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第1篇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 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0)03-0077-05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理论

1.垄断优势理论

海默(Hymer)于1960创立垄断优势理论。[1]垄断优势理论认为一个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是它相对当地企业具有某种优势并足以抵消额外的成本,而且这种优势是与该企业所有权相联系的、不容易丧失的、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的优势。金德尔博格(Kindleberger,1969)推进了海默的思想,认为跨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具有规模优势、市场优势、生产要素优势等。[2]约翰逊(Johnson,1970)从知识资产的占用和使用的角度,阿利伯(Aliber,1970)从货币和资本的角度,卡夫斯(Caves,1971)从产品的异质化能力、知识和技术等核心资产的角度,彭罗斯(Penrson,1976)从规模经济的角度论述了企业的垄断优势。[3]邓宁(Dunning,1977)进一步把这种优势发展为“所有权优势”。[4]

垄断优势理论关注的是最终产品市场并通过市场寡占获取超额利润。其理论集中在厂商特有优势和寡占市场结构上,但后续的研究主流关注厂商特有优势,而对寡占市场结构的研究不占主流。

2.内部化理论

巴克利和卡森(Buckley and Casson,1976)把对外直接投资看成是企业将国际交易内部化的直接结果。他们认为由于竞争的不完全和信息的不对称,中间产品难以通过市场交易完成,所以企业通过并购对方或新建子公司来使交易在企业内部完成。[5]威廉姆森(Williamsen,1975)、汉纳特(Hennart,1977)、马吉(S.P.Magee,1977)、拉格曼(Rugman,1981)等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配置资源的协调机制进行阐述,进一步完善了内部化理论。[6]

内部化理论关注的是中间产品市场,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获取更高的利润,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质不在于资本的国际转移,而是基于企业所有权之上的管理权与控制权的扩张。尼尔斯基和奈特(Liesch and Knight,1999)认为对于资源相对不足的中小企业而言,市场内部化未必是绝对的,它们可以通过信息与知识内化来获取大公司把市场内部化的价值。[7]但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不是内部化,而是知识上的优势,内部化只是保持企业知识上的优势的途径或方法。内部化理论的局限还在于它没有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向、难以适用于短期的投资行为分析。

3.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邓宁(1977)首先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并在以后不断修正完善,其核心是“三优势”分析范式(OIL Paradigm)。该理论认为国际生产的方式、范围和格局由企业的三种优势决定:所有权优势(O)、内部化优势(I)和区位优势(L)。

折衷理论的三优势中,所有权优势说明企业为什么(Why)要从事国际生产,内部化优势说明企业如何(How)利用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说明企业到哪里(Where)从事国际生产。但折衷理论没有把时间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到分析框架中,即没有说明何时(When)进行投资。

在论述具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时,邓宁将其划分为四种类型:寻求市场(market-seeking)、寻求资源(resource-seeking)、寻求效率(efficiency-seeking)、以及寻求现成资产(created-asset-seeking)。

除了邓宁的区位优势外,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理论还包括:(1)以克拉维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凯夫斯(Caves)及部分北欧学者为代表的市场学派理论,他们强调市场的接近性、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以及所谓的心理距离对跨国公司投资区位的影响。(2)以安哥多(Agodo,1978)、贝尔德伯斯(Belderbos,2003)、奥克荷姆(Oxelheil,2001)以及鲁明泓(1999)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理论,该理论着重分析了东道国政治、经济、法律甚至转型体制对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3)以波特(Poter)、斯密斯与佛罗里达(Smith & Florida)、埃利森与格兰泽(Ellison & Glaeser)为代表的集聚经济理论,他们认为产业空间集聚不仅会带来产业的自然优势而且会带来技术溢出等外在优势。①

4.小规模技术理论

威尔斯(Wills,1977)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8]他借用弗农(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标准化阶段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机会,并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优势主要有:拥有小市场需要的小规模技术;在民族产品的海外生产上颇具优势;低价产品营销策略。小规模技术论本质上属于“被动技术论”,此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所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使用“降级技术”,生产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成熟的产品,这样就使得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生产的边缘地带(鲁桐,1998)。威尔斯把发展中国家企业竞争优势与母国市场特征之间联系起来,在理论上给后人提供了一个充分的分析空间。

5.技术地方专业化理论

沿着威尔斯的思路,拉奥(Lall,1983)深入研究了印度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投资动机,并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9]在拉奥看来,即使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表现在规模小、使用标准技术和劳动密集型等,却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形成和发展自己的特定优势:利用当地技术知识和要素价格进行跨国生产;对进口的技术和产品进行一定的改造和创新;生产与发达国家名牌产品不同的消费品;利用民族或语言的因素加强自身的竞争优势。拉奥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外国技术的改进、消化和吸收是一种主动的创新。正是这种创新活动给企业带来了新的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可以凭借这种竞争优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6.技术累积理论

坎特维尔和托兰惕诺(Cantwell & Tolentino,1987)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扩张过程恰恰是其内部连续不断的技术累积过程,技术累积和国际投资深化是相辅相成的。[10]发展中国家企业,尤其是处于国际化初期的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海外创新活跃地区建立生产基地进行生产和研发活动,不仅可以获得先进的技术信息、有效地利用当地的技术资源,还可以为本国技术累积和创新建立更为广泛的国际基础,推动母国的产业发展。

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专业化理论以及技术累计理论的核心内容都是在寻求发展中国家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其理论实质上是对垄断优势论的改进,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些理论注重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张效应,而忽视了竞争效应,忽视了市场结构、竞争强度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

7.长期战略理论

鲁伯(Reuber)等人根据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调查,描述了三种不同的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出口导向的投资;市场拓展投资;政府倡导的投资。鲁伯认为,预期的投资利润率(而不是当前的利润率)对投资水平有着根本的影响,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是长期的战略考虑。鲁伯的研究是实证的,其启示是: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着眼于长期发展战略,短期的利润率不应占有绝对重要地位。②

8.寡占反应论及博弈论模型的发展

尼克博格(Knickerbocker,1973)基于战后美国187家巨型跨国公司进入国外市场的分析,发现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追随潮流”效应(Bandwagon Effect),表现为一旦有一个企业向国外市场扩张,同行业的其它企业为了确保国内外的市场地位也竞相向国外扩张。并且集中度越高的行业,追随潮流现象也越明显。尼克博格把这种现象称为“寡占反应”。这种“追随潮流”的行动还表现为不同国家的企业进入彼此的市场或第三国市场。[11]凡尤格勒斯(Reinhilde Veugelers,1995)建立了一个博弈论模型,较好地解释了对外投资中的“追随潮流”现象,并认为只有在对外投资获得的收益大于固守本国市场的收益时,才有动机实施寡占反应对外投资。[12]

史密斯(Smith,1987)[13]用两阶段博弈模型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所起的策略性作用――进入遏制;格雷厄姆(Graham,1990)[14]用双头垄断模型量化了“交换威胁”型对外直接投资;福斯弗瑞和莫特(Andrea Fosfuri & Massimo Motta,1999)[15]认为后进企业倾向于对外直接投资以获取特定区位知识,而领导者企业倾向于出口以避免自身优势的消散。卞华顿和埃克尔(Bjorvatn and Eckel,2006)则认为尽管技术溢出在当地十分明显,领导企业还是有动力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阻止技术落后企业的技术获得型对外直接投资。

9.基于实物期权视角的对外直接投资因理论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推进,使得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经营活动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简言之,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一般都受到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市场和技术的不确定性、部分或全部投资成本的不可逆性以及项目投资的可延迟性。在基于实物期权的对外直接投资思维中,企业拥有的对外直接投资机会可以看成是企业拥有的实物期权,其投资价值应当由两部分组成:项目未来收益的贴现现金流和项目投资机会的期权价值。把实物期权理论具体运用到跨国经营中,西方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企业的国际化、跨国经营的灵活性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科格特和库拉蒂拉卡(Kogut and Kulatilaka,1994)认为,由于跨国公司拥有跨国性的商业网络,当环境变化时,跨国公司能够在网络内部提供转移资源、生产以及分销的灵活性,理论上这种转换期权能够提升跨国公司的市场价值且能够规避风险。艾德里安•巴克利和卡伦•特瑟(Adrian Buckley and Kalun Tse,1996)认为,国际投资开始时一般都是小规模的投资,然后再根据收益的大小来决定扩大或者缩减规模,这种根据未来新信息的调整能力可以增进跨国投资的价值。[16]巴克利和卡森(1998)认为,为了适应动态的世界经济,增进跨国公司的运营柔性非常重要,因此可以采用实物期权方法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艾得勒和雷文赛勒(Adner and Levinthal,2004)则认为很难提前识别内嵌在项目中的市场和技术发展机会,这会给实物期权理论的应用带来约束。[17]

第二,比较分析跨国公司进入海外市场的模式。科格特(Kogut,1991)首先运用实物期权来分析国际合资模式,并分析了合资企业中的一方收购另一方的情形。[18]卡皮(Capel,1992)认为,当不确定性越高时,企业越愿意选择灵活性的市场进入模式,即使是这种模式的生产成本较高,但可能会有较低的总成本;当存在调整成本时,企业面对不确定性会倾向于“等等再看”,而不是马上转换到其他进入模式。彭宁斯和斯留尾贞(Pennings and Sleuwaegen,2004)计算了由出口转换为在外设立独资子公司、合作经营及许可生产的最优收益水平,认为最佳进入模式依靠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两国的税收差异,当地公司的成本优势、制度需求及合伙人的合作程度决定。[19]

第三,对外直接投资的最优市场进入时机。相关研究重点考察了企业的延迟期权,他们认为在决策是否进入海外市场以及投资多少之前,有必要“等等再看”以便获取更多的相关信息。里沃利和沙罗尼奥(Rivoli and Salorio,1996)[20]认为,如果跨国公司能够保持长时间的所有权优势,以及投资难以逆转,投资的延迟期权是适意的;否则,由于竞争者的压力,延迟期权的成本会超过其收益。布里托等(JB de Brito,2005)认为跨国公司的收益由母国和东道国的吸引力决定,这些吸引力在各个国家遵循不同的布朗运动,在此框架下推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最优临界值,并建议吸引力波动性越高,进入决策越需要推迟进行。[21]

通常利用实物期权方法探讨投资问题的文献都蕴含两个基本假设:投资机会企业独享和产品市场完全竞争。考虑竞争性,在实物期权理论中引入博弈论,就发展为期权博弈理论。西方学者运用期权博弈理论在两个方面进行了扩展:扩展了跨国公司进入海外市场的模式研究,以及最优进入时机的研究。斯梅特斯(Smets,1991)在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主题中,将抢先进入博弈模型与实物期权定价方法结合起来,构建了一种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双头博弈模型。并在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时机均衡分析中,权衡了延迟投资的期权价值和先行投资的战略价值。[22]弗尔塔(Folta,1998)认为面对内生的不确定性,企业有动机进行阶段性投资,而面对外生的不确定性,企业倾向于延迟投资。李晶和鲁格曼(Jing Li & Alan M. Rugman,2007)则认为进入模式不但取决于不确定性的内生性和外生性,而且还取决于不确定性的大小。[23]阿基姆•库克里(Agim Kukeli,2004)基于实物期权理论,探讨了在需求和竞争对手战略行为的不确定时进入海外市场的战略行为。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中观理论

1.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弗农(Vernon,1966)从美国制造业的实际情况出发,考察了比较优势和投资在国际间的移动过程,提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动与产品生命周期密切联系的论点。[24]20世纪70年代弗农引入“国际寡占行为”来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并将产品周期分为创新寡占、成熟寡占和老化寡占三个阶段。其理论揭示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质:不断向国外转移已在国内丧失垄断优势的产业,为本国产品进入新一轮创新阶段作准备,从而使产品不断得以创新,维持其在国际上的垄断或寡占优势。但该理论关于寻求低廉生产成本地区的观点有悖于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发达国家的投资。

