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行为金融学；金融物理学；实验经济学；鞅论；流形
自从戈森定律的兴起，再加上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门格尔和瑞士的瓦尔拉斯在19世纪70年代掀起“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基础理论便发生了第二次飞跃。经济学基础理论第一次飞跃是由传统的劳动价值论转到基数效用价值论的飞跃，第二次飞跃是基数效用论朝着序数效用论的转换。而序数效用论之萌发也即是人类开始重视心理效用在经济生活中的体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如火如荼。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与蓬勃发展标志着学者对经济生活中的心理效应的认识的深化和发展。与此同时，作为行为经济学主要的、成功的运用来看，行为金融学在对主流金融学(又称标准金融学)的批判与质疑中成长壮大，在股票市场实践中显示了强大的力量。行为金融理论认为，证券的市场价格并不只由证券自身包含的一些内在因素所决定，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参与主体行为的影响,即投资者心理与行为对证券市场的价格决定及其变动具有重大影响。行为金融学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心理学分析所起的作用。行为金融学融汇了心理学基本原理，其主要表现在信仰（过度自信、乐观主义和如意算盘、代表性、保守主义、确认偏误、定位、记忆偏误）以及偏好(展望理论、模糊规避)在行为金融学的应用。从而，行为金融理论包含两个关键要素：（1）部分投资者由非理性或非标准偏好驱使而做出非理；（2）具有标准偏好的理性投资者无法通过套利活动纠正非理性投资者造成的资产价格偏差。这意味着非理性预期可以长期、实质性地影响金融资产的价格。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行为金融学在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从而逐渐为经济学的主流所接受。自诞生起就被奉为经典的现代金融理论受到的挑战一直未停过，主要是行为金融学对其理论前提“理性人假设”、“有效市场假说”的挑战甚为激烈。在对传统主流经济（金融）学的批判中，一大批行为经济（金融）学家成长起来，并获得了世人的承认。主流金融学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主流金融资产定价理论在实践和解释金融市场“异象”中遇到了巨大困难。主流金融学--资产定价理论主要包括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股票资产定价模型理论及套利定价理论。主流金融学中的资产定价理论是以有效市场假说为隐含前提，建立在数理模型和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不能较好地说明实际投资过程，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在实践中也存在较大的不足。而行为金融理论对作为主流金融学理论基石的有效市场假说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与质疑。
黄树青在《行为金融学与数理金融学论争》一文中，提到DeBondt和Thaler(1985)、Statman(1995)、Berstein(1996)、以及Shiller(2000)等行为金融学家在不遗余力地为行为金融学呐喊。而行为金融学与数理金融学争论的起点是1973年——1974年纽约城市电力公司取消红利支付导致中小股东扬言采取暴力行动；其争论的核心是市场有效性---过度反应和滞后反应；其争论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对立；行为金融组合理论与马柯维兹资产组合理论的对立；如何看待泡沫与风险补偿的对立等。而刘志阳在《国外行为金融理论述评》（载于《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3期，页码：71——75）一文中，首先指出了EMH理论形成过程中，奥斯本和法玛的贡献最大。奥斯本提出随机游走，法玛在这基础上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接着指出了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历史可以概括为以下阶段：（1）早期阶段（2）心理学行为金融阶段（3）金融学行为阶段。并认为行为金融理论的理论基础是：（1）期望理论；（2）行为组合理论。同时，指出了投资行为模型应分类为：（1）BSV模型；（2）DHS模型；（3）HS模型；（4）羊群效应。最后提出了行为金融实证检验：（1）小公司效应；（2）反向投资策略；（3）动态交易策略；（3）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而与此同时，学者卫珑在《关于中国资本市场问题的研究综述》（载于《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3期）一文中总结了国内著名专家学者们诸如樊纲、吴晓求、梁定邦、吴敬琏以及厉以宁等人对中国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看法以及他们对其主要问题的研究。但在这一文中，没有丝毫迹象表明这些专家学者们运用行为金融学等基础理论对中国股票市场进行研究，而是总结了这些专家在这方面的定性分析。从中可以保守地推出：至少在中国著名的学者圈子里，引用比较前沿的数量方法来研究中国股票市场的数目不容乐观。换言之，我们还是将国外金融学前沿理论基本处于引入的初级阶段，基本上是对国外的金融学前沿理论做综述而简单介绍之，将其运用到中国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分析很少，做综合分析的就更少。目前，国内学者引入金融学前沿方法对中国股票市场研究的主要有：张本祥（《非线性动力学的理论及其应用——资本市场非线性分析》；吉林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孙博文（《中国股市波动的混沌吸引子的测定与计算》[J]，哈尔滨理工大学学报，2001，5）；金学伟（《用分形理论看当前股市》）等。
除了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国外学者运用行为金融学等前沿理论对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研究主要有：Kahneman和Tversky的期望理论；Kahneman和Tversky的遗憾论；Shefrin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LeRoy和Porter对过度反应的研究；Bernard和Thomas对反应不足的研究；Tversky和Shafir对分离效应的研究；Tversky和Kahneman的可行性试探法的研究等。除此之外，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为行为金融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了又一强大武器。实验经济学对经济人理性假设提出了强烈的挑战，使得过去奉为经典的“大数定律”和“大拇指法则”遭受到根本的震撼，从而提出了一个假设：在不同的测度空间下，原有的经济研究将发生面目全非的变化。而这一假设与西方学者们大量引入鞅论、测度论和分形以及流形等理论到股票市场分析当中来是相互呼应的。我们知道，在Grassman空间下与在Hausdorff空间下以及Wiener空间下，同一事物采用不同的标量来刻度得出的结果是不同的，甚至迥然相异。正如在同一反馈函数，对初值的精度稍有不同或者迭代次数不同，得出的结果或许一个是收敛的，一个是混沌的。当然，金融物理学的兴起也促进了金融学研究的革命性变化。金融物理学对经济学的另一个基本假设（信息充分）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关于对这一假设的研究很早的时候就有肯尼斯*J*阿罗的经典著作《信息经济学》，随后又有斯蒂格勒等诺贝尔获得者对二手市场的信息占有的研究；接着到了信息滤波经济理论时代。其主要理论为维纳滤波理论和卡尔曼滤波理论。维纳滤波理论比较集中地表述在维纳——辛钦定理中，其主要是采用偏差反馈方法，用于滤波处理。卡尔曼滤波理论是本世纪60年代初提出来的。1960年和1961年，美籍匈牙利学者卡尔曼和美国学者布希提出了递推滤波算法，成功地将状态变量方法引进滤波理论当中来。目前，对滤波理论在经济学中的拓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有穆斯和卢卡斯等人。穆斯在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基础上提出了信息滤波；卢卡斯在继承魏克塞尔价格理论基础上，考虑了信息滤波与混淆问题。而搜寻理论实际是滤波理论在现实中的一个具体体现；统计滤波理论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为基础的一种滤波理论。而金融物理学引入纤维束等革命性工具对传统金融学进行改造，也是对原有信息理论分析的一种深化。金融物理学和实验经济学是推动行为金融学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因为，行为金融学的视角从是行为的角度来考察金融领域的。而分析人类行为，主要从物理的角度和心理的角度来刻画。而金融物理学正是从物理的角度来考察金融问题的，同时另一方面，实验经济学主要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的。总之，这些领域的基本原理基本上都能在数学上找到比较合适的表达方式，从而推进金融学研究和金融学前沿理论在股票市场的运用所采用的一般形式的数学化。
沿着这些大师们的足迹，我们可以判定：未来的金融实践活动将越来越超乎一般人的设想，金融学前沿理论的应用将越来越综合化。考虑到国内学者现在的研究趋势，对于金融学前沿理论在中国股票市场分析中的应用，大致可以做如下展望：（1）Shefrin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采用Shefrin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来分析中国股市投资者的选股优化问题；（2）Arrow的风险配置和信息相互关系模型。采用Arrow的风险配置和信息相互关系模型来探析中国股票市场的风险和信息之间的非线性相关性；（3）采用金融物理学中的资金流动态模型来解剖中国股票市场定价问题；（4）利用遍历模型和最优停时模型来探求中国股票市场的漂移系数、股票价格优化以及股市政策效应分析；（5）利用数学模型、非线性模型和混沌模型以及分形模型考察中国股票市场的复杂；（6）利用序方法、卡尔夫算子以及微分流形模型探索中国股票市场的局部均衡问题；（7）利用生物学和心理学基本原理来验证实验经济学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分析效果。总之，中国学者将金融学前沿理论应用到实际经济工作分析当中来还任重而道远，有待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交流合作，去挖掘和探讨金融学前沿理论并将之运用到实践当中来。
参考文献：
1、托马斯J萨金特；《动态宏观经济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
2、黄达主编；《货币银行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2版
3、姜波克主编；《国际金融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4、杨秀琴钱晟编著；《中国税制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5、陈共主编；《财政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
6、蒋殿春编著；《高级微观经济学》；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7、奥利维尔琼布兰查德斯坦利费希尔著；《宏观经济学高级教程》；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
8、周爱民编著；《高级宏观经济学》；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
9、张定胜编著；《高级微观经济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10、曾诗鸿主编；《西方经济学习题解答》；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
11、KnutSydseterTopicsinMathematicsAnalysisforEconomistsAcademicPressLondon1981
12、郭庆旺编著；《现代经济增长模型比较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
13、卡里尔伊林斯基著；《金融物理学－非均衡定价中的测量建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14、申曙光等著；《中国保险投资问题研究》；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15、伍海华等著；《资本市场复杂性》；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16、劳伦斯克莱因著；《经济理论与经济计量学》；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
17、肯尼思阿罗著；《信息经济学》；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
18、L.schoonbeek,E.SterkenandS.K.Kuipersedited;MethodsandApplicationsofEconomicDynamics;North-Holland;1995
19、RobertA.Becker,JohnH.BoydIII;CapitalTheory,EquilibriumAnalysisandRecursiveUtility;Blackwell;1997
关键词：行为金融学；金融物理学；实验经济学；鞅论；流形
