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海洋文化；海洋经济；影响
引言
作为海洋大国，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海洋开发关系愈加紧密，海洋经济产值在国家gdp中的比重逐年上升，从2001年占国内gdp总值的3.4%到2007年的10.11%，海洋产业总产值上升了17 695.2亿元[1]，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中国很多省市把海洋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海洋文化作为推动海洋开发的隐性力量，为海洋开发提供智力和精神支持，在海洋开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海洋文化对海洋开发的领域，方法和内容也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对海洋文化与海洋开发的关系进行探讨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一、海洋文化与海洋经济的内涵
（一）海洋文化的内涵
对海洋文化的定义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倾向于从广义角度定义海洋文化，即认为海洋文化是人类在对海洋实践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2）对海洋文化的定义具有多样性，不同的学者定义的海洋文化是不同的。（3）强调海洋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巨大差别性，海洋文化具有一系列其他文化形式不具有的本质特征。综合以上几点特征，本文认为海洋文化是人类在长期对海洋认识利用基础上，通过海洋实践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包括海洋制度，海洋意识，海洋观念等众多分支。具体表现在沿海居民的行为方式，性格特征，以及一系列与海洋文化相关的艺术，饮食，习俗等众多领域。
（二）海洋经济的内涵
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陆地的资源逐渐枯竭，而且开发陆地资源造成的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伴随着人类对海洋认识的加深，海洋科技的发展，海洋的经济开发受到重视，海洋经济成为了人们开发和利用海洋的重要领域，国外虽然对海洋经济开展了一系列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是至今为止，国外并没有明确的提出海洋经济的概念[2]。中国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了海洋经济概念，并在各级发展报告上频繁使用。最早界定海洋经济概念的是中国的学者杨金森[3]，他指出海洋经济是以海洋为活动场所和以海洋资源为开发对象的各种经济活动的总和。从经济内容来看，海洋经济包括渔业、种植业、工业、运输业、旅游业等，是一个多门类的经济领域[4]；从活动场所看，它包括海岸带、近海和远洋，包括水面、水中和海底，范围极为广泛；从管理体制看，有中央的许多部门，也有地方各级行政单位和经济组织，还有一部分国际联合和协作活动机构；从生产关系看，有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还有不少个体生产者。这些部门和产业，都以海洋为统一的活动场所，既有独立性，又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继杨金森以后权锡鉴、柳时融等学者又对海洋经济进行了定义，近二十年来，学术界一直在对海洋经济的定义进行探讨，但是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总结学术界对海洋经济的定义。
二、中国海洋文化的特点及海洋经济的现状
（一）中国海洋文化的特点
1.海洋文化地域性明显。中国国土面积大，海岸线长，海域面积广阔，沿海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具有很大差异，由此中国的海洋文化表现出很大的地域性特征。中国北方的大陆文化发达，对中国北方的海洋文化亦产生了较大影响，从而形成了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相结合形成的包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在内的北方环渤海海洋文化区域，由于靠近大陆文明发达的中原地区，自元代以来更有卫戍京畿的作用，这一文化区域具有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双重特征。以百越文化为代表的南方海洋文化由于远离大陆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民间的海洋活动较北方频繁，其海洋文化更多的显示出海洋文化自身的特点。
2.海洋文化类型多样。作为一个海洋大国，中国海洋文化具有多种类型。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深受齐鲁文化影响又独具自身特色的环渤海海洋文化区，以吴越文化为基础的长三角海洋文化区，和以潮汕地区文化为基础的闽粤海洋文化区。这些文化区域具有不同的特点，其中环渤海文化区和长三角文化区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的中心，其海洋文化在具有海洋文化一般特征的同时，又具有大陆文化的一系列特征，表现在海洋文化上就是大气包容，中西文化并存。而闽粤海洋文化由于远离大陆文明中心，所以较少受到大陆文化的影响，其海洋文化更多地表现出富于海洋冒险精神，勇于探索海洋等方面。
3.海洋文化影响广泛。海洋文化对一个海洋国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涉及到海洋城市的景观建设，饮食习惯，价值取向等方面。中国海洋文化历史悠久，海洋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是全方面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海洋文化理解的加深，海洋文化受到重视，海洋文化中开放包容，不断进取的独特气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海洋文化以及海洋经济的重视程度大幅提高，把开发利用海洋作为一项重要政策，随着海洋开发的深入，海洋文化的影响会更加广泛。
（二）中国海洋经济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海洋经济发展迅速，2007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24 929亿元，比上年增长15.1%，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11%。其中，海洋产业增加值14 844亿元，海洋相关产业增加值10 085亿元。海洋第一产业增加值1 274亿元，海洋第二产业增加值11 503亿元，海洋第三产业增加值12 152亿元。全国亿吨级港口增至14个，港口货物吞吐量与集装箱吞吐量继续位居世界首位，其中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二。海洋油气勘探取得新突破，中石油在冀东南堡新发现10亿吨大油田，中海油在渤海湾、北部湾等海域新发现10个油气田。全国海洋船舶业造船完工量突破1 800万载重吨，新接订单超过7 000万载重吨，同比分别增长25%、70%，其中新接订单超过韩国，居世界第一位。
三、中国海洋文化对海洋经济的影响
第一，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海洋文化的支撑。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强调文化价值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他认为任何发展目标与发展环境都与文化环境息息相关：“企图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同他们的文化环境分开，最终会以失败而告终，尽管有最为巧妙的智力技巧。如果脱离了它的文化基础，任何一个经济概念都不能得到彻底的思考。”[6]人们开发利用海洋的历史，也就是海洋文化的创造历史，始终离不开海洋文化经济中的人文特性。缺乏文化基础的经济发展并不能长远。
第二，海洋文化可以解决海洋经济中的问题。中国海洋经济相对于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所占比重偏小，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洋经济产值每年增长率都超过10%，2007年海洋总产值达到24 929亿元，但是中国海洋产业还是存在一系列问题，海洋产业发展粗放，第一、二、三产业不协调，第二产业规模相对偏大，第三产业规模相对偏小。在开发海洋上，则存在过度开发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
第三，海洋文化会为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海洋文化的本质特征是开拓进取，富于冒险精神。它存在于沿海地区人民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面向海洋，开发海洋，已经成为中国沿海地区的共识。1978年以来，沿海省份的gdp增长速度，固定资产投资额都排在全国省份的前列，这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海洋文化对海洋经济的带动作用，海洋文化为海洋经济提供了精神动力，智力支持。
第四，海洋文化对海洋旅游业的重要作用。中国海洋文化历史悠久，海洋文化景观丰富，为中国成功的发展海洋旅游业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2001年沿海地区接待外国入境旅游人数占全国总人数的43%[7]，海洋旅游业已经成为中国海洋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海洋文化与海洋经济结合过程中的问题及建议
第一，海洋文化观念落后。在中国开发海洋的过程中，存在一些不注重环境保护，对海洋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的现象，导致海洋中物种急剧减少，海洋环境受到严重污染。海洋意识的缺乏和海洋法规不健全是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因此必须加强保护海洋意识的宣传，强化对海洋开发的管理与监督，制定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有关法律法规。
第二，在海洋经济开发过程中存在破坏海洋文化的现象。近年来，中国的海洋旅游业发展迅速，成为了中国海洋经济新的增长点，许多滨海旅游城市把旅游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投入巨资开发旅游文化景观，打造旅游文化产品。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破坏既有海洋文化景观的同时新建新景观的现象，破坏了海洋文化景观的历史性，降低了其在海洋旅游方面的价值。
第三，人才短缺制约海洋文化与海洋经济发展。中国的海洋事业正在高速发展，但是中国却缺乏一支能够适应中国海洋事业高速发展的海洋人才专业队伍，中国的海洋科技队伍规模小，海洋经济从业者的文化素质不高。中国已经认识到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的重要性，而对海洋事业的开发和利用是以人才为基础的，因此，我们应该建立良好的海洋人才培养体系。目前中国仅有青岛和湛江两所专业性的海洋大学[8]，应充分利用现有条件，有计划的建立几所专业性的海洋院校以提高海洋人才的素质，加速海洋人才的培养。
参考文献：
[1]中国海洋年鉴编纂委员会.2007中国海洋年鉴[k].北京：海洋出版社，2007.
[2]孙智宇.中国海洋经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07：5.
[3]张莉.海洋经济概念界:一个综述[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8，（1）：23-26.
[4]http://baike.baidu.com/view/59746.html?wtp=tt.
[5]曲金良.发展海洋事业与加强海洋文化研究[j].青岛海洋大学学报，1997，（1）：1-2.
[6]陈智勇.海南海洋文化及其与海南海洋产业发展关系的几点思考[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1）：23-27.