2.竞争优势理论

迈克尔•波特(1990)基于日本的研究发现,日本几乎所有取得国际性成功的产业,国内竞争都非常激烈,而且在国内市场趋于成熟、饱和之后,出口和对外投资才会增加;在日本不属于强项的产业中,如建筑、农业、造纸等几乎不存在国内竞争,这些产业在国际上也没有竞争优势。根据其竞争优势理论和日本的实证分析,波特提出对外直接投资应采取“先内后外”的顺序。

3.比较优势理论

小岛清(Kiyoshi Kojima)以20世纪50年～70年代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为考察对象,将资源禀赋差异导致比较成本差异的原理用于分析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25]他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可称为边际产业,这也是对方国家具有显在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依次进行”的边际产业理论。其理论的启示:并非拥有垄断优势的企业才能进行跨国经营,具有比较优势或者寻求比较优势的企业都可以进行跨国经营。

在论述具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时,小岛清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行业资源导向型、市场导向型和生产要素导向型。

小泽辉智(Ozawa Terutomo,1992)以日本为例,提出了国际直接投资的顺序:阶段一,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阶段二,开始转向劳动力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阶段三,转向资源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阶段四,资本密集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和资源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交叉发生阶段。其实,阶段一是利用现成的比较优势阶段,阶段二是边际产业扩张阶段,阶段三是获取新的比较优势阶段,阶段四就是资源整合阶段。[26]

纳楚姆、邓宁和琼斯(L.Nachum,J.H.Dunning,G.G.Jones,2000)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于本国(以英国为对象)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时,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都很活跃;当对外直接投资发生于本国比较劣势的产业中时,跨国公司主要凭借自身强大的所有权优势与国外资源结合,并认为英国绝大多数跨国公司的发展日益独立于本国国内的自然资源禀赋。

不同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不仅体现母国的要素优势和劣势,也会影响母国的经济和产业构成,因为优势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竞争加强这一优势,而劣势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则会利用国外资源优势。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理论

1.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邓宁(1986)提出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从动态角度解释了各国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地位。该理论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常为最贫穷国家,其“OIL”三优势欠缺,仅有少量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几乎没有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净对外直接投资为负。第二阶段,区位优势和所有权优势有所加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逐渐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仍很小,净对外直接投资为负。第三阶段,企业积累了相当程度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加速发展,净对外直接投资仍为负。第四阶段,跨国公司拥有强大的所有权优势,净对外直接投资为正且逐渐上升。第五阶段,常为高度发达国家,其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不断强化,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急剧增加,净对外直接投资接近于零。

该理论以微观“OIL”范式为基础,又从宏观角度考虑了发展阶段对企业所有权优势的技术累积效果,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但托兰惕诺(1987)根据经验数据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水平较低时便开始了对外直接投资流出。

2.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该理论认为任何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都是由投资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产生的。直接诱发要素主要是指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以及信息等各种生产要素。如果母国拥有某种直接诱发要素优势,他们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要素转移出去;反之,如果母国没有而东道国拥有,那么母国可以利用东道国的这种要素对东道国进行投资。间接诱发要素是指除直接诱发要素之外的非要素因素,包括母国政府诱发因素、东道国诱发因素和国际性诱发因素。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直接诱发要素起作用,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间接诱发因素起作用。

3.国家利益优先理论

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发展中国家企业一般不具有垄断优势。但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对外直接投资给母国带来资源转移效应、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国际收支效应以及市场竞争效应等利益。在这种背景下,国家从战略的高度和国家利益出发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支持和鼓励,就是很有必要。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许多是国有企业,国家的战略性支持就更为必要。

四、结语

本文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对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梳理和评述,特别是基于实物期权视角的理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跨国公司,因此,在西方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理论中,微观理论是主流。中观理论和宏观理论则是从产业层次或国家宏观层次分析推动跨国公司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微观理论以垄断优势为起点,到国家生产折衷理论成为“集大成者”,但这些理论主要关注首次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对不确定条件下投资的动态变化关注得不够。即使折衷理论后来用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增强了其动态性,但也无法解释投资过程的变化。

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决策基本上在不同程度上具备四个基本特征:(1)投资是部分或完全不可逆的;(2)来自投资的未来回报是不确定的;(3)在投资时机上有一定的回旋余地;(4)竞争性,即企业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时常常具备一定的垄断优势或局部的竞争优势,但投资机会对于企业而言并不完全具有独占性。因此,基于实物期权的思想,可以把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中的各种机会看成是企业拥有的实物期权,从而建立起更为准确也更为合乎逻辑的对外直接投资分析体系。

[注释]

①本部分内容参考:俞毅.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及其

在我国的实证[J].国际经济合作,2004(9):14-17。

②本部分内容参考:鲁明泓.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

[J].江海学刊,1998(4)。

[参考文献]

1]Hymer S..International Operation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M].MIT Press,1976.

[2]Kindleberger.American Business Abroad[M].Yale UniversityPress,1969.

[3]Penrson.Ownership and control: multinational firms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A].Published in HelleinerG K., A World Divided: The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C].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

[4]Dunning J H..Trad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 search for an eclectic approach[A].First Pub-lished in Ohlin B. Hesselborn P O. Wijkman P M. The Inter nationalAl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C].London: Macmillan,1977.

[5]Peter J. Buckley and Mark C. Casson.The Future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M].London: Macmillan,1976.

[6]Rugman A. M..Inside the multinationals: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markets[M].London: Croom Helm,1981.

[7]Liesch Peter W, Gary A Knight.Information internalization and hurdle rates i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9,30(1):383-394.

[8]Wells L. T. Jr..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M].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1983.

[9]Lall S..The new multinationals[Z].New York, John Wiley,1983.

[10]Cantwell J. A. and Tolentino P. E. E..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and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Z].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meeting of the Europe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ssociation,Antwerp, December,1987.

[11]Knickerbocker F. T..Oligopolistic Rea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Enterprise[M].Cambrid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12]R Veugelers..Strategic Incentives for Multinational Operations[J].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1995,16:47-57.

[13]Smith A..Strategic Investment,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rade Policy[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87,31:89-96.

[14]Graham, E.M..Exchange of Threat between Multinational Firms as an Infinitely Repeated Non-cooperative Game[J].International TradeJournal, 1990,(4):259-277.

[15]Andrea Fosfuri, Massimo Motta..Multinationals without Advantages[J].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101(4):617-630.

[16]Adrian Buckley, Kalun Tse.Real Operating Options and ForeignDirect Investment[J].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1996.14(3):304-314.

[17]Ron Adner and Daniel A. Levinthal.What is not a Real Option:Considering Boundari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Real Options to Busi-ness Strategy[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4,29 (1):74-85.

[18]Bruce Kogut.Joint Ventures and the Option to Expand and Acquire[J].Management Science, 1991,37(1):19-33.

[19]Enrico Pennings, Leo Sleuwaegen.The choice and timing of foreigndirect investment under uncertainty[J].Economic Modelling, 2004,21:1101-1115.

[20]Pietra Rivoli, Eugene Salorio.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vestment under Uncertainty[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Studies, Second Quarter, 1996:335-357.

[21]JB de Brito, FM Sampayo.The timing and probability of FDI: anapplication to US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J].Applied Economics,Volume 2005,37(21):417-437.

[22]Smets F..Exporting versus FDI: The effect of uncertainty, irre-versibilities and strategic interactions[C].In: working paper,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USA,1991.

[23]Jing Lia, Alan M. Rugman.Real Options and the Theory of ForeignDirect Investment[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7,16:687-712.

[24]Vernon R..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productcycl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6,80:190-207.

[25]Kojima Kiyoshi.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 Japanese Model of Multinational Business Operations[M].London:Croom Helm,1978.

[26]Ozawa Terutomo.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EB/OL].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省略,1992.

Review of Western FDI Theory

Cao Yongfeng

(Business School, Huzhou Teachers College ,Huzhou 313000, China)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第2篇

既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经济事实，那么这些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什么?它们的竞争优势何在?他们的投资原因是什么?它们的行为有何特点?这些都有待于经济学家提供相应的答案。为了寻求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国际经济学界从上述四个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地探索，创立了一些新的理论学说。但能形成较系统、较成熟的理论的却不多。这些理论成就远远逊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方面的成就。这些理论虽然在西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不属于主流理论，但其影响越来越大。研究这些不同理论流派的思想，可以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以对外直接投资目的为切入点

长期战略理论

长期战略理论是鲁伯等人根据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调查而总结提出的。他们的调查涉及80多个跨国公司，描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厂商的长期战赂考虑。

他们认为，第一种外国直接投资是以出口导向的投资(10％的产品用于出口)。该种投资旨在使一个跨国公司容易接近新的投入来源地，即原材料、零部件以及最终产品的来源地。第二种是市场拓展投资，产品主要在东道国内销售，其经济方面的兴趣在于当地市场的规模及长期的潜力，以及当地的生产成本。最后一种是政府倡导的投资，该投资主要是东道国各种补贴所引致的。

在上述学者看来，不同种类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不同的因素决定的。例如，较之注重于东道国市场的投资，以出口导向的投资通常需要较短的回收期或较高的收益率。但是，如果把各种外国直接投资一并考虑，鲁伯认为，预期的投资利润率(而不是当前的利润率)对投资水平有着根本的影响。该研究还认为，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是长期的战赂考虑，其中包括长期利润率、市场规模和潜力以及生产成本，投资刺激对以出口导向的投资选址有一些影响，并会增加市场拓展和政府倡导型对外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的流量。

鲁伯等人的研究是实证性的。他们把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归因于不同的因素，这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理解。长期战略理论对于我国的指导意义在于：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应着眼于企业的未来长期发展战略，短期的利润率不应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同时，在投资的选址上，也应把企业未来的发展考虑在内。

二、以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性为切入点

1．小规模技术理论

威尔斯在1977年发表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一文中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在1983年出版的《第三世界跨国公司》专著中对该理论作了较系统的阐述。威尔斯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相对落后，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难以依赖绝对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起着重要作用。威尔斯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对优势：

(1)小规模制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远远小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当地建厂所需达到规模经济的起点值。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使用已被发达国家抛弃的过时技术往往能满足这种需求。为了适应小规模市场的需要常常采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而这种技术又适合于当地劳动力丰裕，资本短缺的实情。因此，由于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规模的原因，其他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就有了生存空间，并且有了抗衡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武器。

(2)当地采购和特殊产品。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较多地吸收和利用东道国的技术、设备、人才及研究开发能力，这既可能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又可能是因为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以及当地有能力提供跨国公司所需的有关设备。这种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截然相反的做法往往赢得了东道国的真诚合作。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有一部分是为了满足东道国与投资来源国有血缘联系的种族社区需要的。

(3)接近市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的企业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即它们不是依靠商标优势或营销网络优势，而是通过低价格的方式销售产品。发展中国家形成低成本优势的原因有三条：一是雇员工资较低，二是基本建设费用较低，三是广告费用较低。上述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所具有的竞争优势表明它们有能力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但没有解释它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威尔斯根据有关资料，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走出国门的几点动因：(a)保护出口市场。(b)突破配额限制。(c)寻求低成本。(d)种族纽带。(e)分散资产。(f)其他动因。除上述原因外，本国、东道国政府或国际机构的倡议和帮助，企业主为亲朋好友寻找职业，在海外培训人才等都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向外扩张的动因。

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被西方理论界认为是该领域研究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小规模技术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摒弃了那种只能依赖垄断的技术优势打入国际市场的传统观点，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的产生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特征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为经济落后国家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世界市场是多元化、多层次的，即使对于那些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不够庞大的小企业而言，参与对外直接投资仍有很强的经济动力和较大的市场空间。当然，该理论也有某些局限性和片面性。它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仅仅局限于小规模生产技术的继承和使用，可能会导致这些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位置永远处于边缘地带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同时，该理论很难解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也无法解释当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日趋增长的现象。

2.技术地方化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拉奥在1983年出版了《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一书，提出用技术地方化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拉奥深入研究了印度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投资动机，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尽管表现为规模小、使用标准化技术和劳动密集型技术，但这种技术的形成却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在拉奥看来，导致发展中国家能够形成和发展自己独特优势的主要有以下四个因素：

