34%，地区生产总值为45550亿元，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1.75%，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2134亿元，占全国的11.67%；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454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98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900元，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54.04%、138.83%、92.69%。

1、第七届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

第七届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在各省（区、市）的分布是：河北省6个，山西省2个，内蒙古自治区2个，辽宁省5个，上海市1个，江苏省24个，浙江省25个，福建省8个，山东省25个，河南省7个，湖南省2个，广东省1个，四川省1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个。

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东部地区有90个，东北地区有5个，中部地区有11个，西部地区有4个。

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前10名分别是：【江苏江阴市、江苏昆山市、江苏张家港市、江苏常熟市】、江苏吴江市、浙江慈溪市、浙江绍兴县、江苏太仓市、福建晋江市、江苏宜兴市、浙江义乌市、浙江余姚市、山东荣成市。江苏江阴市、昆山市、张家港市和常熟市等相连的四个县级市作为“区域经济强县组团”并列第一名。

新进入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的有9个：河北三河市，山西孝义市，江苏铜山县、仪征市、兴化市，河南新郑市、荥阳市、禹州市、登封市。

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的平均规模：人口81.45万人，地区生产总值268.17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3.36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3596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790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05%、15.86%、22.57%、16.43%、8.99%。

2、第七届中国西部百强县（市）

评价中心将参加第七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的西部12个省（市、区）的县（市、旗）单列出来，按照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进行排列，评价出西部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简称中国西部百强县（市）。

第七届中国西部百强县（市）在西部12个省（区、市）中，除外均有分布，具体是：内蒙古自治区21个、广西壮族自治区10个、重庆市8个、四川省21个、贵州省5个、云南省10个、陕西省7个、甘肃省1个、青海省2个、宁夏回族自治区2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3个。

西部百强县（市）前10名分别是：四川双流县、新疆库尔勒市、内蒙古准格尔旗、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云南安宁市、陕西神木县、云南大理市、四川郫县、内蒙古托克托县、四川绵竹市。

新进入西部百强县（市）的有9个：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额济纳旗、乌拉特后旗，广西柳江县、扶绥县，贵州清镇市，陕西安塞县，宁夏灵武市，新疆奎屯市。

西部百强县（市）的平均规模：人口51.72万人，地区生产总值74.50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3.8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2346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880元，分别比上年增长-6.00%、14.60%、27.10%、30.62%、10.60%。

3、第七届中国中部百强县（市）

评价中心将参加第七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的中部六省的县（市）单列出来，按照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进行排列，评价出中部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简称中国中部百强县（市）。

第七届中国中部百强县（市）在中部六省中分布是：山西省13个、安徽省11个、江西省8个、河南省42个、湖北省10个、湖南省21个。

中部百强县（市）前10名分别是：河南巩义市、湖南长沙县、【河南偃师市、河南新密市、河南新郑市、河南荥阳市、河南禹州市、河南登封市】、山西河津市、湖南浏阳市、山西孝义市、江西南昌县、湖南宁乡县、河南伊川县、湖南望城县。河南偃师市、新密市、新郑市、荥阳市、禹州市、登封市等相连的六个县级市作为“区域经济强县组团”并列中部第三位。

新进入中部百强县（市）的有13个：山西襄垣县、怀仁县、柳林县，安徽怀宁县、广德县、颖上县，河南宝丰县、长垣县、西峡县，湖北当阳县，湖南祁阳县、桃源县、汨罗市。

二、第七届评价中的创新性探索

第一，提出“区域经济强县组团”概念。所谓“区域经济强县组团”就是在某一区域内，地理位置相连、经济总量相当、经济发展方式相近的几个经济强县组成的集合。区域经济强县组团的提出是基于以下考虑：淡化相邻强县的非正常竞争，促进政府转变职能；促进经济强县之间的经济协作；推动区域统筹，有利于在诸如产业结构调整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行统筹规划，推进城市群建设，提高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现在比较成熟的有江苏省苏南四个县级市一起成为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的冠军组团，山东省青岛市下辖的三个县级市一起成为山东半岛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南省中原地区的六个县级市，一起成为中原崛起的先锋力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的东山区和昌吉回族自治州的米泉市打破行政区划限制，融合发展，建立米东新区，推进乌昌经济一体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探索。针对这方面的工作今后还要继续研究探索。

第二，县域经济发展要“以人为本”。为了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做到“强县富民”的统一，在第七届评价中将所有经济强县的居民收入水平罗列出来，供参考。按照居民收入水平与全国的居民收入水平的比值划分A＋、A、A－、B等四级，各级规范是：A＋级（上）：1.25以上；A级（中上）：1.00-1.25；A－级（中下）：0.75-1.00；B级（下）：0.75以下。

居民收入水平A＋级以上的县（市）共有83个，主要集中在东部（69个）。第七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数量比较多的浙江省、山东省、江苏省和福建省的居民收入水平A＋级以上的县（市）的数量分别是31、9、15、6个。不难看出，山东省县域经济强县（市）的居民收入水平相对比例小，以后需要在“强县富民”的统一性上多做一些工作。

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题和方向，但并不是在全国的每块土地上都要上工业项目，建城镇。应该说，全国每个地区的社会公民应该享有社会文明差异性不大的权利。因此，针对全国所有县域（或城区），无论经济强弱，以居民收入为基础，结合居民消费、储蓄和公共财政投入建立反映富裕程度的监测工作显得非常重要。在本届评价中先将收入水平公布出来，供大家参考，今后逐步完善，单独形成全国分地区富裕程度检测报告，为城乡统筹和区域统筹提供向导。

