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国外论文第1篇

【摘 要】教育服务贸易的出口可以为本国经济带来较大收益，如何开展教育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境外消费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本文借鉴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对中国境外消费类的教育服务贸易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论文关键词】教育服务贸易 境外消费 一、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境外消费现状 教育服务贸易有四种方式:(1)通过网络、函授教育等形式提供教育服务的跨境交付；(2)出国留学和培训的境外消费;(3)在其他成员方境内设立办学机构或合作办学的商业存在形式;(4)一成员方教师赴另一成员方境内的教育机构任教的自然人流动形式。 目前教育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的境外消费方面，即留学和培训等形式的境外消费方式，本文就如何借鉴教育服务贸易发达国家的经验，提高我国教育服务的境外消费形式做一个探讨。 我国以境外消费的方式进口教育服务特别是高等教育服务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历年海外学习的留学生人数250万人中，中国向世界各国输送的留学生就达13%，约为32万5000人。中国作为留学生输出大国，在2007年向世界各地的109个国家输送了14.4万名留学生。从教育服务的出口看，2007年，来我国学习的外国留学人员共计19.5万余名，来自188个国家和地区，分布在全国31个地区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其中绝大多数是接受短期中文语言培训。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留学教育服务贸易逆差比较严重。伴随着居民的教育服务购买需求逐渐增加，教育服务购买力不断增强，同时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匮乏、教育体制相对僵化，我国将有更多的学生出国留学，教育服务贸易逆差将会进一步扩大。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现状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教育服务贸易逆差较大。改革开放以来，来华留学生人数有了迅猛增长，但短期语言进修者占了大多数，譬如近年来华留学生中超过六成是来我国学习汉语语言学。我国对国外教育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出国留学人数持续攀升，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但来华留学人员却增幅有限，这种少进多出的局面有扩大的趋势。 贸易条件不利。国内外留学费用差距很大，赴外留学学费远高于来华留学学费，我国的一流大学，对本科留学学费一般定为3000美元，而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一些高校，办学质量不及我国一流大学的水平，学费却高达上万英镑。 教育层次低，来华时间短。目前来华留学生中绝大部分是进修生、本科生。这与我国赴发达国家留学生大多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位差别较大。我国出国接受教育的学历层次明显比其他国家高。 来华留学生国别结构单一。按洲别统计，2007年来华留学生中来自亚洲的人数仍然占首位，占全年来华留学生总数的72.47％，其次为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 二、境外消费类的教育服务贸易强国的经验借鉴 世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实施了大学国际化战略，为提高高等教育境外消费的能力和水平，各国把教育服务贸易的出口作为一种目标加以实现。 目前，教育服务贸易出口额最高的是美国，其次是英国，其后依次是澳大利亚、意大利、加拿大。其中，中国留学生首选留学美国。接受世界各国留学生高达23%的美国，每年约接纳2万2000名中国留学生。而世界著名的剑桥、牛津大学所在地——英国，是中国留学生的第二选择。在英国有世界前100名大学中的四分之一，并且前往留学英国的中国留学生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每年约有2万名中国留学生赴英留学。位居第三的是中国移民众多的澳大利亚，每年约有1万9000名中国留学生。中国留学生在选择留学时日本居第四位，日本接受的外国人留学生当中，中国人留学生占据60.2%。 1.美国最具吸引力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 美国是世界上招收留学生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高等教育境外消费水平最高的国家。美国有四千多所大学，全世界排行前一百名的学校，美国占到50%。美国高等院校，无论是数量、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都居于世界前列。为吸引优秀的国际留学生，美国大学更是设立了诸多奖学金、助学金和政府补贴等，并且以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和绿卡政策吸引优秀外国学生留在美国为其服务，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吸引留学生最多的国家之一。 2.英国是经久不衰的热门留学国度 英国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英国政府大力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和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政策，一是大力向海外宣传英国高等教育的开放性；二是对英 国招收海外学生的学校采取优惠倾斜政策；三是调整学科、课程和学制，大量增加国际性课程，以适应海外学生的求学需要。 英国成为最受中国留学生青睐的国家之一，中国目前至少有38万名学生留学海外，留英学生占了总数的13%。看准了这一市场的潜能，英国大学纷纷采取各种策略——员工通晓中文，大学网站增设中文网页；设立专门供中国学生申请的奖学金；在中国开分校等，吸引中国学生。2008年大约有75000名中国学生在英国学习，华威大学、曼彻斯特大学以及拉夫堡大学历来都有吸纳中国学生的传统。 3.澳大利亚是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国度 教育出口是目前澳大利亚第八大出口产品和第三大服务贸易出口产品，仅次于旅游和运输。澳大利亚政府明确提出高等教育应成为一种“产业”，要通过招收留学生来增加外汇收入。澳大利亚联邦教育培训青年事务部设立国际教育司和国际政策司，专门负责留学生事务，教育部在10个国家设有办事机构，主要办理促进澳大利亚教育出口事宜。为吸引更多的海外学生，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在世界各地举办研讨会，参加各种有关教育的国际展览会，加强宣传力度，广揽各国学生。 澳大利亚一直保持着稳定的移民政策，每年都能吸引着数以万计的人才，在去澳大利亚留学的人绝大多数是把留学和移民捆绑在一起的，因此在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时候也是从移民的角度入手，选读的都是澳大利亚官方宣布的紧缺人才所需的专业，如TAFE课程或是会计、IT类、工程等专业。澳大利亚教育出口成绩卓越，说明国际社会已经逐渐认可澳大利亚的教育质量。澳大利亚2007年中国学生全年注册人数超过10万人，年增长18.9%，并呈继续增长态势。 4.亚洲其它高等教育出口大国 亚洲的日、韩、新等发达国家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到该国留学，也制定了新的留学政策，以扩大高等教育服务贸易。 这些亚洲国家与中国文化相近、教育质量高、就业前景乐观、来往交通便利，是众多中国学子的留学目的地。带有西方色彩的新加坡实行英联邦教育体制，也较适合中国留学生。 三、中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的政策建议 英国文化协会和澳大利亚IDP教育机构曾预测，全球范围内出国留学的人数到2020年将增长到580万。这是一个令世界各国垂涎的巨大贸易市场。作为贸易大国，我们必须及早制定相关发展对策，积极发展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抢滩更大的市场份额。 1.增加高等教育的宣传 我国吸引外资在发展中国家列居首位，2007年对外贸易总额更是高达21738亿美元。世界需要了解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风俗习惯，而这些都需要到我国留学、进修和培训，这就为扩大高教服务出口提供了大好机遇。 目前在美英等发达国家，非常明确把教育划归为服务行业。而我国高校，多年的计划经济影响以及受目前我们的高等教育体制束缚，仍具有根深蒂固的“坐商”思想，由于中国高教资源的匮乏，也削弱了高等教育对外宣传的动力。建议国内高校加大在国际市场上的招生宣传，不仅要对主要生源地的亚洲国家进行宣传，更要加大在非洲等其它国家进行招生宣传。 2.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学位的认知度 学历学位的国际认同度较低，制约了我国国际教育服务出口贸易的发展，也是我国教育服务贸易逆差居高不下的原因。尽管加入WTO后，我国政府已先后与20多个国定和地区正式签署了《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历和学位的协议》，但仍有许多国家和地区不承认我国高等教育的学历和学位。我国高等教育在提高自身质量和吸引力的同时，也要积极拓展学历和学位的国际认知度。 3.完善奖学金、助学金体系，增加就业机会 目前，高校中针对留学生的奖学金种类和金额都很有限，我国法律规定禁止外国留学生和进修学者在我国就业，这些规定使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自费留学生负担加重，限制了留学生的招生规模。影响留学生招生规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留学生医疗保险保障机制的不完善。这些都不益于创造一个良好的留学环境，也会影响我国高校的留学生招生规模。借鉴美国的经验，通过为国外留学生创造在中国就业的各种机会，来进一步刺激来中国的留学需求。 4.加大对传统学科和比较优势学科的推广 我国汉语言文化教育和中医药教育在国际教育服务市场有绝对优势。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上学习汉语的需求逐年增加，汉语与英语一道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日本95%以上的大学将汉语作为 最主要的第二外语，美国将汉语作为公共外语的大学超过700所，法国近几年参加汉语水平考试(HSK)的考生人数以每年60%的速度递增。随着中医药在世界上的影响不断扩大，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已认可中医药学的独立。 我国有些学科如建筑、机械、发电、能源等应用性强的学科具有相对较高的学科发展水平，理工科方面的研发能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逐渐缩小。与其他众多发展中国家相比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是潜在的留学教育市场，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学生而言，来华留学更具有实用性和针对性。因此也要加强该类学科的对外宣传，刺激国际需求，扩大国际留学生的招生规模。 未来的教育将是日趋国际化的开放系统，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主动与国际接轨、加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将是大势所趋。

消费国外论文第2篇

关键词：信息消费 消费行为 消费评价 研究综述

自21世纪以来，伴随着信息经济和网络经济的迅速发展，信息日益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和首要因素。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它在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同时，由其引致的信息消费正成为社会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并在居民消费中所占的比例愈来愈大，成为人们消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随着信息消费开放性与互动性的日益增强，国内外学者对信息消费相关文献的研究，从理论价值上讲，有利于丰富消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能为人类生活消费结构研究提供一个理论素材；从实践价值上讲，对于居民合理安排家庭消费结构、对于一国处理生产消费比例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为信息消费市场提供发展平台，对促进我国信息化建设和经济健康发展及对推动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国外信息消费研究综述

（一）信息消费行为研究

Shirk John C（1998）在《终身学习的代价和好处：消费者行为》中从终身学习的角度出发，研究不同年龄、不同人群、不同教育水平、不同社会地位的消费者的行为类型及不同的学习类型。Freedman、Deborah S.、Thornton与Arland（1990）在《未成年人的消费热情：决定因素和暗示》中研究了未成年人的消费热情，发现未成年人通过自己赚钱去追求物质消费并获得物质消费的能力，但对未来消费目标的不现实需求则由父母提供。Dan Ariely在（2000）《控制信息流动：对消费者决策和偏好的影响》中认为信息销售商给消费者提供能够使其做出决定的信息是信息销售商的主要目的之一。控制信息流动的结果能帮助消费者更好地满足其偏好，使消费者对自己的行为更自信。Rohini Ahluwalia（2001）在《有时感觉很正确：产品信息的一致性影响和不一致性影响的不同衡量标准》中指出在信息相似的情况下，产品的判断更注重消费者的态度，消费者短暂的心情变化可能会导致对产品信息的一致或不一致反映并当认为当享乐原则比利用原则更重要时，产品信息的强化影响就会出现。

（二）信息消费社会研究

Jonathan M.Smith（1997）在《活跃的网络：2020前景》中指出信息消费的前景受到限制，其主要特征是与网络表现的活跃性不同步，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把正确的信息传递给信息消费者，使信息消费者摆脱自身的限制。Kellerman（1999）在《信息社会》中认为信息社会主要是由产品和消费两部分组成；信息经济不仅是信息商品在市场上的买卖，且包括在许多组织中的消费；高水平的信息消费及信息手段有可能被用作一种可取的广泛的通讯方式。M.J.Norton（2002）在《发展中的信息经济学：对数字改革的反映》中认为数字变革会带来政策和发展问题，并提出了信息消费经济学在数字世界中必须发展其新理论。

（三）信息消费评价研究

Anne Hoag（1998）在《评估使用和满意度—电缆调制解调器和因特网》中研究了电缆调制解调器对网络消费及其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消费者的满意度相当复杂，这种方法也可用到数字图书馆和电子出版等领域。Howard Kunreuther（2001）在《在线产品的评论和电子社区对市场结果的影响》中认为一直以来消费者报告是产品目录的来源信息，产品在线社区和在线消费者的评估在消费者购买决策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根据英国伦敦城市大学信息行为与评价研究中心的研究，在新数字环境和网络环境下，信息行为与信息使用者、生产者和大规模系统的互动存在着关联；网络作为评价文化和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接口，对出版商、政策决策者、图书馆员、信息消费者的行为、相关法律政策等产生重要影响，如何评价信息消费及生产、信息的质量及其可靠性和信息影响等成为信息消费的重要问题。