(1)发展中国家技术知识的当地化是在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环境中进行的，这种新的环境往往与一国的要素价格及其质量相联系。

(2)发展中国家通过对进口的技术和产品进行某些改造，使他们的产品能更好地满足当地或邻国市场的需求，这种创新活动必然形成竞争优势。

(3)发展中国家企业竞争优势不仅来自于其生产过程、产品与当地的供给条件和需求条件紧密结合，而且来自创新

活动中所产生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

(4)从产品特征看，发展中国家企业往往能开发出与名牌产品不同的消费品，特别是当东道国市场较大、消费者的品位和购买能力有很大差别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仍有一定的竞争能力。

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不仅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是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强调了形成竞争优势所特有的企业创新活动。在拉奥看来，企业的技术吸收过程是一种不可逆的创新活动，这种创新活动受当地的生产供给、需求条件和企业特有的学习活动的直接影响。与威尔斯相比，拉奥更强调企业技术引进的再生过程，即欠发达国家的对外国技术的改进、消化和吸收不是一种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技术的改进和创新。正是这种创新活动给企业带来了新的竞争优势。虽然拉奥的技术当地化理论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描述是粗线条的，但它把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跨国经营研究的注意力引向微观层次，以证明落后国家企业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可能性。

技术地方化理论以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该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指出了发展中国家技术及其产品对于当地市场的适应性，而且强调技术创新对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作用。此外，该理论还强调根据东道国市场特征不同开发出不同产品，以便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这对我们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有启迪意义的。

三、以对外直接投资原因为切入点

1．竞争优势发展论

竞争优势发展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著名企业战略专家迈克尔・波特于1990年提出的。根据他的观点，竞争优势是动态变化的，一国要想在全球竞争中打胜对手，国内需要激烈的竞争。激烈的竞争，一方面促使企业向海外发展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又为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获胜创造了条件。由此可见，国家竞争优势的获取是与激烈的市场竞争紧密相连的，激烈的竞争是国家竞争优势不断提高的动因。波特认为激烈的国内竞争导致对外投资的发生，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并确保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的观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它指出了国际投资应“先内后外”的发展顺序。

根据波特的观点，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力量、组成以及可持续发展会显示在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或显示在相对于该国主要竞争对手而言的增长中。因此，波特的竞争优势发展论与邓宁的投资阶段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时期和能力，只不过是国家的经济总体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对外投资的程度。同时，波特的观点还隐含着另外一层含义，就是一个国家的对外投资行为有可能是自发的，也有可能是被动的，也就是说，自发的外来直接投资刺激了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由此，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国际直接投资日益增加了。

2．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近年来，国际经济学者为了克服以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西方学者提出了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任何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在投资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的组合作用下而发生的。

所谓直接诱发要素，主要是指各类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资源、技术、管理及信息知识等。直接诱发要素既可存在于投资国，也可存在于东道国。如果投资国拥有技术上的相对优势，可以诱发其对外直接投资，将该要素转移出去。反之，如果投资国没有直接诱发要素的优势，而东道国却有这种要素的优势，那么投资国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来利用东道国的这种要素。

所谓间接诱发要素是指除直接诱发要素以外的其他诱发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a)投资国政府诱发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鼓励性投资政策和法规、政府与东道国的协议和合作关系等。(b)东道国诱发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东道国政局稳定及吸引外资政策优惠；基础设施完善；涉外法规健全等。(c)全球性诱发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经济生活国际化以及经济一体化、区域化、集团化的发展；科技革命的发展及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和汇率波动等。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试图从新的角度阐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条件，其创新之处在于强调间接诱发要素包括经济政策、法规、投资环境以及宏观经济对国际直接投资起着重要作用，而以往诸多理论都仅从直接诱发要素单方面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从而导致某些片面性和局限性。事实上，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是建立在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的共同作用之上的，两类因素作用大小与投资者自身情况及其投资目的有关。诚然，在一般情况下。直接诱发要素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诱发因素，因为对外直接投资本身就是资本、技术、管理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但是，单纯的直接诱发要素不可能全面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条件。尤其是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而言，在资本、技术等直接诱发要素方面往往并不处于优势地位，其对外直接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间接诱发要素作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但这一理论只是对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分析，并没有对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过程及发展规律进行分析。

四、以对外直接投资阶段为切入点

1．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这一理论是由英国里丁大学的坎特韦尔和托兰惕诺共同提出的。坎特韦尔和托兰惕诺主要从技术累积论出发，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从而把这一过程动态化和阶段化了。他们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1)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说明了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自身的稳定提高和扩大，这种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积累的结果。(2)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的。现有的技术能力水平是影响其国际生产活动的决定因素，同时也影响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形式和增长速度。

在上述两个命题的基础上，该理论的基本结论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并且是可以预测的。根据坎持韦尔等人的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遵循下面的发展顺序：首先是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充分利用种族联系；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种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从周边国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直接投资；最后，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之上，为获取更先进的复杂制造业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由此可见，坎特韦尔等人的阶段发展模式是以地域扩展为基础，以技术累积为内在动力的。随着技术累积固有的能量的扩展，FDI逐步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从资源依赖型到技术依赖型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是以技术积累为内在动力，以地域扩展为基础的。随着技术积累固有的能量的

扩展，对外直接投资逐步从资源依赖型向技术依赖型发展，而且对外投资的产业也逐步升级，其构成与地区分布的变化密切相关。该理论由于比较全面地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现象，而受到了西方经济理论界的高度评价。

2．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这一理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邓宁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来的，旨在从动态的角度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其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实证分析了67个国家1967～1978年间直接投资流量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联系，结果发现：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和能力大小，直接取决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高低。因为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企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都有较大差别，从而对直接投资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邓宁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小划分了四个经济发展阶段，处于不同阶段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位也不同。

(1)处于第一阶段的是人均GNP低于400美元的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几乎没有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引进外资规模也很小。因此该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负值。

(2)处于第二阶段的是人均GNP在400～2000美元之间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随着本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多。这一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仍为负值，且负数值有增加的趋势。

(3)处于第三阶段的是人均GNP在2000～4750美元之间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其发展速度可能超过引进国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但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仍为负值，不过数额日益减少。

(4)处于第四阶段的是人均GNP在4750美元以上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明显大于引进外资额，且差额不断扩大。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正值，并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以人均GNP为尺度，来衡量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和能力，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际投资活动中带有规律性的发展趋势，即经济实力最雄厚、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往往是资本输出最多、对外直接投资最活跃的国家。但是，该理论仅用人均GNP单一指标来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和对外直接投资水平，难免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难免与现代国际投资实践相悖。

3．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

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是日本学者小泽辉智提出的。作为日本学派的主要代表，小泽辉智在对FDI进行分析时，竭力把跨国公司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与开放的经济发展理论结合在一起，试图用一种一体化的理论解释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发展中国家如何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去促进经济转型，以及这一过程的实现机制。在小泽辉智的分析框架中，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科层等级结构，这种科层等级对各国经济都十分重要，它为欠发达国家提供赶超的机会；而对发达国家来说则创造了一个转移知识与技术的机会。小泽辉智以日本经济为例，提出了FDI模式选择的问题，他认为FDI模式选择应能使国家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激发出来，并达到最大程度，因而发展中国家的FDI模式必须与工业化战略结合起来。他始终把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FDI作为相互作用的三种因素结合于一体分析。不断使本国比较优势增强，从而保持经济竞争力的动机，是发展中国家从纯吸引外资进入的国家演变为向海外投资的国家的基本原因。小泽辉智把这一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阶段；第二阶段为输入FDI到输出FDI的转型阶段；第三阶段是从劳动力导向的FDI向技术导向、贸易支持型FDI过渡；第四阶段是资本密集型输入的FDI和资源导向型输出的FDI交叉发生阶段。

在小泽辉智对动态的比较优势增强的FDI范式中，FDI的发生及模式选择完全遵照动态的比较优势。这个理论最大的优点在于它不仅强调了发展中国家FDI模式选择的必要性，且还提出了选择的原则和实现模式的条件：以增强比较优势为基准，以出口导向战略为条件。

与邓宁不同，小泽辉智更多地强调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阶段的对应性及各国动态比较优势的互补性，并作为FDI流动的原因，主要分析国家层次和产业层次上的变量对FDI流动及各国投资地位的影响，并没有更多地关注FDI发生的微观基础。然而一个现实的FDI发展模式，必须考虑到处于后发阶段国家在FDI选择时所面临的结构，在考虑“后发优势”的同时，“后发劣势”也不可忽略。

4．国际直接投资的两阶段理论

国内有关学者认为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总是经过“经验获得阶段”和“利润摄取阶段”。前者是试探、熟悉或学习阶段，企业希望在一定的时期内，获得有关信息，积累经验。对于后一阶段，企业希望其时间无限延续，以获取最大利润。

两个阶段的时间长短与企业自身的状况紧密相关。不同发展水平的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处于两种不同的状态，即或者处于优势状态或者处于劣势状态。优势状态是指企业的总体营销能力高于东道国企业的一般水平，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企业只需熟悉东道国市场运作的方式，因此第一阶段会相对较短，而后可以通过适当规模的追加投资充分发挥优势，在竞争中获得超额利润。劣势状态是指企业的总体营销能力低于东道国企业的一般水平，处于该种状态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不仅要熟悉东道国市场运作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学习与积累经验，提高自己的总体营销能力，从而形成一种追赶国际先进企业的态势，以保证在竞争中不会轻易“出局”。虽然这种学习阶段可能较长，还有可能要“交学费”，即仅获微利甚至利润为负，但是，在总体营销水平较高的国家进行经常经营，与先进的技术资源更为接近，能够更多地按照国际惯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参与更高水平的国际市场竞争，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提高竞争力的作用要大大超过进出口或国际技术转让。在东道国市场上因处于不利地位而带来的损失可以通过提高竞争能力在母国(或第三国)更好地经营来弥补。这种对外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是为了提高其长期的国际竞争力，即使在短期内必须付出一定代价，发展中国家企业也应该积极对发达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除上述理论外，近年来还有一些国际经济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就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某一个方面进行论述，进而形成一些理论，如风险分散理论、企业管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市场控制理论、国家利益优先取得论、提高公司形象论等。这些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各自强调某种因素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的手法较为单一，缺乏理论分析应有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因而也就无法充分解释纷繁复杂的国际直接投资实践活动。

总而言之，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活跃的角色，许多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将目光转向这些新兴的跨国公司，也取得了许多成就。尽管这些成果不免带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理论的痕迹，而且也不够成熟和完善，但毕竟迈出了可贵的一步。这些丰富多彩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实践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剧，发展中国家参与跨国投资的程度也越来越高，跨国直接投资理论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也将会越来越完善。建立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理论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责无旁贷的任务。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第3篇

>> 金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特征比较 金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水平比较 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综述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总量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美国反应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就业效应：基于投资主体和行业分析 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区位与行业选择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对中国在发达国家投资的解释 主要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直接投资现状分析及此现状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影响研究综述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逆转考验美国决策 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北的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北省就业的影响的综述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就业的影响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区域劳动力就业的贡献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苏州就业和劳动者素质的影响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就业效应的影响分析 跨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2]林勤跃.金砖四国：经济转型与持续增长.经济学动态，2010（10）.

