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历史影视材料；高中历史；分类运用
历史题材的影视材料非常丰富，有文献性质的纪录片，历史相关的教育片、专题片，有注重再现历史的历史剧，同时也有充斥着大量以娱乐大众为主要目的的戏说剧。虽说都与历史相关，但是与真实历史相距甚远。高中生受热播的历史影视材料影响非常大，无论是对历史事件的认识还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影视材料都会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甚至影响他们的历史观、人生观和世界观。高中生能够清楚地区分自己接触到的剧目属于什么类型，从而决定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利用。关于历史影视材料的分类有许多不同的划分方法，结合其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笔者将其做如下划分：
一、纪录片、科教片、专题片
1.纪录片。纪录片是通过非虚构的艺术手法，直接从现实生活中选取形象和音响素材，直接地表现客观事物及作者对这一事物的认识的纪实性电视片。从本源上讲，是指形象化的文献，是历史叙述的影响参与，创作者希望对历史进行最形象、最贴近的重建。广而言之，凡影像记录都具有文献性。把现在的事实记录下来，就是明天的历史资料。因此，非虚构性是纪录片的本质，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则是纪录片最基本的价值。现有的纪录片都是近现代史的内容，这和社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许多纪录片都可以运用到历史教学中，作为教学的有效补充。比如：近期热播的纪录片《长征》，受历史教师钟爱的《大国崛起》和《复兴之路》等。
2.科教片和专题片。电视上播出的历史科教片和专题片非常多，这些片子制作严谨，针对某一段历史、某种历史现象、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配合着影像资料进行分析讲解，无论是在弘扬传统文化、普及历史知识，还是引发学习历史的兴趣方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许多历史之谜，考古新发现，历史学家的新观点都会出现在这些科教片和专题片中，如《历史长河》《洛阳唐三彩》《考古中国》等。高中课堂教学中，无论是纪录片还是科教片、专题片，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整集播放也未尝不可。如果时间有限，在40分钟的课堂上，教师想要运用纪录片教学，可选取片段运用于新课导入环节，或者在讲解重难点问题时作为材料出现，要求学生通过观看片段回答问题。当然，教师也可以布置课后作业要求学生课后观看，让其回到学校交流探讨。
二、历史剧
历史剧最基本的规定性就是历史与戏剧的结合，凡具备历史与戏剧相结合的戏剧总称为历史剧。根据一部历史剧忠于历史的程度，首先可以区分出“狭义历史剧”和“戏说历史剧”两种极端类型。狭义历史剧尽可能地忠于历史，而戏说历史剧只具有真实历史的少量影子。界于狭义历史剧和戏说历史剧之间且实大于虚的过度类型称之为“演义历史剧”。
1.狭义历史剧。相较纪录片来说，狭义历史剧加入了故事的成分，但对历史实际的基本情况十分注意，力求其比较符合于历史真实，不许有歪曲、臆造。吴晗先生说：“写历史剧，我的看法，主要人物、主要情节包括人物性格，应该符合历史真实，而次要人物、次要事件，个别是可以改动的，而且某些场合，还有必要进行改动，这是艺术的要求。”此类作品有《鸦片战争》《林则徐》等。这类历史影视材料相比于纪录片、科教片和专题片而言，更具吸引力，但一般篇幅较长，不适合完整地在课堂上播放。选取片段作为新课或者是某个问题的导入是很好的选择，这样既能引起学生探索的兴趣，又不会耗费太多的时间。
2.戏说历史剧。1992年《戏说乾隆》在大陆热播，“戏说”一词开始为人们所熟悉，随后一系列充满“戏说”意味的电视剧，诸如《康熙微服私访记》《还珠格格》《铁齿铜牙纪晓岚》等，一个接一个地进入市场，并取得成功。于是，学术界便将《戏说乾隆》一类背离历史甚远，充满娱乐意识的历史剧作品归入戏说历史剧的范畴。戏说历史剧制作存在很不严谨的情况，会出现很多与历史不符的情节和穿帮镜头。由于其娱乐性强又常有当红明星参演，所以无论历史教师如何批判，如何百般阻挠，学生也抵不住俊男美女的颜值诱惑。面对这种情况，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结合历史背景从戏说历史剧中找错误。
3.演义历史剧。还有一种是处于狭义历史剧与戏说历史剧的中间过渡地带，诸如电视剧《三国演义》那样具有历史（真实）大于戏剧（虚构）特征，但在不少方面又存在虚构的历史剧被称之为演绎历史剧。演义是中国传统文学与历史结合比较严密、有虚构但又不脱离历史大面目，而且数量较大、社会影响广泛的一种艺术形式。演义历史剧中，如《贞观长歌》和《汉武大帝》这一类电视剧，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截取一个片段，从中引出相关历史事件或者典故给学生讲解。
参考文献：
摘 要： 中等专业艺术学校戏曲专业的所有戏曲理论课，都要与艺术作品的欣赏分析相结合。以戏曲作品传播知识，把戏曲史、文艺常识、艺术作品欣赏等课程有机地结合起来，感性结合理性，形象结合抽象，提高学习效率。
关键词： 中国戏曲 中等专业艺术学校 戏曲理论课
中国的戏曲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的标志性文化形式，承载着我国多年发展的历史精髓……但由于时代及历史的原因，戏曲从业者普遍存在文化素质欠缺、知识结构狭窄的缺点。如今，全国各地都有大中专戏曲专业学校，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是这些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目前学生状况分析
当前，中国的传统戏曲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既有国家资助的精华戏曲，又有饥不果腹、靠摆地摊维持生计的百姓戏曲；既有高达戏曲硕士的高级表演人才，又有没上过几天学的草根戏曲演员，可谓繁华与衰落同在，高调和低曲同唱。面对戏曲，学生既有机会步入高大尚，又有可能错失年华，进入生活的低层。这种两难选择，就是中等专业艺术学校戏曲专业的学生面临的困惑。纵观这些学生，专业基础和文化水平参差不齐，良莠不同。既有初中未毕业的学生，又有读了几天小学的学生；既有农村学生，又有城市学生；既有学过一点戏曲基本功的，又有一点戏曲专业基础都没有的孩子，文化知识差别距大，戏曲专业基础差别更大。
调查学生学习戏曲的原因，有的学生文化课差，没有考大学的希望，家长希望孩子通过学习戏曲，掌握一门技艺，求得将来安身有本。还有的学生家长知道当前社会及戏曲院团有人才的需求，让孩子学习戏曲，以求将来有谋生的手段。当然，也有确实喜欢戏曲的学生，愿意投身于戏曲行业学习戏曲，但这样的学生只是少数。由此看到，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大打折扣，大部分学生学习戏曲都是被动的。
综上所述，中等专业艺术学校戏曲专业的学生年龄差距大，素质差别大，学习目的不同，学习愿望不同。虽然教师有教育学生的职责和愿望，但当前学生自主意识的增强和接受信息的宽广，要改变学生的学习态度非常艰难。根据目前学生的状况，再制定中等专业艺术学校戏曲专业的戏曲理论教学。结合多年的教学经历，我就戏曲理论教学做出探索。
二、戏曲简史的教学
中国戏曲史是戏曲专业首先上榜的一门专业理论课。这门课程对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的素质，培训优秀的戏曲人才有重要作用。因此，中国戏曲简史是戏曲理论课的首选课程。该课程既能让学生初步掌握中国戏曲所走过的历程及戏曲的基本历史知识，又能引导和诱发学生了解戏曲，理解戏曲，热爱戏曲。
讲授中国戏曲简史，要把中国戏曲发展的主要线索、脉络勾画出来，有重点有主次，侧重近代戏曲的形成和繁荣阶段，让学生初步了解中国戏曲的历史。在此基础上，增加地方戏曲的内容，尤其是增加学生所学剧种的内容。这样把国家的戏曲史与地方的戏曲发展结合起来，既融会贯通，增强知识性，又提高这门课的趣味性，还提高学习效率，可谓一举三得。当然，地方剧种内容要精练准确，有代表性，让地方剧种的精髓吸引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在中国戏曲史中，代表剧目占有很大的比例。这是因为剧目是戏曲的终极目标，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了解剧目，既是戏曲史的内容，更是在中华民族成长的故事中，了解中国的历史，陶冶学生的情操，学习民族的优秀品德，增强民族的自豪感。特别是中国戏曲史中的春秋战国剧目、三国剧目、杨家将剧目、优秀的民间故事剧目、优秀的神话剧目，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承载体，是民族的根源。让学生了解掌握这些剧目，既是戏曲史的教学内容，更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受到教育。
三、文艺常识的教学
文艺常识的教学目的是让戏曲专业学生掌握其他艺术门类的基本知识，融会贯通，感悟理解艺术的共性，为学生的未来打开多扇发展的门窗。“中国戏曲从孕育、形成到繁荣昌盛，在艺术形态上始终坚持诗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的综合观念……”所以，戏曲专业的学生应该了解包括文学、美术、音乐、戏剧（主要是话剧、歌剧）、电影电视、舞蹈等艺术门类，充分掌握这些艺术门类的基本知识，更好地理解戏曲。在此，要有选择地加强戏剧艺术中的话剧和歌剧知识及电影电视的教学份额。因为话剧和歌剧与戏曲是相邻艺术，电影电视也与戏曲相邻，且电影电视在当展迅猛，成为艺术市场的主流，让学生了解姊妹艺术的知识和艺术特征，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掌握戏曲专业。这门课程应该以作品分析理解文艺常识，以作品归纳理论。
四、艺术作品欣赏课的教学
戏曲理论课虽然对学生学习戏曲非常重要，但理论毕竟只在案头桌前。要深刻理解戏曲理论，应该有实实在在的艺术作品验证理论。但对于中等专业艺术学校的学生来说，他们刚刚步入戏曲艺术，对戏曲只是一知半解。所以，开设艺术欣赏课，让学生了解艺术作品，欣赏艺术作品，分析艺术作品，达到感性与理性同时升华。
艺术欣赏课要展示作品的门类齐全，既要有姊妹艺术，如京剧、越剧、评剧等戏曲，又要有兄弟艺术，如话剧、歌剧、舞剧等；既要有历史剧，又要有现代戏；既要有喜剧，又要有悲剧；既要有电影，又要有舞台剧。涉猎的作品要多，门类要丰富。这门课程柔性大，可在早晚课进行，也可用课后作业的形式进行。但必须有课后分析，启发引导学生理解作品，挖掘作品的特色和群，寻找作品中的细节和感人处，开发学生的潜力。
五、综合分析
因为中等专业艺术学校戏曲专业的学生差异很大，所以在实际教学实践中，戏曲理论课应该从基础内容开始，逐步推进。
1.教学过程分析。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所有的戏曲理论课与艺术作品结合起来，这样的教学效果最佳。比如“三国戏”，《长坂坡》、《汉津口》、《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等，要把三国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知识及时代背景讲给学生，还可把这些戏的戏曲常识讲给学生，使“三国戏”的知识丰满厚实，更吸引学生，提高教学效率。讲爱情戏，有《西厢记》、《梧桐雨》、《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西厢记》可以把这个戏的背景资料，如山西省永济市的普救寺、山西的戏曲资源等介绍给学生。以剧目带知识，把戏曲史、戏曲常识、文艺常识、艺术作品欣赏有机地结合起来，感性带动理性，形象带动抽象，增加知识量，提高学习效率，提高学生素质。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但丰富了教学内容，还潜移默化地把中国传统的审美价值、道德标准传授给学生，对学生的审美观、价值观产生一定的影响。
其次，戏曲理论课与学生所学剧种结合起来教学效果更佳。虽然学生初涉戏曲，但对他们自己所学的剧种怀有感情，尤其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专业学习，学生热情高涨，感情更浓。戏曲理论课应因势利导，加大地方剧种的教学内容，特别是优秀成熟的地方剧目。这样学生既学到了地方剧种的特殊知识，最主要的是把戏曲理论知识巧妙地传授给学生。
2.教学存在的问题。首先是课时问题。一直以来，中等专业艺术学校戏曲专业侧重于专业基础课，专业理论课占的比例很小，但专业理论课又有很大的教学提升空间和丰富的教学内容。这样就产生专业基础课和专业理论课二者课时如何调和的矛盾。当然，从戏曲教学的规律看，专业基础课是教学的重点，但不能因此而轻视专业理论课对学生后续发展的作用。只有比较合理地分配课时，才能培养出优秀的戏曲专业学生。其次是教材问题。中等专业学校戏曲专业的教材不系统不全面，没有比较完善的教材。《文艺常识》，标准落后，观点陈旧，没有紧跟时代的步伐，不能说服学生。最后是学生问题。纵观目前我们国家的教育，虽然说从小学教育到中学教育再到中等职业，直到大学教育，有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但近年来，国家及百姓对中等职业教育普遍轻视，造成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没有出路，没有未来的普遍态势。此外，由于传统世俗对戏曲的鄙视，造成中等专业艺术学校戏曲专业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只有戏曲专业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才能发扬光大中国戏曲。
中国戏曲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传承中国戏曲，是每个中国人应该担当的义务。尤其是戏曲教育工作者，更应该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地投身戏曲传承与发展。当然，这包括戏曲理论的传承与发展。在当前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大形势下，只要认真教学，负责教学，积极教学，中国的戏曲必将迎来繁荣发展的春天。
参考文献：
[1]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2]赵献军.浅谈中国戏曲在对外传播过程中的跨文化障碍[J].戏剧之家，2015（10）.
