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与政策论文第1篇

1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的特点

1.1互动性现今一些高校的形势与政策课堂缺乏互动。一些教师认为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任务就是宣讲国家的政策措施，传递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相关信息。这种做法是不全面的。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需要互动，互动性是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的主要特性。所谓互动性教学，是指在教学中教与学双方交流、沟通、协商、探讨，在彼此平等、彼此倾听、彼此接纳、彼此坦诚相待的基础上，通过理性说服甚至辩论，达到不同观点碰撞交融，激发教学双方的主动性，拓展创造性思维，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方式[1]。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中的互动性包括多个层面：从互动的主体角度观之，互动包括师生之间的互动与生生之间的互动；从互动的时空角度观之，互动又包括课堂之上的互动与课堂之外的互动。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任务不仅仅是传递、宣讲一定的政策与信息，更重要的任务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研究社会问题、探索方针政策[2]。这种分析研究和探索的过程需要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充分互动。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主题多为学生普遍知晓但又认识不够深入的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大事件。如果在课堂上教师仅仅停留于介绍一些人人皆可查知的信息，学生的思维则不可能从这些信息简单传递的过程中得到锻炼，该门课程的价值也就完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作用即体现在此处。通过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教师要引导学生对课题在课堂内外进行讨论。通过讨论，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不同的观点得以交流与碰撞，然后，教师引导学生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指引下得出一些结论。

1.2开放性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具有开放性。开放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开放的内容。每个学期教育部社会科学司都会本学期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这是为开展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制定的指导性文件。但是一些教师在每个学期进行教学时将教学内容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内，仅仅围绕教育部下达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进行简单的信息扩充。这样很容易将形势与政策教学局限在对一些信息的简单传递上，而没有引出隐藏在这些信息背后深层次的内容。这也是一些形势与政策课堂不能吸引学生的原因之一。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堂教学呼唤开放性的教学内容。这是因为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性质决定了其具有内容的开放性。形势与政策课程面临的主题都是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外交中的重大事件、形势与政策。这些主题本身就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一个形势与政策主题即使主要是属于每一个学科门类，但是深入分析其现象，探究其原因，又往往涉及到其他学科门类的信息和知识。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互动性质也决定了该门课程内容的开放性。在互动教学中，每个学生的视角都可能不一样，每个学生都可能从其独有的知识背景和兴趣点提出对教学主题独特的看法。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前对教学主题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另外，现今信息社会的特性决定了相关广泛的信息可以由学生轻易地获取，那种浅显易被学生掌握的信息已经不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和兴趣。所以，开放性的课程内容是势在必行的。其二，开放的理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3]。理论体系对于一门课程至关重要，一门缺乏理论的课程注定其吸引力是有限的。然而，形势与政策绝不是一门缺乏理论的课程。以往的形势与政策课堂给人以理论不深或理论不成体系的印象，这与教师不善于挖掘形势与政策课程丰富的理论体系有关，这也是当前一些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堂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呼唤开放的理论，需要教师从多方面、多角度寻求、挖掘本门课堂独特的理论，并形成本门课程独特的理论体系。

1.3实践性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主题都是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大事件，这些主题本身即具有强烈的实践特征。另外，当代大学生对现实问题具有比较强烈的批判倾向乃至逆反心理，对社会现实问题更加笃信自己通过观察、思考、实践得来的结论。这也是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必须加强实践环节的原因。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的实践性体现在课堂实践、校内实践、社会实践等几个方面。

2实施参与式形势与政策教学模式的策略

2.1进行情景对话式教学设计，增强师生、生生互动传统课堂中那种宣讲式教学设计已经不能满足现今形势与政策课程发展的需要。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的互动性需要我们对教学进行重新设计，这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应该在确定形势与政策的专题后，进行更加精细的教学设计，在相应专题内选择既能体现本专题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又富有争议性和对抗性的话题，精心进行话题设计，然后围绕这些话题进行问题设计，以便启发学生参与这些话题的讨论，将一部分的话语权交给学生。在进行相关话题的设计时，不仅教师应该提前做好功课，学生也应该做好准备。教师在进行相应的形势与政策专题设计时，应该将相应的情景和背景交待给学生，让学生围绕这些专题的情景做好背景知识的预备，教师可以布置作业让学生阅读相关材料，让学生在课前即对一些基础性、常识性的知识有所了解。这样课堂就从一些简单知识的传递中解放出来，教学双方就可以集中精力和时间进行较深层次的互动讨论。

形式与政策论文第2篇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多维度；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1-0272-02

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一系列的深刻变化：第一，素质教育取代应试教育而成为教育的主旋律，开拓意识、拼搏精神、应变能力、综合能力、创新能力成为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第二，教学内容更趋综合化、现代化、多样化、系统化，新的知识不断充实到教学中来，同时，各学科间的交叉渗透趋势也更为显著；第三，教学方式的多样性、先进性特征更为突出；第四，学生将彻底改变被动学习的局面，而成为教与学的主体。在这样的条件下，“形势与政策”的教学，除了使学生掌握其基础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适应形势变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综合运用知识以及进行再创造的能力。

针对新形势的需要和旧的教学模式的种种弊端，我们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运用现代认识论、系统论、教育学等理论工具，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为目标，从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着手，通过近几年“形势与政策”教学的改革与探索，逐步建立并正在形成以系统论为指导的“多维立体教学模式系统”。我们把“形势与政策”教学的多个维度运用系统论理论分解为多个要素，并突出要素之间的“有机关联性”，达到了学生参与维、基础理论维、科技知识维、应用实践维、发现创新维等多维度的协调统一，实现了由单维度到多维度的过渡，形成了多维度立体教学的创新模式。这一教学模式突出了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体现了“教师教”与“学生学”的和谐统一；实现了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有机统一；显示了促进学生个性全面发展的特色，即注重学生学习方法、思维方式的培养，逐步由重教向重学、重用、重行过渡，实现“以业为志，由技入道，转识为智，化性为德”的目的。

在多年的“形势与政策”教学实践中，我们形成的“多维立体教学模式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学生参与维度要素。学生参与维度要素是指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把学生放在主体地位，改变以往的传统教育思想和教学模式，改变“注入时”、“一言堂”、“教条式”等陈旧教学方法。把教学方法改革作为教学改革的先导，把学生由单一的客体变为主客体的统一体，实施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新的教学方法，诸如“专题辩论法”、“自讲互评法”、“演讲法”，通过课下多次举办“形势与政策”论坛，“形势与政策”、“沙龙”，重点把启发引导学生参与和平等讨论相结合。其目的在于变学生的被动学习为主动参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自学能力和参与意识。我们还把“形势与政策”论坛，“形势与政策”、“沙龙”中有代表性的论题提升到课堂上: 2007年10月，艺术系去甘肃写生实习的学生与陕西籍的两名同学在学校大礼堂做学生报告《水的故事》，各系通过电视直播组织收看，报告播出后，直接的效果是学校“长流水”、“长明灯”现象几乎杜绝了。高校学生来自不同的地域，来自不同的家庭，让学生根据身边的故事讲身边的感受，在交流中理解社会的变革，从矛盾中体会时代的发展和变迁，在了解中增进同学们的感情。

2.基础理论维度要素。“形势与政策”基础理论知识是学生掌握“形势与政策”精髓的基础所在，是掌握“形势与政策”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础，该维度要素主要是把 “形势与政策”课的基础概念和原理、基本内容和规律、基本方面和实质、基本观点和意义等一系列的理论问题，讲清、讲准、讲透、讲新、讲活；同时，不断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对学生掌握基础理论的训练，用现实的具体的案例说明基础理论的科学性、合理性及实践意义，其目的在于实现学生对基础理论的认真学习、准确地理解、系统地领会、完整地掌握。形势与政策融合多门学科又侧重政策教育，我们在设计教学专题时，充分考虑学生的学科知识结构，不同年级专题报告的教学内容、教学侧重点、教学深度各有不同，帮助学生在已有的学习基础上提升认识和理解。一年级，配合《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我们开设介绍家乡和家乡新变化的课程，在帮助学生在增加了解的基础上认识我们国家各地的发展变化；三年级，我们把国家的经济发展形势和学生就业形势联系起来，聘请企业人士为学生作报告，受到普遍的欢迎。

形式与政策论文第3篇

关键词：网络舆论；政策议程；公共政策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5—0044—02

公共政策的起点来自于社会各领域的社会问题。而某一社会问题能否引起政府关注，能否通过公共政策得以解决，其关键是社会问题能否进入政策议程。当前社会问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或渠道进入政策议程，转化为政策问题，如政治权威、危机事件和大众传媒等，而随着网络的普及与应用，公民通过网络参与政治的热情提高，网络舆论兴起，网络成为了一种新兴的政策议程的途径，并由于其普及性、及时性等特点，在政策议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网络舆论概念与兴起

互联网自20世纪末在我国出现并兴起以来已经成为了继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传媒方式后最流行最便利的传播方式，论坛、博客、各类社交网站的兴起也为公民沟通交流提供了便利。在此背景下，互联网已不仅仅是一种现代信息交流工具，更是聚集民意、凝聚民心、问计于民的重要平台，也成为公民参与的新型方式。公众通过网络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探讨社会热点事件，评价政府公共政策及举措。近年来许多公共政策都来源于网络热点问题。

网络舆论是指以互联网为传播媒介，因某一社会焦点或热点话题，引起网民及社会公众极大关注，并具有一定影响力、带有倾向性的言论。由于网络具有及时性、交互性等特点，决定了网络舆论同传统舆论方式相比具有多元性、交互性、多层性等特点。第一是文化思想的多元性。网络空间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与多元性特点，因此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提供了一个空前自由的言论和思想平台。第二是具有文化体系的多层性。传统媒体由于自身的特点而定位于不同的文化阶层。由于网络舆论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其参与的公众具有更大的广泛性与多层性，形成了从大众文化到精英文化的多层次文化体系。第三具有沟通行为的交互性[1]。交互性是网络舆论作为新兴的传播媒介区别于传统传媒方式最为突出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信息的实时性与互动性。网络舆论的参与者既可以是信息的与传播者，同时也是接收者。交互性使人类的沟通行为更趋丰富和完善。

