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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优选九篇

时间:2023-09-13 17:06:19

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

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第1篇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第2篇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

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 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第3篇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第4篇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实践

【中图分类号】B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2)01-0083-1.5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核心理论,它深刻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奥秘――要“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①去理解和改变现实社会,改变人的生存环境,实现人的自由解放,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基础性的理论的基础性前提就在于现实的个人的活生生的感性活动。正如高清海老师所提出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创立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是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把人对世界的关系理解为以人的实践活动所构成的否定性的统一关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根基与理论来源。那么,实践又是如何支撑起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理论的呢?我将从两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内人的存在方式

“哲学的奥秘在于人”这是我们进行哲学思考所要考察的前提,也就是说我们进行哲学维度的考察要从“人”出发,离开了“人”,我们所谈论的一切都将是空泛而抽象的。那么,我们在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时,最先考虑的就应该是作为主体的“人”的问题。

首先,人作为这个世界的主体,作为思维意识的主体,他应该是感性的,现实的,实践的人,其中最主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在于人的存在方式应该是实践的存在方式。在马克思短小而精悍的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开篇即批判的指出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共同缺点在于不理解“真正的、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他还进一步指出:“社会生活在其本质上是实践的。”②正是由于不理解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旧唯物主义只是直观的把握人的生命活动,而唯心主义则是抽象的理解了人的社会生活。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活动是人所特有的生存方式,是人之为人的现实活动,是社会生活的真实本质,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把人看作是实践的人的基础上,从而从实践的思维方式出发,批判地改造世界,最终实现解放人类,这也恰恰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任务所在。马克思在《提纲》中认为费尔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这也就是说,实践的本质在于实际的改造世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以人为中心,通过人、为了人的主体思维方式;是以人类解放的类主体思维方式;是超越的、创造性的、否定性的思维方式。正如《提纲》最后一条所提醒我们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是主张:“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③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世界观的根本的思维方式,历史唯物主义借助实践的人的实践的思维方式为出发点,从而建立起改变现实社会、改变人的生存环境、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远大理想。

由此我们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内人的存在方式即是实践的存在方式,以此为基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实践的人和实践的思维方式出发来解决人的最实际、最突出的问题――“改变世界”。

二、实践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

实践能够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根源和发展动力,不仅仅在于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方式是实践的存在方式以及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更重要还在于实践能够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这也就是说实践能够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逻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小的方面:首先,实践可以使历史唯物主义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首先揭示了“从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缺点在于“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而又揭示了唯心主义“只是抽象的发展了”“能动的方面”。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批判,是立足于“人的感性活动”的实践去超越两者的,他说:“全部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④这就表明,如果没有以“人的感性活动”为理论根源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不可能超越旧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不可能从根本上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这一新世界观是以实践为出发点的。

其次,实践还可以构成历史,历史就是人的感性活动的总和。“历史”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新世界观的解释原则,“‘历史’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是实现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的过程”。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⑥也就是说,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实践,实践是最基础,也是最根本的条件。另外,在《手稿》中,马克思还提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⑦这就更明确表述了实践不单是历史的基本前提,还是历史的组成部分。这样一来,就足以证明了实践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性。

从实践能够使历史唯物主义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并且能够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的解释原则,也就是说实践能够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逻辑这一意义上来说,更加突出了实践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新世界观的基础性意义――实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根源和发展动力。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实践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棵大树的树根,它不但帮助树干抓紧坚实的大地,还源源不断的为树干输送营养。实践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支撑者,正是依靠着“人的感性活动”,历史唯物主义才具有其真实的理论内涵,才具有其真实的批判性和超越性,才具有其真实的价值旨趣;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才有了牢固的根基,才能够不断发展完善,才能够成为超越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根源就在于实践。

【注释】

①《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2003年,人民出版社,第18页。

②《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997年,人民出版社,第54页。

③《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2003年,人民出版社,第19页。

④《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997年,人民出版社,第54页。

⑤《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孙正聿,载于《哲学研究》2007年第3期。

⑥《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2003年,人民出版社,第23页。

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00年,人民出版社,第92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4]孙正聿.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J].哲学研究,2007(3).

[5]孙正聿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基本问题[J].哲学研究,2010(5).

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第5篇

【英文摘要】PhilosophicalmaterialismbyMarxisnotonlyscientificanalysisofsocialhistoricallife,butalsocriticismofthecourseofsociallife.Asamatteroffact,Marx''''criticismofoldmaterialismhasmadehistheoryofmaterialismconformtodialectics,addingcriticalimplicationstomaterialism,andthusdistinguishinghistheoryofcriticismfromthatofethicalcriticism.Inthissense,theauthorconcludes,regardingMarxistphilosophyasmetaphysicinordertogainnewintensityofcriticismhasbeentheresultofmisinterpretationofMarxistphilosophicalmaterialism.

【关键词】唯物主义/辩证法/批判理论/materialism/dialectic/criticaltheory

【正文】

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规定,这一直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难题。在传统的研究中,虽然非常强调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本质,但更多是从前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水平上来理解马克思的,这使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变成了一种具有机械论意味的实证性描述理论,无疑降低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水准,以致将马克思哲学变成了实证性的社会学。正是对此的反思,在实践唯物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如何提升马克思思想的哲学意蕴,成为一些学者的中心话题。在这样的思路中,随着海德格尔存在论的介入,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层面在哲学思考中渐渐消失了应有的身影,可以说,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规定,仍然是一个悬而未思的问题。在这样的理论研究思路中,实际上预设了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将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等同于机械论唯物主义,而实际上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不仅是对社会历史过程的科学描述,更重要的是这种唯物主义具有一种批判的意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才能真实地统一起来。因此,对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需要进行新的理解。

一、两种唯物主义的内在关联及其超越

从思想史上来看,在马克思哲学变革之前,存在着两种与马克思哲学直接相关的唯物主义:一是法国的唯物主义,一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变革,从唯物主义的规定性来看,就是如何超越这两种唯物主义的问题。

