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与政治论文第1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践教学； 教学形式； 教学过程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6－0074－04

实践教学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导向、保证、育人和开发功能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努力探索适应和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实践教学的有效形式，充分开发、利用各种实践教学的资源，才能确保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效性。本文着重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形式展开探讨分析，确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有效方式，以期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效性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形式分析

按照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内涵，其实践教学形式可划分为课内实践教学、社会实践教学、虚拟实践教学三种最基本的形式。其中，课内实践教学便于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教学贴近现实生活，虚拟实践教学拓展教育空间，三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大系统。

1.创造丰富多彩的课内实践教学形式，使学生广泛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

所谓课内实践教学，是指以固定课堂为教学平台开展的以学生主体实践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教学模式。长期以来，课内实践教学一直被人们所忽视，其实这一实践教学形式在时空选择的灵活性上、与课程的紧密结合上以及教师的跟踪指导上都优于其他实践教学形式。从本质上讲，思想政治理论课更适合于开展课堂实践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内实践教学形式多样，根据操作难易程度、学生参与度大小、实效性强弱等多重因素的综合权衡，概括起来，课内实践教学的形式最基本、最常用的有以下几种：

第一，课堂讨论。讨论是课堂实践教学最常用的一种形式，它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思维，主动去思考问题、回答问题，积极展示自我，表现自我。一般讨论有两种：一种是命题，进行有准备的讨论，常见形式是专题讨论课；另一种是随堂讨论。课堂讨论，以学生主体活动为主要形式，引导和组织学生就教材或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热点、焦点或难点问题进行独立钻研，共同讨论，互相启发，进而得出比较全面深刻的观点和结论。这一教学形式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培养训练学生的观察力、想象力、思维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强化师生之间、学生之间民主和谐、密切合作的关系，是一种有效的课内实践教学形式。

思想政治理论课探索课堂讨论的课内实践教学形式，首先要研究课堂讨论的安排时机、讨论主题的发掘、讨论的有效组织等问题。其次，要认真探索预防课堂讨论中可能出现的冷场、学生参与度低等教学困境问题的体制机制，确保课堂讨论气氛活跃，敢于观点碰撞，场面热烈但不混乱。同时，还要善于引导学生将课堂讨论的成果书面化、博客化，巩固和优化课堂讨论教学效益，最大限度地放大课堂讨论的教学效果。

第二，模拟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情景模拟教学就是让学生身临其境，进行模仿，扮演相关的角色，在感悟中受到启示和教育。这种实践教学的模式可以给学生展示自我的机会，也可以使学生看到在认识和把握某个问题上的多种角度，以及自己的视野，扩大信息量的获取，并从中受到教育。学生模拟教学是一种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主体活动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通过安排、组织学生就教学中的某一个或几个教学内容独立或合作进行学习研究，自主制作教学课件，然后面向全班学生进行公开授课。这种学生模拟教学形式可以让学生在课堂模拟教学实践活动中提高知识储备水平，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提升理论知识讲解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第三，经典影视赏析。经典影视赏析，可以分为课内经典影视赏析和课外经典影视赏析两种具体教学组织形式，其中在课堂上组织学生集中欣赏一些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相关的经典影视教学片，属于课内实践教学范畴。对于这一课内实践教学形式的探索，首先是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网络信息渠道发掘经典影视教学资源，并根据每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选择有良好教育教学价值的经典影视片，为所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立起分门别类的经典影视教学资料库。其次，在课堂上组织学生欣赏经典影视片，要注意适时适量，处理好经典影视赏析与理论教学的关系，不能以经典影视赏析冲淡甚至完全代替理论教学。

第四，团队辅导教育。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内实践教学形式，团队辅导教育课内实践教学是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探索领域。将团体心理辅导、趣缘关系群体培育等团队辅导教育引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领域，使之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内实践教学的新形式和新方法，近年来国内部分高校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如广东药学院的团体心理辅导教学改革活动，把心理学技术和方法创造性地运用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针对大学生成长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耻辱感淡化、践行创新能力差、理想层次低等种种不良现象，因人而异地进行纠偏，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各主要认识环节和体验环节，设计一系列涉及人际交往、道德冲突、生涯规划等内容的课内实践教学项目，让学生在课内实践活动环节加深对思想政治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培养学生的思维活动能力，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

2.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教学，引导学生认识国情，思考人生社会问题

社会实践教学，是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引导学生深入社会生活，关注社会现实，了解社情民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教学模式。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按照实践的内容、方式及特点，可以分为参观调查型、阅读研究型、校园文化活动型、志愿服务型等主要类型的社会实践教学形式。

第一，社会参观调查。社会调查是一项学生可以普遍参与而又经济实用的社会实践活动。学生利用假期、课余时间，分别进入农村、工厂和企事业单位，围绕自己所学专业或自己所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调研。学生也可在教师的指导下，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内容进行调研，据此学生可免修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分，教师也可通过阅读学生的调查报告，了解学生关注的社会问题、产生的疑惑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把握调整教学的重点、难点，使实践活动与课堂教学有机地联系起来。当前，探索社会参观调查实践教学形式，主要应着眼于对社会参观调查形式的完善和机制创新。例如，通过建立相对稳定的社会实践教学基地，推动社会参观调查的常态化开展；根据组织大规模社会参观调查难的现实问题，鼓励大学生个体或组成中小型团队参加社会调研大赛、编纂出版大学生优秀课题调查报告或调研论文等。

第二，校园文化活动。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形式，离不开对校园文化实践教学活动的研究和探索。校园文化是在学校这一特定的文化环境中，由广大师生在教学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及其承载这些精神财富的规章制度、实践活动和物质形态的总和。校园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就其文化形态而言，它由浅入深、由外到内，形成了三个形态和三种层面，即表层的校园物质文化、中层的校园制度文化和深层的校园精神文化。在高校整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中，同所有开设的显性教育课程相比，校园文化活动发挥的是隐性教育功能。例如，校训和大学精神对大学生健康向上的优良人格的塑造养成，校庆活动对大学生集体荣誉感的激发和培育等，都是校园文化活动隐性教育功能发挥的具体表现形式。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培养无时无刻不在受着校园文化活动的影响，所谓“文化育德”，就是这个道理。由于校园文化活动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具有实践性、群体性、开放性等特点，是大学生自我教育和自主实践的有效途径，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有着重要关联，因此，校园文化活动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值得探索的一种校内社会实践教学形式。

第三，“三下乡”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是青年志愿者群体或个人以“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为指导，具有志愿性、无偿性、公益性、组织性等四大特征。青年志愿者通过志愿服务活动，在奉献社会、传递爱心、播撒文明、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同时，也可以丰富生活体验，加深对社会的认识，促进自身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三下乡”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的开展，既是从国家层面引导大学生投身社会实践、提升综合素质的现实需要，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社会实践教学的有效载体。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与“三下乡”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采用和谐农村建设宣传报道、形势政策宣讲、送经典影视下乡、法律咨询和援助、农村干部助理见习、文艺演出、医疗卫生服务等多样化社会实践教学形式，引导学生学习、宣传和贯彻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以高度的思想政治觉悟，将所学专业知识直接服务于“三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贡献青春和智慧。

3.拓展虚拟实践教学的形式，占领网络空间，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

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是借助互联网络技术的支持进行的实践教学活动，与现实的课内实践教学和社会实践教学共同构成了立体多维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

目前，大学生是我国互联网应用重点人群中最为活跃的群体，大学生借助虚拟网络浏览网络新闻，进行互联网信息检索、网络通讯、网上调查，制作个人主页，开设博客，参与网络论坛等，这些都是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的有效载体，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形式的研究和探索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第一，网上调查。由于网上调查具有与传统社会调查方式的比较优势，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社会调查实践具有重要价值。把网上调查作为一种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形式，首先要引导学生做好网上调查软件程序的自主开发，为开展网上调查提供优良的信息技术平台。其次，要指导学生做好调查所得信息的甄别筛选，努力提高网上调查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此外，在开展网上调查虚拟实践教学时，还要注意网上调查与实地社会调查的有机结合，力求优势互补。

第二，网上论坛管理。以各高校普遍存在的BBS为代表的网上论坛，已经发展成为展现大学生舆情民意的重要场所。大学生在BBS上发表意见和看法，一方面强化了大学生在虚拟网络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和社会参与，同时在加强信息交流、影响社会舆情、促进科学决策、凝聚社会共识、化解潜在冲突、规范个人行为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已经逐步显现。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形式，有必要将网上论坛管理作为虚拟实践教学的重要形式。

开展网上论坛管理虚拟实践教学，首先要注意保持网上论坛的专题性，即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些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创建专题性的网上论坛，确保讨论主题鲜明。其次，要增强网上论坛主题的开放性，有利于网民从不同的视角发表各自的意见和看法，使网上论坛的粘性最大化。最后，师生要敢于利用网上论坛平台弘扬主旋律，发挥网上论坛的舆论导向功能，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第三，开设主题博客。博客是以互联网络作为载体，简易、迅速、便捷地自己的心得，及时、有效、轻松地与他人进行交流，并集丰富多彩的个性化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现已成为了大学生的一种重要虚拟网络生活方式。由于博客不仅仅是纯粹个人思想的表达和日常琐事的记录，它所提供的内容可以用来进行交流和为他人提供帮助，因而博客具有极高的共享精神和价值，博客也因此可以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的有效载体。引导大学生开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学习相关的主题博客，一方面可以将大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心得体会以网络日志的形式记录和保存下来，再以公共性的形式实现互联网共享，对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大学生在撰写、更新博客的过程中，可以培养能力，锤炼思想，增强综合素质，提高互联网应用的水平。

第四，创建课程聊天室。由于网上聊天室具有在线深度互动交流的功能，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高校师生创设了一个方便快捷的思想表达和信息沟通平台，因此网上聊天室不仅为我国各大网站赢得了高访问量，而且成为了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从现实到虚拟的方法手段创新的新契机，创建课程聊天室，也因此可以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的崭新形式。创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聊天室，开展虚拟实践教学，意在培养学生的自主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团队合作意识。因此，首先要在学生中广泛发动、加强培训，组织学生采取个人承担和团队合作相结合的方式创建各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聊天室。其次，要注意邀请和选派校内外有关名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名师担任课程聊天室特约嘉宾或主持人，努力扩大相关课程聊天室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施

实践教学主要是针对单一书本理论教学而进行的一种教学模式，通常包括实验教学、课堂讨论、案例教学等形式。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内涵更为宽泛，不仅体现在课堂外社会实践的环节上，而且还体现在课堂内实践教学环节上，这就表明在具体操作上，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有多种多样的实施方式。

1.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实践教学的实施

这种课堂实践教学通过教师与学生间的、学生与学生间的课堂讨论、辩论、案例分析、模拟教学等基本方式得以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实践教学主要体现在案例教学和模拟教学上，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进行理论教学过程中，将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现象作为案例，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案例，和学生一起运用所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和方法进行分析，特别是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给予剖析，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课堂实践教学的方式方法既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理论教学的深化，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的延伸，更便于学生接受。这种课堂实践教学可以直接与书本理论相联系，发挥教师教和学生学两个积极性，教与学相长，相互促进，效率高，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进行；节约教育资源，不必花过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有可持续发展的条件，效果较好，便于推广。

2.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外实践教学的实施

主要是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根据教学基本要求，有目的、有选择地布置思考题、调研题和活动题等项目，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相关理论去分析、认识和解决现实中人们的思想问题和社会问题。这种课外实践教学的实施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体现：

第一，以思想教育为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外实践教学的实施。这种实践教学的实施形式包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带领下，组织大学生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需要，有专题地进行社会调查，有针对性地参观相关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寻访老、少、边、穷地区，了解国情、民情和风土人情，跟踪调查优秀校友，考察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等。

第二，以服务社会为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外实践教学的实施。这种实践教学的实施形式主要包括：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需要，组织大学生参与当地或贫困、边远山区的文化与文明教育活动，参加各种志愿者服务，参加法律咨询，参加抗灾救灾以及义务劳动等。

第三，以培养能力为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外实践教学的实施。这种实践教学的实施形式主要包括：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需要，组织大学生参加社团活动或短期挂职锻炼，或岗位见习，或协助有关部门开展工、青、妇、团的工作，或运用专业知识进行宣讲教育等。

3.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的实施

随着互联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校园网在大学校园的渗透和普及，互联网络沟通无限的卓越功能使网络信息资源逐渐成为广大师生使用率最高的教学资源之一。网络信息资源的出现和广泛应用，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开拓了一片崭新的领域和空间。对此，需要我们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加大开发力度，扩大资源存量。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一方面要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目标要求，加大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有关的网络主体资源、网络实践教学基地资源、实践教学聊天室等网络信息资源的外取和自制力度，形成一套内涵丰富、种类齐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网络信息资源系统。另一方面，要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际工作需要，加强各实践教学环节相关网络信息资源的采集、挖掘和存储，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网络信息资源库，努力扩大资源存量，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储备足够的网络信息资源。

第二，加强资源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其资源效益的最大化。而优化资源配置，又是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网络信息资源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必须根据自身条件与外部环境的限制，准确把握各种网络信息资源的性质、特点及内在联系，充分考虑到配置的时间、空间、成本、功能、效率等因素，然后选择合适的资源配置类型和恰当的配置方式，以实现资源配置结构的最优化。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教学的实施，在于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要求融入到大学生个人的网络空间中，使各种活动和价值目标追求达到一致，从而产生合力功能。

总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要一改过去“以教师为主体，以教材为中心，以课堂为平台”的封闭状况，形成“以学生为主体，以实践为中心，以社会为平台”的开放式实践教学过程，要把学生作为社会的主体来培养，而不是把学生作为社会的客体来塑造；形成师生互动，以人为本的生活世界，而不是将教学自身的活动作为追求本身以外目的的手段和工具。

参考文献

［1］张耀灿、郑永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陈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方法探析［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5）：82－85.

