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论文第1篇

(一)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观念发生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水平都有了明显的增长，从全球来看，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也越来越频繁，国家与国家间的各项贸易数量和金额相比之前都有了大幅的增加。因此，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开始从全球的角度考虑各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尤其是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等国际性组织作用的逐渐凸显，发展中国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也日益增强。经济发展的问题成为全球而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斯特里顿((Streeten,P)就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及早地从全球的视角去考虑各国之间政策的相互影响力，从而分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害同盟关系。从他的主张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今时代，从全球范围去考虑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所必需的新视角。

(二)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出现新发展

随着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在借鉴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开始从过去同类型的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的对比研究。从哲学的角度上来分析，这就意味着发展经济学家放弃了对普遍理论的研究而关注个别理论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开始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际情况进行分组分析或个别分析，从而改进了研究的范围和力度，加深了研究的深度。一般来说，对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分类研究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以地区的差异来分类，主要是依据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第二类是以地区的发展业绩来分类，参考因素主要包括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点等；最后一类是以地区的发展条件，这一种分类主要是考虑了地区居民的整体素质、当地外部资源等。根据这种分组研究，不但对研究的范围有了明确的规定，而且在同一组内，也方便对各个国家进行对比分析，促进了发展经济理论研究方法的更新。

二、结语

新经济论文第2篇

关键词:循环经济;创新管理;集成创新

1导言

从事经营活动时谁也不会不考察资本的投入,不过,绝大多数公司在核算时确实忽略了一项非常重要的资本构成,即地球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1]。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多数人忽略了资源的有限性和有价性,使得经济得到高速发展的同时,造成资源的过度消耗以致资源短缺,对社会的未来发展造成极大的威胁。

以许庆瑞教授为首的一批学者于2002年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全面创新管理”(totalinnovationmanagement,简称TIM)的创新管理新范式,以求在新时代条件下丰富发展创新管理理论,并为我国企业适应竞争环境的变化,进行科学有效的全面创新提供理论指导[2]。企业进行的创新都要以资源为前提,没有资源,创新变得没有任何用处。鉴于目前经济活动借以生存的资源短缺和许庆瑞教授提出的全面创新管理理论,我们提出创新使用资源的方式,以便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使人类和社会实现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认识到赖以生存的资源越来越短缺的危险性,纷纷提出走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循环已经逐渐成为发达国家的一股新经济的潮流。近年来,我国也认识到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2004年中央把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提上议事日程。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彻底摒弃传统的线性经济模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发展循环经济将推动我国经济朝着生态化方向前进,也将提高我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竞争力,选择循环经济符合历史和社会规律的必然。然而选择发展循环经济只是一个开始,更为重要的是怎样结合我国国情发展循环经济。本文将结合我国国情和创新管理有关理论,提出进行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并利用集成创新这个有效机制来融合这三者。

2循环经济的本质与特征—与创新管理密切相关

2.1循环经济的本质与特征

所谓循环经济,毕业论文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循环经济为工业化以来的传统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提供了战略性的理论范式,从而从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3]。

发展循环经济,意味着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这种变革需要创新管理理论来指导,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组合”,它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因此,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和创新管理结合起来,从技术、制度、组织三个方面对资源进行创新,并高度融合这三种创新,这样才能加快循环经济的进程,更快解决资源短缺问题。

2.2发达国家循环经济中的创新管理

发达国家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运用了创新管理理论并取得较好效果。美国是循环经济的先行者,经过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为目标的技术创新,使得既包括传统的造纸业、炼铁业、塑料、橡胶业,也包括新兴的家用电器、计算机设备业等行业实现绿色生产;在德国,垃圾处理和再利用已成为其循环经济的核心,通过诱致性制度创新,德国对垃圾处理和再利用实行双轨制回收系统,有效促进了废弃物的回收利用[3];2000年日本召开了一届“环保国会”,审议通过了《循环型社会形成促进基本法》,把建设循环型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作为21世纪日本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目标,并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确定下来。这种方式就是强制性制度创新[4]。

3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做好创新管理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的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硕士论文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所谓“经济发展”也就是指整个社会不断地实现“新组合”5]。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在当前资源不堪经济发展需求的情况下,创造出“新组合”,使我们的生产方式合理化。所以,我们说发展循环经济本身就是创新,用

公式(1)来表示:

CE=F{TI,II,OI}(1)

其中,CE代表循环经济、TI代表技术创新、II代表制度创新、OI代表组织创新、F代表集成创新。这个公式表示了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从技术、制度和组织三个方面进行创新,并集成这三个方面,发挥资源的更大作用。

3.1技术创新

2004年秋天召开的全国循环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加快推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10项措施。其中要求依靠科技进步,加大循环经济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的力度,努力突破制约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并确定到2010年我国要建立比较完善的循环经济技术创新体系[6]。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通过生产技术与节约资源意识、环境保护意识相结合,实现生态环境的永久平衡。发展循环经济的可能性和经济效益好坏,往往取决于技术体系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6]。举例来说,如果循环利用资源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企业的废弃物循环利用就具有可能性,但企业是否有积极性循环利用资源,则取决于技术水平所决定的经济效益好坏。因此,技术创新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前提。

技术是循环经济的载体,它处于核心地位,主要是指以清洁生产技术和废物资源化技术为内容的环境无害化技术(EnvironmentSoundTechnology)[7]。环境无害化技术的特征是污染排放量少、合理利用资源和能源、更多地回收废物和产品,并以环境可接受的方式处置残余的废弃物。环境无害化技术包括预防污染的少废或无废的工艺技术和产品技术,但同时也包括治理污染的末端技术。其主要类型有:消除污染物质的污染治理技术、进行废弃物再利用的废物资源化技术、进行无废少废生产的清洁生产技术。

技术创新主体是技术创新中带有根本性和基础性的问题之一。正是技术创新主体的创造性活动,支配着或决定着创新资源要素的投入—产出,医学论文才使得劳动得以激活并加入到主体变革课题的能动创新过程之中,从而变得更有价值[8]。在进行技术创新的时候,不能以政府设立的技术研究中心为唯一主体,企业更应从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出发,发挥创造性,推动技术进步。

3.2制度创新

目前中国的生态省、生态市、循环经济省市的试点建设中,普遍存在对技术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对制度的重视程度。基本操作模式是以政府作为推进主体,靠这种模式发展循环经济是不可能持久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制度至关重要,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功能[9]。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正是人类对难以为继的传统发展模式反思后做出的战略选择。如果只有技术创新而没有进行制度创新,会造成没有一套好的制度保证循环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制度创新有两种方式,即强制性制度创新和诱致性制度创新。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就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创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创新是制度创新的逻辑起点;强制性制度创新是诱致性制度创新的必然结果,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10]。所以,在政府为循环经济制定有关法律法规的同时,应鼓励部分先进企业自主进行有关制度的创新。

循环经济制度体系创新的关键是改变自然生态系统无价值、无产权的经济制度基础,构建以利益机制为核心的循环经济制度体系[11]。健全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强制约束制度,职称论文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02年)等;完善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激励政策,如向废弃物的生产者征收处理费,促使其减少资源消耗量和废弃物产生量;建设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保障制度,如建立循环经济制度环境,包括资源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和产业制度等。

3.3组织创新

面对快速变化的生存环境,许多企业改变了以前的机械的组织结构,趋向于建立有机的富有灵活性的组织结构,以求通过柔性的组织结构提高本组织的竞争能力。发展循环经济,意味着经济模式的转变,传统经济模式的组织结构也就不能适应了,为了适应循环经济的要求,企业需要进行组织创新。循环经济和传统经济的出发点不同,它是以节约资源为首要原则,在进行组织结构设计的时候也要考虑到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

为了适应循环经济的需求,企业需要建立一个直属于总经理的资源利用监控部门。资源利用监控部门的主要工作有:寻求当前行业内的先进资源利用技术,并介绍到组织中来;对项目小组和职能部门进行资源利用率的测算,英语论文对资源利用率高的单位进行表彰并推广该单位的有效方法。另外,由于循环经济的特性,组织应该赋予资源利用监控部门较大的权力,这样才能使得该部门有效实施其决策。

4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实施集成创新

李宝山教授等人在《集成管理—高科技时代的管理创新》中认为,集成从管理角度来说是指一种创造性的融合过程,即在各要素的结合过程中,注入创造性的思维[12]。在创新理论中,高层次的集成是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由分化走向融合,更好的发挥技术、制度和组织结构等因素对主体发展的推动作用。为了更好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使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实现优势互补、相互匹配,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各种优势,更快推进发展循环经济。如图1所示,通过有效集成针对资源进行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实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扩大资源再生的投入、建立集约化的生产模式、强化社会责任第一的经营理念等中间目标[1],最后真正实现最优化配置和最小化污染的目标。

4.1对资源进行集成创新的中间目标

为了实现最优化配置和最小化污染这个最终目标,需要实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扩大资源再生的投入、建立集约化的生产模式、强化社会责任第一的经营理念等中间目标,这是不可逾越的。这些中间目标的实现是以技术、制度和组织的共同发展为前提的。例如为了提高资源利用率,虽然有了先进的绿色技术,但有的企业出于自己的特殊情况可能仍旧使用原先的“有害”技术,这就需要相应制度的约束;假设技术和制度都有利于循环经济的发展,然而组织结构又过于臃肿,在浪费人力资源的同时也使得技术和制度的推广过慢。

(1)大幅度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发展循环经济就是为了解决资源短缺问题,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便成为首要目标。通过对生产流程设计和生产工艺等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可使资源的利用率提高1倍、5倍甚至10倍。当然,提高资源利用率并没有固定的限制,提高1倍也是进步。不过只要存在着提高资源利用率的空间,就要通过各方面的改进来争取,这才充分体现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

(2)扩大资源再生的投入。从某种角度而言,发展循环经济的根本目的,不外乎是恢复、保持和扩展我们这个星球的生态环境,从而更大规模地提供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服务和生态资源。随着人类需求的扩张和生态环境破坏所导致的成本增加,以及消费者环境意识的加强等,这种压力也日益凸现。扩大资源再生的投入,在资源再生技术方面加大投资,提高资源的使用次数,变“有限”为“无限”。

(3)使生产模式朝着集约化的方向发展。集约化的生产模式,追求的不仅是减少浪费,而且是杜绝浪费。按照皈依自然的设计,在封闭环式的生产系统中,每种产出要么以无害的营养物质的形式重归自然,如混合肥料,要么成为制造其他产出的投入。留学生论文最近山东省青岛市有一个转变观念变有害物质为其他产出的投入的例子。青岛市红星化工厂的铬渣难题竟然在与近在咫尺的青岛钢铁公司找到解决办法,铬渣恰好是钢铁公司炼铁所需要的添加剂,这样一来,红星化工厂解决了20万吨的铬渣难题,钢铁公司也找到了能减少运输费用的添加剂。

(4)强化社会责任第一的经营理念。回望大部分企业的发展路程,其经营理念多是盈利第一。这种理念驱使着企业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道德发生矛盾的时候,为了取得经济利益,不惜牺牲社会利益。作为社会的一员,企业有其社会责任。当前社会面临着资源危机,企业应该以主人翁身份承担改善资源危机局面的责任。以社会责任第一为经营理念,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企业也适应社会要求,这样更有利于企业开展其经营活动。

4.2对资源进行集成创新的最终目标

显而易见,工作总结上面四个目标并不是独立的,在实现其中任何一个目标的同时也在实现其他三个目标。我们坚持四个目标的共同实现,就是要从不同层面推进发展循环经济,真正做到有效利用有限资源。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类的需求是无限的,这就需要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来实现两者的平衡。发展循环经济,进行集成创新,以环境无害化技术为先导,以强制性制度和诱导性制度为保障,以灵活的“节约型”组织形式为附体,达到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变有限为无限,达到最优化配置和最小化污染的目标。在复杂环境下,要实现生存发展,就需要等一个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不断适应、融合的过程[13]。只有有效集成各种创新优势,才能实现最优化配置和最小化污染这个最终目标,才能使经济社会发展有持续的可能。

参考文献:

[1]AMORYB,LOVINSL,HUNTERLOVINS,etal.ARoadMapforNaturalCapitalism[J].HarvardBusinessReview,1999May:145～158.

[2]许庆瑞,郑刚,喻子达.全面创新管理(TIM):企业创新管理的新趋势[J]1科研管理,2003(05):1–7.

[3]陶德言.循环经济浪潮席卷全球[J].全球瞭望,2004(05):51.

[4]曹洁.日本“循环经济”相关法规及其借鉴[J].日本问题研究,2004(03):9～12.

[5]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何畏,等译.商务出版社,1991:3.

[6]齐建国.中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与实践探索[J].学习与探索,2005(02):160～168.

[7]张思锋,张颖1对我国循环经济研究若干观点的述评[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3):25～29.

[8]李兆友.技术创新主体论[M].东北大学出版社,2004:1～4.

[9]张玉春.关于循环经济制度创新的思考[J].学习与探索,2005(02):172～175.

[10]诺思1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效绩[M]1上海:三联书店,1994:47～48.

[11]牛桂敏1循环经济从超前性理念到体系和制度创新[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4(06):63～65.

新经济论文第3篇

【论文摘要】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经济新闻报道在新闻报道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本文通过结合大同市经济新闻分析的实践，分析经济性新闻在现代作为一种全面深刻地把握事物本质，对事物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进行充分阐述的一种报道形式，是新形势下加强经济报道的一种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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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历程，大同市的各项事业发展也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每一点变迁，每一个经济事件的发生都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心理、心态与价值观念，因而，作为新闻报道，一定要正确地引导舆论，应当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不断探索和研究新的新闻报道方式。在这种新形势下，笔者认为，对经济领域内的新闻采取分析性报道这种形式十分有益。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一场关系到国家和城市命运的极其深刻全面的社会变革。这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是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是严峻的挑战。平面动态式的报道，已远远反映不出当今改革开放大潮的波澜壮阔和多姿多彩。多出一些有深度、有力度的分析性新闻，这是新时代的需要。

所谓分析性新闻，就是全面深刻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对事物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进行充分阐述的一种报道形式，其在活跃人们思维、拓宽人们思路方面有着其他新闻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相较于其他新闻表现方式，分析性新闻更侧重于通过运用综合分析、解释、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多方面，对事物给以立体性报道，既剖析新闻事实的内部，又展示新闻事实的宏观背景和发展趋向，使人从总体联系上把握事物。它既有新闻述评的透彻犀利，又兼新闻综述的全景式勾勒，也具思辨性新闻的深度，而又不失其客观性。

一、解读：表达媒体思考

正确解读经济事件是做好分析性新闻报道的基础。

通常每一项经济政策出台，每一个经济事件发生，每一种经济现象流行，媒体就此作些背景或者条文解读，分析一下事情的成因或来龙去脉，以让公众获得更详细、更清晰的信息。但笔者认为，让公众“知道”仅是解读的第一层面，仅仅是一般信息提供层面。真正成功的解读，必须有第二个层面，即在解读中，更多地体现媒体的思考，并表达这种思考，进而让受众自己进行“思考”。通过这种自我思考，提升受众对经济事件、现象、政策的判断和认知能力，以更好地理解各种经济政策、经济现象，形成共鸣和合力，同时也达到了分析性新闻的初衷。

2006年三四月份，配合税收宣传月活动，大同县国税局联合大同日报共同开展了“农民税负调查新视角”主题策划活动，聚焦大同县农业、农村、农民的减负状况，倾听农民及基层干部对税费改革后有关问题的反映和思索。那段时间，笔者一直在大同县农村进行农民税负调查，了解到了惠农政策给农民带来的益处，但同时也得以较长时段地观察税费改革给农村建设带来的挑战及当前农村基层管理所面临的困境。之后，笔者以《农民税负调查新视角——大同县国税局税收宣传月主题策划报道》为题，对大同县自2004年进行农村税费改革以来的农村变化作了一个初步总结和思考。文章以税费改革对“三农”的影响为切入点，通过层层剖析后指出惠农政策确实让农民受到了实惠，但同时也理性地分析了减税对农民增收影响不大，特别是在农资价格大幅上涨、农业生产成本大增的背景下，税费改革政策可以说政治效果大于经济效果。此外，文章详尽分析了当前农村基层管理所面临的诸如农村基层政权濒于瘫痪、教育欠账、乡村公用建设缺乏资源等困境，并在结尾处指出，“无论是为农民减负，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即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发展生产。”转

二、理性: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在新的形势下，“理性”正在成为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报道的思想方法。坦率地讲，做经济新闻报道时常会面对很多诱惑，坚守理性意味着经常要舍弃浮夸的噱头，远离无聊的炒作，能从纷繁芜杂的新闻事件表象中找到内在脉络，更看重的是长远的社会的利益而不是只顾眼前，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而对新闻的原则态度和客观公正的立场就是坚持理性的基点。

在工作实践中，笔者以为要想使新闻报道充满理性而非凭感性认知，大量占有原始材料和第一手资料至关重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被媒体形容为2008年度经济金融界的一次“海啸”。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势必会对地方经济产生影响，那么其对大同的经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一时间关心经济金融的人士众说纷纭，不少企业界尤其是中小企业主看到南方不少厂家破产，心内也充满狐疑。面对这种情况，记者及时采写了《全球金融动荡对我市经济影响有限》一文，文章始终坚持以数字说话、以事实说话的新闻准则，站在理性、客观的角度上层层分析，通过对2008年前3季度大同市主要经济指标、主要行业价格运行指数、外贸进出口总额、金融形势等考核经济的主要数据的举证和剖析，最后指明，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虽然对大同市煤炭、钢材、冶金等行业都受到一定影响，但总的来说影响不大。不过随着金融风暴向实体经济蔓延趋势的进一步加剧，必然会对已全面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内经济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同时也必然会对大同市经济金融产生一定影响。面对当前经济波动、投资下滑、外需下降等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及时提出了以拉动内需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宏观调控目标逐步转向，下调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以及通过减免税费等适当宽松的财政政策为企业减负等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将陆续推出，大同市要在不折不扣执行好中央各项政策的同时，未雨绸缪，及早防范，避免金融动荡对我市经济健康有序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这篇报道在《大同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刊发后，引起很大的反响，也显示了分析性报道在经济新闻报道中的重要性。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各领域的日渐深入，经济报道的外延愈来愈广，超越经济做经济报道正是现时经济报道的内涵所在。现在的经济活动已不再狭隘地局限于工业、商贸或者是农业活动，而已成为一种包含各种经济因素的综合性社会活动，像文化可称为经济，教育也可称为产业，分析性经济报道已不能只采用纯粹经济的视角，而是要综合运用人文的、法律的、社会学等多种视角加以阐述，需具一种大经济观，如此才能更好地体现分析性经济报道为区域乃至整个社会发展服务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艾丰.新闻写作方法论.人民日报出版社.

