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转口贸易第1篇

(一)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要素=商品贸易可贸易性要素+服务贸易可贸易性要素

在商品贸易中，决定其可贸易性的要素主要包括：一是内在要素，如生产成本、流通成本、销售管理成本；二是外在要素，如关税、税收、市场的可容纳性等。在服务贸易中，可贸易性的内部要素主要有服务能力、服务技术条件、服务的经济成本、服务的制度因素等；外部要素主要有外部市场的接受能力，服务的销售收益等。

转口贸易的特点决定了其可贸易性，它首先体现在供给方的商品成本上，其中包括供给方所在的经济腹地的生产成本、流通成本和销售成本。其次是经营主体的交易、服务能力，即经营主体是否能通过无形的服务将有形的商品买入和卖出，其中买入的商品包含了有形商品贸易的内在和外在要素，而售出商品则包含了附加服务的内在和外在要素。因此，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要素是商品贸易可贸易性要素和服务贸易可贸易性要素的综合。同时，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要素是该城市的服务功能、贸易功能与经济腹地生产能力的总体体现，是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要素的集中体现。

(二)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自然禀赋要素+体制要素+政策要素+技术要素+服务要素

1　独占性条件和优势。从香港和新加坡发展转口贸易的经验分析，其转口贸易的发展依赖于良好的自然禀赋。例如，新加坡具有地处国际航运战略要道——马六甲海峡东端的区位优势，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中国与西方经济强国之间贸易的海上通道的必经之地，有“东方十字路口”的美称。香港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航道的要道，又位于东亚的中心地带，东亚经济增长成为香港发展转口贸易的重要腹地和市场，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其连接亚洲与欧洲之间时差的国际时区。此外，香港、新加坡的深水港为其成为国际航运中心提供了重要条件。香港、新加坡的良好自然禀赋成为其发展转口贸易的首要基础条件。

2　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港政策。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港政策为发展转口贸易提供了良好的体制、机制保证，为发展转口贸易提供货物自由流动、企业自由运作、资金自由进出的体制和政策保障。例如，香港是世界上著名的自由港，年年稳居《世界经济自由报告》(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 dreport)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排行榜的榜首。其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港政策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商品自由进出制度、自由企业制度、资金自由流动制度、人员自由进出制度、经贸促进体制等六个方面。

3　港口和商贸的信息化建设。要建设一个拥有转口贸易功能的现代化国际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发展港口的信息化至关重要。例如，新加坡着力建设国际贸易、国际航运中心信息平台，形成港口信息网与贸易信息网两大电子信息网络系统，并延展出去，形成统一的信息平台。1990年，新加坡建成全国统一的贸易信息网，把全国5000多家国际贸易机构连接到同一网络中，把商贸企业、银行、运输等服务机构联系在一起，形成贸易交易网络平台。港口信息网把航运界、政府各部门、港口用户、港务集团等7000家用户联系起来，同时向世界其他港口延伸，形成年7000万宗以上的交易量。

4　良好的服务环境。首先是良好的行政服务环境，海关等行政服务部门的高效率运作为企业提供了快速、便捷、简化的办事环境，提高了企业运行效率。其次是良好的市场服务环境，发展转口贸易需要中介、金融、物流、运输等市场服务，特别需要与转口贸易相关的一些离岸操作服务，如银行离岸结算等，香港、新加坡的服务业发达，服务规则与国际接轨，为转口贸易提供了周全、良好的服务环境，确保转口贸易企业的高效运作。

二、上海发展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与可转口性要素分析

(一)拥有可贸易性要素优势

首先，上海拥有发展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成本要素。总体而言，与国际水平相比，上海的人工成本、交易成本较低。同时，上海在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空港保税物流园区(待批)开展转口贸易，在关税及其他税收上享有优惠，可大大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和交易成本。

其次，上海拥有发展转口贸易的贸易中心功能要素。具体表现在：一是上海口岸外贸的增速高于上海外贸的增速，形成上海外贸与上海口岸外贸的比值自2003年以来逐步下降。二是上海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呈上升态势。从历史数据来看，上海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2000年为14.7％，从2001年起上海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上升到23.8％，以后一直稳定在20％以上，2006年达23.9％。这一情况表明，随着全国、长三角地区市场国际化的推进，凸现了上海城市的口岸功能作用，推动了上海的贸易中心功能的逐步提升。

上海口岸实际进出口贸易总值增长幅度高于其他指标，表明上海的口岸优势日益明显，其中上海转关的进出口额增长较快是重要原因，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国际中转功能日益发挥作用，为上海发展转口贸易提供重要的航运功能基础。

(二)拥有可转口性要素——自然禀赋条件

1　区位要素。上海位于太平洋西岸的中部，亚洲大陆东沿，长江三角洲前缘，东濒东海，南临杭州湾，西接江苏、浙江两省，北接长江入海口，长江与东海在此连接。上海正当我国南北弧形海岸线中部，交通便利，腹地广阔，地理位置优越，是一个良好的江海港口，临近国际航线的主航道，上海港位于长江三角洲前缘，居我国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的中部，扼长江人海口，地处长江东西运输通道与海上南北运输通道的交汇点，是我国沿海的主要枢纽港，是我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口岸。

2　国际中转功能。发展转口贸易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是上海港口的国际中转功能。首先，上海发展转口贸易的国际航运发达，为发展国际中转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截至2007年底，上海港集装箱班轮航班达到每月两千多班。其中，远洋航线500班左右，近洋航线550班左右。截至2007年末，上海港拥有20多条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通达世界12大航区，与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建立了业务联系。远洋航线从上海始可以分别抵达香港、台湾(经第三地)、韩国、日本、东南亚、澳大利亚、以色列、地中海、西北欧、南非、南美、美国东西岸等地。近年来，洋山深水港建设增强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国际中转功能，上海港的集装箱国际中转量逐步上升，集装箱国际中转量占港口吞吐量的比重已经由历年的2％上升至2007年的49％。

(三)拥有可转口性要素——城市服务魅力

上海城市的服务配套能力是形成上海口岸的可转口性的魅力的重要因素。上海城市的服务配套能力延伸了转口贸易产业链，形成了可转口性的产业支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全国性商业网络平台，商业信息聚集，可获性强，市场秩序良好，交通网络发达；二是人才荟萃，专业资源密集，信息科技发达；三是跨国公司集聚，国际化程度高。201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将达到750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10％以上。金融、商贸、物流、房地产增加值达到4800亿元左右，在全市服务业的比重超过60％。信息服务、航运服务、会展旅游、中介服务四大新兴行业增加值保持每年20％以上的增长速度，实现增加值达到2300亿元。上海城市的服务配套能力增强，提升了转口贸易的服务能力，提高了转口贸易的服务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形成上海口岸可转口性的魅力。

(四)拥有可转口性的开放要素——转口贸易集聚区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拥有发展转口贸易的初步条件，正在筹建中的空港保税区物流园区将在功能、结构上成为上海发展转口贸易的潜在地区。这些地区具有国际上发展转口贸易地区的通行优势：一是临港区位优势，保税区、保税港区邻近外高桥港区和洋山深水港区，是上海港的重要集装箱港区，能停泊第三、四代和第五、六代集装箱船舶，保税区、保税港区中的保税物流园区具备仓储物流、货物分拨、国际采购等功能，上海浦东机场的国际空港枢纽功能正在逐步完善，为发展转口贸易提供了良好的运输环境。二是保税区、保税港区的政策优势，区内进出口货物享有免税、免证的优惠，尤其是在保税物流园区内，不仅拥有相当于“境内关外”的出口退税政策，在金融、监管等服务方面有较宽松环境，为发展转口贸易了提供较自由的环境。国内保税区利用政策优势开展转口贸易各有成功之处，例如，转口贸易方式就占了深圳保税区进出口的半壁江山，充分说明利用保税区仓储转口优势进行转口贸易的潜力非常大。

上海发展转口贸易也存在一定的瓶颈。一是管理基础薄弱，上海尚未建立起转口贸易方式的统计指标体系，表明上海经济中转口贸易仍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对上海城市功能建设的重要意义还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二是发展基础较差，从事转口贸易需要强大的国际贸易基础和国际航运(特别是国际中转)为后盾，不仅要求有广阔的国内外市场联系，而且要求有大量的贸易、金融机构的集聚，就这些基础条件而言，上海虽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离形成转口贸易的要求尚有一定的距离。三是政策优势不到位，保税区、保税港区虽然已经具备了准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政策条件，但离发展转口贸易所需的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政策环境尚有一段距离，保税区、保税港区难以形成转口贸易规模化的发展。四是发展的传导性不强，四个中心建设对发展转口贸易的传导机制、途径尚未形成。例如，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建设处于前期阶段，金融开放度尚未形成支撑转口贸易发展的基础条件，发展转口贸易需要的金融离岸化运作条件尚未形成。此外，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功能与转口贸易功能的互动发展不足，上海目前只是国内的贸易中心，其服务半径以长三角地区为主，未离开历史上的埠际对外贸易功能框架。要发展转口贸易，必须形成由国内对外贸易中心向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跨越式发展，推动国内(埠际)对外贸易功能向转口贸易功能的跨越式发展。

发展转口贸易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是上海港口的国际中转功能。城市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重要标志就是其转口贸易占城市国际贸易较大的比重，而转口贸易的发展依赖于城市航运国际中转的比重。从国际上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城市的发展经验来看，通过发展航运中心国际中转功能推动城市的转口贸易，从而推动城市贸易中心功能的发展。香港、新加坡等城市的发展经验证明了这一点。目前，上海港主要以国内转运服务为主，其服务半径以长三角地区为主，约占上海港吞吐量的90％，上海港尚未离开历史上的埠际中转功能框架。上海港的国际中转率较低，香港、新加坡的港口国际中转率达50％以上。上海港要以4％的国际中转率推动规模化的转口贸易，并形成转口贸易——港口国际中转的良性互动，尚未形成基础。由于航线配置、监管、开放度的原因，仍然无法吸引中转、转口贸易，上海港作为国际枢纽港的功能仍不完善，缺乏保税服务、异地拼箱、多地区多国拼箱、国际联合快运、外贸公共支线的保税运输等多种功能，区港联动的低自由度限制了临港增值服务的范围，制约了国际班轮再次开展国际中转和国际转口业务。

三、培育上海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

上海推进转口贸易功能建设的核心是针对现存的问题，进一步培育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的成长，形成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的比较优势，扩大上海转口贸易的规模和能级。

(一)构建国际枢纽港，促进可转口性的流通服务要素的成长。推动转口贸易。

上海要大力发展转口贸易，就要建成国际化的枢纽港口，其关键在于促进上海国际转口的可转口性流通服务要素的成长，以促进上海向腹地市场的商品要素在中转地的自由流动，降低商品要素的国际流通成本，包括费用成本和时间成本。

1　推动枢纽港货物集散政策。目前洋山港虽然定为保税港区，但与香港等中转枢纽港的政策还有很大差距，货物资金还没有正常的“自由”流动，限制了货物的集散。对此，应探索和争取在洋山保税港区实行类似于“第二船籍登记制度”的船舶登记制度，即对于我国承运人实际经营的远洋船舶到洋山保税港区进行登记给予优惠政策，通过聚集船东吸引各种航运要素向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积聚，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集散功能建设提供基础和保障。实施外资班轮沿海捎带重箱政策，目前国内沿海干线捎带重箱只允许国资班轮公司进行操作，对外资班轮尚没有开放，这就使得外资班轮挂靠上海港再通过支线转运至长江、沿海港口的成本增加，无法大量开展转运业务。

2　加大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开放力度，提高上海港的国际中转比重。运用各种优良服务和开放手段，有利于上海吸引国外著名船运公司班轮直接挂靠，有利于建立密集的航班，从而形成集装箱运输干支线网络，促进国际中转功能的形成。外商航运机构、国外著名船运公司在上海的集聚，有利于上海港吸引大量外国中转货源，大量船运公司的集聚将进一步带动贸易公司的转口贸易，提高上海的转口贸易比重，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提升。

(二)发展保税区、保税港区国际、国内转口贸易，促进上海转口贸易集聚区要素的成长。

上海转口贸易集聚区要素的成长，关键在于提升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等集聚区内的自由化程度，形成符合国际惯例的运作机制和管理体制，推动区内的自由贸易、离岸金融等政策的实施，形成吸引商品、信息、转口贸易商等可转口性要素集聚的软环境。