关键词：舟山 海洋文化 海洋经济 互动融合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4-049-02
海洋约占地球总面积71%，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地，孕育了世界上丰富灿烂的海洋文化。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有着丰富资源的海洋成为了人们争相开发的对象，海洋经济被视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舟山作为中国第一大群岛，有着悠久的海洋文化发展史，同时又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和广阔的海洋经济发展前景。因此，新世纪，发展海洋经济成了促进舟山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而正确处理好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的关系，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对于发展海洋经济至关重要。
一、舟山海洋文化的渊源和内涵
海洋文化是相对于大陆文化而言的，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伟大的中华民族不仅创造了辉煌的大陆文化，同时也创造了灿烂的海洋文化。舟山群岛历史悠久，舟山海洋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舟山海洋文化是人们在认识、开发、利用群岛周边海洋的过程中形成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包括人们对舟山沿海海洋的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海洋型生活方式和海洋型开发利用方式，具体包括与海洋有关的生活理念、习俗信仰、文学艺术、科技知识、法律制度以及与各项海洋产业有关的各种表现形式等。舟山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进程决定了舟山海洋文化既有海洋文化共有的特征，又有自身的内涵。
1.舟山海洋文化的源起及发展。舟山海洋文化是在海洋经济活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如在大陆史前文化的基础上，在独特的海岛地理环境下，伴随着早期的捕捞等耕海活动，形成了原生的海洋农业文化，它与外来的农业文化不断融合中，形成了其特有的海洋农业文化；在造船技术、航海技术不断发展，海港不断开发的基础上，海岛与外界的联系加强，商品生产和交换规模日益扩大，形成了独特的海洋商业文化；在海岛人长年的海上冒险生活对心灵慰籍和精神关怀提出强烈需求的基础上，形成了奇特的海洋崇拜文化――观音文化。如今，随着海洋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海洋文化亦不断的丰富和发展起来。随着海产品加工、海水养殖、造船、海洋生物制药等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随着万吨级、几十万吨级码头的建成，随着海洋旅游资源的不断开发，随着对海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的不断深化，形成了相应的海洋产业文化和海洋生态文化，舟山海洋文化的包容性、吸纳性日益增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舟山的对外经济、文化交往迈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这给舟山海洋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极好的发展机遇。
2.舟山海洋文化的内涵。舟山海洋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
首先，舟山海洋文化有着先进的海洋意识。舟山地处海岛，海岛人以海为生，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敬畏生命、崇尚海洋的理念，坚持人与海洋的和谐相处，合理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广阔的海洋使海岛人树立了“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能够接纳形形的移民文化，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显示了大气与创新，体现了自强和自信；大海的危险性、多变性培养了海岛人的勇敢冒险、开拓创新精神，构建了其豪爽、旷达、不拘一格、容易接受新事物与新观念的心理素质，形成了强悍、机智、生机勃勃、充满想象力与创造性的海岛海洋文化。
其次，舟山海洋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海洋科技知识。海洋科技知识是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舟山海洋科技围绕开发海洋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海产品的养殖、捕捞、水产品的加工、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到海洋运输、港口码头建设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同时，蓬勃发展的舟山海洋教育事业为开发海洋，振兴舟山培养了大量人才，为倡导文明的生活方式，培养良好的海洋文化氛围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再次，异彩纷呈的海洋艺术是舟山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与大海打交道的过程中，海岛人形成了对社会生活的独特理解，并通过丰富多彩的形象再现了生动的社会生活，创造了包括海洋建筑、海洋雕塑、绘画、海洋文学艺术、海洋旅游鉴赏、海洋生物标本展览等丰富内容的海洋艺术。
最后，日益完善的海洋基础设施、形式多样的海洋组织是舟山海洋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港口、码头、航线、航标、海洋景观、连岛大桥等海洋基础设施以及各类海洋类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术团体及组织等是舟山海洋文化中重要的物质财富。
二、舟山海洋经济发展现状
国务院2003年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海洋经济是开发利用海洋的各类产业及相关经济活动的总和，是人类在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全过程中的一切生产、经营、管理等经济活动的总称。舟山有着广阔的海域面积和丰富的海洋资源，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海洋经济的条件，2009年全年海洋经济总产出1165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12.9%；海洋经济增加值358亿元，增长11.8%，海洋经济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为67.2%，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发展海洋经济已成为促进舟山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这些年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舟山正在向海洋经济的拓展阶段进发，海洋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渔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在缩小，高科技精深加工和服务业在经济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高新技术产业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点主导力量。
2009年，全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02.39亿元，比上年增长4.6％。其中，渔业总产值89.94亿元，增长4.3％。全年水产品总产量123.78万吨，比上年下降1.4%，其中远洋渔业产量10.42万吨，下降38.2%。全市海水养殖面积7.98千公顷，增长2.2%，海水养殖产量12.74万吨，增长12.0%。全市有国家级无公害养殖水产品39个，省级无公害水产品基地36个，面积2866公顷，全面推进了水产品生产质量管理。全年组织实施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共610项，其中国家级20项，省级188项。此外，政府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2009年全年获省市级政府奖励的科技成果55项，其中省级奖10项，全市新增高新技术企业16家，新增省标准创新型企业6家，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2.经济开放度不断提高，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对外贸易依存度逐年增大。2009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含保税仓库货物）70.2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6.0%。其中，进口总额32.84亿美元，增长18.7%；出口总额37.39亿美元，增长13.8%，其中船舶出口额19.39亿美元，增长44.6%，占全市出口额的比重为51.8%，比上年提高12.4个百分点。年末舟山口岸对外开放陆海域面积1193平方公里，新增28平方公里。此外，利用外资和对外经济合作也取得了新成绩，合同外资金额10423万美元，比上年增长1.2倍，对外劳务合作营业额3670万美元，增长3.8倍。
3.海洋旅游资源不断开发，海洋旅游业迅速崛起。旅游保持了旺盛的发展势头，经过旅游部门对外的大力促销，舟山的知名度得到了迅速提升，“佛教文化、海洋休闲、海鲜美食”三大海洋旅游品牌已在长三角地区唱响。2009年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共1752.93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5.6％，实现旅游总收入116.52亿元，比上年增长16.1％。
4.借助独特的深水港口资源优势，港口和临港工业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从“十五”开始，舟山确定了依托深水港口、岸线资源发展船舶、石化等临港工业的新海洋经济战略。如今，临港工业已唱响舟山经济发展的“主角”，2009年全市实现工业总产值1006.29亿元，其中临港工业总产值763.89亿元，增长24.3％，对全市工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达86.0%，占全部工业比重为75.9％，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港域港口货物吞吐量19300万吨，比上年增长21.7%。至年末，全市有生产性泊位336个，比上年末增加5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34个，比上年末增加7个。
三、舟山海洋文化与海洋经济的互动融合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的客观趋势越来越明显。在海洋的世纪，正确的把握舟山海洋文化与海洋经济相互交融的发展趋势，对于促进其良性互动、共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海洋文化与海洋经济的互动融合表现为海洋文化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和海洋经济推动海洋文化的发展两个方面。
1.海洋文化推动海洋经济的发展。舟山海洋文化对海洋经济的促进作用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考察。