新经济论文第4篇

[关键词]西部边疆低碳经济新增长点

一、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产业

1.发展低碳经济是时代需要

目前,世界正处于一场以能源和气候安全为驱动力的新工业革命,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已成为大势所趋。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总理指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是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基础和行动指南;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和基石;提出中国政府确定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是中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是中国人对全人类负责的具体行动,不附加任何条件、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对此,欧美等西方国家以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为动力,积极行动起来并再造经济增长。边疆省区也应因势利导,抓住机遇发展低碳经济,发挥后发优势、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跨越式发展。低碳概念包含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碳库储碳3大部分,边疆省区各有相对优势,可以整合成不同的低碳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

2.积极发展新能源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1)以水能资源为基础的清洁能源。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达20136万KW,占全国的29%,居全国首位;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11000万KW,占全国的20.3%,仅次于四川居全国第二位。云南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10364万KW,占全国的15.3%,居全国第三位;年发电量9078.86亿KWH,可开发的水能资源达9000万KW,占全国的18.8%。广西水能资源经济可开发量在全国排第5位,可开发装机容量1992万KW。新疆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38178.7MW、装机容量16564.9MW。除滇、桂两省区已开发形成一定的“西电东输”优势外,藏、新两自治区的水能开发程度低,潜力巨大,是低碳经济发展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点领域。

(2)风能资源优势突出,可形成以风能为基础的新经济增长点。中国风能潜力世界第一。国家发改委拟按照融入大电网、建设大基地的要求,在陇、内蒙及冀、苏等地形成几个上千万KW的风能基地,实现2020年供电装机规模1亿KW。新疆风能资源富足,达板城、吐鲁番、小草湖等九大风区总面积15万KM2,风电可装机容量超过8000万KW。甘肃风能资源总储量为2.37亿KW,可利用和季节可利用区的面积为17.66万KM2,年平均风功率密度在150W/M2及以上区域占全省总面积的4%,风能资源储量为3395万KW、风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为2667万KW。内蒙古风能资源居全国之首。国家气象研究院指出,全国可开发利用的风能资源为2.33亿KWH,内蒙古为1.01亿KWH,占全国的40%。另一统计数据表明,内蒙古风能总储量达10.1亿KW,可直接开发利用3亿以上。

(3)太阳能资源优势突出,可形成以太阳能为基础的新经济增长点。新疆太阳能理论蕴藏量(总辐射量1450∽1720KWH/M2.年,可开发利用的太阳能资源为100∽150Kg/M2.年。西部边疆的、内蒙古、新疆、甘肃、云南等省区均具有日照时间长的优势。内蒙古总辐射量在115～167千卡/CM2之间,仅次于青藏高原居全国第二位。日照时数在2600～3400小时之间。内蒙古与美国第一太阳能公司合作在鄂尔多斯建设一座拥有2000兆瓦发电能力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厂。广西太阳辐射量也在90～130千卡/CM2之间,年日照时数在1300~2250小时之间。云南全省每年接受的太阳能辐射能相当于730多亿吨标准煤。太阳能热水器集热板保有量已超过800万M3。全省太阳能产业产值已超过10亿元。太阳能与建筑结合、太阳能与风能干燥、太阳能制冷级热泵技术的研究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太阳能供热与制冷联合循环、吸附式太阳能冰箱的研究已接近产业化水平。另一方面,太阳能光伏发电在云南有所发展,不仅建成后年发电量达7000多万KWH、年减排约7万吨温室气体的技术最先进的石林66MWP并网光伏电站试验示范项目第IMWP成功并网发电,而且,全省各地农村已建成50多多独立运行的光伏电站总装机容量红350万KW。

(4)以生物质能为内容的新型可再生能源经济增长点。西部边疆土地资源丰富,特别是未开发利用的山地可供发展生物质能作物种植。新疆生物质能(包括薪柴、农作物秸秆、农村人畜粪便、城市生活垃圾等)可开发量相当于3000万吨标准煤。广西积极建设全国最大的木薯乙醇生产基地。云南重点发展以生物柴油和燃料乙醇为重点的生物质能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生物柴油是用膏桐籽提炼,云南可在10年内建成总体规模达1500万亩左右的生物柴油原料林,形成年产近200万吨、产值超过35亿的新兴优势产业。而云南生产燃料乙醇主要原料为木薯、甘蔗、脱毒甘薯等非粮作物,成本低、产量高。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所长张跃彬认为利用云南拥有78655KM2的热区山地优势,发展专用能源甘蔗材料,开发生产乙醇,既可根本性解决云南乃至全国甘蔗糖厂干半年、闲半年的困境,又可形成专用能源甘蔗燃料乙醇产业。据规划,产量到2020年,可达400万吨、销售收入463亿元。

(5)地热能的潜在优势大,可形成不同类型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地热资源丰富,1977年1月羊八井1000KW试验地热发电机组发电;1983年又建成3000KW的地热机组。目前,羊八井地热电厂总装机容量达25180KW。但机组腐蚀结垢后及热田衰减问题有待解决。拉萨地区1997年投入4台22500KW水力发电机组,使水电、地热机组总装机容量达到158980KW。此外,云南腾冲正在进行勘探,有希望成为我国第二个高温地热区。

(6)核能、潮汐能在广西已迈开步伐。2006年防城港白龙核电站立项后,又安置了红沙核电站、平南核电站、象州核电站。广西沿海岸5M深以内的近海海域约1万KM2既有利于建造潮汐电站水库,又可把电站建成发电、养殖、旅游观光为一体的新型电站,还可开发波浪能,推广微型波浪发电装置,建造航标和海上灯塔。广西已计划在北海白虎头安装1000KW小型潮汐发电站,前景可观。

二、发展以“森林碳汇”为基础的碳汇经济新增长点

广西、云南具有森林资源优势,森林覆盖率分别达到52.71%、50%。森林、草原是最大的“储碳库”和最经济的“吸碳器。”林木每生长1M3,平均吸收1.83吨CO2,放出1.62吨氧气。由于森林吸收CO2投入少,成本低,简单易行,森林碳汇功能非常显著。对此,内蒙古是碳汇大区。全区有13亿亩天然草原,固碳能力为1.3亿吨,相当于减少CO2排放量6亿吨;还有3亿亩森林;有5.6亿亩可利用的荒漠化土地,可种树1.2亿亩,种草2.8亿亩,可实现碳汇12亿吨。《京都议定书》规定,某些土地利用和森林项目能够起到固碳作用,从而可以被用于充抵减排义务。因此,该公约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既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又能产生一定经济效益的机会。2006年11月,全球第一个根据《京都议定书》规划的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中国广西珠江流域再造林碳汇项目”获批实施,它是目前唯一获得CDM执行理事会批准的林业碳汇项目。云南既可争取CDM执行理事会将广西珠江流域再造林碳汇向源头延伸为“中国云南广西珠江流域再造林碳汇项目,”并将林业系统在腾冲、双江及保山市隆阳区开展的林业碳汇造林新模式试点扩展至民族自治州及各地自治县,以充分利用山区、半山区土地资源、森林资源发展碳汇经济。总之,桂、滇、内蒙以其雄厚的森林资源及其相应的经济社会、科技文化优势,有可能建成巨大的碳库,提高固碳及储碳能力,以碳汇推行CDM计划,节能减排的技术创新,发展碳汇经济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新疆、以其广阔的国土面积具有发展碳汇经济的潜在优势！

三、西部边疆发展低碳经济对策

1.建立发展低碳经济战略。按照国家确定的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从各省区的实际出发,把握好低碳重点领域,确定战略目标、战略重点,进行战略部署,以尽可能低的经济成本和碳排放量,获取最大的整体效益,逐步实现本省区的国民经济“低碳化”。一要把发展低碳经济纳入“十二五”规划,突出优势、探求模式,在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要以低能耗、高能效和低碳排放的方式完成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城市化要围绕建设低碳城市发展以公共交通系统和快速轨道交通系统为重点、以步行和自行车为辅的慢速交通系统的低碳交通系统;要发展低碳建筑,设计上引入低碳理念,充分利用太阳能、选用隔热保温材料,合理设计通风、采光、节能型取暖制冷系统,运行过程要倡导居住空间的低碳装饰及各环节的节能减排。在国家制定的发展低碳经济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基础上,制定适应民族地区的补充规定,建立相应的碳排放统计监测和管理系统、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和考核体系等,积极参与碳交易。

2.致力持续创新,以科技进步发展低碳经济。一要鼓励产学研结合,加快开发低碳产品和低碳技术,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二要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及全球发展低碳经济的契机,在充分利用碳减排、能源安全、环境保护、新能源的先进技术上创新求发展,不断提高我国低碳技术与产品的竞争力,致力减少潜在的“碳锁定”影响,逐步向低碳转型,实现跨越式发展。对此,西部边疆省区已有所进展:广西玉柴诞生了世界上首台利用现有零部件技术实现可再生空气温合动力功能的发动机及两款实现两级增压的低碳节能高效发动机并成功装车试运行;柳州五菱汽车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微型电动车并已通过国家工业和信息部的审查且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标志着该公司获得国内首个新能源货车生产资质。甘肃兰州交通大学和兰州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推出的绿色镀膜技术,兰炼MAZ100汽油和MAZ200柴油清洁助燃剂等,都在节能减排上作出贡献。云南不仅在褐煤特别是劣质(低热质)褐煤气化领先,创新煤-气-电&化(气、油)多联产模式,而且在煤制油方面建成一套3500t汽油/a的工业示范装置并于2007年底投产。三要把低碳教育纳入国家和地方教育体系。四要在体制创新上推行“绿色GDP”考核制度,建立适合国情、省(自治区)情的低碳经济指标体系,将现行的GDP指标扣除因环境污染、自然资源超标消耗、生态环境退化的损失;建立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低碳考核制度,促进地方政府和企业重视低碳经济。完善低碳技术创新的激励政策,建立“可计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技术转让与资金支持新机制。

3.建立以社会生态文明理论为核心的低碳经济理念体系。要树立发展低碳经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中国人对全人类负责的重要途径、是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和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内容的思想观念,并纳入社会主义新边疆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一要创建边疆特色的“生态文明和谐”理念,强调生态道德观念,弘扬各少数民族的、传统的优秀生态文明文化,如内蒙古的草原文化、新疆的伊斯兰文化、的佛教文化、广西的八桂文化及云南各少数民族的神林文化、本主文化、梯田文化、贝叶文化、东巴文化、茶文化等;建立生态道德规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使人们在良好的低碳环境中生产生活。二要加强宣传引导,针对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不同年龄、不同需求制定不同的宣传教育内容,将什么是低碳经济、为什么要发展低碳经济、怎样发展低碳经济、个人如何参与与低碳经济、低碳生产生活等纳入宣教活动,以推动全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与行为的大转变。

4.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既要参与国家组织的国际上有关的低碳能源和低碳技术的交流合作,又要发挥边疆的独特地缘优势,发展与毗邻国家的有关低碳经济合作(如云南与缅甸、老挝发展替代种植合作),以充分体现“中国人对全人类负责”的精神;既要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理念、技术、管理和资金,通过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和体制创新,促进生产与消费模式的转变,又要发挥边疆发展低碳经济的优势,积极申请参与清洁发展机制(CDM)。CDM是《京都协议书》中提出的三种灵活机制之一,是作为全球减排和技术转让的手段,允许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称为附件I缔约方)与目前还处于发展中的国家缔约方(称为非附件I缔约方)联合开展CO2等温室气体减排项目。这些项目产生的经核证的减排数额,即CERs,可以被附件I缔约方作为履行他们所承诺的限排或减排量。据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官方网站数字统计,截至2006年12月31日,我国官方受理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中已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的项目256个,年预减排量约为101559640吨,如果这些项目在联合国全部注册成功,每年将为国家和企业产生约8.2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已经在执行理事会(EB)成功注册的项目30个,其中在EB获得减排量的项目有8个。此外,较早进入CDM领域的华能集团在2006年10月26日与西班牙ENDESA电力公司签订了《核证减排量购买协议》,涉及3个风电CDM项目和5个水电CDM项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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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单宝.解读低碳经济[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9,(6):75-78.

新经济论文第5篇

一、知识经济是以服务为主导的经济

知识经济是相对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而言的。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交换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知识用于经济，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知识经济时代突出表现为以下特征：知识成为主导资本；信息成为重要资源;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成为经济活动的核心;信息技术是知识经济的载体和基础；经济增长方式出现了资产投入无形化、资源环境良性化、经济决策知识化的发展趋势.

