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领导人强调，旨在稳定金融市场、恢复全球增长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与合作努力非常重要。三国领导人再次确认，三国将落实包括指导金融市场改革的共同原则行动计划在内的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宣言。
三国领导人强调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以应对金融市场动荡的重要性。三国领导人对2008年11月14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中日韩三国财长会取得的成果及近期有关扩大双边货币互换规模的决定表示欢迎。三国领导人还欢迎三国于2008年12月10日宣布定期召开三国间央行行长会议。三国领导人重申致力于与东盟各国合作，加快“清迈倡议”多边化进程，以有效监测本地区经济与金融市场。亚洲开发银行可在向亚洲地区受金融动荡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发展和贸易融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此，三国领导人呼吁尽早就亚洲开发银行的第五轮增资达成共识。
三国领导人一致认为，应努力将当前金融动荡可能对世界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推动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促进地区合作。三国领导人认为，外界期待作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的亚洲国家发挥其作用，扭转世界经济下行趋势并使其重回可持续发展轨道。三国领导人认为，三国应为此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三国领导人对《中日韩改善商务环境行动计划》公开发表表示欢迎。
三国领导人重申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宣言和利马APEC领导人全球经济宣言中关于投资和货物及服务贸易的承诺。此外，为反对保护主义，三国领导人宣布三国政府将继续努力，促使多哈发展议程尽早取得丰硕、平衡而全面的结果。三国领导人还认为，未来12个月内，三国政府应避免对投资和货物及服务贸易设置新障碍，避免采取新的出口限制措施，避免采取与WTO原则不符的措施刺激出口。
三国领导人强调亚洲各国加强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领域合作的重要性。三国领导人确认了促进增长、扩大内需措施的重要意义，决心密切合作，加强三国合作，促进亚洲各国为克服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之负面影响，实现亚洲自身可持续增长做出努力。为此，三国领导人重申支持东盟一体化稳步推进的重要性。
一、深入分析，及早谋划，适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最近几个月，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对我国的影响逐步显现，国内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正确估量当前国内外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其影响，事关对经济总体形势的判断，事关宏观调控方向、力度和节奏的把握。面对严峻形势，委党组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分析，准确把握宏观经济走势。委党组书记、主任张平同志亲自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听取社科院、发展研究中心、财科所等单位专家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判断和政策措施建议；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解振华同志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和中央党校、体改研究会、国家行政学院、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的知名学者、教授一起交流探讨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为克服形势变化较快、统计数据相对滞后的困难，张平、张国宝、解振华、朱之鑫、张茅、彭森、张晓强、杜鹰、穆虹、刘铁男、苏波等委领导分别带队赴吉林、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广东、陕西、甘肃等地实地调研，掌握第一手情况。在正确认识和准确判断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委领导及时谋划，适时为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策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包括：
一是组织召开20个单位参加的部门协调会，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和国务院第31次常务会议的要求，分解落实国务院4季度工作部署，确定了包括“保持进出口稳定增长”、“保持合理投资规模”、“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改善民生”等八项具体工作的分工；二是针对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回落较快，会同有关部门及时研究提出了做好四季度经济工作的建议；三是根据中央领导的要求，研究提出了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等十项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建议。
二、抢抓时间，突出重点，认真落实中央各项政策措施
11月2日下午，接到国务院领导紧急指示后，我委汇集精干力量，在前期大量调研、论证的基础上，仅用12小时就完成了“关于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提出建议、初步形成方案的工作，其后在48小时内4次修改完善向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汇报稿。经进一步完善，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我委的汇报稿，总理作重要指示，并议定今年四季度增加中央投资1000亿元。11月6日上午，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后，按照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我委对“十项措施”作了最后修改完善，于当日晚间以中发18号文正式转发实施。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出台后，在委党组领导下，按照“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统一要求，全委群策群力，分秒必争，克服困难，全力以赴确保各项任务顺利完成。
新增1000亿中央投资主要用于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重点非常突出：一是用于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安排了100亿元；二是用于加快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安排了340亿元，占到了1000亿元的1/3；三是用于加快铁路、公路、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安排了250亿元；四是用于加快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建设，安排了130亿元；五是用于加快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工程，安排了120亿元；六是用于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安排了60亿元。>:请记住我站域名/
由于全委上下一心，昼夜奋战，投资安排目前正逐步落实到位。比如水利方面的新增投资主要安排了农村安全饮水、大型灌区改造等民生工程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南水北调等重要水利工程，同时研究提出了江西峡江水利枢纽、贵州黔中水利枢纽、陕甘宁盐环定扬黄续建工程、新疆肯斯瓦特水利枢纽等重大项目的审核意见，现已得到国务院批准。农业方面安排了国有农垦危房改造、游牧民定居、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动物防疫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等方面，用于天然林资源保护和防护林体系建设和农村沼气建设的新增投资也已落实到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总体原则下重点考虑了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政策，并优先考虑列入交通“卡脖子”路段解决方案中的“短平快”项目，以有效缓解部分区域运输紧张状况。目前，由基础产业司负责的年内新增中央投资的交通部分，已全部落实到铁路客运专线、煤运通道和西部干线铁路、国家高速公路及农村公路、中西部支线机场和西部干线机场等具体项目。在新增1000亿元中央投资中，涉及社会事业项目的投资有130亿元，也已全部到位，具体落实到了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中等职业
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点中医院建设、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领域新增的投资已经全部落到实处，重点支持十大重点节能工程、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试点项目、重点工业污染治理项目三个方面。支持自主创新是本次中央新增投资的重要方向，共安排16亿元中央投资，重点支持四个方面的建设，包括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国家工程中心和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生物、航空等领域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和下一代互联网升级改造，已经全部落实。其他目前还没有完全到位的投资安排，相关司局正在抓紧落实，将于11月23日前全部下达完毕。
我建议各位有时间的话，认真地阅读2008年12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中关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通稿，通稿比12月10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口播稿内容更完整。口播稿大概只有两三千字，而《人民日报》的新华社通稿约有六千字，希望各位认真研读。我看到国际媒体对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高度评价，认为是一部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仅仅是公布出来的六千字的内容，也比世界许多国家目前应对经济危机的方案都要完整、准确、切合国情。我希望各位有时间一定找来看一看。那里面就是中央最新的精神，是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和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最基本的判断、最完整的判断，也是指导我们明年工作的一个总的部署。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机遇与挑战”。如果各位仔细一点的话，能发现我的措词，把机遇摆在挑战前面。这个题目实在太大，我只能择其要点，选择大家感兴趣的话题，谈一谈我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理解。另外，我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结合国际经济的发展演变和趋势，结合我们应该采取的对策，着重从机遇与挑战，来阐发我的一些看法。
当前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或者说世界经济面临急剧下滑的风险，或者说实体经济已经或者将面临更严重的冲击。它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如此之严重？为什么说它是百年一遇，确切地说是1929年至1933年大萧条以来世界范围最严重的一场金融危机，它具有深刻的背景。刚才王松奇同志在开幕式的简短致辞里，已经把国际经济目前的状况扼要地做了勾画。2008年世界经济由于还有像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作用，世界经济还不至于跌得更大，它还有超过百分之三的增长，按照IMF2008年11月6日的预计是增长3.7%。IMF估计美国有1.4%的增长，日本有0.5%的增长，欧元区的增长率是1.2%。由于美国经济局已经宣布从2007年12月起陷入衰退，日本估计它只能增长0.1%，欧洲那些国家也只能增长不足1%，包括德国增长0.3%～0.4%，美国2008年的经济增长可能在1%以下。因此，2008年世界经济的增长率，IMF的预计可能是高估了。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在9%以上，中国今年对世界GDP的贡献率将达到45%，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
