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论文第1篇

严绍璗先生在研究日本文学的变异现象时指出:“文学的‘变异’，指的是一种文学所具备的吸收外来文化，并使之溶解而形成新的文学形态的能力。文学的‘变异性’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溶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因而，“变异”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基于本土经验的对本土文学的创新及发展。在此过程中，本土文学的民族性并未因“变异”而消失，而是得以延续及充实，“‘排异’中实现自身的‘变异’”。其实早在严绍璗先生研究日本文学的变异现象之前，台湾学者提出的“阐发”法中蕴含的文论话语异质性问题已经为变异学的产生提供了客观依据。因为异质文论话语“在相互遭遇时，会产生相互激荡的态势，并相互对话，形成互识、互证、互补的多元视角下的杂语共生态，并进一步催生出新的文论话语”。此种新的文论话语从本土的文化及文学背景出发，也许是对西方文论话语加以“修正”或“调整”的结果，比如五四期间的浪漫主义者在对西方浪漫主义的调整中，更注重继承浪漫主义的情感维度;或是渗入了本土的文化因素，在对外来“模子”的选择中而实现的文论的“他国化”变异，但此种变异并非一味的追随或排外，而是依据自身的文化传统及现实情况，有效地吸收并改造外来文论，从而使其成为中国文论话语的一部分，否则就会导致文论的“失语症”。

相比于“阐发”法中由于文论话语的异质性而产生的变异，翻译中的“变异”则显得更为“隐性”。王晓路在《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第三章“迁移的变异”中，阐述了英语世界经由语言的中介而对中国古代文论的不同理解与阐释，指出了语言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对这一更为“隐性”的变异进行系统阐述及研究的谢天振称其为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在1997年出版的《比较文学》第三章“译介学”中，谢天振对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进行了专门阐述，肯定了“创造性叛逆”的研究价值，认为在此过程中“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变形等现象表现得特别集中，也特别鲜明”，并指出创造性叛逆的主体不仅有译者，还有读者与接受环境。依笔者之见，“创造性叛逆”究其本质，实则为跨语际翻译中的文本在语言、文化及接受层面上的变异性，是在忠实基础上对原文本的客观“叛离”。例如在跨语际翻译中，当意义与形式两者不可兼而得之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时，译作势必会受制于目的语的规范而不可避免地在语言层面上产生变异。德国语言学家威廉·洪堡认为翻译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的观点也许言过其实，但将翻译视为部分无法完成的任务却有一定的现实性。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总结的五种在佛经翻译中原文在译文中“面目全非”的情况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萨姆瓦曾指出:“我们所见到的另一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对该文化的主观的看法。”同理，我们所接触甚至熟知的很多西方文论，亦是经过语言的翻译及文化的过滤后，在很大程度上经过本造后的“变异”的文论。

二、国内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创立发展期

不管其是“显性”抑或“隐性”，对文学及文论中的“变异”研究基本上是在现象或规律层面上进行，而未曾从理论及学科角度对其进行一番梳理总结。源于对影响研究中的形象学及媒介学中的变异问题的思考，例如形象学中的社会集体想象物生成过程中的主观性与不确定性，由此产生与异国真实形象一定的相异性，笔者提出了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变异学”的首次命名出现于《比较文学学》一书中的第三章“文学变异学”，并将其分成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主题学、文类学、文化过滤及文学误读，但在理论层面上未对“变异学”的命名展开过探讨。有学者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领域的视角出发，思考“能否根据赛义德的‘理论旅行’来支持‘变异学’的命名?或者‘理论旅行’的现象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命名为‘变异学’的重要根据?”。根据“理论旅行”，情境的变换会引起理论的变异。一种理论“进入新环境的路绝非畅通无阻，而是必然会牵涉到与始发点情况不同的再现和制度化的过程”。理论如此，文学文论自然也不例外。“变异学”自提出之日起就得到了多方的关注及探讨。对中国知网收录的论文调查统计，在其主题中输入“变异学”，笔者共搜到已70多篇，其中硕士论文9篇，但这并不包括其他涉及和探讨“变异学”但未在主题或标题中体现的论文及著作，对变异学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变异学”理论建构方面。著作《比较文学学》、TheVariationTheoryofComparativeLiterature(即将出版)及《“理论旅行”与“变异学”———对一个研究领域的立场或视角的考察》(2006)、《变异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2008)等14篇已发表的论文对变异学提出的历史背景、理论架构及成立的理据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分析。变异学提出之前的比较文学研究注重探讨不同文明下文学之间的“同”，并且此种“同”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就是此种求“同”倾向的产物。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弗朗索瓦·于连的《迂回与进入》就是对此种求“同”倾向的批判回应。虽然其对不同文明间异质性的关注与探讨具有积极意义，但其方式却具有单向、静态的指向性特征，其最终的目标是通过“他者”来反观自身。而变异学在对求“同”的回应上则更进了一步。它不仅关注比较文学中的异质性问题，更试图在此基础上达到不同文明下文学间的互补性，最终实现世界文学的总体性。变异学动态的特征使其超越了民族性，具有普适性。因此，变异学范式为处理异质性提供了一种变化的、动态的新模式。在其理论架构上，《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跨越性”特征与“变异学”的提出》(2006)在阐述了比较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并得出文学跨越性为比较文学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指出文学变异学为学科理论研究的新范畴，并界定了文学变异学的定义及研究领域，对在2005年《比较文学学》中提出的“变异学”研究范围作了一定的调整，认为:“比较文学的文学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变异，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它可以从四个层面来进行研究，即语言层面变异学、民族国家形象变异学、文学文本变异学及文化变异学”，为此后变异学领域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及范围。《跨文明差异性观念与比较文学变异学建构》(2009)对“变异学”中的异质性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认为“曹顺庆教授将差异性拉向共时的文学文本审美和历时的文化功能的变异性上，在文明异质性基础上重新将比较文学历史化和美学化，始终把文学性和文化性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不可偏废的两极，并把哲学层面上的异质性拉回到对于文学研究可以具体操作的文学变异性中”，并总结了比较文学实践上五个学科分支，即诗学变异性、审美变异性、文本变异性、语言变异性和文化变异性。