知识经济一方面促进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加速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知识化取代工业化；另一方面促使全球面临新的国际分工。知识经济发达国家将成为“头脑国家”，而知识经济发展滞后者将沦为“躯干国家”，听“头脑国家”驱使。知识经济发展直接的变化即促使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行业。据世界银行1998年发表的《知识促进发展》的报告报道，发达国家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的产值已占GDP的50%，其中高技术产业的产值占25%。在新的世纪，以知识为主导的服务业的发展将以锐不可挡的乘数发展态势迅速成为GDP的主要份额。

知识经济将以巨大的能量一方面势如破竹地改造传统经济，包括传统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都将从方式到结构上发生改变，形成新的适应新时代的服务业；另一方面将催动新的服务业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壮大。知识经济时代无疑是服务业大发展并成为经济主导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为服务芝销迅猛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知识经济时代将催动以下服务业大发展：

信息产业。随着信息技术成为知识经济的主要载体和基础，信息的硬件、软件的发展将以突飞猛进的态势进行。不仅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各国、日本会有更大的作为，而且发展中国家也会有一些国家迎头赴上。例如，印度1997年软件产业的规模已达27.5亿美元，其中出口17.5亿美元，其出口覆盖率分别为：美国占59%、欧盟占22%、日本占4%，东南亚占5%，澳洲占20%。印度软件业的快速发展，引起美国软件业大擘比尔盖茨的惊叹：下一个软件大国，除美国外将是印度。

信息产业的发展将带动一系列的经济革命，如购销方式将无纸化、电子化发展；库存管理将在追求零库存的条件下实行信息控制；生产工艺和控制手段将成为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保证；企业决策向程序化、规范化、智能化发展；人事管理将依据客观标准进行数据控制等等。

咨询服务业。各种生产、流通、技术、法律、环保、卫生等涉及广泛领域的咨询业将得到全面发展。

调研策划业。各类市场调研、分析，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组织将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对信息、知识的需求而相继得到发展成为服务中颇富活力的力量。

旅游服务业。随着知识经济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改善，人们用于国内与国际旅游的需求将会与日俱增，以适应这种需求而兴起的旅游业将得以迅速发展，成为各国GDP中占有较大比重的行业。

科技教育保健业。各个领域的科技开发将出现强劲发展态势，尤其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海洋工程等领域将会发生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与科技领域发展的需要相匹配，教育将以产业发展的态势进行快车道。医疗、卫生、全民保健服务业的发展也会开创新的天地。

环保服务业。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世界各国重视并加强投入环保服务业。治“三废”、防污、处理垃圾、绿化美化、市政管理、资源开发控制、空气监测、防灾减灾等领域将成为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获得全面发展。

从以上诸方面可以看出，知识经济时代是服务业大发展并上升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时代。服务业的发展呼唤服务营销学在更广泛的领域和行业发挥巨大功能作用。

二、知识经济促进服务营销学的发展

服务营销学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西方。1996年，美国拉斯摩（JohnRathmall）教授首次对无形服务同有形实体产品进行区分，提出要以非传统的方法研究服务的市场营销问题。1974年由拉斯摩所著的第一本论述服务市场营销的专著面世，标志着服务市场营销学的产生。在该著作中，作者明确指出仅把市场营销学的概念、模型、技巧应用于服务领域是行不通的，而必须建立服务导向的理论架构。视服务营销学为市场营销学的衍生还不够，必须认清服务营销学与市场营销学之间存在着某种质的区别才使服务营销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在服务营销学的形成中，北欧以格隆鲁斯（ChristopherGronroos）和赫斯基（jamesHeskett）为代表的诺迪克学派（NordicSchool）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他们有关服务质量理论及服务营销管理理论成为服务营销学的重要理论支柱。

服务营销学的兴起缘于服务业的迅猛发展和产品营销中服务日益成为焦点的事实。随着经济的发展服务业（或称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扩大，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的优化的直接结果必然导致服务业的强劲发展和产品营销中服务成为企业竞争焦点的局面。具体而言，服务业的发展与下述因素有密切的关系：

1．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是服务业扩展的前提条件。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一方面推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另一方面孳生出许多新型的服务业。例如，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为信息咨询、电子商务、网络营销、电讯服务等行业提供了物质和运作手段，从而促成新的服务行业的产业。

2。社会分工和生产专门化使服务业独立于第一、第三产业之外。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产业及行业的专门化程度越来越高。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发展的进程中，流通业、运输业、仓储业、包装业、通讯服务业、交通服务业等行业相继独立成为第三产业，并日渐成为国民经济中具有特色且具有一定比例的新的产业群，即服务业群。

3．市场环境的变化推动新型服务业的兴起和发展。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产品越来越丰富，市场竞争也日益加剧，企业为使自己抢占竞争的有利地位，扩大市场占有率，往往在市场营销的各个环节上下功夫，在现代社会尤其在工程（或产品）设计、管理创新、企业形象、广告促销、市场调研、营销网络等方面进行全面开发，为了适应企业的需要，以专业服务为特色的工程咨询、管理咨询、市场调研、营销策划、广告策划、企业形象策划、经纪公司等新型服务行业便应运而生了。

4．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促进了生活服务业的发展。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提高生活质量和改善生存环境的要求将愈来愈迫切，人们不仅要求满足物质生活需求，而且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更为突出，这样，音像、电视、多媒体等文化娱乐服务业、美容、按摩、健美等保健服务业，外卖、送货、家政等生活服务业，以及各种维护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为己任的环保监测、保护、处理服务业也会越来越壮大。

服务业的兴起和发展是社会经济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决定的，是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使然。在前工业社会，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人与自然的矛盾，农业等第一产业的发展得以发展；在工业化社会阶段，建筑业、冶金、机械、石化、纺织、电子等第二产业的各种行业得到全面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相继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后工业社会是面对社会各层面的相互沟通的人际关系为主要矛盾的社会，服务业的异军突起是新时代的需要。

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和产品营销中服务活动的日渐突出决定中国导入服务营销学的必要。新中国成立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经历了由忽视甚至限制服务业发展到在力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的转变，进入90年代以后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以10.5%的速度递增，服务业也由50年代占国民经济总值比重的28.6%上升到1998年的32.8%。

同时，企业在进行有形产品营销时，服务已成为销售的重要手段，成为企业间进行市场竞争的焦点，并日益成为产品市场竞争的主角。企业营销及市场竞争不仅需要市场营销学作为理论基础，而且需要服务营销学作为行动指导。中国服务营销学的兴起和广泛传播将是继市场营销学的蓬勃发展之后掀起的又一个高潮。

服务营销学脱蜕于市场营销学之后，在自己的空间得以茁壮发展。科特勒曾指出，服务代表了未来市场营销管理和市场营销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不少学者敏锐地指出服务营销学的兴起和发展，标志着市场营销领域的服务革命。在欧美地区，服务营销学正蓬勃地发展起来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服务营销学的发展大致上可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60年代-70年代）；服务营销学的脱胎阶段

这一阶段是服务营销学刚从市场学中脱胎而出的时期。这一阶段主要研究的问题是：

服务与有形实物产品的异同；

服务的特征；

服务营销学与市场营销学研究角度的差异。

第二阶段（80年代初——中期）：服务营销的理论探索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探讨服务的特征如何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尤其集中于消费者对服务的特质、优缺点及潜在的购买风险的评估。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主要是：

顾客的评估服务如何有别于评估有形产品；

如何依据服务的特征将服务划分为不同的种类；

可感知性与不可感知性差异序列理论；

顾客卷入服务生产过程的高卷入与低卷入模式；

服务营销学如何跳出传统的市场营销学的范畴而采取新的营销手段等。

在这一阶段，美国阿利桑那州州立大学成立了“第一跨州服务营销学研究中心”，标志着对服务营销理论探索的深入。

第三阶段（80年代后期——）：理论突破及实践阶段

这一阶段，市场营销学者们在第二阶段取得对服务的基本特征的共识的基础上，集中研究了传统的4P组织不够用来推广服务的情况下，究竟要增加哪些新的组合变量的问题。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为：

服务营销应包括7种变量组合，即在传统的产品、价格、分销渠道和促销组合之外，还要增加“人”、“服务过程”和“有形展示”3个变量，从而形成7P组合；

由“人‘（包括顾客和企业员工）在推广服务以及生产服务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并由此衍生出两大领域的研究，即关系营销和服务系统设计；

服务质量的新解释，确认服务质量由技术质量和功能质量组成，前者指服务的硬件要素，后者指服务的软件要素。服务质量的标准可以可靠性、应对性、保证性和移情性为据；

提出了服务接触的系列观点，包括服务员工与顾客相互之间沟通时的行为及心理变化，服务接触对整顿服务感受的影响，如何利用服务员工及顾客双方的“控制欲”、“角色”和对投入服务生产过程的期望等因素来提高服务质量问题。

从对7P研究的深化，到强调加强跨学科的研究的至关重要，服务营销学强调从人事管理学、生产管理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学科领域观察、分析和理解服务行业中所存在的各种市场关系；

特殊的服务营销问题，如服务价格理论如何测定、服务的国际化营销战略、资讯技术对服务的生产、管理及市场营销过程的影响等。

服务营销学的发展过程也是服务营销学跨地域、跨国界的传播过程。

中国有条件、有必要推进服务营销学的广泛传播和应用。中国推广服务营销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于：

1．中国服务业亟待加快发展且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据世界银行统计，发达国家服务业生产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0%以上，中等发达水平的国家的服务业产值平均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50%左右，如前所述中国只占32.8%，差距较大，发展空间较大，有必要通过服务营销的传播推动服务业的发展。

2．中国劳力的富余刀切需要开辟更多的就业渠道，发展服务业则是投入小、见效快的最有利的途径。中国目前在服务业领域就业的人数相对滞后，只为20%左右，而发达国家服务业从业人数占社会就业总人数的60%，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达到40%，中国发展服务营销学对于推动服务业领域就业人数的增加也会起推动作用。

3．传统服务业亟待进行改革，新型服务业则需要新的理论武装，发展服务营销学是新旧服务行业发展的共同需要。服务业的行当范围广阔，涉及的领域众多，对于这些千姿百态的服务行业的除旧布新亟需要理论指导，中国在新世纪全面推进服务营销学是为适时。

中国推广服务营销学的条件也业已成熟，这些条件是：

1．中国自20世纪中期导入市场营销学后，已形成了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活跃在大专院校和企业营销活动的第一线，不仅充实和丰富了市场营销理论，而且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他们熟悉市场、熟悉产业、熟悉企业，既懂经济，又懂管理，这对于理性地接受、传播、发展服务营销学具有组织基础和理论保证；

2．中国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过程中，十分重视服务业的规范管理并积极推进服务业的发展，为中国服务营销学的扎根奠定了基础。国务院在1985年即批准了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对中国三大产业作出了与国际通行的分类法进行分类的决定。按照新的分类法，将中国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分成三大产业，第一产业指农业（含畜牧业、渔业和林业）；第二产业指工业（含采掘业、制造业、自来水、电力蒸气、热水和煤气、建筑业）；第三产业则是指除了上述各业外的其他产业。中国政府对第三产业的界定与服务业的内涵完全一致，可以说服务业即第三产业。中国政府对服务业的规范管理是推广服务营销的基本保证。

1992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在1995年召开的中国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全会明确指出“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是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有利于缓解资金、资源供求矛盾和就业压力，优化产业结构，而且有利于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益，促进市场的发育。”党和国家对发展服务业的高度重视为服务营销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3.服务业自身成长、发展以及提高竞争力的需要，使服务业产生了理论渴求感，广大服务业的迫切期待为服务营销学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博大的空间。我国服务业不仅面对国内同行业的竞争，而且面对国际强大的服务业的严峻挑战，服务业亟需战斗的思想武器和竞争手段，服务营销学可说是具有雪中送炭之功。

三、服务营销的理论与实践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之一

知识经济时代是加速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时代。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服务营销的理论和实践是必然突破疆域国界的限制，成为具有跨国性、普遍性、通用性的学科。服务营销既是经济全球化中的待业，也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因素。

经济全球化的表现之一是各国经济的互相渗透、互相依存，其中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是重要的表现，在国际贸易中，服务贸易的发展尤为突出。1997年，国际贸易总额达11万亿美元，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35%。在国际贸易中，国际服务贸易以超常态势增长。1970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额仅710亿美元，而到1996年即高达12600亿美元，增长16.8倍，平均年增长11.7%，远远高于国际货物出口增长速度。服务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比重，20世纪70-80年代占1/5，90年代则增至1/4。近三十年来，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服务业产值所占的比重超过50%以上，其中美国服务业的产值是GDP中的比重已高达75%左右，这意味着国民财富的创造主要依赖于服务业。

经济全球化还表现为金融全球化趋势的形成。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金融业也是服务业的支柱行业。20世纪9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的交易量达500-600万亿美元。国际直接投资由80年代中期每年约770亿美元，到1996年增加到3000亿美元。金融交易量和投资额的猛增，反映了全球金融服务业的长足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是金融国际化的过程。由于股票、期货以及各种有价证券的大量出现，尤其是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的问世，使得货币的面值额迅速膨胀，虚拟成分倍增，这样的状况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或变动性，为适应这一时代特性的要求，各种金融服务大量地应运而生。其中，不仅有金融自身运行的各种服务，还有如何使货币增值的服务，更有规避金融风险的服务；不仅有金融信息服务，还有金融法规服务，更要有金融传输机制、传送手段的服务和高级金融人才的培养和训练。金融服务业不仅自身得以发展而且带动和促进其他相关服务业如电脑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的繁荣。

经济全球化也包容信息全球化的内涵。信息全球化使高新科技成为变革经济结构的动力，导致4.4万个国际企业的出现，导致只掌握关键技术、工艺设计、品牌及销售渠道，而把生产委托给关联企业去做的虚拟企业的出现。国际企业和虚拟企业的出现，使服务营销进入了一种新的境界，服务营销不仅要面对顾客，而且要提供面对内部要支机构和广大员工的服务营销管理。

经济全球化促使制造业的国际营销网络的形成，国际营销网络的完善需要服务营销。营销网络完善人的过程是聚集营销人才、进行营销信息交流、推动适销对路的商品开发市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的每一环节都伴生服务需求，服务营销活动将贯穿营销网络完善化的始终。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服务营销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的发展，反过来服务营销兴盛与发展也有利于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实现。

服务营销学将以它科学的、系统的、完备的营销管理理论指导服务业的营销活动实践，从而推动服务业由传统向现代、由国内向国际、自由发向自觉地发展。为服务业企业的成长和国际化进程，为服务业的营销活动和商品营销中的服务提供充分的、明确的理论依据。

新经济论文第6篇

关键词：经济学基本理论革命构想财富两阶段论新四分法

国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经济学。对经济学进行一场新的革命，以满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及人民福祉的增进需要，已摆在了中国经济学界的面前。

一、经济学上的权威崇拜及传统经济学的困境

经济学的严重落后性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无论是迈克尔·佩雷曼主张经济学终结[i]，还是陈纲先生指责经济学家不如农民[ii]，都已表明，人们对于经济学术落后性的极度失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出发点和庸俗化方向本身就决定了其灭亡的趋势。不论是其自身的反思还是对立流派的批判，西方经济学的非科学特征早已是不争的结论了......或许，下一代人将不再跟随萨缪尔森学习经济学。”[iii]

的确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已远不如其它自然科学。在18世纪时，物理科学、化学科学开始全面发展，同样，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吹响了经济科学发展的号角。自18世纪以来两百多年时间里，人类的物理科学、化学科学，甚至包括后来才开始发展的生物科学，现在都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人类早已经能自由地遨游太空，早已经能精确地计算出宇宙飞船飞入的轨道位置以及能精确地计算出着陆地点，人类早已能制造出异常复杂的机算机，人类早已能精确地分析出任何物体的成份含量，并根据需要合成出特定的化工产品和新材料。但是人类的经济科学却远没有这么发达，在权威崇拜下，从根本理论上来说，仍然基本徘徊在亚当.斯密1776年的思维起点，虽然后来萨伊、马歇尔、凯恩斯、熊彼特等不少人几百年来在作大力的推进和修正，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客观地说，在根本理论上几乎未作出革命性的飞跃。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上严重的权威崇拜。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尖锐地批评经济学权威的危害，把某人的著作奉为圣经拒绝人们提出新理论和批评它的长短，对于真理必定是最严重的侵害。毫无疑问至今为止，甚至未来，不可能有哪一位大师的经济学术能够充当经济学圣经的角色，因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任何人的智慧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真理而无一点纰漏甚至缪误的地方。只不过个别“天才”性的经济学大师的学术之中或许有多一点智慧性的东西罢了。

经济危机、贫富悬殊、工业化压抑、环境污染、沙漠化、自私自利、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等等，都表明，传统经济学在权威崇拜意识的禁固下裹足不前，已不能解决现代人类社会的经济建设。世界银行在1991年发表的年度报告，开篇诚恳、鲜明地指出“推动经济发展的原理还远未被人们完全掌握”。

二、现代经济学新革命的系统构想

为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要敢于跳出西方传统经济学的疆化思维，去努力寻求真理，进行一场现代经济学新的革命，以更好促进中国的经济建设。

（一）经济学支柱概念的革命

我们认为，传统经济学中最落后的地方就是对支柱概念或者说研究的基本对象的固守，各国经济学家还深受数百年前的产品观影响。客观地说，数百年前，以农业生产和新兴的工业生产为主，当时的经济学家们能够提出产品的概念，并以产品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或者说以产品作为经济最基本的细胞是非常科学的。但是就如化学科学不能停留在分子阶段，还需进一步研究发展到原子、质子、量子，仍至将来还可能进一步发展一样，我们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支柱概念也需改变。

严格地说来，产品远不足以囊括人类的整个经济领域。诸如金融服务、保险、诗歌、歌曲、经济学家的著作等同样在商业领域流通的东西并非一定是产品。

因此，我们提出财富的概念，构想经济学上以“财富”替代过去“产品”、“商品”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所谓财富，我们将其定义为“就是能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财富在经济学上并不是指金钱，而是指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金钱或者说货币只是商品类财富的权力凭证、度量工具。我们的这一类似的定义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曾提出过：经济学应将财富看做是满足需要的东西和努力的结果[iv]，一些学者也开始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当然都还缺乏系统性，并且未与产品的关系进行彻底的清理，特别是只将以金钱来衡量的商品类东西才叫财富，反言之在过去的意识里财富就是金钱。为此笔者在《财富创造论》一书中尽可能全面地清理了财富与产品、商品的关系，系统地阐述了财富为经济基本单位的事实以及应作为经济学支柱概念的建议。根据定义，财富包括产品，也包括非产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包括物质类财富，也包括非物质类财富，包括有形的财富，也包括无形的财富，凡是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都是财富，都可以是经济学研究和考虑的范围。提出将财富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应该更为科学。

