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发展论文第1篇

城镇化的实现过程，就是人才、资金和技术的集中的过程，并进而引导能源、资源、信息的聚集，同时形成新的消费市场和更广阔的信息与技术的交流平台。只要我们遵循经济规律，因势利导，那么，无论人才和资金都将产生1加1大于2的效应。加工工业的发展因此而增加了资本、技术、劳动力的保障，传统贸易也因此有了形成较大规模的可能；同样，城镇人口的增加必然带来各种劳务的需求，第三产业也由此更加活跃起来，所在城镇也因为他们进入而带来经济实力的增强。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曾说过，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其实，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说过，250万人集中于伦敦，使每个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指的就是城市的规模效应。由此可见，城镇化不仅为生产要素的重组优化提供了可能，也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寻找出路提供了可能。城镇化的聚集效应不仅体现在将生产要素有机组合，增强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同时还有效地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和提高社会福利供给效率，有利于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的个体素质。居住分散相对于居住集中，管理上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是截然不同的。另外，社会福利供给和保障效率，城乡也有天壤之别，诸如交通、水电、医疗、教育、文化等公益事业，以同样的投入，城镇和乡村在覆盖人口、利用率、周转率和经济效益等指标上也是截然不同的。就拿医疗卫生来说，优质医疗资源总是随人口而聚集的。同样，教育、文化、交通基础设施等莫不如此。

二、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1、正确理解和认识城镇化的基本内涵

全面实现小康，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首要的是重新认识和审视我们的工作思路、目标定位和工作方法，并由此产生与时俱进的革命性转变，把推进城镇化发展上升为理性认识进而转化为社会共识，在指导思想上，实现由农业型发展向城镇型发展的嬗变；工作实践上，从抓种促收的琐事中摆脱出来，把转移农业人口和扩大农产品消费需求上升为工作大局。唯有观念真正脱胎换骨了，我们才能在城镇规划、城镇建设、城镇经营、城镇管理等方面有所作为，在城镇化进程中有所贡献。

2、建立推进城镇化的机制框架

要从整体机制上考虑推进城镇化的措施，方可有望形成导向、提高效率。一要有足够的舆论，像和尚念经一样把它时时念着，念出各级觉悟、群众热情和社会共识。二要有组织领导机构和工作人员，抓工作先抓领导，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三要有考核办法和指标，对下级考核，对本级部门考核，通过考核提高这项工作的比重和分量，使其在各项工作当中有所突显。四要政策引导和经济杠杆，切实产生推动力量。

3、合理规划城镇发展体系

规划县域城镇体系发展布局，理清县域内城镇体系结构、关系、规模、定位、产业支持、发展策略，等等。

（1）空间适度距离。

农村集市极大多数传统上辐射半径是10-15华里，即成年人1小时步行路程。现在发达地区提出打造一小时经济圈，是指用高速公路来扩充1小时辐射半径，也是一小时概念。可见一小时经济圈对城镇化有重要意义。参照这个逻辑，可以在现有交通条件和地理格局下，有依据地运作形成县城（县级市）为中心——次中心或重点镇为骨干——建制镇为网底的城镇体系。

（2）充分考虑发展水平和建设基础，限制城镇数量增长，在现有城镇的基础上，建立发展梯次发展格局。

城镇发展已跨越数量增长期，现在的工作重点是形成合理发展结构和加快发展速度，而不是发展城镇的个数。

（3）尊重历史传统和群众习俗，因势利导。

尊重群众习俗，利用交通基础条件和交通设施改善，加以引导，有利于拓宽、优化、加强小城镇辐射功能；同时，有效促进小城镇发展。反之，如果以行政区划、改变小城镇布局等人为干预，则有可能为其所伤，于事不仅无补，反而有损。

4、紧抓四个重要环节

（1）科学编制并严格实行规划。

首先要强调高起点，高标准。在规划问题上不能搞短期行为，降格以求。其次，要统筹兼顾。不仅要考虑水、电、路的走向，还要考虑娱乐休闲的场所；不仅要满足人们生活的舒适，还要满足人们就业的便利，等等。再次，要突出特色。要充分利用好当地的自然景观、人文胜迹、风俗民情以及建筑风格。刻意在环境、风格上高人一筹。而且规划一经制定，要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公之于众，发动群众监督执行。

（2）切实引进经营观念和方法，拓宽城镇建设筹资渠道。

因城镇化发展时日无多，一方面要还基础设施不足和不配套的旧帐，一方面又要求发展甚至求大发展，资金压力非常之大，财政资金根本就是杯水车薪。矛盾突出不言而喻。解资金这个结，出路在于经营城镇。要用市场的眼光来认识和审视城镇建设，变“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为“有多少事筹多少钱”，走出一条城镇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路子。一是做活土地置换文章。二是引进民资、外资参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按照“谁投资、谁建设、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把公用设施推向市场。三是政策优惠，以更优良的环境、更优质的服务，更优厚的回报吸引外商参与城镇建设。

（3）畅通集聚城镇人口渠道，加快农民市民化步伐。

一个地区城镇化的基本内容就是向城镇转移农业人口，能否聚集人口关乎城镇发展成败。引人进城，要清除农民进城障碍。一是政策引导。彻底铲除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门坎，并且在就业、上学甚至低保等方面一视同仁。二是就业拉动。利用城镇的区位优势，办工业园，既把外企引入，也可把地方分散的小作坊集中起来扬优成势。三是资源吸引。相对集中教育卫生文化资源，完善供水供电交通设施，优化美化城镇环境，借以增强吸引力。

（4）加强城镇人口的素质提高工作，促进生活方式转型。

城镇化发展论文第2篇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在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内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布迪厄认为，场域是“在各种客观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它是独特的，它不是对社会单纯的空间分割，也不是被一定边界物包围的领地，而是指有一定文化特征因素在其中作用的相对独立的具有社会性的场域。在这个场域内，其运行规律和方式等均遵循其特定的逻辑，有其必然性，而且这种特定逻辑和必然性在“他者”场域内并不通行。民族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农村，其构成的也是一个特定的“场”，其自身逻辑为特定的行动表现做出归因。当工业化打破原有农业生态，并城镇化改变着其生活逻贵州城镇化发展中民族文化适应研究——以“工业强省”战略为背景刘勇（贵州民族大学，贵州贵阳550025）辑，一种变迁的姿态自然出现。于是，不同场域因素在作用与反馈间用博弈的姿态进行磨合，构成一个调适的弹性空间。贵州是一个少数民族成分十分多元的省份，民族地区农村比例较高，在城镇化过程中，一种崭新的顶层设计开始介入到这些农村社区，并用迁移合并或就地改造的过程完成一个城镇化过程，将原有的场域性打破，构建一个新的场域，其中作为一定场域性惯习的承载者，就无可回避地面临适应与否的调适。每个民族或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系统，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都会做出一些反应，以求对外来文化达到适应状态。贵州民族地区多为一个个具有独特性的场域，他们形成了一种基于地域共性和民族共性的文化场域，面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其文化调适行为必然发生，首先体现在文化持有者身上。

2.被动观望与主动逢迎：基于现实的矛盾表征

长期以来，民族地区各民族之间围绕社会生活，以经济生活为主要纽带，相互往来，各种交往密切，多元的民族文化逐渐形成了区域性特征明显的文化结合体。相对外部而言，这种结构体系较稳定，而其内部的多元因素实际上不断互动着，但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有序互动。随着工业化推动下的城镇化发展，新的文化因素不断介入，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态将发生变迁，各种平衡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和影响，面对文化生态的种种变迁，作为具有一定结构形式的当地文化必然会做出相应的反馈，而这种反馈具有主动适应的一面，也有被动不适的一面。从对贵州毕节试验区的调研情况看，面对城镇化的发展，民族地区往往开始以一种不自觉的被动行为做出“神经性反应”，跟随城镇化步伐而律动。这是一种有限时空下的调适现象，并未构成一种可能基于自觉行为的结果。毕节七星关区的建设牵涉到诸多城边民族地区的城镇化问题，其中以苗族、彝族农村的反应更为明显一些，不同民族之间对于城镇化过程的敏感度也不一致，但共性反应具有一定的类同性，不少受访对象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矛盾的表征，有的是被动观望，有的则是主动逢迎，而这种矛盾的归结点在于利益信息的波动，尤其是经济利益信息对于其思想观念的影响较大，但文化根基的焦虑也无法尽释。比如祖业的固守观念、宅居风水的留恋，以及展现在现代城市生活节奏和行为的困惑等。这种不适应的受访对象中，根据不同年龄层次的差异，展现出来的结果并不相同，但其中适应度基本遵循“从老到小”的递增规律，即老人对于变更传统的行为相对较为保守一些，表现出来的不适应程度深一些，而新时代更为适应这种变迁。工业的发展，城镇化的推进，各种外部的文化力量就会不断介入民族地区，对民族地区的影响较大。面对这些不断进入的因子和作用，当地的文化就会或以地域性或以民族性的方式对之做出反馈。在这个过程中，生活在其中的各民族人民的生活状态也将出现新的现象。一般来说，以经济力开道的城镇化往往带给当地人的是愉悦与困惑同在。一方面他们感受到各种新鲜事物，满足了审美新奇，感受到现代化带来的物质满足，也确实带来了某种意义上的文明进步，因而愉悦；而另一方面，在现代化因子不断接触传统或民族性或区域性的文化形构时，就会使他们感受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短期困惑：是该抛弃传统，还是固守传统？当各种新潮文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兴起之时，引起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剧烈冲突，使得当地民众处于一种观望和迷茫的状态。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生文化事像，他们所做出的文化反馈行为往往是不自觉的。总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民族地区的各种外来文化，最初给当地民众造成的是直接的感官刺激，满足了其新奇感，带来暂时性的愉悦和欣喜，而当新鲜热度消退之后，部分民众表现出的是一种潜层的矛盾与困惑，有一种传统割离感。当然，这与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是相关的，不同的民族群体反馈出来的信息是不完全一样的。传统文化生态的变迁给人们带来的是多重感受，文化的发展进步是令人欣喜的，然而文化的传统变更与断层却难免出现阵痛。

