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研究方法第1篇

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在大学专业设置中具有在内涵、内容和方法上的巨大相似性，因此国家教委于1998年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合为一个专业，即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但是，在大学中文教学中，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教育还应在保持二者适当区分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将比较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理念基础和方法运用与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中，进一步调整教学内容、教学思路、教学方法，促进学科的健康发展。 1比较文学是外国文学教学的理念基础和重要方法 比较文学在中国大学中曾是一门独立设置的学科，其具有特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但是，比较文学不仅是一个学科，更是一种文学研究方法。那么，什么是比较文学呢？美国比较文学大师亨利•雷马克在《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能》中从两个方面对比较文学做出的定义：一方面，比较文学就是将一国文学与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学进行比较，或是多个国家之间的文学进行比较；另一方面，比较文学还是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文学与人类其它文明成果之间的比较，即不同学科之间的比较、借鉴与超越，如文学与音乐、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哲学，等等。从亨利•雷马克的定义来看，比较文学重在跨越，跨越文化、跨越语言、跨越学科、跨越民族，围绕文学与其它相关学科而进行的比较研究。因此，比较文学对开放性具有较高的要求。将比较文学也视为一种方法，就是说比较文学是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这种方法包括法国影响学派的历史实证方法和美国学派的审美批评方法。所谓历史实证方法，就是在文学研究中以事实为根据，通过各种方法来探讨文学现象之间各种相互关系。所谓审美批评方法，就是运用审美批评的方法发掘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美学价值。将这两种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是现在文学研究中的普遍做法。 比较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理念基础和主要方法，这是由文学所具有的特征和文学教学的特殊要求来确定的。一方面，文学具有联系性，任何民族或国家的文化与文学都不是孤立的，它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人类总体文明中的有机环节和组成部分，都受到其他国家或其他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学教学不是教师简单地依照教材讲解作家作品，尤其是大学文学教学，如果老师只是熟悉作品情节，有声有色地重复作品中的故事情节，不断分析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或是总结作品本身的特色，那远远没有实现文学教学的目的。 上述文学所具有的特征和文学教学的特殊要求决定了比较文学不仅是一门学科，更重要的是一种研究方法、学习方法，是外国文学、世界文学学科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理念基础和重要方法。 2比较文学的理念和方法应嵌入到外国文学教学中 比较方法是一种更高级的、更深刻的研究方法。一般来说，学术研究的层次越高，越应该有一种自觉的比较研究或比较研究意识。外国文学或世界文学的学习与研究，从根本上离不开比较文学的理念和方法。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后，文学创作、文学赏析、文学研究就已经具有了强烈的开放性、世界性，自此之后的文学研究如果只把眼光放在本民族的文学中，那是难以与世界文明同步。因此，只有把文学的世界性作为研究、教授文学的一种基本方法特征，才能对文学做出科学的结论，这就是比较文学的理念和方法。因此，比较文学的理念和方法必须嵌入到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之中。 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都具有世界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其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都是超越研究者本身所在地域的，二者具有共同的研究立场和研究基础。因此，将比较文学嵌入到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中，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3以比较文学为理念基础推行外国文学的教学改革 在外国文学教学改革中，应该充分利用比较文学的理念和方法，增强外国文学教学的效果，促进外国文学学科的发展，这需要从以下方面做好准备： 第一，增强对外国文学史在教材、教学中的重视和建设。外国文学史不是要求学生去读外国文学的原著，而是帮助学生了解外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发展规律、发展方向、翻译情况等，这就为比较文学奠定了教材基础。但是，在外国文学史的附录中有必要列出重要的外国文学名著供学生自行阅读以更好地理解外国文学史及外国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第二，在外国文学比较和研究中注重文化的特性。中国之外的所有文学都可以称之为外国文学，涉及的地理范围、时间跨度都很大。文学与文化紧密相关，对文化的理解和掌握影响着对文学的理解和掌握。当对一国的文化有了较深刻的理解之后，这对进一步理解该国的文学有很大的帮助。因此，在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中要注重对世界各国文化的传授，在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理解文学，这也是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第三，在教学思路上将比较文学的理念和方法渗透到教学过程中。老师在讲授外国文学时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开阔视野，还可以缓解学生对外国文学的陌生感，尤其是可以帮助学生深刻认识文学发展的共性与个性，进而对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有着更为全面、深入的理解。 将比较文学渗入到外国文学的教学改革中是一项系统、长期的过程，需要老师和学生共同参与和努力，不断增强外国文学对大学生的吸引力，促进外国文学的学科建设发展，这其中离不开对比较文学的重视和运用。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第2篇

[关键词]理论实证;定性研究;定量研究

[中图分类号]F5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4-0043-03

一、相关背景

(一)概念阐释与理论实证的概念界定

实证与阐释二分对立是指社会科学中思潮、传统或范式的不同流派。实证主义的研究框架类似自然学科的研究框架,研究者把人看作外部的研究对象,利用建立的理论和模式对其进行解释,这种解释基于事实与研究者的观察。阐释主义的研究更加依赖被研究者对其自身行为和情况进行的解释,因此阐释性研究者试图进入被研究者的内心世界,从他们的角度来观察世界,通常采用定性的方法和归纳法。

理论实证主要是指通过以定量为主的研究方法对某一理论用假说演绎法进行证实或证伪的逻辑过程。概念阐释方法主要是运用传统的定性方法和归纳法对某一概念进行描述。

(二)近期国内外旅游研究方法进展

现代旅游发源于西方,西方国家比较注重旅游学科理论体系建设,在研究方法中注重实证研究。相比之下,海外的中国问题研究者时常抱怨国内很多发表的论文结论不知道从何而来。这便是国内对旅游研究方法缺少科学探究的结果。不可否认,与国外的旅游研究相比,中国旅游研究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均存在差距。谢彦君认为,旅游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应具有的特殊的研究方法体系还没有成型,理论范式单一,研究方法不够系统。陆林通过对国内旅游地理文献的分析发现,国内旅游地理研究描述性工作多,低水平重复工作多,缺乏深入细致的调研和先进的研究方法,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虽然国内的旅游研究综述文献已不少见,但专门对旅游研究方法作细致分析的却不多。

国内学者对近年《旅游学刊》发表的400多篇论文进行整理后,分析出中国旅游研究方法现状:中国旅游研究的主导范式为定性研究,且主要处于传统定性阶段(即通过参考有关论文书籍、野外调查等对研究内容作描述性或概念性分析),具体方法大多运用理性分析,也有一定数量的文章采用案例研究法,通过野外考察获取资料。随着旅游研究的不断成熟,现代定性方法(即降低研究的主观性,将主要以统计数据分析问题的文章和对各种定性资料,如论文、网络资料和报刊资料等进行内容分析)被越来越多地使用,但所占比例还相当小,资料来源虽有扩展(如网络、报刊资源),但仍不够广泛,观察法、开放式问卷和访谈法应用较少。定量分析方法在这五年内没有明显上升趋势,但研究不断趋于规范化,出现了一些和国际学术研究规范接轨的文章,但也有一些文章缺乏规范性。

总体而言,国内旅游研究方法还是以概念阐释为主要方法,这种方法的根结在于国内旅游开展较晚。在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的情况下,依然以概念阐释的传统定性方法为主,缺乏规范性成为必然结果。在国外的旅游研究方法中,尤其是美国学者受经济学实证方法广泛应用的影响,使其在方法论上常以科学的理论框架做依托,进行定量的实证研究。旅游研究方法在国外的进展与其社会学科,尤其是经济学科的高速发展是分不开的。

二、理论实证方法的优越性以及在国内外旅游研究的应用比较

休闲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使我们面对的环境越来越纷繁复杂,这给开展休闲与旅游学术研究或管理实践增添了很大的难度。我们迫切需要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并将其应用到该领域的学术研究或管理实践中,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决策。

(一)旅游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

对于旅游研究方法的探讨,理论体系的构建尤为重要。国外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关注更多体现在对研究方法进行方法论上的界定,对科学研究与社会研究进行甄别,对研究类型进行考究。其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包括研究过程要素的界定和方法论范畴适用性的探讨。国内学者在理论体系构造中则较为匮乏。

研究项目计划制定以及准备研究提案的过程包括九个要素,分别是选题、查阅资料、设计概念框架、确定研究问题、列出信息需求清单、确定研究策略、获得道德认同、进行研究、报告成果。

在这九个要素中,概念框架的设计与获得道德认同是国内旅游研究学者在进行旅游研究时很容易忽视的问题。概念框架的形成可以说是任何研究项目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具难度的部分,它同时也是很多研究中最脆弱的一个因素。一个概念框架的设计是贯穿整个研究的最重要线索和研究过程中理论体系的依托。迈尔斯和休伯曼是这样描述概念框架的:“概念框架,它要么以图示的方式,要么以叙述的方式,来解释将要进行的研究的主要内容――关键的要素、结构或变数以及这些内容之间的、由作者假设出来的关系。概念框架可以是简单基本的,也可以是精心构建的,可以是论述性的或是评论性的,也可以是描述性的或是因果关系型的。”尤其对于还没有科学体系的旅游学科在研究其相关问题是概念框架的设计就更为重要。

获得道德认同是被当前国内学术界普遍忽视的问题,剽窃、不尊重研究对象个人权利的现象比比皆是。研究道德的普遍原则包括:第一,研究对象不应受到任何伤害;第二,研究对象应是自愿参加研究的;第三,研究对象应该是在被告知基本研究内容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参加该研究。这些研究的伦理问题很值得旅游研究人员借鉴。

(二)旅游研究方法的范畴探讨

根据《韦伯斯特百科词典》的解释,方法论有时指“任一专门学科中所使用的方法的体系”,更经常地指“研究方法或有关程序的科学,特别是有关科学与哲学探究中推理原则应用的学科分支”。前者只不过是方法的同义词而已,后者则是指对一门学科的概念、理论,尤其是基本推理原则的研究。然而,当“方法论”一词分别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时,其含义又有所不同。在自然科学中,基本指后者,但在社会科学中,则相对更接近前者,同时也含有一定成分的后者。对于旅游学,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它的方法论:旅游学科中所使用的方法的体系。

旅游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还没有一个独立的研究范式,目前的旅游研究方法依附于其他成熟学科所使用的方法体系。旅游研究所涉及的学科及其研究方法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历史学和哲学。跨学科的二分对立研究方法在旅游学研究方法中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三)旅游研究适用的实证方法

1.文献综述

学术研究的本质是为了增加人类的知识,通常是以书面形式即文献形式反映出来的。因此,文献综述是研究工作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文献在研究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内旅游研究以吴必虎、保继刚等学者最先开始应用文献综述的方法,并被广泛借鉴。旅游行为和旅游活动具有时空性,没有在时间轴上的连续研究就不可能寻找出旅游学科的根本性问题。文献综述为理论实证研究寻找出发点,为求真提供了一条线索。

2.间接数据的来源与分析

现今,旅游行为已经成为一种大众行为。这种大众行为加之旅游行为和旅游活动与生俱来的时空特性,使新数据的总体容量过大,样本的不稳定性而导致误差偏大,从而使在研究宏观旅游体系时搜集新的数据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因此,在一些相关旅游宏观体系问题的研究上间接数据的应用和如何应用便显得尤为重要。

以英国与澳大利亚为例,其常用的间接数据类型包括国民休闲情况调查、旅游观光业调查、经济状况调查、人口普查、管理数据以及文档资料。在我国可用于旅游研究的间接数据主要有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旅游政务网中的旅游相关统计资料、国民经济统计分析、人口普查、管理组织的数据、文档资料以及WTTC(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的旅游卫星账户等。

