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农村；金融服务；新农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聚成合力。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金及其服务是经济发展的血液。而目前，由于农村金融的困境日益凸显，农村金融服务落后，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掣肘因素。因此，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强化“三农”金融服务，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破解的难题。
一、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一个健康、完整的金融体系对于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是不可缺少的。在新农村建设中金融投入是资金投入的主渠道。而现有金融体系在为农村服务中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农村金融机构退位，服务功能弱化。由于农村经济货币程度较低，农村金融赖以生存的微观经济基础脆弱，正规金融因农村的比较弱势而选择“自我纠正”，国有商业银行大量退出农村市场，导致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下降，农村金融出现“空洞化”和边缘化。首先是政策性金融缺位。对农业发展银行实行“独立核算、自主保本经营、企业化管理”与其承担的农村政策性银行的职能存在一定的矛盾。农发行为我国目前唯一的政策性农业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太窄，主要负责粮棉油收购、储运等环节的资金提供，农业发展急需的其他贷款业务基本没有涉足，在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基本完成后又将面临业务严重萎缩的问题，没有真正起到支持农业开发的作用。其次，农业银行支农功能“边缘化”。随着农行商业化改革的深入，其“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的经营原则与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分散性、波动性、长期性”向背离，农业银行将农业资金从以农业为主转为以工商业并举，竞争视角从农村转向城市，使得贷款业务逐渐离“农”。再次，农村信用社支农有限。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中占主导地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农业、农民发展经济的资金需要，较好地支持了农村经济发展，但由于受自身经营规模和经营体制所限，其资金供给总量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存在“农信难为农”的严重问题。
2．信贷管理制度存在缺陷，农民很难取得贷款。为防范贷款风险，面对农村贷款规定较为苛刻的条件。大部分农民贷款因提供不出相应的质押、抵押及不动产等担保而与农贷失之交臂；另外，由于农村贷款期限、结构、金额等方面设计与农村资金需求特点不相适应。随着新农村建设的逐渐深入，农业走向产业化、现代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对资金的需求量较大，周期长，而现实的贷款产品金额偏小，期限一般为1年，与农村经济发展需求信息不对称；此外，浮动贷款利率制度使农民承受能力严重受挫。实行浮动利率制度后，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处于垄断地位，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对贷款一律实行上浮，在相当程度上加重了农户的利息负担。
3．农村金融服务环境较差，金融生态断裂。由于社会信用环境差，借款人信用观念淡薄，逃废银行债务的现象时有发生，制约了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投入；农村信用体系尚不完善，金融机构考察其财务状况和信贷条件较为困难，同时贷款需求总体缺少有效的担保、抵押，使农业地区需求量大、亟须支持的大额农户、个体公商户贷款、民营企业贷款、小城镇建设贷款、水利建设贷款等难以形成需求。另外，农户信用信息数据库尚未建立，农户信用信息处于零散分布状况。
4．民间借贷缺乏规范，金融风险加大。民间借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贷款难的问题，但良莠不齐，同时，也加大了农民的负担和农村金融风险。由于对民间借贷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和正确引导，其风险、隐患日益凸现，由此引发的经济纠纷呈上升态势，间接殃及社会稳定；另外，民间借贷不规范，无借据、合同，缺乏担保，隐蔽性强，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坑蒙拐骗在所难免，甚至引发刑事案件；民间借贷利率一般高于同档次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风险集中，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此外，影响金融宏观调控。民间借贷活动在高利率的吸引下，易诱发大量资金以现金形式流出金融机构，加大现金“体外循环”，造成金融信息失真，干扰央行对社会信贷总量的监测。民间借贷投向具有一定的趋利性、盲目性，资金流向与国家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不能配套，使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落实效果不佳。
5．农业保障体系存在许多障碍。农业保险机构运行障碍主要表现有：保险基金规模较小，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商业性保险项目界定模糊，农业险种划分及其保费标准正在探索中，理赔及风险补偿机制建立滞后，贴农、为农保险制度不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组织规模偏小，经营行为不规范；担保机构与协作银行关系不顺，行业自律以及监管不到位，风险及补赔机制尚不健全。
二、改革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的建议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要求下，现行农村金融体系需要积极地进行变革和创新，适应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广大农户、乡村企业多样化、多层次金融需求特点，积极构建以合作金融为主体，政策性金融、商业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有机结合的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明晰、监管有力、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形成有效支持新农村建设的金融合力。
1．构筑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金融生态环境。要建立起政府主导、横向联动和金融服务“三位一体”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机制，并构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状况综合评价体系，加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和监测，对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进行量化考核，并不断健全金融生态环境法律基础，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的外部生存环境。首先，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良好的信用环境是一种无形资产，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融资成本，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政府和金融机构应健全信用文化，广泛开展诚信宣传，强化农户诚信教育，培育农户的信用道德和信用精神，提高农户的信用素质。政府采用补助的形式开展对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培训，强化新型农民整体素质。另外，深化农村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明晰产权关系，完善内部治理制度，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使企业真正成为合格的农村市场主体。尽快建设和健全企业和个人的诚信系统，加快诚信立法，实现银行、政府、执法部门间的社会信用信息数据互连互通，提高社会信用信息的共享程度。运用法律、制度、行政和经济手段，健全信息披露制度，规范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信评估等诚信机构，提升其公信力。建立农村信用的激励和惩戒机制，完善企业市场竞争和退出的公平环境，创造农村金融生态良性发展的诚信环境。其次，转换地方政府职能。政府部门要发挥主导作用。政府要加强对创建金融生态环境工作的领导和协调，指定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整体规划、目标、任务以及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切实转换服务理念，强化农村服务意识，严格依法行政，提高政务质量和效率。结合当地农村经济金融状况，加快支农金融相关的制度建设，并保证规章制度的完善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以有效保护农村投资者、存款者的合法权利。再次，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与支持力度。财政是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支撑。构筑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金融生态环境需要以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农业产业环境，投资环境和农村经济的运行质量。加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满足农村金融日益多样化的需求，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客观要求。农村金融生态比城市金融生态相对脆弱，因此，需要加强国家财政与政策性金融对周期长、资金需求大的项目支持力度。同时，需要积极探索工业反哺农业，促进新农村经济发展的可行途径与制度设计。
2．加快法律制定，为农村金融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农村金融立法应循序渐进，平稳推进。应重点制定农业投资法、农村合作金融法和农业保险法等专门法律，为农村金融体系的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使之有能力和动力进行金融制度创新。首先，制定农业投资法。制定农业投资法，使国家对农业的投入法律化，通过立法规定中央、地方、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对农业的投资比例及相应的责任。另外，农业投资法在法律上要规定对农业贷款实行优惠利率，中央银行对农业银行的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应低于城市的商业银行，以调整其级差收益。同时，建立农业信贷国家财政补贴制，以补偿因低息贷款而造成的损失，走农村金融“以农养农，国家保护”的路子。此外，农业银行在完成上交存款准备金后，多存可以多贷，但必须明确年度农业信贷的结构比例和投入时期。其次，制定农村合作金融法。尽快制定农村合作金融法及配套的法规，给农村合作金融以应有的法律保护。在农村合作金融法律中，要对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产权组织形式、融资渠道、经营机制、管理模式、运营规则、职能作用等做出明确规定。根据农村发展的实际，在资金、利率、税收等政策方面给予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以优惠政策，并用法律形式予以规范。在立法中应对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性质、经营目标、经营业务、权利义务、与政府的关系等内容做出规定。这样既可以为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法律的依据、规范和保障，又可以规范农村合作金融市场，为农村合作金融的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再次，制定农业保险法。加快农业保险的立法，从法律上明确政府、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政策和财政上予以支持，建立起确保农业持续发展和农村长期稳定的保障机制。在农业保险法中，要明确农业保险的实施范围和实施方式。扩大农业保险的实施范围，农业保险应包括农作物的耕种、收获后储藏、加工及其运输的保险，农业生产过程中所使用财产的保险，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身保险及各种手工艺和家庭产品的保险等。另外，要明确政府在农业保险中应发挥的作用。进行保费补贴，根据农业保险发展的需要和我国财力，规定保费补贴的参考比率；进行费用补贴，借鉴发达国家发展农业保险的成功经验，由政府对农业保险的经营费用进行补贴。实行某些优惠政策，对农业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免税，对其经营的商业保险业务则降低税率，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也实行免税；对农业保险的投保人提供贷款担保或对向投保者提供低息农业贷款的金融机构给予利息补贴。另外，要逐步建立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组织制度体系。根据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实际需要，农业保险的组织形式应多样化，包括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地方性农业保险公司、商业性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合作组织等。
3．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完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首先，创新管理体制。强化内控制度，完善农村信用社经营机制。树立以改革和效益为中心的经营管理价值观，构建起涵盖农村信用社各部门、各岗位以及每个员工的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完善目标考核、真正使经营管理规范化、制度化，增强其经营管理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同时要确保管理的有效性。其次，进一步改革产权制度。强化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和经营机制的转换。强化内部约束和激励机制，有效地转换经营机制，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提高内控执行效果；强化增资扩股工作，确保信息的透明度和操作的合规合法性，逐步优化股权结构。再次，完善治理结构。在治理结构选择上，要坚持所有者控制原则及效率管理和监督原则。要做到入股农民是农村信用社的所用者和控制者，形成信用社和入股农民的命运和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制度和体制安排，创造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运行机制。在组织内部结构机制安排上，既要相互统一，又要相互制衡。根据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要求，农村信用社必须坚持所有者的利益主体和他的风险主体是一致的，而在治理上和管理上也应由他们做到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和自我监督。最后，加强风险防范。努力扩充资本金。资本充足率提高了，农村信用社抵御风险的能力自然就增强了。同时，农村信用社应抓住改革的机遇，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改善自身经营，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加大宣传力度，树立良好形象，做好服务，强化信用社与社员的联系，使入股社员得到实惠，提高人们的入股积极性。努力实施多元化战略。农村信用社的经营业务应该多样化，资金的投放领域和投放对象应该广泛化。提高信贷质量。农村信用社要提高信贷人员的素质，增强其风险意识；严格信贷审查，加强信贷管理，及时催收贷款。
4．建立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培育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机制。应构建一个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民间金融相结合的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首先，拓宽政策性金融的业务范围。作为目前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应逐步向综合型政策性银行转变，满足不能通过竞争性金融活动而获得满足的农村金融需求。农业发展银行应当健全和完善政策性金融服务功能，继续支持国家粮油储备体系建设，履行为粮棉油收购资金供应和管理等政策性业务。在业务拓展上，农发行在目前基础上调整充实业务范围，积极开办粮油产业化经营贷款、重新对农业发展银行进行市场定位，进一步调整农业发展银行信贷结构，逐步将支持重点由农产品流通领域转向农业生产领域，使其成为支持农村发展的综合型政策性银行。同时要拓宽业务覆盖面。通过增设基层网点、接收部分基层国有商业银行网点或接收部分基层国有商业银行网点作为自己的分支机构，增强服务农业的能力。另外，逐步开办扶贫开发项目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农村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贷款业务；通过发行农业金融债券和建立农业发展基金，拓宽筹资渠道。此外，建立农村政策性保险业务，鉴于商业农业保险尚缺乏市场基础，建议在政策推动下争取成立地方性的，以政策为依托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建议建立国家和省两级农业保险发展基金，在财政补贴之外，支付农民的保费补贴和农业保险部门的超额赔款补贴，通过政府补贴或委托的方式，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进入农业保险市场，为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支持。其次，大力发展面向广大农户的合作金融组织。合作金融机构因自身制度设计的特点，使得为社员服务方面具有交易成本低、效率高的内在优势，在农村金融市场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应大力发展面向广大农户的合作金融组织。如由农户自愿发起的资金互助组织，这种资金互助组织应是真正意义的合作制组织，社员之间互相监督，社员代表参与合作社决策，建立社员大会控制下的法人治理机构，有效建立其自我约束和自担风险的经营机制。再次，逐步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民间金融具有信息成本低、利率弹性大、服务态度好等优点，适度、健康的发展对于活跃民间投资，促进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要通过经济手段而非行政手段来解决民间金融所存在的问题，并逐步使之规范化和制度化，充分利用传统的信用资源来培育和发展民间金融主体，使金融产业逐步走向多元化和市场化。国家应尽快制定民间金融相关的法规和管理办法，加强政策引导，规范民间金融行为，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使之合法化、公开化。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小额信贷组织和互助合作金融组织。根据市场化的原则，发展以不吸收公众存款的私营、股份、合作制的小额信贷组织和互助合作金融组织，条件成熟时可由监管部门实行备案制管理，设立民营银行，提高民间金融的组织化、规范化水平，更好为“三农”服务。
