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技术论文第1篇

【关键词】媒介；媒介技术；传播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核心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核心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page_break]

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作用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关于“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研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常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意。

与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著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研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研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与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问题，如果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常常与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与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在提出对这两者进行批评的同时，威廉斯也谈到了自己对媒介文化意向与社会科技发展关系的看法：第一，所有技术的创造与发展都是为了有助于已知的人类实践，这是基本的意向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第二，在许多情况下，技术往往产生原先并未预料到的使用情况与效果，他们也是对初使意向的真正的修正。第三，真正的决定是一个过程，一个牵涉到整个现实的社会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总之，媒介技术是媒介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往往能引起巨大的传播方式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本身巨变。所以媒介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定义，其蕴涵的社会含义值得更多有识之士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传播技术论文第2篇

【关键词】科技传播/科技意识/科教兴国

【正文】

科学技术传播（TheTransmissonofScienceandTechnology以下简称科技传播）是指科技信息的交流、沟通与分享的过程或行为。它是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关键。哲学家培根早就指出：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它自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广度与深度。科学技术是否被传播，传播的结果怎样，不仅直接影响着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而且影响着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本文拟就科学技术传播的社会价值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和讨论，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科技传播的社会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技术的一种文化形式。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创造性劳动，既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智慧结晶，又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武器。从价值论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是“对于事物存在价值的确认。……事实上不可能找到一种科学知识，它不是对事物存在价值的断定。因为那样的知识没有反映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没有揭示宇宙联系和规定的丰富性，没有揭示事物所遵循的规律，因而也没有任何指导人的社会实践的能力。”科学技术正是由于其本身的价值所在，才有了传播的可能与必要，才有了其社会价值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家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了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而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今天，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增长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国家的强弱及其国家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及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的能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对社会进步起决定性影响的思想深入人心。近20年来，许多国家和政府纷纷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如美国的“星球大战”，欧洲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技术立国”等，即是科学技术所具备的社会价值的表现。科学技术的传播过程，无论这种传播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只有经过传播过程或传播活动，科学技术才能内化为生产者的技能，进而作用于劳动对象，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各领域的变化。重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作用，就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传播。换句话说，科技传播是使科学技术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必要环节，其社会价值意义即在于此。

一、社会成员科技意识的提高及整个社会科技氛围的形成

日本森谷正规认为，一个国家的技术向来是该国文化的产物。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战后获得飞速发展，就在于它使来至欧美的技术，适应了日本的环境，即取决于日本“技术性格”与“技术风土”的相适应。我国长期以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崇尚道德人伦，轻视工艺技巧的社会民众心理不能不说是近代以来，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我国历史上不乏将西洋先进科学技术传播给国人的贤仁志士，但终因没有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而未能产生较大的社会效果。我国发展的历史及科学技术发展史都表明，社会及其所属成员对科技的认识、态度和评价是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因素能转化为制约或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社会条件。科技意识就是以这些认识、态度和评价为基本内容的。较高的社会科技意识，会使全社会自觉意识到科学技术的巨大社会价值，增强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形成尊重科学技术劳动和科技劳动者，支持科技事业的社会环境，影响、吸引更多优秀的社会成员投身科技。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通过科学技术传播工作，将科学技术普及，进而提高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形成全社会理想的科技氛围，如在英国的许多会议厅、甚至餐厅墙上悬挂的更多的是科学家的画像；我国特别行政区——香港仅科技传播的专门机构就有10几个；我国长春市图书馆也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院士厅”，厅内挂有许多院士的画像及生平介绍。各国政府都在通过各种形式的传播将科技意识、科技思想、科技态度传递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从而影响他们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影响他们对科技的理解、重视、支持及内化为科技劳动的积极性。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只有依靠人的自觉的有意识活动才能实现，这种意识就是科技意识。科技意识的能动性是和它的超前性（相对于某一具体实践而言）、科学性不可分的。在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的当今世界，对科技的传播会使科技社会一体化发展，这样，科技才能适应社会环境，取得社会的认可，为社会及社会成员所容纳，才能被劳动者主动地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变成生产工具和从事实践活动的武器。

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社会民众心理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社会民众对科技价值的基本判断和基本态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社会民众心理的产生是特定文化传统和现实文化状况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著名社会心理学家DavidG.Myers所说：“社会心理的变迁更多地是基于文化而不是过程。不同文化中的人可能形成不同的主张，并具有相同的形成方式”。在Myers看来，人的社会心理主要表现为人的社会态度，包括人的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等，这些社会态度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会深深地影响甚至决定人的社会行为，于是，在人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之间形成一种内在的关联效应。如果人的社会态度以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被民众所拥有，就会在人的社会行为中形成一种内聚力，表现为较为一致的社会行动；相反，社会态度的混乱或多样，也必然引致混乱的社会行为或多样化的社会行动，社会就失去了其整合力。Myers认为，人的社会行为与社会态度之间的关联性用右图表示。

附图

从这一图示可以看出，态度与行为的关联性具有内在的双向导引途径，态度可以决定行为，行为也可以决定态度。行为和态度的内在关联构造又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之中，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可以说，行为态度的相互作用是在作为整体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进行，而通常我们对于态度的认识则主要是通过被表达出来的态度实现的。Myers认为，态度和行为的这种关联性具有非常普遍的意义，它真实地反映了各种文化传统中的基本状况，是一种普遍的结构模式。

根据Myers的结构模式，人们不难作出如下分析，即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其社会成员在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社会态度方面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具有良好的判断，具有发展、推进、大力利用和规范科学技术的良好社会共识，即具有良好的科技意识或关于科学技术具有良好的社会心理态度，那么，人们在行为上就会做出发展、推进和大力利用科学技术的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形成更好的有利于科技进步的社会氛围。如上分析结果表明，科技态度或科技意识在推进科技进步和发展中确实具有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全民科技意识的提高必然要得力于科学技术的传播，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传播的角度看，并非所有科技成果都能得到社会的承认，都能内化为人们的社会态度，都能存在于人们的科技意识之中。事实上，只有被社会所承认的科技，才能引起其成员对它的重视、理解，才能真正变成民族的科技，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指出：“只有能够理解科学的好处的全部意义并加以接受的社会，才能得到科学的好处。”科技意识是理解科技的基础，科技意识的获得靠科技的传播。

二、科学技术的传播有利于科技知识的现实生产力转化

科学技术总是最先被少数的科技工作者所拥有、掌握，而科技的发展要靠全社会的力量，科技对社会的作用也必须借助于社会的力量。这就要求科学技术必须变少数人掌握为多数人掌握。而要达到这一转变，必须通过科技传播。通过科技传播，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三要素相结合，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科学技术与劳动者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要素的结合。通过科技的传播，劳动者掌握了科学技术，从而提高了智力，提高了支配自然的有效性。科学技术与生产工具相结合，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通过生产工具“物化”出来，创造了新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与劳动对象的结合，使得新的劳动对象不断被开拓出来。运用科学技术的力量能够创造出自然界原先没有的劳动对象。新的生产工具、劳动对象无一不是科技的“凝聚物”。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著名论断，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本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人才、科技、信息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本。计算机与自动控制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普遍应用，使生产工具中增加了信息化、智慧化、网络化的新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引起了社会产业结构的巨大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及管理国家的方式。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一方面使得科技信息的传播、交流与共享速度、容量成倍地增加，人们能够很便捷的获得最新的科技、经贸信息，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人们能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进行有效的合作，尤如一个单位。这样，科学技术在传播的过程中又促进了它自身的发展和其它学术的传播。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传播，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才能引起欧洲技术的变革、生产工具的改进和人们思想与行为选择的变化。哥伦布的航海之行不能不说是指南针传播的结果之一。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和科学的应用》中评价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时曾提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在知识经济扑面而来的时代，由于各种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已发生了变化，我们有理由认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象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今天的科学技术传播对于知识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拥有及拥有质量来讲起着“瓶颈”的作用。正如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尔所提出的那样，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量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成为可操作的。因此，我们可以预科，一切构成知识的东西，如果不能这样转译，就会遭到遗弃；新的研究方向将服从潜在成果变为机器语言所需的可译性条件。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都必须具备把他们试图发明或试图学习的东西转译到这些语言中去的手段。这也就是说，在科技高速发展及物化的时代，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还是科学技术的接受者，都必须掌握科学技术传播的知识或工具。