国内的旅游研究采用的数据以间接数据为主要研究基础,但是国内统计尤其是政府统计数据较为严重的失真性往往令旅游研究学者甚为顿足,由单一的政府统计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对其信度会有一定的影响。

3.观察法的实证应用

在休闲与旅游研究中,观察法常常被忽略,但由于其综合了定量和定性方法,可以产生较为全面的数据,使其在研究微观旅游组织或局域旅游行为和旅游活动中可以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以下是国外学者对观察法的种类以及其适用场合及观察法程序的十个步骤较为认同的阐述:选择观察景区,选择观察点,选择观察时段,连续观察还是抽样观察,查数频率,确定观察对象,把观察景区分成多个观察区域,记录观察信息,进行观察,分析数据。

观察法是在国内旅游研究中不常见的方法,但其综合了定性与定量研究的良好特性,对于旅游研究的实证分析提供了定性数据和定量数据。这种方法应该应用于旅游研究的实证分析过程中。

4.定性研究法的实证应用

传统的定性方法主要是指通过参考有关论文书籍、野外调查等对研究内容做描述性或概念性分析,即为概念阐释的方法。并注意定性研究时标准化、精确化等问题,尽量降低研究的主观性,将主要以统计数据分析问题的文章和对各种定性资料(如论文、网络资料和报刊资料等)进行内容分析的文章归为现代定性方法。

目前,国外学者在对旅游进行研究过程中实用的定性研究方法主要是现代定性方法,并使用计算机以及相关软件作为辅助研究工具。用计算机进行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国内旅游研究中极为少见。国内旅游研究中的定性研究还处在传统的定性方法上,以概念性的、阐释的方法为主。

5.定量研究法的实证应用

定量研究法是指根据统计分析方法的运用情况分为基础统计分析(均数、频数、相关分析、统计检验等)、复杂统计分析(回归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对应分析等)。

国外学者在对旅游研究过程中,将定量研究法与实证研究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常用计算机软件作为辅助工具,较最常见的是SPSS定量数据分析软件。而国内的研究在这方面的实用主要是这几年地理学者对于旅游开发过程中的评价或评定系统,相对来说对旅游研究中的应用程度,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较为欠缺。

旅游研究不仅仅是一种经验性研究,还需要充分利用旅游统计数据并运用现代统计分析方法以及经济学实证的方法。旅游研究本身需要旅游统计数据的分析和处理,而旅游研究科学化的前提条件之一便是需要准确的旅游统计数据。

现在的旅游研究、规划、策划,都缺乏科学、有效和充足的数据支撑,由此导致数据统计和经济分析不足,这与我国的旅游统计工作和基础数据库建设本身的先天不足紧密相关。尽管如此,定量的统计分析仍是实证分析法的根本,旅游研究应该注重定量研究的方法。

三、国内旅游研究方法的方向:从概念阐释到理论实证

目前旅游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概念阐释和理论实证两种方法,前者主要以传统定性研究为依托,后者主要是现代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贯穿这两种方法的实证分析包括文献综述、间接数据的来源与分析、观察法等。

传统定性的概念阐释方法在认识问题初始可以提供有效的方法论,但这种方法在国内旅游快速发展的今天,只会让国内旅游研究在探讨何为旅游等概念过程中陷入僵局。我们应该做的是跳出概念阐释这种方法的束缚,规范旅游学科概念,建立完善的旅游理论体系。提出假设,通过设立指标、数据搜集和计量分析,证实或者证伪旅游中发现的问题。旅游是应用性很强的研究领域,实证研究方法的引入,研究深入实践,研究依托实践,在对待同一事件、同一素材的时候,在量变没有达到质变的度的基础上深化研究,才可能使学界透过现象的迷雾,探寻旅游发展的普遍规律,进行科学预测,从而对旅游实践有一定的帮助。惟有如此,才能形成旅游活动和旅游学术研究的良好互动,旅游研究也才可以获得应有的尊重,旅游学科才会逐渐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1]A.J.维尔著,聂小荣、丁丽军译.休闲与旅游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马聪玲.从概念到实证:中国旅游研究的未来[J].旅游学刊,2007,(3):6～7.

[3]余书炜.论旅游理论研究的内容框架[J].旅游学刊,1997,(4): 31～36.

[4]张宏梅,陆林.国内旅游研究方法的初步分析[J].旅游学刊,2004,(3):78～82.

[5]保继刚. 研究规范―――中国旅游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J].旅游学刊,2005,(3):7.

[6]马克斯・韦伯著,李秋零、田薇译.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吴必虎,宋治清,邓利华.中国旅游研究14年[J].旅游学刊,2001,(1):17～21.

[8]张立生.近期国外旅游学研究进展[J].旅游学刊,2004,(3):82～88.

[9]申葆嘉.关于旅游与休闲研究方法的思考[J].旅游学刊,2005,(6):11～19.

[10]申葆嘉.国外旅游研究进展(一)[J].旅游学刊,1996,(1):62～67.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第3篇

中图分类号：R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3）10-0004-02

“中医西传学”是2012年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重点学科立项始建的培育学科，属医学-人类学交叉的新兴学科。该学科是通过人类学实地调查，描述传入西方社会的中医的形态、历史、演变，揭示其文化模式，为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提供理论支撑的学科；并以中医西传学的研究来反观自我，为中国本土中医的发展提供参照。国内外对中医西传的研究刚刚起步，空间巨大，学科内涵丰富，但国内外鲜有研究文献论述，有待研究人员深入探讨。国内已有学者在法国做了20年中医学与人类学结合的田野调查，并带回大量相关文物和图文资料[1]，为我们有依据地开展独创性研究、推演历史、提出创新观点、发现崭新视角和建立培育学科奠定了基础。为此，本校2013年初成立了中医西传研究所，并开展了相关工作，经过前期的研究积累，现已初步理清了中医在法国的传播脉络，现总结如下，冀与同仁们探讨，以促进相关研究。

1 中医在法国传播脉络梳理研究的背景和基础

经过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和20世纪初的，西方文化已大大改变了我国民众的生活及价值观，而中医却作为传统文化最后的守望者，保存着最丰富、最纯正、最完整的传统文化内容，并且充满活力，体现着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她不仅是当前中国文化最优秀的代表，还具有现实生存能力（并非展品或作品），特别是暗含后现代性，符合当代西方价值观，具备西传的潜力。因此，中医是研究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理想对象。

中医学作为世界医学的一部分，在数千年发展历程中不断向周边及其他国家传播，而我们目前对中医在西方社会传播的认识、对中医西传学的研究仅为冰山一角，尚待学界更多关注和支持。

中医知识虽早在17世纪由赴华耶稣会传教士寄回的书信介绍到欧洲，但真正具有规模化的临床应用（针灸）则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由时任法国外交官的苏里耶・德・莫朗先生自云南府（昆明）所习针灸知识的广泛传播为缘起，至今已带动中医其他部分在西方落脚生根。法国是西方针灸的重要发源地及针灸大国，且中药、推拿、气功等中医技术亦日渐流行。法国在中医传播中的地位特别重要，理应作为西方中医学传播研究的开端。

我们的研究基于长期在法国田野调研的成果和文献研究[1]。目前已收集到100多年前苏里耶・德・莫朗先生将中医针灸技术介绍到法国的相关文物、照片、信件和大量文献资料，如苏氏中医针灸手稿、著作，苏氏自创金针、银针，其携带至法国的针灸铜人、明堂图、针灸大成、滇南本草及其他中医古籍，大量苏氏生平照片、其外交官礼服、佩件、用具等，另外还有其他中医传播史上重要人物的著作、手稿、照片、法国针灸用品及中医药书刊等，以及在法国的实地调查、访谈的影像资料，已收集的图文资料和珍贵文物已达2000多件。

2 中医在法国传播脉络梳理研究的意义

我们利用文献、文物资料承载的丰富史实，遵循历史事件，清晰梳理脉络，推演、讲述中医从云南昆明传播到法国并在西方世界发展和广为运用的历程；利用长期建立的多途径合作关系继续采集信息，完善和补充细节，还原和研究中医在法国传播的真实面貌，进一步解读中医在法国传播的现象。该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1 以法国为范例研究具有代表性

中医药经历了几千年历史沉淀，在各国传播，并与世界其他文明逐渐融为一体。法国作为欧洲最主要的国家之一，是西方文化的代表，中医在法国的传播特点决定了中医在法国的发展和变迁的历程，而法国作为中医在西方传播的重要发源地，作为范例进行研究具有较强代表性，有特殊意义。

2.2 是对历史细节的补充和完善

梳理中医在法国传播的历史脉络，还原和再现真实情景，总结和归纳中医传播规律和特点，是对中国医学史乃至世界医学史的重要补充和完善，对充实云南外联史、外交史也大有裨益，故清晰梳理这段历史意义重大。

2.3 综合运用人类学等方法开展中医西传研究是一种创新

本研究结合了人类学调研，通过原始文物资料研究，梳理脉络，生动立体再现中医在法国传播细节，建立了与之配合的图文档案库并提供利用。综合运用多学科多种方法开展中医西传研究是一种创新，能很好地支撑中医西传学学科建设。

2.4 为在其他西方国家开展中医西传研究积累经验

中医在法国传播相关研究方法和实践能为我们下一步开展中医在西方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的脉络梳理、文献档案保护与发掘、西方中医人类学研究提供经验借鉴。

2.5 具有重要的档案学意义

文献档案是不可再生资源，具有原始性、真实性和唯一性。中医在法传播进程中产生的丰富图文档案有着巨大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和文献研究价值，但目前研究着重于翻译和整理层面，而对文献（物）的研究利用过程极易对原始档案形成破坏，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我们正在进行文献、文物的数字化保护和研究，并将制作多媒体科普软件、读物，用于博物馆实施科普教育等，为研究者们提供准确、详实的数字信息；同时弥补中医西传文献数字化保护和研究工作的空白，更好地保护原始文物和档案，为建立档案全宗提供先决条件，有重要的档案学意义。

2.6 增强中医西传文献的利用率，提升文献价值

我们收集的众多原始文献蕴含巨大的信息，珍贵的资源未能被查检和有效利用，间接地影响了中医药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效力，与“中国、中医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不协调，我们已着手建设直观的图文资料信息检索平台，将能有效提高中医在法传播文献资源的获取效率，实现资源共享，提高文献的利用率，提升文献价值。

3 中医在法国传播的基本脉络

经过自1993年以来近20年间的调查研究，以及自2010年起中医西传学研究团队在欧洲进行的4次人类学田野调查回访，基本掌握了中医针灸由云南昆明传播到法国的大致脉络。现有文献研究呈现出法国中医（针灸）传播的历程曲折而离奇，围绕几个关键人物传播的脉络较为清晰。如法国驻昆明外交官苏里耶・德・莫朗8岁时认识了旅法中国文人丁敦龄，后者向其开启了东方国度神秘的大门，影响他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他于1901年初被派往北京的京-汉铁路公司，抵达中国不久就接触到针灸，借助流利的汉语，随师学习基本针法、重要穴位及脉诊，并获赠不少珍贵的医籍。后被法国外交部聘为汉口领事馆翻译，并在上海、昆明等地任职。1906-1909年在法国驻昆明领事馆任副领事期间，苏里耶・德・莫朗不但达到其外交生涯的巅峰，也是其针灸术实践和完善的阶段，对其后来行医、施教有决定性影响。回国后，他向当地医生传授针灸临床技术，西方中医从此具备了可被观察的临床形态。因苏理耶・德・莫朗先生的作用，中医在西方得到推广，他也因此被西方人尊为法国的“针灸之父”，中国针灸逐渐从法国向整个西方世界传播，并掀起经久不衰的针灸热潮。在针灸带动下，西方许多国家也开始学习、研究和接纳中医学和中国传统文化[2]。这一传播历程的轨迹和规律值得我们深入梳理研究，很多细节有待补充和考证。

