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金融论文2260字(一)：关于财政金融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析论文
摘要：我国是世界农业大国，在农业生产中一直以政府财政拨款作为资金支撑，但是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下，对农业建设的投入的资金较少，对农业现代化发展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和影响。本文主要针对财政金融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分析和探究，希望给予我国相关部门以些许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财政金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措施；分析
我国是世界农业大国，农业生产也是推动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支柱型产业，但是当前，在我国产业结构角度分析，农产业与工业发展存在较大差距，对农业生产者的经济效益和生产热情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对社会稳定发展带来一定制约。在此背景下，想要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序进行，需要以财政金融作为支撑，通过提升资金扶持力度，推动农业的稳定以及可持续发展。
一、财政金融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积极意义
（一）缓解环境压力
我国农业在长期发展进程中，受到粗放式经济模式的影响，对生态环境保护没有给予重视，农业生产大量使用杀虫剂、除草剂、农药以及化肥，对附近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影响。推动结构性改革可以促使农业趋于绿化型和生态型方向发展，缓解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的矛盾，对促进二者的协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二）优化产品质量
当前，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获得显著改善，对农产品质量也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不仅要吃的好，还要吃的健康。推动结构性改革可以转变农户固化的生产理念，更加重视农产品质量和当前市场的需求，进而为我国社会提供更加健康的农产品。
（三）降低生产成本
当前，随着我国农业的不断发展转型，在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者以及农业企业等新型生产主体中，其普遍存在生产成本高的问题，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深化结构性改革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重要举措。
二、财政金融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优化途径分析
（一）整合金融机构职能
在开展结构性改革中，农村金融机构承担着重要职能和关键任务，想要发挥其职能，需要对金融机构进行整合和优化，改变以往的职能缺位问题。首先，对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给予政策扶持，规范金融机构组织体系，发挥各大银行的核心力量；其次，鼓励国有大型银行的经营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更为便捷、更为广泛的金融服务；最后，建立农村区域金融组织，与国有银行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鼓励更加资金从城市流向农村。
（二）改善农村金融环境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金融环境改善与优化属于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对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和重要价值，尤其对于结构性改革而言，更是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因此，当地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改善金融环境。首先，优化征信管理，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全面建立征信体系，完善相关业务、建立农户信用数据库，为征信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其次，政府、企业以及银行要构建合作关系，以信息技术为支撑构建信息化平台，政府要起到牵头以及引导作用，与企业和银行机构进行有效对话，根据当地农村的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提供金融服务；最后，利用重大节日、农村赶集等途径，普及以及宣传金融知识，尤其对于金融犯罪要重点宣传，通过典型案例的方式突出金融犯罪的危害性以及严重性，为了帮助农村居民更好的接受知识，还可以利用土话歌谣或者趣味手册的方式进行宣传，促使其加深理解和记忆。
（三）建立完善保险机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保险行业获得快速发展，但是在众多保险企业中，尚未有一家专业为农业发展提供保险服务的机构，对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制约和阻碍，因此，国家要鼓励保险企业推出各种农业保险服务，并且从国家层面建立保险企业，落实和贯彻国家出台的各项保护政策。首先，通过各种形式的农业保险服务，可以帮助农户分摊经营风险，例转移农业生产所承担的市场风险和灾害风险，并且通过自愿自主的形式参保；其次，保险企业要积极落实和相應国家相关政策，并且结合当地农村实际情况，推出各种形式的保险产品，加大在农民群体的宣传教育力度，让更多的农户认识到农业保险的作用和价值；最后，鼓励各种证券公司、信托租赁以及保险企业向农村转移，与农村企业开展深度合作，构建多元化的保险组织体系，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资金与活力。
（四）财政支持创新模式
财政支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抓手和重要驱动力，但是以往的财政支持模式较为固化陈旧，当地政府要结合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引入财政支持创新模式。首先，制定普惠金融政策，发挥财政资金的作用和价值，政策要向农业主体倾斜，提升财政资金的应用效率，强化信贷产出和投入效率；其次，对于部分贷款以适当给予政策贴息，并且鼓励大型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到住房财产权和土地经营权抵押朱红，扩大农村贷款抵押物范围；最后，对于偏远山区要极大贷款服务力度，并且开展各种保险工作，为当地农户提供保费补贴，转变农户对保险的错误认识。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形势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推动农业的稳定以及可持续发展，在改革进程中，财政金融具有关键作用和重要价值，因此，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需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通过有效途径和方式，强化财政金融在改革中的作用性和重要性，为改革的有序进行奠定基础。
财政金融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财政金融支撑下低碳经济的发展浅析论文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步意识到绿色、环保的重要性。在财政金融的支撑下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其不仅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同时，还能够进一步调整并优化经济结构。在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财政金融为其提供了根本性的帮助。本文基于低碳经济的概念进行基本阐述，并分析财政金融的支撑下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财政金融支撑下完善低碳经济发展的策略。
关键词：财政金融；低碳经济；基本阐述；现状；问题；策略
目前我国面临的最大的矛盾就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大力的发展工业，忽略了环境以及资源的可承受能力，继而导致环境破坏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随后我国便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低碳经济不仅有利于缓解资源的矛盾问题，同时还能够解决金融危机，为金融行业探索出一条新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促进全球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就目前而言我国的低碳经济在财政金融的支撑下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因此加强对其进行研究就显得尤为有必要。
一、低碳经济的基本阐述
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各个国家都出现了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的问题。因为时间的逐步积累，导致了现如今全球气候变暖，灾害天气在逐步增加。基于此原因，各个国家都开始提出了关于发展低碳经济的概念。实际上低碳经济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涉及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生产模式以及观念。低碳经济属于全球性的一次革命。所谓的低碳经济，即是从传统的高排放、高污染、高耗能，转变为当下的低排放、低污染、低耗能等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发展低碳经济可以优化石油、煤炭等高碳资源所消耗的能力，进一步减少我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笔者总结了发展低碳经济的三个特性。第一个特性经济性，低碳经济是反对以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的，其要求通过更加高效的方式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第二个特性创新性，在发展低碳经济时，是离不开技术的，通过对技术的不断创新来提高生产的效率，进而实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绿色发展。第三个特性可持续性，低碳经济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合理的技术来控制住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高耗能产业，保护好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的平衡发展[1]。
二、财政金融支撑下低碳经济发展的问题探析
（一）缺乏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
我国虽然对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财政金融的支撑，但是内部仍然缺乏完善的财政金融支持体系。比如能源等一些领域在技术创新方面、企业的贷款方面就缺乏相应完善的金融支撑体系，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仍然不具备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金融理念。除此之外，金融机构在支持低碳企业发展时，缺乏对创新力度。同时对资金的管理能力也有待进一步的优化，这些也都阻碍了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财政金融支持能力不足
首先从我国在公开渠道中所公布的政府预算中可以发现，我国用于环境治理的财政支出较少，和英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远远不够。从政府预算中的财政支出中可以判断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时，极度缺乏资金，这也是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原因。其次我国财政金融在支持低碳经济发展时缺乏完善的手段，一般低碳经济中的财政金融支持主要包含财政补贴以及财政支出，其他一些间接性税收优惠政策较少，这也导致我国财政金融支持缺乏支持力度[2]，影响了低碳经济的有序发展。
（三）财政金融支撑下的碳交易市场并不成熟
笔者在上文简单介绍过我国是建立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最多的一个国家，在全球都占据着重要的比重。虽然数量上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我国碳交易市场和西方国家相比仍然缺乏成熟度，这也是我国在世界碳交易市场中仍然无法占据首要地位的根本性原因。我国碳交易市场是从2017年开启的，随后便成为我国的第三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但是由于我国的碳交易市场和西方国家相比，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原因有两点，第一起步比较晚，第二内部缺乏完善以及先进的金融体系，缺乏对碳金融的全面认知，继而在交易价格方面的设置方面缺乏合理性。除此之外，在我国的碳交易市场中还表现出缺乏碳金融的衍生产品、创新能力不足等等情况，阻碍了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财政金融支撑下仍然缺乏健全的环境税收体系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們逐步意识到资源的消耗以及过度浪费，给人类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带来的重大阻碍，也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因此为了更好的遏制这种不良经济发展行为，于是我国建立了环境税制。例如资源税、消费税以及增值税，这些环境税在资源利用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调节性作用，但是在对能源消耗补偿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负外部性的成本，使得节能以及环保的最终效果并未展现，和发达国家在标准问题上仍然相差较大。综合各个国家的环境税收体系，可以发现像西方国家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的税收体系比较健全，不仅能够遏制企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同时还可以帮助企业提升成本，通过税收的模式帮助企业进行技术的创新，在内部融入一些新的节能型技术。我国在此方面应该向西方国家多学习。
三、财政金融支撑下完善低碳经济发展的策略
（一）融入绿色金融的理念
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金融支持体系，在财政金融机构内部要积极的建立相关配套政策体系，比如风险投资机制、绿色信贷等等，不断的完善与之相匹配的风险评估机制以及环境评级标准等，进一步发挥出财政金融支持的作用。除此之外，应该对金融机构内部的相关贷款业务进行绩效方面的追踪，建立健全监督体系。根据当地融资政策合理的引导企业能源审计的相关活动，加强财政金融对低碳经济的支持，促进低碳经济的有序发展。
（二）加强碳金融衍生品的研发，完善碳交易市场
就目前而言我国的碳交易市场并不完善，因此需要进一步的加强碳金融衍生品的开发以及创新，在创新的过程中融入绿色金融的理念。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拓展中间业务，例如在内部融入风险投资基金。其次我国要积极的像国外先进的发达国家学习经验，加大碳金融衍生品的开发，比如碳期货、碳基金等，拓展内部的投资渠道，通过不断的完善内部的机制，来降低碳交易市场的风险。除此之外像一些低碳型的企业，政府要给予支持，比如在政策上给予优惠，为这些企业在内部建设通道，帮助企业的发展以及上市，以此来鼓励更多的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创新技术，将低碳概念融入到企业发展的方方面面[3]。
（三）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丰富财政金融支持手段
中央以及地方政府应该合理配置政府的预算，在资源的利用以及环境治理方面要加大资金的支持，通过进一步的完善资金管理的配套性措施以及整合资金来加大对节能以及环保技术的支持。与此同时，也应该不断的丰富财政支持的手段，例如通过财政贴息、财政补贴、对税收给予优惠等形式，来对低碳经济进行支持，提高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创新技术的积极性，保证资源能够被合理的利用。除此之外了为了进一步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在企业内部引入相关先进设备来提高内部的生产效率时，财政金融应该给予相应的优惠，便于企业更好的实施低碳经济。
（四）财政金融支持状态下，进一步完善环境税收体系
我国的资源税以及环保税都在面临着改革，因此我国应该进一步的完善并落实环境税收，保证环境税收可以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起到相应的调节作用。比如加大对产能低、耗能高的一些企业的税收，通过这种方式来鼓励企业发展时不断的进行技术的创新，加强企业内部经济的转型，以进一步发挥出环境税收体系的调节以及引导作用。其次在内部建立负外部性成本的补偿，将这类资金主要用于环保类技术的开发和推广，以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五）建立绿色金融的监管机构