国内信息消费研究综述

（一）信息消费理论体系研究

郑英隆（1991）在《信息产品消费的运行系统》中首次提出了信息产品消费的解释性定义，认为信息产品消费是消费者对信息产品进行内容吸收和利用的活动。随后，郑英隆（1994）在《信息消费论纲》中认为信息消费就是信息产品消费，并重新定义信息消费为“社会各种类型的决策者将现有的有关决策的信息进行消化吸收，并通过如干转换加工形成动方案决策或思想决策的过程”。这是我国关于信息消费第一次系统性定义，开创了我国信息消费研究的先河。贺修铭（1996）在《信息消费概念的确立及其理论基础—兼论信息消费学的建设》中从“大情报”观的角度出发，归纳出信息消费的十大主题，认为信息消费是社会信息生产和交流过程的延续，是由信息消费者获取信息、认知信息内容和再生信息等基本环节所构成的社会活动的总称。这是对信息消费研究内容进行的一次有效的梳理和总结，为信息消费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目前国内学者对信息消费的研究仍属于贺修铭提出的信息消费十大主题的范畴。

国内学者对信息消费的特征研究，侧重于信息消费与网络的互联关系。邓胜利（2002）在《21世纪信息消费发展新特征及障碍研究》中在分析网络信息消费、传统教育向在线教育或网络教育发展的信息消费、文献文章信息消费和媒介、报刊和广电信息消费的基础上，总结出信息消费发展的新特征及信息消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障碍问题及促进信息消费的具体措施。李君君、孙建军（2006）在《试析网络经济下的信息消费》中基于网络外部性的视角，分析了信息消费不同于传统消费的特征，概括出消费者在信息消费中的主体表现。汤旎、刘思文（2011）在《高校新闻网主页栏目信息消费的边际效用分析》中通过分析高校新闻网页栏目信息消息的基本特征，得出高校新闻网页栏目信息消费的边际效用峰值变化多样，边际效用趋势图呈交互增减状况且边际效用增减速度较快。

包文亚、胡素青（2012）在《谈高职院校的信息环境、信息消费特点及图书馆的信息战略》中对高职院校的信息环境和信息消费特点进行分析，讨论了高职图书馆信息战略的内容框架，着重强调了对信息环境和信息需求的把握是制定信息战略的必要前提。李曼（2004）在《网络环境中的信息消费研究》中通过分析网络环境下信息消费者、信息消费客体、信息消费过程、信息消费环境、信息消费结构、信息消费水平测度及评价等方面的内容，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信息消费理论体系。

（二）信息消费问题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对信息消费的问题研究较多，大多文献集中在对居民信息消费问题方面的研究，其中大多以城市居民、农村居民、高校学生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中居民信息消费的相关研究内容涉及广泛，具体研究内容细化到城乡居民的对比研究、农村或城市居民的现状探讨及对信息消费的范畴划分等。张鹏（2001）在《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的比较分析》中从弗里德曼持久收入理论的基础着手，建立回归方程，得出我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边际倾向大于农村居民信息消费边际倾向的结果，并指出我国现阶段应优先在城镇培育信息消费。郭秋萍、陈建辉（2004）在《我国信息消费市场的现状及发展对策》中从我国信息消费市场的现状着手，分析了我国信息消费市场的特征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发展促进信息消费市场的策略，这对我国信息消费市场的理论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

戎素云（2006）在《如何推进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协调发展》一文中认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信息消费能力差距、信息消费总水平差距、信息消费结构差距、信息消费条件差距。并提出政府应增加对农产品供给、增强对农村居民消费教育和引导，以缩小城乡信息消费差距，促进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协调发展。肖婷婷（2010）在《我国城乡居民信息消费比较—基于2000-2007年的实证》中从信息消费系数、信息消费倾向以及信息消费结构等方面对我国城乡居民信息消费进行对比分析，得出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增长速度、农村居民边际信息消费倾向高于城镇居民、在信息消费水平上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差距较大的结论。苏越、侯建明（2012）在《安徽省城乡居民信息消费现状研究》中从信息消费系数、信息消费结构以及信息消费条件等角度对安徽省城乡居民信息消费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安徽省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增长呈现结构性的差异。

（三）信息消费水平评估

黄郴、况能富在《企业技术创新的信息消费评价》中应用社会信息化测度和技术创新评价的方法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这有助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开展。朱红（2006）在《信息消费水平测度方法研究》中指出信息消费是一个涉及消费主体、消费客体、消费保障因素等三个方面因素的活动，并提出关于这三个方面因素活动的水平测度方法，这对我国信息消费水平测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杨诚（2010）在《我国农村信息消费力现状与提升对策》中从已有研究着手，构建我国农村信息消费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农村信息消费力进行了综合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建议。王晓婷、李旭辉、程刚（2012）在《农村信息消费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中探讨了农村信息消费水平评价指标的构建原则，逐一分析构成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水平指标的构成要素，构建出农村信息消费水平评价的指标体系，为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水平定量研究提供了分析依据。

国内外信息消费研究的区别

综上所述，随着信息消费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热点，信息消费的相关研究已经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国内外学者对于信息消费的研究逐渐升温，且对信息消费特性、内容、结构与行为演化等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使人们对相关领域的认识不断深入。然而，由于信息消费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有些问题仍待进一步深化。对于国内外信息消费相关文献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国内外学者对于信息消费的研究视角不同

国外学者对信息消费的研究起步较早，对于信息消费的研究主要是从信息与消费、信息与消费者的关系入手，联系当前的技术环境，分析消费行为对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在信息消费的具体实践中研究得比较透彻，具有相应的分析数字和结论。

国内学者对信息消费的研究起步比国外晚，对于信息消费的研究多以情报科学、信息经济科学为研究的切入点，集中于信息消费的概念、特征、行为等方面的研究，而从消费经济角度分析的文献和对信息消费水平进行评价的文献相对较少。

从研究的视角来看，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研究侧重于对共性的信息消费环境、内容、过程和行为规律的总结，而忽略了信息消费的行业特点、地域文化等因素的不同对信息消费演化路径和演化规律的差异。因此，如能区分不同的行业和地域进行信息消费的后续研究和对比分析，则会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学者对于信息消费的研究内容不同

国外学者关于信息消费的文献多集中于社会经济、消费者行为、信息消费对消费者影响、信息消费对文化和技术影响及信息消费运行机制等方面，侧重于信息消费模式及具体实践的研究，研究领域多为交叉领域。

国内学者对信息消费的研究虽然起步比国外晚，但内容广泛，角度多样化。国内研究既从宏观领域关注信息消费基本特征、消费者信息、信息消费与经济发展等，也从微观领域关注居民信息消费水平、企业信息消费等。其中对信息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较多，在对信息消费研究的文献中基本上都涉及了这方面的内容。

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国内外学者现有的研究成果多注重对信息消费特点、影响因素、行为演化等问题的结构性分析，这些成果在信息消费研究的初期阶段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随着研究的推进，更需要对信息消费的演化机理、动力机制、选择机制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剖析。

（三）国内外学者对于信息消费的研究方法不同

国外学者对信息消费理论问题的研究较少，尤其是以某种群体为研究对象进行定量定性分析的文献更少，这与他们对信息消费的概念界定和对信息消费的群体特征有关，也与他们当前对信息消费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

国内学者多采用定性分析法，涉及到某一特定群体的研究时，多以居民信息消费研究为主，特别是对城乡居民信息消费的研究，常引入信息消费函数，进行对比分析，方程多采用回归分析等计量分析法，但是就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信息消费的理论研究少于实证研究。

从研究的方法上看，国内外学者现有的研究运用了社会学、信息经济学、情报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体现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特点，但是这种交叉性研究多以定性分析和类比研究为主，定量研究相对较少。因此，今后的研究若能加强定性与定量方法的结合，增加广泛的实证研究和样本数据分析，将会更有益于信息消费理论的未来发展。

总之，随着信息消费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热点，国内外学者对于信息消费的研究也逐渐升温，且对信息消费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然而在信息消费相关文献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研究者应敢于创新，敢于翻新，打破局限的思维，以更多更新的理论推动信息消费理论的发展和信息消费理论深度的突破。再者研究者要更加深入的、系统的、多角度的进行信息消费实证方面的研究和探索，使信息消费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相结合，为信息消费的研究及信息消费的市场发展更加完善和规范化营造良好的理论和实践环境。同时政府要给予大力的支持，加大对信息消费研究的重视和投资，为信息消费市场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后盾力量，推动我国的信息化进程和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Shirk John C.The Costs Benefits of Lifelong Learning：Consumer Behavior.Research Report，1998

2.Freedman，Deborah S，Thornton，Arland.The Consumption Aspirations of Adolescents：Determinants and Implications. Youth and Society，1990

3.Dan Ariely.Controlling The Information Flow：Effects on Consumers`Decision Makin-g and Preferences.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00（27）

4.Rohini Ahluwalia.Sometimes It Just Feels Right：The Differential Weighting of Affect-Consistent and Affect-Inconsistent Product Informa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vol.28，June 2001

5.Jonathan M.Smith.Active Networks： A 2020 Vision.IEEE Communications Magazin-e，1997（1）

6.Kellerman.Information Society.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IS） journal，1999（3）

7.M.J.Norton.Evolving Information Economics：Responses to the Digital Revolution C-omputerized Retrieval Services，2002

8.Anne Hoag. Measuring Usage and Satisfaction of Cable Modems and the Internet.D-Lib Magazine，1998（3）

9.Ravi Aron，Howard Kunreuther.The Impact of Online Product Reviews and Electroni-c Communities on Market Outcomes.webi.wharton.upenn.edu/meetingNotes/may2001presentations/Ravi-Aron.pdf.

10.Centre for Information Behavior and the Evaluation of Research. http：//city.ac.uk/informatics/research.

11.郑英隆.信息产品消费的运行系统[J].经济学家，1991（5）

12.郑英隆.信息消费论纲[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2）

13.贺修铭.信息消费概念的确立及其理论基础—兼论信息消费学的建设[J].图书馆情报工作，1996（4）

14.邓胜利.21世纪信息消费发展新特征及障碍研究[J].情报资料工作，2002（6）

15.李君君，孙建军.试析网络经济下的信息消费[J].情报杂志，2006，25（4）

16.汤旎，刘思文.高校新闻网主页栏目信息消费的边际效用分析[J].大众文艺，2011（10）

17.包文亚，胡素青.谈高职院校的信息环境、信息消费特点及图书馆的信息战略[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2（17）

18.李曼.网络环境中的信息消费研究[D].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19.张鹏.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的比较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1，16（6）

20.郭秋萍，陈建辉.我国信息消费市场的现状及发展对策[J].现代情报，2004，24（11）

21.戎素云.如何推进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协调发展[J].商业时代，2006（4）

22.肖婷婷.我国城乡居民信息消费比较—基于2000-2007年的实证[J].经济问题，2010（2）

23.苏越，侯建明.安徽省城乡居民信息消费现状研究[J].特区经济，2012（12）

24.黄郴，况能富.企业技术创新的信息消费评价[J].中国软科学，2002（6）

25.朱红.信息消费水平测度方法研究[J].情报科学，2006，24（2）

26.杨诚.我国农村信息消费力现状与提升对策[J].安徽农业科学，2010，38（8）

27.李旭辉，程刚.农村信息消费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洛阳理工学院学报，2012，27（2）

作者简介：

消费国外论文第3篇

关键词 金融消费者 金融消费者保护 文献综述

一、国际上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的研究

金融消费者保护在国际上很早就开始了理论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Michael Taylor在《A Regulatory Structure For The New Century》（1995）提出的“双峰理论”（Two Peaks），他认为金融监管存在两个并行的目标，一是审慎监管目标，二是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目标。前者旨在保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后者通过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监管，防止与减少金融消费者受到欺诈与不公平待遇。

