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论文第1篇

科技进步使得录音技术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当下任何音声、音乐表演图像都可以借助于多媒体手段进行剪接、复制甚至再造处理。曾有学者就此评论说：“在民间音乐艺术之中，人人都有所作为；在民间音乐艺术之中，没有看客的地位。而如今所谓的大众媒介，却把大多数人都变成了看客、听客而无所谓。这实在是科学进步的悲哀”。事实上的确如此，对科学的崇尚使得大家不约而同地对声乐表演艺术及教学采取同一审美标准，并用其来规范声乐作品，使之逐渐变成了模式化的产品。当现实中的民族声乐表演被模式化地一味效仿某一位歌唱家、教学方式一味地模仿某位大师的时候，说明艺术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退化和懒惰。科学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使人们享受到了梦想实现的快乐，但与此同时也使人们对事物的态度开始麻木和随波逐流。不得不说，科技发展在对我国民族声乐文化产生积极推进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这样的负面影响。

二、我国民族声乐文化现象反思

中国民族声乐文化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无法脱离科技发展而独立存在，究其根本，艺术本身的创作是一个将不同文化融会在一起探索未知的过程，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化中也包含了科技文化。回顾历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声乐界中西合并的“土洋结合”和中西冲突的“土洋之争”为当时的声乐艺术营造出了活跃的气氛，为后来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一大批声乐艺术家及教育家不断涌现，不仅实现了中西文化成功结合的艺术创作模板，还促成了音乐学派以及新式民族声乐教学法的产生。西方文化的融入和科技的发展使我国声乐界的艺术家及教育家们深刻认识到，我国传统民族声乐艺术模式，往往过于感性和主观，而西方文化中的西洋声乐艺术则是理性中充满感性。因此将西洋声乐体系中声乐生理学、声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艺术研究成果与我国传统声乐文化相结合将对我国民族声乐中的歌唱体系和人才培养产生积极的影响。探究人类文化的本质无非两大特点：一是创造性，二是继承性，两种之间的差别在于价值选择不同。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总是从自身需求和兴趣爱好角度出发根据不同的价值观进行选择。

西方文化论文第2篇

[论文内容提要]本文对西方国家的网络文化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西方学者对网络文化特点的研究，并指出西方学者缺乏对网络文化霸权主义的认识。

网络文化是信息时代的特殊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信息社会的产物。它起源于西方国家，以计算机及其附属设备作为物质载体，以网民为主体，以虚拟的网络空间作为主要传播领域，以数字化为基本技术手段，以各种形式的信息为主要内容，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意识和行为方式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发展，各国之间的影响、合作、互动愈益加强，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在网络的大熔炉中共同迎接新的机遇与挑战。先进的传输技术使文化生产和传播的形式跨越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

一、西方学者对网络文化的研究

美国学者DavidPorter将网络文化的概念定义为：以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为基础，依靠网络产生、形成或者借助网络得到延伸发展的各种文化现象的综合。与文化的3个逻辑层次相对应，网络文化也具有3个层面上的内涵：

首先，网络文化表现为一种自由、民主、平等的网络精神和在长期网络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共识。这些道德、价值、审美等方面的内在心理因素是各种网络文化形式中最基础、最根本的东西。简言之，就是在网络社会中形成的新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

其次，网络文化有制度层面的内涵。这是维系网络关系的规范与准则的集合体，形成并调控着整个网络社会的正常运行。网络制度既包括基于计算机系统本身的各种网络协议，也包括人们在长期使用中形成的对网络使用行为的规范。

最后，网络文化也有外化的物质形态。这也是网络文化最初级的形态，包括计算机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本身。当计算机和网络的硬件和软件为人们开创了新的传播方式的同时，这些外化的物质就和它们提供的可能性一起，成为新媒介文化的组成部分。

网络文化研究在西方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沉稳的学理探讨阶段。西方网络文化研究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网络文化的大众化阶段，以新闻界为主力，主要是对互联网和网络文化做描述性的研究；第二个阶段称为网络文化研究阶段，具有各种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开始介入网络文化研究，其关注的焦点是“虚拟社区”和“在线身份识别”；第三个阶段是网络文化批判性研究阶段。网络文化研究扩展到4个领域——网络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关于电子空间的话语方式、使用网络的障碍和网络空间的界面设计，以及这4个领域间的相互交织和相互依赖关系。

第一阶段：描述性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前期，美国的一些主要报刊开始就互联网、网络空间和“信息超高速公路”等话题展开探讨，一些专门的连线记者和早期的网络使用者撰写了许多文章。他们的研究一般都只是描述性地介绍网络及网络文化一些基本常识，对网络文化的形态、作用等认识还比较模糊。同时，早期研究受到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经常发出类似反乌托邦或乌托邦式的咆哮，关于网络文化的好坏之争贯穿始终。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美)DavidPorter著，Routledge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的Inter-netCulture。

第二阶段：网络文化研究成形阶段。这一阶段网络文化的研究步入正轨，对网络空间和网络文化的描述已经基本成形，对其复杂陸和多维度性也有了一定的认识。研究者大都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既看到它所开创的种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可能性，也对其弊端忧心忡忡。虚拟社区和在线身份的研究是这一时期的焦点。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美)TizianaTerranova著，Pluto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NetworkCul-ture：PoliticsfortheInformationAge。

多学科学者的介入使得网络文化研究的视角得以扩展，人类学、社会学、人种学、语言学、妇女运动研究者纷纷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对网络文化进行了不同切面的剖析。同时，简单、易操作的万维网和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大批出现，迎来了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热潮，真正意义上的主流网民开始形成，这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阶段：批判性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学者发表了大量专论，对网络文化的构成有了更多的认识，网络文化的真正研究已经到来。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美)BrianJohnHilton,ChongJuChoi，CarlaMillar合著，TraffordPublish-ing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TheGlobalSilkRoad：Globalization。IslamandtheCreationandDistributionofKnowledgeUsingtheIntemet。

学者开始以一种更为宽广的视野来研究网络文化的构成。与前两阶段的研究都是把网络空间作为一个实体加以论述不同，新的研究则把网络空间看作是一个大环境，把网络文化现象放在了更大的语境下，试图发掘更加复杂、更加有价值的东西；注意网络中所发生的社会、文化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分析了网络与它的用户之间的界面上的技术设计过程。

二、西方网络文化的特点

根据网络文化的3个逻辑层面，美国学者TizianaTerrano-va将西方网络文化的特点概括为网络文化的外在特点、网络文化的传播特点、网络文化的本质特点等3个方面。

1、网络文化的外在特点

(1)虚拟性。从外在形态上来讲，网络文化具有虚拟性。它产生并依赖于虚拟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而存在，这是网络文化一切特性的基础所在。在网络产生以前，人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实体的空间，即物理空间。网络产生以后，人们的生存空间发生了全新的变化，在两种不同的空间里进行转换。在物理空间里人们所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的生活准则和习惯正在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网络虚拟空间。当人们在网络社会环境中把虚拟现实作为一种真实时，人们的虚拟意识和观念也由此产生。

(2)符号化。网络社会是一个由符号组成的虚拟社会，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符号构成了网络的全部内容。

符号是人类特有的行为，恩斯特，卡西尔(ErnstCassir-er)曾经把人类定义为“符号的动物”。在网络中，人可能因沉湎于符号所构成的虚拟世界而远离真实世界，符号构成的虚拟世界也可能造成虚拟与现实的混淆。在网络社会中存在的人都只不过是一个一个符号，在符号的面具下会忘记了真实的身份，忘记了现实存在的责任和道德约束。

2、网络文化的传播特点

(1)匿名性。网络交往表现为计算机和计算机之间数据的交换，相互交往的人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在网上交流，人们可以隐藏自己的相貌、年龄、地位等在物理空间里所不能隐藏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人们在网络空间里完全摆脱了在真实社会中受到的各种约束、规范和心理压力，可以完全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表现自我，所表现的东西往往是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一些思想观念、道德情操、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是个人感情的真实流露。

(2)广泛性。网络文化是开放的超越民族和国家界限的，上网的费用也越来越为平民所能接受，文化参与和信息获取成本的降低，使人人参与成为了可能。

(3)时效性。互联网的传播不受时间、地点和空间的限制，只要能上网，就可以在网上尽情地浏览、下载、冲浪，人们传播和交流信息的方式彻底打破了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限制。