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持续增加农业投入是农业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由于农户、农业企业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等经济主体的自身积累能力较差、底子薄弱，我国农业资金投入长期以来主要依赖财政和信贷等外源型资金“供血”。在资源稀缺条件下，明确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的支农重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战略的农村金融体系，更好的发挥财政、金融支农合力，对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期，我们以东营市广饶县为样本，对基层财政金融支农合作情况进行了调查。
一、当前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支农合作的主要形式
（一）金融机构直接承担部分财政支农职能。计划经济时期，我国财政、金融职能相互交织，财政支配金融，金融充当“第二财政”，扮演着财政的出纳角色。近年来，随着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基本构建起了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农村合作金融为主体的农村金融体系，部分商业银行承担的财政性职能相应移交给了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演变成沟通财政与金融支农合作的主要桥梁。以广饶县为例，该县1994年设立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除保留小额农户贷款、扶贫开发贷款等政策性业务，原承担的粮棉油贷款购销等政策性贷款业务均划转至农发行。支农再贷款？
（二）财政部门透过对相关“三农”经济主体的贷款贴息。为促进“三农”经济发展，增强农业龙头企业的幅射带动能力，财政部门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小额扶贫贷款等提供了部分利息补贴，以减轻农业企业财务负担，促进了金融部门对农业贷款投放的刺激性。据调查，2000年以来，东营市财政每年安排2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贴息。2003年，广饶县委、县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县财政每年拿出300万元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补助、奖励等方式，用于支持重点龙头企业。
（三）财政部门出台鼓励金融支农有关优惠政策。为吸引金融机构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财政部门对农村信用社直接给予财政资助，出台了减免三年营业税、所得税减半征收、承诺分红补贴等优惠政策。据调查，东营市政府为促进县区农村信用社增资扩股工作的顺利开展，对利津、垦利两县农村信用社的股东承诺，如信用社2年内达不到分红比例，市财政将予股东补贴；并在政府权限范围内，尽量减免农村信用社在抵债资产接收和处置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税费。全市涉农资金和业务全部交由农村信用社办理，所有农口部门在农村信用社开设基本账户，各级预算外资金按一定比例存放农村信用社，乡镇的国库、劳动保险、医疗保险和各种行政收费由农村信用社，县、乡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由农村信用社，县级财政集中支付中心设在农村信用社。研究制定了做好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清收盘活工作的具体意见。对过去行政干预的贷款和协调农村信用社购买的企业债券、各级各部门在农村信用社的行政性贷款，由县、乡政府负责限期收回；对公职人员的贷款，采取纪律和行政的手段收回；采取以优质资产置换、整体“打包”等多种方式，帮助清收不良贷款。
（四）人民银行助推，政府部门主导，积极优化县域金融生态环境。2005年初，周小川行长多次在重要场合论述金融生态环境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和关注。面对金融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各级人民银行积极向地方政府汇报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重大意义，取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据调查，2005年，广饶县委、县政府把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成立了由分管县任组长的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领导小组，把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纳入县委、县政府的考核，加大了督查力度。开展了“金融生态示范县”创建活动，出台了《创建“金融生态示范县”建设的实施意见》，研究设计了“建设金融生态示范县”的具体指标体系，制定了《“金融生态示范县”评价标准》，形成推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规范化机制。截至
2005年底，全县已命名“文明信用乡镇”21个，“文明信用村”684个，“文明信用企业”61个，“文明信用户”9.9户，“文明信用工商户”2333个，2006年力争全市60%以上的村镇、农户达到文明信用标准。
二、当前合作方式中的不足
2003年以来，广饶县向“三农”累计投入财政资金69亿元，投入信贷资金85亿元。财政投入和信贷投入的不断扩大，有力的促进了该县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增强了农民收入。目前广饶县已形成以凯银集团、驰中集团、华誉集团为首的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收入保持快速增长，收入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据统计，2005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4820元，同比增长14.7%。2001年-2005年，广饶县农民收入年均增长10.1%。收入结构中，纯粹来自农林牧渔的增幅仅为5.93%，非农产业纯收入增幅高达92.45%。
（一）财政金融支持重点“不到位”与“越位”并存。近年来，为发展农村经济，地方财政不断扩大了支农资金投入，市本级财政支农支出以20%的速度递增。据调查，近四年来，我市投向“三农”的资金达50.7亿元，2003年市级财政用于扶持“三农”的资金3.8亿元，2004年达到了4.6亿元，分别占这两个年度市级财政支出的28.4％和29.6％。但是，地方财政支出在制度安排上一直向城市倾斜的格局没有改变，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应由财政供给经费的公共产品，财政投入的力度不足。主要表现在对农村的基础设施、供水设施及环境治理等社会公益性的投入相对较少。调查中，我们设计的“当前财政和金融对当地经济的支持哪个更大一些”中，有7/8回答金融支持力度更大。
（二）支农项目管理部门庞杂，投资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由于各部门职责定位不清，没能有效地建立起责、权、利相匹配的财政支农激励和约束机制。既有争项目、争资金形成的投资越位现象，也存在互相推诿导致的投资额缺位现象。因此，项目和资金多头管理，留下不少弊端:一方面，由于支农项目涉及的部门众多，部分项目交叉，有些地方出现同一类型支农项目存在多个部门重复立项、实施的情况。
（三）财权与事权分离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得乡镇、村委成为财务空壳，不能成为有效承贷载体。城乡财税体制改革形成财权和事权不对称，造成越是基层政府财权越小、事权越大。但另一方面，资金链条长，管理困难。目前财政支农资金管理采取的是分级配套、层层下达、项目单位具体实施的做法，有些专项资金从上级财政下拨到实际使用，经过多个环节。资金在途时间长，影响了资金的及时到位，又增加了资金管理成本。一个项目，分级配套，每个级次都要考察论证，都要进行检查验收，需要大量的管理费用。县级财政配套能力弱。停收乡村公益事业金，使农民人均每年减少税赋100多元。2004年降低农业税率2个百分点，农民人均减负58元，今年全部取消农业税及附加，由此所减少的乡镇及村级收入全部由市财政转移支付。
（四）财政补贴在流通领域消耗太多，轻生产领域。农发行贷款目前还仅局限在粮棉流通领域，虽然对解决农民“卖粮难”、“卖棉难”问题，稳定粮棉价格，保护农民利益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国家的补贴基本在流通领域消耗，因此农民直接受益有限。
（五）政策性与商业性关系模糊。政策性与商业性并存是当前信用社经营中的基本格局，也是改革的基本矛盾。信用社肩负金融支持“三农”的职责，这具有强烈的政策性。另一方面，信用社又是“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商业企业。并且，随着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进展，商业性业务的比重日益上升。由于当前信用社存在强烈的政策性，以至于它还不可能摆脱行政桎梏而真正成为产权清晰、政企分开、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金融企业。
（六）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不合理，供给范围“越位”与“缺位”并存。财政支农管理的领域和事务不能随农村城市化的加快而及时调整，造成很多部门和单位仍在占用财政支农资金，而应由财政资金供给的领域和事务却得不到应有的资金保障。主要表现在：第一，随着广饶县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三产”的比重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县级农业服务机构仍然过多，职能没有进行较大调整，是财政资金供给范围过宽的主要原因。如：农口设有畜牧、农业、水产、农机等几个服务中心，各中心仍然是全套配置，各中心资源分散，不能整合，存在浪费现象。如：
2002年财政安排几个中心事业发展经费各100万元，从财政检查的情况看，各中心事业发展的效果不明显。
三、政策建议
一方面，贫困地区公共财政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无法建立；另一方面，将农村金融机构作为支农的工具，进一步扭曲了农村的金融体制。分析表明，只有让公共财政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进一步改革农村金融体系，形成商业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制。（谢平，公共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村金融改革）
第一，健全农村公共财政体系。一是通过农村公共财政直接投资以改善农村的投资环境、提高农村的技术水平和对一些经济行为给予补助。二是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变目前我国长期存在的只有城市干部职工才能享受社会保障的状况。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仅包括居民生活补助和救助、基础的生产生活设施和文化教育支出，还包括对农户个体生产及合作组织的补助。
第二，把财政和金融资源结合起来，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提高融资效率。财政和金融两者相互补充、支持、促进，形成合力，就可以产生明显的放大作用，极大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通过财政直拨或其他渠道下拨的支农资金千头万绪，开行要通过市场建设和融资推动的方法加以整合，改变长期以来支农资金使用分散、效率低下的局面，确保资金安全运行。资金一旦整合，就能发挥集合效应，提高支农效果，产生“一个平台、一个信用、一个账户”多种功能的贷款模式。即通过融资平台账户管理、整合各级政府的支农资金、发放贷款、回收本息，形成统一高效的信用支持和管理模式。目前大部分县域，特别是贫困县机动财力很少，自身活力相当脆弱，开行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配合，尽快打开工作局面。
论文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财政政策
一 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目前，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当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
新增就业的75％进入到了中小企业，创造的GDP占全国60%，交纳税金占50%。中小企业的发明专利占66%，研发产品的80％（1）。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阻碍着其发展。2000年在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后，中小企业融资形势虽然有所好转，总体上看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长期以来，中小企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远大于50%，但融资额占总融资额比例始终徘徊在30%以下。（2）
中小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有内源融资与外源融资两种。所谓内源融资，就是指企业将自身的储蓄不断地转化为企业投资的过程。而外源融资是指企业吸收其他经济主体的闲散资金，使之转化为自己投资的过程。据有关统计，在目前中小企业首选的融资方式当中，利用企业自有的积累资金占比48.41％，商业银行贷款占比38.89％，发行股票债券占比2.38％，其他占比不足13％。（3）从中小企业的内源融资上看金融论文，它有着低成本﹑高收益﹑抗风险的优点。但是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着分配中留利不足，自我积累少的情况。在外源融资方式当中，商业银行贷款是其首选。2009年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下，当年全国信贷规模出现超常规增长，仅一季度新增贷款就达到4.58万亿元。但是，如此庞大的资金流却并没有大量流入占中小企业。以珠三角地区为例，这里一直是我国中小企业发展活跃的地区之一。仅深圳一地，就有20多万家中小企业，占到了企业总数的99%以上论文格式范文。而当地中小企业所获得的信贷比例还不到30%。（4）另外，从其他的直接融资渠道上来看，主要有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两种方式。目前只有少数国有大型企业能通过债券市场融资；而在股票市场上，虽然在2004年创建了中小企业板市场，但截止到目前为止全国仅有几百家中小企业上市发行股票。由此可见，融资难已经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 中小企业融资难成因分析
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很多。从内源融资上看，造成中小企业自我积累少的主要原因是：首先，大部分中小企业的经营规模都比较小，盈利能力较低，自有资金来源有限；其次，现行税制使中小企业税负负担较高。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占销售收入的6.81％，高于6.65％的全国平均水平（5）；三是中小企业折旧费过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低折旧率制度，在折旧率的计算上只考虑使用中的有形损耗，而很少考虑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高带来的无形损耗，造成中小企业在技术改造更新时缺少足够的资金等。
从外源融资来看，中小企业可以选择商业银行贷款、资本市场公开融资等形式。但目前中小企业的外源融资渠道也并不畅通。从商业银行贷款上看，贷款的形式一般以抵押或担保贷款为主。但是，由于众多中小企业经营规模小，盈利能力不高，流动资金与固定资产都比较少；很多中小企业没有建立健全的财务制度，资金管理较为混乱；加之一些中小企业信用意识淡薄，不乏恶意逃废债者，导致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资信评估普遍偏低。因此，在向商业银申请贷款时，不仅手续繁杂，而且为寻求担保或抵押等，中小企业还要付出诸如担保费、抵押资产评估等相关费用。进而导致中小企业融资成本的增加。并且，中小企业一般只能借到短期贷款，无法满足中小企业中长期贷款的需要。在利用资本市场进行公开融资方面金融论文，由于受发行规模的严格限制，中小企业很难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直接融资。而利用发行股票筹资的方式上，对于企业同样有资格限制。在所有的上市公司中，非国有中小企业所占比例较小，因为股票市场主要是面向大中企业筹资而设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小企业的融资范围。
三 财政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对策分析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各国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普遍面临的问题。鉴于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重要作用，影响中小企业融资的内外因素在短期内还会存在，而且单纯依靠中小企业自身的力量还很难解决。因此，需要各级政府综合利用各种财政政策，来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促进其快速健康的发展。
(一)扩大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财政资金规模，并提高其使用效率
首先，各级政府要不断加大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资金规模，使其对中小企业外源融资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中央财政陆续设立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基金，主要包括：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专项补助资金和农业成果转化资金等。但是这些财政扶持资金存在着多头管理，责任不清的问题，资金规模小且分散，缺乏统一的政策协调。除了加大对于这些基金的投入以外，需要对其进行整合，发挥合力，提高财政扶持资金的使用效率。