而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的研究成为热门。其中，Sharon L. Tennyson在《Analyzing the Role for a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Agency》（2009）中提到之前很多讨论都集中在消费者是不是非理性以及辨别能力不足，所以需要家长式的监管机构来进行“照顾”。而且不当的消费者保护是否会带来金融危机。而Sharon L. Tennyson认为这种讨论其实是错位的，消费者保护是金融市场中是必须的。因为金融市场中信息不对称，消费者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辨别金融产品的品质。而消费者要获得这些信息需要付出的成本是巨大的。所以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看，消费者保护是非常有必要的。而Erik F.Gerding在《The Subprime Crisis and the Link between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and Systemic Risk》（2009）一文从次贷危机入手，首先认为次贷危机的产生告诉我们审慎监管与消费者保护必须分离。其次，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意义不仅仅是对个人进行风险保护，同时也可以防止系统性风险。该文所提到的系统性风险，是指在次贷危机中消费者借贷的高违约率，这种不可预测和高度相关的违约会使整个市场都处在风险之中。而金融消费者保护可以通过降低消费者借贷违约的层级、使违约更可预测、降低违约的高关联性等方法来缓和这种风险。Susan L. Rutledge在名为《Consumer Protection and Financial Literacy： Lessons from Nine Country Studies》（2010）的报告中考察了九个中等收入国家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与该国民众理财常识（Financial Literacy）的联系。该报告认为良好的消费者保护可以确保消费者做出较为明智的决定，并且不会受到到欺骗和不公平的待遇以及个人隐私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基于这个原因，金融消费者保护也需要得到重视与加强。

另外，还有很多学者基于各个角度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必要性进行论述。Gail Hillebrand在《Before the Grand Rethinking： Five Things to Do Today with Payments Law and Ten Principles to Guide New Payments Products and New Payments Law》（2008）一文中从消费者分期付款的角度看到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是监管当局需要提供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原因。Bruce I. Carlin和Simon Gervais在《Legal Protection in Retail Financial Markets》（2009）一文中，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理论分析，同时对金融机构时常提供信息服务给金融中介这种行为进行考虑，由此提出一个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分析框架。通过对模型进行分析，认为金融消费者保护不仅仅是法律上的义务，更是对市场参与和经济增长的有益驱动。Roman Inderst和Marco Ottaviani在《Consumer Protection in Markets with Advice》（2010）则着眼于中介的佣金模式，认为现有的佣金模式存在道德风险，会导致金融中介给予消费者不恰当的购买建议，在此基础上提出对金融消费者进行保护。

二、我国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的研究

相比国外，我国学者在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上通过建模来进行论证的较少，大部分都是通过法学或法经济学角度进行阐述。如吴弘、徐振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理探析》（2009）指出，由于金融市场上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在经济实力、专业知识、产品信息等方面实质性的不平等，以及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会不断出现金融消费者利益受损的现象，金融监管当局应当整合立法、司法、执法资源，加大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力度。同时，他们还分别从社会学、经济学以及金融监管理论的角度，分析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理论依据，认为经营者阶层与消费者阶层的利益冲突，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来平衡；契约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来矫正；逐步取代“经营者”的“消费者”，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来保障。

朱晓磊、姚佳在《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消费信贷法律规制的重思―以保护金融信用消费者为视角》（2009）一文中站在经济法学的角度认为，金融消费者保护始终根源于消费者本位理念，是公平理念和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是消费者本位理念的升华，因此，充分地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实属必要，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平衡金融信用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充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实现，也才能进一步促进金融消费的发展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韩冷那在《从征信体系实践论金融消费者信息权益的保护》（2010）从征信问题入手，认为在金融消费中，金融机构站在绝对的优势地位，金融消费者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在消费者金融知识和信息普遍缺乏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没有履行“一对一”的告知和教育义务，可能造成个人的信用记录在无主观故意的情况下产生不良信用信息。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消费者保护势在必行。

另外，高明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基于委托模型的研究》（2011）、孙天琦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市场失灵、政府介入与道德风险的防范》（2012）、顾根银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探究》（2012）分别集中于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与信息严重不对称、消费者金融专业知识贫乏与认知偏差等方面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进行研究。

三、我国关于金融消费者法律界定的研究

金融消费者作为消费者概念在金融监管领域的延伸，我国早已有学者对消费者概念进行研究。如王利明2002年就在《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一文中认为消费者是指非以盈利为目的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消费者这一概念是与经营者相对应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指的“消费者”原则上仅限于自然人，而不应当包括单位，单位因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应当受合同法调整。

王伟玲在《金融消费者权益及其保护初探》（2002）一文中较早地使用了金融消费者的提法，并结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阐述了金融消费者的权利内容。2006年12月，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第一次采用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指出要更好地满足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充分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频繁使用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我国学界也开始大量涌现关于对金融消费者基本理论的探究。

如张伍愚和刘敏的《金融消费者概念合理性探析》（2010）从金融消费者的特征与投资者概念的区别及该群体适用法律规则的特殊性进行分析。该文作者认为，“金融消费者”较“投资者“有着理念及规则适用上的优越性。首先，在外延上具有伸张性。因为金融消费者一词统摄了金融诸业中的一方当事人，无论金融创新的速度多么快捷，“金融消费者”皆能以不变应万变，囊括这些金融产品或服务的自然人购买者。而“投资者”的概念仅出现在我国的证券类法律法规中，一般仅指称证券市场上有价证券的购买者。其次，除了专业投资人进行的营利性投资之外，普通的证券投资仍可以看成是一种金融消费。并且随着随着金融技术、金融科技的发展，金融产品的日益复杂，作为金融消费者的“投资者”日益趋于信息弱势地位，对投资者、股东如若采取民商法上私权救济的制度设计，停留于权利义务的简单设定，难以确保其利益得到合理保护。邢会强在《澳大利亚金融服务督察机制及其对消费者的保护》（2009）与《金融危机治乱循环与金融法的改进路径――金融法中“三足定理”的提出》（2010）明确提出应将“消费者”概念延伸至金融领域，金融领域中的客户、存款人、投资者、股东、持有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者等，无论是个人还是符合一定标准的小企业，都应视为金融消费者。李健男在《金融消费者法律界定新论―以中国金融消费者特别保护机制的构建为视角》（2011）认为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应该以解决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消费交易中的“信息严重不对称与对信息的严重依赖并存”这一核心问题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由于金融消费交易的特殊性，即使是企业法人（不含金融企业法人），在金融消费交易中，与个人消费者一样会陷入“信息严重不对称与对信息的严重依赖并存”之中，都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特别保护。最后他做出界定：金融消费者，是指在金融交易中处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弱势地位，同时对金融经营者一方的信息披露存在严重依赖性的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但不包括金融企业法人。

从比较法的视角来对金融消费者概念进行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廖凡的《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与范围：一个比较法的视角》（2012）。他在文章中指出传统消费者概念适用于金融领域时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现有金融行业立法在保护性上的不足，使得在我国构建金融消费者概念具有现实必要性。同时国外立法实践表明，金融消费者概念与范围主要是实践塑造的产物，与金融监管模式和监管体制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对于我国来说，应从现实情况出发，现今较为可行的做法是对金融消费者进行宽松的界定，使其涵盖整个金融服务领域，而在消费者保护制度方面则遵循最低限度协调原则，只做出总体性、原则性的规定，由行业监管部门基于行业特点和监管需要指定实施细则；与此同时，保留和延续既有的证券投资者概念和投资者保护制度，实现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两个概念、两套制度并用。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焦瑾璞的《金融消费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2013），因作者的官员身份，某种程度可以代表官方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认识与理解。焦瑾璞在该文中分析认为金融消费者的内涵首先是具备一定专业能力的自然人与一般自然人，其次还包括证券、保险投资者。在外延上为：一、已接受、正接受以及正考虑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或服务的自然人都应在金融消费者保护范围内。二、间接因其他人金融消费而与金融机构产生权利义务关系的自然人也属于金融消费者的范畴。

此外，还有郭丹的《金融消费者之法律界定》（2010）、于春敏《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2010）、周荃《金融消费者概念之提倡》（2011）、谢松松《金融消费者保护基本问题研究》（2012）等文献均对金融消费者概念进行研究。

由上可知，关于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探讨，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金融消费者的概念界定、金融消费者是否应限于自然人、传统意义上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是否应纳入金融消费者范畴这三个问题。

四、小结

可以看到，尽管金融消费者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在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与保护等相关理论上许多重要问题仍旧未能达成共识，存在较大的争议。甚至如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本身是否应该被单独提出，是否应该被格外立法保护这样的基本问题，都没有一个共同的声音。从我国来说，虽然有争议，但“一行三会”均已各自在其之下成立了金融消费者（投资者）保护机构，金融消费者保护是大势所趋。而现今急需的是在立法上对金融消费者的概念进行界定，同时对金融消费者保护具体化，精细化，构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

参考文献：

[1]全先银，程炼.奥巴马金融监管改革方案评析 [J].国际经济评论，2009（9）.

消费国外论文第4篇

[关键词]网页品质；派送服务；主观性规范；知觉性行动；购买经验；购买意图

[DOI]10.13939/ki.zgsc.2015.23.012

1 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

1.1 研究背景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企业的发展和消费者的生活节奏都在逐渐加快。尤其是网络营销至今已经发展了将近15年，相比当初无论是在配送服务还是在信用支付上都有了巨大的进步。网络给企业带来的不仅仅是省去了直营的成本，更在物流服务、库存管理、人力成本上节省了巨大的开支。

近些年网络营销已经从优化产品售卖方式逐渐过渡到整合销售的一体化的战略营销方式。以淘宝、京东、天猫、苏宁易购为主的国内主流电商在不断地丰富产品种类的同时更是提出了“优化网店模块”，“3日派送到货”，“7天无条件试用”，“消费积分抵现金”等独特的消费体验方式。越来越多的网络营销企业开始重视网页的设计品质、派送服务的及时性、消费者主观性评价内容、知觉性购买可能性，使国内的网络购物体验日趋与国际接轨。

以eBay为主的海外网络营销平台发展至今已近30年。由于海外成熟的征信体系、完备的物流配送体系、严格的信用支付体系使得网络营销在海外并没有经历类似于我国网络营销创立初期的低壁垒扩张阶段。盗用账号、误买假货、物流损货等事件更是鲜有耳闻。这使得国外消费者相较于国内消费者对于网络消费行为的理解更加理性和成熟。

1.2 研究目的

本论文以在网络营销环境下消费者的购买意图为中心，以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为研究基础，以在北京生活的普通国内消费者和国外消费者为研究对象，对网页品质、派送服务、主观性规范、知觉性行动以及购买经验五个因子进行实证分析。

目前在北京的常驻外国人口已达6.4万人，在中国的常驻外国人口近50万。外国人在中国的网络消费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本论文将国内消费者和外国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进行对比性分析，以期得出的结论可以为以外国消费者为主要营销对象的中国传统艺术、民族工艺、文化传播等公司做出建设性指导意见。

2 测定项目和模型设计

2.1 测定项目

关于市场营销的定义，西方市场营销学者从不同角度及发展的观点进行了不同的定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市场营销协会于1985年所做的定义：市场营销是对思想、产品及劳务进行设计、定价、促销及分销的计划和实施的过程，从而产生满足个人和组织目标的交换。从这一定义中能够明显看出任何营销过程都具备对营销主体的设计、分销及实施过程，满足个人和组织的目标则为营销目的。在整个网络营销行为过程中也包含了产品平台的设计、产品派送过程的优化以及整体行为的顾客满意度。所以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本研究将测定项目拟定为5个大项11个小项。具体详情如表1所示。