互联网的普及大大加快了信息的传输速度，使信息的收集、资料的查询变得更加快捷和有效。通过网络随时可以了解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无论是上网查询资料还是下载信息，网络是迄今为止速度最快的传播工具。

(4)多样性。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使网络几乎具备了人类历史上几乎一切传播方式的功能。在网络中不仅能够实现用文字、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传输信息，而且还形成了具有网络特色的一套符号系统，这套符号系统为某固定群体的网民所接受和掌握，形成了新的网络文化。

3、网络文化的本质特点

(1)平等性。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体相比，基于个人电脑的网络更富有民主性，网络文化是没有屏障的。人们在面向庞杂的网络资源时被尽可能地以兴趣、爱好、需要等不同而分化，个人能够更从容地选择和吸纳信息。同时，人们之间的交流也实现了平等，顺畅的电子邮件大大削弱了严格的等级观念。美国学者TizianaTerranova认为，西方社会在走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艰难历程后，将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步入一个“网络面前人人平等”的新天地。网络是一个无中心的、充分民主和平等的虚拟社会。

(2)交互性。从技术特征上讲，交互性是指人们在信息交流系统中发送、传播和接收各种信息时表现为实时交互的操作方式。在网络中每一个网民都不仅是信息资源的消费者，而且是信息资源的生产者和提供者。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由传统的被动式接受“灌输”教育，变为主动参与思想交流、在思想碰撞中自然而然接受引导，提高了信息的传播效果，激发了人类的创造性思维。

(3)开放性。由于互联网上的不同主题的电子公告牌、新闻组和电子论坛等，向任何感兴趣的人开放，因此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获取自己想得到的任何信息，任意地与世界各地网民进行联络、交流，自由地访问各种信息资源。各种观点、思想、民族文化在这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三、西方网络文化与信息霸权主义

美国学者BrianJohnHilton等人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促进了全球化。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凸显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全球化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它渗透到思想、文化、科技、政治等各个领域，改变着人类生活和地球面貌。全球化表明人类社会正在进入全球社会时代，全球社会呈现出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局面，“地球村”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

全球化的进程扩大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交往范围和内容，使得彼此在地理、心理和语言上相隔甚远的人们在基本的人类交往准则的基础上，得以共同分享各种物质文化成果和精神文化成果。而互联网采用统一的协议给全世界的人们提供了统一的交往规范，能够超越空间的限制把世界各地的人们联系起来。网络文化所具有的广泛性和开放性决定了它本身就具有全球化的属性。

但是，互联网络在减少跨越国界的信息交流中的文化差异和隔阂，改善人类信息环境、走向全球化的同时，又给各国保持政治的独立、文化的独特性带来了新的矛盾冲突与对抗。多样化的文化交流有益于相互吸纳，但也会发生碰撞，各民族文化间的挑战、摩擦和冲突不可避免。这是文化冲突存在可能性的客观方面。从主观方面来讲，文化霸权主义是文化冲突的潜在动因。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清醒地意识到，世界已经告别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谁能夺得信息和文化的优势，谁就能掌握未来世界的控制权。

文化帝国主义的有关论断始于20世纪60年代，基本思想来源于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AntonioGramsci)在其《狱中札记》中提出的“文化霸权”(Culturehegemony)理论。现主要用来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强大的文化工业，在大众文化层次上传播消费主义和其他西方价值观念，对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文化控制。传统大众传媒时代，信息技术和文化想象的国际格局的控制权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依赖进口文化技术以及西方国家的新闻、电影、电视娱乐形式。这些文化形式起着消费主义和其他西方价值的全球传播工具的作用，系统地剥夺着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文化优先权与文化前途的控制能力，以及以自己的方式进入国际信息领域的能力。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文化帝国主义。

在网络时代，这种现象并没有消失。网络为其使用者提供了全球性的交往可能，为各个国家和地区、民族的文化提供了走出去的机会，却也给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科技实力、经济实力向全世界倾销、灌输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欧美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人为地制造各民族、国家之间在文化上的隔阂、矛盾和对立提供了可乘之机。

作为互联网的创始者，美国在互联网的使用中拥有天然的优势。互联网上绝大多数输出信息来自于美国，这些信息以各种形式出现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英语是网上的主流语言，这在客观上限制了非英语国家使用互联网的范围和能力。这些都使传统社会中的文化帝国主义不但没有通过网络得以解决，反而扩展成为网络文化帝国主义，对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网络的产生并没有打破旧有的国际信息秩序，文化帝国主义以一种新的方式通过网络展现出来，主要表现在网络信息垄断、网络文化攻击、网络语言霸权等方面。

四、结语

西方文化论文第3篇

1．中西方体育文化哲学观的差异

东方文化领域内的大多数民族注重在运动中修身养性，由此形成的体育文化往往将伦理道德视为重点，强调人文精神和人本思想，重文轻武，崇尚中庸之道。其中，尤以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为典型代表，它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发展出以宗法体制为背景，以儒、道思想为核心的文化精神。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提倡人与自然应该处于一种和谐统一的关系之中，因此提出“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的哲学观，指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力图达到身心兼修，阴阳平衡，个人内外的协调统一。这种哲学观一旦与体育活动相结合，就形成了以提高个体内在修养和塑造个体人格为目的的体育文化精神。由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精神的根本要求是通过锻炼身体以达到心灵的升华，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体育是一种“以心为本”的体育。既然古人从事体育活动主要是为了修身养性、益寿延年，那么就会倾向于选择直观领悟和内在意念修炼的方式而不是诉诸于求助外部力量，更不会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身体对抗与较量来实现。所以，中国传统体育活动方式表现出鲜明的“自娱性”特点，讲求的是个体通过身心双修，达到内在与外在、形与神的和谐统一，即在体育活动中，不仅要注重养身，而且还要自外而内地养性、养志、养气、养心，强调运动中的身体最终能够达到“精、气、神”浑然一体的境界。即使是要进行体育竞技活动，古人也认为那些体能、速度、技巧等身体机能的较量太浮于表面，高手之间较量的应该是精神境界的高下，包括心智、人格、修养。因此，在中国体育史上，鲜少发展出像西方体育那样竞争性强、对抗激烈的比赛项目，这与西方自古以来崇尚挑战和冒险，追求不断超越人类运动能力极限的体育理念是截然相反的，热爱竞争运动的西方人则在现代社会将这一体育理念明确表述为“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西方传统文化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哲学精神基础之上的，其总体特征主要表现为肯定个人自由，支持平等竞争，鼓励个人不断超越自我，突破生理与心理的极限。西方的哲学思想又助长了这种体育竞争意识，激励着他们积极投入到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对抗之中。长此以往，“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激烈竞争机制，使西方人逐渐形成意志顽强、个性独立、思想解放、富于进取精神的民族性格。因而他们相信只要经过严格的体育训练，不断提高身体的运动能力，就能在竞争比赛中赢得胜利。与注重身体的内在道德心性修炼，内敛型的东方传统体育不同，西方的哲学传统、民族性格和社会历史进程所孕育的体育文化，是一种注重身体外在能力提高，超越型的体育。这种体育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在一定规则范围内展开的竞争运动，简言之就是“竞技型体育”，“公平竞争”是其核心要素。体育运动的“竞争”是参与者们凭借自身的体能、速度、灵敏度和柔韧性等素质，以及专门的运动技术技巧和心理能力，在完全发挥的状态下所进行的激烈对抗与冲突。只要双方遵守公平竞争的规则，竞争对抗愈激烈，比赛的精彩程度就愈高，个体的身体潜能就愈被开发，参与者的精神追求也就能够得到越大程度的满足。因此，运动员在体育比赛中总是竭尽所能地追求“更高、更快、更强”。西方以“竞争”为核心的体育运动是一种展现机体能力、意志品质、荣誉感、勇气和斗志的活动，在此过程中个体人格精神亦得到完善与提升。但是，体育竞争的目的毕竟是为了最终的输赢结果，其价值取向是线性的、单向的。现代体育的赛场上，绝大部分项目都是源自西方传统体育系统，例如田径、球类、拳击等无不具有高强度对抗的特征。

