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基础病因学说第1篇

关键词：中医内科；肾病学；内涵；外延

中图分类号：R256.5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5-0515（2013）7-176-01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时代的发展，我国的医学水平也逐渐完善。在中医内科的研究领域当中中医内科肾病学是作为中医内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存在的，而在中医理论研究的基础和辩证整体关系来说也是基础理论和观念。因此笔者希望通过一定的临床经验，加之古今中医和西医对肾病的研究理论的基础上，对“肾”的概念进行了系统地阐释。最后并结合现代医学的方法与理论实践，对中医内科肾病学蕴藏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探析。希望对中医内科肾病学的研究发展有些成效。

1、传统医学中对“肾”的认识

在传统中医学当中，将肾当做是人的先天之本，主要是用来生长发育和给水新陈代谢的身体机能。作为维系人的身体内脏和生理的肾，传统医学中将肾作为水火之脏，主要是用来调节身体环境的平衡。但是在传统医学中与西方医学对肾脏的认识问题方面存在偏差，比如在西方医学中将代谢、内分泌等脱离于肾的范围。因此对于肾研究的领域和理论体系中西方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我国的古代，由于技术条件和环境的限制，导致了部分医学解剖观念上对医学观念的定义分化存在偏差。肾在中国医学中将其作为五脏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在大肾脏的基础之上，将其开窍于耳，纳气和藏精。肾与人的生殖和发育息息相关，诸如早产、不孕不育等病症以及神经官能症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研究中医内科肾病学的时候要能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辩证的认识到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肾脏认识的异同。

2、中医内科肾病学内涵

对于中医内科肾病学内涵，笔者认为不应该只局限于传统的中医学理论，而是应该建立在科学的医学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医内科肾病学内涵进行探究。因此对于现代中医内科肾病学内涵应该包括两方面的研究，即传统的中医理论和现代内科中的肾脏病学理论。只有这二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具有中西结合特色的“中医肾脏病学”。在中医内科肾病学中对内涵的把握要是以西医中的解剖学为主要研究对象，并结合中医当中的经络理论和脏腑等理论学说为基础。从而在运用的过程当中采取中医的医治辩证的原则来进行干预治疗，最终达到缓解病患疾病的目标。在传统的中医肾脏病学当中是以肾脏疾病为研究对象的，对肾脏的解剖和生理功能已经诊断的方法、护理等进行诊治和判断。笔者认为，对于当下的中医内科肾病学的内容要基于中医内涵的需要，并在现代化的医学研究中，广泛地借鉴现代医学的最新成果和理论来促进中医学的发展。现代中医肾脏病学研究的内涵也是逐渐深入和发展，在中医肾病学的基础上会衍生出诸如对传统中医肾病学的基础理论和伦理、护理学等次级学科，这将极大地丰富中医内科肾病学的内涵。因此对于中医内科肾病学内涵包括肾和肾病的内容，涵括了代谢、生殖、泌尿和内分泌等多个方面，如传统中医当中的五迟五软、耳鸣耳聋等，西医当中的急性肾小球肾炎、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性肾炎、药物性肾损害、慢性前列腺炎等病症。

3、中医内科肾病学外延

在中医内科肾病学的外延来说具有极其广阔的发展空间，现代临床医学的实验表明，在现代医学当中的肾，除了可以调节和维持人体内水的平衡知网，还可以刺激人的造血和血压调节的功能。在系统生物学和基础医学理论等的支持下，中医内科肾病学的外延也随之拓展和更新。肾的功能也与人的生长、消化、呼吸甚至大脑不能的功能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随着临床医学的逐渐发展，中医内科肾病学将会在不同病症的机理和特点的基础上分化出多个分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拓展：

第一，在遗传性疾病方面，我国中医当中对于肾脏来说是来源于父母的生殖之精，因此在肾精当中可能存在某种遗传因子和遗传物质。这与现代医学当中的分子和基因病有着一些类似之处。现代医学当中的基因和分子并使由于基因发生变异造成的，在遗传性因素的基础上，出了诸如癫痫、哮喘、糖尿病等与DNA或者遗传基因相关的疾病。这些都是可能在家族性遗传病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在此方面，肾病学研究的外延可以为疾病基因研究的组成作出了深入地研究，加深了人们的认识。因此对于中医中的先天之木观点，也可以在中医内科防治疾病当中借助疾病因子学来进行研究和探索其机理，开辟出一条新路径。

第二，在老年疾病和中后期疾病方面，由于老年人已经处于肾精自衰的阶段，肾易亏而难以积累。这也因此造成了老年人肾病和中后期疾病增多的趋势，如老年性痴呆、老年性白内障、老年性耳聋等病症，要想解决这些疾病，它的根本就在于采取补肾护精法，这也是中医内科肾病学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此外在某些中后期疾病上面，中西辩证认识的方法，对高血压和癌症末期等引起的肾脏疾病都是属于中医当中的后期疾病阶段，这些都可以采取补肾护精法来改善患者的症状，缓解病患的痛苦。

4、结论

对于我国现代的中医内科肾病学的内涵与外延，是涵括了很大的医学领域。因此在以后的发展和研究中医肾病当中，要注意采取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在中医医理和理论的基础上，提高中医肾病的意志水平。在肾病作用机理不断研究和深化的基础上，以系统的医学方法，加快肾病学的研究水平，从而提高诊治患者的水平，造福与人类，并为以后的研究发展开拓新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金志甲. 中医学科建设的问题与对策[J] . 中医教育，1995 ，14 （3） ：15.

[2]陈晶， 罗仁. 浅谈中医肾病学的内涵与外延[J]. 江办中医药.2008，40（10）：97.

中医基础病因学说第2篇

关键词：苗医；苗药；基础理论；研究；哲学

一、中国当代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的背景

在中国的民族医药中，可能没有哪一种向苗医药一样，医与药的发展存在严重的不平衡。一方面苗药发展的形式喜人，但另一方面苗医院、苗医执业人员的发展及地位却相当尴尬。

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社会各界从不同角度基于不同目的，纷纷将眼光聚焦于苗医苗药。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其中不可避免夹杂了经济利益的动因，这会让苗医药研究，特别是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充斥着浮躁，容易被经济上的短视所影响，从长远上会有害于苗医药基础理论的研究。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笔者首先亦承认当下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中存在一定的浮躁，且与经济利益的驱动密不可分。但不可否认，在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中许多研究者是抱着“赤诚”的学术之心进行研究的，不少项目支助资金来源于政府，而政府的目的虽然一部分是为促进本地经济发展，但更多的是对民族历史遗产的挖掘与开发。另一方面，不管基于什么原因，社会的共同关注本身也是利大于弊的。

另外，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中，也存在一个不太寻常的现象。那就是，苗医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苗药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瓶颈，而这一瓶颈就是苗医基础理论的缺位所导致的。为了突破这一瓶颈，不得不关注苗医的基础理论研究。到此，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的逻辑是苗医基础理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说是为苗药进一步发展而服务的，苗医的发展不是一种自觉主动式的，而是被动式的。

二、是否存在苗医的理论之争

由于这种奇特的“跛脚”现象，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只存在苗药不存在苗医。因为苗族的“迁徙”特点，苗族同胞为对抗疾病过程中吸纳了“迁徙”之路上所能接触到的一切医药知识，同时凭借大量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药物知识经验，因此形成了今天苗药“简、便、效、廉、奇”的特点，也由于此原因造就了苗药加工简单，苗医擅长治疗外伤、虫蛇咬伤。但在医学基础理论上，苗医不像藏医、维医等那样在借鉴古代印度、古代阿拉伯等医学知识的基础上诞生出具有自身特点的医学。相反其中充满了大量“巫术”这类在今天看来完全不科学的因素，其较为可取之处中可以看到许多中医的影子。另外，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亦提出，当代苗医在基础理论上也呈现四分五裂的状态，彼此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很难调和，也没有哪一种理论具有足够压倒其他理论的优势，获得广泛的认可。笔者对此种观点并不赞同，笔者认为：首先，从医药的逻辑关系上来讲，不可能出现存在大量的苗药不存在苗医的局面。笔者承认，无医学理论支撑，仅仅为药物使用经验的积累和传承在人类历史上是存在的，这种情况下注定药物使用情况是零散、无体系化的，就是一种经验的简单堆积。但今天苗医在针对外科、内科、妇科、儿科、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上，均有自己独特的诊疗方法。比如苗医正骨、蛇伤疗法及九节茶治疗头晕、骨折、风湿疼痛等项目已经被列为“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次，苗医之中的确存在这一些远古“巫术”的因素，但这恰恰说明其产生时间久远，符合人类医学产生的客观规律。因为苗族处于“迁徙”之中，注定其作为一个团体存在时，是较为封闭的，因此苗族的一些传承已久的文化可以延续到今天，这其中也包括了苗医。第三，今天苗医基础理论不统一，彼此之间冲突较为激烈，甚至有的观点可能在后世看来是谬误的。但这只能说明苗医由于苗族所经历的特殊的历史原因，无法像中医、西方古代医学等可以在从容发展文化的基础之上诞生成熟的哲学体系，进而为其产生做好充分的铺垫。医学从本质上来说与其存在的社会所普遍承认的哲学相一致，哲学是从千千万万的具象中抽象出最普遍的一般性规律。因此具象是客观存在的，最普遍的一般性规律也就存在，只是现阶段暂时还未抽象出令人信服的最普遍的一般性规律，苗医亟待解决的问题正是如此。

