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历史学;史学理论;外国史学理论;史学史
“文革”结束后，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打破了“左倾”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史学建设首先是史学理论的建设，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逐渐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对史学理论(包括外国史学理论)问题的关注，拨乱反正，对某些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成为“文革”后中国史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中国史学走向新世纪之际，实事求是地回顾和总结已经走过的道路，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这对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以及整个中国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紧接着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发表后，被陈伯达等把持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在利用唯物史观这个战斗武器，揭露历史的本来面目，解剖现实的阶级动向，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念进行激烈的斗争。”[1]史学领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国历史科学如何走上复兴、发展、繁荣之路，成为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史学在“文革”中的惨痛教训使大家认识到:反革命野心家的兴风作浪，以及理论的无知、混乱和荒谬，给中国史学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新时期中国史学的复兴，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
“文革”结束初期，以及“文革”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史学界影响颇深的一种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也是它的方法论，因此历史学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理论、方法论。如果有，那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之，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史学惟一的、全部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历史研究无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过去需要，今后仍然需要，但是它的指导作用并不仅仅在历史学方面，而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以及社会生活诸领域。因此，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还需要自己具体的理论方法论，特别在历史学这个“重灾区”拨乱反正，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理论的指导。
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时，明确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立即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大家从自身的研究实践中，特别是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曲折道路中，深深感到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再次强调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并做出了定期召开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同年，《世界历史》杂志第3期发表评论员文章《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文中就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写道:“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无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是我们进行史学理论研究的指南，但它终究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学科本身的理论、方法论一样。历史科学如果本身没有理论和方法论，那它就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上述观点反映了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认识，加强史学理论研究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迫切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有关专家组成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在他们的积极筹划和组织下，自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召开了11次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每次都有百余人参加，先后就历史与现实;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历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及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东方历史发展道路;建国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理论思考;新世纪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展望;历史学的性质等等展开了较深入的研讨。
1987年，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1992年，在《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杂志。这些杂志在发表史学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团结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培养史学理论研究新人，加强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及时传达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等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受到广泛好评。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每年都约请有关专家撰写史学理论研究综述，并辟出专栏，刊登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论著的要目索引。1993年，经过多年的筹备，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史系招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名额不断增加，使史学理论研究队伍的科学水平不断提高，后继有人;一些重点大学还成立了史学研究所，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科学研究、教学和培养研究生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革”后，高等院校历史系普遍开设了“史学概论”课。1983年，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出版。吴泽、陈高华、庞卓恒诸先生也撰有史学概论方面的著作。以后又有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等10余种版本的著作问世。这些著作进一步推动了高校史学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对理论的迫切需求，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的科学水平。
“文革”后，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展开热烈讨论和争鸣的主要问题有: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文化的结构问题;乾嘉学派的评价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与分期问题;洋务运动的性质、作用及代表人物的评价问题;戊戌维新的性质、辛亥革命的性质;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和历史分期问题等。这些讨论和争鸣进一步培养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历史理论思维能力，有效地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科学理论水平，为深入研究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年来，中国史研究迅速发展的又一重要标志是在通史、断代史研究的基础上，专史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如中国政治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这些专史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宽泛，内容十分丰富。如果没有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支持，如果不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那是无法开展研究的。此外，这些专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本身就是历史进程中的理论问题，如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形式问题;中国古代经济结构问题;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和当代文化启蒙的主潮问题;民族史研究中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一些历史事件的评价等。这些专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与史学理论研究迅速发展有直接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理论素养的提高。
关注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近2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史学史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已有多种著作出版。①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原来基本上是一个空白，近年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并不断得到发展。历史认识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认识过程的一般特点;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模糊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思维;史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近年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如彭吉富著《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研究》，在较广泛地汲取国内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关系问题。
史学方法研究的重点，近年主要关注的是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政治学方法和口述方法等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对这些方法的研究并不是要用这些方法取代以往行之有效的史学方法，而是作为一种补充，在原有的诸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史学方法。方法是和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任何一种史学方法，都是一定理论指导下的方法，而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方法。近年在传统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史学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并日益对中国史学发生有益的影响，这也是近年史学理论研究不断进步的积极成果。
二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文革”前几乎没有人涉及的外国史学理论方法研究，在“文革”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是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史学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都是和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并产生积极的反响联系在一起的。如20世纪初期，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进化论，就没有中国的“新史学”和建立在它基础之上的史学理论研究。五四之后，“建设中国新史学”成为一个令人鼓舞的口号。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乎全部译成中文出版。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和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83年5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强调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组织力量，译介出版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筹备并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主要任务是追踪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史学发展中的一些前沿性的理论问题。该室研究人员主持或参加的国家、院级课题，译介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著作。②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开始招收外国史学理论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世界史所博士后流动站还接受了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博士后，以加强这方面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编辑的《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其宗旨之一，就是介绍和研究当代外国史学思潮和史学理论方法论。
近20年对外国史学理论介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空前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欧美和俄国等有影响国家的史学理论的整体性研究;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西方史学史和史学思想史研究;重要的外国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等。这表明，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已完全改变了只局限在某一断代或某一国别或某些代表人物的研究。经过必要的精心组织，近50种外国史学理论名著的中译本已相继出版，③为深入研究外国史学理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近年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已经由以往一般性、概括性的介绍为主，逐渐转变到以系统的科学研究为主，其主要标志是一批内容广泛、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学术研究著述先后问世。这些研究相当一部分是基础理论研究，但也不回避当代社会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在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其进行研究，使之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如对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李祖德、林志纯、林甘泉、廖学盛、刘文鹏、施治生、刘欣如等学者，从东方社会的特点和性质、东西方专制制度比较、水利在东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等方面，系统地揭露了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在理论上史实上的原则错误以及政治上的反动政治意图。
三
近年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对这些成绩的进一步发扬，以及对存在的问题的改进，决定了今后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科学精神的精髓是求实创新”。一部中外史学发展史表明，史学的每一次重大进步或发展，首先是史学理论研究求实创新的结果。在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尤其需要这种科学精神。追踪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前沿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勇于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将是新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和趋势。展望21世纪初叶的史学理论研究，首先是研究的内容在现有的基础上将不断深化，史学思想史、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理论和历史思维等问题已经引起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国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某些前沿问题，有可能成为我国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新的热点。
中外史学思想史是对历史学科建设十分重要，但又是十分薄弱的研究领域，至今为止，只有一部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有较大影响。史学思想史不同于史学史，它是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外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重点论述学科思想发生、发展、继承、演变的逻辑进程，揭示中外史学思想发展的固有规律，阐释西方史学思想体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创立、发展及其演变的逻辑进程。今后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将更加受到重视。在外国史学思想中以及中国历代史学大家的历史思想研究方面，将会有精品力作问世。
