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传播论文第1篇

如《歌唱祖国》、《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南泥湾》、《红星照我去战斗》等等，这些曲目旋律优美、节奏明快，在群众中广为传唱，成为见证时代精神、传承红色文化的重要文化载体。这些红音乐在社会文化领域当中广为传播，成功地担当塑造主流价值观，体现国家意志的任务，充分实现文艺作品的意识形态功能，使得个体接受国家意识形态的感召，自觉认同“构成经验自身的社会秩序的客观特征”，积极主动接受被赋予的某种社会身份，被成功地建构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这些红音乐承载着某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人们的集体记忆，成为研究社会主义文化和价值体系如何进行成功的塑造和传播这个问题极好的文化样本。1949年新中国之后“红”有许多观众许多耳熟能详的电影，如《地道战》、《》、《小兵张嘎》、《上甘岭》、《江姐》、《苦菜花》、《红色娘子军》、《冰山上的来客》等等，它曾经陪伴一代又一代的人走过岁月。“红”更多地指向于，在两种或多种体制制度或思想观念并存时，能够代表历史发展规律，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那一方，以这种意识形态指导拍摄或将这种意识形态渗透到影片中，并使之成为影片的主导倾向。出现于红之内的插曲或主题曲，对红所倡导的主旋律的精神价值进行渲染、加工、美化、煽情，在某种意义上，红能制造精美绝伦的视听场面，它还能以形象、直观的方式使人们在观看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融入到剧情设置的特殊情境，电影音乐在这种形象直观的方式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让观众们与片中人物感同身受，不由自主地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影片传达的主题思想、价值观念。匈牙利著名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曾经高度推崇电影中音乐的重要性:电影里面的音乐有一天能像电影里的画面那样成为一种可驾驭自如的手段，声带有一天能像画面那样从一种复制的技术转变为创造的技术。因此，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电影音乐参与塑造艺术形象的功能过于低估。而在大众文化领域，首先被人们记住的是电影的某个经典唱段，而不是某段电影画面或者镜头。红色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那段西皮快二六“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这段唱词豪迈冲天，充分表现了革命壮士的英雄气概，和不怕牺牲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成为那个年代人们津津乐道和勇于效仿的精神偶像。崇敬英雄、歌颂英雄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创作风格成为红音乐最为典型的电影修辞。

二、红音乐并不完全寄托于英雄叙事

有的红音乐充分展现了优良的民族音乐传统，同时还赋予了音乐以精美的文学色彩，充分体现出红音乐中雅俗共赏的音乐风格，如电影《上甘岭》的音乐插曲《我的祖国》(作曲:刘炽)，电影《祖国的花朵》里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作曲:刘炽)，《草原上的人们》里的歌曲《敖包相会》(作曲:通福)，《我们村的年轻人》里的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作曲:张棣昌)，《柳堡的故事》里的歌曲《九九艳阳天》(作曲:高如星)，《红日》里的歌曲《谁不说俺家乡好》(作曲:吕其明，肖衍为)，《英雄小八路》里的歌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作曲:寄明)等等，这些红音乐涉及的体裁广泛，创作手法更为鲜明，它们真诚地表现出人们在面对民族危亡时的勇敢无畏精神和勇于开创幸福生活的决心和意志，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向往，电影音乐对声音形象的塑造更为明确，将电影所要表达的主题形象化明朗化，尽管每首歌曲都有其固定的表达范畴，有歌颂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有表现了革命解放战争，还有歌颂解放后新中国幸福生活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候也出现了很多表达爱情的红歌曲，但是它们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红音乐通常以主题曲和插曲的形式来表达，红音乐主题曲以表现电影作品主题为主旨，它表达了特定的情感和音乐风格，集中表现了电影作品的影像形象、人物形象、时代背景和情感基调等，由于电影歌曲都有文字撰写歌词，因此其表达主题和情感基调往往具体可感，因此能对剧情及电影主题能起到概括、揭示、强调、隐喻的功能，从而有助于观众对剧情的理解和体会，如以电影《红色娘子军》为例，其主题曲《向前进》堪称经典，贯穿整部电影的主题音乐;1958年的电影《英雄小八路》则根据真实的抗战故事，主题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1978年10月27日召开的共青团十届一中全会上，通过决议被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音乐节奏铿锵有力，歌词洋溢着坚定的革命信仰，充分表现出了新中国少年儿童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激励着青少年儿童茁壮成长，报效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

三、电影插曲也是红音乐的重要表现形式

音乐传播论文第2篇

一、音乐文化和传播的重要性

1. 作为一种声音符号，音乐反映了人们的所思所想所感。音乐不是空洞的，它有着丰富的内涵，当中暗含了作者的生活感受和思想感情。音乐可以带给人美的享受，也可以借音乐抒发自己的情感。音乐反映了社会的审美功能，也可以体现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音乐可以看作是以生动有趣的形象来抒发感情、感悟生活的艺术，表现了人们崇高的审美标准、审美兴趣和审美理想。人们可以通过音乐相互交换生活感悟和感受别人的情感。音乐给了人们美的体验，同时它也能提升人们的审美标准，洗涤人们的灵魂，陶冶情操，提升审美兴趣，培育高尚的理想。音乐属于社会行为，它可以表现社会生活，又会对社会产生深重的影响。

2. 音乐文化传播能够使人们在欣赏音乐作品的同时取得关于社会、自然、生活等方面的知识。音乐文化传播是实现社会音乐功能健全的基本要素。音乐文化传播是唯一能够保存和流传音乐作品和音乐风格的技术手段。正是有了音乐文化传播，音乐才可以一直传承下来，让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延续并作为人们继承艺术、改革创新的依据。

3. 音乐文化传播具有极大的审美价值。音乐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而艺术的真谛在于创造美，所以艺术作品必须具有美的本质。艺术作品有非常吸引人的独属于艺术的魅力，人们会情不自禁地靠近艺术、沉醉于艺术的世界里。人们通过音乐艺术中的声音和歌词，产生自己的想象并感同身受，使自己的情感得到宣泄和升华，产生审美满足和心情上的愉悦。音乐文化的艺术美体现在声音、形式、感情等方面，它的美感强度和深度都深深的影响着音乐艺术品的传播和流传。作者只有把握住时代的精神和审美观，才能够创造出能引起人们共鸣和关注的艺术作品，让大家接受和认可才能实现音乐文化的传播。所以说，要想音乐得以很好的传播，必须要提高作品的质量。

4. 音乐文化传播同时具有十分重要的教育价值。我们应从小培养对音乐的鉴赏能力和欣赏能力。人们通过对音__乐作品的欣赏中取得有利的教育和启迪，从而更进一步使思想境界得到提升。好的音乐作品能够反映作者想要传达的人生理想、价值观、世界观等很多方面的内容，而且大多都是积极向上的内容，对于欣赏者起着引导性的作用，使人们得到积极健康的思想和启迪，达到健全完善人格的目的。

5. 音乐文化传播是历史的必然，它对于历史的传承起到了深刻的影响。通过音乐文化传播，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历史、认识历史。这对于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

二、音乐文化传播的方式

音乐文化传播的形式各式各样。从人类开始有音乐，到现在丰富多彩、复杂多样的音乐世界，音乐文化传播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从最初的自然传播到今天的技术传播都是音乐文化传播的方式。

1. 音乐的自然传播是音乐文化传播最原始的方式，也是音乐传播的本质属性。音乐文化的自然传播从原始音乐一直到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一直伴随着我们。时至今日，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和少部分农村地区还依然沿用着自然传播的方式。音乐文化的自然传播有着接力性、模糊性和清晰性的特征。

( 1) 音乐文化传播是永不熄灭的，一代一代传承的，把人类早期的音乐风格和作品保存了下来，是早期人类音乐文化传播的唯一方式。

( 2) 在没有文字和乐谱音符的时代，世界各地和不同民族的音乐文化传播，是依靠群众的创造、群众的记忆和群众的传播的。因而音乐文化的传播必然会存在差异和误差。人民群众的接力传播其实是一个不断更改的过程，因此，音乐文化的传播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 3) 虽然音乐文化的自然传播的结果有时是模糊的，但传播的关系是清晰的。音乐文化的自然传播是面对面的，没有任何媒介的阻隔和妨碍。这种传播关系导致了传播的清晰性。传播的清晰透明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交流的重要要素。

2. 随着现代科技和网络的发展，音乐文化传播的方式也越来越先进与方便。在音乐文化传播的悠长历史中，自然传播并没有被替代而消失，而是依然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音乐文化的技术传播是自然传播的发展与升华，是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在音乐的漫长历史中，人们在音乐文化传播的技术层面不断开拓进取，从而出现了音乐文化传播媒体。在音乐文化传播中，各种传播技术不断开发成功并且对音乐文化的发展与传承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大影响。自从创造出音乐文化传播媒体，促进并提高了人类对于音乐文化的探索，反映了人类激情的探索欲望的征服欲望和进取心。因此音乐文化的媒体传播也是复杂多样的。

( 1) 乐谱的发明可谓是音乐文化传播的跨越式进步。乐谱的应用消除了自然传播的模糊性。推动了音乐文化传播的分门别类的发展。帮助作者消除了创作中的遗忘，让创作井然有序、清晰明了。

( 2) 唱片的发明使人类的音乐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十世纪以来，音乐人通过唱片来获得主要经济来源。

( 3) 无线电的发明让音乐文化传播可以穿越空间的局限，弥补了唱片的不足。

( 4) 电视的出现使音乐文化传播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更广泛。由于人们的需求，音乐逐渐占据了电视文化的重要的一席之地。各种文艺晚会、电视剧、电影、各种商业或公益广告等都离不开音乐。电视的广泛使用，让音乐更加普及。

( 5) 20 世纪末互联网的出现为音乐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方式。网络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让音乐人可以逐步摆脱对于唱片等的物质载体的依赖。可以直接把自己的作品发在网上，听众足不出户就可以直接欣赏。缩短作者、演唱者和听众之间的距离。通过这种特殊的音乐文化传播方式，作者能够更加容易、清晰的了解听众的需求和喜好，可以进行直接、快速的艺术交流。

三、音乐评论的涵义

音乐评论是一些阶层或阶级用书面表达或口头语言来发表对于音乐的夸奖、批评、感悟等的思想的属于音乐生活的一种特殊活动。优秀的具有科学性、客观性、权威性的音乐评论对于音乐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般的普通听众所表达的见解也属于音乐评论，如果这种音乐评论形成了舆论或者获得了较高的呼声，产生的影响比专家的意见评论更多。音乐评论主要评论音乐作品和演出，有时也会涉及到音乐人、音乐杂志、音乐风格和与音乐有关的社会情形。音乐评论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可以通过杂志、报纸、书本来表达，也可以利用电视、电台等各种方式来发表意见。音乐评论的内容也有不同和差异，针对于专门运用的更加侧重于理论和科学的分析，而对于电台广播等面向广大群众的音乐评论则更加通俗易懂，便于理解。

四、音乐评论的作用

( 1) 音乐评论能够起到引导、启迪普通听众的作用。听众可以通过音乐评论对音乐作品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音乐评论会对听众作介绍，向听众解析音乐作品的优点和缺点，能够培养和提升听众的鉴赏能力和关于音乐文化的审美能力。