2．中西方体育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异

不同文化领域中哲学思想的比较差异往往导致了体育价值取向的千差万别。如前文所述，中国哲学崇仰“天人合一”的理念，认为天地之间，包括人与自然都是由“气”而成，由“气”而生，因此在对待生命的态度上，中国人追求阴阳调和，中庸节制的养生之道。而西方哲学讲究的是主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在对待生命的态度上，注重对客观对象的征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在处理与客体的关系上，中国人注重物我合一，西方人注重以科学的方法认知对象；在思维模式上，东方人重直觉顿悟，西方人重抽象思辨；在生活观上，东方人安于现状，知足常乐，西方人富于创新，不惧冒险。以上因素都影响了中国和西方体育文化观中价值取向的选择。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重视气质、品德、精神的内在修养的体育价值观，而把人的身体视作是三者的载体。道家主张顺应天道、无为而无不为，追求道法自然的人格养成；儒家重视道德伦理和宗法体制，着力于塑造遵从礼法、积极有为的“君子”人格；佛家则主张超凡脱俗，六大皆空，追求心无一物的超脱人格的锤炼。儒、道、释三者可以说都对中国传统体育价值取向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也造成了中国传统体育多重的价值取向。在中国体育发展历程中，显而易见的一个特征就是人们往往按照由表及里、由外至内，由形而下的身体活动到形而上的精神修炼这样的运动顺序，实现伦理、自由、超脱等多重人格的造就。因此，中国体育文化并不一味追求身体运动能力的提高，而是以运动的方式达到养“气”的目的，它不仅意味着对身体的养护，更主要体现为心性、人格、道德修为、乃至精神境界的滋养。西方在体育文化的价值取向上与中国完全不同。以西方传统体育的代表古希腊为例，它重视外在的身体更胜于内在的精神。尽管古希腊的运动者也强调身体应与精神相一致，但是他们更认同的是在身体美的基础上实现二者统一。与东方体育的代表中国相比，古希腊人更看重由身体的力量所展现出来的美感，他们的体育理想并不是身体内部无形的道德人格或精神境界，而是血统纯正、体格强壮、身形健美、擅长各种体育运动的身体本身。古希腊人对理想身体的崇拜，无疑对其绘画、雕塑艺术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而这种注重身体之美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希腊体育观念的形成。他们以培育理想的身体为目标，创造出许多独特的运动锻炼方式和技巧。可以说，古希腊体育为推动西方体育文化的发展与成熟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3．中西方体育文化方法论的差异

中国传统体育注重养生，主张寓“养”于“动”。这是因为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人与自然是相辅相成。人们进行身体锻炼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不断与自然相互交换的过程，从而排除浊气，汲取真气，最终达到五脏六腑通达顺畅的目的。中国传统体育一直坚持的信念是，人体健康和寿命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内而不在于外，因此更注重意念的修炼，即使有身体动作，也是简单而徐缓的，人们在掌握这些动作时，往往诉诸于直观顿悟，追求动作的整体效果和内在神韵。概括地说，以静养生，寓“养”于“动”，是东方体育运动的重要特征。由于它以身体的内部活动为主，辅之以外部运动，所以带有肌肉剧烈收缩的动作并不太多，而且在具体的动作设计上讲究缓慢、动静结合，强调“形随神游”、“澄心如镜”、“静悟天机”。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本民族的体育文化之中几乎没有产生像西方那样纯粹追求外在身体理想美的运动方法，也没有发展出职业性的比赛，即使有对身体的关注，往往也是为了借此称赞它所体现的内在气质精神。还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虽然源远流长，但是它们主要依附于其他社会活动之中，相互之间未形成紧密的联系，因此也就没有发展出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和与之相应的方法论。西方人渴望通过体育运动修饰外形，获得强壮的体格和健美的肌肉线条，因而在西方体育文化中，大多数运动项目都需要人体大肌肉群的参与，而且程度非常剧烈。西方体育热衷于通过不同的体育项目对人体的力量、速度、耐力、柔韧等方面进行针对性训练，从而获得人体各部位机能的全面提高。比如在跑步、跳跃、投掷、摔跤、体操等项目的运动中，人们分别锻炼了身体的头颈、手臂、肩胸、腿等部位，进而改善人体的运动水平。同时，西方体育重视对身体结构、运动方法的科学探索，注重对人体解剖和生理机能的研究，在运动方法上遵循力学原理，追求符合人体科学和比赛规范的对抗与竞争。因此，西方体育文化体系有严密的科学理论研究作为基础，有严格的体育运动竞赛规则作为规范，还有运动场地器材设施的精密设计作为支撑，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的体育文化与其无法相媲美的。

二、中西方比较体育文化共同点

中西方体育文化虽然存在极大的差异，但是也有不少共同点。主要表现在：

1．共同的体育文化基础

西方的体育自古希腊以来，就把追求和平、公正的运动精神作为根本目标。比如古希腊的伊斯利城邦与斯巴达人共同签订的“神圣休战条约”，条约规定处于战争中的各城邦在奥运会举行期间暂时停战，共同参加神圣的奥林匹亚运动会，保证运动会在和平的环境下顺利进行。奥运会的参与者们包括运动员和裁判员在内，比赛前必须到宙斯的神像前宣誓，保证遵守比赛规则，公平地参加各项比赛。古代奥运会所标举的“和平”、“公正”的体育精神，为近现代西方体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近代顾拜旦在古希腊奥运精神的基础上提出“奥林匹克主义”，其核心原则是力求使体育运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强有力因素”。“奥林匹克主义”的提出将西方体育引向了维护和平与公正的发展轨道，现代社会这一体育精神在各项赛事和运动会中得到继承与发扬，和平的比赛环境与严格的规则规范确保了每一位选手在平等的条件下展开对决较量。中国本土的传统体育虽然没有像西方体育那样经历由古代奥林匹克向现代奥运会转型的过程，也没有明确将和平、公正作为运动的宗旨，但是在儒、道、释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体育无时无处不表现出贵“和”与尚“礼”的特点。比如规范武术行为的武德便是源自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准则，武林的众多流派无不以武德为其宗旨。这种遵守礼法规范/以“和”为贵的原则，实质上与西方体育一直贯彻的“公正”与“和平”原则在精神上颇为契合，所以就像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铸就了西方体育精神一样，东方的伦理思想也构成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精髓。

2．共同的体育文化理想

现代社会一般是以真、善、美三个方面来评论人格价值的。真、善、美的统一，是最高的人格境界。现代体育以其变化莫测的结局、恢宏的气势、优美的艺术性塑造着人们理想的人格。现代体育的竞技性决定了“公平竞争”是它的灵魂，人们在相同规则的制约下，必须通过自己真实的技艺，才能取得胜利，赢得观众的认可和赞美。现代体育把人生过程常遇到的成功、失败、挫折、艰辛、泪水和欢笑等悲欢离合，融注于短短的瞬间，使人们一次次去经受各种意志的考验、心理的冲击，体验到成功的欢乐和失败的痛苦。它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激励人们追求新的希望、新的理想和新的人生。体育还为人类塑造着美，它不仅有像艺术体操、花样游泳、健美操等审美特征很强的项目，而且任何体育项目都蕴含着动作、形体、姿态等美感因素。无论是直接投身于运动过程或是观赏一场体育比赛，人们都会感受到生命跃动的活力，领悟到人生奋斗的快乐，得到美的享受和陶冶。现代体育以其特殊的方式，使人们在运动中得到真、善、美的熏陶，不仅使人们身体健康、充满活力，而且使人善于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发现美、欣赏美、享受美，培养出美的情操，塑造出美的心灵，使生活充满情趣，在促进人们身体和精神完美的同时，使人格得到完善。理想人格的塑造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建构中居于首要地位。因此，对于在儒、道、释思想互渗互融的文化氛围中逐渐成熟完善的传统体育来说，如何在体育活动中锤炼个体的人格精神，提升内在的道德修养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传统体育的特点就是通过体育活动来启迪心智，教化情操，使身体修养和道德修养二者兼备，共同塑造理想的综合性人格。显然，其塑造方式主要是通过个体的修炼来完成对道德品格的培养，精神境界的升华。在中国传统的体育活动中，无论是武术还是太极，乃至各类养生方式，都是在活动过程中极力实现内与外、德与体的协调与统一，简言之就是既要体现“仁”之精神，又要谨守“德”之原则，还要追求“勇”之品格。因此，中国传统体育的终极理想目标就是通过德体合一、身心兼修的体育活动，塑造融合了儒、道、释理想的综合性人格。