在历史哲学研究中，一方面将继续深入探讨西方历史哲学的前沿问题，如对以波普尔为代表的分析历史哲学的研究、福山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以及关于宗教或神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的研究等等;另一方面，将结合中国史学、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现实，探讨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问题。学者们不再认为历史哲学仅仅是“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关于历史演变规律和关于历史理解性质的学说”，或专指“那种用幻想的联系代替历史真实联系的社会历史观”。
历史认识理论研究是历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往对其研究虽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却缺少系统的整体研究。随着史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广大史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完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历史认识理论的研究将逐步深入，在大量个别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将会有自成体系并有一定开拓意义的历史认识理论的专著问世。
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的实证研究如何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是长期以来没能得到较好解决的问题。现在，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明确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关注实证研究的同时，自觉加强史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使整体理论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样，就为今后史学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将加强中外历史研究的理论描述和理论概括，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使史学理论研究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感不断加强。
今后在研究史学自身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同时，将有计划地开展中外历史进程中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今后继续深入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是:历史发展规律与五种生产方式，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发展的动力，“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地区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范畴等。今后将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中国封建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明清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中国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及分期、中国近现代若干历史人物的评价等。
历史研究要充分实现其社会功能，必须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研究。而这种研究首先是在实证基础上的理论研究，我们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时代呼唤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如何科学地认识时代的本质及其特征;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及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文明的碰撞和交融———批判“文明冲突论”;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及历史教训;“冷战”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变迁;大国战略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问题等，都应是深入研究的课题。
史学方法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将呈现出多元的局面，这是和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及史学实证研究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史学的目录学方法、辑佚的方法、辨伪和校勘的方法、诠释的方法、考证的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方法、历史主义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以及整体地、联系地考察历史的方法等，将继续应用，并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当代史学、特别是国外史学常用的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系统方法与跨学科方法、历史宏观与微观研究方法以及种种新出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文化学方法、民族学方法和政治学方法等等，也将会被广泛应用。史学方法的多元化，不是用什么新的方法代替或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而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它，使之在历史科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①如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
关键词: 历史教学 比较研究方法 功效
比较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就是从两种以上的事物之间找出它们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使得事物的规律性显而易见。比较研究是科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古今中外运用者不计其数。近些年来,鉴于宏观综合研究历史的需要,历史比较研究法又重新得到重视,并在一些国家流行且有所发展。这一研究方法也日益引起了我国治史者的兴趣和重视,对此,他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并在研究实践中广泛运用。中国
一
比较法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历史教学常用的基本方法。因此,普通高中历史教学大纲把比较作为一项重要的能力要求提出来。科学地运用比较的方法进行教学,对深化历史教学改革,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有利于学生全面地认识、深刻地理解历史现象,有利于学生发现和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有利于学生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学会学习。而在进行历史比较研究时所建立的思维模式,即历史比较研究方法的类型,具体的方式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首先,比较对象的选择十分宽广,可以纵横驰骋于世界各国的历史之间,因此,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被称为“比较史学之父”的法国学者马克·布洛克把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比较”,另一类是“历史的比较”。他通常将历史比较法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历史类型性比较,如国家发展道路、国家制度差异性的比较;第二类是历史“渊源”上的比较;第三类是历史上国家之间相互影响的比较。
其次,从时间范畴来分,有共时性比较和历时性比较。比如把发生在同一时期内的不同国家的历史现象加以比较,就属共时性比较;而对同一民族、同一区域、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发展层次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即属历时性比较。如中国近代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的比较,大革命与辛亥革命的比较,俄国三次革命(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的比较,印度近代史上历次民族解放运动的比较,两次世界大战的比较,等等。
再次,从空间上看,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如中国1851—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与印度1857—1859年民族起义的比较,中国戊戌变法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比较,17—18世纪法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改革的比较,美国废除黑人奴隶制和俄国废除封建农奴制的比较,二战后德、日两国经济发展的比较,等等。同时,可以有宏观的比较,也可以有微观的比较,还可以有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比较。历史的比较研究,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宏观比较是站在历史整体角度,对不同历史现象进行贯通的或者高度概括性的比较,其目的是获得对历史系统的规律性的认识。如中西方封建制度的比较,鸦片战争前二百年中国和英国历史的比较,中国旧民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比较,等等。微观比较是站在历史的特定角度,对各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或局部的、个体的历史问题进行具体的比较。对具体历史过程从经济、政治、思想各个不同侧面的比较,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历史观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比较都属于微观比较。如希特勒和拿破仑的比较,德、日法西斯专政建立的比较,等等。
最后,采用事实比较和反事实比较。这是从比较对象的历史真实性角度分类。事实比较是对已经发生的真实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通常情况下,历史比较都应是事实比较。反事实比较是在比较命题中假设一部分与史实不符的因素,然后进行比较。常用的技巧是增加或减少某些因素,创设“虚拟前提”。如,增加某些因素:如果西方大国有力地制止了法西斯国家局部扩张,就有可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事实上,西方大国并没有制止,增加这一前提是为了分析其作用,通过反事实比较,认识绥靖政策的危害。减少某些因素:如果没有天京变乱,太平天国本可以成功;如果不存在黑人奴隶制,就不会发生美国内战。这些命题人为地取消了历史上实际作用的因素,目的是为了证实和衡量该因素的作用,通过反事实比较,深化对历史现象的认识。
转贴于中国
二
有比较才有鉴别,鉴别的知识靠比较来获得。因此,历史的比较研究要求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要掌握尽可能多的历史知识,对所比较的事物,要清楚其产生、发展的基本历史线索,搞清基本史实,这是一个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问题。第二,所比较的事物必须是可比的,不能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拿到一起进行比较。拿来作比较的事物,其材料必须是同类的、同一范畴的、采用同一标准的,处理方法也是相同的。第三,必须有正确的观点进行指导。在历史比较研究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与人们的世界观、方法论是紧密联系的,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才能搞好科学的历史比较研究。我们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目的是,通过这种方法,总结、归纳出一系列历史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
如在向学生讲清历史比较研究方法的概念、意义、范围、条件、目的之后,以秦、隋二代的比较作为实例进行研究和讲解。两个不同朝代的比较研究,秦、隋两代可以作为一对典型的范例。它们都在我国历史上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它们二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一)秦、隋两朝都是我国历史上比较短命的王朝;(二)都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大统一;(三)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加强统一;(四)都兴建了巨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五)都实行了残暴的统冶;(六)都因暴政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并因之而灭亡;(七)秦、隋二朝灭亡之后,继其后建立的汉、唐二代之初的统治者都接受了它们灭亡的历史教训,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其后不久出现了盛世时期,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虽然秦、隋二代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它们到底是两个朝代,不同的地方也是很多的。其一,秦在统一前,面临的是七国争雄的割据局面,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经济、军事实力增强,超过东方六国,在秦王赢政时,消除了东西的对抗,灭掉六国,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统一。隋在统一前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分裂割据时期,北方民族融合,经济、军事实力超过南方。隋朝在建立后,灭掉南朝陈,结束南北对峙分裂局面,重新实现了大统一。其二,秦朝实行残暴统治的,主要是开国皇帝秦始皇本人,而隋朝实行残暴统治的,则主要是第二个皇帝隋炀帝。其三,秦朝灭亡的原因,主要是暴政压迫激起了大规模农民起义,而隋朝时与炀帝的暴政同时存在的,还有三征高丽的对外战争和连年严重的天灾,等等。对秦、隋二代进行历史的比较研究,从中可以归纳出一系列带有规律性的东西。通过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所研究的事物,进行比较分辨异同,从而总结规律,有利于学生更加清楚地认识和理解一系列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同时,运用比较法进行历史教学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大致说来,应包括四个步骤。第一步:确定命题,选择类型。比较首先要有命题、有中心。确定命题应以存在可比性为前提,以命题在实现教学目标中的价值为标准。第二步:分别加以研究,对应进行比较。比较要以分析为基础。个案分析是对“单位”历史现象的分析,即对被比较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历史现象分别逐一进行分析。第三步:综合比较。要求能从彼此相似的比较对象中找出不同点,从彼此相异的比较对象中找出共同点,然后得出结论。第四步:揭示规律。通过过对异同点的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从中发现历史发展的某些规律。转贴于中国
中国当然,任何比较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我们不能把比较法绝对化,要善于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以取得最佳教学效果。在运用比较法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比较对象应具有可比性。可比性指被比较的历史对象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或联系,它是比较的前提条件。如果把没有可比性的历史现象硬凑在一起比较,就违背了逻辑,必然得出荒谬的结论。(二)要以科学的历史观为指导。唯物史观是最科学的历史观,是中学历史教学总的指导思想,也是比较教学的行动指南。(三)把握比较教学的特性。历史比较教学和比较研究的方式、步骤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从目的看:比较研究是为了研究社会历史现象和过程并揭示其内在规律;比较教学是为了传授历史知识、培养思维能力并进行思想教育。从内容看:比较研究需要大量的历史材料,特别是新的原始的材料;比较教学主要依托历史教材,把教材内容比较清楚即可。从主体看:比较研究过程主要是史学家的事;比较教学过程是教师和学生双边活动过程,学生的主动参与显得特别重要。只有牢牢把握自身的特性,比较教学才能真正实现教学目标。
三
科学的历史比较研究是正确发现和深刻阐明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一种重要方法。它具有重要的功效,主要表现在:(一)比较研究历史有助于克服历史研究中的狭隘性和孤立性,把研究的个别事物纳入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为探索历史规律、研究宏观历史提供了最重要的认识手段;(二)历史比较研究可以增强历史论证的鲜明性;(三)比较历史研究法要求在研究过程中弄清比较研究的对象,对要研究的双方或各方要有一定的研究,这有助于研究者突破局限、开拓视野,产生新思想,提出新观点。而且由于比较研究方法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坚实的现实基础,因此相对于一般历史教学方法来说,它的优点更多,可挖掘的潜力更大。用于中学历史课的国情教育中,有其独特的作用。它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历史比较研究法除了反映历史教学过程的表现形式之外,还揭示了师生双方在教学过程中的思维活动模式——把比较研究方法传授给下一代,对引导学生通过学习历史来认识国情,了解历史现象,把握历史规律,有着积极的引导作用。
历史比较方法是研究历史十分有用的一种方法。通过历史的比较研究,不同文化、历史文物制度,历代治乱兴衰之道与成败得失之故,等等,都可以由此真正地表现出来。历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自己的独特性和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性,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有其深远的渊源和深刻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中,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来分析问题,透彻地了解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在历史比较中展望历史潮流的发展和前进方向。
中国
参考文献:
[1]历史科学规划小组,史学理论组编.史学理论探索丛书·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10.
[2]庞卓恒,李学智,吴英.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
[3]贾东海,郭卿友.史学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2,12.