三、当代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的常用方法

1、根据历史文献进行实证分析

苗医从目前的历史考证来看，具有悠久的历史，不少历史文献都有记载：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西汉刘汉《说苑》说上古有人名苗父……这个苗父就是黎苗族的巫师（巫医），巫师治病主要是祈祷禁咒术，但也逐渐用些酒草等药物。” 伤寒病发狂兼发斑疹的治疗，在《验方新编》一书中记录了苗人用癞蛤蟆贴敷治疗之秘方。“凡伤寒发狂，眼直舌强，或发斑疹，急用铜钱于脊背、两手弯、扇榕浴⒘酵韧涔纬銮嘧仙，随取癞蛤蟆一只（目红、皮红、腹无八字纹者勿用），破开去肠肚各物，贴心坎上，取蛤蟆肝煎水服之。并用煮熟鸡蛋，去壳，于刮伤处乘热滚擦，随滚随换，其病顿减，有起死回生之功。滚过鸡蛋埋入土内，不可使鸡犬误食。此苗人秘方也。”《贵州苗族医药研究与开发》介绍说：“经欧志安研究统计，《神农本草经》苗语记音的药草达1/3左右；欧氏尚发现，明代李时珍的名著《本草纲目》第一册有17种苗药，第二册有27种苗药。《本草纲目》还记载了不少苗族药物的形态、采集与药用经验。”这个介绍，一方面肯定了苗族医药在久远的古代就对中国传统医药知识体系建构产生了影响，同时，也是认同了欧志安先生为代表的“从古老医书研究苗族医药”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试图复原历史上的苗医，还原苗医的本来面目，并常常与同时期的苗族历史研究有着一定的关联度，但却存在着一种为了追求历史感而在一开始就没有自己独立知识体系和相应说明方法的缺陷。

2、从现存临床病例治疗经验入手进行实证分析

前文已提过现存苗医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在传承上多为家庭内部成员之间进行，不少苗医在传承过程中丢失了治疗方法基础理论，却保存了有关疾病的药方，所以在对疾病治疗过程中对病理及治疗基础理论无法进行清晰的阐述，当然更别提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在阐述时的保留。同时，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不可否认在民间也存在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况。因此，采用此方法的学者在资料收集时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难题：一、资料庞杂，且其中真伪难辨，特别苗医药传承上具有一定的保守性，要从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的，真实的材料，具有一定的难度，且在材料的选择上保持中立，不被其他因素所影响也是对研究者的考验；二、收集苗医药的第一手资料最好的地点是在苗族聚居的，苗族文化保持较完好的苗族村落，而当地往往使用苗语，且为保证材料的“原滋原味”，往往要求研究者对苗语有相当的了解，但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通晓苗语的不多，因此常常存在解读第一手资料时就已经存在失真；三、由于收集资料源于基层苗医药行医者或家中所传的已保留不多的医药知识，或在个人长期行医过程中所形成的个人心得，因此这些材料过于零散化，过于具象化，在收集资料后必须要进行普遍性论证，但在具体操作中，由于前两个原因的存在，使得这一工作的完成困难重重。因此，从材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到对研究者本身所应具备的能力要求来看，客观地说，目前作为研究苗族医药基础理论的资料，还远远不够的。现有研究成果在深度和可信度，还难以让人信服。

3、创立苗族医药理论

一些苗族医药研究者依托“八代苗医大师龙玉六秘传生成哲学与交环学说”，进行了一种带有哲学意味的理论建模，并演绎了一些试图解释其相应医理逻辑合理性的诊治原则和方法，其影响不小。

笔者认为，不同的研究方法如同盲人摸象，仅为人类在认知上具有局限性的情况下不得不采用的从不同路径认识事物本源的无奈之举，但不管采用哪种研究方法，都应建立在历史上已有的和现存的苗医药的各种具象基础之上。

四、苗医药基础理论的几种代表学说

1、三界说

苗族医的三界学说是在苗族民间长期流传的一种人体功能区划分的学说，是一种类比自然界中物类相互关系来解释人体三大区域之间的联系的朴素理论。该学说将人体划分为树界、土界、水界三个区域，三界之间具有紧密的相资和相制的联系。树扎根于土壤，必须从土壤之中获得养分，土壤孕育着生命，但有赖于水的滋润才能肥沃，水是生命之源，但也有赖于树的运转和土的吸纳才能鲜活、灵动。只有三者协调人体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否则一损俱损，疾病产生。

2、四大筋脉说

苗医认为，筋与脉是人体两个关系十分密切的重要系统。它们既是各自独立的系统，同时彼此之间又具有紧密的联系。四大筋承担着指挥、组织、带动和协调人体运动的任务，四大脉则是向四肢和各组织供应其所需物质的主干，“筋为气道，医有脉行血”。筋脉与疾病的关系由于筋脉的重要生理功能，四大筋脉在疾病的产生和治疗中往往有着特殊的作用。筋脉的特点是“以通为用，以畅为安，以塞为病，以绝而亡”，而外伤、内损都有可能导致筋脉受损。苗医的筋脉理论与中医的经络学说有明显的不同。它在形态上相对模糊，不像中医的十二经脉、奇经八脉那样线路清晰而具体；但在功能上却较为明确。

3、苗医毒学说

苗医认为“毒为百病之源”，有“无毒不生病、无乱不成疾”之说，故对毒的治疗极为重视，也因此给其他地区的人民以苗人擅使毒的印象。苗医认为，毒祛病消，因此将除毒邪作为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苗医药经过长期发展，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祛毒邪的方法，主要有：解毒法、攻毒法、排毒法、拔毒法、克毒法，表毒法、赶毒法、清毒法、败毒法等等，被称为“去毒九法”。苗医根据不同性质、不同部位、不同程度的毒邪采用不同的祛毒邪的方法。

4、生成哲学与交环学说

该学说强调一切事物由搜媚若、各薄港搜、玛汝务翠三大要素组成，即物质、能量和条件，三者不能缺一的苗族生成哲学。该学说认为人体生理、病理、病因、疾病的发生发展与转归都与生成哲学密不可分。在病因上认为毒、亏、伤、积、菌、x是致病原因。

笔者认为，前三种代表学说过于肤浅，因为解决医药学基础理论的认知问题应当首先回应关于世界本源的问题，即世界是有什么构成的。不管是传统中医还是现代西医对此问题均做出了回答，并在此答案的基础上构建了完整的医药学基础理论：中医认为世界的本源是阴阳五行，人体的构成与平衡也离不开阴阳五行；现代西医从分子、细胞等现代物理、化学、生物学的角度认知世界，进而认知人体的构成与疾病。这种对世界的认知和对人体与疾病的认知形成统一，从哲学的角度对医学给予了有力的支撑。第四种代表学说笔者认为，生成哲学并不是建构在苗族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哲学范式。首先从其源头来说，其真实性是有待进一步考证的。根据相关学者论文记载，生成哲学源于龙玉六传唱的苗族古老话《万物生成共源根》。但作为论证生成哲学的重要依据，首先在万物起源与构成的记载上，其真实性笔者是有所保留的。关于世界的起源，在苗学界公认的是“邃古之初，古老昔时。天地粘连在一起，日月贴合在一块。世间黑漆漆，宇空暗幽幽。”“重公”、“黎公”用锤和钻把宇宙打开的，而不是《苗族生成学》译文所说的“就分了天和地；先安日月，后配星斗，山、水、气都齐备。”“天气罩人，地气托天。其次，生成哲学一分为三的哲学模型在笔者看来不过是对中医的“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哲学模型的另一种稍作变化了的表述，其核心思想与苗族民间的各种各样“医文化现象”和“药文化现象”所遵循的传统知识体系的哲学思想是不同的。

五、结语

苗医药基础理论的构建应当放在一个更大的场域中进行探讨，即苗族的哲学问题探讨中来，这也是笔者认为在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缺憾。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需要各个方面苗族问题研究者的共同合力，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者在研究时眼光同样应当关注其他领域中关于苗族哲学问题的研究。历史研究表明，医药学问题同样是世界的认知问题，人们在认知世界的同时认识自己――包括身体和心灵，另一方面在认知方法上会以已获得的认知外部世界的经验去认识自己，因此最终医学必将导向一种哲学问题。

参考文献：

[1]麻勇斌，论苗族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的缺陷，贵州社会科学[J]，2006年1月第1期

[2]杜江、胡成刚、赵俊华、韦波，苗医“三界”学说探析，中国民族医药杂志[J]，2009年03期

[3]杜江，苗医“四大筋脉”学说的探讨，中华中医药杂志[J]，2006年第10期

[4]田华咏，中国苗族医药域间学术特点比较研究，中国民族医药杂志[J]，2007年12期

中医基础病因学说第3篇

1转化医学应用现状

1．1肝细胞癌的转化医学研究

肝细胞癌（以下简称“肝癌”）属于较为常见的肿瘤，是恶性度较高的肿瘤之一。据统计，在我国，肝癌是恶性肿瘤死亡原因的第二位，就全世界而言，则位于恶性肿瘤死亡原因的第三位［4］。近10年来针对肝癌治疗研究的技术领域不断扩展，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方法包括基因组学、蛋白质学、代谢组学以及转录组学等，使对肝癌的基础研究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肝癌发生与发展相关的分子机制和关键分子方面也取得了较为领先的地位［5－7］。但是，从临床对肝癌诊治的过程中看，肝癌的总体预后依然很差，难以与基础研究的快速发展相平衡。2004年，Mankoff等［1］的一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就全世界而言，肝癌的发病率仍持续上升，年发病和死亡人数较10年前明显增加，由10年前年发病56．4万人上升到74．8万人，年死亡人数由54．9万人上升到69．6万人。目前，肝癌的5年生存率仍然不足5％。

