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基金的监管第1篇

不过,从客观角度分析,私募基金本身是自由化市场经济的合理产物,如果以非自由化经济的本位出发去认识这一事物不可避免会产生各种偏差。换言之,如果我国经济体制对私募基金的接纳与融合存在问题,那么更可能是因为经济环境中某些内在机制(例如产权结构)的不适应作用,而不是直接源于私募基金自身的缺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无论是证券市场管理高层、投资者抑或学者都很少基于这一前提来评价私募基金,结果是有意无意地导致在私募基金的界定、运作模式、立法监管等方面的问题探讨缺乏客观性。

另一方面,私募基金较少信息披露的特征使其即使在美国也处于隐秘状态。如果没有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大出风头以及后来1998年发生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崩溃事件,恐怕世人现时所津津乐道的对冲基金(Hedge Funds)也会继续处于韬光养晦的面纱之下。因此,目前世界上对于私募基金的研究和了解仍旧是不完整的,这对于我国私募基金的运作及监管研究无形中形成了另一障碍。

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虑,笔者对于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基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即:(1)以成熟市场中的私募基金运作与监管模式为参照;(2)在具体私募基金的研究对象方面以目前曝光度最高的美国对冲基金为主;(3)研究重点不在于求全,而是针对我国未来私募基金发展进程中的运作问题和监管模式尝试提出一些有益的解决思路。本文后续的内容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三个方向而展开的。

可以认为,我国目前尚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私募基金。这里涉及到基金组织形式本身和社会经济环境两方面的问题,在目前《投资基金法》的立法过程中实际上已有反映。首先,在社会信用机制效率低下的背景下,监管方对于信托行为的控制存在逐渐强化的趋势(例如在信托法的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信托成立”及“信托生效”分离辨别,很明显是立法机关对于社会信用状况缺乏信心的表现)。没有民间信托行为的健康发展,探讨私募基金的运作与监管是缺乏其土壤的,而政府是否有魄力让私募基金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仍然不可预知;其次,鉴于我国潜在私募基金的资金影响约在7000亿人民币左右,政府很难对如此巨大的经济资源放任自流,“加强监管”不会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涉及了相当复杂的利益分配关系和政治考虑。

从私募基金本身来看,在缺乏上述环境支持的情况下,我国的私募基金有可能一开始就处于畸形状态。如果这种经济格局不出现实质性变化,那么无论在私募基金的组织结构、运作模式、监管政策还是业绩评估方面,都很难指望出现一种合理、公平、客观的约束及评价机制。对比现在常常被作为私募基金对立面而加以标榜的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情况,不能说这种担心纯属过虑。

应当指出的是,除了对冲基金外,其他类型的私募基金都处于较为隐秘的状态(大部分是与涉及商业机密有关),而且数量相对较少,从而令针对其运作模式的外部研究难以深入。因此,我们将明确下面的探讨范围地仅针对公开信息相对较多的对冲基金。若非予以特别指出,则下述“私募基金”概念一般意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或“对冲基金”)。不过,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研究的结论未必能够类推适用于其他类型的私募基金。

对于美国对冲基金运作及监管环境的分析表明:美国对于对冲基金的监管并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是有意识地为这一自由经济的产物留下广阔的发展空间。多元化的投资主体结构对于成熟健康的证券市场来说可能是较为适宜的,而且出于对社会信用体系的信赖(尽管这一体系不时仍爆出了一些意外的危机),监管者力主由其他市场参与者施加的信用及契约控制来制约对冲基金的不当行为,但是,对冲基金发展的前提仍然是不能破坏市场的公正、公平秩序。这就是多年来美国政府及司法部门对于对冲基金的监管思路。

至少在目前看来,就对冲基金实施直接监管或者急于加强间接监管都是不得人心的。不过,在其监管环境方面,不可能不受到LTCM事件影响的波及。即使象LTCM那样肆无忌惮地运用杠杆进行博弈的对冲基金仅占少数,美国政府及司法部门也会认真考虑采取制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或尽可能消除其负面影响的一些必要措施。

未来对冲基金监管模式的演化肯定是渐进式的,而且指望其达到共同基金的监管水平是不切实际的。

可以认为,相关立法支持的缺乏是导致我国各种民间信托行为及相关保险行为(如果还不能把它们称为私募基金的话)无序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至于现有的《信托法》及《保险法》也对相应的私人信托行为和非商业保险行为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或者使其处于空白状态。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私募基金的发展是以私有化经济为基础的,良好的社会信用机制和健全的法律保障是其自由发展的两个重要基础。在我国目前经济环境下,这两个要素应当说都尚不完全具备。

更为可虑的是,目前证券监管部门和立法机关对于私募基金的监管规范立法似乎并未认真考虑中国的市场环境和基础问题,在对私募基金的认识上分歧较大,一些间接透露的信息表明高层(主要是人大立法委“投资基金法”工作小组)的某些失之偏颇的看法对于我国私募基金的未来发展可能会形成令人担忧的不利影响。

目前,我国市场格局和国民经济体制都处于转型时期,其间的动荡和混乱不可避免。在私募基金的运作与监管方面,由于缺乏信托法的充分支持,大部分类似于私募基金的民间集合投资现象仍处于地下状态,而且大量的契约纠纷难以得到司法救助。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私募基金目前的风险来源主要是系统环境风险。

对于我国私募基金立法工作可能存在一些的问题,可行的参考解决方案和建议包括:

(1)实行自由化的间接监管政策,但在发起人及投资者资格认定环节予以严格控制

(2)建议不再进行单列的私募基金立法工作

(3)建议对非法人组织的民事主体资格进行专门立法进行确认,以使私募基金之类的组织享有充分的法律保障。

(4)建议对私人信托行为进行认定。

(5)强化投资者的风险意识

私募基金的监管第2篇

我国私募基金监管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目前，我国私募基金监管尚处初级阶段，私募基金本身的发展具有较强中国特色，并使监管工作面临很大的困难与挑战。

与中国其他的融资方式自上而下的变革不同，中国私募基金却完全是市场自发产生的 目前我国的私募基金是市场各参与主体博弈后，最大限度符合各方利益的结果。然而，除开市场化的因素，中国社会经济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我国的私募基金仍然需要更多的法律支持和政府监管：比如，需要对私募基金的法律地位完全确立，在证券法中给私募基金留下空间等等。

在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具体国情下，市场监管当局对私募基金的监管也面临着种种挑战私募基金作为投资基金的一种运作方式，其相关利益人关系确定从本质来说是一种信托制度安排，是投资信托行为。私募基金涉及到各种主体的切身利益，要对其进行规范。银行、证券公司、私募基金投资人和中小投资者有着极不相同的要求。除此之外，现有信托投资公司的代客理财业务，基金管理公司的证券投资基金业务，保险公司投资连结保险业务，尚待研究的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资产管理业务，国家计委的产业和创业投资业务，按业务性质分基本上都属于信托范畴，但却分属于不同的监管部门负责，容易出现多头管理、政策信号不统一的问题。此外，这些不同主体对私募基金的立法要求，既有利益冲突，也有立法和执法上的技术困难，需要理论界、政府、社会各界共同提高认识，去加以解决。而在法律制定之后，在涉及各自的部门利益时出现容易相互矛盾的监管措施，并容易出现监管重复或监管真空。

国外可供借鉴的相关法律较少 纵观国外的法律法规，几乎没有一部成文的专门针对基金的法律，更不用说专门的私募基金法律。对私募基金的监管只是存在于其它法律法规中的有限的几个补充条例，而规范私募基金运作的法律有一个系列，按照这些法律执行基金监管也有多个政府主管机构。在国外，私募基金广泛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很难由单个的政府部门完成全面的监管，也很难用单个的法律对之作出全面的规定。因此，我国想借鉴国外的现成的监管立法的可行性并不高。

我国目前相关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国外的经验借鉴只能起到有限的外部推动作用，而对于我国私募基金的监管而言，真正的困难还在于我国各种相关的法律存在缺陷并且缺乏一个完整的、社会性的个人信用档案制度。建立符合基金监管要求的个人信用档案制度，需要规定个人所得必须全部如实申报，并且全部记入个人的信用历史档案；会计法和公司法对会计标准和公司责任作出严格具体的定义和规定，对作假行为严厉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等等。这些法律规范的实现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系列法律的全面修订，并会牵扯到很多人的直接经济利益，有可能导致在一时间内难以得到足够的社会支持。

从长远监管的角度来讲，制定《投资基金法》对私募基金进行监管，使其走向合法化和制度化，也不失为一条可行之策。但是应当明确的是：对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全面修订，促进诸多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使其真正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才是我国私募基金问题和其他问题的根本解决途径。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依靠新生事物的成长来加快经济的发展，因此不能扼杀私募基金的存在；但对于其不良倾向也要及时加以阻止，以保证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因此法制建设应受到高度重视，存在的困难也应想办法逐步加以解决。

