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态化论文第1篇

【论文摘要】近 现代 工业 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进步的同时，由于人类对 自然 和自身的不正确认识及盲目开发行为，导致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产生与 发展 成为生态 政治 运动兴起的动因和基础。在此基础上推动了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生态化的发展。生态政治产生发展是政治生态学、政治生态化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政治生态化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是解决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不可或缺的根本措施之一，是全球 经济 、 社会 、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政治发展的趋势之一。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 问题 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思维方式、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 中国 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运动。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 影响 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 目前 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

政治生态化论文第2篇

关键词：廉政文化 教化 导向 约束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8-032-03

“廉洁则政兴，腐败则政息”，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可谓是一部廉兴贪衰的循环演进史。几千年的历史一再证明：廉兴则吏治，吏治则民平，民平则国富;腐生则吏废，吏废则民怨，民怨则国衰。所以能否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关系到人心的向背、政党存亡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然而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腐败似乎从未曾远离人类，它与政权如影相随，成为执政者挥之不去的痛。腐败现象之所以蔓延泛滥，难于根除，究其原因，除了制度层面的因素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它的存在获得了一种文化上的支持认可和心理上的容忍，所以说，腐败的产生与一个社会的文化有着重要的联系。

一、权力的运行需要廉政文化的引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经济的发展决定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地反作用，主要体现在上层建筑能引领经济基础的发展方向，即通过政治力量、法律手段和思想文化的约束和影响，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影响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权力的运行是上层建筑的范畴，目前腐败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基础的良性发展。为什么会存在严重的权力腐败现象，许多观点认为是经济基础的原因，甚至简单归罪于市场经济，其实权力的廉洁与腐败是社会存在也是社会意识，不能简单认为是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存在问题，严格讲它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对待惩治和预防腐败问题，既要通过制度建设，规范约束权力运行，建设清廉的政府、打造清明的政治，净化政治生态，最终实现政权的长治久安。但制度并非万能，也难以尽善尽美，有些制度规定了的，没有严格落实，认真执行，很大程度上是隐形的文化力量所致，因此必须要解决制度管不到，管不好方面的问题，发挥文化独特的功能与作用，在“笼子”周围构筑廉洁的文化环境，建立与制度相呼应的“思想防线”，帮助每个人自觉抵制腐朽社会文化的侵蚀，凝聚全民反腐的共识和力量，进而建立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二、准确把握廉政文化的内涵与本质

倡导廉政文化，必须明确廉政文化的内涵。所谓廉政文化，就是人们关于廉洁从政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与之相应的生活方式、社会评价和社会风气的总和，它是廉洁从政行为在文化观念上的客观反映①。其内容关乎修身立德、为官从政之道，倡导一种积极向上、大公无私的执政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廉政建设方面集中具体的反映。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机结合②。廉政文化从本质上看是统治阶级的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它是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目的和执政方式在意识形态上思想文化的表现形式。当前，我们倡导的廉政文化要体现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并使之成为廉洁从政的动力文化;成为倡导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宣传文化，成为广大党员干部从政人员必须恪守的职业文化。

中国是个倡导廉政文化的古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道德经》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影响。今天倡导廉政文化就是要发挥廉政文化在反腐倡廉中的道德和精神力量作用，使廉政文化就像空气一样，虽然无形，却无处不在，深深地影响着每个人的观念和行动。以道德为核心的廉政文化，一旦内化于心，便成为人们内心评判是非曲直的“法官”，发挥着引导、激励、约束、支配、改变人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指出“道德具有特殊规定的内心的法”。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也认为：“道德教育净化理论的真谛，在于使政府官员并不只靠外力的制约，而是从思想上堵塞不法行为的产生，形成一种自我约束的道德规范和主观意志的法”。这样看来，廉政所形成的“廉”一方面是由制度、法律等外部强制力而产生的“廉”;它的作用使人想贪却难贪。另一方面，是由廉政文化熏陶教育所生成的、发自内心的一种自觉行为的“廉”，是骨子里的“廉”，它的作用是使人能贪却不想贪。所以说，廉政文化是廉政制度建设、制度执行的基础，为各项制度的贯彻实施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正如国家行政学院马庆钰教授说：“一堆建筑的文化，含义不在于砖瓦钢木，而在于其风格，一纸绘画的文化含义不在于纸砚笔墨，而在于其神韵，离开了观念形态的精神，政治制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种文化滋养一种制度，先进的制度背后必然有一套先进的文化，没有好的文化环境，好的制度就不容易出台，没有好的文化氛围，再好的制度也难于执行到位。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想要抵制贪腐的最后防线，无论是健全完善的制度，还是严厉到位的执法都是难以实现的，关键在于人们能否秉承道德操守，坚守思想防线。因而，有人形象地说：“廉政文化就像一张构建在心中的道德之网，法律制度之网能网住的是几条大鱼，道德之网所能阻挡的是所有的鱼。”

三、发挥廉政文化在净化政治生态中的作用

多次强调，“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人们普遍认为，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核心是领导干部的党性问题、觉悟问题、作风问题。由此可见，净化政治生态首要任务是解决干部队伍的思想作风问题，廉政文化在此能发挥的特殊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1.教化作用。2003年，人民网在《文化环境对人的塑造》一文中指出：“所谓教化功能就是指文化环境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价值观念，思想信仰以及与此相一致的各种行为规范对社会成员思想的教化和行为的规范。”而作为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总和的文化，提供着关于对与错、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是与非、好与坏等一系列评价标准，这些标准受社会环境与教育的影响，逐渐转化为人们的正义感、审美感、羞耻感、是非感等一系列思想观念，最终成为人们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廉政文化以文化的形式传播廉政理念、规范教育训化民众树立廉政价值观，养成良好的廉洁习惯，提高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的从政道德素质，在全社会营造一种人人崇廉奉廉的良好文化氛围，其感染力、感召力、感化力是其他教育形式难于比拟的。

2.导向作用。导向作用是廉政文化的重要功能，深化廉政文化的导向作用，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导向是指引导的方向意思，是事物发展中灵魂支柱和不竭的动力源泉。文化是一定社会的产物，任何社会形态的文化，都具有对现行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起到判断与评价，支撑与引导的作用。廉政文化作为对待权力的基本态度、价值评断，是一种正能量，它能从情感上、心理上影响、支配、改变、引导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并起到约束人，形成正确的道德规范的作用，并帮助人们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文化的侵蚀的作用。廉政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先进的精神理念、价值取向对提升人们的道德情操、思想境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起到潜移默化、感染熏陶的引导作用;同时对凝聚社会共识，加大反腐力量，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约束作用。规范一个社会有两样东西：一是制度，二是文化。如果说制度是一种硬约束，那么廉政文化则是一种软约束，它虽然没有明文的规章制度，但它可以通过一系列为人们所接受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价值认同等，更为深刻、广泛地约束着人们的行为，而且在深度广度上比制度更为深远、更为广泛，它不仅作用于那些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人群，而且作用于普通社会民众，促使领导干部乃至普通民众进行自我约束、自我规范，从而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当前，在举国上下大力惩治腐败的形势下，廉政文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它所包含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思维模式，将使受到廉政文化教育熏陶的人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其所释放出来的效能――约束和自我约束。

四、倡导廉政文化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在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要实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就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反映，也是党员干部的价值取向和为政行为的综合体现。政治生态好，人心齐;政治生态不好，人心散、事业难成。当前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势和风险，迫切需要通过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来凝聚力量攻艰克难。通过廉政文化建设，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使廉洁的政党文化深入人心，并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使廉政文化成为公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才能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实现政治生态“山清水秀”。因此，必须寻找建设廉政文化的有效途径。

1.廉政文化建设要把领导干部作为重点，发挥好其示范表率的作用。“上行下效”是古今中外的一种规律性现象，纵观历朝兴衰，风气衰败大都源于官场腐败。从近年来查处的一些腐败案件中的窝案中可以发现都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结果，因此，领导干部的行为和价值取向不仅影响其本人，更是影响到一个队伍。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风气不正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有权势的党政干部、腐化堕落、目无党纪国法。所以，倡导廉政文化要从领导干部做起，这样才能发挥好廉政文化对全社会导向教育作用。首先，要立标杆，树典型，发挥党政干部对全社会的示范表率作用。在基层工作中，有这样的顺口溜“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讲的就是党员干部在基层工作中表率示范作用的重要性。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先治官，只有我们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秉公用权，恪尽职守，洁身自好，才能经得起执政考验、权力考验，才能以榜样力量来引导推动整个社会的廉政文化建设。其次，党风廉政的状况一方面主导着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又时时刻刻受到社会大环境、大气候的影响。只有整个社会都对腐败疾恶如仇，有了“人人得而讨之”的心态，坚决与不正之风作斗争，让腐败分子遭到“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下场，不给腐败分子任何机会，激浊扬清，惩恶扬善，敦风化俗，构建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公民文化，形成鄙弃腐败的社会舆论，占领挤压腐败文化的生存空间，那么腐败终有根除、消亡的一天。

2.要把廉政文化教育同廉政制度建设、廉政监督结合起来。廉政文化建设的过程，就是对人教育、改造的过程，既要自身修养、学习，也需要外力的推动帮助。所以廉政制度建设、廉政监督要与廉政文化教育相结合，利用社会媒体、网络技术等，大力宣传廉政思想，鞭挞腐败行为，让全社会形成一种人人崇廉奉廉、个个羞于腐败、耻于腐败的良好氛围。同时，还要创新廉政文化的内容形式和传播手段，使廉政文化发展具有生机与活力，从而推动廉政文化制度的建设，最终提升整个社会廉政建设的水准。

3.把廉政文化教育同其他教育相结合起来。廉政文化建设不能仅仅局限于小区域的发展，它必须面向全社会，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拓展其教育范围。我们可以把廉政文化教育同家庭美德教育、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等结合起来，让廉政文化的知识理念融入家庭、学校、单位乃至整个社会，使其更为普遍、通俗。从而形成廉洁正气的家风，各具特色的行风，以及“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社会风尚。

4.让廉政文化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文化必须融入生活，使人们在生活中、实践中感知领悟，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离开生活实践，再好的文化也只是空中楼阁。要按照廉政文化基本要求，进一步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等行为准则，使廉政文化成为人们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充分利用传统节日、重大纪念日等各种活动，不失时机传播廉政理念，扩大影响力，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形成有利于廉政文化建设的社会氛围。

