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3 16: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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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报告中提出的“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目标，为我国在21世纪从海洋大国转变为海洋强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我国海洋开发的脚步逐渐加快，与此同时，因为人类经济活动给海洋环境带来严重污染的事件屡有发生，海洋环境形势日益严峻。因海洋环境污染引起的侵权责任案件也常有发生，民事领域的海洋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责任越来越受重视，而且有成为海洋环境污染损害主要救济途径的趋势，而从目前情况看，我国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法律制度还亟待完善。
一、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概述
环境污染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指环境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必须具备的条件。作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一种，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类似，符合环境污染责任构成要件的要求。但目前，关于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我国理论界有不同观点。
有学者主张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要件表现在四个方面，即(1)损害事实;(2)损害行为的违法性;(3)损害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4)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这种观点忽视了环境污染侵权的特殊性;随着无过错原则的运用与发展，由于环境污染侵权具有其特有的属性，有学者提出了两要件说，即损害事实及损害事实与污染行为间存在因果关系是作为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此外，还有学者主张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为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损害事实及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即三要件说。从现实情况出发，笔者认为，“三要件”的观点较为妥当。海洋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应由以下三要件构成：污染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
二、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
实施了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是海洋环境侵权责任主体的必要条件之一。一切侵权法律关系都是以法律主体实施侵权行为为前提，否则责任主体也无从谈起。
该行为既可以是违法性污染损害行为，也可能是非违法性污染损害行为。根据《环境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及无过错责任原理，笔者认为作为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要件的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不必具有违法性。
(一)排除行为违法性
行为违法性，即行为人对应当履行的义务的违反，如违反了海洋环境保护法律规范等。对于“行为违法性”的问题，法律之间存在矛盾，理论界观点也并不完全不统一。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有学者以此为依据，认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必须具有行为违法性，即行为对现行的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的违反。
从环境污染与侵害的特点与事实状态看，随着实践的发展，由于法律与标准固有的滞后性、特定时期的历史局限性及一定时期认知能力的有限性，某些符合标准的排污行为，与其他物质发生反应或者在特定条件的综合作用下，也可能引起海洋环境污染。对于这种“合法排污”、“达标排污”行为，如果依据行为违法性原理，那么环境污染侵权者则可以环境污染行为的合法性为理由，规避自己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从而导致因海洋环境污染受损害方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因此，行为的合法性不应成为免除侵权责任的绝对理由。
新《环境保护法》第六条第三款中明确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防止、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此规定没有规定关于违法性的要求。新《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还规定，“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与此相对应，《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此规定也明确表明，对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承担，不限于对违法性的要求。
综上所述，污染环境的侵权行为只要造成损害事实，无论致害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行为是否违法，都应承担法律责任。由于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以及全社会治理和改善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为确保权益受侵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排除行为违法性将得到更广泛的适用。
(二)排除违法性的特殊情况
污染海洋环境行为的“排除违法性”是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突破和发展。但是在海洋环境污染侵权中，如果不区分情况，将一个民事主体的合法行为一概而论的被认定为侵权，让行为者对损害承担民事责任是欠妥当的，会使得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生产、生活的行为人缺失安全感，也有违禁止事后法的原则。在承认“排除行为违法性”的前提下，如果行为者的行为符合所有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法律规定，虽然造成了损害后果，也应考虑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保障合法行为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者的合法权益。
1.海洋环境污染的发生，行为符合海洋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规定却造成了污染的后果，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对待，由行为人，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责任单位承担各自的责任。
2.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如果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或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因此，对于因不可抗力或完全的意外因素等导致的海洋环境污染，应当由因合法行为造成海洋污染侵权损害者与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补偿基金或海洋环境保险给予受害人以救济。
三、损害事实
(一)损害事实概述
我国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关于损害事实的规定，但若从《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初衷出发，损害事实可以是已经发生的，也可以是暂时未发生，将来才显现出来的事实，海洋环境污染侵权损害事实指的是因海洋环境污染导致的他人人身、财产和合法的环境权益受到损害的一种事实状态。损害事实是构成侵权行为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同时也是侵权责任发生的根据。即必须遵循“无损害，无责任”，让侵权人承担责任的前提就是必须具有损害事实。
(二)损害事实范围
海洋环境污染损害事实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损害，其具有特殊性、复杂性。其污染表现为广阔的受害空间范围、不确定的受害对象、民事权益广泛受害和损害后果十分严重等方面。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财产、人身、生态和其他损害。
1.人身损害，即损害到了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如致伤残、致死其他疾病等，同时包括对公民正常生活秩序的妨碍所造成的损害。海洋环境污染造成人身损害具有潜伏性，因为海洋环境污染对人身的损害大部分是通过食用海产品等间接造成的，不易及时被发现，而是逐渐显露。
2.财产损害，主要是财产本身的毁损，使其丧失价值和使用价值，包括直接和间接损失，如海水污染致使海洋渔业减产或绝产，海水污染致使被污染海域无法使用，创造新的价值，也属财产损害的范畴。
3.海洋生态损害。海洋生态损害，是指因为环境因素遭到污染破坏，导致环境质量下降进而引起的人们利用海洋和享有美丽、舒适海洋环境的利益遭到损害。《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三章突出了对海洋生态的保护，这体现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
四、因果关系
(一)因果关系概论
在民法的侵权责任关系中，因果关系是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违法行为引起损害事实，二者是引起与被引起的客观联系，即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但如前文所阐述的那样，因为海洋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并不是绝对的以行为的违法性作为构成要件，所以将其表述为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二)推定因果关系
现实情况中，环境污染侵权行为常常会出现“一因多果”或者“一果多因”的现象，相关法律对此缺乏明确、详尽的规定，现今的司法实践中，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各自采取不同的因果关系推定方式。
严格因果关系作为传统民法中侵权责任构成的必要条件，指的是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客观的、内在的联系。由于海洋环境污染的特殊性，某些海洋环境污染，若要求由求偿人承担严格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有可能陷入论证困难，无法保障诉讼的效率，更难以维护使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无法及时的对环境污染行为进行制止。因此，笔者认为，在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中，应当采用推定因果关系。即在污染环境侵权责任中，只要证明行为人已经排放了可能危及海洋环境的物质，而在其排放后，排放物所及范围内，海洋环境遭到污染，致使人身或财产遭受到损害的，即可推断该危害的发生是由行为人排污行为所致。