三、科学技术传播有助于塑造正确的社会价值体系

科学技术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重要保证，它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不断扩大和深化的结晶。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广泛深刻地引起社会各领域的变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甚至从根本上影响到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塑。由于科学技术在其本性上具有深刻影响社会价值体系的功能，所以，科技传播必须在有效的和正确的社会控制之下进行。

新科技传播对人类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来说，可作如下概括：

首先，科技传播会深深地改变我们的文化观念。正如美国哲学家Lowrance所说，“科学已经消除了大量的文化神秘，清除了许多谜信，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魔法的世界上，它把物质转化成毒气、体液、香味、惩具和生命力，重铸了身体和心灵、自然和教养以及古典的技术和手艺，展现了人类的那个大写的手。科学揭示了死亡、遗传和健康的原因、回答了人类的起源，指明了人类的趋向，使我们有能力理解我们所见所说的意义。科学不仅描述了特殊的文化，而且帮助我们精心制作不断变化的文化和社会观念。”

其次，科技传播能够创造全新的公众认识，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在科技传播过程中，当利用大众传媒手段对最新科技成果宣传报道和分析时，往往会在公众中造成强烈的震撼，创造出全新的大众认识，从而形成全社会对某些科技成果的关注，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从而动摇、修正或重铸出新的道德的、伦理的、审美的、行为的或实践的、甚至宗教的规则，这些规则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变迁，对于科技自身的发展和人类整体的演进，都会产生推进或阻碍的作用。

第三，技术的社会传播能够强有力地改变竞争社会选择的注意力，改造人们的价值观念。例如，在Lowrance看来，太阳能的广泛应用和储存方法的不断跃进，意味着大范围内对太阳能电池的梦幻般的进步，不是基于更有效的制造业，而是基于科学的发现。太阳能的技术应用所具有的这种促进人们价值观念的状况，并不是人为的，而是技术传播的结果。

第四，科学的社会传播能够澄清和帮助分析人们的社会选择，帮助提高公众的注意力。科学描述因果现象，人们的社会行为和态度是基于知识而改变的。因此，基于科学的认识和知识，有助于改变人们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对此，前文已作了较深入讨论。

第五，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传播同样具有改变人的现实价值体系的功能。

从如上几点讨论可以看出，科学技术的社会传播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尤其是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的观念或社会价值体系，是影响甚大的，之所以会如此，是由科学技术的基本的社会功能决定的。

我们知道，科学技术知识是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先导，科学技术对人的智力、思维方式都有重大的促进作用。随着科技的综合渗透，科技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科技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事务的必要成份，贯穿于社会及社会事务管理始终。科学技术为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科技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与变化条件。任何一种科技的发明与传播都会不同程度的引起人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例如，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现，不仅丰富、发展了物理学理论，而且导致时空观、运动观和物质观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改变了人们考虑问题的角度。资产阶级用科技这一物质手段，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反对宗教神学的封建的世俗权威。“在技术方面，蒸汽机的产生及其广泛使用，极大地刺激了整个社会生产领域，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交通动力业、冶金和化学工业等生产部门的迅速壮大，一个席卷欧洲大陆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普遍展开，导致了世界性的工业革命，这是一个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步的狂飙时代。”可见，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及其广泛传播，才有了人的较为全面、较为彻底的解放和自由，从而使人充分发挥其潜能，摆脱自然的束缚，使人的认识及其实践逐渐从宏观领域走向微观领域又走向宇观领域。科技价值观、科技思想和科技方法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认识改造世界的理性工具。每一次科技革命及其科技传播都在科技普及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解放了社会成员的脑力，提高了社会成员的智力，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正如亨利·哈里斯所说：“在二十世纪里接受教育的人——不管他知道不知道，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没有一个能够不受哈维、牛顿、达尔文、以至普朗克的学说所影响”。

四、科技传播有助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

任何一种科学及其物化形式——技术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科学技术是为解决某个或某些方面的问题产生的，所以科学技术只有变成现实的武器，才能实现它的社会目的。由于社会的系统性，某一问题的解决，仅靠一门科学或一种技术的运用是不可能的。它一方面要依靠其它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需要所有参与人对科学技术的掌握运用。如果离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这一客观行为，科学技术知识就不能成为社会的力量。所以，就科学技术产生的直接目的的解决来讲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而每一次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结果都是以后科学技术产生与发展的前提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科学家牛顿讲，我之所以站得高，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由于科学技术知识的可传播性及其被传播，人类知识、人类文化才能得以继承和完善。事实上，任何一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完善本身都是继承的结果。拿内燃机的设计原理来说，它是从汽缸内部产生热汽，这明显地区别于从汽缸外输入蒸汽的蒸汽机原理。但是，它同蒸汽机一样，都是靠热汽推动活寒在汽缸内运动而产生动力的，这是它对蒸汽机原理的继承和改进。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一个由传播到吸收、继承，再到发展完善，然后再传播的过程，科学技术本身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中，得到补充和修正从而获得发展。

根据如上讨论可知，科学技术对人类及人类社会所引起的积极社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科学技术的传播也带来了一定范围的反功能、负价值。马克思讲：“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渡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革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事实上，科学技术每将人类带向文明一步，人类都要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现代科学技术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却增加了高科技犯罪；能源为人类提供了动力，但带来了环境的污染，生态环境的破坏；原子核裂变在为人类开辟了一种新的能源——核能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危机，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就是铁的例证；电视使人们信息灵通，生活丰富；但却浪费时间，影响工作、学习及儿童的社会教育。克隆技术的发明、运用，克隆人的出现既能避免减少人类工作的负荷、损伤，却也可能带来更多的混乱、犯罪。科学技术越发展，科技传播越迅速，科技消极的社会功能暴露得就越明显。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科学技术传播亦是如此。我们应在积极推进科技传播的同时，有意识地将科技传播的负面效益限制在最小范围，并利用其它科技知识加以彻底解决。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最终解决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问题。对此恩格斯早就指出：“在科学的猛攻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

总之，科技传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快速交通工具的出现，增加了人类活动的半径；电视机的普及，使“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成为可能；航天技术的发展，开始了人类“太空旅游”的年代；电子计算机使人类信息共享。科技传播以其巨大的力量无孔不入地进入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今天随着知识越来越成为新型的生产要素，科技传播的功能及其价值必将日益明显。科技传播的速度与质量将成为一个民族知识拥有与操作的基础环节。所以，加大科技传播力度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1〕〔2〕〔3〕〔11〕、乔瑞金《科学进步论》，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页、第186页、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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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U.S〕亨利·哈里斯《科学与人》商务印书馆，前言。

〔13〕张斌《技术知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9页。

传播技术论文第3篇

[论文摘要]大众传播媒介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在漫长的岁月中人们靠着表情动作来交流信息，直到15世纪才产生了技术上的真正突破——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机。科技的进步带来大众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的出现给传媒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我国传播媒介也在大力应用传播技术，并且还面临着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发展传播事业的问题。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分，主要包括：媒介产生发展的历史，各种媒介的特点，媒介同人类社会变迁和文明发展史的关系，媒介文化等等。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提出了如“媒介即讯息”等著名的观点，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媒介技术及其发展的巨大作用。然而，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人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和其产生的效果上。但近些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席卷全球的浪潮使我们看到技术在传播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掌握了先进的传播手段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

一、传播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人类诞生之初，由于生存的需要，必须实现个体之间的交流。在漫长的时期