1　实施保税区、保税港区向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转型的若干政策。一是离岸金融政策，实施区内资本自由进出，贷款利率自定，货币自由兑换等金融自由政策。进一步在保税区、保税港区内开展离岸金融业务，推进转口贸易的离岸结算、结汇管理。二是自由贸易政策，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商品自由进出，免除进出口关税，简化报关手续等自由贸易政策，加快总部经济的推进，形成航运总部经济与贸易总部经济融合，推动转口贸易的发展。三是货物自由流动政策，在保税区、保税港区的保税物流园区内营造“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宽松、流通自由”的环境，简化转口贸易的办事环节和程序，对国际中转、转口货物监管实施舱单管理模式，拆箱理货的货物，申报后重新核销舱单、制单。

2　吸引国际企业向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集聚，开展转口贸易。在保税区的基本政策的框架下，增加国际贸易、离岸金融和期货交割点的内涵，带动国际企业人驻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带动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的国际中转、转口贸易。

(三)优化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推动上海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要素的成长。

上海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要素的成长是指优化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形成口岸服务的透明化、创新化，推动上海转口贸易的发展。

海外转口贸易第2篇

[关键词]香港 晚清时期 转口贸易

晚清时期香港对华转口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在中外贸易中居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所及自华南沿海至北方环渤海地区均有表现。以往限于资料的不足，除一些有关香港历史及史的著作曾简要提及这一外①，缺少对此进行专门研究的著述，20世纪出版的4部香港史资料集对此问题提供的研究线索均较零散②。本文拟以《中国旧海关史料》中的贸易统计为依据，并辅以其它资料，力图阐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③，国内主要通商口岸与香港之间贸易关系的演进，分析其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及香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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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张晓辉：《香港近代经济史(1840—1949)》，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这四部资料集是：Arnold Wright，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Singapore 1990. G. B. Endacott， An Eastern Entrepot，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 London1964；Noronha ＆ Company，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1841—1930)， Hong Kong 1932； Bedikton Company， Commercial＆ Industrial Hong Kong， A Record of 94 Years Progress of the Colony in Commerce， Trade， Industry ＆ Shipping (1841—1935)， Hong Kong 1935.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京华出版社，2001年。受记录格式的限制，此书所载1869年以前的统计数据有欠完整，1904年以后则将香港与外国合并统计，均难以进行具体的量化分析，故本文研究时段仅限于1869—1904年。下文所引该书页码均为复式页码，先卷后页。

一 从西方进步的视角看晚清时期香港转口贸易的环境

本文研究所涵盖的时段，尤其是19世纪最后30年，第二次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改变了人类的生活面貌，继而给东西方贸易带来革命性转变。首先是钢、镍、铝等以往比较稀有贵重的金属材料大批量的用于工业生产，显著提升了生产力的规模。接着便是电力作为一种新的能源在提供光、热、动力等方面获得广泛运用。化学工业尤其是石油工业的兴起使美、德两国作为新兴强国崛起在世界舞台上。而医药、卫生、营养诸领域的各项创新则为大量新产品涌入市场创造了条件。如巴氏灭菌原理使消毒牛奶和食品罐头的长途运输成为可能。与这些技术革新相配套的是铁路干线系统的建成、大吨位汽船于远洋航海以及冷藏技术的完善等。①

所有这些科技进步加上条件的改善为东西方贸易向更广的领域深入推进创造了条件，全球经济一体化初露端倪，而晚清时期中外贸易就是在这样一种变局中兴起的。自《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取代原先广州一口贸易的格局，到《天津条约》继续增开口岸对外通商之后，中国对外贸易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对外贸易枢纽由广州逐渐北移至上海，并次第兴起了一批区域性的外贸中心口岸。其中，上海在全国对外贸易中居有枢纽地位，而其它口岸的贸易额均相形见绌。在中国沿海唯一能与上海争雄的口岸只有香港，香港不仅是中国沿海的贸易中转站，其转口贸易的辐射范围还远及美洲、欧洲、印度、南洋、日本等地，重要性不亚于上海。这首先得益于中外贸易兴起为殖民地香港创造的机遇，以及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实行的自由港政策。下文力图阐明香港通过转口贸易将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华南沿海纳入了世界贸易圈，促进了这些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兴起。

二 晚清时期(1869—1904)沪港两埠洋货转口贸易在中外贸易中的地位

图1为晚清时期洋货进口额波动图，显示了对外贸易在若干阶段的波动趋势和特征，读者可据此对该时期洋货进口贸易的演进获得一个大致的印象。1891年以前的几十年当中洋货年度进口额一直未突破2亿海关两，基本保持了缓慢增长的趋势；此后10年翻了一番，到1901年突破4亿海关两的大关，至1904年一直维持了比较快速的增长势头。

海外转口贸易第3篇

关键词：上海自贸区；苏州出口贸易；外贸发展方式

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是党中央、国务院贯彻党的十精神，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上海自贸区肩负着新时期我国创新体制机制、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开放水平的神圣使命，是围绕“面向世界、深耕亚太、服务全国”，建设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战略，落实“政府职能加快转变、投资领域扩大开放、贸易发展方式不断转变、金融领域开放创新，法制领域制度完善”五大任务，再行“先行先试、扩大开放、树立标杆”措施的重要举措。

自2013年8月22日获批到现在，上海自贸区在金融、航运、商贸、专业、文化和社会等6个服务领域积极开展体制机制创新，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改革开放至今，苏州地区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1.95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13015.70亿美元，增长超过407倍；出口额从1990年的1.55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1757.06亿美元，增长超过1133倍。在对接上海自贸试验区过程中，苏州不仅具有传统的区位优势，更具有开放型经济优势、产业发展优势和体制机制优势。

一、上海自贸区带来的贸易方式转变机遇

1、促进了服务产业进一步扩大开放

上海自贸区全方位开放“金融、航运、商贸和文化”等服务领域，为周边地区，特别是给苏州经济发展带来辐射和溢出效应。以金融服务业为例，截止2014年9月，上海自贸区有金融机构共计3015家，其中持牌类、类金融、金融信息、投资与资产等金融机构分别为87家、453家、296家和2179家，占新设企业总数的25%。2014年7月，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3〕38号）的有关规定，结合前期试点情况，出台的《关于扩大启运港退税政策试点范围的通知》（财税[2014]53号）中，苏州市太仓港就在该政策的试点范围内。

2、促进了高端制造产业进一步集聚

上海自贸区资本市场的开放、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便于企业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进行筹资和融资，既弥补了国内资金的缺口，也方便了国际资本的流入。服务市场的扩大，为自贸区港口、机场、仓储物流、金融类企业带来实质利好，吸引了更多加工、制造、贸易和物流企业聚集。产业链全面延伸、价值链持续提升，高端制造产业与高科技的相互渗透和支持，成为跨国公司总部和高端制造业集聚区。从长远看，上海自贸区必将吸纳更多的外商投资，这些资本将优先流向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而自贸区的关税优惠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装备，为苏州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推动力，助推苏州第二产业的转型升级。

3、促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

上海自贸区是我国政府试图突破国内外发展瓶颈，破除行政体制僵化，开放资本市场，激发经济发展活力，积极争取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大力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有效拓展我国经济增长新空间。在自贸区开展跨境投融资、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电子商业汇票创新运用、跨境电子支付、利率市场化等金融、税收方面的市场化改革，一定会为全国性的改革破局，并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苏州的行政体制要努力适应这一市场化改革的要求，特别是要进一步加强金融和税收方面的市场化改革，为苏州的外向型经济更好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4、促进国际分工实质性深度参与

目前，国际最有影响的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协议（TTIP）和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已经取得实质性突破，有可能成为新的国际标准，从而改变世界贸易规则与格局。尽管2001年11月我国已加入WTO，却也面临重新“入世”的局面。上海自贸区的建立，有助于深度参与多领域的国际合作、国际分工，增强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提高我国的国际贸易地位，开放型经济水平，全面融入世界经济、金融和贸易体系。上海自贸区“四个中心”的建立，是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转型、以转型促转变的战略举措，为上海周边，特别是给上海毗邻的苏州提升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二、苏州出口贸易结构现状分析

1、产品结构

根据出口海关商品分类，苏州2011―2013出口产品类别与出口额数据如表1所示。

第一，机电、零部件设备一直是苏州最大的出口产品类别。2011年苏州该类产品出口额是1189.97亿美元，占苏州当年出口总额1672.34亿美元的71.16%，2012年苏州该类产品出口额是1226.66亿美元，占苏州当年出口总额的1310.03亿美元的93.64%，2013年苏州该类产品出口额是1388.5亿美元，占苏州当年出口总额的1757.06亿美元的79%，创历史最高。

第二，纺织品、光学设备和贱金属制品出口额有逐年增长之势，且在出口的各类别中比重较大。2013年三类产品出口额分别占苏州出口总额的9.10%、9.12%、5.78%。

第三，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及附加值保持上升趋势。苏州市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连续两年逼近千亿，2011-2013年，苏州高新技术产品对外出口额分别为969.54亿美元、996.3亿美元、995.5亿美元。

2、市场结构

（1）十大国际市场出口额。2010―2013年苏州市十大出口国际市场的出口金额如表2所示。

从市场出口额看，2010-2013苏州出口前三大国际市场始终是美国、日本和中国香港，排名第一的一直是美国，2013年达到历史最高的408.6亿美元，占苏州当年出口总额的23.25%，排二三名的是互有交替的日本与中国香港。从出口地区看，2010―2013苏州对外出口国际市场整体数据分析，欧盟组织与美国是苏州对外贸易两个最重要的国际出口市场。随着时间的推移，苏州对东盟组织的对外出口贸易额一直呈现显著的递增趋势，2010―2013年，分别为110.37亿美元、117.61亿美元、133.86亿美元和140.91亿美元，有望成为苏州对外出口贸易的新增长点。

（2）出口市场集中率。出口市场集中率（Market Concentration Rate，简称MCR）是指产品前n大出口国家或地区市场出口额占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MCRn即表示n个最大出口市场集中率。2010―2013年苏州市主要出口市场及MCR6如表3所示。

表3显示，2010―2013年苏州的MCR6变化趋势是年年增长、整体递增，且历年的MCR6均大于51%，特别是2013年，苏州MCR6值已经超过61%，说明苏州对外出口国际市场高度集中，不利于苏州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主要出口国家市场进口需求减弱，将对苏州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同时，出口市场集中率过高，也容易遭受国际贸易障碍，影响苏州的对外贸易发展。

3、贸易方式

2010―2013年苏州出口贸易方式额如表4所示。

一方面加工贸易在出口贸易中仍占有相当的比重，2010―2013年，苏州的加工贸易占出口总额的69.13%，进料加工是加工贸易的主要方面，四年中，分别占加工贸易的62.07%、89.01%、88.44%和89.17%。近年来，苏州加工贸易确有明显的下降趋势。与此呈现鲜明对比，苏州的一般贸易却呈现稳中递增的良好势头，四年里，一般贸易分别占出口总额的20.19%、23.74%、25.29%和26.80%，说明苏州的对外贸易发展方式正在稳步转变。另一方面，保税物流贸易方式发展迅猛。2011―2013年，苏州保税物流贸易额分别为25.12亿美元、242.74亿美元和294.87亿美元，主要是得益于苏州相继建立的保税物流中心。

4、企业结构

2010―2013年苏州出口企业类型及其出口额如表5所示。

表5显示，苏州出口贸易的主角仍然是外资企业。2010―2013年，外资企业出口额分别占苏州出口总额的82.95%、81.65%、73.68%和69.00%，显现了逐年递减的趋势。私营企业是内资企业对外出口贸易的主力，其出口增长迅猛，已经显现出了年年增长的态势。2010年私营企业出口额占苏州总出口额的9.34%，到2013年上升至22.29%，表明内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在苏州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的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三、对接上海自贸区，苏州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的建议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提出的五大主要任务措施之一就是以金融、航运、商贸和文化等服务领域为试点，积极推进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通过建立基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支持自贸区内部各类投资主体开展境外投资，创新境外投资管理方式。对接上海自贸区，苏州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应做好与之相关的各项工作。