一、研究进展概要
近十五年来，国内学界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研究的新进展，大致可以从研究著作、党史学科建设研讨会、学术论文三个方面进行归纳。为了表述方便，这里只对研究著作、党史学科建设研讨会归纳、列举，对学术论文的归纳则放在后文观点梳理‛部分作专门回顾与分析。
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的研究著作主要有：卢耸岗主编的《党史研究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谢荫明等主编的《党史理论纵横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 年版);王炳林著《邓小平理论和中共党史学》(北京出版社2000 年版)及其主编的《党的领袖和党史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组编的《中共党史学研究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年版)，宋学勤著的《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欧阳淞著的《党史学基本问题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年版)，等等。
党史学科建设研讨会主要有：2001 年2 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等在北京共同举行了面向新世纪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座谈会。2002 年4 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和福建省委党校联合在福州举办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学术研讨会。2008 年3 月至5 月，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先后在扬州(与扬州大学联办)、苏州(与苏州大学联办)和南京举行了主题分别为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共党史史学史、中共党史史料学三次座谈会。2009 年11 月，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在南京召开了中共党史学理论研讨会。2013 年12 月，江苏省党的建设研究基地与江苏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联合举办了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研讨会‛。2014 年6 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和《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联合在北京举办了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研讨会‛。
二、若干观点梳理
(一) 关于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第一层次研究这个层次的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后者主要指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 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
对于中国大陆的中共党史研究来说，首要的问题就是解决好指导思想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史学(包括研究中共党史)，尽管肇始于20 世纪20 年代，但在中国大陆史学范围内形成的这种主导研究范式‛，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宋学勤指出，在以往与当前，党史教条化研究成果并不少见，虽然研究者都坚持用唯物史观作指导，但是并未将重心放在如何回应历史与现实社会所提出的命题之上，对于各种历史与现实问题采用直接下判断的方式武断地运用唯物史观;在当前中国社会变迁急剧延展和各种思潮不断涌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把唯物史观所具有的世界观意义和方法论意义作为促进中共党史研究的双重引擎，尤其是更加注重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意义，当是研究者注意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中共党史高度契合的历史逻辑，直接决定了党史学科的方法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方法论。只有这样认识，才能科学认识、把握和研究中共党史的重大问题，才能深刻揭示中共党史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方法论要不断发展以获得自我变革的能力，必须对现实问题和学术潮流开放，并在具体的党史研究中回应冲击，以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生命力。
总体来看，史学界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这一原则，实践中在有些方面并没有运用好，还存在缺陷和不足。这主要表现为：其一，没有完整准确领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甚至存在各取所需的情形，片面地加以运用。其二，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代替具体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缺乏对历史事实的深入分析，导致实际研究的简单化、公式化和概念化倾向。其三，没有根据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生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加以贯彻和运用，致使解释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出现理论指导的滞后。郭德宏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些理论原则并没有得到贯彻，比如，作为历史主体的民众的活动与贡献很少被提及，民众的生活状态和疾苦、业绩和贡献、利益、愿望、要求和呼声以及他们对历史的看法，很少得到反映;历史研究者应该站在民众的立场来研究历史，让民众成为历史的主角。有研究者对此观点进行了补充。张静如认为，精英史观和民众史观两个都要讲全，才比较全面，也更符合历史实际。李庆刚认为，郭德宏的这个观点，为深入阐释中国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的诸多重大事件和运动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分析范式。
2.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诸如新世纪以来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与中共党史研究的问题首先，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共党史研究问题。张静如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共党史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中共党史的理论之根：一方面，它为中共党史学提供了理论基础，使中共党史学明确了研究的主线和新的重点，扩大了研究课题的范围;另一方面，中共党史学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充分的历史的论证。石国亮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解读中共历史提供了新视角，它是从中共历史本质中抽引出来的科学理论，也是正确判断和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应该坚持的根本标准。董辉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统领一切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文东升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共党史研究指明了正确立场和功能取向，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拓展了研究视野和内容，为建构科学的评价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其次，关于科学发展观与中共党史研究问题。
吴国斌认为，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研究中共党史具有重大意义;不过，在具体运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党史研究过程中应注意三大问题：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正确运用科学发展观，综合运用多种理论开展研究。张静如等认为，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共历史研究，就是将科学发展观的这些理论精髓和内核‛运用于中共历史的具体研究之中，以更好地促进党史学科的良性发展。此外，齐文娟认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实质，就是对党的发展规律及其历史进程进行归纳和总结;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解析出发，进一步论证党史研究在理论上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二) 关于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第二层次研究史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概念及其内容的提炼和概括，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的评价原则、评价标准和依据等的研究。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的内容，郭德宏认为包括以下内容：(1) 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2) 社会结构理论，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群体结构等;(3) 社会运行理论，包括社会生活方式、社会运行机制、社会运行状态等;(4) 社会发展理论，包括社会发展动力、社会变迁及发展阶段、社会发展规律等;(5) 历史研究方法，包括从事实出发、历史主义、阶级分析、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等。
关于历史评价与中共党史研究：陈坚良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揭示了党的根本性质和根本任务，为党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衡量标准，坚持了历史主义的观点，为党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视野;提出了理论创新要求，为党史研究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强调了党史与现实紧密结合的重要性，为党史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郭德宏认为，应该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原到党史研究之中，用它作标准重新评价中共历史发展过程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集团、个人和事件的性质与作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深化中共党史的研究;按照这样的方法和标准重新审视中共党史上的重大问题，就会做出新的解释和得出新的结论。文东升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指明了正确的立场和功能取向，为建构科学的评价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王炳林等认为，整体性思维对转换中共党史研究思路，解决当前党史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研究中坚持从整体出发分析问题，不断开阔研究视野，运用恰当的研究方法，正确处理研究中的整体性与个案研究的关系以及党史学科整体发展与深化专题史研究的关系。
关于历史主义与中共党史研究，徐妍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是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发挥，用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去研究中共党史，对于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学术价值;历史主义作为党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之一已经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周良书认为，除了秉承实事求是、以人为本的历史主义态度外，还应当恪守必然与偶然、普遍与特殊、动态与静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历史主义原则，采用历史比较‛逆向考察‛阶级分析‛矛盾分析‛的历史主义方法。王嵩阳也认为，研究中共党史，首先要坚持历史主义原则，用历史观点、历史眼光看待党史问题与现象，要从党史史实出发，坚持党史研究中的实事求是，既要重视横向联系，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研究党史问题，也要重视纵向联系，从历史发展进步的角度研究党史。欧阳淞认为，加强理论借鉴对于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提高党史工作的科学化水平至关重要;党史研究的理论借鉴，应在牢固树立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基础上，着眼中共党史研究的史学定位，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和方法，着眼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拓展，合理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着眼中共党史研究的丰富内涵，广泛借鉴相关国内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总的来说，上述这些观点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方法论的内容体系。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历史理论，二者不仅有指导的关系，而且有包含的关系。
(三) 关于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第三层次研究
这个层次表现为：其一是具体的研究方法;其二是在研究中需要引入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于第一个方面，张世飞认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常用方法主要有分析的方法、综合的方法、比较的方法、逆向考察的方法、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相结合的考察方法‛，中国传统治史的方法、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运用、历史计量研究法、口述史学‛，并要注意学习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相关知识，吸取其有益的做法和方法‛，还要发掘和继承中国传统的优秀治史方法，把这种方法运用到资料的搜集、考证、编纂、研究和传播等环节‛。万金鹏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研究方法形成了现代化的趋势，即现代化研究方法，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及其他研究方法等三个主要门类。面对这一趋势，党史研究队伍年龄与知识老化，应用方法盲目性及国际交流与合作缺乏，是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随着研究手段的逐步提高，中共党史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必将实现。