在英美法中称推定因果关系为“事实本身说明问题”，即推定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只要符合以下三个条件即可：(1)行为与损害均已发生;(2)损害在行为所影响范围之内;(3)行为在先而损害在后，无该行为时即无此损害。
相比于《侵权责任法》，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已有明确规定的。在司法实践中，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在环境污染案件中也被广泛承认和适用，而今后的立法中还应对推定因果关系作出明确规定。
结语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学者对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解释，和拓展分析《民法通则》等法律的规定在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问题中确定构成要件及主体等问题的适用。对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问题进行体系化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还需要为进一步从理论上设计出一套系统的、立足于国家全局和长远利益、符合中国法制环境的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法律规范，为国家宏观层面立法提供理论支持。
1 海洋环境污染的元凶
海洋污染是指人类改变了海洋原来的状态，使海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造成海洋污染的主要原因是：陆地污染源流入海中、石油污染、人类无节制的捕捞活动等。
海洋污染的特点是：污染源广，污染物质种类多，影响范围大，危害深远，控制复杂，治理难度大。
1.1 陆源污染
陆源污染是指陆地上产生的污染物进入海洋后对海洋环境造成的污染及其他危害。人类长期以来不可持续的生产、消费与生活方式使海洋环境遭受严重污染，其中，陆源污染成为全球海洋环境持续恶化的罪魁祸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为蒙特利尔环境部长会议预备的一份报告中指出，80%的海洋污染源于陆源污染。
《防止陆源物质污染海洋公约》中对陆源污染的界定：陆源污染是：1）通过水道；2）源于海岸，包括通过地下水或其他管道的引入；3）源于公约所适用区域内一缔约方管辖内所铺设的人造设施对海洋区域所造成的污染[1]。
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工业污水大量排入近海水域，成为陆源污染的主因；而农业经济的发展，也将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化肥和农药，通过地表径流或者河流流入沿海水域；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的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也成为主要的污染物。随着大量的陆源污染物流入海洋，致使海水中重金属含量升高，直接导致海产品重金属超标。
1.2 石油污染
随着我国石油进口量和海上运输量的逐年增长，我国近海石油污染日益严重，对海洋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据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32×108t石油中，约有320×104t进入海洋环境[2]。
石油流入海洋的途径包括：
1）海底油井开采开采过程中溢漏和井喷；
2）油船运输中泄漏或发生事故；
3）炼油厂含油的废水直接流入海洋。
石油污染海洋环境，危害海洋资源，破坏生态平衡。通常1t石油可在海上形成覆盖12km2范围的油膜，油膜会使透入海水的太阳辐射减弱，从而影响光合作用；油膜影响海水复氧，石油的分解，会消耗海水中的溶解氧，使海水本文由收集整理缺氧，据研究，1kg石油形成的浮在水面的油膜完全氧化需要消耗40×104l海水中的溶解氧[3]，造成海洋中藻类和微生物死亡，破坏海洋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导致海洋生态系统失衡；石油流入海洋后，会产生光化学反应，生产綑、酮、酚、酸、硫的氧化物等，危害海洋生物[4]。
1.3 过度捕捞
过度捕捞是指捕捞超过系统能够承担的数量的鱼，使整个系统退化。捕捞了太多的某种鱼类，让它们的数量不足以繁殖和补充种群数量。
据《中国区域海洋学——海洋环境生态学》书中指出：近海的过度捕捞正造成一个恶性循环：生态系统中价值高、个体大的种类被过度捕捞后，人们的捕捞目标必然转向其他一些价值较低的物种，而当这些价值较低的物种生物量枯竭后，捕捞目标随之又转向价值更低的种类，这样依次将使生态系统的所有物种都被过度利用，造成渔业资源的系列性枯竭和物种品种的退化[5]。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海鲜成为了我国百姓餐桌上常见的美味，为了满足人们餐桌上的需求，人类大肆从海洋中捕获渔业资源，现代渔业捕获的海洋生物已经超过生态系统能够平衡弥补的数量，导致整个海洋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
2海洋环境保护
治理海洋环境污染的关键前提是要求我们增强对海洋环境的保护意识。海洋环境的污染，制约了人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海洋环境污染范围的扩大，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如何保护海洋环境，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2.1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法制体系，保护海洋环境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07条规定：各国应制定法律和规章，以防止、减少和控制陆源污染，包括河流、河口湾、管道和排水口结构对海洋环境的污染，同时考虑到国际上议定的规则、标准和建议的办法及程序[6]。
在海洋环境保护法制建设中，我国先后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通过法律的形式，坚持把陆源污染防治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进行重点规划。严格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严厉打击破坏海洋环境的违法行为。
2.2 多管齐下防治沿海城市工业、农业和生活污染
随着沿海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对沿岸海域环境压力加剧，我们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治海洋污染：
1）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
2）制定排污指标，严格控制污染源排放总量，实行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
3）加强截污和污水处理厂建设，加强对重点污染源的治理；
4）加强沿海城市防护林建设，保护滨海湿地；
5）强化污染物的资源化再利用，治理工业废弃物，减少海洋环境的污染。
2.3 突出科技手段，加强海洋石油污染的防治
目前对海洋石油污染的处理主要包括：
1）物理方法。包括围油栏、吸油物质（如麦秆、泥炭、聚苯乙烯等）、沉降和磁性分离等；
2）化学方法。包括投放化学处理剂（如乳化分散剂、凝油剂、集油剂等）、燃烧处理等；
3）生物方法。通过投放噬油微生物，进行人工石油烃类生物降解。
其中，生物降解是当前研究的重点，具有迅速、无残毒、低成本的优点。据研究，海洋中存在大量能够降解石油的微生物，目前能够降解海洋石油污染物的微生物有200多种。
2.4 保护海洋渔业资源，防止过度捕捞
海洋渔业资源是可再生资源，但是要科学利用，如果过度捕捞会导致资源匮乏，最终无鱼可捕捞。防止过度捕捞，保护渔业资源，促使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
1）渔业法规需要被重视起来，要加大宣传这方面教育的工作力度，增强渔民依法兴渔的法律意识，提高广大渔民的自觉性；另外还需要治理水产品的销售市场，要扩大宣传面，让社会广大群众都能认知到保护渔业资源的重要意义，并参与保护市场，共同抵制违法水产品的销售；
2）制定休渔期。我国每年的6至9月，相关部门会对从事海洋捕捞作业的渔民实行2到3个月不同的休渔期，以此来保证海洋水产资源正常繁殖、生产与发育；
3）规定渔网最小网目尺寸、可捕标准、幼鱼比例，限制对幼鱼的捕捞是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最基本措施[7]。
3 结论
21世纪是海洋世纪，随着经济的增长，世界各国纷纷调整本国海洋政策，加紧争夺海上战略利益，海洋产业的发展和海洋战略部署都出现了强劲的势头。海兴则经济兴，面对世界各国的形势，我们必须加快发展和壮大海洋事业。
关键词:环保意识 海洋环境 海难救助
随着人类活动对海洋环境的威胁日趋严重化,海洋环境问题引起了全球的关注,世界各国已采取积极的措施来保护海洋环境,减少或避免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海上油污作为海洋环境污染的一种,其中的一种主要污染源是船舶的意外事故和经常性的排污操作所造成的海上污染损害。因此,当这类意外事故发生时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减少或避免海洋污染损害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实际上也就对海难救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对有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船舶及时进行救助,如何鼓励救助人积极进行救助,如何明确救助人与被救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等,而这些又是传统的海难救助制度所不能完全解决的。因此,作为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海难救助制度中的一些原则、规则须不断地发展以更好地调整这些法律关系。
从海难救助制度发展的轨迹来看,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现代海难救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呈现出如下特点和趋势:
一、自愿原则具有相对性
自愿是指救助人进行救助作业活动并非基于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根据传统的海难救助制度,假如是基于法律或合同之义务进行救助作业活动则不是自愿的,不能形成海难救助制度中的海难救助关系,如船员对本船在遇险时提供的各种劳务、引航员对船舶的引领、国家消防职能部门进行的灭火等行政行为,因为这些行为或者是基于合同的约定,或者是基于法定的职责。但是,随着海上航行风险的不断变化,特别是海洋环境污染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之后,传统的海难救助制度中的自愿原则发生了明显变化,沿岸国为保护其沿岸海洋环境,往往会在出现可能对海洋环境构成威胁的情况下,采取积极的措施以避免或减少对海洋环境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若仍然严格适用传统的自愿原则,则救助人没有救助报酬请求权,这不利于鼓励救助人采取积极的救助措施进行救助作业,也不符合海事立法的宗旨。
二、请求救助报酬突破了“无效果,无报酬”的限制
按照传统习惯,救助行为必须有效果,这是救助报酬请求权成立的一个前提。如果救助行为没有获得效果,救助人与被救助人之间不存在因救助财产而形成的债的法律关系,即不发生救助报酬请求权以及保证该权利实现的附属权利,如留置权、船舶优先权等。这也就是《1910年救助公约》所确立的有名的“无效果,无报酬”原则,在1980年以前的“劳氏救助合同标准格式”中一直沿用了这一原则,我国《海商法》第179条中也同样引入了这一原则。但是,很明显随着海上风险的不断变化,“无效果,无报酬”原则已不适应海上救助新形式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救助具有污染环境危险的船舶或者船上所载货物时,这一原则很不利于救助作业的实施。