2007年，我们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对当年新增的GDP那一部分高达25%，2008年将达到45%。因为发达国家明年要全部进入衰退，都是负增长。负增长对世界经济GDP没有正的贡献，就全靠这些新兴经济国家，而中国明年仍然会保持一个比较稳定、健康、快速的发展。不管现在有一些国外对中国过于悲观的经济学家怎么预测，我们有这样的信心。2009年，全部发达国家进入负增长，IMF估计世界GDP的增长率为2.2%，世界银行预测只能增长1%，联合国也说只能增长1%。在这1%里面中国的贡献率恐怕就是接近70%。我们今年的GDP将会大幅度增长。2007年中国在世界各国GDP总额的排序，和德国差不多，排在世界的第四位，它是3.29万亿美元，中国是3.28万亿美元，差一点。美国第一，13.81万亿美元，日本是4.38万亿美元，德国3.29万亿美元。而2008年，中国GDP要超过4万亿美元。在这里有两个因素，因为发达国家的增长率急剧下滑，它们只有零点几的增长，不到1%，中国有9%以上的增长，这是可以预期的。我们1～3季度增长了9.9%，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今年继续保持升值态势，今年只剩下17天了，人民币汇率到昨天收市的时候是6.845元人民币兑1美元，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升值了13%，这样一个变化使得中国的GDP按美元折算大幅度提高，超过4万亿美元。可以测算，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可能达到3000美元了，2007年是将近2500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曾经在新世纪初规划，到2020年的增长目标是4万亿美元、人均3000美元，我们2008年提前实现了。2009年中国的发展步伐仍然是稳健的。
79年前发生的那一场经济大萧条给世人留下了惨痛的记忆。大萧条之后，经济危机必然产生政治危机。1933年3月，罗斯福上台，他搞了两个“百日新政”。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形成，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过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通常认为的大萧条，真正所谓治愈要到1941年，美国的道琼斯指数恢复到大萧条之前的水平，则是在1954年。
所谓大萧条之后，在二战快结束的时候，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一个叫布雷顿森林的地方，开了一个会，当时有44个国家政府的代表参加，共同研究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向。会议的结果，产生了三大世界经济组织，就是今天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当时叫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当时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从此，确定了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的基本游戏规则。当时实行的是美元和黄金挂钩，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被称为“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度”。处理“大萧条”及至战后到70年代前期，美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几十年里采用了凯恩斯主义，政府的财政政策和干预经济的能力较强，美国爬上了世界经济的霸主地位。战后至上世纪50年代，美国GDP几乎占世界的一半，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保持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但是，到1970年时，随着美国打了几场战争，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财政赤字急剧增加，黄金储备急剧下降，爆发了两次美元危机。美国总统尼克松终于在1971年8月黄金储备只剩102亿美元的时候，宣布废除美元兑黄金的义务，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解体。这个体系一解体，也就意味着美国可以不受制约地发行美元了。美国利用货币发行权，不断滥发货币，导致美元不断贬值。1985年到2000年，美国的实体经济只增长了50%，而它的货币发行量增长了三倍，也就是实体经济的六倍。
在战后的美国，1948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出版。萨缪尔森的经济理论被称之为后凯恩斯主义，应该说是凯恩斯的忠实继承者，同时也发展了凯恩斯主义。战后凯恩斯经济学、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一直统治着西方，在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理论。但是这个经济理论到了7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它就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世界经济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随着政府监管的削弱、创新能力的增强。监管和创新的关系是这样的：监管多了，创新可能就少了；监管弱了，经济的活跃程度就增加了、创新可能也增加了。
在1970年代中后期之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逐步地走到前台，这些理论逐渐成为主导美国经济的理论。格林斯潘就是一个坚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维护者、捍卫者，强调政府或者监管部门不要过多地干预经济本身、监管金融自身的运作。所以，如果要找金融危机的源头，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没处理好是其中之一，它不是全部原因，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我认为导致金融危机的第一个原因，是理论上先出了问题，理论上走得过于偏了。从后凯恩斯主义转变到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占了上风以后，社会所崇尚、所遵循的，包括政府所遵循的，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大家都知道，格林斯潘从1987年8月做美联储主席，历经四任美国总统，换成伯南克的时候，已是2006年初。在格林斯潘任内的18年半时间里，他一直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以应当讲，2008年9月15日之后，金融危机进入第二波，美国的一些报纸、杂志、评论家开始攻击，或者说把格林斯潘从天上摔到地下，那也是有一定原因的。当然，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他一个人身上也是不公平的，他要承担他自己的那一部分责任。这18年半，与他的货币政策、与他的监管当然是有关联的。
第二个原因，美国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脱节。大家都知道，美国人从来是超前消费、借钱消费、过度消费，它到目前为止所谓国民储蓄率是负的，小布什上台的时候还有8%。它没有钱的时候就到世界各国去借，这种生产和消费方式、储蓄和消费完全背离，这是造成它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家都知道信用卡，80年代在美国，信用卡消费是非常严格管制的，我们中国留学生那时候刚刚迈出国门，到西方、到美国去留学，想申请一个信用卡是难上加难。到了90年代初，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再去办信用卡的时候，不是说办不下来，一张信用卡至少办一两年。到了新世纪2000年以后，在美国办信用卡就没有那么麻烦了，中国学生一住进学校，马上大小银行的业务员、推销者都跑到你的宿舍，主动地上门服务,不到一个礼拜就办成了，鼓励消费。
第三个原因，就是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关系问题。基于次贷的次级债，被那些所谓的信用评级机构高估了实际评级。我看这些信用评级机构是为虎作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2008年5月26日表示，已开始调查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三大信用评级机构，要求它们提供评级方法，解释结构金融产品评级纠错的方法和程序，及其采取的纠错措施。现在是“救火”，还顾不上惩治这些机构里的违法违规者。该怎么处罚是后话。包括那些投行、基金公司，现在五大投行要么破产倒闭，要么被政府接管，要么改换门脸，过去都是“驰骋”华尔街的。所以，我讲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搞过度了、过头了，里面掺着一些金融高管的私利。成千上万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金融衍生产品，一层套一层，各种各样的包装，然后让那些不知情的各国投资者去买。这些人甚至还有一套理论，叫民主资本主义，包括一些美国政府的高官也在鼓吹“居者有其屋”。没有购买能力的人买了房子，最后偿还不了贷款，难道这些金融家、银行家心里没有数？美国的金融监管当局监管不力是事实。全世界金融衍生产品的总值是多少呢？据不完全统计是550万亿美元，美国就上百万亿美元，美国GDP才13.81万亿美元，相比一下是什么概念？
第四个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节。虚拟经济那么大的规模，美国的实体经济部门只占GDP的18%，这些年一直是在萎缩的。汽车三大巨头出问题，到现在也谈不下来救治方案。140亿美元的救助方案，又被参议院给否决了，布什政府还在想其他的办法来救助，所以美国股市2008年12月12日略微收了一点红盘，增长了百分之零点几。前一天美国股市大跌。应当讲，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应该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不能过度膨胀，泡沫不能吹得过大。当然我们和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是虚拟经济或者说金融创新、金融改革才刚刚起步。我们是一个金融发展不足的问题，我们不是过度的问题，我们是应当如何在健全金融管理制度、加强金融监管、培养金融人才的同时，大力发展金融事业。就是在今天的论坛上，我们所讲的业务拓展与风险控制是重点。我们的证券，包括债券，我们各大商业银行的发展、服务中小企业的金融发展、以及农村金融的发展，我们很多的金融业务，都还没有充分展开。所以，我们的金融，在某种程度上还不能完全反映实体经济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吸取它的经验教训，处理好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关系，加强金融创新、发展金融事业，这是毫无疑义的。金融危机动摇不了我们的信念，改革开放仍然是我们战胜金融危机的巨大动力。我们和美国的国情、和它的发展阶段是完全不同的，不要因噎废食，简单加以类比。
第五个原因，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是旧的国际金融秩序在里面起了作用，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旧的国际金融秩序是从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产生的。美元现在在全球的外汇储备里面仍然占64%，虽然这些年在下降。随着欧元1999年的问世，它的增长幅度很快，现在欧元已经占到26.5%。欧元占比上升，从过去的只占17%、18%，上升的幅度很快；日元占比下降，日元只占4%到5%；英镑占4%左右。所以美元占64%，仍然很高。怎么才能保持世界经济、金融的稳定？恐怕在国际金融组织里面，应当更多地增加一些发展中国家说话的地方、说话的份量，增加表达意志、发挥作用的程度。改革旧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框架、运行模式，这已经提到议事日程。20国2008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的峰会，这些问题已经多多少少地被列入了。欧盟是积极的，美国是不积极的。
应当讲，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机遇与挑战并存，处理得好，一定是机遇大于挑战，我们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也有前所未有的机遇。为什么这样讲？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再过几天12月18日中央要召开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隆重大会，这30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是从中走过来的。我们现在有30年改革开放奠定的强大物质基础，还有着广阔的市场增长空间。刚才我说了我们的GDP增速，我们在这30年里有几个非常值得骄傲的数字。我们有连续超过两位数增长的两个五年，这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达到30年高增长的，过去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韩国。我想，中国在未来仍会继续保持比较高的增长，是会有希望超过它的。韩国有30年、日本只有20年持续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而我们29年平均年增长9.82%的又是最高的，日本和韩国是百分之八点几，接近9％。