3.生活秩序的重构：时间性概念下的持守与超越

民族地区的发展，尤其是城镇化力量的迅速加入，当地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体系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有些变化是各少数民族所喜见的，而有的变化却给他们带去暂时的不适甚至是困惑。种种不适与困惑，多为文化上的反应，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各民族如何实现文化适应，值得我们认真关注。面对各种文化现象相互介入，相互影响，由此而引出的一系列不适应的现象都会面临新的适应的问题。只要外来文化对被介入的文化体系没有构成解构的后果，那么相互之间都会出现双向的适应。文化适应的日常表现往往是一种自在的行为，是一种相互运动最后达成协调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生活秩序的有序性是关键。民族地区的文化形式多样，适应的内容就会具有特殊性。民族地区内部本身就具有一套多元文化互动体系，尽管经过了历史的磨合，各多元主体之间互涵互化，形成了比较稳定和谐的结构体，但从社会发展的动态性看，其民族群体关系也就具有了动态性，这种动态性就是一种调适的状态。在这种内部调适持续的情况下，外部文化的介入，改变了原本的状态，打乱了原有的动态平衡，甚至在外力过大的情况下会导致内部结构暂时的失衡，但原有体系仍在发挥作用，主体性的文化根基较深。文化本身具有自我适应、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能力。作为一种自成系统的民族文化，在面对异质文化挑战、冲击、剌激，面对已经变化了的文化环境时，会或被动或能动地进行调整和适应，这称为文化调适。文化的适应是在整合过程中实现的，在这过程中，对于异文化既有吸纳，又有抗拒，对原有文化有所保留，也有所废弃或发展。在多元文化的互动过程中，每个民族和某一区域对于异文化的态度，多少都会有保持各自文化边界的心理，表现为民族认同与区域认同。在多元文化相互介入之后，它们之间在作用与反馈过程中，先是无序的反馈，再到有序的适应过程，只是时间性元素的多寡影响不一。具体讲，在文化的互动中，作用与反馈总表现为无序与有序的纠缠状态，不断地将无序的作用与反馈导入到有序的系统中来。通常，某一文化体系对外来文化的介入并不是简单地做出线性反应，而是透过文化自身的调整做出有利于本民族延续和发展的反作用。任何一种文化，其内部结构都是有序的，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在界面上发生作用及引起的文化反馈却不一定是有序的，因为其中既有个人随机性的因素，又有文化适应初期无序的作用与反馈，以及由此还可能形成新的作用。尽管连续呈现无序状态是常有的事，但文化的适应最终总要达成。文化适应并不是说彼此之间再无界限，而是多种力量关系作用下达成的相对平衡状态。如林耀华先生在《金翼》中表达的生活的常态：徘徊在平衡与非平衡之间。在林老看来，变化不一定导致框架坍塌和社会无序，平衡是生活中的变态，而不断地寻求平衡才是生活的常态。所以，文化适应是相对的，是一种动态平衡。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文化适应是必然的，文化不适应的现象只是一个暂时表现。从现实过程表现看，文化调适主要围绕生产方式以及审美变迁这两条线索展开，其结果是对发展着的现状的适应。文化的适应总是在文化互动中得到结果。经过互动，相互进行接触、碰撞和磨合，达成一种有序的适应状态。当然，在这种互动适应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新的文化现象，或者促成原有体系的变迁。这种变迁的过程，其实质也是适应的过程。文化互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无时不在，是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状态，是不同文化符号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过程，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张力博弈的过程。另外，不得不注意，文化适应又往往是以文化重构为依托的。在文化重构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几种文化互动作用之后，会出现一个“次生文化”的问题，即面对文化的变迁，文化互动的双方会以一个“第三者”的形式来协调互动不适的问题。文化适应的过程，尽管存在作用力悬殊，但其过程是双向的。在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改变传统社区格局的同时，民族地区元素也在对这种新兴的城镇产生影响，并在某种范围内形成自身的形塑力量。但是，面对这种具有政府力量主导的城镇化大潮中，民族文化在其过程多半处于被适应的地位，只是这种被动面的背后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自我革新和自我突破以及自我坚守。所以，这是一种时间性概念下的自我持守与超越。

4结语

城镇化发展论文第3篇

1.1城镇环境逐步改善，但环境保护力度需要加强

1.1.1节能工作不断推进，能源利用水平还需进一步提高（1）能源消费高增长减缓，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需优化。2007—2011年，广西能源消费总量呈持续上升趋势，但增长势头减缓。2011年，广西能源消费总量为8591.36万吨标准煤，比2007年的5997.38万吨标准煤提高了43.25%；能源消费增速由2007年的11.26%下降到2011年的8.49%；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由2007年的0.75下降到2011年的0.69。广西能源生产以水电为主，但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为主。2011年，广西能源生产水电所占比重74.8%，煤炭所占比重25.1%；但在能源消费结构中，水电所占比重15.5%，煤炭所占比重高达53.9%。（2）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能源消耗水平地区差异大。2007—2011年，广西能源利用效益总体呈上升趋势。2011年，广西每万元地区生产总值消费能源为0.73吨标准煤，比2007年的1.03吨标准煤下降了29.12%；虽然广西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不断降低，但内部差距较大。广西14个城市中，南宁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最低为0.11吨标准煤，梧州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最高为2.01吨标准煤。

1.1.2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部分环境问题治理要加大力度（1）水环境逐步改善与优化。2007—2011年，广西水环境质量不断提高。2011年，广西39条主要河流70个断面水质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的Ⅲ类标准，达到相应水环境功能目标要求，水质达标率为95.9%，比2007年的91.9%提高了4个百分点；近岸海域海水水质达一类、二类标准比重为81.8%，比2007年提高了19.3个百分点；海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88.6%，比2007年提高了3.18个百分点。（2）空气质量不断得到改善。2007—2011年，广西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整体保持良好态势。2011年，广西14个设区市中，达到全国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目标要求（二级）的城市为13个，比2007年提高了2个。（3）生活污水垃圾处理提高。2007—2011年，广西继续推进城镇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污染防治不断加强。2011年，广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能力累计达256.5万吨/日，比2007年的104.5万吨/日提高了近1.5倍；污水集中处理率达52.99%，比2007年的14.96%提高了38.03个百分点；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为8241吨/日，比2007年的3880吨/日提高了1倍多；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5.49%，比2007年的68.38%提高了27.11个百分点。（4）园林绿化水平持续上升。2007—2011年，广西绿化建设不断推进，城市绿化覆盖不断扩大。2011年，广西绿化覆盖面积为69697公顷，比2007年的60623公顷提高了14.97%；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37.40%，比2007年提高了5.3个百分点；园林绿地面积为64461公顷，比2007年提高了20.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11.02平方米，比2007年增加了28.74%。（5）多项生态建设指标欠佳。2011年，广西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37.40%，比全国水平39.20%低了1.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11.02平方米，比全国水平低了6.61%；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为55.58%，比全国水平76.42%低了20.84%。（6）石漠化问题依旧较突出。广西石漠化面积、潜在石漠化面积均处于全国前列。2011年，广西石漠化土地面积为192.6万公顷，占全国岩溶地区石漠化土地总面积的16.04%，位居全国第三（见图6）；潜在石漠化面积为229.4万公顷，占全国潜在石漠化面积的17.2%，位居全国第三。

1.2智能化建设不断推进，“智慧”潜力有待挖掘

1.2.1信息化建设扎实推进，信息化发展步伐要加速2007—2011年，广西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2011年，广西行政村基础电信网络覆盖率达到99.4%，基本实现村村通电话和互联网；移动电话用户数为2532.7万户，比2007年的1370.94万户增长了84.747%；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590.2万个，比2007年增长了近2倍；互联网用户数达到2042.3万户，比2007年增长了近12倍。城市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南宁、柳州等城市应急联动系统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南宁市城市应急联动中心获“2011年中国应急管理信息化卓越成就奖”；农村信息化建设加快推进，90%的乡镇建立了农村信息服务站，“三农”信息服务平台不断完善。目前，广西的社会信息化程度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信息化程度与经济发展速度极不均衡，需要加快信息化发展步伐。在政策服务及资金支持方面的力量较为薄弱，电话以及互联网普及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1年广西支持工业发展的财政扶持资金大多用在比较成熟和重点支持的产业，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相关产业的投入较少。2011年广西移动电话普及率为54.94部/百人，较全国同期水平的94.81部/百人低72.57%，互联网普及率为29.4%，较全国同期水平的38.3%低8.9个百分点。

1.2.2信息技术已广泛应用，相关产业亟待加快发展信息技术在广西工业、商贸、银行等经济社会各领域近年来得到广泛应用。一是工业企业。信息技术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应用水平不断提升，广泛应用于研发设计、生产过程和关键工序控制、营销物流等环节，中小企业信息化取得显著进展，信息技术在重点工业行业的应用有效推动了节能减排和污染源监控。二是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应用取得良发展，电子支付和结算加快推广，网络信用环境有所改善，网上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广西糖网的电子化交易量突破1亿吨，广西移动公司“甜蜜通”项目提升了糖料蔗生产、食糖生产、销售及仓储物流等环节的信息化水平，在全国移动电子商务领域具有示范意义。三是物流平台。电子口岸实现无纸化大通关，铁路、公路、航空、航运等信息化管理水平大幅提升，一批专业化的物流信息服务平台投入应用。四是金融领域。金融领域信息技术应用成效显著，银行卡消费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5%以上。与全国其他发达省（区）市相比，广西信息技术产业竞争力不强，产业总量占广西生产总值比较小。2011年，广西14个地级市中，百色市信息技术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信息技术产业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比重均为最高，分别为2.59%、5.61%；柳州市信息技术产业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比重为2.25%，排在广西第四位，但信息技术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偏低，仅为0.69%，排在广西倒数第二位。