对于法国唯物主义,过去关注较多的是其物质本体论层面,即世界的物质规定性以及这种规定性对意识的刺激所引起的反映。对于这种唯物主义,黑格尔曾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首先从感性确定性的层面来看,这种起源论式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直观的认识,而这种直观认识的本质规定恰恰不是其直观性,而是共相。因此,当我们认为对一棵树的认识来自于这棵树对我们的刺激时,我们并不能真正地获得对外部存在物的知识,因为如果没有树的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无法将树与其他的东西区别开来。其次从知觉思维来看,这种唯物主义恰恰也是需要扬弃的,因为知觉的本质规定性并不在于人对外部存在物的反映,而在于知性的理性规定,或者说理性构成了反映的本质规定。黑格尔通过从感性到知觉、知性再到自我意识,在我看来,倒是揭示出这样的问题:即传统的唯心主义(前黑格尔式唯心主义)构成了传统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而且这种唯心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传统唯物主义的“真理”。“如果无思想的意识表示观察和经验是真理的源泉,那么它这种说法很可能造成一种印象,仿佛这是说只有视听味嗅触是真理的源泉;其实在它匆忙地推崇视听味嗅的时候,忘记了说明同样本质的一件事实,即当它感觉的时候,它已经在为它自己而规定这个感觉对象了。”(P163)在传统研究中认为是对立的地方,黑格尔看到的恰恰是统一,这个统一的最高形式就是绝对观念。这才是黑格尔哲学从自我意识之后才进行长篇论述的意图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仅仅恢复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物质起源本体论来反对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我认为是行不通的。马克思要想超越黑格尔哲学,就必须超越机械唯物主义问题域。

从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过程来看,马克思对法国唯物主义的关注也并不在于其本体论层面。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接受,源自于《莱茵报》时期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同时期对历史学的研究。《莱茵报》时期遇到的理性与利益、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使他脑海中的青年黑格尔思想受到冲击,而这时对历史学的研究使马克思坚信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由此他才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颠倒原则,肯定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思想。这是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起点。但紧接着的问题是,如果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那么怎样批判市民社会,就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问题。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必须在这一点能够发挥作用,才能真正地得到马克思的认可。可见,马克思关注的并不是世界起源意义上的唯物主义问题,而是如何面对社会历史生活进行唯物主义批判的问题。

从这个线索中我们才能看到马克思为什么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链接到了法国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通过一种颠倒原则将理论的原点定位在“人”上,这种“人”是超越了“精神”与“肉体”的二元对立的人。回到生活中,费尔巴哈则是从人本学的类本质及其异化逻辑来建构自己理论的批判意味,即现实的市民社会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对这种异化的扬弃才能真实地回到人本身。这种唯物主义,从逻辑思路上来看,与黑格尔是一致的,人的类本质异化及其复归与绝对精神的异化与复归是同一个过程,不同的是,费尔巴哈的“人”只是黑格尔哲学中一个重要环节的中断,并将这个环节独立出来加以放大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是无法驳倒黑格尔的。正是在这里,法国机械唯物主义从反映而来的理论,反而具有了“直接的”现实批判性。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援引了爱尔维修的理论,其实这也是法国唯物主义在面对社会历史时较为普遍的想法。按照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观点,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善恶来自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社会环境造成的。因此,人性的提升首先就要改造这个社会。回到马克思的语境中就是,国家理性之所以成为私利的工具,并不是由于抽象的理性出了问题,而是当下现实的结果。这与他批判市民社会是一致的。在这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人本学与法国的唯物主义都可以批判市民社会,但两者的指向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更强调于人性的回归与获得,而法国的唯物主义更强调对现实世界的革命。但从法国唯物主义来看,批判现实的前提何以获得?这与费尔巴哈批判市民社会的抽象的“人”何以获得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与对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具有了相同的意蕴,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在第一条批判了费尔巴哈之后,第二条批判了认识论意义上的直观原则,在第三条中接着揭示了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二律背反”。如果人的罪恶是由环境造成的,那么改变人的恶性首先在于改变环境,“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P59)因此改造社会环境的理性何以获得就成为一个问题,这是一种逻辑的循环。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国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那里之所以具有同质性,就在于两者在面对社会历史时,具有相同的理论视域。而这样一种理论视域与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并没有什么区别。这才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需要解决的深层问题。马克思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解决黑格尔的问题。可以说,马克思对传统唯物主义的超越,与他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因此,不加批判地用传统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来嫁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理论上的误解。

这实际上告诉我们,马克思对传统唯物主义的超越,并不在于一种物质本体论层面的重新强调,而首要在于对社会历史生活的理解。在物质本体论的层面,传统唯物主义已经具有了辩证法的内容,如在费尔巴哈的著作中我们就可以读到。因此新的超越必须是社会历史观领域的超越。在历史观层面,旧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具有同质性,他们都从抽象的原则来理解历史,将鲜活的历史过程变成了历史编纂学的材料。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同时也就是对旧唯心主义的超越,指向了对社会历史的理解。

二、回到历史本身

从任何一种理论出发来面对社会历史生活时,社会历史生活总是处于特定理论视域中,因此“前见”总是难以避免的。当旧的唯物主义强调认识总是对外部对象的直观反映时,这种唯物主义就处于矛盾着的二重性之中。首先从直观反映的层面来看,外部对象总是作为现成性的事实而存在,对这种现成性事实的认识,正如培根“四假相”所说的,要消除的正是任何个人的“前见”,力图达到对事实的纯客观反映,这种现成性的思维与自然科学中的实证性思维遥相呼应。在这种思维中,自然与历史都是现成存在的事实。虽然与以前的唯物主义相比,费尔巴哈不仅把对象看作是现成的存在,而且看作是感性的存在,但这种感性是直观的感性.在直观中,现成的存在是永远不变的,当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是以“爱”为价值取向的人时,这种感性的存在就是现成存在的彼岸世界,形成了“自然”与“历史”的对立,“自然”是现成存在的东西,而“历史”则是奠基于人性的东西,它与现成性的实在自然界没有任何关系,这构成了矛盾二重性的第二个方面。正是这第二个方面,形成了面对历史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在黑格尔之后成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的“历史编纂学”。