其次，要优化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向。财政资金的惠及领域将由个别领域和个体性优惠向区域性﹑群体性﹑普惠性方向转换。财政资金的支持对象，要由对于单一企业或者项目的直接支持，向间接支持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转变，扩大财政支持中小企业的范围。由于企业的发展周期经历了创业﹑成长﹑成熟﹑衰退等阶段。因此，要用财政资金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所采用的扶植政策也应该有所不同。在在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向上，在普惠性和群体性的基础之上，要对中小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开拓市场﹑扩大就业等方面进行重点支持。（1）
第三，增强财政资金对于中小企业融资的“杠杆作用。中小企业的发展不能单纯依靠政府的财政资金的作用，必须要让其他方面的资金加入进来。由于中小企业的信用等级普遍较低，导致对中小企业进行融资担保的风险较大。因此，各级政府应该从提升功能，防范风险和改善环境三个方面做出努力论文格式范文。增加中小企业担保基金的投入，对中小企业担保机构提供更多的财政补贴以及税收优惠等，建立财政资金支持中小企业担保机构的发展长效机制，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组织体系金融论文，促进财政支持路径的集中化与系统化，建立风险共担机制，降低对于中小企业提供融资的信用风险，实现中小企业政策性担保的可持续性。（3）通过财政资金的引领和放大作用，引领金融机构以及民间资本等来加入，进而保证为企业筹措资金渠道的畅通。
（二）加强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取消不合理的行政收费，切实减轻中小企业税费负担
这是增加中小企业的内源融资的重要手段之一。由于目前中小企业税费负担较重，应该制定针对中小企业的税费优惠政策，切实增加企业的积累。在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方面，要统一规范对于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现出企业平等税负，公平竞争的原则。制定惠及中小企业的增值税政策，把增值税的起征点从个人扩大到企业纳税人，扩大一般纳税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小规模纳税人的范围，并且进一步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税率。在中小企业的所得税方面，政府要着眼于促进中小企业自有资金的增加。对于增加自有资金的中小企业给予在税收减免和税率优惠方面的照顾；对于中小企业用税后利润进行资本再投资的，可以按照一定比例返还投资中已缴纳的所得税的部分，以鼓励中小企业进行再投资；放宽中小企业税前列支费用的列支标准，对于不违法金融法规的融资利息支出都可以列入到税前列支的范围内；缩短中小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允许实现加速折旧，支持中小企业加快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对中小企业提供优质的纳税服务，降低中小企业的纳税成本。（6）
（三）利用财政补贴和政府采购政策，增加中小企业收入
增加对中小企业财政补贴的形式和额度，扩大对于中小企业的政府采购，增加中小企业的收入，也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途径之一。政府对中小企业财政补贴的主要形式包括：1 就业补贴，对于提供就业岗位较多的中小企业提供较多的财政补贴 2 研发补贴，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优势和发展方向，确定创新领域，对在该领域当中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补贴 3 出口补贴，加大对于生产出口产品的中小企业进行补贴，扩大其出口规模 4创业投资补贴，对于处在创业阶段的中小企业，政府对其投资者给予一定比例股金的创业补偿，增加企业的资本金5贴息贷款，对于中小企业的贷款，政府可以在一定时期内金融论文，承担其利息部分或者全部。对于超过市场利率的部分，政府可以予以补贴。（1）
其次，政府可以完善政府采购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制定政府采购扶持中小企业的操作性制度。第一，明确规定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中标份额和范围，给予中小企业竞争价格优惠，招标文件给予中小企业政策倾斜。第二，降低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准入门槛，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资格条件；实行项目拆分，对一些可以拆分的大宗政府采购项目适当拆分、化整为零，变成若干中小企业可以承担的小型项目；鼓励联合投标，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组成联合体参与投标，明确对中小企业投标联合体的评审细则，促使中小企业形成竞争合力，以弥补中小企业资质条件的相对不足，分散中小企业各方成本和采购人的风险；减少资金压力，对中小企业的投标、履约保证金的收取，适当降低标准和数额，或以动产、不动产为抵押方式收取。第三，加强对中小企业的培训指导和宣传。提高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中的竞争意识﹑产品质量和服务能力。第四，建立政府采购扶植中小企业信息平台。第五，解决中小企业采用政府采购的实际困难。第六，加强政府采购的监督和监管考核工作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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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齐晶 浅议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与对策〔J〕 中外企业家 2009（7）：10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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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姓名：李鹏
出生日期：1977年2月2日
性别：男
学历：硕士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金融理论
工作单位：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院
一、外洋财政对屯子金融配置政策的警惕
(一)列国把相助金融作为农业金融制度的基础
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相助经济是构造个体农人、个体工商户及中小企业生长经济、加入市场竞争的有用构造情势。相助金融的加入者多是社会中低收入阶级和贫困阶级，是市场竞争中的弱者。美国、日本、德国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明确名誉社是不以盈余为目的的公益法人，免征税收。
信贷决策以下层名誉社为主，资金整理以上层名誉社为主。最下层的名誉社是信贷决策的主体，上一条理的相助银行或团结社不举行过问，中心相助银行或中心条理的相助银行则发挥“名誉社的名誉社”作用，为下层名誉社提供资金整理和融资服务，重要是解决“小”名誉社广泛面临的两大题目：一是单个名誉社法人主体没有像大商业银行一样巨大的分支机构，缺乏自己的结算网络，业务受到限定；二是单个名誉社规模小，如果备付金过多，影响名誉社的盈余水平；备付金过少，容易孕育发生资金活动性不够题目。这样，下层名誉社和上一条理的名誉社就形成了有用的业务相助关连。
(二)财政配置屯子金融进而间接赔偿农业成为重要通道
列国政府拟订了一整套扶持屯子经济、生长屯子金融的政策和措施。由于财政的气力是有限的，列国政府拟订农业金融规则，创建屯子金融制度，对公营的屯子金融机构举行直接受理和监视，并议决他们贯彻屯子金融政策。同时，为了保障农业信贷资金的投入，许多国家都创建了比力发达的屯子金融体系，除了政府的银行，也有私人银行、屯子信贷协会和屯子名誉相助社，还有非正式金融构造。政府议决税收、补贴、担雹基金、信贷政策和利率等手段举行调控，引导金融机构增长农业信贷的资金总量，支持农业开发项目和农业今世化。
列国政府议决对屯子金融的支持，其目的因此屯子金融为渠道，把财政的赔偿输导给屯子经济。通常接纳的要领有税收优惠、利差补贴、提供低息和无息贷款资金、提供保证等等。比喻，财政贴息后，银行实验低利率的政策，目的是低落农业生长的融资资本。那些坚持相助金融构造基本特点和性子的国家仍然维持了对相助金融构造的优惠扶持政策。为了吸引金融机构增长对农业的投入，列国政府还对那些向农人提供优惠贷款服务的银行直接赐与财政资助和补贴，并随着贷款的增长，补贴的数目也随之增长。
1．美国名誉社享受免征联邦收入所得税的人为
美国只有3％的农业生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是与其高度发达的屯子金融制度分不开的。美国拥有壮大的粮食综合生产本事，也是政府对农业掩护度极强的国家，粮食生产过剩在美国事一个恒久存在的客观现实题目，为了掩护国内的粮食生产本事和粮农优点，美国政府一方面在粮食压库和销路不畅时，就构造农人休耕和粮食出口，由政府出资补贴农人的丧失；另一方面议决健全的金融制度对农业举行间接补贴。
美国的名誉社是发放小我私家贷款，向社员特别是统一个公司的雇员提供消耗信贷的非盈余性构造。从20世纪70年月末期开始，规则放宽，容许名誉社提供类似商业银行、储备银行和储备贷款协会一样的金融服务。联邦注册的名誉社能够发放名誉卡和住房抵押信贷。许多名誉社也提供生息的结算账户(ShareDraftAccount)。名誉社免去联邦和州的税收，能够高于市场利率吸取存款，并低于市场利率发放贷款。1984年对名誉社会员资格的管理放松了，容许吸纳新的会员，并议决缴纳股金增长名誉社的营运资金。现在美国拥有名誉社11000多个，有社员7600多万人，约占美国生齿的1／3。志愿入社的人只要填一份表格，交5美元股金，即可成为名誉社的社员，享有存贷款、赢利分红和推选的权利。
美国相助金融的焦点是把非盈余性作为其生长的基本宗旨，其重要目的为议决教授金融知识，资助无力得到商业银行的正规金融服务的工薪阶级和低收入家庭作育良好的金融意识和理财本事，前进生存水平，促进社区相助和经济生长。美国的第一乡信用社是1909年建立的圣玛丽教区住民名誉社。由于当时正规的商业银行既不乐意继承小额存款，又不乐意发放小额贷款，这些“小存款人和小乞贷人”就自觉地团结起来，以相助相助精神为宗旨，吸纳社员的存款，服务工具重要是工薪阶级和低收入家庭，为这部分特别群体提供小额消耗性贷款。美国名誉社对社员有一个基本要求——配合团结要求，划命名誉社必须创建在某种配合团结关连的基础上，比喻，同属一个东家，同属一个构造，同属一个社区。美国名誉社的注意力重要会集在为社员提供种种便捷自制的服务，这些服务是其他商业银行所不愿或无法提供的，目的是相助相助，改进社员生存，促进社区生长。关于是否生存名誉社特点的题目，在美国有很大争议。1998年4月美国众议院以411比8票议决HRll51法案，容许名誉社吸收新会员，维护名誉社的相子和会员扩展筹划。
美国名誉社经过多年的生长，已创建起一套较完备的规则体系。最重要的执法是1934年议决的《联邦名誉社法案》，执法划定了联邦名誉社管理局的职能与作用、名誉社股份保险以及中心活动性部署等具体内容，名誉社管理局1998年修订的《准则与规章》对名誉社的具体运作做了非常细致的划定。1937年美国国会决命名誉社享受免征联邦收入所得税的人为，并在《联邦名誉社法案》中作了明确划定。其后当此项政策受到银行业的广泛阻挡时，国会多次检察名誉社的免税资格，以“名誉社是一个非盈余性的相助相助构造，其收入均用于资助社员前进生存水温和促进社区的和谐与生长，因此它的收入不组成利润”为由，也就可以免征联邦收入所得税。美国名誉社的资金源头重要为其社员的储备性股份，作为一种恒久欠债，全部者职权由储备、公积金和未分配的盈余这三部分组成，不包括储备性股份。社员存放在名誉社的资金在名义上仍被称为“股份”，所以社员来自股份的收益也就称为“盈余”，而不是“利息”，从而得以免征小我私家利息所得税。这两大免税特点使名誉社迅速成为最受接待的金融机构，而社员规模的不停巨大又进一步增强了名誉社的政治影响力，使名誉社在与商业银行关于税收人为的恒久斗争中，能制止储备与贷款协会及储备银行的结局，而始终连结着它的税收优惠。2．法国议决贴息贷款配置农业
法国对切合政府政策要求及国家生长计划的贷款子目，都实验低息优惠政策。向农业谋划者直接发放贴息贷款，勉励农业谋划者积极向农业投资，而优惠贷款利息与金融市场利率差额部分由政府补贴。农业信贷相助银行是法国惟逐一家享受政府贴息的银行。贴息资金，不停固定由农业部从政府拨给的农业年度预算中统一支付给农业信贷相助银行。贴息贷款在肯定水平上减轻了乞贷者的利息包袱，很受农业谋划者的接待。另外，也增强了农业信贷相助银行的竞争本事，扩大了信贷业务，前进了收益。贴息贷款，在期限上只限于中、恒久贷款，在放款用途上，重要用于生产开支和生产配置投资，在行业上重要是对种种农业相助构造、屯子市镇小手工业等放款及住房放款。贴息放款的用途、期限和数目均由农业部按信贷原则确定，具体放款措施则由银行凭据农业部拟订的基源头根基则和该行放款章程确定。每年的放款指标由总行逐级分配给省行及下层行，至于贷给谁、贷几多、贷款期限是非、贴息期限是非、贴息幅度巨细，则由包揽行自主确定。贴息贷款并非整个贷款期限内享受贴息，而只是在肯定贷款期限内享受贴息。好比，购置地皮的贴息放款，对年轻农人的贷款期限最长为25年，享受贴息期限10年，对一样平常庄家贷款期限最长为20年，享受贴息期限7年；对扩大谋划的农场主贷款期限最长为20年，享受贴息期限只有5年。
二、创建以农信为载体、扶持三农的通道
“金融体制缺乏屈从的题目，不行能只由金融机谈判金融政策的改进而得到解决。金融体制的革新应与其他非金融政策的革新配套举行。在革新金融制度时如差异时接纳准确的国内税收刺激政策和财政政策等，仅仅革新金融制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爱得华·S．肖)扭曲的财政政策将淘汰社会的金融资产，制造金融业内不屈等的竞争情况。创建财政政策赔偿金融、金融配置屯子经济的渠道，即是国家把配置农业经济生长的补贴和掩护政策，更多地议决对屯子金融的配置和补贴，改进金融业的融资情况，增强屯子金融抵抗危害的本事和名誉创造功效，发挥对经济的亲和力和推动力，以及对经济资源的构造和调治本事，并把对金融的补贴，以低落利率、改进贷款条件、增长信贷额度、扩大贷款领域等要领，输导给需要配置的屯子经济部分，到达反哺屯子经济的目的。这是一种直接补贴金融，间接补贴农业的要领。
(一)赔偿金融优化财政补农政策效果
财政政策赐与金融机构的赔偿，同样的财政资金，屈从是差异的。财政赔偿银行，银行支持经济的要领，其目的是财政能够使用较少的补贴支付推动数倍的农业贷款的投入。下面举两个例子：
一种是财政直接投资与间接赔偿的屈从比力。比喻，有5个农业项目，需要投资的资金总额都是100万元，共需500万元。由于项目的投资周期长，前期的现金流量不够以送还贷款利息(但项目完成后可收回本金)，商业银行因现金流量不够“不宁愿宁愿”贷款。倘使财政资金只有100万元，由财政单独用于直接投资，只能投资其中一个项目。如今财政用100万元分别对5个农业项目举行贴息，则商业银行看到收回利息和本金有了保障，乐意给这5个农业项目分别贷款100万元，那么5个项目共500万元的筹资完成了。
另一种是对金融机构补贴的效果。假设某县有10家屯子名誉社，其中5家亏损，缘故原由是存款都只有800万元，均达不到盈亏点最低存款1000万元的限额。在无人增补亏损的情况下，只有把5家屯子名誉社全部取消，以低落金融危害，则该县屯子名誉社可能淘汰存款4000万元。如今议决减免屯子名誉社税收措施，使屯子名誉社谋划资本降落，盈亏点降到了存款800万元的水平，这5家屯子名誉社能够盈亏持平了，可以继续业务。那么该县就有了这4000万元的信贷资金，用于支持经济生长。
以上举例省略了其他因素的滋扰，但可以说明利息补贴有利于增长金融机构的信贷意愿、改进贷款条件，从而增长信贷资金提供；减免税收，有利于低落银行业务用度、配置偏远和落伍地域金融机构的生长，也能够起到增长信贷资金提供的效果。
(二)财政多渠道支持金融实现对弱势农业的配置
笔者以为现在重要可以接纳以下财政对金融的赔偿渠道，以规复和前进金融机构的名誉创造功效，并增强对屯子经济的贷款意愿。
1．适当的税收补贴
1996年8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强城乡名誉社财政管理几多题目的看护》中把城乡名誉社看成城镇团体企业来看待，征收所得税、业务税和其他种种税赋的划定对屯子名誉社是不公平的，是传统筹划经济体制下公益法人与非公益法人不分的继续，是把相助制等同于团体制错误观念的继续。应该警惕外洋生长相助金融的乐成经验，对相助金融必须明确其为公益法人，非纳税团体，免征税赋。可行的要领有：(1)赐与支农贷款税收政策优惠，对屯子名誉相助社捐躯的利润和负担的危害举行公正赔偿；(2)凭据屯子名誉社是一个“不以盈余为目的”的相助金融构造的特点，加之其服务的工具与部分自己需要政策补贴，名誉社应当免去业务税，减免或低落所得税税率，或返还所得税；(3)屯子名誉社存款作为社员存款，视同股金，免缴利息税，淘汰农人的税收包袱，增强名誉社的竞争力。
2．公正的收入赔偿
现在农业投入机制的致命缺点之一是缺乏投入赔偿机制，通常是投入高、产出低，这与农业的高危害、低收益的产业特性亲昵相干。我国农业生产力水温和农业经济的市场化水平都较低，农业的自我积累功效低下，积累效益差，造成投入的资金不能较快地形成投资收益，投资主体投入的积极性遭到打击。由于投入赔偿机制缺乏，只管有政策束缚，也容易造成资金对农业的假投入，虽然统计在农贷科目中，现实上投入到其他方面。因此，创建公正的优点赔偿机制和制度，维护屯子资金的完备性，变更投资主体的积极性，保证农业投资的一连性、有用性，低落投资的危害，使有些项目投资的回报率能够基本到达全社会均匀利润率水平，吸引商业银行直接投资。(1)创建农业贷款的保障机制，比喻，创建农业贷款保证基金、中小企业贷款保证基金；(2)创建向农业倾斜的信贷勉励机制，重要是国家对积极支持农业生长而使经济效益受到影响的农业金融部分赐与须要的夸奖，从优点上勉励金融部分增长农业信贷投入的有用提供；(3)创建贷款子目的配套机制，中心和地方财政部署一些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农业项目贷款贴息和资金配套，低落单独由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支持的项目危害；(4)对屯子名誉社历年垫付的保值补贴利息支付赐与赔偿；(5)对一些显着带有政策性扶贫功效的贷款，要界定公正的政策性亏损空间，其政策性亏损由财政拨补。对老小边穷地域的屯子名誉社，农人确实需要，又达不到规模效益的谋划亏损，可由地方财政增补；(6)财政补贴除了补贴金融机构外，还要继续运用财政补贴杠杆对农产品市场举行调控和管理，对边远地域、山区等实验特定的补贴政策，改进屯子名誉相助社的谋划情况。3．贷款利息补贴和免缴存款利息税
存贷款利率是金融资产的相对价钱，政府议决过问利率的结构，把它作为征税和作为补贴的一种途径。如存款利率的补贴，在金融机构储备短缺的情况下，对储备补贴有利于增长储备总量，“使储备可以从现金窖藏中提取出来”(爱得华·S·肖)；存款利息税的免税；对贷款利率的补贴等等。这样，利率由金融手段变化为财政金融综合手段。
商业银行支农贷款的利率部署比法定利率低一些；屯子名誉社可对有利于经济结构调解的项目，低落贷款利率上浮的幅度，以低落融资资本，到达增长农人收入、为农人减负的目的。赐与名誉社财政政策优惠的目的，不是前进名誉社的利润率，而是议决低落融资用度，从而低落贷款利率水平，反哺屯子经济，发挥政策的杠杆效应。
存款利息税是使用利率要害征税的一种情势。我国征收存款利息税，在屯子刺激消耗的正效应不够显着，反而带来克制屯子经济的负效应。由于农人对金融工具的选择即是存款和现金，其他方面的投资农人得不到，征收利息税不会孕育发生投资的转移，即是增长了财政预算收入，淘汰了农人的现金收入，同时抵消了贷款利率补贴的作用。免缴利息税可减轻农人的包袱，同时也可以作为配置屯子名誉社的措施。巩义、新密屯子名誉社化解危害历程中接纳了利息税由本地政府代缴的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4．剥离屯子名誉社不良资产