1.3城镇发展关注以人为本，人文关怀需落到实处

1.3.1教育卫生事业不断推进，资源配置水平需继续提高（1）卫生资源总量显著增加。2007—2011年，广西医疗机构床位数、卫生技术人员数呈上升趋势。2011年，医疗机构床位数为152039张，比2007年的105223张增加了44.49%；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数为73776人，比2007年增加了26.85%；注册护士数为76505人，比2007年增加了47.97%；每千人口医院、卫生院病床数为2.72张，比2007年增加了32.04%；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为3.92人，比2007年增加了28.52%。（2）教育事业发展不断推进。2011年，广西学前教育规模持续扩大，每十万人口学前教育在校生数位于全国前列，幼儿在园人数为3129人，比2007年的2169人增加了44.26%；广西成为第一个通过国家“两基”验收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全面实现了城乡免费义务教育；优质普通高中教育资源明显增加，自治区示范性高中建成51所，总数达到115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9%，大专程度以上人口为275.12万，大专程度以上人口比例为6.6%，比2007年提高1.96个百分点；新增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13个，实现了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零”突破。（3）卫生资源配置仍需优化。2011年，广西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每千人口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数、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均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为3.80人，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排名倒数第八；每千人口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数为1.38人，全国排名倒数第五；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为1.43人，全国排名第21位；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为2.83张，全国排名倒数第二。（4）教育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广西教育发展基础弱，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等重要指标与全国教育发展的平均水平差距较大，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低。2011年，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为1688人，比全国水平的2253人低了25.07%；大专以上程度人口比例为6.6%，比全国水平10.06%低了3.46个百分点。广西14个地级市中，南宁市大专以上程度人口比例最高，为12.65%；贵港市大专以上程度人口比例最低，为3.24%。

1.3.2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公共服务水平需不断提升（1）城镇就业规模不断扩大。2011年，广西城镇新增就业53.29万人，比2010年增加7.68万人，增长16.84%；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46%，比2007年下降了0.33个百分点，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1%。（2）居民生活水平继续改变。2011年，广西人均GDP为25326元，比2007年的12277元提高了1倍多；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9.5%，比2007年的41.7%下降了2.2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9平方米，比2007年的35.3平方米提高了10.48%。（3）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2011年，广西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83.75万，比2007年增加了48.64%；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为981.32万，比2007年增加了近2倍；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240.77万，比2007年增加了7.6%；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数272.52万，比2007年增加了49.39%；参加生育保险的人数243.77万，比2007年增加了49.14%；全区109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96.2%。（4）居民生活水平有待提高。2011年，广西人均GDP为25326元，比全国水平的35181元低了28.01%；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9.5%，比全国水平36.3%高了3.2个百分点。（5）各项设施建设亟待加强。广西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水平仍较低（除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均用水量、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外，多数指标未达全国平均水平），与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城镇居民的期望要求还有一定距离。

2广西城镇化建设规划存在问题

2.1城镇规划科学性不够，各类规划缺乏衔接由于城镇建设涉及很多内容，因此编制的规划很多，包括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专项规划及各部门的发展规划。鉴于各项规划的组织部门与编制部门不同，因此规划侧重点亦有差距，出现了各类规划相互交叉、相互矛盾、衔接不到位的现象。另外，规划的合理性也存在很多值得商榷和推敲的地方，比如不论城镇大小都规划大广场、宽马路，道路网一律都是方格网，并不考虑城镇本身的特点，结果导致千城一面，城镇特色渐渐丧失。

2.2规划的权威性不够突出，规划修编较随意城镇规划普遍存在权威性不足的现象，尤其在广西这种相对欠发达的地区表现尤为明显。最常见的现象就是一旦政府换届，规划就要重新修编一轮，对于规划修编的必要性，并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证与评估。“领导一换，规划重来”，规划沦为政府凸显政绩的重要手段，有点偏离规划原本真正的意义。同时，因为重大项目，或者是利益集团的需要，公园用地可以改变为商品房开发用地，工业用地可以调整为房地产用地。在香港和西方国家，规划的权威性和法制性很强，规划不能任意修改，规划的修改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规划不只是政府意图的体现，更是民众意愿的表达，民众充分参与规划建设。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而广西与国内发达地区也存在较大的差距。

2.3城镇规划相对滞后，与城镇建设步伐不符广西的城镇化进程近年来步伐加快，大、中、小城镇发展迅速，城镇规划跟不上城镇建设的步伐。城镇建设过程中，规划改了又改，马路挖了又挖，城镇建设呈现无序状态，持续不断地挖、拆、改、建。地下涉及天然气、供水、供电、电讯、污水、路灯、道路指示灯、天网等专用管线道密布，任何一个部门的“修缮”、“维护”、“改造”和“抢修”，均会将一个好好的城市挖得个“百孔千疮”，一场大雨洗刷，城市排泄设施功能瘫痪一览无遗。一来是城镇发展过快，导致各项配套设施跟不上，需要扩容更新；二来是城镇规划的滞后与不合理，缺乏前瞻性，对交通规划及管线综合规划的功能把控不到位。

2.4规划人员缺乏，管理效率与水平有待提高规划管理部门由于受编制、机关规定等的制约，大中专规划专业毕业生很难直接进入规划管理部门，城市规划专业人员数量严重不足，难以应对城镇规划建设的快速发展；规划管理业务成倍增加，特别是部分管理人员年龄及知识结构老化，缺乏新知识，科班出身的各类专业人才尤其缺乏，直接制约了城镇规划管理水平的提高；地方政府对城镇规划的资金投入也相对不足，在城镇规划编修过程中，资金经常不到位，给城镇规划和管理增加了新的难度，大大降低了规划编制和管理的效率。

2.5缺乏公众参与城镇规划，使社会监督缺位城市规划工作是一项政府职能，体现着城市发展趋向和公众利益，影响着千家万户，必须将规划工作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当下的规划管理工作是封闭运行的，对规划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评价，并没有形成一个顺畅、有序的表达机制，公众不了解规划的内容，也没有途径进行监督。对规划工作的一些失误，公众没有纠正的渠道，只能通过复议、行政诉讼，而这些途径往往都只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不对规划的合理性进行审查，从而使公众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3广西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对策

3.1加强新型城镇化发展建设体制创新

3.1.1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规划理念在广西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中，不仅关注城镇物质空间形态有序、集约、健康发展，也要对城市文化、地方特色、居民生活质量、人文关怀等方面增加关注度。政府与市场相结合，政府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和治理等提供鼓励和引导政策，市场在相关指引下推动城镇发展建设。规划成为政府与市场衔接的平台，在政府制定的政策和市场运作机制中起协调作用。

3.1.2推进新型城镇化土地、户籍改革在土地政策方面，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严格征地用地审批手续，推行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统一出让或划拨、统一开发、统一管理的“五个统一”办法，以有利于城镇发展及农民向城镇转移为原则，健全土地管理制度，不仅要加强土地管理，也要保证城镇建设的必需用地。积极开展土地整理，盘活现存量土地，制订并落实土地年度利用计划。在土地用途严格管制和土地有偿使用的基础上，划分小城镇的土地权属关系，采取转让、出租、作价入股等方式，允许集中土地使用权进入小城镇土地市场。在户籍改革方面，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落户条件政策，引导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以具有合法稳定住所为户口迁移的基本条件，通过建立和完善土地、住房、社保、就业、教育、医疗保险、卫生服务保障体系，吸引农村居民到城镇落户；使进城落户的农民在就业、住房、教育、社会保障、服兵役、抚恤优待等方面，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的权利。全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降低农民进城入户门槛，在全区范围内逐步实行居住证制度。以北部湾经济区为试点，通过系统的制度设计，放宽城镇入户条件，推动人口向北部湾聚集，使北部湾经济区成为我国人口和经济的重要集聚区。

3.1.3以新型城镇化推动公共设施建设以集约、绿色、智能、低碳和人文等新型城镇建设的目标要求，多方筹集资金，加大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改变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明显滞后的状况。一是改革投融资体制，拓宽城市建设资金来源，放开市政公用市场，广泛吸引社会投资，盘活城市存量资产。二是以人为本，围绕人文城镇建设要求，加快推动城乡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照集约、智能、高效、绿色的要求统筹规划和建设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网络，大力推动城镇道路、供电、供水、供气、学校、医院和住宅等建设。推动城镇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县域生活垃圾“村收镇运县处理”试点；推动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和城乡垃圾一体化处理。

3.2实施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多元模式

3.2.1城镇规模结构的多元化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各类城市发展的重点应有所不同。其中，大中城市以内涵发展为主，即围绕新型城镇特征和目标，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创造良好的城市发展环境；小城市和小城镇则以外延发展与内涵发展并重，在扩张聚集人口的同时注重发展转型，提升城镇发展内涵。

3.2.2城镇空间布局的多元化不断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促进城镇体系升级，致力于形成功能各异、层次分明、运转高效的新型城镇发展体系。坚持现代化、工业化与城镇化“三化驱动”战略，坚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城市组群发展，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做大做优中小城镇，打造产业集聚和城市发展的示范地区。以南北钦防沿海城市群为沿海增长极，桂柳梧城市群为腹地增长极，玉林、贵港为两城市群的延绵区和节点城市，增强城市群之间、各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在广西形成产业互补互动、功能分工明确、层次梯度明显提升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体系。

3.3开展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试点工作

3.3.1探索符合广西实际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建设新模式广西的自然山水、人文风情丰富多彩，城镇建设也各具特色，围绕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特征，坚持“顺应自然、尊重历史、发展特色、整体设计、长期完善”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理念，体现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促进城镇物质空间与城市文化的共同建设与发展，避免城镇发展建设走入“似”的误区，形成各有特色的新型城镇。