一、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实践教学”的必要性
无论是从国家二本院校发展的政策导向，还是从专业特征以及就业需求看，戏剧影视文学强调“专业实践”是非常有必要的。
首先，国家教育部等部门对于高校、尤其是地方二本院校提出了“转型”发展的战略要求。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等部门于2015年联合颁发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教法[2015]7号），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解释，该《指导意见》核心就是积极引导高校把办学思路真正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把办学定位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上来，转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来，把办学模式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形成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对于高校来说，无论是服务地方经济，还是实现产教研融合和校企合作，或是增强学生创业创新能力，其核心点就是要通过提高各专业的实践教学来提高学生们的实践能力。因此说，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加大实践教学比重、提升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以便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相适应的毕业生也成为此“大语境”下的必要选择了。
其次，戏剧影视文学的专业归属与特性也决定了加大实践教学的必要性。目前，很多地方二本院校都将戏剧影视文学下设在文学院、或文史学院、或人文学院，比如南阳师范学院的该专业即下设在文史学院。这种情形给人的感觉是该专业属于汉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最重要的是，这容易导致院校以培养文学类本科生的方式来安排教学，从而导致实际技能类课程比重偏低。事实上，虽然说该专业具有文学专业和艺术专业交叉的属性，但本质上还是属于艺术类专业。无论是从国家学科定位，还是目前出版的众多高校本科专业解读类书籍，都是如此定位的，比如《全国高校专业解读》一书认为：该专业修业四年，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该专业培养要求主要是掌握戏剧影视剧本写作，掌握文学、戏剧影视学基本理论和知识；该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备戏剧影视基本理论知识，具备戏剧影视剧本编写能力，能够在文化馆站、戏剧影视相关公司、机构从事创意策划、创作、教学和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人才。[2]P315可见，该专业根本上说属于以实践教学和技能训练为主的艺术学专业，而并非传统的以读书思考、精神建构为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因此，实践教学对于该专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拓展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学生就业途径，也需要加大实践教学比重。自高校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人数连年走高，但与此同时，高校培养的毕业生类型同当下就业市场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并不匹配，因此大学毕业生就?I难问题也日益凸显。实事求是地说，高校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同质化的理论型人才过剩，确实是造成很多地方本科高校就业难的重要原因之一。以重庆为例，电子信息领域作为地方支柱产业，用人需求缺口在20万人以上，但重庆市属高校中，经、管、文、法、艺五大专业培养规模占比却高达55%；重庆本科高校中，英语专业开设高校有21所，在校生达2.6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6.5%。事实上，具体到南阳师范学院的毕业状况也大抵如此，笔者对2017届正在找工作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被问及的120名毕业生中，有85人都认为自己缺乏或没有掌握好从事戏剧影视行业、文化传媒、剧本编写、策划编导的专业技能，占比约71%。可见，加大戏剧影视文学实践教学，进而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也是该专业学生就业之需。
二、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实践教学”现状
目前，由于高考人数尚处于高位，也有很多地方二本院校因办校时间较长而在当地有着不错的口碑，故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招生还没有太大问题。但是，该专业的“实践教学”现状不容乐观，这使的该专业长远健康发展存在着潜在风险，这体现在专业定位、课程设置、师资和实训基地等诸多方面。
首先，很多二本院校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还定位为培养“知识型人才”，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知识传授型的课堂教学仍然是主导，而非技能训练型，汉语言文学专业“一支粉笔、一本教材”完成课程教授的情形在戏剧影视文学课程讲授中非常普遍；一是毕业时还以传统的“毕业论文”来作为关键考核，而不是以更体现技能培养的“毕业设计”为关键考核。尤其是在面对教育部评估时，为了稳妥地通过评估，不敢大刀阔斧地改革毕业考核形式，而采用了最稳妥的“毕业论文”的方式。
其次，很多二本院校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课程设置，理论课程所占比重过大，而实践类课程比重过低。以南阳师范学院为例，该专业除了必修的英语、政治、计算机等公共课程外，开设的专业类课程有《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史》《中国电视史》《中国著名导演研究》《世界著名导演研究》《电视专题研究》《中国话剧史》《欧洲戏剧史》《中国戏曲史》《古典戏曲名著专题》《古典戏曲理论》《影视语言》《戏剧概论》《艺术概论》等不少于14门课程；同时开设的与专业相近的文学类课程有《古代文学史（一）》《古代文学史（二）》《古代文学史（三）》《古代文学史（四）》《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等不少于7门课程。这些无疑都是“知识型”理论课程，而实践类课程则仅仅有《编剧概论》《戏剧影视剧本写作》《戏曲文学剧本写作》《舞台语言艺术表达》《写作》等4门课程。那么，在这25门课程中，实践类课程比重不足17%。
其三，从事实践教学的师资严重不足。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相关的实践类课程主要有“编剧类”“导演类”“表演类”“影视后期制作类”“幕后工作类”等，这些相关的学科我国尚未有专门性的“博士”学位，未有专门的博士毕业生，因此要引进相关人才只能引进“硕士”、甚至本科。但由于各省大都规定，地方二本高校引进的“博士”一般都给予编制，而引进的硕士不容易拿到编制。如果拿不到编制，对于硕士人才的吸引力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如果以人事代理形式引进硕士、甚至本科生，那么其薪酬基本由院校自己负担，这对于资金并不宽裕的地方二本院校来说，无疑是“不划算的”和“不愿意承担的”。所以，一方面是地方二本院校极力要引入“博士”，而我国的戏剧影视实践类学科并没有“博士”可供选择，故大部分的地方二本院校的戏剧影视文学实践教学师资存在严重缺口，直接影响到实践教学的开设和质量。以南阳师范学院为例，该专业的7名专业教师中，只有一名教师属于“舞台语言表达”硕士，而其他皆是理论出身的，可见专业实践类师资之匮乏。事实上，这也并非孤例，即使是武汉大学这样国内名校，该专业的技能实践型教师也少有高学历者。
其四，提供技能培养的实训和实践基地不足。对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来说，同编剧、表导演、后期制作等相关的实训室大致应该有“影视赏析室”“小剧场”“影视后期编辑室”“摄影室”，而要建成这些实训室，需要大量的资金以及长期的维护成本，这对于资金本就不富裕的地方二本院校来说无疑是一个负担。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提供实践锻炼的实践基地更为匮乏，毕竟很多地方二本院校所在的城市为三四线城市，剧团、影视公司、文化传媒公司等本来就少，兼之他们还以盈利为主，在没有利润的情况下他们很难成为高校的合作者，提供给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学生以实践基地。笔者在对南阳师范学院2017届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毕业生问卷调查中发现，120名被调查者毕业前仅有18人参与过实践活动，占比不足10%。这表明，他们就算是学了一些实践技能，也往往没有进过实践检验，那么他们就走上人才市场时，并非是一个合格的“半成品”。此外，对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来说，长期稳定的校内实践平台的搭建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能否提供一个、乃至数个专业性学生社团，定期举办各种活动以激发学生们掌握、运用专业实践技能的积极性，就是搭建这种平台的一个重要举措。以南阳师范学院为例可以发现，绝大部门的社团、尤其是文艺类社团，其活动主要以大众流行的唱歌、跳舞、相声为主导，其功能也主要是节庆祝贺，对于其专业技能的提升并无多大帮助。
三、提升专业实践教学的对策
通过对当前地方二本院校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实践教学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到，要提升实践教学，既要转变观念，又要改善课程设置和师资，还要培育技能锻炼的平台。
首先，要转变观念。其核心之一就是要跳出“扬学抑术、尊学贬术”思维窠臼，而应该充分认识到“技术”的重要性，即使是属于人文学科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也当如此。另外，转变观念还要求将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真正视为“艺术类”专业，而不是“文学类”专业，要充分认识到技能训练的重要性、甚至是决定性，要转变以知识的传授、学习为基础的文学类专业办学方法。而且，还要转变一个观念，即该专业的实践不仅仅只是“编剧”，还包括“表导演”“后期制作”等内容，因为这些实践内容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比如只有理解了“表导演”才能更好的去“编剧”，只有掌握了“后期制作”才能更好的“导演”。
其次，要优化课程设置。笔者在对南阳师范学院2017届戏剧影视文学专业120名毕业生问卷中发现，有93人都认为文学类课程和英语、政治等公共课程太多了，甚至有少部分同学主张不上语言类课程。当然，由于公共课程属于教育部要求的必修课程无法压缩外，文学类课程完全有必要、有可能压缩，比如《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现代汉语》等课程；尤其那些带有明显研究性的、不适合地方二本高校戏文专业的课程，诸如《现代作家专题研究》《当代作家专题研究》《古典诗词理论》《语言学》等，完全可以取消。与此相对比的是，有102人希望能上编剧类课程以提高创作能力，占比约84%；有98人希望上表演类课程以提高自己公共场合的自我表达能力，占比约82%；有95人希望上后期制作课程以便将来有一定技能进入传媒单位或公司，占比约78.5%；有36人希望能上导演类课程，占比约30%。因此，加大实践教学课程比重，既是适应国家普通本科教育发展转向的需要，也是学生们的呼声，故像南阳师范学院的该专业自2015年开始，逐步增加了《编剧概论》《戏剧影视剧本写作》《戏曲文学剧本写作》《影视后期制作》《摄影基础》《舞台语言表?_》《表导演基础》等实践类课程，以适应新形势之需要。