第一，舟山海洋文化中先进的海洋意识渗透于海洋经济的方方面面，大大促进了海洋经济的发展。海洋文化中海纳百川的胸怀，开放的意识大大促进了舟山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促进了产品的销路，这种自强、自信、勇于博采众长的意识有利于学习他人的长处，弥补自身的不足，从而不断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海洋文化中勇敢冒险、开拓创新的精神在海洋经济建设中有助于形成敢于尝试、勇于探索、不断拓展的氛围，在不断研究、不断突破中不断崛起，不断前进；海洋文化中人与海洋和谐相处的主张有利于海洋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有利于海洋环境的保护和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舟山海洋文化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海洋科技知识极大的促进了海洋经济的快速增长。舟山要建设海洋经济强市，必须要以海洋科学技术作为动力和智力支持，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步伐，实现海洋经济建设的新发展。目前舟山已取得的科技成果如深海网箱养殖技术、海洋生物工程技术和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水产品精深加工技术、海洋环境保护技术等对于增加海洋经济高附加值，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海洋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海洋经济的发展培养的了不可或缺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有力地推动了海洋经济建设，为全面实现海洋经济的跨域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第三，富有地方特色的海洋文化艺术是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力。海岛人在长期的涉海实践活动中积淀了深厚的海洋文化，催生了大量的艺术精品。繁荣的群众文艺创作、富有海岛特色的主题文化活动、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系列博物馆的创建、一系列海洋专题的研讨会的召开等异彩纷呈的文化艺术活动不仅提升了市民的文化品位，提高了城市的凝聚力，而且大大提高了舟山的知名度，为海洋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机遇。而“印象・普陀”等体现舟山海洋与佛教文化特色的大型文艺节目的成功举办，又为舟山海洋经济的发展增添了一张新的文化名片。
第四，海洋文化中的硬件设施是舟山海洋经济的发展的坚强后盾。舟山地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前沿、我国沿海航线的中心点、长江航道的出海口，有着明显的地理优势，其天然的深水港口优势为临港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舟山大陆连岛工程实现了舟山与长江三角洲大中城市的对接，为舟山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对于海洋经济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海洋经济促进海洋文化的繁荣。舟山海洋经济对海洋文化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海洋经济是海洋文化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海洋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开发利用海洋的实践中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是以海洋经济作为自身发展的基础。在探索、利用海洋的过程中培养了海岛人先进的海洋意识，在发展海洋经济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完成了大量配套的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极大的推进了海洋文化的发展进程，促进了海洋文化知识的积累和扩展。
其次，海洋经济的发展和活动空间的扩大给海洋文化提供了更优质的传播媒介，促进了海洋文化的传播以及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随着舟山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舟山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与世界海洋文化之间的互动不断加强，各种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召开、频繁的异地文化交流活动，既展现了舟山海洋文化的独特魅力，又在互动中促进了自身的发展。
再次，海洋文化越来越借助经济手段实现自身的发展。随着经济与文化的一体化趋势不断发展，海洋文化不断和海洋经济融合，依托海洋文化产业这块平台发展自身。舟山海洋文化旅游业、海洋文化产业制造业等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在推动舟山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了海洋文化的进一步开发和发展。
21世纪，海洋经济与海洋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已成为舟山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舟山海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海洋文化的支撑，海洋文化的繁荣又必须以海洋经济的蓬勃发展为物质前提。为此，在今后的建设进程中，必须继续一手抓海洋经济建设，一手抓海洋文化建设，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交叉融合，走出舟山海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色之路。
（本文为浙江海洋学院校级课题，课题组成员有杨菊平、袁媛淑、贝静红）
参考文献：
1.许维安.论海洋文化及其与海洋经济的关系.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2（5）
2.赵利平.论舟山海洋文化的源流及其发展.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1）
3.刘福芳.试论海洋文化的哲学内涵.理论学刊，2006（11）
4.舟山市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一、海洋文化的概念
海洋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有关海洋文化的定义也多达几十上百种，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有的认为：海洋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之一，是人类拥有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人认为：海洋文化是一种泛文化意义和文化现象，是海洋生态环境所提供的对人们生活、生产、价值观念、性格、习俗的物质的精神的总体文化现象和表现。西方学者认为：古希腊及地中海的文化就是典型的海洋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头等等。
当代海洋文化学科建设的积极倡导者，青岛海洋大学教授曲金良在其《海洋文化概论》中表述：“海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和体系，就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和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实践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方式”。
海洋文化是相对于大陆文化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商业文化。海洋文化在任何时代都代表了当时的一种先进文化，其显著特点就是开放、开拓和进取。它是千百年来沿海人民顶狂风、战恶浪、不畏艰险、勇于拼搏、敢于冒险的精神的结晶。
二、我国海洋文化与海洋经济的发展情况及相互关系
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不仅创造了灿烂的大陆文化，也创造了辉煌的海洋文化。早自秦汉时期，我国就已开辟了与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的海上和贸易往来。
然而，由于根深蒂固的重陆轻海思想和闭关锁国的政策，再加上近代列强的侵略以及其他各种原因，近几百年来，的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衰落了。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的发展，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的发展才真正迎来了自己的春天。我们党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首先惠及包括我市在内的东部沿海地区，使得这些地区的海洋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海洋文化得以逐步发扬光大。改革开放为弘扬海洋文化提供了机遇和动力，反过来，先进的海洋文化又促进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也正是改革开放，才使得我国海洋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使得海洋文化得以重新振兴，从而在提高海洋意识、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使海洋事业得以快速发展。2003年5月19日由国务院印发施行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奋斗目标，为我国海洋经济今后一个时期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华民族繁荣复兴的伟大战略任务。要想把中国建设成为海洋强国，必须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必须有坚强的经济基础，也必须弘扬先进的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是不可分割的孪生兄弟。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都是以濒临海洋为前提，以海上交通运输和商品贸易等为基础的。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是共生共荣、相辅相成、互相融合、相互促进的。海洋经济是海洋文化的基础。没有海洋经济，就不会产生海洋文化；没有海洋文化的繁荣，也就没有海洋经济的发展。只有大力弘扬海洋文化，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才能促进海洋经济的繁荣，带动海洋产业和沿海各涉海行业的发展；海洋经济发展了，反过来又会促进海洋文化的繁荣，二者相辅相承。
三、我市海洋文化的主要特征
我市的海洋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海洋资源丰富，独具特色。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积淀深厚的海洋历史文化
蓬莱的海洋历史文化，不能不研究古老的登州海道和独具特色的港口文化。早在新石器时代，蓬莱的航海活动就已兴起。地近辽东、中贯群岛、补给方便、航行安全，这些适应古代航船逐程推进航行的有利条件，使古老的登州海道闻名于世。春秋战国时期之后，登州古港一直是历代王朝开展海内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便捷通道。齐桓公在此大兴鱼盐贸易，秦皇汉武在此寻仙求药，汉代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在此发轫，日本遣唐使在此整备转航。作为中国古代南北海运交通的重要枢纽，登州古港曾与扬州、泉州、明州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通商口岸”，享誉海内外。港盛城兴，登州古港的繁盛直接拉动了蓬莱的兴起，登州蓬莱被长期作为州、府所在地，成为胶东半岛、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时间长达千年之久。