因此，网络公共舆论的形成是网络信息时代公民参与的新形式，也必将成为公民影响公共政策过程的重要内容。托马斯认为：“公民参与是信息时代政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政府和公共管理者必须面对的环境和情形，公民参与必然深度地影响甚至改变公共管理者制定政策和从事管理的方式。”[2]

二、网络舆论对政策议程的作用机制

（一）政策议程概念与分类

建立政策议程的过程是将社会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的关键。对于政策议程许多学者都有不同的定义。安德森认为“那些被决策者选中或决策者感到必须对之采取行动的要求构成了政策日程”[3]。而张金马则认为：所谓政策议程是将政策问题纳入政治或政策机构的行动计划的过程，它提供了一条政策问题进入政策过程的渠道和一些需要给予考虑的事项[4]。

按照问题的主体或阶段划分，政策议程可以分为传媒议程、公众议程、政府议程三种类型。传媒议程主要针对由传统的传播媒介，如报纸、广播、电视等所提出的社会问题。传媒议程中所提出的问题主要指引起传媒关注，并在报纸、电视等媒体中公开评论，并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公众议程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其社会问题起源于广大公众普遍关注的事件，并通过传播媒介等方式进行报道，扩大其问题影响力，最终引起政策决策者的关注并纳入政策议程之内。政府议程是政府相关权力机关在其公共权力权限范围内对社会公共问题进行讨论，是政府机关的行动程序，是决策者对有关问题依照特定的程序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5]。

根据政府在议程中的不同定位以及创始者扩散问题的程度和方向进行分类，可分为外在创始型、政治动员型、内在创始型三种政策议程。外在创始型由体制外的个人或利益团体提起，并进入系统议程，并最终进入政府议程。政治动员型则是由权威的政治家提起议程从而引起政府在公共权力范围内的关注。内在创始型是由体制内的机构或人员提出政策诉求，不希望经过体制外的公众系统直接进入政府议程。

（二）网络舆论在政策议程中的形成过程

网络舆论是网络信息时代公民参与的新形式，是公民影响公共政策过程的重要内容。网民通过网络引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并加以讨论，从而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网络舆论，进而将网络范围讨论的社会问题演变为政策问题，促使相应的公共政策的出台与执行。

网络舆论从开始到形成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话题形成阶段。网络舆论话题包含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文化、政治、教育等，其来源方式集中在热点的社会事件、社会问题和状况。按照提出者与话题的相关性可分为事件利益相关者与对该类问题感兴趣的公众。能够引起网络舆论的话题一般为社会热点问题与敏感事件，例如当下公众最涉及切身利益的医疗卫生改革、房地产调控、物价上涨、政府依法行政等问题。

形式与政策论文第4篇

关键词：地方高校；地方特色；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5010504

才。地方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主体部分[1]。我国目前共有2 800多所高校，其中绝大多数是地方高校。如安徽省的105所高等学校中有103所是地方高校（除了中国科技大学与合肥工业大学外）。

安徽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 “三个强省”、加快建设美好安徽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安徽省地方高校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地方高校在培养大学生扎实专业基础的同时，必须培养大学生为地方服务、为基层服务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必须按照“顶天”、“立地”的基本原则，更加注重“接地气”，既要培养高层次的科技人才，更要培养基层科技推广人才；既要培养善于创新的人才，更要培养敢于创业的人才；既要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才，又要培养脚踏本省实际的人才。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在地方高校人才培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始终坚持探索地方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特色化教学改革，实现形势与政策教育与地方特色的功能衔接。

一、精选地方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特色化教学内容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应融合地方特色。丰富完善的教学内容是提高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效果的必要条件。一般而言，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基本包括以下内容：一是经教育部社科司审定并组织专家编写的每学期“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它是教学的根本依据，可指导和帮助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认识和把握形势的主流和本质，认清其变化发展的规律。二是党和国家的内政外交的各项政策、重要会议文件等，了解国情和国策，这是教师备课的主要依据，引导学生提高政策水平和拥护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三是理论界学术界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大学生普遍关注的国内外热点焦点问题，这对学生颇具吸引力，是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重要内容。四是地方特色的教育资源。它们就在学生身边，离学生最近，是他们能够真实感受得到的内容，是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环节的直观生动的教学内容[2]。而正是这部分内容即能体现地方特色的教育资源是以往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所缺乏的。安徽省属中部省份，经济社会发展与沿海东部省份有一定的差距。但地域文化特色明显，皖北是老庄哲学、中医药文化的发源地，皖南有与敦煌学和藏学并列的中国三大走向世界的地方显学之一的徽州文化，皖东有全国农村改革发源地凤阳小岗村，皖西则有革命老区红色文化。对这些地方特色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能够丰富充实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而且能够让学生有切身感受，从而爱上这里的土地、爱上这里的人民、爱上这里的文化，立志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中应体现学校特色。安徽省地方高校在立足专业特色，融合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逐步找寻到各自的价值追求，形成个性鲜明的办学理念及缤纷多彩的特色。如，安徽农业大学自1984年以来，学校从最初单纯的大别山区科技扶贫逐步走出一条面向“三农”、面向安徽、面向未来的科教兴农、科教兴皖、服务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别山道路”；安徽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历程中形成了“敬业乐群、追求卓越“的文化精神，形成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等等。安徽厚重的历史与时代精神相契合，使每一所大学都积淀、建构出各具独特形态的文化品格。将形势与政策课与学校办学特色紧密结合，有利于培养高校为地方建设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还应结合学生特色，联系学生实际。 地方高校学生90%来自本省，但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性，许多学生对本省各地区文化的了解程度不一；学生的年级、专业等不同需求也不同。要将学生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融入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之中，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进行教学，具有针对性、实效性，能增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说服力与感染力。

总之，将地方特色资源融入形势与政策课内容中，既可以保证完成教育部下达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任务，同时又能照顾到地方特色和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将国家的要求、地方的关注、学生的需求等有机结合起来，使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既视野宏大，同时又富有特色，内容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的形势观和政策观要求形势与政策课必须结合世情、国情、省情和时代特点，针对大学生思想实际进行教学，使之真正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毕生难忘的优秀课程。地方高校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则必须将地域历史文化、地方风土人情等融入教学中。但地方特色必须掌握一个“度”，选择的案例等必须具有代表性、典型性，要利于地方特色资源的传承、创新与发展。

二、凝练地方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特色化教学方式方法

形势与政策课和其它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一样，教学方式可以分为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两种基本方式，前者主要是解决“懂不懂”的问题，后者主要是解决“信不信”的问题[2]。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特色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课堂教学。教师在组织教学的过程中，坚持以学生为本，按照学生是否欢迎、是否满意来设计和选择互动式教学法，如学生分专题讨论、演讲、辩论、案例分析、角色演练、专题报告等等方式，侧重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上形成互动。多媒体演示教学法，可以促进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人境互动；案例分析研讨式教学法，可以促进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演讲、辩论式教学法，可以促进教学过程中的生生互动、人境互动[3]。

第二个部分是课外实践教学。由于形势与政策课绝大多数班级学生人数在一百人左右，而课堂教学时间有限，在课堂上教师无法接触每个学生，也无法逐一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及存在的疑惑。将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从课堂内延伸到课堂外，充分利用先进的信息通讯技术，依托学校网络宣传教学平台，组织学生通过发飞信、QQ、微信，通过电子邮件或微博等网络工具进行答疑、交流、讨论，将现实课堂与网络课堂相结合，并指导学生参加人文社科方面的各种活动，如“人文周”活动，“思政杯”辩论赛，“中国梦，我的梦”演讲比赛，“新农村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等社团活动以及各种讲座、征文比赛等，形成跨越时间空间的师生、生生互动及人机互动。

第三个部分是社会实践。马克思主x学院与校团委、学生处配合，组织学生进行“三下乡”等社会实践以及社会调查，充分利用学校校外的实践基地，辅助教学。形势与政策课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结合得非常紧密的课程。国家的大政方针贯彻落实的成效，学生只有通过亲身观察体验才能感受深刻。每年暑假，各高校的团委、学生处和各个学院都要组织学生进行“三下乡”社会实践。从选题论证、调查问卷设计、项目遴选答辩，到带领学生进行实地调研考察，再到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调研报告的撰写修改，每个环节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特别是形势政策课老师）都参与其中，给学生以指导、帮助。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通过自己眼看、耳听、口说、脚行、脑思、手写，对形势与政策课内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也坚定了为建设家乡贡献青春的理想与信念。

这三部分中，课外实践教学是课堂教学的补充，是对课堂有限教学时间内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延伸。这要求教师要充分调动教学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探索、研究多种切实可行的互动教学方式方法；另一方面，需要全体同学的积极配合和参与教师组织的各项活动，使全体同学共同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提高学生的学习主体意识、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及提高他们的实践和创新能力，真正达到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互动，使政治理论和政治信念真正进入大学生的头脑，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社会实践是课堂教学效果的检验。学生通过社会实践能对课堂教学的内容有切身的感受，真实的体验，从而真心地相信、真正地喜爱这门课程。