完善我国私募基金监管制度的

基本原则

通常而言，一项规则的取舍或制度的演进，均应有其合理的解释和基本的出发点。通过上文对我国私募基金面临监管困难的论述，未来对我国私募基金监管制度的设计过程中，应当明确以下基本原则。

监管的正当性与适度性原则 一方面，监管法规应当依信托法构建，不违犯法律规定的私募基金理应受到监管机构的承认。另一方面，在监管过程中，应当尊重私募基金合约的效力，出台私募基金的相关规范对其进行风险指引，同时保持开放性，使得监管政策完全吸收市场参与者自发创新中的合理因子，从而使监管框架更加市场化。

效率与公平相协调的原则 私募基金监管的核心是注册豁免，注册豁免无疑促进了证券市场的融资便利。注册豁免并非是无条件的，而是基于私募基金向合格投资者定向募集等特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私募基金产生伊始便是以效率为先的，只有追求效率，才能保证投资者可能获得的利益不被无谓浪费；同时，还需通过反欺诈条款以及间接监管等措施以求公平。

循序渐进原则 从目前看，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并不成熟，理论界对它的认识也不统一，而相关的实践也还在试点阶段，在这一阶段，监管的推进还需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对私募基金的监管必须在统一监管理念的基础上，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一边规范一边发展。随着私募基金逐渐规范地发展和壮大、管理层经验不断积累，国家出台相关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法律法规也就水到渠成了，这也有利于为以后不确定的新型产品的法律适用提供确定预期，从而为投资衍生性金融产品保驾护航。

区别监管原则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有相当大的区别，因此对私募基金的监管要求与公募基金应当区别对待。对公募基金一般采取行政、法律、经济三种手段对其市场准入、运作的具体方式、信息披露等内容进行监管。而私募基金主要受信托契约或公司章程等内在规则的约束，政府监管是为了使内在机制能够发挥其应起的作用，促进内在规则能更好的实施。为了对私募基金进行更有效的监管，有必要将私募基金的监管与公募基金的监管区别开来，实施更适合私募基金的监管形式。

推进我国私募基金的行业自律

相对于公募基金而言，私募基金由于具有分散性、多样性和信息披露的不公开性等特点，严格的行业自律对私募基金的发展尤为重要。目前，我国私募基金的自律性仍需要进一步加强。

自律是发展的重要保障 从我国私募基金发展的现状看，一方面私募基金快速兴起，不同类型不同方式的私募基金如同雨后春笋一样迅速发展；另一方面，适用于私募基金的法制及监管却相对落后。在这种环境下，私募基金行业自律就显得十分的重要。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私募基金的市场认可度。现阶段强调私募基金的自律，有利于我国私募基金的规范、持续发展，有利于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健康运行，有利于优化市场环境，为社会公众资金开拓新的理财渠道，最终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与发展。

从相关行业的发展经验看，行业自律可以提高产品服务质量、维护企业平等权益、约束企业的非理性和盲目性等，进而促进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私募基金有一定的外部性，如果做得不太好会影响公众的利益，将会影响私募基金行业的发展，这就对私募基金的自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自律是监管的有效补充 从国外经验来看，私募基金监管主要采取的是行业自律的形式，基金的发起和运作由《证券法》和《投资基金法》等相关法规约束。但在我国当前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备的情况下，明确监管部门，对于促进行业健康和发展很有必要。退一步来说，即使我国已经有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行业自律组织也是政府监管的重要补充。

目前我国私募基金长期缺乏“阳光”的生存环境，让很多私募机构在法律的灰色边缘长期行走，行业中的很多人都想通过集体的力量来推动私募基金业的健康、规范、快速发展。此时，一个能够代表行业整体利益的行业组织出面协调，进行行业自律式管理，建立行业公认的行规，维护行业整体形象，净化行业空气，同时研究行业规范化发展的可行途径，这个组织的形成是私募基金目前发展的迫切需求。

在自律过程中私募基金的操作模式需要进行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应当在良好的机制与做法中建立规范的运作方式，使其有正常的信息披露渠道，使其得到委托人的信任。在实际操作中，私募基金更多是靠其自身的组合和理念来取得长期的发展。这种操作模式对操作者研究不同时期、不同市场里面的投资组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样才能有效规避投资风险。

私募基金的监管第3篇

    论文摘 要:私募基金即通过非公开方式面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而设立的基金。我国私募基金在资金规模方面远远超过公募基金,但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应的立法对其加以规范。私募基金由于缺乏配套法律、法规的监管,蕴含着很大的法律风险。因此,政府应当加紧制定与私募基金监管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利于它们的规范运作。因此,通过对私募基金典型监管模式的比较,对我国私募基金监管立法提出了建议。

    1 我国私募基金发展现状

    虽然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中还找不到对私募基金的准确定义,但是在市场中实际上具有私募基金性质的地下私募基金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力度上都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2001 年,夏斌的《中国“私募基金”报告》估算出当时中国私募基金达7000 亿元。目前我国具有私募基金性质的地下私募基金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这些地下私募基金主要有以下几种组织形式:

    (1)工作室。

    工作室是目前最公开最常见的私募基金。以较有名气的股评人士或研究人员命名的各类工作室大部分负责给客户提供详细的市场操作计划,而且,随着资金量的较大差异 表现为所谓 “金牌会员”、“银牌会员” 等一般地进入工作室所要求的资金量门槛并不高。在深圳,一些着名咨询机构下的工作室只要有 50 万元就可以达成合作的口头协议。 正因为资金量不算太大,一些客户提出了较高的年保本收益率,这一数字目前一般为 20%左右。至于工作室的收入,大多数并不直接向客户收取,而是由工作室与客户进行交易的证券营业部进行协商,从交易佣金中提取。

    (2)券商。

    证券公司是最早参与地下私募基金的。1993年证券公司的主营方向由经纪业务转向一级市场业务,与之相应的是需要定向拉一批大客户,久而久之,双方建立了相互信任关系,证券公司的角色也就顺理成章的转换成委托人。从 1999 年起 综合类券商经批准可以从事资产管理业务,受托管理现金、国债或者上市证券。从地下转为地上公开之后,各券商在这方面的竞争更加激烈了。目前,一些证券公司在开展资产管理业务中都有相同的承诺,如保证收回本金保证年收益率等。

    (3)公司型私募基金。

    从1997年以来,更加接近于严格意义上的私募基金以公司的形式出现了,如投资咨询公司,投资顾问公司以及投资公司。地下私募基金主要来自于企业,大多以专用账户的形式存在。在出资额、使用期限、分配等方面都参照公募基金。投资咨询公司能作为 地下私募基金的发起人、管理人,其工作重点也会以目前的公司形象宣传转而向提高所管理资产的利润率发展,从而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吸引力,形成良性循环。至于监管方面,这部分基金多让大投资者做资金的监管人,重大投资则须经投资人本人同意,因经营业绩相当不俗,这些基金在市场上颇受追捧。

    2 私募基金发展的风险分析

    2.1 我国私募基金的风险分析 

    中国的私募基金一直游离于法律、法规监管之外,没有取得合法地位,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

    首先,我国的私募基金一般以工作室、券商、公司型私募基金等名义存在,在组成形式上与受托理财、集资投资相似,基本上通过私下订立契约而形成,建立在这种非法的契约上的委托关系是很脆弱的,无法控制受托者的道德风险,一旦发生纠纷,投资者权益难以得到法律保障。 

    其次,国外私募基金的操作手段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对冲,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也加大了风险。在目前我国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不完善甚至不存在基金管理人素质不高的条件下,私募基金主要依靠在证券市场上做庄或跟庄获取收益,既影响了证券市场的稳定性,也使其面临的风险扩大。 

    最后,由于目前国家对私募基金的立法没有正式出台,投资者还面临着政策调整的风险,由于私募基金信息披露要求低,高财务杠杆投资模式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高风险性和社会震荡性。所以,如何加强对私募基金风险的控制和适度监管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

    2.2 私募基金蕴含巨大的风险

    (1)信用风险 。

    因为私募基金在法律上还没有正式地位,所以它的投资者与管理者签订的契约合同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是得不到法律保障的。因此私募基金的投资者面临着巨大的信用风险。

    (2)到期无法兑现的风险。

    私募基金投资者对管理者使用资金都有一个期限限制,如果私募基金到期不能达到预期的收益,那么,就会像非法集资案一样拆东墙补西墙,最后因兑付现金越来越多而集资资金越来越少形成恶性循环,造成无可挽回的兑现风险。