内，人类只能依靠原始而古老的传播方式如表情、动作等来相互了解。随着劳动和生活中传播活动的需要，人类发明了使自己彻底完成从猿到人的转变的传播工具——语言，然后又发明了使信息可以保存下来并使文化有效积累成为可能的传播工具——文字。最初的文字刻在甲骨、金器上，后来又有了绢、帛，东汉的毕昇借鉴前人的经验发明了纸。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传播手段先进，传播内容丰富了起来。但是，这些还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迅速的社会传播，还需要有技术上的更大突破。这种突破，于15世纪中叶拉开了序幕，其标志是金属活字印刷术和金属活字印刷机的问世。

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手摇金属活字印刷机，开始了活字版印刷书籍，这说明人类在信息传递技术上的进步。到了19世纪初伦敦《泰晤士报》首先于公元1814年开始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印报，使得知识与资讯得以普及，这是一项相当重要的进展。1833年,第一张廉价报纸纽约《太阳报》的诞生标志着真正的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它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滚筒印刷机，每小时印报4000份，为大量发行提供了技术保证。

在19世纪，美国人莫尔斯发明通讯电码，开始了有线电报时代。1870年出现电话，1895年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无线电，使人类的通讯技术大幅改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此技术为基础发明了民用无线电。在此同时，电影工业在欧美亦成为另一种有力的大众传媒。电视是在1924年首次问世，而英国定期播放电视则始于公元1936年。电视时至今日，仍是一般人主要吸收资讯、常识，作为休闲娱乐，或作为消磨时间打发孤寂的工具。

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的出现为大众传播带来了一次新的机遇。数字化技术的运用，通过与通讯的巧妙结合，在加工处理信息方面改变了以往直接参与的方式，是信息处理第一次超越了人类自身而实现，真正达到了信息的传递、存储和加工处理的一体化和自动化，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最先进的传播革命，大众传播进入了数字化与网络传播的崭新时代。

电脑促进办公室自动化、产业自动化及家庭自动化；镭射科技，如磁碟机、碟片、影像传真机及文件处理系统普及；有线电视与通讯卫星结合，使电视的功能发挥更佳；资讯社会应用许多新的传播媒体，如电视、电话、电子邮件、电子报讯、电视传讯、电话影视、电子会议等等，正缔造全面电子化的环境。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整合了多种技术，它不但能统一处理文字、声音、图形、影像等各种符号形式，而且打破了地域界限和国家界限。信息技术的应用范围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正悄然改变着人们习以为常的传媒环境。

二、传播技术在我国媒介中的应用

近年来，我国的传播事业迅速发展。为顺应世界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潮流，

缩小与发达国家传媒业的差距，我国传媒业积极采用新技术，对媒介内部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改革旧有的观念，使之跟上国际步伐，成为我国传媒业的一个新趋势。

以《文汇报》为例，对我国媒介使用新技术的情况可窥见一斑。《文汇报》于1998年1月26日开始推出网络版，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兴趣，当时的数据表明，每天平均有近千人上网访问浏览。与该报印刷版相比，网络版提供了优秀的检索服务，读者只要键入自己想找的指令，很快就能得到许多相关资料。此外，对于外省市不能及时看到印刷版《文汇报》的地方，网络版更能显示出它的优势。网络的应用还能使读者的反馈瞬间传回报社，读者和报社的距离大大拉近，从而使报社更清楚的知道读者的要求，把报纸办得更有贴近性。

此外，除了报纸媒体使用新技术外，电台、电视台也在大量使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使用电脑工作室，实现了采访、制作、编排、播出的电脑化运作。在“数字化储存、数字化传输、电子化交换”原则的指引下，该电台在其传输系统中运用光纤技术，采用一种自愈式光纤环网，将广播节目从控制中心传输到发射台，该光纤环网还可同时传送数字化节目和模拟节目。我国电视媒体正在迈进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各电视台都在加快数字化进程。中央电视台采用多种电脑技术，尤其是多媒体技术，包括非线性编辑技术、虚拟技术、三维技术和动画技术，采用机械手自动装带播出系统等，在节目的制作和播出上更加自动化和智能化。

总之，我国传媒机构使用电子技术的用途大致有以下几点：①文字处理（写稿、改稿、编辑、排版、电脑字幕等）；②电脑激光照排；③扫描；④管理－信息存储与资料管理；⑤建立内部网络，进行稿件和图片的传输等；⑥三维动画；⑦非线性编辑，特技剪辑；⑧联网查询；⑨播出等。

三、新形势下我国传媒业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首先，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要加快数字化进程，实现信息处理的全面数字化。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的界限，为从事跨媒体经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在互联网上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已经实现，现在需要加快发展的是广播的数字音频技术和数字电视。

其次，还须加快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进程，使信息传播数字化。媒体要抓住机遇，谋求新的发展。我国政府近年来十分强调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人们因而十分敏感的关注科技创新事物对其他领域发展的推动作用。所以，我们要对能够采纳最新信息传播技术持乐观态度，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契机。

总而言之，传播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们决不能忽视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并不是惟一起作用的力量，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等都会对媒介产生影响。我们在努力创新传播技术并应用它的时候，也要注意与其他方面的协调，使先进技术发挥出最大的能量，促使媒介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咏华著，《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2002年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传播技术论文第4篇

1.1混合式P2P：重塑中心话语权混合式的P2P网络技术在节点与中心服务器之间增加了超级节点，超级节点由每个一级节点按照集中式P2P模式建立，每个超级节点利用纯P2P模式集中，其中超级节点为一级节点提供服务器。混合式的P2P避免了因中心服务器崩溃导致系统终端的风险，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纯P2P模式导致网络不稳定的弊端。该模式是对集中式P2P和纯P2P的基础上在技术层面的完善，并没有对主流话语权的解构产生巨大效果，但仍旧对内容服务商的资源垄断起到一定瓦解的作用。[1]

1.2结构化P2P：民间与官方话语权交互制衡结构化的P2P技术克服了混合式P2P存在的单个一级节点失效的问题，增强了网络的扩展性，提高了搜索信息的效率。通过对信息资源搜索进行数据库的运用，对其搜索规律进行保存，有序地组织节点对应相关信息资源，有效避免了大量信息的重复查询。其核心理念即“对等交互”，节点之间承载均衡的信息资源，对相应信息的保存使得搜索行为更加效率化和针对性。

2P2P技术对网络传播的影响

2.1P2P技术对网络传播方式的改变P2P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意味着对于信息共享与利用方式的革新，信息利用的广度和深度增加。P2P技术对于网络传播模式的改变也是深刻的，由传统网络主流媒介点对面式垄断性、线性传播到自媒体点对点式的交互性传播，由信息的海洋到定位的搜索信息算法的推广，由主流话语权到多元话语重构格局的转变，由线上信息应用到线下产品的开发，网络传播的样态发生了质的转变。P2P技术模糊了受传者的界限，从内容到技术层面上极大地突破了传统传播模式的桎梏。

2.2P2P技术线下的信息产品应用的开发P2P技术一开始的分众理念到大众的市场化运作，再到重新部落化的分众应用产品的推广，通过不同P2P网络应用间的交叉联动，催生话语权此消彼长的态势，对于网络传播结构的建构网络社区如“豆瓣”、“贴吧”，创立了独具坊间特色的社区媒介文化，并能在一段时间内引发全民讨论的话题。而在泛市场化的过程中，微博、微信平台，淘宝、支付宝客户端等的联手将线上线下信息产品的市场化运作发挥到极致。媒介融合的态势也越发明显，其存在的商业力量的较量是不容小觑的。值得探索的是，在政治层面，P2P技术的确在重构话语权方面已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对于官方层面的冲击是巨大的，而政府方面对于P2P技术在制度上的介入也需引起重视。

