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政治哲学读书笔记第1篇

马克思一生好学不倦，始终与书为伴。他不仅以毕生精力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哲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和社会学各种学科，而且还酷爱文学，并阅读了大量的诗歌、小说和散文。作为一位伟人，马克思之所以能获得巨大的成功，在各个学科领域都能有所作为，成为一个时代思想的高峰，是与他科学合理的读书方法密不可分的。

读书喜欢作摘要和笔记。据《没有神话成分的马克思・他的生平和著作的编年研究》中记载，马克思的读书摘录填满了50本左右的笔记本，几乎有3万页，且是密密麻麻的小字。他所阅读和收集的万吨材料，使恩格斯感到惊诧。马克思所作的这些大量的摘录和笔记，无论是对于科学研究和从事写作，还是对他理清思路和掌握知识，都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坚持有规律的读书生活。马克思一生虽然到过许多国家，但他一直没有间断读书，依然坚持读书与研究工作，并在其中找到“无穷的安慰”。他当时每天早上9点准时来到大英博物馆阅览图书，直至晚上7点回家。不管风吹雨打，春夏秋冬，每天均是如此，连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他了，知道他的专座。由于多年不间断地阅读，马克思的座位底下出现了双脚踩出的印痕。

当代政治哲学读书笔记第2篇

论文摘要:在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这是由思想政治课教学目标和任务决定的，又是高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改革必然要求。在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中，传授知识和提高能力是紧密相连的。知识是培养能力的前提和基础，能力是掌握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条件。因此，我们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学生的能力是多方面的，本文着重谈谈对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

近年来，高考政治试题越来越注重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全面考查，这是教育体现知识经济的创新要求，这对教师来说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思想政治课教学应转变传统教学观念，探索开放性教学模式;注重学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旨在促进政治课教学的实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自学能力是指个体对相当明确的目标进行学习，并达到所学目标的主观条件。具体的说，自学能力是指学生能够独立进行阅读，理解其精神实质，积极主动地从各方面获取知识，有不断提高自己知识水平和思想政治水平的能力。目前高中阶段的学生，已经基本形成自学能力的条件，他们在学习上的兴趣性、积极性、自觉性明显增强，观察力、注意力、思维、概括、理解、分析、记忆等心理机能进一步发展，开始能领悟各门学科间的内在联系，并且，他们为探究新知识已经打下了一定的知识基础。因此，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注重对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既是需要，又有可能。

一、激发学生兴趣是培养自学能力的前提

在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中要培养和提高对学生的自学能力，首先要激发学生对思想政治课的兴趣，有了兴趣才会有自主学习的动力。WWw.133229.Com要激发学生的兴趣先要了解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就学科而言，学生一般对理科颇感兴趣，对文科文史感兴趣，针对这一情况，可以利用兴趣的迁移性特点，从旁的学科入手，把学生的兴趣引导到思想政治课中来，并在此过程中揭示马列主义基本原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性，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理论的热情。

学生对数学很有兴趣，于是可以在高中《思想政治》第一册(哲学常识)前言课的教学中，引导学生讨论数和形这些抽象概念的来源，使学生们认识到无论“数”还是“形”都来源于客观的物质世界，数学这门极其抽象的研究量的科学产生于人们的生产实践，而这种认识观点就是哲学中唯物主义，数学中的每一个原理都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哲学道理。学生对物理也有兴趣，我们可以用牛顿研究“第一推动力”的悲剧，说明正确的哲学理论在科学世界形成中的作用以及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对于这样的教学，学生们觉得很新鲜，不枯燥，有收获。

学生需要是多方面的，有近期的也有远期的，学生最主要的需要应该是升学、就业、成才。我们要使学生认识到只有做到德智体全面发展才能有助于升学、就业、成才。在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中，要使学生认识课程的性质及学习的意义。用科学理论来武装学生的头脑，让学生明白，学好《思想政治》课，就能使自己拥有了“哲学(智慧)头脑’丫‘经济头脑”和“政治头脑”，这不仅能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而且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使学生认识到自己的学习、工作、生活都与《思想政治》课有关，从而将《思想政治》课的学习变成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通过增强社会责任感来深化和提升这种需要，这样学习就有了真正可行的动力。

二、加强指导是培养和提高自学能力的关键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是课堂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要真正落实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原则，把培养和提高能力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突破口。

1、坚持平时训练，掌握自学的一般要求

阅读能力是自学的首要能力，教科书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在教学中，要适量的安排阅读并进行一般指导。首先，“读书要用笔”。阅读时用笔在书上作各种帮助记忆和理解的符号，动笔在书上作旁批、眉批，动笔写读书笔记，读书心得。其次，“读书用多问”。学问即学又问。注意表扬提问题的学生，并将学生提出的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交大家讨论。再次，“读书要多思”。古人说:“学而不思则殆，思而不学则惘”。要求学生动笔，实质要求学生动脑。动笔则不能不思。不思则无问，也无法问，思考得深才能有价值的问题。

2、认真组织课内和课外阅读，精心设计课堂讨论和讲授

当代政治哲学读书笔记第3篇

1986年，著名哲学史家贺麟先生将1947年完成的《当代中国哲学》一书修改后以《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为名重新出版。新序有言：“全书在不影响原书的体系及主要论点的前提下，作了适当的修改和补充。”（《新版序》）揭呈此一修改所关涉的诸多方面，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学术与政治在现代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关系形式。 

一 哲学的政治化 

经过50年代政治学习、思想改造和学术思想批判等“洗脑”、“交心”的运动之后，贺麟一代的学者纷纷修改旧作以适应新的环境。冯友兰修改《中国哲学史》，刘大杰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等都是著例。贺的《中国当代哲学》之所以要等到80年代才修改再版，原因正如他1988年为《文化与人生》的新版写序时说的 ：“我记得我在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哲学》一书，曾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我对于孙中山知难行易说的意义，驳斥傅铜、胡适、冯友兰等人反对此说的论点，及发挥知行合一说的理论，也还有其新颖之处。不过严重的错误在用了一定的篇幅吹捧蒋介石所谓‘力行哲学’。”（《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新版序言）除了吹捧蒋介石，此书还包含对辩证唯物论的根本性批判，如此强烈的政治色彩在此前的30多年中连修改的基础也不具备。1986年新版之新，即在于以一种新的政治标准代替旧的政治标准，新旧两版实际上都具有政治化写作的性质。 