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历史直观性,受到了马克思的批判:“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P76、77)因此,任何“自然”与“历史”的对立,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工业化进程中,根本就是一个虚假的问题。马克思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批评涉及以下问题:第一,旧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纯本体论或认识论层面,而主要存在于社会历史观,他们的直观性错误在于对社会历史生活过程的无视或误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P78)第二,要真实地透视旧唯物主义的问题,首先就在揭示理论与社会历史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要回到历史本身来对理论进行定位。在这个意义上,有没有“前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社会历史生活中透视这种“前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回到历史本身,又回到理论本身。这构成了马克思破除历史编纂学,回到历史本身的方法论前提。面对这种历史编纂学,马克思指出真实的历史并不只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是由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建构起来的。“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P73)从马克思的这一描述中可以看出,作为能动的生活过程的历史:首先是现实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建构的结果,对历史的考察就是要分析这种建构性的过程,而不是对现成物进行事实的汇集或想像的抽象。真实的唯物主义必须是对真实生活过程的描述与说明,“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P76)其次,现实的个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创造着历史的。费尔巴哈也将“现实的个人”作为面对历史的起点,但“现实的个人”在他那里变成了一种形而上的规定,缺失的正是现实的社会关系。实践也不是康德、费希特意义上的道德实践,而是现实社会关系下的物质实践,并总是遇到特定的前提条件,而这种特定的条件又是前人实践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在时间传承关系中建构出来的。人们创造历史又处于结构性的关系中,这种结构性的关系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实践是一定社会关系条件下的实践,是特定历史时空中的动态性过程,是现实的人进行具体而现实的活动。这种意义上的实践不再是传统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从本体论意义上对实践的重新理解,就是再次将历史凝固化了。因此,社会存在这个概念并不是要素的集合体,也不是精神的外在结果,社会存在是一种历史关系的建构,这与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思考有着根本的区别。只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指出,我们才遇到意识问题。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区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是先有意识,然后才有对世界的认识,在这里似乎是先验的理性规划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但马克思要追问的是,这种先验的理性何以产生?当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是从感性确定性直接推论到共相优先性时,黑格尔实际上就承认了人的存在首先就是理性的,当他把这一点当作自然的事实来接受时,黑格尔就直接站到了现代社会的立场上。而在马克思那里,他要揭示的是这种理性何以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由此,马克思对哲学理论有了新的理解: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哲学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纯理性批判,在这种界定中,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即哲学是超历史的、能够评判一切的尺度,这正是黑格尔对哲学的解释。而在马克思的新视域中,哲学的超历史性被解构了,我们需要做的正是对哲学的透视,在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实现互文性解释,这是超越历史编纂学的重要前提。因此对历史过程的理解,首先就在于对过去的理性意识的悬置。只有通过这种悬置,我们才能真实地理解意识在现实历史中的定位。因此历史的真实过程与意识内的历史过程存在着差别,但意识又总是历史活动中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实践活动又可以转换为意识活动的对象,使意识成为对人与历史活动之间关系的思考,使客观的历史过程变成自觉的历史活动过程,使客观的关系变成“为我关系”。从这里,才能生发出批判历史的张力。

因此,唯物主义在马克思这里具有了新的含义:唯物主义不是对历史加以现成性的收集,也不是对历史进行实证性的分解,更不是对历史进行主观的抽象,而是真实地回到历史本身。在这个回归过程中,唯物主义抓住的不再是现成性的事实,而是历史的流动性过程,唯物主义也就从抽象的、对面式的“看”变成了具体而历史的“思”,是卷入到历史过程中但又从这种卷入中的抽身变成了分析问题的方法。在这里,不再有任何教义性的唯物主义,有的是对自身进行反思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唯物主义,这种理论的发展才不会陷入到相对主义的泥淖之中。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历史本身成为辩证的,唯物主义也就是辩证法,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才能是同一个东西。可以说,只有当马克思同时超越了黑格尔与费尔巴哈时,马克思才能真实地获得自己的唯物主义。

三、批判的唯物主义

从社会批判的理论来看,存在着两种批判模式:一种是伦理道德式的批判,一种是来自于社会历史本身的批判。在前一种批判模式中,有着其自身的演变逻辑。它先设定一个绝对的前提,将全部社会生活置于这个前提之下加以考察。在理论谱系上,这种批判是启蒙理论的产物,启蒙理论将理性作为一切审判的原则。但绝对的原则总是要通过具体的个人才能体现出来,如是在面对社会生活时,或者是绝对原则对现实生活进行一种完全否定性的批判,陷入到自身的空洞性中,或者是陷入到个人伦理批判之中,而当陷入到个人伦理批判时,原来那个绝对原则也就失去了先前具有的效准,个体自身的伦理判断变成了一切的效准,最后的结果是走向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相对主义。因此,绝对主义与虚无主义构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批判理论与马克思哲学中真实的批判意蕴完全不同。形而上学的批判总是要寻求一个最终的本质,不管这种本质是采取最高存在者的方式,还是以存在的方式,这种本质总是无处不在而又发挥着终极作用的。当用这种本质来批判历史生活时,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就变成了一种伦理道德式的批判,当这种伦理道德式的批判变成一种固定的模式时,任何批判就变成了一种固定模式的重演,激进的批判都变成了现存意识形态的共谋。巴特关于语言的一段论述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处于权势状态的语言(在权力的庇护之下被生产和传播的语言),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重复的语言;语言的一切社会公共机构均是重复的机器:学校,体育运动,广告,大众作品,歌曲,新闻,都不止地重复着同样的结构,同样的意义,且通常是同样的辞语:陈规旧套是一政治事实,是意识形态的主要形象”。(P51-52)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什么每一次激进的批判,都变成了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契机。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张力来自于社会生活本身。对于自己的批判思想,马克思曾这样描述:“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和革命的”。(P24)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的批判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批判理论要从社会历史生活出发。针对旧的伦理道德批判,马克思指出:“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分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干扰。”(P93)一旦回到社会历史本身,任何形而上学的本质、任何不变的本体都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因此,首先需要对社会历史生活进行科学的描述,这正是唯物主义的第一层内涵。在这个意义上,唯物主义是对任何理论抽象的解毒剂。

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第6篇

【关 键 词】唯物主义/辩证法/批判理论

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规定,这一直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难题。在传统的研究中,虽然非常强调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本质,但更多是从前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水平上来理解马克思的,这使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变成了一种具有机械论意味的实证性描述理论,无疑降低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水准,以致将马克思哲学变成了实证性的社会学。正是对此的反思,在实践唯物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如何提升马克思思想的哲学意蕴,成为一些学者的中心话题。在这样的思路中,随着海德格尔存在论的介入,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层面在哲学思考中渐渐消失了应有的身影,可以说,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规定,仍然是一个悬而未思的问题。在这样的理论研究思路中,实际上预设了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将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等同于机械论唯物主义,而实际上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不仅是对社会历史过程的科学描述,更重要的是这种唯物主义具有一种批判的意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才能真实地统一起来。因此,对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需要进行新的理解。