对于第二个方面，党史学界也积极展开研究和探讨，新世纪以来不断涌现出一些新的观点。周一平提出，要把心理史学运用于中共党史研究之中，并认为可以建立一个党史心理学分支学科。王静认为，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可以引入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另外，周一平还提出把计量史学引入中共党史研究之中，建立一门党史计量学分支学科。赵淑梅也认为，把计量史学引入中共党史研究之中，有利于提高党史研究的精确性、拓宽党史研究的视野和增进国际学术交流，但是，从党史研究自身的特点和党史资料的局限来看，计量史学方法还不能成为党史研究的核心方法，并且研究要注意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更要考虑到历史事件的偶然性等因素。汤立双提出，把系统理论运用于中共党史研究中，这不仅是历史学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需要，也是由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手段、思维方式等系统论自身属性所预制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系统论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可以全部直接移植到党史研究中。李怀义认为，长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一直缺乏可供操作的理论，可以从系统论的角度把有关政治、社会、历史的系统理论和方法引入研究中，以推动党史学科发展。沈传亮提出，后现代主义自20 世纪80 年代传入中国大陆以来，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其影响渐渐扩大，可运用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分支建设性后现代观念所主张的整体性方法论，来丰富中共党史学研究的内容。韦磊认为，美国现代中国学对中共党史研究就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主要是：培养反思精神，形成反思自觉，为研究注入内在动力;建构多样的、中间的、开放的研究范式，推动研究发展;运用双跨‛的研究方法。韩璐认为，年鉴学派把史学研究的新观念引入历史研究领域，构成了年鉴学派史学范式的本质特征总体史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年鉴学派在历史研究中所倡导的问题史学和由古至今、由今知古的治史方法，促进中共党史研究在角度和深度上的进一步拓展与提高。周宝龙认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方法，可以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有力的工具。
总的来看，正如侯松涛所指出的，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是中共党史研究理念更新的重要体现;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实践在中共党史研究的诸多方面体现出其重要价值;当然，多学科研究方法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运用，也要坚持有效性和有限性相结合的双重原则。
当然，对于如何从整体上整合和构建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问题，有学者也曾做过理论上的思索。张静如就认为，这需要建立一个中介理论体系以指导中共党史研究。并且，这个中介理论体系按目前的认识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以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为主线;以社会进化为基础，以社会变革为动力;以群体社会作用为基础，以个人社会作用为契机;以社会心理为基础，以社会意识形态为导向;以历史辩证法为核心，以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和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之精华为辅佐。‛运用综合与分析、纵向和横向比较、逆向考察、历史假设、必然与偶然、历史跟踪、回忆与研究、定性与定量‛等研究方法。笔者以为，对张静如的这个观点要着重从学理上进行深入探讨和完善。
(四) 关于中共党史学的研究范式‛研究
近十几年以来，党史学界日益重视对中共党史学研究范式的研究和探讨。这方面问题研究的新进展，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建设。苑晓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从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当把这个结论还原到党史中去的时候，就会给中共党史研究提出新的视角和新的课题;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入中共党史研究的视野，既突破了传统以革命史‛为主导的党史学范式，又更新和完善了原有的以社会现代化为中心、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线的党史学范式。沈传亮认为，研究者先后采用过革命史‛范式、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范式、现代化‛范式和后现代范式，然而，日益存在着多重范式共生‛现象，即在研究某一中共历史问题时同时采用若干范式的一种新的叙事方式‛。何云峰认为，革命史范式有两种类型，现代化范式在党史研究中仍要加强;而自然史范式和社会史范式是目前常用的范式，后现代范式还只是萌芽;各种研究范式之间并不相互排斥，但也没有必要要求不同范式的糅合‛。吴汉全等认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需要有多种维度，必须在既有成果基础上开拓前进;深化张静如提出的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思想，还需要拓宽研究领域，丰富研究内容，扩大研究材料，细化研究步骤，建立诠释体系，并在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实践中逐步形成独特的研究理论。张翔认为，中共党史研究一直主要遵循革命史研究与国家史研究两种范式;革命史研究范式受限于特定的伦理判断，割裂了中国共产党与之前时代的历史延续性，国家史研究范式则偏离了以中共作为中心议题的学科规定性;有必要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一次转型，而政治现代化的研究范式则有助于突破革命史研究范式与国家史研究范式的局限性。孙钦梅认为，范式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和整体分析框架，蕴含着研究者的立场、视角和方法，对于中共党史学科的规范性成长和体系性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共党史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大基本研究范式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革命史‛等其他研究范式。正确认识党史学范式转换，要求我们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范式问题上持开放性心态，允许不同种类、不同层次的范式在研究中并存;同时要强化问题意识，积极回应时代变化与社会发展的需求，重视创新研究方法。当然，对于革命史范式‛社会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范式‛等党史学的诸多研究范式‛，张静如早已指出，不要把中共党史学的各个研究范式对立起来，而应该统一起来‛，成为一种范式‛。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从成立时起，其政治目的就是改造中国社会，使中国成为独立、富强、人人生活美好幸福的国家。这一切，也就是中国社会的变迁过程。笔者以为，党史学的各个研究范式‛只是研究的分析工具或视角，只有应用于实际研究中，才能够体现出其价值;而且也不应只局限于提出某种范式，关键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提炼和总结范式‛的理论与方法，以进一步拓宽中共党史研究的视野和思维。
三、研究趋向分析
笔者在梳理上述研究资料时，深感学界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的研究还存在不足，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也还没有形成自觉的认识，在研究内容上还存在着不平衡和不全面的情况。为进一步深入推动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的研究，笔者拟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展望今后研究的趋向。
(一) 深化对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概念的探讨
在学术研究中，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相对准确和清晰的界定，无疑是顺利开展问题探讨和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否则只能是自说自话‛。实际上，这既符合学术规范的要求，也利于开展学术争鸣。目前，党史学界对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概念内涵的认知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郭德宏在新世纪初曾撰文回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新进展，指出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还没有真正形成一套系统的、有自己特点的中共党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要使中共党史学科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构筑起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基本框架。从该篇论文各部分的内容来看，它应该是研究党史学科建设基本理论的文章;如果从论文整体内容的角度看，它又是研究党史学概论的文章。另外，还要注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共党史学理论‛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侯且岸就曾指出，加强概念的规范化，应深刻认识中共党史学理论的史学理论意义。很多研究者还不能正确地区分中共党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理论与中共党史学理论(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历史、史学理论)之间的区别，将两者混为一谈，或者以前一种理论来取代后一种理论，这直接影响了中共党史学理论的普及与发展。可见，规范学术概念已成为中共党史学理论建设的关键所在。
(二) 积极参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学界要不断审视已取得的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研究的成果，又要积极申报和参与这方面相关课题的研究，同时还要加强对中共党史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这就要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中共党史专业硕士、博士学位点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能够开设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中共党史学史等课程。目前，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扬州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少数高校开设上述课程，并且积极鼓励党史研究生把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
关键词：文学史研究;主体;客体;方法
首先，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也是一个很难的题目，很难去驾驭，只能在尽量涉猎更多大家之言之后，总结出自己的一些理解。并不是旨在写文章，而是通过写这篇文章督促自己多看一些的理论书籍，以期相关理论水平有所提高。
我认为要做文学史研究，就要认清主体与客体，这是首要的。主体毋庸多论，而客体则有一点芜杂。什么可以入文学史什么不可以入文学史历来就有争论，因此我们不妨先就这主客体做一下探讨。
一、文学史研究主体
我们知道，文学史研究的主体就是做研究的人，好理解的很。问题不是谁去研究，而是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研究，需要具备哪些知识和才能，这些学识和能力对文学史研究有着消极还是积极的影响。
文学史可视为史学之一种，中国具有悠久的史学传统，史学著述很多，对治史者要求也严格。早在唐代，刘知几《史通》就提出“史才三长”说，即治史者应该具备“史才”（治史的才能和能力）、“史学”（历史的知识和学问）、“史识”（对历史的见识和见解）。[1]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又添加一条“史德”（历史学家应该具备基本的治史道德），[2]构成“四长”。从此“才、学、识、德”被视为一个“良史”（即好的史学家）应有的专业素养。
梁启超尤其强调“史德”，在排列“四长”时他专门将其排在了首位，即“先史德、次史学、又次史识、最后才说到史才”。谈到对“史德”的理解，梁启超认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要求史家“对于过去毫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3]（P157）在梁启超看来，史德之所以重要，一是因为史学的目的之一就是“求得真事实”，所以才要忠实于实在的历史;一是因为史学的主体是人，而“凡人都不免有他的主观”，主观最容易误解历史甚至歪曲历史。可以说，特别强调“史德”实在是担心历史遭到人的主体性或是主观意识的膨胀挤兑进而使实在的历史面目全非。
以上这些看法既看到了治史者应具备的学识、才能和道德，也看到了因此而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和积极影响，我们现在仍有借鉴意义。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些要求我们的好多文学史没有做到。举例来说，现代文学史研究从学科一开始特别是在建国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悖离“史德”显示出明显政治化偏向的历史著述并不少见，而大多数历史著述中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正如黄修己先生在《中国新文学编纂史》中所详尽列举的那样，“把新文学完全纳入革命史，完全按照革命史的分期来概括新文学的发展过程”，“用政治价值取代艺术成就”，“为了某种政治需要，不顾历史的真实，任意篡改、歪曲历史面貌”，“简单化地使用阶级分析法;对作家、作品、流派、社团、思潮，简单化地戴上政治的帽子，贴上阶级的标签”，等等。[4]这些事实说明，研究者要真的坚持住“史德”确实非常困难，一方面他们都声称自己是为“求真”，但一方面他们又拿历史研究直接为政治或其他什么东西服务，不遗余力地为政治和其他什么东西去做注脚和附庸。
事实表明，一旦有“经世致用”的时代召唤，“史德”完全可以被忽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史学家们的一个“短处”，应该引起史学工作者的高度警觉。
二、文学史研究客体