下刻意解决屯子名誉社由于体制、历史等因素形成确当前名誉社存在的大量不良资产题目，赔偿其为屯子经济生长支付的价钱。鉴于财政有困难，可首先解决有支付危害的名誉社。第一步，屯子名誉社在账务方面把与农行分居前(含展期)形成的不良资产举行剥离。第二步，由省一级政府建马上方性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屯子名誉社剥离的不良资产。其中，财政部分收购资金的源头：一是把从金融机构取得的税收，返还给屯子名誉社，作为收购资金的一部分；二是从财政支付中切出一块专项资金；三是经中心政府答应刊行地方财政债券；四是直接向中心财政乞贷。第三步，把不良资产的整理责任按属地分别落实给各级政府，整理收回的现金作为本地农业贷款的保证基金。
5．创建信贷保证基金
地方政府牵头，在县(市)和乡(镇)一级，由地方财政拿出一部分资金建立信贷保证基金，另外可在本地企业中召募，作为以工补农的渠道。盈余的名誉社可把部分红使用于认购保证基金。保证难题目也是农人贷款难的重要题目之一。议决贷款保证基金，解决农人贷款条件不够的题目。
议决金融渠道，把对金融的赔偿变化为以间接赔偿要领为主的对农业的赔偿，由经济主体对国家政策的被动依赖，变化为市场主体能够苏醒地坚定和把握市场规律，自主做出谋划决策，自动举行投资选择，这是顺应加入世贸构造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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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中小企业财政金融扶持政策体系的价值
（一）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中小企業作为我国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对市场机制进行灵活的反应，并也作为最有活力[1]、波动频率较大的重要部分。针对我国经济水平快速发展的现状，例如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的中小企业都在进行快速发展，这些地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体水平也都在近几年来得到了大幅提升。由此可见，促进中小企业进行发展，是帮助我国构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举措。
（二）维护社会经济稳定
中小企业的主要特点便是其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类型，虽然其生产的产品还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技术含量不高，也并不会对员工有过多的要求。但是其就业方式极为灵活，为农民以及相关无业人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并有效缓解了我国所面临的巨大就业压力。与此同时，中职院校、高职院校毕业生的主要就业渠道也可是中小企业。由此可见，中小企业得以快速发展，是维持我国社会安定、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手段。
（三）对经济结构进行优化与调整
我国中小企业的主要特点便是产业整体规模较小、资金充足率较低、科技含量要求不高等特点，这便使得其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综合水平发展的主要部分。各类企业并存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点，也是现代社会得以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随着我国中小企业不断转型、拓展，对产业结构实现了优化、调整。
二、我国中小企业在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内部管理水平差异较大
由于我国中小企业规模小、流动资金少，导致大部分的中小企业并不具备良好的科技创新能力，也无法在市场中树立形象、自身品牌[2]。这也是造成中小企业无法抵抗市场风险的主要原因，并作为中小企业的主要特点之一。
相比于大型企业来说，中小企业基本处于创业阶段，其整体素质差距较大，使得管理工作开展的较为艰难，基本是采用个人管理、家族式管理模式。以这两种管理模式进行发展的中小企业，虽然在企业建立初期，由于家族的凝聚力，使得其可顺利经营。但在后期生产运营过程中，家族式的管理模式便开始出现各种矛盾、冲突，并严重制约企业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在部分中小企业进行生产经营过程中，还存在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也对其健康、持续发展造成恶劣影响。
（二）融资困难
从贷款制度方面来看，目前大部分的金融机构制定的贷款制度并不适合中小企业开展融资。在目前我国实施的中小企业管理模式主要是利用条块分割模式，但政府部门中会存在职能重叠、机构设置重复等问题，这也导致无法为中小企业提供有效的规范性服务，也没有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专门设置融资服务机构。从商业银行的贷款方面来看，由于商业银行的贷款途径较为困难。针对目前我国对金融体制的优化、改革，使得商业银行开始朝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方向发展，由于商业银行过于注重自身的利益，并不愿主动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服务。另外，从中小企业方面来看，由于中小企业规模较小、管理制度不完善，使得其内部的财务制度也会出现不健全的问题。使得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偿还能力持怀疑态度，并不愿意付出资金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服务。自商业银行的贷款理论开放之后，银行并没有将自身的自主定价权利合理应用，金融定价存在较大的漏洞，导致中小企业承担的贷款利率较高，并不要达到高额利率、高担保的需求。
（三）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
对中小企业进行金融政策扶持是一项较为复杂、技术性较强的系统工程。但根据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我国的融资担保制度、信息网络制度、科技技术力量的整体水平并无法为中小企业提供有利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并么诶有设置类似美国SBA结构的管理部门，使得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便是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
三、我国中小企业发展财政金融扶持政策体系构建策略
（一）构建完善的投资引导资金
在我国，中央政策是引导地方政府响应、跟随的主要措施，相关部门应鼓励出台政策，并对地方政府形成良好的引导作用，从而起到完善投资引导资金的目的，最终形成中央-地方政府模式的创业投资引导资金扶持体系。其中要注意的是，在中央引导资金与地方引导之间的关系是以股权的方式存在的，并不是一般的行政上下级关系。也可以将其看作为，由中央政府为主导的资金，对地方政府资金具备知情权、质疑权、决策权等，但不能对其直接命令，要让引导资金确保其独立自主的存在形式。
第一，政府应不断提升资金的投入力度，才能更好地惠及中小企业。第二，政府应将创新投资引导资金充分利用起来，并确保具备保本、循环利用的效果。政府的引导资金通过上市、并购、股权转让等多种退出形式获得可观的利益汇报，从原则上来说，可以进行第二轮的引导，并将资金转向下一波中小企业的引导中。第三，要将引导资金的杠杆作用充分发挥出来，由政府出资的引导资金，可以将其以4倍进行放大，并对其他社会中的各项资本产生吸引，便会出现二次的放大效应。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将市场手段优势充分发挥，并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完美解决。
另一方面，从管理模式方面来说，由于在我国东部地区的创业引导资金发展进程较快且较为成熟，因此便可以将其引导模式、运行模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范围推广。这种运行模式中主要包括参股、跟进投资、融资担保等。
（二）构建完善的中小企业融资专项贷款扶持政策
1.转向贷款扶持政策构建设计方案
在对专项贷款机制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应根据四方主体作为主要设计框架。其中主要包括：第一，要将财政资金进行整合，从而确保转向贷款资金不会出现分散以及碎片化的现象发生。针对中小企业在融资过程中所使用的转向资金，要加强对其使用、效益等情况的掌握程度，并对专项资金客观存在的重要性、规模性、合理性进行科学评价、管理，才能确保专项资金被赫尔利利用，达到集中财力做大事的目标。第二，要将政策性国有银行作为扶持政策体系的构建枢纽，要将审查、监管、资金使用等各方面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其中主要包含对各种政策性专项贷款的规划制定、政策性国有银行对商业银行提出的申请进行严格审核。另外，对于封校较高的项目来说，要将中小企业的信用[3]、资质等各方面发展情况了解清除。第三，要将商业银行当做主要承办对象。主要是由于商业银行具备专业较强的風险评估作用，并可以对各方信息进行充分采集与加工。商业银行的主要作用便是对中小企业的授信扶持政策不断完善，并使其信息系统、业务操作流程尽量规范，可以对中小企业进行准确的评估，并促进中小企业不断加快融资速度。
2.操作专项贷款需要注意的事项
如果将普通的专项贷款举例，例如在其中的升级贷款中，第一，要确保同一申请人只能对升级贷款申请一次。如果申请人的偿付能力、信誉、经营状况都较好，便可以向政策性银行再次对该贷款进行申请。第二，应制定合理的贷款额度，如果中小企业提供可以足值低压的物品进行担保，便可以对其贷款额度进行重新设置。第三，申请人在向商业银行提出贷款要求过程中，可在月底对政策性银行申请利息补贴。
（三）构建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
为了加强中小企业发展财政金融扶持政策体系的构建水平，在构建信用担保体系的过程中，应将政策性担保作为基础，其也是对我国财政金融政策、货币政策的有效补充。针对目前我国信用担保市场运行现状来看，要想实施政策性担保，便要将组织能力、机构属性、财政扶持资金投入、业务水平、运行能力、风险控制能力等方面共同提升，才能加强政策的整合力度，确保政策性担保可以对中小企业融资形成良好的帮助。
四、结语
中小企业作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管理水平低下、融资难等。但相信政府在对财政金融扶持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探索，可以构建出科学、合理的财政金融扶持政策体系，从而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信贷能力较差等多种制约发展的问题，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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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稳定与利率自由化
麦金农（1997）指出，金融自由化改革实践受挫并不是金融自由化理论及其政策问题，而是一个排序问题，尤其是在未能够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之前引入金融自由化。由于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于信贷市场之中，而资金稀缺又是发展中国家最为根本的特征，因此，信贷配给在发展中国家是最为常见的现象。如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之际实行利率自由化，高的通货膨胀率将会使得事后方可以实现的存贷款实际利率变得愈发难以确定。在事后实际利率不确定的情况下，银行为了吸收存款，必将提高名义存款利率。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将会诱发银行从事较高风险的投资，从而加剧了银行自身的道德风险，银行道德风险的加剧反过来则会诱发存款人的逆向选择行为，两者相互作用，最终将导致银行的名义存款利率的严重偏高、存款供给减少和银行信用危机。从银行自身来说，由于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贷款事后实际利率的不确定性以及严重偏高的名义存款利率，为使其贷款事后方可实现的实际收益不至于下降，银行必将提高名义贷款利率。而名义贷款利率的提高不仅会导致申请贷款者平均质量的下降和逆向选择行为的加剧；同时也会诱发和加剧借款人的道德风险以及借款人拖欠与破产可能性的提高。由此可见，在一个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的信贷市场中，伴随通货膨胀和贷款利率的提高，银行的成本将上升，实际收益将可能下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将加剧，最终将会导致银企债务危机、银行恐慌与金融危机。
正是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与违约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故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内部价格水平的稳定是获得金融实际利率高增长而又不至于引起严重金融恐慌和崩溃等过度风险的一个必要条件（麦金农，1997）。此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将会加剧发展中国家金融同业之间的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使得金融部门的赢利空间缩小和竞争成本上升，由此会引发银行部门的不良资产的比例和信贷市场上的道德风险加剧，再加之金融监管改革滞后或放松和政府隐性存款保险的存在，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银行过度放贷和企业过度借款的现象，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诱发了银行危机（McKinnon&Pill，1996、1998）。
（二）财政稳定与资本项目的开放
麦金农（1997）指出，在宏观经济不定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必须实行有效的汇率管理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以确保政府增加税收、维持经济稳定。如果政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形下放开资本项目控制，必然将会产生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和货币替代问题，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缩减和通货膨胀率的相应提高，从而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故而主张资本项目开放是经济市场化的最后一步。
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在固定汇率制下，当一国宏观经济不稳定时，资本项目的开放将会使其货币受到国际游资的攻击，引发货币危机。货币危机理论的第一代模型（Krugman，1979）认为，由于发生危机国家政府所奉行的赤字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信贷规模以一定的速度扩张，故而导致经常项目的赤字，由此而引发政府国际储备的流失，当国际储备减少到某一个最低水平时，投机者必将对其货币发生攻击，从而造成其汇率体系的崩溃。因此，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固定汇率政策和赤字融资政策之间内在的不一致性，而流动性困难、集体行动、羊群行为以及道德风险等诸多问题在金融市场中的存在，则会进一步加剧和恶化货币危机。
货币危机理论是从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揭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货币危机的成因，而货币替论则从资产替代角度揭示了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资本项目的开放则会引发严重的货币替代现象，同样也会引发货币危机。货币替代是指在开放经济和货币可兑换条件下，由于本币贬值使本国居民对本币失去信心，从而产生本币的货币职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国货币所替代的现象。拉丁美洲、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在其金融自由化历程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货币替代现象，尤其以拉丁美洲国家的"美元化"现象最为典型。货币替代不仅使得这些国家的汇率出现频繁的波动和通货膨胀现象的加剧，同时也严重地削弱了这些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首先，由于货币实际收益率等于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故而汇率水平高低则取决于两国的货币供给、名义利率差异和通货膨胀率差异。若两国货币的名义利率不变，那么两国通货膨胀率的差异将决定汇率水平的变化，故而可以将两国通货膨胀率差异视为汇率的预期变化，因此，财政不稳定和高的通货膨胀率所引发的严重的货币替代则会加剧汇率不稳定。其次，货币替代将使一国货币量变得难以估计，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如果中央银行试图通过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需求，经济主体的预期通胀率将会上升，故而会立即将部分增加的货币余额转换为币值稳定的外币，货币替代必将削弱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力。第三，在通货膨胀期间，由于外币资产的存在提供了一种高效廉价的逃税方法，货币替代的存在将会降低国内居民本币的需求量，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减少。若要弥补因货币替代所导致通胀税收入的损失，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通货膨胀率。由此可知，两者博弈的最终结果是货币替代进一步加剧了一国通货膨胀率水平及其发生的频率。
二、中国财政现状及其稳定性状况分析
（一）中国的财政现状