作者简介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第4篇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出发，着重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层面上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现象。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则在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从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发展的实际出发，对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诸多科学的阐释。这些对外直接投资的思想，对进一步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要的指导、借鉴和参考意义。

    邓小平认为，中国对外开放决不是一个单向线性运动过程，而是一个双向非线性演进过程。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着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管理经验不足的情况，中国在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中应主要作为“接受者”进行吸收和借鉴。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物质基础的日益雄厚，中国在吸引外资的同时也应积极对外投资建厂，逐步发展和壮大中国的跨国企业。

    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24]“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5]

    “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26]此外，邓小平还论述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27]外国的技术只有和中国生产力的水平结合起来，才能转化为中国现实的生产力，才能不断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因此我们既应该不断地扩大对外开放的力度，更应该不断地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大胆开拓，走出国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邓小平在大力推进对外开放的进程中，还清醒地认识到“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28]因此坚持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利用外资，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

    只有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我们的国际利益才能得到有效地维护；反之，则会处处受制于人，国家利益不仅得不到有效的维护，甚至可能会受到冲击和侵害。

2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在中国的研究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方面，中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了理论抽象，阐述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决定因素和行为方式等，形成了一系列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吴彬、黄韬（1997）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二阶段理论[29]，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会经过“经验获得阶段”和“利润攫取阶段”。如果母国企业的总体营销能力高于东道国企业的一般水平，即处于优势状态，在此状态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只需熟悉东道国市场运作的方式，故第一阶段会相对较短，而后可以通过追加投资充分发挥优势，在竞争中获得超额利润。如果母国企业处于劣势状态，企业的总体营销能力低于东道国企业的一般水平（若运用传统的fdi理论，这类企业是不会对外投资的），处于该种状态的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时，不仅需要熟悉东道国的市场运作方式，更重要的是学习与积累经验，提高自己的总体营销能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般需要先向发达国家进行获得经验的对外投资，即经历第一阶段，占有了足够的经验之后才能转向第二阶段。

    程惠芳（1998）比较优势理论[30]，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是指一国投资者在跨国投资活动中，在生产要素配置能力、产品生产与销售的效率与效益、投资产业和区位选择、国际市场进入与退出能力，以及从本国政府及宏观经济环境中所能获得支持等方面与国内外其他投资者进行综合比较所反映出来的相对优势。

    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比较优势与人们所熟悉的一般意义上的比较优势有所不同，它具有层次性、相对性、潜在性和动态性等特点。比较优势只有在竞争过程中转化为国际竞争力或竞争优势才能有效实现比较利益。利用比较优势参与竞争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顺比较优势竞争方式；另一种是逆比较优势竞争方式。前者有利于提高一国产业或企业国际竞争力，加快经济发展；后者是指在经济发展中背离比较优势原则，其产业或企业国际竞争力提高则显得步履艰难。

    3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评价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第5篇

一、引言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始于改革开放。改革初期，我国经济建设主要侧重于吸引外资来华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多，更缺乏对海外直接投资的政策鼓励。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之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才得到了较快发展，投资的区域和行业逐渐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态势。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企业的发展壮大，近年来我国境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内生动力日益增强，进入到了稳定、高速增长的阶段（图1）。根据《2014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ODI净流出804亿美元，同比增长10%。反映出中国境内企业“走出去”步伐总体上仍在加快。

近年来，对于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相关问题，中央政府从战略层面上愈益重视，希望通过推动扩大开放，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竞争力。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走出去”作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之一，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我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并建立亚投行，一起助推“一带一路”建设，初步估计，每年投资于“一带一路”的资金将超过2000亿美元。2015年3月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让我国企业走得出、走得稳，在国际竞争中强筋健骨、发展壮大。在此背景和现实需求促动下，我国企业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跨国经营活动，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新的增长态势，逐渐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一支新生力量。但同时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仍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如对外直接投资滞后于经济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低、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和区位分布不合理等，尤其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严重的地理分布不平衡，东、中、西对外投资水平差距明显。以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为例，东部对外直接投资750亿美元，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88%，而中部和西部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分别为7%和5%。从我国内部各个省份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差异性非常突出（图2），其中，江西属于中部发展较慢的省份地区，占全国总量比不足1%。江西企业在“走出去”方面虽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但由于依然存在资金、投资信息、投资主体能力欠缺和龙头企业带动力不足等诸多制约瓶颈和发展瓶颈。江西“走出去”一直在全国排名较后，与东部地区省份差距较大。若江西能抓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努力扩大境外投资，提升对外投资的规模和档次，在条件成熟的沿线区域增加投资，必将加快江西企业集群式对外投资的步伐。基于我国ODI地区分布存在巨大差异，本文立足于地区差异视角研究江西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分析地区差异的分布特征和演变态势，并找出地区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根据分析结论，从境内投资主体的角度出发，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促进区域经济和境外投资协调有序发展。因此，本文具有较强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差异的地区构成分解1.测算方法及数据说明本文基于研究需要主要选取了Theil指数来衡量ODI来源区域差异的事实。由于泰尔指数具有把整体差异性分成组内与组间差异的特性，被广泛应用于区域整体差异以及区域间差异的实证研究，因此Theil指数不仅可以用来解释ODI来源区域差异变动的现状，而且对于差异来源可以进行区域内部和区域间的分解，从而较好刻画ODI来源区域差异的演变轨迹，此外，Theil指数公式中总存在同一类型指标的比值，可以消除量纲的影响，便于数据处理，同时Theil指数更容易分解。由于大部分文献中使用的ODI数据为来自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但公报中分地区ODI数据只有非金融类数据，因此本文根据数据可获得性选择使用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国际收支数据；GDP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2.我国ODI分布地区差距及分解根据上述公式计算1998~2014年中国ODI整体分布的Theil指数，从图3中可以看出，整体Theil指数呈下降趋势，但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波动阶段：①从1998年到2000年期间，呈现上升趋势，表明这段时期我国ODI的来源分布越来越不均衡；②2000年~2006年期间，Theil指数先小幅上升，随后下降，再呈上升趋势，至2006年达到峰值，说明2006年我国的ODI来源分布极其不均衡；③2006年~2014年期间，Theil指数期间虽有小幅上升，但总体呈下降趋势，这表明我国的ODI区域差异逐步呈缩小趋势。其次按照东、中、西三大区域对我国ODI的Theil指数来源分布的地区差距进行分解，结果如表1。结合表4，通过Theil指数分解发现，地区间差距呈现出波动下降趋势，1999~2000年地区间差距最大，地区间Theil指数达到0.53，表明极其不均衡状态，地区间普遍存在较严重的不均衡现象，在2001~2002年，表现出下降的趋势，2002下降至0.16，相比前一年降幅达54.2%；2003~2006年，地区间Theil指数呈现上涨趋势，2006年地区间Theil指数为0.42，同比上涨30%，地区间差距呈扩大趋势，但随后地区间差异指数总体表现为下降趋势，这表明随着“走出去”政策的实施，我国地区间的差异正逐步缩小。1998~2014年期间，东、中、西部地区区内差距整体波动较大，但呈现下降趋势。在东部地区内差距呈缩小趋势，但特殊年份波动幅度也很大；在中部地区内，Theil指数总体呈现出一种波动中下行的趋势，中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整体Theil指数偏小，说明中部地区内指数分布相对均衡；在西部地区Theil指数总体呈现出较小幅度的波动下降趋势，从表1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内Theil指数贡献率与东部和中部相比，西部地区Theil指数明显要小，西部地区内差距最小。

（二）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争论。目前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基于不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展开分析。从中国的ODI受到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企业技术水平、能源消耗情况、利用外资情况、进出口贸易、经济开放程度、劳动力成本等影响因素入手，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点与实践开展相关实证分析。本文从投资国角度出发，结合研究目的，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有效性，选取我国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并选取了2013年的17个经济变量，指标归类见表2。其中所有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统计数据整理而来。研究多变量问题时，变量个数太多就会增加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希望能够使得变量个数较少而得到的信息较多。在多数情形，变量之间是有一定的相关性，根据上述指标选择可以看出，本文选取的指标间都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因此当两个变量之间有一定相关关系时，可以解释为这两个变量反映此问题的信息有一定的重叠。而主成分分析是设法将原来变量重新组合成一组新的互相无关的几个综合变量，同时根据实际需要从中可以取出几个较少的综合变量尽可能多地反映原来变量信息的统计方法。基于以上优点，本文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问题。从表3可以看出，变量相关阵有四个最大特征根，分别为9.069、3.634、1.305和0.999，其累计贡献率达到了88，274%，解释了总方差的85%以上，因此前四个主成分提供了原始数据的足够信息。从表4可以看出，17个变量的因子共同度均在0.75以上，这表明因子提取效果很理想，所有的变量都很好地被四个主成分解释。由于经过因子变换的负荷矩阵的四个公因子得分区分度不大，所以要经过变换，表5是经过变换旋转因子负荷矩阵。从表5可以得出结论:第一主成分是包括经济发展、资源、经济开放度、制度因素在内的11个指标的综合反映，把第一成分命名为潜力因子。第二主成分在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地区技术市场交易额、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这3个指标上有较大载荷，命名为制度因子。第三主成分主要依赖于地区能源工业投资和人力资源存量这两个指标都是资源因素，因此可以命名为资源因子。第四主成分主要依赖于居民消费水平指数，该指标反映了各地区居民的消费水平，体现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实力，因此可以命名为实力因子。

三、基本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通过上述实证分析，结合综合评价结果，可以看出，综合得分为正说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上，得分为负说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下。从表9看出，综合得分为正的省市有9个，其中大于1的有3个，分别是广东、江苏、北京，都在东部地区；大于0小于1的省市有6个，分别是山东、浙江、上海、四川、河南和辽宁，其中东部地区4个，中部地区1个，西部地区1个。其余的22个省市的综合得分均为负，除了4个东部地区省市外，全部处于中西部地区，并且西部地区综合得分较低。为了更直观地描述我国三大经济区域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本文按照综合得分大小，将31个省市分为三类:第一类综合得分大于1，第二类综合得分小于1大于0，第三类综合得分为负。从表6可以看出，东、中、西部地区分布不均，有很大差异，同时验证了前文的泰尔指数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差异与地区间差异有关的结论。东部地区都占有一定份额，这说明了东部地区11个省市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水平差距很大，能够较好地解释前文得出东部地区内部差异较大的结论。分析江西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各项因素，从综合得分来看，全国排名第26位，只有资源因子排名尚前（排名第10），其余的潜力因子（排名第20）、制度因子（排名第29）和实力因子（排名第27）得分较低，这表明江西在经济发展、制度支持和经济开放程度各方面都缺乏明显优势，同时也表明在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因素的各个方面江西地区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提升空间。江西与我国其他地区相比：①江西的境外投资企业原本就起点晚，发展慢、投资领域虽不断扩大，但低技术特征明显，同时在经济发展、科技投入、经济开放度和制度支持方面都远不及发达东部城市，造成潜力因子排名较后；②江西属于传统农业大省，在工业和服务业方面跟不上上述地区省市发展速度，此外，虽然近年来江西对外直接投资地区逐渐表现出多元化，但投资地区单一，并且境外企业发展相对缓慢，投资资金多闲置以及投资主体综合实力欠佳，境外生存能力有待提高，这也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逆向溢出效应大大降低，不能较好地助推本省产业结构升级，使得制度因子得分排名较后。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第6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方式选择 综合分析框架 策略建议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走向海外，实施跨国经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大幅增加。200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8.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5％，2004年将达到70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145％，2005年达到140亿美元。不同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在资源投入、控制水平和风险承担上对企业要求各不相同，这不仅影响着企业对外投资的管理和控制，而且还影响企业自身投资的风险和绩效，因此选用合适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是确保企业海外经营成功的前提。国内已有学者对海外投资中各种对外投资方式的优劣（刘松涛，2004）、独资和合资的选择（尹建桥，2001）、对外投资的国际经验（陈浪南等，2005）等作了研究，但基于直接投资理论系统提出企业海外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甚少，也缺少选择对直接投资方式的建议。

本文从如何高效转移和利用企业优势的视角，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梳理，将影响企业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因素概括为：企业优势资源转移起点因素、转移终点的因素和企业战略因素。并据此提出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一个综合分析框架，最后应用这个分析框架就我国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和建议。