再者，“变异学”理论建构的其中一个学术特征便是始终与跨文明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合法性”交织在一起。对此，《跨文明语境下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一文指出变异学是在当今世界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明的交流与碰撞的结果。变异学中的形象变异与文学文论的他国化研究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突破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任何一种理论在不同的语境中都会表现出不同的面貌、形态和内涵，应当重视根据中国经验对西方理论所作的阐释，重视这种阐释与原理论的冲突，重视从中国经验与自身理论出发对引进理论进行自觉的理性抵抗与反动”。其次，“变异学”理论阐述方面。《跨文明“异质性研究”———21世纪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2006)、《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影响变异学研究》(2009)、《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探析》(2009)、《从变异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异国形象研究》(2014)等22篇文章对变异学的理论特征及学理基础进行了详细深入的阐述，主要探讨了变异学视角下的可比性基础，变异学对翻译研究、影响研究及平行研究的启示性作用。《文学变异学视野下的语言变异研究》(2007)，探讨了语言层面的变异学，指出了其所指的语言变异现象区别于因为译者能力不足而造成的错译滥译，并对跨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从“变异学”视角来审视翻译中的变异现象对重新思考传统翻译中的原文与译文的关系给予了全新启发，即从语言层面的关注转换深入到关注语言变异现象背后的动因，同时也有助于“比较文学反思和重新定位学科的目标，有助于发掘文学新质的生成机制以及探讨文学发展的动力问题”。此外，“可比性”一直是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不可通约性”与“和而不同”———论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可比性基础》(2008)则从变异学角度探讨了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基础，即将变异学的学理基础异质性视为学科的另一可比性基础，从而突破了之前比较文学研究中以求“同”为可比性基础的局限，为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解除了以求“同”为目的的研究困境。“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可比性基础异质性的提出正是中西两种关注普世性差异思想影响下的必然，是解决整个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困境与学科建构问题的理论革命。”［再者，变异学的提出能很好地解决形象学中的变异问题，辨清形象学的学科定位。“法国学派的理论缺失在于不能反映文学流传中信息的失落、增添与误读，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接受者、不同文明的影响下的文学阅读的差异。尽管法国学者对此也已有所察觉，但他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以至于仍将这个比较文学学科归为实证性影响研究之列。”理论的阐述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理论框架，有助于指导人们将其运用于具体的实例之中。再次，“变异学”理论运用方面。此类文章如《品钦在中国的译介研究》等主要运用变异学理论来进行个案的分析与研究，集中在作品的译介与接受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作品旅行到“他者”过程中产生的变异及其缘由。任何翻译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都会受到不同意识形态、话语言说方式及译者主体性的影响。翻译中出现的“形象变形”及“创造性叛逆”都是两种文化“异质性”的间接折射。

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应该站在变异学的视角，透过翻译现象来追溯并探究现象背后的实质，挖掘并正视其中的“异质性”，而不是用单一静态的翻译标准进行评判，从而达到良好的翻译文学生态。《从比较文学变异学视角看郭沫若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2009)以《西风颂》和《鲁拜集》的译作为例，分析了译作在音韵、形式、意象上的变异，来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并以此达到形象地再现原作中诗情画意的翻译目的。《一个有争议的实证性文学关系案例分析———芭蕉与中国文学》(2009)将基于事实的实证性与变异学研究相结合，在正视文学间影响的同时，探析文学流传中的非实证层面———变异现象，即外来文学对作家的影响不全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作家在自身理解的基础上同化于其创作之中，从而创造出独具艺术价值的作品。此文章兼顾案例的实证性与非实证性层面研究，较全面地分析了芭蕉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体现了变异学对影响研究中实证性所忽视的“文学性”探索的补充，以平等、客观的目光看待两国文学间的交流与关系。因而，文章得出结论:“之所以关于芭蕉与中国文学的实证性影响关系存在争议，缘于芭蕉的俳句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松尾芭蕉和他的俳句从本质上说终究是日本的，中国文化被承接后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变异。”

三、国内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反思与前瞻

首先，目前的大多数研究多从历时角度展开，而很少兼顾共时的视角。多在纵向梳理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的背景中来阐释比较文学变异学，即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进而转到中国学派提出的变异学研究。这样也许会让动态多维的比较文学学科研究范式趋向于静态平面。今后的研究重心可适度转向现今比较文学学科的横向发展层面，即中国学者在面对跨文明视角下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困境而提出变异学时，之前的影响研究及平行研究在现今的学科发展中(尤其是如今比较文学在一些“边缘”国家的兴盛)是否受其影响而经历了一定的变化或修正。历史语境中的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在现实语境中发生了哪些变化。相比于这些变化，变异学研究范式的优势与独特价值体现在何处，这些都是以后值得思考的问题。任何理论都是对特定历史社会语境的回应。历史语境的变化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其产生影响，使其有别于原先的面貌，促使其原先的研究范式的调整。这样或许能更好地解释变异学作为比较文学学科范式的独特性与普适性。

其次，今后的变异学研究应更注重宏观视野的把握，其一就是注重变异学与之前研究方法的融合。目前多数文章在阐述比较文学变异学时，多提及在跨文明视野下，变异学相对于影响研究中对有事实联系的“同”的求证及平行研究中对无事实联系的“同”的探索的优势，多从变异学的视角来考察影响研究及平行研究。例如《从变异学审视平行研究的理论缺陷》(2009)，从文学变异学的角度对平行研究的缺陷进行了考察，总结了它在西方中心与东方主义、普适真理与异质文明以及X+Y的困境三个方面的不足。这无可厚非。但有时我们也可以变换视角，从后两者来审视变异学，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从而更加充实变异学的研究范式。同时，在理论运用方面，多单从变异学的视角来分析具体作品中的变异现象，而很少融合影响研究及平行研究的方法。在这方面，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作者在书中将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与变异研究等综合运用，对所选主题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与阐释，是一次非常不错的尝试。其实早在变异学提出之前，有学者在对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考察中就倡导两者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结合，认为“两派实可互补，如能在有文学影响的诸国文学里，以影响作为基础，探讨其吸收情形及类同与相异，岂非更为稳固，更为完备?”因而，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与变异研究的融合何可不为?再者，注重变异学研究的现实向度。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跨学科打通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壁垒，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比较文学研究的现实性与社会性。这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有很大的关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动荡的社会及文化巨变引起了一场‘危机感’，要求所有学术学科必须解决处理由社会和政治所引起的问题，以此来重组学科自身，从而保持学术研究的社会相关性”。鉴于此，韦勒克在其《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倡导扩大比较的范围，将诸如民俗学及文学与其他艺术之间关系的研究纳入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方向。这也许能部分解释比较文学在经历了只注重“事实关系”实证研究的危机后，在美国又异地崛起。正如有学者而言，“文学及文化分析中比较方法的举足轻重是因为人文学科的社会相关性”。这在如今互联网及新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更是如此。如何体现变异学研究的社会相关性有很大的思考及阐述空间。

再次，对变异学理论中的某些问题还应进行更为翔实的阐释与探索。首先是变异学中应阐清的几个问题，比如变异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及在哪里发生变异?变异的度及规律性是什么?等等。对如上问题的分析能进一步理清变异学的概念及本质。例如关于变异的“度”的问题的探索，即“变”到何种程度才成为变异学中的“异”。《打开东西方文化对话之门———论“间距”与“变异学”》一文对变异性研究的范围进行了阐述，即“变异学虽然重新为东西方文学的比较奠定了合法性，肯定了差异也具有可比性，但变异学强调的是异质性的可比性，是要在同源性或者类同性的文学现象之间找出异质性和变异性”，这或许能为今后对于变异的“度”的研究提供很好的启发。这一问题就犹如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一样，若不对其范围及本质进行一定的界定，就可能导致其意义的无限延散，从而在此过程消解其自身。这就如同比较文学中的跨学科研究一样，若文学与任何其他学科的比较都可纳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的话，那么就可能导致比较文学的泛学科危机。变异学中的规律性及“度”亦是如此。最后，关于变异学术语翻译的规范性与统一性。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促进了学科术语的不断生成与发展，尤其近来比较文学在东方的兴起更是如此。因而比较文学学科术语译介的系统化在引进或输出学科理论思想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术语翻译的规范化将促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与不同思想的融合。“