第三，要改善师资。地方二本院校纯粹靠待遇来吸引高学历、高职称的实践技术人才较难，故需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方法。一是要转变思路，放松人才引进限制，宁可学校自己掏钱，也应该积极引进一些能够胜任实践教学的硕士生，充实一线教学队伍。二是要大力发展“双师型”教师，积极派遣理论型教师外出进修学习；同时，给予“双师型”教师职称评定上的优惠，让其能够安心地积极“转型”为实践教学类教师。三是要积极聘任校外人员，像校外专业从事编剧的、后期制作的、表导演的人才，都可以积极联系聘任，虽然付出了较高的薪酬，但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尤其是能够提供书本上没有的、具有真正“实战”性技能。目前，南阳师范学院即是采取这些方法，既派遣教师利用寒暑假去知名学校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后期制作，又聘请校外专门编剧从业者担任编剧类课程教学任务。
第四，要积极培育技能实践平台。一是要积极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像能够提供基础排练、演出的小剧场、能够训练视频音频剪辑加工的非线编实训室、能够提供拉片分析的高清影视赏析室等。二是要积极成立辅助实践教学的专业性学生社团，所谓专业性社团，是指在校学生在共同兴趣爱好而自愿组成的社团，在专业相关专业知识的支撑之下，按照章程开展活动的协会、学会、联合会及学社等学生组织。这类社团主要不是为了提供一般性的节庆性的文娱活动，而是以锻炼、培养、展示专业技能的社团。比如微电影制作团队、戏剧社团等。像南阳师范学院就是按照这两个思路来培育技能实践平台的，近三年先是克服资金困难建成了“影视赏析室”以满足《拉片分析》实践课程的需要，又建成了“后期制作编辑室”以满足视频音频编辑制作技能训练的需要，还积极筹建能够容纳200人左右的专业小剧场以满足舞台表导演实践的需要，并且成立了“话剧团”，通过定期举行为期一周的公演实践，以锻炼学生的舞台表导演能力。
教育部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明确指出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培养目标的是：“培养具备戏剧、戏曲和影视文学基本理论及剧本创作能力，能在剧院(团)或电视台、电影厂、编辑部等部门从事文学创作、编辑和理论研究工作，以及能在国家机关、文教事业单位从事实际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这个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有三层含义：一是该专业毕业生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二是要有电影、电视等剧本创作的能力，三是要有文学艺术方面的基本功的复合型创新人才。根据教育部人才培养目标，新建本科院校要量身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既不与教育部戏文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相违背，又要有自己的特色。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要考虑以下因素：一是要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拓宽专业口径，从课程体系及课程模块上打好基础，造就“一专多能”的高素质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人才；二是密切结合自身办学条件、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确定一个专业人才培养的主攻方向，有别于其他院校，进而来凝练专业特色；三是戏文专业生源均为艺术生，文化课成绩较差，基础薄弱。而本专业的研究对象是戏剧、戏曲和影视文化现象，如果没有深厚的综合文化素养，学生对于本专业的学习就很难深入。因此，人才培养方案中极有必要设置相关加强学生文学素养和创作基础技能的课程。
二.戏文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要与课堂教学改革相结合
戏文专业属于艺术类专业，学生思维非常活跃，文化课基础薄弱，对理论学习具有畏难情绪。专业基础理论课的教学主要是为学生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但专业理论课教学又往往比较枯燥单调，因而，传统的理论课讲解并不能充分调动戏文专业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很有必要进行课堂教学改革，活跃课堂气氛。教师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教学改革：一是除了对基本概念理论、重要知识点讲解要详细、深入浅出适当拓展外，还要适时采取案例教学法。比如讲授长镜头的概念时，将当下比较流行的电影中的长镜头作为案例给大家讲解，通俗明了；比如讲授《中国戏曲史》时，由于学生对昆曲的曲牌、宫调等戏曲专业知识并不是很了解，可以结合戏曲界比较关注的青春版《牡丹亭》中的几出，用抢答的方式数某一曲牌出现的次数，不同宫调和不同曲牌之间的区别，既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也使学生对所学知识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二是要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开展教学，改变传统的课堂教学“一张嘴、一支粉笔讲到底”的填鸭式教学模式。采用多媒体课件教学课堂容量大，内容丰富，以声音、色彩、画面等相互配合，可以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激发学生学习的浓厚兴趣具有重要作用。三是要给学生预留充分的创新思考的空间，理论课教学时可以留一些悬念，引导学生就某一个问题进行课堂讨论和小组专题发言，营造自主学习课堂氛围，培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四是由课堂讲授延伸到课外研究。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求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还要列出较为丰富的课外参考书目和参考论文，引导学有余力的学生对某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进而将教学由课堂延伸到课外研究，初步培养他们的学术能力。
三.戏文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要与考试改革相结合
考试是对教师教学效果和学生知识掌握程度的检验。传统的考试方式是一张试卷定成绩，学生在考前临阵磨枪，一番紧张的突击后获得一个好成绩。这种考试方式对于实践性教学较强的戏文专业来讲，并不能真正检验出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发挥，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例如，《剧本创作与实践》是戏文专业的核心课程，以影视剧写作技巧与实践训练为主要的教学目标。在教学中，该课程重点在于对学生剧本格式的讲授与剧本各个元素、写作技巧等写作实践的训练。这门课程如果采取传统的一张试卷考试方式来进行理论检验，就无法突出本门课程以剧本写作为核心的检验目标，使得平时授课的讲练环节与现有的考试环节严重脱节，势必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教师授课的有效性。因此，基于这门课程的特殊性，为了更好地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必须对传统的考试方式进行考试。比如，采取“自创剧本考试”的方式或者“平时成绩+剧本创作成绩”的考试方式，既让学生的创新思维得以自由发挥，又让他们在舞文弄墨之中感觉到学有用武之地。此外，戏文专业的其他核心课程，例如《表导演基础与实践》、《视听语言》、《摄影摄像技术》等都绝非简单的通过一张试卷考试的形式，就能够来检验出教师教的效果和学生学的质量。因而，戏文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要与考试改革相结合，采取灵活多样的考试方式来检验学生的成绩。
四.戏文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要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由于戏文专特别注重实践，无论是实践课教学还是在基础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特别注重学生所学知识的灵活运用。如果培养出的学生能够单纯的掌握理论知识而不具备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那么，人才的培养是失败的。因而，戏文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要努力改变传统的大文科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模式，将理论教学与实践能力的培养紧密结合。例如，该专业核心课程《表导演基础与实践》的教学，就不能拘泥于理论讲解，要将学生的实践教学搬到课堂，理论与实践同步进行，既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又体现出课堂教学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教师可以精心挑选学生自创的剧本，让学生自编、自导、自演，将之排演成DV短剧。这种教学实践活动不仅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还锻炼学生的编剧能力、导演能力、表演能力、综合协调能力，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习和兴趣融为一体，让学生充分体会到学习和创造的快乐，也培养了他们的创新情感。
【关键词】艺术双赢；戏剧；电影；联袂
众所周知，在现代科技崛起的19世纪末，新兴的电影技术让世人眼睛一亮，随即开始了它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发展进程。在电影走向公众生活并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时，它经历了从怯懦、迟疑到自信的蜕变，而这其中，它与戏剧艺术的多重扭结、多向粘连，成为艺坛引人瞩目的现象，其也给现代艺术的全方位拓进以十分重要的启示。
事实上，对于局限在记录手段的早期电影来说，光波媒介虽然为它提供了真实、客观的影像方式，似乎一种新的超越照相的新艺术呼之欲出，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记录层面，凭依“客观再现”给观众好奇心以满足，电影始终将无法成为艺术。最终使电影成为艺术的，是人类强烈的戏剧意识、戏剧实践，尽管这种意识和实践常常是以魔术、幻术甚至木偶剧的努力来体现，但是，它仍然给电影科技以极大的刺激，它背后的人文积淀仍然规范了电影想象、银幕语言的路径和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戏剧就没有真正的电影（艺术）。
当然，假如完全笼罩在戏剧的灯影下，电影也将被窒息。是戏剧促动了电影的别开生面——戏剧的四堵墙、剧场性特质，引发了电影镜头探寻自由开放时空的热情；戏剧历时性的起承转合，推动电影多时空交织、多线索并进的发明；戏剧即时性当下性的藩篱，令电影改变常态的戏剧呈现轨迹，把回忆和幻梦等等一一缝合进叙事链条中……
显然，戏剧深化了电影，趣化了电影，而戏剧也加速了电影的反戏剧蜕变，让电影在不失人文风范和生命乐趣中渐趋疏离戏剧殿堂，而建立起属于自身的表意系统和语法体系，让一种新艺术在一系列方面获得可资识别的CIS。这里，当然不止是电影，人类创造的许多艺术方式，都为电影的完型化提供了契机，赢得了生机，这也正是人们从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中看到小说家狄更斯的结构方法，导演自己也认可的原因。可以说，文明的多重滋养让新兴电影起步之初就能实现强身健体。