三、打造地方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特色化教师队伍

由于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内容每半年更新一次，没有统编教材，没有充足课时 2004年11月，、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教社政[2004]13号）明确规定：“形势与政策课 按平均每学期16周，每周1学时计算。本科四年期间的学习，计2个学分；专科期间学习，计1个学分。”，给备课、教学、工作量计算等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而且这门课的管理由校党委宣传部、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务处、各学院（系）等多部门齐抓共管，造成这门课很多专职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不愿意代，多数学校主要由各学院（系）总支书记和辅导员承担教学任务。辅导员具有自己的优势：与学生离得最近，对学生了解最全面。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对教学内容的把握上、对教学方法的选择上，可能存在一些短板，特别是在省情教育方面。所以，打造地方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特色化教师队伍，首先需要建立一支省情调查研究宣讲队伍：将省内省情研究最新资料和成果补充进高校形势与政策资料库供教师查阅；请校内外具有广博省情知识并有宣传鼓舞能力的专家对教师进行培训或做专题报告，扩宽师生视野；积极参与省市政府项目、省社科规划项目和省社科联课题及相关部门的省情研究项目，抓住不同时期省情研究教育的侧重点，推进省情资料收集和研究；不断创新宣传渠道，培养省情校情宣传宣讲骨干，采取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激发师生建设本省本市的热情。

其次，打造地方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特色化教师队伍，需要打破地方高校之间、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之间各自为战的格局，使教师之间差异互补、优势互取，形成一种合力。这就要求各门课程的教师之间多开展协作性教研活动，如集体备课、集体研讨与学习等，以提升每一位教师的教学理念；同时应经常组织地方高校各课程之间的老师进行示范观摩教学、听课说课等活动，提高教师集体教学水平，如“同城高校教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讨”、“长三角地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竞赛”。各课程的老师之间应相互协调、互相合作、互为评委和互提建议，取长补短，扬长避短，使该课程教师之间形成一种合力，最终使每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形成高效、科学的教学体系[4]。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设法使学生能够将形势与政策课的学习同其他几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有机结合起来，做到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四、小结

以上几个方面的内容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地方特色和学校特色为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特色改革提供了充实的教学资源，使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能够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同时，地方特色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形势与政策课的实践教学也提供了鲜活的教育内容，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提供了案例载体，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另一方面，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特色改革使得地方特色与学校特色生动起来、真实可信而易于被学生所接受。在学生的积极参与中，在师生、生生的互动中更加容易激发学生的自豪感，这不仅会增加教学的亲和力、说服力、感染力，赋予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以新的时代内容，而且能够使学生更加热爱家乡，热爱祖国，从而增强他们建设家乡、振兴中华的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第三，师资队伍的建设为特色内容的精选和特色方法的凝练提供了人才保障。拥有一批具有深厚理论功底、正确指导思想、较高专业素养的专兼职教师队伍，可以不断地深化和发展地方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培育形成一批地方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特色精品讲座，推进地方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健康、持续、全面发展。

总之，针对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的实际特点，地方高校需要着力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特色化教学改革研究。积极推进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与地方高校办学特色紧密结合，积极推进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与地域特色文化紧密结合，积极推进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与特色教学方式方法紧密结合，坚持将形势与政策课纳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大平台建设，按照统筹大思政、搭建大平台、推进大教学、实现大教育的基本思路[5]，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网络教学等多维教学形式积极做好形势与政策教育“三进”工作。坚持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优化资源、创新机制，激发活力、提高实效，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地方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新思维、新途径、新办法，不断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提高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实效性。

当然，地方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特色化教学改革不仅仅是以上所述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方法以及教师队伍这几个方面，还必须推动地方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加强地方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必须把规范化建设制度化管理作为根本抓手。除了在在教学内容上融入地方资源、教学方法上增强师生互动、队伍建设上注重专兼结合之外，在考核方式上注意机动灵活；申报校级及以上级别的精品课程；以科研教研促教学，要及时总结积累经验，创新教育理念。地方高校之间也要积极配合：除了形势与政策课教师之间的网上网下交流如听课说课、介绍好的经验外，还要在编写具有地方特色的教学资料、教师培训、教学观摩、教学竞赛、社会实践、教研科研课题的申报等方面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与联合。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地方所属高等学校[EB/OL].http：///link？url=VFlAJzz5meR4LZZX7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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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武军.“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开发利用地方特色教育资源的思考[J].百色学院学报，2009（1）：93-96.

[3]言意文.高职思想政治课大班多元互动教学模式探讨[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10（33）：45-46.

形式与政策论文第5篇

一、社会福利及其价值基础──有关社会福利理论与社会政策讨论的核心议题

社会福利与其价值基础的关系是欧美福利理论与社会政策争论的核心议题。长期以来，人们主要关注福利制度的资源基础、政策设计、组织结构与政策影响，但关于福利制度、政策模式及其文化价值基础的探讨却不多。

这种状况在“福利国家”日趋成熟和社会政策争论日趋“政治化”的背景下发生了根本转变。随着1970年代“福利国家财政危机”的出现和新右派上台执政，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和社会认知议题受到各界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这些议题也成为福利理论、政策争论的中心，成为政治学、社会学理论和知识社会学探讨的主题。

1971年英国著名学者平克的《社会理论与社会政策》一书首次从历史角度分析了意识形态和规范理论对社会政策的影响[1].1972年，英国的权威性社会政策杂志设置了“社会政策中的价值”专栏，揭开了社会价值与社会福利关系的大辩论之序幕。英国的社会政策大师马歇尔率先发表了“福利─资本主义的价值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已发生根本性转变，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变成了“民主─福利─资本主义”，民主、福利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体制的价值基础[2].同年，两位英国著名学者发表了“社会价值、社会阶级与社会政策”一文，从社会价值、阶级冲突与社会秩序的角度，明确地提出了阶级利益冲突和统治阶级价值观念在福利政策形成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角色的观点[3].

这些文章和讨论标志着对欧美国家影响深远的“福利的意识形态大战突然爆发”。权力、权威与合法性的价值基础及其工具性角色，意识形态、价值冲突与社会福利研究的关系等热点议题，成了社会政策、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知识社会学探讨的理论主题。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成了最时髦的概念。

社会价值与社会福利的相互关系这一议题的核心地位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因为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政策意义与理论意义。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研究涉及诸多本质上充满争议的基本概念，如需要、权利、社区、民主、自由、平等和公正等[4].这些概念既构成福利政策的价值基础，又决定政策目标、资源分配原则、服务对象和组织体系等关键性制度安排和政策模式。所以，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研究已成为理解福利制度特征的思想基础，也是分析福利政策模式的最佳视角。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福利制度、理论与政策演变的脉络，也就是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变迁的过程。

二、公民权理论与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

欧美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多种多样，公民权理论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份。1950年英国宣布世界首个“福利国家”的诞生，其政府开始为所有公民提供由“摇篮到墓地”的普及性服务，范围复盖义务教育、国民健康服务、收入维持、住房和社会救助等领域[5].目前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某种类型的福利国家，政府将其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用于公共服务。

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丰富多彩，思想渊源深厚。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谴责被牺牲者的人口过剩论，温和改良的费边社会主义，主张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倡导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思潮等，均曾深刻地影响过福利制度及其政策模式。著名学者米什拉将福利的涵义演变总结为5种基本类型：首先是19世纪时作为社会改革的福利；其次是作为公民权的福利，核心思想是从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民权利角度看待福利；第三，趋同或技术决定理论，主要观点是强调工业化在福利制度形成中扮演的核心角色；第四，功能主义福利观，核心理论假设是从整体社会观和社会制度功能的角度分析福利；最后是马克思主义福利观，基本主张是从阶级冲突角度解释福利制度发展。[6]

综观欧美福利国家的演变轨迹，“贝弗里奇报告”和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是最重要的价值基础。如果说前者奠定了福利国家的制度框架，那么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则是福利国家制度最主要的价值基础。公民权理论为观察社会结构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描述福利制度的特征，分析福利制度的价值基础，解释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等，提供了描述性和普遍性的核心概念框架。它既可以帮助人们从理论上来认识国家福利的发展，又可以为构建社会变迁和福利制度、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提供理论基础。

1950年，英国著名的社会政策大师马歇尔在剑桥大学发表了“公民权与社会阶级”的经典演讲。他从公民权的发展历程及其对社会不平等影响的角度，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公民权的体系、结构、功能和历史演变轨迹。他认为，公民权利主要由民事、政治和社会权利组成；民事权利泛指个人的经济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政治权利主要指政治投票权，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社会权利主要是指经济保障、享受社会发展成果和维持社会认可的文明生活方式等福利权利；民事权利以法律制度为基础，政治权利以政治制度为基础，社会权利以福利制度为基础；民事权利主要发展于18世纪，政治权利主要发展于19世纪，社会权利主要发展于20世纪[7].

马歇尔认为，公民权利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多种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公民权是确定人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标准。人们通常依据公民权确定自己在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缺乏完全的公民权，抑或没有乃至丧失公民权，这样的人就处于社会底层，是遭受剥削压迫和受到排挤的边缘群体。其次，公民权反映了社会发展和制度安排的特征。公民权范围是由上而下扩大的。如历史上政治权利先由贵族扩大到中产阶级，然后再扩大到工人阶级，最后扩大到妇女。公民权可以成为国家和社会群体之间社会封闭和社会排挤的重要工具[8].再次，公民身份与公共服务、社会服务消费密切相关，与人们的生活状况与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公民权是使用福利服务的重要资格标准，社会排挤常典型地反映在社会服务供应中[9].最后，公民权状况可以说明民主与自由、个人与国家、参与和革命、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与民族国家等重大的、关键性的社会议题[10].简言之，公民权理论是观察社会结构、分析社会政策模式与社会排挤的策略性概念工具。

三、“单位─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

对中国的社会福利政策模式有多种理解，其理论框架和分析角度截然不同。

1970年代以前，欧美学者主要是从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作能力─业绩”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福利政策。这种分析角度主要侧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详细描述[11].英国社会政策的鼻祖蒂特马斯归纳了剩余性、“工作能力─业绩”和制度再分配这3种模式。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基本上属于“工作能力─业绩”模式[12].