2.2 模型设计

本研究以消费者购买意图为最终研究对象，以B2C网络营销服务特点为自变量，整个模型中包含5条假设，研究模型具体如下图所示。

3 实证研究

3.1 调查对象特征

本研究从2015年3月1日起至2015年3月30日进行问卷的收集工作，问卷收集地点主要是五道口、王府井、西单以及三里屯等中外消费者聚集地。对于外国消费者一共发放了150份问卷，除去13份不实问卷后，最终有137份问卷纳入到统计分析系统。对于中国消费者共发放了100份问卷，除去17份不实问卷后，最终有83份问卷纳入到统计分析系统。从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量特征来看，外国消费者被调年龄在20～30岁有78.1%，学生被调人数占总被调人数的75.2%；中国消费者被调年龄在20～30岁有81.9%，学生被调人数占总被调人数的74.4%。人口统计量具体如表2所示。

在被调者网络使用情况问卷部分中，问题细化为5部分。分别为：网络购物年限；日均上网时间；主要网购网址；最近一年网购次数；最近一年网购总额。从调查对象的网络使用状况特征来看，绝大部分外国消费者购物经验都在5年以上（ 80.3%），1/3的国外消费者能够达到年网购额2000～ 5000元；中国消费者的网购经验相比外国消费者偏低，只有将近2/3的消费者的网购经验在5年以上，仅有1/3左右的被调对象年均网购额达到1000～2000元。网络使用状况具体如表3所示。

3.2 信度分析

本论文信度分析以Cronbach's a系数作为研究基础。由于本论文为探索性研究所以Cronbach's a为0.6以上均认定为可信赖，0.8以上测认定为高度可信。有信度分析结果可以得出问卷中各项目的Cronbach's a均在0.7以上，可以认定为可信赖。问卷项目信赖度状况具体如表4所示。

3.3 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网络营销自变量与购买意图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了回归分析法对模型的各个部分进行了因果关系验证。其中购买意图作为因变量，网页品质、派送服务、主观性规范、知觉性行动以及购买经验作为自变量作多元回归分析。

从表5中可以看出外国消费者被调样本当R2值为0.273，中国消费者被调样本中R2值为0.407，回归效果显著。根据Sig.t值来看外国消费者被调自变量中网页品质、派送服务、主观性规范对应的Sig.t值均小于0.05，所以其对购买意图产生直接影响；中国消费者被调自变量中网页品质、派送服务、主观性规范对应的Sig.t值均小于0.05，所以其对购买意图产生直接影响的同时，购买经验对购买意图产生反向影响。

4 研究结论

综合以上的数据分析结果，外国消费者被调样本中Hl、H2、H3被验证；中国消费者被调样本中Hl、H2、H3被验证，H5被反向验证。本研究以网络购物消费者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网页品质、派送服务、主观性规范、知觉性行动以及购买经验作为自变量，购买意图作为因变量的实证分析。就实证分析结果来看可以得出以下3个结论。

4.1 国外消费者购买意图

从分析结果来看对国外消费者的购买意图产生主要影响的主要是网页品质、派送服务以及主观性规范这3个因素。当中影响强度从主观性规范、网页品质、派送服务依次减弱。首先，主观性规范对最终的购买意图影响力最强这说明外国消费者在国内进行网络消费时十分注重周边人的购物感受和反馈。其次，由于国外的网络系统、服务器速度、美学设计、语言习惯等因素与中国不同，国外的消费者对于整个网购过程中能够快速打开页面、顺畅地理解网店页面内容也有充分的要求。最后，国外的派送服务无论其价格还是速度以及服务的质量都普遍优于国内的快递公司，这使得到中国后进行网络消费的外国人产生下意识的比较心理。所以派送服务也对国外消费者的最终购买意图也产生重要影响。

综上以在中国的外国网购消费者为主要服务目标的店铺或企业应首先重视产品或品牌的美誉度，适当增加增值服务有助于提高产品或品牌的口传性。在整个网店或网页制作过程中要考虑尽量使用国际通用颜色和设计，受限于国内网络环境的影响，整个页面的内容不能过多，否则在阅读页面时容易产生卡顿的现象。在整个产品说明部分应该考虑到非母语的阅读环境而适当的增加图片解说内容适当删减纯文字解说内容。在派送服务中应首先选取服务品质好、派送效率高的快递公司为其服务。

4.2 中国消费者购买意图

消费国外论文第5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 能源消费结构 因果关系 动态冲击

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从1978年的5.7亿吨标煤上升到2010年的32. 5亿吨标煤，33年增长了5.7倍，年均增长8.1%。1992年，我国成为能源净进口国，能源消费量开始高于能源产量，基于此，本文对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尝试性的深度剖析，以期通过分解能源消费结构来研究其对经济增长的重度影响。在这种背景下研究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我国能源发展战略政策的制定，确保我国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地发展。

国内外研究现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外学者开始普遍采用协整和Granger因果关系理论分析方法进行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1978年，Kraft在对能源经济的研究中首次发现了美国GNP对能源消费的因果关系。随后韩国、新加坡、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也开始对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Yu和Choi对韩国GDP和能源消费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Glasure和Leep研究了新加坡的能源消费对GDP的单向因果关系； Asafu-Adjayer针对菲律宾和泰国两个国家进行研究，最终发现了这两个国家能源消费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有双向因果关系。

我国从2004年开始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但是应用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关系方法研究两者之间关系的成果较少，而且结论不太一致。马超群等（2004）运用协整理论研究了我国从1954-200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能源消费总量及能源消费结构（包括煤、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等）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这种协整关系与能源的种类有关，其中GDP分别与能源总消费、煤炭消费总量之间有长期协整关系，但与石油、天然气和水电之间没有这种协整关系。贲兴振等（2005）检验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以及各构成部分的消费量和GDP之间的关系，实证表明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与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能源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但需要改善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

王风云等（2008）运用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研究了1978-2000年的我国实际GDP与能源消费总量的关系。最后得出结论，即这些年间我国能源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但是不存在协整关系。王昱（2009）构建了能源消费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误差修正模型，并测算了能源与经济增长在外部因素冲击下的动态响应函数。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基本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具体到各能源消费结构的研究还不充分，并且由于数据处理不当和没有严格遵守“协整理论”应用的前提条件等原因，导致研究结论不够一致。本文重点对我国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并试图揭示这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以期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协整理论、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我国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以及动态调整关系，两个理论的前提都是要求数据是平稳的。协整理论反映的是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长期的稳定关系，回归所得的残差序列因为不能被自变量所解释，因此是平稳的，从而确定两者之间的协整关系。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考察两个平稳的自变量、因变量序列之间的因果关系，其原理是根据如果自变量的过去值对因变量的预测有帮助，则说明自变量是因变量的Granger原因，反之也成立。

（一）变量、数据与模型

本文选取年度GDP作为因变量，样本区间为1978-2011年的实际GDP数据（1978=100），并对实际GDP数据取对数（InGDP），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选取四种主要的能源（煤炭、电力、天然气、石油）作为代表能源消费情况的自变量，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公布的年度煤炭（COAL）、电力（主要是水电）（ELEC）、天然气（GAS）、石油（OIL）消费量，并对这些消费量取对数。

（二）单位根检验

由于本文使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时间序列数据一般都是非平稳的，此时如果直接利用非平稳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会产生严重的错误。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必须进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本文应用扩展的Dickey-Fuller（ADF）检验，运用Eviews6.0软件对上述变量进行了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lnOIL为平稳序列，其它变量的水平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但是经过一阶差分后均可以变为平稳序列，即InGDP、InCOAL、In.ELEC、InGAS为一阶单整序列，使用一阶差分后的变量构建模型。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能够确定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方向。运用Eviews6.0软件得出检验结果：整体上看，当显著性水平为8%时，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不是双向的因果关系，而是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单向影响，这也验证了我国能源拉动型经济的增长模式；从能源消费结构来看，存在国民生产总值（GDP）分别与煤炭和石油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以及电力消费与GDP的单向因果关系，但是有的能源与GDP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比如天然气消费与GDP之间，进一步说明了能源消费结构的不平衡使得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的结论不一致性，因此我国应该平衡能源消费结构，以促进经济的不断发展。

（四）协整关系检验

本文以国民生产总值（GDP）为因变量，四种主要的能源（煤炭、电力、天然气、石油）的消费量作为自变量，通过E-G两步法进行协整关系研究。最终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GDP与四种能源消费量之间尽管短期内有波动，但长期上存在均衡关系，总体来看，GDP每增长1个单位，能源消费增长0.5571个单位，能源消费弹性相对比较高，分别来看，除天然气消费外系数符号都为正，说明煤炭、电力、石油这三种能源消费对GDP有正向的促进关系，与经济理论和现实相符。同时，检验结果还显示，煤炭、水电和石油消费每增加1%，我国GDP分别增加2.23%、0.81%和0.7349%，但是天然气系数符号都为负，天然气消费增加l%，GDP减少1.23%，说明了该种能源消费对GDP影响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是天然气是一种比较清洁的能源，它的消费占总能源消费的比重偏小，在发展阶段，资金投入较多，但还未收到明显的成效，因此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偏小，同时说明我国应进一步加大对天然气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模型的拟合优度比较高，都在90%以上，说明计量经济模型拟合效果比较好。

（五）误差修正模型

如果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这些变量之间必然存在有误差修正模型（ECM）表达式，反之也成立。一般的计量分析方法都是在检验数据的平稳性后建立协整分析模型，如果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再利用误差修正模型进一步分析变量间的短期动态调整关系。其中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反映了一种调整速度，是指当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将其调整到均衡状态的调整速度，一般都为负值，系数的绝对值越大，说明调整速度越快。误差修正模型的结果表明，能源消费是GDP短期波动的决定因素，误差修正系数为-0.39，并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表明通过能源消费平均每年GDP对上年GDP偏离长期均衡水平的短期调整幅度为39%，同时说明了我国GDP能源消费之间存在双向影响关系。

（六）VAR模型

本文不考虑其他外生变量影响，可以将模型设定为：

yt=A1yt-1+…Apyt-p+εt （t=1，2，3…） （1）

其中yt是五维内生变量向量，即yt=（DInGDP，DInCOAL，DlnELEC，DlnGAS，DInOIL）T。通过信息准则（AIC、LR、HQ等）来确定滞后阶数P，最终得出结果p=1，可以建立VAR（1）模型，并估计了模型参数，验证了模型的稳定性高，且拟合优度为96.7%，也较高，说明该模型能较好地反映现实的状况。

结论及建议

能源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全球能源却在与日剧减，因此正确剖析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非常关键，基于此，本文对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尝试性的深度剖析，以期通过分解能源消费结构来研究其对经济增长的重度影响。本文利用1978-2011年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验证数据的平稳性之后，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验证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然后进行协整关系检验，构建误差修正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最后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一定的能源消费支持度是可以积极地拉动经济的快速而稳定增长，部分能源消费支持则正好相反，而另外一部分能源消费支持度是可以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的积极影响。比如由于天然气消费占总能源消费的比重偏小，天然气消费对经济增长作用存在波动，但影响不大，说明我国天然气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还有很大的潜力；石油消费对经济具有正向影响，但存在一定的波动性。

因此，针对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建议：首先，从国内来看，我国应该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单位GDP能源的耗费量，优化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大力发展天然气、水电、太阳能等新能源，提高能源优化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其次，从国际上看，调整贸易结构，通过限制产能，使国内高污染行业以及产能过剩企业减少产量，在保证国内需要的前提下，尽量避免出口，从而避免存留在国内的能源消费和污染排放；增大进口，特别是初级产品（比如成品油、钢材等）以及“两高一资”产品的进口，更多地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产品，由以出口为导向的外贸策略转向靠进口替代和内需拉动来刺激经济的政策，减少相应产品出口。最后，政府需要不断调整和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以逐渐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如限制“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鼓励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产品的出口，建立完善的法律和政策等有效控制能源消费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进一步促进我国能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Kraft，J.，Kraft，A.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and GNP[J].Journal of Energy Development，1978（3）

2.韩智勇，魏一呜，焦建玲等.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性与因果关系分析[J].系统工程，2004，22（12）