4 项目研究进展

目前，我们正继续通过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在法国实施长期参与性观察与深入访谈，获得中医在法传播的整体信息，将所观察的现象与西方社会环境联系起来，真正感受西方群体对中医的认识和接纳的观点，从而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其原委。结合人类学研究方法，借助档案学、信息学等方法对中医在法传播文献档案开展数字化保护研究，并运用文献研究法，检索和利用国内外中医药文化在法国传播相关资料和信息，考镜源流，辨章学术，还原历史事件，展现中医传播历程和特点。我们已较清晰梳理和呈现了中医在法国传播的历史脉络和情景。

我们已基本完成相关文献的数字化处理，将在进行整理、分类、标引、编目等工作基础上，配合其传播的清晰脉络，做好图文数据库的研发和建设，以便为学者们提供快速、高效、准确的中医在法国传播的丰富信息和情报，同时编撰相关科普读物和专著进行详细阐述。

2013年6月初，课题组成员吴永贵教授申报的“中医药文化在英国传播与影响的研究”已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表明我们采取人类学研究方法研究中医西传得到学界认可，深入开展相关研究能夯实本校在中医西传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

为了更好地促进与国内外中医西传学者及人类学家关于中医在西方社会传播研究领域的探讨交流，2013年6月底，本校主办了“中医西传暨人类学西方社会研究国际论坛”，来自法国、美国等15位外国学者与国内清华、北大等著名高校的16名专家就中医西传和人类学西方社会研究作了深入研讨，实现高层次对话，促进了沟通和交流。本校以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医在西方的传播已成为优势与特色，在国内外已步入领先行列。我们将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研究，以更好地支撑重点学科、博物馆建设等。

5 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经过前期对中医在法国传播的长期调研和积累，收集到大量珍贵丰富的图文资料和文物，充实到中医西传博物馆进行展示；本课题团队成员在旅法期间，对中医在法国传播做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并与法国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和中医研究教学机构建立了长期的稳固联系与支持协作，很好地协助了我们获得调研资料，而丰富的网络信息资源也为我们提供了资料补充；同时也得到其他各界的大力支持，为项目开展和研究搭建了很好的平台。

中医自20世纪30年代就在法国成功传播，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结合档案学、文献学等研究方法开展中医在法国传播独特范例的研究，对中医文化传播的研究是一种创新。我们对文物资料已进行初步分析研究，理清了中医在法传播历史发展脉络，今后将深入文献研究并建立中医在法国的传播相关图文档案库，为中医学走向世界提供史料支撑和为学者还原历史，是我们建设好中医西传学科的必然举措；同时也有利于继续深入开展中医文化“走出去”研究及其他后续研究，为发现中医西传现象及其后的普遍规律，提出科学问题并探讨研究得出结论，进一步凝练学术观点，对中医在西方的发展瓶颈将有所突破，找到中国文化自己的西行之路。总之，我们以中医在法国的传播为例开展传播脉络的梳理研究和图文资料的整理研究将有助于促进中医人类学研究的进程。

参考文献：

[1] 贺霆.“跨文化的中医――对法国社会的一次人类学研究尝试”（中文）[M]//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跨文化研究对话（第20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261-275.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第4篇

关键词: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比较分析中图分类号:C931

一般认为,国外和我国管理科学的产生与发展,都经历了三个阶段。国外的三个阶段分别是科学管理、行为科学和管理丛林,而我国管理科学的产生与发展,经历的是初创、重建发展和繁荣三个不同阶段。二者的起止时间和研究的主要内容却有很大差异。时间上,国内研究要比国外晚20-50年;内容上,国内基本上是在学习引进西方的理论和方法。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后,信息技术和知识资本的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丰富了管理学科的研究内容,并带来管理方式新的变革,给我国管理科学研究带来了机遇与挑战[1]。随着理论研究自身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许多旧的领域在逐渐淘汰,而许多新的领域已诞生并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样,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及出现时间、热点形成的原因也在不断变化。

1 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现状特征

从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代码可以看出国外对管理科学的理解与我国对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理解比较一致。它主要是指通过吸收、改造、转换其它学科如运筹学、数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为管理科学其它两个领域提供合适的基本技术、基本方法和基本手段[3]。

1.1 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现状特征

本文首先通过因子分析[4]和其他有关资料,选定了有代表性的59种国外期刊;然后通过关键词检索的方法统计了1990年-2000年这些期刊被SCI和SSCI收录的全部论文[5]。

从总量来看,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决策与对策理论、组织理论、运筹与管理;其次是信息技术与管理、管理系统工程、评估技术、复杂性研究和一般管理理论;而管理思想史、管理心理与行为理论、预测技术、数量经济分析方法、工业工程等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少得多(见图1)。出现上述研究格局是因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70年代,国外管理科学的研究重点在于运用运筹学、系统工程等数量分析方法来提高决策的精确度和管理的效率,这些领域一贯以来都得到人们的重视和资助。而工业工程、预测技术、数量经济分析方法则更多的被从工程角度和经济学角度进行研究;管理思想史、管理心理与行为理论如果得不到新的学科的支持和工具的改造,其研究力量则会逐渐变弱。

从纵向的历史变化规律来看,所有领域的论文数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1990年到1992年,论文数量增长最快,随后就进入一个平均量比较平稳的增长时期。论文数量增长最快的领域有决策与对策理论、组织理论和运筹与管理。而从发展的趋势来看,运筹与管理、信息技术和管理仍将得到研究人员的重视,继续保持上升的态势。

图1　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论文总量图

1.2 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现状特征

在考察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现状特征时,本文综合了四个方面的材料:一是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认定的18种期刊;二是在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针对重要管理学术期刊进行的调查结果;三是2000年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四是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提供的中文核心期刊。根据这些材料,确定了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领域的44种专业性学术期刊。

本文通过关键词检索,对所有这44种期刊在1994年到2000年间被中国期刊网收录的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6]。

从总量来看,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信息技术与管理和管理系统工程,其次是预测技术、评估技术、运筹与管理。管理科学与管理思想史、管理心理与行为理论和复杂性研究则在20篇以下,尚未成为主流(见图2)。出现这种格局的原因是由于信息技术的深远影响和国家的信息化战略已得到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界的重视,并且在企业信息化、决策支持系统和政府信息化等方面已能与实践很好的结合,产生重大的经济效益。系统论的产生在国外已经有一个世纪之久,虽然在国内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研究领域,但在与管理问题相结合方面,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并且持续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产生;预测技术、评估技术、运筹与管理等传统的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在解决新的企业管理和社会经济问题时,得到了检验和新的发展。

从纵向的历史变化规律来看,每个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而信息技术与管理、管理系统工程、预测技术和评估技术增幅最大。最近三年,管理系统工程、预测技术和组织理论保持持续上升的态势,可以预见它们仍将是未来几年的主要研究领域。此外,大部分领域的论文数量增长都不是很平稳,落差比较大,可能是由于受到诸如政府政策、资助环境的影响太大,这对于一个学科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剔除掉这些影响,我们还发现,1996年和1999年分别是研究论文数量增长的波峰期。由此在没有更长时间序列资料作为实证的情况下,推测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周期大体上是3年。这也提醒我国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资助机构,在制定资助计划时应该最少覆盖3年以上。

2 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问题的比较分析

“研究热点”反映着某一个时段内,学术界对于一些特定问题或领域的关注程度。对于理论研究来说,这一关注程度指标同样可以用这一领域内的情况或相关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来反映。热点问题是随着理论研究的进展和社会实践的需要变迁的。

根据热点问题形成的来源不同,可以把热点问题分为来源于实践的热点和理论发展自身形成的热点;根据热点持续的时间长短,热点问题可以分为持续的研究热点、前一段的研究热点和当前的研究热点;根据热点问题的地域差异,可以把热点问题分为国外的热点问题、国内的热点问题和共同的热点问题。

图2　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论文总量图

2.1 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热点问题

研究热点问题和研究的主流领域有惊人的同一性。通过对国外1990-2000年的研究论文分析,得出其主要研究热点问题如表1。

表1：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

领域 国外研究热点问题

一般管理理论 知识管理、团队管理及信息管理的方法论、管理系统的哲学属性

运筹与管理 随机多目标问题及算法、生产系统的调度优化、网络冲突分析和资源罪优分析、交互式组和优化、金融/保险市场的定价模型

决策与对策理论 多目标决策、不确定性方法、神经网络、多参与主体信息不对称决策问题、风险和微机决策分析

组织理论 组织变革与创新、网络组织的组织结构、组织行为、知识经济及经济全球化对传统组织的影响

管理系统工程 系统分析方法、模拟技术

评估技术 评估指标体系的构造、评估技术在项目投资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应用

工业工程 并行工程、供应链、人因工程

信息技术与管理 面向应用的决策支持系统、电子商务、数据挖掘、信息系统开发的全面质量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的设计方法和可扩展数据库模型

复杂性研究 混沌理论、量子理论和复杂策略的模仿

2.2 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热点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现代管理科学理论逐步渗透到我国的社会实践中来,并在我国的管理实践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引起我国理论界与决策界的高度重视。

通过对我国1994-2000年的重要研究论文和最近3年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与发展管理》、《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中国软科学》的全部论文进行分析,研究热点见表2。

表2：国内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

领域 国内研究热点问题

一般管理理论 人本管理理论、人性假设及管理研究方法论、管理模式的研究、知识管理的初步理论、基于知识的管理激励

运筹与管理 动态规划、线性规划、生产系统库存优化理论、多重运输调度算法、各种限制条件下的排队系统

决策与对策理论 实际管理问题的决策模型、群体决策(委员会决策)问题研究、决策准则、多目标决策、模糊决策、公共选择的方式及决策规则的选择、可拓学在决策中的应用、事元、物元分析与决策过程、博弈分析

组织理论 组织结构、组织变革、基于流程和信息技术的组织再造、虚拟企业的组织管理模式

管理系统工程 管理系统分析方法、系统最优控制、网络计划技术、灰色系统与灰色理论、系统效能分析、系统模拟与仿真方法

评估技术 评估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方法、灰色关联评价模型、模糊评判、数据包络分析、人工神经网络的应用、风险评估、具体对象的效益与竞争力等指标的评估

预测技术 神经网络预测方法、预测模型、灰色预测、模糊预测、数据包络模型、因子分析、灰色预测、遗传算法

数量经济分析方法 经济计量模型、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的统计方法、投入产出模型、生产要素对经济效益的贡献分析、一般均衡分析

工业工程 敏捷制造、ERP、并行工程、生产调度模型、先进制造技术及其评价、质量成本模式研究、制造系统的可靠性研究、供应链管理、先进制造系统的抓钩排序问题

信息技术与管理 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管理信息系统、电子商务模式与安全研究、组织决策支持系统、数据挖掘技术

复杂性研究 灰色系统、集对分析、复杂系统的分析方法、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研究、混沌理论、非线性复杂经济系统

2.3 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的比较

通过分别对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的主要研究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它们的异同点(见表3)。

可以看出,管理系统工程、信息技术与管理和运筹与管理是国内外共同的主要研究内容。持续的研究热点将集中在这些领域。决策与对策理论、组织理论是国外当前的主要研究内容,可以预见,受国外的影响,国内未来3-5年内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将大量出现。

表3　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主要研究内容的比较

国外的主要研究内容(前5位) 我国的主要研究内容(前5位)