1980年代中期，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研究中出现了“新传统主义”的概念，其研究者企图用这种概念解释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工作与福利之间的关系[13]，这种分析角度关注反映中国社会结构与组织特征的工作单位。

1995年，王思斌指出，中国是政府主导下的非专业化福利政策模式[14].这种观点主要是从社工专业发展的角度概括福利政策模式。

1996年有两位香港学者认为，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的福利政策模式正趋同于东亚的福利模式，即儒家文化色彩浓厚的福利模式[15].这种观点主要关注传统文化在福利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作用。香港学者黄黎若莲主要从民政福利工作的角度，将中国的福利政策归类为剩余模式，认为国家在福利发展中扮演的是最后出场者的角色[16].

毫无疑问，中外学者对中国的福利政策模式和福利制度基本特征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他们的分析框架日益多样化，理论上关注的焦点也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是，在这个领域内从事研究的学者们普遍地不太关注福利制度的价值基础。

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特征与政策模式是“单位─福利国家”。如果从国家提供的普及性服务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福利制度并非福利国家；但是，若从国家干预社会生活和政府提供“从摇篮到墓地”服务的角度看，中国又似乎是个典型的福利国家。

所谓“单位─福利国家”是指福利安排、运作机制、服务提供主要以工作单位为基础的政策模式。工作单位既是国家福利运作的前提，又是影响国家福利制度的最重要变量。工作单位的性质类型、行政级别、拥有资源、组织规模千差万别，单位之间的差别决定了员工的福利待遇与生活状况。工作单位是国家结构的具体化，社会结构与制度特征主要通过工作单位的结构和功能反映出来[17].

长期以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为其工作人员提供全方位的福利，服务范围由“摇篮到墓地”，导致就业者对工作单位的全面依赖。改革开放以来，工作单位型福利制度并没有根本性变化。在风险意识、不确定因素和利益冲突增多的处境下，工作单位制度甚至有所加强[18].这意味着“单位─福利国家”的分析框架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

“单位─福利国家”价值基础由5部份组成。首先是“父权主义”保护情结。国家承担着一种无限责任，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模糊不清。这意味着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是不平等和非契约性的，公民缺乏独立与自主性。其次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这意味着社会福利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不明显，福利主体是国家福利，市场、家庭、社区和非政府组织的福利无足轻重。第三，集体主义文化和功利性家庭主义。这意味着个人的身份、地位只有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才有社会意义，个人不是独立的主体。个人的需要与福利状况要依赖社会需要与集体福利状况。第四，片面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公民权利理论的精髓是权利与义务应高度统一。但中国的福利文化单纯强调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极少涉及权利。这意味着中国人缺乏理直气壮地要求政府提供服务的意识，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求助于人。第五，社会互助与社区互助。

“单位─福利国家”价值基础的关键问题是缺乏实质的公民权。社会公民权理论的精髓是：所有公民均有依据个人和社会需要从国家获得免费服务的权利。以基本需要为基础，普及性原则、去商品化服务和国家承担福利责任，是公民权理论的核心。中国的《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基本权利和义务[19].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基本上停留在形式公民权的层次，人们普遍缺乏实质公民权。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福利政策基本上处于次要和附属的地位，福利的发展总是让位于经济增长，福利政策是典型的“婢女模式”[20].这就无形中抑制和削弱了公民权意识的健康发展。

四、形式公民权利与制度性不公平

形式公民权是指表面上公民权利与义务完美无缺，实际上公民权利与责任缺乏实质社会意义，公民权停留在形式层次上。

首先，这种状况典型地反映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国家与公民的政治契约关系薄弱。公民对国家权力的结构与运作机制了解不多。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高度融合，权力制衡机制较弱。政治与行政高度整合，行政吸纳政治的现象十分普遍。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较低。

其次，市场经济缺乏历史传统和适宜的社会环境，市民社会和民间力量薄弱。公民的自由流动和向上流动机会面临诸多制度障碍。生产与消费相互脱节的现象严重，生产常无法及时有效地回应公民的需要。经济权利体系与权利关系结构处于低级的静态简单状态，公有制经济既导致以生产为基础权利的失败，又导致交换权利的失败，引发了贫困和剥夺问题[21].

第三，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福利结构是形式公民权在社会领域最典型的反映。中国的社会特征是二元社会结构，少数市民是“城市贵族”，多数农民是“二等公民”。国家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制度，出身和户籍成为确定公民身份地位的主要标准[22].二元社会结构主要反映在二元福利结构中。二元福利结构主要由不合理的户籍、粮食供给、副食品与燃料供给、住宅、生产资料供给、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险、劳动保护、人才、兵役、婚姻和生育制度等14种制度构成[23].

第四，中国的现存社会价值基本上是集体主义取向的文化价值观，个体主义思想长期受到批判而被压抑，公民权利意识与观念薄弱。中国社会仍然维持着伦理本位的社会特征[24].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长期缺乏政治文化和公民文化的观念，公民的政治参与文化、市场交换活动与哲学思辨活动普遍比较薄弱。

简言之，形式公民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均表现得十分典型。形式公民权与“单位─福利国家”的政策模式之成因错综复杂，它产生的社会排挤效应十分明显。

中国社会缺乏公民权生存发展的历史文化传统，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束缚人们的手脚，追求个体价值与独立自主意识的公民难以产生。一家一户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无需所有权与交换权利。与此同时，权威强大和至高无上的国家压抑和妨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民间社会力量薄弱，“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失去了应有的社会意义[25].而且中国社会的转型速度缓慢，形成了“超稳定态”结构，普通民众在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利的劣势地位，没有平等公民权。家族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狭义民族主义教育，强调国家与社会至高无上地位，常常忽视和压制个人需要，导致“单位人”取代“社会人”，“组织人”取代“契约人”，“城乡居民”取代“国家公民”的状况，制约了公共福利的发展与公民权思想的扩散。在中国，历史传统和政治社会环境因素相互影响，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因素相互交织，制度力量与结构力量相互强化。

需要强调的是，形式公民权的负面影响深远。它导致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排挤效应和文化歧视，令社会四分五裂，产生了制度性不公平现象，致使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方面难题重重。

形式公民权的负面影响首先表现在公民政治文化与民主政治发展缓慢，政治排挤严重。例如，亿万农民缺乏利益代表和政治代言人。其次，形式公民权在经济上也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公民缺乏私法和民事权利。例如，农民工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次要劳动市场和边缘经济地位[26].再次，形式公民权在社会层面的负面影响是导致社会的四分五裂，二元社会结构与“单位福利”制度盛行，社会结构分化程度低，社会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形成了“国家强盛、市场力量与民间组织弱小”的不平衡状态[27].例如，亿万农民无权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只能靠社区互助与家庭保障来满足其基本生活的需要。最后，形式公民权在文化上的负面影响是，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扮演过份重要的角色，个体主义和个人价值观薄弱，集体主义文化盛行一时，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主宰政策模式、公民的行为规范和社会选择。

五、社会结构转型与重构公民身份

本文从福利制度及其价值基础的角度，分析了“单位─福利国家”的政策模式及其社会排挤的负面影响，目的是重新认识中国的福利制度与政策模式，为福利制度创新与重构价值基础提供理论解释和政策建议。

目前，市场经济发展、生活方式转变、价值观念更新、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处处凸显出形式公民权基础上的福利制度之落后性。形式公民权必然引发结构紧张、利益冲突和价值碰撞。要考虑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与价值观念更新等战略议题，为发展民主政治、完善市场竞争、建立现代社会和价值观念而努力，将形式公民权改为实质公民权是一个突破口与切入点。

当前，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既为解决公民权问题营造了气氛，提供了多方面的条件，又为形式公民权转为实质公民权和重构公民身份提供了动力与推力。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和公民身份的时间、社会、政治和行为边界日趋模糊不清，也迫使我们反思公民权制度与理论，以建构与国际化相应的公民权，从而谋求全球发展[28].

从中国历史变迁的脉络来考察，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积淀，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工作单位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体系、准军事化的社会控制模式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是“单位─福利国家”与形式公民权的制度基础。“单位─福利国家”模式的价值基础是形式公民权和国家权威，而非实质公民权和个人权利。形式公民权具有一系列负面效应，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政治、经济、社会排挤与文化冲突。其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形成结构不平等与制度不公平，把社会中的多数人排挤到全面边缘化的状态，这种状况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制度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政府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由国家统一调配转向部份的市场交换，社会资源占有关系由集中转向分散，社会功能结构由高度综合转向高度分化，社会阶级结构由封闭转向开放，社会文化由大一统转为多样化，对外关系由封闭到与世界接轨[29].

这样的结构变迁虽然未涵盖公民权观念的重构，却为形成新的公民权制度提供了动力。只有重构公民权观念和相应的公民权制度，中国才可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促进社会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构筑协调的国家与社会、城市与乡村等重大关系，从根本上确保社会稳定。

「作者说明

本文系笔者承担的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欧美国家社会福利理论的演变及其核心理论争议”阶段性成果的一部份，特此说明并向资助者致谢。

「注释

[1]Pinker，R.（1979），Social Theory &Social Policy（London：HeinemannEducational Books ），p.vii.

[2]Marshall，T.H.（1981），The Right to Welfare and Other Essays（London：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p.104.

[3]George，V.&Wilding，P.（1972），"Social Class，Social Values and SocialPolicy，"in Social and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Vol.6（3）：236-248.

[4]Lee ，P.&Raban，C.（1983），"Welfare and Ideology，"in Loney，M.，Boswell ，D.&Clarke，J.eds.，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Welfare （Engl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 ），p.18.

[5]Sullivan，M.（1996），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London：Prentice Hall），p.51.

[6]Mishra，R.（1982），Society and Social Policy：Theories and Practice ofWelfare （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p.x.

[7]（英）马歇尔，T.H.，“公民权与社会阶级”，刘继同译，载《国外社会学》（北京），2003年第1期，第4页。

[8]Brubaker，R.（1992），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x.