蓬莱人杰地灵，人文荟萃，名人辈出。有明代民族英雄戚继光、甲午抗日将领宋庆、晚清名医张伯龙、民族实业家丛良弼、一代枭雄吴佩孚、爱国将领于学忠、现代家杨振声等等。蓬莱有众多名人遗迹，朱处约、袁可立、戚继光王世贞以及冯玉祥、董必武等著名人士都曾留下诗文篇章。宋代诗人苏轼曾在蓬莱任过五日登州知府，写下了“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 的著名诗篇《海市诗》。
（二） 浩气长存的海洋军事文化
北宋中期，登州古港的军事建设得到了不断加强。宋庆历二年（1042年），登州军民实施了大规模的港口改建工程，在登州古港入海口处筑沙堤以护战船，在港口东西两侧建寨城以安军营，建成了一个在古代难得的海防军事要塞，名曰“刀鱼寨”。以此为标志，登州蓬莱变成了北方最著名的海防要塞，登州古港的港口性质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港变成了人工港，繁华的商贸港口变成了威严的军事重地。“刀鱼寨”的海防建设不仅体现在港口建设上，同时也体现于常备水军的建设上，登州水师是北宋时期京东地区唯一的水师。明洪武九年（1376年），在“刀鱼寨”的基础上环筑土城，增设军事设施，名曰“备倭城”，俗称蓬莱水城，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古代水军基地。明代伟大的军事家、杰出的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曾在此操练水师，人称“戚家军”，为以后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独具魅力的海洋旅游文化
蓬莱拥有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蓝天、碧海、金沙以及离蓬莱近在咫尺的长山列岛，构成了蓬莱独特的滨海旅游资源。境内有国家4A级风景名胜景区蓬莱阁和蓬莱水城、亚洲展示面积最大的海洋极地世界、拥有我国最大的海上园林和最长的海上长廊的八仙过海景区、在建的妈祖文化公园以及与蓬莱隔海相望并一起被列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海上仙岛”长山列岛等，构成了蓬莱丰富的海岛、海洋旅游文化资源。自2000年以来，蓬莱市连续成功举办了5届“和平颂”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盛典，同时还成功举办了全国帆板赛、沙滩手球赛等比赛，以及1988年、2005年两次海市蜃楼的全程拍摄和电视连续剧《八仙过海》的拍摄等文体活动，进一步丰富了蓬莱的海洋文化内涵，开拓了发展海洋文化的新领域。
三、移殖海外者，以其返馈推动家乡的海洋经济化零星移往海外的华侨，源远流长，可追溯至秦汉。但作为华侨因聚居海外而形成社团，或社区，则在明代后期(97)。这主要的是懋迁梯航的珠江三角洲商人留居东南亚地区而繁衍子孙而形成的。在明初海禁严厉的时代，已有人作海上走私贸易，文献上往往称之为「通番。据文献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香山县三灶岛吴添进就已「通番(98)。明代中叶以后，「通番的现象，愈加普遍与频繁。明人郑晓说「（广东）人逐山海矿冶番舶之利，不务农田(99)。所谓「通番，一是勾通前来广州的番船，私相交易。例如，嘉靖年间（1522-1566），每当外国商船一到，广州附近的游鱼洲居民（内有船夫、海商）会同居住广州濠畔街的外省富商驾驶多橹船只，满载瓷器、丝绵、私钱、火药等违禁商货到洋船上卖给外商，又向外商买回洋货。据当时南海人霍与瑕说：「近日，番夷市易，皆趋广州。广东隔海不五里而近乡名游鱼洲，其民专驾多橹船只接济番货，每番船一到，则通同濠畔街外省富商搬磁器丝绵、私钱、火药违禁等物，满载而去，满载而返。追星趁月，习以为常，官兵无敢谁何。比抽分官到，则番舶中之货无几矣?100) 。海商与外商相勾通，负责接应洋货，充当「接引之家(101)。「接引之家”亦称“窝主。他们为番货提供仓贮，并包揽推销接应的洋货，从中渔利。这种人一般都兼充外商与华商间非法贸易的中介人。二是经营帆船海外贸易。海上帆船贸易，早在宣德八年（1433），广东的海商便「假朝廷干办为名取得合法地位，造舟「擅自下番贸易(102)。正统以后，「广东民多挟大柯入海，与夷市(103)。自明中叶起，海商驾双桅，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于东西洋(104)。屈大均曾指出，「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其黠者，走澳门，至于红毛（指在东南亚的荷兰殖民者）、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105)。明人王 予也指出：「自嘉靖2年（1523），宋素卿入扰后，边事日堕，遗祸愈重。闽、广、徽、浙无赖之徒，潜匿倭国者，不下千数。居成里巷，街名大唐(106)。前往日本贸易的广东商人，主要在长崎，并形成「广东帮。1678年，广东人在长崎修建圣福寺，旨在表明崇信佛教，划清与被取缔的基督教的关系(107)，又可以作为联络乡谊和维护商帮利益的会所。这些广东海商当含有前引的屈大均所指出的「帆踔日本，「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的珠江三角洲商人。明万历时人周玄 韦也说：「闽广奸商，惯习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为主，中载重货，余各以己资市物往，牟利恒百余倍(108)。这里所谓「重货，即集资者共同购买。没有出资者，在船上当员役水手。正如顾炎武所说的「富者出资，贫者出力(109) 。贸易的范围是东南亚洲各地，尤以马尼拉为最重要的据点。万历、崇祯年间，据《马尼拉帆船》一书记载：「每年驶抵菲律宾的大型货船大都来自广州和澳门，有200吨的，也有250吨的，还有少数300吨的。小货船（Patoches）的载重量为100吨至150吨。(110)一些备办货物来广州与外商直接交易的内地商人，在夏、冬两季广州定期市集上看到葡萄牙商人运丝货到马尼拉贩卖有利可图时，竟然将卖不出去的货物用自己的船运往海外销售。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讷茨给国王的报告中写道：「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应全世界。中国人把货物从全国各地运到他们认为有现款购买它们的市镇和海港。…但後来他们运往广州市集上的货品的数量如此之大，以致葡萄牙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参加这些市集的商人们看到他们的货物卖不出去，就用自己的船，责任自负地把货运往马尼拉、暹罗、望加锡等地去(111)。广州商人在国内外已经建立相互相联结的网络，当他们到达东南亚各国时，自有已经在此居住的华侨为之接应，并准备好回程的商货。据哥尔勒民斯·德·侯德猛《航海日记》记载：「1596年，（万历24年，在下港－万丹）侨居的中国人……个个手提天平秤前往各村腹地。先把胡椒的分量秤好，而後经考虑付出农民应得的银钱。这样做好交易後，他们就在中国船到达前，预先把胡椒装好。他们购得的胡椒两袋可按十万缗钱等于一个卡迪(Cathy)的价格卖出。……这些装去胡椒的中国船，每年正月间有8艘至10艘来 航。每船只能装50吨(112)。这里没有说明这些船来自中国何处，但当时去万丹的船都是从漳州和广州启航的。当广州商人从海外回到广州时，则有揽头负责接应。据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以通商故，闽粤人多贾吕宋银至广州。揽头者就舶取之，分散于百工肆，百工各为服食器物赏其值(113)。这里是说，揽头向舶主海商取得银两，用以分发制造服食器物的手工业者，作为预支工本。手工业者再按照揽头所规定的式样规格制造产品用来抵偿。从此可见，在明代晚期，海商已通过「揽主、「窝主、「接引之家等建立起商业网络。海上贸易是在官宦之家庇护或参预下进行的。诚如屈大均所指出：「民之贾十三，官之贾十七。他们「偏于山海之间，或坐或行，近而广之十郡，远而东西二洋(114)。清代海商活动的范围已不止限于东南亚洲各地，其涉足的地域更广阔了。「自海禁既开，帆樯鳞集，瞻星戴月(115)，往来于海外各地更为频繁。正如《南海九江关树德堂族谱》所记载：「（海商）远涉重洋，经商于异域，获厚资。满载而归者，所在皆有(116)。他们依然采用「富者出资，贫者出力的合伙方法，没有出资者，在船上当员役水手。道光八年（1828年），克劳弗特《使暹日记》记载，来往南海的闽广海船，除筹集资金造船外，还邀集具有航海经验和技术的人充当船上员役水手。出资多者任船长，船上的重要职员火长、财副和总杆四人给予补贴外，其余一概不发工资。所有员役按规定挟带私货，附船贩卖牟利（117）。他们中有的「潜处番疆，逗留不返，繁衍子孙，成为华侨。鸦片战争之后，由于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广州港市的衰落，使大批为广州贸易服务的行业，陷入停顿或衰微；珠江三角洲数以万计、十万计的船夫、舵工、水手、商伙等「借外来洋船以资生计者，成为生活无着的游移人。由此而引起的经济混乱，以及尔后「红兵起义、土「客械斗而引发的社会动荡，导致成批的劳动者移往海外，以谋生路。还有一更深层的原因，是人口的压力(118)。从此时起至世纪末，大凡海水所到之处，都有珠江三角洲人的踪迹，尤以美洲和澳洲等地为主要。据笔者推论，自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珠江三角洲出洋的华工达三、四百万之谱（119），因而成为我国重要的侨乡。海商懋迁海外而留居异域，或以「苦力贸易、「猪仔（女的称「猪花）贩运（赊单苦力）等形式被掠往海外当劳工而形成的华侨社团、社区，是海商建立商业网络中在海外一头的网点。侨居东南亚的华商，除通过其散置网，推销接应商品外，还传递信息，使家乡对远方异国的商情了如指掌，对各种经济机会作出积极的反映。他们对珠江三角洲作出的种种的返馈，诸如投资于沙田的开发，引进作物新品种、商业信息、企业经营的经验和知识、先进技术等，对推动当地的农业商业化、农产品加工业和商业性手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将部分的商业利润，投入滩涂的开发，是包括海商在内的商人对家乡的一个重要贡献。要将滩涂开垦成良田，工程浩繁，费用巨大，历时长久。先要抛石拍围，淤积成陆后再于四周筑大基，内筑棋布的小基。要先植芦荻，再易种以草，继种香蕉、虾稻等耐咸作物。需经数年，十几年，乃至数十年方可成田。曾参预开辟沙田的龙廷槐（乾、嘉时人）说，「计其圈筑之费与年岁之久，其值亦与买置中腴之田相比(120)。据笔者的研究，一般地说，一亩白坦的工筑费为十余两，加上花息银2两，收回成本大约要15年左右(121)。嘉、道时人陈在谦也说：「有沙田十亩者，其家必有百亩之资而始能致之也；有百亩者，必有千亩之资而始能致之也(122)。可见承垦沙田者，非大族势家、商贾富户不可。一般的贫民小户是不可能染指的。引进作物的新品种，也是侨居海外的海商对珠江三角洲的一个贡献。例如陈益于万历十年（1582年）首先从安南耐旱、高产作物番薯引进其故乡东莞，即一例(123)。华侨中的一些精英，将在侨居地学到一些新技术和一些近代经营管理的知识，以及积蓄的资本带回珠江三角洲创办近代的企业。最为突出的是，华侨陈启源，带着他在越南由法国人建的丝厂学得的知识和多年积累的资金，于1872年回到家乡南海县简村。次年创办继昌隆丝厂，率先引入先进的机器缫丝工艺，并加以改进。机器缫丝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又远胜于手工缫丝。在国际市埸上，厂丝的价格较土丝高出约三分之一，而且销路通畅。机器缫丝业一经出现，「各处闻风兴起，纷向南海、顺德产 蚕地方竞相设立机器缫丝厂(124)。80年代初，南海、顺德有十余家。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增加到五、六十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陆续增建新厂。单顺德一县，于1911年已有142家以上。到了20年代， 珠江三角洲的机器缫丝业已增达200余家(125)。值得注意的是珠江三角洲较之于江南地区，是晚兴起的蚕丝区，但在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机器缫丝厂设立的数量、资金、以及工厂的规模均超过江南，其中一个原因是资金上享有海外华侨商人汇款的优势（126）。由于机器缫丝厂的大量发展，厂丝逐步取代土丝，至本世纪20年代，如前所述，丝货（包括水结和丝织品）出口价值约占广州出口总值的70--80％，成为广州外贸的主体产品。蚕丝业不仅和侨汇成为珠江三角的两大经济支柱，而且也是广东全省的经济支柱。这里应当指出，陈启源创办的继昌隆机器缫丝厂，着中国民族工业近代化的先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世纪初，澳大利亚华侨马应彪创办先施百货公司，郭乐、郭泉兄弟开办永安百货公司，蔡兴、蔡昌兄弟开设大新百货公司等。这著名的三大百货公司的总部虽然都设在香港，但对珠江三角洲的影响是巨大的。先施和大新还在广州开设有分公司。该三大公司都有在广州开设旅馆业等，而且皆兼营储蓄业，「隐然商店与银行相结合（127）。又如美国侨商陈宜禧于光绪32年（1906）回台山，自己筹款，自己设计，修筑新宁铁路。时间上虽然稍迟于潮汕铁路，但它是纯粹由民族资本兴建的头一条铁路。航运业的近代化，也主要是由海洋经济的产物近代买办商人推动的。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后，上海很快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原与西商有种种联系的买办、通事、跟随、仆役等人，同西商一起转移上海。