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从知识转移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说明企业所具有的特有技术、管理等优势如何有效转移到国外，与东道国的资源和能力结合，产生最大效益。早期的主要理论有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等的内部化理论，以及弗农的国际产品周期理论和区位理论。垄断优势理论主要强调企业拥有的特定的生产和过程专有技术，从而具有相对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这些优势生产和过程专有技术转移到海外，就能产生更多的经济收益。直接投资的内部化理论主要认为能使企业利用内部组织体系和信息传递网络能比市场以更低的成本发挥将企业专有的知识和技术优势转移到国外。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区位理论认为直接投资在那些适合企业知识和技术充分发挥作用的区位条件下，企业专有的技术和知识才能充分发挥作用。邓宁对上述三个理论进行了综合，提出了折衷范式，认为对直接投资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企业拥有特定知识和技术等无形资产，而且还要有特别适于企业特有技术和知识发挥作用的国家和地区的有利配套条件，而这二者的结合取决于企业转移和利用这些知识和技术的内部化能力。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企业所专有的技术和知识的性质，东道国的政策，所要转移知识的价值，企业转移的能力，东道国的配套资源和文化差异等因素。

从企业国际战略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总体市场战略和竞争战略的一部分，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战略防御、分散风险、提高企业形象或者协调战略行动，是为了避免竞争地位被削弱，而不是仅仅为了获取利润，或者是为了抢占一种有价值且有限的资源或生产要素，以防止其落入竞争者手中，或者是企业为了出于海外战略协调，加强各子公司之间的战略支持和协作。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企业的战略动机或者投资动机考虑。

综上所述，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概括见表1。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分析框架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按其海外企业的股权安排，可分为独资和合资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海外企业中的股份全部为母公司所有，后者是指海外企业股份为母公司与合作伙伴共同拥有。而按照海外企业的建立过程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并购和新建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母公司直接收购或者兼并国外已经存在的企业，将其纳入母公司的运营体系，后者是指企业通过在海外建立全新的企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并购相对新建，优点在于能快速进入市场，利用原有的供应、分销渠道，不确定性和风险比较小；缺点在于进入市场后整合难度大，短期内投入大，同时可能购买到企业不需要的资源，并可能受到东道国政府政策的限制。独资相对于合资优点在于控制程度高，企业技术扩散风险低，可能的投资收益高，但缺点在于投入资源多，投资风险大。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就是围绕如何将企业国内优势高效地转移到国外，实现其战略目标，让这些优势充分发挥其价值的过程。从企业优势跨国转移和利用这一视角，我们对上述从理论推演中得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来自优势转移起点的因素，如企业优势资源的性质和价值，企业的国际经验等；二是来自优势转移终点的因素，如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差异和配套资源等；三是企业海外战略，如企业海外投资战略，投资动机等。企业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就是这三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投资方式选择的综合分析框架，见图1。

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策略建议

从企业优势资源转移起点因素看

我国机械、纺织、轻工和家电等行业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应采用独资新建或合资新建方式。我国的机械、纺织、轻工、家电等在国内已经处于市场饱和，处在产业的成熟阶段，而且有比较成熟的技术，企业所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优势相对比较容易转移。如果当地政府对直接投资股权有所限制，则可采用合资新建模式投资。

对于以高技术和创新为特征的行业，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对以高技术和创新为主要特征的行业，发达国家资金、人才等配套实施方面比较齐全，具有技术上的优势，而且考虑到这些行业技术更新快，投资金额大，合资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并购可以节省进入时间，能比较迅速地获得新技术，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因此，我国企业以直接投资进入发达国家这些行业时应采用合资并购方式。

对拥有较多国际经验和实力的大企业，宜采用独资新建；而对缺乏国际经验的小企业，宜采用合资并购。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主，但中小民营企业表现日渐突出。我国对外投资的大企业往往拥有较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营销技能，具有较多国际经验，对国际市场比较了解，熟悉东道国投资环境，为了防止这些优势的扩散，需要较强的控制程度，应该采用独资新建为宜。而实力比较弱小的企业，缺乏国际经验，对国外经营环境比较陌生，宜采用合资并购的方式，以充分利用合作者在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从优势资源转移终点因素来看

东南亚国家和我国社会文化差异比较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很大，直接投资中，应采用独资新建方式。东南亚各国与我国有着相似的地理、人文环境，社会文化产差异比较小，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比较快，市场潜力比较大，对我国企业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能力有良好的吸收能力，具备相应的配套资源和环境支撑，投资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在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我国企业可采用独资新建的方式。

欧美各国，和我国社会文化及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都比较大，则在直接投资中，宜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对于欧美等西方国家，我国的直接投资总量比较少，一般是为了获得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应采取合资并购的方式进入。通过并购，企业可以直接获得所需的技术和知识资源，带动国内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升级。采用合资的形式，企业可以减少资源的投入，而且在企业运营中得到合作伙伴的帮助，以充分利用和转移这些技术和管理知识。

从企业海外投资战略看

为了获得全球资源，实行全球一体化战略，则直接投资应该采用独资新建方式；如果是为了实现当地化战略，则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如果企业投资的战略是为了获得全球的资源，则倾向于采用独资新建方式，加大母公司的控制程度，以获得全球的协调和资源最优配置，实现企业的全球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对于海外投资战略是为了寻求当地化战略，以快速有效地对当地需求变化等市场环境做出反应，则企业应该给当地企业充分的经营自，发展他们和当地供应商、顾客、政府等的关系网络，采用合资并购方式。

以获得海外资源为动机，应选用合资并购方式；以获得海外市场为动机，在趋于饱和的市场，应该选用合资并购，在成长潜力大的市场，应选用独资新建。如果是为了获得海外资源，则可采用合资并购。资源类型企业往往投资巨大，投资开发周期长，投资风险比较大，而我国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实力有限，所以不宜采用独资模式，合资可以使得企业和合资伙伴共担风险，从长期的互利关系中得到稳定的资源供给。如果企业投资的动机是为了获得海外市场，在那些潜力比较大的市场，采用新建模式；在需求趋于饱和的市场，则应采取并购的方式。

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本文从优势资源有效转移和利用这一视角的分析，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了一种观察的新角度，以后还可进一步拓展，比如可以应用这一框架对某一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进行具体的研究，另外，对投资方式选择的三大影响因素还可以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张一弛，欧怡.企业国际化的市场进入模式研究述评.经济科学，2001（4）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第7篇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投资发展阶段；直接投资效益

〔中图分类号〕F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2-0031-08

一、引言

自2013年中央正式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共建为抓手，打造新型国际合作模式以来，已主导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一系列专门的对外投资机构。对外投资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切入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从规模来看，我国企业近年来“走出去”步伐加快。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1231.2亿美元，首次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基本持平；另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2015），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居全球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中国香港。然而，从另一组数据中我们也看到了不同的情况。根据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BOP），2014年我国直接投资项下资产为804亿美元，负债为2891亿美元，即直接投资净流入2087亿美元。此外，根据BOP历史数据，近五年我国直接投资平均每年净流入高达近2000亿美元。这些数据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距离流入流出平衡仍有较大差距。

尽管我国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大手笔收购投资频繁见诸报端，但外界就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益情况却一直持怀疑态度。巨大的反差使我们难以判断对外直接投资的真实现状，而投资效益的真实水平将决定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否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认识则关系到能否以直接投资推动改善对外资产结构并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实施。因此，选取恰当的数据深入严谨地进行分析研究，正确判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和效益水平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并且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理论课题。

二、文献综述

对外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由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提出。他将一国的对外投资同经济发展阶段联系起来，通过观察67个国家1967-1975年人均净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人均GNP数据，发现两者的散点图呈U型分布，在此基础上他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以经济发展水平为标准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既无吸引外资的区位优势，也没有具备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跨国企业，基本没有对外直接投资流入流出；第二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有效需求开始形成一定规模，结合自然资源、劳动成本低等区位优势，直接投资开始流入，但流出仍然很少，对外直接投资净值为负且加速下滑；第三阶段经济进一步增长，部分行业具备了可与外资竞争的所有权优势，外资流入减少，但在高新技术行业外资优势仍然显著，对外投资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虽然整体看对外直接投资仍是净流入，但流出已开始迅速增长，净值出现拐点，负值逐渐减小；第四阶段经济发展至发达国家水平，开始全面参与全球竞争，进行全球化的产业和资源配置，对外直接投资流出超过流入，转为净流出国。〔1〕之后，邓宁又进一步提出了投资发展路径的第五阶段论，指出对于经济最发达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其对外投资将不再同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关联，而是由经济政策和周期等因素共同决定，流入和流出均规模巨大，净流出围绕零值上下波动。〔2〕

IDP理论被提出之后影响斐然，包括邓宁本人在内的众多学者通过理论分析、实证研究等方法从不同角度对这一理论进行了不断的修正、扩展和检验。日本经济学家小泽（Ozawa，1996）在行业层面提出了中观IDP理论，指出宏观经济层面的对外投资U型曲线可视为中观行业层面U型曲线的包络线〔3〕；邓宁等（Dunning、Kim、Lin，2001）将贸易发展路径理论（TDP）和IDP理论进行比较分析，指出两种路径具有相似之处〔4〕；海亚姆等（Kayam、Hisarciklilar，2009）运用非线性波动函数通过OECD国家的数据对IDP理论进行了再检验。〔5〕在实证检验方面，大部分的研究支持了IDP理论的结论，如邓宁等（Dunning、Kim、Lin，2001）对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6〕，巴瑞等（Barry、Gorg、Mcdowell，2001）对爱尔兰的研究〔7〕，卡斯特罗（Castro，2004）对葡萄牙的研究〔8〕，格瑞尼亚等（Gorynia、Nowak、Wolniak，2007）对波兰的研究。〔9〕

国内学者近些年也开始运用对外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开展研究。江小涓和杜玲（2001、2002）较早对该理论进行了系统介绍。〔10〕高敏雪和李颖俊（2004）通过建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种短面板模型对IDP理论进行验证，并根据结果就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分析。〔11〕邱立成和于李娜（2005）以二次函数模型对中国的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处于倒U型曲线的右半段。〔12〕李辉（2007）则以二次和五次函数模型分别验证了IDP理论对我国的适用性，同时建立多国面板模型ξ夜未来对外投资规模进行了预测。〔13〕黄武俊和燕安（2010）通过对存量/流量、二次/五次函数进行分别组合构建了四种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投资发展路径已经出现拐点，进入第三阶段，并将中国同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墨西哥进行了国际比较。〔14〕薛求知和朱吉庆（2007）、林季红和胡雯婷（2011）根据邓宁的划分标准认为我国对外投资发展阶段滞后于经济发展〔15〕，而朱华（2012）、彭刚和苑生龙（2013）则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在2006年测算的阶段划分标准判断我国对外投资阶段实际上是超前于经济发展的。〔16〕

从现有文献看，国内研究主要通过应用IDP理论，结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特点进行经验分析，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判断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阶段，并据此预测发展前景和趋势。但正如闫实强（2012）所指出的，国内文献在IDP理论的应用方面普遍存在一些问题，譬如刻板参考邓宁在1981年划分的阶段标准而没有考虑时展的影响。〔17〕在研究数据的选取方面，虽然部分学者如高敏雪和李颖俊（2004）、邱立成和于李娜（2005）注意了数据来源不同可能对分析结果造成影响的问题，但迄今没有文献对这点进行深入分析和谨慎选择，大多数文献只是直接选取UNCTAD数据。鉴于上述缺陷的存在，现有文献所得结论值得商榷。同时，现有文献的模型也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对创新模型的研究和应用较少。本文将弥补这几方面的不足。

另一方面，目前针对对外投资收益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大部分论文并没有将直接投资作为专门研究对象进行分析，仅有的文献也显得缺乏较为权威的分析方法和工具。而本文所采用的综合收益率将考虑存量估值效应因素。这一概念最早由丁志杰和谢峰（2014）提出，指由于货币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动所造成的对外资产负债存量的价值变化。〔18〕其他学者对这一现象也做了相似定义，如肖立晟和陈思（2013）将其称为金融调整渠道，认为本质上是一国外部资产和负债随着汇率和资产价格随机波动而变化的机制。〔19〕然而，两者均是在对外资产负债整体层面解释这一概念，前者侧重于美元货币特权和美国表外收益，后者主要从我国国际收支和外部失衡角度进行分析。管涛（2015）将其解释为非交易因素所导致的价值调整，并首次根据IIP分类资产进行了计算。〔20〕王春英和周济（2015）则对这一现象背后涉及的统计方法和变更等内涵进行了解读〔21〕，但都没有对IIP和BOP数据进行更深入的剖析。本文将通过整合过去10年的IIP分类资产数据，就直接投资的效益水平与其他对外投资方式下的效益进行对比分析。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判断