决策与对策理论 信息技术与管理

组织理论 管理系统工程

运筹与管理 预测技术

信息技术与管理 评估技术

管理系统工程 运筹与管理

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的差异比较大,即使是共同的热点问题,研究侧重点也不同。如线性规划,国外的重点是随机多目标优化问题[9],而国内的重点是传统线性规划问题的求解算法和应用;此外,在热点问题的形成来源来看,国外基本上来源于管理实践和其他学科的启示上,而国内则更多的是应用国外理论结合我国国情来解决管理问题(见表4)。

表4　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的比较

类型 问题 特征说明

国内外共同的热点问题 线性规划、优化理论、决策模型组织结构、组织学习、系统分析方法、决策支持系统、并行工程、电子商务[10]、数据挖掘 经典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方向,在与实际管理问题相结合的过程中,得到了国内外研究的共同重视。

国外热点问题,国内尚未成为热点问题 复杂性研究[11]、供应链与价值链、知识管理、虚拟组织、绩效评估技术、复杂决策问题的博弈分析、风险管理 在前沿的研究问题上,国内要落后于国外。

国外非研究热点,国内为研究热点问题 管理信息系统、敏捷制造、神经网络预测方法、预测模型、评估指标体系 国外前些时候的研究热点,在国内有很强的应用背景,所以成为研究热点。

此外,在其他方面的差异还包括:

(1)知识管理、复杂性研究[12]等国外研究热点,已经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而在我国则引入的时间不长,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研究热点[13]。

(2)对于管理思想史、管理心理和行为理论、数量经济分析方法等国内外研究成果日益减少的领域,如果不借助其他学科的方法加以改造,将难以继续引起学术理论界的重视。

(3)国内关于一般管理理论、组织理论等一般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现在,我们已基本了解了国外相关理论的研究状况,所以对这些理论的介绍在国内不会成为热点,但其应用研究在国内还有前景。

(4)在信息技术与管理、决策与对策理论等领域,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的差距最小。

3　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问题比较的启示

(1) 研究的主流领域越来越多地受到信息技术、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影响。或者说,这些新技术、新的时代特征给管理研究主流领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突破。

(2) 随着管理实践的发展,有些研究领域要逐渐被淘汰,像管理心理与行为理论;同时也会出现新的研究领域,如复杂性研究和电子商务等。这就要求国内研究主体要跟踪最新研究动向,培养发现研究热点的敏感性。

(3) 研究的热点问题大多来自管理实践的需要,即问题导向,注重技术和可操作性。这要求国内研究主体更多地关注管理实践,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

(4) 国内的研究热点普遍地落后于国外,但也有自己领先的领域,如工业工程。

(5) 国内的资助机构应加强对研究热点问题的资助,因为研究热点与管理实践联系得最紧密,而且也容易在管理实践中产生效益。特别是那些国内外共同的研究热点,其所在领域将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起到示范作用。

(6) 国内研究热点的形成,基本上有两个前提:一是国外已经是研究热点,国内研究主体加以介绍和引入,结合国内实际,形成研究热点,如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等;二是国内出于国家政策的需要,由政府大力推动而形成研究热点,如复杂性研究。

(7) 从内容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管理科学基本上处在借鉴应用的阶段,根据中国的管理实践提炼出自成一体的管理理论和技术的研究还不多。

参考文献:

[1]　席酉民.21世纪的管理与管理研究[J].软科学研究,1997,(12).

[2]　管理科学学科代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2000年《项目指南》[D].2000,(4).

[3]　成思危.中国管理科学的学科结构与发展重点选择[J].管理科学学报,2000,(1).

[4]　汪寿阳,金碧辉.SCI、SSCI与管理科学期刊[J].管理科学学报,2000,(12).

[5]　WebofScience:wos.isiglobalnet.com,wos.isitrial.com[DB/OL].2001.

[6]　中国期刊网:www.cnki.net/[DB/OL].2001.

[7]　ArenierMJ,HourryL,SweeneyMary.Sciencesoftheartifi cialandknowledgeproduction:thecrucialroleofinterventionresearchinmanagementsciences[J].DesignIssues,1999,15(2):16-55.

[8]　SrinivasanA,SundaramD.Anobjectrelationalapproachforthedesignofdecisionsupportsystems[J].EuropeanJournalofOperationalResearch,2000,127(3):594-610.

[9]　BruscoMJ,StahlS.AnInteractivemultiobjectiveprogram mingapproachtocombinatorialdataanalysis[J].Psychome trika,2001,66(1):5-24.

[10]金碧辉.国内外管理科学的研究热点问题比较[J].管理科学文摘,2000.

[11]SharonNovak,StevenDEppinger.Sourcingbydesign:productcomplixityandthesupplychain[J].ManagementScience,2001,(1).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第5篇

乡村旅游是指在乡村范围内，利用农村自然环境、田园景观、农林牧渔生产、民俗风情、农村文化、农家生活、村落古镇等旅游资源，通过科学规划和开发设计，为游客提供观光、休闲、度假、体验、娱乐、健身等多项需求的旅游经营活动[1]。作为旅游的一种模式，因其自身具有的一些特色与优势，日益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相关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

为了能够更好的了解国内外关于乡村旅游的研究动态与进展，本文选取国内权威杂志《旅游学刊》和国外三大权威杂志之一的《Tourism Management》上面发表的相关文章为研究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法对这些文章进行统计分析，从而清晰地看出国内外在乡村旅游研究方面的一些异同，同时也能了解当前乡村旅游研究的一些进展，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反映乡村旅游研究的未来趋势。

一、国内外乡村旅游发展背景

国外乡村旅游最早起源源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负面效应不断显现，面对各种城市生活的压力，城市居民开始向往宁静的乡村田园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乡村旅游也就应运而生。20世纪70年代后，乡村旅游在美国和加拿大也得到了蓬勃发展，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和越来越大的发展潜力。进入90年代后，乡村旅游更是作为生态旅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推广。如今，很多欧洲国家如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乡村旅游发展已经取得相当不错的成绩，已经走上了规范发展的道路，发展前景一片光明。

国内乡村旅游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历了1998年“华夏城乡游”，1999年“生态旅游年”，2006年“中国乡村游”的发展，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全国各地根据当地的乡村资源纷纷发展乡村旅游，乡村旅游在中国迅猛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鲜明特色和时代特色的乡村旅游地，如成都“农家乐”、北京“民俗游”、云南“村寨游”等。如今乡村旅游又与新农村建设的政策相适应，国内乡村旅游发展必然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前景十分被看好。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所选取的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研究。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是一种将不系统的、定性的符号性内容如文字、图像等转化成系统的、定量的数据资料的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法可以用来厘清或测验文献中本质性的事实和趋势，揭示文献所含有的隐性信息内容，对事物发展作预测。因此，本文就将内容分析法与乡村旅游研究相结合，以《旅游学刊》和《Tourism Management》收录的乡村旅游文献为研究对象，对文献概况、文献所用研究方法、文献研究内容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揭示国内外乡村旅游研究进展与动态。

三、乡村旅游研究文献分析

（一）研究文献概况

为了了解近年来国内外乡村旅游研究的进展，笔者主要选取《旅游学刊》和《Tourism Management》的具有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的正规论文文献进行分析。《旅游学刊》作为国内旅游界公认的权威性专业学术期刊，是国内旅游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基本上反映了我国旅游研究发展的走势。所以近年来国内乡村旅游发展的相关文献主要是分析《旅游学刊》上以乡村旅游为主题、自2004年-2013年以来的50篇文献；国外乡村旅游发展的相关文献则主要是分析来自世界上最具影响力之一的期刊《Tourism Management》上以“rural tourism”作为标题字眼的同时间段的19篇文献。

从两大期刊不同年份对乡村旅游文献刊载量（图1）可以看出，两大期刊每年都有乡村

旅游方面的相关文献刊载，可见乡村旅游还是受到国内外学者关注的。但是从图1中明显可

以看出《旅游学刊》上关于乡村旅游的研究明显多于《Tourism Management》。由此可以推测，因发展乡村旅游的成熟度不同，国内乡村旅游研究热度明显高于国外。再分析折线的走势会发现国内乡村旅游的研究在2006和2007年有达到一个顶峰，笔者推测主要是受到2006年被定为“中国乡村旅游年”的影响，其余年份走势相对比较平缓；而国外乡村旅游研究则一直都处于一个比较平缓的走势。

（二）文献研究方法分析

每篇文献在构思写作的时候都会运用一定的研究方法。关于研究方法的分类也不是十分统一，笔者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并且结合选取的文献特点，把研究方法分为以定性研究为主和以定量研究为主的两大类，在进行统计的过程中发现在以定量研究为主的文献中，运用或构建模型的文献比例颇大，故在最后的分类中把模型运用或构建也作为一个单独的分类，分为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为主、模型运用或构建三大类，相关统计结果可见图2、图3。

从图2可以看出，国内乡村旅游研究仍然以定性研究为主，2004年―2005年均没有定量研究方面的文献出现，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定量研究开始被学者所运用，并且还能占有一定的比例。由此可以推测，定量研究的方法逐渐被重视，乡村旅游研究朝着科学化的方向前进。

从图3可以看出，国外乡村旅游研究与国内乡村旅游研究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定量研究显然占据主导地位，定性研究可以说是寥寥无几，这既与国外权威杂志上文章多以定量为主的事实相符，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国外乡村旅游的研究先进于国内乡村旅游。

从图2、图3综合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模型运用或构建在国内外乡村旅游中运用得不是十分频繁，但是其作为定量研究方法的一个分支还是表现出了专家学者对其的青睐，所以笔者推测，在未来的乡村旅游研究中，模型运用或构建的研究方法会被运用得更加频繁。

从对国内外乡村旅游文献研究方法的运用来看，我们可以推测随着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未来的乡村旅游研究将会朝着更加量化和更加科学的方向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定性研究将会被淘汰，定性研究作为一种与定量研究相辅相成的研究方法一定会长久存在，只是运用定性研究方法的文献比例会有所降低。

（三）文献研究主题分析

笔者对选取的所有69篇文献的主题进行总结筛选，最后一共归纳为10个主题，分别为：市场研究、社区参与研究、旅游资源研究、从业人员研究、利益相关者研究、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及综述研究、发展模式与思路研究、感知与行为等心理学方面研究、其他。通过阅读每篇文献的主题内容，把每篇文献进行归类，最后按照年份和研究主题两个维度制成统计表格（见图4、5）。

综合两张统计表格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外乡村旅游研究的文献在不同的年份侧重的主题不尽相同，国内外的差异还是相当明显的；此外虽然归纳的十个主题大致能涵盖到所有文献，但是从统计数据来看国内外有关乡村旅游的研究主题并不完全重合，从图5中可以看出旅游资源和从业人员方面研究没有文献涉及。

虽然两张统计表格能够反映出国内外乡村旅游研究的许多差异，但是按照各研究主题的相关文献总数绘制折线图（见图6），会发现在很多的差异之中还是隐藏着一些相似之处。从图6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外乡村旅游的研究主题热度还是偏向一致的，关于感知与行为等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以及开发模式与思路的研究文献数量十分突出，可以说是乡村旅游的热门，此外利益相关者和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的文献也较多。

四、结语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第6篇

【关 键 词】汉学；中国学；东方学；外国学；外语学科。

【作者简介】孟庆波，河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1级博

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欧美汉学史。

刘彩艳，唐山职业技术学院公外部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化研究。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学界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等十几家专门研究机构，出版有《国际汉学》《海外中国学评论》《汉学研究》《中国学研究》等四五种专业学术期刊。尤其是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截止到2012年8月，该书系已经出版一百三十五种）和每两年一届的“世界汉学家大会”和“世界中国学论坛”的交替举办，更是对海外汉学研究热度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正日益成为国内学界的一门“显学”，人才辈出，著述充栋。然而，海外汉学研究急速发展的盛况之下还是有几点认识是需要我们思考和澄清的。