( 2) 音乐评论能够帮助音乐人客观、有条理的分析艺术作品，总结艺术作品的得失，有助于提升艺术水平、锤炼音乐作品。音乐评论反映了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愿望，可以帮助音乐人更好地把握时代的脉搏，为今后的音乐艺术活动指引方向。评论者只有充分考虑到人民群众的意见，了解人们的需求和理想，知道人们的开心与悲苦，才能使音乐评论实现价值。

音乐传播论文第3篇

国内经典绿色音乐作品《万物生》的演唱者萨顶顶曾称，“我意识到，音乐中，实际上只有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人们才能获得内心的宁静”。“传播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十分强大的商品，因为它除了能生产剩余价值外，还制造了符号和形象，其意义能够塑造人们的意识。”[3]一方面，“媒介是信息”，是人体感官的延伸。首先，媒介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进行文化传播议程设置和文化规范的特殊“文化装置”，强大的社会功能导致大众文化的兴盛，使一切社会封闭状态、一切传统的价值意识建构得以打破；其次，媒介对市场经济的适应在一定程度上制造着“娱乐至死”的媒介景观，并担当着新文化格局中良好文化生态的维持责任；再次，媒介传播文化也创造“媒介文化”，在信息化时代，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及其内含的隋性因子、消费文化的蔓生和多元价值取向都通过媒介文化予以展现。另一方面，媒介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环境决定其制度与经营、生存与发展；而媒介则成为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并在全球化的网络中提供给人们一个“拟态环境”，间接地模糊着社会的现实。大众传播缩短了空间的距离和时间的长度，转变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封闭状态，使一切遥远的关系变得近在咫尺，随着“界限的消失”，带着所谓“电子乌托邦”的希冀，部落化社会的重归已指日可待。

绿色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信息，蕴含着特定的意境与艺术思维，这种特质一方面是受社会、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一方面又是对社会、文化的反映和牵引。而媒介则成为这一艺术信息的载体和渠道，经过多媒介传播的强大渗透力使以往阶层化的受众得以改变，音乐成为大众共享的艺术。分众化、碎片化的趋势又使适应不同受众口味、不同媒介特性的绿色音乐类型，成为不同媒介、不同“把关人”选择的内容信息，以传递给最小单位的“社群”。同时，这种传播也影响了包括媒介人在内的社会人的价值观发生生态化转变，催化整个社会文化的转型，并促进媒介对绿色音乐的进一步大规模、大范围传播。2007年美国副总统戈尔发起的全天24小时LiveEarth环保音乐会系列覆盖全球逾20亿观众；2009气候峰会举行前夕，全球合作的音乐作品BedsareBurning及其MTV在网上的下载用户可以把名字添加到数字请愿上，以要求全球领导人达成一项广泛的环保公正协议，据统计超过130万人签名支持。社会是人的社会，在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双重作用下，绿色音乐以“创新扩散”逐步形成“沉默的螺旋”。它以一种生态艺术的美感，唤起人们现代生活审美的艺术化；以一种生态文化的姿态，抚触社会人的心境。听众在消费绿色音乐的同时，既消费了艺术，又消费了生态，也消费了自己的艺术人生。从而一定程度上促成社会文化规范的新转变与新成长，促成社会的生态化生存与发展，实现社会内部和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从社会的心灵开始净化。

一种理想的社会净化模式

（一）社会文化系统

在人类社会这个复杂的大系统中，系统要持续有序发展就必须各个子系统之间、各个子系统与大系统之间保持信息交换关系。本文重点关注与绿色音乐媒介传播最为相关的社会子系统：文化系统、大众传媒系统，以及内属于文化系统的绿色音乐系统。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的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4]。作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概念，雷蒙德•威廉斯更将其视为一种整体性的生活方式。庞朴先生在“文化结构三层次说”中，将文化系统的各要素按其相似性和由弱到强的稳定性划分为由表及里的三个层次：人工创造的器物—理论与制度—价值观文化心理。[5]绿色音乐是人类自然生态理念在音乐符号上的一种寄托与理解，也是蕴涵于生态文化系统中的一种独特的艺术文化形式；其属于生态文化，是人类价值观的一种特殊表现和心理转向，可以认为是文化系统的一个深层次的组成部分。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系统中一个具有自我特点和结构的子系统，在本身的各种要素之间，在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大众媒介成为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一种渠道与手段，也是子系统与社会大系统之间互动的一种信息载体和交流方式；同样的，媒介本身也在各种互动关系所构成的传媒生态中生存与发展。

（二）理想的互动模式

一方面，直接渗透。绿色音乐通过媒介的传播直接与社会进行互动，这种互动直接将绿色音乐内化为媒介文化的一种，这种媒介文化的渗透如同一阵激流将绿色音乐直接打碎、吞噬、融合，“把传播与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一个人裹挟其中”[6]。另一方面，间接渗透。绿色音乐以一种间接形式，通过媒介的传播首先与社会各层面文化进行互动，形成一种更为社会化、大众化的生态文化，再通过媒介传播与社会大系统发生互动影响，以缓慢渗透的方式最终融入社会群体之中。同时，大众媒介本身以及直接、间接互动关系的发生与发展都被社会这一复杂的集合体所包围，“在场”于社会，同时受到各种不同社会因素的影响与不同程度的制约。可以认为，绿色音乐系统、文化系统、大众传媒系统之间，各子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联系主要通过媒介系统来进行，并形成一种特定的绿色音乐媒介传播模式。绿色音乐所蕴含的生态价值体现和生态功能发挥，都必须经过大众媒介的选择、议程设置再传递、扩散，经过社会的接受、抵抗、反馈以及与文化的冲突、融合，并在这一模式中循环往复。

（三）噪音

大众传播学中，噪音在通常意义上是指任何非属信息来源原义而加之于其信号的附加物。噪音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增加了被传信息的不确定性，造成了信息误差的产生。在绿色音乐与媒介传播的互动模式中，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噪音，制约着二者形成理想的净化模式；而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媒介传播文化的失范与传承功能的失位。让•博德里拉曾宣称，“没有进入传媒的现实就不是现实”，现如今媒介在消费社会的规训力量作用之下，配合商业与娱乐在当代奇观社会中的相互勾结，产生了一种“娱乐经济”。绿色音乐的媒介传播也似乎脱离了本身的跑道，整体倾向于大众化、流行化、西方化；同时，传统音乐艺术精神、民族文化之魂与原生态音乐缺失，在“文化工业”的转向中造成艺术创作与传承的历史断裂。如米兰•昆德拉所说：“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对我们整个生活的包围与渗入，媚俗成为了我们日常的美学观与道德。”

2.社会主体缺乏明确的生态意识。目前，全球人类共同体的思维形成尚在起步，整体倾向于一种生态意识淡漠。首先，社会公众生态意识不足且缺乏生态艺术鉴赏力，受众对绿色音乐的整体接受程度仍较低。其次，传播主体媒介素养偏低且生态传播实践力不强。传媒以绿色音乐为主题的甚少，音乐娱乐元素盛行。再次，音乐创作主体的生态理念不足且创造力偏弱。在“观演分离”的今天，音乐词曲创作者部分缺乏民众基础，缺少生态理念和民族音乐之魂；部分欠缺一种生态审美艺术意识和艺术美感。

3.绿色音乐及媒介的技术化脱节。一方面，绿色音乐的创作技术方面，音乐的内容创作技术在表面的新奇、装饰、个性化背后则是风格、旋律、曲式等音乐元素的标准化与世俗化。后期制作如阿多诺所言，“精良的录音制作设备完全抹去了它演奏状态的生动性，我们再也看不见劳动者的痕迹，看不见创作者的激情”。另一方面，传播媒介技术方面，媒体内容表现上，对绿色音乐的选择少、品味低；相关新闻报道数量不多且报道模式化；媒介传播技术上，依然无法达到普遍性、完全人格化的传播状态，离三网融合的正式实现也还有一段较长的距离。

净化模式实现的关键：除噪

（一）强化主体的生态认同感

罗马俱乐部创始人贝切利认为，“人类创造了技术圈，入侵生物圈，进行过多的榨取，从而破坏了人类自己明天的生活基础。因此如果我们想自救的话，只有进行文化价值观念的革命”。

1.生态传播价值体系的重建。首先，重拾传统审美精神与文化精髓，制止文化的异化，形成一种以绿色音乐—生态文化为重要文化组成之一的社会机制；实现价值理念的单一工具理性到多元主义的转变。其次，重新认识并确立更适合自然与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媒介传播范式，全方位提升社会主体的媒介素养，始终坚持以社会效应为主，坚持“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观，坚持绿色音乐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传承与传播。再次，提升生态审美艺术哲学意义，把握生态美学的三大定律，在审美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耦合共进中，促进绿色音乐表现的逐步递进。同时，从整个文化产业链上进行消费观念的绿色化转变。

2.确立以生态为主的创作、传播内容理念。以创作者而言，“生态危机的现实促使作家和学者发出自的声音，在自己所擅长的创作或研究领域探索地球生态和人类摆脱危机、走出困境的出路”[7]。绿色音乐的创作者是绿色音乐传播的起点，完成一种向理性生态人的转变，则必须从内心深爱自然，抛却世俗的经济中心观念，在艺术的高度、绿色的深度上发展。同时，这种创作的转变又必须顺应时局与潮流，我们既需要高雅的愉悦，也需要流行的娱乐，需要“百花齐放”的灿烂而非“一统江山”。而绿色音乐的传播者则是中枢，正是有了他们，绿色音乐才能够真正地流动起来。新媒介文化人应形成深绿的生态意识，寻求生态化体认的诗意境界，从绿色音乐的生态传播，从传播环境的生态化，发挥媒介人的亲和力，创造“双赢”的传播内容格局。

（二）升级技术，变革格局

正如阿什德所谓技术逻辑的技术统治，绿色音乐社会效应的全面实现同样离不开创作技术的多样化发展，离不开媒介技术的优化与升级，离不开媒介传播范式的生态化变革。

1.绿色音乐创作技术多样化发展。绿色音乐从“胸有成竹”到物化，基本上都需经过音乐本体作曲技术和音乐制作技术的双重应用。而成为真正的经典，都必须在创作技术上做好文章。作曲方面，将结构音乐的各种有机化材料进行有机结合与加工。既要追求形式结构的自然和谐，也要不断丰富、多样化；既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艺术审美和精神感受需求，也要不断提升人们的生态意识。制作方面，加强对音乐数字技术的开发与升级。既要利用现代科技保存好绿色音乐传统原貌，又要强化绿色音乐的音效、质感。同时，加强音乐存储的数字化和接收终端的高质化、便捷化，并在音乐版权保护与网络营销支持的双重支撑下完善电子唱片的发行与传播。

音乐传播论文第4篇

主办单位：《音乐研究》、《人民音乐》、《中国音乐》、《音乐传播》

面向国家社会音乐文化建设和音乐传播学科及学术发展的现实，第三届“全国音乐传播论文征集”活动正式启动。本届活动以“音心相印，乐至道存”为宗旨，以激发更多的音乐传播学术思想和追求，呼吁音乐传播研究的价值理性，倡导音乐传播的积极社会效应和人文精神价值，顺应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律、文化自强的时代潮流。

一、征文对象：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及在校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等），科研院所的青年科研人员，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媒体等领域的音乐传播从业人士等。