3．共同的体育文化目标

西方文化论文第4篇

首先，中西方饮食文化之间最大差异是对于营养和美味观念的不同。中国传统美食在烹饪过程中一般会经过长时间的油炸或炖煮，这样使得食材当中的营养成分遭到破坏，造成营养流失。这样的烹饪方法会造就中国传统美食丰富的口感、多样的色泽、已经变化多端的香味，但不可忽视的是营养的流失。西方饮食文化注重食材营养搭配，西方饮食最大原则就是营养。西方饮食将蛋白质、维生素、脂肪等营养合理搭配，使得这些营养成分能够充分吸收。但是西方饮食文化对于菜的色、香、味等考虑较少，口感变化单一。总的来说西方饮食文化注重饮食营养，但轻口感、色泽等。

其次，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请客吃放时，菜的数量越多、质量越好、食材越珍贵，才能体现主人的慷慨与热情，至于客人能够吃完这些饭菜确不会考虑。相反，如果饭菜恰好够吃，主人将被视作为小气。因此，在传统中国饭桌上普遍存在铺张浪费情况。这也从侧面反映中国的民俗民情，我们在饮食方面是需要努力改进的，特别是中国人的爱面子、讲排场这种不好的习惯，但这种不好的习惯似乎是很难改变的。

然而，在西方饮食文化当中则十分重视节俭，在盛大的宴会当中也就五六道菜而已，其中上菜也就二三道而已，其他则是陪衬。在平时请客吃饭更是讲究够吃就好。因此，可以看出在西方饮食文化十分重视节俭，不讲排场。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优秀文化传统。再有，中西方饮食文化上别一个大区别在于就餐方式的不同。在中国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喜欢坐在一起吃饭，这样才能体现团结、友好的用餐气氛。但是在西方，无论是宴请还是平时一般都采用分餐纸，一人一份，各吃各的。文化的差异造成了这一区别。在中国文化当中认为共餐制能够营造一种和谐的就餐氛围，人们通过敬酒等方式，沟通情感、增进友谊，因此，在中国共餐制已经成为中国饮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方饮食文化则讲究分餐制，各自点菜，各自享受，能够很好的体现节俭用餐的特点，保证了每餐都吃完，而且还有益于身体健康。

2结束语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开放的中国已经融入到了全球经济和文化当中，不同的饮食文化已经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因素，随着中西方饮食文化的碰撞，中西方饮食文化一直被人们广泛关注。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悠久和多元的民族文化以及地域风情养成中我国丰富多样的饮食文化及其特点，中国饮食具有较强的季节特点，不同的季节做不同特色的菜品，中国饮食上讲究医食结合。西方饮食文化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演化形成很多不同地域和文化特点的饮食文化，其中有意大利菜、俄罗斯菜、法国菜、美国菜等几个主流菜系。

西方文化论文第5篇

    可见,古希腊无法发展农耕文明,亚细亚生产方式在西方行不通;东方也不能发展海上贸易,产生西方文明。

    但是,全球化的今天,这两条东西方文明的平行线却有了交叉,有了向彼此靠拢的向心力,即走向融合。笔者认为呈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交通等资源的快速发展,世界已经快速变小,文明内部个体之间的交流加剧,导致两种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另一方面,用孟德斯鸠、拉采尔等学者们提出来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也能解释这一现象。在现代社会“城市化进程”这一客观现实存在上,东西方趋同。无论是东方的北京、孟买,还是西方的伦敦、纽约,它们有一个相同的名字叫“城市”,在这个“城市”中,没有了当海盗与种地的区别,也因为空调、加湿器等现代化科技,缩短了地球纬度热带和寒带的距离,模糊了海洋与内陆的界限。即随着现代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东方和西方有了相似的环境背景因素,所以其文化呈现靠拢趋势。再加上具有文化言说话语权的学者们大部分生活于城市中,更缩小了视角差异。

    近些年,在这两条平行线彼此靠拢的过程中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如叶舒宪先生所讲的“东方转向”。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

    其一,文化或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若去掉外力因素,它原本正常的轨迹就应该是相互靠拢的,然而“,西学东渐”之风似乎刮了很久,从18世纪、19世纪、20世纪,已然变成了大家都适应的自然风。而“东学西渐”随着东方主义慢慢散开,从“没有”到“存在”就容易被大家重视。所以在当下社会中显示出鲜明的所谓“东方转向”。

西方文化论文第6篇

（一）“西方人平等，没有等级观念”

他们对上级的指示无条件地服从。统治者要求做到的事情，全体国民都会全力以赴，上下级之间配合默契。英国人热衷于组建、参加各种俱乐部，使相同等级、身份的人在一起，存在等级差别。意大利人也注重权力距离和社会阶层。

（二）“西方人直言不讳，不绕弯子”

荷兰人的思考方式是单刀直入，从不知道忌讳为何物。只要是自己有必要去做的事情，他们就会毫无顾忌地去做。但是，英国人尽可能抑制自己的情绪，言行不过于直接和露骨，而是委婉、间接地表露。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南部等南欧人也是如此，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会直言相告，一般都会拐弯抹角地说出。

（三）“西方人守时”

德国是一个非常讲究原则和秩序的民族，严谨、守时一向都是他们为人处事的原则。凡是承诺的就一定兑现，凡是约定就一定准时赴约。而法国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和葡萄牙人的时间观念不强，往往不能在约定的时间见面。

（四）“西方人不讲面子”

德国人、荷兰人做事不讲“面子”。比起名分和颜面，他们更注重实质和现实。他们向来做事直来直去。但是，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法国人爱“颜”如命，凡事都会顾及颜面，这一点和中国人差不多。比如，买单这件事，在法国饭店里常见抢着付账的趣事。如果几个法国人一起开车到外地旅行，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开车的人承担汽油费，有人负责餐费，有人负责住宿。这些关于钱的事宜，他们都会自觉地看着办，而不会说出口。

（五）“西方人善于表达”

美国人不喜欢沉默。他们宁愿谈论天气也不愿沉默。而芬兰人喜欢“沉默”，甚至比日本人还要“沉默”，日本人至少还会用点头的方式显示自己的礼貌或满意，而芬兰人则可能一点儿反应也没有。

（六）“西方人讨厌与人身体接触”

英国人讨厌与人身体接触，而法国人认为两人的身体接触是表达感情的重要方法之一。法国人通常会贴脸三到四次。身体接触在意大利不是对隐私的侵犯而是友好的表示。

（七）“西方人一切向前看，不重视过去”

美国人的生活态度是一切向前看。事无巨细，一概提前计划，对于既往之事大多不仅不咎，而且大都健忘。但是，英国人非常尊重历史和传统，更愿意对过去的事情不断进行改进。法国人也注重过去的时间取向。

（八）“西方人不存钱，爱消费”

美国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持“人就活这一次”的态度，愿意多消费享受生活，很多美国人钱还没挣到手，就已经计划花出去了。而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喜欢多存钱以防未来不测。有研究显示，在被调查的德国消费者中，有52%的人表示，如果欠债会使他们睡不好觉。另外，德国国民的节约精神在全世界也是数一数二的。

（九）“西方人喜欢自由，不花太多时间陪伴孩子”

德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父母就是父母，孩子就是孩子”。大人要指引孩子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教育。即使孩子不乐意，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管教，因为放任不管的话，孩子就有可能误入歧途。在大多数的家庭，到了晚上8点，孩子就要回到自己的房间，决不能再打扰父母。父母固然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但是父母也有自己的人生。在德国，晚上孩子和父母一起外出散步的景象非常少见。但是，在南欧一些国家，孩子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在家庭的餐桌上，能首先享用美餐的就是孩子。夜晚来临，父母会和孩子一块儿散步。大人们对孩子态度温和，家庭相处和乐融融。与北欧家庭相比，南欧的家庭关系更为和谐、亲近。

（十）“西方人不注重人际关系”

美国人不重视营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注重实际利益，强调原则性，反感因私人交情而融通的行为。但是法国人、西班牙人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友谊，法国人热情开朗，注重在谈判中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在谈判中间常常会举行宴会以增强彼此间的关系。

（十一）“西方人乐于竞争，注重工作绩效”

美国人强调公平竞争，注重追求物质利益和工作绩效。为了绩效一味提高工作专业化程度。如20世纪初，在美国建立的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使得工作绩效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瑞典人更强调“人”的和谐性，关注生活质量，考虑更多的是“人的非经济性因素”。法国人也追求生活质量高于事业成功。