城镇化发展论文第4篇

（一）城镇化

城镇化是我国社会变革的重要环节也是学术界研究热点问题之一，研究角度多样化，对于如何定义城镇化，目前尚未统一，从相关文献研究发现有四点解释是共同的。第一，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科技进步和经济快速发展，一方面工业化发展劳动力需求扩大，现代化农业释放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合理和收入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亟需解决，国内外的理论界普遍认为城镇化发展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途径和方式。第二，城镇化的对象是农村人口。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并转化为城镇居民，具体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生产方式的转变，二是生活方式的转变。第三，城镇化建设必须借助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来完成，二者相辅相成。第四，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总理指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二）旅游城镇化

1991年，PatrickMullins以后现代消费理论为基础首先对旅游城镇化的概念提出了框架体系并对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和阳光海岸两个旅游城市进行了实证分析。目前我国城市发展动力多元化，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逐渐成为一种新的驱动力，特别是以旅游业为主导或支柱产业所引发和促进城镇化的现象在少数民族地区尤为突出，国内关于旅游城镇化的相关实证研究大部分也针对于此。现有文献关于旅游城镇化概念的研究并不多，其观点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将城镇打造成旅游目的地，在城镇大力发展旅游业，通过旅游业的关联效应促进其规模扩大，旅游业的作用可以视为一种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发展，旅游业是实现城镇化动力之一；另一类是因为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从而引发旅游目的地城镇化，旅游业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或者说因旅游而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一种类型。上述两类定义具有共同内涵：（1）旅游业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2）旅游城镇化是旅游业发挥聚集、扩散和产业联动效应，逐步实现城镇的产业体系和规模扩大的动态过程；（3）旅游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一种类型。旅游城镇化的个案研究更多关注于西部民族地区，主要围绕旅游业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和理论基础及模式展开。研究者认为西部民族地区工商业大规模发展条件不足，经济社会落后，但旅游资源丰富，推行以旅游业为主导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切合实际的有效途径。刘晓鹰，杨建翠分别对九寨沟进行实证分析说明旅游业对城镇化发展的强大推进作用，同时提出候鸟型“飞地”性旅游推进型城镇化模式是增长极理论和城镇化理论交叉融合与应用的结果，是欠发达民族地区城镇化推进理论及主要模式。罗良伟针对凉山彝区探讨城镇化发展模式，提出工业推动城镇化与凉山彝区，乃至藏彝走廊地区和整个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已经不相适应，旅游业的发展是区域城镇化建设的一股重要力量。张英，陈俊等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提出“城镇带州、旅游活州”，并采用耦合方法分析旅游业和城镇建设的耦合度，强调地区发展必须加强二者的协调。针对旅游城镇化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景观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地域城镇化以及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城镇化。从总体来讲，国内关于旅游城镇化的研究处于发展阶段，以实践案例研究为主，较多的是从旅游地理学角度出发分析其动力机制及其影响，理论体系处于构建过程中。

二、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一）旅游资源开发条件不充足

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要考虑其游览价值，市场距离，通达性和地区接待能力及环境容量等因素。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资源丰富独特，具有原始性、垄断性和地区分布差异性大的特点，如山川草原等多样、独特的地形和奇绝秀丽的自然景观，众多少数民族积淀的人文历史和风土民情，堪称“旅游资源宝库”，游览价值高。但现代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的经济事业，涉及到食、宿、行、游、购等许多方面。有了好的旅游资源，只是解决了向游客提供“游”的场所。至于游客能不能来，来了后能不能游得愉快，则取决于食、宿、行等基本条件的保障程度。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在利用旅游业促进城镇化发展方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可进入性，经济距离和接待能力等。其一是该地区大部分地理位置偏远，交通相对闭塞，可进入性差，如云贵川的绵绵大山，内蒙古和新疆的茫茫沙漠和草原等，交通条件的制约是阻碍旅游业发展的“瓶颈”之一。其二，资源开发的客源市场一般针对经济发达地区，游客从出发地到旅游目的地再返回出发地所用的时间和费用称经济距离，目前该地区整体交通发展状况相对落后，航空和铁路运输能力相对薄弱，尤其乡村地区，公路等级低，有些甚至没有，距离大中城市远，因此造成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因经济距离过长而降低，严重制约其发展。其三，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大部分是经济贫困地区，公共设施欠缺，住宿和餐饮等生活服务条件差，旅游接待能力不足。旅游资源开发条件的评价，既不能就资源论资源，也不能就进入性和接待能力简单进行衡量和判读，而是应该取长补短综合考虑。针对该地区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具体情况，结合开发的条件和现状基础，采取以下策略：首先是提高资源的集群度，点、线、面相结合，逐级推进，以核心的优质资源为点，重点开发，打造交通线作为线链接不同景区，围绕核心景区开发次优资源作为面，逐级推进，也就是先集中全部优势开发最优资源并形成一定的影响力，然后逐步开发周边各类旅游资源，设计辅旅游产品；其次是考虑景观的地域组合状况，借力于周边大中城市或风景名胜区的客源市场，形成旅游产品间的特色互补效应，发展完善区域旅游，最终借助于游览价值的提高，缓冲市场距离和通达性的不足，充分利用就近市镇解决接待能力的欠缺。

（二）旅游业发展资金短缺

资金短缺极大限制了旅游资源的开发进程、力度与质量。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整体发展迟缓，现代设施落后，可进入性差以及资源转化能力弱等主客观原因，外来投资者吸引力低，本地投资者资金不足，政府投入力度有限，农村居民自有资金积累不足。解决旅游业发展资金问题需要各方面和广大社会公众的参与、支持。首先，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继续加大农村地区资本要素的投入，建立多元化的旅游基础设施投资渠道，重点解决旅游进入条件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加强制度创新，提高旅游业市场化率，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制定税收优惠或适当减免等政策降低投资的成本，提升吸引力，吸引外来资本注入，对于本土的投资者构建一套有利于旅游业发展的金融体系，帮助企业化解风险降低进入门槛，解决旅游企业面临的资本投入和发展风险等问题。其次，旅游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产品生产销售是以消费者为导向，因此政府要利用自身宣传优势，通过多种渠道树立内涵丰富、具有时代特点的旅游目的地形象，引领其发展，为旅游企业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和更大的市场空间，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政府和旅游企业间的良性互动。最后，必须考虑农村居民参与旅游发展，依靠国家政策的帮助和推动，调动当地农村人口积极参与，形成符合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要求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路径。农村社区获得参与当地旅游发展的机会和途径，一方面使农牧民从旅游发展中获得经济利益，改变资源利用方式，减少发展的环境成本和代价，降低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发展旅游，传统文化和民族习俗作为旅游吸引物，有利于其传承和保护，从而促进社区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

三、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城镇化模式

旅游业对于地区的经济意义必须要考虑旅游吸引力，可达性，旅游设施供应条件，旅游业组织和相关政策等因素。根据目前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资源特点、区位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前景以及国家西部开发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政策等基本要素，及其与城镇的距离，借助于旅游业促进其城镇化发展可以参考以下几种模式。

（一）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郊环城游憩带发展模式

城郊是指位于城市和农村腹地之间的过渡地带，处于城市辐射前沿，具有较好的地理、经济区位。随着休闲经济的兴起，居民闲暇时间的增多和城郊之间的交通状况不断改善，周末短途游成为城市居民热衷的出游方式，郊区作为城市休闲的后花园，客源市场规模巨大，为郊区发展旅游打下良好基础。这部分地区旅游资源以乡村自然风光、独特的农耕景观和传统的民风民俗为主，围绕在城市周边的农村根据自身资源特色，以所邻近的城市为中心，开展不同类型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活动，充分挖据各民族独具特色的建筑、服饰、民族餐饮和民族手工业等传统产业，通过旅游吸引力建设，发展以乡村旅游为核心的休闲产业，打造环城游憩带，以旅游业带动、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依靠自发演进机制逐步形成特色产业驱动型的城镇化模式。农牧民参与到旅游服务行业中，既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提高经济收入逐渐形成资金积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人的城镇化，同时，农业示范园区等观光农业也推动现代农业体系建设，利于产业结构调整。

（二）以城镇为中心的旅游集群模式

以城镇为中心的旅游集群模式是指以城镇为核心，打造成游客的集散中心，提供配套旅游服务，解决接待问题，依托周边气候、景色、地质地貌、民俗文化等资源进行整合，既要充分分析景观地域组合状况，突出特色，主题鲜明，又要通过发展多数量和多样化的非同质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形成旅游群发挥集群效应，增强引力，降低经济距离过长产生的副影响，城镇通过泛旅游产业的整合，借助于其关联带动作用，推动当地现代商贸、通讯、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繁荣，最终实现推动地区城镇化发展目标，建构具有持续发展潜力的特色城镇。西部民族地区城镇数量少，规模小，工业化发展水平低，传统农牧业比重大，发展相对滞后，具有非经济性，同时小城镇比重大，如全部是小城镇，四川藏区没有建制市。小城镇辐射作用和带动性相对大中城市较弱，以旅游促进城镇化发展必须发挥集群作用。旅游群的发展模式根据旅游资源状况分为品牌带动和开发带动两种类型。品牌带动型一般拥有4A、5A等知名景区或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大能够在社会上形成一定知名度，以其为龙头发挥核心资源价值，重点打造和维护好其品牌，辐射和影响其他旅游资源开发及利用，形成特色旅游产业链。开发带动型：旅游资源拥有高价值同时能够较好地实现商业化发展的，明确重点，突出主题开发构建具有一定特色的自然或人文景观，同时发展能够带来良好收益的如体育和以休闲、养生、教育、人文体验为主的现代旅游项目，实现百花齐放加速促进当地第三产业发育发展进而带动城镇化发展。