[9]Twine ，F.（1994），Citizenship and Social Rights：The Interdependenceof Self and Society （London：Sage Publications），p.95.

[10]Bulmer ，M.&Rees，A.M.eds.（1996），Citizenship Today：The ContemporaryRelevance of T.H.Marshall （London：UCL Press），p.269.

[11]Dixon，J.（1981），The Chinese Welfare System.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2]（英）蒂特马斯，R.M.著，江绍康译，《社会政策十讲》（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年出版），第19页。

[13]Walder ，A.G.（1986），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in Chinese Industry.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4]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经验与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北京），1995年第2期。

[15]梁祖彬、颜可亲，《权威与仁慈：中国的社会福利》（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6页。

[16]黄黎若莲，《边缘化与中国的社会福利》。香港：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

[17]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18]李路路、李汉林，《中国的单位组织：资源、权力与交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出版），第40页。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出版），第20页。

[20]刘继同，“生活质量与需要满足：50年来中国社会福利研究概述，《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21]阿马蒂亚·森著，王宇等译，《贫困与剥夺：论权利与剥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出版），第8页。

[22]陆学艺，《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3版。

[23]郭书田、林纯彬，《失衡的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31页。

[24]梁漱溟，《中国人：社会与人生。梁漱溟文选》（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第100页。

[25]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3页。

[26]张小建主编，《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研究报告》（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40页。

[27]陈金罗、吴忠泽主编，《社团管理工作》（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页。

[28]Vogel，U.&Moran ，M.eds.（1991），The Frontiers of Citizenship（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p.xii.

形式与政策论文第6篇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制度化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4）23-0060-02

2004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强调，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1]为了进一步规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组织管理，教育部于2011年1月19日又印发了《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暂行）》（以下简称《标准》），其中明确指出形势与政策课要根据教育部下发的教育教学要点来组织教学。[2]然而，通过调查问卷发现，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经过多年建设尽管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然未能跟上其他几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发展步伐，其课程规范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3]基于此，拟以《通知》和《标准》为依据，来讨论“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基本要求。

一、教学内容的合理化

合理化的教学内容是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只有科学编选适宜的社会热点焦点问题作为教学内容，才能达到“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教学目的。

目前，教育部已经加强了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课教材和教学资料的建设。每年制定两期“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点，并于春、秋两季学期开学前将教学要点印发全国各地教育部门和高等学校，作为教学参考资料。与此同时，教育部在每年两期“形势与政策”课骨干教师培训班上，聘请国内专家就相关专题作报告，从而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的选取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素材。此外，教育部还组织编写制作了及时反映国内外形势最新动态的《时事报告大学生版》（含VCD）作为学生学习辅导资料。可以说，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的选取方面，教育部已经有了很好的指导和规范，各高等学校应该根据、教育部的要求，结合本地本校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思想特点，合理取舍。

笔者认为，就具体内容来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应该涉及：国内外时事政治、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及其趋势、国内外形势与发展趋势、始业教育、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教育、行业形势教育、就业指导等。就理论形态来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应该包括三个部分：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二是国际与国内形势教育；三是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与政策等政策教育。

二、师资队伍的多元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根本保证是打造一支理论功底扎实、专兼职结合的多元化师资队伍，即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为骨干，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为主体，以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为兼职。首先，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是“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及方法论来分析国内国际的热点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主要由学校相关领导、行政党群职能部门领导、院系党总支书记及学校辅导员教师组成。最后，“形势与政策”课内容的多学科性、宽领域性、广范围性的特点要求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为兼职队伍，根据形势的需要，定期或不定期的对学生做形势与政策讲座，不断增强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教学安排的常态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首要前提是教学安排常态化，即教学任务有计划、教学活动有场所、教学时间有保障。首先，将“形势与政策”课列入教学计划，公布教学计划进程表，并纳入学籍管理。“形势与政策”课应该合理规划学分和学时，制定具体的教学计划，根据教学计划进程表来规范完成“形势与政策”课的理论教学及实践教学。[4]其次，教学活动有场所。主要包括多媒体教室、实践教学环境、多功能报告厅等。应该依托学校和教师资源，建立形势与政策教育基地，组织学生在学校大礼堂、专门教室集中观看专题影视，组织学生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参观考察，引导学生到企业或社区进行专题调查，加强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理解。最后，教学时间有保障。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可以根据教学计划安排在规定的教学时间内完成“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任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与学生接触的时间较多，应该保障实践教学的时间。建立定期学生形势报告会制度，提前安排好专家学者的专题讲座时间，使教学时间得以保障。

四、教学方式的多样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重要保障是根据教学需要和学生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

一是系统讲授与形势报告、专题讲座相结合。形势与政策的基础理论具有系统性、连续性、宏观性等特点，要从宏观上把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基本内容，应该系统讲授。针对社会形势的热点以及学生关注的焦点问题，还可以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党政领导来校举行专题讲座，并且建立定期形势报告会制度，与课程教学内容形成互补。

二是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请进来”就是有计划、有针对性地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党政领导、先进集体领导干部等到学校给大学生做形势政策的报告和讲座。“走出去”就是授课教师结合“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和要求与当今社会热点问题、本地的经济社会实际情况，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实践考察，在实践中了解国情，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三是课堂教学与课外讨论、交流相结合。对于“形势与政策”课基础理论内容，需要通过课堂教学来系统的学习，课堂教学可以让学生掌握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同时课外讨论、交流，特别是数字化互动交流对学生的形势与政策观有重大影响，是“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不可缺少的教学方式。

四是正面教育与学生自我教育相结合。教师要联系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实际，及时对大学生进行正面的形势观和政策观教育，发挥学校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同时，通过积极组织和引导学生自主收看电视、读书看报、座谈和网络学习等，引导学生自主关注国内外形势与政策，发挥学生自我教育的补充作用。

五、教学考查的科学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必要环节是采取科学的考核方式，即将传统的综合性试题考查与撰写专题论文、报告会心得、社会实践调研报告等形式相结合。

第一，传统的综合性试题考查。将开卷考试与闭卷考试相结合，作业考核和命题考核相结合。重点考查学生分析国内外形势与政策的能力及理解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考查学生宏观把握“形势与政策”课基础理论的情况。

第二，专题论文考核。根据“形势与政策”课的基础理论内容给出选题范围，鼓励并指导学生把课堂教学内容作为论文撰写的理论基础，引导学生结合国内外形势与政策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撰写论文。

第三，报告会心得体会考核。在学生听取报告会前，教师指导学生重点记录“形势与政策”报告会的主题、思路、报告方法、切入点、解决的实际问题等。报告心得体会考核，可以综合了解学生的整体素质，能够提高学生的知识理解与运用能力。

第四，社会实践调研报告考核。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到社区、农村、企业进行实地调研考察，并设计合理的问卷调查，用实证的方法获取第一手资料，并对调研考察过程进行总结，最后形成调研报告。

六、教学管理的制度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是制定和落实相关的教学管理制度，即以制度作保障，以管理作依托，对整个“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过程进行监督和控制，以保证教学秩序有条不紊地进行。

第一，加强各个教学环节管理。一是建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讲课质量评估制度，规范提高任课教师的教学质量。二是建立定期进行教学检查和督导的工作，对教学环节进行监督。通过有着丰富经验的专家们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工作进行监督、及时反馈教学各环节存在的问题，对提高“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二，加强教学保障管理。包括：完善教师准入制度和教师培训制度；建立学生对教师的评价制度；建立教材建设的质量制度；建立教育经费的投入制度；建立形势报告会制度；建立实践教学制度等等。

第三，加强考试环节管理，即构建完整的“形势与政策”课考核评价制度，完善细化考试环节，避免考试考核的随意化。这就要求明确“形势与政策”课的考核原则、考核目标、考核内容、考核方法和考核结果，建立试卷考核、论文考核、实践考核相结合的综合考察制度。

七、教学研究的专业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驱动力量是加强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工作。教育教学研究的专业化，有利于增强“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的敏锐性和时效性。

教育教学研究是规范“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的重要内容。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既有利于教师把科研成果直接转变为教学内容，又有利于教师创新教学手段和方法，这不仅能够提升“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的理论深度，而且能够增强“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效果。因此，高校“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应该重视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通过学术研究活动来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和科研素质，以达到以科研促进教学、以教学带动科研的目的。学校应该鼓励和组织“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开展科学研究，为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提供必要保障，如把“形势与政策”课纳入学校学科建设体系规划中，设立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的科研项目等等。

总之，“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构建一套成熟稳定的综合性机制与结构性范型。[5]只有实现了教学内容的合理化、师资队伍的多元化、教学安排的常态化、教学方式的多样化、教学考查的科学化和教学管理的制度化，才能说“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真正走上常态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N].人民日报，2004-12-18（4）.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暂行）[EB/OL].[1998-08-16]..

[3]文军.普通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建设发展情况的调查分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6）.