自从戈森定律的兴起，再加上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门格尔和瑞士的瓦尔拉斯在19世纪70年代掀起“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基础理论便发生了第二次飞跃。经济学基础理论第一次飞跃是由传统的劳动价值论转到基数效用价值论的飞跃，第二次飞跃是基数效用论朝着序数效用论的转换。而序数效用论之萌发也即是人类开始重视心理效用在经济生活中的体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如火如荼。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与蓬勃发展标志着学者对经济生活中的心理效应的认识的深化和发展。与此同时，作为行为经济学主要的、成功的运用来看，行为金融学在对主流金融学(又称标准金融学)的批判与质疑中成长壮大，在股票市场实践中显示了强大的力量。行为金融理论认为，证券的市场价格并不只由证券自身包含的一些内在因素所决定，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参与主体行为的影响,即投资者心理与行为对证券市场的价格决定及其变动具有重大影响。行为金融学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心理学分析所起的作用。行为金融学融汇了心理学基本原理，其主要表现在信仰（过度自信、乐观主义和如意算盘、代表性、保守主义、确认偏误、定位、记忆偏误）以及偏好(展望理论、模糊规避)在行为金融学的应用。从而，行为金融理论包含两个关键要素：（1）部分投资者由非理性或非标准偏好驱使而做出非理；（2）具有标准偏好的理性投资者无法通过套利活动纠正非理性投资者造成的资产价格偏差。这意味着非理性预期可以长期、实质性地影响金融资产的价格。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行为金融学在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从而逐渐为经济学的主流所接受。自诞生起就被奉为经典的现代金融理论受到的挑战一直未停过，主要是行为金融学对其理论前提“理性人假设”、“有效市场假说”的挑战甚为激烈。在对传统主流经济（金融）学的批判中，一大批行为经济（金融）学家成长起来，并获得了世人的承认。主流金融学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主流金融资产定价理论在实践和解释金融市场“异象”中遇到了巨大困难。主流金融学--资产定价理论主要包括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股票资产定价模型理论及套利定价理论。主流金融学中的资产定价理论是以有效市场假说为隐含前提，建立在数理模型和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不能较好地说明实际投资过程，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在实践中也存在较大的不足。而行为金融理论对作为主流金融学理论基石的有效市场假说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与质疑。
黄树青在《行为金融学与数理金融学论争》一文中，提到DeBondt和Thaler(1985)、Statman(1995)、Berstein(1996)、以及Shiller(2000)等行为金融学家在不遗余力地为行为金融学呐喊。而行为金融学与数理金融学争论的起点是1973年——1974年纽约城市电力公司取消红利支付导致中小股东扬言采取暴力行动；其争论的核心是市场有效性---过度反应和滞后反应；其争论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对立；行为金融组合理论与马柯维兹资产组合理论的对立；如何看待泡沫与风险补偿的对立等。而刘志阳在《国外行为金融理论述评》（载于《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3期，页码：71——75）一文中，首先指出了EMH理论形成过程中，奥斯本和法玛的贡献最大。奥斯本提出随机游走，法玛在这基础上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接着指出了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历史可以概括为以下阶段：（1）早期阶段（2）心理学行为金融阶段（3）金融学行为阶段。并认为行为金融理论的理论基础是：（1）期望理论；（2）行为组合理论。同时，指出了投资行为模型应分类为：（1）BSV模型；（2）DHS模型；（3）HS模型；（4）羊群效应。最后提出了行为金融实证检验：（1）小公司效应；（2）反向投资策略；（3）动态交易策略；（3）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而与此同时，学者卫珑在《关于中国资本市场问题的研究综述》（载于《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3期）一文中总结了国内著名专家学者们诸如樊纲、吴晓求、梁定邦、吴敬琏以及厉以宁等人对中国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看法以及他们对其主要问题的研究。但在这一文中，没有丝毫迹象表明这些专家学者们运用行为金融学等基础理论对中国股票市场进行研究，而是总结了这些专家在这方面的定性分析。从中可以保守地推出：至少在中国著名的学者圈子里，引用比较前沿的数量方法来研究中国股票市场的数目不容乐观。换言之，我们还是将国外金融学前沿理论基本处于引入的初级阶段，基本上是对国外的金融学前沿理论做综述而简单介绍之，将其运用到中国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分析很少，做综合分析的就更少。目前，国内学者引入金融学前沿方法对中国股票市场研究的主要有：张本祥（《非线性动力学的理论及其应用——资本市场非线性分析》；吉林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孙博文（《中国股市波动的混沌吸引子的测定与计算》[J]，哈尔滨理工大学学报，2001，5）；金学伟（《用分形理论看当前股市》）等。
除了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国外学者运用行为金融学等前沿理论对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研究主要有：Kahneman和Tversky的期望理论；Kahneman和Tversky的遗憾论；Shefrin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LeRoy和Porter对过度反应的研究；Bernard和Thomas对反应不足的研究；Tversky和Shafir对分离效应的研究；Tversky和Kahneman的可行性试探法的研究等。除此之外，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为行为金融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了又一强大武器。实验经济学对经济人理性假设提出了强烈的挑战，使得过去奉为经典的“大数定律”和“大拇指法则”遭受到根本的震撼，从而提出了一个假设：在不同的测度空间下，原有的经济研究将发生面目全非的变化。而这一假设与西方学者们大量引入鞅论、测度论和分形以及流形等理论到股票市场分析当中来是相互呼应的。我们知道，在Grassman空间下与在Hausdorff空间下以及Wiener空间下，同一事物采用不同的标量来刻度得出的结果是不同的，甚至迥然相异。正如在同一反馈函数，对初值的精度稍有不同或者迭代次数不同，得出的结果或许一个是收敛的，一个是混沌的。当然，金融物理学的兴起也促进了金融学研究的革命性变化。金融物理学对经济学的另一个基本假设（信息充分）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关于对这一假设的研究很早的时候就有肯尼斯*J*阿罗的经典著作《信息经济学》，随后又有斯蒂格勒等诺贝尔获得者对二手市场的信息占有的研究；接着到了信息滤波经济理论时代。其主要理论为维纳滤波理论和卡尔曼滤波理论。维纳滤波理论比较集中地表述在维纳——辛钦定理中，其主要是采用偏差反馈方法，用于滤波处理。卡尔曼滤波理论是本世纪60年代初提出来的。1960年和1961年，美籍匈牙利学者卡尔曼和美国学者布希提出了递推滤波算法，成功地将状态变量方法引进滤波理论当中来。目前，对滤波理论在经济学中的拓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有穆斯和卢卡斯等人。穆斯在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基础上提出了信息滤波；卢卡斯在继承魏克塞尔价格理论基础上，考虑了信息滤波与混淆问题。而搜寻理论实际是滤波理论在现实中的一个具体体现；统计滤波理论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为基础的一种滤波理论。而金融物理学引入纤维束等革命性工具对传统金融学进行改造，也是对原有信息理论分析的一种深化。金融物理学和实验经济学是推动行为金融学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因为，行为金融学的视角从是行为的角度来考察金融领域的。而分析人类行为，主要从物理的角度和心理的角度来刻画。而金融物理学正是从物理的角度来考察金融问题的，同时另一方面，实验经济学主要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的。总之，这些领域的基本原理基本上都能在数学上找到比较合适的表达方式，从而推进金融学研究和金融学前沿理论在股票市场的运用所采用的一般形式的数学化。
沿着这些大师们的足迹，我们可以判定：未来的金融实践活动将越来越超乎一般人的设想，金融学前沿理论的应用将越来越综合化。考虑到国内学者现在的研究趋势，对于金融学前沿理论在中国股票市场分析中的应用，大致可以做如下展望：（1）Shefrin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采用Shefrin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来分析中国股市投资者的选股优化问题；（2）Arrow的风险配置和信息相互关系模型。采用Arrow的风险配置和信息相互关系模型来探析中国股票市场的风险和信息之间的非线性相关性；（3）采用金融物理学中的资金流动态模型来解剖中国股票市场定价问题；（4）利用遍历模型和最优停时模型来探求中国股票市场的漂移系数、股票价格优化以及股市政策效应分析；（5）利用数学模型、非线性模型和混沌模型以及分形模型考察中国股票市场的复杂；（6）利用序方法、卡尔夫算子以及微分流形模型探索中国股票市场的局部均衡问题；（7）利用生物学和心理学基本原理来验证实验经济学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分析效果。总之，中国学者将金融学前沿理论应用到实际经济工作分析当中来还任重而道远，有待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交流合作，去挖掘和探讨金融学前沿理论并将之运用到实践当中来。参考文献：
1、托马斯J萨金特；《动态宏观经济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
2、黄达主编；《货币银行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2版
3、姜波克主编；《国际金融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4、杨秀琴钱晟编著；《中国税制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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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蒋殿春编著；《高级微观经济学》；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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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爱民编著；《高级宏观经济学》；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
9、张定胜编著；《高级微观经济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10、曾诗鸿主编；《西方经济学习题解答》；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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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申曙光等著；《中国保险投资问题研究》；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15、伍海华等著；《资本市场复杂性》；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16、劳伦斯克莱因著；《经济理论与经济计量学》；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
17、肯尼思阿罗著；《信息经济学》；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
18、L.schoonbeek,E.SterkenandS.K.Kuipersedited;MethodsandApplicationsofEconomicDynamics;North-Holland;1995
关键词：行为金融学；金融物理学；实验经济学；鞅论；流形
自从戈森定律的兴起，再加上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门格尔和瑞士的瓦尔拉斯在19世纪70年代掀起“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基础理论便发生了第二次飞跃。经济学基础理论第一次飞跃是由传统的劳动价值论转到基数效用价值论的飞跃，第二次飞跃是基数效用论朝着序数效用论的转换。而序数效用论之萌发也即是人类开始重视心理效用在经济生活中的体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如火如荼。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与蓬勃发展标志着学者对经济生活中的心理效应的认识的深化和发展。与此同时，作为行为经济学主要的、成功的运用来看，行为金融学在对主流金融学(又称标准金融学)的批判与质疑中成长壮大，在股票市场实践中显示了强大的力量。行为金融理论认为，证券的市场价格并不只由证券自身包含的一些内在因素所决定，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参与主体行为的，即投资者心理与行为对证券市场的价格决定及其变动具有重大影响。行为金融学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心理学所起的作用。行为金融学融汇了心理学基本原理，其主要表现在信仰（过度自信 、 乐观主义和如意算盘、代表性、保守主义、确认偏误、 定位、记忆偏误）以及偏好( 展望理论、模糊规避)在行为金融学的应用。从而，行为金融理论包含两个关键要素：（1）部分投资者由非理性或非标准偏好驱使而做出非理性行为；（2）具有标准偏好的理性投资者无法通过套利活动纠正非理性投资者造成的资产价格偏差。这意味着非理性预期可以长期、实质性地影响金融资产的价格。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行为金融学在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从而逐渐为经济学的主流所接受。自诞生起就被奉为经典的金融理论受到的挑战一直未停过，主要是行为金融学对其理论前提“理性人假设”、“有效市场假说”的挑战甚为激烈。在对传统主流经济（金融）学的批判中，一大批行为经济（金融）学家成长起来，并获得了世人的承认。主流金融学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主流金融资产定价理论在实践和解释金融市场“异象”中遇到了巨大困难。主流金融学--资产定价理论主要包括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股票资产定价模型理论及套利定价理论。主流金融学中的资产定价理论是以有效市场假说为隐含前提，建立在数理模型和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不能较好地说明实际投资过程，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在实践中也存在较大的不足。而行为金融理论对作为主流金融学理论基石的有效市场假说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与质疑。