    (3)系统风险。

    虽然一些较大规模的私募基金采用了西方基金的做法,有一套监管、运作的方案,而且,迄今为止私募基金的运转从整体上讲还算正常,没有出现系统性的信用危机。但由于缺乏外部监管,加上此类业务本身就处于地下状态,使得基金管理人操纵市场、欺诈客户行为时有发生。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法律地位不确定,很多基金管理人短期行为严重,经营风格激进,一旦市场大势发生逆转,基金经营的资产质量下降将会引发很多金融风险。

    3 国外私募基金监管的经验

    目前各国对私募基金的规范可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对私募基金已形成一套完整的法律规范体系,第二类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形成以行业自律为主,政府监管为辅的私募基金监管法律体系。 

    3.1 美国私募基金监管模式

    美国对私募基金的规范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投资者资格的限定。美国法律规定,投资于私募基金的投资者必须是“有资格的投资者”。所谓“有资格的投资者”是指必须符合《1933 年证券法》的“法规D”,以及《国民市场证券改革法》的有关规定。

    (2)对私募基金设立的放宽。据美国《投资公司法》的规定,在美国从事证券投资、证券交易的基金必须向全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登记注册,并且只能设立固定面额证券公司、单位信托投资公司和公开募股管理型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从基金的投资资格、范围、方法、手段等方面予以审查监管。但是对于私募基金,美国的《证券法》却为其提供了“安全港”(Safe Harbor) 条款《 证券法》中的D 规则规定私人合伙投资于证券市场,投资者可以不按《投资公司法》规定的三种方式设立合伙制的投资机构,并且符合一定条件的,如符合投资者人数的规定或不公开发行证券等,可以免于登记注册《证券法》的S 规则则为外国人的私人证券投资提供了同等优惠的条款,这样美国的私募基金实际上就具备了一条合法的避开金融监管且注册豁免的简便路径。

    (3)对私募基金公开发行的限制。美国法律规定私募基金发行不能在社会上公开宣传,只能在私下进行。因为大众投资者不具备专业分析和自我保护能力,美国法律对私募基金投资者限定的原则,就是将他们严格控制在有自我判断、自我保护和具备抗风险能力的人范围,因此严格限制公开发行。

    (4)在信息披露方面不做严格要求。根据美国的法律,公募基金必须定期向投资者通告经营状况,包括净资产报表、收入和支出报表等,不得少于每半年一次;向SEC 提交年度或半年度经营报告,汇报主要经营情况,并接受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审核内部会计制度等。而私募基金则不要求在监管机构登记、报告或披露信息。因为美国相关制度的设计就是以投资者的成熟、理性为基础,认为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和技巧跟基金经理人合作和沟通,监管部门和公众都无须介入和了解情况。

    3.2 英国私募基金监管模式

    英国对“私募基金”的监管原则主要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上。在英国《2001 年集合投资发起(豁免) 条例》中, 从传播信息的角度, 对“未受监管的集合投资计划”进行限制, 将“传播”理解为“被授权人在业务过程中邀请或请求加入某不受监管计划”, 并将“传播”划分为“对某人的传播”和“指向某人的传播”、“实时传播”和“非实时传播”等。在传播过程, 其一般要求提供: 投资者的资格证明、投资者本人的声明和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发出警告及有必要的防止其他非目标人员参与的机制。其对“实时传播”则仅限于由海外人士向海外人士传播关于海外投资的计划, 投资专家, 拥有高额资产的公司、非法人公司组织, 熟练投资者, 信托的发起人、受托人、其他代表和信托、遗嘱的受益人。

    英国有关私募基金的法律规定也包含在证券和投资基金的法律法规体系中。包括有1958 年的《防止欺诈法》, 1973 年《公平交易法》,1976 年的《限制交易实践法》以及1985 年的《公司法》等,而1987 年的《金融服务法》,可全面监管投资基金的各项运作环节。但总的说来,英国私募基金业管理宗旨是以行业自律为主,法律的监管居于次要地位。其行业监管体系由三个机构组成:证券交易商协会、收购与兼并专门小组、证券业理事会。各个机构都制定有一整套的行规和条例来进行自我监管。不过近年来,英国证券市场监管有了些变化,出现法律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趋势,但总的说来,与美国相比,英国的法律监管体系还是较为宽松。

    从以上私募基金监管模式我们可以知道私募基金在国外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国外对私募基金的监管主要靠一些较为细致、可操作性强的规定, 来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即便在最发达的美国其监管也是很严格的。因为“私募基金”投资具有极大的风险性, 国外私募基金监管的重点:一是对于投资者人数和资格的限制;二是对私募基金发行方法和信息传播的限制。因为私募基金在我国还是新生事物,所以我国的私募基金监管模式应主要向监管较为严格的美国的监管模式学习。

私募基金的监管第4篇

私募股权基金给我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潜在的风险。改革开放激荡三十年，我国的发展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样一个体量逐步增大的金融市场中的新生儿，对于很多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都是在事物的不断发展中逐步的健全起来的。我国金融监管层也早已现行一步对我国私募股权基金进行了监管体制的构建。我国针对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体系的建构主要体现在立法层面，早在2005年《公司法》第78条中有一个条款“允许向特定的对象进行募集”给予了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发展的空间。也明确了私募股权基金的法理存在。一个月之后以发改委为首的十个部委联合发文《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对私募股权基金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规定。在这个办法中详细到人员配备、注册资本、投资方向等较为细致的方面。也在这个办法中，第一次要求私募股权基金必须通过向发改委备案的渠道接受发改委、金融监管等多个部门的监管。可以说这个办法为私募股权基金在我国的规范化、合法化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到了2009年，私募基金在过我国大跨步发展的同时，出台了《强创业投资企业备案管理严格规范创业投资企业募资行为的通知》对于非法集资、信息披露没达到要求、代持股份等方面对私募基金进行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同时也放开了社保基金投资、财税政策优惠等给予私募基金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二、当前监管制度体系下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

在我国，我国的金融市场还在不断的发展之中，各项法律法规并不十分成熟，对于私募基金的管理、监管、法律体系没有完善的建立起来。首先，我国私募基金存在的主要形式就是工作室、券商以及公司。而这种非法的契约方式不仅没有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且还无法预估存在的风险，一旦发现就烦，很难有法律法规能够提供相应的保护。其次，在国外，私募基金主要利用金融衍生工具作为操作手段，这是控制风险的一种手段，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至今都是不完善的，基金管理人员素质较低，加上金融市场的不稳地，我国私募基金面临的风险也不断增加。最后，我国的金融市场还在不断的发展之中，各项法律法规并不十分成熟，对于私募基金的管理、监管、法律体系都显得十分稚嫩。甚至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政策导向，这就给私募基金的投资人带来了很多前景方面的不确定因素。而私募基金又是半遮半掩同时干涉的群体很多，一旦出现动荡就不可避免的存在社会动荡性和高风险性。所以强化私募基金的监管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私募股权投资在现有监管体制下存在着如下几个风险：1、信用风险在我国，私募基金没有受到法律的保护，客户和实际运作人之间即使有合同的话也得不到现行法律体系的认可。一些信用适当的现象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显得十分渺小。所以私募基金的客户在信用问题上冒着十分巨大的风险。2、兑现风险一般来说，私募基金的投资者对管理者使用基金上都设有一个期限的限制，要是私募基金没有达到预期的收益，那么就会用另外的基金去弥补这一块，渐渐就演变成了非法集资，形成恶性循环，造成不可挽回的失误。3、系统风险我们必须认识到，没有强有力的外部管理必然会产生系统风险。加上这种基金的募集方式在中国还处于半地下状态，这就给了很多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有的基金的管理人员甚至是工作人员就能够瞒天过海的使用各种方法对市场进行操控，对客户进行诈骗。同时一些工作人员的不当操作也可能带来系统上的风险。

三、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制度改革建议

我国的私募基金虽然处于地下状态，也不受法律保护，但是这种方式却是随着市场的需求而产生的。虽然发展的时间较短，但是我国的私募基金已初具规模，争取它的合法地位也是形势所趋。在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结合我国实际发展的基础上，在笔者看来，政府相关部门必须要制定和完善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在法律上保护我国的私募基金，并完善相应的监督机制，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顺应市场的发展，并减少交易成本，规范私募基金的运作。笔者认为，具体应该重视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提高基金管理者和发起者的资质门槛当前私募的最大的问题是风险很高，所以第一道关卡就是提高基金管理者和发起者的资质门槛。有一些能力和资质是这类人所必须具备的。要有很强的抗风险的能力，在当前国际市场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很多风险不期而至。如08年金融危机就给机械、航运等行业带来极大的资金压力。所以这类人要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净资产、流动资金以及注册的总资本都达到一定的规模，在审批的时候就以上述为主要参数来管理和限制这支私募的规模;要配备一定数量的专业人员，并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在经营的过程中形成良好的信用等。目前，要能够对管理人员的资金和行为作出一定的规范，拥有成功的证券公司、投资公司以及资产管理公司的，是作为管理者的首选。