3大数据时代的P2P网贷行业的发展

3.1大数据时代互联网金融的机遇与挑战2014年主题为“大数据时代互联网金融的机遇与挑战”论坛上指出，信息化不断加速的直接结果是移动电子商务定制模式的几何式增长。从线上到线下，手机在每个人手里的作用等同于身份证、银行卡和安全设备，因此移动电子商务成为P2P技术在互联网金融中的关键节点。从P2P纯技术框架中脱出的商务业态、金融业态和服务业态等等，从信息的到产品的支付，完成数据所创造的闭环过程。

3.2利用大数据对P2P行业的探索以P2P行业中的领军者网贷行业为例，作为爆炸式增长的P2P网贷业，正是互联网数据化和金融化的结合。P2P网贷行业本质上是为解决用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作为中间技术服务商，网贷行业的首要是建构并维护闭环的数据。要实现数据的闭环过程需要两个关键因素：一是数据做到及时更新，即数据是鲜活的；二是平台本身对用户有约束力。未来P2P的核心竞争力与其说是风控能力，不如说是数据的积累和数据的处理能力。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互通成为必然。

4P2P行业发展对网络传播的启发

传播技术论文第5篇

摘要：科技传播是人类传播的一个基本分支，既有人类传播的共性，也有其特殊的性质。科技信息通过大众传播途径迅速地扩散与传递，在知识经济时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社会信息系统的复杂性，科技信息逐渐显露出一种戏剧化的倾向，虽满足了受众的某些需要，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文章从信息的编码过程寻找戏剧化的文本性根源，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寻找其社会根源，以此实现科技传播的本源性功能，推动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

“戏剧化”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提法。大众传媒从19世纪出现以来，就一直伴随着商业化和消费文化的控制和熏陶，“戏剧化”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信息表现形式。

大众文化的研究者认为，“电视画面在强调人类的灾难和悲剧时，引起的往往不是净化和理解，而是戏剧化的滥情和怜悯，推出的只是一种很快就被耗尽的感情、一种假冒身临其境的虚假仪式，最终将会使观众变得矫揉造作或厌倦透顶”。政治传播学者在论及政治信息选择和包装时认为，“相对于复杂而又难以加工的媒介事件，那些可以精美包装，并且用相对简单却戏剧性的方式加以陈述的媒介事件会得到更多的报道”拉。“新闻最关注的往往是那些能用戏剧化方式将其处理成简单故事的事件”。wWW.133229.Com在科技传播领域，一些调查报告也早已表明了这一担心。2004年，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夜问的科学脱lzl秀节目尤其吸引年轻人，特别是有科学家参与，并且配有戏剧元素的时候。这些节目被一些科学家认为是有害的，因为“被错误地引导的公众和不知情的公众一样令人不安”。

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成果的推出有其特定的规律，同样，科技信息的传播也应该有其区别于其他社会信息、政治信息的传播方式。在“信息爆炸”的大背景下，科技信息的有效传播将影响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例如，汶川大地震中，地震是否可以预测的问题，就被媒体运用了戏剧化的表现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受众的误解和不安；同样，在中央电视台《走进科学》栏目的一些节目中，戏剧化的编排方式也引起了广泛争议，这些都说明“戏剧化”在科技传播中的普遍性和引起的种种弊端。研究这种倾向性，将有助于理解科技传播的独特规律和进行有效传播的特殊含义。

一、信息戏剧化的戏剧原理

(一)信息戏剧化的本质是信息编码的模仿性倾向

信息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体。信息传播是符号的传播，符号必须经过编码、解码、译码才能实现传播的全过程。根据传播目的的不同，编码会体现不同的倾向性。从信息到新闻，是要体现信息的事实倾向性。而在这个符号化的编码过程中，掺入戏剧元素将会使信息在进人大众传播环境中体现戏剧化的特征。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一切艺术都是模仿，戏剧也是模仿，是对人的行动的模仿。”而康德认为，艺术是建立在人的理性基础上的自由创造活动。西方美学史普遍主张艺术模仿论，即主张艺术本质上的对自然的模仿活动。因此，掺入戏剧元素，就是掺入一种模仿的倾向性，是一种在事实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和创造的编码，是事实的模仿而非事实本身的传播。同时，模仿的程度将反映戏剧化倾向的程度。既然模仿是艺术创造，那么添加在事实之上的创造出来(非原生)的内容越多，就表明其戏剧性越强。

(二)信息戏剧化的两种表现形式

在戏剧理论中，戏剧性分为文学构成中的戏剧性和舞台呈现中的戏剧性。我们不妨以此为标准，将信息的戏剧化表现形式也分为两种，即以文字形式出现的戏剧化表现形式，如报纸、杂志和网络文字新闻，以多媒体形式出现的戏剧化表现形式，如广播、电视和网络多媒体新闻传播方式。

(三)戏剧化对受众影响的两种表现

西南师范大学教授胡润森在《各戏剧元素之结构关系=》一文中指出，戏剧有九种构成元素，分别是戏剧台词、戏剧动作、戏剧时空、戏剧场面、戏剧情节、戏剧角色、戏剧意象、戏剧主题和戏剧节奏。

根据信息编码过程中对不同层次元素的表现和突出程度，受众会相应受到潜在和显在的影响。比如，戏剧台词、戏剧动作具有“基础性”、“具象性”、“单子性”、“原生性”特征，编码过程如果突出这些元素，将会表现出显在的影响，而戏剧主题、戏剧节奏具有“高层性”、“继生性”、“综合性”、“抽象性”特征，对受众有潜在的影响。其他介于中间。

二、科技信息选择戏剧化

科技信息来自科技活动、科技实践，是实际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符合客观规律，并以逻辑和概念等形式表现出来。科技性是科技信息的本质特征，也是传播者进行选择并进入大众传播渠道的出发点。上文论及，信息戏剧化的本质是信息编码的模仿性倾向，“模仿”是戏剧性的本质。因此，科技信息选择戏剧化也必然使其具有戏剧创作的特征。

在戏剧理论中，戏剧性的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人的动作，二是人的意志冲突。科技信息戏剧性的来源显然不能这样直接地去理解。通过仔细梳理当前科技新闻传播的特征，发现科技信息的选择确实部分与此相关，但内涵却有所扩展。

科技信息是人进行科技实践活动后的经验总结，它虽然以逻辑和概念形式表现出来，但也是存在人的因素的。人是动作的发出者，科技信息能体现人的动作性，这就将是进行信息选择的理由之一。同理，人的意志冲突可以构成戏剧性，那么经过概念扩展，可以理解为具有“矛盾性”的科技信息将是进行信息选择的另一个理由。只不过，这里的矛盾性，不只是意志冲突，还有不同信息系统之间的矛盾等更多的矛盾范畴。

“动作性”是戏剧性的来源之一。在科技信息的选择上，专家的话就是“动作性”的体现。在上文戏剧化对受众显在影响的论述中也提到，显在的影响是第一层次戏剧元素的凸现，即台词和动作，引述专家的话，也就是台词与动作的体现。比较严肃、呆板的逻辑、概念式的信息报道，这显然强化了“戏剧”效果。

戏剧性的另一个来源是“人的意志冲突”，即矛盾性。在对科技信息进行选择的时候，矛盾性的体现是全方位的。

对科技信息的欲知与未知的矛盾。科技信息包罗万象，种类繁多，关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运用科技信息推动生产、改进生活质量都是人的基本需求。满足这种需求、解决这样的矛盾将是进行科技信息选择的第一层意义。

科技信息自身的规律性矛盾。科学知识从研究、论证到成果推出有其自身的规律。

不同信息系统交织产生的矛盾。人类社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系统，社会系统的功能在于保证社会结构的整合性，通过与外部环境的交换来实现自我调节，以适应环境变化，维持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社会信息系统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基本系统，它本身又是由各种子系统相互连接、相互交织而成的整体。按照不同的分类规则，子系统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按照信息类型分，可分为经济信息系统、政治信息系统、文化信息系统等等。每个子系统既具有相对独立的结构和功能，又与其他子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子系统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就是“矛盾”产生的根源之一，也就是造成“戏剧性”的来源之。