1、改革完善管理体制

一是完善外贸体制机制。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统一外贸政策，统筹管理职能，减少行政审批，强化政府服务，提高服务质量。二是促进贸易法制化建设。促进贸易与救济、投资合作和信用管理等法律法规建设，进一步规范部门执法行为，打击违法经营现象，维护公平贸易秩序，发挥商（协）会自我管理职能。三是创新外贸管理方式。制订产品进出口管理办事程序，完善进出口经营自动登记制度，改进相关商品许可证管理制度，制定合适的原产地标准。

2、提高“便利化”水平

一是理顺政府企业关系。向外贸企业及时传达相关政策制度和办事程序，设立一站式办公场所，促进相关职能部门集中办公。同时，建立企业意见反馈通道和对政府的监督机制。二是促进外贸通关便利化。在所有口岸实现“属地申报、属地放行”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不断增强口岸互联互通，尽一切可能实现相关部门集中办公，海关、检验检疫、边检等部门协同配合，优化通关作业流程，实现“一站式”通关，降低企业通关成本，完善口岸监管服务。三是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要密切与贸易伙伴的合作，不仅在通关、检验检疫、质量认证，以及港口服务等方面要加强国际合作，也要帮扶企业尽快掌握国际贸易规则，尽力消除技术贸易壁垒。

3、构建外贸考评体系

以实事求是、公正客观为基本原则和政策导向，构建外经贸考核评价体系和商品结构分类指标体系。通过对单位出口能耗、进出口商品价格指数、重点商品检验达标率、被投诉率、加工贸易增值比率等进行统计，考核进出口企业的外贸效益和评价外经贸主管部门的工作质量，对苏州外经贸考核应更加注重技术、品牌和服务方面的要求。同时，从重点商品入手，通过细化、优化现行海关统计分类制度的商品分类，完善商品结构分类指标体系，更真切反映进出口商品的投入要素与贸易利益。

4、完善公共服务平台

一是继续加强外贸电子政务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建设，进一步扩大网上受理登记、审批、报送和咨询事项的覆盖面。二是加强外经贸管理部门的统筹协作，整合电子政务，实现信息共享，特别是在促进外汇、海关、税务和商检等相关部门的联网互通、协同合作方面取得成效。三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电子商务政策与管理制度，对电子商务服务商实施必要的政策引导和科学管理，激励其扩大经营范围。

5、维护贸易公平有序

苏州在维护贸易公平方面应尽力做到以下几点。在应对贸易摩擦机制建设方面，不仅要强化对国外贸易壁垒的案例研究，加大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参与度，加强预警机制建设，还要不断完善国家、地方和行业企业联动应对体系建设，特别是提高企业自身的应对意识、能力和手段。在贸易救济机制建设方面，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强化产业安全应对、效果评估和竞争力调查工作。在应对国内外反垄断诉讼方面，进一步总结反垄断经验教训，健全反垄断法规实施细则，依法依规处理好产业经营过渡集中的问题，全力支持企业应对国外反垄断诉讼。

6、健全财税体制机制

一是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完善专项基金的使用管理，加大支持新兴产业出口创业力度，引导加工贸易向中西部有序转移。二是完善财税政策体系。改革出口退税分担机制，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大力支持出口企业技术研发、市场推广和节能减排，进一步调整关税结构。三是加强部门协调沟通。外贸与财政部门要建立协调沟通的长效机制，通过信息交流、共同研究和协同决策，制定有利于外贸转型升级的指标跟踪机制和动态反馈体系。

7、强化金融保险支持

一是完善金融支持体系。给予企业技术研发、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贷款贴息，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出口企业经营，推动商业银行建立项目评级授信制度，支持各类担保机构向中小企业倾斜，推进知识产权质押担保模式有序发展。二是发挥信保引导作用。创新承保模式，完善中小企业出口信保服务体系，继续降低保费率，增强保险透明度。三是促进金融市场开放。鼓励金融机构向企业提供人民币融资服务，推进人民币汇率汇率市场化，促进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8、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在政策环境方面，促进政府科技资源向出口产业倾斜，给予出口企业高附加值产品税收信贷优惠，鼓励企业创新成果形成专利权，扩大知识产权在产业转型认定评价中的权重。在管理机制方面，建立基于专利技术的融资体系，更好地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成果产权化、产业化，并尽力实现出口。构建有益于出口产业发展的行业标准，开发基于专利产品的相关技术标准，促进企业之间共建知识产权联盟。在长效机制建设方面，强化专利权边界保护，坚决打击对外贸易中的各种侵权行为，维护知识产权贸易秩序，支持企业海外商标注册、专利申请，有效提供海外维权援助，主动参与制定国际知识产权规则。

9、支持产业境外延伸

一是设立产业境外延伸专项基金。支持金融机构为有意“走出去”企业和海外企业定制融资服务，开设信用保险和对外投资保险，扩充“内保外贷”规模。二是促进优势产业资源全球配置。支持企业在能源、科技、文化、加工制造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延长有色金属制造、石化和冶炼等产业的产业链。三是完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机制。进一步完善相关部门的协调机制，认真贯彻《苏州市开放型经济“十二五”发展规划》。

四、结语

苏州应继续发挥比较优势，无缝对接上海自贸区，彻底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引领作用，在转变政府职能、体制机制建设、创造发展环境和构建考评体系等方面有所作为。同时，要特别注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真正实现苏州对外贸易规模持续适度稳定增长，由数量速度型发展模式逐步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自主知识产权、自有品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进一步提高，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服务贸易加快发展，对外贸易发展动力多元，进出口结构平衡发展，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为苏州率先实现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陈伟、徐开金：试析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经济学意义[J].税收经济研究，2013（5）.

海外转口贸易第4篇

从1992 年至2004 年，香港港雄踞全球集装箱港口榜首十余年。内地改革开放后香港制造业大量内迁，香港自身货流生成能力随之大幅度下降，香港港成为一个靠中转货流支撑的港口。2012 年，香港港中转货物吞吐量占货物吞吐总量的58.7%，集装箱中转吞吐量更占集装箱吞吐总量的70.9%。这表明，港口的类型主要取决于所在城市的经济形态，并随着城市经济形态的变化而变化。

1 香港港成为中转港的发展历程。

香港港成为中转港，是香港经济转型的结果。

20 世纪70 年代，新加坡、韩国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抓住了发达国家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机会，利用自己价廉、高素质劳动力的优势，大力吸引外来的投资和技术，以发展加工贸易带动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从而迈入了新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被称为“亚洲四小龙”。1980 年，香港制造业的增加值占本地生产总值的22.8%，就业人数超过100 万，约占香港就业人数的40%，制造业成为了香港的支柱产业。加工贸易中原材料、零部件的大进和制成品的大出，都需要港口，尤其是集装箱港口的支持。当时的香港港已经是全球的集装箱大港（全球排名1970 年第31 位、1975 年第4 位、1980 年第3 位），而制造业又可以生成大量集装箱货流，保证了港口的持续繁荣。

1976 年，香港外贸出口额达415.6 亿港元，其中中转额89.3 亿港元，占21.5%；外贸进口额达432.9 亿港元，其中中转额约71.4 亿港元，占16.5%。中转贸易总额仅占外贸总额的18.9%。中转货流的附加值高于本地生成的货流，因此，中转货物吞吐量占港口货物吞吐量的比重小于中转贸易总额占外贸总额的比重。

20 世纪80 年代，内地实行改革开放，自发展加工贸易起步。内地无论是劳动力成本还是土地成本都远低于香港，而且还有吸引外来投资的优惠政策，香港的制造业纷纷内迁，汇集珠三角地区，以致香港制造业迅速萎缩。因此，虽然香港制造业已内迁，但是由于当时国家无力大规模投资港口建设，尤其是集装箱港口建设，内地港口生产能力严重不足，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生成的货流仍需通过香港港进出，从而使香港港由为本地货流服务转型为以中转为主的港口。2003 年，香港港集装箱中转吞吐量比重达51.5%，超过香港自身生成的集装箱货流；2007 年，中转货物吞吐量比重达54.1%，超过本地生成货流，表明香港港已转型成为中转港。同时，中转贸易成为香港的支柱产业。近10 年来，中转货物在香港中转的增值（即离岸价格与到岸价格之差，也就是中转服务的毛收入）占GDP 1/4 以上。货物中转的增值绝大部分可以计入GDP，基本上可以视之为中转贸易对香港GDP 的直接贡献。2012 年，货物中转增值对GDP 的贡献率为27%。因此，港口的市场定位主要取决于所在城市的经济类型以及所处环境的变化。

2 香港港并非典型的国际中转港。

长期以来，香港港被认为是典型的国际中转港，但事实并非如此。

建设大型集装箱枢纽港需要相当规模的集装箱货流，而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单凭一个城市生成的货流不足以达到支持枢纽港建设所需的经济规模，必须要有外地货流即中转货流的支持。

根据中转货流的来源，集装箱枢纽港可以分为腹地型枢纽港和中转型枢纽港。腹地型枢纽港是指外地货源主要来自内陆腹地的港口，即陆向腹地，这些地区的货流是通过陆路运输和内河运输向这个港口集中或自这个港口陆向腹地集疏运。中转型枢纽港则是指货源主要依靠周边港口，即海向腹地提供的货源，这些地区的货流通过海上集装箱支线网络进行集疏运。此外，所谓复合型枢纽港是指集装箱货源既来自内陆的腹地，又来自海上支线网络的港口。事实上，任何一个集装箱枢纽港都是复合型枢纽港，其差别仅在于货源主要来自内陆腹地还是来自海上。国际中转货物是指自境外港口启运，经过中转港运往第三国（或地区）的货物。我国所指的国际中转货物通常是进出口均通过海运的货物，即中转货流主要来自第三国（地区）的海向腹地。

2001 年，香港港货物吞吐总量为17 821 万t，其中，海运中转货物吞吐量4 813 万t，河运中转货物吞吐量2 011 万t，海运间的中转货物吞吐量2 802 万t，占吞吐量的15.7%。因为河运的货物来自珠三角地区，河运之间中转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可认为河运的中转货物全部转向海运，或来自海运。2012 年，香港港货物吞吐总量为26 928 万t，其中，海运中转货物吞吐量11 707 万t，河运中转货物吞吐量4 102 万t，海运间中转货物吞吐量7 604 万t，占吞吐量的28.2%。这意味着香港港中转货流主要来自陆向腹地，因此，香港港不是典型的国际中转港。

3 香港港中转港地位的巩固。

20 世纪90 年代，关于“中转港无前途”论的主要依据是，喂给港或支线港（支线港有近洋航线的喂给港）向干线港或枢纽港喂给货流，是由于当地的货流规模未能达到建设干线港的经济规模，一旦该港口所在地区的货流生成量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时就会建设干线港，不再为被喂给港提供喂给服务，从而形成截流的形势，使被喂给港口货流萎缩。这个理论是针对香港港提出的，因为当时正是香港制造业内迁、香港港处于中转港转型之时。

香港制造业的内迁，使珠三角地区成为内地外贸货流生成量集中的地区。2001 年，广东省成为我国第一外贸大省（市），外贸生成量为1 800 亿美元，占内地外贸总额的35.3%。深圳市生成的外贸总额为675 亿美元，占内地外贸总额的13.2%，比第二外贸大省（市）上海市还多10%。因此，珠三角地区必然要大力发展港口，尤其是集装箱港口。而此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内地也拥有建设港口的实力，加上实行吸引外资建港的政策，内地港口已出现了快速发展的态势，这势必会对香港港的中转货流产生截流影响。同时，十几年来，珠三角地区的港口有了长足的发展，甚至未来深圳港将超越香港港成为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口。进入21 世纪以来，香港港集装箱吞吐量年均增长率为2.7%，集装箱的中转吞吐量年均增长率也仅为7.4%，中转吞吐量的增速远低于内地港口年均增速，但以通常的标准来衡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数据。这表明珠三角地区港口的发展对香港港的繁荣影响有限，香港港中转港地位并未因此而动摇。

香港港中转港地位巩固的原因在于，集装箱货物有着与大宗散货不同的特点。集装箱货物既是高附加值货物，时间敏感度高，又是小批量的货物，每一批货的发货地和最终收货地各不相同，对航线和航班要求高，往往为了合适的航线和航班不惜舍近求远。香港港是老牌的国际航运中心，航班密集，可以减少班期等待时间，缩短集装箱在港口的停留时间；航线和挂靠港多，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中转的需求，不但费用低，而且节省时间。因此，航线多、航班密是集装箱港口重要的竞争力。