(二)完善行业自律监管目前中国的私募基金还没有设立私募基金的自律组织，未组建全国性的行业协会。而在发达国家中，私募基金的行业自律组织在私募基金的监管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私募基金的自律监管可以像全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律师协会一样成立自己的私募基金协会，致力于私募行业的自律和监管，以完善行业自律监管来促进于私募行业的健康发展。

私募基金的监管第5篇

一、私募股权基金概述

（一）私募股权基金的概念及特征

私募股权基金是指基金募集发起人通过向特定的投资者以非公开的方式募集资金，运用所得资金对目标企业进行权益性投资，并在适当的时间通过合法的方式退出以获得投资回报，促使财富迅速增长。其主要特征主要有以下四点：

1.募集对象的非公开性

私募股权基金中的“非公开发行”是相对于公募基金而言，不允许募集初期采用电视，报纸，广播等公开手段吸引投资者，只能私下通过熟人寻求投资对象，以及后阶段的赎回和销售也是通过私下的协议完成资本的退出。

2.投资对象限于非上市公司，属于权益性投资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对象主要是公开交易的有价证券，而私募股权基金则是非上市公司的股权，在选择目标公司时，往往更加关注未来是否能带来高额的回报而非眼前的利益。

3.投资期限的长期性

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目的不在于掌控股权，其一般在企业发展初期介入，待企业成熟后寻求机遇，通过上市，出售或者回购等方式退出，获取利润。一般为3-5年甚至更长，在这期间不寻求其他投资，这也凸显了私募股权基金另一个缺点：流动性差。

4.投资-管理双重性

私募股权基金与一般投资区别在于不仅为所投资的目标企业提供经营资金，还通过专业化的团队实际参与目标企业的经营管理。这样不但可以提升原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还促进了产业的结构整合，对整个社会的产业创新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私募股权基金存在的风险

1.存在非法集资的风险

由于我国法律界限不清晰，私募股权基金在募集资金阶段所采取的方式很难与非法集资明确相区分开。在私募股权基金的高收益回报的刺激下，很多不法分子为谋求利益往往打着“私募股权基金”的旗号实际上进行非法集资，骗取他人钱财。而且私募股权集资的方式不够规范，一旦发起人与投资者之间发生违约行为，往往很容易陷入“地下集资”、“非法集资”的困境中，面临很大的法律和政策风险。私募股权基金的法律地位无法得到明确，行走在法律的边缘，与非法集资若即若离的关系，也增加了基金募集人的风险成本。

2.道德风险

私募股权基金主要采取委托―机制为组织结构，在委托人和人两方当事人之间，由于私募股权基金的特殊性质，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为严重。由于现行法律并没有强制规定私募股权基金管理者的信息披露义务，仅依靠投资者自身能力难以对基金的信用状况做出正确评价。而我国的信用体系并不健全，基金人很可能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披露甚至披露虚假信息，损害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3.市场操纵的风险

由于私募股权基金的透明度低、投资自由度大，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大型的投资者很可能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与上市公司串谋，暗中进行违法行为，如采取内幕交易和市场操作等方式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破坏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正是基于此，更加不能忽视加强对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

二、加强私募股权基金法律监管的必要性

（一）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相关法律法规缺位。尽管关于规范私募股权基金的法律法规在不断的出台和更新，总体而言，目前的法律法规体系仍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现阶段存在的法律层面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立法效力层级不高。目前在我国，规范基金设立监管的相关法律规范主要是由国务院各部委以部门规章形式的，存在立法冲突问题，各项法律制度无法兼容。由于设立私募股权基金的具体规定不统一，无形中提高了投资者的投资门槛，也增添了投资的担忧，直接逼退许多已有投资意向的投资者。同时这不统一的监管办法，也使得政府机关设立监管的难度大大增加。

（2）法律规范不完善。我国私募股权基金运行的基本法律主要包括《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但由于私募股权基金对象的特殊性，其对象仅适用于未上市的公司，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与上述法律适用的企业存在一定的差异。加之我国投资者缺乏对PE方面的专业知识，在发生纠纷后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在我国，PE属于新生事物，因此在这方面的人才也是极度匮乏，许多优秀的管理者可能同时管理几支不同的基金，这样一来，在选择投资项目的时候，不同的基金会出现利益的冲突。如何协调不同基金之间的关系，更大程度的保护投资者，也是法律应当关注的层面。

2.多头监管，监管秩序混乱。出现多个监管主体的主要原因是由PE本身的特殊性决定的，目前尚没有对其在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统一的划定，不像银行业，保险业或者证券业具有自身明显的划分依据，缺乏类似的专门监管机构。在目前的情况下，对创业公司的监管比较分散，分别由商务部、科技部等机构来监管。管理部门过多，各部门出于自身监管需要，制定的政策往往侧重点不同，容易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监管标准不同、监管环节不一，部门之间难以有效配合，出现过度监管，重叠监管，反而导致出现监管真空。而多头监管的结果是有利可图的时候必然是争着监管，一旦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必然出现互相推诿的局面，这样一来不仅达不到监管的初衷，其效率也必然是低下的。

3.监管对象有所偏差，内容不明确。我国目前在基金的设立监管中除了信托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外还没有建立合格投资者制度，对于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也缺乏有效的监管，基金的设立及其运作的不规范，导致一些违规宣传，暗箱操作等侵害投资者权益的现象频发，引发了投资者对于基金管理人的不充分信任，破坏市场的正常秩序。基金的来源方面，我国与西方国家也存在较大差别，在美国，除了拥有大量财富的个人，社会保险乃至于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都会参与。而在我国，资金来源方面过于单一，大型社保基金放开较晚，直到2008年面临股市危机时，监管部门为救市，在设定限额后，逐步放开了准入限制，但仍未赋予其自主投资权利。此举不仅限制了私募股权基金的资金来源，也难以发挥大型投资机构给实体经济输血，促进实体经济快速发展的积极作用。

三、我国私募股权基金法律监管的完善建议

通过研究分析，笔者发现我国私募股权基金不仅起步晚，缺乏成熟的投资经验，而且在监管层面上也远远落后于英美国家，致使私募股权基金无法在我国经济中发挥出其特有的融资及改善经济结构的作用。基于以上思考，笔者从实际出发，结合本土实情提出了相关的法律监管完善建议。

（一）制定统一的法律规范。应当尽快制定统一的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法，严格划分基金参与各方的权利义务，并对实际投资过程中所涉及的具体问题诸如设立标准、募集行为、监管方式、税收及退出机制等问题进行细化，优化该行业发展的法治环境。通过加强法律的引导作用，不仅有利于发挥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也有利于在社会上形成“知法守法用法”的良好风气，引导私募股权基金健康、有序发展。

（二）坚持以适度监管为原则。在设立监管的同时应当最大程度的保护私募股权基金独有灵活投资的特性，避免监管过严；在实践中，投资人与管理者之间往往基于合伙协议互相取得信任和制约，但在某种程度上，私募股权基金的具体投资运作基本与投资者分离，基金管理人的自由度更大，这样有利于发挥职业基金经理人的专业水平，避免更多的干扰。因此在实施监管过程中，不可将公募私募混为一谈，而盲目采用“一刀切”的监管方式，对于集合少数人的合格投资人的钱的私募行为应该实行有限度的监管。

（三）确定监管机构，构建双重监管体系。当前，在私募股权基金领域较为行之有效的主要监管方式当属自律监管及政府监管。在现行国情下，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仍有待提高，自律组织协调能力尚有不足，因此笔者认为应当采取折中的监管方式，在加强政府监管的同时，兼顾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首先，应当明确政府监管部门，落实相关监管职责。其次，要充分发挥并强化行业自律的主观能动性，在政府监管为主的框架内，建立健全全国统一领导下地方性行业自律体系。

（四）构建以投资者保护为核心的监管体制。笔者认为监管体制最为关键的理念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因此应当从以下五个方面构建起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核心的法律监管体制：

1.构建合格投资者制度。关于合格投资者制度，目前我国法律尚未有统一的规定，仅信托制私募股权基金做出了相关的描述。笔者认为监管部门可以参考信托计划中关于合格投资者的认定，同时借鉴美国的相关规定，以投资者的抗风险能力为核心，同时限制参与投资的人数及投资额，确保合法的投资者才能参与投资。这样一来就可以借助法律的强制力保护了一般不具备较好的投资意识的投资者，减小风险社会化，保护投资者权益。