中国的税收制度历经了多次重要变革，总的来看，自1994年之后，中国财政状况有所好转，彻底遏制了1994年以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跌的不利局面，基本实现了"两个比重"同时提高的1994年税制改革目标，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由1993年的12.56%和22.0%回升到1999年13.97%和51.1%（见表1和表2）。但自1994以来，中国财政支出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故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同样保持上升的态势（见表1），结果导致了财政赤字逐年扩大，尤其是近几年，速度之快是改革以来从所未有的。在1978～1999年期间，财政赤字的年均增速为299.22亿元／年；而在1994～1999年期间，财政赤字的年均增速822.31亿元／年，为1978～1999年的年均增速的2.75倍。为了考察中国财政赤字快速增加的源头以及中国财政增长的原因，笔者在此将财政赤字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进行了分解，同时考察了财政债务收入分别占财政收入和GDP的比重。
第一，在1994年之后，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止跌回升。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1994分税制改革的结果，但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回升的背后却是财政债务收入和国内债务收入的急剧攀高（见图1）。可见，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回升主要的支撑是财政的债务收入增加和非税收收入的增加。据统计，在1978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国内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4.18%、10.35%和4.14%；1994年三者分别为11.16%、22.52%和19.71%，1999年三者分别是13.97%、32.46%和32.35%（注：由于中国当前的财政收入统计中不包括财政的债务收入，因此中国的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以及国内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要比国际同类比重高。）。
资料来源：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下文表格中未注明资料出处的皆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第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好转，始终在50%左右，彻底改变了1994年以前那种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严重偏低、中央财力不足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得以加强。但中央财力状况好转主要由财政债务收入的增加支撑，而不是税收收入增加的结果（注：虽然中国当前财政收入统计中不包括财政的债务收入，但财政的债务收入使得中央财政支出有了重要而可靠的来源，故而使其收支状况得以改善。）。因为中国地方政府至今尚没有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权，故而国债收入自然而然就构成中央财政收入，并成为其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中国金融机构为什么会出现日渐扩大的、正的存贷差以及中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所在。由于国债实际利率一般都高于同期的银行存款的实际利率，并且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和低风险性，在当前国企效益普遍不理想而银行贷款责任约束机制加强的前情形下，银行部门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债主要持有者之一，故而在银行存贷差加大的背后，则是银行部门的有价证券资产的增加。据统计，1995年，金融机构购买债券余额为3064.2亿元，到了1999年，金融机构有价证券和投资的余额为12505.8亿元，为1995年的4.08倍。可见，中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该如何协调的问题应该引起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笔者一直认为，赤字财政政策就如同运动员所服用的"兴奋剂"，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效固然显著，但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否则，财政赤字货币化和"滞涨"现象的发生必将是难以避免。
第三，在1994年之后，中央财政不仅有效地遏制了逆差，而且顺差逐年扩大，由1994年1152.07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1696.88亿元。但是地方财政却在1994年之后赤字骤然上升且逐年攀高，由1994年的-1726.59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3440.47亿元，中国财政赤字也在最近几年快速增长。可见，中国财政赤字的主要源头是地方财政而非中央财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中央政府拥有债券发行权而地方没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中央财政收入1994年以来所占的比重始终在50%左右，而中央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自1978年改革以来却逐年下降，1994年以来一直徘徊在30%左右；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1994年以来已经降至50%左右，但是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是逐年上升，1994以来一直徘徊在70%左右，这种显著的不对称已经使得许多地方政府财政尤其是乡级财政处境极度困难，出现严重赤字也就在所难免。
（二）中国财政稳定性分析
财政稳定这一概念包含3重含义：（1）政府如果能够长期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则政府财政处于稳定状态；（2）尽管在相当长时期内不能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但政府却能通过发行国债为赤字财政融资，则政府财政依然可以说处于稳定状态；（3）如果在经济中存在一种机制，当财政脱离稳定状态之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是财政状况恢复或趋于稳定状态，则政府的财政状况也可以说是稳定的（余永定，2000）。可见，财政稳定的核心内涵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不需要通过货币的财政发行而能够保持财政收支平衡。
首先，中国财政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尽管1994年之后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是，中国的财政赤字状况明显恶化。财政赤字增长过快的原因主要是地方财政收支状况恶化所致，这说明中国当前的分税制的财政制度与现行的5级政府的行政制度之间存在内在的不协调，突出地表现为各级政府的事权与其财权存在显著的不对称性。其次，中国政府的行政支出费用一直占有较大的比重，尤其是近几年在精简机构、节俭开支的改革力度加大的情形下，政府的行政支出费用却一直在12.50%徘徊，始终处于中国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这表明中国政府近年来的精简机构改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功。第三，从债务依存度来看，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前，中国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一直都比较低，从没有超过20%，并且大部分年度的债务依存度都在15%以下。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债务依存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快速上升，近两年已经达到30%左右，这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分税制改革并没有提高税收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分税制改革是否成功现在还不能予以肯定；另一方面也表明赤字财政政策已经成为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主导。如果债务依存度过高，最不利的影响则是可能诱发利息率的提高，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如果政府不想提高债务依存度，同时还寄希望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那么，政府只能降低国债的发行利率和提高平均税率，而平均税率的提高则会抑制企业与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从而抵消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由此可见，债务依存度的提高，则会迫使政府为增加自主性支出而过度举债。第四，再从偿债率来看，中国的偿债率自1994年以来，同样也是居高不下，近两年已经超过了30%.偿债率升高则意味着在既定财政支出条件下国家的自主性支出减少，如果政府要增加自主性支出，在既定的税制条件下，举债可能是其最佳的选择。这也就是说，偿债率越高，政府增加发行国债的压力也就越大，财政赤字状况也将会更加恶化，最终可能将导致财政赤字货币发行。据中国财政部长项怀诚的2002年的财政预算报告，2002年中国预算赤字将高达3098亿元，相比2001年的2598亿元将增长19.24%，超过GDP的3%，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第一次逾越国际公认的赤字警戒线。
注：债务依存度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负债率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百分比；偿债率是财政债务的还本付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注：通常情况下，依赖度是指在一国的中央财政预算中，国债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偿债率是指在财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国债利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于中国财政债务收入不仅来自国债收入，同时还包括向金融机构的借款，因此，本文中债务收入不仅仅包括国债收入，还包括其他形式的债务收入。）。
尽管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有所上升（注：据统计，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1998年为14.2%，1999年为15.9%，2000年为17%，2001年增加到22.2%.），但是目前中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16%，低于发展中国家25%左右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40%左右的平均水平。同时，中国财政尚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稳定，尤其在当前经济紧缩的形势下，中国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增加举债的压力，中国财政赤字存在着进一步恶化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在1998～2001年期间，中国财政支出增长率平均为20%左右，但是在这一期间中国GDP的增长一直是一位数。以20%左右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超过高速增长的财政赤字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这是否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值得人们深思！如果再考虑到政府需承担的银行国有不良资产、社保资金等隐性负债，中国的财政状况不容乐观。可见，实现财政稳定是金融市场化改革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三、中国现行财政条件下的金融稳定性分析
（一）中国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相关性分析
自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尽管中国的GNP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但是国家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却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并且除个别年份之外，绝大多数年份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呈逐年扩大之态势（见图2）。据统计，国家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31.24%降至1999年的13.97%；而财政赤字却由1978年的-356.35亿元快速增至1999年的-1743.59亿元。
前文已经指出，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在中国是否也存在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为此，我们在此以货币供给量（）作为因变量，以财政赤字（DF）作为自变量，对1978～1999年期间的财政赤字（DF）与货币供给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线性回归检验，结果如方程1和图3所示：
由方程1和图3可知，中国货币供给量（）与财政赤字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这意味着财政赤字每增加1亿元，中国货币供给量就会相应地增加30.95亿元，可见，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但是，中国在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量"双增"的情况下，中国的零售物价指数并没有随之出现上涨的趋势，反而呈现出下滑的态势（见图2），中国的物价水平与财政赤字、货币供给量（）之间并没有出现理论上那种相关性，麦金农（1997）将中国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稳定的现象称为"中国之谜".麦金农（1997）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稳定，最重要的是拥有可以控制的国家银行体系，中国政府通过国家银行体系向非银行公众借入公开的或隐蔽的债务弥补财政赤字，实现了非通胀融资。但是"中国政府不可能无限期地依赖于如此严重的借款，因为居民已经不再是''''低货币化的''''了，并且中国的/GNP也不可能会升到无限高"."当居民流动资产与收入的比例过了高峰，甚至在这之前，如果国有部门继续借入，就可能发生金融危机"."解决的办法在经济上是很明显的，……，中央政府必须很快建立一个能够直接对所有工业——中央的、地方的和私人的——以及农业部门征税的内部税收机构"（麦金农，1997）。
由此可见，在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逐年递减而财政赤字又逐年高速攀升之际，实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必将会使得潜在的通货膨胀危机显现化，其产生的不利影响我们从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国家金融自由化实践就可略知一二。中国若在如此财政背景之下进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高通胀率、高利率、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日趋沉重的政府债务利息负担以及政府向银行体系强制融资等问题也就难免。因此，当前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财政收支均衡，否则，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只会让我们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二）中国资本外逃与货币替代状况
伴随着中国经济和中国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居民和企业的外币需求以及外币资产的持有量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增加。尽管中国目前对资本项目仍然实施严格的管制，隔绝了中国与国际资本之间的自由流动，使得中国可以成功避免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冲击。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