1.基于BOP数据的经验分析

由于巨大的数据差异，现有文献的结论可信度不足，而统计部门一直没有对相关口径的差别进行权威解读，因此需要首先结合实际情况对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中国对外投资统计数据的权威来源为商务部和外汇管理局。①这一方面需要首先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国际收支平衡表编制原则与指标说明》等相关统计制度和数据诠释文件，而从数据源看，商务部的数据来自投资企业的报送资料，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来源除商务部统计数据之外，还包括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交易统计、国际交易报告系统、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年检数据等；从统计方法看，商务部主要采用月度和年度报表逐级汇总报送的方式，而外汇管理局还包括了全数调查、抽样调查等，并对各来源的报送数据进行了系统评估和校验，核查数据质量；从统计口径看，商务部数据仅包括资金投资，而外汇管理局数据还包括了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投资，口径更广。②因此本文认为外汇管理局的数据在质量上更好，并且口径也更符合对外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的内涵意义。另一方面，虽然在国际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被众多文献认为是最优的对外投资统计数据来源，但在做具体数据对比时发现，在UNCTAD数据库中我国的数据和商务部的数据是基本相吻合的，因此推断UNCTAD公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的报送。基于上述对商务部数据的分析，我们认为直接采用UNCTAD数据分析我国情况并不恰当。进一步的，通过将UNCTAD对外投资数据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各国国际收支平衡表（BOP）中的直接投资项作对比，我们发现除中国外其他大部分国家的数据相差很小，这意味着以BOP数据为准进行研究具有一致性和可行性。因此，我们认为以外汇管理局公布的BOP数据③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更具有说服力。

我们这里借鉴二次和五次函数实证模型（I和II）进行分析。根据纳鲁拉（Narula，1996）的观点，采用对外直接投资净存量数据可以避免可能的短期冲击所导致的异常波动，相比流量数据效果会更好。④但考虑到直接采用对外投资头寸表（IIP）的存量数据会使结果受到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动带来的存量估值效应影响，本文选取UNCTAD公布的1981年我国对外投资净存量作为基期〔22〕，通过累加外汇管理局公布的1982-2014年BOP数据所代表的对外直接投资净流量，以获取1981-2014年对外投资净存量数据。

模型中PNOI和PGDP分别代表人均对外直接投资净存量和人均GDP，历年人口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我们使用STATA软件分别进行估计，结果如下：

从回归结果来看，模型I和II中的高次项系数β2均为正，并且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我国实际情况符合IDP理论模型预测。对比来看，虽然两者的拟合优度及调整后的拟合优度都比较理想，但模型I略好于模型II，说明我国在样本区间内初始阶段便呈现人均净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下降快于人均GDP增长的特征。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我国自1978年之后才逐渐对外资开放，之前的金融压抑使得外资在开放伊始便集中涌入，从而跨过了IDP理论所描述的初期外国直接投资缓慢增长阶段。图1是我国PGDP和PNOI的散点图及模型I拟合的回归线。以模型I估算，我国人均对外直接投资净存量将在人均GDP为13647美元时达到最低点，而2014年我国人均GDP达7351美元，因此判断目前我国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拐点仍有一定差距。虽然我国人均GDP在近几十年保持了每五年翻1番的高速增长，但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这一增速不具备可持续性，估计需7-10年才能达到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阶段。

2.对外投资阶段的划分标准：2014年数据

对外投资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需要及r更新。自邓宁在1981年的论文中首次提出对外投资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之后，众多文献在使用IDP理论进行实证分析时直接套用了这一标准。显然，这一标准只有在研究样本的时期相近时才具备参考价值。虽然UNCTAD在2006年对这一标准进行了更新，也有部分文献加以引用，但距今又过去了10年，继续用于判断当前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阶段欠缺说服力。此外，需要注意的是，邓宁在划分标准时使用的是流量数据，而UNCTAD使用的是存量数据，以IDP理论描述五阶段曲线，在数据一致情况下使用存量数据划分的阶段标准必然高于流量数据，这也是现有文献在应用此标准进行分析时容易忽略的问题之一。

本文以UNCTAD数据库为基础，利用175个经济体2014年最新数据就对外投资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进行了重新划分。如图2所示①，各阶段人均GDP划分节点大致为6000、15000、30000、50000美元。对比UNCTAD在2006年重新划分后的标准，此标准已大幅提升。2014年我国人均GDP为7351美元，按这一标准，处于对外投资路径的第二阶段；同时，2014年我国人均NOI为-1501.7美元，从图中来看也符合第二阶段国家的取值范畴。这一结果支持我们通过模型I的判断，同时根据模型I估算的我国第二、三阶段拐点为13647美元的结果也基本符合来自全球数据得出的最新标准。

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阶段的再检验：波动函数模型

在现有文献中，传统线性模型虽然能够较好地检验对外投资发展早期阶段的特征，但无法完全反映完整的五阶段特点；同时，线性模型所估计的变量系数不具有经济意义，无法直观反映各国发展路径的特异性。为此，海亚姆等（Kayam、Hisarciklilar，2009）创造性地提出了波动函数模型〔23〕，其基本形式为

该非线性方程组含有三个方程、三个未知数，没有解析解，因此需要通过数值迭代法求解。本文采用Eviews8软件进行估计，数据样本同上一节传统模型，结果如表2。

从回归结果来看，模型Ⅳ在样本区间内具有较好拟合优度，并且结论基本同传统模型一致。h为正、A为负验证了我国符合对外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的预测并处于早期阶段，而根据相位值2π/v可计算出我国对外投资发展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拐点在11140美元，这一点也同传统模型基本一致。结合我国2014年人均GDP可以判断我国仍处于对外投资发展的第二阶段，但是，回归结果显著性不强，A和v的P值均接近0.1，其可能的原因在于样本数据容量不足；而h的P值约为0.7，这意味着波动函数的扩散性影响很小（h趋近于0），指数项趋近于1。

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益水平对比

1.存量估值效应视角下的对外投资综合收益

从整体看，对外直接投资属于对外投资的一种形式，一国的对外投资活动主要从国际投资头寸表（IIP）和国际收支平衡表（BOP）得以体现。其中，IIP反映存量，体现在资产方； BOP反映流量，体现在金融账户资产项。从表面看，BOP中经常账户项下的投资收益贷方直接反映了当期一国对外投资的总收益，因此一般被作为考察国家对外投资收益状况的直观指标。但实际上该项指标并未完全反映一国对外投资收益的全部情况。一般而言，投资收益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投资产生的资产利息，包括股本分红、债券利息等；一部分是资产的市场公允价格变动所产生的潜在收益，一旦出售即可确认为实际收益，即资本利得。整体看一国对外投资，前者可以通过BOP中的投资收益项反映，后者则无法直接读取，需要我们自行计算。根据国际收支手册，BOP仅统计当期发生的投资活动，不记录存量资产价值变动，但这一变动会在IIP中得到体现。也就是说，IIP中对外资产相邻两期存量的差额减去对应当期的BOP流量，即资产价格变动所带来的损益为存量估值效应。

理论上，对外资产的存量估值效应由货币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动造成，因此从本质上看，存量估值效应不是简单的价值调整，而是一国对外资产收益的一部分。但在以往实际分析中，往往被人所忽视：在考察我国对外投资收益时只关注BOP中投资收益的显性流量，忽视存量估值效应所代表的隐性资本利得。从资产综合收益率角度看，一国对外资产收益率

其中gt代表资产利息，Gt代表资本利得。如果仅计算利息收益率r，则2014年我国对外资产收益率为2.95%，但从对外资产综合收益率R看，仅为1.56%。此外，从表3可知，从利息收益率角度看，我国对外资产10年间平均收益率为3.27%，并且相对平稳；但从综合收益率角度看，10年间平均收益率为4.08%，略高于利息收益率，但波动较大，有的年份甚至为负值。

2.对外直接投资效益比较

从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IIP来看，根据投资工具和方式不同，对外资产可划分为直接投资、证券投资、金融衍生工具、其他投资和储备资产，其中其他投资包括其他股权、货币和存款、贷款、保险和养老金、贸易信贷、其他应收款。如果不考虑储备资产，其余各项可视为我国非政府部门对外投资的主要形式。为计算分类资产的综合收益率，需要分别计算各类资产利息和存量估值变动，由于我国BOP中投资收益项下并未细分不同资产种类，无法计算各类资产的综合收益率，只能单独考察各类资产存量估值效应，即资本利得收益率（见表4）。

由表4可知，如果只考虑资本利得收益，从近10年对外资产分类资本利得的平均收益率看，直接投资平均收益率为7.37%，高于对外总资产的平均综合收益率，并且最为平稳；其他应收款虽然平均收益率很高，但主要是由于2006年收益率高达115.23%所致，而且波动很大；证券投资、货币、存款和贷款的波动不大，但收益率显著低于直接投资；贸易信贷由于期限较短，基本不受资产价格波动影响，因而资本利得收益为零。由此可见，单从资本利得收益率角度看，在各对外投资方式中直接投资效益最好，不论是收益率还是稳定性均优于其他资产。此外，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运作看，一方面我国在考察期内针对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实行逐笔审批制度，众多企业在通过审批将资金投向境外后，倾向于将收益及回收投资所得资金留在境外，从而在继续投资境外资产时能够规避海外投资审批环节；另一方面出于避税考虑，企业也倾向于通过设立海外特殊目的公司等投资架构隐瞒对外直接投资的资产增值情况。这显然会造成我们对于对外直接投资收益水平的低估，但也从侧面印证了对外直接投资相比其他投资方式具有更好效益的判断。

五、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当前仍处于发展的第二阶段，距离第三阶段的拐点尚有一定距离，但直接投资的良好效益为其长期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从发展阶段看，我国即将迎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期，需要重视与发达国家之间仍有较大差距的现实问题，谨慎对待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潜在的问题，尊重市场、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从投资能力、战略规划、制度建设、配套体系等多方面加以提高，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发展。

1.提高投资能力，注重人才培养

对外直接投资的本质是投资行为，而企业投资最根本的目的是获取投资收益。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发展很快，但仍处于对外投资发展的第二阶段，在面临复杂多变的外部投资对象、环境、法律、制度时，易于暴露经验不足的问题，从而导致投资失败甚至造成重大投资损失。另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由大型国有企业发起，国有金融机构在支持“走出去”过程中也扮演了积极角色，这些机构的投资和运作均带有一定的政治性，有可能会因此导致对市场考量不足。

对此我们应意识到自身在对外直接投资能力方面的差距，通过积极学习、谨慎行动弥补经验的不足，争取在发展过程中少走弯路。作为投资主体的跨国企业，应理性投资，减少“拍脑袋”决策，避免跟风和“大干快上”思想；重视投资风险，除了传统的国内投资所应考虑的因素之外，尤其要注意包括地缘政治、跨境清算、收付汇率等对外投资所特有的风险；尊重投资东道国的利益和文化，加强与投资东道国政府部门的沟通，遵守国际和当地相关的法律法规，树立良好的投资者形象。此外，企业投资能力的高低取决于是否拥有大量高水平对外投资专业人才，因此企业投资能力提升的关键是投资人才的培养。现阶段可以通过从一流国际投行引入外部专业人才、聘请专业顾问等方式，学习投资技术、建立科学的投资模式；同时，应注重从企业内部培养，通过“干中学”逐步积累投资经验，加快形成企业自己的对外投资专业人才队伍，切实扩大人才规模，提升人才素质。