贺在新版序中交代说：“只有第三章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因为涉及政治问题，且系基于学生的笔记写成，由于我当时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毫无所知，所以这次作了较大的修改。”就“物质在于意识之先”而言，旧版认为这是科学常识而非哲学，“哲学要问在理论上逻辑上什么东西最根本最重要：什么东西是核心，是命脉？”新版在“物质在于意识之先”之前加上“有人误以为”数语以为限制；在指出哲学与科学的不同之后，加上“这并不能说是辩证唯物论”一句，表明所批评的并非真正的辩证唯物论，但辩证唯物论究竟是什么，新版却没有交代。 

就辩证法来说，旧版首先强调，辩证法产生于哲学家研究人类情感生活后发现的通理，“只有应用到精神生活内心生活上去，才见其生动活泼”。贺本以此批评唯物辩证法，新版却加上“各国新黑格尔派大都认为”一句，表明这不是自己的观点。其次，辩证法不能颠倒 ：“马克思并没有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我们要研究辩证法还当读黑格尔柏拉图的著作。读马克思的著作对于辩证法的学习，并无多大帮助。”新版删去了最后一句，减轻批评的力度。第三，关于辩证法的三大规律，旧版认为对“对立统一”的原则，“辩证唯物论者从不曾好好发挥”，新版式改为“辩证唯物论者不见得有更多更好的发挥”，语气稍缓；有关“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新版没有改动；关于质量互转规律，旧版认为质量关系“既无所谓互转，其本身和辩证法也不相干”，新版改为“它们的对立，不是僵死的，也有互相转化，自身辩证发展的过程。”有改有不改，新版对辩证法的评论前后矛盾。 

就唯物史观而言，旧版以“以上种种说明了辩证唯物论哲学思想的贫乏，不过辩证法唯物论主要观点还是它的历史哲学”开头，新版把这一句话改为“以上种种说明了辩证唯物论哲学的方法论，许多都是承黑格尔而来的。”语气由批判改为介绍。旧版对唯物史观的批评有三点:一是判定它是注重社会背景的历史观，属于“客观的或外观的研究”，虽不能说错，却不如“从思想本身来看思想”的内观法的深刻; 二是不同意下层决定上层 ：“在我们看来，经济始终是工具，上层的生活才是目的，我们固然不否认工具的重要，但是我们更注意目的的重要。”“归根结底不是经济支配人，而是人在支配经济，我们表面上受经济支配，实际上受经济背后的主人公支配。”三是认为阶级斗争理论不足以解释历史：“这种只是政治斗争的一个口号。但是历史上的斗争并不限于阶级，我们也可以说历史是观念的斗争，民族的斗争”。新版对这三个观点基本没有修改，我们无法从中看出贺对唯物史观有什么新的认识。（以上修改情况，参看旧版第61—67页，新版67—74） 

旧版一以贯之地以“批判”为基调，首尾一贯；新版易“批判”为“剖析”，有所肯定却又保留了大部分“批判”，实际上并未改变旧版对辩证唯物论的批判。从弃旧迎新的角度看，这一部分的修改是不成功的。为贺设想，最好的办法应当是全部改写。 

其实，新版的改动决不限于第三章。这一章的内容是批判实验主义和辩证唯物论，以过渡到“正统哲学与三民主义哲学的展望”。所谓“正统哲学”，主要是西方源自古希腊罗马的德国古典哲学和中国程朱陆王的新儒学，它的当代版即是三民主义哲学。三民主义哲学既如此重要，故旧版第四章全部讨论“知行问题的讨论与发挥”，前4节讨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第5节讨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以为“当代哲学”的总结。孙中山既仍被奉为革命伟人，自无需大的改动，第五节则须全部删去并换上毛泽东。贺在新版序中对第四章的修改情况不着一辞，何以如此，我们不得而知。 

旧版对蒋的评论，首先是在中外哲学的比较中发现其政治意义。“深切著明地见到一个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须建筑在一个伟大的民族哲学与民族精神复兴的运动上面，恐怕要首推为德意志复兴建立精神基础的大哲学家费希特了。而蒋先生谋国规模的远大，识见的超卓，却处处与费希特所见，几若合符节。”（旧版第107页）如批评本民族之堕落，复兴民族首在复兴民族的道德、发展民族性等，蒋都堪与费希特媲美。其次是从融会王阳明与孙中山的角度表彰其哲学价值。贺认为，王阳明致知之教，其归宿即在一个“行”字，蒋的“力行”就是重新提出阳明的致良知之教。鉴于孙中山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真理相背驰，而无补于世道人心”，蒋特别提出“致知难行易的良知”来融会阳明与中山。所谓“致知难行易之良知”，就是“本着我们自己的良知，照着我们总理知难行易的学说去做。”“我们大家皆知道知难行易的哲学，是今日救人心救民族最好的学说。这个知道就是知，就是良知。我们能够努力实行这个知难行易的学说。这就是致知难行易的良知。”（旧版第111页）一个融会了从王阳明到孙中山的哲学，当然就是中国哲学史上知行问题研究的最高成果：“蒋先生的力行哲学实在是发挥了中山先生知难行易说的伟大成果，也就是为知难行易谋最高的出路，求最高的证明。”（旧版第117页）其三是把“行”与古儒“仁”、“诚”联系起来分析其文化贡献。旧版把蒋的前后言论联贯起来，认为“蒋先生不惟承认仁是人的天性，而且指出行亦是人的本性。这种看法不惟对人性有新认识，且于孔孟性善说也有新的证明与发挥。”（旧版第113页）蒋的人生观“实亦代表中国儒家正宗的仁的人生观”。 

蒋之于中国哲学是如此重要，一旦删去，岂不残缺不全？贺应当感到高兴的是，蒋之后有毛泽东。《实践论》所论也属于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而且他同样重视实践。所以以毛易蒋，内容上仍然和谐一致。新版以“知行合一问题——由朱熹、王阳明、王船山、孙中山到《实践论》”为结束。“从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来看”，朱熹的知先行后论没有看到知识的感性和实践的基础；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只是主观上内心体验，王船山见解正确却没有把知行问题作为哲学的重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缺点最少，但把知行划分为二截，认为难易悬殊，理论实践上都有困难。毛泽东“不像朱熹那样把知行分为二截，也不像王阳明那样在当下的直觉里或内心的良知里去求知行合一，他乃是在阶级斗争和社会实践、生产实践里去求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他不像孙中山那样去作知行孰难孰易的比较，他不像朱熹、王阳明两人那样皆同隐于内心生活体验、知先行后的说法，而是提出知识出于实践而又为实践所证明的实践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掌握住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武器，并灵活地运用它来处理知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知行统一论。所以他在立场上，唯物观点上，辩证方法上以及问题的提法上超过了孙中山，扬弃了、发展了王船山的革命观点。他文中虽未提到他们，然而他又没有把他们的贡献完全抛开”。（新版第209页）所以，不是孙中山，更不是蒋介石，而是毛泽东，才是中国哲学的最后总结。 