我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我国是肝癌高发国，患者数量占全世界肝癌人数的一半以上，因此对肝癌诊治的相关研究较为突出，但治疗情况不容乐观。因此，仅就肝癌的转化医学研究而言，转化医学在此领域进展颇微，虽然相关的基础医学发展迅速，高新技术不断更新，但是在检验基础医学应用效果时，其在临床中的应用，肝癌的疾病治疗却进展缓慢，肝癌的基础研究没有达到提高肝癌预后生存率的效果。与国外相比，虽然我国的肝癌人数占世界肝癌人数一半还多，但相关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没能通过转化医学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效治疗手段，仍有相当大的差距，转化医学的真正意义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1．2心肌梗死治疗的转化医学研究

目前，对于心肌梗死缺血性心脏病的治疗，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治疗经验的总结，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实践的应用，已经通过转化医学实践验证达成了比较清晰的共识，一般认为放置血管内支架是治疗缺血性心脏病的最有效的方法，因此，我国对于缺血性心脏病的治疗，使用心脏支架的态势呈现疯长。据统计，心脏支架的使用量连续3年每年增加6万例，但是心血管疾病的病死率仍然呈逐年上升态势。一种治疗方法是否有效，要通过预后的效果来判断，即预后的生存时间。冠脉支架和／或搭桥手术，对心肌缺血性心脏病的病死率下降仅为3％～5％。从上述例子可知，我国应用转化医学的近10年间，在心肌梗死治疗领域仍然属于探索阶段，还没有达到满意的效果。虽然，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心肌梗死最重要的治疗手段就是冠脉支架，因为冠脉支架能快速畅通冠脉，但对于一种临床应用技术的判断不能仅看近期的治愈情况，还应该对临床治疗后的患者进行长期随访，做客观评判。但是预后却难以令人满意，转化医学的效果也同样难以让人满意，需要临床与基础研究的相关人士共同努力协作发展转化医学，共同寻求最佳的诊治策略［8］。

1．3实验外科应用的转化医学发展

实验外科是外科学的一个分支，主要是用实验医学的方法探讨、验证外科领域的未知问题。首先，是通过动物实验来验证手术方法的效果，通过各种实验技术和方法，验证临床诊治应用的合理性等；其次，是外科疾病的病因、诊断、防治与预后等内容，利用循证医学进行判定。

通过上述可知，实验外科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具体说应该是与外科临床医学相联系的重要枢纽，应属转化医学的范畴。在外科临床诊治的过程中发现问题，通过实验外科的基础医学的相关内容来判断或验证这种问题可解决的办法，进而通过临床实践将基础研究的成果应用于临床诊治。

近30年来，虽然我国的实验外科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其中主要表现在［9］：（1）在国际上有标志影响力的先进成果不多；（2）每年在SCI具有影响力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多，但是真正能将基础研究在临床实践中进行重复验证的却寥寥无几，多数是为了基础研究而进行基础研究；（3）对疾病进行诊治的临床知名医生很多，但能真正在临床中发现问题进而转入实验外科研究的高层次人才匮乏；（4）临床外科手术创新不够，高新技术成果及应用较少，多为国外新技术的跟踪引进和重复应用，一些重要的技术和设备仍受制于人，临床研究的创新指数和证据级别也有待提高。比如，外科手术技术最先进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是因临床中难以达到精细操作应运而生的，从2000年首次应用，到2010年短短10年的时间，全世界范围内，欧美国家的装机数量迅速增长［10］。截至2010年12月底，全球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装机数量为1753台。其中，美国1285台，占73％以上；欧洲316台，占18％；亚洲及其他地区152台，占8．7％。亚洲国家和地区共有96台，其中，韩国34台；中国大陆10台，仅占0．6％；中国香港6台；中国台湾7台；日本20台；印度7台；其他国家共12台［11］。由此可见，我国外科学的发展在世界高新技术领域难有竞争力，因此，作为转化医学范畴的实验外科应从战略高度出发，重视医学科学内部学科间的相互转化，提高我国医疗的整体水平，合理运用转化医学，培养“实验室－临床－实验室”综合型人才，使我国成为高新技术领域的强国。

1．4转化医学资金投入及其成果发表情况与转化医学初衷相悖

美国国家肿瘤研究院在过去30年间共耗资2000亿美元，用于基础医学的相关研究，最终发现80％的经费涉及小鼠、果蝇与蠕虫等的基础性研究，共发表学术论文约156万篇，但肿瘤死亡率却未见明显改善［12］。我国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长期以来从事基础医学研究的人员往往将作为主要的研究成果，只要能在Nature、Science、Cell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就视为科研的最高成就。而临床医生则由于知识的局限性，大多不善于基础性研究，对临床上发生的难题缺乏敏感性，往往习惯于凭经验解决问题；即使在教学医院，临床医生与基础医学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也常表现为形式多于实际，缺少有效的沟通与整合，所有这一切都制约了转化医学的发展。对临床工作者而言，实现转化医学的新模式必须改变传统临床科研的思维方法，要以迅速发展的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结构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等高新技术为基础，从系统生物学角度，对疾病的本质展开研究，以寻找疾病诊断、分型的新方法，提供疾病治疗新的药物靶点，探索靶向治疗的新手段，这是实现转化医学的关键所在［12］。

2转化医学发展的重点与困境

综上可知，全世界的转化医学发展似乎存在一个瓶颈，虽然在20世纪中叶就提出了转化医学，但真正意义上的转化需要用时间来判定，需要远期的效果观察来最终做出结论。可以认为，转化医学在世界范围内仍处探索阶段，虽然相关的针对临床实践基础医学研究不断更新，但真正意义上能在临床实践过程中应用的却微乎其微。与国外相比，我国对转化医学的提出和研究起步较晚，相应的投入和对高精尖技术的关注亦较少，与国外差距较大。而转化医学的重点并非“转化”的本身，其真正意义是通过这种转化的过程，使有意义的基础医学研究成果真正成为临床医生得心应手的诊治疾病的工具，而且在今后的效果评价中能得到满意的结果。

目前转化医学发展的重点和困境如下。

2．1“从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形式多于实际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也是转化医学实施的困境。幽门螺杆菌的发现就是诠释从实际出发的最好例子［13］：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医学界普遍认为，胃溃疡是由于长期食用辛辣食物、饮食不规律及工作压力大等原因造成的，而在1982年4月，临床医生Marshall与病理学医生Warren合作从胃黏膜活检样本中成功培养和分离出了幽门螺杆菌，并认为这种细菌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疾病相关。为了进一步证实这种细菌就是导致胃炎的罪魁祸首，Marshall和另一位合作者Morris不惜喝下含有这种细菌的培养液，结果大病一场。在1984年4月5日，他们将研究成果发表于TheLancet上，在国际消化病学界引起了轰动，通过人体试验、抗生素治疗和流行病学等研究，幽门螺杆菌在胃炎和胃溃疡等疾病中所起的作用逐渐清晰，科学家对该病菌致病机理的认识也不断深入。于是，世界各大药厂投资开发治疗疾病的药物，并且临床试验成功。这是转化医学实践从临床中来最后应用到临床的典型例子。但是当前基础医学研究与临床医学脱节的原因在于大多基础研究者为了基础研究而研究，没有真正到临床中去调研，查看临床医学实际的需要，盲目进行基础实验，最终实验结果难以达到临床实际需要，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使转化医学难以实施。同样，临床医生往往不屑于基础研究，认为治好疾病就是好的临床医生，却没有认识到在临床中发现的问题，必须要通过基础研究来解决，达到对疾病诊治的需求。

2．2基础医学研究对象的简单性与临床疾病诊治对象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

基础医学的研究往往为了达到研究的目的，对于研究对象（包括小鼠，细胞等）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和培养，也就是追求一种简单性、效率性和因果性。因此，无论实验的方法和技术如何，这对事先已经预定结果的实验而言，往往能获得成功。但是，基础研究的目的是要转化为医学实践所用，而医学面对的是具有整体性、动态性，富有感彩的人，因此，在把基础医学实验结果放到临床进行验证时，很难达到可重复性［3］。也就是说，基础研究产生的结果，是基于事先预定好的实验对象进行实验而得出的，而要将这种方法转化为临床应用，要面对不同年龄、不同体质、不同性别等的复杂人体，需要多次长时间的临床试验来验证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因此，二者研究对象的矛盾，注定加剧了转化医学的困境，基础研究对象的简单性与临床实践的人的复杂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临床医学只有经过大量资料的积累，长期的临床效果观察，对不同条件下的不同人群的反复验证，才能达到基础医学向临床医学实践的真正转化。如同上述肝癌转化医学研究的困境，即使基础医学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临床试验需要大样本及长期的临床观察，而面对复杂的人体时，就会产生上述矛盾，阻碍转化医学的顺利进行。