为了鼓励救助人对构成环境污染损害危险的船舶或者船上所载货物积极进行救助,以减少或避免对海洋环境的损害,保护海洋环境。《1989年救助公约》的第14条规定:如一船或其船上货物对环境构成了损害威胁,救助人对其进行了救助作业,但根据第13条所获得的报酬少于按本条可得的特别补偿,他有权按本条规定从该船的船舶所有人处获得相当于其所花费用的特别补偿①。这也就是有名的“特别补偿”条款。在我国《海商法》的第182条对此也有规定,该条规定:“对构成环境污染损害危险的船舶或者船上货物进行的救助,救助方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获得的救助报酬,少于依照本条规定可以得到的特别补偿的,救助方有权依照本条规定,从船舶所有人处获得相当于救助费用的特别补偿。” “劳氏救助合同标准格式”的1980年版中,在“无效果,无报酬”原则的基础上引入着名的“安全网条款”(safety-net clause)。根据该条款,救助人对载有油类的遇险船舶进行救助时,即使没有取得成功或救助人由于受阻未能完成救助工作,只要救助人、其雇佣人员或人没有过失,救助人也可得到救助费用和不超过该费用15%的补偿,从而有限地扩大了传统的“无效果,无报酬”原则的使用范围。但是,安全网条款仅使用对油轮或部分装载货油的船舶进行的救助,对其他有可能损害海洋环境的危险品的救助尚不适用。吸收《1989年救助公约》的立法精神,我国《海商法》第182条第2款还规定:救助人进行前款规定的救助作业,取得防止或者减少环境污染损害效果的,船舶所有人依照前款规定应当向救助方支付的特别补偿可以另行增加,增加的数额可以达到救助费用的百分之三十。受理争议的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认为适当,并且考虑到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可以判决或者裁决进一步增加特别补偿数额;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增加部分不得超过救助费用的百分之一百。”由此可知,在对构成海洋环境污染威胁的船舶或船上货物进行救助时,不再受传统“无效果,无报酬”原则的约束,而实行无效果亦有报酬的特殊原则。不过在适用这一原则时,救助人不能有过失,《1989年救助公约》的第14条第5款规定:“由于救助方的过失未能防止或者减少环境污染损害的,可以全部或者部分地剥夺救助方获得特别补偿的权利。”对此我国《海商法》的第182条第5款也有同样的规定。可以预见,如果救助人与被救助人就是否必须支付特别补偿发生争议时,救助人是否有过失将是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救助人应证明其本身不存在过失,否则将丧失获得特别补偿的权利。
三、救助对象的范围逐渐扩大
随着海事法的发展,作为海难救助标的的范围不断扩大②。传统海商法上的海上救助主要是指对船舶以及货物的救助,《1910年救助公约》中规定的救助标的也仅限于船舶、船上货物及运费,但随着航运及其他海上活动的发展,遭受海难急需救助的财产形式不断增加,海事法中所规定的救助对象明显不够。为了保障海上安全和保护海上财产,有必要将一些新的海上财产列入海难救助的范畴,如海上石油勘探设备、浮船坞、浮筒等。为了适应海上财产多样化的趋势,《1989年救助公约》扩大了救助标的的范围,将救助标的的范围扩大到船舶和其他非永久性和非有意地依附于岸线上的任何财产,而且还指出本公约所指的“船舶”不仅包括海船,还包括内河船,甚至沉船、弃船。我国《海商法》基本采纳了《1989年救助公约》的立场,其中的第173条规定:“本章规定,不适用于海上已经就位的从事海底矿物资源的勘探、开发或者生产的固定式、浮动式平台和移动式近海钻井装置。”值得特别提及的是防止或减轻环境污染损害成为《1989年救助公约》所特有的内容,该公约第1条第4款明确规定了“环境损害”,并将其定义为由污染、沾污、火灾、爆炸或类似的重大事故,对人身健康,对沿海、内水或其毗连区域中的海洋生物、海洋资源所造成的重大的有形损害。 需要指出的是公约并没有把防止或减轻环境污染损害直接作为救助的标的,但它是确定救助报酬和特别补偿的基础,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防止或减轻环境污染损害可以视为海难救助的间接标的。因此,根据《1989年救助公约》救助人对环境进行救助是可以获得救助补偿请求权的,也有人因此把对环境的救助称为海难救助的第四种救助标的,并称其为:“第四海事财产”。由此可以预见,新的世纪对环境的救助将越来越来受到立法者及相关人士的关注。
四、鼓励救助人对环境进行救助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尤其是国际社会受Amoco Cadiz事件及其判决的影响,对船舶造成海洋环境危害的法律问题加强了研究。1978年3月16日Amoco公司的Cadiz号超级油轮在英吉利海峡距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Brittany)海岸约25km的海上遭遇风暴触礁并很快断裂,使所载22.3万吨石油全部泄入海中,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为避免悲剧的重演,在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提出了特别补偿这一概念,对救助方在进行时为保护海洋环境所作的努力和受到的损耗进行补偿,以鼓励对有环境污染损害危险的船舶或船上所载货物进行救助。对救助人来说,救助具有污染海洋环境危险的船舶或船上所载货物是有特殊困难的,相对于一般救助而言,进行该类救助对救助人的技术要求更高,为促使救助人对具有污染海洋环境危险的船舶或船上所载货物进行救助,在确定救助报酬时就不能仅仅考虑救助人在对具有污染海洋环境危险的船舶或船上所载货物进行救助时所花的成本,还要使救助人获得一定的利润,以便救助人不断更新救助设备,培训救助作业人员等等,从而更好地对具有污染海洋环境危险的船舶或船上货物进行救助。
减少或避免对海洋环境的污染,保护海洋环境是包括救助人在内的有关各方所应尽的义务,《1989年救助公约》的第8条第1款规定:“救助人对处于危险中的船舶或其它财产的所有人负有下列义务:“(a)以应有的谨慎进行救助作业; (b)在履行(a)项所规定的义务时,以应有的谨慎防止或减轻环境损害;……”
第8条第2款(b)规定处于危险中的船舶或其他财产所有人和船长对救助人负有 在进行此种合作时,以应有的谨慎防止或减轻环境损害的义务。为了突出对救助方对具有污染海洋环境危险的船舶或船上所载货物进行救助作业的鼓励,有必要对救助方对具有污染海洋环境危险的船舶或船上所载货物进行救助作业的行为给予补偿,这也就出现了前面所提及的“特别补偿”制度。这在我国《海商法》的第182条中也有相同的规定,同时我国《海商法》的第185条还规定:在救助作业中救助人命的救助方,对获救人员不得请求酬金,但是有权从救助船舶或者其他财产、防止或者减少环境污染损害的救助方获得的救助款项中,获得合理份额。此外《1989年救助公约》和我国《海商法》都将救助方在防止或者减少环境污染损害方面的技能和努力作为确定救助报酬的考虑因素,使得在确定救助人的救助款项时不仅要考虑传统因素,还得考虑环境因素。这些都从不同方面突出了对救助方对海洋环境进行救助的鼓励。当然,“特别补偿”并不是营利性业务的酬金,它是一种费用,具有补偿性,旨在鼓励救助对具对有环境污染损害危险的船舶或船上所载货物进行救助。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海事法中的各项制度是不断地发展着的,把环保的一些理念融入海事法律的发展之中,协调人类与海洋环境的关系,是新世纪海事法发展的一种趋势。海事法将同其它有关法律一起为环境保护、人类与海洋环境的和谐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关键词：康菲漏油事件；海洋环境污染；海洋环境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2.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4-0091-03
引言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美国康菲石油公司合作开发的渤海湾蓬莱19-3号油田B平台、C平台于2011年6月4日发生重大漏油事故（简称“康菲漏油事件”）。在超过半年的时间内，渤海被污染的海域从最初的16平方公里蔓延到超过6200平方公里。受此影响，渤海或许再也找不回昔日深邃的清澈。康菲作为作业方，将溢油事件造成的严重污染事故瞒报近一个月， 2011年9月1日，在国家海洋局责令康菲“三停”（停注、停钻、停产）后仍然有油花溢出。康菲一而再再而三懈怠敷衍，在信息披露上遮遮掩掩，在事故处理上弄虚作假，无视环境破坏的傲慢态度让中国公众怒不可遏。事故发生以来，渤海湾沿岸上百家水产养殖户遭受的损失超过十亿元，当索赔事宜提上议程，渔民们却发现困难重重。不仅存在取证、定损、开销等各种困难，法律和行政方面的阻力也较为明显。康菲漏油事件暴露出我国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一、 康菲漏油事件暴露出我国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
1.海洋环境保护意识淡薄。我国长期存在“重陆轻海”的思想，公民海洋保护意识薄弱，环保维权意识普遍不高。在此次康菲漏油事件中，除了直接损失惨重的个体养殖户外，几乎所有附近的渔业公司为了公司业绩而集体声称“没有受到影响”，完全将环保之事至于经济效益之下，对维权索赔闭口不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入大量实力雄厚的外资并给予其“超国民待遇”，但由于我们对这些跨国公司监管不到位，当出现问题时，面对强势的跨国公司，各级政府部门往往都推诿避让，疏于执法。从政府到公民，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对环境维权态度淡漠，使得康菲漏油事件持续很长时间而没有得到及时控制。
2.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不完善，处罚力度不够。《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污染环境侵权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1]据此，康菲漏油事件发生后，康菲应就是否给渔民造成损失而自证清白，但是需由我国确定污染造成损失的程度。尽管国家海洋局在2007年了《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2008年国家农业部制定了国家标准《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但这些标准存在诸多模糊地带，所以，如何确定污染范围、如何具体量化和评估损失、索赔多少却并非易事。
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于1982年颁布，其中第85条规定：违法进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活动，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是我国法律条例中所规定的最重的处罚。这样的法律规定明显太过陈旧，对污染损害责任者没什么威慑力，与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中英国石油公司（以下简称BP）赔付的400亿美元相比，实在不值一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者的违规成本太低，这是造成海洋环境污染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3. 政府监管机制缺失，执法效率低下。渤海湾漏油事件前后持续半年多时间，受害方维权进程缓慢，暴露出我国政府部门工作效率低下、监管不力及执法不力。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在这次事件中，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是直接管辖单位，应代表国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向事故责任方提出索赔诉讼。但是据了解，国家海洋局接到康菲石油公司的事故报告后并没有及时披露漏油信息。官方说法是想先了解情况，是否堵漏，漏油现状如何，需等确认具体污染程度后再信息，在这个过程中污染面积越来越大，许多水产养殖户并不清楚大量鱼苗参苗的死亡是与海底漏油有关，依然继续投放，最终致使养殖户总损失超过10亿元。[2]