香港港是自由港，通关便利、快捷，与内地沿海的港口不同，不受“沿海捎带”禁令的约束，班轮公司可以把香港港作为基地港，实行干干中转。此外，香港港又是境外港口，在此中转可以在装船港退税，对出口商有相当大的吸引力。香港港的港口费用高于内地港口，但由于集装箱货物附加值高，对高运价承受能力较强，所以高费用对重箱影响并不大。也正因为香港港的费用高，空箱不会来此中转，从而压制了空箱率的上升。此外，香港港比内地港口更接近国际传统航线，就运输距离而言，内地沿海港口运往欧洲和东南亚各国的货物在此中转相较在沿海其他港口中转短，尤其是对上海以南的港口来说颇具吸引力。香港港不仅是珠三角地区外贸货物进出的通道，也是货物从内地沿海运往欧洲的重要中转港。以上种种原因保证了香港港中转港地位的长盛不衰。

空运的发展对香港港的中转货源以及中转货流起了一定的分流作用。在货物运输向（附加值）高、（重量）轻、（厚度）薄、（体积）小的方向发展以及航空运输由高档消费转化为大众消费的双重因素作用下，海运货物呈现向空运转移的趋势，而中转货物更是如此。2001 年至2012 年，进出香港的货物中，空运运量增加了近1 倍，海运运量增加不到一半。2001 年，香港进口货物通过空运与通过海运的价值比为0.40∶0.60；出口货物通过空运中转与通过海运中转的比例为0.32∶0.68，通过空运的货物大大低于通过海运的货物。到2012 年，这两个比例变成了0.63∶0.27 和0.60∶0.40，通过空运进出和中转的货物大大超过了通过海运的货物。从海运转移为空运的货物虽然是高价值货物，但吨位并不多，对香港港中转港地位影响有限。

4 香港港面临中转量相对减少的局面。

香港港中转港地位的巩固，并不意味着香港港的发展不存在挑战，其面临内地到香港港中转的货流相对减少的局面。所谓“相对”是指内地货物在香港港的中转量虽然绝对量在增长，但占内地货流生成量的比重却在下降。香港港中转货物吞吐量的比例不断攀升表明，香港港的繁荣越来越依赖内地的中转货流；但香港港中转货流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内地港口井喷式增长表明，由于内地基础设施的发展，外贸物资到香港港中转的需求也在减少。从发展看，中转量绝对减少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因此，香港不能以内地中转外贸货物作为唯一的支柱产业。离岸贸易的快速增长，正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另一支柱产业。

5 香港的离岸贸易。

离岸贸易的内涵及其形式。离岸贸易是贸易商在买卖双方所在地以外的第三地从事贸易活动，把货物从卖家所在地直接运到买家所在地，不论这批货物是否经过贸易商所在的城市。

离岸贸易有二种形式。一种以中间商身份出现，即商家从商家所在地以外（例如香港）的卖家买来商品后，又转手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也可能是离岸贸易商将在香港以外加工的商品直接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商家所赚取的是买进卖出的差价。这种形式称为“转手商贸活动”。

另一种形式是以中介人的身份出现，即商家根据香港以外的买家或卖家的要求，安排购买或销售商品，包括寻找货源或买家、商讨协议及价格、检查和装运等服务。商品是由香港以外的卖家直接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商家的收入是向买卖双方收取的佣金。这种形式称为“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

离岸贸易与中转贸易的共同点是贸易的要素均与本地无关。中转贸易的发货地和目的地都不是本地，商品也不是本地生产或需要的；离岸贸易的买卖双方都不是本地的，商品也不是本地生产或需要的。香港中转贸易的货流主要来自或转往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而离岸贸易也主要与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有关。二者不同之处是中转贸易的货物经过香港，离岸贸易涉及的货物则不一定经过香港。

香港离岸贸易的发展。

香港制造业的萎缩并不代表生产服务业也随之萎缩，原因是从香港内迁的仅仅是对土地和劳动力要求较多的组装、制造等附加值低的项目，而附加值高的项目，如策划、营销等仍然留在香港，使其成为离岸贸易商的集聚地。在制造业内迁之初，由于内地港口能力不足，加工的零部件主要通过香港港运至珠三角地区，加工后的成品也主要通过香港港外运，形成了“前店后厂”的模式，香港并以此为契机，利用贸易、金融高度自由的优势建立起了离岸贸易平台，使离岸贸易的规模迅速扩大，成为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

2001 年，香港离岸贸易额达12 558.3 亿港元，约为中转贸易额的95%；2002 年，离岸贸易额上升至14 582.5 亿港元，超过了同期中转贸易额；之后，在2008 年以前，二者上下不定；2009 年和2011 年，离岸贸易额分别是中转贸易额的1.19 倍和1.32倍。由此可见，香港的离岸贸易商已成功地巩固了自己的市场，并在不断扩大中。

离岸贸易对香港经济的贡献也在不断扩大。

2001 年，香港离岸贸易毛收入为919.6 亿港元，是同期中转贸易毛收入的34.2%，占GDP 的比重为7.1%；2011 年，离岸贸易毛收入增至2 617.8 亿港元，是中转贸易毛收入的50.3%，占GDP的比重也提高到13.5%，增加近1 倍。中转贸易与离岸贸易毛收入占GDP 的比重合计为42.4%。由于中转贸易和离岸贸易的收入，尤其是离岸贸易的收入绝大部分可以计入GDP，因此，二者对GDP 的直接贡献率高达40%左右，由此确立了中转贸易和离岸贸易在香港经济中的支柱地位。

海外转口贸易第5篇

摘要：我国政府适时调整了发展战略，坚持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相结合，以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实现对外贸易转型升级为目标，最终确保了对外贸易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十二五”时期，巩固和提高我国现有优势，加快构建我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新优势，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将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一、过去5年我国对外贸易回顾

“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目标及战略部署是：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着力提高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效益；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控制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出口，鼓励进口先进技术设备和国内短缺资源；继续发展加工贸易，着重提高产业层次和加工深度，增强国内配套能力，促进国内产业升级。总体看来，我国“十一五”期间的对外贸易主要表现为五大发展特征：

特征一：贸易规模持续扩大，贸易大国地位确立

2008年9月以来，受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下滑等不利因素影响，我国进出口大幅下降，首次出现了14%的负增长。但从“十一五”整体情况看，我国进出口贸易规模仍保持了持续、快速扩张态势。2005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为14221.2亿美元，占全球贸易的7.3%。2%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为29727.6亿美元。依此计算，我国“十一五”末对外贸易总额为“十五”末的2倍以上，年均增长15%，高于同期世界贸易年均增幅10.8个百分点。

特征二：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

2006年以来，为了治理环境、节能减排，我国加大了对“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限制，此类产品出口持续下降，机电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持续增长，截至2%年年底，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由“十五”末的93.6%提高到94.7%，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也分别达到59.3%和31.4%，比“十五”末分别提高了3.3和2.8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为世界第一位，出口商品结构明显优化。

特征三：进口快速增长，贸易顺差有所回落

随着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内贸易的快速发展，我国制造业规模和水平持续提升，出口明显大于进口，贸易不平衡较为明显，致使贸易顺差过大。“十一五”期间，为保持对外贸易的平衡发展，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扩大进口，包括降低进口关税、促进进口便利化等，致使进口稳定增长，贸易顺差略有回落，贸易均衡发展趋势初步显现。2005年，我国进口占世界进口比重为6.1%，2009年升至8%，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进口的年均增长率为11.3%，高于全球进口年均增长率7.4个百分点。

特征四：与新兴经济体贸易额上升，贸易伙伴趋向多元化

“十一五”期间，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往来不断加强，目前，已成为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经济体的第一大，欧盟第二大，美国和印度第三大，东盟第四大出口市场。我国进口的扩大为不少国家和地区提供了重要市场，成为支持贸易伙伴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贸易集中度来看，我国对亚洲、欧洲及北美洲的进出口贸易呈下降趋势，而对非洲、拉丁美洲及大洋洲都处于上升态势。

综上所述，“十一五”期间，我国已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成为国际分工体系的重要一环，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日显突出。然而，我国对外贸易依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潜在问题，如贸易增长仍表现为粗放型、贸易条件未获得根本改善、贸易发展不平衡现象严重、出口经营秩序有待改进、外贸企业抗风险能力偏低、发展质量和效益仍有待提高等，这些问题很可能会在“十二五”期间继续影响和制约我国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只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我国真正由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二、“十二五”期间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的形势

金融危机使原有的世界经济格局进一步向多元化转变，世界经济将步入调整发展的新周期，世界贸易将寻求新的突破，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有所弱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有所上升。但应该承认，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和竞争实力仍远远大于新兴经济体，且大国竞争和战略发展意识正在突显，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需要我们认真把握，科学应对。

（一）全球经济复苏基础不稳，内外部环境压力较大

“十二五”期间，我国对外贸易仍将面临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双重调整的压力。从外部环境来看，2%年以来，世界经济虽已呈现缓慢复苏态势，但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宽松的货币财政刺激政策，缺乏内生的经济增长动能，尤其是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美欧等地区金融系统问题频出，刺激政策和通胀风险的两难选择，大国博弈的日益凸显，使得复苏基础仍不稳固，复苏进程仍将面临多重矛盾。

（二）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世界经济格局处于调整期

长期以来，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居支配和主导地位，而数量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则居次要和附属地位。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受到重创，而发展中国家普遍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日趋增强。“十二五”期间，中国同主要发达国家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将日益上升，欧美发达国家将凭借其经济优势持续对我国施压，对于中国外贸来说，在扩大与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合作的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的发展仍难以摆脱对欧美市场的依赖，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在巩固欧美市场的同时，加大对新兴市场的开拓力度。

（三）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市场竞争更趋激烈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呈上升之势，贸易争端不断增多。贸易保护主义是贸易摩擦激化的根本原因，而由于WTO某些规则的模糊性，当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时，这种保护倾向尤为严重。随着我国贸易规模扩大和在国际经济中影响力的增强，一些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加重。可以预见，“十二五”期间，美欧等经济体将进一步通过贸易救济措施，强化对绿色、新能源产业和电子信息产品的贸易保护，贸易摩擦会不断增加。

三、“十二五”时期我国对外贸易转型重点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系统地提出了“十二五”经济发展的主题、主线、目标和战略任务。因此，科学制定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准确把握对外贸易发展方向，对稳步提升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构建我国在国际市场中新的竞争优势至关重要。“十二五”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应重点把握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科学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和机制

努力提高对外贸易管理水平，运用科学的对外贸易管理模式和方法，形成符合开放型经济特点的中国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和机制。

第一，要进一步明确外贸发展的战略定位，从强调比较优势转向追求竞争优势，制定系统科学的有利于企业转型的经济考核指标，兼顾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改变贸易条件，追求贸易利益的最大化。

第二，要正确认识进口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通过扩大进口来缓解外贸顺差过大的压力。要继续做好资源性产品的进口工作，给企业一定的进口自；要制定有效政策，鼓励企业加大对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加快企业机器设备的折旧，鼓励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产品进口；要高度重视我国鼓励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设备进口，通过引进高端技术装备等，逐步提高我国自主研发制造能力；配合扩大消费的政策，适当降低国内稀缺的高档消费产品的进口关税。

第三，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兼顾好出口和进口的关系，逐步实现贸易平衡。出口是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竞争优势，出口对于缓解就业压力、支撑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在我国面临巨额贸易顺差和高额外汇储备的压力下，积极扩大进口、平衡贸易是必然选择，但要采取积极的平衡办法，切不可以打压出口实现平衡。要以加快外贸转型升级和提高出口的质量与效益为主要目标，实现积极的平衡。

（二）加快对外贸易转型升级，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

首先，贸易结构是国内产业结构的外在反映，调整贸易结构的关键是优化国内的产业投资结构，要努力加快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重点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为促进贸易结构升级和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提供坚实基础；要鼓励机电产品向深加工和中高端产品过渡，加强海外营销网点的建立，提高售后服务水平。