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中国占世界GDP仅1.8%，恐怕2008年我们要占到世界GDP的7%，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所以我想，我们有战胜这场金融危机的物质基础和条件。我们有坚强的党中央领导，政治和社会大局稳定，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又有广阔的市场增长空间。我们把握好这种机遇，还可以从一种“倒逼机制”中寻找力量。市场不好、国际贸易环境不好，我们庞大的加工工业正好可以借此进行结构调整，进行转型升级，来加强我们的竞争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优化我们的生产力布局，调整城乡结构、东中西地区结构，推动经济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相统一，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确实，我们进一步科学发展、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扩大内需的增长空间十分广阔，可作的文章很多。
我们在“十六大”的时候，提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我体会这就是一种“倒逼机制”。引进国外有利于发展的先进理念、科技装备、管理经济的经验等等，对我们是有参照、推动、激励作用的。我们在2001年加入了WTO，2002年召开了“十六大”，“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这种“倒逼机制”，六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也应该可以视作一种“倒逼机制”，逼迫着我们不得不进行调整。外部市场环境变化了，轻松的日子不好过了，轻易就能赚得很高利润的情况不太容易了，必须要有自主创新，要有自主品牌。我们的产业竞争力，恐怕也得要做一些必要的收缩、调整，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用科学发展观，用更加保护生态、节能环保、发展循环经济的理念，用低碳经济的一些做法，来改造我们的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结构。所以应当讲，我们在金融创新、金融支持里面，恐怕要更多的支持这样一些产业的发展。
危机既是危险也是机遇。在改革的层面上，仍然有大量的文章可做。比如说我们已经确定要实行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已经议论了很多年，而且在东北及其他一些城市做了试点，但是这次就要在全国推开了，这不是机遇吗？燃油税的改革，也是议论了十多年，都没有下决心，现在这种机遇来了。化危机为机遇，确实我们有很多可以发挥优势、取得成功的方面。
[关键词] 金融全球化；国际金融法；影响
金融全球化的含义和特征
考察晚近的国际经济生活，其发展动向和显著特征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明确无误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作为全球化浪潮在经济层面上的表现，经济全球化主要以商品、服务、技术和资金大规模跨境流动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为特征。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延伸和必然要求，反映了世界各国经济依存度的日益加深。从内容上看，经济全球化可以分为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和高级发展阶段。这是由晚近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特点-经济的金融化所决定的。所谓经济的金融化，是指实物经济被金融经济所取代，社会资产的金融资产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日益深入地表现为国际金融关系，如国际债权债务关系、国际股权股利关系、国际委托代理关系、国际风险保险关系等；金融因其更适合“数字化”和“终极市场”而成为经济生活中一个核心性、主导性和战略性的要素，对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渗透和影响不断增强。随着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加深，经济的全球化突出地表现为金融的全球化。
所谓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表现为货币体系、资本流动、金融市场、金融信息流动、金融机构等要素的全球化以及金融政策与法律制度的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一方面构成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是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自然结果，并与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之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又因金融的特质和发展状况而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容和运行规律。
首先，从金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看，金融全球化并不是晚近伊始的新生事物，而是一个一直处于进行之中的发展过程，是金融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扩展与深化。这一过程不是均匀展开和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时间上的阶段性、空间上的地域性、结构上的非均衡性特点。金融全球化趋势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初见端倪，80年代以后迅速推进，90年代至今则因更加充分地展开了其多样化的内容而进入高潮阶段。在空间上，金融全球化可表现为区域化，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金融区域化推进和作用的结果。金融的区域化和全球化从先后继起到同步运行，彼此间既融合又排异的互动发展，成为晚近世界金融发展的一道风景线。金融全球化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涉及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由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扩展。但这一进程是不均衡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参与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同，享受到的利益也不同，金融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发达国家及其跨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是金融全球化的规则制定者和主要获益者。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则经常处于被动的、受制约的地位，面临着“边缘化”和“第四世界化”的威胁，一般较少地分享到金融全球化的利益，而较多地受到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其次，从影响金融全球化的因素看，除跨国生产、贸易、投资和科技进步等实体经济因素对金融全球化的推动外，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扩展和全能化运作为金融全球化构造了微观组织基础，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和日益激烈的金融竞争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持续的技术支持和发展动力；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广泛兴起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因打破了资本跨国流动的政策性障碍，使金融交易的市场空间进一步突破国家和地域的界限，为金融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第三，从金融全球化的内容看，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金融全球化的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得各国的金融资源可以在各个层次上以多种形式转移、划拨、融合和互动，金融创新日趋活跃，全球资金光速流动，金融领域的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可谓是21世纪国际经济竞争的最主要领域之一。金融全球化一方面加剧了金融竞争，促进了金融效率、经济发展和人类的福利，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负效应，它使金融风险明显加大，金融波动通过一体化的市场得以迅速传导，局部的金融灾难动辄演化成为地区性、全球性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为当代国际金融生活的写真。在金融全球化的形势下，每个国家的金融均成为国际金融的有机组成部分，单个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削弱，国际金融市场的失灵现象不时出现。
第四，从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看，一方面，世界金融发展已经历了中介金融、信用金融和资本金融三个阶段，目前正在步入产业金融发展阶段。从其产业地位看，金融不仅是第三产业中的独立组成部分，而且日渐成为第三产业中的龙头产业。 与产业化相伴生和相适应，世界金融发展又衍生出工程化、信息化、混业化、网络化等特点，对传统的金融管理体制、金融经营理念等产生强大的冲击。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金融运行不再是简单地从属、外生、决定于实体经济，而是在相融、适应、内生于实体经济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独立、超越、背离于实体经济的特点， 表现出强烈的符号性和虚拟性。据统计，目前在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只有10%与实体经济有关。而与实体经济运动无关的国际资本流动大量属于投机性资本流动，其全球游荡和肆意攻击成为威胁世界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再者，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全球金融市场间的相关度提高，经济大国通过金融渠道对世界经济施加影响更为便利和直接，已超出了贸易、投资等传统渠道对世界经济发生的影响。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经济、金融发展方向和进程等方面往往被迫依从于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致使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为个别金融霸权主宰的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
显然，当经济全球化发展到金融全球化阶段，其深度和广度已然大大推进。实践证明，晚近世界经济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上述趋势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历史过程，并已对或正在对国际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生活发生着广泛的影响。国际金融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际经济生活的调整器和控制机制，植根于国际经济生活并灵敏地回应着国际经济生活。全球经济环境的上述变化对国际金融法势必也会发生重大影响，简析如下：