5．建立有效的农村资金回流机制。首先，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和调整县级金融服务功能。国有商业银行要合理设置县域机构，取消单纯吸储的银行营业网点。商业银行可以适度调低系统内上存资金的比例和利率，以减少和解决农村资金流向城市、农业资金流向非农业、经济落后地区资金流向经济发达地区这个资金盈缺布局不均衡、两极分化越拉越大的问题。同时，也可以适度“放权”，给予或扩大对基层行的资金授权授信额度和新增贷款的审批权限。其次，调整、完善农村邮政储蓄的功能，以改变邮政储蓄造成农村资金外流的局面。国家应制订相应的政策，政储蓄资金管理办法，必须对现有邮政储蓄制度进行改革。将县以下邮政储蓄吸收的存款，通过人民银行全额用于增加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并将此作为一项制度稳定下来。另外，降低邮政储蓄新增存款转存中央银行利率。此外，按照机构企业化方向改革邮政储蓄机构，推进邮政储蓄银行网络的建立，并设立专门的农村金融服务部门，面向“三农”开展业务；通过与农村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合作，进一步加大邮储资金支农力度，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满足度。再次，对支农再贷款要进行财政贴息，引导资金进入农村。不论在地方一级还是在国家一级，财政支农资金和信贷资金都缺乏衔接和配合，国家和地方财政可将支农资金给予财政贴息，以引导信用社和农业银行加大农业投入，降低农民的贷款成本。
6．建立和完善风险分散和补偿机制。首先，建立农村信贷保险制度。积极开发农业贷款损失补偿保险品种，对商业性保险公司按照农业保险的业务比重给予相应的保费补贴及免交涉农业保险营业税等优惠政策。其次，加快农业保险制度建设，把农业保险纳入农业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考虑组建政策农业保险机构，或者委托政策性银行开办农业保险业务，政府可以对参加保险的农户实行保费补贴，引导农民参保意识；也可以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开办业务，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农业保险业务。也可以通过财政、税收、金融、再保险等经济手段支持和促进农业保险发展。再次，建立信用担保补偿机制。政府要建立信用担保补偿基金，，每年按照一定比例补充当年基金并牵头组建符合农村需求的评估担保机构，设立由财政、企业、农村金融机构出资的信用担保基金，发展农村互助担保组织。建立区域性信用再担保机构，以分散农村金融机构的风险。最后，建立有效的存款保险机制。消除政府承担隐性担保的责任，有利于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为稳定金融体系提供事后补救措施，也有助于农村金融机构防范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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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金融服务，金融中心，产业集群
1.引言
金融服务产业总是以集群的形式出现并形成金融中心概念(Panditetal,2001)。Patterson(1913)将纽约作为金融中心，研究纽约金融中心在美国和世界的影响和重要位置。随后Smith(1929)阐述伦敦股票交易所的历史和地位，Reed(1980,1981)根据亚洲各个金融发达城市历年来的金融数据，运用层次聚类分析(HCA)以及逐步多元判别分析(SMDA)方法,动态比较和分析亚洲金融格局,从而明确了东京在亚洲乃至世界的重要金融中心，中国上海在1947年以前就是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表1通过金融中心的外汇交易和金融部门的数目，表明各个金融中心的集群发展过程。至今，纽约、伦敦和东京依然处在世界重要金融中心位置，BenEdwards(1998)在经济学家杂志上首次将三个城市称之为”资本之都”(CapitalsofCapital)。
根据Kingderberg(1974)关于金融中心的定义，金融中心不仅仅可以平衡私人企业储蓄和投资以及将金融资本从存款人转向投资者，而且也影响支付和地区之间存款转移。银行与金融服务中心充当了空间价值转移和交易的媒介与桥梁。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专业化的国际借贷和国家之间支付服务。Kingderberg认为银行和高度专业化的金融中介的集聚，形成了今天的金融服务中心。
O’Brien(1992),Portus(1996),Gehrig(1998)等从地理位置和城市发展的角度对金融中心进行研究。O’Brien与Portus认为,地理和时区并不是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因素。而Gehrig认为，国际金融中心(IFCs)的产生源于金融中心的重要角色与金融活动的性质。IFCs的金融活动包括(Kaufman,2000)：(1)外汇交易(FOREX)，如现金业务，掉期和交换业务等；(2)全球性的股票、债券、及其金融衍生工具业务，如期权、期货交易活动；(3)货币管理、支付、清算、收购与兼并、保险理赔等。
全球范围内的金融中心的层次结构也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Johnson(1976)将纽约和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用以区别于其他的地区金融中心。他认为香港、新加坡、巴拿马等地区性金融中心主要是因为地理位置上靠近一些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服务的顾客，而且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相当稳定安全.这些外资银行往往来自于国际金融中心。Sassen(1999)则认为，国际金融中心处理来自于全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公司和政府的复杂的资本流动和运作，以不断创新的方式为其他的城市提供金融服务和全球管理，而地区性金融服务中心仅仅是管理资本流动或发行债券的窗口,国内发行债券或上市，均有国际金融中心著名的金融机构(如JPMorgan,DeutcheBank等)参与发行和购买，因为地区性金融中心云集了国内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在地区性金融中心设立分支机构有利于获取信息，减少交易成本.Poon(2003)运用层次聚类分析方法对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本市场进行研究，1980年的资本市场分为三个层次，1990年资本市场分为四分层次，而1998年的全球资本市场划分为7个层次，其中纽约伦敦占据第一层的位置，东京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与法兰克福同属于第二层，中国台北、香港位居第三、第四层。由于新兴国家的开放政策以及资本市场自由化，近年来涌现了一批新的金融中心城市。
Kingderberg(1974)认为金融市场组织中存在着规模经济，形成了金融市场的集聚力量。他认为，局部信息与时区不同都是金融市场集聚的主要原因。然而近年来信息技术和网络的发展，金融中心在交易量和业务水平上更加集中于国际金融中心。至1997年末，25个城市占有了全球83%的金融资产。伦敦纽约东京三大金融中心持有全世界1/3的机构管理资产以及58%的全球外汇市场(Sassen,1999)。McGaheyetal(1990)认为国内外金融服务竞争主要源于金融服务机构和产品的集中，及其国际资本市场的全球化、一体化。集中与全球化决定了金融服务机构在其他的国家与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时，必须考虑地区成本与优势，优秀的金融人才，先进的通信与信息技术，以及政府监管和税收政策。但是基于集中与全球化的观点并不能对新兴金融中心的增多做出合理的解释。
Gehrig(1998)根据证券的流动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研究金融活动，认为对信息较为敏感的金融交易更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与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区，从而形成金融中心，而对信息不敏感却对监管成本差异更为敏感的金融交易，也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与交易限制的放宽使得金融资产交易成本下降,偏好于城市的郊区。Pandit等(2001,2002)则采用了Swann(1998)提出的产业集群动态研究方法，对英国金融服务产业进行分析，认为集群效应影响公司的成长以及新进入者的数量，同一金融服务中心的不同的金融部门之间存在着相关性。本文下一节介绍金融中心和产业集群相关理论，第3节分析金融服务中心形成原因、进入机制等，第4节介绍Swann成长模型和新进入模型以及金融服务集群分析的研究启示。最后讨论金融中心的金融部门结构以及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和近期发展战略。.理论研究
为研究和分析金融服务与金融中心的集群方式和特点，我们先介绍相关的理论和方法。这里首先介绍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时考虑的位置和城市选择方法，然后介绍产业集群的一般分析方法，最后介绍金融服务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特征。
2.1金融机构位置选择理论
Choietal(1986,1996,2002)通过对全世界14个金融中心的实证分析，研究了世界金融服务和金融中心的格局动态，以及金融中心集聚吸引力的原因.他们采用了14个金融中心城市中300多个跨国银行总部和分支机构的分布数据，构成14Χ14维关联矩阵，矩阵元素代表银行总部位于城市中，并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的银行总数。经过多年的数据可以统计分析国际金融服务网络的结构动态，使用作为金融中心城市的排名依据，以及该城市吸引跨国外资银行设立分子机构的潜力大小的衡量标准。研究表明城市吸引力主要由以下因素所决定：(1)城市地区经济规模与经济活动；(2)已有的银行总数；(3)股票市场规模大小和交易头寸；(4)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关系,如国际资本流动、对外直接投资(FDI)；(5)以及银行企业的机密保护程度。
Jegeretal(1992)研究发现，(1)金融机构在金融中心设立分支机构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他金融城市流入该金融城市的贸易总额。因为，跨国银行为了提供给其他地区高水平的顾客服务，更愿意在顾客所属的城市设立分支机构，节省服务费用和交易成本，提高服务效率；(2)由于国际收支的顺差和逆差的存在，国际金融服务网络呈现非对称结构，而且由于新兴国家的积极开放政策和频繁的国际贸易往来和资本流动，国际金融市场以离岸金融中心的形式日趋分散。
Nigh(1986)通过分析美国银行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表明，跨国银行分支机构的位置选择依赖于地区性的金融活动机会。Yamori(1996)在Nigh(1986)的基础上研究日本金融机构在外设立分支机构的选择策略。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回归分析对一下参数进行估计，
(1)
其中代表本国金融机构在国家的活动数量，用金融机构输出的FDI来衡量；代表运营在国家的本国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可以采用这些企业引起的FDI流出或者进出易量来衡量；为地区性的金融活动机会，一般采用人均国民收入或者广义货币M2(M1与定期存款之和)。
Gehrig(1998)建立了以金融工具或金融活动的信息复杂度为标准的位置选择模型.例如证券投资收益的评估，投资者希望获得未来不确定状态的可能性，了解证券更加精确的信息。由于不同的金融工具对信息的富含程度和灵敏度具有很大差异，通常采用信息复杂度来衡量金融证券工具的未来收益的状态数。一般来说对信息敏感的证券交易活动更可能在信息密集的地区进行，而信息不敏感的证券活动则可能分布在郊区位置。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交易成本下降，金融中介的出现以及金融分支机构的设立，提高了金融信息交流和畅通，以及金融活动中的交易摩擦。Gehrig(1998)假定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时，获取某一风险证券的信息受到城市以及观测误差的影响。那么，其中，作为风险证券的基本信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证券的收益，即，而且假定。根据是否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2)
其中，表示为信息的复杂程度，值越大信息越不精确；表示设立分支机构所需要的沉默成本（固定成本）；表示每次金融交易活动所需要的交易成本；代表金融活动的频繁程度或平均交易次数。通过比较可以知道，存在唯一的使得。当<时，表明如果要求的信息十分精确，金融活动的流动性强的条件下，那么为了更容易的获取地区信息，金融机构将考虑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当>则,表明如果要求的信息粗略不敏感，那么为了更节省成本开支，金融机构将不会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
2.2产业集群分析方法
正的外部性在我们产业集群的分析方法中是分析的关键。集聚或经济外部性使得产业集群内形成的供需条件优于分散的产业分布，促使企业的成长以及吸引新进入者。当集群达到一定规模时，企业的成长和新进入者会加强集群力度，从而加速产业内的集群优势。集群因素还包括产业内的高生产率与创新能力。然而，当集群达到一定的饱和度时,市场内拥挤和竞争会阻碍企业的成长和进入，影响产业内的集聚与集群，直到产业内达到一个动态的均衡，集群规模和集群效应趋于稳定。EconomidesandSiow(1988)假设市场处于瓦尔拉斯均衡(WalrasianEquilibrium)条件下，市场容量受到流动性强弱的影响。Swannetal(1998)也因此而提出了集群生命周期概念。同时，地区性气候，基础设施，文化环境也是影响产业动态集群的重要因素。图1表明，产业集群受到新进入者和企业成长的正效应影响，形成循环的集群动态。
表1概括了企业形成产业集群所带来的好处以及集群的成本。从需求方面来看，集群内的企业接近于服务顾客,因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Hotelling,1929)。集群内的企业易于被顾客找到，从而降低顾客为购买到需要的产品或服务所付出的搜寻成本。最后，集群内良好的声誉和成熟的供需关系，为新进入的企业带来正的信息外部性和规模经济。
AudreutschandFeldman(1996),Jaffeetal(1993)的研究表明知识技术的外溢效应随空间距离的扩大而下降。因此，集群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有利于集群内经验共享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从供给方面的优势来看，集群企业面临大量的专业人才市场，利于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集群所具有的公共基础设施如公路铁路与航空，利于集群企业的运作和管理。另外，信息外部性的存在使得新进入企业可以了解和学习集群区域内企业的生产和市场管理等成功价值的经营活动。
当集群规模达到某一程度时，集群效益并不是一直处于增加状态，成本开始加速上升。集群内因为需求有限而导致市场拥挤，加深了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提高了企业销售广告费用和市场服务成本，从而影响公司业绩。库诺均衡模型表明，竞争者数目的增加，虽然会提高社会福利总量，但是会导致每个公司平均销售额、价格和利润的减少。同时，集群所带来的成本在供给方面表现为投入要素市场的拥挤和激烈竞争，比如写字楼租金或劳动工资的上升。
表1企业位于集群内的优势和成本
需求供给
优势接近服务顾客知识溢出
Hotelling顾客选择人力资本专业化
降低顾客搜寻成本基础设施优势
信息声誉的外部性信息外部性
成本市场的拥挤和竞争市场上拥挤和竞争(房地产,劳动力)
来源:来源:Swannetal(1998),Panditetal(2001)
产业集群内的需求优势体现于企业所属部门的集群区域，也体现在关系紧密的其他部门的集群区域。例如，部门J是部门I的主要产品购买商，那么部门I将享有其他部门(部门J)集群所带来的需求优势。而集群内的需求竞争压力主要来自于同一部门，基本上与集群内的其他部门不存在相关性。集群内的供给优势则主要来自于相同部门的集群正效应。产业内人力资本和知识结构的专业化程度很高，部门之间差异较大。同样信息外部性也是针对不同部门具有不同影响。PatelandPavitt(1994)认为企业为了维持持续的竞争力，采用一系列宽范围技术体系，以抵御来自市场需求和竞争的压力。因此，技术溢出体现在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效应区别较大。转3.金融服务集群原因
关于金融服务集群的研究,胡坚（2003）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经济因素、金融因素和政治因素。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决定了投资消费，从而影响资本流动和金融活动。而金融因素则考虑金融制度完备、金融产品与金融创新、金融交易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先进程度。本文仅仅从金融市场的集聚和分散两个角度，对金融服务集群进行经济产业分析。
3.1金融市场集中