二、参考选题：下列为本届征文的参考选题方向，投稿者也可以此为提示，围绕活动精神自拟论题方向。

音乐传播理论研究 理论建设与学科建设；学术史与学术群体；传统文化思想与音乐传播等。

社会音乐文化建设 大众（社区、社会群体等）音乐文化生活调查研究；音乐文化产品创作品格、品位的社会导向；音乐文化特色城市/乡镇/社区建设等。

传媒音乐教育 音乐传播相关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

传媒与音乐研究 各类音乐传播媒介（报纸、广播、影视、网络、演出等）的运作特点和规律；各类媒介音乐产品（如影视剧音乐、广播电视音乐节目）的生产、传播。

传统音乐文化传播研究 各民族民间音乐和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播；当代传媒音乐产品中的传统音乐元素等。

音乐文化产业研究 音乐文化产品创意；音乐文化产业链及各要素；音乐商品及市场的历史与现状等。

中国（高校）校园音乐文化建设 高校音乐类社团建设；特色音乐类公共选修课；校园歌手和音乐比赛；音乐演出进校园等文化活动与现象的调查与解读。

音乐期刊研究 音乐期刊编辑；音乐期刊的历史与现状、社会活动；期刊评估等。

流行音乐传播研究 流行音乐的生产、批评、接受（尤其是青少年）等方面的实证与文化研究等。

三、稿件要求：必须为首发原作，否则取消获奖资格。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5000。来稿务必齐、清、定。

1.请使用Word文档标准格式（扩展名doc或docx，推荐存为doc格式），文件名须包含作者姓名和论文标题。

2.首页首行请写“第三届全国音乐传播论文征集”字样，论文标题写在第二行（黑体三号），第三行起写作者简介（宋体四号，包括姓名、性别、单位、专业、研究方向、电话、E-Mail、地址和邮编等，在职人员须写明职务或职称，在读人员须写明当前学习阶段和入学年份）。

3.论文摘要：100—300字，楷体五号；关键词：3—7个，楷体五号，用空格分开；正文：宋体五号；文内若有各级小标题，酌情使用其他字体和稍大字号以示区分。

4.文内注释：一律使用当页脚注，宋体小五号，每页另起编号（注释序号使用圆圈数字，如①②③等）。

5.参考文献著录：须包括主要责任者（作者、主编等）、文献题名及版本、出版项（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或刊期等（报纸文献须有版面号），外文文献和互联网文献著录可参考MLA规范。

6.按A4幅面排版，页面下方居中插入页码。论文若含照片、图表、谱例、附录，请分别按类编号以便指称。

四、投稿方式与截止时间：应分别采取以下两种方式投稿，方为有效。打印稿请寄往：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中国传媒大学70号信箱（邮编100024）。另请在信封正面写明“第三届全国音乐传播论文征集”字样。此稿恕不退还。电子稿请发往本活动专用邮箱。邮件的“主题”中请注明作者姓名和文章标题。联系人：韦杰、魏晓凡；电话：（010）657837102.投稿截止日期：2013年10月31日

五、征文评奖与使用：1.本次活动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7名，优秀奖15—25名； 2.获奖者可获得主办单位等机构联合颁发的荣誉证书等奖励；3.主办单位享有所有参加征文作品的出版权、使用权，可将优秀作品汇编成册或公开出版；4.经专家组评审后，组委会将于2013年12月公布获奖名单，并以电话或电子邮件方式通知获奖者。

音乐传播论文第5篇

（一）网络传播的优势

因独有的形式和特征，网络在音乐传播过程中有着特别的优势。经网络传播的音乐，都是以数码格式存储于网络服务器之中，通过与听众的网络终端设备相连，实现音乐的还原。因此，网络更加有利于音乐的储存和音质的还原。同时，网络是一个整体，在网络中的音乐可以存储在多个服务器和网络终端之中，不会因设备的损坏和丢失而发生音乐消失的现象。同时，网络设备下音乐的保存还方便了听众收藏以及将音乐分享给周边的人。这种音乐的分享与复制的效应，是造成音乐在网络环境下大规模传播的根本动力。中国网络的音乐传播大部分具有免费性。只要有网络终端，听众就可以在网络上任意收听喜爱的音乐，这些音乐大部分为免费向听众开放。同时，听众还可以将音乐下载或者是收藏到自己的网络终端中去，反复收听，并且省去了之前听音乐时对音乐设备的磁带、CD的购买。因此，网络音乐就吸引到了更多先前因为经济原因而对音乐产生疏离感的人，就有了更为广阔的受众群体，同时也拓宽了音乐的传播范围。音乐的传播范围越广，就越容易在社会群体中引起连锁效应，促进音乐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在网络环境下音乐广泛传播的基础上，音乐制作人也开始以网络为导向，回收更为广泛的听众的意见与反应，从而开始了对音乐制作风格的调整。音乐产生时点和收听时点间距离的缩短，也引起了人们对于新的音乐元素的追求，并逐渐形成社会性的音乐需求。网络技术和传播模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音乐制作人在音乐方面的制作理念，从而形成了如今音乐文化大繁荣的局面。

（二）网络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就当今我国音乐网络传播的现状来说，最大的问题莫过于音乐的版权问题。因互联网的自由性一机动性的原因，和网络法律法规制度不完善的现实状况，网络在音乐传播上存在着侵权盗版、非法营利、非法传播等一系列对知识产权的侵犯行为。我国互联网发展中存在监管失衡和制度缺失的现象，也曾一度导致音乐产业的萎靡。而国外，如美国，就有完整的版权管理机制，通过对在网站上下载音乐的用户进行收费，从而保障和解决整个音乐行业的知识产权问题。虽然我国网络知识产权管理上还存在一定难度与问题，但我国的音乐产业在现有形式下走上了另一种形式的发展道路。一般来讲，音乐产业，如唱片发售公司多以唱片发行收入和艺人的演艺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但在国内网络大环境下，数字化的音乐传播形式几乎代替了传统的磁带、CD等唱片形式，因此音乐产业公司多倾向于增加艺人的演艺收入。他们利用网络作为音乐传播和宣传的平台，通过网络增加知名度，再由艺人的知名度来获取更多的经济收益。这种现象就给网络时代的音乐带来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音乐的产业化形式强，商业味道浓重。音乐制作人对于音乐的产业化与商业化太过看重，导致网络下的音乐产业渐渐发展出“速食文化”的味道，音乐本身所承载的精神、理念和追求不断减少，一味迎合听众的胃口，从而导致了网络时代音乐的低俗化现象的产生。这种音乐文化良莠不齐的状态，一方面受到松散的网络制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给音乐的发展与传播带来了很大的问题。一些网络上流传的低俗歌曲，虽然迎合了大众的口味，却给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带来了威胁。

二、音乐的网络传播对当代人音乐观的影响

音乐传播的网络化给当代人的音乐观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给整个社会的音乐文化和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挑战与机遇。第一，从音乐的传播主体来讲，网络的传播媒介打破以往以电台和电视节目为主的音乐广播传播主体一元化的局面。听众的喜好程度决定了音乐传播的广度。同时，网络技术为个人电台以及个人音乐网站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平台与技术上的支持。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2013年推出的手机App荔枝FM就是以“人人都能做主播”为主打的个人音乐电台应用软件，为使用者自己录制广播并借用软件平台推广提供了便捷的服务，从而也为网络前提下音乐传播过程中听众与音乐制作人之间角色的互换提供了可能。网络技术不断的革新和发展将为音乐的传播开拓更加广阔的空间，音乐也将打破由创作人到听众的单线模式，而转变为多元化的发展模式。第二，音乐产业的商业化发展模式带来的市场僵化也促使网络音乐和个人音乐制作的出现。个人音乐依托网络歌曲的形式出现，这种音乐往往不以盈利为目的，且只在网络上进行传播，作者也大都不具有专业的音乐知识。网络音乐制作人通过翻唱或者自己谱曲填词为手段，将制作好的音乐在网络上分享。这一类音乐大都制作成本小，曲调和歌词朗朗上口，很容易引起听者的共鸣。如今网络歌曲在日常的人们的音乐生活中慢慢开始占据越来越大的位置。从2003年的《老鼠爱大米》到筷子兄弟翻唱的《老男孩》，网络音乐逐渐走入人们的实现生活。同时在国外，还有日本niconico网站借助虚拟音频软件的形式为个人音乐制作人和个人演唱者等提供了发展与交流的平台，加速了网络音乐传播模式的形成。这种形式出现后，对于社会大众来说，他们可以由欣赏音乐扩展到创作音乐，而创作的多元化可以为整个音乐文化氛围带来更加鲜活的力量。第三，由于网络对音乐制作与传播的影响越来越深入，网络对音乐的作用也渐渐改变了网民对于音乐的态度。随着大量音乐信息的不断涌入，网络平台上的听众对传统音乐的模式越来越熟悉，因此就产生了求异、求新的心理需求。2012年韩国歌曲《江南style》盛行，并在全球互联网上获得10亿次以上的点击率，一跃成为youtube上最受喜爱的歌曲。这些成果同这首歌曲独特的风格和新奇的制作方式是分不开的，这种新鲜感恰好满足了众多网络听众的需求，从而成就了这种另类音乐的成功。音乐进入网络时代以后，带给人们观念上的影响是巨大的。音乐由特定的群体间的传播渐渐扩大为整个社会范围的文化。便利的网络环境和视听条件为人们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风格提供了可能和技术上的支持。听众口味的分化逐渐推动各种不同类型音乐风格的出现，也促使了各种不同的音乐元素之间的交融。音乐风格和形式上的多元化也引起了音乐功能的变化。网络音乐的传播性不断加强，引起了音乐情感承载力的不断上升。因此，只要具备一定的音乐基本技能和知识，人们就能通过音乐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传达自己的感情。可以说，音乐的网络传播推动了音乐的大众化，而不是局限于特定的文化范围和产业之中。

三、结语

音乐传播论文第6篇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音乐传播与文化发展”。10月27日国内相关专家作了大会主旨发言，28日上午进行了分组讨论，分会场的议题分别是：音乐传播教育与区域文化产业发展；音乐传播学的理论与文化发展策略；民族音乐文化与国际交流。其内容涉及音乐传播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音乐传播教育，民族音乐的文化变迁，商业环境下的音乐传播，音乐传播与艺术管理，音乐著作权，大型音乐演唱会的策划，文化创意、文化产业发展，网络音乐传播，音乐传播声学、音乐治疗学等多个领域。

一、学科建设深化与教育体系建立

与前两届研讨会相比，本次会议音乐传播的学科建设与教育依然是代表们所关注、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学者们认为，学科的属性、定位问题应从学理的层面继续深化；学科的研究方法应多样，其基本方法应采用人文类研究方法(即定性研究的方法)、实证类研究方法(即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学科的发展应与自然学科相结合，如传播声学、治疗学等；音乐传播与产业化之间的关系等。

《音乐传播的时空关系研究》(曾遂今)基于“对音乐传播现象是怎样依赖于时空的?人类音乐传播活动的发展演变，又是怎样影响着音乐传播活动赖以生存的时空环境?在今天音乐传播时空变化的条件下，我们的音乐文化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与机遇”等问题的思考，将音乐传播方式归纳为音乐的“零信道”传播、“信道”传播、“盲信道”传播、“网络信道”传播四种模式，由此产生两种效应：时空同向效应和时空反向效应。也是因为这两种时空效应观念，从而对音乐文化中的一些美学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通过对音乐美学、文化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在研究音乐本质问题上的探究，为今天的音乐传播学研究奠定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在音乐传播现象的研究中，把握时空观念，以时空作为该学科的切入点之一，是音乐传播学对音乐传播现象考察的关键环节。