2．3基础医学研究与临床实践各自为政

人类进行基础研究之初，实验室是在医院之内，随着临床工作复杂性的增加，基础研究人员逐渐从医院分离出来，将基础医学研究放到医学院校之内，这样，基础医学研究人员与临床医生分离，从而也导致了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脱节，基础研究人员与临床医生各自为政，他们之间的沟通较少，没有交流就难以互相提出各自的需求，阻碍基础医学研究向临床应用的转化，也阻碍了临床应用需求反馈给基础研究。这种各自为政的状态，是转化医学难以实施的关键。

实验外科的发展如火如荼，从传统手术到目前手术机器人的发明，可以看出外科学中的实验科学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迅速，但反观我国的实验外科向临床外科学转化的实际，对于先进的手术设备却少有人问津，虽然有手术技术不成熟、治疗费用高昂等因素存在，但多数的医院包括临床实践者，没有将这种尖端的技术提到引进的日程，使实验外科新技术难以在我国大范围应用，实属转化医学的又一困境所在，实验外科的基础研究已经完成，但临床的实施者却将先进技术的引进与医院效益等进行权衡，最终可能由于难以广泛开展而延缓新技术的引进。因此，对于高新技术的研究，临床医生应与基础医学研究者共同协商，在对高新技术开发之前，明确其今后使用的效价比，以避免基础医学研究的成果不符合临床的实际需要，而这种基础医学研究与临床实践的各自为政，是转化医学实践困境的重要原因。

2．4明确基础医学研究与临床研究的目的性：为患者服务

世界卫生组织在《21世纪的挑战》中指出：21世纪的医学不应是以疾病为主要研究领域，而应当是以人的健康为医学的主要目的。因此，无论是基础医学还是临床医学，都应明确实施的目的是为患者的健康服务，只有目的同一，才能为了相同的目的而共同发展。为患者服务，不但是对患者疾病的治愈，还要节约患者的治疗费用支出，提出最优化治疗方案，提高患者预后的生活质量。只有基础医学研究者和临床医生从“为患者服务”的目的出发，节约医疗成本，才能使转化医学最终达到为临床所用之目的，走出困境，实现发展。

3转化医学的未来展望

3．1相关疾病的转化医学研究展望

纵观全球近20年的转化医学发展，有较多的转化医学研究的成功案例，如胃肠间质瘤（应用情况）（gas－trointestinalstromaltumor，GIST）是近10年来被重新认识的消化道间叶源性肿瘤，在2000年以前，这一少见肿瘤发病机制的发现未能转化到治疗干预中，这时患者的生存率只有10个月～20个月，2000年以后，由于临床研究者注意到伊马替尼对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作用，进而转向到胃肠间质瘤的治疗当中，通过基础研究，使伊马替尼成为治疗胃肠间质瘤的有效药物，这使患者的生存率延长至57个月。使其生存率从只10个月～20个月延长到了57个月。但是，临床中仍然有许多疾病有待通过转化医学的研究和应用被攻克。

未来转化医学研究的临床疾病中传染病将是重要的一方面，其中亟待通过基础研究解决临床治疗问题的传染病包括：艾滋病、丙型肝炎、乙型肝炎、流感等。而关于这几种传染病转化医学已经提出了相关的研究内容：艾滋病产生的致病机制；预防艾滋病的抗反转录病毒药物的效果；针对丙型肝炎病毒（HCV）的抑制剂的发现［14］；治疗乙型肝炎的蛋白酶抑制剂药物的抗性如何；H5N1流感的相关致病机制；流感与脓血病（sepsis）之间的相关性［15］；H5N1疫苗的免疫效果可否通过MF59免疫佐剂增强；流感疫苗的相关研究，等等。值得提出的是，由于流感病毒的变异性较大而且变异速度较快，最近已经发现了H7N9型流感病毒，这又为转化医学研究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此外，转化医学未来的研究领域还涉及代谢性疾病、精神疾病、运动系统疾病、视网膜疾病、遗传病、器官移植等。而相应的研究内容包括：糖尿病相关动脉粥样硬化的治疗；人造胰脏治疗1型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联合治疗新方法；通过恢复控制多巴胺传递的蛋白（GRK6蛋白）改善帕金森病症状；干细胞治疗帕金森病后的运动障碍；保护具有骨质增生的Wnt蛋白的作用；脊髓损伤之后病情恶化与Surl蛋白的关系；基因治疗脊髓性肌萎缩；先天性失明的治疗；提高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移植存活率；失眠的致病机制及其对人体的影响，等等［16］。可见，转化医学的未来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仍然有许多疾病亟需转化医学研究解决相关的临床诊疗问题，这需要基础与临床研究者的有效沟通，相信不久的将来随着多学科交叉理念的推广，转化医学研究必将突飞猛进地发展，为人类未来攻克各种疾病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但是，转化医学应用现状仍不容乐观，笔者建议：首先，对于基础研究者来说，在进行基础研究之前，明确研究目的，到临床中进行调查，验证该研究能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临床诊治困难，应用前景是否乐观，对医生和患者是否适宜。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和研究，诊治手段的精确与多样性，对广大患者来说是一项利好消息，但诊治费用必将提高，患者的医疗负担也会相应提高，等等［17］，这些都应该是在进行基础研究之前需要做的工作。其次，临床医生要培养在临床实践中发现问题的习惯，在疾病的诊治过程中，在完成临床疾病知识充实的同时，要重视基础医学理论的学习［18］。只要二者相结合，利用转化医学理念，就能找到临床实践中需要的基础医学知识，找到基础研究向临床转化的方法，使得转化医学发挥其真正的作用，使得转化医学为临床服务，为患者服务。

3．2转化医学研究的政策支持

3．2．1建立转化医学研究机构，与医学院校和医疗机构深度合作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NIH）在2003年描绘的路线图计划中，明确了所谓的双向、开放、循环的转化医学体系［1］，成立了转化医学研究机构，NIH路线图计划一经确立，就得到了全球的各大机构及制药公司的大力支持，相应成立了转化医学研究机构及其研究的项目，提供大量资金扶持转化医学的研究。在2006年，NIH成立了由20多所大学和机构协同合作的一个协作组织，专门负责对临床和转化医学的推动发展，并使其他学科加入到临床转化医学研究中来，通过合作、协助等方式对研究进行创新。包括各种研究的项目设立、新式计划和手段的应用、技术的介绍，而这些项目和技术均与临床癌症防治相关，目的在于找到相应的组织工程技术，癌症防治技术的临床转化，干细胞技术对临床疾病治疗的方法和转化。鉴于此，肝癌的转化医学研究，相应的基础研究成果已经问世，对恶性肿瘤的防治应该能够达到降低死亡率的目的，但通过调查，肝癌的年死亡率升高，5年存活率未有改观，因此，应成立相关的转化医学机构，必须与医学院校和医疗机构开展深度合作，提供相应的资金，将基础研究成果真正应用到临床，对于费用较高的问题加以解决，使临床医生和患者没有后顾之忧，使临床医生和基础研究者密切沟通，全身心地投入到转化医学研究中；另外，鼓励临床的研究者发现临床应用的问题，尽快反馈给转化医学研究机构，通过机构与医学院校基础研究者联系，达到信息的传递通畅，保证转化医学顺利进行。

3．2．2鼓励医药企业投入，国家对转化医学为临床服务给予支持

全世界对转化医学的重视，无论是资金的投入还是研究的广泛程度，均超过其他学科的发展，从医学角度看，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将向注重转化医学的目的和效果转变。例如，外科机器人的发明，极大地解决了临床手术操作因精细问题而出现的事故，使外科手术接近于完美。但由于技术的不熟练，临床应用费用高昂，我国难以普遍应用。因此对于先进的手术技术难以为患者服务，使我国转化医学遇到瓶颈。在国家政策方面，首先要对高新技术效果加以肯定，鼓励医药企业加大投入，对于引进设备的医院等医疗机构，在使用初始阶段应给予相应补助，使患者尽量能承受经济支出，使开展技术的医院避免大的损失，使其产生应用的动力，将转化医学研究中的高新技术在临床实践中顺利应用。

3．2．3提高转化医学研究者的临床和基础知识、技能，为转化医学的实施提供便利条件

中医基础病因学说第4篇

关键词：病理课程 教学 重要性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12-0172-01

一、前言

病理学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桥梁，正因为有了病理学的存在才使得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有了一个完美的过渡。病理学包含了许多学科的内容，具有极度浓厚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只有学好了病理学才能学好以后的课程。病理学对医学生来说就是一门打基础的学科，因此病理课程在医学生的教学课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本文主要浅析了其在教学中的重要性。

二、病理课程的重要性

病理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它主要用于研究疾病的发病原因、发病机制、病理改变，其中病理改变又包括新陈代谢、机能和形态结构的改变。它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之间起到了一种桥梁的作用，将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能够揭示疾病最根本原因的唯一学科便是病理学科，在临床医学的诊断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权威性是其他学科不能比拟的。对于一个医学生来说，病理学是他们必须学习也是他们必须学好学懂的一门学科，因为病理学是任何一个医学生踏入医学行业的一个门槛，病理学课程在教学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病理学不仅是一门理论性强的学科其实践性也是非常强的，病理学的实验教学部分往往都会占有很大的比重，因为只有通过实践教学才能加深学生对病理的理解，才能弄懂脓头理论知识，分析病理的能力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飞速的提升，如此在日后的临床医学的学习中才具备一个很好的思维基础。无论是在提升医学生的实践能力方面还是在培养他们分析病理的思维方面，病理课程的学习都功不可没，因此必须加大对病理学课程的教学力度，提高病理学的教学质量。