5.打造廉政产品，树立廉政文化典型。一要通过宣传身边典型，树立榜样。榜样教育的力量是无穷的，特别是那些勤政为民、率先垂范、克己奉公的党员干部，如焦裕禄、谷文昌等，他们是时代的楷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我们精神文化的宝贵财富，只有将这些宝贵精神财富发扬光大，广泛宣传，才能使廉政思想深入人心。二要创作廉政文化的艺术作品。一部思想进步、情节感人的廉政文化作品，对于人们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等具有重要教育引导作用。例如，曾有一部反腐倡廉电影《生死抉择》，里面的主人公李高成的故事感染了广大领导干部。李高成是北方某省会城市的市长，自己曾经工作过的纺织厂领导班子存在集体腐败，他的弟弟就是幕后黑手，连自己的妻子也卷入其中。在痛苦的抉择中，他做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选择。这种能震撼灵魂的事迹，有时往往胜于严刑酷法的威慑。通过树榜样、塑典型，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使廉政思想入脑入心。

6.加大舆论监督，搭建民主反腐平台。新闻舆论监督可以在社会和公众之间营造一种互动的反腐倡廉氛围，是对权力滥用和腐败进行监督的一种直接民主形式，来自民众和媒体的压力使政府官员时刻具备危机意识，不敢胡作非为，轻举妄动，纵容自己，时刻绷紧纪律的弦，对贪腐起到一定的震慑、制约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廉政文化建设。

诚然，腐败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犹如世界性痼疾，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不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如何，腐败现象都会不同程度、不同特点的存在;也都被这些屡禁不绝的腐败问题所困扰。廉政建设因此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艰巨课题。为此，我们党一再强调，反腐是一场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永在进行中的输不起的斗争，要充分认识到它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这一点，决定了廉政文化建设也需要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过程。然而，相对于廉政制度建设而言，廉政文化要建设的是人们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还应当看到：一个国家历史上形成的传统和习惯，不仅会对官员行使权力的行为发生影响，而且会使民众对权力的行使形成较为固定的评价标准，特别是在传统文化深厚的国家，政治文化中的一些传统准则在腐败现象的发生和发展中起着心理依托的作用，要对传统文化扬长避短，改变一些不利于反腐倡廉的传统准则、习惯，切除腐败现象发生和发展的心理依托，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必须要有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精神。

注释：

①姚增科.把文化的力量融入反腐倡廉建设――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传承，2012

②徐伟，.对廉政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湖北社会科学，2008

参考文献：

[1] 中央纪委宣教室.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理论学习纲要[M]，2002

[2] 姚增科.把文化力量融入反腐倡廉建设[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3）

[3] 马皑.涵养我们的“廉政文化”[J].人民日报，2013.4

政治生态化论文第3篇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生态结构

我们借助生态学的方法，从思想政治理论课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去研究与其政治社会化功能相关的因素及其相互联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包括人的因素、环境因素、思想因素的各个方面，他们共同构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生态系统。首先，是人的因素。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所涉及的人有：一是政策和课程的制定者，他们属于政治社会生态中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者，属于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负责制定课程标准和计划，选择课程内容，将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知识化、教材化、课程化；二是课程的实施者，即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他们在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基础上，选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将课程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和语言体系，他们是政治体系中的中坚环节，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实施的具体执行者；三是课程的受教者，即大学生，他们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化功能的具体对象。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受教者并不是被动的接受“教化”，而是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客体。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具体实践，依赖于受教者对政治价值的主体性选择和构建。其次，是环境的因素。按照在政治生态中影响的范围划分，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宏观环境，是指影响个体思想行为的社会环境或国际环境，即国内国际“大环境”，宏观环境中是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复杂体；中观环境介于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在思想政治教育语境中，中观环境是“影响具体个人思想行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阶段与其重要背景，包括人们必然经历的家庭、同辈人团体、学校、企业等因素和对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广泛影响的大众传媒、国际互联网等因素”。微观环境又称小环境，是和人的思想行为直接相关的局部环境因素，或者说是受教育主体的教育教学环境，也包括受教者自身内部的小环境。要说明的是，这三个环境层面划分也只是相对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现社会化功能的过程中，都对功能实施的过程产生影响，而且是一种综合性的、系统化的影响。再次，是思想性的因素。即政治社会化这一过程所要“传递”的具体的政治信息和价值观，也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承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这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社会生态系统中的核心因素，也是“链接”各类主体、贯穿各个层面环境的“主线”。按照生态学的观点，我们只能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生态体系做相对的描述，一个人思想行为是受到多方面影响的。具体到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这一过程，也不仅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种影响因素，还受到其他课程、其他场域的影响，这些影响系统地、动态地对大学生个体的思想行为产生作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的政治社会生态系统也和其他的社会生态系统相互影响。这些社会生态系统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的政治社会生态系统，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环节

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其最终目标是让大学生们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即按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进行政治社会化。这种“应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经过一系列的步骤和过程。从过程上看，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化功能的实现分为：功能预设、功能输入、功能转化、功能输出、功能反馈等五个相互衔接、相互统一的环节。第一步骤是功能预设环节。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受教育者的社会行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更是以课程化、体系化的形式向大学生正面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对大学生实施直接的影响。而对于课程开设的意义阐述、目标设定、计划制定、内容选择以及实施方案的规定，体现的是作为部级课程明确的计划性和预设性。这一环节预设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目的、内容和实施步骤。是其社会化功能实现的始端。第二步骤是功能输入环节。即把预设好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功能，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创造性“再生”，按照课程的要求，融入到教学体系和教学环节中，使受大学生们在教学环境中进行社会化，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承载的价值渗透。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承载的功能和价值不会自然而然的实现，必须经过这一环节，由施教者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创生环境”、“感情渲染”、“价值彰显”。第三步骤是功能转化环节。即大学生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承载的功能和价值，转化为自身思想体系的的“构建”过程。一般来说输入和转化是紧密联系的，有时候几乎是同时进行，但这两个环节并不等同，输入是转化的前提，转化是输入的升华，是受教者思想体系的解构和重构。通过这一环节，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实现了由课程载体到个体载体的转换。当然，这种“转换”的程度和效果必须遵循受教者思想政治素质形成规律，受到接受者思想政治素质结构、接受能力、情感倾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第四步骤是功能输出环节。即大学生按照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价值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开展行为实践，使课程的功能、价值得到外显性的体现。也就是说，大学生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并将这种要求转化为自己分析、判断事物的能力，并自觉的应用到实践中。如果说转化环节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内化”，那么输出环节就是这一功能的“外显”。第五个步骤是反馈环节。大学生思想的提升，行为的改变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化目标，但其社会化过程还没有完全结束。课程所承载的功能和价值的被接受的程度、效果还要经过检验，并通过反馈环节反馈给前面的几个环节，并对前面几个环节进行调整和修正，以便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更好的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通过以上环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从课程载体到个体载体，从社会意识到个体意识，从思想形态到实践形态的转变，完成了其政治社会化实现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既是“教———学———知———行”的循环往返的过程，也是从“应然”经历“实然”到“必然”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机制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进一步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政治社会化功能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项本质的内在属性，它的实现也必须依托一系列的机制。政治社会化的最终目标是学生政治人格的形成，从这个角度看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依托以下几种机制：

首先，是政治生态环境的优化机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生态系统处于整个社会政治生态系统中，受到社会政治生态系统其它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一般来说，良好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社会化功能的发挥，反之就会限制、消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和价值。因此，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而言，政治生态环境的的优化是其功能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当前，政治生态环境的优化机制包含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党的政治文明建设。即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事业的建设，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推进。用时代化、大众化的语言解读马克思主义，增强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感；三是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系统化的建设。用机制、体制的改革，切实落实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从思想到实际的重视。具体实施过程中，高校要不断改革教学方法，重视解决大学生的实际问题，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真正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毕生难忘的优秀课程”。

其次，是政治文化传承机制。课程是一种专门化、具体化的知识结合体，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存在形式，包含着丰富的文化要素和文化因子。按照阿尔蒙德的说法，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维护和传承政治文化是政治社会化的目的，政治社会化是传播政治文化的有效手段。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知识化、课程化的具体体现，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要素。而课程实施的过程就是一种政治文化的传承过程，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原理等政治知识传授给学生，这是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始端，也是政治人格形成的基础和前提。课程化的政治文化传承机制，必须将文化传承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课程的特点相结合，按照“理论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思想体系”的路径，实现政治文化的传承。

再次，是政治态度培育机制。政治态度是指个人对于政治系统中各种角色、政治系统中的输入输出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倾向，三种要素的相互冲突也就形成了政治态度的不同层次，态度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模仿或服从、同化与内化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代表不同的政治社会化程度。模仿和服从是一种表层的政治社会化，是一种被动接受；同化是一种态度认可和情感倾向，是一种中层次的政治社会化；内化是一种价值认可和信仰的形成，是最高层次的政治社会化。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如何彰显、教师本身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程度、理论功底和教学水平，学生自身的知识水平和接受水平都对学生政治态度的形成产生影响，这也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要遵循政治态度的形成规律，科学合理地选择教学内容；教学中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根据学生特点使用教学方法，增加教学实效性。使学生完成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思考，从知识接受到价值认同，从价值认同到信仰形成的政治态度改变过程。

政治生态化论文第4篇

【关键词】政治生态；监督执纪；贵州

同志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提出的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重要论述，既是长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又是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纪检监察工作所面临形势和任务的科学判断，是对党内监督工作重要理论与实践的创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理论永葆生命的唯一途径。“四种形态”的理论研究同样要指导实践，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内在要求。

一、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研究理论与实践研究现状

201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提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科学回答了“用什么执纪、为什么监督”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真正体现对党员的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对于挺纪在前、执纪必严，以纪律建设推进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伴随着党内外的广泛学习和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迅速引起媒体和学界的广泛重视。在“中国知网（CNKI）”中搜索篇目椤奔喽街醇汀四种形态’”后发现，自2015年9月26日至今有64篇学术期刊论文和200多篇国内重要报纸刊发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成果。期刊《中国纪律检查》和《人民日报》最早刊发“全面从严治党，严明党的纪律，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新闻报道。之后，全国各大新闻媒体和地方重要报纸迅速刊发相关的新闻报道，关于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学习和研究广泛展开。师长青（2015）认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挺纪在前的理论创新和行动指南。中共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熊惊峰（2016），将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进行了较为系统理论研究，强调正确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建立有效机制。