（三）远离城镇的农村社区非建制镇旅游综合体模式

城镇化发展论文第5篇

1、欧美国家的城镇化模式

欧美国家的城镇化过程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形成的，城镇的区域分布和城市群、城市带的形成主要是依照工业化过程中的产业区域结构形成的。尽管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也发挥了作用，但主要是依靠市场的作用形成的。英国作为最早出现工业革命的国家，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机械化生产和资本扩张相结合的大生产代替传统的小手工业和传统农业，成为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伴随着圈地运动，使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人口在城市聚集不仅促使城市扩张和经济增长，而且也使农村的生产生活结构发生了变化，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程度提高，带动了产出效率提升。到19世纪中期，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城镇化的国家，其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0%，而同期世界的城镇化率则只有6.5%。但同时，在英国实现城市化的过程中，也伴随着环境污染、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短缺、犯罪率上升等问题，因此，英国也成立了很多机构来治理，如济贫法委员会、工厂视察员办公室、卫生总局、地方政府委员会等。同时，英国也大力兴建商店、公园、车站、剧院等公共基础设施，提供公共产品供给和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英国的这种城市化发展模式在欧洲大陆随着工业革命的出现而被推广。美国的城镇化也是伴随着工业化而展开的，主要是通过完善交通运输网和有利的地理位置，降低了成本，聚集了资源，吸引了大量移民，积极培育现代大工业和现代商业，使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城镇化水平就达到了51.2%。但由于美国自由放任的传统，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管理水平不能及时跟进，缺乏科学的规划和治理，使城市的生活环境逐步恶化，如交通拥挤、犯罪横行、住房紧张、空气污染等，使许多城市人口开始移居到郊外，形成了一种“回归乡村运动”，也被称为“逆城市化”现象。这种自由放任的城镇化一方面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降低了城市的人口密度，但另一方面也使城市出现“空心化”，提高了运行成本，造成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2、前苏联的城市化模式

前苏联建国前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但仍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当时俄国城市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8%。作为经济相对薄弱的国家，苏联的工业化快速发展，也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虽然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为了重点发展工业，实现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大量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享受城市居民同样的待遇。但由于苏联为了控制大城市的规模而实行了“居留证”制度等控制政策以及一些集体农庄领导人的“寻租”行为，使城市的劳动力供给不足，造成政府采取行政抽调的方式来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同时，为了积极推进工业化，苏联也实行了旧城改造和在农村地区建设新城的措施，并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如1931年出台规定严禁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建设新的工业企业。同时，1917年到1982年期间，苏联新建立的城市就达到1238座，平均每年20座。通过依靠工业布局的控制来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并通过行政手段来实现人口、资金、技术等要素的聚集，是苏联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特点。

3、拉美国家城镇化模式

拉美国家作为二战后开始兴起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经济，纷纷采用进口替代战略，积极引进外资，建立工厂，发展本国的工业化。而这些工业项目大多分布于几个大城市，为了推进项目进展，国家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也主要集中于几个大城市，造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加上实行以农业哺育工业、转移农业剩余的方式来支持大城市的工业化，造成了农村经济衰败、农民生活困苦，使大量的农村人口盲目的转移到少数几个大城市。据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拉美大城市的人口每10年就翻一番。但城市的发展并不能有效吸纳这些新入城人员，给其提供就业机会和生活保障，导致城镇贫困人口的比例甚至超过农村人口的比例，从而出现了“过度城市化”。这实际上是一种缺乏产业支撑和科学规划的冒进的城镇化。

4、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城镇化模式

二战后，亚洲经济增长异常强劲，不仅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保持了30多年年均9%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出现了亚洲四小龙等新兴经济体。亚洲这些新兴经济体在发展道路上采取了出口导向战略，不仅实现了工业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完成了城镇化的过程。由于这些经济体大多是滨海国家，国内空间狭小，人多地少，加上其工业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外部市场，因此，这种引进型的工业化模式使主要工业大多集中在大城市及其周围，促使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成为城市居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制定了完善的城市规划和产业规划，积极建设交通、通讯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改进政府效率，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使得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滨海大城市为依托，众多中小城市聚集的城市群发展模式。

二、世界城镇化发展的经验

尽管城镇早就出现，但真正意义的城镇化则开始于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在100年左右的时间内，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完成了城镇化过程。但从实际绩效来看，不同国家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各有差异，有的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增长极，而有的则引起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生态危机。纵观世界城镇化发展的历程和模式，其中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1、城镇化的推进必须以产业为支撑，依据产业布局合理规划城镇分布

无论是英美等为代表的欧洲发达国家还是亚洲新兴经济体和苏联等国家，无论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成功的城镇化模式都必须以产业为支撑。城镇化说到底并不是简单的把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而是必须有充分的就业、足够的收入、基本的生活和宜居的环境等，是人的城镇化。而这就需要有足够的产业支撑来吸纳从农村进入城镇生活的人员，在人员供给结构和人员需求结构方面实现平衡。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从农村迁移进城镇的人员无法就业，无法获得足够的收入，就可能成为社会危机的根源，也会限制城镇化的发展。如拉美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盲目的推进人口迁移，造成城市贫民窟聚集、交通拥挤、犯罪率上升、生态环境恶化等。而瑞士的小城达沃斯则凭借着“世界经济论坛”成为世界名城，带动了房地产业、旅游业、餐饮业、交通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2、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制约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城镇化都是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市场的优势在于依靠市场规律，能够实现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政府的优势在于通过规划、政策等手段使城镇化发展避免盲目性。但单一的市场与单一的政府都存在缺陷，片面强调政府的作用可能导致“城镇化的”，使得城镇化只见城不见人，丧失了城市的文化和价值功能，甚至也会影响经济功能，成为所谓的“鬼城”;片面强调市场的自发演进可能由于资源流动中的“马太效应”而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出现许多“城市病”。因而，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一般来说，政府主要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法律法规等制度保障、城镇规划和建设等具有外部性、公共性的产品和服务。而市场则依靠利益驱动的逻辑来引导社会资源和人口的聚集，通过市场调节，使经济机会不断出现，产业迅速发展，为人员聚集和城镇化推进提供良好的经济保障。

3、城镇化的过程是经济社会的重要转型，需要不断推进制度创新

城镇化的过程是经济社会的重要转型，从乡村文明发展到城市文明，从城乡的“二元结构”到城乡一体化，人们的消费方式、就业方式、居住方式、生产方式等都会发生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对于各种社会经济制度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如人员、土地、资金、技术等各种要素的流动要受到政府行政边界、户籍制度、土地政策、汇率制度和金融制度、基建水平、产业和贸易政策、法律制度等各方面的影响，这就对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和管理制度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又鼓励和产生制度创新。比如，英国在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匮乏，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居民住房短缺，生活环境恶化，出现了犯罪率上升、交通拥堵、贫民窟遍布、职业病蔓延等问题。为了应对这些问题，英国开始加强城市卫生防疫和环境保护，先后制定了《公共健康法》、《住宅补贴法》、《住宅改进法》、《工人阶层住房法》、《住宅与规划法》等一系列有关环境卫生和住房标准的法律法规。而且成立了卫生部，不仅负责社会民众的公共卫生健康问题，而且负责城市规划等问题。政府还采取了设置环境绿化带和建设新城等城市规划政策，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大城市的无序蔓延。美国的学者、城市规划者和政府为了应对“逆城市化”现象，提出了“精明增长(SmartGrowth)”的概念，开始注重城市发展的功能定位和规模控制。前苏联为了实现合理有序的城市化，设计了“居留证”等制度来限制和约束农村人口的盲目无序向城市流动。所有这些都说明，城镇化的发展不仅仅是农村居民从原居住地向城市的转移，还需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来提供激励和保障。

4、城镇化的发展应着眼于长远，注重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

城镇化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因此，应着眼于长远，不能只注重眼前利益和指标的实现。同时，城镇化过程契合了工业文明的大规模投入、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排放的生产方式，这种发展模式带来了严重的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资源短缺并且浪费严重，高污染、高排放，居民的生产生活空间日益恶化，物质水平提高的同时却出现了幸福指数和生活质量下降的趋势。如西方在20世纪50－70年代出现了伦敦烟雾事件等世界“公害”事件、垃圾成吨、空气污浊、传染病蔓延等。实际上，人是社会动物，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除了追求较高的物质满足之外，还追求环境优美宜居、和谐美丽的生产生活空间。正如总理指出的“绿水青山，贫穷落后不行;但殷实富裕，环境恶化也不行。”因此，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普遍重视资源环境的保护，提高生态治理水平，环境质量不断提高。经济学中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也说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会加强生态治理和提高环境质量的努力。

三、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现实选择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5000美元，中国的工业化率已经达到47%，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尽管城镇化水平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不到19%上升到2012年的52.57%，但我国的城镇化率还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正如周其仁教授指出的“目前我国出现了‘工业化超前，城镇化落后’的现象。”同时，城镇化还承载着扩大内需、拉动下一轮经济增长的重任。面对艰巨而又寄予厚望的城镇化，中央提出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不能重复过去城镇化的老路。

1、城镇化过程必须坚持“人的城镇化”

这一核心思想和原则当前，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形成了城镇化的浪潮。各地纷纷推出规模宏大的计划，许多地方把城镇化简单的等同于把农村的平房拆掉，把农民赶到楼上去就是城镇化;有的热衷于造城运动，削山造城、填海造城等。根据国家发改委的一项研究，在调研的12个省区中，12个省会城市规划了55个新城，144个地级市要建200个新城新区，甚至在167个县级城市中也有67个要建新城。结果导致许多地方为了推进城镇化强拆农民房子，逼农民上楼。由于没有足够的产业支撑，失地农民上楼居住但仍从事农业生产，不仅没有让农民享受到城镇化的福利，还带来了福利损失。在许多“新城”，楼房是建立起来了，但房屋空置率很高，形同“鬼城”，不仅浪费了大量资源，造成了很多资源浪费，而且还破坏了环境，影响了民众对政府的情感认同，甚至引发。这些现象背后的根源在于没有真正理解城镇化的本质，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是在产业支撑基础上带来收入增长，从而引起消费模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的社会结构的变革，是一种文明的替代。