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中西贸易中的掮客、通事、买办有一半是广东人。有人甚至说，50年代上海有8万广东人。此说不确，但其人数在当时上海人口中占比例之多是无庸置疑的，而且人口的素质亦高（128）。19世纪70年代，由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招商局，几乎都是由珠江三角洲，尤其是香山县的买办商人支撑的。先后主持局务的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都是香山人。香山县买办郭甘章在70年代初，也已在香港置有多艘轮船，从事航运业了。他们在广东地区着重发展内河和沿海内港的小轮船化，并仿照西方致力于以广州港市为中心的航道网络和港口、码头的建设(129)。70年代中期，华商梁定荣在家乡佛山创办广德泰轮船公司，「置海舶由粤直走天津(130)。自光绪24年（1898年）清朝政府颁布「内河行轮章程后，小轮船公司蜂起。光绪26年（1900年）全省小轮已达200艘。其中洋商的小轮船只占极小部分(131)。珠江三角洲的水网区南海、番禺、顺德、香山等县，不仅乡镇间有互通小轮船，而且与邻县、佛山、省城等地也有轮船往来，甚至「凡在略有市厘交易之乡镇，每日间小轮经过开行，纵或无二次，亦必有一次(132)。1911 年广东拥有的内港小轮船310艘，占全国同年内港小轮船的三分之一以上，仅次于包括上海在内的江苏省(133)。内河的轮运（含九龙、拱北的内港轮运数）约170余万吨(134)。成为全国航运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台山的公益埠和香洲商埠，同样是由侨商伍于政等开辟的。1903年在香港创办的四邑轮船公司、1910年在广州创办的侨轮公司等，也是出自侨商之力（135）。华侨还在能源、工矿，以及银行、百货公司等方面，建立起近代企业。作为民族工业，有的还属国内所首创。例如，旅日华侨卫省轩于光绪四年（1879）在佛山开办巧明火柴厂；美国华侨黄秉常、李荣邦1890年在广州开设的发电厂等。华侨开办的金融业，也令人注目。银行、银号（钱庄）和侨批业（经营侨汇业务）等，几乎遍布整个侨乡。20世纪20年代，顺德甚至成为广东省金融业的中心（136）。根据从海外返馈的市埸信息，迎合西方顾客的喜爱、耆好而创制了花茶、彩瓷等新产品。如前所述，花茶就纯粹为迎合西方人的口味、喜爱而研制出来的。又如所谓「广彩的陶瓷，也是完全为投西方人的所好而在广州创制的。据文献记载，「其器物购自景德镇，彩绘则粤之河南厂所加工。这里是说贩运来景德镇烧造的白瓷器，在广州的河南、西村设厂开炉烘染。「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137)。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乡土、家族观念的驱使，侨居各地的华侨，将积攒的资金，汇回家乡。19世纪末20世纪初， 侨汇成为珠江三角洲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 这些侨汇，除部分用于侨眷的消费外，其馀的被投入当地的建设。关于侨汇，我们尚缺乏完整的确切的数据。最早的估计数字是187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省上议会所作的美国华侨汇款每年平均为1亿8千万美金。又据旧金山总领事黄遵宪查银行汇票总簿的记录，20世纪头几年， 华侨汇款回广东省的最多一年为一千五、六百万元，古巴、秘鲁、西贡、新加坡等地汇款未计在内（138）。这仅限于一国一地的数额。有人估计，珠江三角洲要县每年可达数千万元。侨汇不仅为家乡的商业化和沙田的开发提供了资金，而且成为家乡的近代化建设的资金来源。据不完全的统计，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至抗日战争前，华侨在珠江三角洲的投资达2亿4 千万元。其中工矿业为2125万元，占总投资的8. 8％， 商业服务业、金融业、交通业为8778万元，占36.5％， 房地产业为13188元，占54.7 ％（139）。这里不难看出，侨居海外的华侨，主要是坚持和发扬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商业文化，以其商业的成功，以及以其从西方学得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知识，来促进或具体邦助家乡的商业化和近代化。处于三角洲边缘的广州、澳门和香港，一直是中西文化的交汇地，与世界各国往来的通道。从汉代的「译长到近代的买办，从唐宋的「蕃坊到近代的洋行，三角洲历来就有服务于外贸的专门人才，就有专辟为外商居住之地和由外商设置的商务机构。有的外商因久居三角洲而加入当地户籍。珠江三角洲作为海洋经济的前沿地带，当地人或参与其事，或耳濡目染。他们既吸取了西方有用的知识，又没有照搬西方的一套进行商业化和近代化。例如，农业的商业化是保持小农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不是西方的农埸式；蚕丝区进行缫丝工业化时，二百多间机械缫丝厂，也分布在乡村、墟镇，而不是城市。本世纪8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发达，应该说是有历史渊源。综上所述，由于古老的广州港市经济的特殊性，它的繁荣并不能带动其所在地珠江三角洲经济的进步。北宋以前，珠江三角洲依然是一片局促南隅，沉睡未醒的荒服之地。宋代以降，北方士民的南迁，尤其宋室南迁，偏安临安之际，北方士民的集团性移住，为珠江三角洲提供初步开发的机遇；宋元围筑堤围，兴修水利，正是其初步开发的标志。明中叶广州市场的转型，又为珠江三角洲提供了新的机遇，从而使其进入了开发深化的阶段。三角洲人善于把握机遇，作出合理的抉择。他们一方面 将这片浅海滩涂开发成适合种植经济作物的良田；一方面以外贸为先导，开拓市埸，以出口贸易带动各行业的发展，不断地推动农业商业化，使珠江三角洲变成海洋经济的基地。珠江三角洲人本是由北方的士民不断移住，并和当地土著融化而成的；自明代晚期以降，又不断流布海外，尤其鸦片战争后，大量移殖海外，流布四方。历史造就他们敢于开拓、敢于创新、富有冒险的精神。浓郁的乡土观念，又使他们以其事业的成功经验、以其从西方学得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知识，来促进或具体邦助珠江三角洲的近代化和海洋经济化。清末民国年间，珠江三角洲已实现了以出口贸易为主体的海洋经济化了。但是，他们并没有照搬西方的一套，例如，农业的商业化是保持小农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不是西方的农埸式；缫丝工业近代化时，二百多间机械缫丝厂，也分布在乡村、墟镇，而不是城市。近年来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的发达，应该说是这种历史的合理传承。顺带指出的是，1978年以来，中国实行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珠江三角洲人面对这一历史潮流性的转型，再次迅速作出抉择，率先按照市埸经济的轨道运作。在短暂的二十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绝非偶然。同样是当地人与侨居各地的华侨华人在这块充满产业革命精神的土地上，携手共创的结果。附记：承审稿人提出许多改进意见，特致谢忱。又，本文定稿后读到Sucheta Mazumdar， 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 Peasants，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Market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and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一书。在此书中，作者以广阔的视野，丰富的阅历，站在世界史的高度，详细论述了以广东为重点的中国蔗糖的生产与运销海外各地的情况，本文来不及吸取该书的研究成果，颇感遗憾。笔者已组织人员正在 翻译成中文，拟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释(97)秦汉时期已有华人移居北朝鲜和越南。在过去视为藩属国， 并没有视之为华侨。宋代，文献上出现关于华人在东南亚洲的一些国家或地区建立殖民地的片鳞只爪的记载，但缺乏实证性的资料。明初，南海人（一说澄海人）梁道明曾被聚居三佛齐（今属印度尼西亚）的华侨推为首领，一度建立地方性的政治实体；郑和下西洋时，南洋地区确实存在一些华侨社团，但只是偶发性个案，并没有形成风气。(98) 杜臻，《闽粤巡视纪略》卷2，「香山。(99)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62，〈兵部.广东〉。(100) 霍与瑕，《霍勉斋集》卷12〈上潘大巡广东事宜〉。(101)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8，「暹罗按语。(102) 《明宣宗实录》卷108，宣宗八年。(103) 民国《福建通志》卷34，列传24，〈黄光升传〉。(104)郭春震，〈备倭论〉，见乾隆《潮州府志》卷40，「艺文。(105)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食语，「谷条。(106)王 予，〈王司马奏疏〉，见《明经世文编》卷238。(107)参见朱德兰〈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益号国际贸易网路之展开〉，《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7卷第2期（84/9），页53--75。(108) 周玄 韦，《泾林续记》页37，见《涵芬楼秘笈》第8集。(109)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0，〈广东四〉。(110) 转引自《中外关系史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一辑，页177。(111) 〈关于中国贸易问题的简要报告〉，见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页119。(112) 转引自岩生成一，〈下港唐人街盛衰变迁考〉，载《南洋问题资料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第二辑（1957年4月）。(113)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货语，「银条。(114)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9，「事语，「贪吏条(115) 梁廷楠，《粤海关志》卷5，「口岸一。(116) 《南海九江关树德堂族谱》卷17，〈皇清直隶州州同达轩关君墓志铭〉。(117) 参见田汝康，＜15－18世纪中国海外贸易发展缓慢的原因＞，《新建设》8－9期（1964年8月）。(118) 参见叶显恩，〈明清珠江三角洲人口问题〉，《清史研究论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6 辑，页141--168。（119）叶显恩等，〈晚清华工出洋与珠江三角洲社会〉，收入《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书，即由稻禾出版社出版。(120) 龙廷槐，《敬学轩文集》，卷1。(121)参见拙稿《珠江三角洲商业代化与社会变迁》第四章，〈宗法土地制度与商业化〉（未刊稿）。(122) 陈在谦，〈与曾勉士论沙田书〉，《广东文征》第辑。按：陈在谦，广东新兴人，嘉庆甲子（1804年）举人，官清远县教谕。(123) 杨宝霖，〈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人和引种番薯之最早之地〉，见《自力斋文史农史论文选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页306--312，。(124) 民国《顺德县续志》卷3，页26。(125) 参见程耀明，〈清末顺德机器缫丝业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见《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37—278。（126）参见 Robert Y.Eng . Economic Imperialism in China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olifornia Press，1986) P.183。伍若贤教授在这部研究中国丝业的专著中，以广东实即珠江三角洲与江南的蚕丝业，就工厂的设置、技术、投资、劳动力、原料—蚕茧等方面作了比较。（127）参见林金枝等，《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广东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章，第三节「广东华侨投资的百货业；谭仁杰〈永安公司创始人郭乐〉，见《广东文史资料》，第62期（1990年）；陈醒吾〈马应彪与先施公司〉，见《广州工商经济史料》（广东人民出入社1986年出版）；按陈醒吾以先施百货公司文具部副部长（1919年担任）的身份回忆说，先施创办于1910年。