其次，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加快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自有品牌的产品，建立有效的出口品牌政策支持体系，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对出口名牌商品在质检、海关通关等方面给予便利，鼓励银行和保险公司对名牌出口企业提供融资和保险便利；以形成企业的国际竞争新优势。

再次，要以加工贸易为突破口，推动对外贸易转型升级。鼓励发展配套产业，提高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发挥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控制低层次加工贸易的规模，完善加工贸易管理模式；通过完善出口退税、金融服务、品牌认证等措施，提高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的质量、档次和附加值。充分利用信息平台，扩大采用国产原材料和零部件，促进加工贸易水平提高；促进加工企业增大核心技术与关键零部件的进口；提高国际市场经营开拓能力，变中国的加工地位为生产经营地位。

（三）加快推进国内产业布局调整

“十二五”时期，外贸能否走出困境，继续维持作为制造业大国现有的竞争优势，关键在于产业布局的调整。面对当前国外贸易保护升级及国内制造业成本上升的压力，外贸出口格局必须进行大的结构性调整，即加快推进贸易布局的梯度转移，创造条件让东部沿海地区迅速向中高端制造业、附加值较高的领域发展，促使中西部地区积极主动地承接来自东部沿海的产业转移。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东西两地都应同时出台支持中高端产业发展的投资发展政策及支持西部产业转移承接地发展的鼓励政策。

（四）鼓励多种形式的海外投资，加快构建海外竞争优势

随着我国在国际上影响力的提高，我国有必要加强跨国公司的发展并通过他们开展援外和工程承包，构建海外主要市场的商业存在，包括银行、保险、仓储、运输、批发零售等产业价值链的延伸部分，逐步形成海外经营效益的盈利模式。特别是随着人民币的不断升值，扩大海外多种形式的投资迎来了最佳时机，要想推动和促进海外投资的发展，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政府投资支持贸易促进机构在海外主要市场的布点，提供必要的投资咨询和服务。

二是加快海外经营人才队伍的培训，由政府出资委托有经验的科研院所开展大规模的培训，普遍提高海外经营能力和水平。这些培训可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开展经济贸易知识、市场营销策略、文化历史背景、社会交际能力等方面的培训。形成一批成熟的有海外经营能力的营销队伍，这支不仅可以创造经营效益，还可在海外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扩大中国的影响，树立中国的良好形象。

三是要继续推行海外投资的便利化，海关、税务、银行、外汇管理方面要有便捷措施，积极鼓励企业加快海外营销网络的建设。

上述措施建议一方面可摆脱单纯依靠出口的被动局面，同时可巩固和发展与当地市场的合作关系，逐步形成海外跨国公司的盈利模式。

海外转口贸易第6篇

关键词：近代；上海；国际贸易中心

中图分类号：F7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1894(2010)02-0026-10

近代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在对外贸易的引导和推动下，迅速堀起为全国乃至远东的国际贸易中心和经济中心，成为世界闻名的国际化大都市。由于建国后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和计划经济等因素，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功能和影响逐渐消失，但仍然是全国的商品批发中转中心。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各地经济的迅速开放和发展，上海的商品批转中心的地位也逐渐丧失。重建国际贸易中心是上海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路径。也是上海重铸辉煌的必然选择。为此，上海市委、市政府在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之后，再次强调要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贸易中心，以此推进国际大都市目标的实现。目前，国家商务部与上海市正紧密合作，共同推动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这个举措无疑会加快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进程。

梳理近代上海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原因、进程以及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总结其经验教训，对加快今天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不无裨益。

一、近代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形成

近代上海从一个区域性的、并不起眼的城镇发展为全国乃至远东国际贸易中心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前后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

1　从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是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形成的起步阶段　鸦片战争前，由于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几乎全部对外贸易都集中在广州进行，上海的对外贸易非常有限。“上海的商业贸易，绝大部分还是国内的埠际贸易，真正的国际贸易量是微乎其微的，上海市场上的少量洋货还是转口而来的货物。”开埠前上海优越的区位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发挥，城市规模充其量属于中等，其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无法和广州、苏州、杭州等大城市相比。

在中国被迫开放5个口岸之后，厦门、福州、宁波的对外贸易并没有明显的增长，广州的对外贸易额不断下降，而上海的对外贸易发展却比较迅速，大宗出口商品生丝和茶叶逐渐转移到上海出口，最主要进口商品鸦片的一半进口量也转移到上海。据海关贸易统计，到1853年，上海在全国的国际贸易地位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上海对外贸易额远超广州63.8％，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口岸。考虑到当时中国进出口贸易主要通过上海和广州进行，其时上海对外贸易额要占到全国对外贸易额的60％以上，这种水平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正如马克思所说：“让出5个新口岸来开放，并没有造成5个新的商业中心，而是使贸易逐步由广州转移到上海。”

这个阶段的最大特征是上海的对外贸易量迅速超过广州，许多外国商行先后由广州移设上海，我国国际贸易的重心逐渐由广州转移到上海，为上海成为国际贸易中心奠定了重要基础。

2　19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是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正式形成阶段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陆续增辟长江和华北各口岸，到甲午战争前达34处，天津和汉口成为除上海外两个较大的新对外贸易口岸，但上海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中心地位没有削弱。到1894年，上海对外贸易仍然要占到全国进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特别在进口方面，要占到全国进口总值的60％以上。⑤随着更多的区域被迫开放和近代工业在上海的兴起，上海进出口商品日益多元化，这种多元化既反映中国进一步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也反映了上海和内地的市场联系日益密切，上海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上海进出口贸易中，有50％以上都是转运到其他口岸去的，上海成为全国对外贸易转运中心。据海关贸易报告，1870年代上海口岸进口商品种类约180种，到1894年增至580多种。单一进口生活资料的结构被打破，机械等生产资料的进口开始增加，到1893年占8.4％，在出口商品中，丝、茶等大宗传统出口商品由于印度、日本等国的竞争日益衰落，一些新的原料性农副产品开始进入国际市场，1870年代中国出口商品种类80多种，到1894年增至200多种。

这个阶段的最大特征是进出口贸易量稳定在全国的一半左右，内外贸易融为一体，贸易主体迅速集聚，人才优势显著，服务体系和功能不断完善，制度不断创新，国际贸易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牵导作用十分强劲，对周边地区具有十分强大的集聚和辐射力量。上海已稳步地成为全国的国际贸易中心。

3　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30年代是上海国际贸易中心不断巩固阶段，并向全国乃至远东经济中心发展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3年已增长到98960万关两，较1894年的29375万关两增加了2.7倍。由于战争原因，在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期间，贸易额基本停留在战前1913年的水平。战后贸易增长的速度加快，到1931年，全国对外贸易总值已增长到235 766万关两，与1918年的106 353万关两相比，增长了1.2倍。由于其他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上海在全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虽有所下降，但贸易额一般还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40％左右。从1933年起，因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等原因，上海对外贸易总额经常占全国50％以上，以后这种状况持续保持，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不仅没有动摇而且不断巩固。正如时人所谓：“盖上海一埠，就中国对外贸易言之，其地位之重要无异心房，其他各埠则与血管相等。”

这一阶段最大的特征是上海不仅巩固了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更进一步发展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工业中心，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多种功能互相促进，上海成为闻名世界的国际化大都市。

二、近代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形成的原因

上海之所以能成为全国乃至远东国际贸易中心，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自然资源禀赋的条件，也有制度创新的因素；既有硬的物质条件，更有软的社会环境。

1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首先是上海十分优越的地理条件。上海襟江带海，地处中国漫长海岸线中心、长江人海口，连通太湖和运河，拥有四季均可通航的优良港口，水路交通运输便捷，开埠前已开有北洋、南洋、长江、运河等4条重要航线。由于对外贸易的推动，19世纪50年代，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航运网络，中西交通的远洋航线从上海延伸拓展。正如时人所谓：“上海是中国沿海对外贸易上最为重要的商港，因此吸引着国际方面很大的注

意。我所熟悉的城市中，没有其他城市具有上海那样的优点。”其次是上海有着广阔的经济腹地。上海所处的长江三角洲是近代中国经济最繁荣富庶的地区，它地域深广，拥有众多的城镇和人口，物产丰富。近代中国国际贸易的大宗商品丝、茶等，大多盛产于长江三角洲及周边地区，过去经广州出口，十分不便。上海开埠后，“杭、湖各府”等原先出口海外的丝、茶商品即刻就近向上海“运往售卖”。深广的长江三角洲经济腹地，为上海成为国际贸易中心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鸦片战争期间，就有人估计到：“上海和它相连接的物产富饶的省内各主要的城市，依靠精密的内河航运系统，互相交流联系……上海必然成为大宗进出口贸易的集散地。”

2　悠久的对外贸易传统　上海对外贸易兴起子12世纪的北宋末年。在南宋时代，上海同国内外的商业联系逐渐开展，前来贸易的国内外商人络绎不绝，管理内外贸易的机构先后建立，并顺应商业发展和人口的聚多而设立了镇。元、明时代进一步发展，甚至出现了一批为对外贸易服务的专业舶商梢水人员。明末清初，由于封建王朝的海禁政策，上海的对外贸易一度衰落。康熙、雍正年间，清政府复开海禁，上海的对外贸易得以恢复，渐趋活跃，并设立海关管理海外贸易。“往来海舶俱入黄浦编号，海外百货俱集”。乾隆年间清政府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制度，上海对外贸易又趋停滞，但仍然“人口稠密，商贾辐辏”，开埠前夕已有商帮机构达30家之多。悠久的对外贸易传统为开埠后的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形成打下了较好条件。

3　专门人才和贸易主体的“集聚效应”　首先是国际贸易人才的集聚。上海开埠后，原在广州从事对华贸易的洋行大班挟巨资踏上黄浦滩头。据记载，1854年，上海已有243个外国人，其中至少有200人左右从事商业活动。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住在租界范围内有2 750个外国人”，其中至少有2 500人参与中西贸易活动，许多是实力雄厚的“商业大王”。原先为对外贸易服务的“通事”、“买办”也尾随而至，在新开埠的上海寻找发财机会。这些人资金雄厚，经验丰富，熟知中外贸易通行规，了解中国情况，商业信息敏感，善于与各类商人打交道，更具有企业家的冒险创业精神，起到了东西间的桥梁作用。上海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众多商机也吸引了全国各地商人到上海来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的许多富商殷户，为躲避太平天国运动，携带巨额资金纷纷聚集上海租界。这些传统的商人富户逐渐在上海定居，在洋商买办的影响之下，不少人逐渐衍变为新一代从事内外贸易的商人群体。各类国际贸易人才的汇聚，为上海形成国际贸易中心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其次是作为贸易主体的总部聚集。随着对外贸易重心逐渐由广州向上海转移，上海充满了无限商机，“转手间，巨富可致”。)巨大的商业利益吸引了外国洋行纷纷移设上海，并随着上海进出口贸易的增长而增长，以致在外滩形成了“洋行街”。上海开埠的当年，就有广州的5家洋行移设上海。第二年，在上海营业的洋行就有11家之多。1847年，“上海租界内已经开设起24家进出口洋行(包括3家美国洋行)，5家洋商店铺，1家旅馆和俱乐部了”。随着上海对外贸易的日益扩大，洋行迅速增多，到1850年，不仅增加了许多为适应进出口贸易而设立的仓库、拍卖行、海船用品商店、伙食店，而且还创办了英文报纸《北华捷报》、药房、银行等，并专门成立了英商商会。以后，洋行的开设数不断上升，1936年达到675家，其中，欧美洋行561家，日商洋行114家。这些洋行依恃不平等条约，操纵和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这些洋行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掌握世界贸易行情信息和完善的销售网络，具有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经营着银行、航运、保险、仓储等国际贸易的相关配套企业，确实对推进上海对外贸易的发展起到了历史不自觉工具的作用。伴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上海也兴起了一批专门为洋行买卖服务的本地商人和商号。他们从承担洋行与内地商贩的中转批发，到自行贩运，并朝专业发展，开设起自营的丝行和茶行，逐渐形成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主体。20世纪初，华商在南洋贸易和东洋贸易的基础上开始涉足西洋贸易。据统计，1945年，上海有从事进出口国际贸易的企业2 100多家。贸易主体的集聚效应，使上海成为国际贸易的头脑和决策中心，成为资金流、信息流、物资流等的交汇地，这无疑对近代上海成为全国乃至远东的国际贸易中心发挥了重大作用。