同志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提出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正确认识、体会和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各级党组织的重大任务。实际上，2015年9月至12月“四种形态”处于理论的认知和学习阶段。2016年鲜有理论性和专业性较强的学术研究，相关的实践研究成果相对匮乏。

贵州省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2015年9月30日《毕节日报》刊发“监督执纪问责要围绕‘四种形态’做深做细做实”，是贵州省最早关注“四种形态”的新闻报道。2015年12月22日和2016年1月1日《贵州日报》分别刊发“全省落实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座谈会综述”和“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推进中央八项规定落地生根”。郭敬敏（2015）认为应当把“四种形态”贯穿监督执纪问责始终。万纪耀（2016）研究了纪委实践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思路和途径。黔清风（2016）在《当代贵州》中论述了贵州省落实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关键在于深刻领会全面从严治党的本质要求。截至目前，受所掌握资料所限，仅检索到以上公开发表的几篇报纸要闻和3篇期刊论文。贵州省对“四种形态”的关注虽然较早，但是和全国对该问题的关注呈现较为相似的重复性研究趋势，即缺乏理论性和专业性的深入研究。

二、政治生态建设与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契合

政治生态是相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秩序而言的一种社会政治生态，是某一区域内政治参与主体对社会所形成的稳定格局和过程。它是政治生活现状和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以及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其核心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和作风问题。具体应包括党员干部个体生态、党组织生态、政治文化生态和生态系统。

1、政治生态建设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依存关系的契合。

政治生态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政治生态包含了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被包含于政治生态建设中。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对党的政治生态建设发挥“外因”作用，党员领导干部是政治生态建设的核心，党员领导干部自身素质的好坏决定着党组织和政治文化的性质和方向。同时，政治生态建设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两者之间又相互影响。良好的政治生态对于党的监督执纪有积极的正向作用，恶劣的政治生态使党的各种监督形同虚设。有效的监督促进政治生态系统各要素的和谐共生，失效的监督破坏政治生态并加速上层建筑的分崩离析。

2、政治生态建设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共同作用对象的契合。

政治生态建设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两者从不同的维度对社会发展产生相似的作用。政治生态建设体现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宏观层面的实践和探索，监督执纪“四神常态”则体现在微观层面的实施和应用。不论是政治生态建设还是监督执纪“四种形态”都通过对党员干部和党的各级组织而对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政治生态影响党员干部和党的各级组织，对党员个体“四种常态”的监督执纪是党的建设中必不可缺的方式和手段。对党员干部的监督执纪“四种常态”的贯彻落实是改善和形成良性的政冶生态的重要环节。

3、政治生态建设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动态发展的契合。

政治生态建设和监督执纪“四种常态”两者相辅相成，在建设中国特色让会主义探索中螺旋上升。党的建设中需要政治生态的良性循环，、违法违纪的行为破坏了政治生态，党内外的监督执纪不仅具有修补和恢复被破坏的政治生态的功能，而且能够预见并提前预防贪腐行为的发生，并能够有效阻止。虽然政治生态建设和监督执纪并不总是同步的，但两者最终总是能够在党的建设实践中动态发展，通过理论与实践的联动促成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发展。

三、贵州省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和发展

1、为人民服务是政治生态链的核心，监督执纪应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路线。

虽然同志提出了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但是监督执纪不应仅仅局限在这“四种形态”、也不应仅仅局限在当前这个时间段。监督执纪永远在路上，监督执纪可以有多种形式和多种方法。不管它是哪种形式、那种方法，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路线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监督执纪要求把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贯穿在政治生态建设中，为人民服务是政治生态链的核心。偏离的为人民服务的核心，政治生态呈现利己化、集团化、边缘化，政治生态中各要素无法有机结合，政治生态被破坏。监督执纪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为群众谋福利成为生态链中各个要素紧密衔接、共同生存的核心。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路线的关键在于加强党员干部的作风建设。党员干部的作风建设是是整个政治生态链中的关键环。党员干部个体生态、党组织生态、政治文化生态和生态系统都依靠群众路线得以有机共存。监督执纪中群众路线坚持的好，群众基础好，整个政治生态将富有丰硕而坚定的群众“根基”，政治生态将易于形成良性发展的循环机制，抵御各种非集体主义的思想和行为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强大。

2、监督执纪应参与政治文化建设，优化政治生态环境。

政治生态由多种因素过程，特定的文化传统、民族习性、意识形态传承等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对形成政治生态起着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相对于政治制度的刚性约束而言，政治文化的软性作用更具优化政治生态空间的条件和优势。受贵州省历史传统和地缘要素的影响，贵州省政治文化与其他省份既有共同性也有差异性。贵州省内各地官员的认知、情感、信念与价值观等诸多心理活动和实践方式，构成了本省政治生态的区域品质。政治文化的可塑性为监督执政的创新和发展带来可操作的空间。监督执纪可以引导、培育和塑造出更具时代性和发展性的政治文化。

贵州省监督执纪可以增强对党员干部的党性锻炼，对党员干部的认知、情感、信念与价值观进行有效干预和引导，最大限度发挥政治文化对党在基层执政合法性的支持和统帅作用，培育和塑造与适合和谐社会发展的政治文化。

3、监督执纪参与民主建设，促进政治生态的更新与进化。

当前，贵州省内外很多地方党群矛盾突出，民益得不到保障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致使增多。针对这种社会政治生态失衡现象，监督执纪“四种常态”应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民主建设为个体生态、党组织生态、政治文化生态和生态系统的联动创造内在动力，加速政治生态的更新与进化。

监督执纪参与民主建设要以法律为准绳、用民主的方法和途径来疏通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监督执纪要认真观察和分析当前出现的一切影响党群关系的腐败现象，切实保障广大党员和人民大众的主要民利。在政治生B的建设中，维护民众的民利并及时纠正损害人民利益的错误作法，才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政治生态的更新与进化。

4、健全监督执纪的体制机制，有利于政治生态的修复和保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贵州省政治制度建设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对于党的基层执政而言，党在基层执政的制度建设还有许多领域和细节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监督执纪的秩序化、民主化、制度化都还有很多探索的空间，监督执纪的体制改革还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而且政治生活中的制度通道容纳能力和可操作性也相对滞后于公众的期待和要求。

因此，必须促进监督执纪的制度建设，主要包括监督执纪的民主参与制度、决策制度、管理制度、公开制度等。通过监督执纪机制体制建设，建立健全符合贵州省科学发展要求的制度体系。监督执纪的常态化和制度化能够使我们的党积极、科学、有效的参与到政治生态的建设中，既有对违法违规行为的事后严厉惩治制度，又有针对性极强的事前预防体系。监督执纪的常态化和制度化能够保障政治生态的修复和保护，为政治生态建设取得成效添砖加瓦。

5、监督执纪强化廉政建设，保障政治生态良性发展。

政治生态化论文第5篇

摘要：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综合体现一个地区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依法治国战略，强调要更好地发挥法治在政治社会各方面引领作用，这有利于用法治的思维优化政治生态。法治是建设良好政治生态系统的最重要保障，其本质就是政治生态建设法律化。探索在法治轨迹上优化政治生态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依法治国；法治；政治生态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这就要求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建设良好政治生态。我国确立依法治国是在国家政治生态建设实践中提升出来的。总体来说，我国在国家政治生态建设上有两次转折，第一次转变是政治建设从“敢治”到“能治”，第二次转变是实现“能治”再到“法治”的转变。“敢治”突出解决政治生态建设的决心问题，“能治”主要解决政治生态建设的能力问题，“法治”突出解决政治生态建设的根基和可持续问题。法治是一种政治运作方式，其突出特点就是用法律来约束政治权力，在法律轨道上推行政治活动。如果把政治比作一种生态系统，那么法治就是建设良好政治生态系统的最重要保障，其本质就是政治生态建设法律化。换句话说，法治本身就是一种良好的政治生态。

一、对政治生态理论分析

政治生态，是借助生态学原理，相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生态而言构建的社会政治状况。目前学者对政治生态没有统一的定义，都是结合研究方向对其内涵进行阐释。20世纪80年代，大部分学者将政治生态等同于绿色政治、绿党政治。后来随着研究政治生态学者增多，借鉴西方政治生态研究成果，大部分国内学者认为，政治生态有着广泛内涵，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一般说来应该包含如下政治因素：政党及政党制度，政党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政府、社团和一般民众之间的关系等。政治生态就是这些关系相关作用达到平衡的一种状态。本文在参照现有研究成果，结合文章研究角度，认为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综合体现一个地区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清代思想家顾炎武曾说：“诚欲正朝廷以正百，当以激浊扬清为第一要义。”良好政治生态能起到惩恶扬善、激浊扬清的作用，有利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简言之，良好政治生态就是“政通人和”，是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体现。

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政治改革不断深入，国家治理难度不断增大，政治生态建设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逐渐形成了日趋成熟的政治生态理论。复旦大学教授王沪宁编写的《行政生态分析》（1989年）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系统论述政治生态理论的著作，书中强调借鉴生态学理论来研究行政系统。刘京希编写的《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2007年），对政治生态理论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并且提出了政治—社会—自然三位一体的政治生态理论体系。最近几年，许多学者结合中国国情对政治生态建设路径进行探索。桑玉成教授强调，各国政治生存的生态环境差异是采取不同的政治发展模式的主要原因。陈仲的《论法治的政治生态文明功能》一文，强调了法治在建设政治生态文明中的五个功能：和平功能、稳定功能、发展功能、权利保障功能和权力制约功能。邱炜煌在《净化官场生态》（2013）文章中全面分析了我国政治生态现状并提出了优化政治生态的对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面改革迈入深水区，依法治国步入关键期。我们必须要善于运用政治生态理论和思维，将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原则运用于中国的政治实践。要把中国的改革、发展与政治生态建设作为复杂的整体来理解，妥善处理好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整体和局部关系。要将中国政治生态建设放在全球政治民主化进程，放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国情下，系统分析我国政治生态建设内部和外部环境，抓住机遇建设良好政治生态。要统筹政治生态、社会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自然环境生态五位一体建设，推进相互协同、持续发展。