形式与政策论文第7篇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成人学习理论；教学研究

“形势与政策”课是国家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是一门十分注重理论教学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课程，对于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全面准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重要作用，是教育部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系中纳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2004年和2005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先后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课教育的通知»(教社政[2004]13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建设得到了重视，在课程规范化管理和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尤为受到关注，但对于课程教学方面的讨论稍显不足，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根据一些研究者开展的关于“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效性研究，仅有不足四分之一的大学生对教学效果表示满意，目前课程教学依然以传统的“说教式”“灌输式”为主，教学效果甚微。[2]2015年7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下发«普通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教社科[2015]2号)，明确指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注重师生教学互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注重发挥实践环节的育人功能，创新推动学生实践教学；坚持课堂教学与日常教育相结合，创新发挥第二课堂的教育作用”等内容。因此，“形势与政策”课如何创新教学方法和组织模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其学习主动性，提高其学习效率及对理论的运用能力是符合当下高校思政理论课建设要求的重要议题。

一、成人学习理论

成人学习是一种改变由经验形成知识和行为的学习过程，是认知结构组织与再组织。成人比儿童具有更多的经验，对理解新鲜事物并掌握其认知结构具有更强的能力。成人学习有四个法则。第一，效果法则:成人在愉快的环境和氛围中学习，效果最佳；第二，联想法则:成人更愿意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强化对认知对象的掌握；第三，有备法则:成人往往在有需求的时候才会选择学习，强调学习的目的性；第四，练习法则:成人需要通过大量实践练习来加深对学习内容的印象。成人在学习过程中更愿意接受指导性学习，更愿望交流、反馈，主动性和参与性突出。当成人的兴趣和经验得到满足时，其学习动机就会被激发出来。大学生已属于成人的范畴，成人学习理论可以适用于“形势与政策”教学实践中，根据成人学习的法则和特点，有针对性地设计课程，满足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需求，有利于激发其学习动机，提高教学实效性。此外，美国学者埃德加·戴尔提出的“学习金字塔”模型也能给予“形式与政策”课教学设计很好的启发。按照运用不同学习方法的学习者在两周以后还能记住所学内容的比例(详见图1)，直观地展示了不同学习方法的学习效率。他指出，学习效率在30％以下的方式都是个人学习或被动学习，包括“听讲”“阅读”“视听”“演示”，而学习效率在50％以上的都是团队学习、主动学习和参与式学习，包括“参与讨论”“做中学”或“实际演练”“向别人讲授”或“立即在实际中使用”。由此可见，学习方法不同，学习效果大不一样，教师的教学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

二、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目的

“教社政[2004]13号”文件明确了“形式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就是要着重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教育；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教育；进行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3]紧接着，“教社政[2005]5号”文件明确了“形式与政策”课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中的定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中4门必修课承担着基本理论的教学任务，而“形势与政策”课则承担着将理论与现实对接的重要任务，着重培养大学生应用基本理论发现、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求教学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和学生思想实际，通过最新国内外热点难点焦点事件的解析，帮助大学生了解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将知识内化成为思想，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帮助学生实现健康、全面的发展。高校“形势与政策”课不仅在传授知识，更在传授方法，引导学生在实践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历史，学会用普遍联系和全面发展的方法观察形势，用因果联系挖掘事物的本质，了解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把握形势发展与政策制定的必然趋势，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做到真与善的统一。[2]因此，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更加需要重视学习者的主体性，更加需要调动其参与的积极性，强化其对方法的应用体验，帮助其实现知识的内化，并获得审视判断形势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说教式”“灌输式”的传统教学是很难有效达成本门课程教学目的的，而成人学习理论的观点与实现“形式与政策”课教学目的的要求较为吻合，增强课程的参与性、实践性、互动性，改变学生原来由经验形成的知识结构和行为，全面提升“形式与政策”课教学的实效性。

三、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组织

在成人学习理论的指导下，针对大学生的特点和学习需求，明确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任务和目的，可以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两方面进行具体的教学设计和实施，增强课程教学的吸引力和实效性。

(一)教学内容的组织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所涉及的教学内容多而广，时效性强，课程时间跨度大，但每个学期安排的课时却很有限。因此，精选教学内容是上好“形势与政策”课的核心环节。根据成人学习法则中的联想法则和有备法则，大学生学习更愿意接受与他们现实生活贴近，特别是与他们成长发展息息相关的内容。因此，“形势与政策”课程内容要以问题为导向，更多地回应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从与大学生切身相关的问题引导到当前社会、国家发展形势，从分析形势具体到解读政策，最后教育落脚点仍然要落回到大学生摸得着、够得到的实际生活中。授课教师要善于选取现实中的案例，尤其是大学生身边人身边事，以小见大，增强大学生对党和国家政策的认同。政策解读不接地气，不但达不到好的教育效果，甚至会遭到大学生的抵触。课程教学内容的组织从选定主题开始，即确定具体的教学目的和主要内容，然后以此作为内容主线，筛选各类翔实的支撑论证素材。根据成人学习的特点和学习金字塔中不同学习方式的学习效率排序，“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需要多种教学方法的组合，尤其是要开展师生互动教学，因此，教学素材的数量要丰富，形式要多样，如图表、视频、翔实的数据和完整的案例，这样才能满足不同教学方法对素材使用的要求。此外，“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具有较强的时政性，教学素材必须来源于正规的官方媒体和渠道，是国家和社会对外正式公布的数据和事件，能够正确代表国家和社会主流的观点，切不可随意在网络中搜索、下载未经证实的素材内容。

(二)教学活动的组织

教学活动组织实质上是指教师组织引导学生主动作用教学内容的过程及其方式。时间和空间都极为有限的传统课堂教学活动已不能满足目前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求。学习金字塔中更为高效的团队学习、参与式学习、体验式学习等方式需要不断拓展课堂教学的空间和时间。因此，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活动应充分利用高校的现有资源，以课堂教学为主体，辅以网络课堂、实践课堂，形成立体化的教学模式，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满足大学生的学习需求，提高课程的教学实效性。利用互联网延伸形势与政策教学的时间和空间，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微话题讨论、优秀视频和读物推荐、学习成果分享、教学答疑等活动，进一步丰富教育资源，创新教学方法。形势与政策教育还要与校园文化活动、寒暑假社会实践活动、青年志愿服务活动等第二课堂活动结合起来，使学生在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中，在广泛接触社会的实践中增强对国家、社会发展变化的感性认识，加深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和思考。课堂教学应着重发挥主导教学的作用，以教学主题引导网络教学和实践教学中的各个环节，形成层次丰富，内容联系紧密的教育活动链。同时，还要注意及时收集学生在参与各个教学活动中出现的典型案例和问题，在课堂教学中给予充分的分析与评述，倡导、鼓励正确的学习方法和价值取向，及时指出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和错误的观点，进一步巩固和升华教学成果。建立立体化教学模式符合“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目标的要求，也符合具备成人学习特点的大学生的学习需求，有利于提高本门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王包泉.全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建设与教学研讨会综述[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7):116－117.

[2]苏琪.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效性研究[D].太原:山西农业大学，2014:14－15.

[3]周树辉.全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开设情况的调查与思考[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1):127－129.

形式与政策论文第8篇

摘 要： 作为高等教育的新鲜事物，民办高校发展历史不长、经验积淀较少、办学条件有限等因素致使形势与政策课在组织落实过程中出现问题，且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本文从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供给机制出发，从教学供给方式、教学供给主体、教学供给内容三个方面对其不足进行研究，并提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 民办高校 形势与政策 教学供给机制

1987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提出要把形势、政策教育纳入教学计划。在各高校教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1987年11月，国家教委制定出台了《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建设的意见》，规定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设置“大学生思想修养”、“形势与政策”等五门课，其中“形势与政策”为必修课。在之后的二十余年里，国家和教育部颁发了一系列文件，进一步明确和界定了课程的性质和定位，不断对形势与政策课提出新要求。

作为大学生系统学习思想政治的主要阵地，形势与政策课对大学生正确认识国情、了解党的理论政策、认清当前国际局势、提高社会觉悟等起到重要的作用，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极为关键的一环。数十年来，各高校纷纷将形势与政策课列入教学计划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发展极不均衡，部分高校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模式落后，尤其在一些民办高校，由于教育资源不足、领导层缺乏重视等主客观原因，这一情况更为明显。

因此，如何有效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实效性便成为民办高校思政教育课开展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笔者从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供给机制出发，从教学供给方式、教学供给主体、教学供给内容三个方面对其不足进行研究，并提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

一、教学供给机制问题分析

教学供给机制存在于学校日常教学的方方面面，良好的教学供给机制是教学活动高效、有序的重要保障。某些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在开展过程中，学校的供给与学生的需求达不到平衡，也就是说，这些民办高校所能提供的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条件无法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思想政治教育需求，出现供给抑制与供给约束的状况，具体来讲就是在教学供给方式、教学供给主体和教学供给内容上存在不足。

（一）教学供给方式单一，教学方法滞后。

教学供给方式，就是常规意义上的教学方法，直接影响一门课程的教学效果。由于具有时效性鲜明、政治性明显、针对性较强、知识面广泛、实践性突出等特点，形势与政策课的开展注定有其特殊性，课程内容丰富，涉及内容纷繁复杂，包括国内外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文化、历史等相关内容，而其最大的特点是时效性、变化快。因此只有采用合适的教学供给方式，随着社会出现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不断调整才能切实推进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建设，使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认识国际形势，提高社会觉悟。

现阶段一些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供给方式问题不少，单一的教学形式、陈旧的教学手段和落后的教育理念制约着形势与政策课对学生思想政治观念的引导作用。

从教学模式看，大多数民办高校采用单向模式作为其教学的主导形式，即教师授课、学生听讲的“灌输式”模式。这种传统的单向模式仅注重理论说教，忽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课堂上缺乏师生之间的良性互动，不重视教学情况的反馈。缺少变化的课堂，容易使学生产生疲倦心理，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从教学组织形式看，受制于教师、教室、资金缺乏等因素，形势与政策课“小班制”教学在民办高校中并不多见，绝大多数民办高校采用大课形式，以容量大的教室或者礼堂作为授课地点，听课学生少t一两百人，多则数百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教师有心，也无法照顾到所有学生，或者与学生进行有效互动。

从教学手段看，当前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在教学过程中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某些民办高校教学仪器设备落后，某些老教师不能熟练掌握多媒体教学技术，“一本讲稿、一张嘴”的教学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无法对青年大学生产生吸引力，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另外，某些民办高校和教师过于依赖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设备，形势与政策课就是在播放各类教学视频、阅读PPT，缺乏对当前时事政治热点和重点的解析。