此外，漏油事件所造成的我国海洋生态食物链污染最终会影响到我国的食品安全，这涉及卫生、质量监督和工商等部门的主要职责，由这些部门提讼当然更为合适，但是这些部门也是缄口不提。原因就在于目前我国海洋管理呈现出“九龙治水”的局面，管理者包括海洋、渔业、环境保护、国土资源、农业部、交通运输等多个部门，其间缺乏协调合作，监管效率低下，没有落到实处。一旦发生污染事件很容易出现相互扯皮推诿的局面。
二、美国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的处理经验
2010年4月21日，美国墨西哥湾发生重大漏油事件，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石油泄漏事故，引起世人高度关注。美国凭借其完善的法律制度对英国石油公司展开了刑事和民事司法调查，最终使其赔偿超过400亿美元，英国石油公司付出巨大代价。
1.美国在处理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时所遵循的法律依据。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是一起发生在一国领域内的跨国环境侵权事件。不仅涉及到美国的环境，由于油污随着洋流移动还会影响到加拿大和墨西哥甚至南美洲一些国家的海域，而且作业方不只是英国石油公司，其参股的还有日本三井物业等多家跨国公司。在这种大规模的跨国环境污染案件中，对污染者的追索赔偿不只依据美国国内法体系，还参考了相关国际法。
在国内法层面上，对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侵权诉讼中，美国《石油污染法》、《清洁水法》是主要裁判的依据。美国1990年的《石油污染法》扩大了石油污染的赔偿范围和标准：船舶（包括海上钻井平台）和相关设施负有责任的所有者、作业者和其他主体，应对漏油负责。该法广泛包含了各种受损害的客体，不仅要求英国石油公司对因环境破坏造成的企业和个人的财产损失、政府收入减少进行赔偿，还要求对额外的消防、安全和健康等公共服务费用进行赔偿，而恢复受损自然资源的费用则以修复费用计量而不是当前市价计量，同时允许受害人和相关团体依据其他制定法，向责任者索赔以及政府对责任人的刑事处罚。[3]此外，对于《石油污染法》中关于责任限额设定在7500万美元的这一条文，在其中的1004条第3款第1项的规定也有所补充：负责方的以下行为具有排除责任限额的效果：（1）重大过失或故意不当行为；（2）违反适用的联邦安全、构造或操作规则。据此，对于这一损失远远超出7500万美元的石油泄漏事故的索赔就有法可依。美国《清洁水法》311（33U.S.C.1321）条款也规定：“……发生石油泄漏事故的设施的所有者和运行者应承担严格责任……。”[4] 依照严格责任原则，受侵害方只需要证明侵害方的行为与自身受到的侵害有因果联系即可认定责任。根据此法，美国及当地民众作为受侵害方只需提供由于英国石油公司的错误行为，造成了漏油事件这样一个结果，就可以向英国石油公司索赔。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弱势受害民众的利益和防治环境污染。英国石油公司除了承担美国《石油污染法》、《清洁水法》等法律规定的强制责任外，还要面对众多的私人索赔以及特定行业或群体的集团诉讼。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发生后，已有渔民、租船船长、承运人、饭店、度假村经营者及当地居民提起集体诉讼，要求赔偿其业务或生计损失。除了《石油污染法》和《清洁水法》，美国依据1980年《广泛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中遵循“谁污染谁负担”的基本原则，实行“可追溯的、严格的和连带多方的”责任，由此所涉及的责任人不仅有污染制造者，还可能会牵扯到项目以往的所有者甚至母公司的经理及股东。[5]
在国际法层面上，美国依据《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1984年和1992年议定书之规定：当某一事件在一个或若干个缔约国的领土包括领海中造成油污损害，或已在上述领土包括领海中采取了防止或减轻油污损害的预防措施时，索赔诉讼可在上述一个或若干个缔约国法院发起。还有199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1971年《建立油污损害赔偿国际基金公约》，都为采用诉讼手段解决石油污染事件提供了可靠的程序保障。尽管追究英国石油公司的环境刑事责任并不可能恢复已受破坏的环境或者减轻当地居民的痛苦及损失，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处罚的力度与公正性，不仅给污染者一个沉痛的教训，也给世人一个警示。
2.美国政府的行政举措。历史上处理类似污染的实践表明，处理进程的缓慢使得受害者通过传统司法途径追索赔偿的努力不仅艰难，还往往陷入“迟来正义”的僵局，而行政力量与司法制度的结合将会使索赔行动更有效率。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发生后10天，美国政府就确认英国石油公司为事故责任方，应承担一切清污工作和可能的花费。美国政府处理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的行政举措包括：
第一，建立应急预案。事故发生后，美国迅速成立了由l6个联邦政府部门组成的漏油应急反应指挥中心“Restore The Gulf”，总体负责应对危机，并且每个州政府都建立了地区意外事故应急预案（简称ACP），这是对已有应急制度的进一步强化，该项预案在应对溢油事故中起了联系所有利益相关方的作用，在有效协调各方力量的同时及时按照当地情况迅速调配物资。[6]
第二，加强政府监管。在政府的督促下，不到两个月，英国石油公司设立了200亿美元的赔偿基金。事故发生当天，奥巴马政府就要求调查机构30天之内拿出事故调查报告。事故发生后，美国政府重建了联邦海底钻探监管体系，增加了监管预算与培训，并提高监管标准以跟得上近海钻探领域的技术进步。另外，政府组织技术专家编写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油污清理技术导则用以指导清污工作的有效进行，同时加强对环境的监控工作，为以后研究提供数据基础。[7]
第三，发动群众力量。美国民众有着强烈的环保意识，政府广泛调动了社会公众力量参与事故处理，如征集商业船只或雇佣当地居民驾驶自有渔船进行出海清污或者救灾货物运输工作等。
三、我国加强海洋环境保护的对策
美国政府在应对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时所采取的策略、做法值得借鉴。我们必须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加大力度。
1.增强海洋环境保护意识。政府作为海洋环保工作的领导者，需加强海洋管理的主动性，把海洋环境保护纳入重要的管理议程。各级政府要认识到海洋环境保护对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大力进行保护海洋环境的宣传教育，营造保护海洋环境的氛围，提高公众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权益维护意识，使公众认识到 “海洋存亡，匹夫有责”。同时实施“海洋保护从娃娃抓起”工程，加强对青少年的海洋环保引导教育，确保海洋环境保护后继有人。要帮助企业转变固有的“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利益”的观念，明确海洋环境是企业持续发展的依托，只有保护海洋才能更好地利用海洋。[8]
2.完善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我国的《海洋法》已经实施了近22年，在此期间，海洋环境污染事件层出不穷，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表明旧的法律已经不能适应海洋环境保护的需求，亟需完善。第一，扩大环境污染法律范围并放宽诉讼条件。要允许政府、公众或其他利益相关者作为诉讼单位，并且允许受害区域居民提起集体诉讼，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受害者的权益。 第二，加大环境污染的处罚力度。 （下转第95页）（上接第92页）古语有云：“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可以借鉴美国《石油污染法》提高最高罚款金额，可以有条例补充特殊情形，罚款金额上不封顶。这样才能让潜在的海洋环境污染者有所忌惮。第三，要求海洋开发公司缴纳生态风险基金。政府需认识到海上作业活动的风险性，提前做好应对事故准备，如提出污染标准，要求海洋开发公司预先缴纳生态风险基金等。一旦事故发生，可以预先提取基金进行污染处理工作，以免酿成更大的损失。
3.加强海洋环境保护的日常监管。海洋生态环境监管工作必须做到事前控制，严加防范。由于海上作业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风险的特点，在海洋开发中政府相关部门的日常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加强对海上作业活动的约束及对企业行为的监督，提高风险应对能力。要调整我国目前的海洋管理体制，明确“九龙治水”中“九龙”各自的职责所在。要通过定期与不定期检查，实时控制海上作业情况。另外，可设立专门的海洋监管机构，加强国家对海洋管理的监控与指导。[9]
4.提高应对海洋环境污染事件的能力。建立海洋环境事故应急体系，包括解决此类事故的法律制度，抢救、协调机制，行政力量的运用，各种社会资源的调度等。同时加紧研发处理海洋环境污染的新技术和监管技术，以跟得上海洋作业活动的发展。[10]通过司法与行政力量的结合以提高污染事件的处理效率。
参考文献：
[1]王社坤,陈若英,王成.康菲漏油事件的法律追问[N].光明日报，2011-09-22.
[2]养殖户损失约13亿，康菲自称未收到索赔要求[EB/OL].新 华网，2011-08-25.
[3]李志刚.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各方赔偿责任划分分析及启示[J].国际石油经济，2010，(8).
[4]夏禹.从国际法的视角分析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的司法解决途径[J].法与实践，2011，(2).
[5]靳婷.从英国石油公司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看美国刑事责任的追究机制[J].中国检察官,2010，(12).
[6]刘亮，范会渠. 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中溢油应对处理方案研究[J].中国造船，2011，(7).
[7]吴晓青.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处理之鉴[J].证券市场周刊，2011，(11).
[8]李百齐.加强海洋管理，保护海洋环境[J].理论界，2007，(12).
我国海洋环境问题及指标体系研究进展
海洋经济的涵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海洋空间为活动场所的经济活动；二是以海洋资源的利用为对象的经济活动。按照海洋与经济活动的关联程度不同，海洋经济可以分为三个层面：（1）狭义的海洋经济，是指包括开发和利用海洋的丰富资源、海洋的广袤水体以及海洋的广阔空间的经济活动的总称；（2）广义的海洋经济，是狭义海洋经济的延伸，指为开发和利用海洋而产生的相关产业；（3）泛义的海洋经济，不仅包括上述两个层面，还包括海岛陆域的经济活动（海岛经济）、海岸带的陆域经济活动和河海体系中的内河经济（沿海经济）。
（一）海洋环境问题
关于海洋环境问题的研究，我国经历了起步阶段、初步形成阶段和逐步完善阶段。
1．起步阶段。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海洋生态环境也遭受到了严重破坏。一方面，陆地的农业和工业生产排放出大量的污染物，尤其是工业废水的处理手段还非常欠缺，直接排放到海洋中，给海洋造成严重污染；另一方面，海水养殖、海洋石油开采等形成的污染，造成海水水质恶化，近海生物资源受到严重破坏。为此，海洋的环境保护问题引起了我国海洋管理部门和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此时关于海洋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海洋环境污染的来源和治理措施、海洋环境保护和评估、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等方面。如孟伟和张淑珍以水环境中的深圳湾为例，提出了开发海洋物理环境容量的意义，指出有机污染物（主要指COD）的物理环境容量主要受海域水动力条件的制约［2］；倪轩认为，世界各国沿岸海域遭受日益严重的污染，最主要的原因是沿海工业和海洋事业的发展带来的海洋污染物的增多，这不仅使得海洋的自净能力几乎丧失，给海洋生物资源带来巨大灾难，而且更严重的是人类的健康也面临极大威胁［3］。