形式与政治论文第2篇

1“科学范式”与“传统范式”

1.1“传统范式”

政治学虽然是一门科学类学科，但最先的发展也是从大自然环境中发展而来，所以具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在漫长的发展历史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范式――传统范式，即在前人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以促进政治学的更进一步发展。在以往的政治学研究及发展中“传统范式”研究形式的影响力很大，为后面政治学新型研究范式――科学范式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理论基础，使科学范式更能够促进政治学发展及研究。

“传统范式”研究模式为：发现问题提出理论假说设计实验证实理论（假设），若具体体现如下：第一，进行研究之前先对无生命物质进行观察，然后根据相关理论将物质属性确定，并提炼出观察中出现的问题，为下一步的假设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如人与人之间是什么关系？政治学发展对人有什么影响？等问题的提炼；第二，根据前面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假设，以进一步确切出问题研究方向，为下一步的实验验证确定目标，如假设人可以是由多种物质组成、人与人是相互联系的、人与大自然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人是理性和自利的等；第三，根据假设进行实验设计，设计时要将社会相关因素考虑到其中，如社会运转对人类发展的影响、人与社会的关系等因素，以保证实验的科学性及合理性；第四，证实理论（假设），经过实验结果了解到，人是在多种物质共同发展的基础进行生存和生活的，人与人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关系，人与自然及社会均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大自然及社会发展变动均能影响人的发展，这一实验结果符合政治学中的唯物主义理论思想。故通过“传统范式”来研究政治学是能够促进政治学发展的，最为政治学专业学生的我们要学会使用这种研究方法，以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

1.2“科学范式”

“科学范式”是在“传统范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在“传统范式”方法研究下，虽然能够有效研究和验证出政治学理论，但这只限于现有的知识理论，而“科学范式”则可以弥补这一不足，通过“科学范式”能够分析和研究出现有政治知识理论以为的相关理论，所以“科学范式”通常情况下都与“传统范式”一同使用。“科学范式”的实现是在“传统范式”研究结束后，带着得出的结论到实际生活中去进行实际验证，并在实际生活进行新的开发。

例如，在经过发现问题提出理论假说设计实验证实理论（假设）后，我们就需要将已经经过实验证实的政治学知识理论带入生活，“人与人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带入我们的朋友圈，即得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结论；将“人与大自然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带入经济发展中带来的环境污染现状中，得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方能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结论。

2政治学研究及建立

第一，要在政治学建立过程中凸显智慧价值，因为政治学中所包含的所有内容都人类智慧的汇集，能够充分体现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更能够体现出世间万物的发展规律，即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并且事物与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任何事物都能够影响人类社会及自然的长期性发展，理应在政治学建立中得到高的重视和尊重；第二，我们要用多角度、多维度及多层次的思维去研究政治学，并利用多种方法将政治学中不同理论相互联系在一起，以实现政治学的合理建设及高效建设，为政治学的下一步研究奠定良好的知识体系基础。

第三，作为政治学专业学生的我们要加强对历史的了解与研究，为政治学的研究及建立奠定良好的历史文化基础，以提高政治学研究可靠性及建立科学性；第四，我们要到实际生活中感受政治学，如感受政治学中的唯物论及矛盾论等，并将政治学相关理论应用到实际政治工作中去，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实践能力。第五，政治学应向人文学科汲取营，要像文学那种文采飞扬，要像历史研究那样脚踏实地，要像哲学家那样思想深邃。

形式与政治论文第3篇

关键词　文化政治　西方文论　文化理论

[中图分类号]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5-0096-08

1960年代以来，西方文论发生了“范式”转换，即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向了文学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问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问题。”文学理论的关键词不再是传统文论所关注的“审美”、“价值”、“经验”和“作品有机体”，而是“符号系统”、“意识形态”、“性别”、“身份／认同”、“主置”、“他者”和“机构”。以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精神分析批评、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为主体的当代西方文论颠覆了以“新批评”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文学性”研究的总体走势，都超出了纯粹“文学的”范畴，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颠覆性、解构性、公共性而促使文学理论大规模地走向了“政治化”。

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归属于何种“政治”?文论政治化的原因何在?采取了哪些路径和策略?对我们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有何启示?其局限性何在?该作怎样的反思和超越?国内学界对此类问题尚未加以认真而全面的思考和总结，本文试图给予探索性的解答。

一、新社会运动、文化理论和文化政治的兴起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国家形形的“新社会运动”广泛兴起，包括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反核运动、反堕胎运动、同性恋运动、城市运动、生态运动、女性运动、消费运动、和平运动、新左派运动、宗教运动、种族一民族主义运动，等等。新社会运动现身于西方政治舞台，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史上的一大转折。与旨在改变阶级剥削关系，摆脱专制权力，摆脱物质贫困或剥夺，实现自由、平等、正义等普世价值的“解放政治”不同，新社会运动隶属于“后现代政治”，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所说：“后现代政治在1960年代开始成形。……早先对转换公共领域和统治制度的强调让位于新的、对文化、个人身份和日常生活的强调，正如宏观政治被局部转换和主观性的微观政治所替代。”

新社会运动缘何而起呢?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变化，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以及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潮流的推动，西方国家的生产模式转向“后福特主义”，劳动力的分层变得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中产阶级凸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逐渐模糊，阶级矛盾呈缓和之势，传统的工人运动渐趋衰落，性别、阶级、种族、地方团体、宗教、国家之间的差异开始成为重要的政治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以阶级斗争为主的“革命政治”开始转向追求价值多元化的“后革命政治”。所以说，“新社会运动是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所进行的新的抗议和斗争，是异质于以往传统的工人运动和左翼运动的、集体和个人的新的社会组织行动。”此运动更关注社会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所表达的对抗主要不是阶级对抗，而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结构的广泛的文化挑战。兰格曼便指出：“这些运动都是文化性质的，它们代表了一种从‘利益’到生活方式、意义和身份的转折。”伴随新社会运动而来的，正是文化理论的兴盛，文化观念的转变，文化革命的推进，文化政治的兴起。

伊格尔顿认为，文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拉康、列维一施特劳斯、阿尔都塞、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克里斯蒂娃、雷蒙德・威廉斯、皮埃尔・布迪厄、露丝・伊瑞格瑞、埃莱娜-西苏、詹姆逊、赛义德等人，据此，文化理论显然囊括了后精神分析主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流派。在他看来，文化理论大约兴盛于1965至1980年间，在此期间，“政治上的极左派在陨落得几乎无影无踪之前曾一度声名鹊起。新的文化观念，在民权运动、学生运动、民族解放阵线、反战、反核运动、妇女运动的兴起以及文化解放的鼎盛时期就深深地扎下了根。这正是一个消费社会蓬勃发展，传媒、大众文化、亚文化、青年崇拜作为社会力量出现，必须认真对待的时代，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各等级制度，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受到嘲讽攻击的时代。社会的整个感受力已经经历了一次周期性的转变。”可见，文化理论的兴盛是与新社会运动交织在一起的，它必然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其重要作用就是推动文化观念的转变，赋予文化以政治批判的使命，从而将政治斗争推进到文化、日常生活、乃至个体的精神层面：“文化理论的作用就是提醒传统的左派曾经藐视的东西：艺术、愉悦、性别、权力、、语言、疯狂、欲望、灵性、家庭、躯体、生态系统、无意识、种族、生活方式、霸权。无论任何估量，这都是人类生存很大的一部分。”

当然，文化的政治地位的提高，与消费社会的到来和大众文化的崛起也有直接关系。当文化逐渐意味着电影、形象、时尚、生活方式、促销、广告和通讯传媒之际，文化就已经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注重普世价值、道德情操、和谐、完美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念被新左派文化马克思主义颠覆了，代之而起的是“文化是普通的”，“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这样全新的文化观。同时，在他们那里，“文化维度被看作与明确的政治维度同样重要。”为此，弗朗西斯-马尔赫恩曾经将“文化政治”的发明权归属于新左派，他指出，新左派文化政治打破了自由人文主义将文化超越于政治的传统看法，发展出相反的方向，“‘文化’被理解为社会关系中意义的重要时刻，显然不再是自由传统中置于神龛中的实体，而被一般地赋予了一种相似

的权威性。文化远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验，它本身已经是政治的了。据说这已经是一种更圆满的认识，是政党和纲领狭隘的习俗所无法理解的。”

以上可知，新社会运动和文化理论的兴起，提高了文化的政治地位，已经催生出一种新型的政治形式――文化政治，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政治”呢?文化政治学者格林・乔丹和克利斯・威登认为，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合法化以及为改变此不平等关系而进行意义版图的斗争，是文化政治关注的中心议题。文化政治要追问的是：“哪种人的文化是正统的?哪种人的文化则是臣属的?什么样的文化会被认为值得展示?而哪些需要掩藏?谁的历史要被记忆?谁的又要被遗忘?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形象要予以规划?而哪些则须被边缘化?什么声音能被听到?而哪些则保持缄默?谁可以代表人?其代表又基于何种基础?”克利斯・巴克也指出，文化政治是指文化意义与资源的竞争，“可以被理解为各种以阶级、性别、种族、性意识及年龄等因素为基础而形成的集体的社会抗争，试图以特定价值观及可欲的目标来重新描述社会。”在这些定义的基础上，我认为，大体而言，文化政治是指文学、音乐、绘画、舞蹈、影视等文化形式，乃至“整体生活方式”，都成为意识形态运作或权力斗争的重要场域，都具有政治性。它是一种泛化的政治形式，包括艺术和文学的政治，性别和种族的政治，日常生活的政治，等等。可见，文化政治正是后现代政治在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的一种表现形式。

二、文论政治化的学理解析

拉曼・塞尔登等人对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等当代西方文论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这些“当代文学理论”都极大地超越了“文学的”范畴，而朝向“文化理论”发展，“文化理论”成了整个领域中学术研究的一个笼罩一切的术语，“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解释和调整，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学的’(研究和理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多少有点意义的再现形式。”“文学理论”转向“文化理论”，成为“文化政治”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这一观点深刻地阐明了当代西方文论的特质，进入后现代时期的西方文论的确大规模地走向了“理论化”，走向了“文化政治化”。

现在可以明确的是，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政治转向的历史背景是西方国家广泛兴起的新社会运动，文学理论逐渐成为后现代政治实施在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的“文化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学理论政治转向的学理依据则要到与新社会运动相伴而生的“文化理论”中去寻找。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要弄清楚，文化理论是否具有政治性?它们对文论政治化的影响何在?