自1992年，中国资本国际化的进程明显加快，流入中国的国外资本平均每年以28.9%的速度增长，至1997年底，中国累计利用外资3479.4亿美元，其中，国际直接投资2201.8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资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1999）。大量的资本流入，不仅可以弥补中国国内资本的不足，同时也带来了国外的先进的技术、知识、管理和制度，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在流入中国的国际资本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资本外逃现象也比较严重，据估计，在1992～1996年期间，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为875.3亿美元，平均每年为175亿美元（李扬，1998）；在1994～1998年期间，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为1966亿美元，平均每年为393亿美元（俞乔，1999）。在中国的"外资内流"和"内资外流"这一似乎矛盾的现象之背后，则是中国现行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内在缺陷的外在表现。"内资外流"的一部分原因是有贬值预期和投资信心动摇所致。自1995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处于周期性下滑阶段，1997年之后，通货紧缩趋势加剧，财政赤字扩大，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从而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影响了其预期；另一方面，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受冲击的国家的汇率开始大幅度贬值，而中国政府对外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人民币名义汇率基本保持不变，这反而加重投资者的顾虑，贬值预期也随之加重与扩散。两种因素相互作用，最终导致和加速了国内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大量流出。据宋文兵（1999）测算，在1997年，中国资本外逃总额达到474.41亿美元，超过同期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国际资本（当年为453亿美元）。此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过渡性"的资本外逃（宋文兵，1999），这种资本外逃原因是由于内外资所享受的政策优惠不同所致，通过"迂回投资"方式以获得外资投资的各种优惠政策。当然，也不可否认，非法收入的资本外逃也是造成中国"内资外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中国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货币替代现象。据统计，截至2001年末，中国境内中资金融机构外汇各项存款余额为1348.8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5.2%，全年各项存款累计比上年增加61.2亿美元。企业外汇存款余额为452.9亿美元；其中，企业活期外汇存款为157.9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8.3亿美元，同比多增15.4亿美元。居民外汇储蓄存款余额为815.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11.8%，全年累计新增82.4亿美元；其中，定期外汇储蓄存款余额为739.1亿美元，占全部居民外汇储蓄存款余额的比重为90.6%，比上年末增加52.6亿美元。尽管F/D指标和F/指标均显示中国的货币替代程度整体水平较低（F/D≤14%，F/≤7%）（王国松、张鹏，2001），但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顾虑，中国的货币替代不是以狭义货币间替代为主，而是以准货币间替代为主，即存款货币之间替代。由此可推知，外币替代本币的职能，在中国境内主要是贮藏职能的替代而非交易媒介职能替代，这说明形成中国货币替代的主要原因还是规避汇率风险，也就是说，汇率风险是中国外币资产需求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本币的频繁贬值以及对本币的需求下降都将引起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发生，因此，防止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消除或降低通货膨胀、维系宏观经济稳定和提高本国货币的实际收益率，使得公众对持有本国货币的信心增强。由此可见，中国应当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使通货膨胀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提高人民币的实际收益率和较为稳定的真实汇率，将有助于改善公众对人民币币值的预期，以此削弱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动力，这对于防止可能产生的严重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将起到积极的防治作用。
四、实现中国财政稳定的对策与建议
由前文已经指出，实现财政稳定是中国今后经济进一步开放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虽然1994年建立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在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当时的改革重点是通过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和财权的范围以达到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的目标，未能深入而及时地界定省（市）级政府与其以下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因而导致现行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严重不对称，地方财政出现严重困难。正是由于财政制度缺陷使得中国财政出现了严重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消除这种集权政体与分权经济体制的矛盾，方可实现财政稳定。
（一）实行制度创新，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实现财权与事权相统一
中央政府集中财权是实现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最为常用的办法，符合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转移支付宏观调控职能的要求。但是，在中国，这种自下而上的集中财权模式却被地方各级政府广泛地采用，使得财政资金层层向上级政府集中，而与此不对称的是，基本事权却反向移动，层层向下转移，从而造成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高度不对称，尤其是县乡（镇）两级政府这种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地方性公共产品理应由相应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时现行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还需要承当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义务"，使得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事权上呈现出高度的刚性，没有任何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在财权方面，由于财权集中的层层集中，而地方各级政府又不具有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地方立法征税的权力，现行的分税制又没有确定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独享的税基，使得其财政收入失去稳定而可靠的收入来源，从而出现了无相应财权支撑的刚性事权，地方政府财政出现严重困难必然是不可避免。由此可见，要解决目前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这种处境，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必须按照事权与财权相对称的原则，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赋予地方各级政府相应而必要的税种选择、税率调整、立法收税以及发行地方债券的财权，使得各级政府的事权必须有相应的稳定而可靠的财权作支撑；其次，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分级层次。目前中国政府的5级层次已经造成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政府行政支出逐年攀升的弊端，因此，适当地缩减政府层次，精简政府机构，不仅又有利于分税分级财政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实施，使得财政分级层次与政府分级层次相对应，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和财政支出的效用。
（二）加速税制改革，严肃税收纪律，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
自1985年之后，中国税收收入占总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1985年税收收入所占的比重为97.43%，1994年降到80.16%，1999年已经降到70.47%；而与此同时，财政的债务收入占总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却呈现逐年攀升的态势，由1985年的4.29%，上升到1994年的18.38%，再上升到1999年的24.51%（见图4）。
造成税收收入所占比重减少的原因较多：一是近年来，中央在保持税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先后出台了减征、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降低关税税率、减免农业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等政策，并且继续清理取消了部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和基金项目；二是由于经济紧缩，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效益有所下降；三是税收执法人员的执法不严，"寻租"行为及其自身素质低下等原因所导致企业与个人的偷税、逃税、避税等现象严重，这一点从中国实施的"金税工程"和"金关工程"所取得的阶段性成绩中可见一斑；四是中国现行的支付体系不发达、公众偏爱现金支付以及现金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等原因导致税收收入尤其是所得税收入的大量流失。由此可见，要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税收执法人员素质，依法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坚决打击偷税、漏税、逃税和非法避税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扩大税基，同时加快税制改革，对某些已经不合时宜的税种和收率进行重新调整与修改，扩大税基，重新界定各级政府所应享受的税种，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在税收征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与征管力度，在税负的公平与公正的前提下确保税收收入稳定增长。
图4中国税收入与财政债务收入对总的财政收入的贡献度（注：这里"总的财政收入"等于现行统计上的财政收入与财政债务两者之和。）
（三）转变观念，理性认识积极财政的扩张效应
由前文分析可知，中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尚在安全线以内，截止到2001年底，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2.7%，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6.3%.从上述指标来看，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尚有一定空间。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紧缩并非简单的需求不足所导致的，而是一种经济结构不协调和各种有关居民的收入、就业、养老、医疗、住房和教育等改革政策在短期内同时出台共同作用的结果，故而那种寄希望于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解决当前的经济紧缩问题是不可行。首先，在既定的社会积累资金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举债的增加则意味着社会公众可支配的积累资金减少，财政的"挤出效应"是必然的。其次，从资金使用效率来看，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政府的资金使用效率远远低于社会公众的资金使用效率，这已为学术界的共识。第三，中国已经加入WTO，降低关税已经成为必然，这意味着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将有所减缓。目前中国的债务依存度和财政赤字率都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将增加政府的还本付息的债务负担，同时也意味着政府自主性支出的减少。如果政府希望能够保持原有的自主性支出水平，其最终的结果正如前分析所指出的那样，举债规模日趋扩大、财政赤字也日趋恶化，财政赤字货币化将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中国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十分推崇的积极财政政策，这种对积极财政政策"情有独钟"的过度偏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立不住脚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货币化将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中国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十分推崇的积极财政政策，这种对积极财政政策"情有独钟"的过度偏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立不住脚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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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新时期“四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报告中多次提及城镇化，并将城镇化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内容，作为破解经济结构性矛盾、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主要是由于城镇化不仅本身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具有显著的联动性，而且城镇化带来的结构调整和内需释放对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的地理面积也在不断扩张。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存在诸多矛盾和不足，一个突出表现是人口城镇化速度明显滞后于空间城镇化速度，即伴随着城镇建成区大规模扩展，大量农村土地被占用，城镇空间外延迅速扩张，而城镇人口增长速度却没有随之同步提高。许多学者指出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而是一种扭曲的城镇化。实际上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扭曲现象是由中国的宏观现实造成的，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体而言，空间城镇化凌驾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本质上与财政金融政策偏向空间城镇化而轻视人口城镇化有关。本文从测度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入手，分析其中不足和问题根源，并提出优化财政金融政策推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分析
在中国的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财政金融政策是重要的支持政策。本文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采用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测度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分析其中不足和问题根源。
(一)测度方法
采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对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进行测度。DEA方法由Charnes等(1978)提出［1］，该方法利用数学规划和统计数据确定最优的生产前沿，并通过比较决策单元(DMU，DecisionMakingU-nits)偏离生产前沿的程度来评价它们的相对有效性。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可作为效率指数(Caves等，1982)［2］，用来表示从t期到t+1期的整体生产效率变动情况。若Malmquist指数大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呈现上升的趋势，若Malmquist指数小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呈现下降的趋势，Malmquist指数等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没有变化。作为非参数方法，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测度效率具有以下几个优点:(1)不需要假设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避免由于错误的模型假设而导致实证结论出现偏差;(2)可以用来评价多投入和多产出的综合效率问题，避免了指标的单一性;(3)不需要对投入和产出的指标变量进行单位变换处理，决策单元的最优效率指标与投入指标值及产出指标值的量纲选取无关;(4)无须任何权重假设，而以决策单元输入输出的实际数据求得最优权重，具有较强的客观性。DEA方法有多种形式，但总的来说，根据对规模报酬是否可变的假设，可以分为CCR模型和BCC模型两大类:前者假设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假设规模报酬可变。另外，DEA分为投入导向模型和产出导向模型。投入导向模型要求在不增加产出的情况下，使得投入最小化;而产出导向模型则是计算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如何使产出最大化。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二者计算出来的技术效率值是相同的，而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下，二者计算出的效率值一般不相同。考虑到本文研究的是财政金融政策在推进城镇化方面的效率，其目标是在财政金融政策资金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尽可能协调资金分配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来推进城镇化，因此本文使用产出导向型的DEA模型。同时考虑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十分苛刻，本文使用产出导向的BCC模型作为基本的DEA模型。基于BCC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法，不仅能够对同一时期的效率进行分析，而且能够分析不同时期之间，决策单元的效率变化情况。