黄树青在《行为金融学与数理金融学论争》一文中，提到De Bondt 和 Thaler(1985)、Statman(1995)、Berstein(1996)、以及Shiller(2000)等行为金融学家在不遗余力地为行为金融学呐喊。而行为金融学与数理金融学争论的起点是1973年——1974年纽约城市电力公司取消红利支付导致中小股东扬言采取暴力行动；其争论的核心是市场有效性---过度反应和滞后反应；其争论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对立；行为金融组合理论与马柯维兹资产组合理论的对立；如何看待泡沫与风险补偿的对立等。而刘志阳在《国外行为金融理论述评》（载于《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3期，页码：71——75）一文中，首先指出了EMH理论形成过程中，奥斯本和法玛的贡献最大。奥斯本提出随机游走，法玛在这基础上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接着指出了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以下阶段：（1）早期阶段（2）心理学行为金融阶段（3）金融学行为阶段。并认为行为金融理论的理论基础是：（1）期望理论；（2）行为组合理论。同时，指出了投资行为模型应分类为：（1）BSV模型；（2）DHS模型；（3）HS模型；（4）羊群效应。最后提出了行为金融实证检验：（1）小公司效应；（2）反向投资策略；（3）动态交易策略；（3）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而与此同时，学者卫珑在《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研究综述》（载于《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3期）一文中了国内著名专家学者们诸如樊纲、吴晓求、梁定邦、吴敬琏以及厉以宁等人对中国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看法以及他们对其主要问题的研究。但在这一文中，没有丝毫迹象表明这些专家学者们运用行为金融学等基础理论对中国股票市场进行研究，而是总结了这些专家在这方面的定性分析。从中可以保守地推出：至少在中国著名的学者圈子里，引用比较前沿的数量来研究中国股票市场的数目不容乐观。换言之，我们还是将国外金融学前沿理论基本处于引入的初级阶段，基本上是对国外的金融学前沿理论做综述而简单介绍之，将其运用到中国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分析很少，做综合分析的就更少。，国内学者引入金融学前沿方法对中国股票市场研究的主要有：张本祥（《非线性动力学的理论及其应用——资本市场非线性分析》；吉林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孙博文（《中国股市波动的混沌吸引子的测定与》[J]，哈尔滨理工大学学报，2001，5）；金学伟（《用分形理论看当前股市》）等。
除了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国外学者运用行为金融学等前沿理论对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研究主要有： Kahneman和Tversky的期望理论；Kahneman和Tversky的遗憾论；Shefrin 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LeRoy 和 Porter 对过度反应的研究；Bernard 和Thomas 对反应不足的研究；Tversky 和 Shafir 对分离效应的研究；Tversky 和Kahneman 的可行性试探法的研究等。除此之外，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为行为金融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了又一强大武器。实验经济学对经济人理性假设提出了强烈的挑战，使得过去奉为经典的“大数定律”和“大拇指法则”遭受到根本的震撼，从而提出了一个假设：在不同的测度空间下，原有的经济研究将发生面目全非的变化。而这一假设与西方学者们大量引入鞅论、测度论和分形以及流形等理论到股票市场分析当中来是相互呼应的。我们知道，在Grassman空间下与在Hausdorff 空间下以及Wiener 空间下，同一事物采用不同的标量来刻度得出的结果是不同的，甚至迥然相异。正如在同一反馈函数，对初值的精度稍有不同或者迭代次数不同，得出的结果或许一个是收敛的，一个是混沌的。当然，金融物理学的兴起也促进了金融学研究的革命性变化。金融物理学对经济学的另一个基本假设（信息充分）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关于对这一假设的研究很早的时候就有肯尼斯*J*阿罗的经典著作《信息经济学》，随后又有斯蒂格勒等诺贝尔获得者对二手市场的信息占有的研究；接着到了信息滤波经济理论。其主要理论为维纳滤波理论和卡尔曼滤波理论。维纳滤波理论比较集中地表述在维纳——辛钦定理中，其主要是采用偏差反馈方法，用于滤波处理。卡尔曼滤波理论是本世纪60年代初提出来的。1960年和1961年，美籍匈牙利学者卡尔曼和美国学者布希提出了递推滤波算法，成功地将状态变量方法引进滤波理论当中来。目前，对滤波理论在经济学中的拓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有穆斯和卢卡斯等人。穆斯在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基础上提出了信息滤波；卢卡斯在继承魏克塞尔价格理论基础上，考虑了信息滤波与混淆问题。而搜寻理论实际是滤波理论在现实中的一个具体体现；统计滤波理论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为基础的一种滤波理论。而金融物理学引入纤维束等革命性工具对传统金融学进行改造，也是对原有信息理论分析的一种深化。金融物理学和实验经济学是推动行为金融学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因为，行为金融学的视角从是行为的角度来考察金融领域的。而分析人类行为，主要从物理的角度和心理的角度来刻画。而金融物理学正是从物理的角度来考察金融问题的，同时另一方面，实验经济学主要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的。总之，这些领域的基本原理基本上都能在数学上找到比较合适的表达方式，从而推进金融学研究和金融学前沿理论在股票市场的运用所采用的一般形式的数学化。
沿着这些大师们的足迹，我们可以判定：未来的金融实践活动将越来越超乎一般人的设想，金融学前沿理论的应用将越来越综合化。考虑到国内学者现在的研究趋势，对于金融学前沿理论在中国股票市场分析中的应用，大致可以做如下展望：（1）Shefrin 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采用Shefrin 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来分析中国股市投资者的选股优化问题；（2）Arrow的风险配置和信息相互关系模型。采用Arrow的风险配置和信息相互关系模型来探析中国股票市场的风险和信息之间的非线性相关性；（3）采用金融物理学中的资金流动态模型来解剖中国股票市场定价问题；（4）利用遍历模型和最优停时模型来探求中国股票市场的漂移系数、股票价格优化以及股市政策效应分析；（5）利用数学模型、非线性模型和混沌模型以及分形模型考察中国股票市场的复杂性行为；（6）利用序方法、卡尔夫算子以及微分流形模型探索中国股票市场的局部均衡问题；（7）利用生物学和心理学基本原理来验证实验经济学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分析效果。总之，中国学者将金融学前沿理论应用到实际经济工作分析当中来还任重而道远，有待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交流合作，去挖掘和探讨金融学前沿理论并将之运用到实践当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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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我国对外贸易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持续高速增长，有效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然而我国的外贸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区域间外贸发展不平衡是其中之一，沿海地区外贸发展要明显好于内陆地区。究其原因，固然有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而基础设施、科技和人力资源、金融支持体系等贸易环境“软”因素如今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比较青岛市与武汉市贸易环境竞争因素，找到两市乃止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外贸发展呈现巨大差异的部分原因并提出建议，希望以此促进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在外贸发展上扬长避短、协同发展。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d.芒图在其名著《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中就写道，对外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酵母”；20世纪30年代d.h.罗伯特逊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更具说服力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亚洲四小龙相继提出并成功实施了“贸易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最终都实现了经济腾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保持持续高速增长，2007年对外贸易总额已超过2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三位，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极大提高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中国正在日本、亚洲四小曾经走过的“光辉之路”上疾步前行。
然而我国的外贸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严重，集中体现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外贸发展不平衡--沿海地区外贸发展明显好于内陆地区。究其原因，固然有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而如今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基础设施、科技水平、金融环境、政府政策等贸易环境“软”因素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比较青岛市与武汉市外贸竞争环境因素--基础设施、科技和人力资源、金融支持体系，从中找到两市乃至不同区域间外贸发展呈现巨大差异的部分根源并提出建议，希望以此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区域间的平衡发展。
1基础设施
城市基础设施是指城市中直接为维护城市生产与生活正常秩序和保证城市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的设施，是一个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投资者在进行国际投资和实施国际贸易时，东道国基础设施竞争力一直以来是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青岛市2004年被评为“cctv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获“企业家满意奖”，2005年青岛市又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等称号。通过比较青岛市和武汉市在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建设分项数据和排名可以清楚看到，除了个别项目外，青岛市在人均城建资金、燃气普及率、人均道路面积、污水处理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等绝大多数城市基础设施分项上都要好于内陆城市武汉市。由于世界贸易和现代物流的发展，越来越强调货物周转的高效性，一国或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日益成为外商直接投资地选择的重要考虑因子，进而在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较两市的交通运输条件同样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客运量、货运量或是货运周转量比较来看，青岛市总体上都要高于武汉市。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青岛市的城市基础建设要好于武汉市，而且优势较为明显，尤其是在交通运输上。究其原因，除了自身经济实力和地理位置上的差异外，武汉市在城市基础建设的规划和管理上也存在诸多问题：（一）重视建设过程管理，轻视运营和养护管理。（二）目前城市基础设施管理的系统过于分散，协调能力不强。（三）投资主体单一，融资渠道较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四）市政建设规划滞后。（五）管理和维护成本偏高。（六）市政工程形成城市资产的比例不高，已形成城市资产的市政设施有没有盘活。（七）政府债务风险日益突出。
2 科技和人力资源
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表面上看是产业、产品之间的竞争，而实质上是科技和人才之间的竞争。世界经济巨人比尔·盖茨曾说过：“给我20个优秀人才，我将再造一个微软。”跨国公司作为国际投资的主体，他们在选择投资地时，除了考虑基础设施条件之外，科技水平和人力资源也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一国或地区若在人力资源方面具有优势，将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砝码。