如此去看，似乎戏剧成了乐善好施的“天使”，其生命价值就在于成就电影。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众所周知，20世纪艺术流变的新症候自发端就日趋明显，即迅捷性和多元性（周期更短、形态各异），戏剧亦未能例外。现代戏剧几乎在一重重新浪潮、南辕北辙的实践中疯狂演绎着神形蜕变，在这中间，电影堪称是最大的怂恿者、教唆者和示范者。因为，电影的时尚性、易感性和影响力，将几乎所有现代舞台剧编导纳入“麾下”，使其不知不觉模拟着银幕镜像和画面，且臣服于电影广泛而强烈的视觉逻辑中。就这个意义而言，没有电影，同样也没有现代戏剧。
这是有具体例证的。首先，我们看到，绝大多数卓有成就的现代戏剧家，都以一种艺坛罕见的两栖性生存，同时吮吸戏剧、电影双份营养而精造两种作品，电影方式以出乎意外地奇丽，给他们的戏剧建构以别样和丰富的启迪，让新戏剧以更内在又更直观的矛盾样态展现电影时代的强烈舞台景致；同时，电影（时空、叙事和想象）的开放性，诱导新戏剧舞台进行了前伸后延（突出舞台、景深舞台）和蓬台化，也使戏剧情节与心理上扩容，让戏剧变得更悠远、更深长；最后，越是现在，戏剧舞台“混搭”现象越明显，即，戏剧更多地借取非戏剧元素来建构自身，电影成为被混搭被借取最多的艺术样式，什么“化入化出”，什么“音画分立”，什么“交叉蒙太奇”一一进入戏剧情境中，使得一批新戏剧酿就了非典型性“光影化革命”，超凡脱俗，从而凸显出全新的现代化气质。
由上可见，戏剧与电影的联袂，取得的是双赢的效果，其最终将戏剧和电影同时推上了20世纪的“艺术显贵”的道路，令其成为现今消费社会艺术的“宠儿”。但是，是不是说，两者天然就具有一种和美无比、彼此增益的关系呢？或者说，在什么样的层面上、从什么角度上我们能真正把握戏剧电影正向关系的潜在动力，而不被枝节性的炫美所惑所误导？并且，美学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借取，是否和哲学、文化层面的互相提升一致呢？……如此等等，其实，都是很值得学术界思考和研究的。
无疑，戏剧与电影的关系问题，人们已开始关注，也有从比较艺术学的范畴进行探究的，但是迄今为止，具有突破性的成果并不多。事实上，这个领域的探索引起的是真正的惊奇。原因是，这是古老和现代的对接和对话，是艺术底蕴和视听科技的交融与化合，它涉及的是一个相对的新领域，一种现代艺术：电影，讨论的是一个岁月恒久的古老艺术和一个历史不过百年的“科技新秀”的价值嫁接、内在精神勾连，而且是从电影角度！这着实令人着迷。
一、传媒学院简介
传媒学院设有教育技术学、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文学、播音与主持艺术、数字媒体艺术五个本科专业。教育技术学专业为省级特色专业。学院拥有现代传媒实验教学中心，设有11个实验室，实验设备价值1300余万元,是山东省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山东培训中心、全国高等学校教师教育技术培训中心和山东省现代教育技术培训中心挂靠该院。
学院现有一个博士点，五个硕士点，分别是教育技术学博士点，戏剧与影视学硕士一级学科硕士点(包括广播电视艺术学、电影学、广播影视语言艺术三个硕士点)、教育技术学硕士点、传播学硕士点;另有现代教育技术、新闻与传播、广播电视、电影四个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
传媒学院现有教职工76人，其中正高级职称11人，副高级职称23人。具有博士学位的21人，具有硕士学位的37人，另有国内外兼职、客座教授10余人。学院现有本、专科生1700人，研究生249人，其中学术型研究生172人，全日制专业硕士75人，此外还有在职研究生85人。
二、招生专业简介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播音学、新闻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知识与能力，能在广播电台、电视台、音像公司、互联网站、电子传媒及其他事业单位从事播音与节目主持工作，能够从事广播电视节目的采访、编辑和制作以及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本专业基本学制为四年，实行弹性学制，弹性学制为三至六年。
主要基础课程：普通话语音、播音发声学、播音创作基础、播音与主持艺术概论、广播播音与主持、电视播音与主持、传播学概论、新闻学理论、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即兴口语表达、文艺作品演播、形体训练、语言学概论等。
主要选修课程：化妆与造型、公共关系学、影视配音艺术、体育评论解说、活动与会议主持、类型节目主持、音乐鉴赏、现代礼仪学、中国传统文化概要、中国艺术鉴赏、西方艺术鉴赏、社会热点等。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培养目标：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为以培高素质、高水准的从事广播电视艺术类节目、栏目、频道策划、编导、制作、主持等方面的专门人才为目标。本专业基本学制为四年，实行弹性学制，弹性学制为三至六年。
主要课程：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外艺术史、中外电影史、中国电视艺术史、艺术学概论、文艺美学、素描、色彩构成、速写与构图、摄影技术与艺术、电视策划学、影视语言与导演、摄像技术与艺术、电视节目编辑、影视特技、数字动画基础、动画艺术技巧、画面造型与影视用光、数字录音制作、电视节目创作、影视美术、影视化装、戏剧艺术、主持艺术、影视表演艺术、音乐基础等。
招生条件：符合国家招生条件;五官端正，无形体缺陷，有一定艺术素养;非色盲、非色弱。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电影与电视剧剧本创作、影视编导与制作、影视产业策划、影视艺术研究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具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和艺术创造、鉴赏及选题策划和市场推介营销能力，能在电影、电视剧的制作与营销机构、各类媒体、相关院校、文化艺术市场从事电影电视剧的剧本创作、选题策划、影视制片、宣传、营销，以及评论、教学与研究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本专业基本学制为四年，实行弹性学制，弹性学制为三至六年。
主要基础课程：影视学概论、影视文学创作、中国戏剧史、外国戏剧史、艺术学概论、中国文学史精要、创意广告文案策划、影像产品的市场营销、影视编导、视频制作、中国电影史、外国电影史、经典影片解读、中外戏剧名作解读等。
主要选修课程：艺术传播学、美学原理、艺术哲学、信息与网络技术、中国现当代文学名作鉴赏、中国古代文学名著选讲、西方文化名著选讲、平面设计、广告创意案例解读、文化人类学等。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学类)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与审美能力，掌握影视动画创作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具有影视动画编导设计、影视动画制作的基本能力，能够独立策划、设计、制作动画作品，具有团队意识与合作精神的动画创作人才。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学类)基本学制为四年，实行弹性学制，弹性学制为三至六年。
主要课程：动画造型基础-素描、色彩、创意造型，动画艺术概论，动画人物速写，动画角色造型，动画剧本创作，动画美术设计，Photoshop图像处理与数字绘画，美术构成法则，中外艺术史，动画运动规律，动画分镜头设计，动画角色设计，动画场景设计，无纸动画技法，三维动画技法，无纸动画创作，三维动画创作，艺术学概论，摄影技术与艺术，摄像技术与艺术，动画后期制作与特效，数字雕刻艺术，定格动画，漫画创作，动画衍生品设计开发，广告动画创作，网络技术与网页设计，连环画鉴赏与创作，动画策划与项目推广，插画创作，动画导演等。
招生条件：符合国家招生条件;热爱数字艺术事业和动画创作，有一定美术基础;品行端正，身体健康;非色盲、非色弱。
三、考试时间及考试科目
播音与主持艺术
报名时间：实行网上报名3月1日中午12点截止。
考试时间：初试3月2-4日，复试3月5-6日。
初试科目：基本素质测试(指定稿件朗读、模拟节目主持)。
复试科目：综合艺术素质测试(指定稿件播读、即兴评述、现场答问)。
广播电视编导
报名时间：实行网上报名3月6日中午12点截止。
考试时间：3月7日
考试科目：文艺常识、影视创作与评论
1、文艺常识：含美术、音乐、戏剧、舞蹈、电影、电视、文学、文化热点、艺术建筑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以及对文艺作品的鉴赏与分析。
2、影视创作与评论：(1) 电视编导基础;(2) 命题故事编写;(3) 电视栏目、节目分析。
戏剧影视文学
报名时间：实行网上报名3月4日中午12点截止。
考试时间：3月5日
考试科目：文艺常识、戏文创作与评论
1、文艺常识：含美术、音乐、戏剧、舞蹈、电影、电视、文学、文化热点、艺术建筑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以及对文艺作品的鉴赏与分析。
2、戏文创作与评论：(1) 分镜头脚本写作;(2) 命题故事写作;(3) 电影评论写作。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学类)
报名时间：实行网上报名3月1日中午12点截止。
考试时间： 3月2日
考试科目：彩画、连环画
1、彩画
考试要求：根据考场提供的黑白动画截图，绘制一幅彩色动画图像。使用四开横幅素描纸，由考场统一提供;自带画架、画板、三角尺、铅笔、钢笔、毛笔、水粉颜料等。
2、连环画
考试要求：根据提供的动画稿本故事绘出连环画片断，采用写实画法，不得采用变形夸张等手法。包括：(1)设计主人公形象;(2)绘制三幅能代表故事情节的连环画画面;每幅都应画出边框线并注明顺序号;在每幅下面写出对故事画面的文字描述或角色语言对白(每幅不超过50字)。使用四开横幅素描纸，由考场统一提供;自带画架、画板、三角尺、铅笔、钢笔、毛笔等。
【关键词】 话语分析；研究范式；戏剧生活化
一、启蒙潮汐中的戏剧批评
主体退隐，话语方生。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理念外化之确证主体的演出年代，那么90年代以降则是学术内收并且走向精深的释义阶段。实而言之，此时此刻作为启蒙主体的国内学人，在数经坎坷、遍历风雨，目睹潮起潮落、云卷云舒，早已退却一往无前以燃烧理想的青春躁动和入世演绎精彩人生的雄心壮志，转而习惯在清冷宁静、不失安逸的一隅书斋中爬梳经典与细读文本。然而抚今追昔，睹物思人，冰火两重天、世间已万年的落寞怅然，间或“思想落地、学术升天”之疏离感的不时袭来与隐隐作痛，宿命般地决定着不甘寂寞、位卑志大的人文知识分子，始终难以忘怀家国天下、感时忧国的堂皇叙述，始终魂牵梦萦在干预现实、启蒙民众之自我主体崇高化，缘此蛰居之心不免蠢蠢欲动，可是时过境迁，如之奈何？由是观之，在如火如荼、热火朝天的现实与孤独清寂、怡然自得的学术之间搭建一座浮桥，从而让这些仓皇撤退下来而又彷徨四顾的活跃分子能够在两端之间得以信步游走和诗意栖居，可谓势所必然。
千呼万唤不出来，众里寻他千百度之后的蓦然回首，退守学院、眷恋荣光的知识精英们在不期然间发现，曾经被自己用于探索戏剧符号意义与“情感力学模块”而熟视无睹的戏剧批评实践（甚或更为晚近的电影批评活动），不仅仅可以充当各式各样时尚理论的演武场，更能够以之作为重返主体间性公共领域之辩论空间的康庄大道。换而言之，“学术作为时代的隐喻，其基本路径在于从专业（知识）进入公共（空间）”[1]5，萌动在世纪之交茁壮成长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戏剧批评活动（亦可延展到影视批评实践），乃是作为20世纪启蒙与自由两套宏大叙事之思想遗腹子而存在，与其说其是告别启蒙、主体退位的亲历见证，毋宁说其是为了拒斥“启蒙过时论”、“主体终结说”而生发的话语系统。具体而言，在对戏剧文本的踪迹寻访与批评狂欢之中，远离滚滚红尘与俗世纷扰却又“念兹写兹”未尝须臾忘却的学人们（主体），得以在其间自由驰骋、挥斥方遒，与对象享尽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之游戏般的忘我欢娱。