(1)支付机制中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作为主要的集群因素，在金融服务活动中体现在转移支付系统，及其交易清算业务。由电子网络支持的国际支付系统，如SWIFT，CHIPS，Fedwire处理100多个国家3000-4000家金融机构的转移支付和清算业务(Grabbe,1996)计算机网络Reuter，EBS，Telerate，Bloomberg使得投资者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通过互联网了解金融市场信息和进行金融交易操作。因此，作为全球金融市场伦敦纽约和东京三大金融中心,由于金融信息技术以及金融管理水平的提高日趋强大；而作为离岸金融市场的其他中小金融城市越来越分散。由于考虑到租金、劳动工资和监管税收，金融服务集群逐渐被功能强大的通讯网络所替代。
(2)信息溢出。Bossone等(2003)研究表明，金融中介(信息提供商)的参与，使得投资者与通过银行借贷而经营的企业家之间信息交流充分，从而提高了整个价值投资链的利润.金融中介在提供投资活动信息的同时，可以通过对信息的定价分享一部分利润。对于支付手段复杂而且信息灵敏度高的股票和金融衍生工具来说，投资者和券商在地理位置的接近有利于掌握更加丰富的金融信息.然而，信息溢出对于信息不敏感的金融工具，或者流动性强竞争自由度高的金融市场，影响不大。
(3)流动性与市场外部性。流动性具有正的外部性。在流动性好的金融市场，个别交易引起的价格波动较小，而流动性弱的金融市场，较小的交易量也可以引起价格的明显变动。因此，风险规避的投资者偏好于在流动性较强的金融市场进行投资活动，流动性强的金融市场吸引了众多的金融交易活动。Pagano(1989)运用简单的两阶段动态投资组合模型，分析了市场波动、新投资者的进入可以提高原有的市场投资者的经济效用。
3.2金融市场分散
在金融服务产业集群的过程中，也会产生集群负效应，从而影响集群的规模。投资者在金融投资活动中，也会选择某一个或者几个金融中心作为其交易场所。以下主要从市场进入、政府干预和信息地区导向三方面解释金融服务市场中出现的分散现象。
(1)市场进入成本与协调。Pagano(1989)发现市场进入成本，不管是分散或者集中的交易,都会产生协调问题从而导致多重均衡(MultipleEquilibria).投资者需要权衡市场进入成本与市场参与期望效用，从而决定是否进入该市场。由于流动的外部性，投资者的希望效用还依赖于市场上其他投资者的数量。如果各金融市场的进入成本不一致，市场也可能存在分散均衡，大型机构投资者倾向于选择市场进入成本高的交易市场，而小型投资者选择底进入成本的交易市场。EconomidesandSiow(1988)分析了市场流动性与市场进入成本的替换关系。由于流动性存在，投资者一般喜欢在某一个交易场所进行金融交易，然而市场进入成本使得投资者考虑交通费用等。因此，如果投资者们远离流动性好的金融市场，那么他们将愿意停留在流动性相对较弱的金融市场。
(2)寻租行为与政府干预。由于金融中心的集聚优势，第三方往往受利益驱动参与分配收入和利润。例如财政局收取税收(如Tobin税)，工会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这样的寻租行为会降低金融中心的吸引力，提高市场分散的可能性，降低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汇率风险。
(3)信息地区化。由于实际活动的地理分布，金融交易信息存在地区化。投资者往往偏好于国内金融交易市场，即HomeBias(HB)，Gehrig(1993)，KangandStulz(1995)认为HB现象的存在，是因为国内市场提供给国内投资者丰富的市场信息，即使资产价格反映的市场信息不够充分，那么行为理性的资本市场自然会出现HomeBias现象。当市场价格处于不完美均衡时，根据贝叶斯原理和概率估计方法，优先获得的重要信息影响投资决策。而对于外国投资者则考虑国际投资组合，试图将低由于HomeBias带来的信息差异和其他风险。但是由于通讯技术的进步导致信息差异程度和市场进入成本的降低，金融中心的分散现象逐渐下降，积聚集群的趋势不可逆转。4.金融服务产业集群演进研究
Panditetal(2001)在研究英国金融服务产业的集群动态一文中，采用了Swann(1998)提出的成长模型和新进入模型。Pandit首先按照金融部门的分类，将金融机构划分为银行、信托投资、人身寿险、非寿险、保险附属机构、其他非银行金融中介、金融中介附属机构、股票基金市场8个金融部门。1997年的数据表明，信托公司和寿险公司的数量占英国金融机构总数的66%，而银行的数目较少，但公司的平均规模较大。其次，按照不同的地区，统计不同地区的金融机构数据。
4.1成长模型
考虑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成长模型，可以用来论证集群内企业的成长要比非集群企业的成长速度快一些。企业生命周期成长模型可以采用公司员工数作为集群力度的衡量变量。
(3)
其中,
·公司属于部门，以及地区
·代表公司在年份的员工数
·代表公司在年份的年龄
·代表年份的年度里，该公司所属地区以及所属部门的总员工数
·代表年份的年度，该公司所属地区但不包括所属部门的总员工数
·随即干扰项
回归模型中参数代表企业的成长率，模型假设相同地区同部门的企业以相同的成长速度成长。参数用于衡量同一地区同金融部门的对该企业成长的影响程度，其值为正表示集群加速了该企业成长，参数用于衡量同一地区其他金融部门的对该企业成长的影响程度。下面根据、的取值进行分析。
(a)与符号为(+,+)，表明集群内同部门或不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正的外部性，企业入驻集群带来的好处超过不足。
(b)与符号为(+,-)，表明集群内相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促进作用，而不同部门则对该类企业的成长具有阻碍作用。因此，集群所带来的优势来源于自己部门，而不足则是因为位于集群区内的高成本和费用。
(c)与符号为(-,+)，表明集群内相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阻碍作用，而不同部门则对该类企业的成长具有促进作用。本部门的企业众多市场激烈竞争，从事影响了该部门企业的成长，而与其他部门企业的正相关性，在于集群带来的公共基础设施优势。
(d)与符号为(-,-)，表明集群内同部门或不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负的外部性。
4.2进入模型
该模型可以表示为
(4)
其中
·表示部门总数
·代表第年度内，地区以及属于部门的新进入的企业数
·代表第年度内，所有地区属于部门的新进入的企业数，用于衡量该类部门经济周期对新企业进入的影响
·代表代表第年度内，地区并且属于部门的新进入的企业数
·代表代表第年度内，地区属于所有部门的新进入的企业数
进入模型常常用于解释在不同的集群规模下，集群内的企业对新进入者的影响程度。参数表示各个部门的企业对部门的新进入企业的吸引或者阻碍作用，其估计值的绝多大小代表这种作用的强弱程度。而参数代表该集群地区的金融机构或企业是否过多，或者说由于集群规模导致的拥挤成本上升超过了技术溢出和信息溢出，那么集群规模会出现下降趋势，金融服务产业达到饱和状态。
由于模型中采用了大量的离散变量，各年度的数据均可作为离散时间的排队服务随机过程进行分析，那么我们运用Poisson分布或者负二项分布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验证数据的合理性。
4.3结果分析
Panditetal(2001)运用成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的数据结果如表2。从该表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1)信托投资与非寿险两类金融部门的年成长率仅为0.1%和0.6%，远远低于其他部门的平均水平(大于2%)。成长率高的部门为银行、金融中介及其附属机构、寿险公司；(2)金融服务集群内银行、非寿险、非银行金融中介(信用评估、租赁、风险投资)等三个部门促进本部门金融机构的成长，对本部门具有较强集群正效应。然而这些部门对其他部门则产生较强的负外部性，从而阻碍其他部门金融机构的成长。
同样可以从进入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中得出如下结论：(1)金融中心内银行、信托投资、非寿险、保险附属机构的存在吸引其他金融部门的进入。而寿险和非银行金融中介阻碍其他金融部门的进入；(2)保险附属机构对其他进入部门进入具有较强的吸引和促进作用。其中对银行、股票市场、非寿险以及金融附属机构的作用非常明显；(3)信托公司主要吸引非银行金融中介、股票基金市场的进入；(4)股票基金市场和信托投资企业进入金融中心，受其他金融机构的正面影响较大，应该具有较好的发展。
S8=股票基金市场：金融市场交易所和管理机构、基金管理、证券业务5.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和发展战略
在Reed(1980)一文中，上海于1947年以前就成为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由于最近十年中国金融市场对内对外逐步开放、金融信息基础设施的创新发展以及多元化金融市场主体的培育，上海金融中心初步形成一个完整的金融服务体系。至2003年末上海金融机构总数达到423家,在沪经营性外资及中外合资金融机构达到90，上海已经成为国内外资金融机构最集中的地方，成为国内企业融资的重要场所，上海的金融人才和技术优势(包括信息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金融产业已经成为上海的支柱产业(杨咸月，2001)。上海建立国际金融服务中心以伦敦、纽约、东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作为目标模式，这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国内重要金融中心，对外强劲的辐射功能是以国内强大的资金集聚和扩散能力作为基础。因此，要使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就必须使上海成为国内金融中心，成为具备强大的内部资金吞吐能力和内外辐射能力的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金融服务业继续保持稳健的发展态势。2003年上海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分别达到17300亿元、132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8%和24.4%。上海证券交易所有价证券累计成交82800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87%；上海期货交易所累计成交60500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56%；外汇市场成交1511亿美元,日均成交量6.02亿美元,同比增长54.26%。银行间同业拆借和债券市场成交172000亿元,同比增长44.25%。上海黄金交易所成交金额达245亿元。与此同时,全市保费收入289.9亿元,同比增长22.02%。以上数据表明，上海已经成为国内金融中心，而且外币存贷款余额以及外汇市场的快速发展表明，上海正在朝着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迈进.把上海建立名义隔离性国际金融中心，突出上海的国际资金交易功能,尽快缩小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之间差距，减轻中国对外开放冲击风险.
建立国际离岸金融市场,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和金融服务活动，首先要加强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往来，吸引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从而吸引更多的国外金融机构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扩大与伦敦纽约东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资金流动和支付转移结算业务，另外，上海应该积极培育发展多元化金融市场与主体，成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于一体成熟的金融服务体系，并加大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创新活动。
作为90年代兴起的上海金融中心，必须加快金融基础设施的的建设与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信息网络和办公条件、完善信息化服务平台，国际化财务会计管理制度，以及充分适应WTO框架体系的金融法律建设。发达和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可以提高信息外部性和知识技术溢出，加强国际资本转移支付的规模性、可靠性和及时性，减少交易成本和波动时滞。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首先将实现到2010年上海将基本形成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框架体系，而到2020年基本建成亚太地区金融中心，并向世界级金融中心迈进。目前是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时期，上海将进一步推进三大战略重点：一是加快金融资源集聚，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外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体系。二是完善和发展各类要素市场，扩大直接融资，积极推进交易所债券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统一互联，争取推出期货交易新品种，增设新的黄金交易和保险品种，确立国内体系完善、辐射力强的金融市场中心的功能，成为资本营运中心和资金调度中心。三是优化金融部门分布结构和金融政策，健全和完善有效的风险预警、处理和化解机制，确立公开、公平、公正的金融发展环境，全面实现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行和依法监管。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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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2001年加入WTO后，国内的经济发展已经和世界接轨，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有的金融服务体系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了。随着金融深化的不断加剧，银行客户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客户的知识水平越来越高，他们掌握了更多的金融知识，因此对于金融服务的鉴别评价的能力也越来越强，这种情况下，银行原有的金融服务体系，根本就是不值一提的了，客户现在对于金融服务业的要求不仅仅只是停留在融资的收益和成本上，他们也同样要求金融服务业在提供服务的同时可以节省时间并尊重他们，这样，客户对于金融服务业要求的提升，银行就只有通过创新服务来满足客户的需要，从而才能拥有更多重视长久的客户，来保证它们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如今客户的主动权也越来越大，客户在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上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也就是说，客户在选择金融服务的时候有了更大的可选择空间，银行若想吸引客户，只有通过不断的进行服务创新。
金融服务业进行创新的建议
1立足市场及客户，追求经营效益的最大化。金融服务业之所以要进行创新的原因，说到底还是为了迎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满足客户的要求，为此，金融服务业在进行创新的同时，应该立足于市场及客户，这样才可以最求经营效益的最大化，满足自身的发展要求。金融服务业创新是增强自身实力，提高自身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因此每一项金融品种的创新，都要与客户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然为了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追求经营效益的最大化也是无可厚非的。客户是金融服务业得以生存的最根本保证，而客户的要求则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形势息息相关的，因此，金融服务业的创新必须根据市场要求进行创新，积极开发出符合客户需要的金融产品。这在客观上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创新时，既要考虑实际情况，同时还要符合市场发展的规律和客户的需要。一旦推出的金融产品有市场、有客户、发展前景可观，那么我们就应该尽量使之尽善尽美，成为吸引客户的“亮点”；反之则要尽快转型，发展其他的金融产品。只有这样，随着市场和客户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自身的创新，才可以立足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并可以取得很好的发展。
2提高员工素质，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在银行这个最为普通的金融服务业中，柜台是对外服务的窗口，与客户的接触最为频繁，也是最为密切的，可以说在客户心目中，银行的金融服务水平如何完全是取决于柜面人员的服务水平和服务态度的，为此，加强柜面人员的服务管理，是提高金融服务水平的重要环节，也是金融服务业进行创新的重要方面。首先，是要加强对员工的金融知识的教育。客户在选择某种金融产品时，很多时候，对这种金融产品是一无所知的，这个时候，工作人员就成为了客户获取信息的最直接的对象，为了满足客户的需要，员工自身的金融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客户咨询的金融产品，或是想办理的某种业务，工作人员对客户的询问表现的一无所知的话，只会引起客户的反感，从而造成客户的流失，那么对于该银行的发展是很不利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要对员工进行各种培训，利用培训班、网络学习等形式，带动员工学习各种新业务、新知识的热情。使得员工可以熟练掌握金融产品的相关知识，对于客户的询问可以对答如流，并为客户提供适当的建议，从而满足客户的需求，提高客户的满意度，提升竞争实力。这才是进行金融服务创新的最根本目的。其次，还要强化对员工的职业道德素质的培养。银行的工作人员除了要有足够的金融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热情的服务态度。要让客户在银行办理业务或是购买金融产品的同时，可以保持一种愉悦的心情，这才是拥有忠实长久客户的最佳途径。为此，要加强员工的职业道德、职业纪律的教育，使工作人员树立一种正确的工作观念，增强自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求员工具有爱岗敬业、诚实守信、主动热情工作观。只有从思想上提高员工的认识，才能指导员工的实践，才能更好的开展工作，才能真正实现金融服务业的创新。
3完善金融服务创新激励机制，加强制度创新。一套有效的金融服务机制，是增强金融服务水平的有力保障。因此，要进行金融服务业的创新，完善金融服务的创新体制，则会成为金融创新的内在动力。建立和完善金融服务创新组织建构和制度依托，培养一批具有现代化科学技术和金融理论实践水平的人才，则是当务之急。只有为金融服务业培养出一批这样的人才，才可能适应目前经济迅速发展的各种要求。当今社会，客户对于金融服务的要求已经开始进入快节奏的氛围之中，客户要求简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方式，面对这种要求，金融服务体制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才能满足客户的这种需求。创新金融服务体制，以客户的需求为核心，从而满足客户的各种新的需要，提升自身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不断提升自身的客户满意度，从而顺利实现金融服务机制的创新。