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萨特和马尔库塞以左派激进主义思想为“五月风暴”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但是，随着“1968年革命”的失败，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影响式微。在此期间，文化理论的发展局势出现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英美新左派马克思主义的崛起。马克思主义学术成果的重心从德语或拉丁语地区向英语世界偏移，“英国或北美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对经济、政治、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兴趣的绝对浓厚程度，及其衍生出来的刊物和论述，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原有领地上的研究程度黯然失色。”当然，英国文化研究出现的“结构主义”范式和“葛兰西转向”也充分说明了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对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借鉴和吸收。二是后结构主义理论的盛行。佩里・安德森曾经以法国为例，对拉丁语区域的马克思主义的衰落加以考察，发现“战后法国文化从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到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占主导地位的转变”。后结构主义的核心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伊格尔顿看来，后结构主义也具有明显的反抗性和政治性，只不过从“街头政治”转向了“话语政治”，“后结构主义是从兴奋与幻灭、解放与纵情、狂欢与灾难――这就是1968年一的混合中产生出来的。尽管无力打碎国家权力的种种结构，后结构主义发现还是有可能去颠覆语言的种种结构的。……学生运动被从街上冲入地下，从而被驱入话语之中。”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的另一支力量则“把政治的经济的运作、意识形态的力量和社会控制与符号的指意过程联系起来”，加强了话语背后的权力分析。因此，总体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两大理论派系，葛兰西、阿尔都塞、雷蒙德・威廉斯、德里达、福柯等五人的理论对西方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之政治化的影响最大。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意味着：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通过强制暴力工具，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文化领导权来控制市民社会，使其信仰统治者的道德观念、价值体系；另一方面，霸权只有通过占支配地位的集团和阶级与居附属地位的集团和阶级之间的“谈判”，并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才得以维持。因此，社会统治往往表现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几方面力量之间的进行“抵抗”和“融合”所达成的动态平衡。霸权理论对文化研究领域的影响极大。由于霸权学说“强调的是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有助于打破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所具有的决定论的偏颇，同时，也可以克服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内部所包含的差异和抵抗的忽视，所以，它能够较好地解决“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范式间的对抗。“葛兰西转向”为大众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广阔的前景，并进一步发掘了大众文化的政治反抗潜能。霸权理论还可以推及性别、身份、种族等领域的文化政治斗争领域，“非常贴近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种族政治与同志／酷儿理论的需要，有助于它们在市民社会里进行持续的文化‘阵地战’。”

受结构主义、葛兰西“霸权”理论以及拉康的后精神分析主义思想的影响，阿尔都塞提出了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认为它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表述的是“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统治阶级利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党派、工会、家庭、学校、传媒等)把个人传唤为对其臣服的主体，“我们看到，所有意识形态的结构――以一个独一的绝对主体的名义把个人传唤为主体――都是反射的，即镜像的结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推动了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转向。他关于意识形态“询唤”和“建构”主体的理论对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中关于性别、种族和文化身份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也促使后人重视起文学或文化的运行机制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雷蒙德・威廉斯的思想精华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他将“文化唯物主义”视为“一种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强调文化与文学的物质生产之特殊性的理论。”取得了两点理论突破：第一，文化唯物主义颠覆了精英主义文化观和文学观，认为各种文化形式都含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承载着社会价值，没有高下之分。其二，他批判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僵

化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分模式，认为社会是一个整体的、复杂的“构成性的过程”，意识形态、文化、文学、艺术都具有社会特性和物质属性。“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对美国新历史主义和英国文化唯物主义文论影响很大，启发他们都通过解读意识形态的物质实践、风俗和惯例来检视意识形态系统。英国文化唯物主义对文学经典提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挑战，它“开放了战后英国的通俗文化与社会，使文化研究可以运用这样的历史主义方法对它们进行一种政治化的分析。”

正如马克・柯里所说，“从诗学到政治学的过渡亦可看成是解构主义的一大遗产。因为解构主义引进了揭示意识形态面目的新方法。”“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成为“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批评共同兴趣的聚合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看成是一种等级体系，其中对立之一方有着对于另一方的特权，解构主义批评目标是这种等级特权。当然，解构主义不仅仅是一场话语革命，更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德里达如是说：“解构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对话语、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解构主义对后殖民主义文论家颠覆西方／东方、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白人／黑人、殖民／被殖民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殖民主义话语极有帮助，也与女性主义消解“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性政治意图不谋而合。

福柯的“系谱学”的革命性特征在于，它要颠覆总体性话语及其等级体系在理论上的特权地位，解构一切貌似合理的本质设定，揭露话语、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共谋同盟。系谱学带来了一种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它不再相信超历史的、恒定不变的“本质”，转而重视建构的“过程”；不再质问“是什么”，而是关注事件“如何发生”，权力“如何运作”，从而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域。系谱学视域中的话语、知识、真理、肉体以及性无不与权力相关，都带有政治性，因此，杜林指出，福柯之后的文学研究已经与外部世界建立起新的联系，不再投射出富有“美感的”和“崇高感的”光辉。

三、文论政治化的路径与策略

当代西方文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两大理论派系，特别是葛兰西、阿尔都塞、雷蒙德・威廉斯、德里达、福柯等人的文化理论的影响下，被“理论化”，也被“文化政治化”了。文学现在被视为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冲突的场域，文学研究几近成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对文本的分析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文学理论也成为一个充满了意识形态和权力一知识共生的领域。当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生态批评等文论的政治化的路径并不相同，各自侧重与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后)阶级政治、生态政治等后革命政治相关联。

譬如，文化政治在女性主义文论那里集中表现为“性政治”。“性政治”指明“性”是权力话语的体现。从性政治的角度，女性主义文论剖析和批判了由父权制带来的男性霸权通过文学语言、文学批评、文学史对女性所展开的性歧视和性压迫。她们认为，首先，父权制社会中的语言本身就对妇女构成了压迫，要父权制，必须进行一场话语领域的政治斗争。其次，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挑战资产阶级白人男性所制定的批评标准和批评话语。此外，她们还加强了对女性文学史的发掘和建构，探讨了女性著述的独特性，女性文学传统的演变和规律等深层次问题。

又如，文化政治在后殖民主义文论那里主要表现为“身份政治”。“身份”就是我们如何确定我们是谁的问题，在当代西方，非白种的、非欧洲的、非异性恋的、非男人的身份已经成为政治问题，“身份政治”尤其是后殖民主义的核心所在。后殖民主义文论对于身份政治问题的探讨集中体现在萨义德的“世俗批评”，斯皮瓦克的底层叙述和霍米・巴巴的“间性”批评之中。萨义德的“世俗批评”旨在强调文化批评与政治、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他对西方强势的学术、文化和文学如何建构“东方”身份等问题做出了开创性的考察与反思。斯皮瓦克对“底层人”和第三世界女性的身份政治问题尤为关注。“底层人”是指中心以外的、边缘化的、非主流的、无法表达自己的社会群体。其中，女性底层人实际上同时受到男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斯皮瓦克还对“国际女性主义”加以批判，并在相关文学批评实践中非常关切第三世界底层妇女的身份差异。霍米・巴巴将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身份政治或后殖民批评联系起来，他认为，殖民者乃至被殖民者的身份是不稳定的、矛盾的、分裂的。他还从“杂交文化”的角度深入剖析殖民者、被殖民者、民族以及“散居族裔”的身份政治问题，突出了文化和身份的“间性”研究，进而解构了本质主义的文化身份观。

不过，虽然各家文论流派政治化的路径有所差异，其政治化策略却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反本质主义。当代西方的政治化文论实际上就是产生于“理论时期”的被“理论”化了的文学理论。那么，“理论”究竟是什么呢?卡勒认为，“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自然的观念的批评”，“理论具有自反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可见，“理论”具有强烈的质疑和批判精神，其策略是揭示真理或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历史联系的过程，暴露真理或知识的建构性和生成性，将其还原为话语构成事件，从而揭示其政治性，并达到反本质主义的目的。例如，伊格尔顿指出，衡量什么是文学的标准完全取决于意识形态，取决于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构成文学的种种价值判断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这些价值判断本身与种种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对“英国文学”学科的兴起过程进行考古学式的考察时发现，阿诺德之所以要倡导精英主义文化教育，一是因为他急于向新兴的英国中产阶级灌输传统的贵族的生活方式，促使他们能够承担起维护宗教衰败之后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统治阶级利益这一意识形态任务；二是因为这一策略的真正的优点在于它将会具有的控制和同化工人阶级的效果。如此看来，所谓的“普遍人类价值”、“永恒真理”、“美的高尚沉思”无非是用来欺骗大众、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华丽托辞而已。同样，利维斯、艾略特、瑞恰兹等人对“大写”文学的建构，也都是权力或意识形态驱使的结果。这就必然意味着，“所谓的‘文学经典’以及‘民族文学’的无可怀疑的‘伟大传统’，却不得不认为是一个由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时代形成的一种建构。”像伊格尔顿一样，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论其实都采取了这种反本质主义的、解构的、颠覆传统的策略，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隐藏在“文学经典”、“文学传统”背后的性别、种族、身份、阶级的歧视和压迫。

第二，边缘化叙述。“他者”是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常用的一个核心概念，意指在“男一女”、“西方一东方”、“白人一黑人”、“统治者一被统治者”等

一系列二元对立力量中受压制的后者，属于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当代文论就是站在弱者的一方开展政治批判的，体现出其鲜明的边缘化立场。鼓吹“次要的”、“非主流的”、“少数人的”、“亚文化的”的声音，正是当代文论思潮的主导精神。首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中，如布兰尼根所指出，文化唯物主义成功地取代了传统人文主义和形式主义阅读法，对能否确保将文学和文化争执中被压制的边缘化的团体加以充分再现等问题较为敏感，文化唯物主义揭示出保守批评对文学文本中的种族、性别和性态等问题的忽视程度，部分批评实践关注到再现“他者”的相关文本。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对此的强调和支持促进了这类批评，它注重审查对妇女、同性恋、双性恋、殖民主义、社会边缘的再现。其次，后结构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旨在颠覆一切等级秩序的解构主义。解构主义可以对等级制度和官僚政治发难，“为边缘群体、妇女、非西方团体、黑人、被统治者、精神失常者、无家可归者和所有被资本主义压迫的人们指出了一条道路。”受其影响，女性主义用“DWEMs”来概括西方传统文化和文学观，即挑明“大写”的文化或文学无非限定于“已故白种欧洲男人”(Dead White European Males)的范围之内，包含着鲜明的男性霸权和欧洲中心意识，“基于这种认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刻不容缓的目标是，在历史的禁锢中代表妇女重新发现女性作者和女性文学传统”；而后殖民运动也向纵深发展，挑战“西方经典”和“殖民主义者”文学，“‘写作’或讲述未被言说的被殖民历史或经验，并以积极的术语探索后殖民对象的杂种性。”

四、文论政治化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在新社会运动和文化理论、文化政治的“合力”作用之下，当代西方文论大规模地政治化了，它们将文学与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后)阶级政治、生态政治等后革命政治相关联，向极权政治、等级制度、男性霸权、种族歧视发难，从而充分发挥出文学在微观政治领域的批判功能。与以往强调文艺服从或服务于统治阶级政权的政治化文论形态相比，当代西方的文化政治文论极大地提高了文学理论的政治地位，使之具备自主性、反抗性的-特征，使之呈现出多样的、差异的样态。可以说，通过加强文学与微观的文化政治之间的关联，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为我们理解文学与政治之关系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野。

但是，毋庸讳言，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缺乏宏大的政治关怀。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从性别政治、身份政治、(后)阶级政治、生态政治等不同的文化政治路径，将政治斗争从经济、军事、国家、阶级领域推进到文化、文学乃至日常生活领域，为各类在野政治团体或弱势群体开辟了一片全新的政治言说天地，但是，文化政治的主体毕竟属于后现代政治，是对旨在改变统治制度结构，干预社会公共领域，实现自由、平等、正义等普世性的价值理想的“现代政治”的消解，它在总体上将我们从重大的伦理和政治问题引开了。后现代文化理论“在道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上它面带羞愧，在爱、生物学、宗教和革命的问题上它感到尴尬窘迫，在邪恶的问题上它更多的是沉默无言，在死亡和苦难上它则是讳莫如深，对本质、普遍性与基本原则它固执己见，在真理、客观性以及公正方面它则是肤浅的。无论怎样估计，这都是人类生存失败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因此，凯尔纳和贝斯特强调，旨在改变经济和国家结构的宏观政治构架依然有效，文化政治只有在为了社会整体性变革的斗争中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否则，“文化政治和身份政治就依然限制在社会边缘，并且处在退化到自恋、快乐主义、唯美主义或个人治疗的危险之中。”近年来，伊格尔顿重新审视了他早年关于一切皆是政治的观点，认为这种政治的泛化“有掏空政治这一术语的意义的危险。”我认为，对于我们这样处于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要注意后现代的文化政治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之间的差异，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仍然是我国文艺工作者所应坚守的宏大政治关怀。