在经济学上进行这一研究对象的革命非常重要，它有助于经济学界及经济界更全面地研究社会的经济建设。例如，环境，当然不是产品，通常也不是商品，但因为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也是财富。这有助于我们将其纳入经济建设考虑之中，而不是去发展“产品”、“商品”经济破坏环境财富。依据这一思想，我们就会明白，财富不只是商品，不仅一辆汽车是财富，一湾绿水也是财富，不仅一只山羊是财富，一片绿色的草地和森林也是财富，它们都满足我们的需要。当汽车造得很少时，因为其稀缺而显得价格很高，因而我们毫无疑问地认为其是财富。而当我们的环境恶化，一湾湾绿水消失，符合需要的水变得稀缺时，我们每天生活上所用的水我们也不得不天天付出货币去购买，这时水似乎才变成了我们的财富。实际上水原来就是我们的财富，只是我们总觉得其太充足而不珍惜罢了。过去那种以稀缺性为预设前提的经济学术思想已显得非常落后而致命。长期以来，全球环境的破坏与恶化，与经济学上的产品观和商品观不无关系。当然，也有人会认为，经过投入资金人工改造过的环境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也可叫产品。实际上即使将改造过的环境称为产品，同样显得比较牵强，经济学作为科学是不宜为固守某一古老的概念和思维而牵强的。同时，未经改造的环境同样从远古就进入了我们的生活领域，我们每时每刻都不能离开，这一庞大的部分我们更不能遗忘，它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同样，对于无数的非产品、非商品，因为有了财富作为总括，因此其创造、实现、分配、消费等情况也就能较好地纳入经济建设的考虑之中，这对于人类未来的建设非常重要。

总之，经济的最基本细胞是财富，而不仅仅是产品或商品，因此以“财富”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更为科学。针对经济学的现状，现代新经济学的革命可能首先必须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支柱概念上进行革命，否则现代经济学仍然不可能有突破性发展。

（二）经济学中研究对象产生过程的革命

无论是非常局限的产品观、商品观，还是全面概括的财富概念，其产生实际上并非仅仅来源于生产。由于如上部分我们已提出了财富包括产品，也包括非产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因此下面我们直接使用财富的概念。

我们认为，财富首源于智力创造，然后是实现，而并非仅仅生产，而传统经济学在财富产生过程上应该说还基本停留在两百年前的生产认识阶段。这的确需要我们现代在此基础上向前推进，或者说革命。例如，电脑没有先经科学家们发明创造，是不可能生产的，一个企业没有自己的科研人员们不断研究创造出先进的电脑，其生产也几乎是不能进行的；再如小说，其首先是作家的智力创作，创造出能满足人们需要的高水平的小说才是至关重要，而并非印刷车间的生产至关重要，并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小说不需要印刷生产，通过网络即可销售给广大读者。也就是说，经济学应该更好地反映现实的经济情况，应该将财富的产生过程进行实事求是、科学地研究与抽向归纳，只有这样抽向归纳出来的基本理论才更符合现实经济情况，从而才能更好地反过来演绎至现实经济建设中，更科学地指导社会、企业、个人的经济活动。

当然我们有必要对财富创造、财富实现、财富产生及财富生产等重要的概念进行重新整理定义，以有利于经济学理论的突破与发展。所谓财富创造，是指人们为探索获得新种类、新形式、新规格、新用途、新领域等等方面的财富，以大脑思维创新为主导的发明、发现、创作、设计等新财富的活动。它并非单纯的大脑思维活动，也不是重复性地制作产品的活动。对于财富创造，我们提出了“以大脑思维创新为主导的发明、发现、创作、设计等新财富的活动”这一措辞，即创造不仅仅包括发明、发现、创作、设计这四大形态，还包括其它活动形态，这为现在复杂的各类创造形态以及未来可能新出现的创造形态留下思维的通道。定义中的“等”字非常重要，否则很可能使将来的研究、解释固步自封。财富实现，就是使创造的概念性的财富成为事实或使成为能为人们消费、使用的事实。具体地说就是将所发明创造的新财富进行知识传播、生产、销售、服务等等活动，使其变成可以为人们直接需要并且供人们使用、消费的各类活动的总和。财富产生，就是人们创造实现财富的活动，它包括财富创造和财富实现两个部分。财富生产，是指人们在农业和工业上，根据已经取得的财富知识，通过劳动和一定的要素的结合种植农产品和制造工业品的活动。财富生产只是财富实现中的一部分。如上所述，财富产生包括财富创造、财富实现，而财富生产只是财富实现的一部分。考察整个国民经济时，用财富产生的概念更为全面准确。我们提倡在经济理论上使用财富产生的概念，而避免再滥用产品生产的概念。如果一味使用生产一词必会使我们继续陷入过去的理论思维中，很难有系统的突破。

我们认为，财富的产生由两阶段构成：第一阶段，财富创造阶段。即财富首先要由科学家、研究人员等智力者创造，才可能有这样一种财富。否则生产上不知道能生产什么。例如，如果没有爱迪生发明创造出电灯，工厂再高明也不可能生产出电灯这一财富来。第二阶段，财富实现阶段。财富实现包括生产、运输、销售，还包括其它许许多多方面。这里我们用实现这一概念来概括财富产生的第二阶段，而不用生产来代替，因为生产仅仅是财富实现中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而矣，尽管过去“生产”在我们的眼里是多么的伟大和至高无尚，在20世纪中叶供过于求以后，它的地位和重要性有时甚至并不比销售高多少。在过去的传统经济理论中，财富产生过程的核心和起点都是生产，在旧四分法中是生产、交换，因此认为财富是从生产中生产出来的，除了销售可以对应于交换外，其它方面，如科学家、银行、国家、服务人员、后勤人员、管理人员、资本等等，都只是辅助甚或是寄生的，当需要强调其重要性时，于是牵强附会地称其为生产。运用综合财富观及财富产生的两段论，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解释诸如科学家、银行、国家、服务劳动者、后勤劳动者、管理劳动者、资本在国民财富中的作用，它们实际上都在进行着财富的活动，因具有财富价值或财富产生功劳而存在。

财富的产生由财富创造和财富实现两阶段构成。财富创造是首要的，没有财富创造，便无财富实现可言。生产的地位也并非那么显赫和功劳无量，在现代社会，没有科研人员等创造出优秀的财富，生产变得毫无意义，即使在财富的实现环节，生产也未必就是全部，对一些财富如歌曲、软件来说甚至未必就需要生产。这也告诉我们是到了应该好好全盘思考旧有的经济学术理论的时候了。

总之，经济学中财富产生的过程应该由过去理论中的生产一元观，革命地推进到创造、实现的两段论，也就是说，经济学理论上对于财富的产生应该建立创造、实现的两阶段思想，生产实际上远不能囊括财富的产生过程，生产只是实现阶段的一个可能的程序而矣。例如，一个软件，先是经过科研人员设计创造出来，即财富创造阶段，然后还需要进行实现给社会，即实现阶段。然而，实现阶段也只是可能需要大批量地复制生产成光盘，即生产环节，然后通过运输环节、销售环节等实现到消费者手中。不难看到，即使在实现阶段，也未必就只有生产，还有运输、销售、广告宣传等活动。同时，应该指出，现在许多软件财富直接在网上进行销售以换得货币，未必需要生产。这也告诉了我们生产一元观在现代社会的落后性。尽管在农业上，粮实需要大量的农业生产劳动，在大部分工业制造上，工业产品需要大量的车间生产劳动，但是，经济学不能一味停留在18世纪只研究农业生产和新兴工业生产阶段，两百年后的现代需要更进一步，需要更全面地研究现代经济。况且财富产生的两阶段论，并不是否定生产，而是更全面的地囊括了生产，只是有的财富的产生过程需要生产环节，有的不需要生产环节，有的财富生产环节的重要性占有极高的地位，有的则占有较辅助的地位。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理论应该具有高度的抽象概括性。应该说，财富的两段论能较好地达到这一点。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基于初步进行研究，以及财富的无限复杂性，关于财富产生过程的研究及财富的两阶段理论，未必就包括所有财富，但它至少包括了现有经济学中研究的所有财富。对于部分自然类财富，其同样适用综合财富观思想，很大部分如煤碳、石油也能适用财富产生的两阶段论，少部分倘需要新的阐述或作例外处理，但其不影响科学理论的革命步伐。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在不断完善中发展的。

因此，我们认为现代经济学上是可以在研究对象的产生过程

上进行革命性推进，树立财富产生两段论思想的。

（三）“四分法”的新革命

萨伊把政治经济学划分为生产、分配和消费三部分，后来詹姆斯.穆勒在萨伊的划分之外又添加了交换形成“四分法”之外，此后人们对这种根本性的经济理论问题未再作出什么突破性的见解，更无人对此作出否定性意见。后来的学者更是将生产作为社会经济的核心和起点。把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划分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三部分，应该说在当时是很先进的。不过，现代人类的经济理论应该在此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萨伊和穆勒的这一理论用于考察古、近代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有极高的价值，但这一理论以生产为经济的核心和起点，过份强调了生产的价值，排斥了许多重要财富要素的功劳，如创造、运输、传播、服务等许多方面都未包括进四分法中去，只是在现实中将其进行适应性解释。作为根本理论这是残缺不全的。在人类由工业生产时代过渡到新的时代后，这一理论运用于人类的财富经济领域已显得削足适履。现在已有许多经济学家深深感到过去以生产为中心或起点研究经济的严重局限性。如H.罗宾斯坦写道：“新古典的价格、生产和产出理论不会引出一个创新理论来”。

社会的经济生活领域划分，并非仅仅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更科学的划分应该是：创造、实现、分配、使用（消费）。人类经济生活领域除了财富实现外，还需要财富创造，而且财富创造是源头。即使是财富实现，生产、交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服务、传播、运输等问题。在现代社会，服务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毫不逊色于工农业品的生产与销售。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一些财富领域甚至不需要生产。就如我们曾经指出的那样，例如一个智力创造精英设计创造了一种游戏软件财富供人们消遣享受，他未必需要将其生产成光盘，他可能通过网上传播就完成了财富的实现工作，即使需要生产成光盘，我们现在都已感觉到光盘的生产在这一财富经营活动中已显得无足轻重。再如，一首民间音乐经民间音乐家们创造出来后，人们口传声唱流传开来，这一财富未必就经过了生产。因此，我们在学术理论上使用了财富实现这一提法，希望能具有更高的概括性。财富实现在不同的财富方面可能包括的内容及划分会有所不同。对于大多数物质财富来说，它如传统经济理论划分的那样，具体包括生产、销售（交换）等环节，对于部分物质财富来说，可能只是销售，也可能只有生产，例如，农民自已种植稻米自己消费，他就只需要生产就行了，未必需要交换。而在许多财富方面，财富的实现并非一定需要生产，可能是服务等等。在理论研究时，我们不宜将财富实现界定为只包括生产、销售、服务，因为仅这三方面很可能还远不足以概括完财富实现的所有类型活动。我们主张在不能完全列举时，留有余地，使其在迅速发展的现代人类社会具有更强的适应性。

现代社会远不是两百年前的工农业生产时代。在现代社会，生产已退出社会舞台的中心位置，让位于创造。因此，在萨伊和穆勒的理论上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发展，还创造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应有的地位。财富创造的确处于财富的源头。生产、交换是在财富创造出来后的事。尽管诸如稻谷这样的财富，一万多年来人类每年都在不停地进行生产，而研究创造只是偶尔出现，但是依然是先有创造，后有生产，并且每一次重大的创造都是革命性的。没有远古时代智力精英们的创造，人类不可能知道生产稻谷。现代社会没有诸如袁隆平这样的智力精英的再创造，人类不可能生产高产的杂交水稻。创造在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例如，只有不断创造出先进的手机财富，企业才能进行生产、销售，否则生产出来的手机因为落后根本销售不出去，企业只能停产倒闭。

经济上不仅仅只有生产，还有销售、传播、运输、服务、管理等等实现活动。用生产来代替这多得多的活动是不恰当的。因此我们认为在四分法之中，继创造之后，应该用实现的概念来代表所有各种形态的实现活动。

为了更科学地论述新经济理论，我们认为还应将旧四分法中的交换进行分解，关于销售、流通方面的内容归入实现部分，关于财富利润方面的归入分配部分。即划分为：财富创造、财富实现、财富分配、财富使用，这样更清晰明了，便于把握经济的真实规律。

另外，我们基本继承了消费的提法，不过在这基础上改为使用。这样更有利于对于社会财富经济的考察。因为财富除了终端类财富，还有产生财富的财富。例如机床厂开发、生产供给的重型机床这一财富就不是终端类财富，而是生产财富的财富，该财富存在创造、实现以及分配问题，同时还存在使用问题，即许多企业购买该机床财富并非是拿去消费，而是使用。如果在财富四分法中使用“消费”的概念，显然是无法描述和考察这一类财富的。因此我们用“使用”这一概念更为准确。再如，人们购买电炒锅，虽然这一财富是终端类财富，但人们是将其用来炒菜，应该是使用，消费的提法好象也不太准确。人们购买笔、购买电脑也是如此。当然，我们希望在新四分法中用“使用与消费”这一更准确的概念，基于语言简炼的原因，我们将其精简为“使用”，也就是说在经济学中新四分法创造、实现、分配、使用中的“使用”实际上还包括“消费”，即严格表述应该是：创造、实现、分配、使用（消费）。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应该更全面地反映这一事实，因此我们认为现代济学应该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旧四分法上进一步革命性推进到“创造、实现、分配、使用”的新四分法。新四分法单独列出了创造的概念和以“实现”的概念取代生产的概念，应该更为科学、全面。新四分法单独列出了创造，并以创造为首，对于国民经济以创造为主导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经济理论依据。

（四）经济学应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

当人类发明创造了稻谷、麦子等的种植方法后，人类从狩猎时代进入了农业耕作时代，这一时代在于对这些财富进行种植实现以满足人们稳定的生存需要。而当人类开始大量发明工业品，并发明了蒸汽机等机器化生产工具时，人类进入了工业生产时代，这一时代在于对工业品进行大量创造和大规模生产实现。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各国智力创造大规模展开后，人类进入了智力时代，在智力时代人们主要是更大规模地创造各类财富，然后将其进行实现。人类的发展总是围绕财富的创造与实现这一主线而演进。

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如此，一个企业、一个社会均是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一个企业诸如质量管理、成本管理、财务政策、经营战略无一不是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无不服务于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一个社会同样如此，货币政策、投资政策等等都是围绕满足人们财富的需要，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

因此，我们认为人类的经济学理论应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研究的基础和主线，然后针对不同时期以及不同的具体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深入研究。尤其是现在，把握好这一主线，并特别注重最关键的财富创造问题，对于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无论是现实问题，还是理论发展的需要，现代经济学都应注重创造的研究。社会的经济由财富的创造、财富的实现、财富的使用、财富的分配构成。在21世纪，经济科学理论就应该反映这一基本事实情况，否则不可能科学发展。从现实来看，现代财富创造大规模展开，创造层出不穷，创造的情况几乎决定一切，创造由人类经济的幕后终于走上舞台并且已占据主角的地位。几乎每一种经济问题都因创造而出现，因创造而变化。在18世纪、19世纪，人类工业生产时代，一个经济学家他如果不深谙工业生产，他不会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在21世纪人类进行大规模创造时代，如果我们还忽视财富创造问题，我们将因理论脱离现实，而不可能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

我们要注重财富的创造问题，以财富的创造、实现为基本主线，就需要走出生产一元观的误区。作为经济学，其最基本的对象是什么？经济学基本的对象是财富，而绝不仅仅是产品、商品的问题。在过去许多经济学说里将产品和商品作为经济的细胞，这不完善，因而不可能是很科学的。我们认为财富才是经济的细胞，产品和商品只是财富中的一种。因此过去那种以产品、商品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不是完整的经济学。财富包括产品、商品，也包括不需要生产的非产品、不需要交换的非商品，也就是说凡是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都应尽量纳入经济学研究考虑的范围，这样更为全面、科学。同时，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容是：创造、实现、使用、分配等问题，而绝不仅仅是生产、交换、消费、分配问题，更不是以生产为核心和起点的问题，生产仅仅是财富实现环节的一部分而矣，实现不仅包括生产、还包括销售、运输、服务、传播等等。经济学应从生产一元观的误区中走出来，否则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统计调查的结果是，我们即使是情况最好的企业，也存在大量的设备闲置。车间里摆放着世界先进设备而企业停产倒闭者更是数不胜数。这一切惨痛代价与过时的生产经济理论统治整个社会的思想不无关系。既然“生产”是社会的核心，即然一切都决定于“生产力”的高低，既然发展的好坏取决于“生产率”，既然经济学理论上都是这么说的，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经济思想的学生们当然就“科学”地大力购买先进生产设备去促进“生产力”了。虽然一些经济学以现实修正的办法强调科学的重要性，但即然在根本理论上即萨伊—穆勒旧四分法上除了生产，只有交换，因此科学也就只是一种外来的东西而矣，一种在现实观察中因其现实的极端重要性和血的教训而才得以进入经济学领域的要素而矣。