国内金融服务业创新面临的挑战
1银行的经营压力加大。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很多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应用到金融服务业中，促进了金融工具盒融资手段的不断创新，使得金融市场的效率大大提高，但同时也带来了金融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的复杂化，使得客户对于金融服务的要求也加强了，由此就加大了银行的经营压力。
2模仿和借鉴的创新多，原创性的创新少。目前，我国的金融服务业的创新形式主要是吸收、模仿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模式，虽然这种创新的速度很快，可以快速的为国内的金融服务融入新的元素，但这种创新是建立在外国的经验之上，很多内容其实是不适合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律的，国内金融服务业的创新应该建立在国内金融市场的现状，这样才可以真正满足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由此，应该大力发展国内原创性的创新，对于外国相关经验的借鉴，应该适量，坚持批判继承的态度。
（一）开设职业道德教育与金融服务意识培育的专门课程
目前湖北科技职业学院对投资与理财专业学生的职业礼仪和职业道德有一定的重视，而且也通过一定的途径开展了职业道德与金融意识的培养。跟大多数高职院校一样，湖北科技职业学院投资与理财专业都设置开设了礼仪类的公共选修课，开展相关讲座，教师在进行专业课程教学和实习实训中穿行职业道德的培养，但总体效果不太明显。针对这些问题，湖北科技职业学院投资与理财专业针对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增设了《金融礼仪》这门课程，使得学生意识到金融行业自身的行业特点。另外还开设了《金融法规》这门课程，金融职业道德的自律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长期的金融实践中，在金融法规的约束下逐渐形成的，金融法规有利于金融职业道德观的确立。因而开始《金融法规》这门课程的学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依靠企业平台，利用顶岗实践推进职业道德教育与金融服务意识培育
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企业所需人才，既满足了企业提升人才素质、保障后备人才选拔的需要，同时也为学院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零距离”对接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对学生的职业价值观教育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湖北科技职业学院投资与理财专业依靠这个平台，积极开展这个方面的内容，例如在校园内显著建筑、走廊等位置上张贴校企合作企业的管理经验和企业的核心文化标语。专业实训实验室的布置要体现“教学工厂”的要求，营造浓厚的企业文化氛围，邀请企业家直接向学生宣讲企业精神等。
二、目前湖北科技职业学院投资与理财专业在职业道德与金融服务意识培育中的问题
（一）对职业道德教育与金融服务意识培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虽然有专门开设职业道德与职业礼仪的课程，但在整个高职教育中，对职业道德与职业礼仪的教学一直让位并从属于专业课程的教学，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是主要的培养目标，虽然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普遍把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全面的能适应企业需求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但在实际教育培养中，还是把知识与技能的训练掌握作为主要的培养目标。湖北科技职业学院也是如此。
（二）职业道德教育与金融服务意识偏重知识和规范的传授，忽视能力训练的实践
虽然湖北科技职业学院投资与理财专业开始了相关专业课程学习，但在内容上偏重道德知识和行为规范的传授，对道德选择能力和解决道德冲突能力的培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忽视了个人面临道德问题时的能力培养和训练。
（三）职业道德教育与金融服务意识内容抽象泛化，缺乏专业性、职业性
大多数教师主要讲授一般性职业道德规范，对学生专业方向对应的职业道德内容则很少涉及，教学缺乏具体案例的支撑和职业化的有效引导。有关行业职业道德教育的教材、师资等资源也极其匮乏。
三、湖北科技职业学院投资与理财专业学生职业道德与金融服务意识培养机制的构建
（一）依托区域文化，完成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对接，使学生形成职业道德与金融服务意识的认知
学院在推行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的过程中，应该重视企业文化的引入。将企业文化教育列入到课程中，在组织学生进企业观摩学习、顶岗实习的时候，注重企业文化的熏陶；在校企合作时，突出企业文化的氛围营造以及增加企业文化课程，让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和技能的同时，接受企业培训与实践及企业文化的熏陶，使学生直观地感受到了高职学生应具有什么样的职业价值观。
（二）学生在学习中对职业道德与金融服务意识的理论接触
1.把职业礼仪与职业道德全方位引入教学内容，在项目式教学中培养职业道德情感
具体说可以把职业礼仪与职业道德引入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人才培养目标，把职业礼仪与职业道德作为一个重点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让职业道德与职业礼仪作为每一门专业课程教学甚至每一堂课要到达的一项能力目标。
2.建立合理科学的评价机制，明确把职业礼仪与职业道德纳入学生考核评价
考核方式的基本做法是将学生的平时学习表现、理论知识掌握的程度、自学成绩和实践教学的成绩综合起来评价，即（平时成绩＋自学成绩＋社会实践＋期末考试）。除了把期末考试成绩作为考核内容之外，平时成绩也非常重要。平时成绩包括学习态度（课堂纪律、到课率）、完成作业、讨论发言和测验测试（其中包括期中考试）四方面。其中作业形式有小论文、问答题，讨论发言包括辩论、回答、讲解等，测验测试以小型练习题为主。学生在实践教学环节中的成绩也是总评成绩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四个方面的综合考核，可以促进学生态度的养成，帮助形成良好的职业态度。
（三）学生在工学结合的模式下职业道德与金融服务意识的形成
论文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加入WTO后,外资商业银行以经济区域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配置金融资源的模式对国有银行传统的以行政区域配置资源的模式形成了冲击,竞争的压力迫使国有银行加强区域间的协调与配合而我国东中西梯次发展的区域发展政策也对金融机构跨区域金融服务提出了要求但目前行政区划地方利益国有银行传统机构设置模式等方面的因素对建立区域间金融服务协调机制形成制约,亟需通过建立机制搭建平台和完善各种服务手段来实现区域金融服务协调与互动,适应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益凸现金融做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和动力,建立跨区域的金融市场已是势在必行而如何立足于开放统一的区域金融市场,使金融机构根据区域间要素禀赋合理分工,形成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的金融服务协调机制,是当前中央银行发展和国有金融企业改革的重要方面
一跨区域金融服务需求及金融服务协调机制现状
(一)在金融全面开放的新形势下,区域金融服务协调机制尚未建立
区域经济的发展,使得金融机构的业务对象以经济圈的形式聚集,其客户的业务范围结算方式关联企业均依存于特定的区域经济市场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小股份制银行,特别是外资银行,从中心城市辐射周边城市甚至内地的经营策略顺应了当前的区域市场经济需要,其对行政区域划分色彩分明的国有银行经营格局形成了冲击和挑战由于市场没有行政区域的概念,故传统的行政政地域概念实际上是将生产要素和服务要素的循环切断,这将提高银行的发展成本行政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矛盾在金融服务的问题上逐渐形成了对撞围绕客户需求规模化集约化趋势跨区域提供金融服务的问题凸现在中央银行和各国有商业银行面前
(二)金融机构尚未形成与我国区域发展规划相配套的服务机制
区域经济是各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加快东中西部协调发展,是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按照我国依托中西部发展东部,发展东部带动中西部的区域发展战略,我国中西部地区正进入发展的黄金期和加速期,各种市场要素急需由东部向中西部流动而日前,由于机制的缺失,金融资源的配置反其道而行之,各种金融资源正加速由西向东流动,形成东部金融资源过剩而西部金融资源不足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家区域发展政策效应
(三)在区域经济圈的形成过程中,区域金融服务市场的建设相对滞后
我国幅员辽阔,在多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各区域独特的资源禀赋和经济金融格局各区域在资源禀赋等诸多方面优劣势差异明显具有互补性,建立有效的市场配置机制可以实现区域间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从区域经济理论上来说,金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纽带而目前,我国区域国有银行间在金融服务上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协调与合作区域间金融机构更多地表现为竞争关系,行政壁垒业务壁垒和政策壁垒较大程度存在着,即使同一家国有商业银行不同区域间的合作也是单一项目上的低层次合作,能够促使跨区域金融资源有效流动的市场机制远末建立因此,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央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模式上必须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实现跨区域的金融服务,以体现效率的同时,实现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
(四)行政区域内金融服务尚未建立有力的监管协调机制
人民银行银监会分设后,对金融业金融服务工作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职责一直未有明确规定,这一点上,中央银行和监管部门既存在着职能交叉又存在着管理真空,导致一定行政区域内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工作缺乏外部协调机制的有效制约,各金融机构间的统筹配合不够,服务效率和水平难以提高比如,在人民币管理征信建设反洗钱等服务工作上,各行缺乏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工作合力不足
二制约跨区域金融服务协调机制建设的主要障碍分析
(一)国有商业银行按行政区域分工的模式不适应区域经济的发展要求
目前,国有银行网点机构是接照省级行政区划被划分,每个分支机构的经营范围被严格限制在行政区划之内,这一局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有银行的跨区域服务能力相对而言,外资银行和一些股份制银行的地域幅射性较强,一些总部设在上海的外资企业,其经营范围也覆盖到华东,在财务管理集中化的要求之下,外资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可以为客户提供,站式服务而国有银行,在涉及到全国时,需要总行出面解决,决策路线长,协调难度大,服务效率就难免下降在解决跨区域金融服务问题上,国有商业银行在近年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如果不改变国有银行按照行政区划分割的经营局面,由一些分行自发进行合作就只能在较低层次和一些零星项目上展开,而无法在整体上与外资银行进行竞争
(二)服务技术平台建设滞后成为制约国有银行跨区域服务的瓶颈
多年来,分散的经营管理导致国有银行的技术平台不统一,基本的全国范围内的通存通兑都没有完全解决,各自为战的情况比较普遍而且各金融机构分行间的考核竞争加剧了业务整合的难度,这也是最近几年工农中建各大行都抓紧建设IT中心的根本原因现在工行中行等都在上海建立了地区数据中心,跨区域服务的技术问题正得到解决,但与外资银行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服务资源的做法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各国有商业银行不但在搭建高质量的服务技术平台上做的不够,而且对现有技术平台的利用也不充分,各自为政的问题比较突出比如,在中央银行建成以大小额支付系统为标志的现代化支付系统后,各国有商业银行仍坚持发展系统内的资金汇划系统,导致大小额支付系统负载不足资源闲置,形成服务设施的部门分割和资源浪费,降低了区域资金运转的效率
(三)行政干预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区域金融服务模式的搭建
经济区域的形成是以市场为联系纽带的,跨越了行政建制和区划设置然而由于体制原因和地方保护主义思想的影响,地方政府在税收投资及其它经济政策上存在分岐,人为地对区域经济形成了割裂,对区域间金融服务协调机制造成了影响表现为:一是待遇不平等各地政府在金融服务软硬件环境的建设上存在重地方性金融机构,轻跨区域金融机构的问题二是发展不平衡比如,在银行卡等结算工具的推广使用上,各地方政府在用卡环境的搭建优惠政策的落实等方面认识不同投入不一,使区域间结算环境差异较大,影响了区域经济的融合特别是在反洗钱征信建设等属于公共服务领域的金融服务协调机制的建设上,地方政府的态度不一三是区域间金融开放程序不够各地政府以及金融机构对区域间的金融竞争存在片面认识,特别是对异地金融机构进入辖区发展高端业务持消极态度,地缘观念较浓,在预算单位账户开立高端客户的争取上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协调机制在利益分配面前软化,阻碍了区域金融服务模式的搭建
三完善跨区域金融服务协调机制的途径
(一)中央银行要强力打造一个高效快捷的资金运转体系
建立高效的支付清算系统,提高结算资金使用效率,是推进地区协调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一方面大力推广同城票据清算系统,抓紧建设现代化文付清算系统,为推进中西部经济发展提供快速高效安全的资金清算服务另一方面牵头组织协调有关部门为金融企业提供信息交流平台和基础公共网络,加快以网络银行电子商务移动银行自助银行等创新金融产品为代表的电子银行系统的发展同时,适应要素跨区流动要求创新服务手段,推动跨区域票据结算合作,适应客户群在跨区,提供包括信贷咨询和清算等在内的综合性融资服务
(二)突破国有银行按照行政区划分割的经营局面,建立国有银行跨区域金融服务体系
一是在客户需求推动下,区内各分行加强业务合作与协调,通过策略合作或在总行牵头下为重点客户提供全面服务,通过加快业务的合作与协调来促进区域金融合作二是逐步实现业务处理平台的区域集中跨区域的金融服务需要统一的技术平台未支撑,从数据的物理集中到客户信息的逻辑集中,跨区域金融业务平台是跨区金融服务得以实现的基础条件三是对传统的行政划分布局进行战略调整,严格按照区域经济合作的要求而不是行政区划限制来配置银行的服务资源,建立起引导资源流动的区域性的银行经营管理架构
(三)大力扶持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充分发挥地方金融资源在区域金融服务中的作用
中央银行要把促进地方性金融机构改革与发展工作作为工作的重点,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一是积极推动农村信用社改革,组建农村合作银行,使之成为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三是要加快推动城商行城信社改革发展的步伐,以不良资产处置为突破口,把增资扩股作为切入点,加快不良资产处置速度,在资产质量提高,资本充足率达标的基础上,推动区域城商行城信社实现业务联合与资本联合,充分调动整合利用中西部地方金融资源,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打造区域城市商业银行城信社联合体,支持中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支持中西部地方经济发展多作贡献
(四)转变政府职能,消除影响区域金融的政策障碍
认真研究和探索区域经济范围内不同地区政府的利益共享机制问题,逐步弱化政府的经济决策职能,加强经济调节职能,由市场未决定利益分配办法未决定资金流动,通过税收本地化或组成利益共同体的方式来促进跨区域合作政府应减少对生产要素正常流动的阻碍性干预,营造与强化生产要素流动对地方长远利益的正面效应
关键词：农民工；金融服务
一、引言
农民工实际上是一种很独特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和社会群体。农民工是世界工业化历史上的一个新概念，是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正在不断边缘化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基本为初中以下。从事的行业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主要集中于建筑市场、装修市场、加工市场、制造市场、采掘及环卫市场、家政市场、餐饮市场等，工作苦重，但是报酬却很低，工资总体水平较低，大部分人的月工资收入略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水平。就业岗位不稳定,流动性强。
二、农民工金融服务意义与现状
农民进城务工,是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亿万农民进入城市就业,不仅缓解了农村就业压力,也为城市发展和方便城市居民生活做出了重要贡献。党和国家把农民增收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随着全国范围内城市务工就业环境的逐步改善，进城就业已经成为近年来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因此，努力探索为进城务工和经商的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是金融部门应该考虑的问题。