细而思之，从西方舶来之后结构主义浪潮中的戏剧理论与文化研究学说，以及在此影响下之林林总总让人眼花缭乱、目眩耳迷，甚或使得作者与读者均不知所云、如堕雾障之意义迷宫的话语分析，在上述学院中人的视阈之中，与其说是消解主体的智力操演和避免“知识场域”外干扰而筑成的概念大厦，毋宁称其是“书斋中的躁动者”与“学术界的策略”。换而言之，在非主体性的后现代主义大旗之下，戏剧文本的话语分析与播撒绵延，已成国内知识共同体接受时代询唤的“革命即兴诗”，当然其中语言游戏与话语狂欢的意指也于焉而起。平心而论，经否定主体性的语言论转向的抽薪一击，本已摇摇欲坠、千疮百孔之高扬主体性的人本主义批评轰然倒塌，而当代戏剧理论（亦可以推演至当下电影理论）在所谓结构主义浪潮的不断冲刷之下，也告别“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主体心性，日益地趋近学科化、机构化、建制化，然而其却阴差阳错地藉由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分析范式，迂回巧妙地实现与日常生活批判的学术联姻，将自身扩展为学科交叉语境中的复调本文，成为政治话语、商业话语、民间话语、学术话语、殖民话语的“博弈场域”。在检视当代中国戏剧理论的发展轨迹之后，或许可以水到渠成地得出，繁复多变、日新月异的时代，或许未曾慷慨地给予文化界以足够应有的时空裂隙，得以理性中和、优雅淡然地绘制出诸如戏剧符号学、符号戏剧学的理论图谱。然而也可以从另一维度心安理得地认为，生气盎然、富于创见的当下戏剧批评乃是在无意识语言分析和（后）结构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相互辩难和互相言谈中成形。正是在此意义上，有识者毫不夸张地断言，理论终结语境中的所谓当代戏剧理论，不再是“现成在手”，而是“使用上手”，主要是在具体生动的戏剧批评实践中产生发展并且最终明确其学科特征。
二、审美本质主义言说方式的颠覆
如前所述，后新时期富有现实关怀与理论体认的戏剧学人，凭借广义的戏剧批评（亦可将影视批评纳入其中），深刻诠释戏剧作为观念形态的历史铭文，或显豁或隐晦、或自觉或无意地重新建立起其与日常生活的双向互动与密切关联。但毋庸置疑的是，建立在话语实践与文本分析之上的呢喃言说，尽管与学院传统中偏重“戏剧审美意识的建构”[2]5的戏剧批评话语存在着公约数，但已然不是新时期的言说主体的王者归来。质而言之，当中的所谓精神意指的传承是以思想断裂为内在基础，即一道道间隙和裂隙构成看似相连不缀、一以贯之的文化脉络。
时光倒流三十年，“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戏剧已经开始了向戏剧本体的回归”[3]418，与之相伴的是，久未开放的国门甫开，目之以新学为名的西学排闼而来、攻城陷地，从古希腊的悲剧思想到新古典的理性诗学乃至现代先锋戏剧理论，五彩斑斓、驳杂可观。学界内外也痛感戏外的政治理念长期僭越戏中的艺术规律，且急于同已是声名狼藉的“庸俗社会学的羁绊”[4]241划清界线而矫枉过正，往往将戏剧所映射的社会内容放入括号内而悬置起来，直接面对演剧的艺术形式，缘此更为青睐探索戏剧的形式美学特征（特别是戏剧符号传达）。进而言之，彼时引人注目、夺人眼球的剧评，往往聚焦于戏剧本体的探究发微，其大部分作者或娴熟或朴拙地操练着以形式主义为内核的戏剧美学话语（肇始于20世纪西方美学语言论转向的话语），来分析戏剧的“舞美、服装、灯光、演员的、演员的姿势、演员的台词”[5]261-262当中所存有的审美规律，而上述种种最终造就一种新的学术时尚，即戏剧批评中的审美话语后来居上，不仅打破社会批评话语唯我独尊、一统天下的格局，而且使得戏剧的符号学特征得以前所未有的突显出来。
应该承认，即使国内戏剧批评的语言论转向，让追赶时髦、唯新是求的戏剧理论家、批评家雀跃不已、欢欣鼓舞，但大多数国内学人的学术训练、知识背景，难以驾轻就熟地将符号学、语言学等缺乏本土资源传统的西方显学融进戏剧研究之中，以达到信手拈来、为我所用，为避免生吞活剥、食洋不化的造车嫌疑，他们则更倾向于将对戏剧符号的形式探寻转入到戏剧符号的深层释义，从而与中国历史悠久的解释学接上气，以之作为支援意识以壮声势，缘此符号化戏剧的研究让位于戏剧符号的释义研究。
然而通过新时期与后新时期两个时段的对比分析，仍然可以看出戏剧批评重心的语义性转移，当然也可以见出总体性、整一化的批评话语，如何裂解为多元共生的众声喧哗，即戏剧文本意义的确定性、封闭性、排他性，如何演变为多种释义相互竞合的非确定性、开放性、未完成性。值得一说的是，此前知识界关于戏剧文本的演绎与解读，依旧延续五四以来从西方输入的人文主义传统，环绕着启蒙范畴的语义场。其在兹念兹、挥之不去的戏剧主题乃是“现代戏剧是‘人的戏剧’”[6]11。其坚持不懈、矢志不渝的书写程式与致思方式，充溢着永恒人性的无尽歌咏（似乎先天存有不分性别、性向、种族、阶层、职业、教育程度的普遍人性），解放进步的深切礼赞（仿佛人类历史、个体历程都呈现为由克服幼稚走向成熟、超越挫折迈进成功的单一线性逻辑），个体经验的殷切关注（好像存在着超拔于主体间交往之上的主体经验），自我价值的热情讴歌（未曾反思自由、民主等启蒙信念是否真的为超时空的存在）。上述去语境化之本质主义的独断论述，经由同行评议的学术刊物的积极肯定与广泛传播，而渐次发扬光大进而成为戏剧批评的主流话语，甚或进入教科书而积淀为数代学人的集体记忆和不言自明的学术道统，预示着这就是戏剧意义的常数所在。
然而经由后现代主义洗礼后的戏剧批评话语，则引出一个迥然不同并且色彩斑斓的全新语义场，让历时性出现的戏剧理论得以共时性的呈现，相互竞逐、彼此照面。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后者是如何转向到建构主义、关系主义，从而破除前者本质主义论述的迷思，并且有效克服瓜里诺所提出的“符号的危机”[7]1177？答案就是，文本之后之观者的莅临。需要指出的一点，对于观者概念的引入，不可望文生义地理解，将其想当然地理解为现实观看戏剧演出的肉身化观众，甚或不能等同于剧作家心目中所期待的潜在观众，而应该理解为结构化的文本的视点。缘此随着戏剧观演活动的进行，文本视点的因之游移，其在捕捉与解读文本意义的回溯记忆之中建构起戏剧符号的所指，并且在对戏剧意义的期待过程中构建起戏剧符号的能指，缘此戏剧的主体间性观演活动转化为建基在审美同情基础上的审美理解活动。
三、走向文化批评实践
承前所述，沿着戏剧批评之话语分析的思维驿站出发，当代戏剧批评以（后）结构主义符号学为主要理论框架，建立起戏剧符号化之广义的意识形态批评范式，而其的最新进展便是走向文化唯物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戏剧理论，从而汇入当代文化研究的大合唱之中。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与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理论，以其杜鹃啼血般的深邃洞见与不见，吸引着大批愤世嫉俗、不安现状的激进学人，并且以之作为思考路径，从反叛性与批判性出发，进行“内在意义的探索”[8]447，思考“戏剧是怎样炼成的”[9]1，从社会学与美学两个向度建构当代戏剧理论。其在梳理当下中外实验戏剧的来龙去脉之后认为，戏剧“不仅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文化政治’”[10]493。缘此当代戏剧在社会学方面表现为对“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的彻底戏仿与批判上，以审美现代性对抗社会现代性”；而与之相应成趣的是，其在美学方面彰显为对戏剧传统的颠覆与戏剧体制的批判，反对“幻觉剧场、剧本专制、甚至反戏剧，强调观众的参与，强调戏剧介入生活甚至取消戏剧与生活的界限，将戏剧当作现代人的精神仪式”[11]1。
然而话说回来，当代戏剧批评并不仅限于对“当代的戏剧”进行批评，而是运用当代的理论来批评戏剧，无论已成明日黄花的经典戏剧抑或方兴未艾的先锋戏剧。显而易见，当代戏剧批评与文化研究相互借镜、彼此勾连，使得戏剧研究的目光并没有始终逡巡在“剧作的事实”，而是再度凸显对“戏剧的事实”的深层关注，“还原并且显现其幕前幕后的话语结构”[12]50-60。具体而言，当下戏剧的跨学科整合研究，早已突破单一的阐释视角（无论美学，抑或政治），触及整个戏剧的生产、消费与接受过程，关注演剧活动的幕后金主、生产流程、宣传策略、观演网络，以及受众反馈等等看似琐碎、实则重要的问题细节。其通过上述努力而将遮蔽的事实显影出来，目的在于通过对戏剧生产与戏剧行销的描述分析，发明其身后的经济脉络与政治谱系，呈现某一特定文化文本/戏剧文本与其他场域（媒介场、学术场、政治场），以及观念形态实践之间的交往方式。诚如著名文化学者戴锦华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上述耦合与关联应该而且必然在特定的现实语境与历史脉络中生发形成。简而言之，尽管文化研究中的戏剧分析，或许在表象上还是以戏剧文本为中心展开，但是此情此景下的文本分析，已经超越“新批评”式的文本分析范式。毕竟对于后者来说，一出戏本身就是一个圆满自足、封闭完整的独立系统，当中的结构单元清楚而明晰，文本意义自明而确定。然而对于前者而言，戏剧文本的结构单元与符号意义，乃是变动不居、游移不定的建构过程，其确认必然与不同类型的复杂文本发生互文关系，进而与商业因素、现实政治、历史文化、观念形态实践进行对话商谈。正是基于上述互动关系的考量，可以见出作为文化研究的戏剧文本分析，“其挑战性正在于发现文本与诸多社会因素的耦合过程，呈现其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被赋予的不同意义，从而打开若干社会文化实践的场域和空间”[13]3。
四、结语
正如葛飞先生在《戏剧、革命与都市漩涡》中所论，“以主体性、艺术性为准做出历史判断，也是一种政治立场”[14]38。在语言论转向风潮中的戏剧批评，要求有独立地位的自律性诉求，呼应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时代精神，峻急地批判戏剧工具论的政治诗学理念，直接配合80年代的数次公共领域的论争讨论，一度获取煊赫一时的中心地位。然而事易时往，自主性的过度强调或许有演化为自闭性之沾沾自得的嫌疑，戏剧批评抑或有因之而失去有效呼回应90年代以来戏剧发展新现象的隐忧，缘此当下戏剧批评界有必要在“吸取语言论转向的基础上建构一种超越自律与他律、内在与外在的新的文艺社会研究的方法”[15]73，揭橥“不同时代中西戏剧艺术中知识与权力的建构与解构的过程与方式”[16]3，从而打破内在/外在、自律/他律、戏剧形式/戏剧内容、个体艺术家/文化生态等诸项二元对立，进而重新绘制出当代中国戏剧研究之繁复多姿的版图。
基金项目：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西方戏剧的东方知识资源研究》（12YJC760128）中期研究成果；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2011年度青年博士项目《跨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当代戏剧批评思想资源研究》（2011C015）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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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葛飞．戏剧、革命与都市漩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一