三、科技信息制作戏剧化

信息制作就是信息的编码过程。在编码过程中加入戏剧化的因子，就构成了科技信息传播的戏剧化效果。它分为三个层次。

(一)突出戏剧元素

例如，2008年6月10日，《隙望》周刊发表了《地震学家都做了些什么》。它的开头部分是这样的：

近二十年来，我们也在二十几次地震之前有所察觉，有一些地震也取得了减灾实效，但这个比例很低，所以这个预报很难，地震预告没有过关。

传播技术论文第6篇

光纤作为信号传输的媒介，光波成为传输的载波。光纤通信系统主要由光纤连接器、发射机、光中继器、光接收机和耦合器的无源器件组成。在所有的组成部件中光端机是核心部分，光端机由光接收机和光发射机组成，光接收机中的光检测器将光信号转化成电信号，在经过加工和整理输出，光发射机是将光源转换成光信号，之后光信号通过光纤实现传输，通信信号传输的质量直接受到光接收机和光发射机性能的影响。光纤通信系统的优势在于，信号的传输速度快，传输的容量比较大，而且光纤的体积小，具有很强的抗电磁干扰能力，保密性比较强，适用于远距离的信号传输，制作光纤的材料丰富，能够耐腐蚀。在高性能通信网络可使用光纤通信系统，能够提高视音频的清晰度，可用于制作电视数字化节目。但在使用光纤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弯曲半径不宜过小，光纤的连接和切断技术比较复杂，需要在光纤系统的建设中给予特别关注。

2.微波传输系统

通信微波的波长在0.1毫米至1米范围内。通信微波的传输与接收之间无障碍时便可使用，成为现在网络通信的主要工具。微波的发展与无线通信是密不可分的，成为远距离通信的主要媒介，广泛应用于军事通信领域。微波站的设备主要由多路复用设备、天线、收发信机、电源设备、调制器和自动控制设备等组成。微波通信系统特点在于系统使用周期短和线路建设时间短。微波传输系统适合在山区、海峡、水面和不易铺设光纤网的地区使用。其抗干扰性比较强，更容易适合复杂的自然环境，如水灾、风灾以及地震等。微波传输频带宽、容量大，可用于包括数据、电话、传真和电报等多种业务的传送。但微波的缺点在于衍射能力弱，直线型的传播方式，对物体的穿透能力比较弱，因此微波系统的搭建必须要在无线电管理部门的管理中实施，线路设备的铺设必须与市政建设相结合，制定科学的规划，以便避免微波通信效果受到影响。

3.卫星传输系统

卫星传输系统由星载转发器、上行发射站、地球接收站和测控站。星载转发器接受地面上传送的微波信号，并对信号进行变频和放大处理，再发射到地面服务区内，星载转发器作为空间的中继站，它应以最低附加噪声和失真传送电视广播信号。上行发射站是把节目制作中心输送的信号进行处理，通过调试，上变频和高功率放大，通过定向天线向卫星发射上行C、Ku波段信号，同时接收由卫星下行转发的微弱的微波信号，监测卫星转播节目的质量。地面接收站对来自卫星的信号进行低噪声放大，下变频为中频信号、中频信号经过调频、解调后得到基带信号，通过伴音解调电路和视频恢复电路的途径，建立起正常的视频信号和伴音信号，在电视机里实现音频和视频。在广播电视传输系统中卫星传输系统得到了广泛使用，一颗通信卫星的通信范围广，可以对几百套电视节目进行传输，在卫星信息覆盖的空间弄均可实现信息通信，由于卫星的信息传播功能强大，传播速度快，信息传播效能好。电路和话务量可灵活调整；同一通信可用于不同方向和不同区域，但卫星传输受雨衰、日凌、风向等天气影响较大。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改进和成熟，卫星系统的传输性能的稳定性和抗干扰性不断提高，增强了卫星传输信号的质量。

4.SDH传输技术

SDH传输是一种线路传输、功能交换、融合复接和统一管理的网络操作信息传送系统。SDH的功能比较强大，可实现动态网络管理与网络维护功能，能够提高网络资源的使用率，满足现行广播电视传输网的信息传输与交换要求。SDH传输技术是未来广播电视信号传输发展的趋势，SDH在广播电视传输网中被广泛应用，已成为广播电视领域传输技术方面的发展和应用热点。SDH同步传输模式（STM-N）承载信息业务，根据ITU-TG.707规范的SDH速率，STM-1对应的线路速率为155.520Mbps、2.048Mbps的速率等级接口。SDH网能够与PDH网兼容，具有统一的光接口和复用标准，它采用同步复用映射结构和先进的指针调整技术，使来自不同业务提供者的信息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下同步复用，同时可承受一定的基准丢失；SDH具有健全的网络管理功能，可以进行统一的网络管理，并可以对网络单元进行分布式的管理、具有业务的性能监视、网络的动态维护、不同供应商设备间的互通等功能。

5.结语

传播技术论文第7篇

关键词：现代媒体技术；钢琴文化；传播与发展

钢琴起源于欧洲，于19世纪传入中国，并逐渐进入平常百姓家。在现代媒体技术的影响下，我国钢琴文化的传播方式和途径发生了变化，促进了钢琴文化的广泛传播。

1我国钢琴文化传播的环境与途径

1.1传播环境与过程。钢琴起源于欧洲，由19世纪传入中国，当时欧洲钢琴文化已经达到了浪漫主义的鼎盛时期，而我国钢琴文化刚起步。钢琴传入中国之初，主要是通过宗教传播，作为教堂基督唱诗班圣经朗诵的伴奏乐器，随后引入中国教育中，而且最初的传播范围较小，主要集中在经济条件好、文化素养高的知识家庭，受家庭活动的影响接触到钢琴，随外国传教士学习钢琴。改革开放后，条件好的家庭请钢琴教师在家中教授孩子学习钢琴，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学习钢琴，特别是艺术特长生加分政策的出现催生了“考级热”，我国目前已有上千万儿童学习钢琴，钢琴文化的传播范围日趋扩大。1.2传播途径与方式。早期钢琴文化的传播途径主要有教堂、学堂和独奏音乐会，中期开始通过教育、社会培训、剧场演出、文艺表演传播，后期主要通过电视、网络等途径传播。早期钢琴文化的传播方式有面对面的口传心授、乐谱教学和纸质媒介，但是受众少，传播范围小。面对面口传心授，是指钢琴教师和学生通过语言直接交流与及时反馈，具有双向交流、互动性强、反馈及时的优点，但是传播速度慢、传播范围窄，无法多人共同学习，传播效果较差。乐谱教学是指通过学习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钢琴经典音乐，通过准确记录随时随地解读，但是仅有视觉感知，没有听觉感受，传播效果较差，而且要求学习者懂乐谱，非常不利于钢琴文化的广泛性传播。纸质媒体是指通过书籍、杂志等了解钢琴文化，传播量大、范围广，但是无法再现钢琴音乐的听觉效果，不利于欣赏水平的提高。