4　内外贸易的一体运作，两个市场资源集中配置　近代上海既是全国的对外贸易中心，也是近代中国的埠际贸易中心。内外贸易一体化的强大功能不仅贯通了中西贸易，也强化了上海与其他口岸之间的经济联系，形成了以上海为交汇点的联系世界市场的贸易扇面和融通内地埠际贸易的经济扇面，使得进口商品由上海输送到内地城市和农村，出口商品诸如杭嘉湖地区的丝、闽浙皖的茶、四川的猪鬃和桐油等以及内地的各种产品和土产先转运上海，然后出口世界各国。这种内外贸易两个扇面和内外贸易一体化的运作模式，使上海不仅承担链接中西贸易的交汇平台的作用，还发挥了我国南北货物的集散转运中心的功能。上海的国际贸易一直占据我国外贸的50％左右，上海的埠际贸易占我国外贸各通商口岸总值的一半以上，有时几近九成。这种内外贸易的一体化，充分发挥了把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资源相互融和、集中配置的功能，凸显了上海商品集散和贸易中心的地位。

5　完善健全的服务体系，适于创业的社会环境　国际贸易中心的形成突出的是商品、信息、服务等的集聚，所以需要一个围绕内外贸易的配套服务体系。在内外贸易的牵导下，上海逐渐形成了健全完善的国际贸易的服务体系。金融、保险、航运交通等业与国际贸易如影随形般地发展起来，大大便利了对外贸易的进行，降低了交易成本。另外，近代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形成离不开优良的社会环境的支撑。近代上海由于商业传统、中西交汇、移民汇聚等因素，逐渐形成了一种适宜于创业的特有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主要表现在：一是开放包容的观念心态。上海人多半移民，观念开放，愿意接纳新事物，没有广州和北方那样的激烈排外情绪。二是代表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有学者研究，上海在国际贸易中心形成过程中伴随着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比如租界制度、买办制度、新式工厂制度、产权制度等，“上海相对较少传统势力的束缚形成了有利于制度创新的环境，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不断建立及租界内实施的西方产权制度又使私有权得到相应保障。”三是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鸦片战争后，广州传统外贸口岸受传统观念和制度影响，对于外商取得的特权心怀抵触，其“自由居住或经商之权，尤未肯轻允。而上海是新开商埠，无旧规约章限制，“洋商贸易，可以纯任己意，力谋发展，较诸从前在经商须受‘公行’之支配者，不可同日而语。”租界制度建立后，列强逐步取得行政、司法、警察等权，洋商可以自由置产居住。上海租界的特殊地位，使得上海相对旧中国其他地域的连年战乱而言，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开放有序的经营环境。

近代上海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原因还可以列举出许多，以上仅仅从几个大的方面分析。由

此可见，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个系统不断磨合和筛选的结果。

三、对外贸易推动了近代上海经济和城市的发展

对外贸易在近代上海城市发展过程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正是对外贸易的牵导，上海由商兴市；也正是国际贸易中心在上海的形成，直接推动了相关行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上海才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

1　对外贸易直接推动了上海埠际贸易和新式商业的形成，上海成为全国商品的集散地

大量的进出口商品在上海汇集，必然带动上海对内埠际贸易和相关商业的迅猛发展。上海除了经营本地的进出口商品，还承担了全国各地商品的转口任务。到1894年，上海的埠际贸易占了全国一半以上，其中进口商品约占67％，出口商品约占50％。“浙江的丝，……总是采取方便的水路运往上海这个丝的天然市场。”在对外贸易的作用下，一批专卖洋货的清洋布店、五金店、洋广杂货店、西药店、颜料行等开始在上海出现，并且发展迅速。以洋布店为例，1850年，第一家专营洋布的同春洋货号开业，到1858年，同样的洋布店增加到十五六家，并成立了同业会所“振华堂洋布公所”；1884年增加到62家；1900年更增加到130多家。同样，上海旧有的商业行业随着对外贸易的影响而发生相应的变化，经营资本显著增长，采用新式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与外国商号逐步接轨，逐渐形成了与对外贸易日益发展相匹配的新式商业。与对外贸易和新式商业的发展相适应，新式的商业流通体系发展起来，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以上海的外贸商行为主体，延伸连接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腹地的商业流通网络。进入20世纪以后，上海与全国各地交易的城市不断扩大，商品的种类早已不止丝、茶等几项出口的大宗商品，包括了上海工业生产和居民日用消费所需的各种原料和农副产品，以及从上海进口的国外产品和上海制造的国货机制产品。1936年，上海的埠际贸易总值已达8，91亿元，几乎同埠际贸易占全国第2至7位的汉口、天津、广州、胶州、汕头、重庆6个城市的总和相等。

上海成了全国商品的大市场，上海的市场供求信息成了全国商品的晴雨表，对全国各地市场和商品起到了重要影响和调节作用。

2　国际贸易直接带动了上海金融业的发展，上海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　金融与贸易如影随形。伴随着上海对外贸易中心地位的形成和确立，上海的金融业迅速发展，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的金融中心。

为了配合对华贸易的进行，早期在华洋行既进行贸易，又经营汇兑、保险、航运等业务。随着上海对外贸易的勃兴，上海的近代金融业应运而生。从1847年英国丽如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开始，为外贸服务的外资银行先后设立，到1927年，外资银行(含中外合资银行)达到35家。外资银行通过在各口岸设立分支机构，建立起自己的金融网络，通过汇兑业务、存贷款业务、资金拆借业务、发行纸币等金融活动，为对外贸易提供支持。正是由于银行资本的支持，大量中小外贸企业得以参与对外贸易，从而扩大了上海的对外贸易。

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钱庄和票号也日益卷入对外贸易。1913～1926年，上海新设钱庄101家。票号的营业重心逐渐转移到上海，“这些票号多数在上海设有分支机构”。它们为参与对外贸易的华商提供信用支持和资金融通，并得到外商的认可和支持，对上海对外贸易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推进作用，

外国银行的大批进入上海，刺激了华资银行的兴办。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设立于上海。到1925年，已有华资银行158家。由于华资银行和钱庄的发展，虽然外资银行仍然占据着上海金融市场的主宰地位，但3者的比重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据估计，到1925年，外国银行、钱庄、华资银行所占比重为36.7％、22.5％、40.8％，华资银行在上海金融市场上的地位逐渐增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各原总部在北方的大银行如中国、交通、金城、盐业等银行也将总部陆续南迁上海，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也设在上海，全国著名银行的总行有81％设在上海，上海银行业的存款占全国的比重在1936年达到47.8％。

得力于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上海成为全国最大、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不仅为对外贸易，而且为整个中国的经济提供支持。正如时人所说：“吾国金融重心，因沪市工商业发达，而又为国际贸易之中心，故向以上海为枢纽，尤如英国伦敦、美国纽约、法国巴黎。”

3　对外贸易直接拉动了上海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上海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航运中心对外贸易与航运业的发展相辅相成，上海襟江带海，具有发展现代航运业的天然优势。航运中心的形成当然离不开天然良港这种自然资源禀赋，但是仅此还不够，航运中心需要强大的物流为内容。随着上海成为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内外贸易的日渐繁荣，推动了交通运输业特别是航运业在上海的迅速发展， 上海逐渐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航运中心。

随着上海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国际贸易中心的形成和确立，大量的贸易商品在上海集散，上海传统运输业的沙船因无法和外国蒸汽轮船相抗衡而很难适应形势的需要，美好的航运业愿景像魔鬼般地吸引外国航运势力。上海开埠当年，就有17艘英美船驶入贸易，到1857年，达492艘。1850年以后，外国轮船公司先后开通上海至香港、加尔各答、欧洲的航线，以后又陆续开通上海至加利福尼亚、温哥华、横滨、神户、海参等地的航线，到1871年，上海已成为当时具有国际意义的航运中心。19世纪60年代上海至汉口的长江轮运航线开通，到90年代延伸到重庆，上海至沿海各重要港口的航线也开通起来，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和近海轮船运输网初步形成。上海远洋航运初为各大洋行控制，巨大的航运市场和丰厚的商业利润，刺激了各国对上海航运的竞争，专业轮船公司纷纷设立。1862年，美国旗昌洋行在上海设立轮船公司，专营上海至长江各口岸和中国沿海的客货运输，随后，英商公正、北清、太古、华海、怡和等轮船公司相继在上海设立，清政府设立的轮船招商局也投入国内外的运输。随后民族资本轮运企业兴起，新的内河航线不断被开辟，上海作为航运枢纽的地位更加突出。出入上海港口的船只与上海内外贸易的发展相适应，呈现出持续的增长态势。1920年进出上海港的船舶吨位超过2 000万吨，从1923年起每年进出上海港的船舶吨位都在3 000万吨以上。1928年，上海港已名列世界港口的第14位，1931年，上海港的吞吐能力超过鹿特丹、香港和蒙特利尔，跃居世界港口的第6位。上海港已成为世界级的贸易大港。

4　对外贸易直接推动了上海现代工业的发展，上海成为全国的工业中心　上海开埠后，为对外贸易服务的工业如船舶修造、出口商品加工等首先在上海发展，到甲午战争后允许外资设厂，上海的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其实，上海的工业发展条件并非得天独厚，它的不足显而易见，尤其不具备原料优势。但是近代上海为什么会成为全国的工业中心呢?除了产业集聚、交通便利等因素外，对外贸易的直接和间接牵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首先，在外来廉价机制品的冲击下，上海周边农村及长三角地区自然经济首先走向瓦解，为上海工业

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廉价劳动力和商品市场。其次，上海最先受到外国商品优厚利润的刺激，不管是外资企业还是民族企业迅速在上海兴办和聚集。再次，上海工业的原料就内地来说是远了，增加了运输成本，但对于外国进口原料来说是近了，节约了运输成本，特别是外国机器等建厂设备对上海来说反而显得十分便利。还有，国内外贸易为上海工业发展提供了巨额资本、管理经验、商业网络，它所推动的上海城市发展也为上海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正如近代著名企业家刘鸿生在分析上海工业发展原因时，特把“外来货料，既易进口，内轮行销，又极灵便”作为第一条。

在对外贸易的驱动下，近代上海聚集了各种有利工业发展的因素，产生了集合效应，上海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的工业中心。上海工业的门类、资本规模、生产规模、技术构成、经济效益等始终处于全国领先和主导的地位。仅以1933年为例，在全国符合工厂法的2 435家工厂中，上海有1229家，占全国总数的50.47％；资本总额占全国的40.96％。

上海工业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贸易量大大增加，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发生变化，原料、燃料、设备的进口大大增加了，棉布、面粉等轻工产品的出口大大增加。“1913年上海进口的棉纺织品占上海进口商品总值的43％，到1936年下降到2.2％”；机器、染料、电器材料、钢铁五金等生产资料进口大大增长，上海1931年的进口量是1913年的5.7倍，而且这些产品大部分从上海进口，要占全国的60％到70％。

以上仅仅从商业、金融、航运、工业等几个维度阐述对外贸易对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作用。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上海城市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相辅相成地，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又有力地促进了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形成和巩固，使上海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

四、上海重建国际贸易中心的历史启示

重建国际贸易中心，上海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基础。总结近代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发展历程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重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地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1　要内外贸易共同发展，不能片面发展

国际贸易中心的核心是物流的汇聚，交易的集中，从而对全国乃至世界产生集聚力和辐射力。近代上海在开埠以后不长的时间内，迅速取代广州成为全国的国际贸易中心，并且长盛不衰，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内外贸易一体化的形成。内外贸易融合互动，中外经济密切联系，形成以上海为中心、以外贸为纽带、联通长三角、沿江、沿海腹地的商业网络，强力地驱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形成和稳固。正是内外贸易一体化的作用，全国商品汇聚上海，增强了出口贸易的后劲，外国商品在上海集散，推动了进口贸易在全国的辐射，从而构筑成大流通的市场格局。正如有学者指出：“由于外力的巨大作用，晚清上海很快把原来属于广州和苏州的对外对内商业贸易功能都吸引到自己的身上来了。可以说上海地位的上升正是以广州、苏州这两个商业重镇地位的跌落为前提和代价的。”此可见，没有内外贸易的空间整合和整体运作，要重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地位是相当艰难的。现在有一种偏向，只顾外贸，忽视内贸，显然有失偏颇。