但综合多方面军资料作出判断，创办的时间当应在1900年。 最有说服力的是先施公司25周年纪念册上就写明：1900——1924。见前揭林金枝书页562。（128）、（129）参见叶显恩，＜粤商与广东的航运业近代化：1842－1910＞，张伟保、黎华标主编《近代中国经济史研讨会1999年论文集》（香港：新亚研究所，1999年9月出版）页193－215。关于上海公共租界内粤籍人及其在客民中的重要性，叶文注（26）已引用冯尔康教授赠阅的《清代广东人在上海》一文（未刊稿）的数据（见前书212—213页），于此不赘。（130)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14。(131) 参见蒋祖缘主编《广东航运史》（近代编）页82，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132)《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30年，卷下，「三水。(133) 《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宣统三年，卷下，「通商各关内河轮船按年挂号总数。（134）参见蒋祖缘主编，《广东航运史》（近代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85。（135）参见叶显恩，＜粤商与广东的航运业近代化：1842－1910＞，张伟保、黎华标主编《近代中国经济史研讨会1999年论文集》页193－215。（136）林金枝等，《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广东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章，「广东华侨投资的各类工业；第17章，「广东华侨投资的金融业。（137）刘子芬，《竹园陶录》（美术丛书四集第10辑）卷2 ；蓝浦撰，郑廷桂补辑，《景德镇陶录》（美术丛书二集第8辑）卷2，。（138）参见郑林宽，《福建华侨与华侨汇款》，页26。（139）参见许檀，＜鸦片战争后珠江三角洲的商品经济与近代化＞，《清史研究》第3期（1994年7月），页70--78 。
关键词：海洋文化 ；经济；发展；影响
中图分类号：K928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海洋文化即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由海洋而创造出来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海洋文化以海洋为载体，其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
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海洋文化和陆地文化拥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它可以通过影响沿海城市生产要素的投入、制度的变革、技术的创新等影响着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青岛作为一个以海洋产业作为其经济支柱的现代海洋城市，其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海洋文化的深刻影响。那么，海洋文化究竟是通过哪些具体途径影响青岛经济的呢？
二、文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研究综述
目前，关于海洋文化的研究在青岛已广泛开展。同时，针对文化对经济的影响研究也已经形成了一个初步框架。在《文化与增长――一个初步框架》中，研究者将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归纳为文化对劳动要素投入的影响和文化对生产技术的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影响两部分。
许多研究成果也阐述了文化对地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关系。许维安在《论海洋文化及其与海洋经济的关系》中，通过列举广东、山东省等例子，指出海洋经济是海洋文化的物质基础，而海洋文化在当今社会是发展海洋经济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明确了海洋文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一些学者还提到：海洋文化有地域性，且地域之间差异明显，提示了我们在研究海洋文化影响经济的路径和海洋文化升级对策时，应充分考虑当地的文化特点和经济基础，提倡创新精神。
三、海洋文化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以青岛市为例
城市经济包括城市经济结构、城市人力资源、城市经济发展环境、城市发展政策等几个方面。海洋文化通过影响其中某个或某几个方面，间接对海洋经济建设产生作用。
（一）海洋文化对城市环境与公共服务的影响
1、德国异域文化通过影响青岛城市形态影响城市经济
从1898到1914年，德国对青岛进行了两次城市规划。这也是青岛城市建设史上的最早期规划，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青岛城市形态的基本特征。德国人还建设了大、小港码头，其配套设施在亚洲属于一流。合理的城市形态和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有利于青岛充分利用其海洋资源，有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也有利于青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海防文化提升城市职能从而改善城市经济发展环境
青岛在我国的海防上一直居于重要地位。1891年清政府决议在胶澳(即今青岛地区)设防。德占和日占时期，侵略者都重点对青岛进行了军事建设。共和国成立后，北海舰队将青岛作为其司令部驻地，重要的海防战略位置提升了国家对青岛的重视，加快了青岛的城市化建设，也为青岛的经济、尤其是对外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更加开放的环境。
（二）海洋文化对城市产业经济结构的影响
1、海洋文化资源推动青岛旅游业发展
青岛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有着美丽的滨海自然风光。近年来，青岛又以承办多项国际帆船赛事为契机，打造出了“东方威尼斯”、“帆船之都”等城市名片，并通过举办青岛国际海洋节、青岛国际啤酒节等大型活动，进一步开发城市旅游资源，吸引了大量的游客。2013年，青岛市旅游业总收入达937亿元，接近于占国民经济的5％，成为支柱产业。蓬勃发展的青岛旅游业，也带动了青岛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使青岛的产业结构更加完善。
2、海洋文化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青岛有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历史风情，也吸引了多部影视作品前来拍摄取景。这些都对青岛城市形象的宣传和提升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青岛以此为契机建设了大型影视基地，成功打造了“影视之城”的城市名片。多位拥有巨大影响力的青岛籍明星作为青岛的形象大使，在全国掀起了一股“青岛热”，将青岛话、青岛的饮食等推广到了全国，也为青岛“影视之城”带来了更大的广告效应。
3、海洋科技发展完善青岛产业结构
青岛市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积极开展近海养殖业研究。近些年来，更是通过六次近海养殖业革命，使得扇贝、对虾、黄鱼等海产品的养殖技术产生质的飞跃，极大地提高了养殖品的产量和质量，海洋养殖业也成为该市出口创汇的优势产业。青岛港通过不断地鼓励科技创新，大大提高了货物装卸效率，成为了中国第三大集装箱吞吐港，港口业也成为了青岛的支柱产业之一.
（三 ）海洋文化对城市人类资源的影响
1、海洋文化特质培育企业人力资源的优势
自古以来，与海洋相关的活动通常带有危险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海洋文化特别强调团队协作精神。这种源自海洋文化的团队精神也被深深印刻在青岛的企业文化当中。海尔、海信、青啤等跨国公司从研发、生产到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无不得益于这种团队协作精神。海洋文化还具有开拓、创新的特点。这种文化特质也影响到了青岛的企业文化与企业员工。以海尔为例，海尔文化的核心就是创新。海尔人几十年来坚持将创新理念融合到每一位员工的思想和行动中，形成了巨大的企业创新优势，从而促进了企业的跨越式发展。
2、海洋文化研究机构对技术创新人才的影响
作为全国著名的海洋科技城，青岛的海洋科研实力一直位居全国前列。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农业部黄海水产研究所等28家科研机构落户青岛，为中国的海洋研究和海洋产业发展培养了大量的创新性、技术型和知识型人才，同时也为青岛的海洋科技研究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智力和技术支撑，为青岛今后的发展腾飞打下了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
3、海洋文化影响青岛人的思维方式
受海洋文化影响的人善于将城市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建国以来，青岛人因地制宜，最大限度地开发潜在资源，不断完成自身超越。如今青岛已是全国重要的纺织业基地和海产品养殖基地，也是我国重要的外贸口岸。海洋文化也塑造了青岛人开拓、冒险、创新的性格，铸就了青岛人实事求是、善抓机遇、勇于尝试的思维方式。改革开放以来，青岛人解放思想，敢于人先，大力发展私有经济，创建私营企业。如今，青岛的民营企业已经突破10万家，注册资本近万亿元，带动了数十万人就业，极大地推动了青岛经济的繁荣。
（四）海洋文化对城市发展政策的影响
海洋文化中所体现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也确立了青岛市外向型的经济政策。青岛作为我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实行对外开放，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得益于开放政策，青岛市吸引了大量外来投资，尤其是韩国投资。目前，常住青岛韩国人已近十万。带动了该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搞活了当地经济，也促进了社会繁荣。
在大力引进外资的同时，青岛的本地企业也积极利用政策优势开发国外市场。海尔已在17个国家设立生产线，成为世界500强的大型跨国企业，用户遍布全世界。海信、青啤等公司也实施了积极地走出去战略，开拓了世界市场。
四、 结语
海洋文化有着极其鲜明的特点，它以其特定的方式影响着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运行以及人们的经济思维和经济活动。二十一世纪是海洋的世纪,随着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利用海洋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就成为青岛市现阶段经济建设的重点。为此，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让文化服务新形势、新战略，我们必须在海洋文化的升级和变迁上下大力气，要着力于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充分挖掘青岛市旅游文化资源，推进青岛文化旅游建设，进一步优化青岛的城市经济结构。
（二）全面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加强青岛对外联系，加大招商力度、提高进出口贸易额，利用国家优惠政策提高青岛城市经济开放程度。
（三）树立青岛人城市海洋文化意识，利用海洋民俗等文化资源提升市民文化心理认同感，加大对青岛海洋文化的教育宣传力度。
（四）完善青岛基础设施建设，保护青岛城市环境，推动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五）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和科教投入，为海洋文化的研究人才提供更好的就业保障。
参考文献：
[1] 曲金良.海洋文化概论（第1版）[M].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9.