虽然我国金融业的规模和服务水平有了巨大的进步和提高，但是在为进城务工和经商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方面，还一直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对很多进城农民来说，银行仅仅是存取款的机构，使用过存、取款业务的农民工占多数，近两年顶多是多了一项汇兑业务。与当地居民相比，外来农民工享受的金融服务品种要少得多。随着银行卡使用的增多，银行卡服务已成为倍受农民工欢迎的服务品种。
随着进城务工和经商农民人数的不断增多，以及国家对“三农”工作的重视，这种金融服务空白和需求的矛盾日渐突出,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三、农民工金融服务的完善
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观察进城务工和经商农民，虽然他们的人均金融资产相对较低，但是1亿多人的金融资产存量总额应当说是相当壮观的。随着他们队伍的不断壮大和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继续忽视这一庞大的人群，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鉴于农民工金融服务存在极大的缺失，无论是社会，还是金融机构，还是农民工自身都要重视这一问题，并尽量完善和改进农民工金融服务。
1.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大力发展面向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为农民工教育培训提供相应的资金贷款。相关金融机构要积极探索和完善符合职业教育培训特点的贷款管理办法，对农民工和农村适龄青年在就业有保障、国家认证的教育培训机构接受一年以上职业教育培训的，可采取由教育培训机构统一“承贷承还”i的办法，向参加职业教育培训的农民工或农村适龄青年提供商业性助学贷款服务。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也应积极创造条件，引导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参加正规职业教育发放助学贷款。让农民工既有在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生存、生产的技能，更促进农民工素质的全面提高。
2、加大金融宣传的力度。农民工对金融服务名义需求很多，但有效需求不足。就农民工个体而言使用金融服务的机会并不多，并且农民工自身的金融素质不高，加上金融服务宣传少，农民工对金融知识缺乏较全面的了解，金融知识匮乏。针对这一现状，金融机构应该积极利用电视、广播、报纸、手机短信等媒介，广泛深入地进行金融业务知识宣传，引导农民工了解和掌握银行卡服务的作用、操作规则及安全常识，提高农民工对银行卡的认知度，培养农民的用卡习惯，开展面对农民工金融知识宣传。如可在每年春节前后，利用农民工返乡过年之际，在车站、码头和县城集镇等地悬挂横幅，设置业务咨询台，向返乡和外出务工人员进行银行卡及汇兑业务知识宣传，指导农民工正确、安全使用银行卡，普及汇款办理业务知识。同时还应该在各机构开辟农民务工借记卡办理专柜，安排专业人员指导业务办理、讲授使用知识、安全常识。当然农民工自身也要解放思想，自觉增强金融意识，多学习一些金融知识。从自身做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金融知识匮乏的问题。
3.建立完善的金融服务网络平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县域各乡镇网点已逐渐撤销，农民工在县乡用卡消费十分有限。虽然农信社参加了商业银行的电子特约汇兑系统，但各地农信社的参与程度参差不齐，而且跨省服务无法实现。因此建议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在现有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网点基础上，统筹调整网点布局，消除农村信用社或邮政储蓄网点在农村乡镇分布的“盲区”，建立以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网点为依托的全国范围内的网络平台、功能完善的综合业务系统和通存通兑业务。在农信社和邮政储蓄已经实现城乡联网、通存通兑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安装自动柜员机，方便外出打工族和农民存取款。这样一来，农民工和其家人用款均可在本地和异地直接直取，既方便了农民工用钱，也增加了双方农村信用社的中间业务量，有利于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能力。
4.不断改善农民工金融环境，积极为农民工提供高层次、全方位的金融服务。结合各地实际，展开金融产品创新，为农民工量身定做开发出特色信贷产品。
(1)为农民工提供小额信贷业务。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强、资信难以考察、收入不稳定，金融资产微薄，迫于生计，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几乎大都外出打工时是空空的行囊，他们只能维持简单的生活循环即温饱状态，因此造成金融机构信贷服务真空现状。鉴于上述情况，建议农民工输入地金融机构可以适度推出2000元以下小额贷款，用以解决农民工在输出地因生活需要或家乡急需而暂时无法兑付工资所造成的困难，为了防止信贷风险，农民工小额贷款可以由农民工用工单位做担保，或在辖区建立农民工贷款风险担保基金由担保基金做保，由输入地的金融机构提供一年内的短期小额贷款，这样即保证了农民工的合法的金融服务要求，也增加了输入地金融机构的收入来源。同时由农民工输出地提供小额信贷支持，切实解决农民工的安家费、路费以及缴纳务工保证金等资金需要。解决留守人员资金需求，为输出农民工做好后盾。
(2)大量开办工资业务，以减少农民工的现金持有量。加强银行账户管理，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预防和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相关工作。不断改进和完善银行农民工工资的业务管理。对劳动保障部门按照有关规定指定设立工资保证金专户或要求在指定账户中预留工资保证金的，要积极予以配合。对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事业单位，要配合有关部门研究具体惩戒措施，并按规定及时将相关信用信息录入中国人民银行的企业征信系统。这样，既保证了农民工的资金安全，又减少了现金流量和柜台压力，提高了服务质量。
(3)除为外出务工农民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和便捷的信贷支持外，还需为外出农民家庭寻找致富门路，提供科技信息、理财等方面的服务，积极向广大外出打工人员提供收益率较高的人民币和外汇理财服务产品，加强外汇管理和政策宣传，为出国务工农民提供优质外汇服务，全面提升外出打工族金融服务档次。
5.加强风险管理，在农民工群体中构建信任机制。组织人力深入务工农民家中调查了解，将外出打工人员的基本信息、信贷信息和个人信息状况等信息纳入个人信用信息基本数据的归集范围，为提高外出打工族金融服务层次奠定基础。充分发挥个人征信系统信息在警示和防止违法事件中的惩戒作用。对恶意拖欠贷款的农民工，按规定将其拖欠贷款信息作为非银行信用信息及时录入到个人征信系统。通过及时披露不良信息，教育引导农民工诚实守信，重视自身的信用记录。积极开展征信宣传，发挥征信系统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障作用。要加大对农民工的宣传教育力度、广度和深度。通过改善农户观念来引导民间金融的发展，加强宣传和典型示范。同时要增加违约成本，必要时可以加以法律约束。加大失信者违约的成本，或者辅助于法律措施，直接加大对违约者的经济惩罚力度。巨大的违约成本必将减少交易双方的违约动机，进而降低金融机构在向农民工提供金融服务时面临的金融风险。
6.允许邮政储蓄机构按照一定标准发放贷款。邮政储蓄在农村有很多邮政储蓄网点，截至去年年底，邮政储蓄网点超过37000个，其中2/3以上网点分布在县及县以下农村地区，是中国营业网点最多的金融机构。ii以前作为农村金融市场另外一支力量的邮政储蓄是只存不贷。邮政储蓄虽然吸收了很多农村存款，但没有贷款功能，吸收农村资金并没有用于农村。调整有关政策，建立资金回流机制，允许邮政储蓄机构发放贷款，成为真正的邮政银行。使庞大的邮储存量资金更多地回归到农村，用于农民工贷款需求。
7.进一步拓宽信贷服务领域，完善担保机制，改进服务方式。抵押物缺乏加上非生产性的借贷使获取贷款的概率减小。建立农民工贷款担保机制，如农民工贷款风险担保基金。分散、转移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贷款的风险和损失。在农民工确实无法偿还贷款时，向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进行经济补偿，保障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的持续、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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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服务业，监管，河北
去年金融风暴的影响下，世界各国都受到不同程度德影响。在我们中国，我们的个个行业都受到不同的影响，有很多物流公司都相继倒闭或者产品都停留在仓库里，在就业方面，更是困难，本来对于我们这么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就业本就是一个难题，又加上金额危机的影响，在人才市场中就显得一片混乱。在对于像我们中国这么打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重大打击，对此我们国家也作出了很多政策去激活市场经济，促进消费。但对于这个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解决其的根本性根源。对此河北省有其特别的创新经营方式，显然这是值得我们就研究它金融服务业创新经营与监管问题。在此之前就先让我们了解一下金融风暴对河北省的影响的一些现实情况。
河北省以煤炭、纺织、冶金、建材、化工、机械、电子、石油、轻工、医药等十大产业为主体，布局基本合理的资源加加工结合型工业经济结构。工业生产中的一些行业和产品在全国居重要地位，但金融危机的影响，对此不得对以前的企业进行变革。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造成河北省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限产、停产和关闭，一些职工被辞退。在这些行业中，农民工比较集中。初步估计，河北省目前约有14万外出务工人员从省外返回。
还有：
（1）影响出口。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主要贸易伙伴国如美国、欧盟、日本等进口能力减弱，将对河北省出口产生不利影响。未来随着世界经济衰退加深，河北省出口形势会更加严峻。
（2）对利用外资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两个相反的方面。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由于目前我国经济环境相对稳定，国际资本出于避险的需要以及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会进入我国来寻找投资机会，河北省利用外资规模可能会因此而增加。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各国忙于应对危机，对资本流动干预加强，导致对外投资减少。此外，东南亚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纷纷出台优惠政策，扩大引资和出口，同我国招商引资形成激烈竞争。综合来看，金融危机对河北省引资工作影响尚不确定。
（3）对消费需求的影响。金融危机主要通过两个渠道来影响消费。一个是影响消费者信心来影响消费意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今年第三季度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8，比上季度和去年同期分别回落了0.3和3.2个百分点。而作为消费者对未来经济生活变化预测的预期指数，则回落更为明显，从一季度的97.5降至三季度的96.2，这一指标连续第四个季度出现下滑。另一个是通过影响财产性收入来影响消费。近期资本市场不景气，居民财产性收入大幅度下降，从而使社会消费能力下降。
以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金融危机对河北省的影响也并不小，那么我们该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1、提高知名度；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企业面对的是关闭的危机，特别的，如果一个公司没有知名度，很容易在这次“战争”中消失，所以可以从监督和管理方面入手。这样可以使一些员工的积极性提高，还可以避免很多的不好的现象出现（如：公司因突然没钱倒闭，员工擅自亏公司的钱等），另外，可以通过培训员工的技能素质和竞争能力，因为公司的营业额低了，现在搞的不能在停留在过去式，要与时俱进，对公司各层人员来个严格的考核。还有就是对产品质量的监督与体提高，要把产品质量放在第一。
2、深化金融组织体系的改革；根据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金融危机的到来，可以通过加强服务业来提高。因为金融危机只要是对经济的影响，特别的在市场上，服务业的影响是最小的，所以可以通过产业转型，可以加大力度对服务业的建设，对河北经济来说服务业不发达，特别的可以通过这次机会把服务业进行改革创新。要以金融服务业、港口物流、旅游业为突破口，加大服务业发展力度。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3、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经济整体抗御风险能力。河北省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已经迈出了坚实步伐，加大传统优势产业整合力度，推动河北钢铁集团、冀中能源集团挂牌运营。
4、金融监管制度的应对；为了防止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金融监管当局在制定金融机构稳定性指标和有关措施时，要考虑未来金融市场创新，金融机构资产的可能变化等，此外，要建立金融监管的预警系统，加强对金融体系安全性的监测，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也就是说金融监管要有市场性（第一步洞察到市场）。
但金融监管方面和金融服务业方面又要注意什么呢？
金融监管：
1．以鼓励积极金融创新，抑制消极金融创新为原则，首先搞什么。都要有积极性。要有积极的调配性。
2．模式的选择上，应由侧重于外部监管模式向既重视内部监管，也重视外部监管模式转变
从世界范围来看，金融监管无外乎三种类型：一种是侧重于外部监管的美国模式，其特点是金融监管主体可以站在超然的地位监管金融活动，避免部门本位主义，协调部门的立场和目标。二是侧重于内部监管的英国模式。其特点是政府除按必要的国家立法行事以外，较少干预金融活动，对金融业的日常监管主要由金融行业协会等组织来进行。三是侧重于内部监管与外部监管相结合的德国模式。金融创新具有复杂性及危机隐蔽性强的特点。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创新的弊端的反应往往较迟钝，而金融行业协会则反应灵敏，
服务业方面：服务业也要跟随者市场的变动，所以服务业也要进行创新，从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方向与思路：深化金融组织体系的搞个，真正把商业行金融机构培养成为利润的市场主体。激发其内在的创新动力；推动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建设；特别的根据金融危机对河北的影响，我们能可以从服务业方面入手，例如通过学习外国的一些经验和技术，因为外国的服务业非常发达，特别是美国教育方面，还有菲律宾的女佣。
对于服务业1.积极退进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的建设，为金融创新提供和营造适宜的市场环境。一方面，要稳定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积极鼓励交叉领域的金融创新，混合业发展。
总结：金融危机对河北的经济产生了影响，特别的根据河北现在的情况，可以通过金融服务业的创新和金融监管来提高河北金融的经济，虽然，金融的创新可能加大危机的潜伏，但结合河北现状，这又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金融服务业逐渐的变成了知识密集型和人才资本型。监管就更不用说，肯定是要的无论是哪个时代都是不变的，所以说要加强对金融服务业创新经营与金融的监管。