武汉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浓厚，人才众多，尽管在经济发展上与青岛市等沿海城市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在人力资源上特别是高等人才上拥有优势，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武汉市今后应保持在人力资源特别是高等教育上的良好机制和势头，将人力资源上的优势转化为生产力，形成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早日实现城市经济的腾飞。而青岛市作为沿海城市，尽管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发达程度上要好于武汉市，但是由于城市历史较短，科学、教育和文化系统不如武汉市等内陆城市完善。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如今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竞争力的提高已形成较为明显的互动效应，因此青岛市等沿海城市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科技竞争力也在加速提升，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也在提高，青岛市与武汉市在科技和人力资源之间的差距在缩小。
3金融支持体系
对外贸易运行是贸易商品运行与贸易资金运行的有机统一，这就决定了对外贸易与金融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对外贸易是贸易金融发展的基础，而金融又通过汇率机制、结算机制、融资机制和避险机制影响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为了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都十分注重发挥金融的各项功能，围绕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不断完善贸易金融政策、产品和服务体系。
我们从银行金融市场和非银行金融市场两个方面比较青岛市和武汉市的金融体系。（1）银行金融市场。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存贷款，而存贷的数量和资金运转周期主要取决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青岛市经济发达，集中了海尔、海信、澳柯玛、青岛啤酒、青岛双星等很多全国乃至世界知名企业，企业存贷款行为活跃；同时，东部发达省份人口众多，高收入人群大量集中于此，个人金融活动活跃；另外，从中西部流动之东部地区的进程务工人员一般将收入存在工作所在地银行机构，所有这些都促使青岛市等沿海地区银行金融市场异常活跃。除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外，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华夏银行、上海浦东银行、福建兴业银行等纷纷活跃于青岛市等沿海城市经济舞台上。至于外资银行，也主要集中于东部，尤其是沿海几个大中城市。而相比之下，武汉市等内陆省市资金吸纳潜力较小，且资金投放的风险大，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西部地区普遍设点较少，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也只有少数几家在西部设有分支机构，因此武汉市等内陆城市银行金融市场发育迟缓。（2）非银行金融市场。相比银行金融活动而言，非银行金融活动受政府调控和影响较小，基本上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因此资本“逐利”的市场天性使得以青岛市为代表的东部沿海省市的非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远远高于以武汉市为代表的内陆省市。
现代金融活动与地区经济和市场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因此，无论是传统的银行金融市场还是新兴的非银行金融市场，青岛市等沿海省市的发展现状都要明显好于武汉市等内陆省市，而良好的金融支持体系又进一步促进了青岛市等沿海省市的外贸发展和经济增长，使沿海省市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地区经济的增长进入“良性循环”机制。
4 对策建议
面对以青岛市为代表的沿海省市和以武汉市为代表的内陆省市在基础设施、科技和人力资源、金融支持体系等外贸竞争环境因素上的现状和差距，为了缩小差距，扬长避短，实现我国对外贸易区域间协调发展，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4.1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外贸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无论对于沿海省市，还是内陆省市，基础设施对于外贸增长都具有重要作用，建议各地政府应当把基础设施的投入作为重点发展的行业和领域。尤其是以武汉市为代表的内陆省市的基础设施相对较差，而基础设施对于中西部内陆省市外贸增长和整体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又处于“上升期”，因此无论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应当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和科学管理有效促进内陆省份基础设施的改善，为吸引外资和促进外贸发展创造条件。
4.2建立和完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体系，切实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步伐。
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科技水平和人力资本对于地区外贸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与以青岛市为代表的沿海省市相比，武汉市等内陆省市在科技和人力资源上并不占劣势，很多内陆城市拥有良好的科教系统和人力资源培养机制，也取得了一些科技成果，但应用于生产实际的成果比例偏低，难以将科技成果有效转化为生产力。青岛市为代表的沿海省市之间科技发展不平衡，差异较大，部分沿海省市并没有表现出跟自身经济发展程度相称的科技竞争力水平，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加大科技投入，夯实科教基础，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和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机制，促进产业结构的改造升级，提高产品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4.3促进沿海省市和内陆省市金融市场互动发展，为外贸发展提供良好支持。
由于金融活动与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青岛市等沿海城市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活跃的企业活动直接促进了自身金融市场的繁荣，资金“逐利”的天性还使得内陆省市有限的的资金不断流向沿海省市，进一步加剧了两地省市金融市场发展的差异。为了使资金的单向流动逐渐演变为双向流动，促进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金融市场的互动发展，除了国家财政支持和宏观政策引导外，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将在未来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要把“西部大开发”作为一个契机，在“西部大开发”的实施过程中引导东部企业和金融业到中西部投资和设立分支机构，促进内陆省市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育，为内陆省市的外贸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4.4充分利用自然优势，努力发展“特色贸易”。
以青岛市为例，青岛市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就具有鲜明的特色：青岛依山傍海的地理位置时期形成了港口、旅游、海洋等“特色产业”。青岛港是中国第一大国际集装箱中转港，在当前世界贸易越来越强调物流效率和周转速度的情况下，青岛市应该充分利用其港口优势，为其外贸发展提供良好的运输条件。同时青岛市还是名副其实的“海洋科技城”，海洋产业总产值接近全国的1/10。青岛市应该因地制宜，充分发掘海洋产业的潜力，将海洋产业优势与对外贸易很好的结合起来。内陆城市同样具有自身的自然优势，内陆城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因此应在开发利用城市历史文化上下功夫。通过发展深层次、高附加值的文化产品、产业作为塑造城市品牌，提升城市知名度，扩大对外开放度和加大对外交流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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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均都存在着战略雷同的问题，沿边城商行位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末梢区域，更在竞争中处于不利之隅，但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为其转型发展提供重大机遇。我国大陆沿边省区共有九个，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新疆、、甘肃、广西、云南，国境线长达2.2万公里，与15个国家和地区接壤。长期以来，我国沿边开放严重滞后于沿海开放，2015年末，九个沿边省区在全国GDP、本外币存款余额、货物进出口总额和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四个主要开发开放指标中的比重仍然很低，依次为18.06%、13.72%、6.40%和17.09%，如图1所示。
在实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大背景下，沿边开放态势凸显出地缘战略价值。具体地，一是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依托“中蒙俄经济走廊”，加强与蒙古和俄罗斯跨境互联互通，充分发挥二连浩特、满洲里等口岸的枢纽作用，抓住俄罗斯大规模投资开发远东地区计划，拓展对俄金融合作，开展跨境经济合作，加强产业对接；二是西北地区的新疆、甘肃，分别致力于建设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和黄金段，依托“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以及“新亚欧大陆桥”，打通连接中亚、西亚的贸易融资大通道，发挥新疆霍尔果斯口岸以及喀什经济开发区贸易金融功能；三是西南地区的云南、广西、，依托“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以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两廊一圈”等合作机制，加强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合作机制对接，带动此三大经济板块联动发展。其中，云南更是地缘战略价值显要，它同时位居于“一带一路”西南沿线国家四大多边合作机制（中国―东盟“10+1”组织、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两廊一圈”）之中。
“一带一路”战略中，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其中，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要改善与沿线国家存在的“连而不通、通而不畅”现状，势必引发大量投融资需求，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区域金融合作等方面，都离不开金融业的大力支持，也将会催生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需求，为金融机构发展带来广阔前景。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沿边省区的开发开放是一大历史性战略机遇，对于沿边城商行的发展也是一大历史性战略机遇。2015年末，沿边城商行总资产规模、各项存款、各项贷款占全国城商行的比重已分别达到21.93%、22.16%、21.39%。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沿边城商行应发挥地缘优势，扬长避短地把握战略机遇，依托国家战略中的规划通道及相应合作机制，因地制宜地发展沿边金融、跨境金融，在当前中国商业银行严重的同质化发展、白热化竞争中，实施差异化发展，寻求自身的战略转型之路。从管理学原理来讲，商业银行差异化战略实质上是对商业模式的选择，这种选择一方面要剔除自身不利因素、减少运营成本，另一方面要增加竞争优势、创造和提升买方价值。如图2所示。
沿边城商行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独特优势：以富滇银行为例
在2016年9月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期间，中央电视台热播的大型纪录片《一带一路》，关注报道了富滇银行在践行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有益实践。沿边金融和跨境金融是富滇银行特色差异化发展的重要抓手，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一些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
一是以战略为先导，通过跨境金融带动差异化发展。作为云南的省级地方法人银行，早在2008年恢复成立之初，就明确提出了“立足云南，辐射西南，面向全国，走向泛亚”的泛区域发展战略，在总体战略规划中专门制定了国际业务子战略，将跨境业务作为国际业务的核心内容，确立了“构造地缘金融网络、搭建跨境金融平台，为跨境泛区域客户提供多币种的广泛金融支持”的跨境金融经营定位，把跨境金融、沿边金融作为富滇银行有别于其他商业银行的特色化经营、差异化发展的战略举措。
二是富滇银行在沿边口岸和周边国家战略布局经营机构。尽管是商业银行，富滇银行并不完全以商业利益为驱动，而是站在国家战略的角度，基于国家利益而非商业价值的原则设立营业机构。在境内，以推尤嗣癖以诙南亚周边化，以有利于拓展跨境人民币业务便利化为己任，优先在边境口岸而非经济发达区域设立分支机构。目前，富滇银行已完成了云南毗邻的老挝、越南、缅甸三国的边境口岸建立了营业机构，在蒙自、河口、景洪、磨憨、勐腊、瑞丽、姐告、孟连、腾冲和普洱等设立分支行。在境外，富滇银行以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金融交流，有利于促进云南经济金融扩大开放，实现“安邻、睦邻、富邻”为己任，率先在经济金融落后、但政治稳定，并且是进入中南半岛主要节点的老挝设立营业机构。在2010年成立的富滇银行老挝代表处的基础上，2014年1月与老挝大众外贸银行合资设立富滇控股的老中银行。老中银行成立一年多运营良好，得到老挝央行及当地社会各界的肯定与好评。
三是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的金融互联互通。富滇银行率先开展人民币对周边国家货币直接定价，实现中老、中泰、中越三国本币实时跨境结算服务，全方位为客户提供人民币、老挝基普、泰国泰铢和越南盾的跨境结算服务。2013年8月富滇银行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核准，获得办理调运外币现钞进出境业务资格，成为全国第一家获得外币现钞跨境调运资格的城市商业银行，也是西南地区唯一具有外币现钞跨境调运资质的法人银行。富滇银行还与多国金融机构建立业务联动，并达成同业授信。先后与老挝、柬埔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等国家的金融机构建立业务联动；行和账户行关系网络广泛，注重全球广泛覆盖。