第二，忽视文学的审美性和人文性。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的一个通病就是在突出文学的政治批判性的同时，忽略了其审美性和人文性。在文学的外部研究盛行之际，哈罗德・布鲁姆要强调的却是审美的“内在性”，“审美批评使我们回到文学想象的自主性上去，回到孤独的心灵中去，于是读者不再是社会的一员，而是作为深层的自我，作为我们终极的内在性。一位大作家，其内在性的深度就是一种力量，可以避开前人成就造成的重负，以免原创性的苗头刚刚崭露就被摧毁。”他还认为，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在于它的功利性，而在于它的艺术价值，它的无功利性、陌生性、原创性、超越性、普遍性等特质，“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及丰富的词汇。”我国学者也纷纷指责文化政治文论对文学性的排斥，如曹文轩指出，“大文化批评的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使纯粹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已经几乎不复存在。大多数研究，只不过是将文学的文本拘来面前为神话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以及各种主义作注解而已”，“大文化批评的最大害处在于：它造成了我们对文学判断力的瘫痪。……大文化批评忽视甚至排挤了审美原则，从而丢失了文学，也丢失了文学性”。

究其原因，我认为，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是从文化理论、文化政治推导、演绎出来的，忽视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之间的区别便成为其难以克服的弊病。譬如，文化唯物主义就拒绝赋予“文学”以优先权，雷蒙德・威廉斯说：“我们不能以如此的方式把文学和艺术形式从其他种类的社会实践分离开来，使它们受制于那些十分专门和特殊的规律。”更为严重的是，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福柯的话语一权力理论的影响，后结构主义文论普遍认为，无论是文化文本、历史文本还是文学文本，都是运用符号系统进行“表意实践”的产物，都是话语的建构物，背后又受到“权力”的操纵。由此，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区分不再重要，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差异也变得没有意义了。甚至，以人文主义和经验主义为依托的传统的“作者”和“读者”观也都面临着被颠覆的命运，在文化理论的冲击之下，他们都只能作为被话语一权力或意识形态所建构和控制着的、抹去个性差异的“位置”而存在。

形式与政治论文第4篇

一、从学科分类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属于软科学领域,是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

英国着名教育学家托尼·比彻(Tony Becherl从认识论和社会学角度运用四个维度对所有学科进行了分类。托尼·比彻所讲的认识论视角包含硬,软(soft versus hard)和纯/应用(pure versus appli-ante)两个维度。硬/软维度是以学科领域的所有学者对某一特定的研究范式或理论体系的认同程度来描述学科理论属性的一个指标,认同度高,则学科硬度高、软度低;认同度低,则学科硬度低、软度高。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是在大量借鉴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门相关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不仅有基本理论的借鉴与融合,还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植入,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是一门研究范式多元的软学科,不像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交叉学科有着认同度较高的研究范式。多范式的问题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借鉴移植。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在上述学科的结合部、交叉处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学术概括和规律的理论探究。这一形成方式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的理论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的融合。“思想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思想观念的教育。“政治教育”是统治者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观点、培养政治情感、使社会成员形成一定的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理想,并达到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目的的实践活动。两者的融合结果,就是思想教育有了政治特别是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政治教育可以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样融合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受政治制约的思想教育。是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政治教育。政治性的要求与人们的思想现实的差距只能靠商谈、对话和理性说服以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是因为“对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共享信念——他们对话行动中提出的有效性主张的主体间承认所产生、甚至所强化的那种共享的信念——蕴含了对涉及行动之若干义务的默认。就此而言,这样一种认可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事实”。也即是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达成政治教育的目的。为实现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理论指导方面就涉及多门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专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自然有了融合性的多范式的理论特征。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融合。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是有着明显的区分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人文学科的核心是文史哲,对象是人文世界,人文世界具有精神性、意义性和价值性的特征。“研究人的价值和精神表现”是人文学科区别于社会学科的重要特征。社会科学旨在探寻社会规律,获得关于社会事务及其运动变化的知识,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与效果;人文学科的旨趣在于探寻人的生存意义,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同。另外,国际上有四种比较权威的学科分类体系在社会学科(social sciences)与人文(humanities)上有着清楚的分界。那就是认为社会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有时也起到连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作用。从研究对象上看,社会学科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人文学科研究人的文化生命,即人的本质。从研究作用上看,人文学科能够提供价值体系,对人的精神起根本作用,因而对人和社会似乎不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社会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较为直接,如法学、管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借鉴的相关学科中,哲学、伦理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则属于社会学科的范畴,教育学一般也归于人文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既有人文学科的属性,又有社会学科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人学范式走的就是人文学科的研究道路,社会哲学范式则是走的社会学科道路。思想政治教育学更多地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关系和道德关系,更应该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只不过它是带有人文学科特征的社会科学。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坚持了一条交叉发展的路径。交叉学科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形式与重要趋势,也是科学深刻变革与日益丰富的表现,是不同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兴学科,学科之间的融合是通过交叉来实现的,学科交叉是新兴学科产生的必然途径。进入20世纪之后,由两门学科交叉产生的学科不断出现,跨度也越来越大,也出现了三门以上学科交叉的新学科,如医学化学地理学、物理生物化学、教育社会心理学等。按照交叉程度可以将交叉学科分为六种类型,即比较学科、边缘学科、软学科、综合学科、横向学科、超学 科或元学科[91&80-82)。思想政治教育学最初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科学化而形成的学科,逐渐与政治学、教育学和伦理学等交叉融合,又大量借鉴了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概念。从交叉程度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边缘学科和软学科的层次,但尚不能达到软学科要求的以管理和决策为重心问题的层面。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具有软学科特征的交叉边缘学科。

二、从价值取向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是服从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应用性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的理论教育和课程设置都是围绕主导意识形态的需要展开的。“在正式课程方面,意识形态试图回答这类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对谁最有价值……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常常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形成课程。”[10w172)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的实践回答。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在本质属性上反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诞生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理论宣传、理论教育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早在1847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章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大家要有“革命的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他们也规定了理论教育的基本任务、主要内容和具体形式,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也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列宁提出了“政治教育工作”的概念和“灌输理论”,指出“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共产主义者”。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则成了学科建立的直接理论依据。提出:“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武装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完不成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生命线。”“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问题提上日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得以建立。这一阶段,我们党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开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从经验总结到理论建构的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更是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提供了新时期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也是顺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的理论成果。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灵魂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直接的理论依据,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和实践创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根本理论依据。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也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架构,塑造着学科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具体来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肯定了思想意识和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证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地位;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则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任务的确定依据;社会意识形态理论告诉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众多理论创新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学科建设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宗旨的重要原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人学研究范式建构的重要理论依据。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论述构成了学科的直接理论依据。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我们党也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概括为认识和改造世界:邓小平指出是培养四有新人;另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灌输”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论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要齐抓共管的思想等等,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来源。我们党近年来出台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件,更是继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理论研究的直接理论依据。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坚持全面发展观,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按照人应有的本质,“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入研究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认识世界的能力;二是深入研究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动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引导人们形成符合社会主流价值取向所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其理论出发点和价值追求都是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只能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能力的手段……个人才能有个人自由”。这一思想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明确了目标。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更是鲜明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从以上经典论述可以看出,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和价值追求,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作为学术诉求,是从实践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具象化,也是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应有的学术价值取向。

三、从比较视角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向度”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

国外也是有意识形态教育类相关学科的,如宗教学科、公民教育学科等等。而作为独立学科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特有。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学科研究取向上的“中国向度”,意思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结合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实际,指导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并获得理论上的创新成果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这里主要指“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的“中国向度”主要源于以下两点:

(一)德治传统是学科“中国向度”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为代表伦理型文化。道德理想的播化成为社会秩序建构与维护的关键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这种思路在治国主张上的体现,就是对“德治”的肯认与推崇。统治者的道德成为德治是否顺利实行的关键环节。圣王和君子作为儒家思想的理想人格,居于社会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的核心,这就创设了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相统一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内圣外王”成为儒家人 格修养的纲领性要求。由此推演出“三纲八目”的修养途径和慎独的修养要求,目的在于塑造道德上成“圣”而政治上“王”之的理想政治人才。因为没有法的约束,过分强调道德的自我调适能力,儒家的德治最终发展到了“人治”。同样,法律如果失去道德性,将不成其为法律,而是对人性的亵渎。法律的制定必须要求相应的道德基础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也就是西方的法律都不与《圣经》道德相违背的原因。我们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自然也要符合我国的德治传统倡导的伦理道德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尽管在理论基础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厚植于我国深厚的传统“德治”文化的土壤必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与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理论的契合,深受传统德治融“政治”于“道德”,以“育德”而“为政”思想的影响,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一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类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或许也可以看作儒家“内圣外王”学的现代性表达,“内圣”讲的是思想道德的塑造与修养,“外王”讲的是政治实践,“内圣外王”学的核心是道德教化和政治实践,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学科的理论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集体智慧结晶,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和思想财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概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设与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大体上是同步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意识形态性的时代特征就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04年,党中央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并在随后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六个二级学科,将思想政治教育明确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其实质也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统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形成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奠定学术基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物,它直接的理论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中国向度”主要指学科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建构。然而过分强调“中国向度”容易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样。由于缺少自觉的比较和对话的维度,结果会把“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教育变成只有“中国特色”的“自说自话”的体系,最终走向封闭僵化的学科道路。因此,开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国际视野是学科建设的自觉追求和重要命题。

首先,从实践理性层面上,要确立全球化语境和国际视野中的中国问题视域。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各种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呈现出复杂联系和共性特征,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本土性问题同时也成为世界性问题,任何世界性问题都同时也表现为本土性问题。就我国现实来说,经济问题都会在社会思想政治领域有所反应,而价值问题、伦理问题、政治问题更是直接地影响着人们思想意识变化。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现代和后现代的问题,我们正在不同程度地体验或面临;我们在发展中所成功解决的实践问题和路径探索、理论创新都不是孤立层面的“中国特色”的问题,而是国际视野中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问题,是与全球性问题相互交织的中国问题。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实践经验既是中国的财富。也应当成为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享的精神财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应当从这样的高度和视野来审视中国问题,设计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对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政治问题进行总结和升华。

其次,从文化精神层面讲,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应该在开放交流中碰撞交融。以此为新的契机形成新生的文化精神更能丰富普世价值的现代性内涵。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不可能在文化世界里唯我独尊。它既然是一种文化类型,就必然有着自身的优势和弱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我国的一种文化现象,其文化诉求不能只停留在强调自身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的城堡里,而应该以更加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走出去,广泛开展与世界上各种思想文化热点的对话碰撞,努力对全球范围内思想文化领域的焦点问题作出“中国回答”,由此获得一种包含着中国文化价值的世界性的文化精神。这才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所应该具有的文化底蕴。否则,只讲究中国特色、中国元素而不能在世界思想文化交流中占有一席之地,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存在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和力量就显得微不足道。

形式与政治论文第5篇

而后现代政治的核心理论就是福柯的“权力”学说。在福柯看来，“权力”是微观的、网状的，存在于话语、制度和身份的创造之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权力观“既是令人压抑的，因为它承认权力充满在所有的社会空间和关系中;同时又是令人愉快的，因为它允许并要求有各种新的斗争形式”。于是，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的微观的文化政治斗争被提上议事日程，自此以往，政治几乎可以与任何概念连接，如性别政治、阳性政治、影像政治、同性恋政治、身份政治、身体政治，等等。而这些也正是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政治学旨趣所在，正如格拉姆•特纳所说:“文化研究中的‘政治’具有极其宽泛的意指:它指的是权力的分配和运作。”那么，在文化批评中，“文本”和“政治”这两个层面又是如何产生关联的呢?根据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点，语言或符号系统建构了自己的文本世界，可以与现实无涉。这一看法显然会致使文学批评脱离社会现实。斯图亚特•霍尔指出，索绪尔只关心符号的能指和所指，而不能“让我们联系到外在于语言而存在于‘现实’世界的物、人和事”。他推崇的是同样运用了“建构论”语言观的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认为这是对索绪尔的一个重要发展，因为“它将表征从纯形式理论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并给它一个历史的、实践的和‘俗世的’运作语境”。“话语”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本义指的是各种相互联系的书写和演讲的段落，但福柯的“话语”另有所指。在“考古学”阶段，话语是指“一个用来理解世界的框架”或“一个知识领域”的东西。一套话语作为一系列的规则而存在，决定了真理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被谈论，以及对这些事物可以谈论些什么。1970年，福柯进入“系谱学”阶段，开始意识到权力与知识达成共谋关系，“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