从教学理念看，陈旧落后的教学理念导致教学模式与教学手段的不足，教学模式与教学手段的不足反过来又阻碍教学理念的转变。这种循环使得当前一些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理念与时代脱轨。形势与政策课教师依旧秉持以理论教导为主的观念，对实践教学的认知存在偏差，没有形成多渠道的教学模式，忽视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的感受。教学内容往往是从教师“如何教”出发，漠视学生“怎样学”的问题，教学效果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反馈。

（二）教学供给主体不明，师资队伍薄弱。

古有言“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作为教学供给的主体，是一门课正常开展，正常运行，实现预期教学目标的重要保障。形势与政策课也不例外，相反由于其涉及知识面广、时效性强等特点，使得它对于教师队伍的素质要求更为严苛。

目前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以专职与兼职混编为主，校内兼课教师一般由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从事思想宣传的行政人员或者学生辅导员担任。这对形势与政策课正常的教学供给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兼职教师受制于自身的本职工作，无法抽出充足的时间与精力放在形势与政策课上，对这门课的重视程度不足。另一方面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有其特殊性，对于兼职教师而言，其教学水平有限和知识储备不足严重影响着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效果。同时，民办高校持续扩招致使学生的数量增长速度远超过教师增聘的速度，师生比例失衡，导致形势与政策课的兼职老师占比越来越大，加剧教师队伍的不稳定性，课程的质量可想而知。

除此之外，民办高校教师队伍的总体素质同样值得忧虑。民办高校往往难以应聘到专业素质过硬的专职形势与政策课教师，无论是专业背景还是理论水平都难以与公立高校相媲美，兼职教师混杂其中，使得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师自身素质和教学水平参差不齐。青年教师虽然学历、专业背景较好，却缺乏足够的教学经验，老教师教学经验丰富，但教学理念有所落后，无法熟练使用现代化教学仪器设备。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兼职教师因为缺乏专业背景，无法得到进修培训，导致教师无法满足教学需求。

（三）教学供给内容混乱，课程建设落后。

教学供给内容主要包括教学内容的选择、课时的安排及考察方式的确定等。对于当前某些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而言，教学供给的内容混乱，譬如教学内容随意性较大，缺乏针对性；课时数量太少，安排不合理；考察方式不完善，科学性不足等。

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建设”、“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四门具有相对稳定教学内容的大学生思想政治课，形势与政策课具有的特殊性与灵活性使得其教学内容无时无刻不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更新和调整。形势与政策课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和社会等多个知识面，没有相对稳定的教材和教学内容。虽然教育部社政司会定期指定《时事报告（大学生版）》等期刊作为参考教材，并在春秋两季印发每年的教育要点以作为课堂教学指南，但无法满足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正常需要，这便要求高校采购足够的课程资料，组织社会实践进行辅助教学。民办高校难以按要求给学生配备相应的教辅材料，难以满足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要求，教学内容随意。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教学内容，千差万别，良莠不齐。

从课时安排看，教社政〔2004〕13号文明确规定“形势与政策课按平均每学期16周，每周1学时计算。本科四年期间的学习，计2个学分；专科期间的学习，计1个学分”，而在实际操作中，民办高校对形势与政策课重视程度不够，并没有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安排课时。教育部规定形势与政策课应当贯穿大学四年（专科三年）始终，也在近期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的全过程。然而民办高校往往只开设一个学年甚至一个学期的课程，大幅度削减课时数量。除去课时的不足，在课时安排的具体时间上，部分民办高校大做“文章”，将形势与政策课安排在晚自习、周末等时间，教师备课和上课的积极性不高，学生容易产生厌烦感，到课率受到影响，课堂教学效果受到制约。

对于一门课程而言，考试是检验学生有无掌握到课程要点的重要途径。当前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考核方式多种多样，但主要以开卷考试和撰写小论文为主。开卷考试往往题目简单，题型一般以选择、填空和简答题。教师出卷以保证绝大多数学生都能通过为出发点，在考试中完全无法检查出学生的学习进度，难以分辨优劣，难以对学习效果进行追踪和评价。撰写期末论文的考察方式虽然具有操作简易、成本较低、时间安排灵活的优点，但在信息网络发达的今天，学生容易在百度等搜索引擎上随意搜索、复制，难以起到考察的作用。

二、教学供给机制改革思路

为解决当前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供给存在的问题，民办高校势必要从供给侧着手，从制度层面出发，对当前的教育供给机制进行改革，以实现加强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要坚持形势与政策课“学科化”的建设理念和发展方向，结合形势与政策课自身的时效性、政治性、学理性等特点，从根本上突破其教学供给机制的瓶颈。

（一）优化教学供给方式，转变教学方法。

教学供给方式的改革与创新关系到形势与政策课的生命力。在近期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因此良好的教学供给方式在提高教学实效性、增强学生满意度、强化课堂吸引力等方面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需要民办高校对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形式、教学手段乃至教学理念加以改进和调整。

从教学模式看，民办高校应当抛弃传统以“单向模式”为主的教学模式，认识到实践教学、社会锻炼在形势与政策课中的作用，转变思想，打造理论课堂、网络课堂、实践课堂、社会锻炼“四位一体”的立体化教学模式。民办高校应当依靠常规课堂为学生提供理论的支持，依靠网络为学生提供了解国内外形势变化的渠道，搭建平台让学生参与到实践锻炼和社会服务中，全方位增强形势与政策课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将理论课堂与网络课堂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网络不受时空限制、内容丰富、更新快速的优点为理论课堂提供教学素材。实践课堂和社会锻炼需要学校搭建固定的实践教学基地和社会锻炼平台巩固课堂教学效果。当然，理论课堂应该与校园实践相结合，以校园文化为载体，以社团活动为辅助手段，将校园文化和时事热点结合起来，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刺激学生的求知欲。

从教学手段看，民办高校教师要在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实施过程中改变“一言堂”的观念，尊重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建立互动式的课堂，多创造学生自主讨论、自主研究、自主学习的机会，充分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将枯燥的理论学习变为趣味横生的情景式课堂，增强课堂的吸引力与感染力。总而言之，教学手段的革新应当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为目的，根据学生思想的变化与具体需求的不同，灵活采用各种教学手段。

教学供给方式的优化离不开教学理念的转变。理念决定方向，思路引导行动。为着力解决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供给机制出现的问题，民办高校应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学校为学生而建、学生为学习而来，教师为学生而来”的理念，实现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以理论教学为主向理论实践相结合的转变。

（二）强化教学供给主体，破解教师供给困境。

强化教学供给主体，就是促使教师主体走上专业化、规范化发展道路。只有一支思想活跃、专兼结合、富有创造力的精干师资队伍才能更好地整合教学资源、把握形势动态、了解学生思维方式，从而切实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保证教学顺利进行。

民办高校加强形式与政策课师资队伍建设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按照优化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学科结构的要求，打造一支专业过硬、结构合理、比例适中的专兼职教师队伍。当前形势与政策课课时少、安排随便、课题变化快，高水平的教往往不愿意专门从事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因此，民办高校要从薪酬标准、职称评定、课题申请等方面予以适当倾斜，并稳定专职教师比例。另外，形势与政策课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及国际关系等多门学科，因此要求教师的专业背景相符、具有深厚的理论背景、较强的教学能力，保证形势与政策课正常的教学供给。

考虑到资金投入不足和办学条件落后等因素，民办高校可以加大培养自有青年教师的力度，引进相关学科的高水平硕士、博士，一方面要通过授课学习、教学观摩、研讨沙龙、参与课题研究等途径，增进该课教师之间的交流学习，共同提高教学水平，增加知识储备，另一方面要积极创造条件，有计划地安排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参与校外交流学习，开阔其眼界，增长其见识。当然，民办高校还可以建立起“以老带新”的工作机制，鼓励具有丰富经验的中老年教师通过传、帮、带的方式帮助青年教师成长起来。

除了教师的专业水准以外，民办高校同样应当重视提高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师德修养，提高其政治理论素养。形势与政策课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系列课程之一，其任课教师更应当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有崇高的思想道德素养和职业道德素养，这需要民办高校采取高质量的辅导和主题明确的研讨等措施，强化师风师德教育。

建设一支高水平教师队伍离不开学校教学评估体系发挥的督导作用。民办高校可采用学生、其他教师、教研室、院系的四级考核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日常行为和授课水平进行公正合理的综合评价。这个评价的结果应当记入教师的个人档案，作为其聘任、考核、晋升、晋级的依据，对于师风师德不合格、教学水平常年反映较低的教师可实行“一票否决”制。

（三）规范教学供给内容，推进课程改革。

当前民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供给内容混乱的局面制约了正常的教学供给。这要求民办高校应正确认识到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性，严格遵守课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教学内容，完善考核方式。由于时效性强的特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极易变动，不稳定。因此对于民办高校而言，规范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首先要明确的就是加强其课程体系建设。

虽然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变化极大，但是并不意味着其没有相对稳定的内容。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总是遵循一定的规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基本框架就是由这些相对稳定的内容和判断形势所需要的基本理论、方法及国家的基本方针政策组成的。近期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因此，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应当在理论研究基础上，牢牢把握当前国内外的总体形势，对时下新闻热点进行深入的分析讲解，结合当前热点，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当然由于不同学生群体在不同阶段思想状况和特点的不同，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应当“因材施教”，制定最贴近学生的教学内容，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

就考核方式改革而言，民办高校应当在坚持客观性和全面性相统一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具体来讲就是把期末考核与日常考核相结合，开卷考试与课程论文相结合，克服单一期末考核机制所带来的弊端，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状况。其次，应当将理论考核与实践考核相结合，既要进行卷面考核，又要进行实践考核，更客观地反映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的学习情况和教师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邸艳英.浅议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创新[J].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报，2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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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秦法.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研究[J].思想教育研究，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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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会清.《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程建设的规范性、时效性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3（11）.

[7]葛彦东.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J].思想教育研究，2010（12）.