第一，金融全球化凸显了国际金融法的地位。金融全球化作为经济金融化的结果，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如金融在全球市场资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金融在国家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中的枢纽地位和作用等，对于全球的法制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国际金融法在当代社会经济即金融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成为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最重要的法律部类之一，在国际经济法中逐渐占据核心地位。反映在国际经济法的研究上，表现为学者们研究重心的转移。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经济法还是以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贸易、国际货币等领域的研究；到80年代末，学者们的研究重心就开始转向以研究国际金融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等领域的法律问题。 从国家层面考察，金融全球化对各国的国内法制也具有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金融法在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凸显，金融法发达与否已成为衡量现代各国经济环境优劣的重要标志，以及国家法律、文化乃至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如果一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比较健全，金融法制比较完备，就可以推定该国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推定其经济和社会环境相对安全和稳定，那么该国就可能成为人气旺盛的“网站”，吸引大量国际资金的流入。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使得金融和金融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使金融法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最富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业所具有的显著的系统性、宏观调节性和时间信用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法律观念和制度设计。 相应地，现代金融法较之其他部门法，更加重视维护货币资金的使用权，更加重视鼓励和保障金融资产的跨国流动，更加重视营建信用环境、契约环境、产权环境和会计环境等金融业发展之必要环境。此外，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还呈现出机构国际化、体制混业化、资产证券化、业务创新化等特点，这些特点使金融法成为当前各国法律体系中发展最快、最活跃的法律部门之一。
第二，金融全球化拓宽了国际金融法的范围。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跨国银行及各类金融机构迅速发展，国际信贷和国际证券融资规模持续扩大，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工具和国际金融服务方式不断创新， 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国际金融活动，国际金融关系无论在主体范围方面还是客体范围方面都得到极大的扩展，并呈现出缠结交叉、异化衍生、变幻莫测的特点。国际金融关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客观上要求国际金融法扩大调整范围、改进调整方法，随着国际金融关系的发展而发展。例如，伴随国际保付代理业务的兴起，国际保理联合会（FCI）的《国际保付代理通则》（1987年制订、1997年最新修订）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国际保付代理公约》（1988年正式通过）相继问世；随着互换、期权、票据发行便利、远期利率协议等金融工具的出现，巴塞尔委员会与国际证监会组织联合发布了1994年《衍生工具风险管理指南》、1998年《关于银行与证券公司的衍生交易的监管信息框架》等建议案；随着广泛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金融企业集团的出现，由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三方组成的“联合论坛”（the Joint Forum）于1999年推出了一套《多元化金融企业集团的监管》文件。晚近国际金融创新的层出不穷势必要求国际金融法制度跟进创新，从而导致国际金融法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大，迄今已涵盖国际银行、国际证券、国际保险、国际信托等国际金融的各个领域，所管辖的金融市场由传统市场扩大到欧洲债券市场、欧洲货币市场、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等新兴市场。由于全球化使得国际金融关系变得复杂多样，促使国际金融法在调整方法上不断尝试、改进和发展。例如，各国金融监管立法和实践越来越强调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体现在监管思路和方法上就是发生了如下变化：由全局性管制为主向日常性监督为主转变，由质性金融控制机制向质性与量性相结合的金融控制机制转变，由事后监管向涵盖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转变，由针对个案的被动型业务监管向系统性的主动型全面风险管理转变，由东道国当局单一监管向东道国与母国当局合作监管转变。
第三，金融全球化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和协调化。首先，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金融业务的规模化与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必然要求冲破地域性金融管制的藩篱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冲击了国别金融制度壁垒，推动了各国金融政策和法制的国际化；其次，金融全球化意味着金融交易量增多、金融风险扩大，为了保障金融交易的有序和安全、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和扩大，各国一方面加快本国的金融法治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参与多边金融谈判和条约缔结，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放弃或让渡金融主权，由此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例如，各国金融服务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及其对世界经济的深层次影响，促使跨国金融服务立法纳入法律统一化进程，最终导致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金融附件、《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等条约和协议的问世。从此，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开放方面必须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必须对照WTO金融服务贸易法和其承诺对相关国内法进行“立改废”。我国为履行入世承诺，于2001年底颁布对《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进行破旧立新，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金融竞争，各国在金融实践中还积极移植和引进他国先进立法，竞相采行金融惯例规则，以重塑或改善本国的金融投资环境，促进金融交易安全与发展，并避免本国金融业遭受歧视性待遇而陷入筹资难、进驻难的被动境地。各国的自发行动不仅促进了金融统一惯例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各国金融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的趋同。研究表明，近20年来，国际金融惯例取得了长足发展，内容广泛涉及国际货币兑换、国际商业贷款、国际证券交易、国际支付结算、国际融资担保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催生了一大批金融监管的行业性惯例，如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原则和标准、国际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管的原则和规则。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实践中自觉贯彻和推行这些惯例和标准，其结果是各国金融监管制度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相似性。
此外，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大国际经济组织职能和作用的演变、相互间金融交流与合作的加强，以及各类区域性金融组织在推动区域金融法治方面的活跃表现，则为金融法的统一化和趋同化提供了组织基础和制度条件。金融全球化呼唤金融治理的全球化和法治化，作为全球金融法律秩序的主要构建者和维护者，重大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一方面注重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如发展国际金融监管职能，加强对国际金融事务的领导能力，建立和完善多边谈判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为国际金融统一法的形成和实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另一方面注重加强组织间的政策协调和信息沟通，例如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国际清算组织在监控私人资本跨国流动方面的金融合作与交流，金融行业性组织在监管规则创制方面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全球性金融组织和区域性金融组织在金融危机预警和救助中的协调行动等，在合作中促进国际金融统一法制度的形成和有效实施。
第四，金融全球化暴露出现行国际金融法的不足并推动其改革。金融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其一方面促进金融资源全球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国际金融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金融风险的全球扩散变得更为容易和迅捷，从而破坏国际金融的稳定、阻碍国际金融的发展；一方面使人类休戚与共从而促进了人类的协同互助，另一方面也使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金融问题日益增多，从而给金融投机势力兴风作浪以及金融霸权国家转嫁风险提供了可乘之机。20世纪最后十年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便是各类国际金融问题的总爆发。惨痛的教训为世人敲响了警钟。分析这些问题的生成，它们固然暴露出某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等方面的种种缺陷，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暴露出了现行国际金融法存在的调整真空与软弱性，暴露出了新形势下国际金融体制的落后与低效。而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如果长期缺乏健全有力的国际金融法治，缺乏完善有效的国际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则任何国家难以独善其身。由此，改革国际金融体制、完善国际金融立法呼声雀起，推动了国际金融法制度的变革。在国际层面上，基于货币金融领域的权威地位和职能与业务便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改革使命。世纪之交，基金组织多次组织修订《基金协定》，增加和调整资本份额、改革特别提款权制度、改善决策机制、整肃货币纪律；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试验，根据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调整基金宗旨、完善信贷制度，发展金融风险预警与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基金组织所领导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改革作为国际金融法对国际金融实践的积极回应，目前仍在进行之中。
在国家层面，晚近，各国金融立法和改革空前活跃。从执世界金融发展之牛耳的西方发达国家，到金融危机重灾区的发展中国家，均采取积极态度，在强化金融法治上大做文章。 这一方面是出于各国完善金融法治、保障金融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呼应国际货币金融体制改革的结果。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每一项修改，关涉世界184个国家的货币金融利益和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在金融立法改革中发挥了领军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有关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规范方面，相关的国际法规则和法律秩序主要是几个发达国家国内法律和惯例的境外延伸； 而且表现在对国内法的示范方面，发达国家由于在金融全球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对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往往更为敏感，反应更为迅速，因而金融立法和改革更贴近市场，引领着金融立法现代化的潮流。如日本1992年通过的《金融改革法案》、美国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英国2000年通过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等，提出了功能监管、并表监管等金融监管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尝试和发展了金融企业集团监管、网络银行监管等新制度，对其他国家的涉外金融立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示范效应，对金融法的统一化方向也具有潜在的影响。