(二)投入、产出变量和数据
首先来考察投入变量———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按照通常的做法，财政政策用政府一般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来度量;对于金融政策的度量，我们借鉴Arestis等(2001)的做法，采用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来测度。我们再来看产出变量———城镇化水平。城镇化是人口向城市集中和城市空间扩展的复合过程。城镇人口的数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一个地区的人口城镇化程度，城市建成区面积可以衡量该地区的空间城镇化程度，因此采用城镇人口与城市建成区面积之比即城市人口密度来综合反映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也可反映出该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健康程度。根据该指标含义，当一个地区的城市人口密度下降时，说明该地区的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这并不是健康有序的城镇化。图2直观地描绘了2004—2012年城市人口密度的变化趋势。自2004年以来，城市人口密度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这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存在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的现象，暴露出城镇化进程存在的现实问题。本文的实证研究采用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横截面共包括中国大陆的31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以下简称省)。21世纪后，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城镇化提速迹象，基于数据的可比性和可得性原则，笔者最终选择了2004—201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各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具体如表1所示。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图2报告了利用DEAP程序，得到的2005－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指数。测算结果表明，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大部分年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小于1，说明支持效率呈下滑态势，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财政金融政策并没有很好地支持城镇化建设，这极有可能与财政金融政策偏向于空间城镇化而忽视人口城镇化有关。而且，从演化趋势来看，这种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下降的迹象在近期比样本初期表现得更为明显。表2给出了2005—2011年中国各省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Malmquist指数测算数据。从Malmquist指数来看，没有任何省份在7年内效率连续上升(Malmquist指数大于1)，大部分年份各省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都出现了下降。特别在2009年最为严重，在该年只有3个省份(天津、上海和山东)的Malmquist指数大于1，其他28个省份的Malmquist指数都小于1，说明这一年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下降最为明显。实证结果表明，大多数省份在利用财政金融政策推进城镇化效率方面没有提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这与目前地方政府“唯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紧密相关，在中国地方官员“锦标赛模式”的晋升体制下，地方官员往往以GDP指标代替居民的偏好，上级领导也乐意用GDP这个简单可测的指标来评判下级官员的晋升资格。因此，GDP增长成了地方官员的首要目标，也是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导向，从而导致财政金融政策偏向GDP，忽视民生和社会福利。特别是中国当前的土地财政收入已占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相当高的比重，使中国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产生很强的依赖性。土地财政收入的形成直接带动了空间城镇化，而受现行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制约的土地财政支出结构又造成地方政府积极推动空间城镇化，消极应对人口城镇化。在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空间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产生了城镇化过程中的诸多矛。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腐败现象的蔓延始终是人民最关心的焦点之一,尤其是近年来金融行业大案要案频发,已被视为腐败的高发区。本文分析了金融腐败的内涵,提出了金融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和一般特征,并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伦理等方面对金融腐败的生成机理进行了分析,力求找出金融腐败的症结,最后从金融业内外部环境上提出了治理和防范金融腐败的策略。
KEYWORLD:金融腐败;机理分析;防治策略
在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腐败与反腐败始终是人民最关心的焦点之一,也是影响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近年来,我国金融业改革风生水起,但其间也不断爆出大案和腐败丑闻,从普通职员到银行行长,从支行行长到部级高官,不同层面的一批金融从业人员涉嫌经济犯罪,使这一领域成了高风险地段。中心纪委在2004年开始将金融领域确定为反腐重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2005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发现经济案件和违规经营案件1087件,涉案金额30.9亿元,涉案人员1466人,有1677人被追究领导责任,144人被取消高管任职资格。
那么,金融腐败的内涵是什么,它表现出哪些形式和特点,金融腐败的根源在哪里,如何才能形成遏制金融腐败的有效机制,以求得这一行业的长治久安?本文就此深层次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金融腐败的表现形式和特点
(一)金融腐败的内涵
金融腐败是一个常见的名词,但目前从理论到实践都缺乏统一定义。学界认为,金融腐败的内涵极为广泛,它包括了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监管当局相关方面的非规范行为。金融腐败一般定义为金融企业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经营治理及相关活动中,为谋取私利,利用把握的资金资源及相关资源,违反我国法律及金融相关政策、规定,侵害国家、公众及本企业组织的利益的行为或现象。它主要包括金融业的资金交易腐败和金融监管腐败。金融交易腐败是利用资金配置权力的稀缺性进行非规范融资交易行为。金融监管腐败则是利用行政权力的稀缺性进行的以权谋私、以权换利行为。采用这一定义可以把金融监管腐败和金融机构设计私利的违规行为都纳入分析框架,突出涉及资金交易或金融行政权力的腐败行为,同时剔除与金融无非凡关系的腐败或犯罪行为。
一般而言,某种社会资源越稀缺,设租(或称立法腐败)和寻租(或称官僚腐败)行为就越多,腐败问题就越严重,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危害也越严重。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命脉,同时也是配置资金资本的核心部门腐败问题尤其需要重视。金融腐败不仅破坏金融秩序,扭曲资源配置机制,践踏公平竞争原则,而且极大地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可以说在腐败涉及的诸多领域中金融腐败对社会的危害尤其严重。
(二)金融腐败的表现形式
1.利用审批特权寻求腐败租金。在市场经济转轨时期,金融治理部门往往对金融市场的准入和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实行比较严格的控制和限制,拥有市场准入审批特权的金融治理人员就有可能通过拒绝批准、提高准入门槛或增加不合理要求以及故意拖延审批时间等方式对申请者进行刁难和设租,从而收取腐败租金。
2.利用核心机密换取腐败收益。作为转轨国家,一方面我国对金融的控制依旧十分严格,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竞争又日趋激烈,这就导致核心机密的市场价格昂贵。为谋取个人收益,金融机构及监管机构内部员工可能将行使职权过程中所把握的核心机密通过种种不正常渠道泄露出去,实现重大金融决策信息到腐败收益的转换。例如,原中国证监会官员王小石为拟上市企业与证监会发审委工作人员牵线搭桥,涉嫌以出卖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名单牟取个人私利,伙同他人受贿140万元。
3.利用现职权力获取腐败期权。有些金融机构高级治理人员在位时,利用手中权力,为企业发放贷款、逃废债务等提供方便,例如在对融资风险把握不大或者明知风险较大的情况下向关系方提供利率低、还贷期限长、放宽额度等优惠贷款,为企业和老板牟取非法利益。为了逃避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和查处,他们在位时并不向企业索取眼前的直接回报,而与企业暗订君子协议,许诺其在辞职下海后到企业谋职,通过拿高薪等方式来获取企业回报,或许诺在其退休或辞职后按贷款的一定比例给予高额回报,将过去预留的腐败期货或腐败期权变现。
4.利用职务便利谋求腐败利益。有些金融机构高级治理人员及重要岗位人员利用其职责范围内主管、经手、治理公共财产的职权所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假借执行职务,侵吞、窃取、骗取本机构的公共财产,或通过非规范交易收受经营者假借手续费、劳务费、佣金等名义给付的现金或实物。有的伪造单据,假借户头,凭空转汇私吞资金,透支储户存款、利息,收入不入账,贪污、挪用公款,为自己的亲属、朋友经商办企业提供资金和财产上的便利等等。
5.利用单位小金库进行集体的商业贿赂与贪渎。在有些情况下,商业贿赂并不是直接贿赂给个人,而是某一个集体。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大,那种从法律很轻易界定的商业贿赂行为将越来越少,而灰色商业贿赂行为将越来越多,甚至成为金融商业贿赂的主要形式。银行业不正当交易和商业贿赂行为,主要发生在存、贷款业务、票据承兑贴现业务、出具信用证(保函、资信证实)、信用卡等授信(授权)治理、结算、不良资产处置等业务领域和基建工程、营业用房装修、商业广告制作和大宗物品采购以及IT等业务环节。
(三)金融腐败的特点
1.金融腐败的低成本、高收益特点。从形式上看腐败成本似乎高于收益。但实际上,现阶段腐败成本是有伸缩性的,弹性幅度极大。一旦腐败行为案发,成本极其巨大;反之,假如腐败行为没有被揪出来,相比之下,成本极小而收益极大。
2.犯罪主体的岗位呈现出多层次的特点。既有金融机构高级治理人员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独断专行,为所欲为造成腐败,也有信贷资金运行、人事治理、财务分配、基建和物品采购等基层单位要害部门、岗位人员违规操作产生的腐败问题。
3.犯罪主体的年龄呈现出两极化的特点。犯罪人员年龄趋于两极分化,有退休之前冒险捞一把的59岁现象,也有正值当年、思想过度开放的30岁左右的少壮派犯罪现象。从近年来金融腐败案例看,80%左右涉案人员年龄在30岁左右,并且大都是中层以上干部。
4.涉案金额巨大,经济损失严重。金融部门腐败渎职案件或经济犯罪案件绝大多数都是几十万元、几百万元以上的大案件,而且,犯罪分子为了满足各种欲望,将公款用于个人及家庭高消费,或用于营利性活动,甚至用于嫖娼、赌博等非法活动,致使公款无法收回,给国家造成的危害大、损失重,社会影响恶劣。 5.窝案串案突出。金融部门犯罪分子相互勾结,共同犯罪,案件往往是查处一个,带出一串,挖出一窝。例如,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临高县支行原副行长陈建学特大贪污、挪用公款案件涉案人员多,涉及范围广,涉案金额大,检察机关相继立案查办了29名涉嫌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已有15人被法院一审作出有罪判决。
6.腐败现象呈现高智能化、国际化的特点。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金融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犯罪分子借助计算机网络垮国境划转资金,使犯罪行为愈难以察觉;而且当犯罪分子在其犯罪目的达到或罪行即将败露时携款外逃居多,以躲避法律制裁。在这种背景下,腐败现象高智能化、国际化的特征愈来愈明显。
二、金融腐败的主要根源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着很深的政治、经济、文化根源。金融腐败是权力异化的结果,其本质是以权谋私,一般而言,社会体制转型时期,也是金融腐败的突发时期。而权力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因素的交汇处,金融腐败的产生往往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金融行业作为社会资金的治理者,是配置资源的枢纽,因此不可避免地成为权力干预经济的重要通道,成为社会腐败分子逐利的重点领域。同时,金融业内部人员可能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使,利用手中把握的分配资源的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
(一)政治根源
1.权力的寻租与设租是金融腐败之源。腐败总是与相对稀缺资源的垄断权相伴而生,在金融交易中,金融腐败体现为利用资金配置权进行的寻租行为。经济学家吴敬琏曾经指出,我国作为一个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政府配置经济资源和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权力过大是市场发育缓慢、腐败难以消除的最重要原因。从早期的商品差价寻租,到近10年的要素寻租(包括土地批租、金融腐败和公司上市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等),无一不存在权力腐败的踪迹。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金融资源一直是市场上的稀缺资源,增大了银行腐败的可能性。
2.权力的失控和缺少制约催生腐败。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有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近年来,在一些金融机构中,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过于集中,领导的分工负责也淡化了集体领导,变成了个人说了算,民主集中制得不到贯彻执行,导致权力不对称和权力使用上的失控。从金融部门的监督环境看,现行的监督体制也存在明显弊端,监督主体权责不明且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导致对权力的监督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上级监督不到;同级监督不了;下级监督无效。在金融部门一把手腐败的案例中,一把手往往通过培植亲信、排斥异己达到大权独揽的目的,同时又容不得不同意见,用人一句话、用钱一支笔,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致使以贷谋私、以赔谋私、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消极腐败现象的不到根本的遏制。
(二)经济根源
1.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的逐利性。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假定将社会上不同的自然人和法人抽象为单纯的经济人,那么,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就是经济人从事一切活动的直接目的或最终目的,成为人的一切活动的根本动因。应该说,在商品经济社会,这种逐利性本身并无可厚非,但是当它渗透到金融业的公权领域,发展到利用公权谋取私利和权力揽买卖,就成为人们深恶痛绝的金融腐败了。