简而言之，文学史研究的客体就是其研究对象，也就是什么能进入或者应该进入文学史研究者的视野。在我看来，文学史的客体取决于治史者想写出怎样的文学史。比如，张志忠（首都师范大学）提出，他构想中的当代文学教程的写法，希望是不分期的文学史，不讲文学事件、思潮、分期等，不分地域，希望能做成一部审美的文学史，目的是指导学生更好地鉴赏作品，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针对这种旨在提高学生鉴赏水平的文学史教程，这样的设想可谓新颖大胆，或许能写出别样的文学史。笔者个人认为只有创新才有文学史，除了作家作品外，重要的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文学思想的论争、在文学史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等，都可以而且应该进入文学史。
三、文学史研究方法
文学史作为一门社会学科，有其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20世纪德国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西方社会学和历史学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提到了“理想类型”（或“理想图象”）的概念。这个概念有两层重要意义，第一层意义是它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方法之间立起了一个界标，区别出自然科学是运用实证观察等方法试图揭示研究对象的一般规律;社会科学则是用“理想类型”的手段去联结实在的文化历史现象，以导出个别的不可重复的研究对象的因果关系，也可以说是回答历史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第二层意义在于，韦伯认为所谓的“理想类型”并非是对历史实在或实际事件的叙述，而是历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依赖某种“设想”描述出来的史实联系的表象。同时，韦伯进一步指出，这种理想类型只能作为史学研究的工具和手段，仅此而已。换句话说，理想类型对研究者来说只是认识客观实在的一个中介，它的本身其实具有明确的“非实在性”。
而这种对话的途径或者方法归结起来实际上都是一种，那就是搜集、校勘、辨伪、整理、考订“史料”，进而得到“史迹”，即用理论的方法或者是结构解释的方法对历史事件进行有机的排列和合理的阐释， 前者的目的在于复现历史面目;后者则旨在揭示历史因果关系。
由于“史料”和“史迹”二者性质作用不同，所以运用方法也就不同。“新史学”中实证主义学派擅长整理“史料”，比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胡适的“实验室的方法”“历史的方法”、顾颉刚的“历史演进的方法”、傅斯年的“比较研究法”“自然科学法”、陈寅恪的“诗史互证法”、陈垣的“版本校勘法”等等，对于“史料”都极为看重和推崇。但他们对于“史迹”或阐释历史的研究，却表示出了怀疑和警惕的态度。但是，史学研究的第二步充满了陷阱和泥沼，稍不小心就会陷入歧途，史学研究若不尊重基本“史料”而片面追求“史迹”的描述，最容易出现灾难性后果。这样一来，极有可能是主体不顾事实按照主观任意地勾勒历史“史迹”，为了符合历史“规律”和历史“本质”，历史的因果关系或历史的结论可以随时“更新”和“变化”。
基于此，笔者非常推崇北京大学陈晓明的观点。他提出，在文学史写作中，要做到观念和方法的最小值;观念与方法是个人的，而写作是普遍的。
总之，文学史学研究是一个过程，是人们朝着历史“实在”或“因果”本相不断接近的漫长过程。明确这一点，对治史和读史的人来说都是大有裨益：一者，治史者不至于不顾历史的自身面目、出于“致用”目的妄做轻率的断论;二者，读史者也不会盲目地在一种史学断论前丧失宝贵的怀疑精神而匍匐称臣。
参考文献：
[1][唐]刘知几.（原著）姚松等译注.史通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2][清]章学诚.（原著）严杰等译著.文史通义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关键词：布洛赫，年鉴学派，新史学，兰克学派，传统史学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1
一、史学本体论
史学本体论核心问题在于回答“历史是什么”，这是进行历史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直接关系到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以兰克学派代表的传统史学延续了长久以来历史研究中政治史趋向的传统，把政治史、事件史和杰出人物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注重精粹之辈的思想和行动。这种唯心主义的史学本体论造成了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历史研究范围的狭窄，研究的题材十分的陈旧，而且也会影响到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因为传统史学始终专注于一个角度的研究，忽视了影响历史发展的其他因素；对具有特殊性和个别性的事件和杰出人物进行研究，片面的强调了特殊性和具体性，个别性的研究同样无法从整体上去把握总体发展的脉络，也就无法得到历史运动背后的普遍性的规律。
以布洛赫的年鉴学派代表的新史学把人类的全部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从整体上去把握人类历史活动的轨迹，主张研究普通大众的历史，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心态的历史，注重普通人和处于历史底层的力量，主张从下往上看历史。布布洛赫认为，传统史学把历史归结为以政治人物为中心的政治史是片面的，这样只会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结果，历史学应该全面研究包括经济、文化、社会、宗教、心态等方面组成的社会总体的历史，应当把个人行为和具体事物放在社会整体的关联性中才能被理解，才能在理解的基础上去把握历史运动背后普遍性的发展规律。年鉴学派认为的历史知识应该是个别包含一般，特殊蕴含普遍，从个别去发现一般，在普遍中理解特别，兰克学派则将特殊和普遍对立起来，认为历史知识仅是个别的、特殊的和一次性的现象，这也直接导致了两派对历史发展有无规律的问题理解的不同。要从总体的角度去看待历史运动，要发掘历史运动背后的发展规律，必然不能像兰克学派那样封闭孤立的去苛求特殊性和个别性，必然要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利用其他的学科的成果和方法来协助历史研究。
二、 史学认识论
史学认识论核心问题在于回答“历史认识从何而来”。按照《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提到的，应该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如何看待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第二是如何认识历史和现实的关系。
兰克学派受到19世纪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其认识论重客观主义和经验主义，强调历史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就怎样叙述”，“让史料本身说话”，反对缺乏实证研究的形而上学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学家在经过史料的批判考据之后就可以得到客观的历史事实，这样的历史事实是不参杂任何主观成分的，是历史学家认识历史的终点，历史研究在这里嘎然而止，至于历史事实背后普遍性的规律和法则充耳不闻，认为这些都属于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职责范围，都是形而上学的，史学家没有必要也可以安心理得的放弃剩下的工作。这就是兰克学派代表的传统史学的客观主义的认识论，造成的结果就是传统史学认为客观的历史事实而事实上却参杂着浓厚主观成分的历史事实成为研究的终点，真正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历史认识无从谈起，历史学家在认识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被压抑，历史研究完全是为了历史而研究历史，历史学完全成了史料学，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被割裂开来。
年鉴学派指出兰克学派客观主义认识论的弊病，认为世界上并没有客观的和现成的历史事实，兰克学派唯心主义认识论正好就说明了这一点，其认识对象是杰出精英人物的思想和行动，对象本身就带有主观性，何况在传统史学就史料进行考辨和描述时不可避免加入了个人的主观思想，所以传统史学得出的客观的历史事实是不存在的。年鉴学派认为历史认识应该是史家和史料之间进行的一场永无休止的积极的、反复的对话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家的始终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整个过程的起点来源于现实，现实是历史认识的源泉，具备敏锐的现实感和深沉的历史感的历史学家从现实中获得探究历史的灵感，获得只能从历史中才能得到答案的问题，史家带着问题寻找与此问题相关的素材，并经过反复的选择、考证和分析，把历史素材提升为历史事实，然后再历史事实基础之上进行综合和比较分析研究，得出历史事实背后的普遍性的规律用来指导现实，从而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价值。历史学家工作的好坏同提出的问题的质量高的有直接关系，要想理解过去历史学家首先要理解现实，从现实中得到高质量的问题，才可提高自己研究的价值；要想理解现实历史学家就有必要理解过去，从历史中寻找智慧，如果在历史认识中出现了对现实的曲解则往往源于对历史的无知，如果出现了对历史的曲解则往往源于对现实的漠然无视。由古至今，由今知古，这是年鉴学派史学认识论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全面阐释了现在和过去的辩证关系。
三、史学方法论
史学方法论的核心问题在于回答“用什么方法认识历史”，兰克学派和年鉴学派因其对历史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观点的差异也导致了方法论上的迥然不同。
在前文已经叙述了兰克学派代表的传统史学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和客观主义认识论，其认识历史的过程只是为了还原历史，传统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在批判的研究史实的基础上忠实地再现过去，为此史学家只要按编年顺序对历史事实逐一进行叙述就行，因为他们认为不参杂任何主观成分得出来的历史事实就是客观的。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提到，历史学的宗旨是再现历史还是分析历史？再现历史只是将历史的本来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即将历史通过史料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分析历史则是在再现历史的基础上，对历史中的一系列要素作出深入分析，探究历史的因果关系和内在规律，所以再现历史三历史研究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历史研究的结束，而更深的层面则是分析历史。如何分析历史？采用综合和比较的分析方法，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就是运用综合和比较研究的经典之作。综合和比较都是出于把握历史总体的需要，只有经过广泛的综合比较研究，才能得多更客观准确的普遍规律性认识。
从《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不仅可以看到布洛赫为史学辩护的忧患意识和对年轻一代史学家的殷切期望，也可以看到其一生总结的史学思想。以布洛赫的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应时代的发展而生，取代了深处危机之中的传统史学，对历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
[2]徐浩 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
体育社会学研究中采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仅仅确立对现象分析的历史学式编年秩序，并不是一个难题。历史方法的运用须在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着重阐释社会变化的机理，而非追本求源，关注历史个案现象。从编年秩序阶段和规律的披露中，促使研究者有必要了解社会变化的机制和原因，进而发现某些内在联系。这样，历史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使用不单在一定历史阶段，同时也存在一定历史秩序，不仅可以分析竞技体育的演变进程，同时也可以聚焦于各个元素:结构、组织、阶层、个体、群体等。如此，历史研究方法与社会学概念相结合，即通过历史研究方法论分析社会学现象。
全球化进程下的体育发展对体育社会学提出了新课题。针对现代体育中的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则非常适合现代社会的各项特征在体育中的反映，用体育中的隐喻来说明复杂的现代社会，现代奥运会的历史性考察，体育概念的阐述，某一项运动的起源和演变甚至消亡，都需要建立在体育社会学的想象力之上。尽管历史社会学提供给体育社会学研究的新路径，仍然需要注意理论本身的束缚和方法自我反省，打破以体育为对象进行社会学研究和作为研究对象的体育这一认识论界限。
我国体育社会学中的历史社会学
一、体例完备且宗旨明晰
体例又可称为义例或凡例，是史学著作的纲目与内在结构，好的体例可以表现著述的内容与宗旨。何炳松在《通史新义》中非常注重对整书内容的编排与表述，使得该书体例较为严谨、内容较为翔实。何炳松虽然受到西方史学思想影响很深，但亦深受中国传统史学之影响，尤其推崇章学诚之《文史通义》，对于中国传统史料考订之学尤为重视，将史料看作研究历史的前提。该书分为导言、上、下编三部分：导言主要论述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的概念及相互关系，并划定了历史尤其是社会史的研究范畴;上编专门叙述社会史料研究法，系统的阐述史料考订与社会事实编比的理论与方法：下编主要探讨社会史研究法，并对涉及历史与历史研究的相关概念、原理、研究步骤与研究方式都有详细而具体的论述。本书共二十一章，阐述问题明确，作者在序言中有明确的论述，拙文便不加赘述。
完备明晰的体例与合理的编排能够很好地反映史著作者的撰述宗旨，并且可以从其宗旨中部分了解其史学思想及史学研究指导思想。何炳松深受西方新史学理论影响，在该书问世前便已经编译了多部西方史学著作，其宗旨在于传播西学，并借鉴西学促进中国史学发展。其在本书序言中有明确表述：总而言之，著者之作此书，唯一宗旨在于介绍西洋最新之通史义例，盖因其依据各种最新人文科学研究而来，较吾国固有者为切实而适用，足备国内史家之采择，初不敢因其来自西洋，遂奉之为金科玉律也。何炳松通过传播西方史学理论目的在于促进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新史学转型，并极力提倡编纂通史，其撰述本书目的也是为了与时人进行交流：并欲藉此书与国人商榷三种管见焉：即史料与著作应分两家而后通史之观念方明，现代吾国流行之通史义例似而非是，及通史不宜独尊是也。何炳松通过本书欲阐述其史学思想，并构建适合中国的近代史学研究体系，其特别重视社会史研究，在目录、体例中可以体现其史学研究宗旨与史学思想，其采取的便是提出概念分析解决的论述方式。
二、内容翔实而方法独特
研究、学习历史需要有相应的理论与方法，何炳松撰写《通史新义》大量介绍、引用了西方理论与研究方法，并结合中国传统考据史学，重视对史料的考订，将二者融合成为自己独特的新史学理论。有学者就认为何炳松在史学研究方法上融合了西方的诠释方法和中国传统的义理方法，而将中西史学研究方法结合进行历史研究也正是《通史新义》的特色所在，作者在书中虽以西学理论为主，但同时也引用了许多中国传统史学的内容进行论述，达到中西汇通的效果。就其内容而言，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翔实的史料运用理论
系统的阐释如何考订、运用史料是该书的一大特色。何炳松受到西方近代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史学的影响，因此他认为历史的研究本质上是主观主义的研究。何炳松强调历史研究首要是对史料的研究与理解。他认为史料是当时人经过对事实进行观察或听他人转述记录下来的资料，而在记录史料的过程中便深深的印上史料记录者的主观观念，因此史料本身也是主观的产物。历史本身就是一种主观之学，他在《通史新义》一书中也有多处论述。何炳松认为后人在考订、分析史料时必须要分析、了解撰述者的性格与心理特点，史料为物仅能使吾人直接认识撰述者之思想而已，盖史料仅系心理事实之遗迹也，研究史料就是揣测撰述者的主观动机、信仰与观念。在研究社会史时，根据史料进行研究，得到的许多知识与概况都是观念性的，是研究者运用一种先验的方法对以往事实进行合理的想象与推理得出的一般性状况。所有历史事实或社会事实之编比必属一种想象之工作，盖观察所能给予吾人之知识仅系个人或物质状况而已。所谓社会乃一种关系之综合，此种关系非吾人直接所能观察者也，盖纯由想象得之。何炳松强调运用心理分析方法设身处地地解读、阐释撰述者的心理及处境，回到撰述者记录史料的心境与环境，以此来达到分析史料的目的。何炳松重视对史料的考订与分析，这一主张继承自中国传统史学，他本人非常欣赏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对其中有关史料的考订方法极为推崇，这也体现出作者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尊重及对其精华的有益吸收，并结合西方研究方法，使史料考订与编比更适合现代史学的需要。何炳松强调史料的主观性，因此对于史料的分析、考订也受此种观念影响。他将史料考订的步骤实际分为来历之考订诠释之考订诚伪之考订和正确之考订四部分，以此分别考察史料的来源、撰述者的概念、信仰及撰述者观察史料是否正确。通过相对缜密和细致的考订可以减少甚至排除讹误史料的干扰。