一、两种唯物主义的内在关联及其超越

从思想史上来看,在马克思哲学变革之前,存在着两种与马克思哲学直接相关的唯物主义:一是法国的唯物主义,一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变革,从唯物主义的规定性来看,就是如何超越这两种唯物主义的问题。

对于法国唯物主义,过去关注较多的是其物质本体论层面,即世界的物质规定性以及这种规定性对意识的刺激所引起的反映。对于这种唯物主义,黑格尔曾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首先从感性确定性的层面来看,这种起源论式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直观的认识,而这种直观认识的本质规定恰恰不是其直观性,而是共相。因此,当我们认为对一棵树的认识来自于这棵树对我们的刺激时,我们并不能真正地获得对外部存在物的知识,因为如果没有树的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无法将树与其他的东西区别开来。其次从知觉思维来看,这种唯物主义恰恰也是需要扬弃的,因为知觉的本质规定性并不在于人对外部存在物的反映,而在于知性的理性规定,或者说理性构成了反映的本质规定。黑格尔通过从感性到知觉、知性再到自我意识,在我看来,倒是揭示出这样的问题:即传统的唯心主义(前黑格尔式唯心主义)构成了传统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而且这种唯心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传统唯物主义的“真理”。“如果无思想的意识表示观察和经验是真理的源泉,那么它这种说法很可能造成一种印象,仿佛这是说只有视听味嗅触是真理的源泉;其实在它匆忙地推崇视听味嗅的时候,忘记了说明同样本质的一件事实,即当它感觉的时候,它已经在为它自己而规定这个感觉对象了。”在传统研究中认为是对立的地方,黑格尔看到的恰恰是统一,这个统一的最高形式就是绝对观念。这才是黑格尔哲学从自我意识之后才进行长篇论述的意图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仅仅恢复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物质起源本体论来反对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我认为是行不通的。马克思要想超越黑格尔哲学,就必须超越机械唯物主义问题域。

从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过程来看,马克思对法国唯物主义的关注也并不在于其本体论层面。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接受,源自于《莱茵报》时期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同时期对历史学的研究。《莱茵报》时期遇到的理性与利益、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使他脑海中的青年黑格尔思想受到冲击,而这时对历史学的研究使马克思坚信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由此他才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颠倒原则,肯定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思想。这是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起点。但紧接着的问题是,如果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那么怎样批判市民社会,就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问题。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必须在这一点能够发挥作用,才能真正地得到马克思的认可。可见,马克思关注的并不是世界起源意义上的唯物主义问题,而是如何面对社会历史生活进行唯物主义批判的问题。

从这个线索中我们才能看到马克思为什么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链接到了法国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通过一种颠倒原则将理论的原点定位在“人”上,这种“人”是超越了“精神”与“肉体”的二元对立的人。回到生活中,费尔巴哈则是从人本学的类本质及其异化逻辑来建构自己理论的批判意味,即现实的市民社会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对这种异化的扬弃才能真实地回到人本身。这种唯物主义,从逻辑思路上来看,与黑格尔是一致的,人的类本质异化及其复归与绝对精神的异化与复归是同一个过程,不同的是,费尔巴哈的“人”只是黑格尔哲学中一个重要环节的中断,并将这个环节独立出来加以放大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是无法驳倒黑格尔的。正是在这里,法国机械唯物主义从反映而来的理论,反而具有了“直接的”现实批判性。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援引了爱尔维修的理论,其实这也是法国唯物主义在面对社会历史时较为普遍的想法。按照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观点,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善恶来自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社会环境造成的。因此,人性的提升首先就要改造这个社会。回到马克思的语境中就是,国家理性之所以成为私利的工具,并不是由于抽象的理性出了问题,而是当下现实的结果。这与他批判市民社会是一致的。在这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人本学与法国的唯物主义都可以批判市民社会,但两者的指向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更强调于人性的回归与获得,而法国的唯物主义更强调对现实世界的革命。但从法国唯物主义来看,批判现实的前提何以获得?这与费尔巴哈批判市民社会的抽象的“人”何以获得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与对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具有了相同的意蕴,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在第一条批判了费尔巴哈之后,第二条批判了认识论意义上的直观原则,在第三条中接着揭示了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二律背反”。如果人的罪恶是由环境造成的,那么改变人的恶性首先在于改变环境,“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2](P59)因此改造社会环境的理性何以获得就成为一个问题,这是一种逻辑的循环。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国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那里之所以具有同质性,就在于两者在面对社会历史时,具有相同的理论视域。而这样一种理论视域与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并没有什么区别。这才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需要解决的深层问题。马克思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解决黑格尔的问题。可以说,马克思对传统唯物主义的超越,与他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因此,不加批判地用传统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来嫁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理论上的误解。

这实际上告诉我们,马克思对传统唯物主义的超越,并不在于一种物质本体论层面的重新强调,而首要在于对社会历史生活的理解。在物质本体论的层面,传统唯物主义已经具有了辩证法的内容,如在费尔巴哈的著作中我们就可以读到。因此新的超越必须是社会历史观领域的超越。在历史观层面,旧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具有同质性,他们都从抽象的原则来理解历史,将鲜活的历史过程变成了历史编纂学的材料。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同时也就是对旧唯心主义的超越,指向了对社会历史的理解。

二、回到历史本身

从任何一种理论出发来面对社会历史生活时,社会历史生活总是处于特定理论视域中,因此“前见”总是难以避免的。当旧的唯物主义强调认识总是对外部对象的直观反映时,这种唯物主义就处于矛盾着的二重性之中。首先从直观反映的层面来看,外部对象总是作为现成性的事实而存在,对这种现成性事实的认识,正如培根“四假相”所说的,要消除的正是任何个人的“前见”,力图达到对事实的纯客观反映,这种现成性的思维与自然科学中的实证性思维遥相呼应。在这种思维中,自然与历史都是现成存在的事实。虽然与以前的唯物主义相比,费尔巴哈不仅把对象看作是现成的存在,而且看作是感性的存在,但这种感性是直观的感性。在直观中,现成的存在是永远不变的,当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是以“爱”为价值取向的人时,这种感性的存在就是现成存在的彼岸世界,形成了“自然”与“历史”的对立,“自然”是现成存在的东西,而“历史”则是奠基于人性的东西,它与现成性的实在自然界没有任何关系,这构成了矛盾二重性的第二个方面。正是这第二个方面,形成了面对历史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在黑格尔之后成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的“历史编纂学”。