一、汉学之于中国学

国内学界曾在本世纪初就汉学与中国学的名称及学科定位方面产生过争议。时过境迁，该争议已趋尘埃落定，本文也无必要老调重弹。这里主要说学界在厘清基本概念的内涵之后，在研究实践上仍然存在的不妥。

简单来说，将汉学定位于人文学科的中国研究，主要关注中国的语言、文学、思想、宗教和历史；而将中国学定位在社会学科的研究，主要是应用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对近现代中国进行研究，我们在这两种学术研究之间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划分。但对二者的划分似乎不应走向极端而否认美国汉学与美国中国学之间始终有着并行发展的趋势与内在勾连。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似乎重视不够，极易武断地将美国的汉学研究与中国学研究进行人为割裂。

1.并行发展的趋势。以往学界的“转向说”不少，即美国对中国的研究从汉学向中国学的转向。似乎我们一般的认识就是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在费正清时代就已经转向，汉学已经被中国学所取代，给人留下美国汉学已经消失的印象。我们认为，一种学术声音不应强行代表、淹没另一种学术声音。当下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盛况不容否认，但是通过对美国国内的《美国东方学会会刊》《哈佛亚洲研究》和欧洲的《通报》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报》等专业期刊上美国稿件的大致研究，我们发现美国的汉学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还在不断深化。《美国东方学会会刊》上发表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Paul R. Goldin（金鹏程）的古汉语虚词研究系列文章、爱荷华大学教授W. South Coblin（柯蔚南）的上古汉语语音研究系列文章等即可作为明证。作为美国汉学的另一个重要堡垒，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汉学研究更是呈现出精致化的趋向。其现任社长杜维明先生的“新儒家学说”，承续了上自民国时代熊十力、冯友兰，继之以唐君毅、牟宗三等人中兴中国传统哲学的理想，弘扬并改造中国儒学，力图使中国文化现代化。据此，本文主张汉学研究和中国学研究的发展只不过是学术地位上主流和支流的博弈，而非你死我活的决斗。中国学如火如荼的同时，汉学研究也在继续发展。“道”并行不悖，我们能不能修正以前的“转向说”，而代之以“以……为主”的说法？

2.美国汉学与中国学的勾连。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曾说：“美国有组织的汉学研究始于美国东方学会。美国东方学会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使命感。”侯且岸则明确指出这种使命感就是“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为美国对东方的扩张政策服务”。具有服务于国家利益的使命感，这使得美国的汉学从一开始就超出了人文科学纯学术研究的范畴，带有现实关照和对策研究的特点。1860年，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向美国东方学会年会提交论文《On the Late Dealing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Powers》，直接向美国学术界报道中西外交的最新情况。卫三畏回美国后成为耶鲁大学第一位汉学教授，也成为从传教士汉学向学院汉学转化的关键人物。他的代表作《中国总论》初版时的副标题即为“概览及其居民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宗教等”，全方位对中国进行研究，并且更重视现实问题，“非常像今天中国区域研究课程的提纲”，带有社会科学的研究特点。此外更具关键意义的是，美国东方学会汉学研究中的社会科学因素不断发展，最终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培育了真正意义上的美国中国学。

关于美国汉学与中国学，崔玉军曾明确指出：“……并不是说汉学和中国学是两不相干的独立单位……并非势不两立。”“汉学和中国学之间的界限呈现出模糊化和交织化的趋势。”他也举出了汉学家担任中国学研究机构主席、中国学研究机构主席出版汉学著作的事例加以佐证。我们认为，对汉学、中国学的大致划分是有积极意义的，也尊重了海外汉学自身的发展历史。但是如果一味强调二者的区别，而忽视二者共同的学术背景、研究目的、作者群体和表述方式，则容易陷入二分法对立思维的泥沼，强行割断二者的内在关联。

二、汉学之于东方学

我们能否把汉学的研究框架定位在东方学的大背景下？

张西平指出，就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说汉学处在东方学这个大的体系之中。再以美国东方学会为例，作为美国汉学研究的发源地，美国东方学会的研究范围涵盖整个东方，中亚和印度始终是其研究的重点。中国的研究比重是后来才逐渐加大、后来居上的。虽然在创刊的第一期上就刊发了两篇研究中国的文章，甚至作者之一就是美国东方学会的主要创办人、首任会长John Pickering，但从总体上讲，在19世纪的学术环境中中国处于东方学的边缘，直至20世纪，汉学研究才在东方学会中的比重有所增加。但是汉学从来都是东方学会研究的核心关注点之一。著名汉学家卫三畏、劳费尔（Berthold Laufer）、恒慕义（Arthur W. Hummel）、傅路德（L. C. Goodrich）、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顾立雅（H. G. Creel）、赵元任、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德克·卜德（Derk Bodde）、蒲立本（E. G. Pulleyblank）等等都曾担任美国东方学会的会长，这充分说明汉学研究是充分得到学会认同的。对东方学会的汉学进行研究，必定会发现一座学术富矿。但对《美国东方学会会刊》进行初步整理和研究，我们发现其作者群体的研究区域很少只限于中国，一般的研究视野都至少定位在东亚及周边区域。比如，1884-1889年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的惠特尼（William D. Whitney）曾在《美国东方学会会刊》连续发表有关中国和印度星座体系比较的系列文章，虽然超出了中国文明的相关领域，但我们很难认为这类文章不属于汉学研究的范畴。其实，这一印象符合大多数美国汉学家们的实际情况。劳费尔对中亚语言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叶理绥的日本研究、芮沃寿（Arthur Frederick Wright）的印度、日本佛教研究等都足以说明他们绝非就汉学而汉学，是有很宽的视野的。

汉学既然是东方学的一个分支，其发展必然受到东方学的大局影响。明清两代来华的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都曾对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进行过大量研究，成了一种学术体系。但如果我们把这种研究只限制在汉学内，只关注东方学对聂斯托利派在中国情况的研究，似乎割裂了整个东方学对该教派的宏观研究。聂斯托利派自欧洲经中亚传到中国，它在中亚的传播范围及影响深度要远远超出中国。因此，在东方学的框架内，研究聂斯托利派的重点区域是中亚而非中国。由此证明，脱离东方学研究汉学，既不全面，也无法深入。

汉学家们的研究如此宏大，那我们国内汉学界是否可以“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如何才能如实研究这些汉学家们的知识谱系？本文建议，探矿、采矿之时我们应怀有如下宏观考虑：一是如何在东方学的大框架下考量汉学的发展及其研究成果？二是反过来汉学对东方学的整体发展有何促进？三是汉学与印度学、中东学等其他分支在研究理念、理论手段、表述形态上有怎样的相互影响？四是在相类似的研究点上，汉学研究和其他东方学研究有何差异？

三、外语学科与海外汉学研究的

“外国学”路径

关于对海外汉学的研究路径，本文将主要依据个人的学术体验进行说明。笔者身处外语学科，并且以后还要在外语学科从事汉学研究。以这样的学科背景研究海外汉学，有时感觉闲庭信步，因为没有语言障碍；但更多的时候是感觉缺乏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功，有无奈甚至无望的情绪。严绍璗教授曾说，从事海外汉学研究必须具备四个方面的知识素养，其中第一个就是本国文化的素养。缺乏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无法沟通中西，那就没办法对海外汉学的成果做出有效的评价，也无法与之进行学术对话。大多数身处外语学科的人在深度面对我们自身的文化时都会有熟悉但更多是陌生的感觉。如同所说的“言必称希腊”，外语学科已经产生了严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危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西平教授曾指出外语学科视野偏隘的缺陷：“我们今天的外语教学已经与当年吴宓先生在清华大学外语系所倡导的会同中西、学识博雅的外语教育思路相距越来越远了。”

外语学科的人不能从事汉学研究吗？笔者认为抱怨没有用，重头再来不可能，反思、调整学科定位与学术视野之余还是应该困兽犹斗，寻求出路的。我们知道，海外汉学产生的学科背景、问题意识、理论手段、表述话语都完完全全是西方的。如果说海外汉学和中国有联系的话，中国也只是成为他们研究的对象、材料的来源地和理论的试验场。中国在海外汉学的体系内并不占有主体地位，只是西方对照世界认识自身或解决自身问题的一个渠道。这一点在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的著作《迂回与进入》中有明显的体现，他要“假道于与欧洲文化完全异质的中国文化，从而最终重新回到希腊——欧洲思想界的永恒精神家园”。萨义德更认为东方学与其说与东方有关，还不如说与西方世界有关。东方学从头到尾都显示着文化霸权，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是西方话语对东方文明认识的阐述、建构和操纵。葛兆光曾说：“海外汉学在本质上是外国学……因其问题意识、研究思路乃至方法常常跟它本国的、当时的学术脉络、政治背景、观察立场密切相关。所以我们第一步就应该把‘中国学’还原到它自己的语境里去，把它看成该国的学术史、政治史、思想史的一个部分，不要以为他们和我们研究的是一回事。”

如果上述引用的说法都能成立，笔者想到：在强化中国本位文化教学与研究的同时，我们外语学科的人能否扬长避短，疏离中国本位，不做比较文化思路上的汉学研究，而只是把它作为一门外国学问，只对这门外国学问进行学术史的梳理？李学勤先生早就指出：“我认为研究国际汉学，应当采用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将汉学的递嬗演变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而这个学术史研究，也只能是外国的学术史。以我们的理解，就是以西方的社会历史为母体，以西方著述为主体，进入西方，审查海外汉学在外国学术体系内的发展历程，对西方学术史进行的一种线性的“外国学”研究。

若是这一想法能够得以实践，那么外语学科的人研究海外汉学就会轻松许多。张西平曾说，对于海外汉学的研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说，一个学科有一个学科的任务？海外汉学研究能否给外语学科一个容身之地，发挥其文字处理的特长，做一些翻译、梳理和述评，将更多西方的汉学成果引入中国？我们的海外汉学研究队伍中，有外语背景的人还不算多。若是可以突破这一瓶颈，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行列。

参考文献：

1.崔玉军：《略论美国中国研究的两条路向——兼论汉学与中国学之勾连》，载《汉学研究》第12集，2010年。

2.葛兆光、盛 韵：《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载《文汇报》2008年10月5日。

3.顾 钧：《为“汉学”正名》，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12月5日。

4.顾 钧：《美国东方学会及其汉学研究》，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4月4日。

5.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李学勤：《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7.李学勤：《国际汉学漫步》，[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8. 孟庆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东方学会会刊〉中的孝及〈孝经〉研究》，载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海外的传播及影响研究会议论文》，2012年12月。

9.孟庆波：《美国中国学的发端史研究》，载《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10.严绍璗：《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1.张西平：《他乡有夫子：汉学研究导论》，[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

12.周 宁：《“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5期。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第7篇

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话语体系，有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卓有成就的成果，得以在一次又一次的比较文学的“危机”“死亡”中活得很好，也得到了国际比较文学界的认可。如美国学者大卫•达姆罗什曾经指出：“过去几十年里，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个比较文学研究项目与学术组织的持续增长。但没有任何地方的增长能比中国更为强劲……”