知识或真理只能被看成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由各种势力交锋争执之后形成的话语构成物。于是，福柯转向对物质性制度和权力形式的更加妥帖的分析，把话语与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联系起来，把权力的运作当作主要的研究课题。至此，他的“话语”已经突破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封闭性，是指一种生成于社会历史并由社会历史赋予了特定意识形态涵义的语言形式，其核心理念是要打破意识形态幻象，“是为了动摇人们接受这种心安理得的状态;为了指出它们不是自然而就，而始终是某种建构的结果，而我们要了解的正是这种建构的规则，并对它作验证;为了确定在哪些条件下和做什么样的分析，它们中的某些是合理的;指出哪些无论如何是不能予以接受的”。这一洞见指明话语构建的知识或“文本”绝不是自主自足的，而与“政治”交织在一起。而福柯理解的“政治”也就是他所说的“权力”:“在一定社会内的一系列势力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如果说‘一切都是政治的’，就是强调这种势力关系的无所不在，以及为政治领域所固有”。

总之，正是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将“文本”与“政治”联系起来了，从而对文化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文本”———无论是文化文本，还是文学文本———都是以“建构论”语言观为哲学基础的，是运用符号系统进行“编码”的产物，是话语的建构物。另一方面，在文本或话语建构物的背后显然又暗藏着“权力”或“政治”的操控，尤其牵涉到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的微观的文化政治斗争，涉及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身体政治、阳性政治、同性恋政治等后革命的政治冲突。既然文本建构往往认同于某种政治或价值立场，并将其“合法化”和“自然化”，所以，文化批评的文本解读必然带有解构性、颠覆性和政治性，“就是要透过分析而暴露出在‘文本’里———所谓文本包括语言作品与非语言的文化建构物———隐藏着的价值观与其建构动机，指出其建构时所隐藏的内在矛盾，看出它扶持提倡哪些价值而压制了对立的价值或假设”。因此，文化批评也就必然会成为“文本的政治学”。

索绪尔的“建构论”语言观和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给文化批评提供了学理依据，文学现在被视为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冲突的场域，传统的文学批评转向了文化批评，对文本的分析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上，文学批评几近成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以后殖民主义批评和新历史主义批评为例，让我们来看看作为“文本的政治学”的文化批评究竟是如何操作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一个非常明确的思路就是，将文学文本看作西方推行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一种话语方式，认为它们参与了对妖魔化的“东方”身份的建构。萨义德在考察“东方学”的学科谱系时要追问的是:“还有哪些种类的学术、美学和文化力量参与了像东方学这类帝国主义传统的建构?语言学、词汇学、历史学、生物学、政治经济理论、小说写作和抒情诗是怎样参与东方学中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世界观的构造的?”他认为，“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而是西方话语表述系统的产物，涉及到东方学的文学作品、历史著作、语言分析、政治论文等各种文本，无不成为此话语系统的一部分。在《文化与帝国主义》这部著作中，萨义德缩小了研究对象，“由非文学形式转向文学形式”，尤其集中于小说，去揭露叙事文本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共谋关系。他认为:“故事是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讲述遥远国度的核心内容;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身份和自己历史存在的方式。帝国主义的主要战场当然是在土地的争夺上，但是在关于谁曾经拥有土地，谁有权力在土地上定居和工作，谁管理过它，谁将它夺回，以及现在谁在规划它的未来，这些问题都在叙事中有所反映、争论，甚至有时被故事所决定。”

这里，萨义德意在强调，叙事的背后有强大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撑，“一方面是构成小说的叙述权威的模式，另一方面是作为帝国主义倾向的基础的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结构”，小说从根本上来说是与资产阶级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譬如，英国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主角是新世界的创建者，他为基督教和英国而统治并拥有这片土地。一种很明显的海外扩张的意识形态使鲁滨逊做到了他所做的事，“这种意识形态在风格上和形式上直接与为巨大殖民帝国奠定基础的16和17世纪探险航行的叙述相联系”。在新历史主义批评看来，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一样，都是话语的建构物，反过来又都参与了话语背后的权力或意识形态运作。布兰尼根指出:“新历史主义给文学与历史关系研究带来的根本性变化是方法论的转变，即从简单地将历史事实依附于文学文本，转向对文本参与建构和维持权力结构的话语构成层面的复杂化理解。”由于不存在固定的历史，对于文学而言也就不存在固定的“历史背景”，这就打破了旧历史主义文论的“反映论”思维模式。“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前提，就是它把文学看成是历史现实与社会意识形态的交汇处。……它认为‘文学’与形成文学的‘背景’或它的‘反映对象’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它认为历史和文学都是一种‘认识场’，是‘不同意见和兴趣的交锋场所’，是‘传统和反传统的势力发生碰撞的地方’。”

新历史主义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文本观。一是不同于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的文学文本观。在阅读莎士比亚戏剧的实践中，格林布莱特针锋相对地提出要破除形式主义批评的文本中心主义，将文学文本视为同其他文本一样的社会能量循环系统的一部分。二是有别于解构主义的文本观。抛弃了“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思想，新历史主义成为“一种将权力关系作为所有文本最重要的语境而置于优先地位的批评解释模式。作为一种批评实践，它将文学文本视为权力关系成为可视的空间”。总之，新历史主义将文学文本视为更大的文化语境和政治机构的一部分，并认为文学文本参与了文化、历史和意识形态的生产。

在对文化批评的生成学理和操作路径进行全面地梳理之后，我们再来看它与审美批评之间的关系就一目了然了。

(一)哲学基础不同。文化批评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的基础之上的。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主张“建构”论，认为人的主体性以及整个文化与社会生活都是以语言或话语为中介被建构出来的，而不是自然的、现成给予的。因此，以人文主义和经验主义为依托的传统的“作者”和“读者”观均面临着被颠覆的命运，他们都只能作为被话语—权力或意识形态所建构和控制着的、抹去个性差异的“位置”而存在。审美批评的哲学基础则是朴素的实在论，尤其突出情感性评价，非常关注作家的创作个性和创作心理，文学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读者的情感体验，将其视为鲜活的生命活动，而不是符号建构。

(二)批评旨趣不同。文化批评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其关注点并不是形象、情感、意境、典型、美感，而要去寻绎文本与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身体政治、阳性政治、同性恋政治等后革命政治之间的关联，站在少数人或底层人的立场，反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因此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性和公共参与性。审美批评则往往将文学作品当作虚构的想象世界，关注作品的审美价值，在无功利的审美距离的观照之下，从中获得审美趣味、心灵净化、人性修养、道德提升。

形式与政治论文第6篇

【关 键 词】政治文明/政治现代化/一国两制/中国政治模式

中国式政治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毫无疑问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成果，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式的政治文明是否能够充分展现东方政治文明的魅力，并在未来与其他不同模式政治文明的交流与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理论与实践课题，需要特别引起我们的关注。

但是目前理论界在探讨中国式 政治文明 的特点和优势及其发展的新趋向，包括分析中国式政治文明在未来世界政治文明进程中的影响和地位时，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国家统一与实行“一国两制”对中国政治文明的特点以及发展趋向的影响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此，笔者就此作些分析，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学者对这一事关中国政治文明前途与命运重大课题的重视，进一步做出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一、“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推动了国家统一与政治现代化进程，提升了中国政治文明的水平和地位

如果说政治文明是人类在政治领域创造的积极成果，反映的是人类社会政治进步状态的话，那么，政治现代化的程度就成为衡量政治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政治现代化的标志很多，人们经常谈到的有：政治权力的民主化，政治环境的自由化，政治主体的多元化，政治关系的理性化，政治行为的法治化，政治过程的程序化，政治运转的高效化、政治官员的廉洁化，等等。其实，还应该加上政治实体的一体化，一体化是政治实体文明的重要表现。因为政治实体的一体化水平既是政治现代化的前提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政治实体一体化的实质就是政治实体内部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和谐与统一。具有主权地位的现代国家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实体，国家不同组成部分之间是冲突分裂还是和谐统一，就成为国家政治进步状态亦即 政治文明 状态的重要条件和基本标志。

(一)国家统一是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

就世界范围来看，政治现代化肇始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是资本主义经济现代化的产物，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得到不断发展和进步。就一个国家而言，政治现代化不仅与经济现代化相联系，而且与国家统一状况密切相关。一个国家不能失去领土的完整和国家主权的高度统一。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土处于支离破碎、四分五裂的状态，主权受到威胁和侵犯，虽然也可以制订现代化的目标，但想真正开始现代化的进程却相当困难；不仅经济现代化目标难以实现，而且必然阻碍政治现代化力量的成长，破坏本来就不坚固的政治现代化的根基，削弱政治现代化的推动力，影响政治现代化的范围和程度。因此，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与国家统一进程密切相关。国家统一的进程越快，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就越快，相反，如果国家的统一进程受到阻碍，政治现代化的步伐也会放慢。

这不仅有理论依据，而且也是被历史证明了的。近代以来欧洲各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和水平与其国家统一进程和水平基本上是一致的。美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就是在独立战争中开始起步，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真正取得长足进展的。

近代以来的旧中国之所以在政治现代化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虽然因素很多，但其主因就在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和瓜分以及国内军阀割据和混战，而大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政治现代化建设不尽人意甚至屡受挫折，固然因素很多，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特殊的国际环境下，新中国处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时刻受到严重威胁的状态，存在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国家未能实现完全统一。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政治现代化建设也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当时的中国恰恰缺少这一点。

台湾政治现代化之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迈不开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仍然在于两岸关系过于紧张。美国曾经千方百计地对蒋氏父子施加压力，要求台湾走民主化的道路，遭到蒋家王朝明顶暗抗的一个重要借口就是大陆与台湾仍处于分裂状态，台湾在空前绝后长达四十年的“戒严”状态下要走政治现代化的道路无疑是天方夜潭。即便近年来台湾当局自吹自擂的所谓“民主化”成就，事实上也得益于两岸关系的相对缓和，得益于大陆真诚倡导和推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与政策，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岛内恐怕连徒有躯壳的民主形式也难以保持，更不用说具备民主的内容和实质了。

(二)国家统一也是政治现代化与 政治文明 的基本标志。

政治现代化的标志很多，但核心则是民主化。既然政治现代化的一个核心标志就是政治权力的民主化，即主权在民，那么，主权在民表现在统一问题上，就是一个国家是否应该统一，究竟如何统一，必须由本国的全体国民来决定，即实现统一意志的民主化、统一过程的民主化、统一结果的民主化。

显然，在统一的进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确立国家统一的思想意识。在民主时代和民主社会，形成国家统一的思想意识的途径，理应坚持自由民主讨论的原则和方法，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和要求。现代中国人民在形成国家统一共识的问题上，事实上就是遵循了这个规律。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探索国家统一的道路上，走过了一段不同寻常的道路。就国家统一理论的探讨和最佳方案的形成而言，事实上经历了一场思想领域的民主化运动，不仅对祖国以和平方式实现完全统一凝聚了共识和力量，而且在客观上促进了全体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政治意识的现代化，无疑有利于中国加快政治现代化的步伐。

虽然人们对民主本质的理解千差万别，但就形式而言，相当多的人认为，民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平等的协商机制，一种共同的决策机制，一种公平的选择机制。在人类已经进入民主化时代的今天，中国的统一问题显然也需要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决策、平等协商。对于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炎黄子孙来说，中国应该统一，必须统一，不存在要不要统一即为什么要统一的问题，只存在一个怎样统一即究竟选择什么样的方式统一的问题。众所周知，在如何实现中国统一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和真正的国民党人以及大陆和台湾的其他的爱国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或团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确实有不同看法，甚至可以说分歧很大，恐怕未来实现统一之后，也仍然会有人对既成事实的统一方案持保留态度。

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所有的中国人，包括大陆和台湾的两岸中国人，港澳中国人，海外华人、华侨，甚至关心中国统一事业的外国友人，都从各自的角度，为中国的统一出谋划策，提出了多种多样的构想，在比较中，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理论构想脱颖而出，成为包括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首选统一方案。事实上，“一国两制”的理论构想在中国统一进程中成为首选方案，并不是大陆强加于人的结果，而是人们在众多理论构想方案中比较选择的结果，是源于“一国两制”理论构想本身所具有的特殊魅力，即用“一国两制”方式实现统一，不仅能够保证全体中国人原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式不变，而且有利于实现亚太地区与世界和平。