三、病理学的教学现状

病理学的教学现状依然是传统的教学模式，以老师为教学中心学生作为被动接受的主体，使得学生永远处于被动状态缺乏主动性。老师在课堂一味的传输理论知识，忽视了实践对学生的重要性，理论没有结合实践导致医学生的病理分析能力很差。病理学内容杂而多，如果一味传授理论，学生将会感觉枯燥无味，很多医学生都在反应自己连最基本的切片都无法看懂，学习病理极度困难。为了有效的解决上述问题，教学过程中注重实践教学就便变得极为重要。以学生自己亲自实践作为教学准则，使学生在一种临床工作的氛围中去学习，通过实践将理论知识用于实际工作中加深自己对理论的理解做到融会贯通。

四、如何提高病理学的教学质量

病理学的学习内容复杂繁多，没有太大的逻辑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相对来说比较强。医学生在学习病理的过程中会感到极度的枯燥无味，对病理知识的理解也会比较困难，使得他们对病理的学习会产生一种极度的排斥心理。病理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病理课程在教学中就显得非常重要。如何提高医学生学习病理的效率，就得首先提高老师的教学质量了，只有通过老师来激发医学生们学习的热情才能使他们真正深入到病理学中去，才能于抽象复杂的课堂中获得一线乐趣。

1.在教学过程中加入实验课

病理学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相对来说比较强，在教学的过程中老师一定不能只偏重于理论教学而忽视了实践的重要性。老师在做课程编排的时候一定要把实验和理论课交替排列，这样学生在上完理论课后再去上实验课就可以将课堂上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提高了动手能力的同时也加深了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对知识的认识程度更深，更不容易将知识忘记。理论课的课堂上可以着重讲基本概念和理论，在实验课上则偏重于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在教学中加入实验课程，能够使医学生更加透彻的理解和掌握病理基础知识。

2.现场观看解剖尸体

病理学是学习临床医学的基础，临床的症状和表征都有病理来决定。学生在观看解剖尸体的时候，首先他们得提前熟知尸体检查的注意事项和基本知识，然后在观看现场老师就对于解剖尸体需要安装的器具、安装的顺序、安装的方法、解剖的顺序和方法等给学生做详细的讲解。让学生将理论知识与现场的操作相结合，这样学生才能对理论所讲述的各种方法和顺序过程有一个透彻的认识。在观看尸体解剖的过程中，学生会看到各种器官以及病变的原因，如此便可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上完实验课后通过查资料来解决自身好奇的问题的过程也可以提高他们知识的储备。

3.将病理教学与现代化教学手段相结合

现在是一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互联网技术已经渗透于各行业各个领域，病理学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引入现代化的教学技术，这样可以推动教学课堂的教学效果。抽象的病理学让学生学起来不仅会觉得晦涩难懂，还会觉得枯燥无味，这样会导致学生对理论理解不深产生恶性循环。如果在教学的过程中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例如，再讲解剖学这一章节的时候，老师可以在课堂上放一段现场解剖的视屏，然后针对解剖的过程、方法、细节等等一一为学生讲解，这样便可以极有效的加深学生对解剖学的认识。

五、结语

病理学作为一门纽带性的基础医学学科，不仅仅是为临床医学的学习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也是其他医学学科的开端，它作为医学生的一门入门学科不仅仅是让他们学到了丰富的医学理论也培养了分析病理的医学思维，病理课程在教学中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希望广大医学教育者能够重视病理课程的重要性，并做好病理教育工作。

参考文献

中医基础病因学说第5篇

类比思维是指古人在对自然界观察的基础上，将具有相似或相同特征的事物划为类，并在类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推导，确定不同类间的联系，使知识在不同类间迁移的一种思维形式。其在中医理论体系中的运用为中医类比思维。中医类比思维则是从天人合一的前提出发，根据自然界存在的各种现象来推论人体的功能活动、病理变化以及对疾病的诊治。

类比思维的基本形式可分为三种［1］：（1）比类：比类是在对自然界直接观察的基础上，发现不同现象或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将其联系起来归为一类的方法。（2）类推：类推是在比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由于知识的扩展，类可以涵盖更多的事物，具有推演的特征或功能。可以从作为前提的类、模型或命题推演出另一类的属性。（3）比附：比附就是在不同的类之间建立某种必然性的联系，表现为对类的一种表象的理解。上述三种基本形式，是类比思维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在运用中密不可分，统一于类比思维之中。

类比思维的特点，首先类比思维是在个别或具体的事物或现象之间做横向的运动，即从个别走向个别，从具体走向具体。这种横向思维所涉及的两端事物之间完全是一种表象上的类似，并无任何本质上的和知识上的类属关系。其次是思维的联想性。由于在类比思维中不受任何的边际约束，因此它可以跨越种类界限在两个看似完全不着边际但有一定相似性的物像之间建立联系。所以类比思维的可靠性很小，创造性大，能够充分发挥思维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引导人们发现新的知识，探索新的问题。

2类比思维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

中医基础理论是研究中医学基本概念、规律、原理、原则等的一门学科。它的内容主要包括中医学的哲学及方法论基础中的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对正常人体认识论中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精气血津液学说；对疾病的认识论中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精气血津液学说；对疾病的认识被广泛应用于中医基础理论的各个部分，现分述如下。

2.1对藏象理论的影响首先中医学将人体五脏六腑与形体官窍，生理心理活动，乃至自然界的物象联系起来，在五行学说的基础上，构成了中医学的藏象系统。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论肾藏象云：“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肾主耳。其在天为寒，在体为骨，在藏为肾，在色为黑，在音为羽，在声为呻，在变动为栗，在窍为耳，在味为咸，在志为恐”。

其次借用类比思维对脏腑生理功能进行认识。如《素问・灵兰秘典论》将脏腑系统与社会系统相类比，不仅说明五脏六腑是统一的整体，同时也阐述了五脏六腑的主要生理功能及地位。指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

另外，在藏象理论中，五脏、六腑、奇恒之腑都具有自己的生理特点，而对这些生理特点的认识，同样是通过类比思维来完成的。总之，类比思维贯穿于整个藏象理论之中。

2.2对经络理论及气血运行的影响经络学说也是中医学的一部分。经络理论的构建也运用了类比思维。如经络数定为十二，就是从天人合一的类比思维推理而来，《素问・阴阳别论》说：“人有四经，十二从……四经应四时，十二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

同时，关于经脉中气血的多少以及气血的运行也运用了类比思维。《内经》将十二经脉与十二经水相对应类比，借河流之大小，水量之多少，源流之长短远近来说明十二经脉之气血的多少。并且借用气候变化对江河之水的影响，来类比六淫邪气对经脉气血的影响，指出：“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暑则气焯泽……”。

2.3对病因理论的影响中医学的病因理论是极其丰富和全面的，一般人们将其分为外感病因、内伤病因和其他病因三个部分。其中外感六淫病因的认识，主要就是通过类比思维而来的。

六淫是指风、寒、暑、湿、燥、火六种致病邪气。以风邪为例，人们是观察到自然界的风，善行数变，轻扬上行，并能动摇树木，因此当病人感受外邪后，出现头疼，恶风，汗出，游走性关节疼，游走性瘙痒等与自然界风的特性相类似的症状时，就认为是感受了风邪的缘故。

2.4对治则的影响中医治疗疾病的根本大法治病求本的确立，就是因为认为阴阳是天地万物变化生杀的根本，由此而推出阴阳是疾病发生的根本，故治病必求于本。所谓是：“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2］”。

因势利导也是中医的一个治疗原则，是指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顺应病位、病势特点，以及阴阳消长、脏腑气血运行的规律，把握最佳时机，采取最适宜的方式加以治疗。而其中所涉及的种种病势也多是采用类比思维的方法加以推论的。如《灵枢・逆顺肥瘦》所云：“临决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循掘决冲，而经可通也。此言气之滑涩，血之清浊，行之逆顺也”。

3结论

我们可以看到，类比法对于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无论是在基础理论的哪个部分，都可以看到类比法的痕迹。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类比法自身特点的缺陷性，只注意到两个事物表面的相似之处，就将其作为推理的前提，从而作出荒唐的推理，这对中医学的发展将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综上所述，类比思维对于中医基础理论构建的影响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它有力的促进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另一方面，它也阻碍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因此，我们在运用类比思维时要遵守一个原则，即两个事物一定要在其成为同类现象的水平上进行类比。

中医基础病因学说第6篇

    哲学作为理论化和系统化的观念形态，既为文化系统中的诸种学科作理论上、逻辑上的论证，又为其提供宇宙观和方法抡的指导。中国古代哲学不仅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而且是中华文化系统中各种学科的理论基石，它以其独特的范畴体系，为中华民族认识宇宙和自然、社会及思维方式的形成，提供了系统的方法论指南。

中医学是我国的传统医学，也是我国民族文化在医学殿堂中的一块瑰宝。过去，它曾经为我国人民的生存、繁衍作出过重大贡献；今天，中医学仍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卓著的临床疗效为医疗保健事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医学是我国人民在与疾病的长期斗争过程中，医学知识同古代哲学相结合的结晶中医学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密切相关，二者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与中国古代哲学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渗透，对中医理论的最后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战国至秦汉时代，我国进入了封建社会。这一时期，在祖国医学取得空前发展的同时，蕴含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辨证法思想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以及“天人相应学说”等古代哲学思想亦在不断完善。当时的医家借用了这种哲学思想，将它们成功地引入医学领域，用以总结、解释已取得的医学成果，并编撰了许多医学著作，其中《黄帝内经》反映了当时我国医学的最高成就。