比较文学论文第2篇

解决学生的意见分歧。学生对同一问题看法不一致，这在语文课堂上是最为常见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常会针对一个话题据理力争，各抒己见，课堂气氛热烈。每遇此况，我都注意认真揣摩他们意见的缘由和思想，去发现他们的“之所以然”，以便对症下药。例如分析“临事而迷”这一成语的词性及关系时，学生比较集中的看法有四种：偏正式动词短词、并列式动词短词、偏正式形容词短词、并列式形容词短词。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我只是把四个答案板书黑板上，不急着公布谁是谁非，因为留着悬念倒有利于诱发学生积极展开思考。我首先让他们弄清“临事而迷”的意思，这里关键是弄清“迷”是何义。“迷”是“迷惑、糊涂”的意思，它一般不能带宾语，同时能接受程度副词的修饰，反映了形容词的词性特点。进而我又组织学生回顾偏正与并列两种关系的特点，加以比较区别。通过多层次多方位的比较辨析，教师未下判定，学生却已经找到了正确认识，一致认定“临事而迷”是偏正式形容词短语。得出正确答案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结束，我还要让学生知道，他们为什么对或为什么错，从而掌握在课堂上已经演绎过的有效的解题方法。学生通过对一个问题的训练，不仅弥补了有关知识的缺漏，还纠正了以往解题的错误思维方式，从而提高了分析能力。

解决师生之间的意见分歧。在语文教学中应做到师生平等。我经常向学生宣传做学问应该不“唯书”，不“唯上”而“唯理”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认为做学问除了要谦虚外，还要有破除迷信，敢于怀疑，勇于向权威挑战的信心和勇气。学生倘若养成勤思考、常比较、敢质疑的习惯，那么不仅能克服死读书的僵化局面，还有助于他们积极开动脑筋，主动自觉辨清问题的是非，提高自学能力。这有助于教学相长，师生双方同步提高，真正起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积极作用。另外，给学生发表自己见解的机会，让他们与教师开展学术争论，并不影响教师威信，反而会增进师生之间的感情交流，使学生更亲近教师，信任教师，这无疑为“情感教学”提供了丰富的剂，调动了学生学习语文的极大兴趣。师生分歧意见的比较，有利于教师捕捉学生偏见的根源，一旦发现，教师就紧追不放，授之以理，这也可以说是“欲擒故纵”吧。当然，让学生充分发表议论，对教师本身也是一种促进，必须在课前课后多花时间，使自己对教材的理解更深刻，处理更科学。有时我故意抛出一个错误见解，以刺激学生据理力争，在课堂上形成唇枪舌剑的局面，这样更能激发他们学好语文这门功课的欲望，而且也造就了学生敢于向权威挑战的勇气和胆略。

解决教师之间的意见分歧。调换课任教师在教学中是常有的事。新任教师复习旧功课，难免遇上这种情况：对某知识或某问题的看法与前任教师的意见不尽统一，甚至有严重的分歧。那么学生该听哪位教师的呢？面对这种棘手的问题，我的态度很明确，教师的看法不意味着永远正确，它只代表一家之说。面对不同意见，学生自己要动脑筋，比一比，想一想，谁更有理就听谁。记得组织学生复习宋代名家范仲淹的佳作《岳阳楼记》时，翻译“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这句话，我的译文是：“这就是（在）岳阳楼上（看到的）的雄伟景象。”或者“这就是岳阳楼（所面临的）雄伟景象。”而前任教师的译文则是“这就是岳阳楼的雄伟景象。”当学生无所适从时，我坦率地告诉他们，语文老师意见不统一是常有的事，做学问不应盲从，要肯动脑筋，比较两个译文应好中选优。同时，我又启发学生联系上下文，融会贯通。上文“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描绘的对象显然是洞庭湖，而不是岳阳楼，那么下文中的“大观也”能说是岳阳楼的雄伟景象吗？当学生通过比较获得满意答案后，还认识到学海无涯，文无定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道理。认识到要想获真知，就要善于比较选择，这样才能对所学的知识有更全面、更准确、更透彻的理解，从而真正消化和掌握。

比较文学论文第3篇

[关键词]个体论；跨际文化观；他律性比较；自律性比较

[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7-0082-05

林玮生（1966-），男，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广东外语艺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广东广州 510632）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西文化范式发生的神话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2BZW128）、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西‘神话形态’蕴含的‘文化范式’研究”（项目批准号：11YJA751045）、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中西‘神话形态’与‘文化范式’的全息性研究”（项目编号：11WYXM056）的阶段性成果。

一、“比较”内涵界定的困惑及主要根源

作为一个学科，比较文学已历经了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的历程中，比较文学并没有一帆风顺，而是在曲折艰难的步履中走来。造成这一“曲折”境况的原因并不在于比较文学自身，而在于比较文学缺乏一套有机的、系统的学理支撑。其中一个表现是对“比较”含义界定的乏力与贫困，而“比较”含义的界定则关系到比较文学是否能在学科之林中安身立命。对“比较”阐释的乏力，使比较文学遭受克罗齐们的不断非难，尽管玛利·伽列抛出“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加以回击，但至今仍然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比较”内涵的阐释系统。

长期以来，为了解读“比较”含义，不少比较学者从“比较”术语人手，去探求“比”/“比较”（包括“可比性”）的内涵。殊不知，这是一种本末颠倒的溯求。“比”/“比较”只不过是一种表面操作性的东西，而不是第一性、本质性、独立性的东西。在“比较”的背后，还有更为本质、更为深层的主人，那就是“观念”，“比较”受到了这个“观念”的制约。离开了“观念”的“比较”，就如一个断了线的风筝，“比较”只能在空中无的放矢地飘游。“比较”只有与“观念”建立关系，才能拥有定性的言说空间，而不再飘游不定。

长期以来，“比较”内涵一直没有得到理想的揭示与界定，笔者认为：其中最主要根源是百年来“比较文学研究”所沿袭的“总体论”取向。所谓总体论，是指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把世界各国的比较文学视为一个大整体、统一体，从发生到发展对其进行总体叙述，希冀从中概括出一套共性话语的研究范式。

自从历史上的第一部专著（1886年，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问世至今，“比较文学研究”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百年来“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要特征是总体论取向。这一取向表现在理论（学科）专著的各项内容之中，其中，“定义”与“简史”（“史”）是两个重要的表现窗口。一个学科的定义即代表着对学科理论（简称为“理”）的基本理解，是“理”的出发点、归宿点与聚缩点，是对“理”本质特征、内涵和外延的高度概括。“史”则是对“理”（定义）进行历时性的演绎与展示。“理”（定义）与“史”是一种形异质同的关系。纵观百年来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专著，例如，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布吕奈尔等的《什么是比较文学》、韦斯坦因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卢康华、孙景尧的《比较文学导论》以及王向远的《比较文学系谱论》，从“定义”与“简史”两个窗口可以发现，这些专著均不自觉地寻求着一个统一的定义，并根据定义的内涵，去编撰一部宏观的世界比较文学发生史、发展史。这正是一种总体论取向，这一取向已经成了百年来“比较文学研究”不假思索的研究范式。