二、法治是良好政治生态的普遍形式

1.法治的合法性是良好政治生态根基

政治生态价值和现实政治生活关系密切，对现实政治生活内容、功能、评价标准和目标有着重要意义，决定着政治发展基本法则。政治生态建设最根本就是要保证政治稳定，政治的稳定又来源于政治正当，而这种政治正当需要通过法律赋予其合法性。如果政治合法性受到威胁而又不能及时得到解决，政府只能依靠强制力来维持政治生态，就有可能出现整个政治生态变质和坍塌。法治确保政治正当和合法性，是良好政治生态长久生存的根基。

2.法治的稳定性是良好政治生态保障

稳定性和延续性是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特征。稳定是良好政治生态的保障，没有稳定作为基础，政治发展也就失去了土壤。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政治处于变化不稳定时期，而且容易滋养腐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治发展“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要通过法治的方式，建立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要立足国情建立健全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依法维权机制、协调机制、救助机制等，通过法治保障群众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3.法治的无私性是良好政治生态归属

良好政治生态与政治腐化绝不相容，廉洁性是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特征。腐败会侵蚀政治权威，影响政治稳定，动摇良好政治生态基础。而法治强调通过科学的法律和制度来实现治理国家，通过法治能够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能够规范运行权力，使得政治生活处处受到法律和人民的监督，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形成激浊扬清的氛围。

三、依法治国是政治生态建设的必然选择

1.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处于转型发展关键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均衡、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一些风险还在累积。政治生态中也出现许多不和谐现象，买官卖官潜规则仍有市场，家族式腐败和塌陷式腐败时有发生，“拼搏不如拼爹”现象较为突出，能力不如关系仍然盛行，敷衍扯皮、干事者吃亏现象较为严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奢靡之风仍未杜绝。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政治生态中面临的问题，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制度约束的乏力、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政治文化传统的缺陷、监督机制运行低效和监管不力等。良好政治生态本身就是一种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与专政政治相对，而法治强调人民民主，对事不对人，注重治理国家的制度化、规则化和持久化。可见民主有利于营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是保障人民权利的关键，而社会主义民主更要依靠法治保障，实现依法治国。

2.依法治国是净化政治生态的有力保障

政治生态好能够遏制不良作风甚至可以潜移默化改进作风，政治生态不良可以使好的作风变坏。政治生态的净化方式有很多种，从短期看，可以通过加强政治纪律和党纪教育，对不良政治生态现象给予打击。这些办法只能是一阵风，可能短期内政治风气得到了好转，但是一放松又会反弹。从长远来看，就是要优化文化生态环境、优化秩序生态环境、优化权力运行生态环境，而这些长远措施都是从制度上优化政治生态环境。制度建设更需要法治保障或者将制度法制化，可见通过依法治国优化法治生态环境是优化其他生态环境的基础，是净化政治生态的有力保障。

3.依法治国是优化社会风气的关键举措

“风成于上，俗形于下”。良好的社会风气是良好政治生态的集中体现，是干事创业、求真务实、团结和谐发展的基础。一旦社会风气恶化，既得利益集团固化、权力寻租常态化、潜规则文化盛行、贪污腐败丛生，就会动摇我党执政社会基础，降低政府公信力，也阻碍经济社会的长久发展。党员干部是营造良好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能够激发社会“正能量”，带动全社会自觉维护良好风气。党员干部自觉营造良好社会风气不能仅仅依靠其自律，最有效和长久的方式就是需要法律和制度保障。而依法治国首先要求依法行政，这就要求行政机关人员必须在法律授权范围内行使权力，要带头遵守法律和运用法律，在工作中坚持执法为民，维护公平正义。简单说，就是公务人员要做规则允许之事，不做不允许之事，违反规则要受到什么样的法律惩罚，这就从根本上保证公务人员廉洁从政。政风清则民风淳，每个党员干部自觉改进工作作风，杜绝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关心群众疾苦，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就会带动全社会形成良好社会风气。

四、基于法治思维下良好政治生态建设的对策思考

1.用法治思维强化从严治党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对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进行了新的部署，并强调要依靠制度治党。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执政党长久执政要求，更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宪法是国家的根本之法，从严治党就是要让党员干部首先敬畏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党章是管党治党的总规则，是全党制度建设的关键，也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当前，党的政治生态出现的许多不良现象都是根源于党员干部违反法律和党章，过度追求私人利益。要实现治党常态化，就必须推进依法治国，把依法行政、依法执政和依法治党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相辅相成。党内法规是我国依法治党最具可行性的法律，是从严治党的保证。要结合实际强化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党内法律法规体系。法治贵在实施，要实施好党内法律法规，党员干部要带头遵循党内法规，依法办事，同时要加强在法律实施效果评价和监督上下功夫。

2.在法治轨道上畅通政治生态回路，建设民主开明政治

良好政治生态应该是多类型、多功能的组合，其内部结构也应该是自由的和平等的。法治能够推进政党开放性建设，有利于发展多元化利益集团，充分发扬民主，调动群众参与政治生态建设积极性，有利于形成良好政治生态回路。法治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能够为民主开明政治创造稳定的、可操作运行方式。一是要依托法治完善执政党多元利益结构，提升党的政治净化能力和整合能力。任何一个人都隶属于一定的利益集团，如果只注重个人利益、家庭利益、小集团利益，就会扭曲个人行为，腐化可能性就比较大，就会损害国家、社会、人民的大利益。开放透明能够让利益更加公开，有助于利益集团之间公平和平等，有利于发展多元利益集团。只有开放，政治才具有包容性，通过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实现开放行政，建立开放的体系和政治过程，畅通多元利益诉求。二是要强化利益资源整合，形成有力政治资源支撑。对各种利益诉求在符合法治基础上整合，并形成具有权威性和支持性的政策选择，这种综合各方利益的政策选择能够形成政策执行合力，拓展政策多方利益基础。三是要依靠法治改善权力结构，转变政府职能。权力是政治结构最核心要素，按照中国政治现状，政治建设的理想状态就是要依据政治生态的功能要求，真正实现动态有序、民主自由、自我净化和修复能力强的政治权力结构。打破权力垄断成为关键，这就取决于政治权力分立和自由竞争，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用宪法和法律制约公权和保障人民权利。

3.强化在法治视野下政治文化建设

政治生态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其中特定的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对其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相对于刚性约束的政治制度来讲，政治文化建设对于优化政治生态有着柔性作用和更大空间。纵观政治文化发展历程，政治文化和法治相辅相成。政治文化从保守向开放转变推动了法制恢复与建设；政治文化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立和完善；政治文化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推动了依法治国战略的确立。加强政治文化建设就是要与法治文化建设同步，重点强化政治文化对基层执政的引导作用。要让法治文化成为全社会的信仰和追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信仰法治，是对良法善治的崇尚，更是让法治思维成为社会共识。通过法治文化下乡和结合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广泛宣传法律知识和法治思想，让全社会人民群众在处理社会矛盾和问题时首先能够有用法律解决问题的意识，进而能够守法和维护法治权威。

4.依托法治完善政治体制机制建设

当前，我国政治生态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政治体制机制不完善和新旧政治体制转轨过程出现漏洞造成的，完善政治体制机制是优化政治生态的关键环节。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机制经历多次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整体上政治体制机制仍然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尤其基层政治体制机制和评价体系建设不合理较为突出，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完善。政治体制机制建设是一个长期系统过程，要求政治生活制度化、秩序化、民主化、法治化。要依托依法治国，使推进政治生活制度通道容纳能力与人民群众期待相一致。进一步加强党的基层执政制度建设，主要包括基层决策制度、民生政治参与制度、基层管理制度等，坚持政治制度建设以民为本，建立健全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治制度体系，争取赢得最广大民众支持。

参考文献

[1]陈仲.论法治的政治意识文明功能[J].社科纵横,2009（07）：84－86．

[2]陈仲.论法治的政治生态文明功能[J].行政与法,2010（12）：18-19.

[3]桑玉成.政治发展中的政治生态问题[J].学术月刊,2012（8）：5-13.

[4]郭金玫.政治生态建设探析[J].改革与开放,2013（12）：45-48.

政治生态化论文第6篇

关键词　文化政治　西方文论　文化理论

[中图分类号]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5-0096-08

1960年代以来，西方文论发生了“范式”转换，即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向了文学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问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问题。”文学理论的关键词不再是传统文论所关注的“审美”、“价值”、“经验”和“作品有机体”，而是“符号系统”、“意识形态”、“性别”、“身份／认同”、“主置”、“他者”和“机构”。以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精神分析批评、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为主体的当代西方文论颠覆了以“新批评”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文学性”研究的总体走势，都超出了纯粹“文学的”范畴，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颠覆性、解构性、公共性而促使文学理论大规模地走向了“政治化”。

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归属于何种“政治”?文论政治化的原因何在?采取了哪些路径和策略?对我们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有何启示?其局限性何在?该作怎样的反思和超越?国内学界对此类问题尚未加以认真而全面的思考和总结，本文试图给予探索性的解答。

一、新社会运动、文化理论和文化政治的兴起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国家形形的“新社会运动”广泛兴起，包括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反核运动、反堕胎运动、同性恋运动、城市运动、生态运动、女性运动、消费运动、和平运动、新左派运动、宗教运动、种族一民族主义运动，等等。新社会运动现身于西方政治舞台，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史上的一大转折。与旨在改变阶级剥削关系，摆脱专制权力，摆脱物质贫困或剥夺，实现自由、平等、正义等普世价值的“解放政治”不同，新社会运动隶属于“后现代政治”，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所说：“后现代政治在1960年代开始成形。……早先对转换公共领域和统治制度的强调让位于新的、对文化、个人身份和日常生活的强调，正如宏观政治被局部转换和主观性的微观政治所替代。”