2．初步形成阶段。由于海洋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海洋环境的研究成果显著增多，主要的研究方向有：渔业环境污染治理和保护、海平面变化及影响、海洋灾害的危害和防治、海洋环境保护和治理对策、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研究成果包括：巴登在分析海洋领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评述了海洋污染的现状和未来走势，运用生物地球化学行为和生态毒理学方法研究了海洋污染问题［4］（P45－103）；陈亚瞿认为，渔业的发展受到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污染物排放加剧的危害，造成很多江、河、湖、海的渔业水域遭污染，对人类健康造成巨大威胁［5］；王伟洁和吴长江认为，山东省渔业资源丰富，品种繁多，但是由于污染源的大量增加，渔业发展的水域环境质量显著下降，渔业生态环境污染严重，渔业生产受到了挑战［6］；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的杜碧兰等提出了海平面上升的恶果，认为如果海平面上升30厘米，长江三角洲及江苏和浙江沿岸大概5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将被淹没［7］（P5－20）；翁盛深以汕头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要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断加大对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的保护力度［8］。
3．逐步完善阶段。21世纪以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受到了学者们的更广泛关注，主要的研究领域有：海洋环境监测、海洋环境质量评价、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对策、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特殊生物品种及区域的分类保护。主要研究成果有：王斌提出了我国海洋及海岸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肯定了国家相关部门在管理国家海洋事务、监督海洋环境保护方面做出的重要工作［9］；徐祥民和马英杰认为，海洋特殊区域是海洋环境和资源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包括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渔业水域、重点海域、海滨风景名胜区、海洋生态示范区等，并建立了一整套海洋特殊区域的保护体系，对特殊海域进行分类、集中整治和保护［10］；韩永伟、高吉喜等以珠江三角洲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敏感性的过程中，提出了合理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改变珠江三角洲生态环境恶化现状、保护渔业资源和濒危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具体措施［11］；高振会提出在未来的海洋经济发展中，海洋技术和海洋环境监测工作的重要性［12］；王美珍以环杭州湾为研究对象，认为环杭州湾产业带的发展对海洋环境的影响非常大，应该抓住环杭州湾沿海经济发展的机遇，进行可持续的海洋经济发展［13］。
（二）海洋经济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对海洋经济的环境评价方面的定量分析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热点。在这些研究中，主要采用的方法是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评价，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有：陈可文在《中国海洋经济学》一书中建立了海洋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3个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和资源环境子系统。其中，关注海洋经济的资源环境的发展是该指标体系研究的重要内容，其资源环境系统包含的变量有：自然资源存量、海洋污染排放、海洋污染带来的损失、海洋灾害带来的损失等指标［14］（P59－138）。张德贤等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中建立了海洋经济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5个子系统：海洋经济子系统、海洋资源子系统、海洋环境子系统、海洋可持续发展能力子系统、社会发展子系统。其中，海洋资源与环境子系统主要包括海洋生物多样性、工业污水达标排放率、海洋污染面积比重、海岸倾倒数量等指标［15］（P12－60）。韩增林和刘桂春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定量分析》中建立了海洋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含4个子系统，分别为海洋资源承载能力、海洋资源发展能力、海洋环境承载力和保护能力以及智力支持系统。该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建立模型，共包括5个层次共48个指标。其中，海洋环境承载力和保护能力子系统包括的指标变量为：单位海域面积废水排放强度、单位海域面积固体废弃物倾倒强度、滨海海域的水质质量指数、赤潮发生的年频率、海域内年原油泄漏量、海洋环境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海洋水体环境质量标准、海洋水体污染物背景值、人均海洋环保费用、海域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例、入海废水排放达标率、海洋环境保护法规数目、省级以上海洋保护区数目等［16］。
冯晓波等在《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实证研究》一文中建立的指标体系包含4个子系统：海洋产业发展能力、海洋科技综合能力、海洋资源利用能力和海洋环境承载保护能力。该体系共包括4层16个指标，其中重点考虑了海洋环境承载力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制约，海洋环境承载保护能力包括的指标变量有：工业废水处理、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海洋自然保护区个数、滨海观测台站等指标［17］。狄乾斌和韩增林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一文中建立了包含海洋资源环境子系统、海洋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发展子系统的指标体系。其中海洋资源环境子系统中包括资源总量、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三个方面；海洋经济子系统中包括经济增长和经济质量两个方面；社会发展子系统中包括人口增长、生活质量、科技潜力三个方面。该指标体系共包括28个指标［18］。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关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而针对海洋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建立海洋经济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还有待深化。因此，本文将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并改进目前研究的不足，建立一套我国海洋经济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希望通过该体系的设计，使该指标体系具有实用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并能够具体用于指导我国海洋经济的环境改善，用于政府在海洋经济发展方面的环境政策制定和实施。
我国海洋经济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环境污染与海洋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忽视环境保护的过快海洋经济增长，必然会带来高污染和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问题，这样不仅会大大削弱我国海洋经济的中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还将面临不断加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海洋经济增长不应该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必须在海洋资源与环境可承受的范围与约束下进行，即海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密不可分。本文将海洋生态环境因素作为衡量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建立我国海洋经济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海洋经济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层次结构由目标层、因素层和指标层组成，共包含4个因素层和18个指标，具体的指标见表1。
海洋经济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目标层T由4个因素层组成，分别为：海洋污染程度（E1）、海洋环境治理（E2）、海洋经济损失（E3）、海洋可持续发展能力（E4）。海洋污染程度因素层描述的是海洋受到的各种污染和侵蚀，包含8个指标，分别为：（1）海洋污染面积比重I1，考察海洋受污染的面积占整个海洋面积的比重；（2）海洋主要污染的超标程度I2，考察海洋受污染程度的严重性；（3）水质质量指数I3，考察海洋海水的水质情况；（4）单位海域面积废水排放量I4，考察废水这种主要海洋污染物的单位面积的排放量；（5）工业污水未达标排放率I5，考察排放的工业废水的污染强度；（6）单位海域面积固体废弃物倾倒量I6，考察固体废弃物这种海洋污染物的单位面积的排放量；（7）海洋生物多样性I7，考察海洋中生物的品种多少，是否受到了污染；（8）海岸侵蚀比重I8，即海岸侵蚀的面积占总海岸面积的比重，考察海岸作为不可再生资源而遭受的破坏程度。
海洋环境治理因素层描述的是人们在改善海洋环境和治理环境污染方面做的努力，包含4个指标，分别为：（1）单位海域面积污染治理费I9，考察单位面积的用于治理污染的经济投入；（2）污水处理率I10，考察废水作为主要污染源在排放之前的无害化处理比例；（3）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I11，考察用于海洋污染处理的投资在GDP中所占的份额；（4）减灾防灾投入I12，考察为避免和防治海洋灾害而投入的成本。海洋经济损失因素层描述的是由于海洋环境的恶化导致的海洋面临的直接的或间接的成本损失，包含2个指标，分别为：（1）海洋污染直接损失I13，考察海洋污染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2）海洋环境灾害损失I14，考察由于海洋生态破坏而导致的海洋灾害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海洋可持续发展能力因素层描述的是海洋经济在后续发展中可能的能力大小，包含4个指标，分别为：（1）人均海洋环保费用I15，考察用于海洋环境保护费用的人均值，反映未来环保发展的经济支持；（2）海洋科研人员占海洋从业人员比重I16，考察致力于海洋环境保护科技研发的研发人员的多少，反映未来在研发上有多少人力资源可以利用；（3）海洋科研支出占GDP比重I17，考察致力于海洋环境保护科技研发的支出比重，反映未来科技经费的投入；（4）公众的海洋环保意识I18，考察公众对于海洋环境保护的认识。
评价方法选择