1.俞天一主编《中国金融运行机制转换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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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欧盟金融服务法中，母国控制原则是指跨境金融服务应主要遵循母国的监管规则，相应的监管责任也主要由母国监管当局承担。作为对母国控制的补充和这一原则的例外，东道国也可以制定部分监管规则，行使部分监管权力。母国控制原则不能适用于未经金融服务指令协调的领域。即使在金融服务指令中，它的效力也不是绝对的。相互承认原则是母国控制原则的前提和基础，母国控制原则又是实施相互承认原则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这一原则的形成与欧盟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方法的转变有着密切联系，其发展也是这种新的一体化模式广泛推行的必然结果。立法和司法实践表明，母国控制原则的适用范围尚不明确，其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为了消除跨境金融服务的法律壁垒，推动金融服务市场的一体化进程，欧盟金融服务立法应向协调行为规则、进一步明确划分监管责任并扩大母国控制范围的方向发展。 论文关键词：欧盟金融服务法，金融监管，母国控制，相互承认，共同利益 欧盟内部跨境金融服务的开展不但涉及不同成员国法律的适用问题，而且会导致不同成员国监管权限的冲突。长期以来，这一直是建立欧盟单一金融服务市场最主要的法律障碍。为了为跨境金融服务及其监管提供一个稳定的法律框架，提高服务效率并确保监管的充分和有效，推动欧盟金融服务市场的一体化进程，欧盟根据《欧洲共同体条约》（EC Treaty）中关于“设立机构的自由”（freedom of establishment）和“提供服务的自由”（freedom to provide services）的规定，以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ECJ）的判例法为基础，在一系列金融服务指令中确认了母国控制原则（home country control principle）。这一原则与最低限度协调原则（principle of minimal harmonization）和相互承认原则（principle of mutual recognition）等共同构成了欧盟金融服务法的基石，对欧盟单一金融服务市场法律框架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系统地研究母国控制原则的含义、这一原则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在实践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欧盟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的模式、发展水平和现实障碍，并准确地把握其发展趋势。 一、母国控制原则的含义 （一）概念 虽然母国控制原则是一项“贯穿于金融服务规则协调各个方面的指导性原则”，但是欧盟有关金融服务指令都没有对这一原则作出准确的界定。目前，在欧盟有关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的法律文件中，只有1985年《欧共体委员会关于建立内部市场的白皮书》（以下简称《1985年白皮书》）中涉及了母国控制原则的概念。着眼于跨境金融服务监管权限的分配，《1985年白皮书》指出：“‘母国控制’原则是指由金融机构的来源地成员国（Member State of origin）主管当局承担对该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的主要职责，……尽管服务接受地成员国的主管当局也享有部分监管权力，但是其监管只起辅助性（complementary）的作用。” 与《1985年白皮书》的视角不同，美国学者E. W. Warner对这一原则的概括则旨在明确适用于跨境金融服务的监管规则。在他看来，母国控制原则是母国监管规则的一种域外适用。据此，“来自欧共体某成员国的金融机构可以在任何其他成员国境内提供服务或者设立分支机构，该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受母国（home Member State）审慎监管规则的约束；作为服务的提供地国，东道国（host Member State） 也可以制定有限的补充性（ancillary）监管规则。” 我们认为，母国控制原则是一项旨在确定跨境金融服务准据法（applicable law）并划分有关成员国之间监管责任的法律原则。为此，母国控制原则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两个要素：1. 跨境金融服务的法律适用要素，即明确跨境金融服务应适用哪一成员国的法律；2. 监管权限或者监管责任的分配要素，即明确哪一成员国有权对跨境金融服务进行监管。事实上，上述两个方面的要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在确定跨境金融服务的准据法方面，某成员国与特定金融交易有着最密切的联系，该成员国就应被认为有充分的理由适用本国的监管规则。” 并且，“各成员国享有的利益以及对准据法的确定有影响的其他因素……同样也会影响监管责任的分配”。因此，有关金融服务指令在规定某类跨境金融服务适用特定成员国法律的同时，也会将监管权力和监管责任分配给该成员国，以确保金融服务提供者能够遵守该项金融服务的准据法。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欧盟金融服务法中的母国控制原则是指，欧盟金融机构通过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或者直接提供跨境金融服务时，应主要遵循该金融机构母国的监管规则，相应的监管责任也主要由母国监管当局承担。作为对母国控制的补充和上述原则的例外，东道国也可以制定部分监管规则，行使部分监管权力。 （二）效力和适用范围 虽然母国控制原则“金融服务指令中各项具体规定的基石”，但是这一原则仅仅是欧盟金融服务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而不是《欧共体条约》中的一项原则。《欧共体条约》中关于“设立机构的自由”和“提供服务的自由”的规定是实现欧盟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的法律依据。欧洲法院的判例法已经确认，上述两项规定在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方面具有直接适用的法律效力。因此，母国控制原则不能适用于未经金融服务指令协调的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在欧盟金融服务指令中，母国控制原则的效力也不是绝对的。司法实践表明，基于欧共体基本法的上位性（superiority），为了建立金融服务单一市场，欧盟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立法在不损害合理预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s）的情况下也可以不遵循这一原则，而是直接作出与该原则不一致的规定。 母国控制原则的这种“弹性”效力使得其在金融服务指令中的适用范围并不统一。从总体上讲，《存款保险计划指令》、《投资者补偿计划指令》、《保险公司重组和清算指令》和《信用机构重组和清算指令》几乎全面地贯彻了母国控制原则；在《金融产品市场指令》中，这一原则也广泛地适用于跨境金融机构监管的各个方面，唯一的例外是在通过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提供跨境投资服务的情况下，东道国承担部分监管责任；相对而言，母国控制原则在《第三非寿险指令》、《寿险业务综合指令》和《银行业务综合指令》中的适用范围最小也最为模糊。根据上述三项指令的有关规定，跨境金融服务的监管规则主要由许可和审慎监管规则（authorization and prudential supervision rules）以及共同利益例外规则（general good exception rules）两部分构成。其中，前者通过上述指令进行协调，并适用母国控制原则；后者仍然属于各成员国“监管自治”（regulatory autonomy）的范围，由东道国根据“共同利益”标准自行制定和实施，但须接受欧洲法院的司法审 查。 （三）与相互承认原则的关系 相互承认原则是指成员国之间相互作出承诺， “通过认可对方法律和监管规则的方式对跨境金融服务开放国内市场”。在欧盟金融服务法中，母国控制原则和相互承认原则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上述两项原则的适用范围都是有限的。从实践来看，母国控制原则和相互承认原则都是以对方成员国监管制度具有相当性（equivalence）、相似性（similarity）、一致性（compatibility）或者至少某种程度的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为条件的。[13]因此，它们都只能适用于金融服务指令已经协调的领域。另一方面，上述两项原则都是以最低限度协调原则为基础的。母国控制原则和相互承认原则都要求成员国之间相互信任（mutual trust）对方监管制度的充分性（adequacy），而这种相互信任的制度基础只有通过最低限度地协调各成员国金融服务监管制度的方式才能够建立起来。“实体法律标准的最低限度协调是理事会通过相关指令的基础，而该指令的通过则间接表明，通过实施该指令，各成员国特定领域的法律相互之间是充分的。”[14] 在实现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方面，母国控制原则和相互承认原则又有着不同的功能。相互承认原则强调从静态意义上认可对方成员国监管制度的充分性。母国控制原则则是一个动态意义上的概念，不仅要求各成员国监管制度具有相当性，而且还要求有关成员国通过“规范性的”（normative）活动，就跨境金融服务的准据法和监管权限划分问题建立一种新的安排。虽然一系列金融服务指令的制定和实施推动了各成员国特定领域金融服务监管制度的趋同，但是在确保成员国国内法与指令的有关规定的一致性方面，以及成员国实施指令的形式和方法方面，有关指令通常都允许各成员国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于是，各成员国实施有关指令的国内法就仍然具有共同体法（Community law）和成员国法（national law）的双重特征（dual character）。在这种情况下，就特定跨境金融服务而言，仍然有必要运用一定的法律原则进一步明确其准据法，并合理地划分有关成员国之间的监管责任。从这一意义上讲，相互承认原则为推行母国控制原则提供了制度基础，而母国控制原则又是实施相互承认原则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因此，有学者认为：“母国控制原则是相互承认原则的高级模式（an advanced version）”[16]，“母国监管模式只有建立在对各成员国监管标准的相互信任和信心的基础上才是可行的。”[17]欧洲法院也认为：“各成员国监管当局共同遵守的相互承认原则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而母国控制原则是实施相互承认原则的一种特殊形式。”[18] 二、母国控制原则的形成和发展 （一）早期银行指令的规定 从欧盟金融服务法的历史来看，母国控制原则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至《第一银行指令》中的有关规定。该指令指出，通过制定一系列指令协调各成员国有关信用机构设立和经营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种制度，使得在某成员国设有总机构并在其他成员国设有分支机构的信用机构不受其他成员国许可标准的约束”。并且，这种协调的结果应当是，“对于在多个成员国开展业务的信用机构，应由其总机构所在地的成员国对其实施全面监管，……”。[20]这就预示了一种发展方向，即信用机构的业务活动应当由其母国负责监管。可以说，上述规定是母国控制原则最早的法律渊源。 然而，《第一银行指令》毕竟脱胎于欧盟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的早期环境，反映的是欧共体关于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最初的态度和法律方法，即通过全面协调（full harmonization）各成员国金融服务法律制度的方式建立一种高度集中的体制，来实现欧共体内部金融服务市场的一体化。按照这种积极一体化（positive integration）模式，跨境金融服务的“法律适用问题可以通过其他方法解决，从而在理论上并无划分不同成员国法律制度主管范围的必要”。结果是，《第一银行指令》只涉及了母国控制原则的部分内 容，并且其中的某些规定也与该原则的精神并不一致。例如，该指令第4条第1款规定：“对于总机构在另一成员国的信用机构分行的开业申请，成员国应适用本国有关信用机构的法律和程序决定是否予以许可。”这表明，在取得开业许可方面，欧共体信用机构的分行与子行具有同等的地位，它们都必须受东道国审慎监管规则，特别是有关资本准备（capital reserves）要求的约束。因此，有学者指出：“《第一银行指令》的作用极为有限，其在许可方面的泛泛规定实在不值得一提。” [22] （二）Cassis de Dijon案：一个里程碑 在欧盟金融服务法中，母国控制原则地位的正式确立是欧盟内部市场一体化方法演进的必然结果，而判例法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79年，欧洲法院在Cassis de Dijon案的判决中，运用了一种以最低限度协调和相互承认为核心的新的一体化方法，并提出了母国控制原则。欧洲法院认为：“如果共同体规则没有对酒的生产和销售作出规定，……那么有关……事项就都由该成员国负责。在与本案有关产品的销售方面，有关成员国法律的不同规定阻碍了货物的自由流动。如果这些规定符合有关税收监管有效性、保护公共健康、商业交易的公正性或者保护消费者的强制性标准，它们就应当得到认可。”[24]据此，欧洲法院确立了一项原则，即如果某项产品能够在一成员国合法地销售，那么该产品就能够出口到另一成员国并在该国销售，除非《欧共体条约》另有规定或者进口国基于“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作出了限制性规定。换言之，各成员国应当相互承认对方成员国关于销售货物的法律的充分性。 随后，《1985年白皮书》将上述原则的适用范围扩展至跨境金融服务领域，并将其作为欧共体金融服务法的一项基本原则。《1985年白皮书》指出：“要求‘金融产品’自由流动的呼声日益高涨。……在工业和农业产品方面，欧共体委员会在Cassis de Dijon案判决中采用的方法与现在在保险单、家庭储蓄合同、消费信贷和参与共同投资计划等方面的做法颇为相似。……上述协调，特别是在持续性监管方面，应遵循‘母国控制’原则。”总之，就跨境金融服务而言，Cassis de Dijon案判决的意义在于，每个成员国应承认许可某金融机构的另一成员国法律的充分性；对于被许可金融机构在任何成员国提供的服务，均适用母国的法律。但是，在没有协调规则的情况下，相互承认必须让位于东道国根据“共同利益”（general good）作出的规定。 （三）母国控制原则的全面推行 尽管欧洲法院在Cassis de Dijon案的判决中提出了母国控制原则，但是在欧盟层面上，具体运用这一原则协调各成员国金融服务法律制度的努力则主要是通过一系列金融服务指令来实现的。1985年的《共同投资机构指令》是第一个实施母国控制原则的金融服务指令。其后，为了实现《1985年白皮书》设定的目标，欧共体各成员国于1986年2月签署了《单一欧洲法》（The Single European Act）。该法为单一市场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 障，极大地推动欧共体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以《第二银行指令》为标志，欧共体开始将上述新的一体化方法广泛地运用于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的各个方面，母国控制原则也在随后的《第三寿险指令》、《第三非寿险指令》、《投资服务指令》、《保险公司重组和清算指令》和《信用机构重组和清算指令》等一系列金融服务指令中得到了全面推行 。[27]至此，在欧盟金融服务法中，母国控制原则全面覆盖了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持续经营和市场退出监管的各个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的《存款保险计划指令》和1997年的《投资者补偿计划指令》还将母国控制原则的适用范围拓展至消费者补偿责任方面。因为消费者补偿责任与审慎监管有着密切联系，所以上述两个指令没有沿用其他金融服务指令划分母国和东道国监管责任的做法，而是更多地体现了母国控制的因素。根据指令的有关规定，对跨境金融机构应适用母国有关存款保险计划和投资者补偿计划的法律，相应的补偿责任也由母国监管当局承担。但是，上述指令也规定，如果东道国的补偿标准高于母国，东道国应确保接受母国审慎监管的跨境金融机构能够按照东道国的标准获得补偿，即东道国承担了一种“向上看齐”（topping-up）或者“补充保证”（supplementary guarantee）的责任。[29] 近几年来，为了为信用机构和寿险公司的设立和经营活动提供一个明晰和合理的法律框架，欧盟对原有的银行指令和寿险指令加以合并并进行了系统的编撰，先后制定了《银行业务综合指令》和《寿险业务综合指令》；面对欧盟内部金融服务市场上，投资者日益活跃、各种投资服务和金融产品越来越广泛和复杂的新形势，欧盟还在《投资服务指令》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的《金融产品市场指令》。这些新的框架性指令全面地继承了原有指令所遵循的母国控制原则。并且，与原有指令相比，它们的内容更加明确和具体，适用范围也更为广泛，这就使得母国控制原则在欧盟金融服务法中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综上所述，母国控制原则的形成与欧共体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方法的转变有着密切联系，其发展也是这种新的一体化模式广泛推行的必然结果。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消极一体化存在缺陷、完全集中化亦难以实现或者不可能的情况下，母国控制是最有效的一体化模式。” 三、母国控制原则的实践 （一）缺陷和不足 如前所述，母国控制原则旨在要求欧共体跨境金融机构主要遵守母国的监管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划定了母国和东道国的监管责任。从理论上讲，在欧盟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立法中，实施这样一项以母国控制为主，明确准据法和监管责任的法律原则有助于增强跨境金融服务监管法律框架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堵塞监管漏洞，避免重复监管及其给跨境金融机构带来的额外的监管负担。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母国监管模式的意义远远不限于协调和统一各种要求实行东道国控制的主张。这一原则触及了问题的根源，能够消除诱发监管失败的潜在因素。” 然而，在实践中，由于欧盟金融服务指令中关于母国控制原则适用范围的规定大多过于原则，欧洲法院对“共同利益”这一概念的解释又过于宽泛，母国控制和东道国控制的界限是相当模糊的，母国控制原则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目前，除了《金融产品市场指令》外，欧盟现行框架性金融服务指令都规定，东道国可以基于“共同利益”制定能够限制跨境金融服务的行为规则（rules of conduct）[34].与此同时，在Alpine Investment案[35]的判决中，欧洲法院还确认，跨境金融机构的母国也可以基于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维护本国金融市场声誉的“共同利益”制定行为规则。在这种情况下，跨境金融服务既要受到母国的许可和审慎监管规则的约束，可能同时又要遵守东道国和母国的行为规则。并且，在实践中，准确地区分审慎监管规则和行为规则也颇为困难。[36]因此，母国的许可和审慎监管规则与东道国的行为规则之间，以及母国的行为规则与东道国的行为规则之间都可能存在潜在的冲突。 与此同时，上述监管规则之间的冲突还有着颇为复杂的表现形式。目前，有关金融服务指令都没有对“共同利益”的概念和范围作出明确规定。尽管欧洲法院对这一概念的解释一直持谨慎的态度，但从司法实践来看，“共同利益”的范围是开放式的（open-ended），其内容也不是 一成不变的。而且，在不同成员国，“共同利益”的表现形式也可能有所不同。目前，已经被欧洲法院认可的“共同利益”标准包括：“维护行业关系的稳定”、“确保本国服务提供者的收入”、“保护服务接受者的利益”、“保护贷款人的利益并确保司法行政的效率”、“遵守职业道德”、“维护金融市场的良好声誉”、“防止欺诈”以及 “保护投资者和存款人的利益”等等。[38][39] 此外，上述已经被认可的“共同利益”标准能否适用于其他成员国也有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例如，在关于共同保险的Commission v. France案中，欧洲法院以保单持有人通常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为由认定法国的附加许可要求违反了“提供服务的自由”。而在关于普通直接保险的Commission v. Germany案[41]中，欧洲法院结合保单持有人一般为普通消费者的特点，认定德国的附加许可要求符合“共同利益”。这表明，欧洲法院倾向于在零售金融服务方面认定东道国行为规则的合理性。但是，从各成员国有关法律的规定来看，机构客户与普通金融服务消费者之间的界限并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同类跨境金融服务，即使在不同成员国适用相同的行为规则，其结果也可能截然不同。 毫无疑问，这种事后的、以个案为基础认定东道国行为规则合理性的做法无法为跨境金融服务的开展提供一个稳定的和可预见性强的法律框架，并可能导致重复监管，加重跨境金融机构的监管负担。在现阶段，这是欧盟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最突出的法律障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对‘共同利益’的宽泛解释直接危及了相互承认原则最基本的积极因素，……足以使任何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努力付之东流。” （二）未来的发展方向 针对母国控制原则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缺陷和不足，有学者认为，母国控制原则“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在表明母国承担审慎监管职责方面似乎颇有价值。