在全球经济形势险象环生和欧债危机的冲击的背景下，G20集团峰会能否继续致力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显然G20集团既需要承担以此相应的必要国际责任，同时也面临着新一轮的挑战，为此国际社会寄予着期待。
当前，由于美国经济前景仍不明朗，欧债危机又在进一步恶化，再加上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加剧，从而导致全球经济下行的风险有增无减。从当前全球经济风险因素看，由于全球经济复苏和国际金融市场依然脆弱，各种制约因素不断强化，复苏速度将明显放缓。预计，美国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期，需要较长的过渡期才能步入正常的经济发展轨道；欧洲经济出现反覆波动的可能性增大，财政和债务状况的恶化将在较长的时期困扰着欧洲各国，爆发新一轮危机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而新兴经济体的稳定增长也不一定能够持续，牵引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有可能会减弱。
此外，目前随着全球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全球经济格局和增长进入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新阶段，从而导致全球经济增长的路径和前景正面临重大的结构性调整，增长的步伐将取决于这一调整的进程，其中包括经济政策的深度调整、通胀的预期、大宗商品价格的反复、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失业率的居高不下，以及国际汇率变化预期加深等不确定因素。因此，G20集团当前面临的紧迫形势是日益增多的全球经济风险，以及由此不断带来的挑战，需要承担的国际责任则当属促进全球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平衡增长。
从当前蔓延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危机看，许多国家沉重的债务负担不仅阻碍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正常经济发展，而且成为影响该地区乃至全球金融形势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还未从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阴影中完全摆脱出来，经济复苏和抗风险机制又十分脆弱，全球经济复苏的脆弱性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敏感性自然难以承受新一轮的冲击。因此，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形势稍有风吹草动就有可能引发新的危机，并导致全球经济增速下行，甚至出现反复，国际金融市场也会由此风声鹤唳。另外，当前发达经济体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加剧，预示着全球面临着巨大债务风险，如果欧债务危机进一步扩散，发达经济体核心国家的债务信用问题又进一步演化，危机有可能蔓延至抵御风险较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旦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爆发类似的债务危机，全球金融市场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大幅震荡，导致国际金融形势再度恶化，并严重影响全球经济的复苏性增长。
因此，如何共同应对全球经济风险和欧债危机是G20集团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二、G20集团峰会的政治作用
G20集团除了如何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和欧债危机等问题外，继续推进国际金融治理与改革依然是G20集团领导人需要探讨的重要议题。
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始于发达国家，随后形成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暴露出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种种弊端，也暴露出国际金融多边机构，特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存在的诸多问题。因此，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背景下，为了防止因国际金融体系种种弊端导致类似金融危机的重演，世界各国普遍希望能够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和完善，并进一步加强对国际金融的监管，国际金融多边机构的改革与调整则自然成为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
而作为国际金融多边机构最重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是增加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体现国际金融机构投票权和份额分配的公平性，并进一步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和加强国际金融治理。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G20集团峰会不仅在处理全球金融危机和协调各国政策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也为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提供了重要平台，在推进国际金融治理与改革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政治作用。在G20集团峰会的推动以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呼吁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投票权和份额分配的调整由此加快，成为国际金融多边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同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所发挥的作用被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社会认可。2010年4月，世界银行对其投票权结构进行重大改革，使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从44.06%提高到47.19%；其中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持有的份额从3.27%上升到6.39%，成为美国和日本之后第三大股东国。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界对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提出了各种批评与质疑，包括对其权益分配不合理与不公平的指责。对此，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必要的投票权和份额分配调整，确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地位的重要性，就成为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投票权和份额分配的调整也由此展开。
由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基于这样的现实，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与发达国家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三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
因此，G20集团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必然也是协调与博弈并存，三种力量的博弈将在改革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G20峰会能否协调各成员国的立场继续推进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取决于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改革的诚意。尽管，国际金融多边机构投票权和份额分配的调整已有进展，但由于各国存在利益分歧和观点差异导致后续的改革不会一帆风顺，各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利益的博弈将是一个长期化过程，集中体现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利益博弈，而进一步增加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性和的话语权则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四、国际金融改革触及各方利益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正经历着全面变革与调整，有关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国家利益博弈不可避免。
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目前的经济和金融形势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心的是如何巩固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以及经济的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由于深陷债务危机较为热心于救市；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进一步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保持经济稳定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因此，各国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热情和关注度也就各不相同。
另外，由于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后续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到议事日程上。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
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最终在改革中如何寻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点，G20集团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与协调。
五、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近年来，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和份额，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成为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强烈呼吁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被迫对体制内的投票权和份额进行了多次调整，但调整的幅度始终仍未达到公平与合理的程度。
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决定增加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但从现阶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额份和投票权的分配构成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体制内的弱势仍然突出。虽然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份额和投票权分配的增加，是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改革与调整的良好开端，无疑对提升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的地位来说是件好事。但从实际意义上来看，即使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投票权和份额已有所增加，但作用不大，也不等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其机构中的干预能力能够得到显著提升，仍难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内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分庭抗礼”。