在学者们对于指标体系的研究中，较常见的评价方法有多种，包括投入产出法、模糊评价法、层次分析法、专家咨询法等。由于本文构建的海洋经济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包含多层次的多指标综合模型，其评价方法的选择必须具有实用性、可操作性和简便性，因此，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指标体系进行评价。层次分析法（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icess，AHP）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后，在经济决策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该方法由美国匹兹堡大学的萨第（Saaty）教授提出，它是一种“无结构决策问题的建模”，对于海洋经济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具有可行性。本文采取指标处理、指数权重赋值及海洋经济环境评价指数计算三个步骤来完成海洋经济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过程。1．指标处理。由于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中的18个具体指标具有量纲不同的特点，所以必须经过指标的标准化处理之后，变换成无量纲的指数化数值，再进行计算和加总，即无量纲化处理。本文采取阈值法作为无量纲化处理的方法。2．指标权重赋值。指标权重赋值是层次分析法运用的核心，也是影响一个指标体系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的最重要步骤。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海洋经济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首先需要将每个层次的各个因素进行比较和赋值，构造模型各层的相对重要度判断矩阵。
[关键词]生物标志物；海洋环境；生物监测
中图分类号：TF04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08-0315-01
近年来，全球海洋污染状况日益严重。工农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入海洋，导致近海、港湾富营养化程度日趋严重，赤潮频繁发生。重金属、有机氯等污染物随着食物链积累，受污染的海洋食品给人们的健康带来潜在危害。生物监测是指利用生物对环境中污染物质的反应，来判断环境污染状况的一种手段，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水环境质量充分反映，占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生物标志物是指由于生物体与环境因子相互作用而引起的任何可以测定的变化，包括生化、生理、免疫和遗传等多方面。将生物标志物应用于环境监测中，通过生物标志物的使用和测定，将能获得有关化学暴露、生物响应和污染效应之间的定性和定量相互关系的信息，从而对海洋环境进行预警与评价，并最终获得对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等具有指导意义的科学依据。
1 海洋环境中生物标志物种类
1.1基因类标志物
严重、长期的污染可以导致生物体核酸的损伤，部分核酸的损伤可以遗传给后代，导致物种畸形，甚至物种灭绝，常见的核酸损伤包括DNA链的断裂、加合、核仁的损伤等。Ching等通过室内暴露实验，证实苯并芘（3 ppb）对贻贝的DNA产生损害，使得部分核酸呈现不可逆断裂[1]。Wise等发现纳米银造成青鱼的染色体非整倍性增加，并对后代造成遗传损害[2]。他们推测，DNA的变异表征在某种尺度上可反应海域受持久性有机污染的严重程度。德国学者也发现，三文鱼DNA加合现象可用于莱茵河污染源的预警[3]，且认为分子水平（DNA或RNA）的指示物具有清晰、明确、特异性更强的特点，避免了后续翻译与修饰过程中的干扰。
1.2蛋白类标志物
生物标志物中，蛋白类分子报道最多，其中尤以各种酶类为甚，包括脱毒酶、抗氧化酶、激素代谢酶等。抗氧化防御体系是动物体内重要的活性氧（ROS）清除系统，主要包括抗氧化酶以及小分子抗氧化剂。抗氧化防御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活性或含量可随污染的胁迫而发生改变，因而其活性和含量的变化可间接反映环境胁迫的存在，是环境污染胁迫的重要指标之一。近年来关于海洋动物抗氧化防御系统的研究也是生态毒理学研究的热点，包括乙氧基异吩恶唑-脱乙基酶（EROD）、谷胱甘肽硫-转移酶（GST）、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等。法国海洋监测系统已将鲽鱼体内EROD作为检测EDCs的生物标志物，GST、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Px）是抗氧化系统中的重要酶类，起到生物转化和解毒的作用。细胞色素氧化酶（CYP450）是机体中催化外来物进行代谢的主要酶系，主要作用是通过氧化反应，清除异质类物质并将其排出体外。
1.3细胞类生物标志物
1997年，Thomulka和Lange利用海洋弧菌作为模型评价，借助其在不同水体环境下自身的发光特性，来评价硝基苯和三硝基苯的复合污染。当生物体内的污染物累积到一定程度，细胞会产生相应的代谢和毒性反应，细胞内的变化可以作为环境监测中暴露和效应的生物标志物。溶酶体膜的不稳定可被用作环境胁迫的标志物，溶酶体体积的变化是一般环境胁迫综合作用的一个良好指标。以贻贝为例，血淋巴介导的吞噬作用是清除体内异物的主要方式，在金属微粒和纳米微粒的环境中，最为活跃的生理运动由血淋巴来行使。进一步推测在非溶性污染颗粒中，血细胞的吞噬能力是一个良好的表征，它可以帮助人们鉴别环境中的污染物是处于溶解状态还是非溶解状态。
1.4海洋植物类标志物
随着生态毒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近年来在一些非动物物种中发现了新的一些生物标志物，它们能够较好地反映某一海区重金属污染的情况。重金属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水体后，一旦被藻类吸收，将引起藻类生长代谢与生理功能紊乱，抑制光合作用，减少细胞色素，导致细胞畸变、组织坏死，改变天然环境中藻类的种类组成。Hutchins等的研究发现通过测定莱茵衣藻中铜的含量，能够反向推导水体中铜的含量；由于植物相对固定的栖息环境，适合于用作长期的原位监测。海洋微藻研究中，Torres等[5]总结了前人利用藻类作为生物标志物的工作和藻细胞身上特殊的酶学标志物。通过分析水生藻类的种类和数量组成，研究其生理、生化反应及积累毒物的特点，可以准确地判断水体的污染性质和污染程度。他们认为相比于鱼类、贝类、蟹类，海藻具有更强的污染物累积和放大效应，更能反映源头的污染状况。
2 环境监测中生物标志物的应用
生物标志物的变化可以反映生物系统在环境污染物的作用下，发生在分子、细胞及个体水平上，各种生化和生理功能的变化，对分子、生化和生理水平上不同生物标志物进行测定，不仅有助于确定生物体所暴露的环境的污染状态及其潜在危害，还可为环境退化提供早期预警，对评价水体污染和水体生态系统早期预警显得非常重要[6]。
不同的生物标志物对化学污染物具有不同的特异性。例如氨基乙酰丙酸脱水酶（ALAD）的活性能被重金属铅特异性的抑制，即铅暴露与ALAD的活性抑制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相关关系，因此，ALAD的活性抑制就被认为是指示环境中铅污染的特异性生物标志物。
3 洋污染监测生物标志物现存的挑战
尽管生物标志物在海洋环境污染监测中的应用获得了广泛的研究，然而，生物标志物作为海洋环境监测工具的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关的理想生物标志物仍在筛选之中。由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获得理想的生物标志物是不容易的。在实际的监测实施过程中仍有一些需要值得重视的问题[9]。众所周知，生命是一个复杂系统，一种生理活动的响应可能不是单一原因引起的。因此，生物标志物的专一性问题就存在质疑。生物监测未能很好地克服对设备的高要求和对成本的高依赖，现行生物标志物的数据集中在有限的模式生物，要丰富和扩充标志物的数据，会给后续的建库增加了成本。因此，现行的成本压力依旧是限制生物标志物应用的一个关键因素。
4 展望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基于生物标志物的生态监测已在不同尺度的水体得到了应用并取得了不少进展。用适当的指标来表征这些反应，可以对污染的状况和程度进行监测和评价。生物标志物对海洋环境系统的监测能够在一定程度反映出污染的综合生物学效应，与化学和仪器监测结合起来，能较好地说明环境污染对生物产生的综合效应，将是未来环境监测中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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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orres MA， Barros MP， Campos SC， et al. Biochemicalbiomarkers in algae and marine pollution： a review.
蓝色经济是指以海洋空间为基础，通过各种方式开发其中资源的生产活动。2011年1月4日，国务院以国函[2011]1号文件批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这是“十二五”开局之年第一个获批的国家发展战略，也是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发展战略。该规划的通过，标志着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方向已经突破陆域范围走向海洋，也标志着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发展成为国家整个海洋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半岛经济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由于长期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山东半岛地区海洋环境的现状并不乐观。现阶段，半岛地区海域每年所承受的污染物已达数百万吨，渤海部分海域所接受的污染量甚至超过了其本身自净化能力的极限。每年因海洋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已达数十亿元之巨。因此，作为以海洋为依托的蓝色经济，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海洋环境污染问题，必将严重制约蓝色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二、山东半岛近海污染现状
山东半岛紧靠黄海和渤海，大陆海岸线约为3121km，占全国的1 /6。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经济的高速发展，近岸工业区的大量涌现、海运事业的繁荣和填海造陆工程的增多使得排入海洋的污染物质日趋增多，相关海域的自净化能力也大为减弱，近海海域的海洋环境不断恶化。
1.陆地污染
山东半岛沿海区域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其工业化水平虽然比较高，但是有很多高污染、高消耗的工业。多年来由于人们忽视了对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处理，大部分污染、有毒物质进入海洋。据统计，沿海7市、地排放工业废水和农业污染物接近10亿吨。大量的有毒有害甚至剧毒物质被直接排放入海，严重污染了近岸海域。渤海湾、莱州湾、山东半岛南部近海海域的污染面积越来越大，这些海域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赤潮、浒苔等各种海生灾难频发。
2.事故性溢油污染
在山东半岛沿岸海港众多，航运发达。近年来由于海事部门的严格管理和相关部门的通力协作，已经基本上消除了人为的排油，石油入海量主要来自事故溢油。事故性溢油事件具有突发性、复杂性等特点，不但会严重损害海洋的自然生态环境并对污染区域的渔业、水产养殖业、旅游业等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而且后续影响时间比较长。如1984年秋,巴西15万吨级的“加翠”号油轮在在离青岛港时触礁搁浅,右第三仓漏油, 溢油757吨，污染海岸线长达104公里，1500亩水产养殖区受到污染；2006年3月，山东长岛海域发生重大海上溢油事件，污染了长约200公里，宽约50公里的海域，经济损失约2亿元。
3. 围填海工程带来的影响
围填海工程是人类海洋开发活动中，向海洋拓展生存和生产空间的一种重要手段。近年来，半岛地区为发展经济或保护陆地资源进行了各种工程建设，使得半岛地区的围填海工程的数量和规模日趋扩大。大规模的围填海工程一方面使得海岸线的长度大幅缩减，破坏了海岸的动态平衡，弱化了海湾的属性，另一方面破坏了原有的海洋潮流系统，使近海水域面积缩小，纳水量减少，水交换能力变差，大幅削弱了海水的自净化能力，加剧了海域污染。