新社会运动缘何而起呢?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变化，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以及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潮流的推动，西方国家的生产模式转向“后福特主义”，劳动力的分层变得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中产阶级凸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逐渐模糊，阶级矛盾呈缓和之势，传统的工人运动渐趋衰落，性别、阶级、种族、地方团体、宗教、国家之间的差异开始成为重要的政治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以阶级斗争为主的“革命政治”开始转向追求价值多元化的“后革命政治”。所以说，“新社会运动是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所进行的新的抗议和斗争，是异质于以往传统的工人运动和左翼运动的、集体和个人的新的社会组织行动。”此运动更关注社会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所表达的对抗主要不是阶级对抗，而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结构的广泛的文化挑战。兰格曼便指出：“这些运动都是文化性质的，它们代表了一种从‘利益’到生活方式、意义和身份的转折。”伴随新社会运动而来的，正是文化理论的兴盛，文化观念的转变，文化革命的推进，文化政治的兴起。

伊格尔顿认为，文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拉康、列维一施特劳斯、阿尔都塞、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克里斯蒂娃、雷蒙德・威廉斯、皮埃尔・布迪厄、露丝・伊瑞格瑞、埃莱娜-西苏、詹姆逊、赛义德等人，据此，文化理论显然囊括了后精神分析主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流派。在他看来，文化理论大约兴盛于1965至1980年间，在此期间，“政治上的极左派在陨落得几乎无影无踪之前曾一度声名鹊起。新的文化观念，在民权运动、学生运动、民族解放阵线、反战、反核运动、妇女运动的兴起以及文化解放的鼎盛时期就深深地扎下了根。这正是一个消费社会蓬勃发展，传媒、大众文化、亚文化、青年崇拜作为社会力量出现，必须认真对待的时代，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各等级制度，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受到嘲讽攻击的时代。社会的整个感受力已经经历了一次周期性的转变。”可见，文化理论的兴盛是与新社会运动交织在一起的，它必然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其重要作用就是推动文化观念的转变，赋予文化以政治批判的使命，从而将政治斗争推进到文化、日常生活、乃至个体的精神层面：“文化理论的作用就是提醒传统的左派曾经藐视的东西：艺术、愉悦、性别、权力、、语言、疯狂、欲望、灵性、家庭、躯体、生态系统、无意识、种族、生活方式、霸权。无论任何估量，这都是人类生存很大的一部分。”

当然，文化的政治地位的提高，与消费社会的到来和大众文化的崛起也有直接关系。当文化逐渐意味着电影、形象、时尚、生活方式、促销、广告和通讯传媒之际，文化就已经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注重普世价值、道德情操、和谐、完美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念被新左派文化马克思主义颠覆了，代之而起的是“文化是普通的”，“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这样全新的文化观。同时，在他们那里，“文化维度被看作与明确的政治维度同样重要。”为此，弗朗西斯-马尔赫恩曾经将“文化政治”的发明权归属于新左派，他指出，新左派文化政治打破了自由人文主义将文化超越于政治的传统看法，发展出相反的方向，“‘文化’被理解为社会关系中意义的重要时刻，显然不再是自由传统中置于神龛中的实体，而被一般地赋予了一种相似

的权威性。文化远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验，它本身已经是政治的了。据说这已经是一种更圆满的认识，是政党和纲领狭隘的习俗所无法理解的。”

以上可知，新社会运动和文化理论的兴起，提高了文化的政治地位，已经催生出一种新型的政治形式――文化政治，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政治”呢?文化政治学者格林・乔丹和克利斯・威登认为，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合法化以及为改变此不平等关系而进行意义版图的斗争，是文化政治关注的中心议题。文化政治要追问的是：“哪种人的文化是正统的?哪种人的文化则是臣属的?什么样的文化会被认为值得展示?而哪些需要掩藏?谁的历史要被记忆?谁的又要被遗忘?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形象要予以规划?而哪些则须被边缘化?什么声音能被听到?而哪些则保持缄默?谁可以代表人?其代表又基于何种基础?”克利斯・巴克也指出，文化政治是指文化意义与资源的竞争，“可以被理解为各种以阶级、性别、种族、性意识及年龄等因素为基础而形成的集体的社会抗争，试图以特定价值观及可欲的目标来重新描述社会。”在这些定义的基础上，我认为，大体而言，文化政治是指文学、音乐、绘画、舞蹈、影视等文化形式，乃至“整体生活方式”，都成为意识形态运作或权力斗争的重要场域，都具有政治性。它是一种泛化的政治形式，包括艺术和文学的政治，性别和种族的政治，日常生活的政治，等等。可见，文化政治正是后现代政治在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的一种表现形式。

二、文论政治化的学理解析

拉曼・塞尔登等人对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等当代西方文论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这些“当代文学理论”都极大地超越了“文学的”范畴，而朝向“文化理论”发展，“文化理论”成了整个领域中学术研究的一个笼罩一切的术语，“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解释和调整，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学的’(研究和理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多少有点意义的再现形式。”“文学理论”转向“文化理论”，成为“文化政治”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这一观点深刻地阐明了当代西方文论的特质，进入后现代时期的西方文论的确大规模地走向了“理论化”，走向了“文化政治化”。

现在可以明确的是，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政治转向的历史背景是西方国家广泛兴起的新社会运动，文学理论逐渐成为后现代政治实施在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的“文化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学理论政治转向的学理依据则要到与新社会运动相伴而生的“文化理论”中去寻找。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要弄清楚，文化理论是否具有政治性?它们对文论政治化的影响何在?

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萨特和马尔库塞以左派激进主义思想为“五月风暴”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但是，随着“1968年革命”的失败，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影响式微。在此期间，文化理论的发展局势出现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英美新左派马克思主义的崛起。马克思主义学术成果的重心从德语或拉丁语地区向英语世界偏移，“英国或北美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对经济、政治、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兴趣的绝对浓厚程度，及其衍生出来的刊物和论述，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原有领地上的研究程度黯然失色。”当然，英国文化研究出现的“结构主义”范式和“葛兰西转向”也充分说明了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对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借鉴和吸收。二是后结构主义理论的盛行。佩里・安德森曾经以法国为例，对拉丁语区域的马克思主义的衰落加以考察，发现“战后法国文化从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到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占主导地位的转变”。后结构主义的核心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伊格尔顿看来，后结构主义也具有明显的反抗性和政治性，只不过从“街头政治”转向了“话语政治”，“后结构主义是从兴奋与幻灭、解放与纵情、狂欢与灾难――这就是1968年一的混合中产生出来的。尽管无力打碎国家权力的种种结构，后结构主义发现还是有可能去颠覆语言的种种结构的。……学生运动被从街上冲入地下，从而被驱入话语之中。”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的另一支力量则“把政治的经济的运作、意识形态的力量和社会控制与符号的指意过程联系起来”，加强了话语背后的权力分析。因此，总体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两大理论派系，葛兰西、阿尔都塞、雷蒙德・威廉斯、德里达、福柯等五人的理论对西方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之政治化的影响最大。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意味着：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通过强制暴力工具，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文化领导权来控制市民社会，使其信仰统治者的道德观念、价值体系；另一方面，霸权只有通过占支配地位的集团和阶级与居附属地位的集团和阶级之间的“谈判”，并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才得以维持。因此，社会统治往往表现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几方面力量之间的进行“抵抗”和“融合”所达成的动态平衡。霸权理论对文化研究领域的影响极大。由于霸权学说“强调的是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有助于打破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所具有的决定论的偏颇，同时，也可以克服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内部所包含的差异和抵抗的忽视，所以，它能够较好地解决“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范式间的对抗。“葛兰西转向”为大众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广阔的前景，并进一步发掘了大众文化的政治反抗潜能。霸权理论还可以推及性别、身份、种族等领域的文化政治斗争领域，“非常贴近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种族政治与同志／酷儿理论的需要，有助于它们在市民社会里进行持续的文化‘阵地战’。”

受结构主义、葛兰西“霸权”理论以及拉康的后精神分析主义思想的影响，阿尔都塞提出了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认为它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表述的是“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统治阶级利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党派、工会、家庭、学校、传媒等)把个人传唤为对其臣服的主体，“我们看到，所有意识形态的结构――以一个独一的绝对主体的名义把个人传唤为主体――都是反射的，即镜像的结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推动了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转向。他关于意识形态“询唤”和“建构”主体的理论对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中关于性别、种族和文化身份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也促使后人重视起文学或文化的运行机制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雷蒙德・威廉斯的思想精华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他将“文化唯物主义”视为“一种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强调文化与文学的物质生产之特殊性的理论。”取得了两点理论突破：第一，文化唯物主义颠覆了精英主义文化观和文学观，认为各种文化形式都含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承载着社会价值，没有高下之分。其二，他批判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僵

化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分模式，认为社会是一个整体的、复杂的“构成性的过程”，意识形态、文化、文学、艺术都具有社会特性和物质属性。“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对美国新历史主义和英国文化唯物主义文论影响很大，启发他们都通过解读意识形态的物质实践、风俗和惯例来检视意识形态系统。英国文化唯物主义对文学经典提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挑战，它“开放了战后英国的通俗文化与社会，使文化研究可以运用这样的历史主义方法对它们进行一种政治化的分析。”

正如马克・柯里所说，“从诗学到政治学的过渡亦可看成是解构主义的一大遗产。因为解构主义引进了揭示意识形态面目的新方法。”“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成为“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批评共同兴趣的聚合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看成是一种等级体系，其中对立之一方有着对于另一方的特权，解构主义批评目标是这种等级特权。当然，解构主义不仅仅是一场话语革命，更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德里达如是说：“解构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对话语、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解构主义对后殖民主义文论家颠覆西方／东方、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白人／黑人、殖民／被殖民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殖民主义话语极有帮助，也与女性主义消解“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性政治意图不谋而合。

福柯的“系谱学”的革命性特征在于，它要颠覆总体性话语及其等级体系在理论上的特权地位，解构一切貌似合理的本质设定，揭露话语、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共谋同盟。系谱学带来了一种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它不再相信超历史的、恒定不变的“本质”，转而重视建构的“过程”；不再质问“是什么”，而是关注事件“如何发生”，权力“如何运作”，从而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域。系谱学视域中的话语、知识、真理、肉体以及性无不与权力相关，都带有政治性，因此，杜林指出，福柯之后的文学研究已经与外部世界建立起新的联系，不再投射出富有“美感的”和“崇高感的”光辉。