3.CutlerJ.Cleveland，Robert Costanza.Char-lesA.S.Hall.Robert Kaufmann，Energy and the U.S.Economy：A Biophysical perspective[J].Science，1984（225）

4.Chang，B.L，Ijai，T.W.，Aninvestingation for Cointegration and Causacity betwee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Activity in Taiwan[J].Energy Economics，1997（19）

5.Yu，E.S.H，Jin，J.C，Cointegration Test of energy Consumption，Income，and Employment[J].Resourcesand Energy，1992（14）

6.林伯强.电力消费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生产函数的研究[J].管理世界，2003

消费国外论文第6篇

1、毕业论文(设计)来源：

( )教师科研项目的子课题;( √ )学生科研课题;

( √ )指导教师提供;( )自拟;( )其它

2、毕业论文(设计)选题类型：

( √ )论文;( )毕业设计;( )其它毕业实践环节

二、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1.选题背景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一体化，综合国力成为国家立足于残酷竞争现实的主要武器，国民经济的发展作为综合国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受到国内为外广泛的关注。消费是生产和在生产的目的和条件，刺激消费更是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在我国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接班人，更是社会的“准劳动力”，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大学生更是消费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我国这一群体一直生活在象牙塔之中，处于半封闭的生活状态，尽管在理论上有较高的造诣还是避免不了与社会的脱节，表现出难以适应当经济生活的种种迹象：

1)缺乏日常生活的消费经验;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消费模式，致使他们无法体会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链条，造成其消费经验的缺乏。

2)没有正确的消费观;由于外来文化的冲击，在消费方面享乐主义充斥着当代大学生的生活，“预购”“分期付款”此类超前消费方式成为他们主要的消费形式。

3)缺乏消费的实践;尽管如今大学生的消费方式多样化，结构复杂，形成多元化的消费模式，在日常消费中大部分学生更喜欢，“明码标价”伸手就拿的方式，毫无讨价还价的观念，并不能将消费当成是一种再生产的过程。

2.选题目的

对于大学生消费的优点和弊端，国内外诸多专家学者都着手研究和应用，试图经过调查经过调研、论述的方式揭示当代大学生消费的内在因素，但是由于经费、人力、还有调研对象客观存在的问题，致使调研的范围产生局限性，数据的单一性和研究内容的重复性的种种问题，选此课题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通过自身的努力，掌握大学生的消费模式，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数据对当代大学生消费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准确的归因。

三、主要内容和预期目标

摘要：大学生、消费、

一、大学生消费的概述

1、大学生消费的现象

2、大学生消费的弊端阐述

3、大学生消费数据的分析

预期目标：希望通过此次调研丰富对大学生消费生活的调研内容，了解大学生消费的主模式，指导自己、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为自己今后踏入社会生活打好夯实的基础。为广大的大学生群体提供可行性的建议。

二、当代大学生消费的调研现状与应用

1、国内专家学者对大学生消费的调研与应用

2、国外专家学者对大学生消费的调研与应用

3、总结分析国内外专家对大学生消费的调研数据，找出调研现状所存在的问题和对大学生消费弊端的根本归因

四、拟采用的方法与步骤

1) 问卷调查法：设计调查问卷，进行实地调研对相关数据获取第一手资料。

2) 文献检索法：通过论文、期刊等多渠道的搜索与之相关的文献，做好资料准备，了解现阶段国内外当代大学生消费的研究与应用现状。

3)研究的步骤：根据文献和调查问卷分析当代大学生大学生消费行为存在什么问题?

4)根据所掌握的数据分析并找出影响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

5)对当代大学生消费现状所存在的主要弊端提出自己合理的见解。

五、总体安排与工作进度

1.2019年6月3日---7月29日，收集材料，查阅文献，为写开题报告作准备。

2.2019年8月1日--8月10日，完成论文开题报告。

3.2019年9月30日，参加论文开题报告会。

4.2019年1月5日---1月10日，写出论文初稿。

5.2019年3月3日---29日，完成论文修改工作，经指导老师认可后定稿。

6.2019年4月9日、10日，准备论文答辩稿，并进行论文答辩。

六、参考文献

[1]方正泉,崔荣国,姚剑英. 大学生消费现状的理性分析[J]. 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 2019

[2]李巍. 当代大学生消费结构与消费行为探析[J]. 重庆社会科学. 2019

[3]贺冬萌. 大学生高消费现象研究[J]. 消费导刊. 2019

[4]李玲. 大学生的人际消费观念及现状的调查与分析—以湖北某高校为例[J]. 传承. 2019

[5] 张璞麟,高宏博. 大学生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分析[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2019

[6]周春霞,彭光芒. 大学生消费观的大众传媒影响因素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19

[7]周亚莉. 关于大学生消费现状及其问题的思考[J].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9

[8]杜红梅. 当代大学生消费现状及原因分析[J]. 科技风. 2019

[9]李俊,蔡涛. 当代大学生文化消费现状分析[J]. 中国商贸. 2019

[10]蒋琦玮,马灿. 大学生理性消费的引导[J]. 消费经济. 2019

[11]吴磊,刘建荣. 地方高校大学生消费状况的调查研究[J]. 江西社会科学. 2019

[12] 张永胜. 大学生精神文化消费现状及对策研究[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13] 周丽. 影响大学生消费的因素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19

七、导师对开题报告的可行性提出意见

导师签名：

导师单位名称：

年 月 日

八、学院学术委员会审批意见

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消费国外论文第7篇

[关键词]目标导向行为模型；消费者；中国游客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7-0037-10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7.009

引言

随着社会观念的不断变化，越来越多国家或地区逐渐接受了业并使其合法化。一些旅游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等，也已经将娱乐场作为旅游产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旅游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越来越多的人将视为类似于其他休闲娱乐活动而乐在其中[1]。根据美国协会2006年的调查，80%的美国成年人将视为一种可以接受的休闲活动。在中国，由于大陆境内没有合法场所，大量的国内游客在出境旅游时都可能被活动所吸引。据总部位于伦敦的咨询公司H2 Gaming Capital估计，2013年全年，中国赌客在境外累计输掉76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赌客的1190亿美元1。在中国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源源不断的中国国内游客推动其收益近些年连创新高，并在2006年成功超越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赌城。

与旅游业蓬勃发展相背离的是，对游客行为的研究却极为匮乏[2]。一些学者曾试图探析旅游者的行为决策过程，并识别影响旅游者消费行为的关键因素，但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不简单的任务，因为消费者的行为决策通常是在复杂和多面向的情形下做出的[3]。在国内，针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笔者认为，从理论上探讨消费者的行为决策问题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虽然有关消费者行为决策的理论研究已经异常丰富，理理论[4]、计划行为理论[5]等已经成为了消费者行为中的经典理论。对于消费而言，虽然旅游业已被视为一种休闲服务业，但消费同其他旅游服务消费仍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例如，消费可能会输钱，也可能赢钱。因此，一些经典的消费行为理论是否适用于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同样需要科学的理论研究加以检验。

1 文献述评

1.1 目标导向行为模型（model of goal-directed behavior，MGB）的提出

如前所述，为了解释消费者的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理论研究中已经产生了理理论[4]，计划行为理论[5]等经典研究成果。同时，这些理论已经在大量的消费者行为研究中得到应用和验证，包括旅游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但是，理理论对于一些存在外部环境和内部干预情形下的个体行为无法做出有效的解释[6]。计划行为理论主要聚焦于认知因素，忽略了情感因素可能对行为意向带来的影响[7]。为了克服这两个理论的局限性， Perugini等 [8]提出了目标导向行为模型（MGB）。总体而言，MGB由计划行为理论演化而来，为了增强计划行为理论的广度和深度， Perugini等[8]引入了 Parker等[9]提出的预期情绪影响决策过程的观点，在计划行为理论中增加了预期情绪变量，并将欲望（desire）作为中介变量纳入了计划行为理论，从而形成了MGB。

MGB考虑到了正负向预期情绪、过去行为等变量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正负向预期情绪考虑的是当人们达到或者没有达到目标时的情绪结 果[10]，因此，通过引入与个人目标有关的新决策标准，正负向情绪变量能够很好地放大计划行为理论的效应。对于过去行为变量，一些学者已阐明过去的行为或习惯是个体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11]。欲望指的是一种思想状态，与个体对人、事物的渴望或者对某种结果的希望有关[12]。Perugini等 [8]的研究表明，加入欲望变量可更好地整合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等变量，对行为意向的影响更为显著，对行为的预测力更佳。

1.2 旅游消费者行为决策研究文献述评

由于理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是消费者行为研究中最为经典的理论基石，因此，在旅游业领域的理论研究中也受到了广泛的追捧。理理论已被运用于在线旅游购买[13]、文化遗产旅 游[14]、娱乐场[3]、旅游地美食[15]等旅游领域的消费行为研究中。计划行为理论建立在理理论的扩展基础上，因此在旅游消费者行为的理论研究中同样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游客的酒店选择[16]、目的地选择[17]、美食旅游者的行为意向[18]等。

在国内，旅游研究中应用理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的研究文献并不算丰富。在少有的一些研究文献中，姚艳虹等[19]借鉴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一个旅游目的地选择的计划行为模型。刘春济等[20]结合科技接受理论模型（TAM），计划行为理论模型（TPB）和解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DTPB），对我国出境游客旅行前的信息搜索行为意向进行分析。齐丽云等[21]以计划行为理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了滨海生态旅游区游客重游意愿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

尽管理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已在旅游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中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但对于它们是否能够充分预测旅游消费者的行为，依然受到质疑[22]。Han等 [23] 、Hsu等 [22]旅游消费行为的研究学者在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中加入新的变量对其进行修正，发现修正后的理论模型具有更好的解释力。Lee等 [24] 、Song等[25]学者应用MGB在研究旅游消费者行为时，也发现该模型的解释力比理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更为显著。与此同时，国内以MGB为理论基础进行消费者行为研究的文献还处于空白状态，这亦是本文选择运用该理论展开研究的原因。

1.3 消费行为决策研究文献述评

尽管近些年来全球旅游发展迅猛，但运用理论框架探讨游客行为意向和行为决策的研究却受到了忽视[3]。为弥补旅游消费者行为理论研究的不足，一些学者曾做出了积极的努力。Cummings等[26]、Moore等[27]着重检验了理理论对消费者行为的适用性。Lee[28]应用扩展的理理论模型，探讨了韩国大学生到娱乐场进行消费的行为决策问题。而更多学者（Oh等[3]、Walker等[29]、Martin等[30]、Wu等[31]）则探讨了计划行为理论对于消费者行为的解释力。少数学者，例如Lee等[32]在对计划行为理论进行扩展的基础上，探讨了消费者的行为决策问题。而对于MGB在消费者行为研究领域的应用，极少引起研究学者的关注。仅有Song等借鉴MGB实证检验了韩国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决策问题[2]。除此之外，至今还未发现有关MGB在旅游消费者行为中的研究文献。

2 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2.1 概念模型

如上所述，MGB是对计划行为理论的完善，通过加入欲望、预期情绪和过去的行为3个变量，MGB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得到了较大提升[33]。而且，MGB曾被用于探讨旅游消费者的行为决策问题。因此，为探究中国游客的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本文将以MGB为理论基础，依循实证检验的科学方法展开研究。

但是，本文并未将行为这一量保留在研究模型之中，其原因在于行为意向对于实际行为发挥着根本性的主导作用，这已经在诸多消费者行为决策的研究中得以证实，再进行实证检验的理论价值不大，另外，MGB的重要价值在于将消费者情感因素变量纳入考虑，因此，实证检验这些情感因素对于消费者行为意向的影响显得更为重要。基于此，本文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本文将实证检验9项研究假设：

2.2 研究假设

行为的态度是有关特定行为是否会带来有利或不利结果的一种信念的函数[34]。在理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中，态度对行为意向有着直接的正向影响关系；但在MGB中，态度并不直接影响某人实施某种行为的意向，而是通过欲望间接影响人的行为意向[9]。从理论视角来看，欲望是行为意向的重要预测指标[2]。Song等针对韩国消费者行为意向的研究也证实，态度对于欲望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2]。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游客的消费态度对其欲望有着积极的正向影响