（十二）“西方人随便，从不约束自己”

美国人在行为举止上较少约束自己，他们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得很随便。他们说话随便，衣着随便，吃东西随便，对人的态度也随便。但是，德国人、英国人则比较死板，喜欢拘泥于细节。几乎每个英国人都知道他们怎样做才不失绅士风度。

（十三）“西方人高傲，不谦虚”

美国的求职人过于“推销”自己，他们惯于把成绩说足，如数家珍地列举自己的成绩、奖励。在访谈中个个的行为都表现得十分自信、自得。但是，荷兰人的求职信写得过于谦逊，他们期待雇主了解自己实际干得怎么样，而不是自己全说出来。荷兰人总是小心翼翼不让别人认为自己自高自大，自视过高，除非有把握能办到的事情，绝不夸海口。

（十四）“西方人生活节奏快”

美国人生性好动、不甘寂寞，生活节奏很快。生活的节奏像一根上足了的发条一样，有条不紊地不停运转。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的人生活节奏却很慢。他们“不急不躁”“从容淡定”，并不意味着工作效率低，相反他们追求更高的质量。芬兰人认为“生活得快乐、自由和悠闲”最为重要，而“”安全感、生活稳定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排在其次“，挣更多钱”排在最后。

二、以上只是

选取了部分常见的对西方文化格式化的刻板印象，实际上在欧美国家之间的文化也大相径庭，区别很大。那么为什么人们动辄说“西方文化怎么怎么样”“西方人的观点如何如何”“西方人就不那样”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尽管改革开放以来

人们对世界各国的接触和了解越来越多，但是欧洲有40多个国家。人们对欧洲40多个国家的文化并不都很了解，因而，可能出现了只要是来自欧美国家的人，看见他们长相差不多，感受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就一味地、概括地认为“西方文化”如此这般，殊不知欧美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也很大。芬兰、瑞典等国的文化注重和谐，不喜欢竞争，与英国、法国的文化不同，在这一点上似乎更接近东方文化。

（二）由于美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在世界的影响

越来越大，美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发展也呈上升趋势。无论在电视上、电影中，还是英语学习和国际商务、国际交流中，与美国文化的接触更多，更普遍。美国人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影响着世界的人们。因此，人们习惯于把美国人的做法、美国人的文化认为就是西方文化。其实，美国人的文化与欧洲国家的文化区别也是很大的。诚然，美国人的祖先是来自英国的清教徒，他们大多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代，信奉的是基督教、新教。他们虽然是主导势力，但是不要忘了，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因此，美国人的文化是一种改良了的综合多种文化特点的新的文化，与英国文化不完全一样，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化区别也很大。所以，把美国文化一味地看作是西方文化是片面的、不准确的。

（三）欧洲文化是多元的

拉丁民族是以农业为生的民族，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生儿育女的人，即“母亲”是一个家庭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家庭的方方面面几乎都以母亲为中心。所以，拉丁民族的人形成了热情好客、说话不直截了当、好面子的性格。日耳曼人与依靠农业生活的拉丁人截然不同，日耳曼民族中身强力壮、勇猛彪悍的男性是最有地位的，形成了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因此，愿赌服输这种阶级意识和对强者的屈从渐渐成了日耳曼人的性格之一，这样，强者和弱者之间就有了等级之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形成了适合当地环境、适合自己的独特文化。熟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德国文化与意大利文化就不一样，德国人做事不讲“面子”，向来直言不讳，结账AA制，做事直来直去。而意大利人却爱“颜”如命，凡事都会顾及面子，不管做什么事都不会直言相告。英国文化与法国文化区别也很大。英国人性格保守内敛，尽可能抑制自己的情绪，待人似乎冷漠无情，难以接近。而法国人热情开朗。他们讲话时仅仅用语言根本无法表达急切的心情，因此便会借助肢体动作、手势和表情等一切能表达心中意思的方法。因此，见到欧美某一国家人的所作所为就笼统地、不加判断地认为那就是西方文化是不妥当的。

三、当今国际间

西方文化论文第7篇

关键词：多数暴政民主失败民主文化

人们容易从民主的角度来理解西方的政治发展史，尤其是政治现代化的历史，得出西方民主政治的一般结论。然而，笼统地说西方国家“不民主”，或是牵强说它“民主”都只是雾里看花的判断。在接受民主的过程中，西方思想界对民主进行深刻而广泛的批判，这构成了西方民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到20世纪中叶这一时间段为背景，对西方后革命时代批判民主的理论做简单的梳理，以求对西方民主文化形成比较全面的认识。

一、对民主革命的反动

当封建王权和宗教神权的合法性岌岌可危时，人们再一次将理性的目光投向了民主，“民主”被绣在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大旗上。然而，即使在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人们对民主的认识亦是含混不清的；革命完成后，民主几乎成了革命期间所有失败的替罪羊。“民主”这一概念长久以来名声不佳，与“暴政”、“混乱”等词联系在一起。正像法国学者迈耶指出的那样，“即使在法国革命前夕，民主一词的涵义仍模糊不清，此后它又与雅各宾，恐怖以及无休止的法国军事侵略联系在一起”；在美国，民主的情况更坏，“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美国为数不多的几个民主社团解散了，它们因为对法国的支持，因为华盛顿总统指控它们为威士忌酒叛乱的帮凶而声名狼藉。此后，民主一词就从美国用语中消失了，这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杰克逊党人建立起。”

即使是在革命期间，人们对民主亦多有批评，这在美国的制宪者那里尤其常见。在亚当斯看来，民主的意义恰好等于一个没有政府的人民国家，而且是在制定宪法之前的国家。他甚至断言，每一次民主实验都以马背上的人结束，民主必然以专制主义告终，“民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像贵族政治或君主立宪制那样令

人向往，但只要它存在，就比二者都残酷。记住，民主永远不会长久。它很快就会枯萎、衰竭、谋害自身。不自杀的民主是没有的。”事实上，就连民主主义者卢梭对民主的理想亦感到失望，他指出：

“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我们不能想象人民无休止地开大会来讨论公共事务；并且我们也很容易看出，人民若是因此而建立起来各种机构，就不会不引起行政形式的改变。”

革命以后，西方世界出现了普遍的民主的反动：美国革命很快从《独立宣言》的立场上退了下来，以所谓“民主”的方式给民主带上了枷锁；法国大革命的民主甚至被视为“欧洲的耻辱”，成为欧洲现代政治文明成长过程中一块刺目的伤疤……“法治优位”的美国革命成了一场“反民主”的革命；而“民主优位”的法国革命却在革命失败后为批判民主提供了素材。革命之后的西方社会全面地走向保守：在英美世界，作为民主核心原则的多数决定一直作为“一种政治的和哲学的担心”而存在；在欧洲大陆，滑铁卢战役之后，“民主仿佛成为仅存于世界边缘或几个城邦国中的残缺的共和国的奢侈品。”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西方各国纷纷实行普选制，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大众民主”，将“第一次民主化长波”推向高潮。然而，随着普选制的实行，民主的弊端亦逐渐暴露出来，这引起了人们的种种担心。西班牙政治思想家奥尔特加称大众民主是一场“野蛮人的垂直入侵”；米歇尔斯则坚持认为，民主流于空想，这一空想“始终困扰着科学前进的步伐，并将大众引入歧途。”民主思想家熊彼特亦表达了同样的一种担心。在他的理论当中，人们能够看到现代西方民主的种种弊端和特征：

“政党之间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公共官僚的重要作用；政治领袖的作用；现代政治如何运用大量广告技术；选民如何受到大量信息、书面材料和消息的持续影响；以及尽管有大量的材料，但是许多选民如何对于当前的政治问题仍然信息不灵，明显把握不住。”

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民主制度显然只是某种形式的乌托邦。帕雷托对于民主政治表现出彻底的怀疑。在他眼里，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都是欺骗、妄想，是为了达到贪污、政党包办等目的而设置的骗人把戏。米歇尔斯不相信民主会成功。在他看来，寡头统治是一个不可打破的“铁律”，民主制度根本不会得到实行。随着民主制度的发展，在社会等级中划分的均衡化的“民主化”在官僚国家中已经成为事实。正像韦伯看到的那样，人们只能做出的选择是：“或者是官僚体制的“极权国家”：议会是假象，公民没有权利和自由……或者是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