[2]董玉明.海洋文化与青岛旅游开发[J]海岸工程，2002，（21）：40-44
[3]李惠生.《大青岛――21世纪的国家海洋文化旅游名城》
［关键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海洋文化产业 swot分析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是“十二五”开局之年第一个获批的国家发展战略，也是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发展战略。《规划》的批复实施是我国区域发展从陆域经济延伸到海洋经济、积极推进陆海统筹的重大战略举措，有利于加快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建设，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推进山东半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海洋经济持续的增长。
一、海洋文化产业的内涵
海洋文化产业，是与海洋文化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是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文化是海洋文化产业的基础和核心，曲金良教授在《海洋文化概论》中表述：“海洋文化，就是和海洋有关的文化；就是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也即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有海洋而创造出来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加强海洋文化的研究与开发，是海洋文化产业高速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swot分析
1.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优势（strengths）
（1）海上交通运输便利。山东省是海洋大省，海岸线长3000多公里，占全国的1/6，拥有海湾200余处，其中优良港湾70余处，海岸2/3以上为基岩质港湾式海岸，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是我国唯一拥有三个亿吨级大港的地区，海洋运输便利，为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2）海洋科技实力雄厚。山东省拥有海洋科研、教学机构55所，包括中科院海洋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等一大批国内一流的科研、教学机构，1万多名海洋科技人员占全国同类人员的40%以上，为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2.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劣势（weaknesses）
（1）思想保守，意识落后。山东作为“孔孟之乡”，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与中国其他较发达的沿海开放地区相比，山东半岛受中国几千年来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较深，在经济发展上求稳而不求变，缺乏创新性和进取性，这与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所需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不相契合。同时，由于山东半岛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人们对海洋文化的认识存在着较大的偏差，从而制约了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
（2）海洋文化资源过度开发，海洋生态环境逐步恶化。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在发展海洋文化产业的过程中，存在着急功近利和缺乏保护意识等问题。主要表现在对海洋文化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保护程度不足等方面，造成了海洋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严重制约了海洋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缺乏科研实力雄厚，创新力较强的龙头企业。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从事海洋文化产品开发的企业多为中小企业，对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程度不足，缺乏市场竞争力和创新力，尚未形成一个龙头企业带动多个中小企业的完善的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模式，造成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缺乏活力和海洋文化资源的闲置及浪费。
3.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机遇（opportunities）
（1）国家政策的扶持。2009年4月份，胡锦涛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指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科学开发海洋资源，培育海洋优势产业，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2011年1月4日，国务院又以国函一号文件批复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这是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发展战略，标志着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对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为整个山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2）世界经济发展趋势。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也更加密切。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海洋文化产业的壮大。相反，蓝色经济区的建立也为海洋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遇。
4.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威胁（threats）
（1）周边新的强势区域迅速崛起。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处于长三角、京津冀两大经济区的南北夹击之中，尤其是在江苏、辽宁等沿海地区的发展先后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之后，江苏沿海经济区、天津滨海新区和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快速发展对山东半岛在环黄渤海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威胁到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
（2）产业结构不够合理。近年来，尽管山东半岛的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初步实现了海洋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但与江苏省、浙江省相比，第三产业的比重依然较低，产业结构的不尽合理将会影响海洋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1.注重区域合作，转变发展方式
山东今后在产业布局的分工方面，必须要注意到周边经济区的发展走向，尽量与其错位或者配套发展，加强与周边经济区的合作，避免重复建设的竞争.从“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的发展方式转变。
2.协调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提升企业竞争力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在对滨海旅游业开发比较充分的基础上，应加强对其它相关海洋文化产业的开发，打造属于自己的海洋文化品牌，培养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研发能力的海洋文化企业，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3.合理开发利用海洋文化资源，实现海洋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发展海洋文化产业的过程中，减少对海洋文化资源的盲目过度开发，加强对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海洋文化产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海洋文化产业 SWOT分析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是“十二五”开局之年第一个获批的国家发展战略，也是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发展战略。《规划》的批复实施是我国区域发展从陆域经济延伸到海洋经济、积极推进陆海统筹的重大战略举措，有利于加快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建设，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推进山东半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海洋经济持续的增长。
一、海洋文化产业的内涵
海洋文化产业，是与海洋文化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是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文化是海洋文化产业的基础和核心，曲金良教授在《海洋文化概论》中表述：“海洋文化，就是和海洋有关的文化；就是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也即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有海洋而创造出来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加强海洋文化的研究与开发，是海洋文化产业高速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SWOT分析
1.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优势（Strengths）
（1）海上交通运输便利。山东省是海洋大省，海岸线长3000多公里，占全国的1/6，拥有海湾200余处，其中优良港湾70余处，海岸2/3以上为基岩质港湾式海岸，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是我国唯一拥有三个亿吨级大港的地区，海洋运输便利，为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2）海洋科技实力雄厚。山东省拥有海洋科研、教学机构55所，包括中科院海洋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等一大批国内一流的科研、教学机构，1万多名海洋科技人员占全国同类人员的40%以上，为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2.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劣势（Weaknesses）
（1）思想保守，意识落后。山东作为“孔孟之乡”，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与中国其他较发达的沿海开放地区相比，山东半岛受中国几千年来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较深，在经济发展上求稳而不求变，缺乏创新性和进取性，这与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所需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不相契合。同时，由于山东半岛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人们对海洋文化的认识存在着较大的偏差，从而制约了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
（2）海洋文化资源过度开发，海洋生态环境逐步恶化。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在发展海洋文化产业的过程中，存在着急功近利和缺乏保护意识等问题。主要表现在对海洋文化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保护程度不足等方面，造成了海洋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严重制约了海洋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缺乏科研实力雄厚，创新力较强的龙头企业。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从事海洋文化产品开发的企业多为中小企业，对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程度不足，缺乏市场竞争力和创新力，尚未形成一个龙头企业带动多个中小企业的完善的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模式，造成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缺乏活力和海洋文化资源的闲置及浪费。
3.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机遇（Opportunities）
（1）国家政策的扶持。2009年4月份，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指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科学开发海洋资源，培育海洋优势产业，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2011年1月4日，国务院又以国函一号文件批复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这是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发展战略，标志着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对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为整个山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2）世界经济发展趋势。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也更加密切。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海洋文化产业的壮大。相反，蓝色经济区的建立也为海洋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遇。
4.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威胁（Threats）
（1）周边新的强势区域迅速崛起。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处于长三角、京津冀两大经济区的南北夹击之中，尤其是在江苏、辽宁等沿海地区的发展先后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之后，江苏沿海经济区、天津滨海新区和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快速发展对山东半岛在环黄渤海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威胁到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
（2）产业结构不够合理。近年来，尽管山东半岛的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初步实现了海洋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但与江苏省、浙江省相比，第三产业的比重依然较低，产业结构的不尽合理将会影响海洋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1.注重区域合作，转变发展方式
山东今后在产业布局的分工方面，必须要注意到周边经济区的发展走向，尽量与其错位或者配套发展，加强与周边经济区的合作，避免重复建设的竞争.从“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的发展方式转变。
2.协调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提升企业竞争力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在对滨海旅游业开发比较充分的基础上，应加强对其它相关海洋文化产业的开发，打造属于自己的海洋文化品牌，培养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研发能力的海洋文化企业，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3.合理开发利用海洋文化资源，实现海洋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发展海洋文化产业的过程中，减少对海洋文化资源的盲目过度开发，加强对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海洋文化产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海洋文化产业 swot分析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是“十二五”开局之年第一个获批的国家发展战略，也是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发展战略。《规划》的批复实施是我国区域发展从陆域经济延伸到海洋经济、积极推进陆海统筹的重大战略举措，有利于加快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建设，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推进山东半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海洋经济持续的增长。
一、海洋文化产业的内涵