总体论虽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一个重要途径，但面对比较文学这一极为复杂的人文领域现象，总体论难以给个体提供释放生动与活力的空间，难以彰显比较文学中各种个体文化哲学观的志趣，例如，在比较文学中，有两大论者，即“平行论者”与“影响论者”，他们所把持的哲学文化观不尽相同，有的持进化论、同源论等，有的持“单中心传播论”、“多中心传播论”等，这些迥异的哲学文化观均是比较文学现象里更为深层、更为前提性的东西，这些因素使比较文学内部出现“欲合还分”的张力与斥力。而总体论以“一”述“多”的宏大共性研究，只能牺牲活生生的个性而求得抽象的共性，无法让这些个体性得到充分的诉求，无法顾及到“比较”背后的各种“观念”。而一旦“观念”没有自己的话语空间，“比较”的内涵便无从谈起。

因此，在总体论的语境下去寻找“比较”的内涵，只能让人走进一个黑暗的角落。

二、个体论视角下的“比较”二分

（一）个体论的研究取向

面对总体论取向在寻找“比较”内涵所遇的困境，本文另辟蹊径，提出一种与总体论相反的路径，即个体论取向，以求走出解读“比较”含义的迷途。

个体论是以事物的个体为本位的一种研究模式，它一反总体论以“一”述“多”的取向，而是以“多”述“多”，使比较文学活生生的个体性得到充分的反映。个体论认为：比较文学的构成单位是个体比较文学，个体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学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个体比较文学构成的核心要素是“跨际文化哲学观”（简称“跨际文化观”）。跨际文化观是指对世界文学文化的根本看法，也就是说，对世界文学文化是持进化论、传播论，抑或是两种理论的折中等等的一套先在的、隐在的系统文化哲学观。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单数（某一）文学、文化的基本看法，二是对复数（多种）文学、文化之间关系的宏观的、根本的看法。跨际文化观是个体比较文学呈现“什么样”的最深层的决定力量，是个体比较文学构成的核心要素。因此，个体论视野下的比较文学被描述为“以跨际文化观为核心要素而构成的个体比较文学集合群”。总而言之，有多少跨际文化观，就有多少个体比较文学。

例如，从“法国学派”背后的跨际文化观可以窥视到这一个体比较文学建构深层决定力量。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中认为：比较文学是一种历史科学，属于国际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其研究方法是以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的实证研究。这是“法国学派”所主张的比较文学的显系统，其隐系统中的跨际文化观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人文界产生重要影响的传播论观念。

传播论学派是在与进化论派（同源论）的对话中形成的，主要起源于德国的民族学。传播论者认为：进化论只注意到人类文化在时间上纵向的演变过程，忽视了文化在地理空间上横向的分布，研究人类文化演进必须以文化的地理传播（dffusion）为使命。传播论者拉采尔（Ratzel）说：“因为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在空间中发生的，所以我们应该可以通过度量历史事件发生的空间范围来度量历史事件的时间流变，或者说可以用地球的钟来度量时间。”传播论学派试图把人类文化史归结为文化移动、接触、冲突和借用的历史，认为人类的创造能力或独立发明的能力是有限的；人类文化有共性，并不是因为进化论者所讲的全人类的“心智的一致性”所致，而是文化传播的结果。在传播论派看来，全世界原来只有几个地方或只有一个地方曾独立发明各项事物，因而成为文化中心，各项文化特质均由这些中心向四面扩散、传播，导致了文化的接触、影响与变迁。

因此，传播论者认为文化人类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寻找历史上各民族相互接触、文化传播与被传播的关系和过程，主张通过探讨不同文化之间的“亲属关系”。“法国学派”把传播论者的观点搬进了比较文学，所以，在比较文学研究中主张对文学之间“经过路线”的“实证研究”。可见，深藏于隐系统中的跨际文化观，即“单中心传播论”，是制约“法国学派”面貌最深层的决定力量。

个体论不仅认为“有多少跨际文化观，就有多少个体比较文学”；同时也认为有多少个跨际文化观，就有多少种相应的方法。也就是说，有多少个“观念”（即跨际文化观），就有多少种相应的“比较”。事实上，观念与方法是一种相生关系，或者说，方法是观念的次生之子。任何观念总存在着与之匹配的方法，在方法的背后，总跳跃着一个支撑方法的观念。没有和观念相脱离的方法，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观念，方法与观念互为相生、彼此彰显。西文中的“方法”一词，来源于希腊文，这个词由“沿着”和“道路”两个词组合而成，意为沿着某条道路前行。这里，沿着某个目标（观念）与道路（方法）合二为一，要到达一定的目标，必须通过一定的路径，而在道路上行走，总通向一定的目标。从希腊文的“方法”一词，可见古代哲人对观念与方法关系的直观理解。

在比较文学界，我们同样可以见到观念与方法的关系的精辟叙述。饶艽子认为：“方法又不仅仅是方法，一种新的方法论的出现，往往会导致一种新的研究观念的诞生；反之，新的观念、理论的提出，也总是伴随着新的方法论的运用。”笔者认为：在个体论的视角下，在跨际文化观（观念）与“比较”（方法）的互动观照下，“比较”一词的歧义问题，可得到朗照与梳理。

（二）观念与方法关系视角下的“两个比较”：他律性比较与自律性比较

“比较”作为一种方法，自古以来便与思维联系在一起。“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波斯奈特则将比较称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因为“比较”的古老性与深广性，常常使人“熟知无知”，把“比较”背后潜随的“观念”忽视了。

“比较”与观念的关系就如上文所提到的希腊文中内含的道路（方法）与目标（观念）的相生相随关系。当我们将视点落在“比较”背后潜隐的观念，并以观念与“比较”的相生关系重新审视“比较”时，“比较”即可一分为二：与观念关系密切的“比较”以及与观念关系疏离的“比较”。这两个“比较”移转在比较文学领域里，便成了“两个比较”——“他律性比较”与“自律性比较”。

个体论认为：不同的跨际文化观，含有相应的方法论，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比较”是跨际文化观的另一个面相，一个属性的延伸，本身无法成为一个封闭的自足体。本文将这一种“比较”称为“他律性比较”。他律性比较是与跨际文化观匹配的方法，它受律于跨际文化观，与跨际文化观相生相契，它是通达跨际文化观的一种途径。

与此同时，观念与方法的关系还存在另一种相态：当观念相对贫困而方法走向自足时，观念与方法的关系发生一定的游离，在此语境下的“比较”不再忠心耿耿地承载着一个明确、统一的跨际文化观，而只是作为单纯的具体方法，自行奔走于文学比较活动的丛林中。本文将这种“比较”称为“自律性比较”。