49年以后的旧作修改一般都不成功。冯友兰对此体会甚深 ：“在解放以后，我也写了一些东西，其内容是主要是忏悔，首先是对我在40年代所写的那几本书的忏悔。并在忏悔中重新研究中国哲学史，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但“这个修订本只出了头两册之后，我又感到修订得连我自己也不满意。我又着手修订修订本，但是在它即将付印之际，我发现这个修订修订本也必须重新再写。这一次，我完全从头开始重写。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就这样修订、重写，还没有出版定本。”（《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7、309页）贺对第三章的修改是不成功的，但第四章以毛易蒋后，读起来并无突兀凑合之感，因为新版旧版都是政治化写作，其上下关系、历史位置乃至一些观点大同小异，两版各成一史，均较完整。可见，如果政治的力量强大并内化为学者的自觉认同，则政治与学术就没有矛盾。40年挥蒋介石，80年代阐释毛泽东，其间的过渡当然充满紧张和苦恼，在两头却似乎圆融无碍，水到渠成。 

二 政治家的哲学化 

哲学家认同政治，政治家需要哲学，哲学与政治在现代中国有相互接近的趋势，这是政治家进入哲学史的基础。 

古中国有君师合一、政教合一的传统，在此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蒋、毛都有“老师”情结，蒋爱以“校长”自居，毛在给个人崇拜降温时仍愿保留“伟大导师”。自然，对于始终以“革命者”自期的政治家来说，传统观念的存续并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是现代中国全能政治的需要。领袖不只是拥有至上权力，更应当具有思想道德上的权威，以其道易天下。所以在繁重的军政事务之际，他们都一度成为哲学著作家。蒋介石认为：“有了哲学基础，然后我们的人生观才能确定。一切荣辱，成败，利害，生死，才能看透......一个人没有确定的人生观，临到危险的时候，就难免变节，临到富贵贫贱转变的时候，也难免变节。”（旧版第108页）毛泽东也认为 ：“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陈晋主编 ：《毛泽东读书笔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31页）他们都认识到，为着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大业，哲学不但可以用而且必须用。 

哲学如此为政治家看重不是偶然的。从晚清开始，注重自我意识、反抗权威、重心贵力的陆王心学及大乘佛学独得盛大发扬，在不同时期担当了国家领导之责的蒋、毛两人，均对陆王心学深有体会，都认识到革命需要的个体的坚强意志和牺牲精神。虽然在政治上尖锐对立，但他们的哲学却有两个共同的特色。一是注重精神。蒋介石有言：“我们今天要抵抗敌人，复兴中国，完成革命，并没有什么困难，只是在我们一念。……只要个个人照着自己良心上所认为应该做的事去做，则一切不好的动念，如个人的意见和私仇可以消除净尽，这是致良知。”（旧版第110—111页）毛泽东在《矛盾论》也使精神突破物质的限制：“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后来更是越来越强调人是决定性的因素 ：“最重要的方面是能动性，提高中国人民的能动性、热情，鼓吹变革现实的中国是可能的。”（《毛泽东读书笔记》第828页）二是强调行动。蒋介石有云：“致就是行，致良知就是要打破行难的错误观念，就是要实实在在地去做。”（旧版第110—111页）毛泽东不但早期即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名言，后来也认为“先行后知，知难行易”（《毛泽东读书笔记》第863页）哲学的政治功能之一，是砥砺主体意志，鼓舞行动勇气，这里的意志是有明确的目标和统一的纪律的意志；行动是有组织、有目的的集体性政治军事斗争，他们的哲学是掌握群众的理论，是变为物质的精神。蒋、毛都不是柏拉图意义上的“哲学王”——按照英国学者巴克的解释，“理想国”的“哲学家不能对国家进行任意的动摇和变化，他应当让它在对其基本原则的忠实尊奉中保持稳定，静物一样的稳定。”（厄内斯特?巴克：《希腊政治理论》，吉林人了出版社，2003年，第286页） 

蒋、毛是否有入史的资格，要由史家来审查。确实，我们没有看到一本西方哲学史把拿破仑、俾斯麦或其他什么政治人物的思想写进去。罗马皇帝奥勒留之入史，不是因为他是皇帝，而在其《沉思录》是斯多葛主义的经典，而且奴隶出生的爱克比泰德也享有同样的哲学地位。但是，蒋、毛的哲学并非政治家的私人独语，而是现代中国牢笼百态的意识形态，一度为无数人所信仰。抗战前周佛海说过：“相信主义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做到盲从的程度。”（引自艾思奇《<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艾思奇文集》第一卷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87页）1958年，柯庆施等人也说过：“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引自李锐《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338页）这种个人崇拜的言论，反映的是一种“主义”言说是如何成为一种真实的动员力量，并深刻地导引、规范着所属时代的文化思想，这就是毛的名言“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真正意义。所以“主义”云云不一定是哲学，却常常支配着哲学。比如贺麟的唯心认，一方面固然有德国古典哲学的资源，另一方面也与“主义”取同一主张：“新的中国哲学，主张一切建筑在理性的基础上，精神的基础上。没有精神，什么都没有。也只有精神的基础才是最巩固的基础。革命先要革心，知人贵相知心，甚至战争也以攻心为上。”（旧版第68页）49年以前的哲学史要写蒋介石，49年以后的哲学史要写毛泽东，迄今为止，海峡两岸关于毛、蒋的哲学研究已是汗牛充栋，其中不都是宣传。 