四是不断推出跨境人民币业务品种与模式。主要是构建多渠道的跨境人民币结算平台，省内首家提供人民币跨境融资方案，省内首家获准办理远期结售汇业务，推出本外币金融组合产品创新等，拓展跨境人民币业务，推动人民币在东南亚国家周边化。
五是突出业务特色，以边贸模式参与和深化沿边金融改革。以口岸分支行为重要支点，打造形成了“瑞丽边贸结算模式”、“红河河口边贸业务清算模式”、“版纳边贸结算模式”。这些具有富滇银行特色的边贸模式，大大提高了贸易项下人民币结算、边民往来结算，拓展跨境人民币信用证结算业务量的增长。同时，以沿边六州市分行为依托，挖掘边境贸易和边境合作区政策，实行“一行一策”，对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点州市地区分支行，从资源配置方面保证对跨境经济合作区和跨境经营企业的信贷支持，以业务模式创新带动沿边金融的业务突破与发展。
从区域角度看，“一带一路”具有较强的地理依赖路径，金融地理学相关理论强调地理环境因素对于金融现象的影响，在赋予地理环境前提下，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产品都有着特殊的地理及历史条件。此外，跨时空的金融机构交叉核算以及贸易和流动，都成为影响金融流动的重要因素。基于此理论，区域化地缘化的金融发展路径不仅对“一带一路”战略的金融支持有重要影响，也是发挥地缘优势构建地缘金融网络的必然趋势，沿边城商行由于其“沿边”的地理特性而从地缘化角度形成“一带一路”金融战略实施的重要力量。政策性银行、国有大型银行等“国家队”在建设“一带一路”当中也有短板，也有力所不逮之处，处于沿边地域的城商行及其“走出去”的附属机构，却在这些“国家队”难有作为、难以覆盖之处有着独特优势，可大有作为。
人文环境的相通性。“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绝非政治和经济两个目标，更提出了“民心相通”的理念，其明确提出了增进与沿线国家人民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的愿景。地处沿边的城商行较其他金融机构在“民心相通”具有天然的人文相通性。如云南高原与东南亚的半岛和岛屿，乃是连成一片的亲缘山地，云南省与缅甸、老挝、越南相互毗邻边境结合部具有山水相连、通道众多、民族相同、语言相通、边民往来密切等特点，作为本土银行在推进跨境金融时，沟通交流成本低、切入融合程度快。
沿边金融的便利性。沿边省份必然产生繁荣的边民互市贸易、活跃的边境小额贸易以及跨境经济合作区，而这些边境贸易正是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的主要动力。地处沿边的城商行以其所处的地缘优势、拥有的本地中小企业与居民客户的优势以及与地方政府的血缘关系，在开展沿边金融方面较其他商业银行具有更大的便利性。
国家色彩的隐蔽性。沿边城商行作为中小型、地方性的商业银行，国家色彩弱、国际关注度低，“走出去”时不易引起东道国政治上的战略猜忌；加之城商行所居地与这些周边国家的地缘关系和历史渊源，不易引起东道国民族主义的疑虑，在实施“一带一路”金融战略中，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服务层次的多样性。“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资主导型”和“工程承包型”项目投资规模大、周期长，无疑将主要依靠政策性金融体系和大型国有银行担纲融资服务。而许许多多的“经贸合作型”项目和“走出去”的中小客户的金融需求，则需要类似沿边城商行这样的中小型银行参与，开展“沉下去”、“融进去”的贴身服务，形成“一带一路”建设中多层次、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体系。且现有的多边金融机构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无论因设立时间较短，还是由于运营组织架构的限制，都需要既有中资背景又有东道国股份的中小合资银行更好地开展资金转贷、项目融资配套等多层次服务。
机构合作的对称性。“一带一路”战略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共同发展理念，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走出去”必然要面临与沿线国家的金融机构合作的问题。沿边城商行的规模体量、管理层级，与东道国的金融机构合作起来往往是“门当户对”，在“共商、共建、共享”方面，较大型银行更具对称性。如老中银行，其老方的大众外贸银行是老挝最大国有商业银行，但其规模体量仍不及富滇银行，老方选择富滇银行作为合作伙伴，除了富滇区域毗邻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与中国的城商行合作，不至于有“客大欺店”之虞。
对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城商行给予差别化监管政策
监管部门一直推动中国银行业全力支持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银监会截至2016年3月已与28个“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监管当局，签署了双边监管谅解备忘录（MOU）；了包括优化中资银行海外布局，适当加快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设分支机构等五方面见在内的《中国银行业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书》。这些支持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包括城商行在内的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和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之中。具体分析现行的监管支持政策，一是机构的侧重点主要是面向国有大型银行和国家政策性银行，二是业务的侧重点主要是面向基础建设的长期项目跨境融资，三是监管的侧重点主要是加快推动与沿线尚未建立监管合作机制的国家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针对沿边城商行的差别化监管政策目前尚未出台。
如果将“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金融合作机制与运作框架划分成11个关键环节的话，则有四个方面是沿边城商行能大有作为之处；有三个方面沿边城商行可以间接发挥一定作用；而其他四方面则属于沿边城商行参与性不大的环节，如图3所示。基于沿边城商行在泛区域金融合作机制中功能发挥，以及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独特优势，应当适时出台差别化的监管政策，支持其在金融“安邻、睦邻、富邻”方面“接地气”地发挥作用。准许有条件的沿边城商行在毗邻周边国家投资入股东道国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或以与当地（金融）机构以合资方式发起成立商业银行，是对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城商行给予差别化监管的一项关键性政策。
监管部门在构建以中国主导的监管协调框架，建立区域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形成应对跨境风险与危机处置的合作交流机制，并充分评估这些周边国家国别风险的基础上，对所在省区政府有意愿有支持、自身管理能力有条件的沿边城商行，给予准出政策支持，支持其以子行的方式设立境外合资法人机构。事实上，周边毗邻国家的经济体量一般偏小，沿边城商行以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为核心的“走出去”，与前几年在国内的跨省经营性质完全不同。前者则是参与国家战略，履行社会责任；后者则是出于商业行为，利益驱动。以老挝为例，2015年其GDP约为128亿美元，大体只相当于地处西南边陲云南省一个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地级市的经济总量，富滇银行在老设立机构，其经济效益尚不及省内分行水平高。同时，这些国家因其本身金融总量小、银行机构的风险波及面有限，新进入银行机构的风险一般都在可控范围之内。
沿边城商行要“走出去”设立机构，所在省区政府应给予充分的政策支持，要利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业已建立的区域合作平台，针对合资银行设立和运营方面的问题，建立常态化的双边会晤与多边协商机制，加强沟通交流，推动区域金融经贸合作向纵深化、多元化方向发展；要推动本省区“走出去”企业与设立的合资银行开展紧密合作，促进合资银行围着本省区在东道国的投资项目做好金融落地服务，促进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紧密结合。“走出去”的沿边城商行要“打铁自身硬”，一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要建立完善的跨境金融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一批具有国家战略视野、国际金融机构经验，并善于与当地民众友好相处的人才梯队。二是加强风控能力建设。熟练运用多种风险管理工具与手段，强化合规管理与反洗钱工作，与东道国监管当局保持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建立应急处置机制，提高应对国别风险突发事件能力。“走出去”的沿边城商行对其控股的合资银行，还应设计与建立流动性救助机制。三是加强IT系统建设。毗邻周边国家的银行业管理水平相对落后，东道国通常期望外来合资方能在IT系统建设方面给予援助支持。因此，具备较强的科技管理实力，既是合资银行良好运营的基础条件，也是在合资银行发起设立时，“走出去”沿边城商行与东道国机构进行合作谈判的筹码。
【关键词】沿海滩涂开发；投融资问题；对策建议
一、引言
2009年6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江苏沿海开发升级为国家战略。江苏沿海滩涂作为有限的后备土地资源，其综合开发利用是沿海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对地区和国家都有着重大的意义。为了把国家战略的规划蓝图变为现实的可操作路径，江苏省明确提出在2009-2012年“形成滩涂围垦开发新机制，滩涂综合开发试验区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围垦滩涂70万亩”的目标和实施要点。
滩涂围垦开发需要大量投资。据初步测算，按照平均每亩滩涂围垦投资2.6万元的标准，3年围垦70万亩的资金需求超过150亿元。如果把与滩涂围垦相配套并适度超前的水利、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为岸垦提前进行的促淤导堤工程等投资因素考虑在内，资金需求量则更大。面对空前的沿海开潮，诸如转让土地使用权、国家拨款和政府财政融资等传统的投融资方式，已难以满足庞大的资金需求。
二、江苏沿海滩涂开发的投融资现状分析
目前，江苏沿海滩涂的资金主要来自财政投资、银行贷款、民间社会团体投资等渠道，在政府推动下，已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正逐渐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多元化投融资体制：在政府推动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调动社会各界积极性，广泛吸纳国内外资金特别是苏南地区资金投资围垦开发。
在政府投资与市场投资的分工上，滩涂匡围由政府主导，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滩涂开发利用则更多依靠市场力量。政府在组织实施基础设施的同时，制定相关激励政策、搭建相关平台，以吸引各类资金有序进行滩涂围垦和开发。
原则上，近岸边滩围垦以地方沿海开发投资主体为主，省级沿海开发投资主体及社会资本参股；岸外海域滩涂围垦，包括条子泥促淤大堤、潮汐通道大桥建设等，以省级沿海开发投资主体为主，地方及社会资本参股。近年来，在创新投入机制、增强围垦开发活力上，江苏省政府以及沿海各市县均已探索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做法。
1.省级层面
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江苏省政府支持沿海开发集团积极参与到沿海地区重大项目的投资建设中去。作为省级沿海开发中的重要融资平台，沿海开发集团首期注册资本50亿元；按照规划，将以沿海集团为发起人，发行15亿元的企业债券，再组建规模20亿元的沿海股权投资公司和沿海发展银行两个融资平台。
2.沿海各市县
连云港市目前已初步形成了连发集团、金港湾公司、新海连公司、海州湾公司4个由企业运作的投融资平台。到2010年6月，这4个投融资平台已融资44亿元进入滩涂开发利用领域，并积极探索了BOT、BOO、BOOT、企业债券等融资方式。其中新海连公司2009年成功发行15亿元公司债券，承担起了土地开发、拆迁安置、园区建设等重任。自2010年以来已投资近1.8亿，为开发区构筑起优质的产业承载平台。
盐城市正在着手组建黄海滩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市县共建的投融资平台，资本通过财政注入、沿海滩涂市属盐田存量资源评估作价、内陆县（市）出资三部分组成，计划融资30亿元，集中组织实施滩涂围垦重大项目。
南通市的围垦投入争取到多家企业财团投资，其中，香港保华公司、洋通公司等大企业投入的8亿多元，占了如东洋口港一期填海工程总投资的80%，启东的围垦项目以海域权证抵押方式向银行借贷2亿元。洋口港“围海造田”项目也获得了6.5亿元的海域使用权抵押贷款支持，开启全省利用海域使用权、实现沿海资源开发融资之先河。
三、江苏沿海滩涂开发的投融资面临的主要问题
1.金融组织体系不完善且发展滞后
江苏沿海地区金融组织体系仍然不够完善，金融机构基本只有五大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非常少。南通的情况好一些，但截至目前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也只有浦发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刚刚在南通设立了分行或支行；外资银行只有名古屋银行南通代表处。而连云港和盐城除了五大国有银行和江苏银行以及一些农村合作银行或农信社之外，基本上还没有任何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目前，江苏沿海地区国有金融机构仍占居绝对主导地位，经营竞争和业务拓展的程度还不够，多元化的金融格局尚远未形成，不足以满足江苏沿海滩涂开发所需要的金融服务。
虽然沿海开发金融部门已经在信贷创新方面做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尝试，相继推出了一系列金融创新举措，例如通过项目贷款、搭桥贷款、以及银团贷款等多种方式投放信贷资金，以尽可能地满足沿海开发项目资金需求。但是，面对空前的沿海开潮，上述较为传统的内源融资方式已难以满足沿海开发的庞大资金需求，而新型融资方式如新型票据业务、应收账款抵押、存货抵押、企业专利权质押贷款等比例又较低，难以多渠道满足企业的有效融资需求。此外，沿海开发的确金融机构普遍存在传统业务范围较为狭窄、业务品种较为单一、信贷产品缺乏个性化和针对性等问题，难以适应当前沿海开发的现实需要。
2.投融资模式单一