现在生产经济学的思维即使在美国也仍然根深蒂固。不仅仅保罗.萨缪尔森先生，还是格里高利.曼昆先生都深受生产经济思维的影响。被誉称为天下第一的经济学教材，并在中国继《经济学》后又一次掀起经济图书浪潮的曼昆先生著的《经济学原理》，在关于整体经济应如何运行上提出的原理是：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其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各国及其不同时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别，源于其生产率的差别；在考虑任何政策如何影响生活水平时，关键问题是政策如何影响人们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为此决策者需要让工人接受良好教育，拥有生产物品与劳务所需要的工具，以及得到获取最好技术的机会[v]。实际上，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其创造财富和实现财富的能力并与分配有关；各国及其不同时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别，源于其财富产生力（包括财富创造力和财富实现力，而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差别；在考虑任何政策如何影响生活水平时，关键问题是政策如何影响人们创造财富和实现财富的能力以及财富分配的情况，为此决策者需要让劳动者接受良好的教育，拥有创造财富和实现财富的良好能力，并尽可能考虑财富发展效率与财富公平分配之间的最佳结合。显而易见，经济学应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生产”、“有效需求”、“货币”、“就业”、“价格”、“自由调节”、“国家干预”等都应该在此基础上作侧重研究，否则经济学很可能找错方向。

（五）由生产率思维向财富产生率思维革命性转变

数百年来经济学术上有一个错误的说法，认为生产率一直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工业经济时代前期，提高纺织机的生产效率的确可以生产出更多的纺织品以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后，旧产品的供过于求使得生产率并非还那么重要。遗憾的是经济学的思维一直以来都还停留在生产率上。例如，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最根本的问题与八十年代就有所不同，不再是生产率问题，在中国有大量从国外花高价购买的先进纺织生产机器闲置，生产率剩余了。生产率是为财富服务的，换句话主要是实现财富时在工厂里生产的快慢而矣。有没有更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纺织品”财富以及能不能销售出去才是最重要的。创造或引入更能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并且卖得出去时，才可以进行生产，那时候生产率才变得有价值。

我们认为需要转变的思维是，不能将产品财富种类假定为是不变的，也不能将生产假定为社会经济运行的轴心或起点。过去古典经济学发源于十八世纪工业生产革命时期，那时最显著、最激动人心的是纺织机器的发明，即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大大增进了社会的财富。因此一些经济学家们认为生产就是社会经济的轴心，生产率就是经济学最核心的命题。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过去的经济学大师们是无可非议的，毕竟每位智者都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是现代经济学在这一点上应有所进步。如前所述，社会的经济并非仅仅只有生产，还有服务，还有销售，还有传播，还有运输，特别是还有创造，等等。因此应该更全面地来把握社会经济，可以在传统经济学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基础上推进一步，发展为创造、实现、分配、使用。另外，不能将产品财富作为全社会的所有财富，更不能假定其不变。全社会的财富，除了产品财富，还有文化类财富等等，除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上的物质财富，还有服务以及其它形态的财富，除了商品类财富，还有非商品类财富，以生产上的产品财富来代替整个社会的财富就会导致以偏概全，在考察社会经济时解释上就会显得牵强附会，在复杂的问题上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人类的财富种类永远在发展，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过去在经济学术上将社会的财富种类假定为固定，显然这样就会认为科学技术进步使生产率提高了，使财富增多了，使经济发展了。“提高生产率”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成了各国政府至今为止最时髦而又缺乏准确性的用语。而实际的情况是，电脑、因特网、手机等等信息财富的创造，并非仅仅是社会的生产率提高了，电脑、因特网、手机等更是一种人们直接消费使用的终端财富。

将人类现代创造出的类似这些难以穷尽的财富看作是生产率提高了，已显示出传统经济学术的严重疆化与落后。而比这更为严重的是，因为生产率被西方传统经济学术上视作发展经济的核心而传授给学生们，当学生们走上政府、走上企业领导管理者的岗位后，它们在思维上就会受到“生产率”的困扰，当他们无法摆脱生产率理论这种经济学思维支配时，显而易见的是在制定企业发展大计上，首要的就是大力提高企业机器每小时能生产产品的效率；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时，首先考虑的是引导社会大力购买生产率高的生产设备，而不是首先考虑社会如何去最大限度地创造实现财富的问题。当生产率提高，生产出的产品大于需求时，经济危机发生了，于是生产率成了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经济学上以生产率为核心的思维是不妥的。

客观地说，生产率的概念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前期是很有价值的，因为那时社会财富的状况主要体现在生产实现财富的能力水平。生产率越高，那么实现财富的能力越强。在生产不足的时代，能生产多少财富也就意味着能实现多少财富。提高生产率，社会、企业实现的财富也就越多。但到了二十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变化，生产率再高，生产出来的产品未必为社会所接受，当生产出的产品不为社会所接受时，这时生产率再高，对于财富也意义不大。显然，现在社会的重心已不再是财富的生产，而是财富的创造，我们更应该关心的不是生产率，而是财富创造率及综合的财富实现率，即应该关心社会或一个组织（如企业、科研机构）人均创造实现财富的能力。

国民经济增长的原因不仅仅是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增长一方面是生产率提高、财富得到更广泛实现，另一方面是新财富的不断创造。在许多人看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率提高。在十八世纪时的确如此，那时候，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英国生产出大量纺织品，满足国内人们的需要，并向外输出获取了大量白银。但是世界对特定的纺织品的需求总量是有限度的，当未达到限度时，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财富能被大量生产出来，因此生产率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是当达到限度时，这时候不能再多生产，经济增长停止了，甚至如果消费者手里的纺织品更新不够快，那么将会出现严重的负增长。实际上，经济的增长在一定时期既有生产率提高的因素，还有财富在更广范围内实现的因素，更有各类新财富不断得到创造的因素。十八世纪以来，主要是电灯、电话、塑料、尼龙、洗衣机、空调、汽车、电视、电脑、因特网等等数不胜数的大量新财富的出现，使得人类的财富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而并非是纺织机等生产率的提高成为了人类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生产率，是工业生产时代的一个概念，顾名思义，就是单位时间或者说单位劳动者生产产品的效率。也有人认为是单位时间或者说单位劳动者生产产品的水平。实际上，生产率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而且随着非生产性行业的迅猛发展，生产率的概念早已不能用来衡量整个国民经济的状况。但是，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人们仍然在采用生产率的概念来考察国民经济。而且在学术解释上将生产率内涵无限扩大，以弥补产品、生产、生产率作为经济学支柱概念的先天不足。实际上，人类的经济全貌是：首先是科学家等智力精英们发明创造一种财富，然后组织生产，将这种还是概念性的财富生产出来，另外还需要进行销售将其最终变成为为人们消费的真真实实的财富。也就是说，在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时，应该采用财富产生率的概念。

财富产生率是指一个社会或组织人均创造、实现财富的能力水平。它包括财富创造率和财富实现率。财富创造率是指一个社会或组织人均创造财富的能力水平。财富创造率也可称作智力创造率。财富实现率是指一个社会或组织在单位时间里人均实现财富的能力水平。它实际上包括传统上人们所说的生产率，但它比生产率更广泛、更有意义。因为它不仅包括社会或组织人均在单位时间内可以生产产品量的水平（即生产率），还包括社会或组织人均在单位时间内可使所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等财富为人们最终接受消费的能力水平。

财富实现率的概念还可用于解释和分析商业企业。商业企业基本不存在生产活动，而主要是销售、服务等实现活动，销售或服务的财富市场范围越广，目标对象越多，那么这一种财富实现的程度越高，财富也越多。因此财富实现率的概率也可用于考察一个商业企业的经营情况。这是劳动生产率所不具备的。

因此，在新经济学革命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思维上由产品生产率的概念向财富产生率的概念进行转变。

（六）劳动价值论的革命性推进

18世纪，亚当.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劳动）决定财富的价值。两百年后这一观点需要重新思考。一项财富的价值是其创造

诞生时起就已确定。例如科学家们发明了汽车，它具有陆上交通等价值，这时其价值一并与财富的名字及形状、结构的诞生而诞生了。后来车间的生产只是将这种财富一个一个地生产实现出来。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需求量的大小并不影响其价值的变化，价格也不影响财富的价值。财富的交换价值并不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最主要的是其能满足人们需要的情况和供需情况。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很难着摸和把握，实际上现代生产一种产品的劳动时间远远低于过去的劳动时间，但是其交换价值不减反增。

虽然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进一步研究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仍需要进一步发展。

让.巴蒂斯特.萨伊也不同意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萨伊认为生产的要素除了劳动外，还有资本和自然力。他提出效用、供求和生产费用决定价值的价值论，其中效用是各种财富的内在价值的基础和来源，物品的价值是物品的效用决定的。并认为商品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并且虽然供求变动决定着价格变动，但供求对价格的作用有一定限度，这个限度就是生产费用。这一论述虽然仍有一些不完善，但在当时是极具天才性。

站在现代社会，我们认为财富价值的高低自其被创造出来时就已确定，只要在实现中不会偷斤减两；另外，财富的价值不等于财富的价格，财富的价格由需缺度决定，从而可能随时变化。

当然对于财富价值的再思考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我们赞成陶俊杰先生在《中国经济大争论》中的观点：“经济学家首先是科学家而不是政治家……社会需要作为科学家的经济学家参与治国，需要由你带来充满远见、不囿于政治派系利益争斗的直言和坦诚！”

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理论永远是在发展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理论，同样是必须不断向前发展的，这样才能维持其生命力。尤其是劳动价值理论，在18世纪、19世纪达到科学及真理的颠峰后，由于后人不恰当的疆化死守，一两百年来再没有得到发展和推进的机会，从而因落后而很少被人们真正接受。

站在现代来看，我们认为，科研等劳动创造了财富，而一般劳动继科研等劳动之后实现财富。也就是，将劳动进行细分，劳动中的如科研等类型的创造劳动创造财富，劳动中的一般劳动实现财富。如科研发明劳动、设计劳动、创作劳动等为创造劳动，如生产劳动、销售劳动、服务劳动、运输劳动、管理劳动、普通技术劳动等为一般劳动。人类社会的任何财富的产生，都离不开创造劳动与实现劳动，因此是劳动创造与实现了财富。这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发展，

虽然只是将劳动细分为创造类劳动和一般劳动来发展劳动价值论，但这一推进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推进，更符合实际，因而更能为人们所理解和认同，从而使劳动价值论保持其真理性与生命力，更好地为人们理解和接受。同时，这一理论，使我们根据时代的进步，科学地运用劳动价值论来解决部分问题，即作为一个社会来说，科研等创造劳动是首要的，没有科研创造劳动，就没有新形态的满足人们需要的新财富，一个社会很难进步与发展，社会需要更加重视创造劳动在现代财富中的极端重要性；而实现劳动则是必要的，没有大量的一般劳动去实现财富，财富也只是一个概念而矣，人们依然得不到任何现实的财富，社会需要充分肯定一般劳动的重要功劳。资本不创造财富，也不实现财富，但在现代社会一项财富的创造与实现，往往都远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需要许多人组合起来进行创造和实现，要将劳动力组织起来，以及组织起必要的资料，就需要大笔的资本，资本也就起到组织财富产生的作用。往往是资本充足，那么创造上就能更好地组织优秀的科研人才进行创造，实现上则能组织足够的人力进行大规模生产和在更广阔的市场上进行销售。这就更好地说明，资本不创造财富，但它在一国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上非常重要，这使我们能更好地从经济理论上正确地看待资本以促进国民经济建设。

也就是说，用社会必要劳动进间来解释劳动价值论已不适应需要，而将劳动进行深入研究细分为创造劳动和实现劳动后，我们能更好地科学继承与发展劳动价值论。

同时，应该指出，经济学是一门经济领域的科学，而不是政治学，不宜将其政治化，否则很难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即使是关于创造劳动、实现劳动以及资本等各要素在财富中的重要作用，这也只是经济学术的研究与探索而矣。

（七）财富的价值、价格及需缺度问题转我们认为一项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汽车自其创造出来后，其就具有运输的功能，创造得越好，其价值越高。生产率的提高，不影响其价值的改变。同样在生产上投入再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价值依然不变。财富的价值也不因为供需的变化而变化，它自其被创造出来后就已经恒定。财富的价值也就是财富的功能或效用，其能满足人们需求的功能是跟随着财富客观存在的。我们不同意财富的价值因人们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人们的需求变化，只能说财富需要不断地创造更新，以满足人们变化了的需求。某一财富的价值是不变的，除非其诸如老化等降低了效用、生产的不力使其功能不全等。财富的价格涨跌并不一定意味着财富的价值发生了变化，财富的价格往往是以价值为基础，当然一定程度上也以成本为基础，但同时深受供与需之间的影响。例如在涌泉边，水是一文不值的，但是水仍是能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其价值并不因为其价格为零而为零。虽然在沙漠里，也许一瓶水可能有人愿意以千金相买，但是其价值依然是恒定的，即仍然只能是满足人们对水的需要。人们在沙漠里不喝水要被渴死，同样在涌泉边不喝水也会渴死。不能因为某种财富稀缺时就认为其价值升高了。无论是生产多少，无论价格怎么涨跌，无论是提高了生产率还是未提高生产率，每一个该财富的价值量都是不变的。供需的差距也不改变财富的价值，人们一顿只吃一个面包，供应十个面包，人们还是只吃一个面包，每个面包的价值量还是不变的，只不过其它九个面包的价值被浪费了。我们认为某一财富的价值是恒定不变的，当然进一步新创造出来的新一代财富，其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时其财富价值是会提高的。但是新一代财富已不是原来特定的财富，就如今天的日光灯、艺术灯已不是爱迪生那时发明的白炽灯一样，即使今天改进了的白炽灯也不是那时的白炽灯，应该看作一类财富但是属两项财富或者属两种规格的财富。进一步创造，新的财富价值量提高了。财富的效用价值似乎也有时间性的情况。例如五十年前的一部法律可能对于当时来说是很有效用价值的，但到了现在效用价值可能已所剩无几。但就这一例也不否定该法律的价值的恒定性。该法律的价值在于在那个时代条件下具有特定的价值功能。不能苛求其在新的条件下也能满足新的需要。满足新的条件下的需要是新的法律的事。

一项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在生产上投入再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价值依然不变。同样财富的价格也并非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例如，农产品投入的社会必要时间远高于高科技产品，但是价格远低于高科技产品。因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已很难适应现实经济问题。关于财富的价值及价格问题我们不主张经济学上仍然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徘徊不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充其量在一定范围内可作为参考而矣。

我们认为财富的价格受需缺度的影响。所谓需缺度就是一项财富人们对其需要的迫切程度、购买能力与这种财富满足人们的情况、在供给上稀缺的程度两方面的结合。需缺度越高的财富，价格越高。需缺度低的财富，价格相应较低。财富首先要为人们所需要才可能有价格，这是前提。而财富的价格深受供需情况的影响。在十八世纪以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那里动物很多，但耕种的粮食很少，物以稀为贵，面包的价格比鲜肉还贵。在远古时代，一碗饭也能很轻松地换到一只野兔。如上面所述，水是我们必须需要的，当我们居住在涌泉旁时，水也就没有价格。相反，如果在沙漠的要道上销售水，那么我们会发现，它可能比石油还要贵若干倍。某种财富为人们所迫切需要，并且供应量少时，价格就会上升，这时候生产销售这种商品利润就较高，经营者就会增大实现供给，或新的经营者就会加入。相反，某种财富不为人们所迫切需要，并且供应量大时，价格就会下降，这时候生产销售这种商品利润就较低甚至亏本，经营者就会减少实现供给，或退出这一财富实现事业。财富活动与人们的需求密切联系，隐含了利润的价格在其中起到气象仪和调节器的作用。我们需要明白财富的价格深受供需情况影响。当粮食很稀缺时，粮食的价格会比任何工业品都还贵。只不过现代人类每年能生产供给的粮食量就一般地来看已经不为人们所忧愁，至少不为工业国家所忧愁。那种认为农业产品附加值很低的经济学说不正确。对于电脑，设想不存在继续创造，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生产供给的人非常多，那么每台的价格有一天会下降到令人吃惊的水平，其“附加值”将低得并不比粮食高多少。实际上由于已有大量人在生产和销售供给电脑，现在我们经常听到许多商家抱怨电脑这一高科技产品财富“附加值”并非很高。

在研究国民经济时，需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财富的价值与财富的价格不对等问题。例如，一块电子手表，在二十年前值5元，今天其更先进，财富值更高了，但是其价格并未得到多大增长。再如，一部某款手机，5年前的价格设为5000元，现在其价格可能500元也难以卖出去。财富的价值与价格不一定是对等的，某一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而其价格则深受需缺度的影响。

（八）财富换财富原理

作为经济学，倘需论述财富换财富的问题，财富换财富这是人类的经济规律，也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支柱之一。