海洋文化产业，是与海洋文化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是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文化是海洋文化产业的基础和核心，曲金良教授在《海洋文化概论》中表述：“海洋文化，就是和海洋有关的文化；就是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也即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有海洋而创造出来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加强海洋文化的研究与开发，是海洋文化产业高速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swot分析
1.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优势（strengths）
关键词：海洋文化；遗产；浙江；保护
一、前言
海洋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在沿海发展、港口建设、船舶建造、航海技术、航路开辟、政治联结、文化传播、商品生产、贸易互利等诸多方面，通过开发、利用海洋环境空间而存留下来的历史遗迹。中国沿海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的半壁江山，沿海、海岸、港口、航道、岛屿、水下等现存和蕴藏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藏量和独特的价值。这些海洋文化遗产对推动当代中国海洋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和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实现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相比世界其他国家而言，我国对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近十年，且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遗产调查与发展理论，缺乏对于区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针对性研究成果。同时，近30年来沿海城市发展与经济建设，导致中国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破坏严重，大量遗迹不复存在，而且这一趋势至今仍在持续。因此，在推动沿海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寻求合理保护沿海物质文化遗产的路径已刻不容缓。
浙江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端，临近东海，作为一个海洋大省，浙江沿海人民与海洋朝夕相处创造了璀璨的海洋文化，但是对于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政策体系还不是非常完备。本文即以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为切入点，通过实地考察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将直观可靠的现状与学科前沿理论相结合，提出切实可行的保护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有效建议，为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方向，以提高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高浙江文化软实力。
二、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现状
浙江省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的南翼，拥有海域面积约26万平方千米，相当于陆域面积的2.56倍，大陆海岸线和海岛岸线长达6500千米，占全国海岸线总长的20.3%，拥有大于500平方米的海岛3061个，占全国500平方米以上岛屿数量的47%。浙江的海洋活动可以追溯到距今六千年前的河姆渡时期。优越的海洋地理环境与相对稳定的行政区划，使得浙江在漫长的海洋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根据我们的实地调查，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集中于舟山、宁波、温州、台州与嘉兴（按分布数量多寡排序）这五个城市。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与全国其他区域相比，既有共性的海洋物质文化遗存，如海防物质文化遗产（诸如烽火台、炮台等历史军事遗址）、妈祖文化遗存（诸如浙江沿海渔村及岛屿上分布的天妃宫），也有独具浙江特色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如涉及中日交往的海洋文化交流遗产（如舟山、宁波一线的市舶司遗址、寺庙日本友人题词与绘画等）、涉及浙江先民抵御海洋灾害的海塘文化遗产（如嘉兴海塘）。就浙江本省而言，不同区域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也有诸多的地域色彩，如舟山涉海博物馆、宁波远古文化遗址、温州沿海炮楼遗址、台州章安港遗址、嘉兴海塘遗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遗址不仅呈现出面上的空间分布，还是区域海洋文明历史累积的结果。如宁波至温州一线的海防遗址就包含自明代抗倭烽火台直至民国抗日工事近500年的海洋物质文化遗存，而温州至宁波、嘉兴一线的天妃宫遗址也是随着沿海渔村妈祖信仰自南向北扩张而不断累积的下来的。总体而言，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海洋远古文化遗产、海洋商业文化遗产、海洋港口文化遗产、海洋军事文化遗产、海洋信仰文化遗产等五个部分，其在浙江沿海城市的分布状况如下表。
表 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现状
资料来源：据互联网统计与实地调查整理。
相比其他浙江沿海城市，舟山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最为成熟，这里建立了12家涉海类博物馆，将本区域乃至全国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以博物馆的形式进行保护与开发，如中国盐业博物馆、中国海洋渔业博物馆、中国海防博物馆、中国灯塔博物馆等国字头的博物馆。除此之外，舟山沿海村落与摩崖石刻的广泛分布也体现了这一区域海洋文化历史的悠久。而作为中国沿海著名的港口城市，宁波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历史悠久、分布广泛。其海洋文化遗产几乎涵盖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如远古河姆渡遗址、东汉越窑青瓷遗址、唐代天封塔、宋代海运码头遗址、元代高丽使馆遗址等一批在浙江乃至全国享有盛誉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而现存明清时期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不计其数，仅海防物质文化遗产就有120处（其中明代87处，清代33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地处浙闽交界的温州不仅分布大量明代抗倭遗址，还有20世纪三四十年代防范海匪的炮楼，这一融居住与军事防御为一体的独特建筑仅在乐清就有22处。除此之外，温州还有郑成功的遗址，如洞头郑成功校场遗址、平阳郑成功摩崖石刻等。另外，除信仰妈祖的天妃宫外，沿海渔村还大量分布信仰温州海神杨府爷的杨府庙，这种庙宇仅温州洞头县就有39座。相比前三个沿海城市，台州和嘉兴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海洋军事与信仰物质文化遗产。与温州相类似的是，台州的海神庙宇既有天妃宫，也有杨府庙，另外这里比较有特色的是仙居下汤文化遗址与东吴时期章安港遗址。嘉兴乍浦的水仙庙、天妃宫、普照庵、城隍庙，海宁的海神庙，海盐的云岫庵等众多庙宇则祭祀着形形的海神。除此之外，嘉兴最具代表性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当属海塘遗址。
三、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所存在的问题
浙江省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如一颗颗明珠般点缀着这个沿海大省，它既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追根溯源的历史依据，其对当代浙江“两富”建设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在对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近一年的实地考察与访谈后，发现现存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很多问题，其现状不容乐观。这些问题主要集中研究基础数据缺乏、城市经济发展破坏、政府政策导向不足与民众保护意识淡薄等四个方面。
1.缺乏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的基础数据
尽管自2008年以来浙江文物保护部门与各地旅游部门都发起过大规模的文物遗址普查工作，但是至今我们仍然无法全面了解浙江省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状况。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的偏僻与难以准确鉴别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缺乏对积累基础数据的重视。而海洋物质文化遗产随时间流逝而产生的变动也给数据统计工作带来了难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现有数据已经无法准确反映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现状。如我们在平湖市博物馆网站上查到嘉兴有一个“龙湫”摩崖石刻位于平湖市乍浦镇陈山北麓的九龙山森林公园内，但在实地考察中却没有找到此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而当地人对此也一无所知。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基础数据的缺乏，不仅为相关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也使得我们现有涉海文化政策的出台和实施缺乏现实基础。
2.沿海城市发展对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
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近三十年来，浙江沿海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极大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旧城改造工程使得原有城市格局荡然无存，宁波历史上的码头、商埠、渔港等建筑、街区、场地、标志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现在只能在博物馆看到，而宁波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三江码头如今只剩下一片现代化景象。与此同时，工业化建设也导致浙江大量海岛物质文化遗址消失。如在舟山市马岙镇的实地考察过程中，我们就发现当地很多海岛先民建造的土墩都被工厂取代。至今我们已无法知道浙江沿海有多少海洋物质文化遗产“被消失”，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再不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我们在几十年后将很难找到一个沿海城镇所特有的文化传承。
3.政府所出台的相关政策导向性不足
中国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一直是纳入文物保护的范畴。浙江现行的《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于2005年制定。就地方相关立法而言，只有1994年的《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和2001年的《温州市文物保护管理办法》。作为浙江省海洋物质文化遗产最为丰富舟山市，还没有专门的文物管理条例。至今仍旧空缺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使得浙江沿海各级政府缺乏对本区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依据。缺乏足够政策导向的后果就是不具备经济开发价值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被忽视。如在舟山嵊泗列岛上的金平天后宫、沙帽礁沉船遗址、白节山灯塔、各类摩崖石刻等有专人负责管理，而定海马岙镇的凉帽篷墩遗址和洋坦墩遗址却一片荒凉。如果任凭这一状况持续下去，大量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就成为必然。
4.民众对于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淡薄
没有意识，就没有自觉。政府政策导向性是大方向，但具体到基层还要看民众的态度和行为。在涉及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热门旅游景区，游客还基本了解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知识，但对其历史渊源知之甚少。具体到乡镇，民众对于海洋物质文化遗产认知的淡漠更加严重。我们在对舟山马岙镇的问卷调查中发现，仅有17%的居民知道当地有哪些海洋物质文化遗产，而高达53.33%的居民仅在政府组织的情况下才会参与相关的保护活动。民众对于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淡薄还表现在浙江沿海地区有不少工厂和企业在不经批准的情况下建造厂房，破坏海洋物质文化遗址。同时，趋利性的海底非法打捞水下文物的行为在浙江沿海也时有发生。
四、对于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建议
对于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参与到对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动中去。针对实际调查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目前最迫切的是由政府支持地方高校常态化普查与研究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同时成立由省市政府主导，各相关部门、高校参与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加强政策引导。在此基础上，由省市旅游部门主导，文物保护部门、高校参与设计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级分类保护与开发的模式。最后，各地方文化旅游部门要加强对本区域居民海洋物质文化遗产普及与保护意识的宣传工作。
1.常态化的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与研究
对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动态分布的准确把握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出台相关保护政策的前提，而普查工作需要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就需要由省政府牵头协调地方政府与相关科研院所开展常态化的普查与研究工作，在提供财政支持的同时，以便各级政府了解本区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与保护状况。与此同时，省政府应适时引导高校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以借鉴国内外成熟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与教训。
2.涉海省市成立由政府主导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
要改善现有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缺失的现状，就需要成立由省政府主导，各相关部门、高校参与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以统筹制定符合地方特色的相关条例、规定，以实现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法可依，更加合理有效的强化对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同时，该委员会作为省级及地方政府的咨询机构，负责提供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的前瞻性政策研究。
3.浙江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级分类保护与开发
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高低及广泛分布的态势增加了我们管理与保护的难度，这就需要由省市旅游部门主导，文物保护部门、高校参与设计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级分类保护与开发模式，将本省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按照可开发程度的高低及其价值进行合理排序。将符合开发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交由专业旅游机构进行保护性开发，而其余不适合进行市场性开发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按照其价值由文物保护部门进行差异化保护与管理。
4.地方政府应加强对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工作
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需要广大人民的参与。通过支持地方海洋文化活动，大力宣传海洋物质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提高海洋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区域的保护意识。与此同时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与媒介，加强海洋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普及工作，让更多的人了解不同区域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以增强其对于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了解的兴趣及参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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