2.规范基金管理人的管理制度。我国现有法律对于合格基金经理人的要求并不明确，仅对投资经验的年限做出了一定的要求。如《创投办法》中仅对高级管理人员提出了具备两年以上的投资经验的要求。为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投资权益，笔者认为必须严格限制基金管理人的主体资格来避免基金管理人滥用权利。具体做法可确立基金管理人准入制度，并通过定期考试来验证从业人员的专业投资水平；增设监管机构，细化相关考核的具体条件如基金经理人的投资年限，历史操作业绩，职业道德操守等，加强对基金管理人的后期监督及管理。

3.信息披露的监管。私募股权基金的秘密性和自由性使得基金经理人对投资基金拥有更大的投资自由，减少因信息披露义务带来的风险成本。但是这种秘密性带来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容易造成基金经理人的内部腐败，侵害投资者利益。因此在投资者加入初期，基金经理人有义务阐述基金的基本运作情况及大致投资方向，并对风险做出必要解释；在投资过程中，投资者有权利了解基金的总体运作，管理人负有定期披露义务，违反相关规定者应处于一定的处罚，如行业准入或者罚金等。

4.完善基金的退出机制。目前私募股权基金的退出方式主要包括公开上市、股份回购、兼并收购及破产清算，但实践中并未完全落实到位，如IPO的关闭与重启的变化不定，无时无刻不影响着该行业的兴衰。为改善这一现状，首先须明确私募股权基金的法律地位，并制定相关产权交易法及兼并收购法，拓宽投资者退出渠道；完善公开上市制度，把国内上市与海外上市相结合起来；以法律代替政策，避免朝令夕改，稳定投资者投资信心；完善新股发行体制，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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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炜.解读私募股权基金[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4]李连发，李波.私募股权基金理论及案例[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15-16.

[5]王岩.我国私募股权基金法律监管制度研究[M].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6]张杰.后危机时代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发展问题研究[D].天津财经大学.2011.

私募基金的监管第6篇

不过，从客观角度分析，私募基金本身是自由化市场经济的合理产物，如果以非自由化经济的本位出发去认识这一事物不可避免会产生各种偏差。换言之，如果我国经济体制对私募基金的接纳与融合存在问题，那么更可能是因为经济环境中某些内在机制（例如产权结构）的不适应作用，而不是直接源于私募基金自身的缺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无论是证券市场管理高层、投资者抑或学者都很少基于这一前提来评价私募基金，结果是有意无意地导致在私募基金的界定、运作模式、立法监管等方面的问题探讨缺乏客观性。

另一方面，私募基金较少信息披露的特征使其即使在美国也处于隐秘状态。如果没有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大出风头以及后来1998年发生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崩溃事件，恐怕世人现时所津津乐道的对冲基金（HedgeFunds）也会继续处于韬光养晦的面纱之下。因此，目前世界上对于私募基金的研究和了解仍旧是不完整的，这对于我国私募基金的运作及监管研究无形中形成了另一障碍。

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虑，笔者对于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基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即：（1）以成熟市场中的私募基金运作与监管模式为参照；（2）在具体私募基金的研究对象方面以目前曝光度最高的美国对冲基金为主；（3）研究重点不在于求全，而是针对我国未来私募基金发展进程中的运作问题和监管模式尝试提出一些有益的解决思路。本文后续的内容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三个方向而展开的。

可以认为，我国目前尚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私募基金。这里涉及到基金组织形式本身和社会经济环境两方面的问题，在目前《投资基金法》的立法过程中实际上已有反映。首先，在社会信用机制效率低下的背景下，监管方对于信托行为的控制存在逐渐强化的趋势（例如在信托法的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信托成立”及“信托生效”分离辨别，很明显是立法机关对于社会信用状况缺乏信心的表现）。没有民间信托行为的健康发展，探讨私募基金的运作与监管是缺乏其土壤的，而政府是否有魄力让私募基金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仍然不可预知；其次，鉴于我国潜在私募基金的资金影响约在7000亿人民币左右，政府很难对如此巨大的经济资源放任自流，“加强监管”不会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涉及了相当复杂的利益分配关系和政治考虑。

从私募基金本身来看，在缺乏上述环境支持的情况下，我国的私募基金有可能一开始就处于畸形状态。如果这种经济格局不出现实质性变化，那么无论在私募基金的组织结构、运作模式、监管政策还是业绩评估方面，都很难指望出现一种合理、公平、客观的约束及评价机制。对比现在常常被作为私募基金对立面而加以标榜的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情况，不能说这种担心纯属过虑。

应当指出的是，除了对冲基金外，其他类型的私募基金都处于较为隐秘的状态（大部分是与涉及商业机密有关），而且数量相对较少，从而令针对其运作模式的外部研究难以深入。因此，我们将明确下面的探讨范围地仅针对公开信息相对较多的对冲基金。若非予以特别指出，则下述“私募基金”概念一般意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或“对冲基金”）。不过，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研究的结论未必能够类推适用于其他类型的私募基金。

对于美国对冲基金运作及监管环境的分析表明：美国对于对冲基金的监管并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是有意识地为这一自由经济的产物留下广阔的发展空间。多元化的投资主体结构对于成熟健康的证券市场来说可能是较为适宜的，而且出于对社会信用体系的信赖（尽管这一体系不时仍爆出了一些意外的危机），监管者力主由其他市场参与者施加的信用及契约控制来制约对冲基金的不当行为，但是，对冲基金发展的前提仍然是不能破坏市场的公正、公平秩序。这就是多年来美国政府及司法部门对于对冲基金的监管思路。

至少在目前看来，就对冲基金实施直接监管或者急于加强间接监管都是不得人心的。不过，在其监管环境方面，不可能不受到LTCM事件影响的波及。即使象LTCM那样肆无忌惮地运用杠杆进行博弈的对冲基金仅占少数，美国政府及司法部门也会认真考虑采取制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或尽可能消除其负面影响的一些必要措施。

未来对冲基金监管模式的演化肯定是渐进式的，而且指望其达到共同基金的监管水平是不切实际的。

可以认为，相关立法支持的缺乏是导致我国各种民间信托行为及相关保险行为（如果还不能把它们称为私募基金的话）无序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至于现有的《信托法》及《保险法》也对相应的私人信托行为和非商业保险行为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或者使其处于空白状态。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私募基金的发展是以私有化经济为基础的，良好的社会信用机制和健全的法律保障是其自由发展的两个重要基础。在我国目前经济环境下，这两个要素应当说都尚不完全具备。

更为可虑的是，目前证券监管部门和立法机关对于私募基金的监管规范立法似乎并未认真考虑中国的市场环境和基础问题，在对私募基金的认识上分歧较大，一些间接透露的信息表明高层（主要是人大立法委“投资基金法”工作小组）的某些失之偏颇的看法对于我国私募基金的未来发展可能会形成令人担忧的不利影响。

目前，我国市场格局和国民经济体制都处于转型时期，其间的动荡和混乱不可避免。在私募基金的运作与监管方面，由于缺乏信托法的充分支持，大部分类似于私募基金的民间集合投资现象仍处于地下状态，而且大量的契约纠纷难以得到司法救助。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私募基金目前的风险来源主要是系统环境风险。

对于我国私募基金立法工作可能存在一些的问题，可行的参考解决方案和建议包括：

（1）实行自由化的间接监管政策，但在发起人及投资者资格认定环节予以严格控制

（2）建议不再进行单列的私募基金立法工作

（3）建议对非法人组织的民事主体资格进行专门立法进行确认，以使私募基金之类的组织享有充分的法律保障。

（4）建议对私人信托行为进行认定。

（5）强化投资者的风险意识

私募基金的监管第7篇

境外监管模式

我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对应国外的“对冲基金”，对私募基金的监管实施一是为保护投资者，二是为维持证券市场安全稳定。分析全球成熟金融市场对冲基金监管理念和监管实践，可以发现，对冲基金的监管主要体现在监管制度和监管内容两方面。秉承效率优先理念，监管制度设计注重自律监管；秉承安全优先理念，则监管制度设计体现强制监管原则。以美国为代表的对冲基金监管立法，仅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且主要由证券立法中的大量豁免规定组成，重点就投资者资格认定、注册要求和信息披露、募集方式限制等几方面内容进行监管。

自律监管

美国以例外条款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实现监管目标。美国给予了对冲基金宽松的监管环境，是基于对冲基金投资者是“合格投资者”的豁免条件，法律认定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风险识别能力，能够自我保护。美国法律对对冲基金的监管，基本上止于“合格投资者”的要求，不要求对冲基金进行强制注册和信息披露，以此提高对冲基金的筹资效率，有利于对冲基金的资产组合和对冲风险。