三 哲学家的政治关怀 

在现代哲学家中，贺是政治关怀较深的学者。49年以前，蒋介石对他也礼遇有加，数次召见，不但邀他到中央政治学校讲课，而且其侍从室在战争期间直接支持贺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如贺所说：“自从民国三十年中国哲学会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成立后，我们对于西洋哲学，才有严格认真，有系统的有计划的经过专家校阅够得上学术水准的译述和介绍。”（旧版第26页）以“抗战领袖”而关心纯粹哲学，贺有知遇之感。冯友兰也是官方学者，其《新原道》从孔子开始一直写到自己的“新统”，却没有孙中山、蒋介石的位置，甚至还批评过孙中山的学说。贺不但在政治上维护蒋，还通过重心强调、历史联系、补充发挥等方式努力使蒋的哲学精致化、学理化。49年以后，贺麟的政治热情没有降温，且很快与时俱进。“当他第一次读完《新民主义论》以后,就产生了，当年第一次读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讲演集时的类似感受。”（杨子熙：《贺麟的生活与哲学》，《会通集》，三联书店，1983年，第17页）1951年，贺表示“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1955年批判胡适时，有人因他“很臭”而不让他参加写作班子，贺主动写了《两点感想，一点反省》一文发表。1957年4月，毛泽东召见周谷城，贺奉命作陪。周谷城回忆：“大家受到领导同志的鼓舞，学习理论的热情都是很高的。贺麟同志则更积极，大有尽弃所学，专读马、列、毛书之概。记得大约在1965年11月左右，他有一次参加政协组织的参观学习团，路过上海，顺便到我家谈天，看到我书架上乱七八糟的书，几乎全是老古董；抽一本看，是柏格林的《物质与记忆》 ；再抽一本是柏格森的《时间与自由意志》，再抽一本则是詹姆斯的《极端的经验主义》，他不抽了，笑着对我说：‘尽看这些！’”（贺麟：《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周谷城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982年，贺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的政治认同改变了他对现代哲学的认识。他对胡适的实验长期持批评态度，但对胡适其人甚为尊敬。1945年曾致信胡适：“先生近年为国宣劳，功绩至伟，而对学问如此努力，写作收获如此之多，使国内朋友闻之莫不欣佩奋励。除亟盼先睹尊著外，并尤褥祝英文本的《中国思想史》早日写成出版。麟近应《五十年来的中国》编者潘公展先生的约，写有《五十年来的哲学》一文，文中有两三处提及先生，虽觉表述的不充分，但也足见向往之忱，特附寄一阅，尚祈指正。”（《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40页）但数年后，贺却开始批判胡适“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至有“胡适成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为头等战争罪犯，与人民公敌蒋介石一文一武，异曲同工，决不是偶然的”等语。对于旧版中高度评价的哲学家们，1961年却认为“他们把西方哲学某一流派与他们喜爱的中国哲学某一流派相联系，来一个‘中西合璧’，这样就使得自己的哲学思想有一点‘创造性’，自创体系，自己搞一套杂凑的哲学，更可以欺骗和影响较多的读者、青年。……这种所谓‘中西合璧’的一套思想，乃是不中不西的东西，既不是客观科学地介绍西方哲学思想，也不是实事求是地整理中国的古典哲学著作，没有推动学术文化的向前发展，反而拖着向后退。”（贺麟:《加强对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第176页）当然，在1986年的气氛中，胡适和那些“不中不西”的哲学家们已开始卷土重来，贺已无须按五、六十年代的标准来修改了。他应该庆幸自己没有五、六十年代修改旧作，那意味着冯友兰的遭遇在等着他。 

贺的政治关怀不是被动的。他早就认为 ：“凡是一个哲学家，与政治家总有着密切的关系，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往往互相了解，互相呼应，终必殊途而同归。”（旧版第69—70页）他是对政治敞开大门的哲学家。1941年《学术与政治》一文的重心，是说明“独立自由”和“脱节”根本是两回事。“一个学者求学术的独立与自由，有时诚应洁身自好，避免与政治发生关系。……但须知独立自由与‘脱节’是两回事，求学术的独立自由可，求学术与政治的根本脱节就不可，学术与政治不但须彼此独立自由，还须延缓此分工合作，就好像许多独立自由的公民，分工合作，形成一个健全的近代社会。”此论完全正确，尤其是在政治不上轨道、政府专制独裁的现代中国，学者的“洁身自好”，学术的超然脱节，很可能助长政府的胡作非为，最后仍不免要伤害学者和学术。所以贺特别批评学术界逃避政治、视政治为畏途的现象： 

在初期新文化运动时代，学术界的人士，完全站在学术自由独立的立场，反对当时污浊的政治，反对当时的卖国政府，不与旧官僚合作，不与旧军阀妥协。……学术界这种独立自由的态度，可以说是为腐朽残暴的北洋军阀作了釜底抽薪的反抗，使他们不能罗致有力的新进分子，去支持陈旧腐败的局面；间接有助于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此后政治虽有不少纷乱，学术上的自由独立，仍然保持相当的水准，但是学术界的人士，对于统一尚未真正成功的国民政府，态度似乎不能一致，冷淡，超脱，不理会是当时学术界的普遍现象。到了七七事变，学术界的人士，也就进而对政府取尽量辅助贡献的态度，政府对于学术界也取咨询尊重的态度，我们希望我们中国渐渐有自由独立的政府，来尊重自由独立的学术，同时也渐渐有自由独立的学术，来贡献于自由独立的政府了。(《学术与政治》，《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46 -247页) 

贺此论基本上是站在国民政府的立场讲话。学术脱离政治在北洋军阀时代之所以是对的，因为它客观上支持国民革命。贺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基本上是满意的，1945年给胡适的信中就说：“中央政府不患其不民主，而患其腐败狭隘，不能集中人才，有害民生耳。三民主义中，国民党贡献最少者亦惟民生。共产党人党见甚深，信仰甚偏，恐反较少民主精神也。”（《胡适来往书信选》第40—41页） 

1956年，贺把政治上的忠诚奉献给此前曾批评过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再度批评学术脱离政治的现象∶ 

但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人民政府做了数不清的惊天动的伟大事业，有着无限的威信，为全国人民所衷心爱戴，所有知识分子、专家、学者们大都兴奋感激，拥护歌颂之不暇，更没有人愿意脱离政治，自外于人民、自外于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所以现在的问题已不是脱离政治的问题，而是知识分子在他的专业基础如何依靠党，得到党的帮助和指导的问题。(《知识分子怎样循着自己专业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哲学和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49页) 

旧版拥蒋，新版颂毛，贺的哲学观一贯通。他没有指出甚或没有注意的是，学者主动以学术贡献于政治是一回事，在号令下把学术政治化或以政治取代学术是另一回事。其间的关键是政治家是否承认并尊重学术独立，政治本身又是否“独立自由”？无视这个差别而要求学术与政治的联系，即使理论上说得通，实践上也只会导致学术的取消。以贺本人为例，曾经写出过《时空与超时空》、《知行合一新论》、《宋儒的思想方法》、《辩证法与辩证观》这样文章的人，后来除了批判和翻译，基本上没有真正的哲学论文，以至于在迟暮的1988年，只能抒发对旧作一往深情：“《文化与人生》一书虽然在编排方面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初次在报刊上发表时，读者尚有较好的反响。我自己也感到相当满意。”（《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新版序言） 