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应该包括货币、资本、保险、外汇、黄金、期货等市场。而目前江苏沿海地区尤其是盐城和连云港的资本市场无论是在市场规模、经济证券化水平、市场融资能力、市场成熟程度以及组织的形式等方面都较苏南地区还有不小的差距。以上市公司数目为例：截至2009年10月底，江苏板块在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共有116家。但从地域分布上看，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苏南的五个城市（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和镇江），而南通、盐城和连云港等三市的上市公司总数仅为18家，而这18家中有12家来自南通，连云港和盐城分别只有4家和2家。通过发行债券进行直接融资的更是寥寥无几。此外，一些新型的融资方式如产业投资和产业基金在沿海地区也尚无先例。因此，目前沿海地区，尤其是盐城和连云港融资方式比较单一，基本依赖于银行贷款。
3.政府投融资平台薄弱，监管不到位
尽管江苏沿海开发规划已被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但国家投入尚显不足，地方财政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有限，同时公共没施、卫生和教育等投入要花费财政收入中的大部分，因此，依靠加大财政投入解决沿海开发中的资金短缺问题难免力不从心。直至目前，辖区尚未制定出台金融支持沿海开发的专项政策及鼓励金融支持沿海开发的专项激励措施。政府政策规划不到位，制约了金融机构对沿海开发的倾斜支持力度，具体表现为缺乏与规划相配套的优惠政策，制约了金融机构执行倾斜性的信贷政策等。
四、完善江苏沿海滩涂投融资开发的对策建议
1.政策先导，完善投融资组织体系
（1）应尽快出台加快金融业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增强国内外各类银行机构进驻江苏沿海的吸引力，鼓励和支持外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等在沿海地区设立或增设分支机构。同时引进熟悉国际市场、资金雄厚的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等，大力发展以服务沿海中小企业为主的地区性中小银行、村镇银行、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等激发民间融资积极性。
（2）应仿效渤海银行、浦发银行、深发展银行和广西北部湾银行模式，单独组建一个服务于江苏沿海滩涂开发或江苏沿海开发的银行，早期阶段做到专款专筹、专款专用，完成使命后即转为商业银行。在融资手段上，要采用多手出击，综合运用上市融资、适当开展投行业务、引进投资伙伴等措施。同时也可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放松管制，提供政策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地方金融机构。除了设立“江苏沿海开发银行”外，支持盐城市政府牵头成立黄海农村商业银行，连云则建设离岸金融中心，采取与国内金融市场隔离的形态，非居民筹集资金和运用资金不受国内税收和外汇管制及国内金融法规影响，进行自由交易。
（3）应积极推动出台风险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的相关鼓励政策，组建沿海开发产业投资基金，发起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吸引风险投资机构与私人股权投资机构。从而建立以商业银行为主导，多种金融机构和投资基金并存的多层次的完善的金融组织体系。
2.广开来源，积极拓宽融资渠道
（1）争取加大中央政府对沿海地区经济的政府转移支付。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还是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教育发育，都需要尽量争取国家财政支持。
（2）强化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方式。积极推动、支持符合条件的沿海开发企业发行中长期债券，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沿海开发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公司）债券、可转换债券和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直接融资工具，不仅有利于降低成本，而且可以处于主动地位。同时，对某些符合要求且具备能力的中小企业可考虑发行集合债券；鼓励各类担保机构为债权融资产品的发行提供担保服务；扩大通盐连地区的企业债券的供给和需求。对于规模大、有一定实力的沿海开发地区企业可以考虑通过股票市场进行融资，对于一些技术含量高的沿海中小企业可考虑在境内外上市，为其发展筹措足够资金。在符合监管要求的前提下，鼓励企业通过股票市场的募集资金积极投向沿海滩涂开发地区高新技术项目。
（3）充分利用目前已建立的以国有资产为主体的经营性投融资体制（如建立沿海开发投资公司），及时推进项目融资，重大项目建设中推广BOT、BOOT和LBO等多种方式吸引资金，同时采取出售资产、发行债券和租赁承包等形式盘活存量资产并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开发等。实现开发主体的非政府化与开发手段的市场化以及资金来源的多元化等几方面的有机结合，拓宽融资渠道。
（4）积极引进国际产业资本。借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长三角资本市场一体化的东风，大力引进外资，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积极争取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外国贷款、国际产业基金，鼓励企业海外上市融资，为沿海开发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5）大力引进民间资本。江苏省民间资金充盈，特别是沿海地区的民间财富增长迅速。因此，应出台相关政策吸引，通过投资扩张和结构调整，有效利用这些资金，为沿海滩涂开发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
3.积极探索，推进金融创新步伐
（1）金融理念创新。适当增加基层机构的信贷自，要将更多的信贷资金投放到沿海开发项目上，尝试将创新产品在沿海开发地区先行、先试，以满足沿海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
（2）信贷产品创新。结合滩涂开发特点，积极开发和创新金融新品，大力推行银团贷款、动产质押、银票敞口、资产转让等信贷业务，有效满足滩涂开发的资金需求，例如对滩涂开发高效农业产业带建设企业以及高科技产业企业，可给予包括信用贷款在内的多元化信贷支持，并做好相应的投资咨询、资金清算、现金管理等金融服务；在滩涂开发项目支持上，可以采取一次审批、分年发放、新增土地滚动纳入抵押的动态管理方式，提高集中审贷效率；在项目授信额度审批上，根据项目性质和贷款种类，按照就高原则审批最高授信额度；要及早在沿海地区开办应收账款质押、海域使用权抵押等贷款方式。
（3）服务功能创新。积极推行银行卡、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信用证、保函等业务，实现业务品种的多样化，最大限度地满足沿海园区企业的服务需求。开通网上银行、电话银行和自助银行，为港口企业提供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
4.促进支持，建立投融资监管体系
（1）促进金融支持
为配合沿海开发规划的更好实施，地方政府部门应加快制定促进金融支持沿海开发的专项政策，构建金融部门支持沿海开发的专项考核体制，支持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沿海开发的信贷投入。
（2）建立信用担保体系
加快信用体系建设，构建诚信沿海。出台更具保障性、更优惠政策，降低担保企业风险；成立市级再担保机构，为企业担保融资和担保机构提供保障；政府参股，不参与经营，不分红、不负亏，增加担保公司担保能力；设立政策性担保基金，担保公司托管。
（3）完善投融资监管体系
建立“三个不担保”防火墙，公开投资审批程序，简化投资审批手续，提高投资审批效率；政府，投资管理和调控部门要加强基础设施项目的前期工作，增加透明度和项目推介力度，为投资者提供可选择的项目；对社会投资项目要尽快地逐步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强化宏观监控，以利于改善投资环境，保障投资者权益和公众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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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沿海开发;金融支持;金融服务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3-0059-02
一、金融业对海门市沿海开发的战略意义和支持方向
(一)国际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值得关注和借鉴
金融业要支持和服务于海门市乃至盐城、南通和连云港的其他沿海城市的开发,首先要理解沿海开发的国际经验和把握沿海开发的战略方向,一是门户城市在沿海开发中的主导地位。美国的洛杉矶、日本的东京、韩国的釜山等地都是沿海地区重要的门户城市。这些沿海地区开发之初,均采取做强门户城市,带动区域整体开发的思路。二是远洋深水大港的支撑作用。如洛杉矶大都市区拥有长滩和洛杉矶港,东京圈拥有横滨、川畸和千叶港,釜山大都市区拥有釜山港和大浦港。这些港口都是远洋深水大港,不仅带动了区域全球贸易进程,而且推动了沿线工业基地建设,为门户城市的枢纽功能发挥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三是以大运量高速交通为主体的基础设施支撑。以高速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保证了重要的空间支撑,尤其是区域性高速干线对城市区域化发展起到了直接的引导作用。如在沿海区域城镇体系演化过程当中日本的新干线、韩国京釜高铁、美国的加州高速路网成为城镇体系集聚和连绵发展的重要支撑。四是接轨全球市场的产业政策。临港工业是世界港口城市经济发展的首选产业。沿海开发地区都主动接纳全球产业转移,发展临港产业,并积极进行新兴产业基地布局,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通过区域经济转型促进城市化发展。
(二)金融业要准确把握海门市沿海开发的战略布局
1.基础设施先行,加大对以东灶港及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支持力度。海门市东灶港是南通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江苏实施沿海开发战略的重要依托,是南通市加快调整产业布局、承接产业转移和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支撑,更是沿海开发的龙头工程,在海门实现基本现代化的新的发展时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金融业要积极适应沿海开发战略定位要求,强化对东灶港港口体系对区域城市化的支撑功能。加大对以高速公路、沿海铁路、航道等为主的交通网络和码头、道路、供电、供水、污水处理等基础配套,形成港口群强有力的配套基础设施支撑体系。
2.以产业为主导,大力支持重大产业建设项目,培育特色产业基地。沿海大开发,产业是载体,大项目是关键。金融要积极策应沿海开发产业战略重点,积极支持海门市建设海工装备、大飞机制造、机电、食品制造等临江工业和以新型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现代纺织等新兴和优势产业,加大重点项目支持力度,逐步扩大对现代物流等生产型服务业的支持,促进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新型工业基地建设。
3.以城市化为支点,加大海门市城市化建设的支持力度,积极推动城镇建设步伐。目前海门市沿海开发围绕“昨日垦区、今日园区、明日城区”的总体目标,新区总体规划面积100平方公里,是目前长三角地区正在着力打造的沿海临港产业平台之一。金融业要突出重点,积极推进海门市新区城市化战略,通过城建贷款、房地产开发融资、个人住房贷款等多种方式,支持做大做强海门港工贸区、滨海新区、临江新区、海门工业园区四大新兴城市群。
4.以可持续发展为动力,积极支持滩涂开发、农业产业化和生态重点项目建设。加大投入,切实支持以特色瓜蔬、特经特粮、四青作物、果品苗木、优质家禽、海门山羊、优质水产为重点的特色产业基地建设,支持以着力建设土地后备资源开发区为重点的滩涂开发,支持以开发和保护并重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项目,加快推进高校农业规模化、传统农业商品化,促进沿海地区的持续发展。
5.以中小企业为补充,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持续活力。江苏沿海开发战略为大批民营中小企业搭建了发展平台,为民营中小企业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提供了机遇。同时,大批的民营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迫切追求也为沿海开发带来了发展动力。海门市的民营中小企业名列南通县市区之首,于是海门市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撑,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活力所在。金融业要持续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投入,积极支持和培育中小企业发展,增强经济发展的持续活力。
二、拓宽视野,创新推动,全方位打造沿海开发金融战略新格局
(一)“突出一个核心”,就是要突出以吸引股权性资金为核心,有效撬动金融杠杆,发挥金融对沿海开发的支撑作用
沿海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推动,资金的来源是金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而先导性的股权性资金更应作为核心对待。因为无论是采用银行贷款、发债、资本市场融资等方式筹集资金,都必须建立在企业已经设立、资本金到位或符合项目融资资本金条件的基础之上。从另一方面说,取得股权性融资后吸引银行贷款、发行债券等债务性融资难度相应降低。因此,吸引股权性融资在沿海开放战略的金融支持与安排中处于核心地位。
(二)“推动两大突破”,就是要围绕难点,重点在创新和机制上实现突破,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1.推动创新突破。沿海开发,金融创新是助力器。金融业要以更开阔的视野,更积极的措施,密切跟踪金融市场的发展动向,充分利用和组合各种金融工具,推动金融产品创新,创新拓展融资空间,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一是担保方式的创新。比如海门沿海有25公里的海岸线,可以探索以这片海域使用权抵押进行融资;二是金融产品的创新,如通过汽车金融服务网络给汽车生产商在全国的汽车经销商提供授信支持,并与企业的销售资金回笼进行实时对接和有效管理,实现了银企双方的价值提升和共赢;三是新兴市场融资产品的应用,如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信托理财等产品,就是在银行贷款之外充分利用各类新兴市场筹集的资金,不但扩大了企业的融资渠道,而且大大降低了企业财务成本。