三、加强近海环境保护的对策
由于海洋污染具有污染源广，污染持续性强，扩散范围大等特点，因此必须要认真研究，做好防治工作，坚持“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保护好半岛海域的自然环境，助力蓝色经济的发展。
1.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环保意识
海洋环境污染一方面是由于关于海洋环境保护的法规不健全，针对性不强，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的法制观念淡薄，有法不依，执法部门执法不严造成的。针对这种情况应加强具有蓝色经济区本地特点的法律法规的建设，加大对《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学习力度和其他海洋法规的宣传力度，加强沿海地区公众海洋环境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学习。提高民众对海洋环境保护的认识，利于《海洋环境保护法》和其他海洋法规的贯彻和执行。
2.减少陆地污染物的排放加强沿海企业的监督
由于陆源污染具有种类多、数量大等特点，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改变陆源污染的现状必须做到以下四点：一是下大力气调整沿岸地区产业结构和生产模式，转变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绿色经济。二是采用高新技术加强对重点工业和生活污染源的治理，增加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收集和处理能力，减少入海污染量。三是加强沿海企业环境监督管理，严格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进行专业处理和就地处理，禁止工业污染源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随意排放，彻底杜绝未经处理的有毒有害废水直接入海。
3.加强预警监测，完善溢油应急计划
针对事故性溢油特点，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经验，充分利用和开发我国现有技术力量对海洋油污染实行实时动态监控，建立半岛油污染预防和反应系统，加快这一区域海洋污染预报系统的开发和使用。二是蓝色经济区内的环保部门和海事部门应联合成立蓝色经济区重大海上污染事故应急指挥部，编制重大海上溢油应急计划，配备相应设施，加强应急能力建设，提高海上溢油监视监测、清除技术等。4 详实规划，建立跟踪监测和后期评估制度。
围填海工程涉及多个部门多个行业，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专项系统工程。在进行围填海工程规划前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生态、环境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尊重海洋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的意见，对可能产生的影响要提出预防措施尽可能减轻对海洋环境影响。对于已经开始的围填海工程，相关部门要对工程所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跟踪监测，对后期影响进行评估，及时发现可能危害海洋环境的问题，并进行纠正。
关键词：海洋环境监测；实验室污染；防治
1引言
海洋环境监测实验室的样品包含海水、生物体、沉积物等，组成复杂，检测项目多。在样品的分析检测过程中，会大量使用化学药品，实验过程中发生的化学反应会产生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对环境造成污染，其在监测海洋环境状况的同时，本身也成为了一个典型的污染源。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增强，实验室的污染问题备受关注。本文分析了海洋环境监测实验室的主要污染来源，并提出了相应的防治措施。
2污染来源及危害
2.1废液污染
海洋环境监测实验室产生的废液分为三类，即实验原废液、一般实验废水、生活废水，来源于多余的样品、标准曲线及样品分析残液、失效的贮藏液和洗液、大量的洗涤水等。几乎所有的常规分析项目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废液污染问题。这些废液成分复杂，包括最常见的有机物、强酸碱废液、重金属离子和有害微生物及相对少见的氰化物、细菌、药残等[1]。目前，我国部分海洋环境监测实验室未具备良好的废液处理条件，甚至有直接排放的现象，对环境造成污染。
2.2废气污染
海洋环境监测实验室产生的废气主要集中在样品试剂、分析过程中产生的中间产物、有机溶剂的挥发及标气的泄漏等。室内空气污染物的种类较多，成分复杂，排放具间歇性，主要有有机气体和无机气体两大类，如酸雾、甲烷、正己烷、乙醚、卤化氢等有害气体。这些气体若直接排放到大气当中，会对人体健康和环境质量造成危害。
2.3固体废弃物污染
海洋环境监测实验室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来自多余样品、分析产物、残留失效的化学试剂、消耗或破损的实验用品等。这些固体废物成分复杂，涵盖各类化学、生物污染物，尤其是不少过期失效的化学试剂，处理稍有不慎，即容易危害土壤以及地下水环境，导致较严重的污染事故。
3防治措施
3.1建设污染防治设施
《环境保护法》规定：“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为了降低实验室对环境的污染，应把实验室环境保护系统纳入实验室设计与建设中，使之成为实验室建设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而有利于贯彻落实各项实验室环境污染的防治措施[2]。建设废水处理系统，一般实验废水和生活废水应综合运用物理、化学、生物等方法，通过酸碱中和、混凝沉淀、次氯酸钠氧化处理、生物接触氧化等工艺措施处理后达标排放。建设实验室废气处理系统，具体根据实验室废气的特点来选择处理方法，如建设酸雾净化塔，采用湿法处理实验过程中产生的酸性废气，建设活性炭吸附装置，采用干法处理实验过程中产生的有机气体。建设专门分类存放点，用于贮存、管理固体废弃物。
3.2妥善收集、贮存、处置实验室废弃化学品
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原废液、固体及可收集的气体等废弃化学品应遵循科学的收集技术规范[3]。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废弃化学品分为无机浓酸溶液及其相关化合物、有机酸、有机碱、自燃物质、遇水反应的物质等19类。执行废弃化学品分类的人员应熟悉其物理、化学、毒害等特性，并做好分类。实验室应在合适位置明示《实验室废弃化学品分类表》，以方便相关操作人员正确分类识别和弃置废弃化学品，并做好标识。如需对废弃化学品进行混合收集，收集前应明确其成分，以确保它们之间的相容性，使当两种以上废弃化学品混合，或与收集容器、材料接触时不会发生放热、着火、爆炸、有毒有害物质产生等反应。在进行相关操作时，应做好个体防护。盛装废弃化学品的包装容器应张贴规范的标签，贮存设施或区域应设立醒目的警告标志。若无妥善处理的技术设施，应将废弃化学品收集交给具有相应处理资质的经营者进行转运、处理处置，对不明废弃化学品不得擅自处理，严禁擅自倾倒、排放或交未取得经营资格的单位进行处理处置。
3.3推行清洁实验
将清洁生产的先进理念引入实验室检验检测过程中，以综合预防的环境保护策略，实现实验室废弃物减量化，以期减少对环境的风险。一般一个项目的检测方法有多种，在保证监测质量的前提下，适当减少和调整化学药品的用量，选择污染较小的分析方法，优先选择无毒害、无污染或低毒害、低污染的试剂，保证好用药的顺序，对于其中即将过期的一些化学试剂，必须优先使用。积极采用先进的检验检测技术和仪器设备，替代传统的化学试剂法，减少化学试剂的用量[4]。在满足检测需求的前提下，合理安排采样，控制多余样品的废弃量。
3.4强化监管力度
将实验室的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实验室管体体系，形成《环境保护管理程序文件》和制度，将该项工作贯穿实验室整个管理过程，以对检测活动中产生的废弃物处理进行控制，保障实验室安全、卫生、整洁有序，保证废弃物处理符合环保和安全要求。对实验室废弃物的处理情况要详细记录，废弃物处理过程要填写设计好的《实验室废弃物处理记录表》，做好台账，使每批废弃物从产生、收集、转运、处置情况可追溯。
3.5提高环保意识，培养良好的工作习惯
应使实验室全体工作人员牢固树立自己是环境保护工作的践行者，不是环境的破坏者的意识，在工作中自觉地按相关规定适量取用药品和试剂，规范操作，不随意倾倒实验废液，不随意丢弃固体废弃物，及时妥善的处置好实验废弃物，养成良好的实验作风和工作习惯。充分考虑实验室工作中的各个环节是否实现了资源的合理利用，是否对环境的危害降到最低，杜绝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4结语
海洋环境监测实验室作为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技术支撑机构，其不应该反而成为一个典型的环境污染源。采取积极措施，妥善处理好实验过程中产生的“三废”污染，减排控污，最大限度的减小对环境的破坏，是其贯穿海洋环境监测工作的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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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B/T31190-2014.实验室废弃化学品收集技术规范[S].
关键词：环境救助 响应程序 收费标准
一、前言
随着大陆经济高速增长，对能源的需求日益扩大。为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大陆在加强内陆油田勘探开采的同时，加大对南海、东海和渤海湾地区海上原油的开采。以渤海为例，目前，渤海中海石油所属海上油田达15个，海上平台69个，浮式生产储油装置（FPSO）6个，相关作业船舶（包括移动式平台）达100余艘。2010年，渤海油田年油气总产量达到3 000万立方米（当量），占大陆海上石油总产量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大陆还根据经济内需总量，不断扩大国外原油的进口，仅2009年原油进口量就达2.3亿多吨，其中90%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大陆海上石油开采和运输活动的快速发展，对沿海环境保护构成严重威胁，海洋环境污染风险日趋加大。人类在利用海洋进行能源开采和运输活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然承受极大的环境风险压力。因为，任何人为的操作失误、设备故障等都极有可能引发重大溢油污染事故，导致海洋生态灾害性破坏。
2003年8月5日，停泊在上海吴泾热电厂码头的“长阳”轮遭一艘船舶碰撞，约85吨重燃油泄漏，导致吴泾热电厂六期码头至闸港上游段8公里水域、滩涂及岸线遭到严重污染。
2010年4月20日，英国石油公司租赁的位于美国墨西哥湾的一座半潜式钻井平台“深水地平线”爆炸起火。36小时后，平台沉没，11名工作人员遇难。钻井平台底部油井自4月24日起漏油不止并引发了大规模原油污染。虽然2010年7月15日，英国石油公司宣布成功罩住水下漏油点，但不久后，油污已经形成2 000平方英里（1平方英里等于2.59平方公里）的污染区并被冲上了一些岛屿，给当地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深远的影响。污染的清理工作将耗时近10年，墨西哥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成为一片废海，造成的经济损失将以数千亿美元计。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已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生态灾难。
2010年7月16日，我国大连新港附近中石油一条输油管道起火爆炸。虽然经过救援人员全力扑救，仍导致1 500吨左右原油泄漏入海，大连附近海域至少430平方公里的海面被原油污染，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损失，给海上养殖业造成毁灭性打击。