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历史直观性,受到了马克思的批判:“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因此,任何“自然”与“历史”的对立,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工业化进程中,根本就是一个虚假的问题。马克思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批评涉及以下问题:第一,旧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纯本体论或认识论层面,而主要存在于社会历史观,他们的直观性错误在于对社会历史生活过程的无视或误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第二,要真实地透视旧唯物主义的问题,首先就在揭示理论与社会历史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要回到历史本身来对理论进行定位。在这个意义上,有没有“前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社会历史生活中透视这种“前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回到历史本身,又回到理论本身。这构成了马克思破除历史编纂学,回到历史本身的方法论前提。

面对这种历史编纂学,马克思指出真实的历史并不只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是由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建构起来的。“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从马克思的这一描述中可以看出,作为能动的生活过程的历史:首先是现实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建构的结果,对历史的考察就是要分析这种建构性的过程,而不是对现成物进行事实的汇集或想像的抽象。真实的唯物主义必须是对真实生活过程的描述与说明,“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其次,现实的个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创造着历史的。费尔巴哈也将“现实的个人”作为面对历史的起点,但“现实的个人”在他那里变成了一种形而上的规定,缺失的正是现实的社会关系。实践也不是康德、费希特意义上的道德实践,而是现实社会关系下的物质实践,并总是遇到特定的前提条件,而这种特定的条件又是前人实践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在时间传承关系中建构出来的。人们创造历史又处于结构性的关系中,这种结构性的关系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实践是一定社会关系条件下的实践,是特定历史时空中的动态性过程,是现实的人进行具体而现实的活动。这种意义上的实践不再是传统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从本体论意义上对实践的重新理解,就是再次将历史凝固化了。因此,社会存在这个概念并不是要素的集合体,也不是精神的外在结果,社会存在是一种历史关系的建构,这与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思考有着根本的区别。只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指出,我们才遇到意识问题。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区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是先有意识,然后才有对世界的认识,在这里似乎是先验的理性规划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但马克思要追问的是,这种先验的理性何以产生?当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是从感性确定性直接推论到共相的优先性时,黑格尔实际上就承认了人的存在首先就是理性的,当他把这一点当作自然的事实来接受时,黑格尔就直接站到了现代社会的立场上。而在马克思那里,他要揭示的是这种理性何以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由此,马克思对哲学理论有了新的理解: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哲学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纯理性批判,在这种界定中,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即哲学是超历史的、能够评判一切的尺度,这正是黑格尔对哲学的解释。而在马克思的新视域中,哲学的超历史性被解构了,我们需要做的正是对哲学的透视,在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实现互文性解释,这是超越历史编纂学的重要前提。因此对历史过程的理解,首先就在于对过去的理性意识的悬置。只有通过这种悬置,我们才能真实地理解意识在现实历史中的定位。因此历史的真实过程与意识内的历史过程存在着差别,但意识又总是历史活动中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实践活动又可以转换为意识活动的对象,使意识成为对人与历史活动之间关系的思考,使客观的历史过程变成自觉的历史活动过程,使客观的关系变成“为我关系”。从这里,才能生发出批判历史的张力。

因此,唯物主义在马克思这里具有了新的含义:唯物主义不是对历史加以现成性的收集,也不是对历史进行实证性的分解,更不是对历史进行主观的抽象,而是真实地回到历史本身。在这个回归过程中,唯物主义抓住的不再是现成性的事实,而是历史的流动性过程,唯物主义也就从抽象的、对面式的“看”变成了具体而历史的“思”,是卷入到历史过程中但又从这种卷入中的抽身变成了分析问题的方法。在这里,不再有任何教义性的唯物主义,有的是对自身进行反思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唯物主义,这种理论的发展才不会陷入到相对主义的泥淖之中。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历史本身成为辩证的,唯物主义也就是辩证法,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才能是同一个东西。可以说,只有当马克思同时超越了黑格尔与费尔巴哈时,马克思才能真实地获得自己的唯物主义。

三、批判的唯物主义

从社会批判的理论来看,存在着两种批判模式:一种是伦理道德式的批判,一种是来自于社会历史本身的批判。在前一种批判模式中,有着其自身的演变逻辑。它先设定一个绝对的前提,将全部社会生活置于这个前提之下加以考察。在理论谱系上,这种批判是启蒙理论的产物,启蒙理论将理性作为一切审判的原则。但绝对的原则总是要通过具体的个人才能体现出来,如是在面对社会生活时,或者是绝对原则对现实生活进行一种完全否定性的批判,陷入到自身的空洞性中,或者是陷入到个人伦理批判之中,而当陷入到个人伦理批判时,原来那个绝对原则也就失去了先前具有的效准,个体自身的伦理判断变成了一切的效准,最后的结果是走向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相对主义。因此,绝对主义与虚无主义构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批判理论与马克思哲学中真实的批判意蕴完全不同。形而上学的批判总是要寻求一个最终的本质,不管这种本质是采取最高存在者的方式,还是以存在的方式,这种本质总是无处不在而又发挥着终极作用的。当用这种本质来批判历史生活时,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就变成了一种伦理道德式的批判,当这种伦理道德式的批判变成一种固定的模式时,任何批判就变成了一种固定模式的重演,激进的批判都变成了现存意识形态的共谋。巴特关于语言的一段论述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处于权势状态的语言(在权力的庇护之下被生产和传播的语言),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重复的语言;语言的一切社会公共机构均是重复的机器:学校,体育运动,广告,大众作品,歌曲,新闻,都不止地重复着同样的结构,同样的意义,且通常是同样的辞语:陈规旧套是一政治事实,是意识形态的主要形象”。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什么每一次激进的批判,都变成了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契机。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张力来自于社会生活本身。对于自己的批判思想,马克思曾这样描述:“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和革命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的批判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批判理论要从社会历史生活出发。针对旧的伦理道德批判,马克思指出:“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分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干扰。”一旦回到社会历史本身,任何形而上学的本质、任何不变的本体都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因此,首先需要对社会历史生活进行科学的描述,这正是唯物主义的第一层内涵。在这个意义上,唯物主义是对任何理论抽象的解毒剂。