《流动的声音景观――音乐传播与地域分布研究方法新探》(薛艺兵)通过对“声音景观”概念的界定和其理论引申的阐发，探讨了这一概念在音乐地域分布研究和地方音乐历史流变研究中值得思考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文中还提出“流动的声音景观”概念，并对其学术含义进行了理论阐述，指出音乐分布和传播研究应突破以往静态研究的局限，以时间和空间双维度动态变化的新视角去审视在历史过程和地理分布中流动变化着的“声音景观”。作者认为西方民族音乐学近年来常用的“声音景观”一词是一个值得肯定和推广的学术新概念，这一概念对于扩展我们有关音乐空间理念的认识具有理论价值，对于深化我国音乐传播学和音乐地理学的研究具有方法论启示意义。在发言时，作者就音乐的时空语境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提出了空间概念、时间概念、传播方式、音乐声音手段分类。

《再谈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建设》(汪森)用图表分析的方式，从我国现行的学科设置、体系出发，通过与艺术学、传播学、音乐学的比较，并就美国该专业的发展状况提出：(1)音乐传播学科的学科属性与学科地位。认为音乐传播学不属于横向交叉学科、综合交叉学科，而应围绕音乐与传播的本质构建其学科体系的内容和框架。(2)音乐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关系，在音乐传播的研究对象与范围方面，可分为作为音乐美学的音乐传播和作为音乐社会学的音乐传播学两个层次。学科关系借助传播学的视角、观念、方法，结合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进行研究，至于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就更是传播学直接的理论来源。

《音乐传播导论》(赵志安)运用传播学的研究视角，指出所谓音乐传播，是指“信息化的音乐文化在社会环境中被交流与共享的系统活动过程”，进而提炼出作为学科范畴的音乐传播所具有的特征：(1)音乐传播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活动，其内容就是“信息化了的音乐文化”。(2)音乐传播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传播活动，主题是社会关系中的人，其活动的展开受到多重社会环境的影响。(3)音乐传播是一种动态的系统传播活动，其中包括多种传播行为和系统活动过程。(4)音乐传播是一种独特的艺术传播活动，其本质是依托音乐艺术符号和共同的艺术经验，音乐信息在音乐传播的传播、接受主题双方之间引起心灵共鸣的一种精神交流行为。

有关学科建设的论文还有：《实践是音乐传播学的永恒话题》(陈荃有)，认为音乐传播的实践性很强，应密切联系具体研究对象和实践活动，充分挖掘音乐传播活动的特殊性。《流氓学视野中的音乐传播》(陈镇华)，运用跨越了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和美学等多重论域，解析音乐传播过程。《“施之予鱼”不如“授之予渔”》(佟雪娜)，论述了音乐传播调查方法的分类及步骤的重要性等。

音乐传播学的研究刚刚起步，建设具有科学体系的理论条件还不成熟，学科建设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音乐传播学学科理论是建立在传播学基础之上，“对于音乐信息及其传播活动规律的深入认识，不仅要音乐学的知识素养，还需要依托一般传播学中的理论和方法，并且广泛吸收艺术审美、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管理学乃至相关法学等多方面的学科知识”。尽管传播学是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基础、知识基础、观念基础，但音乐传播学毕竟还是音乐学领域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研究更多地表现为“音乐学领域的传播学研究”，偏重于从音乐学的角度来研究音乐的传承、交流、传播。所以，从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治疗学等诸多学科中汲取营养，从而丰富本学科的理论来源，对于构建音乐传播学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源泉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王建元从我国音乐传播学科的历史与现状出发，介绍了南京艺术学院流行音乐学院音乐传播专业的定位，即以音乐学、传播学、管理学为基础，整合现代传媒、音乐文化事业 和产业等多种组合方式和管理手段，着力培养适应现代传媒和音乐事业、产业的应用操作型、复合研究型的高级应用性音乐人才。对于音乐传播学科建设的设想，他提出四个方向：一是培养音乐传播(音乐编导与策划)人才；二是拓宽音乐商务渠道；三是加强音乐传播研究；四是尽早开设音乐疗法专业方向。

宗晓军则从中央音乐学院艺术管理学科的成长历程，坚持认为实践是一个学科核心理论成长过程中的必走之路，新兴学科的理论形成与总结应该建立在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理念基础之上，而人才的培养必须和实践、就业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管理学科。

曾原纪则主要对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传播专业的发展和建设做了简单回顾，就该校在广播、电视、因特网等媒介教育领域的优势和培养人才的体系和模式做了简单分析。

《由南广模式引发的思考》(周烨)通过对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近几年的办学经验和自己教学的分析，尤其注重在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过程中渗透创新教育的特色，认为面对音乐产业化的发展趋势，努力为学生寻求可持续多元发展的道路，走实用性和创新性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一条必由之路。

由于音乐传播所具有的跨学科性质，因此对于该学科人才的培养尤显重要。在我国现阶段，艺术管理与音乐传播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表述，实质基本上是一致的。有的专家认为，音乐传播人才要有全面的知识结构，在立足于传播学研究的视角上，把对音乐传播这一特殊信息传播的研究，与多学科的知识理论联系起来。然而，当面对艺术管理专业或音乐传播专业学生时，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认识仍然很模糊。所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怎样培养这种人才，如何建立合理的教育体系、就业体系，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传播现象分析与民族音乐传播

音乐传播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在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之间实现的。音乐传播现象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现象，因此，在对现实关注的同时(媒体新技术)，离不开历史与传统(民族音乐)，只有在音乐历史和音乐现实中充分地研究音乐传播问题，通过历史与当代的比较，才能发现音乐传播的规律，揭示音乐现象的本质。

《江南丝竹的传播》(伍国栋)通过江南丝竹历史的、现实的传播事实，尤其是对“天下彝家第一寨”迤沙拉的实地调查和对近现代江南丝竹的外传事实的梳理，运用个案分析与史料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认为在音乐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中，居于核心位置的操纵音乐之主题成员流动，应当是音乐传播方向、途径、范围、影响诸多内容判断之根本的或核心的依据。根据这一乐种的传播现状而言，在现当代音乐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中，物质的、人文的、精神的诸多因素，共同组成了音乐传播、流动、扩散的综合条件。现代音乐传播学作为一个独立化的人文学科，也就成为了一个艺术、传媒与教育结缘的综合性学科。

《音乐传播视野中的曲牌考释研究》(冯光钰)在特别强调实地调查与地域文化相结合的作用下，对音乐传播中的“传者”与接受者的“受众”的研讨，运用定性、定量结合的方法，将众多的曲牌放在传播视野中进行考释研究，通过追流溯源，力求找出各种曲牌及其变体的血缘关系及变化规律。

《音乐传播媒介与原生态文化保护》(吴非)通过参与中央电视台“中国民族民间歌舞盛典”栏目编导工作的体会，对原生态文化传播理念、特点等进行了分析与梳理，并对原生态文化的保护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作曲包揽制”、非繁衍性传播与中国戏曲声腔的“太监化”》(周来达)，通过对目前戏曲音乐中出现的不良现象的分析认为，只要强大的戏曲音乐自身的繁衍能力能继续存在，戏曲和戏曲音乐的生存就大有希望，当务之急是要抓住戏曲音乐“创作”、“传播”两个根本环节，改变策略，恢复民间戏曲的主体意识和音乐创作机制等，努力改变戏曲音乐的生存环境。

《南高洛古乐本土受众的观演及听闻状况之田野观察》(邓志勇、史东宁)通过田野个案的描述，以南高洛音乐会的本土受众为重点，考察当下古乐的观演和听闻状况，强调本土受众在民间音乐活动所显示出来的流动性和行为的多元性，并初步讨论了本土受众对民间音乐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影响。

《大众传播的多元化音乐传播》(曾田力)就作者自己在北京搭建的传统文化传播平台为例谈了体会，进而从文化身份、文化认同、文化重建的角度提出了应加强对中西文化的深入了解。在此基础之上，运用多元化的传播交流手段，最终建立文化生态平衡，改变中国传统文化弱势的不利局面。

《试论数字时代新技术媒体对音乐传播的影响》(庄元)，尝试用传播学的视角就数字时代新技术媒体(主要是指以数字技术平台发展的与音乐传播直接相关的数字音视频、计算机与MIDI、广播电视、互联网、移动通讯等个人媒体和大众媒体)对音乐传播的影响做较为深入的分析。

《当中国音乐家遇到传媒革命的挑战》(冯效刚)从以数字化为代表的传媒革命对社会的影响出发提出：中国音乐家必须面对大众流行音乐文化的挑战；中国音乐家必须争夺大众传媒的“话语权”。

《论音乐传播中的现场互动行为――多重音乐语境中的比较视野》(张谦)力图将音乐传播中的现场互动行为还原到具体的音乐文化语境中，以多重语境的视野比较了西方艺术音乐、北印度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语境中典型的互动行为，关注互动行为产生的原因和结果。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从音乐编辑学、新技术媒体、音乐心理认知等的角度，分析、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是当代的一个重大命题，运用音乐传播学的视角，或者立足于以民族音乐的土壤为资料源泉，针对历史的、当代的音乐传播现象和行为，来探讨千百年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变迁和发展。或者把研究的视野聚焦于当代的音乐生活，结合现代高科技，诸如媒体、网络、电视等来研究音乐传播现象的新发展。尽管上述每位专家、学者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层面不尽相同，但无论怎样，殊途同归，都会促进民族音乐传统和现实的研究与发展，深化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在当代意义的认知。同时也充分说明了在研究文化变迁过程中，从音乐传播学的角度切入必将大有可为。

三、音乐传播事业与文化产业

“音乐除了拥有文化产品的特质之外，还有商品特质，音乐产品尤其是大众流行音乐产品更多地成为以商业利益为主而产制与分销的商品。”但是，盗版、侵权的发生不仅因为暴利的驱使，其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大众媒介的传播方式。大众媒介，尤其是广播、电视、网络提供了极为便利的音乐传播环境，使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与音乐发生关系。在我国，由于科技的高速发展和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音乐著作权的保护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科技与版权夹缝中的音乐产业――从P2P技术所带来的音乐侵权问题谈起》(姚 杰)，以P2P网络传输技术为例，认为音乐产业的前提在于传播科技的发展，而版权问题又是传播科技中音乐产业遇到的根本问题。作者从音乐传播科技发展的历史趋势、音乐艺术功能的社会共享性、音乐版权产业的利益博弈行为等综合角度出发，提出国家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加强版权法的建设，积极引导传统唱片业与新生技术之间相互整合，构建一种和谐的利益分配关系。

《盗之道，非常道――对中国音乐传播活动中侵权现象的思考》(冯玲)，以“音乐传播产生权利”为基点，运用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的视域，试图在音乐传播活动背景下，来探寻音乐作品使用中的各种侵权现象及其原因，从而提出了在传播中加强音乐著作权保护的意义。