二、中国救捞的职责与现状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又是一个航运大国。大陆濒临太平洋西岸，大陆岸线长约1.8万千米，岛屿6 500余个，管辖海域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我国的海运事业和海洋经济将会更加繁荣，中国救捞作为国家唯一一支专业救助打捞力量诞生于1951年，发展于20世纪中叶，跨越于救捞体制改革。
2003年，中国救捞完成具有历史意义的体制改革后，正式组建了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她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专业救助力量之一，统一垂直领导和管理北海、东海、南海三个救助局，烟台、上海、广州三个打捞局以及北海第一、东海第一、东海第二、南海第一等四支救助飞行队。北起鸭绿江口，南至西沙海域，救捞系统共建立了21个救助基地、7个飞行救助基地。目前拥有员工9 000余人，包括3 000名技术人员、4 000名船员和400名潜水员；180多艘不同种类船舶组成的庞大船队，其中有80多艘拖轮和14艘浮吊船，10架直升机和2架固定翼飞行器。
中国救捞以“保障海上人命财产安全，保护海洋环境清洁”为宗旨，以“把生的希望送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为救捞精神，履行以下主要职责：负责航行在大陆沿海水域的国内外船舶、海上设施和遇险的国内外航空器及其他方面的人命救助和海上消防工作；负责船舶和海上设施财产救助、沉船沉物打捞、港口及航遣清障、沉船存油和难船溢油的应急清除；提供水上、水下工程作业服务；承担国家指定的特殊的政治、军事、救灾等抢险救助、打捞任务；履行有关国际公约和双边海运协定等国际义务。
中国救捞实行“关口前移，站点加密，动态待命，随时出击”动态值班待命制度，使得专用救助船以基地为依托，以待命点为前哨，最大限度地发挥三者之间的联动效应，建立了救助、打捞、飞行“三位一体”的队伍建制。
自1951年8月中国人民打捞公司诞生至2012年末，救捞系统共救助海上遇险人员62 412名（其中外籍人员
9 713名），救助遇险船舶4 258艘，打捞沉船1 706艘。环境救助以东海救助局典型案例为例： 2005年3月8日，“东海救169”轮成功救助因碰撞失火的载有危险品的马绍尔群岛籍“RICKMERS GENOA”轮；2009年9月19日，“东海救112”轮、“东海救113”轮在舟山海域联合救助利比里亚籍装载28.5万吨原油的搁浅超级油轮“FRONT PAGE”轮；2010年4月4日，“东海救113”轮在长江口水域成功救助机舱爆燃的巴拿马籍液化气船“COLDEN CRUX 18”轮；2012年8月2日，“东海救159”轮在福建厦门以东海域救助触礁进水油船“润扬3”轮等。
三、环境救助应急响应机制的建立与实施
随着海上运输业的不断发展，防污染工作的重要性早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来保护海洋环境，主要有《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1969年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1971年设立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公约》、《关于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的1978年议定书》。1990年，IMO通过了《1990年国际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公约》（简称OPRC公约）。大陆在国际海事组织等国际舞台上一贯主张并支持航运界采取适当措施保护海洋环境，尽到了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国际责任。同时也建立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如1999年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及《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等等。
（一） 预案制定及应急机构建设的依据、目的
依据《1990年国际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公约》、《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公约，为防止海上突发环境污染事件，中国救捞作为海上应急救援重要力量之一，除了履行人命救助主要职责外，为提高应对涉及公共危机的突发海上环境事件的能力，维护辖区稳定，保障公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保护海洋环境，制订了相关防污应急处置预案。当污染事件发生时，启动相应的应急救助行动方案，协调各部门之间的有关事务，包括救助力量调派、应急救助方法、处理污染方式等。考虑到各海域条件的不同，我们专业救援力量和当地有关单位应在减少污染损害决策的制订与执行，以及其他救助力量的参与等方面保持适当沟通协调。
应急预案的建立须确保相关单位之间对海上环境污染事件进行快速有效的反应与救助方面的合作。另一目的是组织协调一切有关污染反应与救助、相关费用的工作和行动，减少污染事件造成的损失，保障人命、海洋环境和财产安全。
（二） 应急救助指挥部的组成及组织机构
1.应急反应处置工作小组的建立及职责权限
按照海上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严重性和污染物特性，将污染事件分为不同的等级。按等级制订相应的应急救助子预案和子响应程序，并成立专门应对海上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应急反应工作小组和相应的应急机构，并明确其职责分工和应对措施相应程序。建立由行政首长、分管首长、应急救援、安全、飞行、后勤保障、基层单位等专家组成的应急反应工作小组，下达行动指令，具体指导救援行动。主要职责包括：
（1）对所辖海域发生的水上突发环境污染事件进行评估；
（2）审核批准污染事件抢险救灾、救助打捞方案，对救助中的人员和设备进行指挥和管理；
（3）根据海上突发污染事件的具体险情、应急救助方法，进行决策并决定启动和停止应急预案；
（4）协调政府等其他相关部门为海上污染事件抢险救助提供支援。
2.环境救助相应的应急指挥及力量组织架构（如图2）
3.环境救助应急响应主要程序
应急体系的应急响应程序按过程可分为接警、响应级别确定、报警、应急启动、救援行动、扩大应急、应急恢复和应急结束等过程。海上污染事故发生后，报警信息应迅速汇集到救助指挥值班室。性质严重的重大事故的报警应及时向上级应急指挥机关和相应行政首长报送。接警时，做好事故的详细情况记录和联系方式等。报警得到初步认定后，应立即按规定程序发出应急救援指令，采取应急救援措施。
在救助指挥值班室接到警报后，应立即建立与事故现场的船只、船东或业主的联系，根据事故报告的详细信息，对污染情况作出判断，由救助指挥值班室或现场指挥人员初步确定相应的响应级别。如果事故不足以启动应急救援体系的最低响应级别，通知应急救援力量和相关部门响应关闭。当应急响应级别确定后，救助指挥值班室按所确定的响应级别启动应急程序，如报告应急反应处置工作小组，通知应急救援指挥人员（专家）到位，开通专用信息与通信网络，调配救援所需的应急资源（包括应急队伍和物资、装备等），派出现场指挥协调人员和专家组等。为保证对污染事件作出快速有效的反应，救助指挥值班室在优先考虑人命安全的前提下对肇事标的、污染物的特征、污染的面积和形式、事发水域的地理特征、海上气象条件等作出了解和确定。
成立现场应急指挥组后，应急救援力量迅速赶赴事故现场，积极开展人命救助、环境救助等有关应急救援工作，专家组为救援决策提供建议和技术支持。当事态仍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向上级救援机构请求实施扩大应急响应。
当前，我们所有的专业救助船舶是实行24小时海上动态待命制度，在接获信息后，救助指挥值班室在报告应急反应处置工作小组的同时，立即调动事发海域最近的救助船舶前往现场对事故进行先期应急评估、处理，并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以减少污染所造成的危害。指令救助直升机用拍照、摄像等手段获取污染事故第一手影像资料，准备紧急吊运应急人员、物资，为环境污染事故提供快速有效的应急救助。待救援行动完成后，及时进入临时应急恢复阶段，包括现场清理、人员清点和撤离、警戒解除、善后处理和事故调查等。
为保证应急反应救援预案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应当针对此类应急救援方案定期组织协调联合应急反应演习及桌面推演，以增强与有关单位和其他机构的协调。演习完成后，相关人员应对演习进行评估，尽力改进应急救助反应机制，解决存在的问题，通过油（化学品）污染方面的培训和演习，加快培养应急反应专家。
三、完成环境救助所采用的方法及不足
在接到环境污染信息，作出最迅速反应后，清污专家组依据现场情况及事发海域环境特点、可能的污染扩散趋势、救助力量的设备与供应、污染源的控制处置、污染物的回收处理等作出科学评估，以使应急处置小组作出决策，调派救助力量迅速行动；根据污染物、载运工具的性质及事故类型、事故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确定应急救助过程中人命救助的方式方法，使用的机械工具、药剂、技术，承运工具堵漏、污染物的转驳，以及可能产生二次污染的处理措施等等。具体措施如下：
1.油类污染救助的方法及存在不足
（1）对载运工具采取正确得当的堵漏、转运、拖带等措施，以避免更多的油类泄露导致更严重的污染。
（2）利用海洋本身所具备的油污降解机制，进行海域中溢油污染的清除，其机制包括展延作用、挥发作用、乳化作用等。 但是耗费时间很长，容易对海洋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3）利用化学性药剂对油污进行处理，以便进行人工、机械等方式处理。缺点是处理不彻底会海洋环境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
（4）利用沉降剂、吸油剂、吸油粘等进行物理性海面处理。缺点是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却会对海床以及海底生物造成污染。随着时间推移，还会形成二次污染。
3.救助直升机速度快，搜寻范围广，但飞机数量少，且缺乏专业侦测装备及远程图像传输能力，无法在第一时间报告污染情况，从而延误决策时间。
人员方面：
专业人员结构不合理，高层次人才缺乏，尤其是环境污染方面的人才严重短缺，困扰着应急救援的发展格局。同时，经费不足，尤其是人员经费严重不足，造成人员架构不稳定，人员的引进及流失窘境困扰着发展，对建立强大的应急救援处置队伍形成较大的阻碍。
技术方面：
1.缺乏对环境救助能力的深入研究，尖端技术的引进还受到国外限制；
2.鉴于目前的技术能力，救助直升机飞行还不具备夜航能力，只能在较好气象、海况下，执行人命救助、污染监测、物资人员运送等应急任务；
3.救援人员缺少有效的专业学习和培训。
（三）清污费用的法律地位
为确保防污应急体系的正常运转，应该赋予应急反应费用的赔偿请求以优先权，采取支持和鼓励清污行动的政策，否则必然对事故的控制不利。但一般情况下，清污费用均是通过和谈解决的。2005年初，“明辉8”轮与“闽海102”轮在广东南澳岛附近海域发生碰撞，“明辉8”轮泄漏0#柴油628吨入海，汕头海事局依法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清污行动，发生费用692 8681.49元。随后向广州海事法院两船东，要求连带赔偿费用。法院判决支持原告组织的清污单位发生的费用，但不支持海事的索赔费用。法院认为，海事公务船舶从事调查、监控和清除油污情况的行为属于行政行为，认定其所进行的调查、监控和清除油污事故而产生的费用属于行政开支，不应赔偿。然而海事局发生的清污费用，也属于污染损害。如果前述案件的判决正确，海事局利用自身力量进行的清污属于行政行为，若海事局不进行清污，相对人以行政不作为海事局，要求其清污，而不是要求污染责任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样的结果将是鼓励污染海洋环境。因为污染责任人可以不承担清污责任或其费用的赔偿责任。
六、解决方案和研究对策
为尽快改变现状，提高环境救助的应急反应能力。当前，建议建立国家环境救助应急反应中心，健全有关环境污染各地、各相关单位部门之间沟通联络长效机制，定期召开相关工作交流研讨会，并就应急救助力量的发展、应急救助方案和预案的完善、组织指挥程序、技术设备保障、行动协调配合等环节展开交流研讨；加大与各大院校、科研单位及国外相关单位的合作，着力提高专项应急设备的实用性、便捷性、高技术含量的研究和推广；不间断组织相关应急专业人才培训；建议油船、化学品船等特殊船舶船东参加船舶互保协会等组织，建议根据《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特别补偿条款建立对特殊船舶征收一定的“防污保险费用”（国际油船船东防污染联合会―ITOPF已有先例），用来补偿应急处置单位的部分救助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