形式与政策论文第9篇

关键词：高职；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3）01-0050-03

200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指出：“形势与政策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经过多年的发展，《形势与政策》课在形式上由讲座演变成一门固定的必修课程。通过《形势与政策》课程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解读世情国情、热点事件，拓展了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形势与政策》课在课程定位、师资保障、内容体系、教学效果等方面尚不尽如人意，与“学生喜爱，终身受益”的标准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通过对课程体系建设的研究，促进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程规范化、常规化，提高课程的教学效果，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面临的紧迫任务。

《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中的矛盾分析

在教学内容上，课程教材系统性稳定性要求与课程教学内容灵活性多变性的矛盾 一门课的课程体系能否确立，关键在于该课程是否具有相对稳定的内容，课程教材的最大特点就是系统性和稳定性，《形势与政策》课程也不该例外。然而，形势与政策的内容一般是动态的，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现实性，需要紧密结合时事热点问题，这就使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呈现出变动内容多、稳定内容少的特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的多变性、动态性特点似乎难以满足课程体系的稳定性要求，所以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稳定与动态多变的矛盾。

在师资队伍上，专职教师与兼职教师的矛盾 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师资队伍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专职教师，从事党务、行政工作的中层领导，政治教育、法学等专业出身的兼职教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多数是某一专门领域的研究者，相关专业素质过硬，教学经验丰富。然而，《形势与政策》课却是一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诸多领域的综合性很强的课程，对于专职教师而言，只能说在涉及自己专业部分的讲授是合格的，涉及其他领域方面的讲授则未必合格。从事党务、行政工作的中层领导，经常能接触到各方面的信息，能较好地把握政策动态；学工干部与学生密切相关，了解学生思想，且这些兼职教师学科背景比较多元化，有利于从不同的角度把握形势与政策，但这些兼职教师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有限，专业研究欠缺，教学经验不足，在教学能力和水平上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的提高。因此，专、兼职教师如何搭配，如何使两者发挥好各自的优势，弥补各自的不足，也是本门课程的一对矛盾。

在管理模式上，专管部门与协管部门职责分工的矛盾 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的管理基本上是采取由党委宣传部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机构牵头负责，教务部门、学生工作部、团委直接参与的教育教学领导和工作机制，形成了协管部门多、专管部门少的特点。专管部门少表现在这门课程在高校很少是由一个专门机构，特别是由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机构单独管理；而协管部门多则表现在，高校参与《形势与政策》课管理的部门众多，主要有高校的党委宣传部、学生工作部、教务处、团委、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或马克思主义学院等。这种由众多部门共同参与课程管理的模式，其优点在于可以齐抓共管，使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工作落到实处。但是，由于有众多部门参与，各部门不容易协调，彼此之间存在职责分工的矛盾，出现了相互推诿的现象，影响了课程的教育教学工作。

《形势与政策》课实效性提升的路径寻求

结合高职院校特点，科学确定教学内容 《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参照教育部每学期下发的教育教学要点确定，既要尊重历史，更要着眼现实和未来；既要传递大量的信息，更要对大量信息进行有效提炼和必要总结。因此，要科学分析教学内容：一是相对稳定的基本理论，主要包括本课程的内容体系、目的意义、学习方法、考核方式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形势观、政策观与方法论；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形成的相对稳定，在实践中对国内或国外产生重大影响，决定事物发展方向和性质的典型战略思想和决策。二是变化较大的时事热点。主要针对那些受偶然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变化，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国际国内事件，党和政府召开的重大会议、出台的重大方针，还有学校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以高职院校为例，合理搭建教学内容体系，三年的课程教学内容可做如下安排。在一年级教授《形势与政策》课的基本理论，包括基础性的形势与政策原理，经典理论家关于如何认识、分析形势的论述，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我国的国情国策等都是这一部分的内容。这部分内容是相对稳定的，是教学的重中之重，是学生今后用来分析各种社会事件、国际国内热点的主要依据。要让学生养成用形势与政策基本理论分析各种重大政策与形势的习惯，锻炼学生用基本理论分析、判断形势的能力，从而使课程具有稳固的理论支撑。在二年级进行现实环境的形势与政策热点的实际分析与引导。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都在不断演化着，这种变化及其所引发的相关问题引起大众的集中关注，即成为形势与政策中的时事（热点）问题。通过讲授这些问题，可以帮助学生系统地梳理从其他渠道了解到的零星的、分散的、肤浅的资讯，从而学会分析复杂表象后的实质问题，突出热点、讲透难点、化解焦点，同时让学生养成自觉分析热点问题的能力及分析当前时事的能力。三年级主要侧重实践教学。在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下，各高职院校越来越注重实践教学环节和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在三年级阶段学生基本都在企业参加实训，这就为《形势与政策》课的理论教学增加了难度，也为实践教学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这一阶段主要以“体验教育”、企业实训和社会实践为主，引导学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发展现实联系起来，将课堂学习与校外实践相结合，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学生走进企业，了解行业，走进社会，了解国情，让学生接触社会，主动思考，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学会多角度分析复杂问题后面的实质问题，促进知行统一。另外，应注重把行业形势教育融入不同专业对应的职业生活实践中去，要让学生及时了解行业发展形势和企业对人才的要求，找出行业要求与自身的差距，让学生在企业职业环境中体验职业意识，提高职业素质，养成职业道德品质。

完善师资队伍选聘机制和培养机制 良好的师资队伍是确保高校《形势与政策》课高质量的基础。《形势与政策》课课时少，在很多情况下，学生觉得这门课更像是一次次零散的讲座，学生与主讲教师可能都不认识，带有一种“一次往”的特征。这种相对陌生的关系，导致学生在课堂上更容易出现不自律的现象，正是这种特点，对教师的授课水平和掌控课堂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职称高、亲和力强、在学生群体中已经有良好口碑的教师应当成为《形势与政策》课师资队伍建设的首要选择。《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的时效性、发展性、政治性，要求教师要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不能就时事谈时事，更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关注时事热点问题，从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时事观和政策观，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这就要求教师既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又要有丰富的知识面，还要有高度的敏锐性，能够在不断更新的时事中迅速找到最新、最适当的教学材料，因而对担任这门课的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教师只有具备比较完备、合理的知识能力结构，才能实现《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目标。要确保《形势与政策》课的师资队伍具备上述素质，需要完善《形势与政策》课师资队伍选聘和培养机制。首先，要构建特殊的人才选聘机制，把好教师入门关。引进《形势与政策》课教师时，应制定特殊的教师准入门槛，强调政治信仰的坚定性，注重专业素质，同时要综合配置各专业方向的教师，既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业方向的教师，也要有经济学、法律、外交等各方面的专业人才，使本课程教师队伍素质更高、专业结构更加合理，同时要保持教师队伍的相对稳定性。其次，要强化《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培训，把好持续学习关。《形势与政策》课的特殊性决定了无论是专职教师，还是兼职教师，无论是教授，还是讲师，都要持续学习，只有持续学习，才能掌握最新、最前沿的教学信息。要为教师的学习提供各种参加培训、学习、考察的机会，拓展他们的信息面和整体把握时事的能力；要为兼职教师提供听课、评课的机会，提高他们的教学能力。再次，作为培养机制，还应包括适当提高课酬补贴、列为职称晋升的优先条件之一、列为年度业务考核的优秀条件之一等等，只有让讲这门课的教师体会到讲这门课可以获得更多的支持和肯定，高水平的教师才会为这门课投入更多的热情和精力。

理顺管理模式 《形势与政策》课采取何种管理模式，关键取决于课程自身的独特定位。《通知》明确指出：“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定位说明，《形势与政策》课应由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机构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具体主管。因为它是高校专门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机构，其教学经验、师资水平都较高，由它来具体主管可以较好地完成这门课程的教育教学工作。这门课程具体的教学实践也说明，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主管，很难完成这门课程的教育教学任务。但是，形势与政策教育又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离不开高校党团组织、学工系统等部门，这些部门也必须参与其中，才能真正实现这门课程教育教学工作的有效性。因此，这门课的管理模式应该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机构主要负责，其他相关机构如党委宣传部、学工部、教务处、团委协管，并应使相关部门相互协调。

结合高职学生的特点，构建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和生动性 由于受传统教育观念、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的影响，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多实行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忽视了教学实践中学生的主体作用，不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特别是在高职院校，学生普遍反感纯理论的讲授。因此，探索新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尤为重要。首先，可以教育部下发的教学要点为主要依据，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和学生关注的热点，采取专题式教学方法，即将教学内容划分成若干不同专题，集中备课，在不同班级轮流讲授。在有限的课时里，可将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与问题探讨式教学方法相结合，既要把基本形势和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讲清楚，用科学理论解释到位，又要把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调动起来。可结合多媒体教学方法，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影视音像资料、网络资源拓展教学内容和空间。可采取师生互动式教学方法，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也应是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和引导者。比如，教师设计场景，学生表演；教师给出案例或主题，学生分组举行座谈会；教师布置内容，学生站在教师角度搜集资料，制作多媒体，并轮流上台演讲等。这些方法能极大地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外，激励式教学方法也能较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强化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比如，可将有奖知识竞赛、辩论、演讲、征文等活动运用于《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中，激励并发挥学生特长，这种方法在有经费投入时最好，没有经费采用加分作奖励，同样也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其次，教育应是全方位、多角度的。单纯依靠课堂教学完成形势与政策教育是片面的，应该为大学生提供更多课堂以外的场合，即参加社会实践，使大学生充分认识社会，从中增加感性认识、提高理性认识，促进个性发展。这种方法形式多样，比如，学校内的团日活动、社团活动、团课党课等；学校外的实地参观、社会考察、社区调研等。成功的实践教学，可以将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能使《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们相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与时俱进思想的指引下，结合高职院校特点，不断探索、研究、产生新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不断完善《形势与政策》课的课程体系，将会使《形势与政策》这门课越开越好，在帮助高职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引导学生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使大学生更加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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