2.推动产业转移，实现互利共赢

对外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并不只是简单的对外直接投资净值同GDP之间的宏观数据联系，更重要的是这一理论阐述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揭示了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将通过投资进行产业转移的原理。从我国实践看，庞大的劳动力红利在改革开放初期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了大量外资，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和空间，这也符合对外投资发展第二阶段的特征。然而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以往具备国际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逐渐丧失人力成本优势，不仅外资流出，产业自身也面临持续发展困境。如果按照IDP理论，在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发展过程中，这些产业可以通过对外投资转移出去，对国内而言，能减轻供给侧过剩产能的压力，帮助政府轻装上阵，推动经济结构性改革、加速产业升级；对产业承接国而言，则可充分利用我国多年积累起来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获取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机遇，加速发展历程。这种产业转移是国际经济发展史上的常态，是投资国与承接国双方互利共赢的良好合作模式，并且我国作为承接国的成功实践就是最好的案例。然而从目前对外投资实践看，根据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按国民经济行业划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排前三位的分别为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三者存量均达千亿美元以上。①考虑到行业特点，这三个行业都不是我国具备明显比较优势的行业，其投资动因更多是战略层面的考虑，相比之下，制造业、建筑业等对外投资活动并不充分，说明我国在产业转移方面仍有巨大投资空间，也是有关部门应当进一步加以政策引导和支持的方向。

3.应对外部挑战，参与规则制定

虽然从人均水平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初级A段，但从投资总量看已居各国前列，并且仍在高速增长。这一趋势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在当前全球各国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大环境下，部分国家甚至发出了不友善信号，有的则直接调整相关政策，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和监管。这其中部分原因与我国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对外投资者结构有关。根据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比为53.6%，超过一半，而如果加上国有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等，远超这一比例。面对这一局面，投资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应积极应对，主动与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审查沟通，保持信息通畅，并注重舆论引导。同时，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应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当前，国际上并不存在统一的跨境投资规则，现有较为公认的规则主要依附于WTO贸易协议中的相关投资条款，缺乏跨境投资方面的专门协议。考虑到规则制定者的先行优势，以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经济综合实力的日益增长，我国有能力也理应在国际投资规则制定中获取更多的话语权，在全球投资协议谈判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从规则设计层面保障我国对外投资的权益。

4.加强政策支持，建设配套体系

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不仅需要企业努力进取，更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配套体系完善。在对外直接投资实务中，政府政策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涉及企业对外投资的各个环节。在管理方面，商务部、外汇管理局等各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协调，提高工作效率，改变管理观念，树立服务意识；在融资方面，应鼓励金融机构更多地参与企业“走出去”的进程，通过银团贷款、夹层融资乃至作为财务投资人进行股权出资等多种方式满足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的资金需求；在税务方面，政府应积极推动与各主要投资东道国进行双边税收协定谈判，避免本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遭受双重征税，并争取更优惠的税收待遇。同时，对外投资离不开配套体系的支持，包括跨境资金清算、涉外法律审核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虽然规模增长迅速，但法律、审计等配套服务行业的专业性尚未得到国际投资行业广泛认可，在实践中有许多环节只能寻求外部服务。这一现状不利于我国企业降低投资成本，同时在投资过程中也易于受到更多掣肘。因此，相关行业需要加速同国际接轨，提升专业水准，赢取国际承认，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争取在标准和专业上的话语权，从长远角度保障我国对外投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Dunning，J.H.， 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Countries： Towards a Dynamic or Development Approach，WeltwirtschaftlichesArchiv， 1981，Vol.119：30-64.

〔2〕Dunning，J.H.，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ycle and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M〕//Khushi M. Khan， eds. Multinationals of the South： New Actors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Hanburg： German Overseas Institute，1986：15-47.

〔3〕Terutomo Ozawa， The MacroIDP， MesoIDPs and th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ath （TDP）〔M〕//J.H. Dunning， R. Narula， e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s： Catalysts for Economic Restructur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6：42-73.

〔4〕〔6〕Dunning， J.H. and Kim， CS and Lin， JD， Incorporating Trade into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A Case Study of Korea and Taiwan〔J〕.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2001，29（2）.

〔5〕〔23〕S.S. Kayam， M. Hisarciklilar， Revisiting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IDP）： A nonlinear fluctuation approach〔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 Quantitative Studies，2009，9（2）.

〔7〕Frank Barry， Holger Gorg，Andrew Mcdowell，Outward FDI and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of a Lateindustrializing Economy： Evidence from Ireland〔J〕.Regional Studies，2001，37（4）：341-349.

〔8〕 F.B.Castr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 Late Industrializing Country： The Portuguese IDP Revisited〔J〕.Fep Working Paper， 2004（147）.

〔9〕 Marian Gorynia， Jan Nowak， Radoslaw Wolniak. Poland and Its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J〕.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2007，45（2）： 52-74.

〔10〕江小涓，杜玲.外跨国投资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J〕.世界经济，2001（6）；江小涓，杜玲.对外投资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J〕.经济研究参考，2002（73）.

〔11〕高敏雪，李颖俊.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分析――国际经验与中国现状的探讨〔J〕.管理世界，2004（1）.

〔12〕邱立成，于李娜.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J〕.南开学报，2005（2）.

〔13〕李辉.经济增长与对外投资大国地位的形成〔J〕.经济研究，2007（2）.

〔14〕黄武俊，燕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实证检验和国际比较〔J〕.国际商务，2010（1）.

〔15〕薛求知，朱吉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7（2）；林季红，胡雯婷.中国国际投资发展阶段研究〔J〕.厦门大学学报，2011（2）.

〔16〕朱华.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与中国FDI发展阶段定位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2（5）；彭刚，苑生龙.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周期定位与总体模型――人均样本下的中国特征及国际比较〔J〕.经济学动态，2013（2）.

〔17〕闫实强.浅析部分文献关于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表述与应用的谬误〔J〕.亚太经济，2012（5）.

〔18〕丁志杰，谢峰.美元过度特权、经济暗物质与全球治理变革〔J〕.国际金融研究，2014（11）.

〔19〕肖立晟，陈思.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失衡与金融调整渠道〔J〕.经济研究，2013（7）.

〔20〕管涛.对外净资产缩水≠跨境资本交易损失〔EB/OL〕.http：//.cn/plus/view.php？aid=10399，2015-12-03.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第8篇

投资环境(Investmentclimate)指投资对象在进行投资时所面临的、影响投资行为的自然、经济、科技、管理、社会、法规和政治的各种条件和因素的总称。实际上，投资环境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非常丰富的系统。它包含了对投资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区域范围内的地理区位、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原材料供应、市场化程度、竞争状况、人力资源、信息渠道、资金融通、纳税负担、社会服务、经济政策、法律法规、社会秩序、政治形势等这些有利或不利的条件与因素涵盖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法律、自然地理、基础设施、信息、服务以及政策等方方面面。良好的投资环境是一个国家和区域吸引外资的强大“磁场”。因此，自从世界各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利用各种指标对其投资环境的优劣和吸引投资者的力度进行评估、监测以来，采用评估指标及评估方法进行投资环境评价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和区域吸引资金流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建国5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速度之快，成就之高，有目共睹。进入新世纪，中国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增长，通货膨胀率较低，货币坚挺，外债结构合理，国际收支平衡有余，进口类关税不断降低，投资环境不断改善，最近中国已经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加上国家已经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将更进一步促使投资环境的改善，中国可望成为世界各国投资者青睐的比较理想的投资场所。

中国及其大陆31个省级区域（注：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除得益于国家稳定的改革开放政策、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的要素禀赋、制度变迁、技术条件、产业结构、市场环境、法律法规外，还与良好的投资环境、投资效果、外部国际大环境等因素关联密切。面对新世纪和新一轮的全球资源重组，研究如何构建衡量投资环境优劣及其吸引力大小的指标体系，并研究如何选择适当的方法对投资环境进行定量评估，为我国及各个区域评价投资环境质量的好坏、吸引力的大小，及为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制订和决策的实施，提供一个科学有效的定量化的参考依据，意义非同寻常。

国外关于通过统计指标或建立指标体系评价投资环境优劣方法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这些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投资冷热图法（冷热图法）、投资环境评分法（等级尺度法）、道氏评估法、关键因素评估法、相似度法、国家风险评级法、综合评判法和多因素分析评估法等。中国关于投资环境评价的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对大陆各个省市区的投资环境的分析评价，不少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主要归功于统计资料的逐步健全和分析工具及技术的支撑。王慧炯、闵建蜀[1]采用关键因素评估法（又叫体制评估法，专门为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设计）主要从体制的角度按照降低成本、发展当地市场、获得原料供应、分散投资风险、追逐竞争者、获得当地生产和管理技术等6种投资动机出发，选择若干关键因素，并采用多因素评估法计算总分来评价投资环境；鲁明泓[2][3]先后分别选择了11项和10项指标对中国大陆29个省市区（不包括）和45个主要城市的投资环境作了综合分析和评估；郭信昌[4]、张敦富[5]等人也对中国的投资环境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描述、分析和评价。不可否认，上述研究对中国区域投资环境的研究作了较大贡献，但也有不少不足之处：或者单从宏观方面来阐述，对中国区域投资环境考查与定量评估做的还不够；或者只分析硬环境而忽视软环境；或者选择的因素指标虽然包括了投资环境的几个方面，但其使用的统计资料相对单一，而且总量指标（绝对）指标过多而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嫌少，未能全面地涵盖投资环境的方方面面，因而分析方法虽然比较科学，但结论却前后相差太大，使得这些评估结果未能科学而准确地衡量和反映中国各个区域投资环境的实际情况，有些结论也与人们通常的看法相差较大，令人难以接受或让人信服。为什么这些研究的结论差别如此大呢？笔者认为关于中国投资环境的分析研究，主要的缺陷和不足之处在于，以往研究选择的指标太少，更没有能建立一个科学的评价指标系统，从而致使在指标体系选择方面有一个共同缺点，即没有或很少涉及各个评价指标之间的关联性和协调性，定性打分代替定量指标过多，把也排除在分析和评估之外。另外，评价方法也显得较为单一。

然而时过境迁，中国及各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了较大的变化，随着由传统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换，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要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头十年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国际贸易（包括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深化，贸易关税的降低，WTO已经顺利加入，我国整体及大陆各个区域的投资环境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且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但也面临着不少挑战。因此，笔者以为很有必要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一个更为全面、科学的评估指标系统，并研究更为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以便在新世纪和新环境背景下，对中国各区域之投资环境状况的优劣进行全面、科学而准确的度量和评价，揭示各个区域投资环境实际水平的优劣和吸引外商投资的能力，以期给国家、各个区域及各级部门一个比较清晰和科学正确的认识，并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二、投资环境评估指标系统的构建原则

对一个区域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估分析，指标选择与指标系统的构建非常重要，它直接关系到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客观性、准确性与可靠性，关系到能否为决策部门提供一个量化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据。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及各个地区的区情，根据目前国内外投资理论与影响我国及各个地区投资的因素，按照系统论的思想，为了便于支撑投资评估研究方法，并科学、客观、公正、全面地反映区域投资环境的状况和衡量区域投资环境质量优劣及水平的高低，在研究、选取和构建评估指标系统时，笔者以为应该遵循和贯彻以下原则：

1.全面性：投资环境系统是由多因素构成的多层次的组织系统，同时又受到系统内外众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投资环境指标系统具有范围广、信息量大的特点，要求我们在遴选指标时必须尽量全面、完整地选择各级各类的指标，要使得投资硬环境和软环境指标，总量指标、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相结合。这样做的目的是尽量从各个侧面、各个层次去揭示、描述和反映投资环境系统的整体状况的优劣程度，去衡量投资环境水平的高低和质量的好坏，以免遗漏某些重要的信息，造成片面性，从而导致评估结果的非科学性。