在学界，已有不少学者意识到“两个比较”之间的异质性以及两者之间混淆所带来的纷争，他们以不同的言辞，强调了他律性比较在比较文学中的重要性。

陈寅恪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言论，他说：“盖此称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不追诘，更无谓研究可言。”他这里强调的“比较研究方法”应与“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的结合，即是一个方法与观念（跨际文化观）的匹配问题，他的“比较研究方法”指的是他律性比较。

杨周翰提出：“比较是表述文学发展、评论作家作品不可避免的方法，我们在评论作家、叙述历史时，总是有意无意地进行比较，我们应当提倡有意识的、系统的、科学的比较。”杨周翰在这里已经论及到两个比较。“有意无意地进行比较”即为自律性比较，“有意识的、系统的、科学的比较”接近于他律性比较。

陈悖、刘象愚指出：“‘比较文学’中的所谓‘比较’，并不是一般方法论意义上的比较，而是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一种观念，一种强烈的自觉意识，一种研究工作中的基本立场：它是指超越各种界限，在不同的参照系中考察文学现象。所以，这种比较必须与跨民族界限、跨语言界限、跨学科界限等含义联系在一起，离开了这些意义上的比较，就不再是比较文学的‘比较’了……我们不妨套用卡雷的一句话来说：没有比较的观念，没有了比较的方法，比较文学也就终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其他文学研究领域的开始。”这里，陈悖与刘象愚用“一种观念”去阐释“比较”，并将“比较”与跨语言、跨民族等含义联系，还借助了卡雷对比较与观念关联的论说，较为准确地阐释了“比较”的内涵，该“比较”的内涵即是本文所提出的他律性比较。

本文认为：观念对方法（比较）的统率力与作用力是巨大的，在一定情况下，他律性比较还可发生“形式融化”现象。所谓“形式融化”，即在形式上并不一定表现为显态的比较，但在内在上仍然是比较，在功效上等同于比较。例如，当确立了一个跨际文化观后，有时完全不用“比较”，在论述过程中，描绘、刻画、阐释、叙述、解说、评价等方法可等同于“比较”的功效。在影响研究中，主要是求证，当把一堆文学事实并列放在一起进行梳理、鉴别、比照时，你能说这些方法不是比较吗？这时，“比较”已经融化在观念的炉子里。“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此时，研究对象已自动进入比较的视阈或框架，即使在具体研究中，采用除比较以外的其他方法，比较仍隐性地作为研究的前提存在着。”他律性比较的“形式融化”现象同样发生在翻译活动中。Gadamer在《语言描写思维的程度》中指出：“阅读已经是翻译，翻译则是二度翻译。”这句话叙说了同一个道理：当人们确立了一个翻译观念后，在该观念驱动下的阅读活动，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翻译，这样，阅读活动与翻译活动便融合了。

自律性比较是观念贫困下的比较，即上文杨周翰所说的“有意无意地进行比较”，是一种随意性的比较。在比较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自律性比较例子，莫非来自克罗齐对比较文学中“比较方法”的非难。在他看来，比较文学与西方一般文学研究并没有什么两样，“比较方法不过是一种研究的方法，无助于划定一种研究领域的界限。对一切研究领域来说，比较方法是普遍的，但其本身并不表示什么意义。……这种方法的使用十分普遍（有时是大范围，通常则是小范围内），无论对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或对文学研究中任何一种可能的研究程序，这种方法并没有它的独到、特别之处”。在克罗齐心目中的“比较方法”，正是一个游离于观念的方法，即是本文所指的自律性比较。

玛利·伽列为基亚所写序言中：“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我们不喜欢不厌其烦地探讨丁尼生与缪塞、狄更斯与都德等等之间有什么相似与相异之处。”其中所指的“比较”，是指观念贫困下的自律性比较。不少学者对“缺乏观念灵魂”的“比较”的作用纷纷表示质疑。梵·第根认为：如果“比较”只在于把那些从不同国家的文学中取得的书籍、典型人物、场面等罗列起来，从中证明它们之间的相同和相异，那么，这种“比较”除了得到一点好奇心、趣味上的满足以及优劣高低的判断之外，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这样的“比较”没有一点历史的价值，对文学史的研究毫无助益。巴尔登斯伯格在创办颇有影响的《比较文学评论》杂志时曾这样说：“仅仅对两个不同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主观臆想把一些很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证的明晰性。”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x比Y”式泛行，并将之混同于平行研究，给比较文学的造成不良影响。季羡林等严厉批评了那些“x比Y”式的生拉硬扯、牵强附会：“‘x与Y这种模式’，在目前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中，颇为流行。原因显而易见，这种模式非常容易下手……勉强去比，只能是海阔天空，不着边际，说一些类似白糖在冰淇淋中的作用的话。这样能不产生‘危机’吗？”钱钟书也曾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们必须把作为一门人文科学的比较文学与纯属臆断、东拉西扯的牵强比附区别开来。”

上述梵·第根与巴尔登斯伯格所说的“比较”、季羡林所批的“x比Y”式、钱钟书所点出的“牵强比附”，均是指本文所指的自律性比较。从这些比较学者的种种陈述中，可见他们对“两个比较”混同的焦虑与痛恨。在比较文学领域，人们常因混淆了两个“比较”，而造成诸多的纷争。本文通过对“两个比较”的区分，使长期以来的“比较”之争得到有效的化解与梳理，同时也使比较文学的“比较”内涵得到一次学理性的朗照。

比较文学论文第4篇

在我国,一个完备的邮政学体系尚未见当形。究其原因,既有邮政传统做法和体制的制肘,又有邮政内部的缺陷、不协调等消极因素的影响。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多方面作出努力进行综合治理。我认为,立即着手开展比较邮政学的研究,合理借鉴别国邮政的有益经验,充分运用比较邮政学研究的成果,对于发展我国邮政事业和邮政学,都具有积极意义。首先,开展比较邮政学研究有助于改进和完善我国邮政事业,促使邮政学尽早建立。任何一个国家的邮政,从一定程度上看,都具有可资借鉴的一面。历卑上,邮政也确实在相互借鉴中相互推动,促使各国的邮政不断前进和完善。例如,使用邮票作为邮资凭证是从英国开始的,尔后各国邮政相继仿效,这就是典型的借鉴,使用邮票也就成为世界邮政进步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可以说,世界各国邮政之间相互吸收,相互借鉴是一种普遍现象。当然,吸收或借鉴都是建立在比较研究基础之上的,而不是盲目的照搬。通过比较邮政学的研究,正确把握邮政的发展规律,优化我国邮政体制;发挥比较邮政学研究对我国邮政改革积极的导向机能,从这些角度看,它有助于邮政改革的有序进行,丰富邮政学内容。其次,开展比较邮政学研究,有助于我囚邮政对外开放的迸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邮政涉外的交往中,邮政经济问题、业务间题会不断出现,这就要求我国邮政有相应的调整和适应功能。在制定国际邮政通信经济、业务等规定时,既要立足本国国情,又要参考国际公认的惯例,吸取先迸的方法、准则。这就需要运用比较邮政学的研究成果,去指异邮政的具体工作。