《黄帝内经》以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天人相应学说为工具，不但系统地论述了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诊断、预防和治疗，而且将疾病的发生与自然、

社会联系起来，具有生物一社会一心理医学模式的雏形。《黄帝内经》主张以人为本,《素问》中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唯贵于人”，确立了人在医学中的主体地位。《黄帝内经》还主张应“人参天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与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体通过全身孔窍与大自然息息相通，促进人体血气循环，“弃其陈，用其新，精气日新”，处于“新陈代谢”的不断变化之中，

反映了医学世界的整体性和变动性。它对疾病的认识，不仅注重于“邪”、尤其注重于“正”，提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种“正邪斗争”的发病学观点，使中医学一开始就居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

《黄帝内经》的另一个伟大成就在于它确立了中医学的研究方法一“有诸内必形诸外”，即透过现象认识本质。运用这种方法论，它从整体宏观角度将人体的生理和病理概括为五大功能体系，创立了独具特色的中医脏象学说、经络学说、气血津液学说等生理、病理观。这些学说的建立，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而且使中医学有可能在科学技术相对不发达的情况下，运用哲学的力量，对人体及疾病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索。

《神农本草经》大约成书于秦汉时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对药物的研究亦采用了当时的哲学思想，提出君、臣、佐、使、七情和合以及四气五味等概念，从而将实践与理论融为一个完满的有机整体，对中医临床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2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基础—阴阳五行学说与中国古代哲学

阴阳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它概括了古人对自然界发展变化规律的认识，是古代中国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

我国古代哲学家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亊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最基本的元素组成，称为“五材”；这五种元素不仅具有相互资生、相互制约的关系，而且是在不断运动、变化之中，称为“五行”。阴阳是古人对宇宙中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和现象对立双方的概括。

中医学阴阳学说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的组织结构既是有机联系的，又可划分为相互对立的阴、阳两部分，如人体的五脏属阴，六腑属阳；具体到每一脏腑，也有阴阳之分，如心有心阴、心阳，肾有肾阴、肾阳等。中医学还应用阴阳学说来说明脏腑间在生理、病理上的相互影响，指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如阴阳学说认为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是由阴阳两个方面保持对立统一的协调关系的结果，中医学认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即阴阳平衡才能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阴阳失衡则导致疾病的发生。

中医学五行学说将人体内脏分别归属于五行，以五行的特性来说明五脏的生理特点，如肝喜条达，有疏泄的功能，木有生发的特性，故认为肝属“木”；心阳有温煦的作用，火有阳热的特性，故认为心属“火”等。同时中医学还应用五行学说来说明脏腑之间在病理上的相互影响，指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如肝病可以传脾，是木乘土；脾病也可以影响肝，是土侮木等。

3中医学的认识方法与古代哲学

中医学的认识方法主要为整体观，在中国古代哲学的意义上，集中表现为具有当代系统论意味的整体观、综合观。中医学的整体观基本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1高度重视人体生理功能与自然环境的统一：中医学认为四时之气有消有长，人也应顺应这种消长规律。春养生，夏养长，秋养收，冬养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记载：“故四时阴阳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

3.2特别注重社会环境和情志致病：中医学认为，从心理属性而言，正常的情志变化并不致病，但过度的心理失衡则是致病的重要原因^

4中医学的治疗方法与古代哲学

中医治疗极具思辨和人文色彩，含有丰富的哲学和辩证法思想。

4.1辨证论治：辨证论治是中医学整体观念在治疗学中的具体体现与实践，也是中医治疗学的特色与精华。中医学认为，任何一个病证都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与其周围事物密切联系，并且是在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治疗疾病时应根据每个患者的客观实际，通过望、闻、问、切等诊断方法，不仅要确诊病人患了何种疾病，而且要了解病人的病情属于何“证”，治疗方案主要针对这种“证”而制定，即为“辨证论治”。

4.2中医治疗学的治则：中医治疗学的治则主要有治未病论、治病求本论、因势利导论、三因制宜论等，也体现了其古代哲学和辩证法思想。

其中“治病求本论”是中医治疗的重要治则。标、本是古代哲学辨证法的一对范畴。中医学引用这一概念，来说明疾病的正与邪、现象与本质等的关系。“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

中医治疗的“三因制宜论”指治疗时要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中医学认为任何一个疾病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要受人的体质禀赋、性情习惯、地域环境、时令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影响。“三因制宜”就是要充分考虑到人、时、地三方面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从而做到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因人、因时、因地辨证施治，这体现了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的哲学精神。

中医基础病因学说第7篇

《中医学》作为一门临床学科的课程，在西医类高职高专院校中，由于课时量少，教学内容牵涉面广，给《中医学》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为了提高《中医学》教学质量，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努力。

1 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方式

中医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维模式不同于西方医学。张登本[1]认为中医的思维方式，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具有长久稳定而又普遍起作用的思维定势或曰思维惯性，是一种被定型化的思维样式、结构和过程，是学习、研究、掌握和运用中医理论的基本样式、基本立场和基本态度。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方式，可以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两大主要特点着手，即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张虹[2]提出中医学体系中的整体观念有助于学生用联系的观点来看问题，培养他们善于发现疾病和一切致病因素之间的关系、疾病与疾病之间的关系以及疾病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辩证论治有助于学生树立以人为本的治疗理念，重视个体体质、年龄、性别、地域、时间等因素对疾病的影响。

整体观念是对人自身的整体性、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人与社会环境的统一性的认识。如《黄帝内经》所说：“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辨证论治是对于疾病的辨别和诊治的认识。如感冒分为风寒感冒、风热感冒；咳嗽分为风寒犯肺、风热犯肺、燥邪伤肺、痰湿阻肺、痰热郁肺、肝火犯肺、肺肾阴虚等。中医思维方式是学习中医学课程的灵魂，贯穿于学习理论知识和锻炼实践操作技能的全过程。教师在授课中紧紧围绕整体观念、辨证论治这两大特点，引导学生逐渐形成中医思维方式。

2 重视中医基础理论的学习

包海燕[3]提出在《中医学》这门课中，首先开启中医神秘面纱，面向初学者的就是中医学的入门课和基础课――中医基础理论。故本门课程教学效果的好坏基本上奠定了中医学习者们对中医的初步印象及学习基调，并将深刻影响后续课程的学习。中医的基础理论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它主要包括阴阳、五行、运气、脏象、经络等学说，以及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则治法、预防、养生等内容。是学生学习中医学的第一课，也是后续学习过程中重要的理论指导。专科医学院校的《中医学》课程涵盖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针灸推拿学、中医内科学等5类学科的知识，而中医基础理论知识贯穿于《中医学》学习的整个过程，如五脏、六腑、奇恒之腑的生理功能及相互关系；阴阳学说作为疾病诊断的重要依据，同时也被用来剖析、总结药物的性能、作用；五行学说在治疗疾病时对脏腑用药的指导意义，以及根据五行学说可以针对疾病确立具体的治则治法等。中医基础理论的学习需要安排充足的学时，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藏象学说的讲解务必深入透彻并适当练习临床诊治、用药。使得中医基础理论的讲解不再空洞无物，也为后续的学习打下理论基础。

3 灵活运用病案分析授课

临床病案详细真实的记录了诊疗的全过程，直观地反映了医生的诊断思路和诊疗方法及用药情况，是临床医学学习中理论联系实际的一座桥梁，是学生从学习理论知识到应用理论知识诊疗疾病的重要工具。安排学生分组讨论病案，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收集信息能力，辨别诊断能力，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惠翠兰[4]等研究表明病案讨论能以最快速度使学生从理论转向实践，在课堂上就能接触到了临床，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中医传统医案众多，授课教师应在有限的课时内筛选出来最具针对性、与临床教学密切联系的医案进行讲授。具体做法，可以结合PBL教学法（即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problembasedlearning，PBL），给学生展示病案，并提出问题，给学生一定的思考时间，组织学生分组对病案进行讨论，分析问题。最后，教师听取各组讨论结果，做归纳总结。这种方法以教学目标为基础，以病案为核心，以学生为主导，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是一种良好的中医学教学方法。

4 以实践教学为依托

中医基础病因学说第8篇

关键词 中医体质学 四象医学 研究比较

中医体质学是指导中医临床诊断、辨证和治疗的重要理论之一，近年来在中国研究日趋深入，取得多项成果。在韩国医界，体质问题亦为众多医家推崇与重视，并有多方面的研究与进展。韩医“四象医学”与中医体质学同出一源，均非常重视对个体体质差异性的研究，但由于受地理文化、社会环境、民族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使体质研究在中、韩两国医学界形成了一定的差别，本文拟从以下方面进行研究比较。