实际上，何炳松在书中用几乎一半的篇章在论述史料，充分证明了作者对于史料的重视，将史料作为研究历史的首要条件，其对于史料分析与考订的各个环节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例如在分析撰述者撰述史料的工作方法正确与否时，提出了许多设问：撰人熟知正确之理智工作否?撰人熟知如何抽象，如何推理，如何通概，如何计算，如何观察等等方法否?当撰人利用他人所撰之第二手资料以证实其一己所不能观察之事实时，亦知用相当之考订功夫否?撰人曾表示其毫无能力，常常暴露此种工作中易有之错误否?像这样细致的表述与分析书中还有许多，这里便不加赘述。通过这些可以看出何炳松对于史料的重视，而论述史料时最终都会落脚于社会史的研究中。
(二)系统的史学研究方法
《通史新义》是何炳松在运用西方史学理论和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完成的，作者本身也受到西方新史学思潮的影响，因此在历史研究中亦大量采用西方社会科学、史学研究法。在阐述具体的研究方法之前，他对中西方史学发展做了简要的追溯，并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总结中西方史学各自的优缺点和异同点，得出社会史研究既要通又要专的结论。社会史研究要在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相互结合的前提下充分的应用各种新史学的方法，作者的思路便是中西研究法的结合与融通，以此来促进中国近代史学的新发展。该书限定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社会史，而研究社会史采用的是中西方法相结合并以借鉴西方为主的方式，《通史新义》中有大量篇幅是用于介绍、分析西方研究法的，如统计方法、心理方法、实证法等，并且将这些方法的适用范围与操作方法都一一加以说明。例如，何炳松在谈及社会史引入定量研究时说：自社会史之眼光观之，对于一个社会之知识乃其结构之知识，即其各部分分配比例之知识也。然数目、分配、次数、比例等皆系定量之观念。吾人对此，不能如文学、美术、科学或甚至法律与政治制度等之可以纯用定性之社会现象描述社会之真相。是故吾人可以断言，社会史必须为一种绝对之定量知识也。由此可以看出何炳松认为研究社会史西方研究法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统计方法、心理方法的应用是近代西方新史学的典型的方法，将其引入历史尤其是社会史是必不可少的：然欲了解复杂之事物，则计数实为唯一可能之定量方法，而所有生物及生物所产生之物则又均极其复杂而不单纯者也除非吾人将此种事物表以轻重之观念或用数目所表之价值观念(吾人不能以度量方法施诸群羊，然可量其轻重)。故欲切实说明一个社会之结构，计数方法不可或缺者也。当然，何炳松倡导使用西方研究法，但并不是认为其是万能的，由于其强调历史的特殊性，因此也强调以上各种方法只能呈现出历史的表象或局部，最根本的方法还是对于史料的应用与理解。
三、特色鲜明的史学思想
任何一本史著的撰写都有一定的指导思想和史学思想，《通史新义》是结合中西史学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下完成的，作者在其体例、内容及方法的运用上均体现出一种中西结合且具有自己特色的史学思想，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一)体现人本主义的历史观
何炳松强调历史学科的主观主义，上文论述到何炳松对于史料的分析、撰述者心境、动机的分析，在笔者看来，本质上都是在体现人本身的特质。无论是对撰述者的分析、对于史料的理解，本质上体现的都是人的活动与思维，后人通过史料研究历史实质上是与撰述者的思想、情感的交流，每一史料所描绘事实都是带有主观意念的想象出来的事实，何炳松所谓历史主观主义则是突出了人作为历史、社会活动中的主体。所谓的历史或者社会史，本质上体现的都是人的关系与观念，社会事实也是如此：社会事实仅属抽象之物而已，尽皆属某一部分人类之行为、状况或关系也。历史属主观，一切观念都是人为赋予其含义的，没有人也就没有社会，因此一切都是相对的。
(二)具有强烈的综合史观
本书的综合史观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的中西结合、史学研究的时空联系以及通史与专史的结合。该书下编的编排逻辑便是遵循综合史观的思想，何炳松在阐述其社会史研究法时先介绍分析各个单独事实与单元，然后再进行综合的分析，同时注意历史的横向与纵向联系，强调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何炳松重视通史、史义，推崇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便是很好的例证，因此他一直强调编写通史的重要性。在何炳松看来，通史有许多优点，且最终可以用来改良现实社会。他在《通史新义》中便认为通史应当在体例上、内容上全面反映社会历史的全貌，其关键在于通上：是故所谓通史实即共通之历史。吾人于此可知所有专史之编著虽完备异常，而在吾人之历史知识中始终留有不可或缺之部分，此不可或缺之部分非他，即吾人所谓通史者是也。其特性在于描写具体之真相，叙述社会人群之行为与伟业。故通史之为物无异一切专史之连锁，通史中之事实无异专史中事实之配景。何炳松强调通史的重要性，但是并不排斥和忽视专史的作用。在《通史新义》中，何炳松强调历史研究的并时性与续时性，本质上也是在强调通史与专史的关系，只有在研究专史的基础上才能综合研究通史，否则，所研究的历史事实是不准确的。这也体现出何炳松史学思想的分析与综合的研究方法，书中都有详细的论述，这里便不再赘述。此外，何炳松在《通史新义》中还强调历史学是一门特殊的学问，强调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异同点，并指出史学研究具有其独特的方法与理论，强调历史不是直接观察、实验的学科，就研究方法而论，自然科学运用直接观察法和试验法，史学只能用间接的推理法，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实证主义史学。强调历史要求真，但是，由于他缺乏科学认识的指导，因此在史学研究中无法真正得到求真的最高境界。
四、史学地位与评价
何炳松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其在传播西方新史学，推动近代中国史学发展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他主张中西史学的结合，着眼于铲除传统史学的弊端，糅合古今、中西不同学派的观点，他所构建的史学思想对中国旧史的批判有很强的针对性。其所著《通史新义》与其更早出版的《历史研究法》共同体现了其中西结合且独具特色的史学研究理论，对于我国近代史学的转型与发展提供了一种路径，应当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其所述之思想大体符合史学发展的趋势，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一，书中所提历史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学科有待商榷，历史作为一门学科有其客观性与规律性，何炳松强调对历史现象与事实的研究，忽略甚至否认历史的规律性，一部分原因也是时代所限。
关键词：苏联史学；计量史学；史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K512.5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8)02-0073-04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学术界强调其中心任务是努力改变社会科学研究局限于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个别原理作通俗化解释的状况，苏联历史科学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60―80年代中期的苏联史学的确存在许多严重问题，但也不能对其取得的成绩完全抹杀。认为苏联史学实现了全面繁荣，或者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观点，显然都不符合实际情况。苏联史学一方面呈现逐渐发展的趋势，计量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经济史、社会史、人口史等领域都取得长足进步，涌现了一批关于本国史和世界史的佳作；另一方面早已形成的僵化、教条化的研究模式并未彻底改变，仍然制约着历史科学的发展。
一、如何评价20世纪60―80年代中期的苏联史学
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史学的发展及取得的成就遭到全面否定，60―80年代亦被称为史学研究“停滞期”。一些人甚至强调，苏联史学是极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产物，对其评价，不仅应该作为体制的批评者，更应该是社会主义、苏联政权、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1］。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评的声音中既有以往的苏联史学反对者（所谓的“修正主义者”），还包括曾经立场坚定的苏联史学家（资产阶级史学批判者），其中不乏苏联时期享有很高声望的学者。对苏联国家的全面否定，同样在史学界上演。除了以时局和意识形态的激变来解释这种现象外，历史学家的科研工作长期受到限制，形成的鄙视和厌恶心理也是这种非此即彼的评价的一个原因。面临如何重建俄罗斯史学，评价这一时期苏联史学的时候，人们还未来得及深入了解和把握这20年的史学研究的得失。这种缺乏理智思考的评价一方面源于剧烈的时局变换，同样带有政治色彩；另一方面缺乏对这一时期苏联史学发展过程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缺乏理性分析所取得的成就、不足、失误及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因素。显然，用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来彻底否定苏联史学是不足取的。人们对历史科学的认知是一个发展变化的历程，历史学同其他学科一样，不可能完全自由发展，总要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和影响，诸如科研投入、社会需求、出版条件等客观因素，甚至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
客观评价60―80年代苏联史学，至少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考察：1.国家意志和相关文教机构多大程度上左右了历史科学，这种影响的结果如何。2.历史科学的发展多大程度上契合现实需求、苏联史学发展方向以及史学现代化的可能性。3.形成了什么样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相关概念和观点以及重建史学的尝试。4.历史学家之间，学术团体之间，一般研究者和学术精英之间，历史学研究者和出版机关、信息服务部门（档案馆，图书馆）之间的关系问题。5.学术精英、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及其反响。
战后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盛行，哲学、历史、文化、自然科学等领域的批判运动使学术活动严重停滞。人们的思想受到严重束缚和禁锢，理论探索和科学创造的精神受到压抑和摧残。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学术界强调其中心任务是努力改变社会科学研究局限于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个别原理作通俗化解释的状况，历史科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历史研究一方面呈现恢复和重建的趋势，另一方面早已形成的僵化、教条化的研究模式并未彻底改变。60―70年代，指令性的科研体制和意识形态对史学研究影响很大。在苏联各高校的历史系，科研能力参差不齐的“职业历史家”主持科研工作；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及其分所主导本国史和世界史研究的诸多领域。国家文教机构的意识形态和监督检查职能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史学研究也不例外：研究项目和研究方法都受到限制，20世纪党史、社会思想史、革命运动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客观评价60―80年代苏联史学，除分析影响史学发展的社会因素外，还有一些更为重要和复杂的因素，即苏联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关于史学研究的观念问题，正是评价苏联史学最为棘手的问题。2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等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创立的经典著作中提炼出解读社会发展进程的方法论，开始应用于史学研究。30 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事件之后，苏联开始了对史学界的“反自由化”和“重塑运动”。1938年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著、经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成为苏联史学中以论代史和公式化、简单化的重要思想来源。意识到历史理论和历史哲学存在问题之后，60年代初苏联史学界开始指责以往史学的缺点，认为应该以“客观性”、“ 历史主义”、“党性”为原则治史，尤其是有关20世纪的历史研究。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做到重建和革新史学。30年代史学面临的这些观念问题和理论问题，60―80年代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值得一提的是，时至今日，俄罗斯的历史研究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可以利用新的档案资料和外国文献研究具体问题。遗憾的是，尽管他们的著作和论文中经常论及苏联史学理论和方法论问题，然而依旧极少有人进行深入探讨。面对俄罗斯学者对60―80年代苏联史学的种种评价，还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即当时的历史研究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如今还在从事历史研究，有些人还是学术精英，享有很高声望。这种情况下，无疑更要慎重对待60―80年代苏联史学的赞誉和指责。我们评价这一时期的苏联史学，必须避免简单的照搬和模仿。
二、20世纪60―80年代中期苏联史学的得失
60―80年代中期，苏联建立了许多新的史学研究机构，出版了一批多人参编的大部头著作。为加强史学研究机构的建设，苏联先后成立了拉丁美洲研究所(1961年)、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1966年)、军事史研究所(1968年)、美国研究所（1968年，1974年更名为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远东研究所 (1966年)等。1968年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分为苏联史研究所和世界史研究所［2］。在这一阶段，历史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多卷本的集体著作相继问世，是这一时期苏联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如12卷本的《苏联史》、六卷本的《苏联共产党史》、《卫国战争史(1941―1945)》、《二战史(1939―1945)》、《苏联历史科学文集》、《历史百科全书》等。80年代中期前后，对这些史学著作的评价也是从完美无瑕到一无是处。这些史学著作显然带有意识形态化和官方史学的特点，但是不能因此就完全否定其学术价值。