思考20世纪中国戏剧编剧的基本观念，有一个现象是不能不提及的，那就是编剧的思想出发点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流，尤其是经由这种合流，昭示了戏剧这种一直行走在中心与边缘之间、既因其文学的价值而得到充分肯定，又因其娱乐的价值备受歧视的特殊艺术样式全面融入主流社会，更值得思考。这一重大变化，其发端与其说在王国维，还不如说在梁启超。正是梁启超将中国艺术与文学“文以载道”的传统诉求转化为现代形态的启蒙理念，开启了将传统艺术与具有现代性的民主政治思想融为一体的先河。**如同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梁启超倡导的“小说革命”所包含的“戏曲改良”运动以及此后的新文化运动，曾经直接影响了汪笑侬等人的京剧创作以及四川“川剧改良公会”等为主流社会所认同的戏剧行业组织的成立，这样的影响在20世纪初的十多年里渐次波及到各大中城市，所谓“戏曲改良”或者“改良戏曲”，也因之成为20世纪初中国戏剧领域最重要的关键词和最令人关注的声音。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仅仅是从更新戏剧表现内容的角度推动戏曲改良的，但它还隐含了更多的意义。它打破了长期以来主流文化界与戏剧艺人之间的隔膜状态，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打破了清中叶以来由“花雅之争”肇始的文人与底层艺人分离、文人的戏剧观念与艺人的戏剧演出实践分离而刻意地形成的二元格局，从一个特殊角度在戏剧领域为文人与艺人的价值观找到了一个交集。因此，当梁启超强调要以他所说的包含戏剧在内的“小说”推动“群治”时，固然是受到西方民主思潮的影响，但就中国的特殊语境而言，也可以视为一代文人通过对戏剧功能的社会学重新阐释，努力打破文人与艺人在戏剧领域的隔绝状态的一种尝试。确实，就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识到戏剧艺术的现实功用的基础上，艺人在戏剧领域的自然存在状态不复存在了，至少在那些开化程度较高的大中城市里，文人的戏剧与艺术观念挟新文化运动的时代风潮越来越明显地在戏剧领域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当然，即使新文化运动对戏剧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样的影响主要是社会学的而非艺术学的，因为其影响的主要方面，基本上只及于促使戏剧与社会变革之间呈现更密切的关联。如果要从艺术的层面考虑，那么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主要领导人和拥戴者们，仍然坚守他们业已形成的审美趣味，这就使这一时期文化人对戏剧艺术的影响变得相当复杂，一方面，固然有像汪笑侬这样的致力于变革的京剧界领军人物，他以及和他同时代的一大批京剧艺人尝试着寻求中国戏剧传统之外的新颖题材，而他们之大量利用欧洲近代历史题材编演时装新戏，显然是着眼于强化戏剧的社会改造功能，“采泰西史事，描写新戏，以耸动国人危亡之惧，起爱国之念”；[1]另一方面，就像作为新文化运动风潮之组成部分的四川“戏曲改良公会”的取向那样，它在成立之初就将赵熙高度古典化、很可能比当时流行于四川境内的所有戏剧演出都更接近于文人趣味的《情探》标举为戏剧改良的范本，以“改良川剧”之名向全川推广，足以说明这场社会运动中戏剧变异之实质。《情探》确实在一段时期内成为川剧舞台上最受推崇的剧目，但事实上，我们从唱词华丽典雅、情感丰沛细腻的《情探》中很难找到它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如果说它在戏剧领域真正能起到什么作用，那就是它用组织化的形式使文人的戏剧创作得以成功地占据了戏剧舞台的中心位置，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文人们在戏剧价值取向上对艺人的强势地位，为其他编剧树立了一个极好的范本。至于晚清以来诸多新进知识分子的传奇杂剧创作，虽因报刊等现代传播手段的迅速发达而得以广泛流传，但因其主要只停留于案头，且读者的主体也只是极少数新潮文人，对一般编剧的影响，基本上可存而不论。
因此，采用欧西题材的创作，并不意味着编剧理论与观念的任何重要变化；更何况在新文化运动影响所能直接到达的范围内，文人介入舞台剧创作的结果，给这个行业带来的影响相当有限。真正重要的影响正如赵熙的创作所示，包括后来为梅兰芳等京剧名流编戏的罗瘿公、齐如山等人，他们在新文化运动提升了戏剧整体上的社会地位之后，成为帮助艺人们在精神上进入社会上层的桥梁。他们的作用，远远不限于单纯地传授知识与文化以丰富艺人们的学养，更关键的作用在于以其在纯粹艺术的层面上贴近艺人的实际行动，使得文人与艺人二元分离的格局逐渐趋于消弭。诚然，新文化运动对戏剧领域的影响还包括更丰富的内涵，比如说它促使各地陆续成立了一些颇具现代色彩的戏剧团体。艺人作为一个利益群体结成自己的组织，这里出现的变化是意味深长的。尽管作为戏剧行业整体利益代言人的行会组织，至迟到明代就已经在一些商业较发达的城市内存在，这些新出现的戏剧行业组织仍然因其组织化程度更高而颇引人注目。但无论是北京的梨园公会，天津的正乐育化社，虽然不再是纯粹的行会，但它的功能，仍与行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样，虽然各地建立了许多以适应时展与社会变迁为诉求的戏剧表演团体，但无论是广东的志士班，陕西的易俗社和山东的易俗新剧社等等，虽然其演剧每每以“新”相号召，但是在戏剧观念层面上，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戏剧的基本特征。就如欧阳予倩1919年创办南通伶工学校，1923年在广东创办戏剧研究所，以及20世纪中叶颇负盛名的夏声剧校和中华戏曲专科学校，都不足以导致戏剧的形式与内涵产生质的变化。因而，我们所看到的在20世纪上半叶的戏剧界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演剧形式与剧作，并不是与新文化运动相关的那些创作，在这个时期，如评剧的成兆才、川剧的黄吉安、京剧的翁偶虹等重要的剧作家的创作在舞台上风靡一时，左右着他们的编剧理论与观念，虽然完全不同于杂剧传奇的基本路向，但是仍然大致吻合于明清以来的地方戏传统。这些基本上迎合了普通观众以及颇受普通观众爱戴的知名艺人的趣味的剧作，包括秦腔的孙仁玉、李桐轩和范紫东等人与传统戏似远实近的作品，虽然在题材与主题方面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没有令传统戏的编剧理论、观念与技巧出现真正深刻的变异。甚至连汪笑侬、欧阳予倩等看起来得新文化运动风气之先的艺人，他们的创作，尤其是欧阳予倩的“红楼戏”，与其说比起以往的舞台演剧体现了更多的现代性内涵，还不如说显示出更大程度上的文人化趋向。
如果我们着眼于一般媒体的言论，尤其是关注戏剧的少数知识分子的倡言，20世纪上半叶戏剧理论与观念的变化不可谓不大，然而除了为戏剧创作增添了诸多当代与域外题材以外，从整体上看，戏剧领域的价值体系的变化，恰好可以用梅兰芳后来一度坚持的“移步不换形”来形容；这也是那些放言改革的剧作家和演员在当时的戏剧领域里真正的作为甚少，远远比不上为演员以及营业性的戏班写剧本的编剧以及主要演出传统剧目的著名演员的主要原因。比起后者，他们的冲击总显得只波及到戏剧的，而一般观众通过票房收益的高低得以表达的审美趣味，仍然对编剧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但1949年以后，情况却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戏剧表演团体的体制改革，或者说由于所有剧团在经过严格的登记制度以后，都渐渐成为国家直接或间接所有的、至少是受到政府控制的表演团体，这一变化的结果，是所有剧团在安排演出剧目时，都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政府的直接指导与管控而不再由剧团根据票房的情况自行决定，从而使一般观众表达其审美取向的通道受到堵塞；同时，政府内少数掌握有话语权的部门负责人以及被政府所认可的戏剧专家的影响力，因之被无限放大，他们由此能够随意地左右着全国上下所有剧团的上演剧目。50年代初从政府到剧团都十分清楚地知道“上演剧目贫乏”现象必然会导致艺人生活困难，尤其是当我们看到这种现象是如此经常且普遍地出现时，我们不难从中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除非政府愿意正视剧团的经营状况，在一般情况下，剧团的演出收益很少得到剧团以及它的主管部门重视。而这决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层面的考量，它显示出政府对剧团的影响已经大到怎样的程度，这也间接地昭示了政府以及主流知识分子对戏剧创作的影响力。这里所说的影响，远远超出意识形态的层面。*
二
50年代以前，尤其是20年代以前，编剧在中国戏剧领域是否具有足够的重要性，是值得怀疑的。关键在于戏剧舞台上有大量陈陈相因的传统剧目，这些剧目之所以可以称之为“传统剧目”，不仅由于它的题材是多少年来人们熟知的，而且，它的结构模式与表现手法，包括它所蕴含的伦理价值取向，也是人们所习惯的和公认的。从“戏改”开始，传统剧目以往拥有的无可置疑的地位发生了动摇，对它的彻底改造成为当时的戏剧界以及戏剧管理部门最为核心的工作。但是这项工作开展以来，“传统剧目”的所指，却是一个长期以来为研究者们忽视的问题。
应该承认，至少在50年代初，人们对“传统剧目”这个范畴的所指是有大致共识的。但假如我们仔细剖析这种共识，就会发现这种共识非常之复杂，它决非简单地以剧目的创作时间和表现内容为界；进一步说，一个剧目是否被称之为“传统剧目”，似乎并不能通过它的创作时间与所表现的内容简单地判定。具体而言，它既不是指1949年以前舞台上所有经常演出的剧目，也不是指表现民国以前历史文化内容为界的剧目。河北省和上海市开展的“传统剧目整理”工作都是典型代表，评剧和越剧这些诞生时间在民国年间的剧种，同样有许多被认定的“传统剧目”，而评剧里的《杨三姐告状》这类民国题材作品被认定为“传统剧目”[2]，则是从50年代初直至现在的惯例。与此同时，没有人将田汉的《新儿女英雄传》、《江汉渔歌》之类作品称为传统剧目。同是《水浒》题材的剧目，《林冲夜奔》固属传统剧目无疑，而《逼上梁山》虽然也称“旧剧”，却显然不在传统剧目之属。综上所述，50年代所谓“传统剧目”的概念，其实应该理解为一个融题材、艺术取向与创作的指导思想、价值理念为一体的文化范畴。至于对它的价值认定，更与这样的厘定相关。在这里，“传统”一词与新文化运动以来所称的“传统文化”中的“传统”含意不无相似，它包含了处于社会变动的特定时期赋予的特定含意——就像20世纪初以来激进知识分子话语中经常表现出的那样，所谓“传统”首先意味着它是需要经受审视与改造的对象，而很少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正面的价值。
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戏剧领域最重要的三份政府文献——1948年11月23日华北《人民日报》社论、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组成戏曲改进委员会的报道、1951年5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越来越清晰和明确地描述了这样的指向。基于这个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立场的判断，“旧剧也和旧的文化教育的其他部门一样，是反动的旧的压迫阶级用以欺骗和压迫劳动群众的一种重要的阶级斗争的工具。”[3]用田汉的说法，对于这些“旧剧”的改造，“首先是进行最必要的消毒”[4]。虽然稍后对它如此严厉与否定的态度有所松弛，更多地考虑到它既包含了某种程度上的“民主性的精华”，同时也包含了某种程度上的“封建性的糟粕”，但按照“推陈出新”的理念，由于“这种遗产中许多部分曾被封建统治者用作麻醉毒害人民的工具，因此必须分别好坏加以取舍，并在新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发展，才能符合国家与人民的利益”。[5]正因为它有着这种与生俱来的“原罪”，所以必须经过严格的甄别与改造，才能被允许存在。
对“传统剧目”的这种认识，虽然并非直接关涉到当代中国的编剧理念，却在很大程度上为编剧划定了一条底线。除非因为批判传统的政治成本与经济成本大大超过政府所能支付的极限——比如在1949年到1963年间，每当政府无法承受各地剧团与艺人因不能上演传统剧目而导致生计严重困难时，最为有效且屡试不爽的方法就是恢复传统剧目的上演——对于50年代以后的戏剧管理部门而言，传统剧目在舞台上的出现，总显得像是万不得已时的忍耐之举。至于对于剧作家们从事剧目创作的指导思想而言，如何使得自己的创作远离而不是肖似“传统剧目”，如何避免使作品显得“太传统”，就成为数十年来编剧们的自觉追求，这样的取向直到90年代中期始有所改变，而福建剧作家郑怀兴近年里对莆仙戏所做的“裱褙式整理”[6]，更成为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直到这里，对传统整体上长期以来凝固化的负面评价才有所变化
三
对传统剧目价值的深刻质疑，并不能简单化地理解为对传统剧目大量采用的历史题材价值的否定。在中国戏剧史上，历史人物和事件一直是最重要的戏剧题材，50年代以后的戏剧创作同样如此，更不用说1949年以前，不仅传统戏主要以历史为题材，即使经历了晚清以来编演时装新戏的热潮，大多数剧种的保留剧目，仍然以历史题材为主。根据上海市传统剧目整理委员会京剧分会1956年提供的《京剧传统剧目初步材料》，当时上海京剧界所能够统计到的所有1731个剧目中，以辛亥革命以后的事件为题材的剧目只有52个，其余均为演绎从三代到清朝的历史故事的剧目。在所有1731个剧目里，其中有1129个标明是“五十年前之剧目”，大致是民国以前保留下来的传统剧目，而“近五十年之剧目”也即民国以来新编的剧目多达602个。在这批剧目里，以民国年间人事为题材的仅有52个剧目，也只占了不到十分之一。可见，即使是在因大量编演时装戏而被不无讥嘲地称为“海派”的上海京剧界，历史人物与故事也仍然是戏剧编剧最为心仪的题材。