1 理论渊源

从理论形成的渊源来看，中医学在几千年发展历程中，对人体体质的认识与研究有着丰富的内容。其中，《内经》为中医体质理论的源头，《伤寒杂病论》为体质理论应用的开端，历代医家为中医体质理论的延伸与应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由于《内经》体质理论多偏重于“气质”方面的阐述，不便于临床应用，历代医家虽有相关应用方面的论述，亦未形成理论体系。20世纪70年代以王琦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展了体质学说的研究，并发表相关论文，1978年王琦、盛增秀第一次明确了“中医体质学说”的概念，并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中医体质学说》［1］，从基本概念、体质分类、体质与发病、体质与治疗等方面，进行了中医体质理论体系的构建，至《中医体质学》［2］的出版，标志着中医体质从学说到学科的建立，受到中医学术界广泛关注与肯定。在其影响下，一大批研究论著与科研成果相继发表，形成了中医体质学研究热点。21世纪初，中医体质理论编入《中医基础理论》教材，由王琦主编的《中医体质学》最终成为独立刊行的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创新教材，标志着中医体质学正式成为一个专门的分支学科［3］，并以其成熟的理论在教学等领域发挥稳定而持久的作用。

“四象医学”是朝鲜名医李济马(1837―1900年)在《灵枢•通天》“五态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五态人”是指根据阴阳含量的多少，并结合个体的行为表现、心理性格及生理功能等将体质分为五类，即多阴而无阳的太阴之人、多阴少阳的少阴之人、多阳而无阴的太阳之人、多阳而少阴的少阳之人以及阴阳之气平和的阴阳平和之人［3］。李济马认为人的体质应该是或阴或阳，不偏不倚的中和之人是不存在的，因此，把其中没有实际临床意义的平和之人去除后，形成太阳人、少阳人、太阴人、少阴人四种类型，把每种类型体质的结构形态、五官特征、情志性格、饮食嗜好等同脏腑的大小及其相关生理功能、病理特征联系起来，同时与药味的四气阴阳性能相对应，将日常摄取的饮食区分属性，与体质阴阳结合，由此形成了融预防治疗、保健长寿为一体的四象体质医学体系［4］。尽管中、韩对体质理论的研究各有所侧重，但二者是“同源异流”的。

2 理论内涵

中医体质理论研究是中医基础理论的创新点与突破口，它有三个关键科学问题：①体质可分论：人类体质可以客观分类，中医体质分类具有文献依据、临床依据和相应的生物学基础；②体病相关论：体质和疾病有明显的相关性，体质类型影响发病的倾向性；③体质可调论：体质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可变性，通过干预调整其偏颇，体现体质可调性。这三个关键科学问题是中医体质研究的基本要素［5］，在此基础上，中医体质学理论内涵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在理论体系上，拓宽以阴阳、五行、藏象、经络、气血津液为主要内容的基础理论框架，深入阐明中医体质学“形神合一”、“治未病”、“治病求本”、“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思想；②在病因上，延伸“三因学说”的内容，如从禀赋遗传角度拓展对遗传性、过敏性疾病的认知；③在病机上，论述体质与证的形成及从化关系，通过体质特征把握疾病发生、发展及其转归，丰富病机学说；④在诊疗体系上，重视辨体与辨病、辨证相结合，为临床提供新的诊疗模式，即在临床上突破单一“证”的认识层次，形成丰富多元的视角；⑤在防病治病上，通过分析不同体质状态及其分类特征，把握人的健康与疾病整体要素，制定防治原则，选择相应的治疗、预防、养生方法，即从具体的人出发，权衡干预措施，体现以人为本、因人制宜的思想。

韩医学以“天、人、性、命”整体观为理论指导，以其“四维之四象”结构为主要内容, 以辨象论治为主要特征。“四象医学”具有两大基本原理，即阴阳的对立统一原理和太少阴阳的四元构造原理，来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及心性。“四象医学”的理论核心在于四象阴阳论［6］，四象阴阳论是以“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分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变阴合四象生焉”的哲学思想为指导，把阴阳学说当做宇宙一切事物发生、发展和消亡的法则。以天机和人事、性和命、知和行、善和恶、轻和重、哀怒和喜乐、上焦和下焦、温热和寒凉等阴阳变化规律及对立统一的有机联系，阐明了人体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人的体质受“天理之变化”而形成，同时受喜怒哀乐的情志变化影响，决定人体阴阳升降的生理和病理，并在阴阳升降的调节中治疗病证，以此作为“四象医学”的核心内容。其理论内涵表现在以下方面［3］：①在理论体系上，对自然界、社会与机体之间的关系及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尽管与中医学的某些理论相似，但“四象医学”对自然界、社会与有机体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做了系统解释，对脏腑生理提出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即太阳人“哀性远散则气注肺而肺益盛，怒性促急则气激肝而肝益削，故肺大而肝小也”；少阳人“怒性宏抱则气注脾而脾益盛，哀性促急则气激肾而肾益削，故脾大肾小也”；太阴人“喜性扩张则气注肝而肝益盛，乐性促急则气激肺而肺益削，故肝大而肺小也”；少阴人“乐性深确则气注肾而肾益盛，喜性促急则气激脾而脾益削，故肾大而脾小也”等。同时“四象医学”对人体生理机制也有独特的理论。②在疾病分类上，“四象医学”根据“四象人”的脏腑生理，对疾病分类采取了相应的方法，即少阴人肾受热表热病，少阴人胃受寒里寒病；少阳人脾受寒表寒病，少阳人胃受热里热病；太阴人胃受寒表寒病，肝受热里热病；太阳人外感腰脊病，内触小肠病等。③在诊断方法上，韩医根据其民族的特点，按人的体质性格和精神心理状态进行辨象、辨证等。④在临床治疗用药上，认为一种疾病因“人象”不同，出现症状不同，用药也不同，并根据阴阳失调原理，提出了“四象”人的基本药物方剂，归纳出太阴人用药106种，少阴人用药72种，少阳人用药90种，太阳人用药10种。形成了具有“体质医学”特点的民族医药学。

3 体质形成与体质分类

不同体质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先天因素决定。中、韩都强调了先天因素在形成不同体质中的重要作用，双方的认识差异在于：中医学认为，体质是在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并强调了饮食因素、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因素及社会、精神因素和疾病因素对体质形成、发展过程的影响，即体质的不同，不仅决定于遗传因素，而且也受后天环境因素的深刻影响。

而韩医学更重视先天因素对体质形成的影响，如《东医寿世保元•四端论》对体质的形成认为:“人禀脏理有四不同,肺大而肝小者名曰太阳人;肝大而肺小者名曰太阴人;脾大而肾小者名曰少阳人;肾大而脾小者名曰少阴人。”其中“大”、“小”指形状大小和气之强弱两方面。由此可以看出,李济马认为四象体质多由先天因素决定。

对于体质类型，中医从体质理论的产生起就开始了对体质类型的研究，根据每一个体的体质特征进行综合归纳区分为不同的类型，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医家从不同角度对体质类型进行了划分，从而初步形成了体质分类的多样性［3］。①以五行属性进行分类，如《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篇中即根据个体的形态特征、肤色、功能特性、心理、行为特征及对环境适应能力的特点，归纳总结出木、火、土、金、水五种体质类型，并在每一类型中又以五音结合经脉的归属与特性再分五个亚型，而成二十五种体质类型；②以阴阳多少分类，如《灵枢•行针》和《灵枢•通天》根据人体阴气与阳气的多少、盛衰不同作为分类依据，将人分为重阳、重阳有阴、阴多阳少和阴阳和调四种类型以及太阴、少阴、太阳、少阳、阴阳和平五种体质类型；③以人体不同的形态特征分类，如《灵枢•逆顺肥瘦》从形态结构、气血情况等方面将体质分为肥人、瘦人、常人、壮士和婴儿等不同类型，“（肥人）广肩腋项，肉薄，厚皮而黑色，唇临临然，其血黑以浊，其气涩以迟。”；④以心理特征差异分类，包括勇怯分类法和形志苦乐分类法。如《灵枢•论勇》：“勇士者，目深以固，长衡直扬，三焦理横，……，眦裂而目扬，毛起而面苍，此勇士之由然者也。”；⑤从临床实践角度划分，如汉代张仲景根据临床观察提出了“强人”、“羸人”、“盛人”、“虚弱家”、“虚家”、“素盛今瘦”、“阳气重”、“其人本虚”等多种体质特征，从不同侧面描述了体质差异；明代张景岳的脏象阴阳分类法，从禀赋的阴阳、脏气的强弱偏颇、饮食好恶、用药宜忌等方面，将体质分为阴脏型、阳脏型、平脏型三类；清代叶天士和华岫云的阴阳属性分类法，章虚谷的阴阳虚实分类法，近人陆晋生的病性分类法和金子久的虚弱体质阴阳分类法等均属此类；现代学者从临床实践角度对现代人常见的体质类型进行了分类，如六分法、七分法、九分法、十二分法和小儿体质分类法等。王琦采用文献研究、流行病学调查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临床观察，提出了9种中医体质分类法，即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质、特禀质等9种基本类型。从中医对体质类型的研究来看，每一类型的体质，都包括了体型、面型及个体的形、神、色、态、舌苔、脉象及心理性格、饮食习惯、二便状况等各方面，不仅论其正常状态下的体质特征，而且也论及了该体质类型的病理特征，包括发病规律和治疗用药特点等。

韩医“四象医学”依据脏腑阴阳的盛衰变化，将人的类型分为太阳人、少阳人、太阴人、少阴人，是以《灵枢》的分型为雏形而创立的。例如《灵枢•通天》说:“太阴之人, 多阴而无阳, 其阴血浊, 其卫气涩……”，与“四象医学”中的肝大肺小所致的肺气不足有关；又如“少阴之人, 多阴而少阳……其阳明脉小而太阳脉大……”，与四象人学说中的少阴人的肾大脾小, 以及脾与阳明脉, 肾与太阳脉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四象人根据各类型人的性情分类, 再以其性情决定人体阴阳升降的生理与病理, 并在阴阳升降的缓速调节中治疗病证, 这些“四象医学”核心内容, 也是与中医体质学有所区别的部分［7］。