二、比较邮政学的研究对象、方法与特征

比较邮政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国家(或地区)的邮政情况。具体讲,主要内容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邮政之间的比较研究;同一社会制度国家邮政之间的比较研究;同一社会制度但却属于不同管理体制困家邮政之间的比较研究;同一地区或同一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比较研究;同一国家在同一历史}于寸期不同通信体制邮政之间的比较研允等等。比较邮政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可分为宏观比较、微观比较、条文比较与功能比较等等。宏观比较是对各国邮政总体之间或者在各个社会制度的邮政整体之间的比较。微观比较则是对邮政的局部问题或某项制度、规则、法律条款的比较。例如,可以对邮政立法、邮政管理体制、邮政经济运行机制等内容进行比较,也可以对邮政部门在本国的社会地位、邮政用户的构成等进行比较。条文比较是对邮政的具体条文从概念内容上进行比较。功能比较则致力于邮政的行为、动机、存在意义、社会效应以及对他国的影响等内容开展比较研究。应该指出,以上的比较方法,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运用时要视具体情况灵活处理,有的还应该结合起来使用。

比较邮政学有五项基本特征:1.比较性比较邮政学是以比较不同的邮政体系为主要特征的方法和学科。2.世界性比较邮政学着眼于研究各国的邮政,其范围大至不同的体系,小到各国邮政通信的某一具体制度的比较。由此可见,它的研究对象不限于一个具体国家的邮政,具有世界性。3.多重性比较邮政学不仅要研尤邮政的内容、形式,而且要研究邮政的理论和实践;不仅要研究邮政的渊源和历史,而且要研究邮政的现状和未来。由此可见,比较邮政学是一门具有多重性能的学科。4。综合性比较邮政学研究的资料,是以各国现存的邮政资料为依据的,只能在现有资料基础上,进行综合整理和分析研究,所以它又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5.借鉴性现代各国的邮政,尽管内容不一,体系结构并非十分成熟,但基本上都自成一体。并且又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因此,比较邮政学对邮政建设发展起着指引借鉴的作用。

三、比较邮政学研究中应遵循的原则

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邮政学,在比较研究中应当遵循以下原则:1.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原则进行比较邮政学研究,掌握邮政的发展规律,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第一,认识邮政存在的客观条件和因素,第二,揭示邮政发展的规律性;第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四,比较研究中必须从具体问题入手,实事求是地进行;第五,理论联系实际,使比较邮政学理论在研究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2.可比性原则可比性即指所比较的对象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或某些本质上的共同点。就是说,对于不同历史阶段的邮政,只有在同一国家或体系范围内才能进行比较,对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邮政,只有在同一社会历史形态或历史时期范围内才能进行比较。否则,比较就没有什么价值。3.客观性原则比较研究工作者要跳出各自的小天地,超脱于被比较国家的邮政领域之上,站在更高的角度,综合地研究比较其异同和规律。如果只按照某一局部的特征来看待一国的邮政,或将一国的邮政当作评价另外国家邮政的参照系,都难以得出真实的结论。遵循客观性原则,还应该特别注意在比较研究中遵重客观资料的真实性,在决定取舍时不能顾此失彼,以防挂一漏万。更不能凭想象作出草率的结论。

四、比较邮政学的体系结构

比较文学论文第5篇

    n 1、定义:

    n 比较文学是一门将研究对象自觉地由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文学扩展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民族和地区文学中进行“跨文化的”综合性考察和研究的学科。

    n 简而言之,比较文学是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对要素A和要素B 之间关系的研究。所谓“自见者不明”(《老子·二十四章》),认识“自我”需要借助将“他者”作为参照,才能更好地把握事物。

    n

    n 2、“比较”的意义:

    n 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n 这里的“比较”是指“双边”或“多边”的“跨文化(跨文学)”研究,这里说的“跨文化思维”,指的是“比较文学”学科对于“文学”的思考,必须是从“超越一种文学”,“超越一个民族”,“超越一种语言”和“超越一种文化”的视角考量面临的学术问题。这是比较文学学科的最基本学理。

    n 因此,比较文学是与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贴近的边缘学科,能够最迅带地感知和接受各方面的最新信息,将触角伸向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比较文学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强调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实践东西方、中外关系上的平等对话,进行双向阐释,以达到互证、互补、互惠的新人文主义目标。

    n 二、撰写论文的基础

    1、语言基础:你读的无论是中国文学作品,还是对象国文学的作品,应该是原文原着。这就是说,你读的中国文学作品,必须是原着,你读的对象国文学作品,原则上也应该是对象国母语语文的作品。但是,由于我们现在的非外国语系的大学生还没有养成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必须是原着的能力和习惯,所以大多数只能阅读翻译文本。假如一个外国作品有两种以上翻译文本的话,你就需要请教懂行的人,选择其中一种翻译精粹的译本阅读,同样切忌只是阅读“故事梗概”和“简本”。在目前不阅读对象国母语文本的特殊状态中,建议论文的写作者还是应该尽量地能够找到原着,读一读原着的原文“提要”。

    n    从事“比较文学”学科论文写作的人,必须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并能进入运用的状态中。特别注重外语能力的培养,提倡直接阅读并采用与论题查关的外文第一手资料,对所比较的双方或多方的语言、文化有较深入的了解,注重论文的学术前沿性(这一点与一般的中文专业不同)

    法国着名学者艾金伯勒三十多年前就说过:“在不久的将来,处于最理想状态的比较文学学者是这种人:具有极为广泛的爱好,通晓几种将在2000年前后用来写作的最重要的语言,并且具有对文学的美的深切体会。”这样的“理想状态的”比较文学学者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但却是每位学习研究比较文学者的奋斗目标。

    2、文本基础:发挥中文学科的优势,具备关于所比较的双方或多方的文本的基础性知识。这里的“文本”包括文学作品,也包括文学知识和文学范式等。至少你应该读过有关的文学作品,了解并大致掌握与这些作品相关的比如作家的简单的经历,他的文学地位和学术界对他和他的作品的评价等等(这一点与一般的外语专业不同)。

    n

    n 3、理论基础。

    n 三、比较文学的历史与研究方法:

    n 1、影响研究法:(法国学派)

    n   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以法国学为中心,以影响研究为主要内容,跨出了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第一步。

    n  比较文学作为学科而言,法国学派所主张的“影响研究”是其早期的主流模式。所谓“影响”就是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发生作用,引起了后者的反应或反响。影响一产生,就表明两者发生了联系。法国学者着重研究各国文学之间的联系,用确凿的事实证明各国文学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是建立在各国各民族之间存在文学交流与影响这一事实基础之上的,事实联系是影响研究的前提,即国家民族之间存在过文化交流和作家接受外来干涉文化影响的客观事实。一个作家通过旅游、阅读以及与人交谈等各种途径,对某一外国作家或作品有了了解,并受其影响,这两位作家就有了“事实联系”。普希金通过阅读<堂璜><恰尔德 哈洛尔德游记>等作品,直接受拜伦的影响,鲁迅在留日期间,先后译述了<斯巴达之魂><摩罗诗力说>,反映了鲁迅对西方具有反抗品格的作家的推崇,也受到其精神影响。