2我国钢琴文化现代传播呈现的新特点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钢琴文化的传播媒介发生了变化，传播效果也受到了影响。在现代传媒技术的影响下，我国钢琴文化得到了快速传播，呈现出新特点。2.1传播速度由慢变快。传统钢琴文化传播主要依靠面对面的口传心授、乐谱教学和纸质媒体，特别是钢琴专业学生的招生，每年因名额有限，招生人数较少，培养的钢琴文化传播者也非常少。而且钢琴文化的传播者需要认识乐谱，懂得基本乐理知识，这也影响了钢琴文化的传播。此外，纸质媒体出版周期长，订阅数量有限，对钢琴文化传播的影响力较小，这些都导致我国钢琴文化传播速度较慢的因素。现代媒体技术出现后，我国钢琴文化传播由慢转入快的状态，钢琴教育课程、音乐会、比赛活动可通过电视、互联网等形式向大众传播，大众可通过网络课程学习钢琴基本知识，借助网络越来越多的人学习钢琴，使得我国钢琴文化实现了全面覆盖，传播速度较之前大大提高。2.2传播受众由少数走向大众。钢琴传入中国之初，家庭经济条件好、文化素质高的知识分子才有机会接触钢琴，普通大众很少或很难接触到钢琴这一高雅艺术。现代媒体技术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学习钢琴的门槛，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钢琴，学习钢琴的人不再局限于某一群体，而是囊括了音乐学院的学生、喜欢钢琴的业余人士、追逐梦想的少年、退休老人等，受众从少数走向了大众。电视里转播的钢琴演奏会、网络实时播放的音乐会，都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接触到钢琴，让越来越多热爱音乐、喜欢钢琴的人，可以享受现代媒体技术带来的便利。2.3审美观念由高雅走向世俗。钢琴在很长的时间内被视为贵族艺术和高雅艺术，这与其早期常出现在庄严肃穆、典雅温馨的环境中，表现出柔和、清脆的音色，被少数经济地位高和文化程度高的人享受的艺术有关。钢琴传入中国后，既保持了欧洲钢琴的特点，又融入我国传统音乐和美学思想，形成了阴柔的美学形态、神韵的听觉享受，表现出高雅性。现代媒体技术的出现，使得钢琴文化从高雅艺术变成了世俗文化，从非富即贵走向了平常百姓，从精英走向了大众，钢琴已不再是贵族艺术，而是可以雅俗共赏的艺术。钢琴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呈现一定的审美世俗性，反映普通人的生活愿望，表达出审美趣味，符合平常百姓的欣赏喜好，呈现出更加亲和、质朴的风格。2.4传播空间由地区走向全国。钢琴文化起源于西方，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与东方文化发生了碰撞，并在中国实现了地域性传播。现代媒体技术的出现，使得传统的口传心授、乐谱教学和纸质媒体的钢琴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改变，传播空间由大城市向全国扩展。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拓展了钢琴文化的传播空间，全国各地的人可以很轻松地从网上查询有关钢琴文化的信息，欣赏钢琴演奏会，与志同道合的人交谈，使得钢琴文化的传播从地区向全国发展，也加速了与国外钢琴文化的交流。

3结语

钢琴起源于欧洲，于19世纪传入中国融入我国传统音乐和美学思想，形成了阴柔的美学形态，达到了神韵的听觉享受，具有一定的高雅性。钢琴传入中国之初，因受到传播环境、方式等影响，传播速度慢、传播受众窄、传播空间局限于地区，但随着现代媒体技术的发展，钢琴文化的传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为钢琴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有利条件，未来我国钢琴文化与国外钢琴文化交流也将变得更加便捷，将促进我国钢琴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瑾.我国钢琴文化的现代传播［J］.新闻爱好者，2010（4）：128-129.

［2］李明静.从“钢琴热”看钢琴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J］.艺术教育，2010（12）：80-81.

［3］金阳.谈中国钢琴文化的发展历程［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4（12）：130-131.

［4］黄新羽.浅谈我国钢琴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发展［J］.湖南社会科学，2014（S1）：29-30.

传播技术论文第8篇

一、传播技术与平衡报道呈“正相关”

传播技术是开展传播的一个技术平台，是实施传播活动的物质条件，传播活动依存于传播技术，没有印刷技术、无线电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明，就没有今天报纸媒体、广播媒体、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传播活动的出现，也就没有人类传播活动由低级走向高级、由简单走向复杂、由缓慢走向快捷这样一个不断推进的演变过程。

在人类历史上，传播技术是随科学技术同步发展的，传播技术是科学技术的“附属品”，是科学技术在传播活动中的具体运用，人类的传播技术史就是一部科技发展史。与此同时，新闻传播速度和距离上的纵横变化也是随传播技术的演进而发展的。我们应该承认：是传播技术带来了传播时间上的“提速”和传播空间上的“延展”，这是理论与实践都已证实了的毋庸置疑的科学论断。

“媒介即讯息”是加拿大著名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的传播学核心思想，这个科学论断的贡献是强调了传播技术对于新闻传播的重要性、传播技术对于新闻传播平衡的正向影响关系。后来许多学者也正是根据传播技术的更迭与推进才将新闻传播的历史划分为口头新闻、手抄新闻、印刷新闻、电子新闻和网络新闻等阶段。由此可见，“新闻传播依赖并仰仗于一定的技术手段，传播技术的革命对新闻传播的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1）当然对信息的平衡性传播影响也是深远的、基础性的。

我们看一下传播平衡的不断进步与传播技术纵向演进过程的正向相关性。人类早期传播是“零技术时代”，只是处于“开口说”和“用手写”这样小范围、超简单的人工传播状态，传播速度十分缓慢，送一封信要几个月甚至几年，传播范围更是十分狭窄，仅限于生活环境的周边，空间再大一点就可能会失真，尽管文字传播能长久保存且也能突破声音语言的距离限制，但主要“还属于政府、官吏以及统治阶层的特权”，（2）百姓是无权享用的，况且用来刻字、写字的甲骨、竹简和纸张的数量极其有限，因此其传播基本上还是较为封闭，人们获取的信息除身边可见的真实外，其它均属“道听途说”或“一面之词”，这种情况下谈传播平衡简直就是奢望了。到了公元二世纪、七世纪和十一世纪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的陆续出现和广泛流传，使得人类的传播拥有了报纸、书籍和杂志等纯大众性的印刷媒介，这种大众媒介的可复制、可批量生产的特性提升、扩大了“口说”和“手写”的传播速度和空间，于是就有了来自异域、异族和异样的多元化、多层化的信息，这时也就具有了追求和实现传播平衡的可能性，人类向平衡性传播迈进了一步。再到十九世纪30年代后，随着电报机、电话机、收音机、电视机和计算机的发明，人类进入了电子传播的信息时代，于是信息传输的时间越来越短、信息传输的距离越来越大，甚至达到了速度上的即时性和空间上的全球化，这种即时性和全球化传播最大限度和最大可能地保证了信息的全面、公正和客观，从而使得信息传播更加趋向于平衡或接衡。

由此可见，信息传播平衡性的增强和扩大是与传播技术的演进同步的，呈“正相关”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播技术对信息传播的客观、公正与平衡的实现起到了物质保障的作用，其对人类传播的卓越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二、新传播技术对平衡报道的局限性

迄今为止，人类一共经历了印刷媒介传播、电子媒介传播和数字媒介传播三次较大的传播技术演进过程，这三个过程或技术形态都有自己所对应的技术基础和承接信息的载体。印刷媒介传播对应的是以文字传播为手段的印刷术，其载体形式是报纸、书籍和杂志 ；电子媒介传播对应的是以电磁波传递为手段的电子技术，其载体形式是广播、电视和网络；数字媒介传播对应的是以数字编码程序为内核的计算机技术，其载体形式是音频网络、视频网络和多媒体兼容网络。这里所说的“新传播技术”，指的是现在正在经历着的尚未完全定型的数字媒介。

“新传播技术”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每个时代每一种传播技术的出现都是相对前一个技术形式而言的，都是历史阶段的产物，并不是指一个绝对的、永恒的“新传播技术”。比如，印刷传播技术的“新”只是相对于原来的口语传播和文字传播的“零技术时代”而言，电子传播技术的“新”只是相对于印刷传播技术而言，而今天卫星通信、数字化和多媒体网络技术等也只是相对于电子传播技术而言，它早晚也要被其他的新传播技术所代替，这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客观规律和历史的必然。

新传播技术的“递进式演变”在逐渐地拓展着传播渠道、扩大着时空范围，而宽阔、多元的传播渠道和传播宿源正是传播平衡的前提。由此可见，传播技术与传播平衡之间存在着一种“正相关”，即传播技术越新传播渠道越广、传播宿源越多，传播就越趋于平衡。因此，传播技术发展史就是一部传播不断由失衡走向平衡的过程，这已被人类的新闻传播史所充分证明。