从分类方法上来看，中医的指导思想是整体观，分类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学说和脏象学说，分类的依据则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阴阳气血津液的盛、衰、虚、实变化在不同个体的表现特征，并侧重于临床体质的病理分类。从中、韩双方现代体质类型的研究来看，尽管双方体质划分的类型不同，但基本上都是以临床应用为出发点。

4 临床应用

中韩双方对体质的研究，都是以临床应用为目的，但由于双方医学研究实际存在的差异，在体质的临床应用方面亦有所不同。

4.1 中医体质学临床诊疗特征：分以下几方面讨论。

4.1.1 辨体―辨病―辨证的诊疗模式：该模式是以体质、疾病、证候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前提，将辨体、辨病、辨证相结合，进行综合运用的一种临床诊疗模式，其核心是辨体论治。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特色和临床诊疗的主要手段，与辨病（包括中医的“病”和西医的“病”）论治一并为临床所习用。辨证的指向目标是“病”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将疾病某一阶段的病理特点与规律作为研究的主体，是考虑脏腑气血阴阳盛衰的现状及与本次疾病的关联，并概括现阶段疾病对机体所造成的影响；辨病的指向目标则是疾病全过程的病理特点与规律，是对某一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总体认识，诚如徐灵胎所云：“凡病之总者，谓之病。而一病必有数症。”而辨体所指向的目标是“人”，将人作为研究的主体，主要诊察形体、禀赋、心理以及地域和奉养居处等对人的影响，亦即人对这些因素的反应。以此分析某类人群脏腑阴阳气血的多少，对某类疾病的易罹性，分析某种体质之人患病后体质对疾病的影响，即疾病发展的倾向性，以及对药物的耐受性等。在患病过程中，体质、疾病、证候三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反映了疾病的本质、规律与特征。而病与证的发生都以体质为背景。由于“体质”、“疾病”、“证候”对个体所患疾病本质的反映各有侧重，所以强调“辨体”、“辨病”、“辨证”相结合，有利于对疾病本质的全面认识。因此辨体、辨病、辨证在临床诊疗中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由此构成一个完整的诊疗体系，它充分体现了中医临床思维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面对纷繁复杂的临床问题，在具体运用“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时，须把握客观现实情况，斟酌权衡，因势利导，或防病重调体，或治病先调体，或治病兼调体，尤其当无证可辨时，调体还可以补偏救弊［8］。

4.1.2 三因制宜的诊疗思想：指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与因人制宜相结合，其中以因人制宜为核心。因人制宜，实指“因体质制宜”，朱丹溪在《格致余论•治病先观形色然后察脉问证治》中说：“凡人之形，长不及短，大不及小，肥不及瘦，……，而况肥人湿多，瘦人火多，……，形色既殊，脏腑亦异，外证虽同，治法迥别。”人类的发展有其自身遗传的倾向，在共性之中存在着不同的个性，不管是从形体上还是从心理上，都有自己的素禀特点，因而有强弱之异，偏寒偏热之殊，阴阳盛衰之别，故在疾病治疗的各个环节中，都要考虑到患者的体质。气虚者宜益气解表，用人参败毒散或参苏饮，甚或补中益气汤，阳虚者宜温阳解表，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或再造散。临证治病，必须审度患者的体质，权衡强弱而治，做到“因人制宜”。同时，季节气候的差异、地理环境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人体的生理活动，形成不同的体质，即使患同一种病症，其治疗用药亦有所不同，如西北地区用桂、附量远比东南地区为重，这也是中国地理条件的特殊性决定的。

中医基础病因学说第9篇

医学教育分为两个阶段：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形态学是低年级的课程，组织学与胚胎学、人体解剖学、寄生虫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等都属于基础医学形态学范畴。对低年级医学生，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学生而言，从高中到医学院校，学习方法、学习内容和老师教学方法都有很大改变，对他们来说这是一道坎，如何帮助低年级的医学生迈过这道坎是医学教育成败的关键。

1.1少数民族地区医学院校低年级学生对新的教学方法不适应

我国中小学教学，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学，主要以传统教学方法为主，以教师为中心，以考试通过率为目的的应付考试，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相对较弱，加上老少边山穷地区的社会发展历史和地理环境等因素，少数民族地区从学前教育到小学和中学，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教学环境和教学条件方面都相对落后。少数民族地区的数学、物理和化学，特别是音乐、体育、美术和外语的教学水平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不小，有些地方的中小学老师还是“万金油”式，既上语文、数学，又上物理、化学，甚至还兼美术、音乐、体育，教学能力和教学精力都有所欠缺，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文化素质。虽然来自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拥有吃苦耐劳、礼貌、善良等诸多优点，但是家庭、环境等因素造成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知识面、学习能力和交际能力有所欠缺，有不同程度的自卑心理，因此，来源于经济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低年级学生综合素质较发达地区差。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从高中踏入大学大门，有许多问题需要面对与挑战，要求少数民族地区的低年级医学院校的学生从传统被动学习转变为自主学习，会有更多的困难和更长的适应过程，需要老师、同学积极和主动的帮助。

1.2少数民族地区医学院校基础医学形态学老师对相关病例临床知识欠缺

在强调培养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今天，作为基础形态学课程授课教师，在教学中我们要注意引导学生多思考，训练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因为“思考会变成一种激发智力的刺激”，使学生获得内化知识和独立工作的能力。要改变基础医学形态学教学与临床脱节的现状，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变以往的纯接受知识到自我获得、整合知识。首先是我们每一位基础医学形态学课程授课教师都应掌握相应临床基础知识，其次与临床医生联合教学。也就是说要学生联系临床实际，老师首先联系临床实际，要学生把基础与临床知识整合，我们老师首先把基础与临床知识整合。基础课老师案例教学课堂经验缺乏，也导致病例的搜集、整理和应用的能力不足，但少数民族地区医学院校基础医学形态学老师外出进修机会少，与临床脱节的时间较长，因此对相关病例临床知识欠缺，影响案例教学法在基础医学形态学的教学效果。

1.3少数民族地区医学院校相关医院病例档案建立不完善

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经济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医学院校相关医院病例档案建立时间较短，有些病例记录不够规范和详尽，病例来源不足，数量不多，病例种类不够丰富。电子病例档案建立时间较短且不完善，给少数民族地区医学院校教师特别是基础医学形态学的教师对病例的寻找和筛选带来困难，而病例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案例教学法在基础医学形态学教学效果，这就需要基础医学形态学老师在临床医生帮助下花更多时间和精力收集和精选与各科基础医学形态学的相关病例。

1.4少数民族地区医学院校基础医学形态学案例版教材需要完善

教材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教学的质量，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医学院校基础医学形态学案例教学法起步较慢，电子病例档案建立时间较短且不完善。病例数量、质量都有所欠缺，加上案例教材编者经验不足，所以基础医学形态学案例版教材需要在应用过程中不断修改完善。

2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医学院校基础医学形态学案例教学法的教学质量

2.1培养少数民族地区医学院校低年级学生自学能力

为了克服学生自学能力不足的缺点，课前老师必须按教学大纲要求认真备课，根据讲授内容选择耳熟能详、通俗易懂，而且典型的病例，提出与教学相关知识点密切相关的问题，问题难易度和数量一定要适中，难度过大学生不能用所学的知识解答，授课老师必然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解答，一定会影响相关基本知识的讲解，问题数量太多学生难以消化，影响学习的效果。将病例、相关主要问题以及所需讲授的知识内容传到教学网络互动平台上，学生可以预习，并通过查找资料提前学习和思考有关问题。课堂上，老师通过现代信息化教学技术丰富案例教学法的教学手段。视频播放导出案例，创造情境，幻灯片展示授课重点、难点，这样，既可节省宝贵课堂时间，又可使课堂讲授内容变得形象、生动，对学生的理解和记忆都极有帮助。课后，老师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沟通技术，比如，短信、QQ等信息反馈，与学生及时互动，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2.2解决少数民族地区医学院校基础医学形态学案例相对匮乏问题

通过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医学院校附属医院电子病例档案规范建设，方便应用和共享有限病例档案，有利于基础医学形态学的教师寻找和筛选。同时，与临床实习医院共建完备的病例档案库，发动带教老师和实习学生积极收集病例为母校提供优质典型的病例，增加病例数量和质量，提高基础医学课程的授课老师对教学案例的收集、精选能力。此外，通过加强医学院校之间的交流，共享典型病例资源来解决案例相对匮乏问题。

2.3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医学院校基础医学形态学老师相关病例临床知识水平

虽然少数民族地区医学院校基础医学形态学的老师绝大多数都是毕业于临床医学专业，但是临床经验不足，脱离临床实践时间太长，在病例的筛选、编写和对基础医学形态学的具体知识点的连接上都有所欠缺。基础医学形态学老师需要学习与本专业密切相关的临床知识，不断更新自己专业知识结构，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才能恰当应用案例，激发学生学习基础医学形态学的积极性，更好回答学生提出问题，提高教学效果。

2.4精心编写和不断完善少数民族地区医学院校基础医学形态学案例版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