但是，这一原则的作用不过如此。”欧盟经济和社会委员会（EESC）则认为，在现阶段，成员国的“共同利益”观念“与‘欧盟的利益’（European interest）并不一致”；为了消除跨境金融服务的障碍，“有必要在欧盟层面上考虑共同利益问题”。欧洲委员会也承认，金融服务指令中有关“共同利益”例外的规定构成了一种“不合理的障碍”（unjustifiable obstacles），被成员国用来限制跨境金融服务的市场准入。[44]为了为跨境金融机构提供明确的法律指引，欧洲委员会还先后发布了两个解释性文件，全面地概括和总结了欧洲法院关于“共同利益”例外规则的司法实践。[45] 我们认为，只有加强母国控制原则在欧盟金融服务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作用，才能够从根本上消除欧盟内部跨境金融服务的法律障碍，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此，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运用积极一体化模式，在欧盟层面上实现金融服务行为规则的协调。首先，从实践来看，在 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市场公正性和防止利益冲突方面，东道国控制本来就是不充分的。这是因为，上述问题涉及跨境金融机构的组织结构和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对整个跨境金融机构而言具有普遍意义。并且，内部控制体系又是决定金融机构是否遵守行为规则的主要因素，日益全球化的市场环境也要求金融监管更多地以整个跨境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体系是否健全和完善为导向。然而，在实行东道国控制的情况下，东道国监管当局往往难以掌握整个跨境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结构和经营情况，不仅监管的有效性难以保证，而且其监管还有被边缘化（marginalisati on）危险。 其次，国际金融监管惯例发展及其在欧盟成员国的实施也为在欧盟层面上实现金融服务行为规则的协调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近年来，为了推动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统一并促进监管合作，证监会国际组织（IOSCO）、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asel Committee）和国际保险监管官协会（IAIS）等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先后制定了大量的监管指南。这些指南既包括一般原则，也包括最低标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到了金融机构开展业务活动时必须遵循的行为规则。目前，上述原则和标准不仅得到了欧盟各成员国的普遍接受，而且其中有关行为规则的规定在欧盟金融服务指令中也已经部分地有所体现。[48]这表明，欧盟各成员国有关行为规则的立法和实践已经具备了实现协调所必需的共同基础。 此外，欧洲货币联盟（EMU）的建立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欧盟内部金融服务市场的面貌，各成员国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趋势明显加强，网上银行等新的金融服务方式也层出不穷。新的市场环境需要一个更加有效的监管体制、更加协调的监管环境和统一的欧盟金融监管机构，而金融服务行为规则的全面协调将为这种监管模式的变革提供强有力的制度基础。 在金融服务行为规则的协调方面，《金融产品市场指令》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了“达到高水平的投资者保护所必须的协调”，该指令没有沿用其他金融服务指令对母国控制原则的适用范围进行模糊处理的做法，而是以一种“几乎是接近全面协调的方式”[50]对信用机构和投资公司开展投资服务时应当遵守的行为规则作出了详尽的规定。此外，《金融产品市场指令》还将直接提供的跨境金融服务完全纳入母国控制原则的适用范围；对于通过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提供的跨境金融服务，该指令则明确限定东道国只承担“本指令明文规定的监管责任”[51].可以说，这种协调行为规则，明确划分监管责任并扩大母国控制原则适用范围的立法实践也应当是欧盟银行和保险市场一体化立法的发展方向。 「注释 本文涉及三个领域的金融服务指令：1.证券和投资服务市场一体化框架性指令，包括《共同投资机构指令》（Directive 85/611/EEC）、《投资服务指令》（Directive 93/22/EEC）、《投资者补偿计划指令》（Directive 97/9/EC）和《金融产品市场指令》（Directive 2004/39/EC）；2. 银行服务市场一体化指令框架性，包括《第一银行指令》（Directive 77/780/EEC）、《第二银行指令》（Directive 89/646/EEC）、《信用机构重组和清算指令》（Directive 2001/24/EC）、《存款保险计划指令》（Directive 94/19/EC）和《银行业务综合指令》（Directive 2000/12/EC）；3. 保险服务市场一体化指令框架性，包括《第三寿险指令》（Directive 92/96/EEC）、《第三非寿险指令》（Directive 92/49/EEC）、《保险公司的重组和清算指令》（Directive 2001/17/EC）和《寿险业务综合指令》（Directive 2002/83/EC）。目前，《投资服务指令》已经被《金融产品市场指令》废止，《第一银行指令》和《第二银行指令》已经被并入《银行业务综合指令》，《第三寿险指令》已经被《寿险业务综合指令》废止。 C-233/94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v.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1997] ECR I-2405， para. 126. Completing the Internal Market： White Paper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 n Counil， COM （85） 310 final （June 14， 1985）， para. 103. E. W. Warner， “Mutual Recognition” and Cross-border Financial Services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L. Contemp. Probs.， Autumn， 1992， p. 8. 事实上，调整跨境金融服务的实体法包括公法规范（如许可和审慎监管规则）、强行性私法规范（如保险合同法）和任意性私法规范（即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或者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的跨境金融服务合同的准据法）。目前，欧盟各成员国任意性私法规范之间的冲突主要适用1980年的《关于合同义务法律适用的罗马公约》（Rome Convention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Contractual Obligations）来解决。就跨境金融服务而言，该公约的某些规定也反映了母国控制原则的要求。例如，按照该公约第4条的规定，对于商务合同（commercial contract）或者非消费者合同（non-consumer contract），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合同的准据法，应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在直接提供跨境金融服务时，合同的特征性履行由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实施。因此，“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就是金融机构的管理中心（central administration）所在国，即母国。但是，在通常情况下，只有不同成员国公法规范和强行性私法规范的冲突才能构成欧盟内部跨境金融服务的法律壁垒。因此，本文在讨论调整跨境金融服务的实体法时不涉及任意性私法规范。此外，本文还将调整跨境金融服务的公法规范和强行性私法规范统称为跨境金融服务的监管规则，因为它们都具有强制适用的特点。 A. Gkoutzinis， European Banks and the Cross-border Provision of Services via the Internet： Commercial Pracitces and Regulatory Concerns， J. of Int‘l B. Reg.， Vol. 3， No. 3， p. 222. A. M. Corcoran T. L. Hart， The Regulation of Cross-border Financial Servi ces in the EU Internal Market， Colum. J. of Euro. L.， Spring， 2002， p. 266. E. Lomnicka， The Home Country Control Principle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Directives and the Case Law， Euro. Bus. L. Rev.， Sep./Oct. 2000， p. 324. See C-33/74 Van Binsbergen v. Bestuur van de Bedrijfsvereniging， [1974] ECR 1299； C-2/74 Jean Reyners v. Belgian State， [1974] ECR 631. See C-233/94 Germany v.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1997] ECR I-2405， para. 127. [11] 本文第三部分将详细分析有关共同利益例外规则的问题。 [12] A. Gkoutzinis， Cross-border Electronic Banking Activities in the Single European Market and the Normative Value of Home Country Supervision， J. of Int‘l B. Reg.， Vol. 5， No. 1， p. 85. [13] See A. Gkoutzinis， Cross-border Electronic Banking Activities in the Single European Market and the Normative Value of Home Country Supervision， J. of Int‘l B. Reg.， Vol. 5， No. 1， p. 85. [14] A. M. Corcoran T. L. Hart， The Regulation of Cross-border Financial Services in the EU Internal Market， Colum. J. of Euro. L.， Spring， 2002， p. 236. [15] 例如，欧盟框架性金融服务指令都强调，指令的有关规定仅仅为各成员国金融服务监管制度设定了最低标准，成员国可以针对本国金融机构制定更加严格的监管标准。 [16] A. Gkoutzinis， Cross-border Electronic Banking Activities in the Single European Market and the Normative Value of Home Country Supervision， J. of Int‘l B. Reg.， Vol. 5， No. 1， p. 85. [17] A. Gkoutzinis， Cross-border Electronic Banking Activities in the Single European Market and the Normative Value of Home Country Supervision， J. of Int‘l B. Reg.， Vol. 5， No. 1， p. 92. [18] C-25/88 Criminal Proceedings v. Wurmser， [1989] ECR 1105， para. 18. [19] Directive 77/780/EEC， Recital （10）。 [20] Directive 77/780/EEC， Recital （3）。 [21] E. Lomnicka， The Home Country Control Principle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Directives and the Case Law， Euro. Bus. L. Rev.， Sep./Oct. 2000， p. 324. [22] M. Hoskins， EEC Banking Law： Plugging the Gaps， J. of Int‘l B. L.， 1992， p. 57. [23] C-120/78 Rewe-Zentra l v. Bundesmonopolverwaltung für Branntwein， [1979] ECR 649. 这是一个关于货物自由流动的案件。原告系一家德国企业（Rewe-Zentral），拟从一家法国企业（Cassis de Dijon）进口一种法国利口酒。被告德国联邦酒类产品垄断管理局（Bundesmonopolverwaltung für Branntwein）允许进口这种酒，但禁止其在德国销售，理由是德国《酒类产品垄断法》第100条第3款规定了利口酒的最低酒精含量标准，而 Cassis de Dijon生产的这种酒并未达到上述标准。原告不服，向德国财政法院（Hessisches Finanzgericht）提起诉讼，后者遂请求欧洲法院就德国法律的上述规定是否符合《罗马条约》第30条和第37条的规定作出预先裁决（preliminary ruling）。欧洲法院判决认为，德国法律中有关货物自由流动的限制性措施并不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 [24] C-120/78 Rewe-Zentral v. Bundesmonopolverwaltung für Branntwein， [1979] ECR 649， para. 8. [25] Completing the Internal Market： White Paper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Council， COM （85） 310 final， paras. 102-103. [26] See Directive 85/611/EEC， Art. 4 （关于母国承担许可责任的规定） and Art. 5d （关于母国承担审慎监管责任的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1985年白皮书》之后制定的框架性金融服务指令中，只有《共同投资机构指令》没有明确使用“母国控制原则”一词。 [27] See Directive 92/96/EEC， Recital （6）； Derective 92/49/EEC， Recital （5）； Derective 93/22/EEC， Recital （3）； Directive 2001/17/EC， Recital （11）； Directive 2001/24 /EC， Recital （6）。 [28] See Directive 94/19/EC， Art. 4 and Directive 97/9/EC， Art. 7 （1）， para. 1. [29] See Directive 94/19/EC， Art. 4 and Directive 97/9/EC， Art. 7 （1）， para. 3. [30] See Directive 2000/12/EC， Recital （7）； Directive 2002/83/EC， Recital （7）； Directive 2004/39/EC， Recital （23）。 [31] A. Gkoutzinis， Cross-border Electronic Banking Activities in the Single European Market and the Normative Value of Home Country Supervision， J. of Int‘l B. Reg.， Vol. 5， No. 1， p. 87. [32] A. Gkoutzinis， Cross-border Electronic Banking Activities in the Single European Market and the Normative Value of Home Country Supervision， J. of Int‘l B. Reg.， Vol. 5， No. 1， p. 85. [33] 在欧盟金融服务法中，“共同利益”一词是一个纯粹的司法概念，泛指极为重要的公共利益要求（imperative public interest requirements）。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欧洲法院为了通过判例法补充《罗马条约》第30条关于数量限制例外的规定，在有关货物自由流动案件的判决中创设了这一概念。后来，鉴于《罗马条约》没有关于“提供服务的自由”的例外规定，欧洲法院在有关金融服务的案件中也广泛地使用了这一概念，以判断成员国国内法中限制“提供服务的自由”和“设立机构的自由”的措施是否合理。See T. R. F. Sexton， Enacting 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s More Stringent than other States‘ Laws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Re Disposable Beer Cans： Commission v. Denmark， Cornell Int’l L. J.， Vol. 24， p. 578. See also S. K. Schmidt， The Impact of Mutual Recognition： Inbuilt Limits and Domestic Response to the Single Market， J. of Euro. Pub. Pol.， Dec.， 2002， pp.937-938. [34] 具体地讲，行为规则包括市场行为规则（rules of market conduct）和商业行为规则（conduct of business rules）。其中，市场行为规则是指“防止滥用市场行为的法律和监管规则”，这些规则旨在通过禁止滥用内幕信息、制裁市场欺诈和市场操纵行为来保护金融服务消费者的利益以及市场的公正性；商业行为规则是指调整金融机构与客户关系的法律规范。通常，这些法律规范表现为一系列“基本的法律原则和详尽的监管规则”，用来确保金融机构能够诚实地管理客户的资产、恰当地执行客户的指令以及避免或者合理地处理利益冲突问题。从法律性质上讲，市场行为规则属于公法性质的法律规范，适用时不以事先存在合同或者受托关系为前提；而商业行为规则既包含公法性质的法律规范，也包含私法性质的法律规范。在实践中，准确区分上述两类行为规则是很困难的，欧盟金融服务指令也没有将两者截然分开。See E. Avgouleas， The Harmonization of Rules of Conduct in EU Financial Markets： Economic Analysis， Subsidiarity and Investor Protection， Euro. L. J.