“一国两制”理论构想成为大多数中国人接受的最佳统一方式，从形式上看，只是体现了中国人民在统一方案的认知上形成了共识，但从实质上看，则反映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志。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们往往注意的是“一国两制”理论构想成为大多数中国人首选的统一方案这个客观事实的自然过程，很少从深层次上分析这个“自然过程”上的主观努力过程。事实上，大陆虽然有决心有能力以其他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和平与安宁大义出发，中国共产党反复解释和宣传“一国两制”的实质与内涵，一直耐心地等待台湾当局转变在统一问题上的僵硬态度和做法，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在统一问题上尊重台湾各党派及广大台湾同胞意愿的真诚态度，而且也体现了在统一问题上的民主精神原则意识和品格。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这种主观努力，才使得两岸中国人能够在一个相对宽松和平的环境下探讨中国的统一方式问题。

(三)在“一国两制”轨道上的国家统一进程，已经对中国政治现代化与 政治文明 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显著的推动作用。

就政治现代化而言，由于国家统一与政治现代化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而且在学理上和实践中都有令人信服的充分论据，因此，如果按照民主的方式加快国家统一进程，实现国家统一，也就必然会推动国家政治现代化步伐，提升国家政治现代化与政治文明的水准。中国依照“一国两制”成功解决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之后，中国的政治形态已经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景象，无论对中国大陆还是对香港、澳门，政治现代化水平不同程度的提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如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对港澳的主权不再被人分割，港澳人民摆脱了外族奴役和压迫，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实现了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的政治自由和民主。如果大陆与台湾依照“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统一，彻底完成中国统一大业，那么，早日实现中国现代化(包括政治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了。

“一国两制”架构下的一国四区(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中多样性政治形态并存，充分显示了中国式现代 政治文明 的独特魅力。现代化的政治要求政治自由，意味着对不同政治观念、政治形式、政治生活的理解、尊重和宽容，“一国两制”的中国绝对可以对此给予充分的满足：多样性的政治意识、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文化；多样性的政治结构、政治形式、政治制度、政治规范；多样性的政治主体、政治主题、政治方略、政治生活，等等。而且，这种并存的多样性政治形态受到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以及有关基本法律的保障，和平共处，互不侵犯，可以50年、100年乃至长期保持不变。一国之内多样性政治形态在法定条件下长期并存与发展，充分表现了当代中国政治文明体系宽广而博大的包容性，这是其他现代化程度很高的政治体系也不曾达到的。

那么究竟是等待政治民主化、现代化之后再走国家统一之路，还是通过国家统一进程推动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和政治文明水准，就不难得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了。

二、“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更加凸显了 政治文明 的中国特色，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和新贡献

实行“一国两制”之后，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具体形式及其实践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具有了许多与以往的不同之处，产生了人类政治文明一种新型态，其主要表现是：

(一)政治主体的范围呈现出扩大化的趋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中国坚持的是既与资产阶级专政性质截然不同又与无产阶级专政有所区别的人民民主专政，当时的人民范畴中就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尽管我国的权威组织和领导人还没有说大陆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或其他阶级，但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同的新的社会阶层已经出现并逐步壮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随着“一国两制”理论的提出与实践，目前中国人民的范围不仅局限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者阶级和阶层，而且包括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其他法律的全体守法公民——即包括传统意义上的非劳动者阶级和阶层，特别是包括作为中国不可分割之组成部分的香港、澳门、台湾特别行政区中的各阶级、各阶层中国人民。无论从外延还是内涵上看，这种政治主体范围的广度，不仅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包括西方发达国家)不及，即便第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苏俄和发生变化之前的东欧各国也未曾达到。事实上中国的政治实践也对马克思主义国体理论有了重大的突破性发展：在实行“一国两制”的统一国家里，国家不仅成为代表和维护大陆地区广大劳动者阶级利益的工具，而且成为港澳台地区乃至全国守法的非劳动者阶级阶层利益的代表和工具，成为一切爱国者阶级阶层及其个人的代表和工具，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代表和工具，这就产生了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国家具有特殊的国家本质理论，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的统治的工具的一般本质理论。

(二)政治制度的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向。

这一点可以主要从最重要的国家政治制度即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和国家结构形式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方面来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虽然作为中国国家最高政权的组织形式和大陆地方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性质与地位没有改变，但是，作为国家体系一部分的港、澳、台特别行政区的政权组织形式却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截然不同，事实上当代中国形成了多样化的政体形式——至少是形成了多样化的地方政权组织形式，这也是其他 政治文明 包括以前和当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创造的政治文明所未曾有过的。各种政权组织形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并在一个国家共同存在和发展，这是人类共和制政体的新类型。在“一国两制”下，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港澳台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不仅要共存，而且在法律的保障下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存在下去——如邓小平所说至少50年不变，甚至50年之后也不变。这就意味着在实行“一国两制”的统一国家里，存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经济基础及其为之服务的政治上层建筑，即在一个国家里，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产生了特殊时期的特殊国家具有特殊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及其特殊的国家职能理论，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一个国家存在一种经济基础及为之服务的一种政治上层建筑的一般国家职能理论。不仅如此，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在一个国家和平共处的理论和实践，也突破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一个国家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不能共存的理论。

再从国家结构形式来分析。从古今中外世界范围的国家结构理论与实践来看，主要有单一制和复合制(包括历史上的君合制、政合制与现代的联邦制以及更为松散的邦联制)。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结构理论的指导下，根据中国的国情，在创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础上，继续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在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变为基本国策和法律制度并在香港、澳门付诸实践之后(台湾与祖国实现统一之后也必将创造“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单一制的主体虽然没有改变，但复合制的因素却揉和其中，即港澳台一方面是单一制国家内的地方政府，符合单一制国家的某些特征，但另一方面，它们又享有单一制国家一般地方政府所难以享受的广泛权利，甚至远远超出联邦制等复合制国家内成员单位所享有的权利，比如港、澳、台实行与大陆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司法体制，台湾甚至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以单一制为主体的带有某些复合制国家色彩的新型的国家结构模式及其理论，不仅突破了国家结构主要是单一制和复合制两种模式的一般国家结构理论，而且也突破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国家结构观念和其他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结构实践。

(三)政治组织的关系呈现出竞争化的趋向。

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政党组织关系上，可以分别从特别行政区政党之间的关系、大陆政党与特别行政区政党之间的关系、大陆政党之间的关系等几个方面来分析。

分析中国政治包括中国政党政治不能忘记港澳台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重要事实。港澳台政党或政治性组织与团体之间实际上存在竞争性的关系，在台湾这种竞争性的关系表现得更加鲜明和突出，某些政党之间的竞争还相当激烈，甚至一度呈现出你死我活的斗争态势。

特别行政区的党派包括台湾的政党与大陆政党特别是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上，既有合作性、协商性关系，也有竞争性、斗争性关系。合作性、协商性与一般竞争性关系主要存在于遵守“一国两制”或主张维护国家统一的政党之间，斗争性关系则主要存在于坚持国家统一与破坏和反对国家统一的政党之间。

如果在“一国两制”的视野中透视中国的政党关系，对于上述两种类型的政党之间存在竞争性的关系，估计在认识上不会存在很大疑义。但对大陆政党之间是否存在竞争性关系，恐怕认识不尽一致。笔者认为，中国大陆实行的多党合作制度，虽然主要体现的是政党之间的相互合作、协商、监督关系，但也并非没有竞争关系。鉴于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与复杂性，为了充分说明这个观点，需要对大陆的政党制度作全面的分析。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大陆实行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一种独特的政党制度。这种制度是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它既不同于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又不同于一党制，具有中国特色，具体来说：一是有一个明确的政治基础：各民主党派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从1949年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时起，就正式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后又写入它们的党章中，成为各民主党派一切行为的共同准则。二是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把中国建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三是有一种密切合作的政党关系：是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政友关系，不是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政敌关系。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是既亲密合作、真诚协商，又发扬民主，互相监督，是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四是有一个有效合作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五是有一条保障合作的法律原则：各党派都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要保证宪法的实施与尊严，也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六是有一条行之有效的合作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大陆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不仅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现实的合理性。这种制度有利于发挥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监督作用；有利于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促进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有利于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有利于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社会政治稳定；有利于中国完全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显然，大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必须坚决反对照搬西方多党制的图谋和行为。邓小平认为，西方的“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这种状况是他们的弱点而不是强点，这使它们每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来，很大一部分力量互相牵制和抵消。”(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7页。)如果丢掉共产党的领导，则“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但是，由于一些人对我国多党体制的优越性和西方多党制的实质及弊端缺乏必要的了解，加上某些西方国家和国内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盅惑性宣传，有些人向往西方的多党制，以为推行多党制就可以迅速改变中国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状况并迅速实现政治上的高度民主，事实证明这是不切实际的。多党制既不是政党制度的理想模式，也不是西方国家的唯一选择。世界近现代史表明，民主政治的发展，特别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是离不开政党领导的。但是，政党领导民主政治发展的制度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或理想的模式，而是多种多样的。一个国家究竟实行哪种政党制度形式，并不是由哪个党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该国的阶级性质、该国不同历史时期或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中各阶级阶层的力量对比以及政党实力的强弱、各国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所处的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是，在承认大陆政党制度强调合作与协商的特殊性及其现实合理性的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随着大陆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一国两制”的实行，大陆民主党派之间在争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与协商的实际地位和效果方面，毫无疑问是存在竞争性的，与西方不同的是这种竞争不是通过斗争的形式实现的，而是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扩大自身实力与影响实现的，这是一种友好竞争的关系；同时，大陆的民主党派与特别行政区的党派之间在争取与中国共产党友好合作关系方面，也存在着或明或暗的竞争关系。不仅如此，虽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人民的选择，具有现实的合理性，是受到宪法与法律的规定和保护的，但执政地位是否持久稳固，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魅力是否能够永存。否则在世界民主化浪潮汹涌澎拜的21世纪，在统一的中国大地已经存在其他政治党派并且其影响可能增大的情况之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可能受到威胁甚至丧失，世界范围的许多大党下台的教训已经给我们提出了警示。因此正视和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大陆与已经存在的政党之间存在实质上的竞争关系，没有什么值得忌讳或大惊小怪的。相反，这将还有利于中国共产党通过积极的举措，防止在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合法与非法政治性组织给共产党执政地位带来的威胁和危险。很显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并注意从根本上消除这个威胁和危险了。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共产党要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今后完善中国的政党制度，特别是在加快完善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时，尤其要注意到多党合作的对象已经扩大了，不仅要包括大陆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而且也应该或必须包括港澳台一切赞成和拥护中国统一和中华民族振兴的其他党派。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政治现象必然出现：如果台湾与大陆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实现和平统一，那么，未来的台湾依然将实行现在已经形成的多党竞争体制，在未来中国法律规范下的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政党制度也体现出另一种政党关系。这样，在中国国土上必然产生多维的政党关系和各异的政党制度形式，这种别具一格的政党关系和政党制度模式，不仅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而且必将对人类 政治文明 宝库增添新的政党制度范式和精神财富。

(四)政治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向。

任何一种独特的政治文明模式要想持久生存并发挥自己的影响，都必然包含并散发着独特的政治文化气息，不断展现自己诱人的魅力。“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其实也向世界传达了独特的中国政治文明模式中的和平政治文化理念。著名政治学家王沪宁教授早在九十年代初就曾提出“构筑中国特有的政治体系模式”问题，(注：参见王沪宁为高民政主编的《中国政府与政治》所作的序言，黄河出版社，1993年。)实际上也就是提出了创造中国式政治文明的命题。探讨当代中国式政治文明模式的特点当然十分必要，因为这关系到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基础和方向以及在世界政治文明体系中的地位问题，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很可能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但无论学者怎样概括中国式 政治文明 的特点(即便有很大差异)，一个显而易见的客观事实却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式政治文明的形成发展与实践，不仅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也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大成果。

形式与政治论文第7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形式；特征；应用原则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3-0251-03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指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能够承载和传递思想政治教育因素，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运用，且主客体可以借此相互作用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式[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分支，其载体的形式、特征及应用与一般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有所类似，但也有其特殊化的一面。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形式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高等院校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通过一定的手段、方法，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培养在思想和行为方面符合国家社会要求的优秀人才。在高校中，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主要形式包括理论传输载体、实践活动载体、校园文化载体、校园媒体载体四个方面。

（一）理论传输载体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仍然以理论灌输为主，理论传输也相应成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重要形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讲授可以大致分成理论课和讲座两种形式。理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重要形式之一。通常，在高校的理论教学中会设置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为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法律基础与常识等。通过理论的灌输使学生了解当前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正确认识国家政策，从而帮助学生树立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吻合的世界观、价值观、成才观。讲座也是理论传输的一种形式。讲座的内容会针对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特点、学历层次、存在问题进行，争取在较短时间内，说清一个问题或者达到特定的教育目的。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相关讲座越来越多，涉及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并逐步形成了双向互动的趋势。