2　要有广阔的经济腹地，不能一枝独秀，要有与周边城市群共同发展的联动机制　如前所述，近代上海之所以能够取代广州成为全国国际贸易中心，上海具有比广州更加得天独厚的广阔经济腹地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正如一位国外著名的上海史专家所说：“上海的内地贸易区要算是世界上最大的了。如此宽广的地区，或者如此众多的人口，依靠一个主要河流系统和一个首要城市来开展商业往来，那是别的地方所没有的”。‘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形成的过程中，河网交错、运输便利的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沿江城市以及南北沿海城市的同步发展对上海内外贸易一体化体制的形成和运作起到了巨大作用。当时，开埠后主要的出口商品生丝、茶叶等都由这些城市源源供给，进口的棉、纱机制品特别是以后的工业品和机器设备都由这些城市逐步消纳。所以，上海与周边、沿江、沿海城市的同步发展和紧密经济联系，是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应有之义。特别是现在的贸易环境、运输条件等与近代上海已有很大差别，我们在重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地位时，要把上海放在区域一体化中来考虑和设计，否则，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就无从发挥。

3　要有相关行业的均衡发展，不能单兵独进　从近代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形成的过程来看，它不是简单的进出口贸易量放大和攀升，而是相关行业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结果。贸易中心不纯粹是买卖中心，而是商品流通的管理中心，这涉及诸多的配套服务，需要相关行业的同步发展。贸易是动力，进出口贸易的发达必然会带动国际航运业和金融业的发展。金融和航运是基础，没有国际航运业的发展和配套，国际贸易的规模就难以扩大；没有发达的国际金融业，国际贸易中心所需要的巨额资金和国际结算就无法实现，国际贸易中心地位也就无从谈起。没有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现代工业的发展，上海对外贸易中心地位就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因此，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工业中心是互为条件、互为支撑、互相促进的统一体，几个中心的建设必须协同共进，整体发展。现在有一种偏向，一是把几个中心孤立地看，一会儿说这个中心，一会儿说那个中心，没有把几个中心作为一个系统和整体来研究，从世界经济中心城市和近代上海发展来看，其实这几个中心在某种角度来看是一件事的几个方面，只不过是侧重不同而已。二是把经济中心与其他几个中心在一个层面上混为一谈。其实，经济中心和贸易中心、航运中心、金融中心不是同一层面的概念。经济中心与其他3个中心是涵盖的关系。贸易中心、航运中心、金融中心建成了，其他相关行业必然会有发展，经济中心也就自然水到渠成。

4　要有开放的促进贸易的社会和制度环境，不能只顾硬件忽视软件

海外转口贸易第7篇

重庆地处我国内陆，与沿海地区相比，加工贸易起步晚、规模小、发展慢。但是近年来，重庆加工贸易发展迅猛，“十一五”期间加工贸易额累计达39.8亿美元，加工贸易总额和进出口增幅均列全国第一。2012年，重庆市加工贸易的进出口值、出口值，进口值分别为173.1亿、153.6亿和19.5亿美元，比2011年分别增长了1.5倍、1.5倍和1.6倍。其中，仅12月当月，重庆市加工贸易的进出口值、出口值，进口值就分别达到20亿、17.7亿和2.3亿美元，发展速度之迅速有目共睹。

（一）重庆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分析

2006—2010年，重庆市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的增长速度相对来说比较平缓， 2009年的重庆市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甚至有些下降。但2011年，重庆市的加工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2011年，重庆市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为69.12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进口总额为7.45亿美元，加工贸易出口总额为61.67亿美元，这几乎是2010年重庆市加工贸易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的2倍和5倍。

同时，重庆加工贸易的增值系数也在波动中上升。加工贸易增值系数的提高，可反映出加工贸易生产结构水平的提升以及加工方盈利的增加，是加工贸易良性发展的表现，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正效应。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尽管在2008年和2010年加工贸易增值系数有所起伏，但重庆市加工贸易增值系数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到2011年，加工贸易增值系数迅速增长到8.28，是2010年的2.7倍，是之前最高年份2009年的1.9倍。

总之，重庆市的加工贸易不仅在量上迅速增长，而且在质上也有显著提高，这表明重庆市加工贸易的发展是良性、可持续的，并且加工贸易的生产结构水平也在不断改善，加工贸易配件的本国化水平在不断提升。

（二）重庆加工贸易企业性质及其进出口分析

外商投资企业在重庆加工贸易进出口中都起着主导作用，并有不断上升的趋势，2011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进口金额为64725.62万美元，占重庆市加工贸易总进口额的86.90%，这比2006年上升了约16个百分点。此外，外商投资的加工贸易出口金额为587835.70万美元，占重庆市加工贸易总出口额的95.31%，相比于2006年上升了约26个百分点。

不同于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的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在短短5年内的下降幅度非常明显。虽然在2011年，国有企业的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都有了小幅度的增加，但是其在重庆市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却在大幅度缩小。

与国有企业相比，集体、私营及其他企业在重庆市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虽然很小，与2006年相比，其比重却在逐渐提升。2011年，集体、私营及其他企业的加工贸易进口金额是2006年加工贸易进口额的15倍，在重庆市加工贸易总进口额中的份额上升到9.61%，上升了约5个百分点，远远超过国有企业在加工贸易上的发展速度；同时，集体、私营及其他企业的加工贸易出口金额为16703.45万美元，增长了约32倍，占重庆市加工贸易总出口额的2.71%。

总之，从加工贸易企业的性质来看，外商投资企业是重庆加工贸易的主导企业；与此同时，与国有企业的加工贸易进出口份额不断下降相比，集体、私营及其他企业在缓慢发展，并逐渐取得了一席之地。

（三）重庆加工贸易进出口商品结构分析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重庆市近来年的加工贸易进口商品主要集中在集成电路、蓄电池、零部件等，而对纯原材料的进口越来越少，这反映出重庆加工贸易近年来以电子产业，特别是笔记本电脑作为核心产业，不再只是纯粹的简单再加工。同样地，在出口方面，重庆市近两年来加工贸易出口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以机电等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要加工贸易出口商品。例如，2010年，便携式数字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出口额为2.8亿美元，占重庆市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23.7%，而2011年，其出口额上升到约50.4亿美元，几乎占重庆市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81.68%。

从以上分析可知，重庆加工贸易基本上以劳动密集型新产品为主，相比于之前的简单组装和初加工无疑是一种进步，而如何从劳动密集型过渡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则是重庆加工贸易今后转型升级的方向之一。

二、重庆承接加工贸易转移的优势

（一）便利的交通物流优势

目前，重庆市一共建立了3条国际物流通道。第一条是长江黄金水道。重庆港是我国最大的内河航运港口，万吨级船队可常年到达重庆。目前全国60%的货运量、重庆95%的外贸货运量通过长江运输。第二条是被誉为“新丝绸之路”的“渝新欧”7国铁路联运专列，只要15天左右就可以到达德国杜伊斯堡，比江海联运省时24天。此外，中欧“安全智能贸易航线试点计划”快速通关第二阶段，上海、重庆试点已正式启动。第三条是南向出海大通道。首先，渝深铁海联运连接北部港湾和东盟各国；其次，公铁联运经云南进缅甸通印度洋和中东地区。此外，还有“空运串飞”。重庆市是我国重要的航空枢纽，目前已开通国际客货运航线15条，并设有保税油库为国际货运航班提供免费加油服务。

（二）环境宽松的政策优势

重庆市是全国政策最优惠的地区，集国家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政策、国务院3号文件政策、内陆保税港区政策、三峡库区优惠政策、少数民族地区优惠政策、比照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政策为一体。其中，切实落实国务院3号文件政策给重庆市的加工贸易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机遇。“3号文件”赋予重庆13项“黄金定位”和22条含金量极高的政策，其中要求把重庆建设成为内陆国际贸易大通道和内陆出口商品加工基地。“3号文件”政策执行到2020年的“含金量”在8000亿元以上。为此，提前布局和启动铁路、高速公路、港口、航空等重大项目建设，到2015年要实现工业总产值达到3万亿元和外贸1000亿美元的目标，催生了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的内在动力。

（三）相对低廉的成本优势

重庆的劳动力平均工资仅为东部的60%左右；平均地价仅是东部的33%左右；水、电、气价格仅为东部的60%—70%：油电煤运生产要素成本是东部的50%—60%；铁海联运及航空货运物流成本基本与沿海持平；金融体系健全，融资成本全国最低。此外，要素成本低廉。重庆的大工业用电、天然气成本均比较低，110KV用电及天然气分别低于上海的20%和41%。此外，重庆的人力资源成本也比较低，2012年，重庆市最低工资水平（取较高值）是1050元/月，较上海低40%，较福建低14%。

（四）齐备的开放平台

重庆的两江新区是继上海的浦东新区和天津的滨海新区之后第三个新区，它将建成我国内陆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长江上游地区的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科学发展的示范窗口。

此外，重庆还设有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西永综合保税区。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是我国唯一的“水港+空港”一区双功能的保税港区，带动着辐射以重庆主城为中心的、半径500公里、面积约为100万平方公里的中西部地区；重庆西永综合保税区面积约为10.03平方公里，是全国最大的集保税、出口加工和口岸功能为一身的综合保税区。

三、几点启示

（一）承接加工贸易转移时要重视民营企业的发展

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发展的特征相似，重庆加工贸易企业的主体也是以外资企业为主，这意味着重庆发展加工贸易的主体基础还不够坚实。一旦重庆的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有所变化，外资企业势必又会寻求其他更适宜发展的地区或国家。因此，我国中西部地区在发展加工贸易的过程中，应有意识地提升不同性质企业的比重，特别要重视民营企业的发展，引导企业结构合理化，避免外资独大，鼓励其他类型的企业开展加工贸易。

（二）承接加工贸易转移要因地制宜，创造更多的行业

从加工贸易产业结构的发展来看，重庆注重发展电子产业，同时也有一些其他工业的基础，如汽车等。但是，总的来看，其发展仅是跟随电子产业的发展，而实际上研发环节并没有真正“引进来”，企业的科技研发中心并不多见。从重庆海关出口的商品结构中可以发现，机电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仍然是重庆加工贸易出口的主要产品，对应地，进口产品也是以集成电路、蓄电池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机电类为主。我们认为，中西部地区应夯实加工贸易发展的基础，使产业结构合理化，即加工贸易企业不能集中在某一类如机电类或IT类行业，而是要因地制宜，创造更多的行业，避免因某一行业不景气导致加工贸易发展出现大起大落。

（三）承接加工贸易转移要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

劳动力结构合理化是稳定加工贸易企业的基础，加工贸易转移选择重庆会着重考虑重庆的劳动力成本，这就需要有大量的一线劳动工人可以满足加工贸易企业发展的需要。理论和实践均表明，人力资源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承接加工贸易转移进而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主要靠人的素质提高。因此，政府应在企业管理培训和技术培训方面给予指导与资金支持，社会组织、研发机构和高校也可与企业联合培训，形成就业、培训的良性机制，培育一支业务精良的技术工人队伍。

（四）承接加工贸易转移应立足自身，降低物流的约束力

中西部地区发展加工贸易受到约束较多的是物流问题。尽管重庆采取各种举措来解决这一问题，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将有更多的货物流向东部沿海地区及其他国家，这将使物流通道变得狭窄。此外，受各种因素影响，能源价格逐渐升高，势必影响物流成本。这一切都将成为中西部地区发展加工贸易的不利因素。因此，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转移应立足自身，降低物流的制约力。首先，中西部地区要努力扩大当地加工贸易企业内采的比重。其次，要扩大内销的比重。因此，从市场需求看，加工贸易企业可从单一外贸型向内外贸一体型转变，即按照内外需的市场导向进行加工贸易，其产品即可满足外需，又可合法转内销，使企业真正以市场需求调节产品的内外贸走向。这将有赖于加工贸易企业和当地政府的共同努力。