美国对冲基金的监管理念是效率优先，其证券行业的立法思路是：先认定所有证券发行与证券交易都需进行监管，再以例外规定排除特例和特殊行业。对私募基金的监管也体现了上述立法思想。在法律监管制度设计上，特别规定了豁免条款或特例，即满足相应法定条件的集合投资工具可“游离”于法律监管框架之外。既不用到监管当局注册登记，更无强制性信息披露要求，投资策略和运作方式也由管理人和投资者双方商定。

英国的监管制度设计体现自律监管原则。英国对私募基金的监管理念是减少干预。英国的“私募基金”主要指“未受监管的集合投资计划”，即指不向英国普通公众发行的、除受监管的集合投资计划之外的其他所有集合投资计划，也指不受《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中238（1）条款约束的投资计划，以单位信托或私人信托的形式存在。以民事信托为基础发展而来的私募基金，使英国延续了自律监管体制的传统，对对冲基金的监管理念始终坚持间接监管策略，通过对对冲基金管理人的特定和专题检查进行间接监管，监管特色主要体现在对投资者的透明度和市场运作控制两方面。

香港以独立的《对冲基金指引》法规，通过对基金管理人许可、中间过程监管以及零售产品审批，实现间接监管目标。香港对私募基金的监管与英美两国相似，更多体现出效率原则。2002年6月，香港证监会出台《对冲基金指引》，允许对冲基金在港公募，随后又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对冲基金汇报规定指引》，指导对冲基金进行信息披露。在对冲基金监管方面，香港证监会的思路是采取基金管理人许可、中间过程监管以及零售产品审批等三大措施。

政府监管

日本立法制度体现对私募基金严格监管的主张。日本私募基金的监管理念以防范风险为先。日本早期的《证券投资信托法》第3条明确规定：“除证券投资基金外，任何人均不能签订以将信托财产主要投资于有价证券运用为目的的信托契约，但不以分割收益权、使不特定的多数人取得为目的之行为，不在此限。”由此可见，日本当时明确禁止投资于证券的私募基金。1998年，日本对《证券交易法》进行了重大修改，修改后的新《证券交易法》没有直接对“私募基金”下定义，而是在第2条中规定“募集”、“发售”以外的豁免公开义务的情形为私募。

尽管没有明确的直接法律规定，但从监管理念和监管实践上看，日本更倾向于对私募基金进行严格监管，选择间接监管模式。从日本的监管目标来看，以保护投资者利益和市场完整性为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日本对公募基金的设计了严格监管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对私募基金的监管又非常宽松，体现了保护市场完整性的目的。在具体监管实践中，日本采取了间接监管的手段，如日本监管机构在对对冲基金的多次市场调查中，都是对对冲基金交易对手的调查，而没有要求对冲基金管理者进行登记注册或提供数据。

境外监管内容

美国：豁免条款限制

美国对私募基金的监管内容主要通过一系列豁免条款实现。美国的证券监管以保证市场效率为优先原则，从私募基金监管的角度主要是关注投资者保护。这样的监管理念决定美国私募基金监管内容方面的设计：一是监管豁免，二是投资者保护，三是间接监管，主要是对对冲基金投资顾问监管。

美国没有专门针对私募基金的监管法，证券行业主要受《证券法》、《投资公司法》、《投资顾问法》和《证券交易法》四部核心法律监管。从监管内容来看，一方面，私募基金一般适用美国证券监管法中的豁免内容。美国针对证券行业监管的法律文本中一般都有豁免规定，对冲基金为规避监管往往从基金成立之初就依据豁免条款设计运作，享受监管豁免；另一方面，私募基金适用美国相关法律对私募基金投资顾问的监管内容。

美国证券监管法律主要从注册、投资者资格、投资者数量方面规定了豁免条款，因为大多数私募基金都按这些豁免条款设计。因此，上述三个方面也可以看作是美国私募基金监管的内容，此外，《投资顾问法》还规定了对私募基金投资顾问的监管条款。

注册监管豁免。《证券法》、《投资顾问法》都规定了注册豁免的条款，私募基金规避注册需满足这些条款。美国《证券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为证券交易提供完整、公允的信息披露，保护投资者利益。为此，《证券法》的第5部分规定公开发行证券须向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注册。但第4部分对任何“发行人不涉及公开发行的交易”给予免于注册和交付招股说明书的豁免，这种豁免通常被称为“私募发行豁免”或“注册豁免”。

投资者数量监管豁免。投资者数量监管豁免主要体现在《投资公司法》中。私募基金一般会以满足上述法律关于投资者人数、设立方式等方面的豁免条款，以规避《投资公司法》监管。《投资公司法》规定满足下述两个条件之一，即可享受监管豁免：其一，受益权人不超过100人，且采取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受益权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投资实体”。当投资实体持有基金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10%时，投资实体作为一个受益权人；持有基金公司股票超过10%时，该投资实体中的每个投资者都单独作为一个受益权人。其二，只向“合格投资者”采取非公开方式发行私募基金，且无数量限制。合格投资者可以是资产达到一定数额的自然人，也可以是资产达到一定数额的家族公司，或资产达到一定数额的投资实体。

投资顾问监管。美国的监管法中通过设计对对冲基金投资顾问监管的内容，间接监管对冲基金。美国投资基金管理人一般为投资顾问，《投资顾问法》规定了投资顾问的相关活动，对投资顾问的登记、内部机构设置和收益等相关活动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作出了规定。私募基金的投资顾问通常可利用《投资顾问法》规定的“私人顾问”豁免条款来避免SEC的监管，免除注册登记及随之而来的其他法律义务。为满足“私人顾问”条款要求，私募基金的投资顾问需同时满足下列要求：第一，在过去的12个月中必须少于15个客户；第二，不能对外公开声称自己是一个投资顾问；第三，不能担任《投资公司法》下注册的投资公司的投资顾问。此外，《投资顾问法》禁止注册的投资顾问向客户收取业绩报酬，除非其管理的对冲基金符合《投资顾问法》相关规定，后者要求对冲基金的投资者是“合格的客户”。对冲基金的投资顾问可以利用“私人顾问”条款豁免，或管理不超过2500万美元的资产，从而避免上述对收取业绩报酬的限制。

总之，由于美国私募基金倾向规避监管，依据例外和豁免条件设计架构的运行方式，造成美国证券监管法律中的各种豁免条件及例外情况，事实上成为私募基金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法律基础。相关豁免和例外条款构成了美国私募基金监管的主要法律内容。

然而，从2007年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来看，美国对对冲基金监管内容设计仍存在不完备之处。监管者为保证市场效率和节约监管资源，主张对对冲基金交易对手监管的间接监管理念，以及仅对弱小投资者保护，而对有识别能力的投资者要求其自我保护的主张，与对冲基金发展的新趋势不相吻合。对冲基金规模的迅速膨胀、离岸化趋势，金融衍生工具的大量涌现，金融创新的发展，都使对冲基金投资者依靠自我识别而自我保护变得越发困难。这意味着，私募基金的立法基础已经发生了改变，相应的监管内容、监管模式也应该调整。否则，对私募基金监管的缺失将不利于系统风险防范和投资者利益保护

英国：以自律监管为主的内容组合

1986年以前，英国在证券监管理念上主张自律监管，政府注重必要的立法，监管以行业自律为主，政府部门没有专设证券监管机构。1986年和2000年相继颁布的《金融服务法》和《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以及随后金融服务监管局（FSA）的建立，标着着英国金融监管理念由自律监管，向政府监管与自律监管相结合转变。目前，金融服务监管局是英国对金融业的全面监管机构。

从英国立法内容来看，私募基金主要指“未受监管的集合投资计划”。在2007年金融危机前，英国没有专门针对私募基金的监管规定，针对对冲基金监管的法律产生于2007年金融危机后，原因在于英国私募基金规模的迅速膨胀，以及金融危机后对私募基金在证券市场所起作用的新看法。2007年底，英国对冲基金规模达迅速突破3610亿美元，成为全球对冲基金规模第二大的国家，且英国对冲基金呈现向少数规模较大的基金集中化的趋势，大约35家最大的对冲基金控制了英国对冲基金领域近50%的资产。针对这种情况，英国在2007成立了政府主导的对冲基金标准管理委员会，颁布了《对冲基金标准管理委员会标准》（下称《标准》）。该《标准》成为专门尽管私募基金的法律文件。上述法律文件对对冲基金的监管着重于发起人资格限制、发行方式和投资者资格限制、信息披露要求、管理人约束等几方面。