主观规范意指个体是否该从事某特定行为时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5]。当一个人将采取某项行为时，很可能会考虑并遵从其他人的意见，诸如朋友、家庭成员和团体中的成员等[35]，这些都会对个体的行为形成重要的社会压力。同样，在MGB中，主观规范并不直接影响某人实施某种行为的意向，而是通过欲望间接影响人的行为意向[8]。Lee等[24]在研究流感流行时期国际旅游者的旅游行为决策时，曾检验过主观规范与欲望之间的影响关系。在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中， Song等 [2]也曾对主观规范与欲望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过实证检验。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 游客的消费主观规范对其欲望有着积极的正向影响

在不确定的情境下，人们对于未来的行为可能会存在前瞻性的情绪[2]。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于未来能成功实现某一目标会形成一种正向的预期情绪，而对于不能成功实现某一目标会形成一种负向的预期情绪。而正向的情绪会有效地提升人们对于某一行为的欲望，进而形成更强的行为意向，负向情绪则相反。因此，人们对成功或失败的评价将形成一个动态的预期情绪自我调节过程，进而在这一过程中影响到人们的欲望[36]。关于预期情绪与欲望之间的关系，一些学者发现，针对某一特定行为的预期情绪对于个人的欲望关联型目标行为会产生显著的影响[33]。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游客的正向预期情绪对其欲望有着积极的正向影响

H4：游客的负向预期情绪对其消费欲望有着负向影响

感知行为控制意指个体对于从事某特定行为时所感知到困难或容易的信念，并且评估自我本身拥有的资源与机会，来预期达到目标行为时可能会遇到的阻碍[5]。当一个人感知到实施某一行为所需要的资源或者机会已经得到充分的准备之时，其采取行动的意图将得到强化[5]。在MGB中，感知行为控制还会影响到个体的行为欲望[8]。Song等[2]曾对韩国消费者感知行为控制与欲望和行为意向之间的影响关系做出过实证检验。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游客的感知行为控制对其欲望有着积极的正向影响

H6：游客的感知行为控制对其行为意向有着积极的正向影响

Bagozzi等[37]认为计划行为理论中所忽略的基于动机类的变量就是欲望。动机的内核潜入欲望之中，正如Davis[38]所言，一个人只有具备了去做某事的动机时，他/她才会打算去做，这很好地说明了欲望在预测行为意图中的重要作用[2]。一系列研究[37，8]表明，与态度、主观行为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相比，欲望对于行为意图有着更强的预测能力。在旅游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中， Lee等[24]的研究也证实，欲望是影响旅游消费者行为意向的重要前置变量。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7：游客的欲望对其行为意向有着积极的正向影响

Hagger等[39]的元分析表明，消费者过去的行为对其未来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Conner [7]的研究，过去的行为被视为消费者习惯的值，因此，过去的行为被认为会影响欲望和行为意向。当购买产品或者服务时，过去的行为能够降低购买决策行为的感知风险[2]。其结果是，过去的行为能够对服务或者产品的再次消费意向产生积极的影响[40]。在MGB研究文献中，一般都认为过去的行为频率会影响欲望、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8，41]。在旅游消费行为领域，Lam等[17]发现过去的行为是游客目的地选择意向的重要预测指标。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8：游客过去的行为对其欲望有着积极的正向影响

H9：游客过去的行为对其消费意向有着积极的正向影响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和问卷调查

本研究以到澳门娱乐场进行了消费的中国内地游客为调查对象，由5名经过培训的本科学生在澳门6家娱乐场（持有牌照）附近进行拦截调查。在2个月内总共发出问卷450份，收回有效问卷270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60%。问卷调查数据同样由该5名同学独立输入，最后由第一作者进行数据输入核对，以确保数据准确。经统计，调查样本中男性占74.8%，女性占25.2%；年龄方面2，21～35岁占48.5%，36～50岁占25.9%，51岁以上占25.6%；受教育程度方面，初中及以下占39.3%，高中占33.7%，大专及以上占27%；收入方面，10 000元以下占14.8%，10 001～35 000元占72.6%，35 001元以上占12.6%。

3.2 各变量测量量表来源

为确保测量的内容效度，本文对所涉及各变量测量均直接采用现有的成熟量表。但是，现有的测量量表均是英文条目，为了确保量表翻译的准确性，本文采用back-translation方法，在将量表翻译成中文后，另外邀请两位营销领域的研究人员重新将条目翻译成英文，最后对一些歧义的措辞进行讨论，从而确保量表翻译的准确性。

3.3 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对于信度，本文主要对各变量（除过去行为频率）测量量表的Cronbach’s α值进行计算并进行确定，具体结果见表1。从表1可看出，各变量的Cronbach’s α均大于0.7，即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对于效度，本文主要探查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收敛效度采用Fornell等[42]所建议的潜在变量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与潜在变量平均解释变异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两个指标进行判断。CR表示构面指标的内部一致性，CR值愈高表示指标的一致性越高。Fornell等的建议值为0.6以上[42]。AVE评估各测量变项对其相应潜在变量的变异解释能力。Fornell等的建议值为0.5以上[42]。从表1可以看出，本文各潜在变量的CR及AVE值均在标准值以上，即测量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此外，当变项对其测量构念的因子载荷量大于0.5时，亦表明符合收敛效度的要 求[43]。表1显示，本文各测量问项与潜在变量之间的标准化载荷都在0.5以上，亦说明收敛效度较好。

对于区别效度，根据Fornell等的建议，如果一个构念的AVE值的平方根大于该构念与其他构念间的相关系数，就证明两个构念间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42]。从表2可看出，各潜在变量AVE值的平方根均大于该潜在变量与其他潜在变量的相关系数。因此，各潜在变量的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

4 模型拟合与假设检验

4.1 模型拟合

在确保各研究变量具备良好的信、效度基础上，本文以AMOS22.0为工具，检视假设模型与实际资料之间的适配程度。本文主要采用众多学者所建议的适配度指标进行衡量，具体如表3所示。其中，CMIN（卡方值）对样本数极为敏感[45]，一旦样本量过大，几乎所有的模式都可能被拒绝。因此，本文采用CMIN/DF来做为替代指标。Bollen[46]建议CMIN/DF小于5可视为模型有良好的适配度。从表3可以看出，本文各指标值都达到了各指标临界值的要求。

4.2 假设检验

在应用AMOS 22.0软件检视假设模型与调查数据拟合度的同时，本文亦获得了结构方程模型各测量变量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并实证检验了各研究假设。概念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见图2所示。

从图2可以看出，游客的消费态度对其欲望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H1成立；游客对活动的正向预期情绪对其欲望也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H3成立；游客对活动的感知行为控制对其欲望和行为意向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H5、H6通过检验；游客的欲望对其行为意向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H7成立；游客过去的行为频率（过去一年中参加活动的次数）对其欲望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Σ┎市形意向的影响并不显著，即H8成立，而H9未通过检验。除此之外，本文的研究显示，游客的消费主观规范以及对活动的负向预期情绪对其欲望的影响也不显著，即H2和H4均未通过检验。

5 结论与局限性

5.1 研究结论

作为全球第一大产业，旅游业的发展牵动着全球经济的神经。游客作为旅游业的重要参与者，对旅游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历来备受学术界关注。受法律、社会观念等因素的影响，除之外，其余所有活动在我国大陆境内都属于违法行为。随着中国游客出境游人次的不断增加，到境外旅游时进行消费已经成为了一种较为常见的旅游消费行为。与现实情况相背离的是，因活动的“涉赌”性质，国内对于消费行为的理论研究极为匮乏。此外，MGB作为消费者行为理论研究的重要理论之一，较少在旅游消费者行为研究（尤其是游客消费行为研究）中得到检验。据此，本文借鉴MGB，以到澳门的娱乐场进行消费的中国游客作为研究对象，检视中国游客消费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影响机理。根据实证检验结果，本文的研究发现提供了关于中国游客消费行为意向的较为完整的理解。本文的结论及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

第一，MGB对于中国游客的消费行为意向具有较强的理论解释力。尽管有关欧美消费行为的理论研究已较为丰富，但针对中国游客消费行为的研究还极为有限。鉴于文化、法律等社会情景的差异，很有必要从理论层面检视中国游客的消费行为。本文在系统的理论回顾基础上，对MGB在中国情景下的消费行为问题的适用性进行了检验。总体而言，中国游客的消费态度、消费的正向预期情绪、消费的感知行为控制以及过去的行为是游客欲望的重要前置影响因素，并且对于欲望有着正向的积极影响，而欲望是游客行为意向的重要预测变量。游客过去的行为会正向影响其欲望，但不会直接对意向产生影响。

第二，中国游客的主观行为规范对欲望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论与现有文献有着很大的不同，现有研究几乎都认为，主观规范作为人们采取某项特定行为时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对于欲望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消费在中国属于违法行为，这必然会对人们在行为上的主观规范产生影响，但同时，对于消费者而言，到境外旅游时参与活动又是一种在中国内地无法满足的娱乐体验。这种矛盾决定了与其他旅游娱乐活动相比，在消费中的主观规范对于欲望的影响存在着差异性。

第三，的负向预期情绪对消费欲望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论同样与现有研究文献的结论并不一致。例如，Song等[2]认为负向预期情绪对于消费欲望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由于消费有其特殊性，消费者参与活动会伴随着赢钱、输钱或者保本的结果。尽管在参与活动前，每一个消费者都能明确知道会出现这3种结果，但当结果真正发生时，对每个消费者带来的情绪反应却有着巨大的差异。尤其是对于输钱结果的预期，人天生就有一种对不利结果预期的选择性逃避。这些因素都可能使得该结论在不同情境下出现较大差异。

5.2 实践启示

第一，中国游客的境外消费行为是一个亟待引起关注的问题。其一，随着我国游客出境游人次的不断攀升，涉足消费游客的人次亦将有增无减。其二，我国游客在境外消费中的金额屡创新高。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游客境外消费行为却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如果不及时对该问题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关注，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或许将被忽视。

第二，应及时推行我国游客境外旅游中对行为的引导和教育机制。由于可能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例如上瘾），而本文的研究发现我国游客的消费态度、感知行为控制和过去的行为都对其欲望有着积极的影响。随着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旅游业的爆炸式发展，各企业正采取各式各样的营销手段吸引出境游游客的目光，从而激发游客的兴趣。与此同时，本文的研究发现，主观规范因素对欲望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意味着出境游客对来自社会以及同自己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群有关的行为方面的规范并不敏感，再加之我国对的法律性禁止，使得一些具有偏好的人长期处于需求压抑状态中，一旦企业弱化出境游游客主观规范方面的感知，必将进一步激发游客的欲望。但游客境外带来的负面影响，却会因为游客入境而带入游客所在地（例如借贷债务纠纷），从而增加社会管理成本。因此，推行我国游客境外旅游中行为的引导和教育显得迫切而必要。

第三，应适当强化我国游客境外旅游活动中参与的娱乐体验色彩。作为境外越来越多旅游目的地推广的旅游元素之一，其对于丰富游客的旅游活动有一定的作用。但在游客参与过程中，提供者以及游客境外游的组织者有义务提醒游客，参与活动仅仅是一种娱乐体验。本文的研究发现，正向预期情绪对于欲望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如果一味强调的赢钱效应，必然激发游客的欲望，而非娱乐体验感知。因此，本着对游客旅游过程中娱乐身心的初衷，强调活动的娱乐体验价值显得更为重要。

5.3 研究局限性及未来研究方向

尽管本研究严格遵循了问卷调查和实证研究的程式和步骤，但仍存在一些研究局限性：第一，样本量的限制。由于对绝大部分中国人而言，到进行依然是一个较为敏感的话题，要对其就参与活动进行问卷调查显得较为困难。本文已在一定的资源条件下，竭力地获得了270份有效问卷，但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仍有待以更大的样本量进行实证研究的验证。第二，本文的研究仅仅以游客的消费行为来验证MGB在旅游消费者行为领域的适用性，但活动在旅游活动中毕竟是一项特殊的消费活动（例如，就会有输钱、赢钱或者不输不赢）。尽管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该理论对于游客消费行为意向有着较好的解释力，但该理论是否对于旅游消费者的其他消费行为也有着较好的解释力，仍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验证。第三，由于对游客的再次消费行为测度较为困难，本文并未将游客再次的消费行为纳入研究模型中，尽管其他领域的研究已经表明，消费意向是消费行为最为核心和关键的影响因素，但今后的研究仍需要将消费行为这一变量纳入研究模型，进而对MGB进行系统的实证检验。第四，限于研究的时间和精力限制，本文并未对不同游客消费行为意向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例如不同性别，不同国家的游客，这也是未硌芯靠梢钥悸堑囊桓鲋匾方向。第五，本文仅考虑了MGB本身所包含的重要变量，但对于游客的消费行为意向以及实际消费行为，很可能受到一些调节因素的影响，即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在MGB中加入一些新的调节因素变量，以丰富和发展这一主题的研究文献。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Cook A A. Towards understanding today's changing gaming participants[J]. Journal of Travel and Tourism Marketing， 1992，1（2）：63-70.