2.推动机制突破。以全球化的视野,放眼国际国内市场,从机制上突破,创造更加优惠的条件,鼓励参与沿海地区金融体系建设。例如鼓励股份制银行、地方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信托、金融租赁公司等到沿海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组建沿海开发产业基金,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并出台相关鼓励政策,吸引风险投资与私人股权投资机构;增资或设立政府主导的担保公司或再担保公司,带动中小企业融资的快速发展等。
(三)“实现四大融合”,就是要融合金融要素和资源,汇聚更大的力量支持沿海开发
1.促进各种金融业态经营相融合。充分利用银行、信托、投行、基金等各自经营优势,对各业态产品与服务进行嫁接和融合,形成有效顺畅的融资体系。如以股权信托募集资金作为股权性资金,嫁接银行贷款资金;以公开发行、直投等方式满足资本金要求,嫁接银行、保险、信托贷款等债务性资金等。
2.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运用相融合。综合运用IPO、股权私募、再融资等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产品和银行贷款、公司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信托收益凭证、融资租赁等间接融资产品融合运用,进一步扩大融资渠道,降低资金成本,提高融资的便利性和可获得性。
3.政府引导资金与民间资本相融合。充分发挥政府资金和民间资本各自的特长,适宜政府投资的领域由政府主导,其余的领域鼓励民间资本的进入和发展,以小投入带动大投资,综合运用BOT、BT、PPP等多种方式吸引资金,或以出售资产、发行债券和租赁承包等形式盘活存量资产和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开发等。
4.金融资金与产业资本相融合。产业资本是先导性的资金,金融资金对产业资本的跟随效应十分明显,但金融资金同时又存在明显的杠杆效应、复制效应和衍生效应。沿海开发必须以产业资本先导性进入带动金融资金的跟进,从而带动金融资金和产业资本互动效应的发挥。
三、政府护航,着力打造沿海开发的金融外部配套环境和体系
1.加强政府主导,搭建以银、政、企项目对接交流平台和政府投资主导的投融资平台为核心的两大平台。一方面,发挥政府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搭建银政企项目对接交流平台,利用会、恳谈会、网站、刊物等形式,加强金融机构与政府、企业及项目的沟通联系,主动传递沿海开发信息,实行重大项目银企对接,并在项目推进上加强衔接,使金融机构了解项目行政审批进度和投资进展,方便融资审批对接和安排。另一方面,设立沿海开发省级投融资平台,借鉴高速公路开发的经验,以平台筹措和集中管理资金,统筹规划,避免各市各自为政、互相割裂的局面,努力构建政府引导、市场推动的科学化投融资体系。
2.引导金融资源向临港工业倾斜。研究出台财政贴息等专项政策,对信贷资源投入总量或重点项目、小企业具体单项业务考核进行激励引导,鼓励银行将更多的信贷资金投向沿海地区。鼓励保险、信托资金进入沿海开发项目,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政策倾斜,推动沿海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
3.积极优化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增强沿海地区金融活力和竞争力。社会信用和金融生态环境是沿海开发中不可流动的资源禀赋,也是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面。一是加强投资环境建设,在企业注册登记、项目报批、完善产权交易等方面,减少环节,缩短时间,降低费用,提高效率,解决制约投融资发展的软环境因素,吸引更多资本投入沿海开发;二是倡导重大项目银团融资,创造有序竞争和合作环境,吸引更多金融机构参与沿海开发。加强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创造适应金融创新的宽松监管氛围;三是从政府自身做起,加强信用宣传,主动协助化解区域内金融不良资产,完善针对企业逃废债等行为的刚性约束机制,保护金融机构业务发展积极性,努力构建经济与金融良性互动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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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金短缺 对策 资金支持
一、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发展面临资金短缺
1、资金短缺是北部湾（广西）经济区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东部地区的自我积累能力不断增强，而广西沿海地区的积累率和资金自筹能力则相对下降。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该区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投资、地方投入和银行贷款组成。如：北海银滩、中石油钦州炼油、沿海港口等重点项目的建设都主要是由政府转移支付所支持的。同时还有，政府为实施沿海三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比较多的经费支持，2006年沿海基础设施大会战一期累计完成投资49亿元，二期26个项目全面启动建设，还继续从预算经费中抽取经费投入到钦州工业园区、防城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钦州港10万吨级航道扩建工程，防城港20万吨级泊位及配套15万吨级航道工程等等的基础设施建设。由此可看出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建设的投资渠道狭窄、单一，资金来源少，严重阻碍地区的经济发展。
第二，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导致居民储蓄存款增长率很低。其后果是：银行存款增长率下降，对企业的信贷资金支持能力减弱。同时，由于居民收入水平低，民间投资自然受到抑制。
第三，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北部湾（广西）区的资本市场无论是在市场规模、经济证券化水平、还是市场融资能力、市场成熟程度以及组织的形式等方面都远远低于其他沿海地区的平均水平。整个广西沿海地区的证券经营机构规模小、数量少，截至2007年1月15日，北海、防城港和钦州三个沿海城市仅北海有4家上市公司。如此情况下，容易造成企业的融资渠道单一。由于资本市场体系的不健全，造成其融资能力不强，不能充分吸收民间闲散资本，自我积累能力差，资金不足，市场占有率偏低，严重削弱了沿海地区企业的发展潜力。
2、利用外资不足
广西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地区知名度均比不上其他沿海地区，因而未能充分引起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吸引外商投资的力度不够。2005年广西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3.79亿美元，同一年里广东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23.64亿美元，仅是广东省的3.065%。在利用外资方面和其他地区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在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已具有的各种优势条件下，未能充分利用其地区优势来吸引外商投资，而且外商投资的资金到位率还不高，如2005年南宁新签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31704万美元，最后实际投入金额为8578万美元，占27.06%不到总投资额的50%，这些都限制着该区吸引外资的进入。
3、资金投入不足，管理不善，效率比较低
2005年,北部湾（广西）经济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562.95亿元,占全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31.82%，仅比2003年增长了1.67%。可见,该区的资金投入比例较小，增加幅度有限,资本自我发展能力比较薄弱,相对整个经济发展的拉动能力也很微薄,影响到整个经济发展大局的高涨。而且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不均衡，主要集中在南宁，2005年数据显示，南宁地区社会资产投资额为362.9亿元，占沿海的64.46%。固定资产投资远远不能够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因此发展资金不足是北部湾（广西）工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
4、北部湾（广西）经济区资金外流严重
与其他沿海地区相比，东部沿海地区金融体系较为完善，资本市场较为发达，直接融资的能力较强，资本的自由流动更倾向于流向东部。北部湾（广西）经济区是尚未充分开发的沿海地区，该区的资本市场发育程度差，投资回报率低，不仅难以吸引外部资金，已有的资金也大量外流。在东部区位条件、优惠政策和市场力量的综合作用下，东部将会通过银行间拆借、横向投资和股票交易等多种方式把投资回报率低的地区相当一部分资金吸引过来，这无疑是使得该区的资金短缺的更加的雪上加霜。
随着中越“两廊一圈”的构建、中国―东盟“一轴两翼”区域合作新格局的提出，北部湾（广西）经济区的发展面临着一些有利条件和良好机遇。
第一，面临着中央财政可能加大对其进行财政资金投入的机遇。目前，按照规范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思路，中央将会加大中央财政对西部省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属于西部地区，西部省区所享有的一切政策优势该区也应当可以享有。
第二，面临着金融支持力度加大的机遇。随着地方商业银行的规范设立，外资银行的逐渐进入以及金融创新、金融工具多样化和金融手段的灵活性的提高，将有利于拓宽该区的融资渠道，加速资金的自由流动，从而大大提高金融资金对北部湾（广西）经济区的支持力度。
第三，面临着加快对外开放的机遇。北部湾（广西）经济区既是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又是促进中国东盟全面合作的重要桥梁和基地，是我国对外开放、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的重要门户和前沿，中国―东盟区域合作、“两廊―圈”区域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区域合作，给该区带来良好机遇。
总之，北部湾（广西）经济区机遇叠加，必须充分把握这些机遇，把外部条件和内在动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快自身的改革步伐，积极培育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有效地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二、多渠道融资，加快北部湾（广西）经济区经济发展速度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观点，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尽管技术、劳动力、资源、资本等全部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资本是劳动力和技术因素发展和推广的重要条件，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助推器”。因此，要加大广西沿海地区经济发快速发展，就离不开大量的资金支持。增加资金支持可通过如下途径。
1、继续加大财政支持的力度
（1）争取加大中央政府对沿海地区经济的政府转移支付。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还是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教育发育，都需要国家财政支持。自治区政府投入巨大的财政支付支持沿海地区重大项目工作，对以后沿海三市的发展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2）由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将继续推行，国债也将进一步增发。为支持北部湾（广西）经济区的发展，新增国债资金可考虑进一步向该区倾斜，用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技术改造贷款贴息等方面。同时中央政府还可以结合当前的投融资体制，针对城市建设任务繁重而资金短缺的现实，考虑在全国发行国债，筹集资金专门用于支持该地区发展。
2、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增强金融市场功能
（1）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仅仅靠政府财政的投入无法满足经济的发展，因此要拓宽资金来源的渠道。实现多元化投资首先,要推动大中型企业到主板市场上市融资。对有潜力、有市场的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并购等方式,帮助其创造条件上市。其次,鼓励和扶持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创业板市场上市融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大对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积极开发适合小企业特点的服务种类和金融产品,帮助小企业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和信用文化,扶持小企业在创业板市场上市。
（2）允许地区银行独立发行地区金融产业债券，或考虑由金融机构牵头组建产业投资基金、投融资公司等形成新的融资方式，吸引民间闲散的资金从而有利于把地方开发的积极性与发展战略协调起来，不断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不仅实现了宏观调控的目标，而且防范和化解了金融风险。
（3）加快金融产品创新。金融创新是金融业的生命源泉，也是活跃金融市场的关键。为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大力发展小额担保信贷、抵押贷款、按揭贷款，信用证、信用卡、银行卡开放式基金、股权证等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金融工具创新。积极探索开发新品种，鼓励开办跨市场金融工具,积极提供中小企业创新服务。对环北部湾的能源、交通、海洋、旅游和环保等重大项目,提供以中长期项目融资为主的开发性金融服务,更持久地支持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基础设施建设。
3、加大金融支持的力度