与此同时，在国家拨款资助下，一些历史学杂志相继创刊，如《苏共党史问题》、《近现代史》、《苏联历史》等，政治书籍出版社、思想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和一些高校出版社也增加了资金投入，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阵地，这一时期关于本国史和世界史的著作和文章数量很多，其中不乏有学术价值的专著和论文。这一时期苏联出版的大量历史文献中，反映出历史学家对俄罗斯20世纪各个发展阶段的认知和具体的科研实践。对20世纪历史的许多问题的阐述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学者们在科研活动中有意避开诸多敏感问题，关于苏共党史、工业化、集体化、政治文化的研究无疑存在失真现象，缺乏客观真实的评价。80年代中期以前关于苏联史学研究的评价，缺乏批评的声音，是否符合“总路线”成为当时科研活动和科研成果的评定标准，史学取得的“成就”归功于国家对史学发展的关注和支持，然而事实上，正是科学部的建议、指令和规定阻碍了苏联史学的发展。受赞誉良多的史学作品恰恰需要重新评价。相反，许多创新性的、有助于学科发展的、富含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却未能受到重视。对苏联史学研究夸大其辞的颂扬，同时忽视对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成果的客观评价，严重阻碍了苏联史学的发展。80年代中期“改革与新思维”和“历史热”兴起之前，全面否定代替全面肯定评价之前，苏联史学并不是完全停滞，也不是全面危机，而是在困境中前行。
苏共二十大之后，即结束斯大林个人崇拜对历史科学的影响之后，认为苏联史学迎来了春天，或者完全处于停滞状态的观点，显然都不符合实际情况。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史学界为了破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对历史科学的影响，加强了对列宁思想的研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方法。1957 年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历史问题》杂志的决议，强调历史科学应以客观性和党性为原则。苏联史学界出现了相对自由的研究氛围，在诸多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60―80年代，各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会的频繁召开是苏联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比如纪念三次革命、列宁诞辰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以及一些大型专题会议，议题包括历史编纂学，苏共党史，工业、农业发展史等。会议资料和论文集表明，这些学术会议的召开无疑对苏联史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使得学术氛围更加自由，对苏联历史学家们交流学术思想、探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方法不无益处；另一方面，尽管一些苏联历史学家意识到历史科学的困境，尝试寻找史学发展的道路，但是时代特点决定了他们关于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必须遵从早已教条化了的原理和原则。
50年代中期，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再次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并引发了一次新的大争论。这次大争论，从世界范围来说，在60年代趋于高潮，而在苏联讨论的规模最大，仅1964年与1965年里就进行过五次大规模的专题讨论。其中，瓦尔加撰写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大纲》(1964年)一书，对司徒卢威等人所持的古代东方奴隶制社会理论提出异议；戈杰里耶撰写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公式》(1965年)一文，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从没有阶级社会向有阶级社会过渡的一个阶段，它在世界各个地区都经历过；瓦西里也夫等撰写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进化的三种模式》(1966年)一文，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亚细亚公社”发展而来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混合社会［3］。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显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同程度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也从不同角度丰富了人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认识。
60年代中期，“新方向”史学家试图重新解读列宁著作及其形成过程，探讨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状况，包括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和农民等一些具体问题。部分学者开始质疑一些现有观点，质疑马克思、恩格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阐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论。70年代初，这些“新派”史学家的代表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学说”。不仅从事科研受到限制，禁止公开发表著述，而且部分人受到行政惩罚，比如调往别的科研部门甚至是开除。由于未能意识到客观评价60―80年代苏联史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许多人忽略史学发展的继承性，批评苏联史学一无是处，苏联史学家在面对困境时毫无作为，因为“方法论”上的错误，导致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值的庆幸的是，这种简单而草率的虚无主义评价没有得到职业历史学家们的普遍认同。
在深入研究十月革命的历史先决条件的问题上，鲍维金、沃洛布耶夫、塔尔科夫斯基、西多罗夫着手研究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经济状况，尤其是关于俄国财政资本的研究取得很大成就。安菲莫夫、杜布罗夫斯基等人关于帝俄时期农业制度、农业发展水平以及如何解释列宁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讨。阿夫列赫、帕夫洛娃、波克罗夫斯基、特罗伊茨基等人就俄国专制制度和俄国帝国主义特点展开争论，在研究视角的转换和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一些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应运而生。
70年代以后，苏共中央加强了史学研究的意识形态限制，提出加强苏联史，尤其是党史问题的研究。同时，苏联科学院发起批判“新方向”史学家的号召，揭露非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危害，强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基础研究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著名的历史学家科瓦利琴科、德鲁日宁、鲍维金、萨哈罗夫、特罗伊茨基、特拉佩兹尼科夫、赫梅列夫、切列普宁等人受到批判。关于俄罗斯金融资本的形成，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专制制度演化及特点等重要问题的探讨归于平静。苏联史学研究队伍的大部分力量用在诸如关于十月革命、新经济政策、农业集体化等20世纪的重大事件的研究上。应该说，70―80年代苏联历史学家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意识形态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低水平重复和欠缺理论深度，但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探究苏联史学的发展过程，对如何保持历史学本位的立场，尤为值得吸取教训。与此同时，关于20世纪以前的历史研究虽然科研投入有限，但是很多问题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比如奥克拉德尼科夫、雷巴科夫、托尔斯托夫、利哈乔夫关于古罗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研究，阿尔齐霍夫斯基、亚宁关于诺夫哥罗德考古研究，诺索夫、斯克伦尼科夫、季霍米罗夫、施密特关于俄罗斯中世纪社会结构和中央集权形成问题的研究。
1964年1月3―6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历史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会议的主要报告人费多谢耶夫和弗兰采夫院士，波斯别洛夫、康斯坦季诺夫院士，科德罗夫、古雷科、格列泽尔曼、斯捷潘宁、约夫丘克、卡马尔等人分别作了大会发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不是从事史学发展问题研究的职业历史学家，而是哲学家。费多谢耶夫和弗兰采夫院士的报告中提出，当前苏联史学处于最重要的发展阶段，最近十年历史学家的研究环境和条件得到彻底改变，我们已经克服了斯大林时代“个人崇拜”的影响，苏联史学恢复了列宁主义指导思想，从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运用列宁主义研究现实问题，把注意力转向解决有关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问题。苏联科学院哲学所所长康斯坦季诺夫院士指出：哲学需要和历史学、经济学联系起来，没有直接的联系和密切的合作，相关学科就只能是无本之木。我们的社会学和哲学如果与历史学脱节，就不能顺利发展。历史学如果缺乏哲学的分析和指导，就无法满足复杂革命形势的需要。康斯坦季诺夫院士的发言一方面强调了各学科间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历史学必须服务于革命实践的功用。关于史学发展问题的讨论虽然没有跳出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樊篱，缺乏对苏联史学现状的客观评价，但是哲学家们的建议很快在史学界达成共识，为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创造了必要条件。
以格弗杰尔为代表的职业历史学家们对苏联史学现状和前景不无担忧。他认为，史料的挖掘和利用程度，是否提出了新的思想、新的推断、新的概念是评价苏联史学的关键，只有认清史学发展的现状才能推动史学的进步［1］。类似的观点反映了苏联史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把注意力转向史学理论和方法论，无疑有助于促进苏联史学的发展。遗憾的是，60年代许多苏联历史学家仍然致力于同资产阶级史学作斗争，很多更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仍然不受重视，学术资源浪费严重。70年代以后，苏联社会科学研究一体化趋势明显加强。苏联学者开始吸取当代科学发展中的重要成果，加强了相关学科的联系，客观上促进了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发展。
与此同时，苏联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迅速发展，有关著作陆续出版。史学通过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的交叉和渗透，出现了计量史学、历史社会学、历史人口学、心理历史学、比较史学等新的分支学科。随着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发展，苏联史学家也十分重视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对西方的现代科学理论也注意认真研究，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尤其是苏联计量史学取得的成就，不仅在苏联史学界确立了重要地位，而且在国际史学界得到普遍承认和重视，是苏联史学发展的一个亮点。 1956年《苏联历史》杂志第二期发表了专论《让新计算技术为历史科学服务》一文，肯定了计算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可行性、有效性，同时向历史学家和数学家发出呼吁，加强合作以发展这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帝俄时期的史料是极为丰富的，在十多万份规定农民摆脱农奴依附地位条件的法定文书和赎身证明中，包括地主和农民经济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在资本主义时代，俄国的统计计算已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并因此积累了大量的统计材料。土地、农业、工业和其他方面的调查统计的数据资料［4］，为计量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60年代初，乌斯季诺夫开始尝试运用计量方法进行历史分析，发表了一系列科研成果，引起历史学家和数学家的兴趣。1964年以后，苏联计量史学蓬勃发展起来，涌现了一批杰出的计量史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开始对各自的史学研究领域产生影响，从而奠定了苏联计量史学全面发展的基础。1968年，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成立了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委员会，进一步推动了苏联计量史学的发展。卡赫克、科瓦利琴科、乌斯季诺夫、利金等人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的尝试，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同60年代相比，70年代的计量史学研究方法拓展了研究领域。60年代经济史研究领域计量方法的成功运用和扩展，涌现了极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使得其他研究领域的历史学家们受到震动和启迪。1977年由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委员会编辑出版的论文集《经济史和文化史研究中的史学方法》，总结了这一时期苏联历史学家在文化史研究领域的成果。政治史文献基本为叙述性资料，能否运用计算方法进行研究，在计量史学的发展中是最富有争议和最受关注的问题。70年代苏联史学家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80年代，苏联计量史学进入稳定、成熟、提高的发展阶段，出版的学术著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高于70年代。与此同时，苏联计量史学家更加重视理论方法的探索［5］。著名历史学家科瓦利琴科是苏联计量史学卓越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的著作反映了他对苏联计量史学发展历程的深刻理解。1987年，科瓦利琴科发表了专著《历史研究方法》。该书总结了苏联史学研究的实践和成就，着重阐述了历史科学中运用计量方法的优点和弱点，阐释了计量研究方法与其他历史研究方法之间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不可取代的地位。毋庸讳言，苏联计量史学的理论成就和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俄国史和苏联史提供了宝贵财富。
60―80年代中期苏联史学存在的主要缺点在于：1.经济主义。热衷于研究经济因素，以至于忽略了对许多客观现象的研究。2.先验论。历史研究受到僵化模式的限制，比如人类历史是革命史、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等。3.僵化的唯物主义。概念和理论的僵化，导致历史学家忽视社会思想的研究，忽略历史发展进程中诸多个人因素、主观因素。4.普遍主义。因此缺乏对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宗教特点的区别研究。5.意识形态和政治化意识浓烈。以致不能及时吸取西方历史科学的发展经验。80年代中后期至今，20年过去了。对苏联时代历史科学的反思和各种评价从未停息。无论对俄罗斯历史学家，还是对中国历史学家而言，研究俄国史和苏联史学都无法避开60―80年代的苏联史学留下的糟粕和财富。如何客观评价苏联史学，正确判断和选择苏联时期的研究成果，对于俄国史和苏联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阿列克谢耶娃.20世纪俄罗斯的历史科学［M］.莫斯科，1997：295.