财富首源于创造，创造出来后人们依据所创造的财富知识进行生产，以满足生存、幸福的需要。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后，随着人类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人类开始了一定程度的分工。这时候大多数人种植农作物，少数人开始进行手工工业产品的生产，双方都需要进行交换，以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这时候由于创造的财富还比较少，分工、交换都还比较初级。而随着纺织品机器、蒸汽机等的发明，以及大量其他不计其数财富的创造，人类进入工业生产社会后，这时候，社会分工深化。往往是一个人不可能生产满足自己生活、生产需要的所有财富，只能创造、实现供给某一或某些特定的财富，然后进行社会化交换，供给社会中需要此种财富的他人，从他人手里获得可以购买到其他财富的货币（也即社会化财富的凭证），才能用货币去购买自己生活、生产需要的财富。也就说，人们各司其职，从事不同的工作，为社会供给特定的财富，从而获得货币，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例如，一个工厂的工人们，他们需要生产出社会需要的某一工业品财富，销售供给其他人后，获得货币，然后用所获得货币去购买粮食、衣服等自己及家庭生活所需要的财富。再如，一个公司的服务员，他们需要向社会供给服务财富，得到社会的他人认可消费后，才能获得货币，然后用所获得的货币才能购买到自己及家庭生存、幸福所需要的财富。总之，随着人类所创造财富种类的众多，每个人或每组织体的人只能供给其中一种或少部分种类的财富，必须参与到社会分工中去。这就是分工的原因。

在社会化分工的时代，除了社会救济、赠与等外，社会更一般的规则是，一个人要获得他人供给的财富以获得生存和幸福，必须用自己供给的特定财富去交换，即财富交换财富。

财富换财富，这是现代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也是现代社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财富换财富，包括商品化的交换，也包括非商品化的交换。

财富的商品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在现代，财富的商品化是一个趋势。一个作家以自己全部的劳动来创造供给人们需要的小说财富。他需要生存、需要过上起码的现代生活，因此他所创造提供的财富，别人如果需要，应该用自己手里的财富来与其进行交换。如果其它人不用自己手里的财富交换就能免费获得作家创造的财富，那么这位作家实际上就是在无偿地向他人供给财富。而这位作家是需要生活的，是需要养活其家庭成员的，他除了自己拥有小说原稿这些特定财富外，就一无所有，而最终会被饿死，要么转行以求生存。著作权领域如此，整个专利领域也是如此。

一般说来，财富的商品化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在自然经济时代财富不商品化，人们通过自己种地自己可以养活自己。但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社会，每一个人不可能都去种一块自留地。在未来，甚至可能90%的人没有自留地，而只能从事其它非农业财富的供给。社会的这90%的人要获得粮食需要将自己供给的财富商品化，去向农民换取粮食。而农民也需要将自己种植的粮食的绝大部分商品化，去换回工业类财富、文化类财富、服务类财富等现代社会生活所必须的财富，包括去换回化肥等生产类财富。而在这90%的人中，每个人又可能在从事着不同的财富供给，他们之间也需要用自己供给的特定财富才能换回别人供给的财富。

总之，财富的商品化是一个趋势，实际上是财富换财富规则的体现。虽然以我们过去的观念很难接受商品化问题。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财富更加广泛的创造与生产形成了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使得商品化成为必然。财富的商品化实际上就是财富的社会化交换而矣。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所有财富都要商品化交换，而仍有大量财富是经过非商品化进行交换的。如许多基本财富就是由公共财政购买变成公共类的财富，作为全社会共享的福利。例如修建街道、普通公路是需要大量资金的，这些都是人们普遍需要的财富，如果这些财富为修建它的人进行商品化经营，每个人从这里过都需要收费，那么显然是不妥的。但修建者又不能无偿劳动，如果这样，那么修建者会最终破产和饿死。这就需要政府代表全社会向大家聚集税收来购买这一财富，将其变为公共财富由全社会不再付费就可共享。

再如思想类财富以及许多难以商品化的科学学术财富，特别是基础研究，这些财富是难以商品化的，虽然它们是非常优秀且极为重要的财富，但几乎没有任何个人和企业愿意花足够的价钱来购买交换这些财富。这样的结果是为社会创造供给了这些优秀财富的科学家们往往处于极度贫困的境地，要么他们有其它职业来支撑他们的这些高尚的财富创造供给活动。在历史上，以及现在，往往是这样，搞这些财富创造的通常是家境不错者，或者有其它职业获取生活来源者，或者是领取国家工资的少数科研工作者，而普通平民很难能从事这些财富的创造。秀才往往是贫穷的，这就是社会未很好遵循财富换财富的原理所致。这大大地制约了优秀财富的创造。这就需要政府代表全社会以公共财政来支持这些优秀财富的创造和供给。

社会化的现代社会，一个规律就是财富换财富，我们总是在从事着不同种类的财富供给，我们用自己供给的特定财富换取别人手里的社会化的财富。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养山羊、种土豆、造汽车，然后拿去卖，从而能获得别人手里的货币。因为财富换财富得到良好的体现，因而我们自觉地大量地养山羊、种土豆、造汽车。可是，我们在环境财富上却很难看到财富换财富，因此我们很难看到有人专门去大量种树、植草。因为其植再多的树、种再多的草维护了环境，但没有人愿意拿钱去购买，其将因换不到财富而不能生存。以至于很长时间来，没有多少人去保护环境，反而是更多地人砍伐树木去换货币，养殖更多的山羊吃尽草坪去换货币，以至于无数森林变成戈壁，无数草原变成沙漠。良好的环境也是大家所需要的，由于很难让个体分别购买，只能由社会公共部门代表大家来购买。因而，将全社会聚集起来的税收的一部分拔给环保个体和地方也就理所当然。虽然这不是商品化的财富交换，但实际上也是符合财富换财富的原理。当环保上财富换财富的原理得到良好体现时，当进行环境保护能换到财富时，就会有更多的人去搞环保经济，专司环境保护。

当然，在社会财富换财富的基本规则之上，我们也需要发扬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但作为经济学理论应该充分考虑到人们往往只有在能基本生存的情况下才更容易无偿供给。

总之，在经济学中提出基本理论后，还需提出财富换财富的基本原理。这有助于我们全面考查国民经济建设问题。三、现代新经济学构想的演绎与验证

科学的理论应该从现实中的现象进行抽象归纳，使其具有高度的理论指导意义，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情况，使其尽可能具有时代性的真理意义。当然这还需要对其进演绎与验证，看是否有矛盾的地方，或者不能解释的地方，如果没有，那么这一理论则是极科学的，可以上升为较长时期内的理论；如果有，那么显然这一理论还有局限性，但如果这一局限性远比过去的理论小，那么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以后倘需进一步发展，如果这一局限性比过去的理论大，那么这一理论则是失败的，应该给予否定。

对于经济学革命新构想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些演绎与验证。

（一）理论验证

1、关于农业品的验证

无论是稻谷、西红柿，还是苹果，都是满足人们需要的，因此都是财富。而这些财富都需要经过创造与实现两个阶段。即稻谷、西红柿、苹果这些财富都需要远古的人们或现在的人们先进行尝试创造，知道其可以用于充饥，才会成为人们的财富，否则没有人知道其可以吃。同样其种植方法也需要人首先去研究摸索创造，然后才知道如何去种植，才知道如何才能高产。因此其的确需要经过创造阶段。而创造出来后，人们只是知道其可以吃，及知道怎么去种，但还需要人们去实际辛勤劳动大量种植实现出来，否则只是一些想象中的财富而矣。因此财富的确需要经过创造、实现两个阶段。稻谷、西红柿和苹果财富创造和实现出来后，人们进行使用消费，人们还可能进行世界范围的分配、社会范围的分配或家庭内的分配，因此财富经济包括创造、实现、分配、使用。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稻谷、西红柿、苹果的生产率并不是唯一的，即使现代社会，稻谷、西红柿、苹果都在不断研究创造出更好的品种、更高产的方法，同时销售的能力也非常重要，因此使用包括了财富创造率、财富实现率的概念代替财富生产率的概

念是正确的。特定的稻谷、西红柿、苹果的价值是恒定的，其价值和价格并非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其价值是由创造决定的，其价格是由需缺度决定，当人们需要而其供给量少时，其价格是非常高的，相反，其价格则很低。非农业人口要获得财富，需要用自己手中的社会化财富凭证货币才能换到农业劳动者手中的稻谷、西红柿、苹果。而农业劳动者要获得非农业财富，则需要用自己劳动得来的稻谷、西红柿、苹果财富去先换到社会化的财富凭证货币，才能最后换到自己需要的其它非农业财富。因此，新理论在农业产品上可以得到较良好的验证。

2、关于工业品的验证

无论是汽车、电脑，还是方便面，都是满足人们需要的，因此都是财富。而这些财富都需要经过创造与实现两个阶段。即汽车、电脑、方便面这些财富都需要人们先进行研究创造，才知道有这种财富和如何生产、如何使用这种财富。因此其的确需要经过创造阶段。而创造出来后，人们只是知道其如何用，及知道怎么生产而矣，还需要人们去实际辛勤劳动生产实现出来，否则只是一些想象中的财富而矣。另外还必须大量销售出去，否则生产出来不能让其它人使用也算不上完整意义上的现实的财富。因此财富的确需要经过创造、实现两个阶段。汽车、电脑、方便面财富创造和实现出来后，人们进行使用消费，人们还可能进行世界性的分配、社会性的分配或家庭内的分配，因此财富经济包括创造、实现、分配、使用。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汽车、电脑、方便面的生产率并不是唯一的，即使现代社会，汽车、电脑、方便面都在不断研究创造出更好的品种，同时销售的能力也非常重要，因此使用包括了财富创造率、财富生产率、财富销售率等概念的财富产生效率的概念是正确的。特定的汽车、电脑、方便面的价值是恒定的，其价格也并非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需缺度决定，当人们需要而其供给量少时，其价格是非常高的，相反，其价格则很低。其它人要获得这些财富，需要用自己手中的社会化财富货币才能换到创造者、生产者、销售者等供给的汽车、电脑和方便面。供给这些财富者要获得其它财富，则需要用自己劳动得来的汽车、电脑和方便面财富去先换到社会化的财富货币，才能最后换到自己需要的其它财富。

如上是终端类财富，还有实现财富的财富。例如车床、工具，能满足人们生产实现财富的需要，同样是财富，只不过是实现财富的财富。这些财富同样需要经过创造阶段，世界上才可能有这样一个种类的财富。同时它需要经过实现，不仅需要生产，还需要销售、运输等其它实现活动。

因此，新理论在全部类型的工业产品上同样可以得到良好的验证。

3、关于商业服务的验证

商业服务，显然不是产品，但其因为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是财富，虽然其大多数并非属于有形的财富，但其属于无形的财富。如果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不是财富，那么其就没有价值，消费者就不会去购买消费，人们就不会去劳动和供给。因此在经济学上用财富的概念比产品的概念或者劳务的概念更为科学。商业服务通常是不生产的，因此用经济学上旧四分法中的生产的概念显然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无论是哪一种商业服务，其都不是天然就存在的，其往往是现在的或过去的人们创造出来，后来的人跟着模仿提供罢了，因此商业服务财富同样需要经过创造。现在社会已有大量形式的商业服务财富，这需要经营者组织劳动者去实现，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服务类财富也需要实现。

由于现代对于商业服务的划分与定义比较笼统，服务存在服务活动与服务财富的连体性，因此有的服务是活动，有的服务是财富。但新经济理论同样能较好地解释这些现象。作为财富，上面已作了解释；作为活动，商业服务可能是在从事销售工业品财富、农业品财富或其它财富，如超商、商店，这种服务实际上是在从事财富的实现活动，这时商业服务实际上是其它财富产生活动的一个环节。

因此，新理论相较过去的传统经济理论能更加科学、合理地解释商业服务领域的现象。

4、关于文化行业的验证

无论是《梁祝》还是《红楼梦》，虽然不是产品，但都是满足人们需要的，因此是财富。其都首先是作者创作出来后，才可能有这一财富。创作的水平决定了这一财富的价值。这些文化财富需要实现，如可能的生产、传播、销售等等，才能为广大群众所享受，因此文化类财富同样需要创造和实现两个阶段。

在文化行业上，过去传统经济学的产品生产理论是无法对此进行良好地解释的，而新理论则能给予合理、科学的解释。因此新理论构想应该更具科学性。（二）理论演绎

显然，依据新经济理论，我们要获得新种类的财富，首先需要创造；我们要获得丰富的某些财富，需要去进行创造、生产、销售等劳动。例如我们要获得新型汽车，首先需要创造才可能有。我们要获得财富，我们需要去创造、生产、销售供给汽车这一特定的财富，才能换得消费者手里的货币（这些货币是购买各种商品类财富的凭证，也可视作商品财富的表现形式）。其它消费者同样在不同行业进行创造、生产、服务、销售供给特定的财富，才能获得货币，从而才能购买到汽车。这一演绎的结果与现实情况是相符合的。

从国民经济建设上来说，依据新经济理论，凡是满足人们需要的就是财富，因此我们在建设中不仅要发展工业品财富，还需要发展对人们也重要的各类财富，不仅要发展商品财富，还要发展非商品财富，我们在发展上要有综合的财富观，以促进各类财富的丰富与和谐。依据新经济理论，我们不仅要加强生产能力，还要加强营销能力，特别是还要从财富的源头上加强创造能力。加强生产能力，我们才能生产出大量的产品财富满足人们的需要和国际市场的需要，没有一定的生产能力，产品财富只是写在纸上的知识而矣，人们将是非常贫穷的。而产品能够生产出来后，我们还需要具有很强的营销能力，在国内市场、国外市场大量销售出去，否则生产出来的产品只能堆积在库房里人们消费不到，供给者换不到社会化的财富依然会贫穷。因此国家除了需要重视生产能力的增强外，也需要促进营销能力的增强，促进民族企业具有世界水平的营销之力。特别是创造居于财富产生之首，我们要拥有更多种类的财富和更加先进的财富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和增强经济竞争力，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创造，创造出丰富、先进的能更好满足人们需要的各种各样财富。这一演绎推导的结果，与现实情况也是相符合的。

综上所述，现代新经济学革命的构想应该比传统理论更为科学，我们完全可以跳出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思维，进行好这一革命，在这一新基本理论下吸取融汇人类已在经济学各分支领域取得的成果，更好地推进现代经济学全面、科学地发展。

四、新经济学革命对中国自主创新及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传统经济理论下很难得出自主创新的理论。只是当科研创造已表现得非常重要时，我们才不得不在传统理论上加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概念。即使是这一解释也是非常勉强的。我们知道科学技术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是一种物，物是不能创造财富的，静态的东西也是不能创造财富的。因而我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虽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科技强国的战略口号，但是现在认真来总结，十多年来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在世界上反而更加落后。显然，创造或者说自主创新，才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是科技可以强国，而是科研创造才能强国，科研创造与科技是两回事，科技是一种物，一种已取得的状态，而科研创造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种人的高智力活动，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

现代新经济学理论以财富创造为首，将经济分为创造、实现、分配、使用四个阶段，并且提出财富的产生由创造和实现两个阶段组成。这对于我们从经济根本理论上为中国自主创新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在新经济理论上，创造是财富产生的两大阶段之一，这就告诉我们要更好满足人们的需要，除了要加强财富实现之力外，在现代更需要大力加强财富创造之力，不断创造出高水平的大量新财富。

新经济学理论提出财富首源于创造，由智力创造者的创造劳动所创造，因而这客观地给予了科学家、思想家、作家、科研工作者等等创造劳动者在财富产生中的英雄地位，这对于推动中国的创造大业是非常重要的。

在新经济理论下，我们国民经济建设上不仅仅是追求农业产品、工业产品，我们所追求的应是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综合财富，其包括农业品类财富、工业品类财富，更包括人们需要的服务类财富、精神文化类财富、环境类财富等各种各样的财富，这就为中国的自主创新大业在理论上指出了一条道路——中国的自主创新应以物质科技财富创造为主，同时充分考虑文化类财富等各种各样人们所需要的财富的创造，并且使这些财富统一和谐，更好地促进社会强盛、和谐及人民富裕、幸福。

对于创新与创造之间的区别与相同点可以依据新经济理论从更深层的理论上进行理解和把握，这对于我们如何正确看待熊彼特的创新与中国的自主创新的区别提供了参考。显然，中国的自主创新就是创造，而并非熊彼特的创新，这一区别对于纠正我国经济界对自主创新的误解，正确把握自主创新政策，搞好自主创新，将是非常重要的。