文化传播从业人员张正军从文化产业的角度出发，结合自己公司在运营方面的困境，建议音乐传播要与商业紧密地结合，希望各位专家把好的理论导人到市场中来，以便规范文化市场运营，建立健全的市场法律保护机制；建立良好的音乐传播教育体系，在培养学生知识养成的同时，也要积极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素质，讲诚信、不浮躁。

《音乐出版界的思考》(杜晓十)认为，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但在文化产业上是一个弱国，究其原因是我国的文化产业体系还未完全建立，相关的体系保障还不健全。通过介绍人民音乐出版社近几年的发展，比较了国外专业音乐出版社的出版与经营状况，结合这几年和国外出版界的横向合作情况，提出了加强数字化出版的设想。

《文化产业与音乐的著作权》(谢涛)通过案例分析，就日本文化产业的运行、音乐著作权的保护做了详细介绍。认为日本的文化产业模式值得我们借鉴，在政府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下，他们不仅从艺术创作到所属公司再到所属的行业协会形成的一系列相对完整的文化产业链条，还有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支撑着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的良性循环保障了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国流行音乐产业环境分析及其发展》(黄德俊)从流行音乐产业的概念及特征出发，利用产业理论对流行音乐产业的一般环境和行业环境进行梳理，尝试运用SWOT方法分析其所具有的优势与弱势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对我国流行音乐产业未来发展的途径提出了几点建议。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文化产业职业经纪人就文化事业和产业间的关系，原创音乐在网络交易中遇到的一些困境，尤其是涉及到著作权的问题，唱片公司的经营理念、运作模式和成功经验，中国演艺业宏观管理中的政府角色等有关问题做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会议期间代表各抒己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首先，积极推动了音乐传播和音乐传播学的纵深发展。本次会议对于学科属性及定位的探讨，尽管个别问题(学科属性)还不统一，但是增强了大家对本学科整体的认识。针对诸多的音乐传播现象，观察问题的方法、思考问题的角度有所提高。关注现实生活，关注文化事业，关注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等内容得到与会代表的共识。其次，会议代表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其中硕士生、博士生、年轻教师所占比重较大，对一些新的音乐传播现象，如“粉丝经济”、“3G音乐手机”等给予了积极的关注，表现出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潜力和蕴含的活力。纵观此次会议，笔者以为还有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1)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参与的广泛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虽然出席本次会议有部分文化产业的职业经纪人，有利于音乐传播与实践的密切结合。但是，对于一个学科来讲，参会单位比较集中，缺少师范性或综合性大学的参与，缺少政府文化部门的参与，缺少全国性的参与，不利于该学科的全面建设。(2)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建设需要进一步深化。音乐传播学既然是一门人文学科、自然学科结缘的交叉学科，那么音乐传播的一些基本问题就必须清楚。如音乐与传播的关系，音乐传播的目的、本质、社会功能，音乐为什么会传播，传播的特性，音乐传播与音乐传播学之间的关系，建立音乐传播学的学科理论与学科体系，音乐传播学的学科方法论，音乐传播事业与传承民族文化的关系等等。(3)尽快建立完善的音乐传播教育体系。近几年来，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起艺术管理本科专业，艺术管理与音乐传播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各地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认识却不尽相同。学生认识模糊，社会认可率不高，似乎艺术管理的人才什么都会，但什么都不懂。从培养目标、教学大纲、教学内容、课程设置、课程结构、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模式等都不尽相同，更缺乏专业教材。要汲取好的经验，构建招生――教学――就业一体化的良性循环机制，建立合理的音乐传播教育体系，是学科建设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的呼唤。

音乐传播论文第7篇

关键词：音乐文化传播；社会音乐生产；音乐传播；音乐编辑

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172（2012）01-

现代传媒的兴起，使得传播链条的社会功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方式多元、形态各异的传播行为已经渗透进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实践来看，人类文明的进步与社会生产力的繁荣，都离不开传播行为的发生，时值当下的中国音乐学，业已将 “音乐传播学”列为新时期重点培植的学科。对于音乐传播学的研究，曾遂今指出：“从音乐学的角度看，音乐传播学是音乐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绝不是音乐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学科，不应当是音乐学与传播学的简单相加。音乐传播学，是音乐学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和思维方式发展条件技术下的新学科的拓展与延伸，是对音乐传播现象考察、研究、思考而形成的学问。音乐传播学不是传播学，但传播学是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基础、知识基础、观念基础。” (1)笔者想起修海林曾对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内容给予这样的论解：“音乐传播学是以历史文化生活中的人类音乐活动及其传播的行为与方式、传播的途径与媒介、传播中的传者与受者的关系，以及形成的某种传播理论等现象为研究对象。”(2)结合相关论述，笔者发现无论是从宏观视阈的学科界定还是微观层面上的理论阐释，作为传播主体的“人”始终贯穿在整个传播学研究的架构当中，作为音乐传播行为的发端者――“人”是音乐传播机制运行下的社会主体,而我们日常概念中的“音乐文化的传播”，实则是人类相关音乐活动与形态的传播。

对于音乐文化传播中信息的接受与选择构成了音乐传播的行为特质，作为人类音乐传播活动中代表意义的社会实践――音乐编辑活动，被视为音乐文化传播链上的枢纽工程。近年来，音乐学术出版的发展与音乐专业编辑队伍的不断壮大，使得国内音乐编辑出版事业取得了累累硕果。伴随着音乐文化的进步与繁荣，对于国内音乐编辑学科的建立与音乐编辑学术事业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而音乐编辑活动与音乐编辑群体在社会文化传播进程中所发挥的独特功能亦受到研究各界的关注。现实来看，结合当下音乐传播的研究视阈来深

入剖析文化传播中音乐编辑学学术研究是一项必要的学术专题，此项论题不仅有益于社会各界对音乐编辑学科及音乐编辑职业作出更加全面而透彻地认解，更有益于音乐学界在人类优秀音乐文化传承这项长远事业中作出更为积极的探索。

一、音乐文化传播中的音乐编辑行为

从音乐出现在人类生活的那一天起，作为历史文化嬗变的另一种符号，音乐文化本身就被蕴含了社会文化的多重信息，音乐文化记述着人类精神文明创造下的璀璨成果。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思考音乐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认为音乐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风气；而从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中亦可以了解音乐与政治兴衰、社会变迁、文化传播的紧密联系。从远古时期的劳动号子到唐代的宫廷乐舞，无论音乐形态经历着怎样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人类寄托音乐来传达对生活的美好期许，也正是由于这种热切的渴望才激发了人类源源不断的音乐创作灵感。在人类音乐生产活动的早期，社会音乐形态的演变是由社会政治制度决定的，音乐表演的门类与音乐文化的形成受到群众音乐审美和民间音乐习俗的影响。这一历史面貌下的音乐创作，或是音乐活动者“口传面授”式的即兴发挥或是其在演出过程中的随意编排，而在潜意识存在中的“音乐编辑思维”(3制约着音乐活动者对于创作内容的提炼与选择，使其根据社会各阶层的音乐需要进行不固定的创作与加工，这种处于萌芽时期的音乐编辑活动规约着音乐活动者的各种传播行为，此时的音乐创作、音乐表演与音乐传播被融合在一个“三位一体” 的行为范式之中，为图中所示的[1]“音乐编辑行为的萌生阶段”。

该阶段的音乐传播由于文化形态与创作方式的单一和局限，导致了时间与空间格局下音乐信息的流失，直至乐谱成为一种音乐载体出现，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类社会交往与信息交流的需求。雕版印刷术与活字印刷术的诞生是乐谱成为真正意义音乐媒介的开始，技术的更新与效率的提高使得母版乐谱的生命得以无限次的延长，而无以计数地印刷与复制促使音乐文化的传播冲破时间的围栏，信息流通中不稳定与不长远的情况亦得到了质的改善。“音乐编辑行为成型阶段”（图示[2]）的显著特征即是音乐编辑这一环节在社会音乐生产中的日益凸显。音乐编辑行为在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萌生状态”后，由于乐谱媒介的出现，印刷业的大批量生产促进了音乐文化的大规模传播，而在乐谱传播的过程中，社会音乐生产逐渐出现了分工明确的创作、表演、记谱、印谱等职业群体，音乐编辑思维指导下的音乐编辑行为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功能环节。音乐编辑行为的个性化发展促成了乐谱媒介在音乐传播中强大的功能发挥，乐谱媒介的界入一定程度上缩短了音乐传播的地域限制与时间限制，同时也为活跃音乐艺术的创作而推波助澜。随着乐谱媒介生产的发展，音乐文化的传播不再满足于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集为一体的状态，要求音乐创作从音乐表演活动中分化出来，以更为专业的形式出现。成型期的音乐编辑活动，目的性和针对性更强，对于乐谱媒介的各种记号、不同乐器的标记方式以及不同类别乐谱的版本区别等也已出现步骤清晰的专业方法和编辑流程。社会音乐生产中的职业分工为音乐编辑职业的成形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世界文明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飞跃，凝结出视觉与听觉共享的音乐文化形态，音乐编辑活动从最初的朦胧意识到对文化的刻意加工，为人类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共享营造出多元渠道。20世纪伊始，电视与电影等电子技术媒介的兴起，颠覆了印刷时代以文字为主要阅读方式的信息传播，从单一符号到具体声像的媒介转换，不仅仅改写了人类对于文化生产的传播习惯，更为音乐文化的繁荣带来又一次质的跨越。显然，传统的音乐编辑形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进度，音乐编辑这一职能群体也因为社会生产的需要逐渐从文化的被动接受中解放出来，开始主动地对各类音乐文化进行有机选择。而电子音乐与网络音乐的前后裹挟，社会大众开始倾向于高速便捷、内容丰富的传播方式。音乐编辑活动中技术的更新带来职能的区分，各个门类中的音乐编辑采用精进的编辑手段对各式音乐文化进行技术加工，利用不同的媒介形式将音乐文化信息以多层次、广辐射的方式传播出去。作为接受群体的社会受众，传播学中丹尼斯・麦奎尔曾给予这样的定义“受众既是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导致相同的兴趣、理解力和信息需求――的产物，也是特定媒介供应模式的产物。”(4)由此可知，受众乃是社会文明发展下的产物，是传播媒介与传播链条中动因的客体，是传播运行的最终指向。作为音乐传播链另一端的音乐受众群体，在音乐媒介的作用下与音乐文化发生着各式各样的联系。从音乐传播的层次化来分析，音乐受众并不只是纯粹的作为信息接收者而存在，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也并不是自动的完全采纳，是由通过认知信息而进入到自我判断与取舍的阶段，最后才为信息的接受。音乐受众将以各种传播手段反馈他们对于音乐文化传播的意见和要求，受众对于重大音乐事件的讨论还可形成某种舆论导向，所以说，音乐受众的喜好制约着音乐创作的趋向，受众对于音乐信息的取舍亦决定着音乐传播的发展方向。信息传播者与音乐受众构成了音乐传播活动的两个关键组成部分，在大众传媒的宏观运势下，二者单一的传授关系已经转化为今天以受众为传播中心、传者与受者互动影响的局面。这时的音乐编辑行为无疑成为传者与受者之间最好的“剂”，而对于音乐受众的信息反馈与功能引导，势必会成为新时期音乐编辑职能发挥的又一处体现。