二、建构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体现了一种学术创新

这种创新是研究者对中国和国际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性解答，提出新原理，或建构新的理论体系或新学派。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的形成体现在它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术语、概念、范畴和言说体系。如“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变异学”“译介学”“比较诗学”“可比性”“阐发研究”以及比较文学的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等核心术语、概念、范畴等都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关注点，并由此形成了一套理论表述。这里仅以“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和“变异学”为例加以说明。比较文学自它诞生以来，不断出现的“比较文学”的定义之争也诉说了它的学科发展史。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各有自己的定义，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季羡林、钱钟书、孙景尧、乐黛云、陈惇、杨乃乔、曹顺庆、王向远和方汉文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比较文学”的内涵加以界定。如目前在高校中使用较广的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为：“比较文学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为比较视域而展开的研究，在学科的成立上以研究主体的比较视域为安身立命的本体，因此强调研究主体的定位，同时比较文学把学科的研究客体定位于民族文学之间与文学及其他学科之间的三种关系：材料事实关系、美学价值关系与学科交叉关系，并在开放与多元的文学研究中追寻体系化的汇通。”这一概念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四个特性”“三种关系”“一个本体”和研究客体，受到了学界的认可。方汉文立足于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特性给出了“比较文学的新定义”：“比较文学是跨越不同文化体系的，通过同一性与差异性的比较来研究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与联系的学科。”这个界定充分肯定了“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与具体对象，重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比较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逐渐深化，“世界文学”的概念被再一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来，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世界文学应该有特定的涵义。但是自从歌德提出这个概念以来，关于它的内涵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国外研究者如大卫•达姆罗什、克里斯托弗•普伦德加斯特、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弗兰科•莫莱蒂等先后提出自己的理解。国内学者王宁、杨乃乔、方汉文、曹顺庆等也对“世界文学”提出了新的阐释。如王宁从世界主义的角度指出，世界文学可以被描述为：“

（1）各民族优秀文学的经典之总汇；

（2）一种用于从总体上研究、评价和批评文学的全球的、跨文化的和比较的视角；

（3）不同语言中的文学生产、流通、翻译和批评性选择的发展演变过程。”杨乃乔则认为，“世界文学共含有五个层面的意义：总量上的世界文学，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作为经典的世界文学，歌德理想中的世界文学以及借助翻译在语际传播、折射与阅读的世界文学。”可以看出，这两个界定中都避免了直接下定义的方式，从不同侧面对“世界文学”给以了界定，也不难看出大卫•达姆罗什的影子，因为在他看来，“

1、世界文学是各种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

2、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有所获益的文学；

3、世界文学是一种阅读模式，而不是一系列标准恒定的经典作品；是读者与超乎自己时空的世界发生的间距式距离。”而方汉文则从辩证理性的角度重新定义了“世界文学”：“世界文学就是各个民族和国家文学差异性的同一性的交合与融新。”这种界定凸显了世界文学中的民族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统一。“变异学研究”是曹顺庆近年来致力建构的一个领域。在《比较文学学》（2005）中，他首先提出“变异性”的话题。2006年，他对“变异学”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此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系统阐释变异学的理论背景、理论核心、研究范围（跨国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文学文本变异研究、文化变异学研究和跨文明研究）和价值意义等，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的形成除了体现在核心概念、术语以外

在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也颇有创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结合本国的比较文学实践，积极探索全球化时代跨越东西方文化研究的比较文学新观念和新理论。例如乐黛云等著的《比较文学原理新编》（1998）立足于文化和文学多元差异性的观念，率先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引入比较文学研究中来，倡导“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互存与互补观念，主张东西方文学要求同存异、互识互补、和谐相处来促进世界比较文学的共同发展。另外，方汉文的《比较文学高等原理》（2002）从“新辩证观”的视角提出了比较文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比较文学的新定义等论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该书2011年的修订版中，作者提出了“创建比较文学的中国化新理论体系的初步构想：包括比较文学的本体论、文本论和批评实践等构成部分。”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对比较思维和比较文学的本体论等构成的划分显示了新世纪以来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模式。曹顺庆等所著《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2002）探讨了跨越东西异质文化（文明）间比较文学研究的问题。他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2006）“打破了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新的学科理论范式，明确提出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一个基本特征与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这包括跨国、跨学科与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与‘总体文学研究’。”

该书还深化了“跨文明研究”的表述。其中的“变异研究”是作者提出的颇有创新性的观点，它关注文学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由于文化过滤、文学误读、译介、接受等作用而发生的变异情况，并由此探究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国比较文学在历史实证（影响研究）和逻辑美学（平行研究）两种方法论的基础上，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向前推进了一步，业已形成以跨文化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为世界比较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得它能一次又一次地绝处逢生，走出“危机”，以致于国内不少学者一直在呼吁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并充分肯定其贡献。我们认为，中国学派仍在建设中的表述更为妥当。对建设中的“中国学派”而言，独特的方法论应是它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学理依据。20世纪90年代末期，曹顺庆曾经指出：“……中国学派则将以跨文化‘双向阐发法’，中西互补‘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对话法’及旨在追求理论重构‘整合与重构法’等五种方法为支柱，正在和即将构筑起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大厦。”五种研究方法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基于自身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实践提出的。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累累硕果证明了这些方法的可行性。在研究领域方面，中国比较文学涉及到学科理论建设、翻译研究、文学人类学、中外文学关系、比较诗学、比较文化、流散文学、海外华人文学、中华民族文学关系、文学符号学、海外汉学等，并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不过，国内研究者的侧重点各有不同。限于篇幅，这里难以细述，仅论及翻译研究、文学人类学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翻译研究的繁荣，尤其是翻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是比较文学和翻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这是因为翻译研究一直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传统领域，也是翻译文学、翻译文学史和译介学的研究对象。文学翻译不仅要转换文字符号，而且要传递和重塑文化观念。翻译文学离不开译者的文学再创造。翻译家不仅要创造性地再现文学作品的原意，而且还要在无法交流之处创造出交流的可能。谢天振的《译介学》（1999）、《译介学导论》（2007）等著作为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译介学”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亮点之一。文学人类学新学科的建立。文学人类学是文学与人类学两种不同学科的交叉与结合，是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中的最具个性的分支学科。到目前为止，该学科已经出版了两套大型图书：一套是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包括《〈楚辞〉的文化破译》《〈诗经〉的文化阐释》《〈老子〉的文化解读》等。另一套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人类学论丛”，包括《性别诗学》《文学与治疗》等。另外，“神话学文库”丛书也正陆续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推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严格说来，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是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关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最大进展，是将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探讨，全面研究20世纪中国作家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西方文化影响的互动。这开辟了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新研究领域，显示了中国比较文学实证研究的得天独厚。主要成果如15卷“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2005)的出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中国文学在国外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8卷本的“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2002)无疑是20世纪一部重大的学术成果。

四、结语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第8篇

一、重大的进展

1．理论建树初具规模。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科学。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因为它建立在朴素的客观规律之上。对外汉语教学尽管头绪纷繁，却是有规律可循，从理论上探索这些规律，把几十年来国内外汉语教学的经验加以总结，从中归纳出若干规律，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成熟的标志。已故的熙先生说：“现在世界上有各种理论，汉语有其特殊性，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一种理论来，我认为是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熙，1989）现在，“对外汉语教学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由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部分组成；基础理论包括语言理论、语言学习理论、跨文化交际理论和一般教育理论等；应用理论是指教学理论和教学法（教学法的部分内容具有理论性质，因此不妨把它也归入理论范畴）。”（《纪要》，1995）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则是一种综合的、跨学科的理论，它是建立在综合应用语言研究、语言学习研究，语言教学研究和跨文化交际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之上的。围绕着理论的思考，有一批出色的论文，其中吕必松、胡明扬是其代表。然而，框架虽然搭起，研究却还不能说十分深入。真正称得上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的文章，为数并不多。当然，我们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从事理论研究，但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研究者。如果说，一个理论研究十分薄弱的学科，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决不为过。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文章面世。

2．研究对象更加明确。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赖以建立的前提。对特殊对象的深入研究，是一门学科朝着精密科学发展的必然途径。对外汉语教学的特殊研究对象，熙在1989年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汉语研究，这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是后备力量，离开汉语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就没法前进；另一方面是对外汉语教学本身的研究，而这决不仅是教学经验的问题。四年之后，盛炎、沙砾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途径和方法”。（盛炎、沙砾，1993）到了1995年，我们对特殊的研究对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就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的学习和教学，即研究外国人学习和习得汉语的规律和相应的教学规律。研究的内容则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全过程。从“学”的角度，要研究学习者是如何学会并掌握汉语的；从“教”的角度要研究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语言测试等全部教学活动，其研究目的是为了揭示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内在规律，以便指导教学实践。（《纪要》，1995）只有研究对象明确，才能产生具有指导意义的具体的研究成果。我们根据研究对象，可以分别开展学科理论研究、汉语本体研究和方法论研究。

3．研究方法已具有自身的特点。既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对象是汉语的学习和教学问题，那首先要把“学什么”和“教什么”研究清楚。所以，第一位是汉语本体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侧重点上不同于一般的汉语研究。

在汉语本体研究方法上突出的特点是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进行汉外语的比较，从而找出学习的难点，“所谓难点，就是中国人看来容易，外国人学起来困难的地方。在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汉语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这些特点往往就是难点。”（王力，1985）研究语法结构，研究语音规律，对本国人来说，一般规律也就够了，但对于外国人来说，只掌握一般规律是学不会汉语的，常常一用就错，这种错误往往启发研究者去注意中国人自己不容易想到的问题，于是促使我们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习惯用法”和“例外现象”的研究。这种从教学中发掘的研究课题，具有对外汉语教学本体研究的独特视角。其研究，不仅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本身，也对现代汉语研究起了促进作用。在汉语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李英哲、柯彼德、陆俭明、邓守信、王还、刘月华、赵淑华、佟秉正、舆水优等。

至于研究“教”和“学”，与其他语言作为外语教学是有共性的。这也就是在创始阶段，我们不断引进、介绍各种外语教学法的原因。外语教学法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已经很多。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无疑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法，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但在研究汉语教学法时，正如张清常先生所指出的：“一不能忘记汉语本身的特点，二不能忽略中国传统语文教学千百年经验的合理成分，三不能忽视国外某些教学法它们一方面显示其优越性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的这种缺陷。”（张清常，1990）这是十分中肯的话。

下面我们对教学法研究略事回顾：1985年第一届国际汉语讨论会上，汉语教学法研究与国际上交际法原则盛行一时相同步，并开始探索结构与功能相结合、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新路子。1987年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教学法研究不断创新，预计有可能形成“结构——功能——文化”三位一体的教学法新路子，并向综合教学与分课型教学相结合的新模式拓展。1990年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人们对教学法又有了新的思考，以历史的态度对以往的教学法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从而发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种教学法是完整的唯一可行的，而且可以普遍适用的。应该更加充分地考虑到不同的语言教学目的和不同的教学阶段对教学有着不同的要求，因而普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方法是根本不存在的，《语言教学法的研究——各得其所、各取所需、各有千秋》（[美]杨觉勇）一文代表了这种思想。到了1993年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吕必松总结到：“更快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已成了各种语言教学法流派的共同目标，这也是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不可逆转的一种发展趋势。”（吕必松，1993）没有一种教学法是全能的，也没有一种教学法是毫不足取的。应该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不同的教学对象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今后，我们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兼采众长，摒弃其短，探索汉语教学的新路子。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近年来在研究中比较注重教和学的调查研究，注意统计分析（定量、定性分析），创造条件搞各种教学试验等科学的方法。