应该说，信息传播的平衡性增强同传播技术的演进是与时俱进的、正向相关的，没有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就没有今天快速、多向、客观、真实和平衡的报道。但我们也要看到，有了新传播技术的保障不一定就能实现传播平衡，因为传播技术与传播平衡之间虽然呈“正向相关”，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传播技术本身，而是操纵传播技术的人。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外因原理分析，传播技术是影响传播平衡的外部因素，它只能为传播平衡提供一种可能，而真正的内因还是运用传播技术的人。按中国人民大学郭庆光的观点分析，“媒介技术或工具是中性的”，（3）它本身并不必然导致传播的失衡或平衡。毕竟，传播技术是人的创造物，最重要的是人如何控制和使用它。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传播技术的作用并不是决定了、促进了传播的平衡，而只是为传播的平衡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提供了一种可以凭借的工具，一种可以施展的平台和可以依存的必要物质条件，但不是充分惟一的条件。所以，在传播平衡追求与实现的认识上，我们不能无限夸大传播技术的功能与作用，在这里“技术决定论是绝对错误的”。套用一句俗话就是：传播技术不是万能的，但没有传播技术是万万不能的。

虽然今天的互联网传播技术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但人类传播实践的失衡状态依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甚至在某些地区和领域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众所周知，美国的互联网传播是世界上公认最高的，它的技术领先程度和传播速度其他各国几乎无一能比，然而在国际重大事件报道和传播中，其拥有的传播技术却显得十分渺小而无助，完全被它的霸权理念和利益需求等要素所支配和控制着，比如美国每年向世界公布多国人权报告而惟独回避不谈自己的人权问题，美国大肆搜集并传播中国的负面新闻而回避不谈我国的改革成就，美国有选择地报道有利于自己形象的伊拉克战况而回避不谈自己的侵略和血腥屠杀。应该说，这种严重的失衡报道与传播技术的好坏、强弱和高低没有关联，完全是美国政府以及媒体的人为结果，这个例子恰好雄辩地证明了新传播技术保证不了传播平衡追求的局限性。

三、“新传播技术决定论”溯源及其批判

实际上，“新传播技术决定论”并非是今天某些理论家的独创，早在20世纪中叶以来传播学者英尼斯、麦克卢汉和梅罗维兹等先后对媒介技术与人类行为、社会文明和历史进程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媒介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和“媒介技术动因论”等思想。今天的“新传播技术决定论”毫无新意，只不过是对上述思想的再次翻版、简单套用和错误延续，试图抹煞传播信息的重要性和传播主体的能动性。

最先提出“媒介决定论”的是麦克卢汉的导师英尼斯，英尼斯将媒介看成是人的思维的延伸，他以“偏倚时间的媒介”和“偏倚空间的媒介”的概念来阐释媒介对各种社会组织形式的广泛影响以及媒介在人类文明产生中的重要运用。（4）

麦克卢汉继承了导师的“媒介决定论”的重要思想，1964年在他出版的传播学代表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提出了著名的“媒介即讯息”传播观，认为“媒介形式的变革导致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和行为发生变革，乃至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变革”。（5）应该说，这是对他的导师英尼斯观点的一种扩展和深化，进一步强化了媒介在人类行为、社会文明和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作用。麦克卢汉这一超前的传播观一度引起了传播学界的震惊和争论，他的标新立异观点和神秘主义色彩遭到了人们的批判和指责，其思想随着他的去世也销声匿迹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卫星电视和网络传播作用的日益凸现，“媒介决定论”者们似乎重新发现了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作为理论论据的重要支撑作用，因此受到了更高程度的重视和更广泛意义上的引申，人们再次拾起并以此观照、论证“地球村”预言的应验和海湾战争“卫星电信技术对时空的瓦解”作用。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不看到麦克卢汉理论的偏颇和致命缺欠，即“过分强调和夸大媒介的作用，忽略了人的主导性和能动性 ， 忽略了媒介内容即信息的重要性，这就必然要走向‘技术决定论’的极端”。（6）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传播学者梅罗维兹在继承麦克卢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就对媒介技术与社会历史进程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其代表作《空间感的失落：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中“对社会历史进程作出了一种媒介技术动因论的解释”，“将传播技术及其变迁视为社会变迁的动因”。（7）梅罗维兹看到了媒介技术在社会变迁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他对媒介技术的片面夸大和对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要素的极大忽视充分暴露了该理论的致命缺欠。

梅罗维兹的“媒介技术动因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是不堪一击的，因为他忽视了“媒介技术的发展本身也是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等的产物”（8）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他在论述电子传播媒介的迅速普及与当代社会变迁的关系时，未能充分认识到经济因素对于各种电子计算机技术使用的制约作用，这反映了他思维的肤浅和片面，其实在电脑技术和电脑联网技术已有很大突破的今天，许多关于网络用户的调查都已表明，“经济收入和网络服务收费标准是制约个人是否成为网络用户以及上网后使用网络的频率的重要因素。”（9）由此可见，媒介技术并不是社会发展真正的、最终的推动力量，充其量其影响只是一种较为直接的、表面的、易识的推动要素。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新传播技术也一样不能成为改变失衡报道的决定要素或力量，这已被不同时期的传播实践所充分证明，因此若把改变失衡报道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新传播技术那只能是“痴心妄想”，最后也只能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现在我们已经被告知：“依靠新传播技术改变失衡报道”此路不通，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决报道失衡的科学对策和有效方法呢？笔者认为有下面三种主要途径：

首先是消除政治偏见。政治偏见是导致报道失衡的最主要原因，这在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新闻报道中体现尤为突出。对美国媒体来说，要改变长期以来的报道失衡现状，必须抛开多年来一直盛行的“政治上正确性”原则，必须突破报道中要使用“精神运动”而不可使用“”、要使用“被中国占领的”而不可使用“自治区”等类似自觉遵守的，特别要避免100%正面或100%负面的“一边倒”的情形的出现。（10）

其次是摆脱经济制约。市场经济体制下媒介经常处于经济驱动与专业追求的博弈之中，是要“生存与发展”还是要“责任与道德”？这是新闻报道经常面临的艰难而尴尬的抉择。2001年1月美国电视媒体NBC屈从母公司通用电器的经济压力和制约，放弃了对其飞机引擎质量问题的曝光和披露，这是典型的反面案例。在这方面半岛电视台是最成功的典范，它在面临大财团采取制裁、纷纷撤走广告额、濒临“饿死”的情况下仍坚持客观、平衡报道，尤其是对每年供养它上亿元办台资金的卡塔尔政府存在问题也毫不放过，这种纯专业精神的追求实在难能可贵。

最后是缩短文化差异。文化差异往往也是导致报道失衡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文化地位和重要性影响着传播平衡，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在全世界文化中处于主流状态，因此在国际传播及舆论中就处于优势和强势，而以巴勒斯坦为首的阿拉伯文化目前在全世界文化中处于边缘地带，因此其在国际传播和舆论中就处于劣势和弱势。另一方面种族、地域的特点也影响着传播平衡，如对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报道，美国和英国朝“有利”自己的方向报道，因而严重失衡，半岛电视台和凤凰卫视最为客观和平衡。所以，要实现报道平衡，要打破民族、地域、风俗的界限，要本着“求同存异”“海纳百川”的原则，努力消除“己利”和“功利”的杂念，以国际化和专业化视角来观察问题，这样也可能就会趋向平衡和客观。

注释：

（1）芮必峰、姜红：《新闻报道方式论》，第35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2）（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30页、第15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11月第1版

（4）（5）黄晓钟、杨效宏、冯钢主编：《传播学关键术语释读》第44页、第43页，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6）张国良：《传播学原理》，第13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7）（8）（9）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第141页、第14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传播技术论文第9篇

关键词 科技传播学；历史渊源；学科发展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34-0011-05

The Scie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Historical Origin and Discipline Development

Zhai Jiequan ，Chen Shuangshu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origi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STC） studie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STC studies grew up an important research fiel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it is currently being developed into a discipline.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there are three tasks need to be completed in the scie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 how to establish their own research framework and its theoretical basis and to develope a innovation paradigm of the STC studies.