二、音乐传播媒介中音乐编辑活动的职能体现

我们都知道，人类社会传播活动的本质体现于信息的流通，而音乐传播的实质即是音乐信息的传递和流通，音乐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本质体现即是通过种种信息化了的媒介符号相互交流和影响，从而构成一个多层次的传播体系。在音乐传播的生产机制中，多样化的音乐传播通道为音乐文化的互动与互鉴提供可能，根据音乐编辑技术的不同，我们可将编辑产品划分为两大类别，即印刷出版物和电子出版物。现代社会中，音乐传播形式由早先的唱片到盒式卡带，最后发展到无线电台、电视与网络的联姻，技术的进步为音乐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科技进步推动社会变革的同时，音乐传播媒介的发展经历了口语媒介、乐谱媒介等传统形式的功能发挥后，伴随着电子技术媒介的兴起而走向信息与文化高速运转的全能时期。市场经济的来，文化工业的生产随即进入到“消费主义”的语境当中，昭示着文化产品“专业性”与“娱乐性” 的突出；市场营销手段的介入迫使音乐传播与商业运作进行联姻，音乐传播与电子传媒的结合，使得社会受众强调自我的意识诉求得到了及时的宣泄。流行音乐的适时出现，给大众带去了情感的慰藉和休闲的娱乐，然而在商品经济的操纵下，流行音乐为了弥补自身易重复、寿命短的缺陷，不得不时刻强调唱片的销售量、网络的点击率，社会大众在此等强势媒介的喧哗氛围中得到了感官的刺激、意想的满足、潇洒的享受，越来越多的音乐创作开始倾向于花样的翻新而忽略音乐的内在，名目繁多的音响、音像产品使人眼花缭乱，喧嚣尘上的文化产品市场背后让人看到更多的却是文化的迷茫和大众的无奈。审视现代传媒的激烈竞争，音乐传播视阈下的传播媒介似乎都在努力为自身开辟一个更加适宜的生存空间，然而视野的偏执、追求的狭隘已经带给受众群体审美的疲劳和心理的失落，音乐文化的两极缺失已然存在，不得不承认，仪态万千的音乐繁荣背后早已传来“文化的悲歌”。2002年“首届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召开，此次会议全面展示了90年代以来音乐传播领域的研究现状与成果，商榷了技术革命影响下音乐传播研究的新方向和新挑战。在该次会议上 学界对于音乐编辑在音乐文化传播与研究中发挥的作用和贡献给予肯定， 并指出音乐期刊在音乐传播和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音乐编辑出版界中的“老大哥”――人民音乐出版社率先发起行动做出回应，在以“宣扬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前提下集合北京交响乐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多家单位之力而精心策划的同名系列活动热热闹闹地在京城展开。2007年5月，首场“《中国当代作曲家曲库》音乐会”（以下简称“曲库”音乐会）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举行，人民音乐出版社利用该社优势对此项活动投入大量精力、物力，不仅在曲目遴选与演出安排上狠下功夫，还以相关曲目总谱及音响CD的出版为音乐会的举办做好精心准备，并以向音乐高校学生及相关专业单位给予赠票的形式扩大影响范围，力求将“曲库” 音乐会打造成为文化艺术界的一个 “精品”，使其以“文化品牌” 的模式延展开来。迄今为止该项活动已成功举办四届，并以每年出新、每届推新的形式为社会大众奉上了主题昂扬、风格不一的音乐大餐，取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由此项活动引发的学术界关于“当代音乐创作与传播” 等论题的一系列研讨更为音乐创作、音乐传播界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簇新论点。

笔者以为，“曲库”音乐会的圆满举行要归功于文化出版机构与专业创作团体及演出单位的携手合作，这一大胆尝试使得编辑群体从幕后走向台前，充分体现了编辑主体对于文化传播的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就音乐编辑而言，一切既有的文化资源都可作为编辑的对象，由于传播链上既往媒介与新型媒介的相对存在，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化信息的重复与历史内容的缺失。社会生产力的综合运作协同文化知识结构从一元走向多元，编辑主体与媒介之间也不再是固定的主客体关系，这就要求编辑主体的思维逻辑须从“工具性”与“知识性”的界限中发散出来，要以多维存在的视线辨析繁复的音乐文化形态。“曲库”音乐会的模式是将现代音乐创作中的纸媒作品转换为音响作品，音乐编辑根据时代主题的旋律特点结合编辑技术并以时代审美的视角对既往媒介中蕴含的历史音乐文化进行重新解读，将新媒介与旧媒介中的相关信息与材料加以解构、分析与重组，赋予选曲新的内涵和生命。对于文化传播而言，音乐编辑的职能主要表现为对文化进行审读、分析和缔构的过程，编辑主体作为人类精神生产的守门员和把关人制约着文化传播的速度、方向和质量以及人们精神产品的满足程度等。从社会生产的角度来看，各类音乐符号在进入社会音乐生产体系之前，多是一些散乱而无序的个体，其中所蕴含的价值信息很难得到充分的体现，单纯的技术加工很难创造出优秀的编辑作品，一部文化底蕴深厚、社会反响良好的编辑出版物，往往是音乐编辑在审鉴社会大众需要、结合文化传播现状，以新思维、新视觉、新感受挖掘和创造优质选题、精心编撰之后的产物。实践得知，编辑的职能体现还在于要将音乐创作与音乐受众联系起来，确保音乐传播链的完整与契合；在继承音乐文化优秀传统的同时，音乐编辑对于音乐信息进行可建构意义上的整合，不但打破了历史音乐文化传承中的固有障碍，也留给观者足够的诠释与感受空间。由编辑主体引导的在三者之间形成的一种“超文本”意识上的认同链接，在使得音乐传播链上的音乐创作与音乐受众之间形成互动，产生了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多重传播效果。为了保证音乐传播的良性循环，音乐编辑活动要对全部媒介元素进行创新意义的系统开发，按照自主的编辑创意和价值取向将旧媒介进行审视、选择、编次、加工、拼贴与重构，在统一的创意构思中这些旧的媒介载体经过优化和创造，富有了全新的传播效用。需了解的是传播学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和孤立的过程，而是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互动性。为了实现传播的理想状态或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乔治・赫伯特・米德指出“任何传播都必须以个体本身积极参与的某种合作作为参与交流的唯一可能基础。正是传播的这种合作性、交互性和双向性，才构成了一个共同的社会过程，致使人们能够与存在于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空间位置的任何其他人一起进入一个社会过程。”(5)笔者以为，米德提出的“传播的理想状态或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实则是对社会传播机制运营中人类文化传播的本色写照，在这个“人人参与” 的文化传播和媒介生产过程中，音乐编辑职业群体不仅承担着传播中介的责任，更扮演着创造者和指引者的角色，具有多重的社会身份。

三、音乐传播视野下的音乐编辑学术与学科现状

20世纪80年代初期“音乐编辑学”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初露端倪，学界对于音乐编辑学的学科认知普遍是以“音乐学与编辑学的结合”而定义。80年代中期，该领域的部分

论题在理论研究界形成探讨，1987年以四川音乐学院学报《音乐探索》为先行，国内各大音乐学院学报和主要理论期刊纷纷开设“音乐编辑学”专栏，为该学科的学术研究及交流开拓空间，此时期的学术文论中零星出现了专业音乐编辑著写的相关文章，所涉内容多以交流工作经验、总结编辑素养为主。作为一个根基稚嫩的新生学科，音乐编辑学的学科理论并无前迹可鉴，从学理层面来说，音乐编辑学的学科界定与释义、学科内容与对象的划分、方法理论与成果的总结等尚处在青涩的爬索阶段。1997年以翟咏的《现代音乐编辑实践呼唤理论建设》(6)一文为先声，向研究界发出了“应当加强对于音乐编辑学学科理论建设”的呼吁，该文详尽描述了出版业繁荣中音乐编辑出版的突出贡献，并从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强调了音乐编辑学学科建设的迫切性。“1997年第4期的《黄钟》正式推出“音乐编辑学专栏”，并以“卷首语”为窗口向海内外音乐编辑发出倡议，阐述了开展音乐编辑学学术研究必要的同时还从撰稿的角度对音乐编辑学研究提供了十多种研究途径。”(7)另外，该期的“音乐编辑学”栏目中刊发的《关于音乐编辑科学定位的思考》(8)一文将研究视镜对准音乐文化传播中的音乐编辑行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剖析了音乐编辑环节的社会功能，并从历史维度出发回顾音乐编辑发展的两个阶段，可以说是音乐学学科理论建设中对于音乐编辑学研究的崭新考察。世纪交替之际，武汉音乐学院蔡际洲先生以历时性研究的笔触在其《一个悄然兴起的研究领域――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音乐编辑学研究》(9)一文中，通过分类研究的方式从“编辑学学科理论研究”、“期刊图书编辑研究”、“广播电视编辑研究”、“音像编辑制品研究”等方面细致梳理了当代音乐编辑学学术研究成果，其中重点回顾了“集成编辑学研究”的现状，蔡文在阐解该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同时，点明了该学科与音乐编辑学学术研究的相通之处。21世纪以来，音乐编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伴随着各项音乐事业的欣欣气象不再拘泥于学科理论的求索而是在立足实践的同时以回归社会音乐生活的情怀关注学术研究的创新，诸多紧贴时代、论点新颖的学术文论相继涌现，如《互联网汉语流行音乐网站的编辑管窥及音乐网站编辑应有的视野（上、下）》、《我国学术性音乐期刊的栏目设置与栏目策划》、《数字音乐

市场盈利策略探析》等(10)文论的出现相当程度上推动了音乐编辑领域的学术积累。由于媒介发展的强劲势头，传播事业的固定程式随而改变，结合传播学视阈下的学术研究成为音乐各科的研究重点，承合着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热潮，相关学术专著与学术文论的阐发为其他音乐各科的研究事业激荡出新的火花。作为精神生产中的职能部门，音乐编辑行为出现在人类音乐生活的方方面面，音乐编辑与文化传播之间呈现出千丝万缕的联系，即要求学术探索的眼光须从音乐社会生产的各个细节去考虑，诸如关于音乐编辑在音乐传播中的角色定位、音乐编辑与音乐传播媒介的互动影响等问题的讨论成为时下学界的热门选题。赵志安的《谈大众音乐传播中的“把关人”》(11)一文，以大众传播学中的“把关人”理论为基点，剖析音乐各行业在媒介传播中的纽带作用，并以音乐编辑对于音乐信息的发现、收集与过滤为佐证，阐述了当代媒介传播态势下“把关人”应当具备的专业知识与综合素质。侯晏霞的《现代传媒中的音乐编辑行为过程解读》(12)该文联系现实生活，将音乐编辑活动置于形式多样的现代传媒体系中，运用社会学原理，透析音乐编辑行为在现代传媒中所扮演的“社会身份”，对于其在音乐文化传播链条中所发挥的能动性作用进行细致的剖析。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不仅可以烘托出学术视野的开阔、学术成果的出新，更能够为学术人才的培养、学科建设的铺垫培植温床。国内音乐编辑人才的教育事业始于90年代初期，以西安音乐学院为首例开创了国内音乐编辑专业依靠专业音乐院校为平台、职业音乐编辑为带领的特色教学模式。众所周知，当下的专业音乐编辑队伍中集结了一大批音乐界的专家、学者，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的双轨并行使得编辑群体中的学术资源得到了更为全面的开发；而从学科建筑与人才培养中摸索而出的实际经验则为今后学术事业的上升打下了良好基础。目前国内已有西安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河南大学等多家艺术院校与综合大学招收音乐编辑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笔者将中国知网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音乐编辑学方向硕士学位论文的检索情况成图如下：