4．研究领域正在拓宽。语言教学的研究，是受语言理论研究制约的。80—90年代，国外普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是乔姆斯基的理论已经不似70—80年代那样风靡一时，代之而起的是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潮流所及，社会文化因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作用的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开始是关注汉语教学中文化背景和文化知识的介绍，继而进入了跨文化交际的研究领域，开始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领域。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民族形式，深入研究并在语言教学中引入语言所表现的文化内涵，是将语言知识转化为交际能力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胡裕树等，1989）不同的语言所包含的民族文化是有一定差异的，这种文化差异是第二语言学习的障碍之一。近年来，关于如何在语言教学中排除跨文化交际障碍的讨论，已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之一。研究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文化对比，主要是以汉语为背景的中国文化和以英语为背景的欧美文化、以日语为背景的日本文化的比较；另一个是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研究。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化内容都与语言学习和教学直接有关。《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胡明扬，1995）探讨了究竟哪些文化因素最有可能直接影响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文章认为，在语言教学中注入文化因素应考虑到外国学生的母语和汉语在文化上的异同，不要喧宾夺主，不要把语言课上成文化课。这篇文章廓清了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一些不够清晰的认识，有助于大家形成共识。总的看来，语言和文化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讨论汉民族文化特点的文章比较多，讨论汉民族文化对汉语学习影响的文章还比较少。领域虽已打通，深入下去还值得探讨。

5．研究成果十分可观。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语本体研究成绩尤为突出，这是汉语研究专家与对外汉语教师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的结果。对外汉语教学从一个新的角度开拓了汉语研究点，它受到汉语专家热情的关注，从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研究提供帮助；而对外汉语教师，掌握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特点与难点，从那些中国人习焉不察的问题中，小处人手，大处着眼，发掘带有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研究课题，体现了学科的特色，为汉语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篇章、汉外语对比以及与汉语教学有关的文化因素的研究中，语法研究又占更大的比重，在前四届讨论会的论文选中，有关汉语本体研究的论文共160篇，占全部论文总数363篇的44％，而其中仅语法研究的就有90篇，又占总数160篇的56％。这些论文涉及下列三类内容：一是从宏观上研究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路子，探讨浯法教学的改革。二是针对外国人学汉语的难点，深入分析语言事实，发掘语言规律。三是在汉语语言现象的分析与描写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种研究的势头，与80—90年代中国语言学界的语法研究不无关系。近年来，中国的语法研究异常活跃，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硕果累累，新人辈出，成为语言学科各个部门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龚千炎，1996）影响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的语法研究，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研究特色：一是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涉及到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功能语法等。二是体现了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特别是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形式与意义密切配合，交互验证的研究方法，深深地影响着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研究。三是结合汉语与外语的比较，深入发掘汉语的特点，渗透着理论的思考。

在教学研究方面，对汉语诸要素教学的研究更深入、更具体，有不少新的教学设想，得出不少有教学参考价值的结论。通观教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可以说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都不断有新的进展。首先，对“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路子，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其次，进一步明确丁以总体设汁为主导的教学过程的四大环节。对各个语言教学环节和各种浯言技能训练的研究，更有理论的深度，对教学也更具指导作用。对于各种语言技能从设课到训练，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规范。最后，建立并在不断地完善有效的汉语水平考试系统等等。

自1987年中国对外汉语教材规划会以来，对外汉语教材建设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几年来编出了上百种不同类型、不同课型、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色的汉语教材，可谓洋洋大观。在这些教材中，大都能较好地体现汉语内部的结构规则，并带有不同的教学法理论倾向，应该说各具特色和优势。（杨庆华，1995）对外汉语教材的建设与发展，实际上反映了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探索。今天，更新教材的呼声日高，我们期待着新一代教材的尽快问世。

学会成立以来，研究的重点开始由“教”转向“学”。学习者学习行为的过程和规律的研究直接影响着教学水平。研究的范围涉及到对学生特点和需要的分析，对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的描写，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的偏误分析及中介语研究，外国人学习汉语行为过程的调查与实验，以及对课堂上师生之间相互作用的观察研究，等等。学习规律研究中提出的若干理论、模式和假设，对促进汉语教学研究由“经验型”向“科学型”的转变，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的说来，研究成果应该重视，值得提及。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一条全面体现语言规律、语言学习规律和语言教学规律的教学路子，世界各国的同行们都处于探索过程中，力求逐渐加深认识，不断地改进处理方法，争取良好的教学质量。（吕必松，1993）这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二 、明显的不足

1．关于学术方向。1994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指出：“由于近年来我国涉外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和内涵等问题上便产生了某些不同的看法，甚至对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本身也产生了某些怀疑。”（《纪要》，1995）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分歧，不但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地位和研究对象，而且也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对课堂教学也不无影响。面对这种局面，学术方向出现摇摆。

这次座谈会经过坦诚的切磋，在学术方向上可说达成共识，从而明确了学科的性质，规定了学科的内涵，维护丁“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的唯一性、稳定性和严肃性。会议指出：“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根本的区别，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教学，教学规律也没有足够的共同点，所以它们不可能属于同一学科。”（《纪要》，1995）这样就摆正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今后，发挥学科优势，突出学科特色，把握住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术方向，仍是不容忽视的。

2．关于研究视角。从总体上看，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略嫌偏窄，一个领域的各部门的研究也多有失衡。在汉语本体研究中，词汇及其教学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几年来毫无改善，极需加强。近年来，语音及其教学的研究，有滑坡现象，对外汉语语音教学的质量有待提高。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其数量在历届论文集中呈递减趋势。汉语语段、篇章，汉语风格及其教学的研究，除个别文章，几乎无人间津。

在教学研究中，探讨一般教学法的文章较多，而探讨具体语言要素教学的文章较少，能为单项语言技能训练寻找出有效方法的文章更少。在学习研究上，缺乏有份量的各种教学实验，也还需要更多的学习行为的调查报告及相关的科学数据。由此看来，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应更开阔些。

3．关于学术课题。在学术课题的选择上，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研究课题还没有被攻克。比如，我们还没有一个科学的、统一的、具有国家水准的汉语语言能力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我们虽有《当代北京口语语料》，也还只是初级产品，还有待于系统地、全面地开发研究，我们迫切地需要通过开发研究为对外汉语口语教材找到真正的现代汉语口语标准。我们虽然有《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那还只是一个“暂拟”型的或“提要”型的理论框架，似嫌陈旧，我们还应研制一个适合外国人学习汉语语法的应用型的教学大纲。有些基础研究工作，个人难以完成，有关部门应组织人力，成立课题组，共同研制。比如把近年来分散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分门别类，整理归纳，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一方面便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从中发现薄弱环节，以便补苴罅漏，填补空白。有些几经繁难，辛勤劳动研制成功的基础项目，对外汉浯教学界的同仁要充分利用，如《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现代汉语句型系统》、《现代汉语研究语料库系统》等，要物尽其用，不可束之高阁。（张旺熹，1996）

4．关于论说方式。科学研究的成果应以严谨的形式来体现。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科研论文还只是教学总结，或断想式的经验之谈，甚至写成了工作报告，严格讲来这都不能算作科学研究论文。有的论文选题不错，然而或论证角度欠妥，立意不明；或逻辑层次紊乱，让人难明事理；或浅尝辄止，失之于肤浅。有的论文所用语言不是科学论说语言，过于散文化或口语化。有的文章不列“参考文献”，也没有注释，引文也不注明出处，看不出自己的新见解，甚至对所研究的某一问题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不甚了了，不能充分掌握某一问题所有的资料。这些都是对外汉语教学在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过程中要加以克服的。走向成熟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应该有一批水，平较高的研究者，并且取得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三、乐观的前景

1．语汇及其教学研究将迈入新起点。长期以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比较重视语法教学，把词汇及其教学的研究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于是，词汇的教学与研究就成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薄弱环节，至今依然如此。

究其原因，是忽略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是成年人、外国人这一根本特点，混同了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的汉语教学。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学龄前就掌握了汉语的基本语汇及其用法，他们在达意上没有困难，以后的任务是扩大词汇量及提高语言表达水平的问题。外国成年人学汉语要一个词一个词地学，要掌握每个词的用法，日积月累，熟能生巧，最终才能掌握一种语言。如果只学一些干巴巴的语法规则，充其量只能表达一些简单的标准句，稍一活用，常常是一开口——动笔就错误难免。特别是随着学习的深入，外国人会觉得语法条条不管用，而一个个词的用法才真正解决问题。以至于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在学生看来，汉语语法规律不像其他语言那样严密、系统，而且有不少语法规律不好归纳，甚至等于学一个个词的用法。”（舆水优，1991）其实，早在三十年代，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就说过：“学习中国语言有三大困难，其实只是一个，即中国语词的问题。”（高本汉《中国语与中国文》）这是因为语汇是语言存在的唯—‘实体，语法也只有依托语汇才得以存在。语法也可以说是无数具体语汇的具体用法的概括与抽象。因此，胡明扬说：“语汇教学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也正因为如此，加强语汇研究和语汇教学就成了当务之急。”（胡明扬，1996）现在，我们看到，语汇及其教学的研究已经迈入新起点。《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的正式出版是其标志。这是一部为外国人编的汉语学习的原文词典，它收词3700多个，有准确的释文，丰富的例证，简明的用法，更宝贵的是备有错用的提示。这是语汇及其教学研究的新作，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汉语学习和教学的需要。

最近，语言学领域新出现一个叫做“最小程序”（minimalistprogramme）的新论点，这一论点将各种语言之间的不同归结为其虚词成分和词汇方面的差异。，（袁博平，1995）与此相关，又有“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之说，认为：“语法理论，无论是转换取向或功能取向，若不跟词汇分类相结合则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突破。”（郑定欧，1995）理论语言学的这些新发展，必将对语汇和语汇教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带来新的契机。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和教材编写注入新的思想。

2．学习规律的研究将出现新推进。以往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重点多集中在“教”和“学”的内容，以及“怎么教”这两方面，对“怎么学”的研究重视不够。语言学习和获得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过程，研究语言的学习和获得的规律，使教学更具针对性，对提高教学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国内汉语学习规律研究起步较晚，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是1992年以后的事情。我国较早的学习规律研究是对比分析，即从两种语言本身的比较来预测学习中的难点，继而是中介语研究。研究者认为在学习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学生使用的实际上是一套独立的语言体系。这套体系既不是学生母语的语言体系，也不是第二语言的体系，而是学生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研究这套语言体系，可以了解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而学生的语言偏误正可以观察中介语在学生头脑中的运作情况。七十年代，国外第二语言教学中，偏误分析曾风靡一时，风尚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曾把错误分析、对比分析和中介语分析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作为学习理论研究的突破口。（吕必松，1993）近年来，克拉申（krashen）的输入假设理论也曾影响学习理论的研究，如区分“习得”与“学习”，采用吸收可理解的输入信息提高听力教学的质量等。八十年代，乔姆斯基提出了普遍语法理论，这不仅仅是一种语法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语言习得理论。普遍语法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这些原则是天生的，人的头脑中固有的。有人认为，目前世界上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发展趋势是，以语言原则参数理论为基础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主流。（袁博平，1995）对外汉语教学的学习研究必将在这一趋势影响下，展开新的研究未来。

3．电脑化教学研究将跨向新高度。应用现代技术进行教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八十年代，视、听材料进入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仅仅是利用电视机、收录机的效能开展教学。近年来，计算机辅助汉语教学迅速发展，也仅限于以常见情景；常用句型为线索，配以常用语词和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教学，还不能充分发挥这类设备为语言教学所能提供的多方面的可能性，如综合性、直观性、可选择性等，开辟教学的新路子。