与此同时，在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中，中国既要有大国的责任感，与世界各国共同承担风险与责任，尽快实现全球经济与金融的稳定，又要尽可能地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就中国而言，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目前已位居全球第二，外汇储备高居世界首位，且近几年占全球经济增量中的比重在15%左右，中国经济实力出现了质的变化。由此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增强，影响不断扩大，对全球和地区经济的稳定与增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影响力的显著上升，国际上要求中国在全球经济、金融领域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的呼声日益高涨。对此，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与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共同维护国际经济、金融的稳定，推进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同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当然也要维护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和碰撞中权衡利弊。
六、改革需要解决的是失衡问题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需要解决的是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林顿森林体系之下，乃至在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发生不平衡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布林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它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公平地得到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由于长期以来国际经济、金融失衡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在权力和利益分配与承担相应责任问题上难以达成平衡点，因此增加了改革的难度。特别是：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始终在国际金融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不情愿承担相应的责任。由此，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所要解决的一个难点依然是，各经济体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地位与负有相应责任问题。
另外，由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新的更多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然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额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份额和投票权分配调整与改革发展方向看，最终改革的结果是否能够改变现有的国际金融格局，还不能下结论。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重心依然是调整投票权和份额的分配，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地位的提高，提升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干预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的力度。如何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相应发挥与中国地位相称的影响和作用，其他新兴经济体各国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望值，恐怕不仅仅局限于最基本的投票权和份额分配的调整，需要中国拿出更加深入、更加切合实际的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改革的方案，这将是中国面临的现实挑战和需要思考的问题。
论文摘要：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金融全球化与中国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但它对中国的经济主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中国政府必须在对外开放中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有效地维护中国的经济主权。
在当代，中国作为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大国既受惠于经济全球化及其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全球化提供的重大机遇，又面对着它们提出的主权方面的严峻挑战。如何在金融全球化日益加快的进程中积极而审慎地对待金融全球化、切实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是中国政府必须审慎考虑的重大问题。
一、 金融全球化及其表现
金融全球化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它既可以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也可指现代金融制度在全球的扩展，使世界各国金融政策趋同化，还可以指金融风险意识和金融全球监管共识的达成。金融全球化主要的含义应当是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从而使各国经济与金融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的一种客观历史趋势。
金融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一是金融自由化。20世纪8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纷纷进行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金融自由化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制度条件。二是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金融电子网络的形成，证券交易所或证券交易系统的联合或合并，全球性、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和大批离岸金融市场所构成的覆盖全球的金融市场运作体系，标志着全球统一的 “24小时”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实现了金融交易的全球化。三是金融创新和金融资产的膨胀化。从 20世纪60年代起，各国金融机构先后掀起了金融创新浪潮，随后生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资产迅速增长，不断扩张，全球经济虚拟化。四是国际金融证券化。它包括资产证券化和融资证券化。据不完全统计，仅1996年到 1998年上半年，亚洲市场上通过公开方式发行资产证券达 30多亿美元。从融资方式来看，20世纪 80年代以后国际债券的地位逐年上升，1985年国际债券在国际筹资总额中所占比重首次超过国际信贷，占国际筹资总额的58．9％。五是国际金融资本规模膨胀，全球经济频繁波动。
1990年以来，国际金融资本规模急剧扩张，无论从总量上还是速度上已经远远脱离了世界贸易和世界总产出等实物经济指标的增长，由于金融市场的内生波动性和全球金融资本无限供给，自由流动，导致金融市场剧烈波动，金融资产价格的暴涨暴跌更为频繁。六是金融监管国际化。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国际金融资本巨额流动于各个金融市场，特别是短期投机资本的追逐投机，潜在的金融风险随时都会发达。墨西哥、东南亚、俄罗斯、巴西的金融危机使得世界各国都认识到金融风险的巨大破坏作用，金融安全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安全首要关注的问题，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越来越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塞尔协议”、“清迈协议”等的签署，各个层次上的国际银行监督合作的空前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都使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更趋国际化。
二、金融全球化对我国经济主权的挑战
在金融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对外开放不是迫于“胡萝 b加大棒”压力下的开放，而是出于发展经济的自发选择。实行金融开放并逐渐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进程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利益，中国与国际金融的互动是一种良性互动。
但是，金融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主权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为：第一，发达国家主导的当今国际金融体系缺乏事实上的公正、合理性，对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具有危害性。发达国家操纵着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的制订权和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主导权，国际金融机构的各种规则制度，基本上是发达国家长期实行的金融管理规则的翻版。虽然规则建立后一视同仁，机会均等，但这种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在现实中，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因为对这一套规则一无所知势必屡屡违规操作而受到惩罚，同时为了获得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而被迫主动对金融管理权限作出某些让步，西方发达国家仍处于 “金融霸权”地位。第二，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有形的主权让渡和无形的主权销蚀将对中国的经济主权产生深刻的影响。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一些国家提供援助时，不仅规定要监督援助资金的使用，而且还要求受援国改变经济政策，进一步开放市场。这就对一个国家主权构成严重干涉和破坏。一旦中国经济发展出现问题而求助于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干涉中国经济主权亦不可避免。无形的主要销蚀主要表现为金融全球化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国家主权的行使。短期资本的不规则涌入和涌出，国际金融投机者在市场上的作乱，将会引发我国货币汇率波动和资本市场的震荡，在一定程度上将限制中国的利率主权，使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面临冲击的风险。第三，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我国经济主权的挑战。金融危机主要是通过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从众行为、资产组合选择行为、资产相关操作以及预期心理等复合渠道在国家间传递的。金融市场的跨市场 “羊群效应”和 “交叉感染”EI益显著。金融资本市场的全球统一性，使民族国家依靠传统的领土主权来保护一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成为不可能。中国之所以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受损失较小，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内市场的广阔和中国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同时也与中国整个市场开放程度较低分不开。第四，金融全球化放大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引发信用危机的风险增大，给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我国，目前的金融风险从自身来讲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承受市场风险的能力、竞争力较差；另一方面是我国的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低，金融改革几近于零，法制建设落后，没有健全的风险控制机制，自我保护能力较差。随着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在外资大规模流入、在高竞争、名品牌战略面前，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因行政手段的掩盖的终结而被放大，极可能引发国内金融界的信用危机，也对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国际金融中心的环境与条件