[2] Song H J， Lee C K， Norman W C， et al. The role of responsible gambling strategy in forming behavioral intention： An application of a model of goal-directed behavior[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2，51（4）：512-523.

[3] Oh H， Hsu C H C. Volitional degrees of gambling behavior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1，28（3）：618-637.

[4] Ajzen I， Fishbein M. Understanding Attitudes and Predicting Social Behavior [M]. Englewood-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80：4.

[5] Ajz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1，50（2）：179-211.

[6] Zint M. Comparing three attitude-behavior theories for predicting science teachers’ intentions[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2002，39（9）：819-844.

[7] Conner M， Armitage C J. Extending the TPB：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avenues for future research[J]. Journal of Applied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8，28（15）：1429-1464.

[8] Perugini M， Bagozzi R P. The role of desires and anticipated emotions in Goal-directed behaviors： Broadening and deepening the TPB[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01，40（1）：79-98.

[9] Parker D， Manstead A S R， Stradling S G. Extend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he role of personal norm[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5，34（2）：127-138.

[10] Bagozzi R P， Dholakia U M， Pearo L R K.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online social tnteractions[J]. Media Psychology， 2007，9（1）：77-114.

[11] Bentler P M， Speckart G. Attitudes cause behaviors： A structural equation analysi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1，40（2）：226-238.

[12] Taylor S D， Bagozzi R P， Gaither C A. Decision making and effort in the self-regulation of hypertension： Testing two competing theories[J]. British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2005，10（4）：505-530.

[13] Hae Y L， Hailin Q， Yoo S K. 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personal innovativeness on online travel sopping behavior：A case study of Korean travelers[J]. Tourism Management， 2007，28（3）：886-897.

[14] Brown N J. Antecedents of culturally significant tourist behavior[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9，26（3）：676-700.

[15] Young H K， Cneol M K， Ben K G. An examination of food tourist’s behavior： Using the modified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J].Tourism Management， 2011，32（5）：1159-1165.

[16] Han H， Hsu L T， Sheu C.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o green hotel choice： Testing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friendly activitie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0，31（3）：325-334.

[17] Lam T， Hsu C H C. Predicting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choosing a travel destination[J]. Tourism Management， 2006，27（4）：589-599.

[18] Gulsah A， Orhan E. Food tourists’ intentions within the TPB framework[J]. Journal of Tourism and Gastronomy Studies， 2013，1/3：3-9.

[19] Yao Yanhong， Luo Yan. An analysis of the TPB model of tourists' destination choice [J]. Tourism Science， 2006，20（5）：20-25. [姚G虹，罗焱.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的TPB模型与分析[J].旅游科学，2006，20（5）：20-25.]

[20] Liu Chunji， Feng Xuegang. A study on the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information search before Chinese tourists outbound tours： Based on the model of TAM， TPB and DTPB [J]. Tourism Science， 2013，27（2）：59-72. [刘春济，冯学钢.我国出境游客旅行前的信息搜索行为意向研究：基于TAM、TPB 与 DTPB 模型[J].旅游科学，2013，27（2）：59-72.]

[21] Qi Liyun， Cao Haiya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ifferent travel experience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visitors revisit intention： An example from coastal eco-tourism[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2，31（4）：100-106.[齐丽云，曹海燕.游客不同旅游经历对重游意愿形成机制的差异分析――以滨海生态旅游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2，31（4）：100-106.]

[22] Hsu C H C， Hunag S. An extension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model for tourists[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Research，2012，36（3）：390-417.

[23] Han H， Lee S， Lee C K. Extend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Visa exemptions and the traveler decision-making process[J]. Tourism Geographie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Space， Place and Environment， 2011，13（1）：45-74.

[24] Lee C K， Song H J， Bendle L K， et al. The impact of 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 for 2009 H1N1 influenza on travel intentions： A model of Goal-directed behavior[J]. Tourism Management， 2012，33（1）：89-99.

[25] Song H J， Lee C K， Kang S K， et al.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erceptions on festival visitor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Using an extended model of Goal-directed behavior[J]. Tourism Management， 2012，33（6）：1417-1428.

[26] Cummings W T， Corney W. A conceptual model of gambling behavior： Fishbein’s TRA[J].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1987，3（3）：190-201.

[27] Moore S M， Ohtsuka K. The prediction of gambling behavior and problem gambling from attitudes and perceived norms[J].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999，27（5）：455-466.

[28] Lee H S. Predicting and understand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tentions to gamble in a casino： Using an extended model of 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and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2013，29（2）：269-288.

[29] Walker G J， Courneya K S， Deng J. Ethnicity， gender， and the TPB： The case of playing the lottery[J].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2006，38（2）：224-248.

[30] Martin R J， Usdan S， Nelson S， et al. Us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o predict gambling behavior[J]. Psychology of Addictive Behaviors， 2010，24（1）：89-97.

[31] Wu Anise M S， Lai H C， Kowk K， et al. Chinese attitudes， norms， behavioral control and gambling involvement in Macao[J].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2013，29（4）： 749-763.

[32] Lee J， Chen C C，Song H J， et al. The role of responsible gambling strategy and gambling passion in the online gambler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Revis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2014，30（2）：1-20.

[33] Taylor S A， Ishida C， Wallance D W. Intention to engage in digital piracy： A conceptual model and empirical test[J]. 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 2009，11（3）：246-262.

[34] Ajzen I， Albarracin D. Predicting and changing behavior： A reasoned action approach[A]//Ajzen I， Albarracín D， Hornik R. Prediction and Change of Health Behavior[M]. Lawrence Erlbaum： Mahwah， 2007：3-21

[35] Cheng S， Lam T， Hsu C. Negative word-of-mouth communication intention： An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Research， 2006，30（1）：95-116.

[36] Carver C， Scheier M F. On the Self-regulation of Behavior[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28-31.

[37] Bagozzi R P， Warshaw P R. An examination of the etiology of the attitude-behavior relation for Goal-directed behaviors[J].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1992，27（4）：601-634.

[38] Davis W A. The two sense of desire. [A] // J Marks. The Ways of Desire： New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on the Concept of Wanting[M]. Piscataway： Thansaction Publishing，1986：99-100.

[39] Hagger M S， Chatzisarantis N， Biddle S J. A meta analytic review of the theories of reasoned action and planned behavior in physical activity： Predictive validity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additional variables[J]. Journal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 2002，24（1）：3-32.

[40] Sonmez S F， Graeffe A R. Determining future travel behavior from past travel experience and perceptions of risk and safety[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1998，37（2）：171-177.

[41] Perugini M， Bagozzi R P. The sistinction between desires and intentions[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04，34（1）：69-84.

[42] Fornell C， Larcker D 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1，18（1）：39-50.

[43] Nunnally J. Psychometric Theory[M]. New York： McGrwa-Will，1978：245-246

[44] Grant A. Building and Testing a Causal Models of an Information Technology’s Impact[R]. Boston：Proceeding of the Tenth ICIS， 1989：11-23.

[45] Bentler P M， Bonett D G. Significance tests and goodness of fit in the analysis of covariance structure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0，88：588-606.

[46] Bollen K A. A new incremental fit index for genera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J].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1989，17（3）：303-316.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henomenon of Chinese outbound travelers as gaming consumers has grown increasingly prevalent. However， research on Chinese travelers’ gaming behavior is extremely scarce. Existing literature has employed numerous theories to explain human behavior underlying this pattern. Among these theories， 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and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re representative social psychological theories useful for understanding the patterns and traits of specific human behaviors. Although these theories have been applied in studies of various human behaviors， they have not considered the individual’s non-volitional situation， in which time， money， resources， and opportunity limit behavior. To address this limitation， some scholars have proposed a model of goal-directed behavior that addresse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and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o better understand specific human behaviors， the model of goal-directed behavior incorporates desire， anticipated emotions， and the concept and role of past behavior， as well as the original variables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By adding in these concepts， the predictive ability and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model of goal-directed behavior have been greatly enhanced. Therefore， the model of goal-directed behavior is a vitally pertinent theory in the field of consumer behavior research. However， this theory is still not widely used in research on tourists’ consumption behavior， 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behavioral research on Chinese outbound tourists’ gambling behavior.In the present paper， the model of goal-directed behavior is introduced in the context of gaming behavior research on Chinese outbound tourists. This approach is used to construct an influencing factor model of gaming consumer behaviors among touris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paper takes up Chinese tourists who have traveled to Macao and participated in gaming. A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was applied and acquired 270 valid questionnaire response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method was used to carry out empirical tests for establishing a consumer gaming behavior intent model of Chinese tourists.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Chinese tourists’ gaming attitudes， positive anticipated emotions，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nd frequency of past gaming behavior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gaming desire. Consumer desire then further positively impacts on gaming behavior intent. Meanwhile， the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involved in Chinese tourists’ gaming consumption has a direct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gaming behavior intent. However， Chinese tourists’ subjective norms and negative anticipated emotions for gaming consumption do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ir gaming desire.

The results of the present study have several important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Utilization of this model of goal-directed behavior enhances understanding of intricate mechanisms that form the gambling behavioral intent of Chinese outbound tourists. At the same time， this finding also shows that scholars should consider additional factors and relationships among latent variables in explaining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variance in intent. By identifying the non-significant effect of subjective norms and negative anticipated emotion on desire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gambling consumers， this study is also a useful supplement to aid the development of gaming consumer behavior literature. However， this study does have some limitations， and care should be taken in generalizing its conclusions.