现代信息技术的新发展，诸如笔输入技术，多媒体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出现，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新的希望。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这些先进技术，开辟教学的新途径，研制新一代教材，促进科学研究，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仅以多媒体为例，编写多媒体教材应立即着手去做，多媒体是既能处理文本信息，又能处理图像、图形和声音的多功能技术，并具有人机交互的能力。以这种技术研制的新一代教材，是一种文字、声音、图像立体发展的教材，必将给对外汉语的教学带来一场革命。又因多媒体信息量大，具有跨时空特点，可变平面教学为多元立体化教学，因之也更符合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我们相信，必将会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一番新的景象。

参考文献

熙 1989 《在纪念<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王 力 1985 《在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的讲话》，《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胡裕树 1989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两个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纪要》，《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1期。

胡明扬 1995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陈亚川 1990 《汉语教学研究的拓新与深化——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读后》，《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吕必松 1993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郑定欧 1995 《“凝固”析——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r）引介》，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讨会论文

李忆民 1995 《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龚千炎 1996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学习》第2期。

杨庆华 1995 《新一代对外汉语教材的初步构想》，《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盛炎等 1993 《对外汉语教学论文评述》，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舆水优 1991 《通过常用语法错误来看处所词的用法》，《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张清常 1990 《对外汉语教学法·序》，现代出版社。

赵金铭 1985 《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举要》，《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1987 《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举要》，《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1989 《近十年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述评》，《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1993 《汉语教学与研究的发展与创获——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综述》，《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第9篇

[关键词]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 特点 启示

进入新世纪,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方兴未艾。中国共产党光辉而曲折的历史及其对世界的重大影响,令世界瞩目。研究中国,解读中国共产党历史,已经成为各国中国学家研究的重点,有人称此为“国际显学”。各国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人员不断增多,研究的成果不断积累和扩大,并呈现出以下一些新的特点。

一、研究人员众多,影响扩大,中共党史已成为世界范围的重要研究课题

近十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发展迅速,全世界目前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几百个研究机构和成千上万名学者,正在利用现代社会所提供的先进手段对中共党史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在众多国家中,美国、日本、俄罗斯在研究机构、人员、资料及出版物的数量方面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其次是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现在美国有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200多个,研究人员3000余人,另外每年还有千余名研究生专攻中国问题。美国协会系统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很多,重要的如亚洲研究协会,其会员5000多人,还有亚洲学会、兰德公司、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美国东方学会等也都是会员众多的重要组织。在美国大学系统,也普遍设立了研究中国的机构,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不仅有费正清、许华茨、沃格尔等世界著名的中共党史权威,而且培养了大批活跃于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学者,形成了具有极大影响的“哈佛学派”。当然,以上一些机构不是单纯研究中共党史,但中共党史无疑是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而且研究的重点是由远及近,尤其注重中国的现实问题。美国有关中共党史的重要刊物有《近代中国》《当代中国》《关心亚洲学者通报》《亚洲研究杂志》《亚洲历史杂志》《新中国》等。日本在研究中共党史方面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几乎可以同美国并驾齐驱,在世界上也有较大影响。日本现在有数百个机构研究中国问题,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国研究所、东方学会、东洋文库中国研究部、亚洲经济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研究会、现代中国学会等。在日本的大学里,一般也都设有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其中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可以说是日本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上述机构发行了很多有关中共党史的刊物,如《现代中国》《亚洲公报》《亚洲经济》《中国研究所纪要》《东方学报》等。此外,日本在中共党史专著和参考资料方面,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同美国难分伯仲。英国和法国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历史较长,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英国研究中共党史的两个中心是伦敦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和利兹大学中国学中心,前者发行的《中国季刊》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刊物。除上述几个国家外,其余国家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一般起步较晚,但发展却普遍比较迅速。如韩国的中共党史研究起步很晚,直到七十年代后才开始有较大发展,但现在无论是在研究机构及其人员的数量,还是在学术刊物和专著的量与质方面都已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

二、搜集广泛,整理系统,中共党史资料有了极大的丰富

国外非常注重中共党史资料的搜集与交流,特别是美国、日本、俄罗斯,大都公开出版了库存资料目录索引,被称为世界各国研究中共党史的主要资料基地。以美国为例,美国95家图书馆当时的中文藏书达4亿册以上。重点收藏中国近代史资料的哈佛大学藏中文资料近40万册。重点收藏中共党史资料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几乎收集了20世纪中各国所出的全部重要中共党史资料、特别是有关中国托派、陕甘宁边区、左联的历史资料最为丰富。此外,该图书馆还藏有大量中国旧报刊,据称有全套《申报》和《民国日报》的缩微胶卷。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不仅有中文藏书25万册,还有中国报纸、书刊、文献的缩微胶片2045卷。日本近10年来搜集整理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共党史的资料。号称亚洲文献宝库的东洋文库,实际上是一个把中国作为最主要对象的专门图书馆兼研究所,其巨大的馆藏绝大部分是中国资料。中国研究所图书馆2万册藏书基本上都是研究现代中国的论著,其中大量的中国调查资料更为世界著名,如《农村问题与农村调查》、《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变化调查》《中国现代文化调查》等。日本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共党史的资料,如多种《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日中问题重要关系资料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国解放区婚姻法资料》《文编目录》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日本文献资料研究会编辑、竹内实教授主编的20卷本《集》和《集补卷》,更是海外研究思想的必备材料。俄罗斯拥有完整的共产国际文献,同时也存有相当多的中共党史文献,如中共历届重要会议文件及各种出版物等。

三、不断变革,追求创新,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得到广泛应用

近十年,西方史学界在研究方法上发生重大变革,各种新的理论和新的研究方法逐步确立自己的地位。各国中共党史学者受其影响,思想表现异常活跃,不仅力图在内容、角度、资料运用等方面标新立异,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刻意求新。这些新的研究方法主要有:1、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张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总体历史”展开全面的综合研究,于是形成了历史人口学、地缘政治学、历史民族学、历史心理学等很多新兴学科。这就大大扩展了中共党史的研究范围。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派伊教授所著《中国政治的动态》一书,就是采用了社会科学和地域研究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2、数量分析方法。随着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普及和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很多学者便开始将其引进历史研究中,从而创造出各种运用统计学和数学处理的方法来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以便从历史的质和量两方面的规定性上去建立可靠的、令人信服的结论。美国哈佛大学沃格尔教授所写的《共产主义者治理的广州:1949―1968》一书,就运用了大量数据来阐明解放后广东省的变化,并试图以此来概括地展现中国革命和建设全貌及发展规律。3、比较研究方法。这种方法首先兴起于法国,很快便风行于世界。比较研究扩大了传统史学较为狭隘的视野,冲破了国家、民族、地域的界限,从而可以更容易地概括出各国历史发展的共有规律性,同时也能把造成各国特色的因素分离出来。因此,比较研究不仅是国际史学界采用最多的一种新方法,同时也形成了很多独立的学科。美国《比较政治研究》、《比较共产主义研究》、《比较政治经济学》三种季刊便经常刊载运用比较方法研究中共党史方面的文章。4、口述研究方法。这是近些年来首先在美国活跃起来的一种史学研究新方法。它不同于口述历史的传统方式,即不仅是收集和传播史料的方法,同时又是利用口述史料进行历史研究的方法。在历史文字材料较为缺少的中国劳工史、中国社团史等方面,这种方法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四、交流频繁,合作加强,中共党史研究呈现国际一体化趋势

中共党史研究的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际性学术会议增多及其规模的不断扩大。世界各国、各地区在中共党史研究的国际交流中大致形成了四个学术活动区,一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南北美洲,二是以英、法等为主的西欧各国,三是以原苏联为中心的东欧各国,四是以日本、澳大利亚、港台为主的亚太地区。实际上,有的学术机构已突破了上述学术区的地理界限和政治界限。如欧洲研究中国问题代表大会,其成员已由西欧诸国扩大到包括东欧诸国的全欧会议;由国际亚洲和北非人文科学大会所举办的国际会议每届都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名代表参加。

2.各国、各地区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以巨额资金支持本国和国外对中国,特别是现代中国的研究。如被称为美国现代中国研究的“主要动力”福特基金会,曾拿出数百万美元支持美国国内及英、法、德、日和台港对中国的研究。这就促进了跨国学术组织的建立和各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再如美国的国际亚洲历史学家协会,会址设在菲律宾,五名执委分别来自五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3.中共党史研究资料的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和扩大。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都是向全社会和全世界开放,并且在各国图书馆之间还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如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就同国内和加拿大的各图书馆建立了调阅中文图书的协作关系。该图书馆还同台湾的中央图书馆订立了交换馆藏中文资料复制品的协定,同时又在东京设立了搜集有关中国资料的专门机构。

4.各国学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日益加强。合作主要表现为共同研究和合写论文,如荷兰美国跨国研究所和政策学研究所跨国计划的各国学者,便是共同研究从马克思到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学者之间的交流主要表现在出国讲学,留学和工作上。比如英国现代中国研究所负责人是美国学者施拉姆,《中国季刊》的编委和撰稿人中的大多数也不是英国人,而英籍学者韩素音又长期在美国和法国居住和工作。现在各国的大学普遍都设有外国客座教授,如美国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就经常邀请各国专家任客座教授,并为他们安排办公室和助手。

尽管国外学者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与我们不同,但了解国外的中共党史研究,目的是补充我们文献资料的不足,更好地吸收、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推动我国的中共党史研究走向深入。当然,在利用国外资料进行研究的同时,要保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其进行考证和辨伪,在借鉴国外的学术成果和学术观点时注意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对待。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一是要继续重视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评析工作。从借鉴外国政党兴衰经验教训的角度,重新审视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和评介工作,特别是国外对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比较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关注国外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80多年历史的评价和分析,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以便更好地总结和发展自己,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借鉴外国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所作的比较研究的积极成果。这应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而不是权宜之计,应得到足够的重视。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个制度是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产物。它同西方资产阶级的政党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政党的地位和作用、运行的环境、执政权力的取得、运作及制约等方面多与我们不尽相同。另一方面,从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角度出发,加强中共党史与原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历史的比较研究,认真总结在探索发展社会主义道路方面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审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拒腐防变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供鲜活的反面教材。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原有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和《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等刊物都相继停刊,使我们在进行这一方面的比较研究中,失去了重要的学术园地。这在当前国际化浪潮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我们的一个缺憾。

二是要密切关注国外研究最新动态,进一步提高学术敏锐性。面对更加开放的学术环境,仅仅做到“知己知彼”已是远远不够的,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人员和有关部门,需密切关注国外研究最新动态,进一步增强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状况重要性的认识。目前国外的中共党史研究热点,已经明显转移到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上。我国学者也对研究国内外的现实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学术界的这种变化提醒我们,未来在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中,论题会集中在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上。我国的有关部门应加强对这方面工作的关注与指导,考虑设置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诸多学科的协作研究机构,使学术界有更好的条件及时准确地掌握国外研究动态,进一步提高学术敏锐性,并将这项工作纳入党史研究的整体系统之中。

三是要进一步增强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信息化建设力度。我国的中共党史研究在信息化建设方面虽已取得了较大进步,但与国外相关机构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国外的中国学研究机构非常注重其学术成果、学术研究信息的数字化传播。许多研究成果、学者简介、机构状况等都在网上予以。国内学者可以利用互联网收集国外的相关信息,了解国外学术界的动态,甚至可以免费下载电子版图书。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专门的学术网站向外界介绍国内的研究成果和研究信息。现有的一些党史研究网页内容也较浅显,缺乏学术利用价值。特别是在将国外相关的网络研究资源进行整合上尤为欠缺。少数以海外中国学名义建立的相关链接,也没有进行网络学术资源的细分。这种现状这与国外相关研究机构不断进行的数字化和信息化建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我们需要加大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信息化建设力度,以便更好地适应数字化和网络化时代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