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到20世纪中叶的这段时间里，革命话语与学说普遍地受到冷落，要么就是被修改得面目全非。许多鼓吹自由和平等的学说“在18世纪提出来，在19世纪得到完善和应用，而在20世纪则变得可有可无，并且被大量修改”。就民主来看，革命后的西方对革命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它使得人们对民主的批判全面而深入。在民主的批评者那里，民主失败是全方位的，它是主体失败、程序失败和结果失败的综合体：民主的主体既无知，又盲动，常常表现出非理性的一面；民主的过程充满了讨价还价的肮脏交易，成为政客的舞台；民主的结果更意味着多数派对少数派的无情压制，制造了多数的暴政……尽管有孔多塞等人对民主程序失败进行过重要的研究，但相比来看，对民主主体失败和结果失败的研究成为后革命时代民主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在《代议制政府》一书中，密尔明确地指出民主制存在的这两种危险倾向：

“代议制民主容易产生的危险有两种：代议团体以及控制该团体的民意在智力上偏低的危险；由同一阶级的人构成多数实行阶级立法的危险。我们现在必须进一步考虑的是，在实际上不妨碍民主政体所特有的好处的情况下，如何组织民主制，俾能在人类设计可能到达到的最大程度上除去这两大害处，或至少加以减轻。”

密尔的审视是带有总结性的。选民的素质和民主政体中可能存在的多数暴政倾向成为人们对民主进行批判的两个重要主题。本文将对此做一简单审视。

二、民主的暴政

人们可能会从各种角度出发规定民主，然而，就民主的基本含义来看，多数决定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没有多数原则，就没有民主。显得有些悖谬的是，无论民主的权力如何通过多数人的同意获得合法性，但是，情况可能正如布赖斯指出的那样，“就是最热心的民治论者也不敢说多数总是不错的……”；而且，它还是存在着一些看起来严重的缺陷，即“武断，严厉而具有破坏性”。

对民主多数原则的反思和置疑构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源头活水。结合法国大革命的教训，保守主义政治思潮的创始人爱德蒙·柏克认为，在一个民主政体中，暴政的出现是必然的，它是共同体内部多数与少数冲突的一个必然结果。柏克进而不承认绝对的民主制，认为绝对的民主制像绝对的君主制一样，都不能算作是政府的合法形式。“多数人参与的专制”不过是“扩大了的专制”，它使得那些在大众之下受到伤害的人被剥夺了政治社会中的说话的权利，成为“人民”的公敌，他们“似乎是被人类所遗弃，在他们整个物种的共谋之下被压垮了”。他明确指出：

“我能肯定的是每当一个民主制的政体出现像它所往往必定要出现的分歧时，公民中的多数便能够对少数施加最残酷的压迫；这种对少数人的压迫会扩大到远为更多的人的身上，而且几乎会比我们所能畏惧的单一的王权统治更加残暴得多。在这样一种群众的迫害之下，每个受害者就处于一种比在其他任何的迫害下更为可悲的境地。”

人们看到，这种暴政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尤其激烈地凸显出来，民主实现的是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对于个人自由、个人权利，民主可能会以多数侵犯少数，伤害个人权利。多数暴政在法国的政治思想家那里有切肤之痛。托克维尔与基佐都曾深受法国大革命之害，贡斯当则以一生来不断反思法国大革命。

贡斯当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罪恶就在于过分地追求政治自由，而使政治自由淹没了个人自由。在那场旷日持久且充满风暴的革命中，不少怀着良好意愿的人们由于未能分清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而引发了无限的罪恶。贡斯当将民主批判指向了人民，他认为，“对人民的抽象承认丝毫不会提高给予个人的自由的价值。”他指出：

“只是一个有限的和相对的存在。这是独立与个人存在的起点，是管辖权的终点。社会跨过这一界限，它就会像手握屠刀的暴君——这是他惟一的称号——一样罪恶。”

如果说贡斯当主要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回顾来批判民主的话，那么，托克维尔则有机会参考美国的经验。在美国，托克维尔看到，法国人民追求的民主与平等的理想已经成为政治现实。他歌颂这“事所必致，天意使然”的大趋势，但更表达了他的担心：

“当一个人或一个党在美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你想他或它能向谁去诉苦呢？向舆论吗？但舆论是多数制造的。向立法机构吗？但立法机构代表多数，并盲目服从多数。向行政当局吗？但行政首长是由多数选任的，是多数的百依百顺工具。向公安机关吗？但警察不外是多数掌握的军队。向陪审团吗？但陪审团就是拥有宣判权的多数，而且在某些州，连法官都是由多数选派的。

因此，不管你所告发的事情如何不正义和荒唐，你还得照样服从。”

因此，托克维尔坦言：“我最挑剔于美国所建立的民主政府的，并不象大多数欧洲人所指责的那样在于它软弱无力，而是恰恰相反，在于它拥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我最担心于美国的，并不在于它推行极端的民主，而在于它反对暴政的措施太少。”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是巨大的，历史过去了，然而人们并没有忘记批判法国大革命。勒庞用“集体的暴政”称呼法国大革命一个世纪的暴乱和革命后发生的巨大变化：“个人的暴政为集体的暴政所取代，前者是弱小的，因而是容易的；而后者是强大的，难以摧毁的。”

对多数暴政的反思是没有国界的，它构成了后革命时代政治思想的基本主题。意大利政治思想家拉吉罗将民主与专制相提并论，他相信，民主并不能防止“巨大权力集中于往往是虚构多数的手中”，而这正是“真正的暴君统治”。在美国政治思想家库柏看来，如果说人民的实质是控制权威的话，那么，权威必须通过一种已建立的程序来实现，民主政治中多数必须统治的教条应该受到限制。“如果一个国家中的多数进行无限制的统治的话，不公与压迫可能会随之而来，正像我们在一个人统治之下一样。”与柏克所见略同的是，库柏亦认为，“一旦这种压迫发生，它常常是最坏的。”

不仅如此，对多数暴政的反思亦超出了保守主义的范畴，成为自由主义者的思想主题。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多数暴政不但在大众革命心理的刺激下以加速度运行而显得更加猛烈，而且，它还会不断地扩张而超出公共生活的边界，侵入私人保留的空间，甚至是内心世界，制约个性的形成，塑造一个“同质化”的、毫无生气的世界。密尔以所谓的“社会的暴政”来指称这种“多数暴政”，他指出：

“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方法，这是由于它透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

对多数暴政的恐惧主要来自人们对私人财产的忧虑。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人们就曾对民主可能危害到财产安全进行过大量的论证。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麦迪逊指出，纯粹的民主政体不能制止派别斗争的危害，这种民主政体“成了动乱和争论的图景，同个人安全或财产权是不相容的，往往由于暴亡而夭折。”在他看来，要依靠民主，但亦必须寻求另外的补救办法来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私人财产的安全。在政治领域中，普选权的实施使得大量的普通公民进入了政治领域，这更让以往单独把持国家权力的富人阶层忧心仲仲。正像拉斯基指出的那样，“19世纪早期对于民主的恐惧主要是害怕它的扩展将会摧毁有产阶级的安全。”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麦考莱(Macaulay)在下院呼吁警惕普选制带来的后果；而白哲特(Bagehot)、梅因爵士(SirHenryMaine)更是将民主对财产可能造成的影响作为讨论民主的中心议题。当戴雪预言“集体主义”来临时，富人再也不能像亚当·斯密说的那样能够在自家的床上睡个好觉了。保守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他们对所谓的“多数暴政”的抨击在很大程度上出自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愿望。政治事务越来越专业化，“许多生命攸关的重要决定不具有公众可能以低廉代价在空闲时候加以实验的性质。”不但如此，在那些只涉及到少数人利益的问题上，“让全国来决定仅关系到少数一些人的问题是危险的，而不管这一些人是以地域的、行业的或其他方式划分出来的。”超级秘书网

三、民主政治下的大众

作为革命的重要成果，普选权在后革命时代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政治实践中，19世纪下半叶，大众作为一种更为组织化，更为强劲的力量登上了欧洲的政治舞台，缔造了以“大众民主”为基本特征的“大众时代”；在政治思想上，“把普选权看作所有合理政府之基础的理论”成为自由与平等学说的“总结和具体形

式”。普选制的施行带来了政治平等，同时，由于政治参与的无序状态亦给民主政治带来了诸多问题。法国史家米什莱就将在法国大革命中涌现的群众领袖称为“既无名字、又无性格，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幽灵。”