（二）实践活动载体

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和学科建设的完善成熟，大学校园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载体越发丰富，专题研讨、读书活动、志愿服务、竞赛竞技、参观调研等均属于实践活动载体的内容。教育者借助活动形式对教育对象进行引导并与其进行双边互动活动，从而达到教育目的[2]。在高校教育中，由于学生群体容易接触新鲜事物，信息交流通畅，能力素质较高，加之受教育者社会背景多元化，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形式也呈现丰富性。

1.专题研讨

专题研讨可以使学生就某一思想政治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索，并与他人交流看法和观点，在整个交流活动中，吸取有关思想政治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从而帮助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和形成优良的政治素养。

2.读书活动

读书活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我们将读书活动而不是书籍，看作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是因为虽然书籍本身承载了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但书籍本身不能担负作者与读者的互动功能，因此，只有读书活动才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3]。

3.志愿服务

志愿者服务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载体的又一种形式，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备受推崇。志愿者通过社会服务工作，能够接触社会、认识社会，从而树立为他人服务的社会意识，形成贡献社会的思想觉悟。目前，高校志愿者服务实践主要体现在“三支一扶”，在国家政策鼓励下，推动高校大学生为边远地区、基层组织进行服务。通过思想和物质的双方面激励，使在校学生建立服务基层的信念、理想，在思想品德、政治觉悟方面得到全面提升。

4.竞赛竞技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载体还有一种形式是竞赛竞技，使学生在培养竞争意识的同时，形成潜在的思想政治影响，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比如，五四演讲比赛、歌唱祖国合唱比赛、党建知识竞赛等等。这些活动能够使参与者积极收集相关资料，全面了解相关内容，从而在思想觉悟上、理论体系上、政治感悟上得到良好的教育，通过活动使国家政策、核心价值观渗透到学生的大学生活之中，既丰富了高校学生的学习生活，又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一举而多得。

5.参观调研

组织学生进行参观调研，能够促进学生在观察调研过程中，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理念，在实际观察调查中寻找真知，从而树立牢固的思想觉悟和政治信仰，为校园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打下坚实基础。例如，现在许多高校会组织学生参观革命根据地旧址，倡导各种形式的红色旅游，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学生从参观考察中形成爱国意识和民族自豪感，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意义。

（三）校园文化载体

所谓文化载体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者充分利用各种文化产品，并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文化建设之中，借此对人进行教育，以达到提升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的目的[4]。在校园生活日益精彩的今天，校园文化建设已经成为了高校发展的重要内容，如何利用校园文化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的理论灌输和教育教化，也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者不断探讨的话题。

校园文化能够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主要归功于各类校园文化产品对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的影响和养成。美观优雅的校园文化环境、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以及和谐宁静的校园文化底蕴都能够对在校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好的校园文化环境能够使学生消除思想偏差，引导正确的思想情感和道德规范；坏的校园文化环境会使学生形成错误思想，从而走上弯路，产生不良行为，危害社会。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内容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当中，使学生在校园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符合社会要求的思想、心理、个性、人格。

（四）校园传媒载体

随着社会科技的进步，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也呈现出了新趋势、新变化，以网络为主要内容的大众传媒技术已经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在高校中，思想政治教育校园传媒载体主要包括校园网络、校园广播、校园报刊等形式。

1.校园网络

为方便信息的传递，现阶段几乎每所高校都会建立自己的网络平台，形成自己的网络站点。在网络逐渐普及的发展趋势下，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领域也相应得到了扩充。利用网络传媒技术能够以最快的速度为受教育者进行思想辅导和政治教化，同时，通过视频、图画进行直观的思想、心理、道德教育，更有利于学生吸收教育内容，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2.校园广播

校园广播是校园传媒中的又一种形式，以广播的形式向学生传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便、快捷，且成本较低，广播作为高校校园的主要传媒工具，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向学生进行信息的传递。比如，午间新闻报道，使得学生了解国内外的大事小情，引导学生对时事政治内容进行探讨和思考；再如，校园点播，可以无形中形成友爱和谐的校园气氛，使学生养成热爱集体、关心他人的优秀品质。

3.校园报刊

校园报纸、刊物是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另一个阵地，占领了校园报纸刊物阵地，更有助于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效。报纸、刊物以文字为主，能够更加直观、准确地表达思想政治教育观点和意图。由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主要是大学生，对象具有能力看懂报纸、期刊的内容，因此，克服了社会中报刊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不足，与网络、广播分庭抗礼，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又一项关键形式。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特征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同其他事物一样，具有多重特性，通过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探索和分析，不难发现其具体属性可概括为：内涵丰富性、目的明确性、创新发展性。

（一）内涵丰富性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形式多样，内涵不断扩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分支，其载体有着丰富的内涵。从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大致可以分为校园理论传输载体、校园实践活动载体、校园文化载体，校园传媒载体四个部分，每一部分都体现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涵盖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特点。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体系中有动态载体也有静态载体；有传统载体也有现代载体；有显载体也有潜载体；有物质载体也有精神载体。这些载体在实际教育工作中，发挥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承载和引导作用，通过教育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配合，最终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

（二）目的明确性

由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客体的特定性，导致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作为能够承载和传导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内容的工具，具有特定的目的，且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也很明确。衡量一所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情况，可以从课程设置、实践活动、校园文化等方面进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选取、设计和采用方面，载体的形式、内容都是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学生密切相关的，一切均以提升高校学生的思想品德、政治素养和道德规范，使之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为宗旨。抓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目标，有利于考查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适用性，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选取和应用提供了引导和规范。

（三）创新发展性

高校思想政治的教育对象吸收消化新鲜事物的能力远远高于其他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他们接受过最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有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接纳基础。因此，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在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基础上有所创新和突破，以适应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变化和要求。事实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得到了创新和发展。过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多数以理论教育和劳动教育为主，现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无论从整体的形式、类别还是从某类载体的内容上都有一定的发展和进步。在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的今天，社会的前进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所具有的创新发展性使之能够围绕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对高端人才的要求，使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在思想品德、行为规范、道德素养方面不断上升、不断进步。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应用原则

虽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种类多、发展快，没有特别要求如何进行使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者在对载体的使用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实际应用上也有一定的规律和原则可循，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进行遵守和维护。

（一）重视载体结合原则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内涵丰富，形式多变，载体的功能和特性纷繁复杂，为使高校内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丰富，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在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选取方面，应当将有效载体结合起来，一起使用。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每一类载体都有其优势，但也有一定的弊端。例如，文化载体虽然能够使受教育者在无形中接受思想政治教化，但其也存在着引导速度慢，见效期长的劣势。又如，理论传导载体能够很快地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国家主流意识传达给教育对象，但是，它也有可能会引起教育对象的不满和排斥，使思想政治教育受到阻碍。因此，如果在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仅仅靠一种载体来对教育对象进行影响是远远不够的，最有效的方式是将多种有效载体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发挥各类载体的优势，弥补不同载体劣势，使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更佳、见效更快。

（二）把握载体适度原则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很多教育者在载体的选取和应用上会出现迷茫，也有部分教育者会存在采用载体多多益善的误解，企图用各种载体的罗列来达到自身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实际上，尽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种类多、变化快，但是在使用上，依旧存在适用性原则，教育者需要把握好载体使用的度，才能够得心应手，相得益彰。如果不经过思索和筛选就将各类载体进行应用，不但会造成资源浪费，甚至还会产生负面效果，造成教育问题。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当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和不同的教育目的，对载体进行差异性选择，确保“对症下药，药到病除”。

（三）注意载体互动原则

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概念不难看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不仅要满足对教育对象的教化和引导作用的条件，还要满足主客体之间产生互动作用的条件才能够称之为载体。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使用，增加了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联系与沟通的机会，有利于双方互相启发、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激励、共同进步，利用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有利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主体和客体的双向运动，达到感情的交融和人格的升华[5]。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应用上，要特别注意主客体间的互动，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通过载体使教育主客体间产生联系，互相作用，充分发挥载体的传导、枢纽功效。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相联系方面以及教育功效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当充分了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各种形式，掌握载体的特征，遵循载体应用的原则，从而承担起高等院校培养思想品德、政治素养、道德规范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优秀人才的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万长军.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刍议[J].社科纵横，2008：（5）.153-156.

[2]陈万柏.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内涵和特征[J].江汉论坛，2003，（7）：115-119.

[3]王升臻.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几个理论问题的再思考[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2007，（3）：112-115.

形式与政治论文第8篇

" 政治文化是当代西方政治科学发展的产物。然而，政治文化传入我国，却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不但汲取了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科学性成份，而且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理论体系。政治文化研究在研究对象、方法、范畴、功能、结构等各个方面日益丰满，生发了人们对民主政治的文化思考。政治文化研究的繁荣体现在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研究主题的逐渐深入以及研究成果的日益丰富等多个方面，限于篇幅关系，仅作以简单回顾。 政治文化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随着政治学专业的全面复兴，一些大学的政治学系配备了专业的政治文化研究与教学人员，一些学校还设立了研究中心、研究所等机构，如南开大学的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的政治文化研究所等。另外，围绕着政治文化的研究，还形成了一些专业学术研究群体，如以刘泽华为代表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群体、以徐大同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群体等等。 有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学术界先后于1987年和1994年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政治文化研讨会，推动了学术交流，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另外，一些专注于政治文化研究的网站，如政治文化研究网（http://www.tszz.com）等逐渐发展起来，利用现代网络技术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内的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政治文化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自80年代起，学术界先后出版了政治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著近70余部，发表专业论文近400多篇[①]。一些刊物，如《政治学研究》等围绕着政治文化发表了大量论文，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由南开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同《天津社会科学》联合开办的“政治文化研究”栏目以及由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中西政治文化论丛》亦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园地。另外，一些期刊如《孝感学院学报》、《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等一些刊物亦为政治文化研究开辟了园地。 对我国政治文化养成的历史轨迹加以描述，从对历史的回顾中生发思考成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发展的一条主线。在已经出版或发表的大量专著和论文中，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占据了主要的方面。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分别于1989年前后和2000年出版的两套大型政治文化丛书。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即体现了视野广阔的特点，分别从地域、民俗、权力、礼乐等方面探讨了中国政治文化，计8种之多。由刘泽华主编的第二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汇集一些长期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优秀作者，在选题和内容上均有所创新。丛书从政治人格、社会人格的分析以及语言、符号的表达等一些重要的范畴入手，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做了深入而新颖的研究，充分体现了我国政治文化传统研究的最前沿成果，为新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起点。 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相比，对外国政治文化的研究显得薄弱，主要体现在对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研究上。另外，在理清西方政治文化发展的模式、跟踪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等方面亦形成了一些成果。丛日云所著《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从历史的角度对古代希腊、古代罗马以及中世纪西方的政治文化传统作以探讨。高毅所著《法兰西风格》则是我国史学界以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进行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贡献。该书从大革命的时代背景出发分析了法国政治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另外，还有大量的论文不但涉及到西方政治文化的研究，而且对非西方国家政治文化及政治社会化的经验做了总结。 中外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突出了以专题形式展开的比较研究。其中不但广泛地涉及到政治思维模式，对个人、国家、权力、政治统治的政治认知方式，政治价值、政治心理等等不同的特征，而且追本溯源地分析了中外政治文化不同的原因、走向以及政治文化建设等等内容。徐大同、高建主编的《中西政治文化传统比较研究》、柏维春所著《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和西方对比分析》、潘一禾所著《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一些论文均从比较的视角出发，丰富了我国比较政治文化的研究。 文化形式的广泛性决定了政治文化研究内容的复杂性。器物之喻、帝王名号、英雄的形象、军阀现象、诗词歌赋、小说，甚至网络均成为人们分析与研究的对象，这为政治文化的研究开阔了视野。一些重大的主题，如法治文的建设、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文化建设、宗族对政治文化的影响以及我国村民基层民主建设被提了出来，并形成了初步成果。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仅就其中部分主题作以简要介绍。