四 政治家的哲学地位 

贺是哲学中人，并没有在政治学说与哲学之间划等号。他的标准是 ：“至于哲学的职责，则一方面要超出常识，成立一贯的理论系统，另一方面又要解释何以常识表面上最易接受，而理论上欠贯彻的地方。如果要成立一种学说，就事实言，必能解释问题范围内所涉及的一切事实，不能有一个例外。只消有一个例外，则此项学说便发生动摇，须得修正 ；就理论言，则该项问题中的主要概念必须加以严密的分析，而下一谨严的界说。对于概念和概念间的关系，必须建立有基本的原则，以作立论的根据。简言之，‘据界说以思想，依原则而求知’，是成立任何理论所必须遵循的方法。必须这样，才可得到普遍必然贯通的而不矛盾的真理或理论系统。”（旧版第71页）据此，孙中山、蒋介石对知行学说有贡献，所以可以入史，而马克思主义“压根儿就没有哲学兴趣，他们只徒摭拾黑格尔几句口头禅，牵强附会以为他们的信仰作辩护，以为他们的主义作宣传，他们的兴趣本既不在哲学，更不在了解黑格尔的哲学。”（贺麟：《黑格尔》，译序，商务印书馆，1936年）之所以提到辩证唯物论，只是因为它是“九一八”前后十年间的思潮之一，要专辟一节予以“批判”。 

然而，“为信仰作辩护、为主义作宣传”是政治家的天职，马克思主义如此，孙中山、蒋介石又何尝不是如此？旧版其他哲学家均有批评，独对孙、蒋只有联贯、阐释、发挥而无任何批评。从贺对孙、蒋的细密铺陈来看，他并非在做应景文章，更不是外部压力下的政治表态，而是基于学理的评论。但我们注意到，在贺颇为自得的《知行合一新论》一文中，却没有孙、蒋的位置，这表明对知行问题提出“新论”，并不需要以孙、蒋为出发点。他们之进入哲学史，借助的是贺麟的力量。赋予一种政治论说以哲学意义，这是政治家取得哲学地位的一种方式，它主要通过哲学家来完成。 

还是共产党人干脆。1941年，艾思奇发表《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述评》一文，给哲学下的定义是 ：“哲学是各阶级党派的世界观，是他们认识事物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南。”（《艾思奇文集》第一卷，第549页）所以，不但辩证唯物论，陈立夫的唯生哲学、阎锡山“中的哲学”、国家社会党的哲学、中国青年党的哲学、张申府的哲学，都是当时“重要的哲学思想”。毛泽东后来也说 ：“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孔子和蒋介石，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毛泽东读书笔记》第691页）党派世界观就是哲学，哲学研究就是政治斗争的一环。在比较陈立夫与阎锡山时，艾思奇竟然能发现他们在权力系统中的不同位置甚至掌权时间：“‘中’的哲学不同于唯生论，在社会基础上说，就是后者只是代表大革命以来才当权的国民党当局者的世界观，而‘中’的哲学却是民国以来就统治自成一个局面的地方政权当局者的哲学。”（同上，第571页）赋予哲学以政治意义，这是政治家取得哲学地位的另一种方式，它主要由政治家自己来完成。 

当代政治哲学读书笔记第4篇

【法】 丹尼尔•唐格维著 林国荣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一生都在围绕着他的政治哲学活着，他自创学派的学术影响与政治影响的不对称，让他一直站在风口浪尖。面对着众多知名哲学家的指责、冷落，施特劳斯一意孤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对西方现代性和自由主义传统的彻底批判，突然被美国主流媒体说成华盛顿的官方政治哲学，他才大放光芒。曾一度被《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新共和周刊》以及《纽约时报杂志》等主流媒体称为“共和党革命教父”。

施特劳斯一生的成就都集中在《自然正义与历史》、《政治哲学史》两本著作中，而后者更是成功地淘汰了当时流行的萨拜因的《政治理论史》，也标志着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的初步成型。施特劳斯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摒弃了当时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方向，而是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己任，其坚决和彻底确实令人钦佩。此外，他始终坚信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就是要检讨哲学与政治社会的关系，因此他曾将自己的“政治哲学”称为是一种“哲学社会学”的研究。正是以这一问题为出发点，施特劳斯返回到古代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即返回西方哲学的源头，以图重新检讨哲学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活动，以及政治哲学为什么必要。但他真正全力投入“苏格拉底问题”研究已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这最后十年他接连出版了《城邦与人》、《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论述：释〈家政篇〉》，《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以及临终前完成死后出版的《柏拉图〈法篇〉的言与行》。

1899年9月20日，列奥•施特劳斯出生在德国乡下的一个小镇，他是那个年代中最惨的那类人――犹太人。对于他们这一代犹太人来说，青少年时期先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的冲击，随后则是海德格尔哲学革命的强烈震撼，紧跟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的种族屠杀，经历了战争、杀捕之后，他开始了流亡生涯，与众多科学家、思想家一样，施特劳斯于1938年流亡到美国。

也许是记忆中的黑暗色彩太多，对他日后的哲学思考带来了很深的影响。他始终相信，哲学思考对于人类幸福来说是必须的，因为它是正确的生活方式⋯⋯在这部独具视角的思想传记中，作者唐格维特别关注了施特劳斯鲜为人知的思想形成时期（1920年―1938年），哲学家施特劳斯正是在此期间阐发了他命名为“神学―政治问题”的研究论题。唐格维阐明了论题与其思想中主要元素之间的关联，诸如古今之争、回归古典自然权利、隐秘写作的技艺以及对现代性的批判。《列奥•施特劳斯：思想传记》中，作者切近了施特劳斯作品的核心：上帝和政治学，为这位20世纪重要的思想家做出了一份重要的、合乎时宜的评价。也将施特劳斯从争议中解救了出来。

《资深男人》

庄诺著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资深男人》讲述了“80后”电视美女与资深老男人的情感激荡和跨越时空的扑朔迷离的爱情婚姻。庄诺笔下刻画了一个中年地产人的内心世界与矛盾心态，通过一个看似荒唐的爱情故事，破译人性与欲望的盘点之作。描绘相隔两个年代男女的不同生活经历与思想境界的相互碰撞。老男人睿智的思维难以避免婚姻的挫折，年龄的差异同样难以阻隔佳缘的出现，揭示当今社会精英群体的思想矛盾与生活面貌。是一部被评为“首部深度剖析老男人心态”的文学作品。不少读者认为，《资深男人》表面上是一部略显荒唐的爱情剧，实际上是情爱文化故事，最后才发现是极致隐讳的历史政治理念。

《五十三个暴走族引发的战争》

王浩著 南方出版社

历史上与明朝同期的日本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度？当时的中日朝三国关系究竟如何？为今天的三国关系埋下了怎样的伏笔？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平定中原有勇有谋，可面对东洋这个弹丸之地为何如此无可奈何，甚至写下祖训告诫子孙与日本老死不相往来？为营造“万邦来朝”的天朝上国梦，明王朝又付出了怎样昂贵的代价？日本的头号海贼王“王直”竟是中国人？《五十三个暴走族引发的战争》是其讲述中日历史渊源的开篇之作。本书是以现代人的角度重看倭寇侵犯中国那段历史，挖掘包括边角旮旯里的所有史料，从中日朝三个国家的状况来牵起这段历史的领子，使之立体呈现。通过读这本书，我们所了解的将不再是一个单维度的历史，也不再是片面主观的历史。

《辛亥：摇晃的中国》

当代政治哲学读书笔记第5篇

很多同学认为高中政治没有初中政治好学，这是为什么?怎样学好高中政治?