第三，县域经济要科学发展。县域经济工业化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县域经济还要走“生态化”发展道路，县域经济不仅是中心城市经济的原材料供应基地，也是区域经济的生态屏障。县域经济发展中的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等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县域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区别第9篇

加快发展县域经济的五大战略 文章作者：名扬 文章加入时间：2005年9月28日12:50 加快发展县域经济的五大战略 作者：名扬 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

的结合点，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石和支撑。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壮大县域经济”、“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的要求。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提升县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充分认识发展县域经济的重大意义 自春秋战国开启郡县制以来，“县”一直是我国行政区划的基本单位。截至2004年，全国县级行政区划有****个，县域国土面积***万多平方千米，占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以上；县域经济gdp为*.**万亿，占全国gdp的**.**%，其中，县域经济gdp比例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是贵州省，达**.*%；最小的是上海市，仅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得到了中央决策层以及专家学者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正确认识县域经济的内涵，做好壮大县域经济的工作成为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县域经济”是指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是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行政区划型区域经济，他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功能完备的综合性经济体系，县域经济活动涉及到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环节和一、二、三产业各部门，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与地域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发展县域经济，对于缩小城乡经济差距，实现区域经济统筹协调、共同繁荣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发展县域经济是推进城市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城市工业化、经济城镇化是发展县域经济的主题和方向，实践表明，凡是县域经济发展好的地方，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都是较高的地区。 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载体。县域经济的主体是农村、农业和农民，农业经济是县域经济的基础，只有县域经济发展了，农业的基础地位才能巩固，农民收入才能提高，农村社会才能稳定。解决“三农”问题要统筹“农”和“非农”工作，把“三农”工作统筹于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中。只有依托县域经济载体，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负担重”两大难题。 发展县域经济是增强地方经济实力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世纪**年代末到**年代中期，县域经济比较活跃，在增强地方经济实力、增加农民收入、满足城乡人民生活需要、维护农村稳定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形势的变化，目前县域经济发展面临许多困难。如县域财政困难重重，全国多数县市普遍财力弱、负债多、包袱重、压力大。只有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才能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增强地方经济实力。 二、发展县域经济的几点建议 1、实施工业化战略。工业化是提升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基础，发展县域经济，应高度重视和发挥工业化的主导作用。一是产业定位面向国际化。应深入分析各县区间产业结构差异，对产业发展战略有个准确定位，把握战略机遇，赢得发展先机。准确把握国际城市经济调整升级的发展趋势，按照新型工业化的要求，积极承接对方相对处于国际分工低端环节的部分产业转移，并且在产业链的衔接和延伸上下功夫，从而将县域经济融入国际大循环体系中。二是走区域联合发展模式。随着我国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经济发展格局从“行政板块”向“经济板块”转化，特别是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区域生产要素的组合半径已大大突破县级行政区域空间。县域经济要赢得更大的发展，就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正确处理好行政区域与经济区域的关系，跳出行政区的束缚，按照区域经济的分工，从经济区域的高度来审视和制定县域经济的发展战略，融入到联合发展这个范围更大、层次更

高的经济区域中去。三是必须突出区域特色概念。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只有培育特色经济，这样才能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一个县域均有自己的特色优势，有的有区位优势，如地处交通要道和枢纽，或沿海、沿边；有的有自然资源优势，如域内蕴藏大量矿藏资源，或丰富的水能资源；有的有社会资源优势......只有充分认识并开发好这种资源，构筑起本地区的特色产业，才能摆脱资金等因素的制约，闯出一条脱贫致富的路子。 2、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农业是县域经济的基础，要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坚持用工业化的理念抓农业，提高农业的质量和效益。一是加快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立足农业资源优势，发展“区域化、规模化、专业化、外向化、生态型”农业。通过市场引导农民，增收致富。二是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围绕主导产品，培育龙头企业，提高农业的附加值。三是培创农业品牌，加快“订单农业”、“品牌农业”的发展，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四是加大劳动力转移力度，拓展农民致富的渠道。 3、实施城镇化战略。工业化与城镇化是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面临的两大使命，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要以工业化推进城市化、以城市化带动产业化，优化城乡经济结构。推进城镇化，一要优化城镇体系规划。围绕农村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要求，以建设现代中等城市为目标，科学合理地确立城镇规划布局，把产业布局与城镇体系布局有机结合起来。二要完善城镇网络功能。要抓紧调整域内交通网络规划，加快推进各镇等级公路建设，重点实施一批等级公路建设，加快区域联动，促进经济发展。三要解决好城市化建设投入机制。牢固树立“经营城市”的理念，走多元化投融资道路，实现城市的自我开放、自我增值、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 4、实施民营化战略。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对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活跃市场，解决就业问题和保持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作用。从民营经济自身来看，它产权清晰、机制灵活、管理严明、决策科学，不用政府投资，生产成本不高，是一种富有效率的产权制度。从全国先进发达地区的成功实践来看，民营经济发展快的地方，县域经济实力就强。因此要进一步加大体制改革力度，推进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努力把民营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增长的内动力和增长点，担当起发展县域经济大舞台的主角。 5、实施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战略。环境优劣关系到县域经济特别是外向型经济的生死存亡。对外来企业而言，基础设施不行就进不来，发展环境不好就留不住。必须把创造良好的投资发展环境作为一项战略决策切实抓紧抓好，在大力改善基础设施的同时，突出抓好经济发展环境的优化，加大行政效能监察力度，进一步改进作风，切实转变职能，真正把政府职能转到兑现政策、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把政府工作的重点放在搞好服务和营造环境上来，努力营造诚信的社会环境、优惠的政策环境、优良的服务环境和良好的治安环境。 文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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