2.简洁性：如前所述，选择投资环境指标系统要遵循全面性的原则，但这并不是说选择指标时必须面面俱到、重复、繁琐。相反，指标的遴选和设置需要考虑典型性和代表性，尽量使含义相同或相关性较大的指标不被选入，用尽可能少但信息量尽可能大的指标去反映多方面的问题，把全面性和简洁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以避免重复、繁琐而造成评估时的多重共线或序列相关。

3.科学性：投资环境系统中的每一个指标都应具有确定的、科学的深刻内涵。指标系统的建立应该根据投资环境本身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依据投资环境评价理论和统计指标系统建立的科学理论和原则，选择含义准确、便于理解、易于合成计算及分析的具体、可靠和实用的指标，以客观、公正、全面、科学地反映区域投资环境的本质和规律性。

4.系统性：投资环境系统是一个由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指标和指标系统并不是一个静止和绝对概念，而是一个相对的、不断动态发展变化的概念。因此，在选择和确定具体指标来构建指标系统时，要综合考虑投资环境的整体性、动态性和系统性，既要选择反映和衡量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发展状况的指标，又要包含反映各个系统相互协调以及系统外部的环境指标（如政策变量等）；既要有反映和描述投资环境系统状况的静态指标，又要有反映和衡量系统质量改善和素质提高的动态指标。同时，还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点的变化和实际情况的不同，指标系统能够适应动态发展变化的需要而进行相应的适当调整。

5.可比性：指标系统的构建应该通过借鉴和吸取国内外的研究经验和成果，便于国内各个地区对比，又能经过适当的调整而方便国际比较，同时又可以进行动态对比。这就要求在选择指标时，必须考虑到指标的历史延续性，同时考虑支撑分析和预测的可能性。因此，为了加强各个区域投资环境的可比性，必须准确地分析和研究统计资料及其含义，参考统计年鉴和其他相关年鉴及文献，选用范围和口径相对一致的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同时也选用一些总量指标，一方面可以确保因素变量不会因为经济规模、人口多寡或面积大小等因素的影响而使分析结果产生偏差，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指标体系的综合性和关联性。

6.可操作性：投资环境系统评估指标应该具有实用性和可行性，指标数据的选择、获得、计算或换算，必须立足于现有统计年鉴或文献资料，至少容易获得、计算或换算，并采取国际认可或国内通行的统计口径，指标的含义必须十分明确，便于有效地进行定量的分析和评估。

三、投资环境评估指标系统的构建

投资环境系统是一个以创造良好的投资场所，吸引外商直接或间接投资为中心目标的非常复杂的开放系统。而衡量投资环境好坏的指标系统则是描述该系统中各个子系统发展变化的状况，衡量其质量优劣和发展水平高低的。它应该具有所有系统的结构性、层次性、相关性、整体性、动态适应性等特征。也就是说，投资环境系统具有一般系统的所有特征，即同样是一个由系统之下的子系统、子系统之下的更低层次的子子系统，以及最低层次元素（要素或因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按照系统论的思想，依据构建投资环境指标系统全面、简洁、科学、系统、可比、可操作等原则，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为实践、为决策服务的初衷，在参考、学习和吸收以往的研究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及大陆31个区域的具体区情，考虑到指标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交叉、制约以及协调促进的辩证关系，经过反复筛选和相关研究后选择了与投资环境密切相关、代表性大的38项指标，建立了评价中国区域投资环境的指标系统，如表1所示。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构建的区域投资环境评估指标体系是建立在坚实的统计资料基础之上，也就是说，统计指标系统所涉及的数据可以在我国现有最权威的《中国统计年鉴》上直接或间接（通过简单换算）获取，只有极少量数据需要从其它统计年鉴或文献上取得。

表1显示，投资环境指标系统可分为投资环境总目标、投资环境目标层、投资环境次级目标层和具体指标层四个层次。投资环境目标层系统涵盖了经济环境、市场环境、科技管理环境、资源环境、文化教育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和社会服务环境等7大子系统，分别从24个次级目标层，即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经济政策、经济体制、通货膨胀、金融环境、市场规模、分销网点、市场化程度、科技水平、管理水平、技术创新能力、生产要素资源、自然地理环境、人力资源、文化素质、知识环境、交通状况、信息化程度、投资水平、生活质量、医疗卫生条件、社会服务水平、治安状况等25个方面的38项统计指标构成的具体指标层来描述和度量中国及各个区域投资环境的优劣。需要说明的是，这四个层次系统相互依存又互相独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共同构成中国区域投资环境的评估指标系统；而且一个具体指标虽然不一定属于某一子系统，但它可描述一个子系统的某一方面，又能反映另一子系统的其它方面。因此，本文对重要的变量指标（如经济发展、投资、人口素质、市场化和生活质量等），选择了多项指标，以体现投资环境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交叉、影响、制约的辩证关系；而且，所有的指标，按照功能分为描述性、解释性指标（以基础指标为主）的评价、监测和预警性的评价性指标（以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为主）。这样作的目的就是期望从各个侧面、各个角度，来全面、准确、科学地刻画、描述、度量各个区域的投资环境质量的优劣和发展水平的高低。

四、投资环境评估方法的选择

在投资环境指标系统建立以后，以之作为支撑，选择适当的方法进行综合分析评判和区域差异划分。如引言所述，目前国内外已有多种评估方法可供选择，如投资冷热图法（冷热图法）、投资环境评分法（等级尺度法）、道氏评估法、关键因素评估法、相似度法、国家风险评级法、综合评判法和多因素评估法等。笔者认为，目前比较成熟可供选择的投资环境评估方法有（专家）综合评分法、层次分析法、因子（素）分析法、灰色关联法、信息熵法、聚类分析法等。这些方法各具特色，有定性的主观赋权法（如综合评分法），也有定量的客观评估法（因子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法）。在实际的研究中，仅用单一方法去评估投资环境的优劣，其结果并不一定科学、可靠，也难以令人信服。科学可行的做法是同时选用多种方法，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多种定量方法相结合（如因子分析法与聚类分析法），相互配合，取长补短，从各个角度各个侧面对投资环境进行综合分析、组合评价与区域差异划分（如聚类分析）。

本文的思路也正基于此。即通过上述构建的投资环境评估指标系统，参考《中国统计年鉴》及其它各种统计年鉴和文献资料，建立投资环境评估数据库，选择恰当的评估方法如因子分析法、综合评分法进行组合式的综合集成评价，对各种结果进行几何平均、简单加权平均（或采用其他可行方法）得到一个综合值，然后再利用评估指标体系和数据库采用聚类分析法等方法进行类型差异划分和发展水平的阶段性划分，从而对各个区域之投资环境状况重新进行全面、科学而准确的研究，以便相互验证。如果多种方法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且互相补充，则证明综合评价结果科学可靠，可以揭示和反映各个区域投资环境吸引外商投资的能力大小、投资环境实际水平的高低和区域差异程度的大小，并使综合评判结果更具说服力和解释力，实现对客观投资环境现实的科学认识。

【参考文献】

[1]王慧炯，闵建罗.中国的投资环境[M].京港学术交流中心出版社.1987.

[2]鲁明泓.中国不同地区投资环境的评估与比较[J].经济研究，1994(2).

[3]鲁明泓.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投资环境的评估[J].经济研究，1997(12).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第9篇

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跨国购并;市场结构

中图分类号:12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7-0184-02

一､跨国购并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影响文献综述

跨国购并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影响的理论研究建立在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影响的理论研究基础之上,本文先综述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影响的文献,再综述跨国购并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影响的文献｡

(一)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影响文献综述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可以将这些研究分两类｡第一类从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出发,侧重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第二类则是从投资国和东道国的各项因素出发来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影响,投资国与东道国的各项因素是重点｡

虽然第一类研究从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出发,如市场集中､产品差异程度和进入壁垒等,侧重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但市场集中成为探讨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影响的中心,另两种因素的分析也有涉及｡

张纪康认为跨国公司FDI及其市场结构效应的基础是拥有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垄断优势;FDI和市场集中的因果关系而言,在发达国家,集中度是因,FDI是果,在发展中国家,恰好相反,但会因发展水平不同,作用表现不一(张纪康,1999)｡在张纪康的分析中,市场集中效应是中心｡岳中刚分析我国零售产业的市场集中度得出的结论为:跨国零售商大规模进入中国零售市场,我国零售产业的整体集中趋势非常明显(岳中刚,2005)｡

关于进入壁垒,斯蒂格勒认为,进入壁垒是每一产量或部分产量中,必须由寻求进入的厂商承受而已有厂商不必承担的生产成本(Stigler,1968)｡德姆塞兹将进入壁垒的存在与政府的行为､实力联系起来(Demsets,1982)｡此外,德姆塞兹还提出“所有权进入壁垒”的概念｡姜德波将市场进入壁垒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政府的政策性壁垒,另一方面是来自在位企业的经济性壁垒(姜德波,2002)｡专门从产品差异角度研究FDI与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文献较少｡

除了上述研究方向外,还有另外的研究思路｡在这一研究思路中,投资国和东道国的因素是研究FDI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出发点,姜睿的分析具有代表性｡从投资国的因素看,一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特点,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是区域性产业或国际化的产业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不同｡二是投资的进入方式,绿地投资和购并方式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有差异｡三是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阶段,形成“二阶段市场结构效应模型”｡四是东道国市场容量的大小｡在市场需求规模有限的一些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可能会减缓市场集中度的提高｡

(二)跨国购并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影响文献综述

对于跨国购并与市场结构关系的研究非常少｡系统论述跨国购并与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关系最早于姚战琪《跨国公司､并购行为与市场结构》｡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跨国并购与市场结构关系的一般分析框架,即跨国并购与东道国产业市场集中度､进入壁垒和规模经济的相互关系,并提出了交叉跨国购并等指标对跨国并购与市场结构关系进行实证考察与检验｡他认为跨国并购作为目前最主要的国际直接投资方式,其市场结构效应可以这样进行表述:国际寡占的产业市场结构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直接动因,同时,跨国并购促进了东道国产业集中度的提高,阻碍竞争,但从长期来看,某些情况下跨国并购进入会促进竞争｡同时,跨过并购与绿地投资相比,能够迅速绕过规模经济壁垒､必要资本量壁垒､产品差异壁垒,减弱绝对成本壁垒和相对成本壁垒｡跨国并购更能获得规模经济优势｡事实上,他所提出的这一分析框架和以前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关系的分析框架是相似的,都是分析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市场集中度､进入壁垒､产品差异､规模经济和国际直接投资或跨国购并的关系,而且,得出的结论差异不大｡不同的是,跨国购并被提出来分析与东道国市场结构关系时,更加细化,并加以补充和完善｡胡峰指出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由于具有能够节约交易费用,有利于扩大生产规模和避免固定成本的浪费性重复,促进技术创新,促进本国产业的升级等优势,跨国并购对这种市场结构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胡峰,2002)｡

二､启示

(一)将跨国并购投资方式与绿地投资方式区别开来,研究其与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必要性

国际直接投资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绿地投资;二跨国购并｡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购并成为全球FDI流动的主要方式｡但是,长期以来中国主要通过“绿地投资”方式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跨国并购每年大概不到20亿美元,比重只有5%左右｡目前,国家已经公布了关于吸收外资参与国内企业资产重组与购并的暂行规定和实施条例,为跨国公司通过购并方式对华投资､特别是购并国有企业提供了初步的法律和政策依据｡可以预见,随着相关法规和政策的逐步完善,参股､收购和股权置换､相互持股等各种形式的跨国购并将成为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之一｡因此,有必要将跨国并购投资方式与绿地投资方式区别开来,研究其与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关系｡

(二)跨国并购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影响分析思路的一点拓展

可以考虑在沿袭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影响的分析框架基础上,分析跨国购并对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影响｡

一是从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出发,分析跨国并购如何影响东道国产业的市场集中度､规模经济､进入壁垒和产品差异｡这些分析已经在姚战琪的文章中有所涉及｡

二是从东道国和投资国的因素出发,分析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这方面的分析少见｡下面,本文拟从东道国和投资国的因素来说明其与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