相对于初中政治来说，高中政治更具有学科化的特点，每一年级都是一个学科，因此相对增加了一些难度，但如果你肯下工夫，并方法得当的话，逐渐也会觉得一样好学。我认为，首先是要处理好"死"与"活"的关系，"死"指的是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一定要准确全面把握，要死掉;"活"指要能够联系实际，进行活学活用，这就要求我们要走出教材课堂的小圈子，尽一切可能的将所学原理和现实生活相联系，其实经济学、哲学就在现实生活中，你不花钱吗?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就是经济，而且花钱这个活动中就涉及分配、消费、储蓄、保险、股票、第三产业等诸多经济学的问题，我们在网上交流就涉及第三产业、信息化、工业化的问题，所以关键还是要做个有心人，充满兴趣，主动地去感知政治，研究政治，而不是被动地去背政治。相信知识获得的同时，乐趣的获得也会成为一种必然。正因为政治着重能力的培养，但又作为高考的一个课目，因此我们在学政治的时候要学会读书，把厚书读薄。在读书的过程中掌握"不动笔墨不读书，不记忆不读书"两个基本原则，二者合而为一，具体体现在：勾画书本上。凡是勾了的就背，不勾的就不背，就这样把范围缩小，提高了学习效率。

其次，要提高阅读速读。也许现在要求同学们"一目十行"实在太难了。但是我今天一行，明天二行，……这样，就可以提高我们的阅读效率了，特别在高三的学习中，此能力会立大功的。

最后，我希望同学们要学会做笔记。不仅记板书，还要记老师口头上说的重要的话，而要留有余地，供今后补充，做到在学习中既动脑又动手。

结合实际来看，在日常的作业和考试中，论述题往往事同学们回答的难点。

其实，首先要做的关键工作是审清题目，包括审清材料和审清问题设问的角度，对不同的题型有不同的要求。比如，利用文字表述的题型，在认真仔细全面的阅读所给材料的基础上，对材料要进行归纳和思考，要审出材料的中心思想或主旨，提取出有效的信息，并注意几个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对运用表格、图形(包括漫画)表述的题型，一定要全面地把握所给信息，包括阅读表格的标题、表格内的内容、下面所给的注解，都包含有效信息;其次，对所给信息要进行比较，包括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审清题目设问的角度也非常关键，尤其是以前见过的熟悉材料、熟悉情境，更要特别加以注意。题目是从哪个角度考查的，审好题是答好题的关键，对有些类型题来说，审题非常重要。因为某些考题答案的要点，就隐藏在材料的表述中，如果能够认真阅读材料，体会其中的含义，就可能获取答案的基本要点;其次，在审题的基础上要进行思考，也就是说要圈定一个范围，从现象上看考的是哪一个或者哪几个重热点问题，然后透过现象看本质，看考的知识是哪一个或哪几个;三是思考清楚是从哪个角度考的，填写答案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全面，第二要有重点，第三要具体化，第四要灵活有创新，第五要恰当使用经济、哲学、政治的术语，调理清楚，逻辑严密的予以表述。

当代政治哲学读书笔记第6篇

一、学好高中政治的方法

相对于初中政治来说，高中政治更具有学科化的特点，每一年级都是一个学科，因此相对增加了一些难度，但如果你肯下工夫，并方法得当，逐渐也会觉得好学。

首先要处理好“死”与“活”的关系，“死”指的是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一定要准确全面把握，要死掉；“活”指要能够联系实际，进行活学活用，这就要求我们要走出教材课堂的小圈子，尽一切可能将所学原理和现实生活相联系，其实经济学、哲学就在现实生活中，你不花钱吗？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就是经济，而且花钱这个活动中就涉及分配、消费、储蓄、保险、股票、第三产业等诸多经济学的问题，我们在网上交流就涉及第三产业、信息化、工业化的问题，所以关键还是要做个有心人，充满兴趣，主动地去感知政治、研究政治，而不是被动地去背政治。相信知识获得的同时，乐趣的获得也会成为一种必然。因为政治着重能力的培养，又作为高考的一个科目，因此我们在学政治的时候要学会读书，把厚书读薄。在读书的过程中掌握“不动笔墨不读书，不记忆不读书”两个基本原则，二者合而为一，具体体现在：勾画书本，凡是勾了的就背，不勾的就不背，这样把范围缩小，提高了学习效率。

其次，要提高阅读速度。也许现在要求同学们“一目十行”有些难。但是今天一行，明天两行……长此以往，就可以提高阅读效率了，特别在高三的学习中，此能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最后，我希望同学们要学会做笔记。不仅记板书，还要记老师口头上说的重要的话，且要多留几行，供今后补充，做到在学习中既动脑又动手。

二、论述题的做法

首先，要做的关键工作是审清题目，包括审清材料和审清问题设问的角度，对不同的题型有不同的要求。比如，利用文字表述的题型，在认真仔细全面的阅读所给材料的基础上，对材料要进行归纳和思考，要审出材料的中心思想或主旨，提取出有效的信息，并注意几个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对运用表格、图形（包括漫画）表述的题型，一定要全面地把握所给信息，包括阅读表格的标题、表格内的内容及所给的注解，都包含有效信息。其次，对所给信息要进行比较，包括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审清题目设问的角度也非常关键，尤其是以前见过的熟悉材料、熟悉情境，更要特别加以注意。题目是从哪个角度考查的，审好题是答好题的关键，对有些类型题来说，审题非常重要。因为某些考题答案的要点，就隐藏在材料的表述中，如果能够认真阅读材料，体会其中的含义，就可能获取答案的基本要点。再次，在审题的基础上要进行思考，也就是说要圈定一个范围，从现象上看考的是哪一个或哪几个重热点问题，然后透过现象看本质，看考的知识是哪一个或哪几个。最后，思考清楚是从哪个角度考的，填写答案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全面，第二要有重点，第三要具体化，第四要灵活有创新，第五要恰当使用经济、哲学、政治的术语，调理清楚，逻辑严密的予以表述。