， Vol. 6， No. 1， p. 74. [35] C-384/93 Alpine Investment BV v. Minister van Financien， [1995] ECR I-1141. [36] 例如，在通过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提供跨境金融服务的情况下，有关利益冲突的规则就兼具审慎监管规则和行为规则的特点。 [37] 例如，《银行业务综合指令》前言第7段指出：“在相互承认的范围内，如果信用机构在东道国开展业务活 动的方式与母国相同，那么东道国不应限制这些业务活动，但东道国保护共同利益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20条第4款规定：“东道国可以采取适当措施，阻止或者惩处其境内违反有关共同利益的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第22条第5款规定：“在必要的情况下，东道国应告知信用机构为了维护共同利益而必须遵守的规定。”该条第11款规定：“信用机构可以在东道国境内对其业务进行广告宣传，但是应遵守东道国基于共同利益而对广告的形式和内容作出的规定。”另外，《寿险业务综合指令》前言第46、47、49和53段、第33条、第40条第4款以及第47条，《第三非寿险指令》前言第19、20、24和29段、第28条、第32条第4款、第41条以及第54条第1款也有类似的规定。 [38] See A. Gkoutzinis， Online Financial Services in the European Internal Marke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commerce Directive in the UK， Int‘l Rev. of L.， Comp. Tech.， Vol. 17， No. 3， p. 326. [39] [40] C-220/83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v French Republic， [1987] ECR 3663. [41] C-205/84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v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1987] ECR 3755. [42] A. Gkoutzinis， Online Financial Services in the European Internal Marke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commerce Directive in the UK， I nt‘l Rev. of L.， Comp. Tech.， Vol. 17， No. 3， p. 324. [43] E. Lomnicka， The Home Country Control Principle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Directives and the Case Law， Euro. Bus. L. Rev.， Sep./Oct. 2000， p. 331. [44] See Insurance： Support for Clear Rules on Cross-border Service and General Good， European Report.， Sep 12， 1998， p. 1. [45] See Commission Interpretative Communication on the Freedom to Provide Services and the Interest of the General Good in the Second Banking Directive， SEC （97） 1193 final， Jun. 20， 1997. Commission Interpretati ve Communication on Freedom to Provide Services and the General Good in the Insurance Sector， O. J. of the EC， Feb 16， 2000. [46] See J. J. Norton， A Perceived Trend in Moder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gulation： Increasing Reliance on a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Int‘l L.， Vol. 37， pp. 46-47. [47] See ， for example， IOSCO， Objectives and Principles of Securities Regulation， May， 2003； Technical Committee of the IOSCO， International Conduct of Business Principles， Jul.， 1990； Basel Committee， Core Principles for Effective Banking Supervision， Sep.， 1997； IAIS， Principles for Conduct of Insurance Business， Dec.， 1999； IAIS， Insurance Core Principles and Methodology， Oct.， 2003. [48] See E. Avgouleas， The Harmonization of Rules of Conduct in EU Financial Markets： Economic Analysis， Subsidiarity and Investor Protection， Euro. L. J.， Vol. 6， No. 1， p. 77. [49] Directive 2004/39/EC， Recital 。 [50]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Securities Markets， Mon. Rep. of the Deutsche Bundesbank， July， 2004， p. 36. [51] See Directive 2004/39/EC， Recital （32）。 文章 来源：中华 励誌网 论文 范文 www.zhlzw.com
论文摘要：农村信用社准确的市场定位对发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稳定和壮大农村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着重分析了目前不同类型特征农村信用社市场定位的现状，并就如何规范农村信用社市场定位，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在“三农”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提出了相关思路。
一、不同类型特征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定位
（一）农村信用社市场定位的现状
从总体上看，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定位是面向“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之所以定位“三农”，是因为农村信用社主要是由广大农民入股组成，服务区域主要集中在农村，资金主要来源于农村各类经济主体和广大农民，服务对象以农户和农村经济组织为主，员工最熟悉的服务领域是“三农”。同时，受区域经营特性所限，农村信用社在资本、规模、成本、技术、人才、信息等各方面均受到严重制约，难以和大中型金融机构争夺大中型客户，这就决定了农村信用社无论业务怎么发展，都必须植根农村，贴近农民。另外，这又是农村信用社业务发展所必需的，因为农业是国家最基础的产业，受到国家的政策保护，综合考虑国家政策、经济周期、行业发展、人口和地理、社会心理和客户利益因素，可以得出结论：农村信用社的这种市场定位将使自身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
（二）不同类型特征农村信用社市场定位的现状分析
农村信用社要坚持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方向，加强经营管理，充分发挥在农村金融中的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这一提法，已明确了农村信用社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三农”，农村信用社市场定位也主要在“三农”，但全国各地的实际情况不同，一些工业化程度高、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已经或即将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三农”的概念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一些个体、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农民已不再是农民，而是工人、商人、投资者，在此类情况下，如果再从传统的“三农”概念中去界定农村信用社的经营，那么就很难适应形势的发展与情况的变化，支持“三农”、服务“三农”就同实际情况产生了严重的背离。
1、县级及县级以下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定位。（1）明确为“三农”服务的市场定位。基层农村信用社应将自己服务范围定位于“三农”，强化支农服务功能。定位是竞争的手段，竞争是定位的目标，没有固定的客户群体和稳固的根据地就无法竞争，农村信用社要明确为“三农”服务的市场定位，把农村信用社办成以农村为阵地，为“三农”服务，推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民脱贫致富的金融主导力量。（2）坚持以支持农民增收为目标。农村信用社在经营活动中要坚持以支持农民增收为目标，积极支持“三高”农业，在满足农户一般性种养业贷款和小额消费贷款资金同时，增加对农产品加工户、个体工商户、运销户的信贷支持，要根据当地政府农业产业化发展情况，对优势产业项目进行重点扶持。有一定种养规模且信用好的农户和辖内符合国家产业、行业政策，优先扶持，对名胜和市场前景良好的企业，当地龙头企业等作为自己主要的客户群体。针对实际情况，调整贷款期限，对一些经营周期长的项目，适当延长贷款期限，或者实行活放活收的贷款管理模式，让农民拿到一笔贷款后，在定期归还贷款利息的前提下，可以根据不同季节的不同需求滚动使用贷款。转变观念，适当增加贷款种类和贷款投放数额，农民提供多门类全方位的信贷扶持。2、城郊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定位。（1）坚持服务“三农”支持高效农业发展。城郊农村信用社要优先安排资金支持高产、高效益农业，以及与城市居民密切相关的“菜篮子”工程，重点要支持种植业、养殖业，努力把城郊培植成城区居民生活资源的供应站，从而加大城区对郊区市场的依赖。特别要支持用地面积小、设备先进、技术含量高和经济效益好的特色农业、旅游观光农业、生态农业、无公害农业等。在支持方式上应采取点、面结合的方法，以产业大户和专业户为扶持重点，带动城郊农民走共同发展的路子，不断增强广大农民对农村信用社的信任与支持，促进农村信用社业务的快速健康发展。（2）大力拓展支持社区发展和民营企业两个空间。位于城郊的信用社与设在农村的信用社在经营环境与服务对象上有明显区别，城郊农村信用社必须根据自身的区域特点，创新发展思路，找准市场定位，走出特色之路。城郊型农村信用社随着其“农”字色彩的逐渐淡化，不能再将市场片面地定位于“小农业”，同时，也不能把自己等同于一般商业银行，片面的追求“小而全”的经营模式，那只会在削弱自身总体抗风险能力的同时，为城郊信用社以后的健康发展埋下隐患。随着城乡结合部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民营企业的兴起，为城郊型农村信用社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空间，而这恰恰就是各大金融机构竞争力最薄弱的领域，是城郊型信用社最容易争取和发展的空间，这也符合城郊型农村信用社资金实力的现实和分散风险的要求。因此，城郊型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定位应该是：坚持以“农民自己的银行”为定位点，大力拓展支持社区发展和民营企业两个空间。
3、城区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定位。（1）摆正位置，不与国有商业银行盲目竞争。现阶段城市信用社首先应当稳住阵脚，在同国有商业银行有可比的地方要强化，比如存款工作，一定要做实做好，要力争创新服务水平；发展边缘业务，着手中间业务，把现有对中小企业和私营经济的支持做好、做足、做大。城市信用社在市场的位子必须摆正，不要贪大贪多，不应和国有商业银行盲目争大企业、争大项目，应在高科技、小规模上做出文章。业务方面首先要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把服务方向调准。（2）“以个私为本，为市民服务”的定位。位于“兵家必争之地”带有浓厚“农”字色彩的城区农村信用社，因其市场定位模糊、经营理念滞后、资产质量低下、业务品种匮乏、服务手段落后，无法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在与商业银行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因此城区农村信用社在市场定位的选择上，必须扬长避短，立足于支持城区经济发展，采取“依托个私，拓展市民”的战略，把市场定位在“以个私为本，为市民服务”上。这种市场定位是实事求是的，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能取得最佳效果的组合模式。城区居民、个体民营经济金融服务空间大，市场前景看好，城区农村信用社应该利用自身人多地熟的优势，积极拓展客户群体，重点开拓居民及个体民营经济组织这一信贷市场，抢占这一新兴市场。（3）以服务社区为定位。城区农村信用社应以服务社区为定位，以同商业银行“错位竞争”为思路，以贷款“零售”业务为手段，以多元化经营为方向，不断拓展自身的市场空间。具体讲，要以居民、商户、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根据服务对象的特点制定符合需求的品牌产品。据相关调查显示，城市居民户或城镇化建设程度较高的发达地区“准城市居民”户同农户相比，大多数有具有商品性质的房产和固定工资收入，有的还有一定数额的银行存款，从事工商企业的还有厂房设备等一定数额的资产。因此，农村信用社可以吸纳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成功经验，把社区金融服务业务的名称定为社区居民户小额贷款。按照这一思路逐步在城区或城镇化建设程度较高的发达地区创建出新的业务品牌——“社区居民小额贷款”品牌服务项目。
二、规范农村信用社市场定位的思路
（一）推进农村信用社市场业务创新
1、加大科技投入将科技的创新转化为农村信用社业务的创新。农村信用社应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充分挖掘现有设备的潜力，发挥其最大的效率，并积极依托中国银联、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等各种网络，拓展服务的范围和内涵；借助电子化及网络等高科技手段，进一步开发服务项目，增加服务功能，提高科技含量和服务质量；创新网上银行业务，形成自身的独特优势和品牌效应，提高自身竞争能力；完善创新电子转账、支付等业务内容；提高汇兑、结算等业务的服务效率，巩固已有的市场份额。2、完善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激励机制。市场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谁拥有了人才，谁就拥有了推动业务发展的最基本的原始动力，谁就占据了业务创新的制高点。农村信用社应充分认识到创新人才的重要作用，通过努力深化人事用工制度改革，加强员工培训，建立公正、公开、公平的人才竞争机制，切实保证农村信用社能够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同时，要不断完善激励机制，加大在业务创新中做出贡献人员的激励力度。
（二）深化体制改革促进农村信用社稳健发展
1、完善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目前，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改革已经初步到位，绝大多数省份都选择了省联社作为政府行使管理职责的机构。在“国家宏观调控、加强监管，省级政府依法管理、承担责任，信用社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新体制下，省联社如何履行好管理、指导、协调、服务的职责，现在还没有成型的模式和做法可供遵循。农信社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探索性的系统工程，我们称之为“现有认知水平的最佳选择”，是符合实际的。
2、理性选择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由于历史、地理和人文种种主客观因素，中国各个地区农村经济建设情况不同，特别是东西部农村发展更是悬殊，因此不能片面认为合作制合适或者是股份制合适。农村信用社要明晰产权制度，形成多种金融组织形式并存的局面。在传统农业区，由于农民原有积累少、农业基础薄弱，“三农”问题的解决客观上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帮助。因此，对这类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可先改革为政策性金融，待“三农”问题逐渐缓解后可进行股份制改革。在农村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农村信用社可以改组为股份制的农村商业银行。
3、加强内控制度建设。一是通过补充、修改完善有关问责制度，加大对各级领导人员管理责任的追究力度，特别是加大对由于失职造成风险损失的各级领导人员的责任追究力度。二是适应强化内控、规范管理的需要，对有关规章制度做进一步补充与细化，构建适合内部各业务环节、各岗位之间有的工作运行和监督制约机制；更要建立严格的制度执行、考核和奖惩体系，确保有章必循，并明确责任追究的重点和要求。三是加大对责任认定人员的行为约束和责任追究，确保责任认定工作得到落实。四是通过对处理程序的调整、完善，明确处理程序中应贯彻的原则、责任认定部门、责任认定的监查部门、责任认定程序与处理程序的对接等。五是切实做到违章必究。
（三）争取政策支持为营造实现市场定位的良好氛围
农村信用社要积极争取政府政策扶持和其他支持，包括获取中央银行专项票据的支持、政府有关方面给予农村信用社以商业银行平等的待遇、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等等；对各级党政部门和乡村两级组织的结欠贷款，要依靠当地政府采取措施予以清理，对党政工作人员拖欠的不良贷款或担保的到期贷款，要依靠行政和司法手段予以清收，以挽回农村信用社信贷资金的损失；要依照国际惯例，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农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确保农村信用社支农信贷资金的安全。
参考文献：
1、孙迎春.构建农村金融体系的若干思考[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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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虎,沈进.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浅议[J].现代金融,200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