其次,批判的张力来自于社会生活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在讨论费尔巴哈时指出,虽然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时意识到要将对宗教的批判归结到对它的世俗基础的批判,但怎样批判这个世俗基础,费尔巴哈恰恰又回到了抽象的“人”之中。正是从这里,马克思转向了社会生活的经济过程,揭示了经济生活中的内在矛盾以及由这种矛盾所导致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揭示了这种变化的可能趋势,使唯物主义的批判具有了现实的基础。

第三,当新的唯物主义澄清了现实历史进程以及自己在历史生活中的定位时,这种唯物主义不仅获得了对社会历史生活的意识,而且获得了自身的自觉意识,具有了反思历史与反思现实的力量,这样的反思才是一种现实性的批判,并在实践中促进现实革命化。正是理解了这一点,霍克海默才说:“客观事件是不依赖于理论的,而这种独立性正是它的必然性的组成部分:观察者本身不能在客体中造成变化。可是,有意识地进行批判的态度是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对历史进程的解释是经济结构的必然产物,它同时既包括由这种秩序产生出来的对这种秩序的抗议,也包括人类自决的观念,即关于人的行动不再由外在机制决定而由他自己来决定那样一种状态的观念”。唯物主义总是在面对着历史本身,并在这种面对中获得批判历史的张力,这才是唯物主义的本性规定。

【参考文献】

[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仰海峰.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五次批判[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8,(4).

[4]巴特.文之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第7篇

关键词: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 科学 社会发展规律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2-036-02

一、唯物史观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发现,是人类科学思想的最大成果之一。如同马克思本人所说;“要发现这种唯物的历史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诸多著作中都有阐述,不同时期的著作对唯物史观的形成发展都有着不同的影响。

1.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初步形成唯物史观。马克思在做《莱茵报》编辑时通过与官方关于莱茵省议会林木盗窃案和地产分析以及摩塞尔农民状况的论战之后,开始逐渐探索经济问题。他认为自己当时“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所以通过在巴黎的进一步学习,于1844年发表《政治经济学手稿》。这篇文章指出,将市民社会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切入点。马克思借用“市民社会”概念鲜明地概述了,市民社会作为生产关系,是构成政治国家和其他观念形态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并不像黑格尔所说的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等上层建筑。将市民社会作为经济基础,顺着这个思路马克思引入了唯物史观。与此同时,马克思还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提出了生产分配原理,是马克思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重要前提。同时期的恩格斯发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状况进行了科学的调查研究和分析综合,揭露了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

2.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唯物史观的创立。《提纲》对费尔巴哈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实践的重要性,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明确了社会实践在社会历史中的基础作用。以科学的实践观为整个唯物史观的基石,《提纲》正确解决了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即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同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了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彻底清算。从论述人类历史的前提和社会政治结构同生产的相互关系,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揭示了国家的阶级实质,并对唯物史观作了概括性的论述。1844年马克思发表的《神圣家族》完成了对黑格尔派的彻底清算。批判黑格尔的唯心史观及其称群众为“精神的敌人”,把群众说成是“非批判的”、是消极被动的“群氓”。阐述了无产阶级的重要历史作用。

3.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唯物史观的进一步发展。《序言》从五个层面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经典性的表述。文章从宗教的批判到哲学的批判,从哲学批判到国家和法的批判到私有制的批判,逐步深入,直到资产阶级社会关系,最终达到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一最深层结构的批判。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从唯物史观切入剩余价值理论。其所蕴含的经济学的科学理论范式,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硬核”。1844年恩格斯发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原始社会的一部全面、系统的重要著作,是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国家的重要成果。它科学探讨了原始社会的家庭关系、私有制、阶级的起源和国家起源,进一步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

二、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涵

1.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里的生产关系主要包括: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如何分配。这些显然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体来说它是一种物质关系、经济关系。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已经经历了五种生产关系: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下的生产关系,封建制下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和共产主义初始阶段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这些不同生产关系的更替不是由人类意识而定,是社会生产力状况发展所产生的。

2.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生产的物质生活过程,即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意识即精神生活过程。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马克思正是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才使自己的社会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成为科学的理论。

3.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决定社会形态的变革和演进。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根源和动力就是人类社会的矛盾。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使落后的生产关系不能与之相适应,于是便出现了社会革命来变革旧的生产关系而代之以新的生产关系,这样才能解放生产力,才能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

4.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翁,是社会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在不断延伸发展的实践活动中,以海纳百川的智慧力量,为社会前进、改造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工人阶级政党只有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才是不可战胜的。”正如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三、唯物史观的应用

唯物史观的第一次应用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的剖析。马克斯、恩格斯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由此决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整个社会日益分化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为了彻底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苦难命运,使自身和全人类获得彻底的解放,就必须拿起阶级斗争这一有力武器,彻底资产阶级的统治,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正是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列宁的俄国共产党领导俄国无产阶级了沙皇的反动统治,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在当今社会运用唯物史观来解决问题就要做到以下几点:

1.承认历史,尊重历史。承认历史,认为历史正是所有事物的来源,这本身就解决了哲学中的一个命题——事物的来路问题。任何事物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其内部的各个部分、要素、环节都是相互联系的。承认历史,尊重历史,取其精华,扬长避短,这既是一种美德,也是坚持了历史的观点。勃兰特有一句名言:“谁忘记了历史,谁就在灵魂上有病。”历史是人类实践活动最客观的见证,是民族的根,大树没有了根的存在,哪怕枝繁叶茂绿叶成荫,也无法长久存活。尊重历史,承认事实,才能分清是非。只有尊重历史,才能赢得未来。

2.联系历史来观察和分析问题。以史为镜,以史为鉴,用历史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问题,使得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客观和实际地看待、分析以及处理问题。有了历史的观点,我们就会有更强的理解力和包容性,联系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进一步理解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出现;有了历史的观点,我们就会更加准确地判断形势,分清利弊,从而有针对性、侧重点地开展工作。历史提供的不只经验,还有教训,我们在前辈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可以提高效率少走弯路。