当今世界经济金融的发展愈加显示实力与规模的效益，特别是伴随金融核心作用的强化，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与作用与日俱增。在美欧货币竞争中，美国依仗规模庞大的各地市场与网络，借助美元的优势与作用，占据了国际金融竞争的优势与主动，其中国际金融中心——纽约(华尔街)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力和主导性，是其最为重要的支持；其不仅引领了全球金融市场，也影响着世界金融交易、结算、储备等金融和资源产品的走势与趋势。因此，一个国家和区域的强大，必不可少需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扶持与推进。
随着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模式以及理念的变化，国际金融中心内涵、作用与影响也出现变化与调整。从传统角度看，国际金融中心主要从事各种国际金融业务活动的场所，其中涉及到长短期资金借贷、有价证券交易、黄金、石油、外汇等交易买卖，从而形成各具特色功能的不同市场组合型的国际金融中心。目前世界上比较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有纽约、巴黎、法兰克福、苏黎士、东京、卢森堡、新加坡、香港等。而从现代经济和新经济的角度看，国际金融中心已经从经营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发展成推动新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领域，尤其是伴随国际资本流动速度与规模的加快，资本流动对经济乃至相关领域的主导或影响逐渐上升，国际金融中心作为资本流动的重要集结地、调配地，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与地位更为醒目，对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影响力逐渐上升，甚至主导和影响着经济的发展与调整。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效益与规模，国际金融发展趋势愈加引起关注，直接对经济信心和心理具有重要影响和干扰，金融信誉与信用影响愈加突出。当今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加大，经济发展趋势利好中的调整性、结构性和周期性因素，使得金融信誉信用面临风险与挑战。尤其是伴随发达国家经济自然周期性和结构周期的调整，美国经济面临的转折与风险依然明显，经济波动与不确定性依然突出，并将可能对世界经济格局和前景具有重要影响。这直接影响国际金融中心压力与风险上升，美国重要金融产品和资源产品市场在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使得各地国际金融中心的波动受到牵连，既给予国际金融中心进一步发展的契机，有助于提高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作用以及影响，同时也给予国际金融中心巨大挑战。尤其是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国际环境中不确定的经济、金融、贸易、政治、军事以及国际关系可变数较多，且较为突出，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金融趋势面临改革与调整，国际关系与区域合作联盟面临更新与发展，区域经济金融和贸易的发展将对国际金融中心起到推进和促进作用，整个世界经济和金融格局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甚至发生本质的变化。
作为一个重要或有影响的国际金融中心，必须具备一些必要的条件与环境，其中包括政局相对稳定、没有外汇管制或管制比较松动、货币信用制度比较发达、金融机构比较集中且有一定规模和效率、交通和通讯便捷快速方便等等，都是国际金融中心必须具备的依托。从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史与现状看，其不仅有利于本国、本地区经济、金融、贸易的快速发展，更为资本流动和投资融资提供了充裕的市场与空间，成为国家或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的动力与推力。但是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也使国际金融中心的风险逐渐扩大，金融泡沫，乃至金融危机的潜在规避与防范，也已经是当前各国和各地区关注与应对的重点。
我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与发展已经在稳步推进，成效与影响逐渐扩大，中外金融机构、产品和市场云集上海，已经促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实力、规模和比重的提升和扩大，使上海金融业对GDP的贡献已经达到10.1％，上海金融交易比重已经占到全国的50％以上，而初具形态与规模的股票、黄金、债券、基金、外汇保险等重要的金融市场也在上海落地结果，不仅推进上海经济发展的持续稳定增长，并有利于我国整体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扩大。目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和内容已经在上海和全国从吸引金融机构集聚，拓展金融市场功能、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加强金融监管与风险防范、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加快金融信息化现代化建设、规范发展上市公司、深化金融对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促进作用、加强地方政府的金融服务、实施金融人才战略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取得卓有实效的进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效率化、市场化、规模化和创新化的新面貌展现在世界面前，并逐渐显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规模、地位与作用。
亚洲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与进程
借助地理位置与时差的优势，亚洲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在亚洲地区相继建立了多个国际性或地区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其中，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目前已经发展成为继东京之后亚洲两个非常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并且在国际上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亚洲后起的金融中心，与两地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有着直接的联系。它们的共同之处为：(1)香港与新加坡一直是全球重要的自由贸易港口；(2)香港与新加坡都曾经受到英国殖民者的统治，因而金融业发展具有相当长的历史。而1965年新加坡宣布独立后，政府根据自身所具有的国际贸易港的有利条件，即将新加坡建设成为“亚洲金融中心”作为既定国策。1968年，新加坡政府与一些外资银行达成协议，创立“亚洲货币单位”(ACU)，即“亚洲美元”；此举不仅形成了亚洲美元市场，而且更重要的是，为新加坡未来发展成为地区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创造了先决条件。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与发展，香港与新加坡的金融市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且形成了多种专业性市场，主要有：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利率市场、黄金市场、亚洲美元市场以及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从而为本国乃至亚洲地区经济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以新加坡为例，其外汇市场的日成交金额目前达到1000多亿美元，股票市场的总市值达近5000亿新元，亚洲美元市场的资产负债总额达到5000亿美元。由于新加坡是国际知名的自由贸易港以及低税地，因此不宜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以配合经济贸易的交往与发展。目前，新加坡共有本资银行6家，而外资银行却有116家，由此可以看出新加坡境内银行业竞争的激烈程度。为此，新加坡政府采取三大措施，从而不仅维持金融对外开放的局面、同时还有限度地保护了本国银行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合理地位与利益。(1)实行银行执照分类制度。按照目前新加坡的金融法规的有关规定，新加坡的银行执照划分为三种类别：①全面银行执照，②批发银行执照，③岸外银行执照。对于本国的6家本资银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基于其实力与数量与外资银行相比均处于劣势的考虑，全部给予全面银行执照，而对于外资银行则根据其实力与信誉等因素给予不同的待遇。2002年在新加坡的116家外资银行中，22家获得全面银行执照，19家获得批发银行执照，75家获得岸外银行执照。(2)实行内部政策掌握制度。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给予本外资银行以不同待遇的同时，还采取内部政策掌握向本资银行倾斜的做法，从而区别对待本外资银行；其主要做法包括：①对于外资银行设立业务网点的限制，②对于外资银行自动柜员机联网操作的限制。(3)确立本资银行为银行业主导的监管宗旨。尽管新加坡目前仍在进行金融业的改革，但是金融管理局明确表示，确保本资银行在市场开放后继续占有主要市场份额，是国内金融市场开放的前提。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规划与发展
论文摘要: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金融全球化与中国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但它对中国的经济主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中国政府必须在对外开放中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有效地维护中国的经济主权。
在当代,中国作为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大国既受惠于经济全球化及其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全球化提供的重大机遇,又面对着它们提出的主权方面的严峻挑战。如何在金融全球化日益加快的进程中积极而审慎地对待金融全球化、切实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是中国政府必须审慎考虑的重大问题。
一、 金融全球化及其表现
金融全球化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它既可以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也可指现代金融制度在全球的扩展,使世界各国金融政策趋同化,还可以指金融风险意识和金融全球监管共识的达成。金融全球化主要的含义应当是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从而使各国经济与金融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的一种客观历史趋势。
金融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一是金融自由化。20世纪8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纷纷进行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金融自由化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制度条件。二是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金融电子网络的形成,证券交易所或证券交易系统的联合或合并,全球性、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和大批离岸金融市场所构成的覆盖全球的金融市场运作体系,标志着全球统一的 “24小时”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实现了金融交易的全球化。三是金融创新和金融资产的膨胀化。从 20世纪60年代起,各国金融机构先后掀起了金融创新浪潮,随后生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资产迅速增长,不断扩张,全球经济虚拟化。四是国际金融证券化。它包括资产证券化和融资证券化。据不完全统计,仅1996年到 1998年上半年,亚洲市场上通过公开方式发行资产证券达 30多亿美元。从融资方式来看,20世纪 80年代以后国际债券的地位逐年上升,1985年国际债券在国际筹资总额中所占比重首次超过国际信贷,占国际筹资总额的58.9%。五是国际金融资本规模膨胀,全球经济频繁波动。
1990年以来,国际金融资本规模急剧扩张,无论从总量上还是速度上已经远远脱离了世界贸易和世界总产出等实物经济指标的增长,由于金融市场的内生波动性和全球金融资本无限供给,自由流动,导致金融市场剧烈波动,金融资产价格的暴涨暴跌更为频繁。六是金融监管国际化。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国际金融资本巨额流动于各个金融市场,特别是短期投机资本的追逐投机,潜在的金融风险随时都会发达。墨西哥、东南亚、俄罗斯、巴西的金融危机使得世界各国都认识到金融风险的巨大破坏作用,金融安全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安全首要关注的问题,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越来越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塞尔协议”、“清迈协议”等的签署,各个层次上的国际银行监督合作的空前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都使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更趋国际化。