［2］涅齐金诺伊.苏联史学史文集［M］.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5：52.
［3］张广智.苏联史学输入中国及其现代回响［J］.社会科学，2003，(12).
1.《中国历史研究法》创作的时代背景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的著名代表作，同样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独具代表性的作品。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跟从康有为学习，倡导维新变法，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变法失败后，潜居国外，在日本创立《新民丛报》等。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等职。后又与蔡锷等组织护国军讨袁。再后弃政治，治学术，在清华大学任教且著述不辍，临终前还为辛弃疾做年谱。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杰出的史学家，他不仅致力于具体的历史研究，而且很早就重视史学理论的探讨，写出了大批史学理论著作。他在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1926年至1927年在清华研究院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都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经典著作。梁启超对于中国的近代历史发展有着深厚的民族感，他积极参与救亡图存，不断向前发展，努力践行其方向，写作《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救亡图存，为了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性问题。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梁启超在知识和学术上的的重要积淀，更是他不断为中国的发展积极努力地探索，具有深远的意义。
2.《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主要内容与简介
梁启超于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有21万余言，共六章。第一章详细论述了史的定义、意义和范围；第二章回顾、评价了中国的旧史学；第三章分析如何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第四、五章专谈史料学；第六章则阐述史实上下左右的联系。《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在《总论》部分论及修史的目的、史家四长，概说五种专史；在《分论》部分则详细论述了各种专史的体例、特点和撰修方法。梁启超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之生命极短，人类社会之生命极长，社会常为螺旋形的向上发展。”梁启超从历史的发展中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连续性，是进化论的革命论者，他从历史的方面深入研究这种连续性的活动如何构成了历史，尤其是研究对象，这种空间上含“孤立性”，时间上含“偶然性”的活动，“皆非史的范围”。虽然梁启超的结论并不完全正确，但他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连续过程，比起用静止的观点看历史的旧史学家们要高明得多。
梁启超强调对因果关系的探讨，认为研究出的某一历史活动的那个“总成绩”就是“果”，这个“果”必然是另一活动的“因”。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夫成绩者，今所现之果也，然必有昔之成绩以为因；而今之成绩又自为因，以孕产将来之果；因果相续，如环无端，必寻出因果关系，然后活动之继续性可得而悬解也。”梁启超看到了历史现象的复杂性，一因多果，一果数因，除了纵向的因果关系，还有横向的因果关系，同一时代的某一活动和其他活动有因果关系，这一地区的活动和别的地区的活动也有因果关系。这也表明了他对史家就要必须成为德、学、识、才皆佳的“通人”这一观点。
3.《中国历史研究法》成书的意义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对于近代历史的发展具有着开拓意义。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化发展中不断成长与进步的重要文献，其研究方法、内容及史学观无不产生重要的积极地影响。这部作品自成书以来，积极地践行其观点，不断借鉴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而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理念。
二.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史学观
1.经世致用的史学观
历史学研究的真正的目的，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经世致用的史学观，目的在于更好地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为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服务。经世致用的史学观，是在历史学的研究中，注重将历史的诸多事实认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转换，将其作用于发展过程中。经世致用的史学观，将中国历史观念上的诸多精华和优秀特质，不断发展为重要的特性。中国近代必须力求突破，穷则思变，必须要变化，必须要不断成长，必须要不断发展，改变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这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变传统被动为主动的史学观
传统的历史观是被动的，史学家只是注重对历史的记载，这是一方面，另外也有一些不可避免地站在史学家对立的角度，因此，必须变传统的被动为主动，积极主动地思考，不断完善，不断发展。只有转变传统被动为主动，这样的史学观才会有意义。变传统被动为主动，需要其不断发展，需要在不断践行中，积极主动地去努力践行，尤其是近代中国发展落后的国情。传统的国家体制已经成为社会进步发展的严重桎梏。鉴于中国的历史，需要从中获取经验和教训，促进中国积极地成长与发展。
回顾中国近展历程，戊戌变法的君主立宪制在中国的践行遭到失败；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建立起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同样宣告失败，但是这些失败反过来看却是许许多多有志之士为中国发展而做的积极地探索，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不得不承认，努力探索后的失败也是一种错误的尝试，十月革命的爆发，让中国的具体实践与中国的发展再一次相结合，找寻出适合中国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从史学观来说已经超越了从被动到主动学习，是中国史学观发展的重要实践，针对现实问题提出最为有益和最为积极的方面。
3.注重史家修养的史学观
史学家的修养，注重的是史学家的德、才、学、识。其中德，代表必须要有德行，因为德是史学家重要的方面，唯有德，才会站在客观的立场或角度，评价历史事实与人物，才不会出现所谓的偏颇。有德行的史学家，才不会被动地受各种思维观念的影响。才，即才华，这里所指的才华，不仅仅局限在只是对历史文字的简单加工上，更是对于历史文字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脚步。对于才学，尤其是要有才气，这样才会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有正确的认识。学，学识，要有洞见力，具备丰富的知识和阅历的积淀，只有这样，其创作才可以圆融，才可以不断发展，才可以不断成为其重要的方面，对于史学家而言，还有一重要意义，就是自身要处于不断学习中，更要对于其当前中国变化，对于历史的发展，以及脉络，轨迹有着重要的影响以及意义。识，即知识，广博的知识积淀，只有注重知识的积淀，在用的时候，才会迅速地发展，并且产生积极地意义。识见，包括对知识的问题，只有站在自身的角度上，才会积极有效地明确解决，对于问题的不断发展，才会产生出积极客观的认识。只有其阅历上的不断增长，史学家的人文素养才会不断增强，才会在发展中独具历史眼光，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审视国内外形势，对于发展提出客观、真实的见解，对于发展产生出积极地意义 4.注重通史的史学观
注重通史的史学观，研究历史，要站在历史的角度上，准确的把握其发展，必须站在通史的角度上，不断对于历史中的各门学科，对于其发展，不断做出积极地建议，只有注重通史，其发展才会在历史的基础上，不断积极地践行，注重通史，在这些发展中，注重通史，其历史发展的脉络与轨迹，才会不断地朝前发展。通史是对各朝各代历史的发展，是其不断地成长发展过程中，不断积极地践行。只有注重历史，只有在前进的脉络中，将历史的线条与脉络具有连贯性，这样才会在发展中不断注重通史，不断成长为最具发展的空间。注重通史的史学观，是最具其发展空间的轨迹。注重将各学科不断融合与发展，注重各学科在不断前进途中，主张明晰历史的脉络，在其不断发展中，独具特色的发展，这样才会在史学方面，取得积极地进步。
5.注重西学的史学观
明代以后就存在“西学东用”的历史思潮，西方的文化、数学、算数等积极地向前发展，明代以后的发展中，最独具特色的理念是注重西学的史学观。注重在不断发展中，将最具特色的西学理念，无论是文化，还是宗教、还是其政治经济文化，都将全面和综合的运用。中国在近代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众多的选择路线，在洋务派的改进中秉持“西学为体，中体西用”，但这只是片面的学习西方军事方面的技术，因此注定失败；康梁变法，主张改变中国的体制，在中国试行君主立宪制，但是这场变法遭到了慈禧的打压，失败告终，说明简单的通过改革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辛亥革命”，中国结束了封建统治的时代，但是仍旧未改变中国双半社会的性质，只有改变双半社会的性质，中国的不断发展中，实践中不断对于存在的问题得以解决，虽然结果失败，但却是伟大的尝试，这才证明很多道路是不适合的，从而找寻中国最具特色的发展之路。
三.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价值与意义
1.是当代历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中国历史研究法》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为之后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范本。当代历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国历史研究法》也是梁启超学术思想和学术理念的一部重要典籍与巨著，对于中国的发展，可以说为了中国的发展，必须付出最为高的代价，为研究其发展找寻最佳的时机、开辟道路。
2.提供了新的历史研究方法
提供新的历史研究方法，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站在全新的角度上，不断地注重研究，注重在新的历史领域，不断具有开拓性，将新的历史研究方法用在最新的发展中，这也提供了新的历史发展观，其中将“经世致用”的历史观，对于近代中国的发展意义巨大，只有站在合理的角度上，才会不断发展成为最独具特色的理念与发展模式，为中国实践发展做贡献。
3.是近代历史学方面的开拓
中国近代历史方面的转型与开拓，对于中国近现代化发展而言意义重大。而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学方面的发展而言，又是独具特色的。近现代历史观，研究方法，换句话说，也深受中国现代化方面的影响，作为中国的发展中，必须不断努力，成为最独具特色的理论方法，这样对其发展也必然受到全新的影响。近代历史学方面的开拓，只有站在最新的角度，才会对中国的不断发展与实践，产生最积极的意义。
中国近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中国历史研究法》具有开拓意义，为中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新的发展理念，新的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此同时，梁启超以其思想上的建树、历史学方面的才华，为当时中国的发展提供最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王守正.学史断想——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札记[J].廊坊师专学报，1994（1）.
[2]姚玳玫.学术期的困惑——梁启超与《中国历史研究法》[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