三、文论政治化的路径与策略

当代西方文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两大理论派系，特别是葛兰西、阿尔都塞、雷蒙德・威廉斯、德里达、福柯等人的文化理论的影响下，被“理论化”，也被“文化政治化”了。文学现在被视为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冲突的场域，文学研究几近成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对文本的分析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文学理论也成为一个充满了意识形态和权力一知识共生的领域。当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生态批评等文论的政治化的路径并不相同，各自侧重与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后)阶级政治、生态政治等后革命政治相关联。

譬如，文化政治在女性主义文论那里集中表现为“性政治”。“性政治”指明“性”是权力话语的体现。从性政治的角度，女性主义文论剖析和批判了由父权制带来的男性霸权通过文学语言、文学批评、文学史对女性所展开的性歧视和性压迫。她们认为，首先，父权制社会中的语言本身就对妇女构成了压迫，要父权制，必须进行一场话语领域的政治斗争。其次，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挑战资产阶级白人男性所制定的批评标准和批评话语。此外，她们还加强了对女性文学史的发掘和建构，探讨了女性著述的独特性，女性文学传统的演变和规律等深层次问题。

又如，文化政治在后殖民主义文论那里主要表现为“身份政治”。“身份”就是我们如何确定我们是谁的问题，在当代西方，非白种的、非欧洲的、非异性恋的、非男人的身份已经成为政治问题，“身份政治”尤其是后殖民主义的核心所在。后殖民主义文论对于身份政治问题的探讨集中体现在萨义德的“世俗批评”，斯皮瓦克的底层叙述和霍米・巴巴的“间性”批评之中。萨义德的“世俗批评”旨在强调文化批评与政治、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他对西方强势的学术、文化和文学如何建构“东方”身份等问题做出了开创性的考察与反思。斯皮瓦克对“底层人”和第三世界女性的身份政治问题尤为关注。“底层人”是指中心以外的、边缘化的、非主流的、无法表达自己的社会群体。其中，女性底层人实际上同时受到男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斯皮瓦克还对“国际女性主义”加以批判，并在相关文学批评实践中非常关切第三世界底层妇女的身份差异。霍米・巴巴将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身份政治或后殖民批评联系起来，他认为，殖民者乃至被殖民者的身份是不稳定的、矛盾的、分裂的。他还从“杂交文化”的角度深入剖析殖民者、被殖民者、民族以及“散居族裔”的身份政治问题，突出了文化和身份的“间性”研究，进而解构了本质主义的文化身份观。

不过，虽然各家文论流派政治化的路径有所差异，其政治化策略却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反本质主义。当代西方的政治化文论实际上就是产生于“理论时期”的被“理论”化了的文学理论。那么，“理论”究竟是什么呢?卡勒认为，“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自然的观念的批评”，“理论具有自反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可见，“理论”具有强烈的质疑和批判精神，其策略是揭示真理或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历史联系的过程，暴露真理或知识的建构性和生成性，将其还原为话语构成事件，从而揭示其政治性，并达到反本质主义的目的。例如，伊格尔顿指出，衡量什么是文学的标准完全取决于意识形态，取决于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构成文学的种种价值判断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这些价值判断本身与种种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对“英国文学”学科的兴起过程进行考古学式的考察时发现，阿诺德之所以要倡导精英主义文化教育，一是因为他急于向新兴的英国中产阶级灌输传统的贵族的生活方式，促使他们能够承担起维护宗教衰败之后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统治阶级利益这一意识形态任务；二是因为这一策略的真正的优点在于它将会具有的控制和同化工人阶级的效果。如此看来，所谓的“普遍人类价值”、“永恒真理”、“美的高尚沉思”无非是用来欺骗大众、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华丽托辞而已。同样，利维斯、艾略特、瑞恰兹等人对“大写”文学的建构，也都是权力或意识形态驱使的结果。这就必然意味着，“所谓的‘文学经典’以及‘民族文学’的无可怀疑的‘伟大传统’，却不得不认为是一个由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时代形成的一种建构。”像伊格尔顿一样，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论其实都采取了这种反本质主义的、解构的、颠覆传统的策略，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隐藏在“文学经典”、“文学传统”背后的性别、种族、身份、阶级的歧视和压迫。

第二，边缘化叙述。“他者”是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常用的一个核心概念，意指在“男一女”、“西方一东方”、“白人一黑人”、“统治者一被统治者”等

一系列二元对立力量中受压制的后者，属于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当代文论就是站在弱者的一方开展政治批判的，体现出其鲜明的边缘化立场。鼓吹“次要的”、“非主流的”、“少数人的”、“亚文化的”的声音，正是当代文论思潮的主导精神。首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中，如布兰尼根所指出，文化唯物主义成功地取代了传统人文主义和形式主义阅读法，对能否确保将文学和文化争执中被压制的边缘化的团体加以充分再现等问题较为敏感，文化唯物主义揭示出保守批评对文学文本中的种族、性别和性态等问题的忽视程度，部分批评实践关注到再现“他者”的相关文本。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对此的强调和支持促进了这类批评，它注重审查对妇女、同性恋、双性恋、殖民主义、社会边缘的再现。其次，后结构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旨在颠覆一切等级秩序的解构主义。解构主义可以对等级制度和官僚政治发难，“为边缘群体、妇女、非西方团体、黑人、被统治者、精神失常者、无家可归者和所有被资本主义压迫的人们指出了一条道路。”受其影响，女性主义用“DWEMs”来概括西方传统文化和文学观，即挑明“大写”的文化或文学无非限定于“已故白种欧洲男人”(Dead White European Males)的范围之内，包含着鲜明的男性霸权和欧洲中心意识，“基于这种认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刻不容缓的目标是，在历史的禁锢中代表妇女重新发现女性作者和女性文学传统”；而后殖民运动也向纵深发展，挑战“西方经典”和“殖民主义者”文学，“‘写作’或讲述未被言说的被殖民历史或经验，并以积极的术语探索后殖民对象的杂种性。”

四、文论政治化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在新社会运动和文化理论、文化政治的“合力”作用之下，当代西方文论大规模地政治化了，它们将文学与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后)阶级政治、生态政治等后革命政治相关联，向极权政治、等级制度、男性霸权、种族歧视发难，从而充分发挥出文学在微观政治领域的批判功能。与以往强调文艺服从或服务于统治阶级政权的政治化文论形态相比，当代西方的文化政治文论极大地提高了文学理论的政治地位，使之具备自主性、反抗性的-特征，使之呈现出多样的、差异的样态。可以说，通过加强文学与微观的文化政治之间的关联，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为我们理解文学与政治之关系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野。

但是，毋庸讳言，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缺乏宏大的政治关怀。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从性别政治、身份政治、(后)阶级政治、生态政治等不同的文化政治路径，将政治斗争从经济、军事、国家、阶级领域推进到文化、文学乃至日常生活领域，为各类在野政治团体或弱势群体开辟了一片全新的政治言说天地，但是，文化政治的主体毕竟属于后现代政治，是对旨在改变统治制度结构，干预社会公共领域，实现自由、平等、正义等普世性的价值理想的“现代政治”的消解，它在总体上将我们从重大的伦理和政治问题引开了。后现代文化理论“在道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上它面带羞愧，在爱、生物学、宗教和革命的问题上它感到尴尬窘迫，在邪恶的问题上它更多的是沉默无言，在死亡和苦难上它则是讳莫如深，对本质、普遍性与基本原则它固执己见，在真理、客观性以及公正方面它则是肤浅的。无论怎样估计，这都是人类生存失败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因此，凯尔纳和贝斯特强调，旨在改变经济和国家结构的宏观政治构架依然有效，文化政治只有在为了社会整体性变革的斗争中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否则，“文化政治和身份政治就依然限制在社会边缘，并且处在退化到自恋、快乐主义、唯美主义或个人治疗的危险之中。”近年来，伊格尔顿重新审视了他早年关于一切皆是政治的观点，认为这种政治的泛化“有掏空政治这一术语的意义的危险。”我认为，对于我们这样处于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要注意后现代的文化政治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之间的差异，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仍然是我国文艺工作者所应坚守的宏大政治关怀。

第二，忽视文学的审美性和人文性。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的一个通病就是在突出文学的政治批判性的同时，忽略了其审美性和人文性。在文学的外部研究盛行之际，哈罗德・布鲁姆要强调的却是审美的“内在性”，“审美批评使我们回到文学想象的自主性上去，回到孤独的心灵中去，于是读者不再是社会的一员，而是作为深层的自我，作为我们终极的内在性。一位大作家，其内在性的深度就是一种力量，可以避开前人成就造成的重负，以免原创性的苗头刚刚崭露就被摧毁。”他还认为，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在于它的功利性，而在于它的艺术价值，它的无功利性、陌生性、原创性、超越性、普遍性等特质，“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及丰富的词汇。”我国学者也纷纷指责文化政治文论对文学性的排斥，如曹文轩指出，“大文化批评的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使纯粹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已经几乎不复存在。大多数研究，只不过是将文学的文本拘来面前为神话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以及各种主义作注解而已”，“大文化批评的最大害处在于：它造成了我们对文学判断力的瘫痪。……大文化批评忽视甚至排挤了审美原则，从而丢失了文学，也丢失了文学性”。

究其原因，我认为，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是从文化理论、文化政治推导、演绎出来的，忽视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之间的区别便成为其难以克服的弊病。譬如，文化唯物主义就拒绝赋予“文学”以优先权，雷蒙德・威廉斯说：“我们不能以如此的方式把文学和艺术形式从其他种类的社会实践分离开来，使它们受制于那些十分专门和特殊的规律。”更为严重的是，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福柯的话语一权力理论的影响，后结构主义文论普遍认为，无论是文化文本、历史文本还是文学文本，都是运用符号系统进行“表意实践”的产物，都是话语的建构物，背后又受到“权力”的操纵。由此，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区分不再重要，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差异也变得没有意义了。甚至，以人文主义和经验主义为依托的传统的“作者”和“读者”观也都面临着被颠覆的命运，在文化理论的冲击之下，他们都只能作为被话语一权力或意识形态所建构和控制着的、抹去个性差异的“位置”而存在。