当代政治哲学读书笔记第7篇

关键词:政治;教学;改革

随着课标的改革，考试的内容在向“广”“宽”“综”的发展，对我们高中生综合能力的考查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加强对自身能力的培养已成为现代教育教学改革的主流，培养自身能力的目的就在于我们要学会如何学习、如何运用知识，这对处于21世纪的中学生来说，无论是在学校课堂，还是将来走向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下面笔者结合学习实际，就中学政治课的学习谈一些认识和体会。

很多同学认为高中政治没有初中政治好学，这是为什么?怎样学好高中政治?相对于初中政治来说，高中政治更具有学科化的特点，每一年级都是一个学科，因此相对增加了一些难度，但如果你肯下工夫，并方法得当的话，逐渐也会觉得一样好学。我认为，首先是要处理好“死”与“活”的关系，“死”指的是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一定要准确全面把握;“活”指要能够联系实际，进行活学活用，这就要求我们要走出教材课堂的小圈子，尽一切可能的将所学原理和现实生活相联系，其实经济学、哲学就在现实生活中，你不花钱吗?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就是经济，而且花钱这个活动中就涉及分配、消费、储蓄、保险、股票、第三产业等诸多经济学的问题，我们在网上交流就涉及第三产业、信息化、工业化的问题，所以关键还是要做个有心人，充满兴趣，主动地去感知政治、研究政治，而不是被动地去背政治。相信知识获得的同时，乐趣的获得也会成为一种必然。正因为政治着重能力的培养，但又作为高考的一个课目，因此我们在学政治的时候要学会读书，把厚书读薄。在读书的过程中掌握“不动笔墨不读书，不记忆不读书”两个基本原则，二者合而为一。其次，要提高阅读速读。也许现在要求同学们“一目十行”实在太难了。但是我今天一行，明天二行……这样，就可以提高我们的阅读效率了，特别在高三的学习中，此能力会立大功的。

最后，我希望同学们要学会做笔记。不仅记板书，还要记老师口头上说的重要的话，而要留有余地，供今后补充，做到在学习中既动脑又动手。

结合实际来看，在日常的作业和考试中，论述题往往是同学们回答的难点。

当代政治哲学读书笔记第8篇

师哲 口述 李海文 著

九州

>> 历史细节的还原与再现 从细节处宝贝你的身体 于细节处彰显德育魅力的生物教学 还原情境,打造细节,凸现情感魅力 从细节处抓中心 让你的作文从细节处 闪耀 从细微处发现语言的魅力 从“小”处领略作品的无穷魅力 历史细节 增强历史课堂魅力 还原历史的生动 还原历史的真实 从细节处把握教育契机 从细节处看网球伤病预防 从细节处精读绘本 城市环保需从细节处着眼 从细节处规范化学复习 从细节处反思等级制 从细节处找英语实效 细节的魅力 细节激励的魅力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政治 > 从细节处还原历史的魅力 从细节处还原历史的魅力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唐山")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

师哲 口述 李海文 著

九州出版社

2015年2月版

说：“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斯大林好似也懂得我们在谈什么，于是问我：“他说什么？”

我回答：“是我们之间的话。”

这段对话发生在访苏期间，因中方未按要求与苏联、蒙古同时批驳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言论的声明，斯大林就此提出批评。为缓和气氛，斯大林用自己的车带大家返回，但始终不发一言，中方翻译师哲邀请斯大林有机会访问中方代表团住处，斯大林欣然同意，但猜出谈话内容，于是便出现了上面那段有趣的对话，如非当事人，恐怕永远想象不出这样的场景。

师哲曾在苏联生活14年，并长期在格别乌（克格勃前身）工作，回国后名义上是任弼时的秘书，实际上主要担任的俄文翻译。与普通译员不同，他曾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等，熟悉高层决策过程，视野更开阔，所以他的回忆录特别“有料”。

比如为出版《选集》俄文版，苏联派来顶尖哲学家尤金，与他一见如故，尤金当面总是夸发展了马列主义，但在私密场合，却会不经意地说：的这个观点和托洛茨基是一样的……

尤金第二次访华时，为敲山震虎，曾指着师哲说，他们陕西人中就有人反对我（高岗也是陕西人），尤金不明所以，和同事讨论了半天，此后开始躲避师哲，连看他的眼神都变了。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是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中方根据苏方建议，在递交国书仪式后举办宴会，苏方特意订了全聚德烤鸭，没想到鸭子经长途跋涉，到场时已凉透，根本咬不动，后来接国书仪式不再举办宴会。

这些有趣的细节，俨然将读者拉回历史现场，而书中另外一些细节则对全面理解历史有着特殊价值。

比如1947年3月初，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与莫斯科有单独的电报联系，由师哲负责，让师哲销毁全部往来文件。考虑到档案珍贵，师哲问可否择其要者，自己随身携带，不同意，反问道：如果你被逮捕了呢？师哲回屋正准备，已带着女儿来了，名为陪孩子玩，实为监督。全部烧毁后，还用木棍拨开灰烬检查了一番。转战陕北期间，居无定所，但每到一个村，调查工作立刻展开，村民情况尽在掌握。

再比如，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前夕，秘密访苏，通报中方意见，表示中国刚刚结束战争，正在恢复中，无法入朝参战。斯大林表示理解，并着手安排下一步的办法，而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电报通知，中国决定出兵。这个戏剧性的逆转，蕴含了太多的艰难。

在回忆录中，许多地方看似信笔带过，却意味悠长。比如延安时期，基本不亲自迎接人，即使访苏归来，离别数月，也只是几天后办个欢迎会，而听说回来，立刻前去迎接。

再比如，“岸英回来时已22岁，他在苏联长大，养成了苏联人的习惯，中国人接受不了，再吹枕边风，甚感烦恼”。可惜的是，未见更详细描述。

本书许多细节起到了澄清真相的作用，比如高岗“里通外国”的问题，苏联人柯瓦廖夫说高岗曾在中苏会谈中“建议宣布东三省为苏联的第17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访苏时，柯瓦廖夫负责接待，故此说风靡一时，但通过师哲回忆可知，“他见了斯大林像个小学生一样站得笔直，十分紧张、拘谨。回答完了问题，斯大林示意让他出去，他就赶快退出会场。所以他并不知道谈判的经过”。科瓦廖夫曾说，高岗曾私下表示会向他提供中共高层情况，但高岗不懂俄文，科瓦廖夫不懂中文，他们如何交谈呢？可见“里通外国”说纯属子虚乌有。

不否认，师哲的回忆中也有一些误忆，比如称斯大林未曾建议国共划江而治;为了“抗美援朝”，苏联提供的贷款是一笔糊涂账，后来被赫鲁晓夫狠敲一笔……凡此种种，并无依据。这也说明，回忆录并非信史，读者应保持警惕。