2、推进城镇化应遵循市场规律，合理界定

政府边界，坚持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相结合从资源配置的视角来看，城镇化的过程也是一种资源配置状态和模式不断调整的过程，因而，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是否清晰，是否存在越位、缺位、错位的情况，将直接决定城镇化的效率和质量。从世界城镇化的历史来看，城镇化的过程也是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片面的依赖市场或政府过度的干预都会引起许多问题。我国的城镇化应坚持市场主导，因为市场机制可以发现市场机会，引导资源配置到效率最高的地方。市场主导能够避免政府过度干预下出现的“拍脑袋”工程、无效率的“政绩工程”、损害民众利益的“被迫”城镇化等问题。同时，政府也应发挥好引导作用，通过政策引导、城镇规划、法律法规以及对交通、通讯、供水电暖等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提供基本的保证，引导城镇化科学发展。

3、应坚持绿色城镇化

历史上，世界各国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都出现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犯罪率上升等“城市病”，城市已经成为资源消耗最多、环境压力最大的生态“洼地”。当前，世界正在兴起绿色革命的浪潮，注重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努力实现绿色发展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我国在党的十报告中首次把生态文明上升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高度，提出要实现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绿色发展。2012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这就要求我们的城镇化要坚持绿色城镇化的道路。这里的绿色城镇化不仅仅是指环境好，而且也应包括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应多采用低碳、循环的原材料，发展绿色建筑。在城镇的规划中，要努力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给居民提供优美宜居的生产生活环境。同时，要不断改进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不断推进制度创新，提升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真正让迁入城镇的居民体会到福利的改进。只有这样，我们的城镇化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才能真正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四、结语

城镇化发展论文第6篇

关键词：农村城镇政府责任城市化

长期实施的城乡二元化经济与社会政策导致了我国二元化的社会结构，而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在二元化的社会经济政策强化下，城乡差距日趋拉大。城乡融合与一体化是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城市化是城乡融合与一体化的载体——农村小城镇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我国城市化的重要角色。

农村小城镇建设不仅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并向城市(镇)集中的聚集过程，而且是城市(镇)在空间数量上的增多、区域规模上的扩大、职能和设施上的完善和城市(镇)的经济关系、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人类的社会文明广泛向农村渗透的过程。

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及影响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迈向现代化不可逾越的进程和阶段。我国城市化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50～1980年，全国城市化率从11.2%，提高为19.4%，30年间仅提高了8个百分点。此阶段，国家以工业化发展战略为核心。二是1981～1998年，虽然“城市化”并未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目标，但是制度的变迁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城市化进程的速度，1998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30.4%。1998年提出了“小城镇、大战略”，中国城市化进入了加速发展期。这一时期我国城市化率快速提高，2000年我国城市化率为36.2%，2005年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2.99%，提高了近7个百分点，我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农村城镇建设在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较快，但存在区域性差异。《2005年村镇建设统计公报》的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末，全国共有建制镇17726个，集镇20686个。全国村镇总人口9.86亿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12亿人，占村镇总人口的11.3％。村镇非农业人口比重逐年提高，2005年比2004年提高了0.25个百分点。同时，村镇其他方面也发展较快，2005年，村镇新建自来水厂821个，新增日供水能力268.4万吨，新铺设供水管道长度3.99万公里，建制镇、集镇用水普及率分别达84.7％、67.2％。交通、绿化等公共设施建设也取得较快进展，农（居）民生产生活环境得到较大改善。

从农村城镇建设与发展水平来看，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发展较快，这点从我国2005和2006年全国百强镇的分布可以证实，2005年全国百强镇中，广东省有30个，上海、江苏和浙江分别为29、23、17个，其他省市区只有一个镇进入全国百强；2006年中，广东、上海、江苏和浙江分别为28、21、23、20个。

农村城镇化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是全面的，包括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一方面，农村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优化农民收入结构。从2005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民纯收入来源构成来看（见表1），农民纯收入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说明东部农民从事非家庭经营，即在非农产业就业的比例较高。这主要得益于东部地区由于外资投入及当地民营和其他经济发展，这部分经济多集中于中小城镇。另外，东部地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分别是中、西部农民的4.3和3.2倍，其相对差异远远高于平均人均纯收入，这更体现了农村城镇化地区差异的影响，城镇化导致关键性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及价格提升，包括土地、房地产等。城镇比较发达的地区农民从这些要素所获得的收入会比较高、要素进行市场化交易的机会也比较多。

另一方面，农村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与消费结构。从表2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农民生活各项消费均高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交通通讯、文教及医疗保健方面则更体现出农民生活的现代化水平。

我国农村城镇建设的制约因素

我国农村城镇建设面临着农产品生产的安全保障制约。我国农业生产存在较大幅度的波动，这对于国家经济安全是一个威胁。图1是我国1991—2005年粮食产量的波动示意图，图中显示1996—1999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高位水平，2000年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下滑势头一直持续到2003年。主要农产品产量保持较高水平的稳定性是我国农业生产的根本目标。而影响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稳定性的因素主要包括耕地面积和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能力。

而农村城镇建设对这两方面都产生负面影响，一是城市化会导致耕地面积持续减少；二是城市化会导致非农就业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高素质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就业，农业的整体生产经营能力下降。表3的数据能佐证这一趋势，1990——2004年期间，农民从事农林牧渔业经营收入的比例从66.45%下降到47.61%，非农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体。

无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还是我国的实践都证明了农村集体经营体制的效率低于家庭经营制。我国农业生产出现过几次波动，但不能归结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问题，而在于农业生产经营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不同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情况，国家政策变化是一方面，而更多的是农民面临更多的非农业经营与就业选择，相对于其他产业低下的比较利益，部分农民更愿意从事比较利益高的非农业产业进行经营与就业。目前我国农业生产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部分农民因非农经营与工资性收入导致种地积极性不高，同时农村土地流转率过低，结果是大量农村耕地利用效率低。

大规模农村城镇建设对农业生产安全的影响会更大，因此，在农村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如何消除负面影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国农村小城镇建设中的政府责任

作为经济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平台，城市（镇）在其发展过程中许多方面具有公共产品的特点，同时也受到市场化的影响。

首先，城镇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功能，包括提供就业、消费。这就要求城镇具有一定的产业群体。在市场体系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今天，消费不成为问题，因为我国目前的生产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市场购买力相对不足。因此，我国农村小城镇建设中，通过培育优势和特色产业，以其为基础进行城镇化建设是政府的一个责任。市场经济是一个依靠自身内部各因素相互调节与作用的经济形态，其中可能会包含非理性的成分，政府对经济事务的间接参与能推进和纠正市场化发展的速度和方向。

其次，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的公共投资需要政府政策与财政的支持，包括城镇建设规划、公共产品的投资、吸引资金投入的政策等等。最为重要的是，在我国特殊的国情条件下，结合主要农产品安全问题，我国政府在农村小城镇建设中的责任还包括以农村小城镇建设为契机，通过配套其他政策措施，在保障主要农产品安全的基础上，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土地流转制度配套；二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我国农村目前的现状是农村人口比重过大，人均耕地面积小，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水平低。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和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后，会出现许多与发达国家相似的特征，如：三次产业的比例变动，农村人口比重的下降等。根据我国农村人口的变动趋势分析，可以预见，未来可能且理想的农业经营方式是：农业生产经营者大规模、现代化经营。其前提是农村人口的大量下降和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的规范以确保农村土地的大规模集中。从全国情况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户自发的土地使用权流转率在1%-3%之间，土地流转只在亲友之间，在小组之内的小范围之内发生。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的不规范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欠缺，导致部分农民宁愿摞荒，也不愿意流转农地，出现了一部分农地被精细化经营管理，而一部分农地被粗放式经营甚至摞荒。农村小城镇建设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城市化，建立合理的农村耕地流转制度与市场有利于有限的农村耕地趋于集中，进行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产量，从而有利于经济安全。

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农民真正城市化和加快农村耕地的流转与集中。没有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居住在城镇，但其行为、生活方式与以前无法有本质上的区别，其生活也可能会面临着一些风险。出于对未来生活风险防范的考虑，对其所承包的农村耕地占而不耕是一种理性选择，机会成本比较小，在国家取消农业税费后更是如此。但这对整个国家来说，机会成本过大。

农村小城镇建设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一个重要趋势，政府承担相应的责任有利于我国农村小城镇建设的规范化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滢，陈柳钦.产业集群对小城镇建设发展的重要作用.科学与管理，2006.1

城镇化发展论文第7篇

1．1以人为本的原则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基于这一指导思想，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必须将“以人为本”作为首要原则，致力于满足乡村广大农民群众物质、精神、文化、心理等各方面的需求，全方位提升其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灵活多样的就业选择、洁亮绿美的居住环境、完善便利的公共服务、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进步的社会观念等，都应成为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追求的目标。

1．2因地制宜的原则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并不是一定要人为地将乡村和城镇割裂开来，将“黄土地”的传统乡村地区全盘变成“水泥地”的现代城镇，而是在充分保留乡村意象的前提下，有选择性地依托旅游中心村培育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新城镇，将散落的农村居民点适时适度聚集发展为新社区［6］，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集约化利用，以体现出“因地制宜”的务实思想。缺少了乡村意象，乡村地区也就丧失了原有的旅游吸

1．3生态优先的原则生态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是衡量生活品质的重要内容。坚持“生态优先”原则，就是要树立建设“生态城镇”的理念，在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进程中始终重视生态环境的治理与改善，重视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以契合新型城镇化对“质”的要求。一方面，要明确空气环境质量、水资源环境质量、噪声环境质量等的控制目标和保护措施;另一方面，应以景观生态学理论为指导，科学处理好乡村地区生态斑块、生态廊道和生态基质之间的关系。

1．4利益均衡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必然是一个多方参与建设的过程，地方政府、当地居民、旅游企业、旅游者等群体都扮演着重要的参与角色，同时也构成了多元化利益主体之间利益交织的局面，如果不能有效协调好其间复杂的利益关系，势必将阻碍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的健康、稳定发展［7］。只有遵循“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群众受益”的思路，构建起利益均沾、兼顾公平的“利益均衡”机制，才能保障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最终走向“和谐城镇”。