消费国外论文第8篇

女性主义思潮源于西方，它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思潮面临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严峻挑战，它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广泛传播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女性文学及其研究也因此呈现出高潮态势。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女性文学在层出不穷的新生文学现象的冲击下变得落寞、边缘，虽然有不少学人关注“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命题，像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文学批评》、陈志红《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杨莉馨《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等，对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旅行”问题做出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但他们多是从梳理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批评史入手，系统阐释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具体应用及存在问题。而孙桂荣博士的专著《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则独辟蹊径，不同于以往女性文学批评史的线性梳理，在当下女性文学研究中脱颖而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该书选取了一个全新的时间角度“消费时代”(即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新世纪前后)作为论述的背景视域，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将女性主义理论与文学现场相结合，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文学做整体把握和精微分析，系统梳理了女性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嬗变，深入阐释了女性主义在当代中国消费时代的具体变化和文本表达，建构了一套适合中国消费时代语境的“中国女性主义”话语体系。该书分为“理论潮流”和“文学生态”上下两编。“导言”部分首先对“消费”、“消费文化”、“消费时代”等概念的内涵、特征做了详细的界定阐释，探讨了消费时代的中国对文学、性别、女性主义的巨大影响。其次系统介绍了本书的独特思路、结构、研究方法和“后女性主义”的核心命题。指出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不同于传统的女性文学批评史，而是立足于消费时代的文学文本实践，是对文本中呈现出的性别观、女性主义观念进行重点考察后进行的全新学理总结，是从作品到理论的归纳法呈现。

“理论潮流”部分充分体现了本书的独创性，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消费时代的“后女性主义”命题，即西方原创性、理论化的女性主义在中国消费时代的文学中出现的话语分裂、挪用、改写及被重新编码的现象。这一命题具有消费时代的中国色彩，它研究的是“中国女性主义”的当下形态，即中国女性主义在消费时代文学文本中的具体表达方式。该部分重点研究了消费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女性主义”表达与西方原创女性主义、与中国女性学界呼唤的精英化女性主义之间的话语缝隙，填补了学界的研究空白，具有较大的学术创新价值。该书用两个章节“‘后女性主义’:消费时代的性别修辞?”、“‘后女性主义’批判的难度与限度”对这一命题的内涵外延、文化语境、批评现状等相关问题做了系统阐述。此外，该部分还独辟蹊径地提出了“女性主义的‘中国焦虑’及其在消费时代的深化”、“‘女性意识’与消费时代的文本表达”、“消费时代的女性或者文学:边缘化之后的双向度选择”等独具开拓性的学术话题，从学理层面对女性主义与中国消费时代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概括总结。

“文学生态”部分全面透视了消费时代的文学文本中所折射出来的性别意识形态问题。该部分从消费文化语境入手通过八个章节，如“女性小说人物塑造的现实性分析”、“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流变”、“现当代文学语境中的身体话语与性别”、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为主体的女性主义写作的性别误区(“性别魅力的彰显”、“性别修辞”、“性别围城之外的话语缺失”)、“80后”一代的性别偏执等深入细致地阐释了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重要现象和作家作品。其中对新生代作家的论述是一大亮点，着重分析了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于经济转型期的新生代女作家如林白、陈染、卫慧、朱文颖、魏微等在创作中呈现出的消费时代特点，如身体写作(表现女性自我主体的望)、身体与物质的关系(性别的利用与依赖)、精神虚无、个人化、边缘状态、“外来者”身份等。这种把新生代文学与消费文化、性别话语紧密结合的研究，开拓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此外，第十三章“走过青春期的性别物语”研究角度新颖独到，分别从“青春期的叛逆”、“玄幻:网络时代的性别偏执”、“一代人的‘身体写作’”三方面展开论述，对消费时代下新崛起的80后青春文学中的性别表述问题做了详细分析。并对“70后”和“80后”不同文学代际的作家进行比较，发掘他们在文学语境、叙述场景、文体选择、叙述语言、叙述姿态等性别表述上的异同性和具体展开方式，揭示二者青春表演的“断裂”本质，即从写作观念、理论资源、表述方式的“断裂”到文学场结构功能的“断裂”。这种对青春文学性别倾向性的系统研究，很好地对接了新世纪文坛创作研究的“当下性”传统，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目前，孙桂荣博士的女性文学研究已卓有成就，博士论文《消费时代的女性小说与“后女权主义”》获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奖。此外，她还出版了《自我表达的激情与焦虑: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性别诉求的多重表达:中国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研究》等专著，并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上海文学》、《东岳论丛》、《中国女性主义》等刊物发表多篇女性文学研究论文，可见她的女性文学研究已走出了一条坚实而独特的路子，衷心祝愿她的学术前景更加美好。

消费国外论文第9篇

关键词：可持续消费；消费行为；行为干预；行为改变

可持续消费一经提出，便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门话题。多年来，国外可持续消费研究发展迅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在我国，可持续消费研究却陷入瓶颈，进展缓慢。为便于国内学者学习、借鉴，对可持续消费研究进行整理与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一、可持续消费的涵义

联合国环境署(1994)将可持续消费定义为：“提供服务以及相关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依据上述定义，Heiskanen与Pantzar(1997)将可持续消费界定为：“一种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不损害子孙后代需要的消费活动”。2001年联合国环境署再次对可持续消费进行解释，认为可持续消费涵盖了为满足生命的基本需求，保证人类各个世代的持续发展，同时减少环境破坏对人类健康的危害等目标所必需的具有可持续特征的一系列目标和手段。俞海山(2001)将可持续消费理解为：既能满足当代人消费发展需要而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消费发展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消费。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可看出，尽管学者们研究的视角、侧重点不同，但均共同体现了可持续消费坚持代际、代内公平的核心原则。同时，也反映出可持续消费包括了可持续生产消费与可持续生活消费两个方面的重要思想。可持续消费研讨会(1994)指出，可持续消费连接着从原料提取、预处理、制造、产品生命周期到影响产品购买、使用、最终处置诸因素等环节中的所有组成部分，而其中每一个环节又对环境存在多方面的影响，所以不能孤立地理解和对待可持续消费。由此可见，可持续生产消费与可持续生活消费是可持续消费密不可分的两个组成部分，只单一地实现任何一部分都无法最终实现可持续消费。但由于两者消费主体的不同，在消费的行为方式、影响因素等方面必然存在差异。具体来讲，可持续生产消费以企业、社会团体为消费主体；而可持续生活消费多以个人或家庭进行。因而，可持续消费研究不仅要从整体角度进行，对可持续生产消费与可持续生活消费开展独立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

二、整体视角的可持续消费研究

受“可持续消费研讨会”中反对孤立、割裂可持续消费各环节提议的影响，学者们对可持续消费的研究始于整体性探索。此类研究以分析全球不可持续消费的原因，探索可持续消费的实现途径为主要研究内容。2003年在加拿大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全面分析了全球资源危机的原因指出，人口的快速增长只是环境恶化的部分原因，北部发达国家公民对资源的过度消费及发展中国家对资源需求的增长同样对全球资源危机产生重大影响。Pfincen(2003)与Fuchs&Lorek(2005)在对可持续消费的内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可通过提高消费效率与转变消费模式、降低消费水平两种途径推进可持续消费。Fuchs&Lorek在研究中发现，提高消费效率所减少的资源消费量很容易为人口的增长以及因消费欲望膨胀而导致的消费需求总量的增长所抵消，只有转变消费模式，控制消费水平才是实现可持续消费的根本途径。并据此对可持续消费进行了分类，将前者视为弱可持续消费，而后者则属强可持续消费。相较于国外研究，国内对可持续消费的整体性研究更多的是从宏观层面与经济学角度探讨可持续消费模式的特征、影响因素以及可持续消费模式的构建路径。如，张军莲(2007)指出，实现可持续消费模式必须在树立可持续消费观念的同时加强制度创新，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同年，陈然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了可持续消费的动机，认为消费者个体的内源动机(物质需要、精神需要与生态需要)和外源动机(生产、政府作用、技术与社会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激发可持续消费。

尽管整体视角下可持续消费的研究、实践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可持续消费治理进展缓慢，全球资源的消费量在可持续消费治理期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持续上升(Manoochehri(2002)、Bar-ber(2003))。这些数据再次说明了单纯整体性研究的不足。当然，治理重点集中于弱可持续消费也是难以取得显著治理成效的重要原因。根据Fuchs&Lorek的观点，研究可持续消费模式及其转变途径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但鉴于消费模式自身的特性——人们消费行为的规范与行为运作机制、规律的体现，对可持续消费模式的研究必然以可持续消费的行为研究为起点。三、可持续消费行为研究

可持续消费行为涉及消费者对产品、服务与实践的获取、使用及处理活动。这一定义与杨家栋、秦兴方对狭义可持续消费界定的内涵基本一致，即包含可持续商品、劳务和公共产品的消费。这就说明了可持续消费行为不仅仅是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还反映了消费者对资源的消费行为、家庭管理行为及生活方式的选择，也就是个人或家庭的可持续生活消费行为。因此，凡是具有保护自然，减少污染，节约资源，重复使用，多次利用，绿色生活，环保选购特征的消费行为都是可持续消费行为。

(一)家庭可持续消费行为研究。家庭是可持续消费行为的主体之一，JaequieBurgess(2003)指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家庭业已作为购买各种商品的重要场所发挥着作用。”家庭是人类消费行为影响环境、资源的核心社会单元(Mettewier)。鉴于此重要地位，国外学者将家庭作为独立的研究单位，对其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Blacketal(1995)将规范激励理论应用于家庭能源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中，发现个体规范对能源消费行为有重要影响。同年，Boldero＆Jenniferetal以家庭中报纸回收利用的行为为例，应用计划行为理论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回收利用报纸这一行为的态度及回收的便利性是家庭成员考虑是否回收再次利用报纸的重要因素。除以上实证研究外，定性研究也取得了诸多成果。如，FayeDuchin＆RensselaerPolytechnic(2003)认为家庭类型是家庭生活方式、消费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并提出了依据社会阶层、家庭收入水平及消费类别对家庭类型进行进一步划分的观点。FritzRe—usswig＆HermanLotze—Campen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出发，指出家庭具有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是家庭消费行为变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记录家庭的变化过程，明确家庭成员的变化是分析家庭可持续消费行为的重要方法。2004年，Ya—suhiroFukushima等学者则提倡通过建立家庭环境管理系统，帮助家庭成员管理零散、复杂的消费行为环境信息，提高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发生率。

(二)个体消费者可持续消费行为研究。个体作为可持续生活消费的另一个主体，在家庭消费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而，无论是进行个体或家庭可持续消费行为研究，个体的消费行为动机都成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在定性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视角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如，Hansen&Schrader(1997)消费伦理视角的研究，Laird(1999)消费观念传播渠道的研究以及Yas-minvallKasteren(2007)社会文化角度的研究等等。而国内学者则多是将消费者教育、经济激励因素以及消费者个体的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视为转变消费者不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关键因素。时至今日，学者们尚未在定性研究方面取得较为统一的研究结论。而反观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则大多以消费者行为理论为研究基础。

Hopper&Nielsen(1991)与ViningandEbreo(1992)在对回收利用行为进行实证研究中发现，个人规范对这一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规范激励理论可以有效解释回收利用行为。Bamberg&Schmidt(2003)也发现，个人规范对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影响同样存在于个人轿车的使用选择中。Bagozzi，R.P.＆Dabholkar，P.A.(1994)应用方法目的链理论对循环利用行为进行解释，发现行为目标是影响行为的重要因素。Sparks，P&Shepherd，R.(1992)、Heath，Y&Gifford，R.(2002)先后应用计划行为理论对绿色消费行为与公共交通工具的使用行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行为态度与知觉行为控制因素可以有效地预测上述行为。除以上行为外，计划行为理论对能源消费、节约用水与道德投资行为同样具有良好的解释、预测能力(Staats&Wall(2003))。根据计划行为理论，IrisVermeir＆WimVerbeke(2007)通过实验方式研究消费者可持续食品消费行为发现，控制形成态度、主观规范及知觉行为控制的突显信念，对提高可持续食品的消费行为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上述研究回顾可以看出，由于不同行为理论研究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一些学者偏向于将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变化归因于内部特征变量(个体规范、态度等)，另外一些则认为由于个体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参照群体、外部机会与资源等因素同样影响着消费者的可持续消费行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2002年，Bagozzi等学者提出了融合内部特征与外部环境因素(社会规范、组织约束)的消费者行为整合模型，但是由于该模型结构过于复杂，测量变量众多，至今鲜少应用于可持续消费行为研究。

四、小结与展望

从文献回顾中可看到，可持续消费研究的分歧主要存在于概念的界定与可持续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两方面。当然，这一现象说明更进一步的研究仍有待开展，但同时，也是国外可持续消费研究不断深入的体现。为跟上国外的研究步伐，突破国内可持续消费研究瓶颈，笔者认为，未来国内可持续消费研究可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一)从消费者行为理论出发，加强对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就目前情况而言，国外对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关注已愈加明显，可持续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仍未取得一致的结论。在国内，以消费者行为理论角度开展可持续消费行为研究，不仅可以弥补当前国内可持续消费行为研究还很缺乏，研究方法过于单一的现状，丰富研究方法，也是对全球可持续消费行为研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