1.理论架构与学科发展 无论是作为一种分析手段，还是作为一种心理特征，政治文化研究都需要架设从概念、结构到功能、体系的一整套理论维。从政治思想、政治心理两个方面架构政治文化理论体系的做法得到更多的认可，但政治文化研究宽广的学术空间仍然给学者们的思索留下了充分的余地。 政治文化理论研究方面的著作较多。早期有高洪涛所著《政治文化论》、孙正甲所著《政治文化：心态·观念·价值及其演进》、《政治文化学概论》、王卓君所著《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 政治文化研究引论》、吕元礼著《政治文化 转型与整合》等等基本上对政治文化的概念、结构、功能、体系、政治文化的变迁以及政治社会化等方面做了介绍和研究，基本上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体系。 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为我国学者更科学、更全面地架构政治文化理论的体系提供了基础。王乐理所著《政治文化导论》在大量国内、外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从政治体系、政治发展、政治变化等全局的角度考察了政治文化，突出了对公民文化、现代化人模型、政治文化特征群的研究。 对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的研究亦为我国的政治文化理论提供了增长点。丛日云与王辉先后发表的《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复兴及其新趋向》、《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衰落与复兴》以及王乐理的论文《政治态度与意识形态的交融》均本着这一出发点从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发展中寻求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2. 政治文化的模式研究 获取某一民族在某个特定时期的政治文化模式，从而解读政治体系的文化背景是政治文化研究的初衷。对我国当代政治文化模式的研究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李传柱在《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协调性与冲突性》、《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一致性与差异性》等论文中从协调与冲突、一致与差异等对立角度分析了我国公民政治文化的特征；文小勇的论文《试析我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模式》则从我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模式出发，审视了我国政治文化中传统性与现代性、主流与非主流、中国与西方等文化样式二元并存的状态。 政治文化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对它的动态发展模式进行描述亦给政治文化的模式研究带来新鲜的内容。黄颂的论文《秩序与冲突》以及《西欧中世纪政治文化演进机制的再思考》从西欧中世纪教、俗两界追求秩序重建过程中出现的冲突出发，探讨了中世纪政治文化向近代演进的深层动因。在对美国改革时代的研究中，吴强、王公龙的论文《变动不居的平衡》和佟德志的论文《自由立宪与民主理论的创新—美国改革时代的宪政文化研究》都是从均衡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治文化的特质做了研究。汤敏轩的论文《英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模式》则是从选举权出发归纳了英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模式。 3. 传统政治文化及其现代化 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展历史进程的研究为寻找传统政治文化的机理与脉络提供了基础，在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学术界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如小农经济和君主政治，形成了某些共识。然而，在政治文化的具体特征的认识上，学术界却各有不同的认识。徐大同在论文《试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与特征》中将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归结为务实、重民和伦常的政治文化；俞可平则在论文《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论要》中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归结为君主民本、安定统一、认同与容忍等特征。其它亦有一些论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做了论述。" 传统政治文化的存在是连续的，其一贯发展的脉络体现了对现代化的价值。从近代开始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表明，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传统政治文化的自我转换，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政治文化的创新和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则具有相同的语义。朱日耀、曹德本、孙晓春合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思考》较早地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做出了思考，为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研究打下了基础。曹德本所著《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则从更为宽广的视野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做了审视。 4. 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 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稳定取决于人们由政治文化决定的诉求得到满足的程度与状态。因此，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密切相关，对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曹德本与宋少鹏合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在作者此前所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等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写就，对修身与人际和谐、治国与群体和谐、平天下与天人和谐等做了系统而又独到的分析，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做了重要的解读。 高建的论文《稳定民主的必要条件》就西方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作以考察，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理清了西方社会公民文化在权力与责任、一致与歧义、功利与感情之间的平衡与稳定作用，为我国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研究提供了借鉴。王运生的论文《中国转型时期政治文化对政治稳定的二重作用》则以社会转型为背景，突出了政治文化作为一把“双刃剑”二重作用。另外的一些论文，如刘伟的《影响我国政治稳定的政治文化因素及对策》、经纬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价值论》等等，大多以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出发，探讨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文化心理因素。 5. 政治人格研究 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关键视为现代人人格的现代化。事实上，透视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素质，推动政治文化培养是我国政治文化研究的主旨所在。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即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调查研究和传统政治群体的人格剖析。 尝试以政治文化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素质的作品大多借鉴了西方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从调查、统计等实证角度出发，注重结论的科学性。如程志方、闵琦所著《中国政治文化 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张明澍所著《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蒋云根所著《政治人的心理世界》等书均遵循了这样一种政治分析的方法，为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主体性研究打下了基础。 剖析政治人格，研究政治心态亦是中国政治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两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中对这方面的内容均有所涉及。如君主与中国政治、宦官与中国政治、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官僚的社会人格等成为人们透视传统政治群体的政治人格和政治精神的突破口。 在对政治人格剖析中，知识分子阶层的政治人格与政治心态成为一个热点，如对葛荃《晚明东林党人政治悲剧的心态之源》以晚明东林党人的道德理想与“慎独”的境界、“戒惧”的心态为典型进行剖析，为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种模式。赵泉民的论文《清末新知识阶层政治文化心态探析》则以新知识分子群体为对象，分析了这一群体对西方民主政治学说的体认和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载体的离异的政治心态及其后果。而王乐理的论文《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体意识流变》则更多地从小说、诗歌、回忆录等更为广阔的视野出发揭示了我国公民个体意识流变的条理，剖析了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心态。 除以上几点外，一些既有特色，又突出务实精神的研究视点为政治文化研究带来了学术增长点。例如，以云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的社会结构为背景，我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学者对民族地区的民主政治建设、政治稳定、多元文化、政治一体化以及基层建设提供的理论贡献；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政治文化与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为跨文化的交流提供共识的基础；新形势下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研究等等主题不一而足，均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我国的政治文化研究。

形式与政治论文第9篇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话语体系 教学实效性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9-0053-02

话语，是思想观念的言说和表达。“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①对于一门学科而言，独立而完善的话语体系，是其成熟的显著标志。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肩负着资政育人的历史使命，深刻把握其话语体系至关重要。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的内涵解读

1.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的基本内容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学科理论话语体系、教材文本话语体系和课堂教学话语体系。教学话语体系与学科理论话语体系、教材文本话语体系有着内在的紧密关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必须以其学科理论为思想指导；以其教材文本为解读对象。因此，教学话语体系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对理论的宣传和对实践的阐释，关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实现。

2.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内在要求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话语体系要紧紧把握时代的发展和变迁，与时俱进，创新话语方式来阐述新理论、新思想、新问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应体现以下要求。

其一，科学性。首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其教学话语内容势必要体现和表达出真理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其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构建，要秉持实事求是的客观精神，教学话语表达要基于历史和现实发展实际，要做到既不能脱离实际，也不违反实际。再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建立，要深入领会高校思政课课程建设的精神实质，尊重学科建设和发展规律，教学话语内容、教学话语结构，以及教学话语形式，要符合思维推演和语言表达的规律，使教学推演和表达层层相扣，展现出强有力的科学方式。

其二，实效性。“话语体系是功能性的，它主要解决社会引领和影响力问题”，“没有较高水平的话语体系，就不可能赢得一定的话语权，也无法充分呈现学科体系的存在价值与学术体系的创新成果。”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理论话语，注重内容叙述的科学性、逻辑性、完整性，很难被当今大学生所接受和喜爱。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创新，要致力于发挥其功能价值，实现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才能更好地承担起对高校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重任，进而增强学生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力、理解力和判断力，为切实提高高校思政课的教学效果而发挥其体系功能。

其三，时代性。任何事物都不能脱离时代的发展而孤立存在。伴随全球化时代的推进，大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念也出现了多元化多样化的变化趋势，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的缺陷在教学实践中日渐显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必须要紧跟时代的发展步伐，教学话语置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不断整合社会前进中的最新资源，不断吸取变化着的现实生活中的营养，不断充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的新内容、新形式，解答时展中的新问题，才能使思想政治理论课保有鲜活的生命力，才能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与时俱进。

其四，民族性。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资源，合理有效地进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其融通于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坚定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展现中华传统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的话语权地位和价值魅力，体现良好的继承性和民族特色。

其五，原创性。创新是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发展的动力源泉。当代中国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在哲学社会科学也要有充分体现。指出：“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③“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http：//.cn，2016.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话语的构建要具有自身特质，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阐释和解答我国发展中的具体实际问题为起点和归宿，形成独具特色的教学话语优势。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传统教学话语体系的困境分析

1.话语模式的政治化倾向

一直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被定位为意识形态类的政治课程，受传统思维与行为习惯势力的影响，在其教学话语体系中，政治话语、权力话语和文件话语长居于主体地位。即便在当前思想观念多元化、多样化的时代，“话语的政治化倾向并未完全退场，甚至成为话语民主化的障碍。”倪瑞华.由独话到对话：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重建[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2，10：47-50.

在这种话语模式的主导下，多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带有一种高压强制的态势、政治训导式的语气和意识形态性的语言向学生宣讲、陈述思想政治理论，满堂灌输教学内容，“在课堂的教学场域中，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力服人’”曹锋.高校思政课话语体系下的大学生政治认同[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6，03：41-47.

，这种授课方式也很容易给学生一种政治传达的生硬、枯燥感觉。在教学过程中，既不能使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深入理解和掌握，也没有合理地解读和释疑社会发展中一些现象和问题。长此以往，学生在心理上对思政课课堂自然会产生隔离和疏远，甚至抵触。这种政治化倾向严重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因为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和吸引力，渐渐制约了教师与学生的平等式地相互交流，切断了学生对思想政治课堂的积极参与，最终造成了倾向于政治化的教学话语体系，恰恰无法激发起大学生的政治认同。

2.话语内容的理论抽象化

众所周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无论是和其他学科相比，还是和中学阶段的政治课相比，教学内容的理论性更强。传统的教学话语体系过分关注理论本身，教师讲解的过程更多地表现为从理论到理论的过程，或者照本宣科从书本到书本的过程。在传统的教学话语体系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大量抽象的语言和理论来讲授，缺乏足够的案例分析和事实举证，授课所传递的信息量过少，理论联系实际明显不足。这种高度抽象的教学话语内容，由于脱离了社会发展的现实环境和大学生的生活实际，使教学思维和语境仅局限于教材文本和讲台之上，教学话语缺乏鲜明的时代性和形象性、生动性、个性化、趣味性，致使理论教学抽象难懂，难于为学生消化理解，导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效果的低下，也极大地影响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与认同。

3.话语交流的单向性

在反思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传统教学的利弊中，多数人提出其教学话语的“独白”性特征，这是不容否定的缺陷，也是高校思政课改革中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问题。多数教师在思政课教学中，在形式上以控制式和宣讲式为主导，忽视对话式的话语，看似课堂满满，可在思政课教学中，难以出现师生共鸣、教学相长的良好局面，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远远没有得到贯彻和落实，成了被搁置一旁的口号，学生终究还是没有被真正意义的纳入到教学体系之中。由于缺乏基本的课堂教学沟通与交流，再加上其学科专业的自身特点，比如课堂练习、课堂作业较少，思政课课堂就形成了老师和学生各自为政的松散状态。传统教学话语交流的单向性，致使高校思政课的课堂氛围因缺乏内在的张力而毫无声气，教学实效性更是无从谈起。

三、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路径探讨

综上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创新路径从以下方面进行：

1.话语模式的创新：由政治化到民主化的转换

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首先要从意识形态宣传的政治话语中独立出来，转变话语模式的政治化倾向，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人类政治文明有一定的共性，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面对许多共同问题。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同时肯定和借鉴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有益经验，抛开意识形态的束缚，客观合理对待我国与其他各国发展中的异同。比如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中，可以通过案例分析国际社会发展的经验，来论证分析当前我国发展变革的一些举措；也可以通过对比分析法对课程内容进行设计，从价值原则的角度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优越性，而不是光凭一些空话、套话和大话来标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总之，要改变教学话语模式的政治化倾向，转向民主化模式，坚持为我所用，摒弃不科学、不适用的话语，这样才能使教学话语体系更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2.话语内容的创新：由抽象化到形象化的转换

教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不是封闭的概念推演和逻辑论证，而是与社会实践发展息息相关的思想活动。要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的实效性，必须回归现实生活世界，实现由单纯抽象理论到理论与事例结合的转换。“大道至简”，用简约、朴素的语言表达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比如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创造中所提出的“实事求是”“一国两制”“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四个全面”等思想，都是用最简单、最形象的语言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内容，我们以此为启发，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应当结合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充分考虑大学生的思维习惯和语言习惯，通过吸取各种时代新型话语，把深邃的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用大学生听得懂的语言讲大学生听得懂的道理，改变抽象化、教条式的语言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