2.经济转轨时期金融治理体制存在的弊端和缺陷。一是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组织结构欠缺。如分支机构下级只对上级负责,并且上下级之间存在紧密的内部利益关系,监督主体实质上存在缺位问题。又如我国一些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存在股东责任淡化问题,董事会、监事会的作用还未完全发挥,形同虚设。二是金融机构内控机制的缺失。有些金融机构对内控制度的熟悉还不很明确,忽视了内控制度是一种机制,是一种贯穿于决策、执行和监督整个过程之中的相互制约的防范机制,因而缺乏执行内控制度的意识。还有些单位发现问题处理不及时,执法执纪不严,内控执行机制和处罚机制弱化,缺乏足够的威慑力。三是转轨时期金融行业在机制转换过程中出现了规范的缺陷性和冲突性,为金融行业留下了腐败的缝隙。四是高收益低风险成本效应助长了金融腐败。腐败成本主要指被抓住后所受到的惩处,腐败行为被抓住只是一种可能性,因而腐败成本实际上是预期成本。假如一个特定时期腐败收益远远大于腐败的预期成本,就形成了腐败激励机制。在金融行业,由于目前的一些制度安排(包括法律法规和内部治理)存在不少缺陷,易被腐败分子利用,大打擦边球,模糊违规与违法的界线,造成监管查处上的难度,因此,腐败被抓住的概率极低,导致金融腐败成为高收益、低风险行为。
(三)思想文化根源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文化规定和影响着人的行为。大量金融违法违纪案例说明,一个人的腐败变质最初都是从思想防线崩溃开始的,都是放松思想修养和世界观改造,从而导致私欲膨胀、利令智昏,最终堕入腐败的深渊。
1.传统文化中的精神糟粕是金融腐败产生的历史根源。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吏治腐败,官吏贪污成风,一直存在着贪官文化与清官文化的激烈交锋。比如笑廉不笑贪和官场潜规则等就是腐败文化最好的写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传统文化中的精神糟粕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将长期存在,诸如封建特权思想、等级观念、私有观念等每时每刻都在侵蚀着社会的健康肌体,也对金融文化的建设形成无形的冲击。
2.拜金主义的价值观是金融腐败产生的重要思想根源。拜金主义的精神文化是导致腐败产生的激素。人类社会发展到商品货币经济时代,使人们产生货币崇拜意识,导致对其追逐的无限性,这就是货币拜物教。我国对外开放以来,面临的腐朽文化冲击之一就是拜金主义对人的观念的再造。金融行业员工处于一种非凡的工作环境之中,每日与数以千计、亿计的金钱打交道,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经不起考验,滋长了金钱至上、惟利是图的错误思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扭曲,这种私欲一旦与权力结合势必产生腐败。
(四)道德伦理根源
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人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与市场经济的现实发生矛盾,旧的道德观念没有根除,新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约束制度体系又尚未建立,难免出现道德规范认同障碍。这就直接导致了道德约束的软弱无力和行为的失范,金融腐败就是这种失范状态的表征之一。这种道德防线的溃塌带来的不良后果,在金融行业突出表现为金融道德风险。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金融系统中一些领导干部和员工心理严重失衡,思想道德底线经受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个人自律能力差,放弃了道德修养,堕入贪欲的深渊。在一切向钱看的利益驱使下,道德伦理就显得苍白无力。 三、金融腐败的防治策略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反对和防止腐败,将反腐败重点转到了惩与防并重,将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防腐败体系作为主要防治策略。因此,防治金融行业腐败必须考虑到这些新形势和新特点,把金融改革、制度创新和积极的防范措施结合起来,立足于制度反腐和源头治理。
(一)加速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1.加快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一是金融机构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以破除金融机构的官商作风,强化金融机构内部的合理竞争。要加快金融产权多元化进程,在坚持公有产权为主体的前提下,答应各种投资主体投资金融产业,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金融主体成分的多元化。二是金融机构业务的多元化,为社会组织的融资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三是金融机构运作方式的市场化,用市场手段调节配置金融资源。四是资金价格的市场化,即逐步推进利率的市场化。
2.健全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一是健全金融机构的组织机构,逐步推行和完善股东代表大会制度和董事会、监事会制度。二是高级治理层要逐步实现经营的专业化,并真正对股东代表大会和董事会负责。三是金融机构要逐步引入董事决策机制,董事要相对独立。四是改进金融机构治理层的决策方式,可以由票决制取代现行的会议制。
(二)建立和完善防治金融腐败的法律体系
1.加快金融立法的步伐。不断完善我国金融法规体系,及时制定如《银行业监督法》、《保险业监督法》、《证券业监督法》等重要的金融法规。
2.加强金融刑事犯罪方面的立法。一是要根据金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金融领域出现的违法违纪新动向、新问题,及时修改《刑法》有关金融犯罪方面的规定,以便更好地协调刑法和金融法规的关系。二是要考虑超前立法,把未来可能发生的某些严重金融腐败行为列为犯罪行为。三是要加大刑法对金融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 有效地发挥刑法在打击金融腐败中的应有作用。
(三)加强金融行业廉政体系建设
1.加强金融廉政文化建设,树立新的廉政观。要旗帜鲜明地以廉政文化反对贪腐文化,把反腐倡廉教育同思想教育、纪律教育、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结合起来。一是在内容上,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反腐倡廉教育全过程。注重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业务,贴近群众,不断丰富金融廉政文化的内容,满足党员干部对廉政文化不断增长的精神需求,为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奠定基础。二是在形式上,创新金融廉政文化载体,增强廉政文化的感染力和渗透力。要充分利用传媒、网络、文艺等载体,把廉政文化的内容进行多样化渗透,多举办一些主题鲜明、寓教于乐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营造春风化雨、布满人情味的廉政文化氛围,使人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得到启迪。
2.加强金融廉政制度建设,构建反腐败制度体系。一是建立和完善以民主化治理为核心的权力运行机制和制度,规范权力的正确行使。坚持集体决策,不搞一言堂,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包括进一步完善领导班子议事规则、民主生活会制度、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制度等。二是建立和完善包括公开性、透明度建设在内的各项配套制度,避免金融权力主体借不透明的制度保护自身。建立和完善行务公开、财产申报等制度,增强干部任用、职务晋升、职称评聘、员工关心热点问题等工作的透明度。三是构建内部控制制度的总体框架。建立内部控制十大系统,即授权治理系统、资金计划系统、会议控制系统、人事教育控制系统、筹资风险控制系统、信贷资金风险控制系统、外汇业务控制系统、信用卡业务控制系统、计算机风险控制系统和清算风险控制系统。四是健全授权授信审批制度。在强化一级法人制度的同时,严格推行授权、转授权制度,确定授权范围和责任。五是建立健全制度的有效执行机制。要加强各级金融机构的执行力建设,营造有效的执行文化,建立健全问责制,提高各级金融机构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3.加强金融廉政监督机制建设,构建内外部监督体系。
(1)建立反腐败监督制约机制。一是要把党委(党组)监督、纪检监察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有机结合起来,使监督真正落到实处。二是要建立独立于同级机构的反腐败监督体制。强化监督主体的独立性、自主性和权威性。如在内部控制组织机构设置上,金融机构的内控组织应相对独立(比如在省会或中心城市实行监督机构派驻制),有相对独立的工作目标和考核系统。三是要加强对轻易发生权力滥用和腐败问题的重要部门、重要岗位、重要环节的监督。四是要实行领导干部和重要岗位人员定期轮换交流制度,以及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廉政谈话、诫勉谈话等监督制度。
论文摘要：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就业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凸显出来,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人民改善生活的基本前提和基本途径。在对目前的就业形势进行总体判断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金融危机影响就业的传导机制,并针对我国就业形势严峻的现实,研究和探讨了运用财政政策缓解就业压力,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
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的金融危机,通过全球化的资本流动以蝴蝶效应方式向其他国家蔓延,发展成为波及全世界的金融风暴,使各国经济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衰退。日益融入全球化的中国也难以幸免。金融危机透过外贸和外商直接投资等渠道,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就业的影响。
1引言
就业压力大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这场危机使原本艰难的就业形势变得更为严峻。因此,如何通过经济复苏化解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压力的冲击已成为当务之急。财政政策是应对当下就业问题的重要的政策手段,如何针对金融危机作用于就业的特殊途径以及就业现状来选择有效的财政政策手段加以实施,是目前需要深入研究的议题。
2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2.1金融危机凸显我国就业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1)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从就业总量来看,我国劳动力供需缺口异常庞大,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劳动力数量构成了庞大的就业规模,新增劳动力仍在持续增加。中央提出2009年经济增长的目标是8%左右,按目前我国的就业弹性计算,只能提供900-1200万个就业岗位,那么由此来看,大量新增就业人口将无法就业。
(2)就业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就面临着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阵痛: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所导致的结构性失业。这种失业总体上表现为劳动者的技能素质与劳动力市场用工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即供给比需求低一个档次。因此呈现出“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现象,而在大量失业人员中,主要是低技能和无技能者。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种情况更多的表现为在东部沿海制造业、出口企业和外商企业就业的大批农民工返乡以及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
2.2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就业的传导机制
随着金融危机全球化,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出现了经济衰退迹象,这导致发达国家进一步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需求,造成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外贸出口大幅度回落。而且,金融危机导致人民币对欧元和英镑等汇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升值,这种升值必将影响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从而使对欧盟和英国等国的出口下降。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些跨国企业由于资金限制和投资预期的减少无法或减少对中国进行投资。另外,在出口减少和人民币升值影响下,很多出口导向的外商企业和国内企业面临着亏损和倒闭的威胁。
在人民币升值、金融危机等多重因素的冲击下,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出口企业和外商企业受到的影响比较严重,因为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很大,而且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上这些农民工的就业比例非常高的领域。所以,在企业被迫裁员时,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比较低的农民工就不可避免地遭受冲击。
3应对我国当前就业问题的财政政策建议
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变财政支出、调整税收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在反经济衰退中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按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财政政策主要可以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根据当下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就业的传导机制以及我国就业的现状来确定财政政策的功能和取向,进而对采取具体财政政策手段加以实施,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主要途径。
应该说,在外需疲软,无法拉动经济增长而引起就业问题的背景下,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扩大内需以化解当前的就业困境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目前我国政府已出台一系列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比如“4万亿投资方案”、对农村居民购买家电进行财政补贴的“家电下乡”活动,还有一些由地方政府进行的直接消费补贴以及针对特殊群体就业的税收优惠,这些措施在刺激内需、扩大就业上都起了一定的作用。笔者认为,面对依旧严峻的就业形势,财政政策要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加大实施消费型财政政策的力度。我国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是投资型的,这使得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并且造成消费增长与投资增长不协调。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手段来引导居民消费。一是在财政支出上,政府通过增加转移支付或者对粮食等实施保护价格收购来加强对低收入者的帮扶,降低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趋势,提高总体消费倾向;二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减少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刺激消费;三是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增加对教育、医疗、住房支出等个人所得税扣除,适当提高现行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应适当降低居民生活消费品的增值税税率,增加人们税后收入,从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2)增加职业技能培训的财政投入。我国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水平低、技能缺乏是制约他们就业再就业的主要因素,为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应把就业培训计划与各地的产业发展规划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科技教育培训体系,积极开展技能培训服务。
(3)实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支持创业的财政政策。近年来,中小企业和小群体创业在解决自我就业的同时,为社会创造出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空间。所以政府部门应该在资金、信贷、税收等政策上对他们进行积极扶持,逐步形成以城镇集体、乡镇集体和私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群,从而广泛吸收社会各个不同层次、不同素质的劳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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