政治生态化论文第7篇

1生态学理论与文学现象的自然融合

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理论呈现出极度繁荣的局面，各种批评方法或理论标新立异，不断涌现，以空前的速度繁殖，在数量上远远地超越了之前的任何一个时代，这被学者称为20世纪文学理论的盛宴狂欢。在这种西学思潮影响之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也如影随形，一方面带来了一定的新变和某种程度的繁荣，但在借鉴和运用时也出现了生搬硬套、不切实际的痼疾，尤其是用西方现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时，这种油水两层皮的缺陷便显得尤为明显，也屡屡为学者所指摘和责问。而这一点同样体现在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之中，正如党圣元先生所云：理念先行，会造成赶理论时髦的倾向，导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情形出现。赶场式的理论研究，不加转换的生搬硬套，生涩地移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当下文学研究中的突出弊端。我们在借用生态思想来从事研究的时候，必须注意到生态一词的概念及其内涵所发生的变化，自然界的存在状态，整体系统的观念被移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其范围和对象必然会发生改变。《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在借鉴和运用西方现论时，作者深刻地注意到并有意识地避免因此而带来的弊端，通过阅读生态学的有关资料文献，把握生态学的研究规律，在全面厘清生态学学科的相关学理原理的基础上，对诸如生态、生态学、生态环境、文化生态、文学生态等概念具有了明晰的认识，进而确定自己的研究方法，即试图通过隐喻的方法，用文学生态作为一个系统，去感悟文学现象，体验文学的灵动，以复原文学的精神，文化圈的关系性，恢复文学作品与阅读的整体性，把握文学生长的有机性。也因此，全书除了在绪论及各编之前对文学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概念范畴、研究方法等作了或全面或简短的阐述之外，具体到整个行文中，并不频频地把生态理论生涩地运用和穿插到文学研究之中，而是自然融洽地把西汉文学与生态因子之间的关系水乳交融般地结合起来。当然，这并非是说理论上的模糊不清，相反，作者在各编及各章主题之中都鲜明而准确地标示出文学与生态之间的密切关系，即文学对生态环境的适应、文学与生态系统的平衡以及生态因子对文学存在的影响。而把所谓生态环境、生态系统、生态因子以及适应、平衡和生存等最能代表生态学理论的概念范畴作为纲领，高屋建瓴地纳入题目之中，亦避免了在行文中理论的生硬套用。这显然是作者有意地避免近些年文学理论研究的弊端，如称文学理论研究或借助国外的学术话语进行翻版，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精神分析、语义学、现象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或把文艺理论撰写成程式化、模型化的教科书。为此，论著从政论散文对政治的适应，西汉赋、乐府对物质经济的适应，文体对礼制的适应等方面论述西汉文学对生态环境的适应。同时，在论及西汉文学与其生态系统平衡时，又选择历史散文与政治、文论话语与经学、歌诗与音乐文化诸关系予以分析，具体而深刻地阐述西汉文学与其生态环境的关系。

2生态学理论手段的恰当运用

生态学视野下的生态理论运用只是做为一种研究方法和观照手段，最终的落脚点仍旧是回归文学。运用西方现论研究中国传统文学常常会出现的一个通病就是，大多理论游离于文学之外，就理论而谈理论，在处理二者之间的轻重主次关系上往往本末倒置，不能够以文学为本位和回到文学本身。正如该书引的南帆所言，所以有学者批评文学理论撇下文学享清福去了。这也体现在文学生态学研究上，如党圣元先生所指出的：以生态思想贯穿文学和批评，要警惕由此带来的理念排斥诗性的弊端，避免让文学成为生态说教的范本，而忽视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属性。同时提到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还是需要回到文学本身。该书作者亦警醒地看到当下文学理论研究对文学作品的诸要素进行抽象的理性升华，而没有像禅宗直指人心那样去直指文心尽管其中贯穿着或填充着众多作家及其作品的实例，但似乎还不能说明为什么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也因此，正如书名所谓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一样，其重点在西汉文学，所以全书三编九章所研究的都紧扣西汉文学的各种文体诸如政论文、奏议文、诗、赋、乐府、历史散文等，用生态学理论工具进行详实具体分析。如论著以生态适应的理论为工具，分析政论散文对汉初政治治理需求、西汉中期集权政治、后期衰败危局等不同生态环境适应的不同状况，既有理论的科学性，又能体现分析文学现象的具体性。再如，论著恰当运用生态学的理论，还就奏议文对策略饥饿、无为政治、有为政治、衰败危局等不同的生态环境有着不同的适应表现。这些都从文学自身出发，抓住了文学的本质属性，是理论对文学的深度解读，而不是以文学屈就理论。这正体现了吴秀明所称的生态文学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它引进生态学而又要保持文学自身的特点，还要经过艺术特殊化。

3理论分析基础上的规律探寻

政治生态化论文第8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理论属性

[作者简介]刘新庚，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主要学术带头人；高超杰，中南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生，河南理工大学教师，河南焦作454000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4-0083-05

理论属性指的是学科理论表现出的内在联系性和逻辑性，是反映学科最一般、最本质的特性，是划分学科归属的根本标准。学术界对于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确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下属的二级学科曾有许多争论。有学者认为“这种划分存在逻辑上的不周延”。学科属性不清晰，势必制约学科的纵深发展。而回答这一问题，则必须把握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表现出的政治学、教育学尤其是德育学的属性特征；二是如何看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属性：三是如何看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立的“中国特色”问题。正是基于这三个方面的内在逻辑，可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出更清晰的认识和界定。

一、从学科分类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属于软科学领域，是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

英国著名教育学家托尼·比彻（Tony Becherl从认识论和社会学角度运用四个维度对所有学科进行了分类。托尼·比彻所讲的认识论视角包含硬，软（soft versus hard）和纯/应用（pure versus appli-ante）两个维度。硬/软维度是以学科领域的所有学者对某一特定的研究范式或理论体系的认同程度来描述学科理论属性的一个指标，认同度高，则学科硬度高、软度低；认同度低，则学科硬度低、软度高。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是在大量借鉴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门相关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不仅有基本理论的借鉴与融合，还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植入，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是一门研究范式多元的软学科，不像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交叉学科有着认同度较高的研究范式。多范式的问题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借鉴移植。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在上述学科的结合部、交叉处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学术概括和规律的理论探究。这一形成方式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的理论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的融合。“思想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思想观念的教育。“政治教育”是统治者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观点、培养政治情感、使社会成员形成一定的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理想，并达到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目的的实践活动。两者的融合结果，就是思想教育有了政治特别是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政治教育可以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样融合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受政治制约的思想教育。是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政治教育。政治性的要求与人们的思想现实的差距只能靠商谈、对话和理性说服以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是因为“对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共享信念——他们对话行动中提出的有效性主张的主体间承认所产生、甚至所强化的那种共享的信念——蕴含了对涉及行动之若干义务的默认。就此而言，这样一种认可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事实”。也即是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达成政治教育的目的。为实现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理论指导方面就涉及多门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专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自然有了融合性的多范式的理论特征。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融合。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是有着明显的区分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人文学科的核心是文史哲，对象是人文世界，人文世界具有精神性、意义性和价值性的特征。“研究人的价值和精神表现”是人文学科区别于社会学科的重要特征。社会科学旨在探寻社会规律，获得关于社会事务及其运动变化的知识，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与效果；人文学科的旨趣在于探寻人的生存意义，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同。另外，国际上有四种比较权威的学科分类体系在社会学科（social sciences）与人文（humanities）上有着清楚的分界。那就是认为社会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有时也起到连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作用。从研究对象上看，社会学科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人文学科研究人的文化生命，即人的本质。从研究作用上看，人文学科能够提供价值体系，对人的精神起根本作用，因而对人和社会似乎不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社会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较为直接，如法学、管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借鉴的相关学科中，哲学、伦理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则属于社会学科的范畴，教育学一般也归于人文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既有人文学科的属性，又有社会学科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人学范式走的就是人文学科的研究道路，社会哲学范式则是走的社会学科道路。思想政治教育学更多地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关系和道德关系，更应该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只不过它是带有人文学科特征的社会科学。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坚持了一条交叉发展的路径。交叉学科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形式与重要趋势，也是科学深刻变革与日益丰富的表现，是不同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兴学科，学科之间的融合是通过交叉来实现的，学科交叉是新兴学科产生的必然途径。进入20世纪之后，由两门学科交叉产生的学科不断出现，跨度也越来越大，也出现了三门以上学科交叉的新学科，如医学化学地理学、物理生物化学、教育社会心理学等。按照交叉程度可以将交叉学科分为六种类型，即比较学科、边缘学科、软学科、综合学科、横向学科、超学科或元学科[91&80-82）。思想政治教育学最初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科学化而形成的学科，逐渐与政治学、教育学和伦理学等交叉融合，又大量借鉴了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概念。从交叉程度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边缘学科和软学科的层次，但尚不能达到软学科要求的以管理和决策为重心问题的层面。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具有软学科特征的交叉边缘学科。

二、从价值取向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是服从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应用性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的理论教育和课程设置都是围绕主导意识形态的需要展开的。“在正式课程方面，意识形态试图回答这类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对谁最有价值……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常常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形成课程。”[10w172）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实践回答。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在本质属性上反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诞生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理论宣传、理论教育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早在1847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章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大家要有“革命的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他们也规定了理论教育的基本任务、主要内容和具体形式，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也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列宁提出了“政治教育工作”的概念和“灌输理论”，指出“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共产主义者”。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则成了学科建立的直接理论依据。提出：“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武装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完不成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生命线。”“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问题提上日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得以建立。这一阶段，我们党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开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从经验总结到理论建构的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更是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提供了新时期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也是顺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的理论成果。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灵魂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直接的理论依据，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和实践创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根本理论依据。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也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架构，塑造着学科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具体来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肯定了思想意识和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证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地位；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则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任务的确定依据；社会意识形态理论告诉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众多理论创新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学科建设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宗旨的重要原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人学研究范式建构的重要理论依据。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论述构成了学科的直接理论依据。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我们党也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概括为认识和改造世界：邓小平指出是培养四有新人；另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灌输”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论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要齐抓共管的思想等等，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来源。我们党近年来出台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件，更是继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理论研究的直接理论依据。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坚持全面发展观，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按照人应有的本质，“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入研究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认识世界的能力；二是深入研究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动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引导人们形成符合社会主流价值取向所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其理论出发点和价值追求都是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只能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能力的手段……个人才能有个人自由”。这一思想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明确了目标。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更是鲜明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从以上经典论述可以看出，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和价值追求，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作为学术诉求，是从实践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具象化，也是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应有的学术价值取向。