3.有选择地继承并发展历史。历史具有继承性,它的产生和发展要以前人所积累的思想、材料为前提,继承前人的思想和劳动成果。而历史的继承,不是对旧事物的全盘否定或肯定,而是有选择性的,克服其陈腐落后的东西,保留其合理先进的因素。纵观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理论,运用马列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史为鉴、立足历史、坚持实事求是,做人类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历史的推进者,做脚踏实地的实践者,这就是一个革命者应该采取的科学的态度。

四、唯物史观的重大意义

唯物史观的创立,是马克思一生中最伟大的功绩之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从根本上宣告了唯心史观的彻底破产, 使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从此,马克思就在唯物史观这块坚实的基础上,开始了全面建造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伟大事业。今天我们重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探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对于我们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这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澄清西方某些学者在唯物史观形成问题上的种种混乱,划清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界限,具有重大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4]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5]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

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第8篇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壹生中两个最伟大的发现之壹。唯物史观的创建,完成了唯心主义与辩证法、辩证唯心主义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的无机统壹,从而完成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新。在唯物史观中,马克思提出了两个重要观念:壹个是唯物史观的实质,另壹个是唯物史观的前提。这两个重要观念,是俺们了解唯物史观的重要指点准绳。马克思以为,唯物史观的实质,是从物质理论动身阐释观念的构成,而不是从观念动身阐释物质理论。马克思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间接生活的物质消费动身来调查理想的消费进程,并把同该消费方式相联络的、它所发生的交往方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了解为整个历史的根底……”马克思以为,唯物史观的前提是理想的团体及其物质生活条件和活动,“俺们开端要谈的前提不是恣意提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只要在想象中才干加以抛开的理想的前提。这是壹些理想的团体,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失掉现成的和由他们本人的活动所发明的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实质和前提动身,从消费力与消费关系之间的矛盾和经济根底与下层修建之间的矛盾这壹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动手,提醒了人类历史开展的普遍规律。

如何从唯物史观角度对待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实际,进而弄清马克思世界历史实际与唯物史观的关系成绩,间接触及到人们对马克思世界历史实际的了解。只要弄清两者之间的关系,才干深入天文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实际。关于两者的关系,学术界意见不壹。笔者以为,马克思世界历史实际与唯物史观的发生是同壹个进程,两者具有共时性;但两者并不是对等的位置,前者是后者的重要组成局部并且具有绝对独立性。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实际与唯物史观的共时性

从静态进程来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实际与唯物史观的创建和开展是同壹进程,贰者具有共时性,并且互相依存、互为前提。俺们晓得,马克思零碎论述历史唯心主义的著作,如《德意志认识形状》、《共产党宣言》、《人类学笔记》等,同时也是其世界历史实际的经典文献。无论晚期、中期还是早期,马克思一直没有分开世界历史去谈唯物史观,也没有分开唯物史观去讨论世界历史。马克思晚期对唯物史观与对世界历史的研讨亲密相关,共同效劳于对共产主义与人类束缚路途的探究,并在《德意志认识形状》与《共产党宣言》中对两者作了集中论述。在中期,马克思从讨论资本主义的开展规律与共产主义的偶然性动身,对世界历史实际与唯物史观停止了深化和开展。他经过对唯物史观的深化,推进了世界历史实际的开展,又经过对世界历史实际的开展丰厚了唯物史观的内容。在早期,马克思从探究西方国度的社会开展路途动身,对世界历史实际与唯物史观作了进壹步完善,在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开展的关系上,对消费方式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互相关系作了迷信说明。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实际与唯物史观的创建和开展具有共时性。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壹生中最为重要的两大发现之壹,它使共产主义由幻想变为迷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他创建新的世界历史实际提供了办法论前提,使世界历史实际发作了反动性的革新。另壹方面,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实际对唯物史观的创建和开展也有重要意义。它为唯物史观的创建和开展提供了全体性的世界历史视野。没有这样壹种世界历史的目光,就不能够有唯物史观的迷信创建。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也就是在大工业根底上各民族互相交往逐步构成壹个全体的时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实际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壹社会理论的反映。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旧唯心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心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所谓“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也就是世界历史意义上的社会和人类,它表现的正是全体性的世界历史视野。正是在对世界历史停止全体性研讨的进程中,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开展的普遍规律,创建了迷信的历史观——唯物史观。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实际在唯物史观中的位置

从静态解构来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实际又是唯物史观的壹个无机组成局部。作为零碎的唯物史观分开了世界历史实际这壹重要的要素,其迷信性与完好性就得不到保证;而世界历史实际假如脱离了唯物史观这壹全体,其实际根基就得到了依托。两者是零碎与要素的关系,它们互相依赖、不可联系。马克思世界历史实际在唯物史观的重要位置,次要表现在它与唯物史观根本内容的关系上。弄清了马克思世界历史实际与唯物史观根本原理和观念之间的关系,也就明白了它在唯物史观中的重要位置。

首先,马克思世界历史实际与唯物史观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壹方面,世界历史实际以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为前提。马克思世界历史实际的每壹个概念、观念和准绳都是遵照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停止规则的。世界历史的根本概念、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路途和办法论等,无壹不是在唯物史观的根底上详细展开的。另壹方面,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与社会认识关系原理、消费力和消费关系原理、经济根底与下层修建原理、阶级剖析法和人民群众是历史开展动力的观念等外容,都是从世界历史实际的全体视野动身得以提出和说明的。从壹定意义上讲,世界历史实际是对唯物史观根本原理的详细展开,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在世界历史实际中失掉了详细的完成。

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第9篇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这种既区别于唯心史观的绝对精神,又区别于费尔巴哈的自然的个人,他是从事生产活动的个人,正是这样的人以及他们的活动,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

任何历史观的创立都有一个理论前提或出发点,而出发点不同,对历史的看法往往大相径庭。哲学上的历史观主要有两大类: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唯心史观以人的意识或神、上帝为出发点,认为意识决定社会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本文就对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做一个粗浅的分析。