但是，1949年以后戏剧理论与观念的变化，最早及于编剧的影响，却深刻地体现在历史题材创作领域，就像在延安时期，被称之为“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7]的并不是秦腔《血泪仇》或秧歌剧《兄妹开荒》之类当时的现实题材剧目，而是改编自传统题材的评剧《逼上梁山》。直到现在，有关历史题材创作的基本理论与观念，均以十分明确的历史主义为前提，而它的形成，并不是如同一般文献所引述的那样，源于60年代初以历史学家吴晗和知名文艺评论家李希凡为主要的对立双方，最后以茅盾的《论历史与历史剧》为总结的争论，而在远远早于它的另一次讨论，它恰恰处于50年代初传统剧目的价值受到强烈质疑的同样背景下。
从事后的情况看，当时并存的导致大量传统剧目受到否定的理由和未来主导历史题材创作的基本理念之间，存有不可回避的内在矛盾。如果说传统剧目的改造，出发点是在于要如何使得这些诞生于“封建主义”社会的剧目更符合新社会的政治与社会需求，以使之能够为构建新的意识形态服务，那么，有关历史题材创作不应该违背历史主义原则的要求，恰恰出现在对那些将历史题材服务于现实政治需求的剧目的批评中。50年代初这场对杨绍萱戏剧新作的“反历史主义”倾向的严厉批评，堪称1949年以后艺术领域第一场有规模的批判运动，它显然是以官方形象呈现在戏剧界面前的。对杨绍萱1949年以后创作的若干新剧目的严厉批评，集中于杨绍萱对传统题材政治化和现实化的、大幅度的改造，而主导杨绍萱改造《大名府》、《白兔记》以及《牛郎织女》等传统剧目的主要观念，包括用阶级斗争理论重新解释历史上的社会结构与人物关系，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重新解释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以及用抗日战争时期有关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并存时要分清矛盾主次的理论为上述剧目增加民族纷争背景等等，显然不是当时环境下的戏剧理论家们所敢于置喙的。因此，对杨绍萱的批评，只能集中于他作品中描述的事件与人物性格（包括人物的语言风格）与历史可能性之间的背离——严格地说，任何历史题材创作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背离史实，因此这样的指责实在很难服人——在没有任何的理论资源可资借用的场合，“知识”成为用以对抗流行政治理论的最后的武器；由此衍生出的历史剧创作基本原则，则不可思议地将“历史真实”作为历史题材创作最基本的要求，由此深刻影响着20世纪后半叶历史题材戏剧创作。90年代以后对发端于电视剧领域的历史题材“戏说”创作路向更严厉的批评，其理论根源，也在于此。
事实上杨绍萱的若干创作思想，比如说他曾经设想将传统戏《一捧雪》里的莫成改为“为了支持反抗严嵩的运动”而死，以此来“丰满”他的形象的理路，在此后改编传统题材时经常为人们运用，更不用说他为了使之符合即时的政治需求而大幅度地改变古代社会的事件与人物，以古代生活题材为现实政治所用（比如改写牛郎织女的故事以“反映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的创作方法，在以后的戏剧创作中一直是一种通例。但有关历史剧应该做到“不违背历史真实”以及“应该忠实地反映历史真实”[8]的要求，却刻意地避免与他的这种事实上最应该质疑的创作思想正面冲突，藉着从戏剧之外，尤其是从中国戏剧传统之外引入的一种非戏剧、非艺术的价值，置换延安时代以来一度统治着戏剧领域的以戏剧服务于现实政治目的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虽是用心良苦，却包含了很多政治与艺术的无奈，因而也留下许多遗憾。事过境迁之后，我们当可以更客观地给予这场争论以公正的评价，如果说杨绍萱的创作确实包含了对传统戏剧题材完全基于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倾向的、粗暴的戕害，这种将历史（包括在民间经年流传的神话）事件与人物与今人今事做简单化和浅薄的影射与比附的创作，既无趣又意味着政治对艺术的，实在不值得同情的话，那么，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时光未然、何其芳等人对他的批判，尤其是由这场批判得以确立的所谓历史题材创作的“历史主义原则”，同样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此后数十年的戏剧创作。它之成为后来的编剧创作历史题材剧目的基本的艺术立场，导致原本应该在知识学范畴之外确立其人类价值的戏剧创作，被严格地局限在知性的范围之内，戏剧创作中想象和虚构的存在空间与意义，也就因之遭受到最大限度的挤压。
恰由于理论与批评的巨大影响力，戏剧作家在从事历史题材创作时才会感受到极大的压力，才不得不时时顾及抱着史著环伺在侧的批评家，局限于历史主义原则所能够允许的非常狭窄的空间内开展创作。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题材戏剧创作的历史主义原则的确立，其益不知何在，其弊不一而足。这一原则在此后数十年里对编剧的深刻影响，还亟待进一步反思。*
四
尽管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戏剧舞台上，历史题材的剧目（包括创作剧目与传统剧目）占据了绝对的多数，但是最受重视和得到最多鼓励的却是现实题材创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实题材的戏剧创作在整个20世纪都受到特殊的重视，这种重视并不自50年代始，甚至也并非始于延安时期。如前所述，20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曾经催生了一大批现实题材剧目，除了相当一部分案头戏以外，同时有大量剧目在普通剧院的舞台上演且受到一般观众欢迎，它们被媒体称为“时装戏”或“时事戏”，主要出现在开放较早的城市地区，其中又尤其以租界为甚。以当代政治社会现象为题材的创作之受到20世纪戏剧创作的重视，部分是缘于戏剧艺术在整体上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热情，但是20世纪后半叶得到特殊重视的“现代戏”创作还有特定的内涵。这一内涵，正如1958年风靡一时的“歌颂，回忆革命史”的口号所昭示的那样，基本上包含了两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方面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赞颂，也即对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涌现出的好人好事”给予热情的颂扬，当然，这些好人好事里非常重要的部分，同时作为构筑戏剧性的重要元素，就是对“暗藏”的“阶级敌人”的高度警惕和揭露，以及对那些“落后分子”的批评教育；另一方面，则是对于辛亥革命以来“革命前辈前赴后继”的“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的歌颂。同时还需要做一点补充说明：正如拙著曾经几度提及的那样[9]，20世纪后半叶对“现代戏”的重视，并不是一般地强调与提倡现实题材的创作，事实上一些非常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戏剧作品，如50年代中期出现的话剧《洞箫横吹》、《布谷鸟又叫了》和70年代末出现的豫剧《谎祸》等，恰恰是同一时期遭受到最严厉批判的作品，“”期间曾经招致多位戏剧家遭受残酷迫害的晋剧《三上桃峰》和湘剧《园丁之歌》，也并未因为它们是“现代戏”而得到赦免。因此，如果一般地考虑现实题材的戏剧创作，以及一般地讨论现实题材剧目创作的意义，并不能真正理解支配着20世纪后半叶的现代戏创作的那些基本理论与观念。
20世纪后半叶“现代戏”之所以得到特殊重视与倡导，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剧目可以更方便地使戏剧服务于即时的政治宣传需要以及“教育群众”的需要，在这里我们看到，50年代初在历史题材剧目创作中曾经受到严厉批评的戏剧观念，原封不动地出现在现实题材创作中时，不仅没有遇到理论上任何抵抗，而且还一直大行其道。所谓“现代剧目和政治结合，和生产结合”[10]，最直观地说明了20世纪后半叶政府提倡“现代戏”的真实意图。
20世纪后半叶的现代戏地位急剧提高，它的背后的理论支撑十分重要。除了将戏剧当作政治宣传工具的功利主义艺术观以外，支配着50年代以后的现代戏创作的理论观念与此前的“时装新戏”时代还有关键性的差异，这就是从这个时代始，现代戏创作更被视为戏剧发展的必经之路。如同张庚1956年批评的那样，“这种提法是有一个前提的：只有表现了现代生活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表现古代生活是不能够的，因为只有表现现代生活的艺术才有现实的教育意义”。张庚接着指出，“这种理论很幼稚，但非常普遍，势力也很大”[11]，确实，它是促使1958年以后的几年里现实题材剧目泛滥成灾的主要理论动力之一；但还有更重要也更有影响力的观点，则是如诸多戏剧理论家反复强调的那样，认为社会变化了，“现代社会”和“现代人”不会继续欣赏主要表现古代题材的传统剧目，因此，现代戏创作不仅是现实政治的需要，同时也被解释为观众的需要，进而是戏剧本身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用刘芝明的话说，“戏曲是在旧社会产生出来的艺术形式，特别是在封建社会，由戏曲艺术家们在长期实践中产生出来的。这种形式，过去同群众、同民间接触比较多，为广大劳动人民所热爱。在内容上，表现了旧社会中的生活，暴露了社会的黑暗，歌颂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和善良性格。但是，社会向前发展了，因此在戏曲艺术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戏曲形式如何向前发展，并且如何能够反映新的社会、新的伟大时代？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那末，戏曲就存在危机”。[12]尽管现实一次又一次断然否定了按照某些官方认可的政治教条创作的“现代戏”将会得到更多“觉悟提高了的群众”的支持与爱好的可能性，但由于对“现代戏”的价值与前景的判断，直接关乎现实政治领域的是非曲直，在政治领域缺乏公共舆论存在的自由空间的环境里，理性与清醒的判断，也就难以存在。
正是由于现实题材创作特殊的敏感性，它也因之受到最直接和最有力的外力干预，涉及到政治与道德两个方面的严格控制，始终存在于现代戏创作过程之中。这里所说的政治方面的控制，包括在涉及到现、当代重要的事件与人物的场合，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当时的执政者所认定的历史叙述模式；必须尽可能避免以任何形式直接和间接地批评当局，包括他们制定的各项政策，那些已经失势并被判定为阶级敌人或他们“在党内的人”的前任政府要员除外；当然，在每一时期，都会有一些敏感话题与事件，是严禁剧作家们涉及的。事实上，剧作家们在处理现实题材时，经常会自觉不自觉地考虑到要使作品符合主流媒体出于政治目的经过精心矫饰的社会性状描述，并且由此引申出对执政者权力合法性的默认乃至对现实的社会发展状况与民众生活的高度评价。这里所说的道德方面的控制，核心当然是指对于“正面人物”的道德操守必须给予尽可能完美的描述，无论是在政治生活还是在私生活中，都不能予以随意化处理；在处理正面人物的两性关系时，更是必须时时注意到不能超越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限度；至于以所谓“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两分法为基础构筑戏剧矛盾的模式，虽然从80年代中期以后渐渐失去了以前那样充斥于几乎所有作品之中的普适性，但始终有着足够的影响。而且，即使在近年里，时代流行的对现实社会始终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观念普遍丧失了信奉者，现实社会中形形致力于“破坏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反面人物”也渐渐开始退出舞台，但对“正面人物”也即“英雄人物”的塑造仍然是现实题材剧目的创作重点，而描写这类人物时的困难自不待言。