三、从比较视角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向度”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

国外也是有意识形态教育类相关学科的，如宗教学科、公民教育学科等等。而作为独立学科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特有。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学科研究取向上的“中国向度”，意思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结合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实际，指导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并获得理论上的创新成果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这里主要指“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的“中国向度”主要源于以下两点：

（一）德治传统是学科“中国向度”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为代表伦理型文化。道德理想的播化成为社会秩序建构与维护的关键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这种思路在治国主张上的体现，就是对“德治”的肯认与推崇。统治者的道德成为德治是否顺利实行的关键环节。圣王和君子作为儒家思想的理想人格，居于社会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的核心，这就创设了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相统一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内圣外王”成为儒家人格修养的纲领性要求。由此推演出“三纲八目”的修养途径和慎独的修养要求，目的在于塑造道德上成“圣”而政治上“王”之的理想政治人才。因为没有法的约束，过分强调道德的自我调适能力，儒家的德治最终发展到了“人治”。同样，法律如果失去道德性，将不成其为法律，而是对人性的亵渎。法律的制定必须要求相应的道德基础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也就是西方的法律都不与《圣经》道德相违背的原因。我们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自然也要符合我国的德治传统倡导的伦理道德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尽管在理论基础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厚植于我国深厚的传统“德治”文化的土壤必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与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理论的契合，深受传统德治融“政治”于“道德”，以“育德”而“为政”思想的影响，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一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类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或许也可以看作儒家“内圣外王”学的现代性表达，“内圣”讲的是思想道德的塑造与修养，“外王”讲的是政治实践，“内圣外王”学的核心是道德教化和政治实践，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学科的理论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集体智慧结晶，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和思想财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概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设与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大体上是同步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意识形态性的时代特征就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04年，党中央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并在随后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六个二级学科，将思想政治教育明确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其实质也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统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形成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奠定学术基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物，它直接的理论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中国向度”主要指学科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建构。然而过分强调“中国向度”容易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样。由于缺少自觉的比较和对话的维度，结果会把“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教育变成只有“中国特色”的“自说自话”的体系，最终走向封闭僵化的学科道路。因此，开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国际视野是学科建设的自觉追求和重要命题。

首先，从实践理性层面上，要确立全球化语境和国际视野中的中国问题视域。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各种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呈现出复杂联系和共性特征，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本土性问题同时也成为世界性问题，任何世界性问题都同时也表现为本土性问题。就我国现实来说，经济问题都会在社会思想政治领域有所反应，而价值问题、伦理问题、政治问题更是直接地影响着人们思想意识变化。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现代和后现代的问题，我们正在不同程度地体验或面临；我们在发展中所成功解决的实践问题和路径探索、理论创新都不是孤立层面的“中国特色”的问题，而是国际视野中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问题，是与全球性问题相互交织的中国问题。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实践经验既是中国的财富。也应当成为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享的精神财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应当从这样的高度和视野来审视中国问题，设计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对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政治问题进行总结和升华。

其次，从文化精神层面讲，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应该在开放交流中碰撞交融。以此为新的契机形成新生的文化精神更能丰富普世价值的现代性内涵。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不可能在文化世界里唯我独尊。它既然是一种文化类型，就必然有着自身的优势和弱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我国的一种文化现象，其文化诉求不能只停留在强调自身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的城堡里，而应该以更加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走出去，广泛开展与世界上各种思想文化热点的对话碰撞，努力对全球范围内思想文化领域的焦点问题作出“中国回答”，由此获得一种包含着中国文化价值的世界性的文化精神。这才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所应该具有的文化底蕴。否则，只讲究中国特色、中国元素而不能在世界思想文化交流中占有一席之地，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存在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和力量就显得微不足道。

政治生态化论文第9篇

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 ；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389-02

主流意识形态是一定时期内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叫做这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包括占统治地位的艺术思想、道德观念、政治法律思想、宗教观点和哲学观点。其具有高度的融合力、较强大传播力和广泛的认同。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当代的主流意识形态。随着时代的进步，多元文化的入侵，经济基础的变化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会发生相应的变动甚至质变。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作为课堂主渠道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有及其重要的影响。

一、思政课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影响的现状分析

在大学，对青年学生进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的过程是个既教书又育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必修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主渠道。因此，我们需要认清思政课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影响的现状。

1.思政课没有充分发挥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的课堂主渠道作用

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才不断深入，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逐步开始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企图变动和颠覆我国当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而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变化的新情况，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我国目前高校的思政课课堂在面对多元文化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下，仍然还存在着教学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多方面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另一方面，高校作为各种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在小范围存在政治虚无情绪和“非意识形态化”观点，也是不争的事实。[2]

2.思政课专业教师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的教育理念、教学素质仍存在不足

当今的大学生对思政课学习兴趣缺乏，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思政课教师的教育理念和教学素质存在不足。思政课专业教师的理论深度以及个人的教学素质都直接影响到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的课堂的效果和学生的学习兴趣。另外，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业教师的教育理念和教学素质是影响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接收、认同和内化的重要因素。

3.教学手段和方法陈旧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增加了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信息源和信息量，但也使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面临诸多问题，同时对思政课课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需要思想政治理论的教师们不断更新和创新自己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目前，高校思政课专业教师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的教学手段和方法多数采用的是传统的灌输式授课方式，而较少的利用微博、微信、MSN等新媒体载体进行双向式互动教学来增强认同效果。

二、思政课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实效性不强的原因分析

从上述的思政课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影响的现状分析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实效性仍存在不足。下面将从思政课教学的外部环境因素、教学内容、教学主体、教学方法、教学对象特点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影响思政课教学的外部环境因素

随着时代的进步，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受到多元文化的入侵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主流意识形态会发生相应的变动甚至质变。而大学生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作为现代大学的主题，在文化传承、创造思想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力量。这种文化层面的传承使大学生群体既吸收了社会主流文化的精髓，又直接为社会创造和更新了文化的内容，成为推动社会文化前进和发展的重要“内核”和杠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社会文化发展的水平。[1]

2.思政课教学内容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绝大多数为枯燥的政治理论，缺乏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同时也不能及时反映社会生活发生的新的变化，对大学生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困惑缺少新的有说服力的解释和说明，依然存在着语言生硬呆板，缺乏亲和力的情况。[6]

3.思政课教学主体

思政课专业教师在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中承载着重要使命，专业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将关系着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认同效果。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认同要求以高校教师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队伍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和坚定的政治方向，始终与党中央的高度保持一致，要对青年大学生负责，用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有效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教育。[3]

4.思政课教学方法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陈旧，只采取单项的灌输式授课方式。思政课教师在实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教育过程中，只注重照本宣科，缺乏理论联系实际，不太注重对学生个人价值发展的引导，难以满足大学生认知规律的新变化，缺乏互动式灌输授课方式。

5.思政课教学对象特点

教师对学生的尊重重在对学生认知规律和心理特征的尊重。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体现在教与学的关系，教与学的本质是解决学生的知与不知的矛盾。在思政课教学教师中对学生认知规律的尊重，有助于增强学生对教师的认同感，从而有利于增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以前的学生认知模式是教师讲授什么教学内容，学生就接受相应的知识，然后产生认同，从而升华内化，即是所谓的“灌输―接受―认同―内化”规律。现在学生的认真模式发生了变化，他们独立、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不再只是单纯地满足于被动地做信息和知识的接受者，而是教师传授教学内容，学生有意识地根据自己已有的认知结构、知识基础、兴趣和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判断，然后再选择自己所能接受的来消化吸收，最后在达到认同，从而升华内化，即是所谓的“判断―选择―接受―认同―内化”。

三、思政课增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实效性的路径

如何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的重大课题，更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者和思政课专业教师光荣且崇高的历史使命。

1.思政课堂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通过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的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科学理论同实践教学相结合，将理论转化为大学生个人的观念结构和行为准则，从而增强思政课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实效性。即在教学过程中，大学生作为实践主体只有通过科学的合理的实践教学环节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对我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仍然比较薄弱，枯燥的政治理论课堂仍占绝大部分比重。因此，将思政课堂与教学实践相结合，做到全员参与、全过程参与，用大学生的亲身体验来达到对我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志、情感、认知的统一。

2.思政课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

主流意识形态同校园文化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高校校园文化是意识形态的载体，校园文化是透视和整合大学生意识形态的平台。[4] 21世纪也意味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高校文化建设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通过将思政课的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以浓厚的文化氛围与文化感染为依托来巩固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充分运用校园网络文化以及手机文化来增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产影响，进而增强了思政课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实效性。

3.思政课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通过将思政课课堂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加深当代当学生对社会和国情的了解和理解，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增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有效途径。即在提高实效性的过程当中，应注重大学生社会实践方式的灵活性，应将思政课教学内容贯穿在社会实践当中，以增强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力和实践感受力为目的，建立形式多样、方式灵活的社会实践方式，强化大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主体参与的角色意识，增强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自主性。[5]

4、思政课与红色文化相结合

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革命理论、革命经验和革命精神凝结而成的革命传统。通过在思政课课堂上充分发掘和利用红色文化独特的价值功能，这不仅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性，而且还有利于加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从而提高思政课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认同的实效性。即在互联网对大学生有极强吸引力和极大影响力的现状下，将思政课认同教育采取校园红色文化传播途径，拓宽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的传播渠道，以崭新的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不断满足大学生多样化、多层面的精神文化需求，继而增强实效性。高校要大力建设思政课与校园红色文化相结合体系，帮助青年学生深入挖掘红色文化中的认识价值和精神价值，教育大学生从思想上、行为上去理解和吸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内容。

5.思政课与潮流话语相结合

通过创新思政课教育载体，提高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将课堂用语与网络化语言和符合大学生时代特点的潮流话语相结合，进而增强思政课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实效性。即是要充分利用新媒体资源的形象性来丰富思政课教育内容，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呈现教育信息的主要方式，使大学生在感性认知的基础上缩短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堂的心理距离，提高大学生的认知效果，从而增强实效性。思政课与潮流话语相结合，可以增加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信息传递，激发学生的思考，达到双向的灌输式教学。

参考文献：

[1]路海华，余华.当代大学生群体的文化传承作用探析[J]，社科纵横，2003，（1）.

[2]王晓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J].思想教育研究，2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