1.马克思对历史出发点问题的探索一种新哲学的诞生往往是以认识视角的转变为主要标志的。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其出发点上经历了两次转变:从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转到费尔巴哈影响的唯物主义;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的观点转到现实的人的观点。这两次转变和他注重现实问题的研究是分不开的。

1.1青年黑格尔派时期。在1841~1843年间,马克思的历史观属于青年黑格尔派,他相信思想观念是历史发展过程的决定力量。这时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出发点是自我意识。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则认为人和周围环境相互作用,历史的发展就取决于这种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同时,马克思关注了书报检查制度、林木盗窃等现实问题,关注到了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动摇了他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信仰,促使他与青年黑格尔派决裂。可以看出马克思从来都不是一个彻底的青年黑格尔派。黑格尔的前提是绝对精神,青年黑格尔派的前提是自我意识,都是以主观意志代替现实的出发点。后来马克思讽刺他们是“没有前提”的德国人,满口讲些“震撼世界”的抽象词句,而根本不去触动现存世界。

1.2费尔巴哈历史观时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开始从对象性存在或感性存在来懂得人,汲取了费尔巴哈肯定自然对人的重要意义的唯物主义思想,及古典经济学关于财富是劳动主体本质体现的思想。马克思的思想属于费尔巴哈的历史观。在《手稿》中他从类本质出发,把人的类本质看作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用抽象的类本质认识历史。这一时期马克思在人和人的异化劳动理论中,他既不同意黑格尔把人仅仅当成“精神的实体”,又不同意费尔巴哈把人仅仅当成“感性的存在”,而是把人规定为“实践的主体”,开始从人的对象性活动及其产物——一定的物质财富和一定的社会关系方面来懂得人,表明他向唯物史观又前进了一步。

1.3利己主义历史观时期。184年《神圣家族》的历史观从利己主义的人出发,即从有物质需求的个人出发,这比从人的类本质出发更接近现实些,但这种观点把人作为一个生物体来看待,从人的自然性出发提出物质利益来论证共产主义的合理性,“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利益把市民社会成员彼此连接起来,他们之间的联系不是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生活。因此……他们不是神类的利己主义,而是利己主义的人”。从这里可以看出1844年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用异化劳动和类本质理论论证共产主义遇到了理论困难,便转用物质利益原则和个人生存的本生理论论证共产主义。这种历史观已经从抽象的人转化到具体的人,把哲学从天国的云雾中拉回人间。

1.4实践唯物主义历史观时期。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既批判了唯心主义哲学对人的能动性的抽象发展,又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哲学的直观性、受动性缺陷,指出人的实践活动是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即物质实践中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里就比《1844年手稿》更前进一步,指出了人的实践本质。在1845—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发挥了《提纲》中的实践观点,并把它作为历史主体的现实规定性,提出历史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历史是现实的个人的活动过程,现实的个人活动创造了历史。离开了有生命的、现实的个人,就无所谓历史、也就无所谓社会历史观。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人类历史的发源地。

2.《得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观的提出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成是他们的意识”。这里指出了两种对峙的历史观及相应的两种观察方法:唯心史观认为意识决定生活,它的观察方法是从意识出发,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则认为“生活决定意识”,“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一刻也离不开这种前提”。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提出来的,它不是教条,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这就是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在此基础上马克创立了他的新哲学——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给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革世界供给了强大的工具。

3.如何懂得“现实的个人”

3.1“现实的个人”基于对费尔巴哈的超越。现实的个人是针对抽象的人提出来的。费尔巴哈认为宗教和唯心主义的机密在于把人的本质异化即抽象化和绝对化。费尔巴哈把宗教和唯心主义的这种颠倒翻转过来,用人和人的真实本质取代宗教和唯心主义的抽象的、绝对的本质,把以自然为基础的人和以自然为基础的人的关系,作为他哲学的出发点,把历史看作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和复归。但这里的类本质只是人与人的共同性,而不是社会人生,而且由于他不懂得社会实践的作用,只是直观地看到了人的类本质,这种本质仍然是抽象的。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的地方,就在于他把劳动实践看作人的类本质,而劳动就其活动和目的来说,都超出了个人生活的范畴,具有社会心义。所以,人的本质就是其社会眭,“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3.2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人由一系列范畴所构成。首先,是指“有生命的个人”,这是现实的人的自然基础,是人的自然属性。当然,这里不同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自然人,而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中由于人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地理环境对人类的自然存在起决定作用,人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界,人必须服从自然规律,人是自然性的人。其次,是指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生存的人。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的物质生活条件,这是现实的人存在的物质条件。这种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人们身体的质量和素质。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宗教、哲学、艺术等詹动。再次,是指“现实的人的活动”,即生产物质生活条件的活动,即实践活动,这是现实的人的生存活动。最后,是指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是现实的人活动的社会条件。“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物质生产活动具有社会性,单个人的活动属于生命活动,只有两个以上的人结合起来构成社会,才能进行物质生产活动,这种活动是在交往中实现的。人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关系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不同时代的人产生不同的社会关系。这是人的社会属性。:

3.3“现实的个人”成为唯物史观的出发点。“现实的个人”经过马克思赋予新义后,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包含着哲学史上发展起来的一切哲学流派的观点和抵触,吸纳了人类哲学史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使新哲学体系在起点上就立足于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以这样的“现实的个人”作为历史主体,既克服了唯心主义把历史主体设想为无人身的理性的抽象,又避免了旧唯物主义把历史主体看作是消极观望,至多把历史主体看作是自然人,使辩证法有了真正的主体,因为“现实的个人”是一个抵触之源,辩证运动实际就是现实的个人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运动,人类的历史是现实的个人们自我发展的历史。以“现实的个人”为分水岭,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以往的唯心史观区别开来.事实上二者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以人为出发点,而在于以什么样的人为出发点,凡是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的,从能动的物质生活过程去描绘人的,是唯物史观;凡是以想象出来的人为出发点的,不以能动的物质生活过程去描绘人的是唯心史观。在实践中,我们可以发明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宏大不同。在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如果用唯心主义的观点,任凭那些意识怎样作用,也不会把人们从废墟中解救出来,而是那些救援的人们的实实在在的行动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叶汝贤:唯物史观发展史[MI.长春:吉林人民出版,1985.

【2】张占生,黄风炎,曾盛林:唯物史观基础范畴史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

【3】孙伯镁:探索者道路的探索【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一章,北京:国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