发起人和管理人资格限制。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对一般集合投资计划和“未受监管的集合投资计划”的发起人和管理人资格，作出了明确规定，一般的集合投资计划的发起人限于“被授权人”和“经财政部豁免的人”两类。对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对管理人的资格限制和对基金经理的权利约束两方面。《金融服务和市场法》规定，私募基金发起时可不受监管，但管理人只能由基金管理公司担任，而基金公司受到监管机构严格监管。同时，为了防止基金经理的决策权过大，对冲基金标准管理委员会禁止基金经理为取得表决权而购买基金股份。基金经理必须建立风险管理框架，强化内部制约机制，建立意外事件应急措施。须与对冲基金工作组就风险管理架构进行讨论，在获得审核通过后方能执行。基金经理应协助基金管理团队建立有效的基金治理机制，吸收经验丰富、诚实可靠的团队成员，协助基金管理团队依法管理基金。在资产组合存续期间，基金管理人必须进行风险压力测试。

投资者资格的限定。《金融服务法》和《金融服务和市场法》都对私募基金的投资者资格作出了严格限定，主要限定在有一定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有一定程度自我保护能力的富有投资者。这样的投资者可以是富有的自然人、投资专家、曾经参加过不受监管的理财计划的自然人、有高额资产的公司、成熟投资者、海外人士、信托发起人和管理人等。

信息披露的规定。2007年，《对冲基金标准管理委员会标准》就对冲基金的信息披露作出了专门规定。对冲基金一般以有限合伙的形式出现，普通投资者承担有限责任，基金管理人则承担无限责任，以此约束基金管理人的职业操守。《标准》强调对冲基金要建立高标准且具有针对性的信息披露制度，包括对冲基金投资策略、基金合同商业性条款、业绩评估的披露等。另外，对冲基金在有组织的投资交易市场上的活动，必须遵守相关交易细则及公开规定。上市对冲基金必须遵守上市规则，包括相关披露要求，建立独立董事和管理制度。对冲基金也必须遵守有关关联交易及市场操纵、公司信息公开、成交量和并购等方面的规定。

综上比较可见，金融危机后，英国对对冲基金监管给予了更高重视，但相关法律体系并不完备，监管更多着眼于对冲基金市场准入阶段的限制和约束，对对冲基金运作和交易过程的监管仍以自律为主，原因在于“FSA认为对冲基金在金融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提高了流动性和效率，如果对其实行繁琐的立法监管将会使其更多地离岸设立，不利于本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由此，对对冲基金主张间接监管。

香港：管理人规范和信息披露要求

香港的私募基金一般是指未经认可的集合投资计划。对这种集合理财计划的限制，一是要求非公开发行，二是要求投资者人数不超过50人。1997年前，香港并没有专门针对私募基金的法律法规，对私募基金直接监管的立法始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原因在于香港政府认为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对冲基金操纵了当地的股票和货币市场，主张对对冲基金加强监管。亚洲金融危机使香港调整了原有英国式的自律监管体制，将原来若干个监管机构合并成立“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简称“交易及结算所”）。陆续颁布《对冲基金指引》和《对冲基金汇报规定指引》。在对冲基金监管内容方面，主要有基金管理人资格限制、中间过程监管及零售产品审批三大措施。

对基金管理人的规范。在基金管理人的行为规范方面，《证券及期货条例》将整个金融市场受规范的行为分为9类，任何个人或企业要从事这9种业务都必须取得执照。除《单位信托及互惠基金守则》的规定外，香港证监会在审批对冲基金的认可申请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评估管理公司的适当性：管理公司管理对冲基金方面的经验、管理资产的数额、管理公司的风险管理概况及内部监控系统、基金的投资管理营运总部是否设立于监察制度获得香港证监会接纳并认同的司法管辖区。

宣传及披露的规定。《对冲基金指引》规定，集合投资计划的销售文件必须在醒目处做出相关风险警告声明，且必须清晰地解释该计划的投资策略及固有风险，所有广告必须在显眼处标明警告提示。《对冲基金汇报规定指引》对对冲基金的信息披露作出了严格规定。从披露的时限来看，基本上按照一般基金披露的规范来操作，年报要在财政年度完结后6个月内提交，比一般基金推迟2个月。中报要求在有关报告期完结后的2个月内出版。从披露的频率来看，对冲基金还要披露季报，监管机构还鼓励披露月报，持续披露义务负担明显重于其他基金。报告披露范围很广，不仅包括资产负债表、投资组合、关联交易，还要求披露资产组合的杠杆比率、业绩表现和风险衡量。从披露对象来看，都要求向持有人和证监会披露，且证监会有权要求其随时提供资料。

启示

比较发达国家和地区私募基金监管制度和内容，结合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中私募基金的表现，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活跃市场、增加市场流动性、为投资者提供多样化金融产品之外，其运作方式及自身累积的风险，对金融市场稳定影响巨大，有必要重新评估其风险。

对冲基金风险外溢效应明显。从操作策略上看，对冲基金往往通过对冲操作，弱化风险，实现收益最大化，但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金融衍生工具不断被开发出来，衍生工具的使用增大了对冲基金的杠杆率，高杠杆增加了对冲基金的风险，且对冲基金风险外溢效应明显。其一，对冲基金增强了交易对手风险。对冲基金风险通过与交易对手间的业务往来，传导给交易对手。其二，通过对冲基金的金融控股集团途径溢出。近年来，混业经营的趋势增强，使得一个金融控股集团内既有传统的投资银行业务，也包含了各类资产管理服务，其中，既有为资产管理提供支持服务的卖方，也有包括对冲基金在内的直接管理组合投资且承担投资风险的买方。这就使得对冲基金和其他金融机构具有了广泛的业务联系，这种联系使对冲基金与金融机构间的风险互相传染，如著名投行贝尔斯登出现巨亏的直接原因正是旗下的两支对冲基金遭受巨大损失。其三，对冲基金与投行业务融合，加剧了投行风险。投行业发展的新趋势在于投资银行与对冲基金业务的融合。部分投资银行直接设有资产交易部，选定基金经理直接为私募客户服务，投资银行实际上承担了对冲基金的业务。对冲基金购买的产品往往是投资银行设计和推荐的产品，次贷危机中对冲基金的角色正是这种情况。

金融创新加剧了对冲基金风险。对冲基金只有在对冲风险前提下才能具有高收益，以及监管环境宽松等特征，更倾向购买创新型金融产品，而创新性产品往往风险更大。金融危机中，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对冲基金——“杠杆增强基金”和“结构信用基金”——倒闭，造成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这两只对冲基金采用3倍杠杆，大部分投资于CDOs（担保债务抵押债券），至清盘前达297亿美元。由于CDOs以有限自有资金无法支撑，贝尔斯登的救助无法挽回这两只基金，并最终导致自身被收购。对冲基金的高杠杆放大了亏损，但从风险承受者角度，作为典型的买方，贝尔斯登旗下的这两只对冲基金又属于次贷危机的受害者。

私募基金的监管第8篇

另一方面，私募基金较少信息披露的特征使其即使在美国也处于隐秘状态。如果没有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大出风头以及后来1998年发生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崩溃事件，恐怕世人现时所津津乐道的对冲基金也会继续处于韬光养晦的面纱之下。因此，目前世界上对于私募基金的研究和了解仍旧是不完整的，这对于我国私募基金的运作及监管研究无形中形成了另一障碍。

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虑，笔者对于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基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即：（1）以成熟市场中的私募基金运作与监管模式为参照；（2）在具体私募基金的研究对象方面以目前曝光度最高的美国对冲基金为主；（3）研究重点不在于求全，而是针对我国未来私募基金发展进程中的运作问题和监管模式尝试提出一些有益的解决思路。本文后续的内容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三个方向而展开的。

可以认为，我国目前尚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私募基金。这里涉及到基金组织形式本身和社会经济环境两方面的问题，在目前《投资基金法》的立法过程中实际上已有反映。首先，在社会信用机制效率低下的背景下，监管方对于信托行为的控制存在逐渐强化的趋势（例如在信托法的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信托成立”及“信托生效”分离辨别，很明显是立法机关对于社会信用状况缺乏信心的表现）。没有民间信托行为的健康发展，探讨私募基金的运作与监管是缺乏其土壤的，而政府是否有魄力让私募基金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仍然不可预知；其次，鉴于我国潜在私募基金的资金影响约在7000亿人民币左右，政府很难对如此巨大的经济资源放任自流，“加强监管”不会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涉及了相当复杂的利益分配关系和政治考虑。