人们把法国大革命视为一场暴民的生动表演，由于激动的民众失去控制而造成违法事件发生的例子被人们夸张地传开来。托克维尔更是遗憾地指出，“民主专制制度”虽然能够繁荣昌盛，但是，“在此类社会中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英国法学家梅因更表达了对大众民主的反感，将“群众的逐渐掌权”视为对“所有以科学意见为基础的立法来说都是最坏的兆头”；他甚至悲观宣称，“我们必须经受心灵的极度紧张才能理解它，必须否定自我才能服从它。”

革命以后，对大众的批判迅速形成了自泰勒、勒庞、奥尔特加到库珀、尼采、熊彼特等一群背景不同却以批判大众为共同特点的政治思想家。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想看到的是，“在一个君主国家里，谄媚之词给了国王，而在一个民主国家里，给了人民，或是公众。”在政治中，普通公民的所作所为正印证了他们在政治问题上的幼稚。他们受控于一些集团，他们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集团制造出来的。熊彼特断言：“只要这种情形存在，人民的意志不会是政治过程的动力，只能是它的产物。”在非理性的支配下，选民使民主变得一塌糊涂。

西班牙作家奥尔特加将大众作为具有统一的人格“人”来进行分析，称大众为“现代的亚当”、“淘气的孩子”，他就用“惯坏的孩子”这一心理综合症术语来表示大众心理。“孤独”、“自闭症”“轻信”、“狂信”、“不宽容”这些“文明病”都是大众暴露出来的。通过分析大众的心理特点，奥尔特加得出结论：就“大众”一词的定义而言，大众既不应该，亦不可能支配他们自身的存在，更不用说统治整个社会了。他们“需要最高权威的帮助，求助于少数精英人物”。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被领导、被影响、被代表、被组织，或至少应是向往如此。

勒庞堪称政治心理学的创立者，以分析革命心理和大众心理见长。在他看来，民主制度中的大众是一群典型的“乌合之众“。勒庞认为，在组成群众的过程中，个人丧失了理性，他们更易接受“暗示”，并相互“传染”、轻信，进入“无意识”状态，最终成为一群乌合之众。勒庞认为，“自觉的个性的消失，以及感情和思想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是就要变成组织化群体的人所表现出的首要特征……”在一个群体中，那种由于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等等形成的个性不同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大众心理”。这使得作为大众一员的人同单独的个体迥然相异。

熊彼特深受勒庞的影响，视勒庞为大众心理学的“创始者”或“第一个有效阐述者”。在勒庞的基础上，熊彼特进一步将“乌合之众”理论应用到新的场合。熊彼特认为，不仅是那些亲身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形成政治心理学意义上的“大众”，那些报纸的读者、广播的听众、一个党的党员“也非常容易逐步发展为心理学上的人群，形成疯狂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试图进行理性争论只会煽起兽性。”因此，“人民群众不是处于可以理性地比较各种可供选择的地位，他们总是接受别人告诉他们的东西。”进入政治领域的公民思想变得易于联想和充满激情，其后果是严重的：

“第一，即使没有试图影响他的政治集团，典型公民在政治问题上往往会听任超理性或不合理的偏见和冲动的摆布。

……第二，无论如何，公众心理过程中的逻辑成份越弱，合理批评以及个人经验和责任心所施展的合理影响消失越干净，而某些另有企图的集团的机会越多。”

熊彼特认为，责任心的减弱和有效意志的缺乏使普通公民对国内、国际政策普遍无知，并缺乏判断力，其行为迟钝，思维缺少理性，以致于“典型的公民一旦进入政治领域，他的精神状态就跌落到较低水平上”，成为政治上的“原始人”。

如果说勒庞、奥尔特加、熊彼特等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家对民众的分析还保持冷静态度的话，那么，尼采对民主制下大众的描写则近乎一种谩骂。尼采看到，在他所处的时代，一群出身卑微的庸众被武装起来，那些上层人士则降身以从，成为他们的代表，他们一起构成了“群畜”，就像柏拉图所说的“雄蜂”。在尼采眼里，这些人“乃是受人敬仰的上流社会的渣滓，甚至在没有丝毫一点文化味的环境中混成了人，无教养、无知识、根本不知道精神事物中竟有良心……”

尼采反民主的结论还来源于他对欧洲国家政治现状的观察。尼采批评欧洲民主制的懒惰、疲沓、无力，这使它面临着“野蛮人的危险。”他看到，在民主制度中，居于下层的“群畜”追求自己与精英的平等；而那些居于上层的“群畜”则成为他们的传声筒，为着自己掠夺和统治的天性而在议会中“代表”痛苦。尼采讥讽这些人养尊处优，只会在议会的大庭广众之前拉长了喉咙“为民请命”。

西方文化论文第8篇

人们的和酒的关系密切：一方面，宗教的教义影响着人们的饮酒行为；另一方面，人们的许多宗教活动又都离不开酒。佛教在中国的影响较为广泛。佛教的五条戒律中就有“不饮酒”这一条。很多中国人信奉佛教的教戒，尽可能地不饮酒或控制饮酒；再加上中国的酒大多是用粮食酿造的。所以，人们对于饮酒持的是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认为喝酒只要达到一种微醺之境即可，当一个飘飘然的“酒仙”，而不愿当一个喝酒喝到失去常态的“酒鬼”。可以这么说，佛教戒律对人们的饮酒行为影响很大，甚至起支配作用。然而，西方人的主流宗教是基督教，葡萄酒在《圣经》里多次被提到。耶稣在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后,在最后的晚餐上说：“面包是我的肉，葡萄酒是我的血。”其目的在于要人们记住他是为人类赎罪而死的。因此，基督教徒视葡萄酒为圣血———耶稣的血液。他们在做弥撒的时侯喝圣血、吃圣体，视酒为耶稣救世精神的化身，认为人喝了酒就能与上帝的心灵相通，从而得到仁慈上帝的佑护。在此背景下，人们对于葡萄酒怀着一种喜爱、敬仰的心情，教会人员把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看作是他们的份内事。在宗教活动中，人们分食象征着基督血与肉的葡萄酒和面包，旨在继承基督精神。在举行酒神祭祀的时侯，人们结队游荡，组成合唱表演队唱酒神颂歌，载歌载舞，在树林里或者在荒野里喝酒纵情狂欢，人的本性得到了完全地释放。

二、价值观的影响

中国的酒文化典型地体现了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倾向于依靠、合作，也就是一种集体主义的紧密社会结构。中国人喝酒讲究气氛，三五成群，呼朋引伴。在喝酒时，中国人常常敬酒、劝酒，遇上喜庆节日的时侯还会有一些活动，比如划拳、行酒令、做游戏等来活跃饮酒气氛。劝酒不仅表现了中国人的热情好客，更与他们的集体主义思维有很大的关系。一群中国人喝酒要比一群西方人喝酒更热闹、更有趣。除非是借酒消愁的或者是嗜酒如命的，否则很少看得到独自饮酒作乐的中国人。中国人的集体主义的紧密社会结构使得他们视酒为交际工具，大家聚在一起喝酒大都是出于联络感情的需要。在中国酒被赋予了很多感彩，酒是联系中国人感情的纽带、剂。人们喝的是酒，饮的是感情，重视的是饮酒人，劝对方多喝是为了表示友好、诚意。夸张点讲，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喝出来的，“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交往中酒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无酒不成席”、“无酒情不厚，无酒礼不真”，以酒寄情，“一切尽在不言中”。中国人还注重“以人为本”，认为酒是为人服务的。因此，不管是繁多的酒器、敬酒的次序还是在饮酒者座位的安排上，无不体现出了中国酒文化“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然而，西方的酒文化则是个人主义的体现，一切都以自己为出发点。尽管他们也会有群聚而饮，但他们更注重的是个人对酒的浅尝独酌。西方人强调个人民主自由，从不干涉、强迫别人，所以他们在喝酒的时候全凭个人自由自主，不想喝就不喝，想喝多少就喝多少，无需客套。西方人的这种个人主义也使得他们不愿意依赖别人，也不希望别人依赖自己，甚至包括自己的亲属。他们之间这种关系决定了酒只能扮演艺术品的角色，是聚会的附属品。西方这种个人主义的松散社会结构使得他们把酒看作是艺术品，他们是为欣赏美酒而饮酒。西方人也讲究尊重个人隐私，互不干涉彼此，所以他们在酒桌上互相不敬酒、不劝酒，也不兴做游戏如划拳、猜数等。只有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他们才会一同举杯。西方人还注重“以物为本”，无论是酒礼、选择酒器时、还是在品饮的顺序上，他们都会认真考虑每一种酒的性质、味道，力求将不同酒的不同特点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心理因素的影响