    n  法国学派的理论纲领和奠基作是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主张研究不同的文学事实上存在的影响关系,影响与被影响的经过路线上有三个要素:

    n 放送者(流传学):站在“放送者”的角度对某个民族文学的作家、

    n 作品、文体,甚至是整个民族文学在国外的声誉、反响或影响进行研究。如对<阿Q正传>在国外影响的研究即为一例。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阿Q正传>即受到许多国家学者、作家的重视和评价。从人物形象、“精神胜利法”的奴性和创作手法方面都有外国学者进行了研究。

    n   

    传递者(媒介学,重要分支“翻译学”):对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产生影响这一事实的途径、方法和手段及其因果关系的研究。可分为个人、环境和文字材料等。如对译本的研究。

    n   

    n 接受者(源流学或渊源学):从终点的接受者出发,考察一个作家或一种文学所吸收和改造的外来因素,揭示其间的因果关系。涉及到探求文学作品的思想、人物、情节、语言、风格乃至艺术技巧等因素的来源。如我们可以在鲁迅的<药>中看到安特列夫的《齿痛》的影响,《齿痛》描写耶酥在被钉上十字架的那一天,当地附近有一个商人牙齿痛,他和其他人一样在看热闹,和《药》中的老栓小栓一样,对于别人的死并不觉得有任何可惜,只觉得自己的疾病比起一个革命者一个伟人的冤死要重要得多。可以说《药》受《齿痛》的影响而创作,但它所反映的是辛亥革命前旧中国小城镇上的社会生活,着重揭露了清王朝的屠杀政策和愚民政所造成的时代悲剧和社会悲剧。

    2、平行研究法:(美国学派)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以美国学派为中心,以平行研究为主要内容,跨出了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第二步。

    1958年9月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在美国教堂山举行第二届年会,威勒克在会上做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发言,即所谓美国学派向法国学派挑战性的宣言。

    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

    平行研究的理论依据是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现象的精华,存在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状况,因此文学现象之间不必存在事实上的影响关系也可以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不受拘囿地探讨其异同及其深层原因和意蕴,或得出有益的、规律性的结论,从而更深刻地了解文学的本质和对人类的意义。也就是说,在平行研究中,处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地位和影响的作家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如古希腊的神话可以与北欧神话相比较,也可以和地域遥远的中国神话或澳大利亚神话比较。莎士比亚的剧作可以与同时共的中国的汤显祖的剧作相比较,也可以和时间相隔数百年的郭沫若的剧作比较。

    平行研究的具体可分为类比和对比两种。类比研究是在相互间没有关联的作品中考察相似之处,以期从中了现文学的共同规律;对比研究是比较不同文学体系的不同之处,从而使两者的特点更加突出。

    平行研究离不开“可比性”的问题。可比民生是指被比较 的对象之间需要有某种可资比较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文学现象的同与异,这种异同一般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而在这种关系中显示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

    其范畴主要包括主题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

    (1) 主题学。主题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题材、母题、人物典型、情境、意象、套语等跨国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探讨不同作家对它的不同处理,作品在不同的时代或国家流传演变及其主题意义。

比较文学论文第6篇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比较文学论文第7篇

高校本科生大规模扩招后，急剧增加的学生人数对各个专业的师资力量配置、教学手段和方法的重新调整与组合都提出了挑战。目前，我院外国文学教研室的本科基础主干课有3门，即“欧美文学史”、“东方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其中，“东方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只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每届人数约为5060人;而“欧美文学史”的授课对象却包括6个专业的所有本科生，每次上课人数基本在250人以上，同时，我们还要为全校本科生开设4～5门大选修课。科目数在大幅增加，但每科的课时数却被急剧压缩，这就造成了教师和学生间双向的难分重点与顾此失彼。首先，学生所学专业不同，素质不一，使得其对教学程度的要求、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教师也缺乏明确的标准来解决这种众口难调的尴尬局面。其次，目前，我们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还不够丰富，小课堂和大课堂没有区别，导致在小课堂上很难充分发挥培养学生的自主性与学术潜力，而在大课堂上又受限于面积和人数，不能有效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再次，各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很难协调，课程配置急需改进。针对不同的课程要求，谁来讲、讲什么、怎么讲都是我们必须面对和尽快解决的问题。面对新形势下的教学环境，我们创造性地提出了外国文学总课程的“三分法”建设目标，即“分型、分层、分流”教学。教育的重要规律之一是因人施教，即使是相同的课程，面对不同的接受对象，也要采用不同的授课内容和授课方式。所谓“分型”就是要把“外国文学”课程拆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双语教学三大类型，制订各自可行、可循的教学目标与任务，完成具体而系统的课程建设;所谓“分层”即根据授课对象所学的专业和素质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所谓“分流”即根据课堂大小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辅助教学手段。如“欧美文学史”是校精品课，也是各专业必修课，我们就将其列为教改重点，重新确定教学大纲与授课重点;“东方文学史”和“比较文学”是选修新课，为了保证专业基础知识的平衡延展，我们就在小课堂上尝试多种教学方法，强化对学生学术素质的培养;校选修课属于“通识教育”，需要深入浅出，我们就在课件和教学辅助手段上下功夫，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文学基础常识为目的。

二、教学目的与教学内容的改变

我教研室在进行广泛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利用每周一次的业务学习时间，针对当前教学的实际情况确定了新的教学目标。21世纪是一个新的文化转型时期，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已处于人文精神的最前沿。在讲授主干课时，如果继续拘泥于单个学科和单种文化的界限，不仅会造成学术方法的枯燥单一，也无法充分满足当今学生日益复杂、深化的学术需求。为此，在教学研究与实践中要大胆革新，打破课程壁垒，以“总体文学”的新观念将3门主课融为“一体三段”，在保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基础上，创造一种以东西文学史为底、以比较原理为纲的教学方法，训练学生的横向思维，开拓他们的学术视野，在自由的学术氛围中完成异质文化间文学的互识、互证和互补。明确的目标确定下来后，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教学内容的重新确定与调整。因为目前使用的基本都是20世纪90年代左右出版的教材，受时间和观念所限，其不能充分反映近十几年来的学术变化与热点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立足教材的基础上，秉持一种合理、纯粹的学术立场，有意识、有目的、有选择地引进一些新的学术理论与内容，以开阔学生的视野，补充教材的不足之处。例如，在讲授古典欧洲文学史时，从对英国“湖畔派”的阶级性否定转变为对其艺术性、唯美性的公允肯定;在对《简·爱》等世界名著的讲解过程中，引进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等西方先进的理论方法;在近现代欧美文学史部分，增加过去被忽略的黑人文学、犹太文学等亚文学流派。