财富首源于创造，财富的价值也决定于创造，人类财富的增长与智力创造革命的情况密切相关，这就从经济学理论上可更好地推动中国的自主创新革命，以促进中国的迅速崛起。

财富的产生包括财富创造和财富实现，这就告诉我们财富之力包括财富创造之力和财富实现之力，财富实现之力又可能细分为财富生产之力、财富销售之力等。在科技日新月异并且知识产权保护不断强化的现代社会，财富创造之力位于两大财富产生之力之首，而且正成为最关键的财富之力，这就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指明了铸造财富创造之力远比获得一时的财富重要，对我们加强创造人才培养，及加大在创造上的投入，提供了经济理论指导。

现在中国经济学界正在努力考虑探索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问题。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不仅仅表现在资源的可持续供应、环保的可持续利用这些方面，其实质主要表现在财富产生总量的可持续增长上。我们先来分析探讨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为我们以后继续谋求可持续增长非常重要。我们以电饭煲为例来初步探讨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增长的基本原因（注：下面的数据我们以举例来说明）。改革开放之初，假设电饭煲的价格为50元，当时中国假设年生产电饭煲100万个，即当时产值为5000万元。由于我们在电饭煲上技术落后，并缺乏生产能力，消费远未满足，市场的财富容量极大，所以一旦开放，我们学到或通过招商引资获得了外国先进电饭煲的技术，并且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我们建立起大量工厂生产电饭煲，通过市场使人们能更好地能获得电饭煲。经过近三十年循序渐进的正确改革开放，我们假设每年能稳步地生产出1亿个电饭煲，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由于新的电饭煲技术程度比原来的显著提高，假设其效用价为100元/个，并且国内市场控制在我们手里，也就是说我们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电饭煲上年产值变为100亿元。我们在此项产品上的财富增长率平均每年约为600%以上，类似的产品技术举不胜举。虽然中国许多方面比较落后，但这些足以推动中国总体经济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但是现在情况就不同。还是以电饭煲为例，我们国内13亿人民对电饭煲的需求满足程度已向极值趋近，年产量要在1亿个的基础上再取得显著的增长将很困难，我们所能向国外学的技术也基本接近极值，我们的生产力已经得到较大解放，我们的市场与世界市场基本一体化，市场也不能再靠非经济的方式控制在我们手里。当然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入。但是依靠解放生产力和学习别人的技术已难以再长期维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且我们还要承受国外产品或外资产品的猛烈冲击。也就是说在现在及以后，我们的经济增长需要寻找新的动力源泉，以获得可持续发展。进行世界水平的科研创造，以研制制造更能满足国内市场及世界市场需要的产品，这是我们现在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还是以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电饭煲为例，当我们研制出更先进、更能满足国内及同外市场需要的类似炊事用具后，一方面，人们已使用的原来落后的电饭煲将更新换代，人们将购买更先进的产品，另一方面，我们以先进的技术优势将确保国内市场不会流失，这时我们经济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另外，由于我们的产品技术在世界上更为先进，并且中国造产品具有相对的低成本优势，我们将以价格和性能双重优势获得国际市场较大部分订单，这将更进一步提高中国GDP的可持续增长速度。

除了电饭煲等这些已有种类财富外，通过创造，我们创造出更多、更丰富的财富后，将这些财富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进行销售实现，这同时也能大大地促进中国的GDP的可持续增长。可以认为，创造才是经济可持续增长不竭的源泉。离开了创造，或者创造逊色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甚至输给韩国、印度等新兴国家，那么中国产品在市场上（无论是国际市场还是世界一体化下的国内市场）都不会具有竞争力，继续走低价格路线一方面中国不可能获得好高的利润因而国民难以富裕，另一方面只要包括印度在内的其它一百多个欠发达国家愿意取向廉价生产及做好政策模仿都可以做到，那时候中国的经济不仅不可能可持续发展，而且经济稳定都将不能不令人忧虑。因此，创造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不竭的源泉，是中国经济稳定及安全的保障，决定着中国未来经济的命运。

根据新经济理论，我们将推导出中国应采取创造型增长与实现型增长相结合的经济增长模式，将推导出铸造时代财富之力远比获取一时的财富重要等一系列结论。因此对现代经济学基本理论进行新的革命，对于我们更好搞好经济建设将是非常重要的。

[i]《经济学的终结》第3页，作者迈克尔·佩雷曼，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ii]《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08月12日文章，作者陈纲

[iii]《西方经济学的终结》第1页，作者张建平，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出版

新经济论文第7篇

对经济正义的探讨，源远流长，马克思经济正义理论是前人思想之树的果实。对马克思的经济正义范畴进行探析，对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概念的特定内涵进行解析，有利于全面深刻理解马克思经济正义的思想。

1.马克思经济正义范畴是对前人经济正义思想的继承和深化。

赫拉克利特“一切事物都换成火，火也换成一切事物，正像货物换成黄金，黄金换成货物一样”。他把万物的始基比喻为货物和黄金，说明了经济生活对希腊生活的特殊意义。特拉西马库斯则说“正义满足的是最强者的利益。正义即强权。与此相反的权利观和正义观都是愚蠢的天真表达。”他将正义与利益相挂钩，并关注其现实的存在，将正义与一定的权力结构相关联，达到了一种深度。柏拉图说“一个正义的社会也是一个满足相互需要的社会：智慧者思考，勇敢者防御，节制者生产。”这种在社会分工上的各得其所，可以说是对经济正义最早的明确表达。亚里士多德则区分了交易平等的正义和分配平等的正义，他把经济正义具体化了。中世纪将上帝看成正义的化身，并认为使人获得财富是一种正义的奖赏，而且还要求富人慎重地对待自己的财富。这是用神学的语言表达了人们对经济正义的诉求。近代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推进了经济正义思想的跨越式发展。洛克强调了财产是与人的生命健康和自由同等重要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自然权利，这是一切自然权利的基础和核心。洛克将经济正义提升到人的权利的核心位置，并成为资产阶级宪法的重要原则和斯密为首的西方经济学思想的重要原则。康德强调正义是基于人的理性的“道德律令”的实践活动，从而通过实践的概念给正义以不断生成的样态。黑格尔对精神劳动及其异化的强调，为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产生做了理论铺垫。马克思是由“林木盗窃法”的讨论开始关注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的，并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径，深入而系统地探讨了经济正义这一问题，并形成了经济正义思想。虽然马克思并没有用“经济正义”这一概念，且出于对资产阶级虚假正义的反感，也很少使用正义一词，但是这并不能掩饰其经济正义思想的光辉。

2.马克思经济正义这一概念具有多层次性，在不同语境下有独特的含义，需要对此进行全面地解析。

对“经济正义”这一概念的理解，可谓是众说纷纭，但多集中在对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的讨论中，这是经济正义的核心内容。张雄教授在《经济正义，被定义了的话语》中，强调“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如果一种状态既是平等的，而又具有帕累托效率，那它就被描述为‘经济正义’的。”他精准地抓住了马克思“经济正义”范畴的实质和核心，并进行了通俗化和现代化的语言转换。马克思的经济正义的内涵，有两个层面：第一层面，他强调经济正义实现的现实前提是社会生产力的高效率发展，即以国民财富的高效率的迅速增长为前提。从而给人们提供尽可能大的可供分配的蛋糕，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一个正义的经济制度必然是最大限度地推进生产力的增长，产生“帕累托效率”的制度。在此意义上，处于异化劳动状态的工人要比封建社会的农民的经济地位要好得多，这是由个体所拥有的经济正义受到历史发展状况尤其是生产力现状的制约的事实决定的。第二层面，经济正义归根到底反映的是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意味着一种合理化的分配和总体上的均衡。张雄教授在其文章中对这个“帕累托效率”进行了具体地阐明，他指出：从柏拉图所强调的契约正义看“，正义的本质就是最好与最坏的折中”，“正义作为社会德性的性质就是不偏不倚，公正不阿”，因此，“它意味着既不牺牲自己而成全他人，也不损害他人而致利于自己的一种德性张扬。”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法律上的正义来说，它是“矛盾冲突的有效协调”；从罗尔斯的社会正义和制度正义来说，平等和自由的优先地位不容置疑，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允许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的自由。他还深刻地指出，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内部的经济正义的实现受到各国经济发展状况和国际关系的制约和影响，这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博弈的结果。对于现在的中国而言，经济正义强调人们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地位的平等和应该享有的自由权利的平等，关涉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创造财富机会和分配机制中分享劳动成果份额的对等性和差异化的合理限度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或西方均质化抽象化的正义，而是在承认个体天赋差别和努力程度差别的基础上，使个体的劳动获得符合其心理期待和符合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以及吻合其付出的公正待遇。马克思一直强调，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正义和绝对的公平。但是，关注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给人以尊重和尊严，达到社会历史发展限度内的最大程度的和谐，则是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应有之义。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经济正义将效率与公平有机地结合起来，带着深厚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并且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3.马克思将经济正义作为其正义思想的核心范畴来使用。

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把自己的正义理论建立在经济正义的内核上，强调经济正义是实现政治正义、文化正义等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一直强调经济生活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地位，尤其是物质利益对人的社会生活和人类发展的重要性。《德意志意识形态》强调“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的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经济正义的核心和实质是让广大劳动人民有尊严地按应该享受的国民待遇活着，让其积极地参与国家管理和制度建设，并获得人格自信，而人民自信的现实前提是让广大劳动人民富起来，像有钱的资产阶级一样拥有“口袋里的权力”。恩格斯也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国民经济学成为唯一的一门科学”，而他则是致力于对这门科学的前提进行批判。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鼓吹的“经济正义”虚假性的揭示中强调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经济正义，从而将经济正义的理论提升到了历史哲学和经济哲学的高度。总之，马克思经济正义范畴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和深刻的内涵，将人们对正义的理想追求和价值追求推到新的境界。

二、建构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的基础：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新采掘

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深刻影响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既是我们深刻理解和批判各种各样的虚假正义观尤其是资产阶级正义观的理论武器，也是构建社会主义以“经济正义”为核心的正义体系并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有机统一的理论基础。只有深刻理解和剖析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内在结构，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现实价值。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内在结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理论基石：基于“人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纬度的正义原则

正义是一种价值观念，是评价现实生活中正义和非正义的价值原则和标尺。

1.正义的价值观念具有相对性，却都以对人性的理解为基础。

张雄教授指出“经济正义是一种价值判断，推崇什么、反对什么，直接受不同国家文化习俗、政治倾向和的影响，它具有相对性。”同理，从不同角度和理论视野提出的正义原则也有相对的特征，但却会有深层次稳定的基础。功利主义哲学家，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将正义变成了总量的算计；罗尔斯等自由主义哲学家，则强调自由的重要价值是他的正义原则；康德强调对基于自由意志和人类理性的道德律令的绝对服从。三种正义观各有特点，却都以对人性的独特理解和考量为基础。因此，基于人性的科学认识并对人的存在的意义的考量，是所有正义理论产生的前提，也是衡量一种正义理论完善与否的重要标准。

2.马克思对人性有更深刻的理解，将人的本质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使人性本身随着历史的波动处于流变状态。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与费尔巴哈等哲学家不同，马克思现实的考察人性，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现实性”进行了进一步揭示，人用纯粹经验的方法可以确认“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并且“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这总是与特定的生产力和交往状况相关。更为重要的这个现实的人所处的世界，现实的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在不断地生成之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因此，马克思关于人性的理解特别强调其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更强调其历史性。“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这无非说明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人的历史存在，就是人们的生活本身，而基于这种现实的经济活动基础上不断以肉体的自然形式和交往等社会形式生成的现实的人，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人性。因此，也不存在永恒的正义，正义的价值和原则都随着不断生成的实践在不断地生成中。

3.马克思在人与动物的区别上理解人性，从而使人的本质具有层次性，正义也具有层次性。

正义的基本内涵是使人成为真正的人的存在“人就是人”，经济正义的重要内涵是为真正的人的存在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马克思用带有嘲讽意味的笔触写道，“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因此，获得生产自己物质生活本身的权力是最基本的经济正义。马克思指出“，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这种生产又与人的需要相关，人有三种基本的需要和生产，一是满足基本生存的需要和必须的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二是满足更高层次需要的生产，包括超出必要生存之外的诸如奢侈品的生产和精神产品的生产；三是人自身的生产———繁衍后代。维持基本生存和繁衍后代的生产，是人与动物一样的自然存在物。所以马克思愤怒道“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当做劳动的动物，当做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因此，他说整个无产阶级遭遇了普遍的不正义，工人阶级所要求的不是历史的权利，而是作为人的权利。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他曾对人是类存在物作过解释，他说“人是类存在物———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看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这种自由，一方面表现在人比动物依赖生活的无机界更为广阔，自然“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另“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而且“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才能“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进行生产”，这才是“真正的生产”是全面的生产———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定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人作为类存在物，高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人可以超越自己所属的种属的尺度而按任何尺度进行生产，而且不仅仅按生存需要进行生产，更按美的尺度进行生产。从而确证了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的高贵之处就是，他不仅仅是动物般的肉体的存在，更是精神的存在和超越动物生存本能限制的自为和主动的存在。在此意义上，他认为正义的社会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而犀利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把人变成工具而造成普遍异化现实的“非正义性”，工人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而且最为悲哀的是有着自由意志的人有意识地将自己沦为生存手段。

4.正义价值观念和原则的相对性又与历史性紧密关联，从社会历史时间意识上，不同的正义观是立足于不同的时间坐标，具有鲜明的历史纬度。

海德格尔写道，“从将来返回到自身，决心就以当前化的方式把自己带入到处境中。曾在来自将来，其情形是：曾在的将来从自身释放当前。我们把这种作为曾在着的———当前化的将来的统一现象称为时间性。”现代哲学的最大进步是全领域地贯通过去、现在、将来的新的时间坐标系的确立。以现在的时间坐标来看，康德的道德律令是超越时间空间的绝对抽象，而功利主义的正义观是基于资本主义现实存在的正义观，因此，在很多思想家看来缺乏未来和过去的纬度。马克思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坐标中来考量正义和经济正义，基于现实中作为历史绵延环节的现实存在对经济正义进行分析，因此，具有深刻的辩证色彩。如对异化劳动，马克思看到了其进步性和历史必然性，也看到了其不合理性，他把对经济正义考量放入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的时间和空间隧道，这使得马克思的经济正义理论，具有对现实更强的解释力和批判力。

（二）马克思经济正义理论的核心：从宏观层面关涉基本经济制度是否合理合法的制度正义

罗尔斯特别强调制度的正义，他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具体而言，“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而“主要制度”无非是“政治结构和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安排”，它们“确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前景即他们可能希望达到的状态和成就。”这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马克思则更早的对制度正义尤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正义进行了系统地论述。马克思眼中的制度指的是“迄今为止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权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权力”。一方面，从历史的普遍性上，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评价社会经济制度的一般标准，并对所有的经济制度形态进行了纵向考察。马克思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经济正义意味着“经济制度”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契合。“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对生产方式的符合，有两个层面：从生产力角度看，正义的经济制度意味着在生产力上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大大推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为人们创造丰厚的物质基础，同时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的解放；从生产关系上，正义的经济制度要有符合人类进化的增益目标，要彰显人的高贵存在的特有的价值，要人以人的尊严和自由地活着和发生交往等社会关系为前提。马克思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对一切社会形态的经济制度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给予了辩证分析。资本主义曾创造了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奇迹，建立了世界市场，开启了全球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彰显了人类主体翻天覆地操控自然的巨大力量。然而，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则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走向它的反面束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惊叹到“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隘了，再容纳不下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来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在此意义上，伯曼指出马克思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最激烈批判的人，也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最热情赞扬的人。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的特殊意义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正义进行了特别的关注。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处于普遍异化的现实存在，探究了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制度根源。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转引布雷的话说，“这样去探究事物的本质，我们就会发现一切统治的形式，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公平都是从现在占统治的社会制度，即现存的私有制度中产生出来的。因此，要永远消除现在的不公平和贫困，就必须彻底摧毁现代的社会制度……”“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枉费心机地希望通过消灭现存的不平等但并不触及这种不平等的原因，来纠正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这种反常情况”，“政府是财产不平等的产物，而财产的不平等和现在的社会制度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指出“只有把劳动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才能弄清楚国民经济学运动本身的真正规定性。”马克思强调说“在私有制范围内”，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数量的增长，奴役人的异己的存在物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种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马克思进一步具体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他人无酬劳动或它的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因此呼吁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只有废除私有制，在公有制大家共同拥有社会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工人阶级才能拥有经济正义，通过自己的劳动公平地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进而消除异化的生活困境，自己拥有自己的产品、自己的类生活、掌控自己独特的类活动劳动，才能与社会的其他人处于平等的地位。因此，基于基本经济制度在整个社会结构的核心地位，马克思的经济制度的正义分析，把人的解放看成了人们不断打破不合理制度模式尤其是经济制度这种根本的社会制度的束缚并探求新的制度模式以实现人的幸福的历史过程，是“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新的证明，人的本质得到新的充实。”

（三）马克思对“按劳分配”具体社会主义经济正义原则的论述，具有现实性历史性的特质，为我们建构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理论提供了范式