如图所示，该学科方向的人才培养呈逐年上升趋势，从学位论文的题目中反映出编辑界对于音乐刊物研究的重视同时也体现出音乐编辑学科的教育特点。笔者了解到在具体音乐编辑教学实践中教学内容与课程的设置多由执教者自行决定，但是由于院校情况的不同，关于课程内容与授课方式各家没有达成共识，而当下的音乐编辑学术研究中虽有个别文集出版，但是未能形成推广性质的专业教材与理论专著。细数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对编辑素养的讨论抑或是对于理论建设的探究，都是以编辑学原理为指导下的基本研究，作为音乐编辑学的上位学科，编辑学基本原理是音乐编辑学理论架构的依据。诚然，编辑学背景下的理论指导为音乐编辑学术探索之根本，但是学科之间的融合交叉是音乐编辑学最为鲜活的学科特征，音乐学体系中的各子学科都与音乐编辑学科天然联系，音乐编辑学在具体编辑活动和环节中的研究离不开与音乐学诸学科的结合与碰撞。步入21世纪以来，音乐文化的生产已不再只是单向的流通，音乐编辑工作亦不再是普通的技术加工，而是在适应信息爆炸与文化变更的同时能动地进行思辨与选择，倘若我们仅用编辑主、客体及其二元关系的理论眼光去审视音乐编辑活动中的一切对象，那么我们的研究恐怕只能停于事项的表面。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音乐界迎来了学术发展的第一个春天，新型学科的出现、科学理论的融入探求着学术视阈的拓宽与学术研究的纵深。在音乐传播无处不在的音乐生活当中，音乐编辑行为存在于各种音乐传播活动中并与社会结构中的各个层面产生联系，透过包罗万象的音乐传播现象，音乐编辑可从其复杂关系中探究一般性规律从而再深入至各个门类中的具体音乐编辑环节考察其特殊性。所以，对于音乐编辑学学术研究还应从共时性角度入手观察当代大众音乐传播中音乐编辑活动的整体模式与各个环节中的具体特征；研究历史横切面上的各个音乐学科，发掘音乐编辑学与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文献学等音乐学各学科的共异性存在。

四、结语

音乐传播在实践层面与理论层面的学术探索构成了音乐传播研究领域的轮廓框架，而音乐从自然传播形态到技术传播形态的演变，是我们人类音乐活动发生效应的结果。音乐传播学中将人类音乐传播行为的变化、运用的方法、产生的效果等作为各个实际研究的对象，期望发掘出人类传播行为的本质特点与规律。然而在对于音乐传播行为进行理论思考的同时，我们又发现传播行为的变化带来了音乐形态的改变，传播过程中音乐形态的传播方向、运动特点是一种直观性的社会现象，是音乐传播研究的社会参照；人类音乐传播过程中渗透着音乐文化的丰富讯息，音乐形态的变迁中文化的内涵跟随着人类的传播行为得以保存，所以说，音乐传播中文化的传递与传承是当代音乐传播研究的要义。伴随着信息技术与社会文化的勃兴，学术研究界一方面回顾反思近年来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一方面不懈求索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的创新。在以国内艺术院校教育为依托的基础上以学术研讨的形式进行不同阶段的学术总结与展望，让我们看到了音乐传播这个新兴学科在音乐学领域的蓬勃生机。2007年由中国传媒大学和南京艺术学院主办的“第三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上我们了解到武汉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在学科设置与教学中取得的宝贵经验和教育成果。然而在欣喜之余，学术界着重讨论了学科建设中专业理论与专业教材的缺失和文化产业中音乐传播学科建设的境遇。窃以为，教学内容的改进是提高教学水准的前提、是发展学科教育的动力，音乐传播学与音乐编辑学的息息相关注定了两者在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事业中的相通与相融，传播活动与编辑行为的互文特征决定了研究者与从业者对学术理论与业务知识的兼顾性。笔者以为，诸如传播原理、媒介理论、编辑学方法论与编辑史等专业内容的增加有益于学术视野下的历时性研究；而编辑实务的学习与实践有助于在学术活动中更加敏锐和客观的发现问题、归纳方法。总而言之，学科之间的互动与互助是一种原生力，任一学科的进步都将会带动若干其他学科的成长。

音乐社会学的研究中将音乐在社会体系中的运动过程分为“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自音乐编辑活动出现的那一天起，就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描述着音乐形式的演变和风格流派的形成，这些被镌刻在历史长河上的音乐的纵向运动积淀成为一部厚重的中国音乐史；而活跃在时间轨道上的音乐的横向运动催生出众多形态各异的音乐形象和载体形式，在音乐编辑的巧手演绎下摇曳出不同时期音乐文化的婆娑身影。修海林在《“以线多类”音乐文化事象的研究推动音乐史分期研究的深入》(13)一文中提到了“文化整合力”，指出了文化整合力是对音乐历史进行分期研究的关键性依据。笔者以为，这种宏观把握的思维与媒介传播中音乐编辑的媒介整合理念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妙。须知道，我们身处于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的“地球村”(14)当中，地球村的出现使得社会文化与经济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各式各样的信息传递中文化的认同感则是维系在人类空间格局中的无形纽带，在它的牵引下，人类在符合时代意义的审美与情感体验中自由交往，从而实现了人类物质世界与心灵世界的相互交融。可以说，音乐文化与媒介传播彼此依赖，在人类彼此相对静止的社会活动中学术界所倡导的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并不仅是为了创造详尽可数的学术成果更是为了将历史进程中的人类文明传承下去、发扬壮大。所以说，勿须再用局限的眼光看待音乐文化的周围一切，更勿须将学科的殊异作为学术的界限，只有在相对的交流与运动中，方能真正实现人类宝贵文化的生息相传！

参考文献：

(1 )曾遂今．中国大众音乐[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2) 曾遂今． 音乐社会学[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3) 曾遂今．音乐社会学教程[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4) 曾田力．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5) 曾遂今．音乐传播与传播音乐（第二辑[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6) 王建元．音乐传播与音乐传播学（第三辑）[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

(7) 南京艺术学院“中国当代音乐学”课题组．中国当代音乐学[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

音乐传播论文第8篇

一、传播生态学的理论内涵

1.传播生态学理论中对传播生态环境的解析

传播生态学的发展和研究起源于北美洲，其中主要是学者Nile—Bosoms提出的“媒介生态学”和传播生态学的主要理论。当前我国对传播生态学的界定普遍认为：传播的生态环境是在某一个特殊时期，整个媒介的组成部分之间、媒介相互之间、媒介和存在的外部环境之间，各自联系、相互制约，从而实现的一个相对平衡状态的结构。这种结构涵盖政治法律环境、经济情况等多种外界因素。传播生态这一行为的完成，是协调受众、各种媒介、经济形势、社会区域这一复杂系统，从而实现的较为稳定的变化过程。传播生态学除了借鉴生物领域的生态学含义之外，引申为一个系统的含义。传播生态学包含媒介、经济条件、社会状况等复杂的传播生态要素，强调的是这些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及系统的生态平衡，即怎样实现这些要素的协调发展、共同演化，传播生态学更重要的是强调可持续发展。

2.传播生态学对传播介质之间的互动和平衡机制的解析

在传播《生态学》一书中，对文化并不是全部由信息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的范式决定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解释，但是文化却是通过这一因素更好地运行的，并且看起来是合理的、能够理解的经验和此类范式有着密切的联系。电子传播的文化愈来愈展现出其成为后工业化时代的一种文化。按照这一个理论，大众传播媒体，尤其是拥有高素质的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媒介之一的电视在新时期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邵培仁是国内传播生态学较早的研究者，他在《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以及《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中，对我国的传播生态学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我国目前关于传播生态学的定位实际上放在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研究区域进行”。传播生态学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保持传播媒体、受众之间的生态平衡，控制好传播的内外因素，寻求更好的保持传播生态环境平衡的途径，使传播生态学成为我国社会文化发展进步的力量。

二、我国电视音乐文化的传播现状和传播生态学研究

1．我国电视音乐文化传播

我国的大众媒体对当前的音乐传播和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种影响的产生是在我国电视成为主要媒介之后开始的，时间大约为20世纪的80代开始到现在的20多年，我国的音乐文化的传播经历了这20多年的发展和变化。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音乐文化的每一个进步和发展，都离不开电视媒介的发展。首先，在众多的电视节目中，电视画面和音乐之间的融合，构成了一个电视音乐的有机整体并进行广泛传播。在荧屏上播放各种娱乐节目，如广告、电视剧等等，更多的节目成为电视节目的主要内容。伴随着科技和我国民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由当初的无线传输到卫星电视再到有线传输，电视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也影响着观众对音乐文化的理解，从而影响着中国音乐文化的传播。

2．电视音乐文化的传播成为了导向

大众性音乐是包含着多领域的音乐文化构成的一个文化范畴。在我国的大众音乐的演变系统里，主要有以下几种构成：革命音乐、儿童音乐、宗教音乐、军旅音乐、流行音乐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最普及的传播媒介的电视，使得千千万万的音乐创作人在努力进行创作。所以说电视音乐节目和音乐创作这两个行为之间有着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的关联度。在目前音乐传播的动态过程中，电视成为了一种主要的音乐传播媒体，一方面通过电视进行传播，使受众能够在音乐的陪伴下得到一定的愉悦感和满足感，一起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和激情；另一方面电视的传播能够很快地使传播内容成为一种主流的娱乐内容，提高社会对这些内容的关注度，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成为大众音乐的一个潮流和导向。

3．音乐流行的激发

音乐文化的流行，指的是社会上一部分人构成的群体，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由于因为某一种特定的心理的需要，而乐于追求某一种特定的音乐风格，使得这样的追求行为和方式，在特定的社会领域内得到扩展并有不断增大的趋势。流行音乐的内在特征是社会上人们对音乐追求的连续性、模仿的演化过程，对此类追风行为的不断传递，使得更大领域内的群体对这样的文化进行认可和模仿。鉴于电视媒体在进行音乐文化传播时，具有非常明显的时空优势，有其特有的普及型和权威性，使得音乐流行加速。作为音乐流行的本身，加入能够进行权威性的参与和激发，那么流行音乐的扩大化和快速化能够有效的完成，使得人们对音乐的需求得到很好的满足。音乐流行在一定的程度上，对音乐、音乐人的成长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使得他们能够迅速得到社会和人们的认可。