2湖北省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国乡村地区的旅游城镇化建设伴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在全国各地反复实践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现在的黄山市、张家界市、武夷山市等都具有典型的旅游城镇化特征［8］。当然，除了这些相对成熟的景区依托型旅游大市镇之外，还有更多各具特色的旅游小城镇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9］。湖北省在2008年和2009年先后启动了“湖北旅游名镇”创建和“湖北旅游名村”寻访工作，对纳入创建扶持名单的镇、村分别给予600万元和100万元的扶持资金，从而拉开了全面推进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的大幕。截至目前，全省已有26个镇和100个村入选创建扶持名单，这些村镇已经走在旅游城镇化的前列，通过分析其发展路径，总结其成功模式，可以为其他起步较晚的地区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所谓模式就是指一定地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每一种模式都具有典型的意义，能够为解决同一类型的问题提供参考性的建议和思路［10］。本文从旅游产业作用机理的视角，提出四种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

2．1产业带动模式———十堰“紫霄模式”以十堰市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紫霄村为代表。紫霄村位于武当山核心区域，方圆约90平方公里，与金顶、南岩、紫霄宫等著名景点比邻相依。在当地政府的规划安排下，紫霄村依托武当山道教圣地丰富的人文和自然景观，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在“旅游富民”和“旅游强村”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村民80%从事旅游服务，通过开办个体农家宾馆、农家乐餐馆和经营商业摊位实现了致富梦想，旅游生意做得最好的村民家庭年收入逾百万元;村集体也投资旅游业，旗下的旅游酒店和花轿公司每年可为村里增加10多万元收入，收入所得均用来为村民提供福利。据统计，2011年全村旅游收入达2100万元，人均纯收入7300元。同时，紫霄村旅游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也大幅度提升了村民的人居环境和生活水平。目前，全村户间道路已全部完成硬化，生活垃圾及时清运下山，清洁安全的自来水通到家家户户，农村超市、卫生室、图书室、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停车场、游客接待中心等服务设施一应俱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合率达到100%［11］。紫霄村是一个典型的依靠旅游业作为产业引擎带动城镇化发展的村庄，旅游业替代了农业的位置，让村民从地头走向街头，农民的身份逐渐褪色，变身为店主、员工，收入也有了成倍增长，其成功在于充分发挥了背靠武当山景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利优势。产业带动型的旅游城镇化模式以旅游服务业为绝对主导，适宜于在地理区位上依附于著名旅游景区的村镇。

2．2产业转型模式———大冶“坳头模式”以大冶市灵乡镇坳头村为代表。坳头村是驰名荆楚的矿业大村，曾一度依托村内丰富的铁矿和石膏矿资源富显一方，但与富裕形成反差的是由于对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大量排废造成的水土流失与环境破坏。在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枯竭危机”的现实挑战时，坳头村鲜明地提出“依托资源创业、超越资源发展”的转型理念，并将旅游业作为产业转型的主导选择，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在旅游发展资金方面，依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通过村集体参与、鼓励村民入股、吸引个体业主或外来企业投资等方式多管齐下，持续投入;在旅游产品开发方面，立足本地资源特色，通过矿冶景观建设和矿井探险体验产品设计，开发出满足游客求知100和探秘体验的旅游产品，使游客能够获得丰富的矿冶知识和独特的旅游互动体验;在旅游设施建设方面，先后大手笔引资建成4A级景区、四星级酒店投入运营，具备较强的旅游吸引力和市场接待能力［12］。2012年，坳头村被湖北省政府授予“湖北旅游名村”称号。旅游业大发展的同时也强力带动了坳头村硬件设施的改造、配套与升级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对优化村庄环境质量、提升村民生活水平及加速其城镇化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比产业带动模式与产业转型模式，两者同样都是以旅游业为主导促进乡村地区城镇化发展，但前者产业结构单一，主要是通过向村镇所依附的著名旅游景区提供旅游配套服务实现经济发展;而后者涉及到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村镇自身应该演变为旅游目的地，从而实现全旅游价值链收益。

2．3产业融合模式———钟祥“彭墩模式”以钟祥市石牌镇彭墩村为代表。彭墩村自2006年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与湖北青龙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实行产业联姻，由彭墩村提供土地和人力，青龙湖公司提供资金和管理，实行“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将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进行有机融合，大力发展规模农业和乡村旅游，走出了一条“迁村腾地、村企共建”的特色发展之路，仅数年时间就由一片穷山荒水的“贫困村”跃升为享誉全国的“明星村”，先后荣获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全国生态文化村、亚太地区乡村旅游观察点等称号。“迁村腾地”使彭墩村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大幅增加，依据统一规划建设，全村9个组317户陆续迁入附带庭院和车库的两层小别墅集中安置区，腾置出来的宅基地经土地整理后新增3000亩耕地;“村企共建”使彭墩村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发展生产，借助产业融合拉长增粗产业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目前已建成6000亩优质稻、2000亩有机蔬菜、2080亩生态水莲、2000亩健康水产养殖、10万只蛋鸡、12万只种鸭、2000万只鸭苗孵化的高效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和国家4A级彭墩乡村世界旅游景区。2011年，彭墩村集体经济收入200万元，全村人均纯收入1．5万元，与2005年相比，6年翻了3番［13］。彭墩村高效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离不开关联企业的主体作用和产业融合的增值效益。产业融合型的旅游城镇化模式强调传统农业生产与现代旅游服务的联动并举，适宜于具有一定农业基础和资本介入的乡村地区。

2．4产业集聚模式———黄陂“木兰模式”以武汉市黄陂区北部旅游特色乡镇群为代表。近年来，黄陂区坚持旅游兴农富民战略，充分利用北部地区乡镇资源、品牌和区位优势，推行党政主导、企业主角、农民主体、行业主管、品牌主打的“五主模式”，着力打造“木兰山水之乡”、“木兰杜鹃之乡”、“木兰泥塑之乡”、“木兰茶香古镇”、“木兰民俗古镇”、“木兰明清古镇”等一批特色旅游乡镇，通过“名镇效应”推动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使北部地区城镇化率达到45%以上，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大区向旅游强区、名区的蝶变［14］。目前，北部地区乡镇已建成华中地区最大的生态旅游景区———木兰景区群，其中国家4A级旅游景区7家，3A景区3家，现正在合力创建国家5A级景区;已建成休闲特色集镇6个，休闲专业村58个，休闲山庄168家，星级农家乐579家，其中五星级休闲农庄9家，位列全省第一。2013年，全区旅游接待人数达1007．9万人次，创旅游综合收入30．2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45%和50．55%;有10万农民吃上了旅游饭，涉及旅游产业的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15%。黄陂区北部旅游特色乡镇群如同一个有着强大磁力的“旅游场”，吸引了大量民营企业家们纷纷回归投资，景区数量不断增加，旅游人口不断聚集，形成了良好的规模效益。产业集聚型的旅游城镇化模式需要“资源、资本、市场”三大要素共同提供原生动力，适宜于大城市周边环城游憩带上的村镇打造“旅游卫星镇”。

3结束语

城镇化发展论文第8篇

1、城镇化大发展能增加就业机会。

河南城镇化发展正处于中期阶段，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就是城镇化加速。城镇化大发展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和消费品市场扩张两方面都能产生对工业化产品的大量需求。同时城镇化不仅仅表现为城镇空间的扩展，更重要的还表现为人口的集聚和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大量人口转为市民后，从买房、买家电到吃穿用行，都直接或间接地带来了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

2、城镇化发展能增加农村剩余人口的生产资料占有量。

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农民从土地上脱离出去，才能增加农村的人均占有耕地水平，增加农民收入。如果人均占有水平达到适度规模经营的条件，农业的现代要素才有可能进入。因此，城镇化促进了农业规模化和现代经营条件的形成。一方面，随着工业发展、科技进步、农业投入增加，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领域容纳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在下降，产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城镇化大发展为农民进城务工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3、可为增加农民创业提供更多的空间与资源。

首先城镇化为进城的农民工从事加工制造、建筑、服务等行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不仅增加的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财富资产，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知识技能，成为今后创业的资本。其次大量的人口向城镇聚集，也为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未来河南城镇化发展对农民增收的挑战及不利影响

城镇化的发展必将打破农村现有的生产模式和经济模式，旧的模式被打破，新的模式尚未完全建立并成熟，这种过渡阶段由于制度等配套措施的不完善，可能会对农民增收带来不利的影响。

1、可能导致耕地减少。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增加，城市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这个过程中必然需要占有农村的土地，可能导致耕地减少，产生失地农民。失地农民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为工业化，为社会进步做出了牺牲，失去了农村传统的土地保障功能，由于自身素质、体制和管理等多方面的原因，一部分农民失地又失业，成为新的困难群体，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推进城镇化不必然导致耕地的减少，如果我们能合理规划，综合整治，把节约集约出来的土地复垦还田并开发新的耕地，就有可能实现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与保护耕地同时并行。例如:中国最近几年的统计耕地面积为:2007年1．093亿公顷，2008年1．086亿公顷，2009年1．100亿公顷。历史峰值为1992年的1．244亿公顷，与之相比近年来减少了约12．1%。1990年开始耕地面积的增速放缓，2000－2007年后由于生态退耕、城市加速发展和房地产开发等原因导致耕地数量迅速减少。2007年后生态退耕速度放缓和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耕地数量减少的幅度逐渐下降甚至转升。河南省正处于城镇化发展中期，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必须同时合理规划、严格控制，保护耕地。