（1）增加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国有商业银行应该改变过分“惜贷”的局面，对于具有竞争潜力和赢利能力的产业和企业，以及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可增加对它们的贷款投入。不能单纯为防范风险而无所作为，而要对投资项目进行科学论证，及时发放贷款，满足企业合理的资金需求，使企业脱离困境。同时，国家政策性银行也应在政策性信贷方面增加对北部湾（广西）经济区的投资，配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功能，用于支持重点建设的资金需要。
（2）改善沿海地区农村信用社信贷服务手段、信贷方式以达到扩大信贷支农领域的目标。农村信用社具有群众性、灵活性、民主性，因此能够深入乡村、贴近农民，可满足农业和农村低层次的中小企业的小额资金需求。广西沿海地区近几年来农业生产总量增长虽然较快，但是农业产品化商品化的程度比较低，农村资金投入不足。要加快农业产业化商品化的发展，就应结合农村信用社的优点，按照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需要，不断调整服务方式和内容，积极发展自身优势，以强有力的信贷手段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3）积极筹建专门的区域性金融机构。目前广西只有南宁、桂林、柳州有城市商业银行，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放松管制，加快审批沿海地区城市商业银行的建立。同时为推进地区经济的开放开发，在国家发展战略指导下，要抓紧组建北部湾发展银行，发展多种形式的地方金融机构，使其能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和发展需要。
4、充分利用外资
为了提高北部湾（广西）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要积极实施“引进来”策略,采取多种渠道，积极利用外资。一是制订优惠政策,吸引外资金融机构前来设立分支机构或投资入股境内金融机构；同时加强与发达省份的交流与合作,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前来开设分支机构。二是大力吸引外商来进行直接投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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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苏辛：《探讨北部湾广西经济区的金融支持问题》，《学术论坛》2007，1。
关键词：农村经济；数据包络分析(DEA)；资金配置效率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3-0025-04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重庆市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的惟一直辖市，兼具“大城市与大农村”特征，城乡经济社会差距明显。现代经济货币化程度日益提高，资金成为欠发达地区经济起飞的关键要素，所以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首先应该是城乡资金配置的统筹。而资金配置过程中的公平与效率矛盾的处理与协调，又成为资金配置的焦点(冉光和，2003)。
目前理论界对资金配置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资金总量的积累及其配置效率的提高上。美国经济学家Lewis(1954)认为农民需要的资本远超过他们能够进行的储蓄，信贷资金对小农业与小工业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Nurkes(1958)指出，发展中国家政府农村资本不足现象，容易产生恶性循环，并认为要打破“贫困恶性循环”，必须大规模的增加资金供给，扩大投资，促进资本形成。Koester(2000)认为经济转型国家由于缺乏有效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国家的财政金融部门对农村资金的配置效率是低下的。Jensen(2001)通过建立农业资金绩效分析框架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政府主导的农业信贷体系在促进农业投资方面缺乏效率。Coetzee(2004)以“规模经济”与“交易成本”分析为主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主体资金配置的动因与问题，指出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发展普遍存在资金配置效率低下的困扰，而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规范政府行为，进行金融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这其中也不乏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冉光和(2000)对财政货币政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要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完善财政金融资金配置模式，建立财政金融与农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关系。张杰(2003)认为，在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政府常常被赋予扶持农业信贷的主要责任，但他们为农民所提供的越来越低息的信贷对于刺激农业发展的效果却微乎其微。温涛、王煜宇(2005)对重庆的研究表明，财政支农资金的增加不仅无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与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相反，还起到了抑制作用。谢平、徐忠(2006)通过贵州省6个样本县的例证，分析了由于财政公共品供应不足导致金融财政化问题严重，但金融承担过多财政职能扭曲了经营者的激励机制，不但无法完成支持“三农”的任务，而且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与流失，农村金融机构不但未达到金融支农的政策目的，反而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渠道，成为亏损、贪污、在职高消费的载体。综观国内外研究，不难发现这些文献应该说比较一致地认为资金的有效配置对农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大多数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实证研究尤为薄弱，尤其是对农村资金配置效率的考查方法上还不够科学。另外，这些研究要么从国家的整个宏观层面出发，要么从具体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出发，缺乏从中观层面即从市、县层面出发对这一问题的实证分析，而农村资金的配置正是受这一层面的影响最大。
对于重庆这一西部年轻的直辖市而言，在技术落后、人力资本匮乏的制约下，发展农村经济，资金更是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资本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林毅夫等，1994)，农村经济更是如此。另外，在国家各项资金投入有限的现实背景下，各地方经济主体面对有限的资金投入其惟一的理性选择就是提高其使用效率，使这种有限的资金投入实现产出最大化。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来研究近年重庆市各区县的区域农村资金配置效率。
二、模型与测评方法
评价一个系统或体制运行效率最常用的方法是前沿生产函数法。而前沿生产函数又可以分为确定性前沿生产函数和随机性前沿生产函数。由于随机性前沿模型存在若干问题，确定性前沿生产函数较为常见。确定性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可以分为参数型和非参数型。非参数型确定性前沿生产函数可以规避参数型函数需要特定函数形式，对残差分布进行解释等限制，因而应用较多，而这一方法则是以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为基础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是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广为使用的效率评价方法，它运用线性规划方法进行计算得出效率。DEA度量的效率是着眼于Pareto有效前沿面的，它度量的最好绩效是实际可以达到的，而参数方法(例如基于回归的方法)估计的效率是相对于平均的绩效来说的。由于DEA方法注重观测量个体而非观测量的平均值，因此对个体的差异尤其是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Unit，DMU)的绩效和相对效率的考察有着独特优势。此外，DEA是一种非参数估计的方法，因而可以规避参数方法的多种限制，所以DEA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公私部门效率以及生产函数效率的测评。
常用的DEA模型主要有假设DMU生产规模报酬不变的CCR模型与假设DMU生产规模报酬可变的BCC模型。同时，DEA分析法又可分为投入导向的DEA方法
(即在一定产出水平下，衡量企业尽可能减少要素投入的能力)和产出导向的DEA方法区除外相应数据，组成前沿效率分析的面板数据集(Panel Data)。2001、2002年城镇化率缺少数据，本文使用当年各区县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代替。由于是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实际分析，因此，运用前沿分析方法得出的结果，既可以有效地反映各区县农村经济系统的效率差异，也可以真实反映出各区县农村经济系统效率的变化趋势――运行效率是否逐步改善。
四、实证分析
伴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区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规模报酬不可能是不变的。首先，考虑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我们认为劳动力已经达到了最大化投入；其次，政府的财政资金以及各金融机构的贷款投入也是在一定的财政预算约束以及一定的信贷资金约束条件下的投入，农村经济系统应是在这些投入约束下尽可能提高其产出水平，所以本文选取产出导向的BCC模型不失为更具合理性。
经过专门的DEA软件EblS计算，我们得到2001―2005年间重庆市各区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的技术效率如附表所示。表2是对“十五”期间重庆市各区县农村经济系统前沿面的总体状况分析。从中可以看出，2001―2005的五年间，一直保持在生产前沿面的区县共有7个，占样本总量的17.95％，其中前5个区县位于重庆市的主城区，后两个区县位于渝西经济走廊，但后两个区县的财政金融资金投入要远远低于前5个区县。
一直处在非前沿面的区县共有14个，占样本总量的35.90％，其中渝北区位于重庆市的主城区，璧山县位于渝西经济走廊，其余12个区县位于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但渝北区及位于库区的万州、涪陵的财政金融资金投入要远高于其他区县。以万州为例，其财政资金投入是5年内同处于非前沿面区县的石柱县的3.78倍，金融机构贷款投入是其7.13倍，但二者在“十五”期间却同处于非前沿面，这是高投入、低产出效率的典型代表。有4年处于前沿面的区县共9个，占样本总量的23.07％，其中第一个区县位于重庆市的主城区，最后一个区县位于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其余7个区县位于渝西经济走廊。
表3是对这一计算结果的统计特征描述。从中可以看出，在整个“十五”期间，重庆市各区县农村经济系统的整体运行绩效不佳，且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变化之中。2001―2003年间各区县农村经济系统运行的平均技术效率(VRS)从1.055下降到1.035，但在2004年又开始上升到1.040，进而到2005年的1.059，达到五年间的最高水平。但样本区县间的差异程度却有递减的趋势，技术效率(VRS)的变异系数从2001年的8.21％一直下降到2005年的4.93％，这说明各样本区县的技术效率整体上看相对差异性在缩小。一圈地区术效率平均值及其变异系数大大小于整体样本的平均值，其技术效率平均值的5年均值低于总体样本这一值2.58个百分点，但变化趋势与整体样本基本一致。两翼地区技术效率平均值一直居高不下，其5年均值高出总体样本3.3个百分点，而变异系数的变化也与整体一致。
表4是“十五”期间重庆市各区县农村经济系统运行技术效率的纵向比较分析。从一圈地区的22个区县来看，2001年处于非前沿面的区县有6个，占22个区县的27.3％；2002年有4个，2003年5个，2004年9个，2005年12个，占比分别为18.2％、22.7％、40.9％、54.5％。其中远离前沿面的区县2001年、2002年仅有涪陵，2005有涪陵与合川，其他年份没有。可见，在一圈地区的22个区县中，各年处于非前沿面的区县各不相同，但远离前沿面的区县基本一致(均有涪陵)，且其农村经济系统运行的技术效率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有提高的趋势。
再从两翼地区的17个区县来看，2001年处于非前沿面的区县有13个，占17个区县的76.5％；2002年有13个，2003年12个，2004年15个，2005年17个，2002、2003、2004占比分别为76.5％、70.6％，88.2％、100％。而远离前沿面的区县2001年4个、2002年6个、2003年2个、2004有4个、2005年7个，占比分别为23.5％、35.3％、11.8％、23.5％、41.2％。可见无论是从处于非前沿面区县的占比还是远离前沿面区县的占比来看，重庆市39个区县农村经济系统运行的技术效率都不高，随着时间的推移还表现出恶化的迹象；同时，这种技术效率还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一圈地区都远高于两翼地区。
五、简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这一效率评价模型对重庆市39个区县“十五”期间农村经济系统的资金配置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十五”期间重庆市39个区县农村经济系统运行的技术效率不佳。尤其是其两翼地区，没有一个区县在5年内一直处于前沿面；而一圈地区也还有两个区县(渝北区与璧山县)在5年内一直处于非前沿面。从“十五”期间技术效率的统计特征描述来看，39个区县农村经济系统运行的技术效率均值的变化极不稳定，但其变异系数表现出明显的递减趋势，说明各区县农村经济系统资金配置的技术效率趋于收敛。同时，不论是从技术效率均值还是从其变异系数来看，两翼地区各年不仅低于整体样本相应值，更低于一圈地区相应值，说明各区县的区域差异性明显。另外，无论是从处于非前沿面区县的占比还是远离前沿面区县的占比来看，39个区县的农村经济系统运行的技术效率都不高，随着时间的推移还表现出恶化的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