三、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的现代化

第一，利用并制作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我教研室的青年教师在讲授“欧美文学史”时利用集文字、图片、声音、动画于一体的多媒体课件，使学生的学习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第二，系统使用PowerPoint文稿展示功能。“欧美文学史”为多专业共修课，授课人数经常在百人以上，必须在阶梯大教室进行授课，许多学生反映上课时听不清老师的声音，看不清老师的板书。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鼓励教师充分利用先进设备，全程使用PowerPoint展示教案板书，这样既避免了上述的尴尬局面，满足了学生的需求，也保证了教师上课流程的连贯性。第三，利用互联网进行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互联网在大学的迅速普及为教学改革提供了条件，我们抓住这一新的时代产物，将专业讲授与学习从传统的班级授课转变为讲课与网上答疑、辅导相结合，促进了师生间深层次的沟通与互动。第四，利用录像、展览等手段记录、展示教学成果。我们用录像机将教改过程记录下来，以便对教改方法的优缺点进行有的放矢的具体分析。此外，我们还发动学生将师生互动的教改课程布置成可观、可感的平面展览，在教学楼内巡回展出，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参与热情和学习兴趣。

我们围绕创新人才的培养这一中心积极地探索，在教学方法上也做到了不断推陈出新，成功实验了多种先进的教学方法。例如，在“比较文学”课堂上广泛应用了讨论参与法，从学生求知创新的促进者和合作者的立场出发，改变传统教育中“惟师是从”的专制师生观，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师生互动。有的教师在“欧美文学史”课堂上采用表演式学习方法，发挥文科学生的艺术水平，让他们亲自演绎所学名著中的场景，以加深理解，如讲解《圣经》时，要求学生分组自由选择《圣经》中的精彩典故进行表演。而校选修课的教师们专门抽出自己的业余时间，在周末或晚上为学生放映与欧美文学相关的戏剧、电影名片，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些尝试都收到了很好的反馈。

比较文学论文第8篇

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与比较文学的其它方法的区别，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较文学是在文学范畴内进行，而“超文学研究”是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参考文献】

[1]　艾晓明《中国左翼思潮探源》，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2]　郅薄浩《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3]　王向远《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增刊

[4]　王向远《“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比较文学论文第9篇

小学语文比较阅读实质上就是将两件及两件以上相似的文章、片段、句子等进行比较，对照分析，然后了解其中的相同与差异之处，这样可以有效地识别作品，帮助小学生辨别相似文章的意思，进而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

二、小学语文比较阅读的形式

小学语文比较阅读的形式多样，有字词比较阅读、句子比较阅读、段落比较阅读、部分比较阅读和整篇文章比较阅读。另外，还有修辞手法比较阅读、情感比较阅读、关联词比较阅读、文章结构比较阅读等。提高小学生语文成绩的关键之一就是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开展比较阅读还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总结反思能力，让小学生学会阅读。因此，在新课改的形势下，开展比较阅读已经是形势所迫，大势所趋。

三、开展小学语文比较阅读的步骤

对于小学阶段的语文学习来说，语文素养的提升、语文学习能力的提高及文章创作、字词理解和掌握都是在语文阅读中完成的。随着学情的变化和新课改的实施，以往传统的常规阅读教学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语文阅读教学的需要，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开展比较阅读会使阅读效果更佳。《我们爱你啊，中国》和《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这两篇课文所表达的中心思想是相近的，都涉及到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正好情感是一喜一悲。对于祖国而言，每一位公民对之都十分热爱，都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都会有建设祖国的强烈责任感，两篇文章可以说都是作者情感的共鸣之作，都是对祖国母亲的真情流露之作。情感表达相似，所揭示的主题也相似。在阅读教学中，我就有效地将这两篇文章联系起来，运用“在读中比较，在想中比较，在议中比较，在写中比较”的教学模式，开展了比较阅读，效果非常好。

（一）在读中比较，感受语言文字的精彩这两篇文章写作情感丰富，文章都比较流畅，通俗易懂，首先要让学生快速阅读文章，精读自己喜欢的片段。读《我们爱你啊，中国》，感受到诗歌的句式特点，在读中仿佛看到了灿烂的太阳，看到了繁星闪烁的夜空，看到了银装素裹的北国和春色盎然的南疆；读《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抓住“悲愤欲绝”“彻夜”“弥留之际”等词的品读体会肖邦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心系祖国，在读中感受到肖邦整整18个年头中那浓得化不开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二）在想中比较，体会浓浓的爱国情

1《．我们爱你啊，中国》：当灿烂的太阳跳出东海的碧波，帕米尔高原依然是群星闪烁；当北国还是银装素裹的世界，南疆早已洋溢着盎然的春色。啊，我们爱你，中国！这一小节从地理位置显著的特征入手，描写祖国的雄伟，是仅仅简单地介绍祖国的地理位置吗？饱含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情感?

2《．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为了自己的祖国，肖邦可能会怎样奔波？联系弥留之际肖邦对姐姐说的话“我死后，请把我的心脏带回去，我要长眠在祖国的地下”，体会一下肖邦让姐姐带回祖国的仅仅是他的那颗心脏吗？还有什么？生：（思考，回答问题）师：通过对这两篇文章的比较阅读，学生对文章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上述两个问题的设置带有一定的相似性，首先是问作者文字所表达的潜在的意思是不是文章所要体现的思想和情感，然后让学生寻找文字背后的真正寓意是什么？这样一比较，加上深入的体会，学生就自然而然地明白，两篇文章的思想主线不是浅显的外表，而是体会肖邦的悲愤之情、眷恋之情、赤子之情、至死不渝的爱国之情和作者以饱含激情的笔墨赞美了祖国的博大辽阔、美丽富饶、悠久历史和光辉成就，抒发了对伟大祖国无比热爱的感情。

（三）在议中比较，激发爱国行动师：从《我们爱你啊，中国》中，我们感受到祖国山河的壮丽，体会到祖国母亲的强大，作为中华儿女来说，热爱自己的祖国是一种荣誉感。从《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中，肖邦日夜思念，忘我工作，感受到他的海外拳拳“赤子之情”；肖邦异国他乡，与世长辞，感受到他的至死不渝的“爱国之情”，这是一种责任感、使命感的体现，两篇课文都是一种爱国情感的深情流露。作为一个中国人，通过这两篇文章，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无论国家落后受欺还是强大受尊，都要热爱自己的祖国，你还知道哪些爱国的故事？热爱祖国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想一想你会做些什么呢？生：各自回答……（整合）

（四）在写中比较，抒发内心情感首先有感情地朗读和背诵课文，结合自己家乡的历史，了解家乡的各种物产、先贤、名人、美丽的风景，你还了解祖国哪些值得歌颂的风景？模仿《我们爱你啊，中国》的结构，以赞美家乡为主题，写一首诗，试试看。如：我们爱你———（九寨沟风景）的______，（黄果树瀑布）的_________（）的________，（）的_________。了解古今中外爱国人士的先进事迹，并写成文章，要求情感丰富，主线明确。比较阅读是有效阅读教学的方式之一，是在学生对文章的大意有了充分的了解之后进行的，而且比较阅读中选用的文本必须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它能够帮助学生很好地理解关联的文本，走进文本的深处，更重要的是，比较阅读能够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和语言表达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