马克思认为人们的生活的现实性是人类存在的现实前提，他同时强调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生产正义实现的前提，强调“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多寡是实现分配正义的现实前提。在此意义上，他将共产主义区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并强调“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不同，按劳分配具有走向更合理的按需分配必要环节的特征。一方面，他强调与历史和生产力状况相契合实行按劳分配的必要性，更强调要辩证看待按劳分配。按劳分配作为对按资分配的扬弃，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有其局限。另一方面，基于历史理性，马克思反对将“按劳分配”做教条化理解。他在《哥达纲领批判》强调，从来都不存在着“不折不扣”的按劳分配，为了社会的整体发展，很多对劳动的扣除是必须的。因此“，按劳分配”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的唯一标尺和照耀万物的“以太”，但是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按劳分配”却是维持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的重要纬度。总之，马克思历史地看待经济正义问题，将经济正义的解决置身于社会发展的历史流变之中，无论是制度还是其经济正义的框架，都必须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中，通过积极的“易”，确定其合理性。这为我们客观地看待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现实困境和理论困境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当然，马克思的经济正义理论有更多的内容值得我们去探讨。总之，马克思站在现代性和现代性批判的高度，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尤其西方经济学开辟的现代性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洞察，发出了“不是资本创造世界，是工人的劳动创造了资本，资本的本质无非是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物化”的历史评判，从而把经济正义的深度和广度推到了新的境界。马克思对经济正义的贡献表现在：一是，在阶级立场上，对经济主体利益的关注，由“少数人”到“多数人”进行了价值标准的转换。二是，对经济正义的考察从现实中现象出发，而历史地深入到根源本质的考察即社会所有制度即基本经济制度的考察上。三是，对经济正义进行了现实的具体的全面的考察。如内容上经济正义包括生产资料所有的正义、劳动者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的正义、劳动过程的正义以及劳动者用自己的获得自由的兑换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正义。四是，从人的本质的高度审视正义与非正义，并在历史发展的时间空间坐标下考量经济正义问题，因此赋予经济正义更广阔的视阈。

三、新政治经济学建构的关键：构建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

理论只有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才有威望。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挖掘本身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呼唤。中国需要不同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新政治经济学，建构新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是构建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对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理论体系的建构有着理论基础和方向指导的意义，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提供了良好的范式。

1.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正义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正义思想为指导。

一个国家主导正义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对流行的正义理论体系的现实的选择，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以其深刻性构成中国构建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理论的基础。现在，中国比较流行的正义理论，有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正义观，有西方的功利主义正义观，有康德的基于自由意志的道德律令的义务论正义观。他们各有优缺，可谓是各执一词。但是，从历史发展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和人的本质意义上的价值维度上双重去考量这些事情，马克思的正义思想会有更明智的结论。马克思强调人有其为人的意义上的崇高性，要基于历史的发展和人的本质的科学内涵来进行正义的评价，不能因为“多数人同意“”自愿”等为不正义的行为开脱。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的构建，其核心是对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和中国化的深度推进。

2.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建构必须坚持人民经济正义的主体立场和价值维度。

一个国家主导正义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基于经济基础的一种理论立场的选择。中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的构建，必须坚持人民的经济正义的价值纬度作为基本原则，指导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中进行行为抉择。人民的经济正义纬度，有利于社会的成功人士看到自己的幸运背后的庞大群体的默默的支持，而慎重地对待自己的成功和财富；人民经济正义纬度，会使得政府机构和企业决策者超越所属组织的特殊利益，而基于社会发展的高度有更强的责任意识和更高的价值目标；人民经济正义纬度，有利于对强拆等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更快更强地达到舆论的一致声讨，从而一定程度上遏制和腐败现象，也有利于对互联网金融等有利于更多人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经济创新制度和举措，消除一定的阻力，有利于他们更好地成长。

3.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建构的关键是制度建设。

制度是社会的基本权力结构的安排，对于个人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制度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并相应地必须进行生产关系的调整而呈现出一个不断生成且一旦生成对整个社会发展起统摄作用并呈现出刚性稳定结构的状态。一个社会的制度作为形式规定整合着个人，并成为个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以及活动的自由限度，因此对于社会整体稳定和发展动力的激发与控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尤其对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的中央集权制的统治传统、人民的个体性尚未得到充分发育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转型中的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可以看到世界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各国多样的制度模式的利弊，因此，为中国构建自己的制度提供了必要条件。中国社会主义正义体系建构的制度建设的关键是认清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中介阶段，处于与资本主义诸国的普遍历史联系中并面对自己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困境，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开放的心态，大胆地对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进行创造性的理论融合，并构建有中国特色和鲜明的社会主义特征的系列制度，为社会主义人民主体性的发展和创造性地发挥以及在经济正义基础上的美好幸福生活提供制度的引导和保障。

4.马克思对按劳分配的全面分析，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正义理论提供了范本，要坚持历史纬度和人的本质的纬度，并随时代的发展实现理论的突破创新。

新经济论文第8篇

将潜在科学技术生产力因素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体系，只有通过科学的管理措施可以转化。生产力不会自动形成，科学技术无论是本国发明的还是引进的科学技术，要想真正转化为生产力，只有通过有效的管理，将他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才能使科学技术真正转化，才会变为有价值的生产力系统。而且技术越是进步，越需要高水平的管理，管理为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准备了条件。

二、经济管理信息化

（一）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内容

（1）人员管理的规范化。不论怎样的管理制度，如果员工不能真正理解管理规范之下的真正含义，那么规则条令，也只会流于形式。不断强化和优化日常财务基础管理，不只是从形式上掌握科学规范化的行为准则，可以帮助管理者从本质上学会做到人员行为的规范化，使得管理有足够的深度和更容易取得实质的效果。并能够提高内部人员素质基础来应对高层科学规范的管理方法的学习、理解和掌握，使工作事半功倍。

（2）财务数据的信息化。财务收支状况和管理成果的第一手资料需要通过财务数据管理来反映，管理和决策效率的提高需要构建统一的数据平台，并是以财务数据信息化为基础，这也是经济信息化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是进行战略决策的基本依据。

（3）基本财务流程的规范化和信息化。财务一体化是经济管理信息化的重要内容，通过整合财务流程和业务处理流程管理以及记录管理，这样不仅能使公司各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得到良好的沟通，保证信息在部门内部得到及时的共享和传递，还能使各个程序得到有效的协调管控，实现财务、业务的一体化管理，同时也能保证决策过程的透明化和科学性。

（二）经济管理现代化的意义

经济管理只有信息化才能提高整体管理水平，才能真正体现出信息化对经济管理整体管理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计算机管理体系是网络财务软件网络系统和计算机财务信息系统的整合，除此之外，经济管理信息化为信息化决策提供了信息库和全面而灵活的规划框架，也减小了可能带来潜在成本的投资风险，而财务信息化体系的建设更是建立和健全现代管理体系。同一个信息管理，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数字化的信息统筹具有灵活便捷的特点，提高了经济管理工作的工作效率。

（三）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应用

如何做好经济管理的信息化建设，需要将信息化建设辐射多个方面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好。另外，财务、进销、库存、生产等不同的业务流程也都有不同的重点，在不同的经济管理模式下有不同的需求，只有将每一个环节都做好，对整体和各部门的业绩进行评价也需要软件的支持，统一快捷的网络系统和深入分析数据的智能报表系统必不可少，而财务管理信息化都需要这些数据的完整性与及时性作为坚实的保障。

三、经济管理创新

（一）管理理念的创新

管理理念关系到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贯彻落实内部先进的管理理念是在经济管理创新发展中不断更新思想的关键。作为经济管理者首先应该加强自身工作素养，要坚持与时俱进的经济管理新理念，坚持正确的竞争意识，贯彻于整个企业，在生产运营中将全新的思想观念形成强烈的危机意识。因此，企业创新发展经济管理的重要前提需要内部观念性理念的创新，以全新的视角指导经济管理的改革与发展，纠正落后的思想观念，不断建立与时代相符合的思想模式，才能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其次在经济管理创新发展中，是要落实以人为本的思想。现代企业应该采取以人为本思想作为出发点，对人力资源的重要作用形成充分的认识与重视，维持经济管理的高效发展。

（二）战略管理的创新

在变化多端的全球化竞争环境中，企业首先要不断加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发展经济管理战略的创新，制定符合企业发展的实施战略，及时准确捕捉有利的外部环境机遇。切实提高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竞争的工作重点，在新时代的发展中不断扩大生产经营模式，以正确的强势姿态迎接挑战与风险，切实追求可持续发展目标，确定符合实际的发展战略，以落实经济管理目标。企业先进的生产力与长远的经济管理目标保持一致，创新发展应该具备良好的全局性、前瞻性，加强创新企业战略的多种渠道，引进各种全新的科学信息技术，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市场的重要的一席之地。

（三）组织结构的创新

在强化企业组织结构的创新中，贯彻实施经营战略的组织需要精干高效的组织结构为保证，传统的企业管理大都分散的组织结构，现代化企业管理企业组织结构需要合理与精简高效，首先应采取多层垂直的组织结构，在最大限度上增加企业管理幅度，以减少管理层次，不断精简职能机构，增强信息反馈的时效性，形成快速的传达信息的速度，使企业组织结构的建立更具有横向性、扁平化的特征，提高反馈和传达信息的速度。其次是在现代化企业应不断更新的外部环境发展趋势，经济管理工作应该摆脱传统组织机构的束缚，建立与完善柔性化的企业组织结构，形成多样化、灵活化的组织结构。

（四）人本管理的创新

新经济论文第9篇

关键词：普遍服务；大众市场；利润；价值；网络均富

1高端市场和大众市场

传统经营者都千方百计把有钱人的腰包当作主要市场目标，因为赚富人的钱更容易。于是就有了专门为少数有钱人建造的总统套房和几百万元的高级轿车。随着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这种高端市场策略在许多领域越来越遇到麻烦。因为物质资源是有限的，资源不可能沿着物质生产的直线模式无限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市场从短缺经济进入了全面过剩，经济萧条可能是未来社会长期的表现形式。当高端消费者的物质需求获得满足以后，社会生产力还要不要继续发展？朝哪个方向发展？这是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网络产业领域，从高端市场向大众市场的转变趋势更加明显。根据网络经济法则，网络的使用价值与用户的平方成正比。根据信息流通规则，如果一个信息网络只有少数有钱人使用，谈何信息流量？有差异才产生信息流通的势能。在电信发展史上，已经有过不少采用高端市场战略而失败的教训。像可视电话、“铱星”系统和新加坡的CDMA等等，仅靠少量高端用户难以支撑一个必须覆盖全国甚至全球的网络，其结果是要么公司破产，要么把新建的网络全部拆除！

2资源稀缺和欲望无限

传统经济学是建立在资源稀缺、欲望无限前提下的理论体系，基础资源是钢铁和能源。网络经济的基础资源是沙子（硅）和信息，资源不再稀缺，欲望也不再无限。网络服务的成本构成与价值实现形式正在给传统理论带来严重的挑战。

虽然早就有人提出过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为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而是为了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但是直到20世纪末，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才使人类真正意识到过去的“康壮大道”已经不能再走下去了。

经济实践证明，未来社会不是物欲无限膨胀的社会。因为人类的理性迟早会认识到，传统经济的病根主要在于金融资本盲目投资生产大量物质产品，反过来遭受资源耗尽、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双双恶化的严重报复。人类最终只能依靠网络生产力对物质资源的代替效应，以更低廉的社会成本直接投资全民科技、教育和社会保障。

3经济个人主义和网络协同精神

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在200年前就提出一个悖论：人类在追求私人目标时，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和增进社会福利。也就是相信人类的本性是自私的，但市场规律又天然具有一种平衡约束力，使每个利己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后被西方经济学称作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这个最优状态在整个西方经济实践中并不存在，传统市场经济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完全依靠市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情形具有“几乎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偶然性”。假如经济生活中仅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话，那末自由竞争结果更多的是低效率。前美国总统顾问斯蒂格利兹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本身会带来有效而公平的结果，华盛顿将这些观点奉为神明。其实，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原因是它根本就不存在市场的确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取消一切管制，市场同样无法运行”。199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纳什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人们在非合作博弈中的平衡状态。最后的结论是，在人们的相互交往过程中，每个行为主体的完全利己主义决策结果肯定是低效率的。它实际上证明了亚当·斯密200年前提出的每个人自私自利就可以实现公共福利最大化的假设的不可实现性。

随着网络技术进步和信息的日益透明，摆脱这种困扰的机会终于来临。人们在多次交往或者重复博弈后发现，遵循平等合作规则要比通过欺诈获得少数几次不义之财更有利。一个新的经济学观点正在形成，那就是：乐意给予者自己将获得最多，只有为他人谋利益，自己才能获得合理利益。

与过去不同的是，网络创造了平等、协作的刚性气氛，网络协同精神受到青睐。也就是说，在网络环境中，唯利是图者越来越没有市场，损人利己者会很快得到报复。只有持平等合作态度，并为他人提供了有用价值者才能得到合理的回报。

4利润最大化和价值最大化

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一直是传统经济教科书的一条刚性定律。“企业目标就是创造超额利润”，“办企业就是要为股东赚钱”等口号也被写进我国许多企业家们的施政纲领。在这样的理论氛围和经营模式中，企业家最关心的是年度利润指标，所谓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导致企业短视。甚至不顾本企业实际条件，看到人家干什么赚钱就要干什么。当一种业务利润下降，就盲目转向另一种业务。

从近期的产业实践来看，往往越是急于获取高额利润，越是离利润更远。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降低产品和服务质量，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甚至制造信息不对称），在价格上大做文章。结果，国内外有许多企业由刚成立时的超额利润，到若干年后走向亏损和破产，就是因为沿袭传统经济的企业目标，急功近利而陷入困境。

随着信息越来越透明，社会越来越进步，现代企业目标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在股份制的初期阶段，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就是要赚取利润，利润率越高，越能吸引股东们的进一步投资。在中期阶段，股东越来越多，董事会成为实际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主要是由一些经营专家组成，这些经营专家最关心的是企业品牌和企业业绩，股票升值还是贬值。股票持有者也希望股票升值而不是利润分红。发展到第三阶段，一个重要标志是股权继续分散，监事会成为企业的实际最高权力机构。监事会的首要责任是约束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并在不污染环境、不危害社会的情况下得到合理的经济回报。

网络经济一个重要规律是梅特卡夫法则，就是网络价值与网络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换句话说，就是网络创造的价值远远高于财务收益。所以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要首先认识到微利时代的到来，进而还要以价值最大化为企业的首要目标，合理利润只是实现价值最大化的自然结果。

5收益递减和收益递增

传统经济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的约束，单位生产成本总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同时一个消费者占有实物财富越多，每增加单位财富对他的使用价值也会下降，从而形成收益递减效应。网络经济较少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约束，单位服务成本总是随着服务量的增加而下降。同时，一个人占有的信息越多，每增加一条信息对他的有用性才越大，因而形成收益递增效应。收益递增会造成某些小企业快速无边界扩张，形成新的集中垄断，比如微软公司、英特公司。在新经济领域，垄断可以看作是收益递增规律的逻辑性结果，但它又是破坏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和企业内部非效率性的罪魁祸首。因此各国在产业实践中一方面实行政策性管制，一方面培育竞争对手以限制这种垄断的力量，以寡头形式实现有效竞争。现在看来，过于分散的小企业和过度集中的大企业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网络时代的最后赢家是大型、分布、具有专业化优势的企业集团。

6数字鸿沟和网络均富

由于网络经济具备一种正反馈效应，也就是先期占有网络资源者将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后进入者则难以立足从中获利。换一个角度，一个人已经获得了大量信息，再增加一条信息对他产生的价值概率就高，相反，一个不掌握任何信息近乎的人，给他一条重要信息也毫无价值。也就是更容易造成新的贫富悬殊。

另一方面，许多落后国家和地区，因为优先发展网络产业，利用信息均富效应，很快缩短了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据联合国在落后国家的调查，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高级网络服务在边远贫困地区的价值远比大城市高，那里的居民在特定情况下愿意支付高于城市的通信价格。当大运营商们对广大农村电信市场还不屑一顾的时候，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已经看到这里孕育着重要的潜在市场。

从自然属性看，工业商品在于内部性和独占性，信息服务在于外部性和共享性。也就是说，信息价值与价格（趋于成本）取向是相背离的。所以总体上讲，工业经济容易产生两极分化，网络经济更能促进共同富裕。目前出现数字鸿沟的主要问题在于按照传统市场经济规则使价格与价值脱节，要想使农村的潜在市场变成显在市场，社会尚缺少一种为穷人服务也有利可图的制度安排和机制。

各国的普遍做法是建立普遍服务基金制度，以专项基金方式贴补边远地区网络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过高部分，也就是形成一种服务穷人也不吃亏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