三、电视音乐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生态失衡和重建对策

1．电视音乐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的失衡

当前的电视仍旧是覆盖面较为广泛的强势媒体之一，我们生活中的各类信息更多的是由电视给我们提供的，我们对音乐文化的认识和接受，更多的是取决于电视音乐文化的传播。可以这样说，电视音乐文化的传播一方面对音乐的形式、风格和题材等产生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电视音乐文化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也改变了音乐文化的生态环境。中国的音乐文化的生态环境，目前是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它的传播在不断构建着我们身边的音乐文化生态环境。电视音乐文化传播是电视的文化传播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大众媒介之一的电视，其特征给与了它特殊的大众文化的属性。这种大众属性，首先表现在电视音乐传播的受体的数量多、受体的影响范围较大等；其次，电视音乐传播的娱乐性以及传播的商业属性，在娱乐化商业化的基础上满足受众的爱好。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把收视率作为主要工作的电视音乐文化的传播，主要以青年群体为受众的=对象，把歌星的演艺作为主要的传播内容，它的娱乐性越来越强。电视音乐基本上变成了流行音乐的新符号。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各种各样的晚会、演唱会等支撑着中国电视音乐的发展和壮大，目前我国的音乐领域内，流行音乐占很大的音乐文化空间。这样的媒介条件，使得我国的音乐文化在总体来看，其生态是不平衡的。这样的不平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首先反映中国传统音乐精髓的中国民族音乐较少，其次是缺乏来自生活的原生态的音乐文化形式。

2．对我国音乐文化生态平衡的构建

目前我国的音乐文化处在失去平衡的边缘，我们要具备音乐生态发展壮大的理念，不断寻求保持我国电视音乐传播生态平衡的有效手段和途径，并不断的尝试和使用。传播学的平衡理论认为，在媒介的管理工作和大众媒体的传播过程中，媒介的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受众，大部分是不能得到他们的影响或者限制的，相反更容易受到小的信息的影响和制约。这就像经典的木桶理论所分析的，决定盛水多少的不是最长的那块板子，而是最短的那块木板，因为在整个木桶作为一个系统来看，最短的木板的长度限制和约束最长的木板发挥作用的能力，所以说决定媒体的影响力和战斗力的，除了最优秀的外，还要整体提高系统的能力。对于原生态的音乐文化和民歌等文化的缺失，电视媒介在不断地探索这种文化的传播形式。受众通过电视这一媒体收获到民歌等音乐信息后，原生态的音乐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壮大和发展，使得音乐生态失衡得到了一定的补偿，这也正符合木桶理论的补救措施，使最短的木块得以延长，提升整个木桶的盛载能力，实现整体的平衡。实现传播生态学木桶理论的平衡，需要每一块木板共同进步，从而提高整个系统的水平和效果。而且要对电视媒体的传播优劣有一个充分全面的认识，通过媒体对市场进行培育，发展观众数量，从而实现积极使用电视传播的能力来平衡音乐的生态环境，实现我国音乐文化的不断发展。中央电视台开设的音乐频道以流行音乐为主，但是也为我国的古典、民族乐等非主流的音乐类型提供了展示的平台。使得流行音乐、民族音乐、高雅的音乐在和谐的舞台上共同发展壮大。

音乐传播论文第9篇

江苏省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研究所所长居其宏教授主持了开幕式和闭幕式。出席学术论坛开幕式并讲话的嘉宾有：江苏省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郑泽云，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刘伟冬，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院长王建元。

一、民族音乐的传承与保护

针对如何传承和发展的问题，学者们怀着对民族音乐真诚的热爱和饱满的热情各抒己见，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观点。

王耀华的发言题目为《中国传统音乐在大学音乐教育中的传承》，首先，从中国传统音乐所拥有的悠久历史和教育的重要功能入手，坦言大学音乐教育应传承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其次，从“中国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的传承”、“音乐理论的传承”和“审美观、价值观的传承以及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三个方面阐述了“传承什么”的问题。提出从技能到文化的全面学习并形成中国民族音乐教学体系；音乐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其最终目的在于唤醒和引导潜藏在每个人身上的人文需要，培养人文关怀和人文信念。如此，才有可能在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承过程中，以音乐形式体验自我、认识自我、反思自我和表达自我，进而达到个人身份、民族身份、文化身份的认同。第三，对于“如何传承”的问题，提出在课堂外，让学生到民俗活动中去接触传统音乐；在课堂内，提倡中国传统音乐与外国音乐教学并重。

秦序以《民族音乐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化》为题做了发言，从非物质文化保护角度深入探讨了作为文化遗产的民族音乐在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问题。认为：如果说“非遗”保护前十年主要是各地普查并向国家申报，那么，下一步应该是对每一个项目进行有效的分析和研究。以国家形象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影响了大众的价值观，使大众认识到传统的重要性。

汪人元以《从戏曲音乐谈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为题，联系中国音乐教育问题，讨论了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他指出，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庞大的音乐教育体系，但大部分中国青少年不熟悉甚至不喜欢中国民族音乐，这不能不说中国音乐教育存在着缺陷。就此，他提出两点建议。首先，以戏曲音乐作为突破口，解决中国民族音乐教育格局和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格局；其次，音乐界和戏曲界应该共同携手，通过研究获得对中国戏曲音乐乃至整个民族音乐文化的自觉。

戴嘉枋站在音乐史学角度，在发言中探讨了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和当下的关系。提出，中国的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多和20世纪音乐创作有关；一方面是传承原汁原味的民族音乐，另一方面民族音乐作为一种元素被融入于20世纪的音乐创作；对民族音乐研究中要持有史学态度。无论是史学研究还是民族音乐学研究，其中都有一个材料甄别的问题，这就需要发挥自己的学术思维，进行有效的学术判断。

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

传承与发展民族音乐不仅需要热情，同样需要理论与方法的支撑，或者说，要使民族音乐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必须要牢牢地站在学术理论与方法的层面来展开，这也是学术界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在这一话题中，几位发言学者主要围绕如何看待和理解民族音乐等问题，分别从民族音乐学学术立场、当下与历史的接通以及后现代思潮与人类学视野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伍国栋在《民族音乐学选题及研究的音乐学本色》发言中，将民族音乐学研究归为四个类型：第一，“声音本体”，对音响作品、音响材料、音韵特征、声音功能、乐学构成等进行形式的、内容的、规律的研究。第二，“音乐行为”，音乐并不仅仅是作为乐谱的结果，音乐是人的行为过程；需要结合人类学等相关学科，针对不同类型乐人、乐社，对其音乐创建机制、音乐使用机制和音乐传播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第三，“音乐器物实体”，结合音乐考古学、律制与乐学、工艺学等理论，研究音乐器物实体对象的音乐史学意义和价值、形制构造和结构、音律使用和音位状态、社会传承和艺术功能等问题。第四，“音乐概念”，乐人音乐操纵行为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不同的固有概念，需要借助人类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学科“深描”理论和意向解释，对乐人操纵和使用音乐过程中的潜意识行为和隐匿的音乐象征、音乐禁忌、音乐暗喻等，进行音乐特性的表象性、内涵性、指向性的研究。

项阳在以《明代国家吉礼中祀教坊乐类型的相关问题》为题的讲演中，以明代国家吉礼用乐为例，不仅阐述了古代国家用乐在中国音乐史中的重要性，更是在治学方法上以“接通”为切入点，强调民族音乐学研究既要关注当下音乐事象，同时要将所观察的音乐事象与历史事实进行学理链接，从而使民族音乐获得更为丰富的学术解读，这也是在方法论上为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应该认真辨析历史文献，然后深入到中国乡间社会中去考察、辨析、体味，这才能够感受到民间礼俗仪式背景与传统国家礼制所具有的对应性内涵。

管建华在《恢复演创合一的民族音乐人文传统》的发言中，提出通过“演创合一”来恢复中国民族音乐的人文精神。在我们关注音乐形态传承的同时，更要看到音乐载体――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如果我们按照模式化来传承民族音乐，实际上已经失去它本身的鲜活与动力。而中国音乐的特色，就在于其创作过程就是一个表演过程和传播过程。中国音乐具有人文传统，音乐的传播是一种沟通模式为取向的音乐行为模式。表演者、演奏者对乐谱、音乐音响采取交往互动的立场。

杨曦帆在《音乐行为中的民俗文化――从音乐人类学看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发言中，以民族音乐学和人类学个案解读为切入点，讨论了民族音乐在传承中的种种现象。以民间对歌为例，说明了尽管“唱本身”需要研究，但“唱”与“不唱”的背后文化民俗因素同样需要研究。在民俗与音乐的关系上，文化就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社会活动中作用着音乐行为。在一些民族或仪式活动中，音乐以特定方式被给予某种神圣位置的民族中，传承较为完整；对于社会文化来说，没有神圣，就没有传统。

三、民族音乐文化的多学科视野

在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讨论中，涉及音乐、文化和跨学科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由于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既包括音乐本体性研究，同时更是一个关乎传统音乐在现代社会中的遭遇问题，所以，其研究也就会出现多元化视野。

刘承华在《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输出》发言中强调了文化在民族音乐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传统音乐的文化输出，是指在输出传统音乐时所具的文化视野，通过音乐中文化内涵的阐释以凸显其意义。传统音乐输出的常见形式包括：舞台输出、影像输出、技术和知识输出、美学输出四种类型。把音乐作为文化来输出，音乐更可以展示我们的文化实力和含量。文化输出不仅要讲技术特征，也要涉及到文化的功能问题，让民族音乐在意义上获得更为广泛的空间，而这需要文化的阐释。民族音乐的文化输出既是音乐输出，又是文化输出。

钱建明在《中西合璧与“不中不西”――从中国传统乐器系统化改良看民族乐队音源结构》的发言中指出，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乐器文化的现实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相关民族乐团开展的乐器改良活动，不仅在剧场艺术场域中具有自身传播、流动、扩散的特征，而且还将在未来的前景中进一步发挥作用。没有新中国剧场艺术及其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场域转换，就没有民族乐队建设所采用的诸多改良乐器以及相关创作表演特点。由于其改良是以模仿西方管弦乐队为主，存在着过分依赖民族乐队与西方管弦乐队外延形式的衔接，造成民族乐队的“大一统”模式。

施咏以《从“红楼梦”到“笑傲江湖”――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古琴音乐》为题，指出古琴传播的第一个特点是模糊性，第二个特点是反传播性，因为古琴是以口传心授为其特点的，它建立在血缘、亲缘关系上，其自身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古琴在本质上是反传播性的。目前古琴的传播是自然传播与技术传播并存，呈现口语媒介、乐谱媒介和电子媒介并用的一个多层综合态势。

板俊荣在《试论曲唱音乐的人内传播――以海州五大宫调的早期传播为例》的发言中，以传播学为学术切入点，认为海州五大宫调包括曲唱形式主要是“人内传播”、“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属于概念化的传播，而不是一种自然传播。传播类型的多元化、传播媒介科技含量的提升和传播手段的不断丰富等，都不能替代人内传播中内省性经验体悟的价值和意义，也不能挽救曲唱艺术式微的现状。内省性经验体悟具有创新内涵，进而提升了曲唱音乐的艺术性，繁荣了曲唱音乐艺术。

结 语

本次学术论坛是一个小规模的专题研讨会，参加发言的学者共计12人，所探讨的问题基本上围绕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这一论坛主题。

一些学者的理念、思路对于在现实中如何更好地实现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有着启发性作用。比如，学校在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上所能够扮演的角色这一问题，足以让我们认真反思学校在民族音乐教育上的得与失。

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近年来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话题，本次论坛上一些学者也紧紧围绕传承与发展这一主题进一步研讨了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音乐与文化等学术问题。学者们大多认为，对于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的学术关注，既应该包含音乐本身，同时也要关注种种音乐事象能否在一个更广泛的人文学科的平台上和更广泛的人文学科中进行一种有序的学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