从私募基金本身来看，在缺乏上述环境支持的情况下，我国的私募基金有可能一开始就处于畸形状态。如果这种经济格局不出现实质性变化，那么无论在私募基金的组织结构、运作模式、监管政策还是业绩评估方面，都很难指望出现一种合理、公平、客观的约束及评价机制。对比现在常常被作为私募基金对立面而加以标榜的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情况，不能说这种担心纯属过虑。

私募基金的监管第9篇

关键词：国际金融；监管；私募股权基金

一、前言

在国内外对私募股权基金的研究中，基金筹集问题、基金治理问题、基金风险控制问题、基金监管问题等都属于这一研究的热点，但在笔者的调查中发现，国内外关于基金监管问题的探讨少有突破，介于这一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的研究现状，为了寻找更为有效且适合我国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模式，正是本文就国际金融监管视野下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进行研究的原因所在。

二、私募股权基金概述

所谓私募股权基金，笔者结合国际证监会在私募股权研究报告中提到的内容，将其定义为“私募股权或风险投资资本提供操作、管理或提供咨询服务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本身具备着企业的行为使其很难被清晰定义为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参与者，因此他们的行为不能完全受到其国内证券监管者的监督的特点。在私募股权基金近些年的发展中，其逐渐出现了资本募集方式转变威胁投资者利益、信息不对称加剧项目风险、资本投资及退出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威胁市场稳定等问题，正是由于这类全球私募股权基金在自身和运作中都存在各种风险和新趋向，这才使得全球范围内对私募股权基金的研究如火如荼，而当下许多研究者都倾向于使用法律对私募股权基金进行监管，这样才能够保证私募股权基金的健康有序发展[1]。

三、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理论

结合上文中对私募股权基金进行的前要分析，我们能够看出当下世界范围内的私募股权基金在募集、投资以及退出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问题与风险，而这种问题与风险通过市场调节的方式已经不能够较为妥善的予以解决，而政府干预的方式起到的作用也较为有限，为此寻求一种就能够较好保证私募股权基金活力、又能够保护市场稳定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模式，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为了能够逐步实现这一构想，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理论。

（一）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理论概述。监管指的是对某一对象的监督与管理，其在市场中的应用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但想要维护监管的公正、平等与自愿，就必须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出面，政府机构与行业协会就能够实现这一监管的顺利进行。在私募股权基金的市场失灵问题中，私募股权基金募集方式的转变，市场主体间信息不对称，基金运作中的委托风险，项目投资风险，资本退出风险等问题都是这一市场失灵的具体表现，而对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也存在着合伙企业法、信托法、投资法以及行业规范指引、行业自治条例等规范性文件，结合上述内容，我们就可以将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定义为具备监管主体、监管对象、行业自律的监管方式、控制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整体风险的监管目标、充分尊重市场调节的适度监管原则的监管[2]。

（二）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原则。在刚刚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定义中我们提到，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的目标为控制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整体风险，而这里我们对其进行细化，就能够得出保护投资者、确保市场完整性、降低市场风险这一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的具体目标，而这一目标还包含着保证这三者在市场中平衡的任务。由于私募股权基金本身属于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所以对其进行的监管才需要注重保护投资者、确保市场完整性、降低市场风险三者的平衡，也只有保证这种平衡才能够实现对私募股权基金进行恰当的市场调节[3]。

（三）私募股权基金监管主体。在上文中我们提到了想要较好的实现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就必须确立政府机构与行业协会两个监管主体。在具体的政府机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中，这一监管可以分为依法监管与合理监管两个部分，这里的依法监管指的是依法进行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机构的确立、权力的行使、责任的承担，而合理监督则指的是政府私募股权基金监管部门需要遵循公平、公正原则，平等对待行政相对人，这样才能够较好的完成这一监管工作。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机构在进行私募股权基金监管中，必须遵循政府有限原则，这样才能够保证政府只负责市场失灵、社会失灵等只有自己能解决的问题，这样最大程度上保证市场调节功能的发挥；而在行业协会这一私募股权基金监管主体中，这一监管主要仰仗的是商业的长期发展和商业习惯、商业管理的形成，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商业规律或是行业自律，这种监管具备着灵活性、专业性、效率性等较强的优点，这就使得发展私募股权基金的行业自律监管非常重要[4]。

四、私募股权基金的国际监管模式比较

在对私募股权基金国际监管模式的比较中，笔者就美国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与英国行业协会为主导的自律监管模式进行了比较。具体来说，在美国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中，这一监管主要由准入监管和运作监管两方面进行，而在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奥巴马政府出台了《金融监管改革》这一金融监管改革的新方案，这一方案的出台使得美国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监管力度开始增强；而在英国的行业协会为主导的自律监管模式中，这一监管模式主要由金融服务局、英国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协会是英国的私募股权基金的主管机构和自律组织。相较于美国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英国行业协会为主导的自律监管模式具备着更加强调行业协会监管作用的特点，而其行业协会在监管中主要通过业务培训、政策游说、行业研究和关系协调等方式完成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工作。在英国行业协会为主导的自律监管模式中，监管委员会主要负责保证风险投资协会成员与外部监管环境一致、从国内和国际层面处理监管问题确保风险投资协会成员的利益[5]。

在笔者对美国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与英国行业协会为主导的自律监管模式进行的具体比较中发现，作为全球私募股权基金的主要国家，美国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具备着较强的实用性、先进性与成熟性。具体来说，在两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的理念对比中我们不难发现，美国模式经历了“完全自由”向“从严监管”的过程，而这一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理念的发展就使得美国开始逐步实现“去监管化”，而英国在金融危机过后对自身模式的修改较小；而在监管权力划分问题，美国模式也具备着更为细致的优势，由此我们就能够看出美国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所具备的优势，而本文所进行的基于国际金融监管视野下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研究也将主要借鉴美国模式[6]。

五、国际金融监管视野下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制度构建

（一）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存在的问题。在我国当下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工作中，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管局、财政部、税务、工商、科技等部门都具备或多或少的管理职能，这一管理机构的复杂与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相关法律的不完善，就造成了我国当下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不全面、相关监管法律之间协调尚待加强、监管主体、监管主体之间的职责尚不明确、自律组织的建设尚待继续推进等问题的出现，只要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我国股权投资基金市场就能够得到较为长足的发展[7]。

（二）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制度构建。为了能够切实推动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制度构建的发展，笔者结合美国较为成熟的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参考了我国当下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存在的实际现状与问题，提出了四点关于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制度构建的对策建议，即建立以证监会为主导，与行业自律协会监管相结合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模式；完善私募股权基金的设立监管，建立严格科学的合格投资人标准，严格规范资本募集方式，规范基金管理人注册制度；完善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监管，完善私募股权基金自身的信息披露及被投资项目信息披露；加强私募股权基金的退出监管，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建设，加强宏观审慎监管，预防系统性风险。具体来说，在第一点提到的监管模式建设中，这一监管模式需要以证监会为王导、与行业协会自律相结合，这里我们需要参考美国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协会的建设经验，与我国当下已经成立的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共同实现这一监管模式的建设；而在第二点的严格规范资本募集方式中，我国应从法律从层面制定严格的认定合格投资者的标准、严格区分非法集资与私募股权基金，控制资金来源，反对洗钱行为、并建立有层次有重点的投资顾问豁免制度，这样才能够保证这一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机构能够较好的维护我国金融稳定；而在第三点中，我们必须格外重视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机构对于私募股权基金自身的信息披露与私募管基金被投资项目的信息披露，这样才能够避免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人的双重委托风险问题的出现；而在第四点中，我们需要建立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相结合的资本退出市场，降低私募股权基金退出成本，以此实现资本市场的完善，再通过完善私募股权基金退出的规则及法律法规、加强宏观审慎监管，预防系统风险的方式，就能够有效提高我国对金融系统风险的预防能力，真正降低我国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风险，保证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平稳发展[8]。

六、结论

在我国私募股权基金日益发展的今天，关于私募股权基金的退出等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业界人士重点关注的问题，而由于我国近年来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相关法律也开始日渐成熟，这就使得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问题开始受到广泛重视，本文结合美国较为成熟的证监会主导下A自律监管模式提出了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制度构建的相关建议，希望能够以此推动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庞跃华，曾令华.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模式的国际比较及中国选择[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0，05：48-51.

[2] 宋征.关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管体制的思考[J].证券市场导报，2010，11：30-35.

[3] 刘志阳，赵隆隆.私募股权基金最新国际动向及其监管完善[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0：18-20.

[4] 张锋学.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的法律分析[J/OL].河北法学，2013（06）.

[5] 安国俊，李飞.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态势及我国的路径选择[J].国际金融，2011，03：59-62.

[6] 张波.银行系私募股权基金的法律规制：国际经验与中国对策[J].金融论坛，2011，11：6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