酒文化也常常伴有心理因素的表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饮酒行为。饮酒，作为一种社会的有规律的活动，是人们有意识地进行的，反映了人们一定的精神意志，人们的情趣和精神的寄托等，也常会反映出人们心理上的一些积淀。它们在酒的作用下，就会在一定适宜的时间、场合、气氛中迸发出来。这些也就构成了饮酒心理，它是酒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往往是其中的核心。中国人常常赋予酒很多感彩，他们的饮酒心理更多地趋向于精神层面。

①表现人格和个性的心理，通过饮酒就表现得更加充分具体了。比如唐代的李白，对酒的爱好以及他独特的饮酒神态反映了他酷爱自由、不受拘束的个性。

②反映动机和需要的心理。中国人饮不同的酒有不同的需要和动机，比如通过喝白酒来抵御寒冷，喝药酒来强身健体或治病。

③显示观念和理想的心理。人们对某些观念的崇尚以及对理想的追求也常会蕴含在酒文化活动中。比如在中国有不少民族都有“三杯酒”的习俗。敬三杯酒，罚三杯酒，其中“三”这一数字就包含追求圆满的意思。

④激发思维和灵感的心理。适量饮酒能刺激人们的思维能力，激发灵感，使人展开想象的翅膀。中国历史上许多诗人为了激发诗兴而饮酒，像李白、杜甫、辛弃疾等，他们在酒后写下了许多经典之作。“李白斗酒诗百篇”就是此意。

⑤升华情绪和情感的心理。人的情绪情感是一种复杂而又高级的心理活动，喝酒能加速人的情绪情感的变化与构成。所以，人一般在饮酒的时侯更容易吐露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即人们常说的“酒后吐真言”。而西方人更多地视酒为个人愉悦感官、舒缓精神的一种物质。正如他们选择酒器是为了更好地来品酒一样，他们不像中国人那样赋予酒很多东西，利用酒来传情达意。西方人以生命的欢畅为主题。德国哲学家尼采认为饮酒就是情绪的发泄，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人类在消失个体与世界合一的绝望痛苦的哀号中获得生的极大快意。整天忙忙碌碌，面对生活的无奈、感叹生命的短暂无常，只有在酒酣耳热后，沉重的心灵才能得以片刻的慰藉，脆弱的人性才能得以片刻的解脱。

西方文化论文第9篇

建筑是对一定自然空间的人为占有，是经过人工造作的空间秩序，所以人们对建筑艺术进行欣赏时，就不能离开建筑的空间形象。著名的意大利建筑美学家布鲁诺•赛维指出：“建筑的特性——就在于它所使用的是一种将人包围在内的三度空间“语汇”，建筑就象一座巨大的空心雕刻品，人可以进入其中并在行进中来感受它的效果”只有能将人包围在内的空间的东西才能称之为建筑，可见空间在建筑艺术中的重要地位。建筑艺术总是由实体物质围成一定的内部空间，但是同时，它也形成了外在空间，构成一种内外空间独特的审美关系。中西方古代建筑所使用的材料不同，所以也就使得中西古建筑的空间形态有所不同。西方的古代建筑材料主要运用石料、火山灰、水泥等，因此它们构成的内部空间宽大，建筑形象往往为单体建筑。像欧洲中世纪的教堂，是为了展示上帝的荣耀而建，用石料搭建而成的巨大空间，使人们从心理上感受到上的伟大与力量，当人们一跨进它的主厅中，便立刻肃然起敬。与西方古代的石材建筑相比较，中国古代建筑的显著特色就是土木结构，它的形成与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有关。亚洲大陆是古代世界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也正是因为这种以农为生的经济生活，使人们充满了对土地与植物的历史意识与审美感情。同时，那时的中国气候湿润，森林植被丰富，使得人们从开始营造之日起，就很自然地将搜寻建筑材料的注意力，随处可见的土与木促使中国古代建筑从一开始就朝着土木结构的方向发展。中国人们对土木表现出的高度兴趣不亚于欧洲人们对石头材料的嗜好，它是中国古代建筑美的主旋律。由于材料的限制，中古建筑没有能力进行立体空间式的展示，只能以四合院的形式，以一连串院落的平面连续，形成组合式的建筑群来完成。因此中古建筑个体中不会有像西方那么大的建筑空间，而是在群体建筑中进行分割，形成既独立又能组成整体的多个小空间。这种分割比西方艺术更加丰富多彩，使中古建筑的内部空间充满生机与活力。同时，由四合院演化的不同庭院空间也带来不同的功能性，如：居住型庭院——生活空间；宫殿型庭院——神话空间；寺庙型庭院——人的空间；园林型庭院——游览空间等。空间丰富性和多变性，使得中古建筑比起西方来更像凝固的音乐，更具有时序美。

二、建筑的实用特性

中西方古代建筑当然也非常注重其实用特性，西方建筑材料以石料为主，建造的房子先是一层，但很快人们发现可以在这一层的基础上加上一层而后是多层。这样尽管还是占用同样面积，人们却可以占用更多的实用居住面积。造多层建筑当然就要建造连接不同楼层的楼梯，在较温暖的地区，人们把通往一楼的楼梯修建在房子的外部，这样更利于人们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享受到温暖的阳光。同样的道理，人们往往在二楼上起个露天平台，以便充分感受阳光的照耀。这些改善建筑实用功能的方法，逐渐把欧洲房屋造就或具有阳台与内外楼梯的高层华丽建筑，也形成了欧洲建筑的独特风格。中国古代建筑受材料限制，不能像欧洲建筑那样向高处发展，它只能从四面扩展以扩大其实用功能。所以中国建筑占地大，形成以四合院园林为基本形式的大型化建筑群。以紫禁城为例，它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性建筑，也是集朝政，居住及娱乐为一体的实用性建筑，紫禁城南北长960米，东西宽750米，占地七十二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约十七万多平方米。由正阳门、大清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几大部分组成，历史久远，规模宏大，是中国古代建筑从四周扩大实用面积的典型，也是我国灿烂古代文化中的一件瑰宝。

三、建筑与环境的特殊关系

建筑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就必然与周围的环境产生关系。西方在创造园林的时候，用几何形状去强行限制自然景物，正如黑格尔所说：“最彻底的运用建筑艺术与园林是法国园子，它们照例接近高大宫殿，树木栽成有规律的行列，修剪整齐，围墙也用篱笆造成，这样就把大自然改造成露天广厦。”人工雕琢的痕迹随处可见。而中园古代的园林“虽有人作，宛有天开”，它要求园艺家用大自然提供的材料，按大自然结构来规范园林风光。所谓真山、真水、真景，达到“步移景异”的效果。黑格尔说：“中国园林艺术早就这样把整片自然风景，包括湖、河、岛，远景都纳入其中，让自然事物保持自然形状，力图模仿大自然。”所以，西方的园林是通过规范自然来达到有我之境，而中国的园林是通过宛自天开来达到无我之境。

四、建筑的科学技术手段

没有一定的科学技术作支持的话，建筑便无从谈起，西方古代的数学相当发达，而把数学计算运用于建筑的技术也很早就产生了，所以在建筑之前，他们都有完整的计术方案，为使建筑稳固耐用，西方古代建筑师们完全按中轴线原理两边对称来进行建造，并且按照一门科学一代代的记载流传下来。中国古代的建筑师们则呈现了左右对称的格局，无论单体造型，还是群体造型，建筑师们都采用了与西方古建筑相同的技术原理。在战国时期的建筑师鲁班便留下了《鲁公秘录》里面详细记录了各种匠技术理论，它为以后中国的建筑提供了建筑指导。由此可见，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古代建筑，它们都会受到一定技术的制约，什么样的时期产生什么样的技术，随之而来也就产生什么样的建筑。所以古罗马的万神庙，圣索非亚大教堂，北京的紫禁城，秦朝的阿房宫不可能在人类之初就产生，而只可能在人类的建筑技术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才可能出现。

五、建筑艺术的象征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