本书此前曾出版过，并引起巨大轰动，但重读时却有如在读一本新书。究其原因，在于其细节异常丰富、翔实，每次阅读都能从中发现新的亮点。所谓杰作的魅力，大概就在于此吧。此次增订补入了与婚恋等部分，使其更加完整。 《中国2015：看清新常态》

胡舒立 主编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5年2月版

2015年是中国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身处巨大变革中的我们，如何充分认清这一新时代的特点？吴敬琏、许小年、周其仁、胡舒立等各行业的学者、企业家，从各自从事的领域出发，给出了极具建设性的观点。 《另一片海：阿拉伯之春、欧债风暴与新自由主义之殇》

张翠容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1月版

这是一本刻画地中海两端变局的见证之书，作者要讨论南欧国民面对欧债危机时的反抗和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运动。这两起事件看似毫无关联，实则涉及更深层次的国际政治、金融问题。到底“地中海的变天”会造就一个“春天”，还是给世界带来“冬天”？作者是香立记者。 《沧海之后：当大师都是普通人的时候》

简繁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当代政治哲学读书笔记第9篇

我认为，毛泽东所接受的思想中，或者，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第一位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第二位的，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只不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比较表面和直接，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中则是潜藏的，比较深层。事实上，毛泽东在他人生的学习的最重要阶段即二十岁左右（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容易接受的年龄”）主要学习的恰恰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而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18岁之前，毛泽东所学的知识主要是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诸如“四书”、“五经”之类的，18岁到长沙之后就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实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等。毛泽东自己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4页，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所谓“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其实都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沙时期是毛泽东读书的最重要时期，对于求知有着强烈欲望、酷爱读书的毛泽东来说，这一时期所读之书肯定远不止上面所提到的这些。而毛泽东在读这些书时的感受如何，由于资料的缺乏，可能永远是谜了，所幸的是，毛泽东在长沙时所读的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还被保存下来，从密密麻麻的批注来看，毛泽东对这本书是读得非常认真的，后来当这本书“物归原主”时，他还说：“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注：毛泽东1950年同周世钊的谈话，转引自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13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许多的证据表明，毛泽东在年轻时曾阅读了大量的中西资产阶级的书籍，认真学习了中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问题不在于承认不承认这一事实，而在于如何评论这一事实。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青年时期是学习的黄金时期，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最容易接受的时期，一旦接受，终身难忘。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可以说深深地印刻在他的思想深处，并终身起作用。虽然毛泽东后来更看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诸如《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对他的影响，但如果没有早期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为基础，毛泽东是不可能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一下子跳跃到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24岁才知道马克思，从此终身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的历史并不能从此抽刀割断。事实上，毛泽东后来多次从“二元对立”的哲学观点出发强调学习西方哲学的重要性，认为不懂西方哲学，就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而且，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主义最初就是作为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一种而传播进中国的，只是后来由于特定的政治时局的原因它才从西方文化中独立出来作为一种独特的异质文化。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中国本土产生的，它本质上是西方的，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接受了西方，我们不能因为后来中西方的敌对关系而完全否定西方，甚至否定西方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入侵”中国，其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自古以来自尊自强的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这种伤害至今犹存，以至这方面的问题一直是外交上的敏感问题。另一方面，洋枪、洋炮、洋文化又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冲击、挑战、机遇，中国被迫从古代向近代转型以至最后向现代转型。对于后一方面，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我们过去对这一问题重视得很不够。其实，西方对中国的“正面”影响远大于它的“负面”影响，中国人一方面仇视西方，但另一方面又很理智地承认西方的先进并勇敢地向它学习，这正是中国民族精神中最可贵的地方。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思想。所不同的是，它具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和批判精神，与当时西方主流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迥异，所以我们后来把它作为异质思想。其实，它根本就不是异质思想，不论是从理论根源上还是从实践根源上，它都是来源于西方本身。马克思著作中大量涉及西方的文化、哲学、经济、政治、历史等，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最先进、最科学的学说，是西方各种学说的集大成。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深厚的西方文化、哲学、历史等多方面的修养，毛泽东能读懂马克思的著作吗？他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吗？  

绝对不能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但毛泽东思想不可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它不可能土生土长。同样可以说，没有近代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对于毛泽东来说，没有最初的对西方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接受，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如果把毛泽东思想比作一座冰山，可以说，海面上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海面以下的绝大部分则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各种思想。海面以下潜藏的部分虽然是“无形”的，但它却是海面以上突出部分的基础。  

过去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割裂毛泽东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客观的。西方种种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之巨大，恐怕毛泽东本人也未必意识到了。文化对人的影响是非常深层的、藏匿的、异常复杂的，一旦接受，根深蒂固，是很难像洗去身上的污垢那样很容易洗去它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期影响毛泽东的行为，不仅是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毛泽东晚年还说：“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有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注：转引自迪克·威尔逊：《历史巨人毛泽东》，493页，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正是这些西方资产阶级哲人和西方历史引导毛泽东走出传统，面对西方，奠定了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这说明，并不是马克思主义首先把毛泽东推向革命，而恰恰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他、引导他走向革命。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并不是一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把以前所接受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完全放弃了，文化思想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复杂的文化思想问题更多地遵循的是辩证逻辑而不是形式逻辑，这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一再强调的观点。毛泽东是在24岁时即到北京后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并且以后终身信奉马克思主义，但这并不是说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他的思想领域中就只有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的文化生活中，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占有同样的地位，所不同的只是，他对二者的态度截然不同。早在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他就一方面深受陈独秀、李大钊两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深受罗素、杜威、胡适、蔡元培等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影响。罗素、杜威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胡适、蔡元培是当时非常有地位的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  

纵观毛泽东一生的读书活动，可以看到，毛泽东童年时代主要读的是中国古代的书，晚年“返老还童”，再一次主要是读中国古代的书，所不同的是，童年主要是学习，晚年则主要是欣赏。而毛泽东人生的中间时段一直没有停止过读西方的书籍，长沙时期是这样，延安时期是这样，建国后同样是这样。“毛泽东更多的涉猎西方哲学书籍，当是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后。在1965年8月5日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他读过古希腊名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还说，德国哲学家、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列宁说，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也应该读唯心主义的书。我是相信过康德的。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注：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695页，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毛泽东是一个阅读广泛，知识渊博的人，他极善于从各种书籍哪怕是从一般书籍中吸取营养。他的思想，其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有苏联的，有中国古代的，有中国近现代的，还有西方资产阶级的。除了对马克思、鲁迅这样的极个别的人给予全面肯定以外，毛泽东很少对某个思想家或某本著作作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区别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多是从正面接受；对于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多是从反面接受，“批判地接受”，就是他总结所说的“洋为中用”、“吸取其精华，剔出其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