由于现代戏创作恰恰是主流意识形态最希望加以充分利用的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可供戏剧理论与批评调用的政治资源远远多于针对其他题材剧目创作的评价，因而也就有可能形成最有力的影响。当然，尽管流行的戏剧理论与批评最关注现实题材创作，但由于在这个领域真正居于支配地位的始终是政治的而非艺术的考量。在一个泛政治化的语境里，戏剧理论家们自由发挥的空间很有限，而有关现代戏的批评，也往往集中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批评，这使得现代戏创作注定会最经常与直接地受到政治教条的左右，戏剧理论与批评的影响力，即使经常包含有艺术的内涵，也很容易为政治化的判断遮蔽。因此，有关现代戏的创作理念，迄今未能形成如同历史剧创作中的历史主义那样具有独断性的、原则性的戒律，可惜，这并没有赋予剧作家创作现代戏更大的自由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对现代戏的现实功利价值的期许，既是它之受到特殊重视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恰是妨碍它取得应有的成就以及赢得公众兴趣的根本原因。由于现实题材的创作受到上述各种掣肘，使它成为晚近五十多年来中国戏剧领域成就最小的一类创作，然而人们对它的价值与前景的期待，并不因此而减退。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直至具体到为宣传某一新颁布的政策而创作，这样的动机一直困扰着现实题材剧目创作，困扰着剧作家。当然，客观地看，随着80年代中叶以后出现的社会转型与部分领域内泛政治化程度逐渐减退的趋势，现实题材创作似乎正在呈现出一定的活力，而长期以来为剧作家们固守的那些政治教条，也不复拥有此前的统治力。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要让现代题材剧目成为戏剧创作与演出的主体，甚至要想让它与传统剧目以及历史题材剧目平分秋色，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戏剧进程中充满变数，它不仅总是受到社会政治局势的影响，本身也曾经经历诸多突发事件与曲折往返。尽管经过如此复杂的演变，由于50年代初形成的过于依赖政府行政当局的戏剧格局并未有根本变化，在那个时代基本成型的戏剧理论与观念，也一直对戏剧创作产生着持续不断的影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戏剧创作中目前仍然存在的诸多凝固与僵化现象的最终原因。很难相信在戏剧体制没有质的变化的前提下，这样的状况会出现突转。尽管如此，深受理论与批评影响的当代中国戏剧发展历程，仍然是一个有研究价值的个案，足以令我们对艺术理论与创作之间的复杂互动，萌生更深层的认知与理解。
[1]陈去病：《致汪笑侬书》，《中国京剧史》上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页306。
[2]参见《河北省地方戏曲传统剧目已抄录的剧目》，《中国戏曲志•河北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3年），页753。
[3]《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华北《人民日报》1948年11月23日社论，《中国戏曲志•河北卷》，页718－720。
[4]田汉：《为爱国主义的人民新戏曲而奋斗》，《中国戏曲志•北京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9年），页1321。
[5]《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1951年5月5日），《中国戏曲志•北京卷》，页1328。
[6]参见郑怀兴：《从一个剧团的兴衰看戏剧的原创与传统》，《上海戏剧》2003年第11、12期，页29－31。
[7]《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国戏曲志•陕西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5年），页844。
[8]《中央人民政府组成戏曲改进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北京卷》，页1314－1315。
[9]傅谨：《现代戏的陷阱》，《福建艺术》，2001年第3期；傅谨：《新中国戏剧史》（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
[10]刘芝明：《为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戏曲而奋斗——1958年7月14日在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戏剧报》，1958年第15期。
会议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韩鲁华主持，《当代戏剧》杂志社副主编李明瑛宣读陕西省戏剧家协会、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关于联合建立“戏剧艺术教学实验基地”的意向书，并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签订了合作协议。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谢艳春宣读了“关于加盟《当代戏剧》期刊‘校园戏剧’栏目俱乐部”的倡议书。随后，大家就本刊“校园戏剧”栏目开办及相关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韩鲁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合作开办这个栏目，一是我们学校影视戏剧专业今年已经开始招生，打算进一步在高校中开展戏剧艺术教育。根据学校这个要求，我们多次和省剧协领导等同志进行交流协商，最后达成共识，与《当代戏剧》杂志联合开办这个栏目。二是想把各高校整合到一起共同做一些事情。我代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表态：一、无论是学校发展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还是研究陕西秦腔，尤其是高校秦腔的研究、宣传等，我们都将大力支持。二是在工作过程中，我们尽可能为大家提供方便和条件。工作在省剧协的领导下开展，具体由建大戏剧教研室操作。目的是创造一个平台，同时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冯西哲（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首先对省剧协和建大进行实质性的合作表示衷心祝贺。我的想法是，第一步，编一本秦腔的乡土教材，作为高校一种人文素质拓展、传播的内容。高校在这方面有着非常大的市场。第二步，把人才的培养和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对地方戏曲，我认为最要紧的是封存，音像资料的封存是地方戏曲最关键的东西。我个人觉得高校对秦腔应尽一份历史的责任，应该对其进行传播，给它一个助推力。现在戏曲的市场还是比较大的，尤其在农村还有很多秦腔自乐班，这个市场在文化的高层和普世层面还是存在的。我们将全力支持这个项目，加强联系与合作，共享研究成果。
周树智（西北大学秦腔剧团团长、教授）：首先表示祝贺。早在2001年陕西省秦腔研讨会上，就有专家提出在西大建立一个戏曲本科班，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现在这个基地建立起来，看将来能否在西大建立研究生班。另外，我发现在秦腔界搞戏剧理论的人没有实践，搞实践表演的人缺乏起码的戏剧文化知识，理论和实践这两方面应该结合起来。搭建这个平台，为今后的戏剧发展做更好的支撑点。
雒社扬（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建大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的任务就是如何整合力量，如何与高校的戏曲研究会挂钩。一个做法是，利用现在高校较好的录像设备，把名家的资料作为专题进行录像。对戏曲的研究要以秦腔为龙头，各个剧种普遍开花。地方戏曲的史料很少，很多没有第一手资料，这个地方需要下工夫。一方面是田野调查，另一方面是研究地方志。然后写一本能让人们普遍接受的，如碗碗腔史、眉户史等。还有，我们的研究要和大学生戏剧节等活动结合起来。大学生不是不喜欢戏剧，是不了解戏剧，一旦接触，他们也会很喜欢，例如青春版秦腔《杨门女将》在师大演出后引起学生震撼。现在的问题是先普及起来，再培养兴趣。
张蓉（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主任、教授）：首先对于建大开办这个基地，在高校搭建平台宣传戏剧表示祝贺。作为戏剧，一方面，通过研究把戏剧的传统传承下来，然后推进戏剧的改革，因为再好的戏剧也是给今天的人看的，我们的研究可从戏剧改革方面入手。另一方面，作为高校，承担着文化素质教育的责任，戏剧是一种文化素质教育的形式。现在俱乐部搭建了这个平台，既可以把专业的人集合起来，也可以扩大影响，做成开放式的，面向全省的高校的大学生。
高益荣（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关于戏剧，我们首先有一个培养戏剧观众的任务。我现在讲课讲到元明清时期文学时，就先给学生放一段秦腔录像然后才开始讲课，让学生了解戏剧的价值。现在的戏剧不可能像上世纪那么辉煌，但也不能悲观地说戏剧就走向衰亡了，这是更不可能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尽自己的力量，做实实在在的事情。
牛鸿英（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任）：目前戏剧在我们学院的生存状态是，戏剧已经融入到了编导专业，一些戏剧的课程已经变成了支撑性的基础性课程；另外和影视专业的培养结合起来，被内化为起到很大作用的元素。我觉得如果能有一个很好的平台，能够把大学生积极的、活跃的思维方式以及大学生对当代生活新的理解和戏剧结合起来，未来的空间会很大。
高字民（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基地的建立和栏目的开办都是功德无量的好事。我在学生剧社里是指导老师。关于戏剧，我认为：一、戏剧是个大范畴，作为陕西来说，秦腔和地方戏应做得更详细，各个剧种之间的交流、交融更重要。二、戏剧改革过多是形式，在创作中，现代思维和戏曲结合方面还需要学习借鉴。三、戏曲改革要针对年轻观众，要有新的思考，广泛的视野。四、我们努力将作为一个积淀。最后，非常感谢这个平台，以后陕西的戏剧教育、戏剧研究有了一个整合、互相交流的平台，对戏剧艺术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张化新（西安文理学院副院长）：针对校园戏剧我认为有三个方面需注意：一是理念，二是机制，三是氛围。要通过戏剧创作，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培养戏剧人才。要建立长效机制，有效地保障资金的供给。校园戏剧活动要以学生自发活动为主，尽可能减少行政干预，教师以参与、辅导为主。要建立校园戏剧氛围，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得到宣泄、产生灵感。
赵艳（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传播学院讲师）：长安大学的《生如夏花》获得首届中国校园戏剧节优秀剧目奖，使戏剧在学校得到更多的关注。提两点建议：1.将各学校好的作品视频化，让学生自由观看，使学生接触戏剧的机会更多。2.在戏剧专业教学的同时，重视校团委的组织作用，更好地沟通与合作。
周玉昆（西安培华学院副教授）：高校戏剧的繁荣与提高，重在创作。学生专业性不强，希望能够通过《当代戏剧》“校园戏剧栏目”平台，为学生提供创作指导。组织专家进校园开办讲座，使大学生对戏剧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从而提高自身素质。
兰一（西安文理学院副教授）：我是搞影视的，曾写过一个《铁人王进喜》的影视剧本，了解到王进喜就喜欢秦腔，大庆现在还有秦腔剧团。2000年我到加拿大，那边有一个西北同乡会，也有人唱秦腔。可见秦腔的影响力非常大！我认为搭建这个平台是非常好的。从教学方面谈，对平台的定位非常重要，戏剧人才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要期望立刻培养出作家、演员、编剧。
翟高红（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戏剧在校园的演出太少，学生接触戏剧的机会也很少，希望通过“校园戏剧”栏目带给学生更多戏剧方面的知识，也希望栏目能开辟一块版面反映学生的呼声，听听来自学生内心的声音，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