二、金融全球化对我国经济主权的挑战
在金融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对外开放不是迫于“胡萝 b加大棒”压力下的开放,而是出于发展经济的自发选择。实行金融开放并逐渐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进程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利益,中国与国际金融的互动是一种良性互动。
但是,金融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主权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为:第一,发达国家主导的当今国际金融体系缺乏事实上的公正、合理性,对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具有危害性。发达国家操纵着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的制订权和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主导权,国际金融机构的各种规则制度,基本上是发达国家长期实行的金融管理规则的翻版。虽然规则建立后一视同仁,机会均等,但这种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在现实中,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因为对这一套规则一无所知势必屡屡违规操作而受到惩罚,同时为了获得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而被迫主动对金融管理权限作出某些让步,西方发达国家仍处于 “金融霸权”地位。第二,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有形的主权让渡和无形的主权销蚀将对中国的经济主权产生深刻的影响。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一些国家提供援助时,不仅规定要监督援助资金的使用,而且还要求受援国改变经济政策,进一步开放市场。这就对一个国家主权构成严重干涉和破坏。一旦中国经济发展出现问题而求助于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干涉中国经济主权亦不可避免。无形的主要销蚀主要表现为金融全球化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国家主权的行使。短期资本的不规则涌入和涌出,国际金融投机者在市场上的作乱,将会引发我国货币汇率波动和资本市场的震荡,在一定程度上将限制中国的利率主权,使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面临冲击的风险。第三,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我国经济主权的挑战。金融危机主要是通过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从众行为、资产组合选择行为、资产相关操作以及预期心理等复合渠道在国家间传递的。金融市场的跨市场 “羊群效应”和 “交叉感染”EI益显着。金融资本市场的全球统一性,使民族国家依靠传统的领土主权来保护一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成为不可能。中国之所以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受损失较小,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内市场的广阔和中国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同时也与中国整个市场开放程度较低分不开。第四,金融全球化放大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引发信用危机的风险增大,给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我国,目前的金融风险从自身来讲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承受市场风险的能力、竞争力较差;另一方面是我国的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低,金融改革几近于零,法制建设落后,没有健全的风险控制机制,自我保护能力较差。随着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在外资大规模流入、在高竞争、名品牌战略面前,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因行政手段的掩盖的终结而被放大,极可能引发国内金融界的信用危机,也对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国金融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影响
国际金融一体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必然现象，伴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融入到全球经济中去，中国也开始了国际金融一体化进程，国际金融一体化给中国经济带来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和效应。
一、国际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经济的积极影响
（一）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国际金融一体化促进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投资的增加，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并且大大加快了我国市场经济竞争主体――企业的发展，这就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首先促进了我国国际投资的增加。国际投资的增加使我国国内市场投资总量增加，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国际金融一体化促进了国际资本进入我国，利用外资成为我国增加资金投入的一条重要途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突破了本国自身建设资金不足的限制。同时促进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金融一体化带来了大量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同时，要求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这降低了中国企业进行外贸业务的国际壁垒，降低了进出口成本，方便了内外资企业展开正常的对外经贸活动，从而推动了我国国际贸易的增长。
（二）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的调整
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国际金融一体化促进了国际资本的世界运动，为我国带来了大量的国外投资。国外投资带来的很多先进科学技术填补了我国的一些技术空白，还参与我国大批老企业的技术改造，促进我国传统产业和行业的改造和升级。金融结构的调整与发展。在金融结构主体结构中，国际金融一体化促进了我国金融主体结构的调整以及金融主体竞争力的增强。中国国际金融一体化尤其是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打破了国内金融业与世隔绝的局面，使我国的金融主体结构中不仅仅有我国国内投资的金融机构，还增加了大量的外国金融机构，改变了原有的金融主体结构。国际金融一体化丰富了金融业竞争机制的形式，推动了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有利于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轨。
二、国际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经济的消极影响
中国金融行业经营受到冲击。金融业的经营受到了冲击，这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业务受到冲击。首先来看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已经或即将受到的冲击。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迅速扩张，抢夺中资金融机构原有市场。一些外资银行将目光盯住我国目前正处于雏形阶段的国内个人理财市场，推出针对高端客户的个人理财品牌，吸引了大批在华外籍人员、港澳台华人及国内富裕阶层等优质的中外零售客户。因此随着经济活动国际化及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也越来越大，在此过程中付出一定的代价几乎是必然的。
汇率、利率的稳定受到挑战。国际金融一体化条件下，我国经济金融开放对汇率和利率的稳定产生了影响。首先我们看汇率稳定方面的主要影响：我国经济对外开放，伴随着涉外经济活动的资金流量的迅速增长，汇率风险的产生机会急剧增加，汇率的稳定也很容易受到冲击；我国金融的扩大开放带来许多冲击汇率稳定的因素。其次我们来看看经济金融开放对利率稳定的影响：国际金融一体化进程中，伴随着对外借款规模的得不断扩大，中国所承受的国际利率风险也日渐增大，风险结果也将日益严重。
我国经济中的泡沫成分大大增加。在过去国际金融一体化进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同时采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我国也不例外。将大量资金投入到“赚钱快”的项目中去，同时国际投机资本也趁虚而入，在巨额资金的支撑下，对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投机炒作。这些领域的人气攀升容易驱使投资和消费热情高涨，导致股票、债券、房地产市价膨胀，脱离经济实体而飚升，资产气泡越滚越大，债务经济愈演愈烈，使代表国家富强和国民福利的经济增长严重偏离实际经济水平，扭曲了资源、实际财富与价值的关系，国内经济泡沫逐渐形成并扩大。
三、中国实现国际金融一体化的策略
（一）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机构竞争力
金融体系内部改革。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主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当前的金融结构必然需要改革和完善，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对金融结构的调整，提升我国的金融实力。针对金融机构的改革主要有：建立真正意义的中央银行，改革、完善中央银行的职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充分发挥商业银行的职能和作用；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政策银行，分离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在发展中规范其他金融机构的行为，促进金融领域的有序竞争。针对资本市场的改革主要有：深化和完善货币市场；积极稳妥逐步发展资本市场；加快外汇市场的建设。
（二）金融体系外部配套改革
首先，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只有转变政府职能，做到政企分开，政银分开，才能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使银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理顺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之间的关系，减少由于政府的行政干预造成的金融市场无序状态。其次，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从根本上化解银行不良资产。为化解银行巨额不良资产，我国已经相继成立了信达、东方、华融和长城等资产管理公司，其主要任务就是高效率地化解目前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巨额的不良资产。这样不但能够化解已经产生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而且能够减少甚至避免更多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出现。
四、结论
国际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的经济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然而我国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也势必会为我国经济的某些方面带来负面影响。我国要在国际金融一体化的条件下不断发展经济，就必须对世界金融市场全面了解，这样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使我国成为世界金融市场强有力的竞争者。
参考文献：
[1]徐光睿.人民币国际金融一体化的离岸市场实证研究[J].中国商论，2015（13）：64-65.
[2]许一帆.国际金融一体化背景下高校金融人才培养模式探索[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27）：1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