（五）承接加工贸易转移应注重培养自主品牌

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转移，进而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一定要认真总结东部沿海发展加工贸易的经验教训，切实认识到培养自有品牌的重要性，避免走东部沿海的老路。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发展之初，加工贸易异军突起，对当地经济发展乃至全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东部沿海经济水平的总体进步，优惠政策的丧失和劳动力成本高企使加工贸易逐渐丧失了在东部沿海的发展优势。而加工贸易多属于制造业，销售市场基础薄弱，未形成自主品牌，难以形成溢价能力以对冲高企的劳动力成本。因此，在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转移时，政府要注重对企业在自主品牌上予以引导和支持，鼓励企业创立自主品牌，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注：除非特别标注外，本文数据来源均根据此次调研中重庆提供资料或数据整理而得。

海外转口贸易第8篇

    关键词:上海;国际贸易;发展趋势

    一、上海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

    上海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但是贸易地位的发展起步主要是从南宋时期开始的,沿黄浦江码头形成了商船云集的局面;元朝开始这里设立行政县,一直发展到明朝成为国家的纺织与手工业中心,清朝其国际贸易在上海兴起,政府在此设立了海关,成为当时国内的国际商埠。鸦片战争以后,根据《南京条约》规定,上海成为通商口岸,沦为殖民地,国外资本基本上垄断了上海及其周边的手工业,但是这也才客观上给上海带来了先进技术与经验,促进了上海工业、商业与对外贸易的发展,从此,上海走上了国际化发展的道路。

    新中国建立以后,上海虽然成为国内工商业中心地位没变,但国际贸易基本上停滞,其中心地位让位于香港及南亚中心城市。改革开放成为上海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历史转折点,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重新成为一个国际化的贸易、金融中心。期间可以概括为几个阶段:一是探索转轨时期,从1979-1991年,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搞活经营,推进外贸经营承包制度;二是1992-1999年,国务院开始开发浦东地区,邓小平南巡讲话,上海继续放开步伐,外贸取得了快速发展;2000年以后,我国加入了WTO,上海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在发展规模、运行质量、管理体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进入建国以来发展最快、最好的阶段。其中的2008年,上海外贸进出口3 321.38亿美元,为2000年的6.07倍,年均增长25.3%;其中出口1 693.50亿美元,进口1 527.88亿美元,分别为2000年的6.68倍和5.20倍,年均分别增长26.8%和22.9%。

    二、上海国际贸易发展的今天

    2010年上海港货物吞吐量连续六年保持世界第一,集装箱吞吐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一,口岸进出口货物总额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空运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2/3,其中全国70%的航空货运量经由上海口岸中转。2010年上海金融业经济总量为1931.73亿,全国近70%的外资法人银行总部位于上海,资产占全国外资法人银行的85%。2011年3月伦敦金融城最新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中,上海以694分与东京并列全球第五。

    “十一五”期间,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位于全国城市前列,商品销售总额位于全国城市第一,关区进出口总额约占全国四分之一。目前,上海外贸相关行业吸收就业400万人,外资企业吸收就业290万人。2010年,外贸相关企业税收占全市税收总额1/3左右,商业税收占全市税收总额19.1%,商业对全市税收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3.6%。2010年,上海本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3688.7亿美元,上海关区进出口总额6846.5亿美元,分别比2005年增长近1倍;上海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6.5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906.9万标准箱,均居世界第一位;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由2005年的324.8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1046.7亿美元,年均增长26.4%,占全国比重达到28.9%。2010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本市出口46.5%,机电产品出口占本市出口72.6%,分别比2005年提高3.9个、6.1个百分点。如今,上海的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出口额之比为35.0∶55.5;美国、欧盟、日本和香港等传统市场占到上海商品出口的64%,对东盟、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出口比重也在逐步提高,东盟已成为上海第四大贸易伙伴。

    不过,与国际一流贸易中心相比,上海存在着很大差距。服务业增加值仅有香港的四分之一、东京的十分之一,社会消费品零售规模和商品销售总额不足纽约的六分之一。另外,除了铜的价格,其他大宗商品基本没有体现定价话语权。在国际商业购物中心、商品货物流通中心与贸易服务中心方面,民族商业的品牌化、连锁化、信息化、国际化远远不够。由于自身的外贸运营能力不足,国际“中转贸易”份额很低,商品大流通体系尚未很好建立。尚未形成真正具有集聚力和辐射力的网络核心优势,贸易集散功能还在低水平徘徊。商检、报关、货代、理赔、会计、物流等服务行业的发展不足;与国际贸易有关的产品研发、市场营销、售后服务、会展经济、楼宇经济、虚拟经济、旅游经济、电子商务、采购中心、展贸平台等多元经济和衍生产业的发展不够。在实行国际通行惯例和规则、健全的经贸法规和商务信用的国际贸易制度建设方面,以及国际贸易的人才培训、教育方面,都存在不少瓶颈。

    三、上海国际贸易发展的未来

    未来,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将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加快优化贸易结构,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坚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并举,提高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大力拓展口岸功能,加快口岸贸易的发展;积极推进“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加强对外经贸交流与合作;努力营造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际通行规则、繁荣有序的对外贸易良好发展环境。

    未来,上海服务型外贸建设的重点工作是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重点是建立五个部级中心,包括建设上海海外营销服务中心,展示本地外贸产品、推广自主品牌,拓展海外新兴市场;建设上海国家设计与贸易促进中心,提高出口产品高端设计和营销能力;建设上海进口产品中心,聚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贸易主体;建设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中心,促进上海成为国际技术服务贸易的主要平台;建设国家汽车及零部件交易中心,打造跨国汽车采购、交易和定价平台。

    日前,上海把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提上议事日程,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与我国贸易国际地位相匹配、具有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现代服务业发达的国际贸易中心。基本思路是:提高市场开放度,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简化市场准入程序,吸引中外贸易主体集聚;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贸易要素通畅流动;加快建设以要素市场为重点的现代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价格发现的引导作用;加快营造国际一流水平的贸易发展环境,使上海成为交易机会多、综合成本低、市场秩序好、商贸人员满意度高的城市。

海外转口贸易第9篇

一、货物贸易放大海运物流的需求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秩序和规则正在经历一个重构与再造的过程。“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要抓住全球贸易与投资体制重构的窗口期。”参与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设计的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表示。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上海自贸区建设无疑是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加速各种要素资源的流入，构筑我国面向全球竞争的新优势。

构建新优势的基础何在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立足发展的基础、最大的优势、成败的关键，在于货物贸易的转口贸易发展”，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立足于货物贸易发展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大多数自由港、自贸区和离岸金融中心的优势所在。

总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的上海自贸区，包括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4个区域。从地理范围来看，这4个区域本身就是为货物贸易发展而设立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在梅新育看来，“如果上海自贸区一开始就是立足于服务贸易和金融业，完全不必设在这4块远离市中心的区域，而是应该直接设在市中心地带”。

从汉堡、迪拜、纽约、阿姆斯特丹、新加坡等目前世界主要自由贸易（园）区的运行实际看，大多立足或依托于货物贸易最便捷的港口，并多以“国际航运中心”或“国际物流中心”来设区定位。梅新育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单纯的没有实业基础的离岸金融中心模式并无太大正面意义，能够带动实体经济部门发展、提高实体经济部门效益的自由港、自由贸易区更有用。

作为全球排名第一的大港，货物贸易既是上海自贸区建设的重要基础，也是集聚优势、创新发展的新路径。根据进出口商品境内目的地/货源地统计，2012年上海进出口贸易额已达到4 341亿美元，超过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比2 833万人口、33万平方公里国土的马来西亚外贸总额还高，而马来西亚是当年世界第18大出口国、第进口国。

“在仅次于香港特区外贸依存度中，转口贸易是上海自贸区成败的关键”， 其不仅可以带动江苏和浙江两翼和长江沿岸港口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同时推动长三角区域发达的出口加工业升级，为上海乃至中国港口和航运业长期稳定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对于航运与港口来说，丰富的货源是开辟密集航线和形成规模效应的基础，而先行先试的自由贸易和投融资渠道、汇率自由兑换、优惠的税收，以及“境内关外”港区一体化，必将形成商贸集聚效应，带来航运、港口、物流的巨大需求，使中转枢纽港的地位和效能进一步凸显，从而回笼流失海外的中转业务，突破制约国际中转、启运港退税、干线互转等瓶颈，为航运与港口企业带来更大的货运增量，创造更多的经营效益。

二、大开放迸发航运要素集聚与流动的活力

上海自贸区的建立被视为中国十三年后“再入世”。但所不同的是，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倒逼改革的进一步深化。8月2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国务院决定的试验区内暂时停止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草案）》规定，未来三年我国在上海自贸区将暂停实施“外资三法”和文化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其中“外资三法”即“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贸易要自由，航运再开放。据了解，在即将落地的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中，放宽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国际船舶运输企业的外资股比限制；允许中资公司拥有或者控股拥有的非五星旗船先行先试外贸进出口集装箱在国内沿海港口和上海港之间的沿海捎带业务；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国际船舶管理企业等，都是航运业普遍关注的亮点。

长期以来，包括船舶运输业的外商投资、中外合资以及中外合作企业均需经过不同级别的政府机构批准，外资进入中国需要经过一系列比较繁琐的手续。在2004年颁布的《外商投资国际海运业管理规定》中就规定，设立外商投资国际船舶运输企业需以中外合资或中外合作企业形式设立，外商的出资比例不得超过49%。这意味着此前外商投资即便达到49%的上限，也无法实现对企业的绝对控股。

“最让我吃惊的是在开放措施中提到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国际船舶管理企业，这意味着自贸区内的航运业将进一步对外资开放”，一位业内人士坦言。除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国际船舶管理企业，悬挂巴拿马等国旗的外籍船舶可试行在国内沿海港口捎带外贸进出口集装箱，由此突破了过去一直实行的约束性政策限制，标志着航运业的开放力度和深度进一步加大。

自由贸易的前提是金融的自由配置，而以现代“服务流”取代传统物流已成为世界各大自贸区发展大趋势，加快航运要素的集聚与自由流动，离不开航运金融、航运保险、航运交易、海事仲裁等软实力的支撑与保障。除先行先试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资产方价格实行市场化定价，以及建立面向国际的交易平台外，目前以航运、金融为主导的现代“服务流”品种最为短缺。

“服务贸易开放是上海自贸区建设的重心之一”，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秘书长蔡鸿达认为，改变“服务流”品种短缺，关键是要从“去行政化”入手，消除过度干预、协调的陈规，真正按照市场化机制，培育和集聚“服务流”，即使短期可能迎来一定的冲击，但从长远来看，吸引一大批国内外企业入驻，与国际高水平的对手同台竞技，汲取对方的先进经验，就能使包括航运服务等各类要素自由流动的活力迸发出来，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全球服务贸易的大平台和新高地。三、制度创新力推航运与港口产业转型升级

制度创新是上海自贸区建设的核心内涵，而最能体现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的是探索国际上通行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所谓“负面清单管理”，就是与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不符，但我国根据自身情况需要保留的针对外资准入的限制条件，在名单之外则是“法无禁止即可为”。

从2001年中国“入世”的承诺清单，到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准入管理体制改革，上海自贸区将首次在国内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汇率市场化和税制改革等三大突破，而由此带动航运、港口、物流等转型升级，将成为上海自贸区创新发展的切入点。

近年来，欧美不少以港口为依托的自由港通过新一轮的政策调整和完善，一是扩大与延伸港口功能，由原先单一的进出口关税豁免，转向港区内的综合业务，覆盖到商贸、金融，甚至旅游等各方面；二是通过政策性的优惠和监管便利进一步提升港口的竞争力。去年，美国最大自贸区之一的纽约港自由贸易区出台了21项优惠政策，包括自贸区的货物可以24小时无限制地通过海关，企业只需要每周申报一次过关记录和缴纳一次货物处理费。每个企业每周需要缴纳的货物处理费最多为485美元。如果在自贸区外的企业每次进口都需要申报，那么需要支付货物处理费；在自贸区永远不用担心过海关造成的延误，或者进出口税务问题造成物品被查扣，从自贸区出发，货物送达更加便捷。

据了解，上海自贸试验区将实行“一线逐步彻底放开，二线高效管住，区内自由流动”的海关监管模式。所谓“一线”的充分放开，包括允许资本、企业、船舶、货物、人员等生产要素快速、自由地流动、进出；“二线管住”是在试验区与城市的“围网”下，“管住外面的传统体制不要渗进去”，而现有保税区的监管模式在于“管住区内的东西不要跑出来，不能走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