2、可能导致农村较高素质劳动力的外流。

城镇化加速人口向城镇的聚集，由于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城市潜在的个人发展机会和良好的公共设施和环境，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从农村流出去的劳动力必定是那些有相对较强竞争力、受过一定教育并掌握相应技能的青壮年，即具有较高素质的农业劳动力，而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只是老、少、妇女、多病者，由此导致了农村"人才流失"。例如:从新增的转移人数来看，河南省转移的劳动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大幅度增加，从2004年的近83%增加到2007年的89%，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增加更为迅速，尤其是2007年，这一人数为5，461，121人，较之2006年增加1，191，388人，增加幅度为27．9%;同期，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数有缩减的趋势，从2004年的17%下降为2007年的11%。

3、可能导致农业资金的流失。

城镇化发展论文第9篇

(一)新型城镇化没有更好的体现以人为本

城镇化的主角是“人”，不仅表明城镇化的推动者是人，带来城镇发展所必需的智慧、资本、才能和体力，同时还表明城镇化的落脚点也应该是“人”自身的发展，使人在城镇化中能够更好地生产、生活。目前我国被纳入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2．63亿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就业、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与城镇户籍居民相差甚远。据统计，截至2012年，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工伤、医疗、失业和生育等五项基本社会保险的比例仅为14．3%、24．0%、16．9%、8．4%和6．1%，参保率仍较低。农民工基本不能享受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也没有住房公积金制度。未能和城市居民一样平等地享受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等基本的公众服务。

(二)新型城镇化质量不高

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提升城镇化建设的质量。但近年来部分地区在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野蛮拆迁和低价拆迁等行为，使农民利益受到损害，将原本是城镇化主体的广大农民排斥在城镇化发展成果之外，出现了“土地城镇化、数字城镇化”等发展偏差。现在每四个城镇常住人口当中，就有一个是外来的流动人口，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他们是城市的过客，被称为二等公民，其就业质量、福利保障，跟户籍的城镇人口有很大的差距，形成了城镇内部新的二元结构。

(三)城市管理和运行水平不高

在行政等级化的城镇管理体制下，各地城镇化带有明显的政府烙印，从城市设立、土地获得、建设规划、福利标准，全部靠行政审批。近年来，一些地方借推进城镇化之名，盲目追求城镇化速度，城市规模无序扩张。2000－2011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76．4%，远高于城镇人口50．5%的增速，城镇建设用地年均增长110万亩以上，但开发强度普遍偏低，工业用地容积率一般只有0．3－0．6，而发达国家和地区一般在1以上。人口压力过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超过极限，环境污染、居住拥挤、交通堵塞、房价高企等“大城市病”凸显。城市重规模扩张，轻服务管理，城市空间利用效率偏低，基础设施管理运营水平不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

(四)不同规模和层次的城镇发展不够协调

由于行政指导的资源分配体系导致的不公平，资源分配与城市等级挂钩。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容易获得教育、医疗、清洁水资源、公共交通等基本的公共服务。在城镇化形态和城镇布局上，不同规模和层次的城镇发展不够协调，如县域城镇数量虽然多，但规模偏小，基础设施薄弱，人居环境差，综合承载能力不足，集聚产业和人口的能力十分有限。截止到2012年底，全国还有20%的小城镇没有集中供水，有80%的小城镇没有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县域城镇建成区平均人口均7000人左右，相当多的建制镇的居民不足5000人。而沿海城市一个镇的发展水平远远超过西部地区一个地级市的发展水平，直辖市明显高过省会城市，省会城市明显高过地级城市。

(五)东、中、西部的城镇化发展不均衡

目前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为52．6%，而6000万以上的进城务工农民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他们并没有完全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待遇。按照真实的城市化水平来衡量，我国目前的城镇化率或者城镇化水平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是美国上世纪20年代的水平，日本1955年的水平。目前我国最高的东部地区城镇化率为60%左右，西部地区为40%左右，东西部有将近20%的差距。

二、新型城镇化面临挑战的制度掣肘

(一)户籍制度的限制

在世界上200多个国家中，目前只有中国、朝鲜、贝宁三国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中国户籍制度最早起源于夏朝。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在建国后逐步建立健全起来的。1958年1月9日国家颁布了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户籍管理中对人口迁移的行政控制、城乡人口界限壁垒以及在劳动就业、教育、住房、福利保障、生活资料供给方面的差别对待，对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农业现代化建设上产生诸多不利的因素和影响。有研究表明，户口本上共有67项城乡居民“不同等待遇”。户籍与政治、经济、福利保障和文化教育等权利挂钩，不断引发着户口“附加值”纠纷，剥夺了部分公民应当享有的权利，人为构筑了城乡之间的森严壁垒，造成了城乡居民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严重制约了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二)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

农村的利益格局与城镇完全不同。农民在农村拥有土地、林地等承包权，拥有宅基地，享有集体经济的收益权、分配权。而一旦成为城镇居民，就失去了这些权利和资源。尽管可以获得城镇的社会保障，但城镇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只是城镇生活的最低水平，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很多农民难以适应。而地方政府缺乏为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的相应财力，中央财政也缺乏相应的支持激励政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5亿人，20%的农民工子女无法入读全日制公办中小学校，参加除工伤保险之外的其他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比率均未超过30%。大部分地区未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对象。全国仅10%左右农民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2011年全国仅8%外出农民工享有失业保险，大部分仍没有保障。城乡福利差距巨大，农民工工作在城市而保障在农村，由此形成了“候鸟式”、“钟摆式”迁徙。

(三)土地征地制度改革滞后

土地是农村多功能社会保障的载体。由于目前我国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尤其是城乡二元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尚未有实质性改变，导致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处于不断强化的趋势，并成为制约新阶段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因素。在中国现行土地制度下，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将农村集体土地收归国有，转变为国有建设用地后售卖。农民在被征地过程中缺乏话语权。当前的征地制度对农民的土地保护力度不够、补偿不足，在使得工业发展取得比较低的成本优势的同时，实质上还是在延续农业补贴工业、农村补贴城市的路径。依照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征地补偿以土地被征收前的年产值为基准，最高不超过年产值的30倍，而这些被征的土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出让时，市场价格远高于征地价格。其结果导致地方政府、企业和村级组织占据了土地收益的绝大部分，而为数众多的农民所占份额微不足道。调查显示，目前被征用土地收益的分配格局大致是，地方政府占20%－30%，企业占40%－50%，村级组织占25%－30%，农民仅占5%－10%。对失地农民的补偿从实践来看，各地执行中补偿差距非常大，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导致群众不断上访和发生，给社会稳定埋下了隐患。

(四)城市发展的融资模式不合理

目前各地城镇化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贷款。而贷款需要担保、抵押。但很多基层政府尤其是县财政收入少，几乎到了保无可保、押无可押这种程度，资金破解成为难题。县域金融相对城市金融，由于信用环境差异和融资成本较高，目前还难以满足县域发展资金的需要。政府基础设施投资主要依托于土地的抵押融资，2011年全国土地抵押面积是420万亩，抵押金额达到4．8万亿。高度依赖土地加剧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

三、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路径

(一)改革户籍制度实现从管制到服务的转变

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弱化直至消解城市户口的附加利益，通过有序的分梯队逐步消除户籍中的政治特权、社会身份、社会福利、经营垄断等因素，尽快实现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户籍平等制度。建立合理的农民工市民化支付机制，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施融居住登记和就业、社保、租房、教育、计生等多种服务管理功能于一体的居住证制度，让“一证通”助力实现农民工在子女就学、社会保障、技能培训、公共卫生、养老等方面的待遇均等。加强农民工的公共就业服务，落实好公共就业服务向农民工延伸的政策。构建反映城乡劳动力变动情况的综合信息交换平台，尽快实行农民工就业管理与服务的“就业信息卡”制度，将农民工的管理与服务纳入整个信息网络。

(二)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接

加快改革城乡分割的公共服务体制，缩小城乡的公共服务差距，逐步实现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面覆盖，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经济发达地区，可率先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率先把农村居民全部纳入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范围;在中等发达地区，加快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为城乡制度对接创造条件，在统一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之前，可先出台过渡性办法，预留城乡制度对接的衔接口，在此基础上，借鉴发达地区经验，试点推进，最终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对接;在欠发达地区，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政策和制度设计上，预留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衔接口。

(三)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保护农民利益

土地制度改革要以财税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完善分税制和转移支付制度，让地方政府有与其事权相匹配的财税收入，摆脱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建立能促进节约用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土地收益的财税制度，使税收、投资、补贴成为国家调控土地的主要手段。加快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支持农民承包地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有序流转，促进农村土地适度集中和规模化经营。同时深化征地制度改革，建立符合市场规律的征地补偿机制，在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同时确保土地增值收益主要归农民所有。国有土地、农民的经济土地通过统一的市场来完成流转。政府为公益用途实施征地的补偿，应“以市价为准”，而不再以法定的、政府定的、抑或专家或舆论定的任何其他补偿标准为准。

(四)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投融资机制

改变城市融资运转模式，把以土地作为资金来源的模式转向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模式，形成中央、地方、企业共同承担城镇化成本。鼓励符合条件的投融资平台采取发行城市建设债券、上市融资、信托计划等形式筹集建设资金。探索实行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制度，吸引社会资金包括民间资本和国外资本参与城镇建设，拓宽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渠道。推动有条件的地方政府通过整合现有融资平台，注入优质资产，提高融资能力。

(五)消除城镇化的政府烙印

城镇有自我成长的内在机制。行政主导的城镇化，过分重城市化的物理外观，轻权利的制度安排。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应该是上下联动，上下齐动的系统工程，既要有国家层面的支持，还要靠基层市场推动，公民、企业自愿参与。新型城镇化需要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两手配合，但是要防政府“闲不住的手”过分干预，推进城镇化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应力戒城镇化建设中的唯GDP论，不能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更不能为了城镇化而消灭农村。各地应选择适合本地区特点和发展阶段的城镇化模式。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应促进资源要素集约集中利用，防止“大城市病”;中小城市应适度超前地推进市区道路、电力、通信、煤气、地铁、地下管廊、给排水、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人口吸纳能力和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农村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农村应加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建设美丽乡村。

(六)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