Key words The scie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Historical origin； Discipline development

科学技术的传播与科学技术的创新、应用是科学技术领域的三大基本现象。科技传播和科学技术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内在地与科学技术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与科学技术相伴而生、一同成长，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但相比而言，科技传播研究的孕育与产生却已经到了20世纪。大约在20世纪上半叶，在一些看起来并不相关的研究领域，先后出现了一些针对科技传播现象的相关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科技传播研究成长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并积累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进入21世纪，科技传播研究开始朝向建立一门真正的学科的发展阶段迈进。而科技传播学要成为独立的学科，需要建立自己的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确立自己的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

1 科技传播发展的三大关键节点

科技传播的旅程起始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最初内含在人类的知识与技能传承之中，后来则从属于人类知识教育的一部分，直到近代才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在近代科学阶段，科学共同体内出现了专门服务科学家交流新知识的科学杂志（如1665年就在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同时诞生了两份世界上最早的科学杂志《学者杂志》和《哲学汇刊》），科学家们也基于推进科学的需要积极面向普通民众传播新科学。例如，作为实验科学创始人的伽利略就曾用意大利语（而不是当时学者们惯用的拉丁文）和“对话体”（以三人对话辩论的形式）撰写了两部著名的“对话”――《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和《关于两种新科学的对话》，其目的应该就是以让普通人都能够读懂的方式来传播新科学。伽利略可以被认为是近代有科普意识的第一人，可以被称为近代科普之父[1]。

近代阶段的这种科学传播仍然是从属于科学的，并没有真正成为独立的社会活动。科技传播真正受到社会的关注，并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社会活动，应该说已经到了19世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是在19世纪40年代前后出现了“科普”一词（最早是在1836年）和被称为“科普者”的一批人。科学在19世纪的时候已经走上了专业化的发展道路，科学论文里充满了“只有大学者们才看得懂”的专业术语，大多数领域的科学知识已经发展到超出一般大众所能理解的范围，于是出现于18世纪末期、表达“普及”涵义的英文单词“popularize”（意思是“使……通俗化”），在19世纪40年代前后开始被用于科学与技术。“一种新的职业正在开拓，那就是科学普及者（popularizer of science）和科学

作家”[2]。

19世纪的科学领域获得了快速发展，19世纪的技术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新奇的发明。不断涌现的科学新发现和技术新发明极大地激发了公众对科学技术的兴趣，而公众的兴趣又激励了科学家向公众传播科学技术的热情，于是社会上出现了许多热衷于科普的科学家、工程师、发明家、职业演说家，他们撰写科学文章介绍科学新知识和技术新发明、周游全国发表科学演说、演示令人惊叹的科学实验，极大地促进了科普在当时的活跃，使科普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但科普在当时还未成为一个研究的对象。学者们真正把科学普及作为研究对象，已经到了20世纪之后了。英国著名科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贝尔纳应该说是最早关注并研究科技传播现象的学者。在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他利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了科技传播（Scientific Communication）问题[3]。

伽利略时代科学家的科普工作、19世纪科普概念的提出、贝尔纳对科技传播的研究可以说是科技传播发展史上的三个重要的关键节点。伽利略时代的科学家们积极面向公众传播科学，并显示出了比较明确的科普意识，虽然这种传播主要还是基于让社会接受新科学的需要（即主要是源于科学本身的需要），但正是这样的目标和需要促进了科技传播最终走向独立。19世纪40年代“科普”一词的出现和一群热衷于科普的“科普者”的出现，意味着作为科技传播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普已被认定为一类特殊的社会活动，因而可以认为是科技传播真正走向独立的重要标志。而贝尔纳在20世纪30年代对科技传播的关注和研究，意味着人们在这个时代已经认识到了科技传播的特殊价值，认识到了有必要将科技传播现象和问题作为专门研究的对象。

2 科技传播研究的三大主要源头

我们可以将贝尔纳对科技传播的研究看作是科技传播学的发端。在《科学的社会功能》这部科学社会学的奠基性著作中，贝尔纳分析了科技传播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科技传播的建议，认为“科学情报（Scientific Information）数量之多已使其传播成为巨大问题”，“需要极为认真地考虑解决科技传播的全盘问题，不仅包括科学家之间交流的问题，而且包括向公众传播的问题”。通过改善科学家之间的交流提高科学研究的效率、通过向民众普及科学让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所起的作用，是贝尔纳关注科技传播问题的基本原因。贝尔纳之后的科技传播研究在许多方面事实上都是沿着贝尔纳所指引的方向发展的。例如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科技传播的理解也基本上像贝尔纳一样把科技传播分为科学交流和科学普及两大基本方面，科技传播研究大体上也主要围绕科学交流与公众传播两大方向发展。对科学交流的研究分析了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交流，发展出了科技情报学这门重要的学科。贝尔纳所关注的科学与传媒、公众理解科学等等问题也成为后来科学传播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4]。贝尔纳所开创的是科学社会学传统的科技传播研究，是科技传播研究的第一个重要源头。

科技传播实际上包含一个广阔的领域[5]，不仅包括科学共同体内（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包括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也还包括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传播扩散。而最早关注并研究科学技术在社会中传播扩散问题的是社会学家和传播学家。例如，1940年代前后，美国学者瑞安（Bryce Ryan）和格罗斯（Neal Gross）就对衣阿华州杂交玉米推广进行了系统研究，不仅为农业技术推广研究提供了范例，而且带动了其后对技术推广问题的大规模研究。20世纪50年代之后，技术推广和技术扩散研究甚至成为相当热点的一个研究领域，当时的美国农业部、卫生部资助和支持了许多关于农业技术推广、环保和卫生知识传播的研究项目。研究中得到的许多关于技术接受率、影响因素、传播网络等重要成果在60年代被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曾担任过美国传播学会主席）概括成了“创新扩散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6]。传播学家也基于这些研究成果提出了“采用―扩散论”。创新扩散研究可以说是科技传播研究的第二个重要源头，研究的成果揭示了科学技术在社会中是如何传播扩散的。

科技传播研究的第三个源头是产生于欧美的“技术传播”（Technical Communication）研究。欧美国家的“技术传播”概念实际上与许多性质不同的职业活动相关联，成立于1971年的国际“技术传播学会”（The Society for Technical Communication，STC）就包括了科技作者、科技新闻、科技编辑、科技出版、科技培训、文档管理、技术写作甚至是翻译工作、广告工作等各种职业背景的会员。技术传播工作虽然可以服务于许多不同的职业活动，但需要的技能和要求却是相同的，这就是如何使科学技术知识和专业信息传播得更加准确有效。技术传播研究的基本内容就是探索准确有效传播专业信息的技术、技能、技巧和方法。技术传播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大学在20世纪初为教授学生如何利用写作描述技术产品信息而设立的“工程英语”课程，之后便逐渐形成了以这种专业性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为研究内容的“技术传播”研究领域。目前在发达国家，技术传播已经实现了高度的职业化，大学里开设有数百个相应的专业。

科技传播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实际上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促动，科学社会学基于提高科研效率、增进公众理解科学的问题，开始了对科技传播现象的研究；技术扩散研究基于对技术推广和扩散规律的关注，开始了对技术如何在社会中扩散的研究；技术传播研究则关注的是如何让专业技术信息传播得的更准确，对传播的技能与方法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分别从不同方面促进了对科技传播相关问题的研究，促进了科技传播研究的发展。因此，我们不能认为科技传播学只有某个单一的源头，尽管有些研究（例如创新扩散研究）目前并不被认为是科技传播研究的一部分，未来也未必需要将其转移到科技传播研究之中，但研究成果对我们理解科技传播现象、发展科技传播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科技传播研究需要充分借鉴和吸收这样的研究成果，发展并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科技传播研究本身带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并内在地包含与其他学科相交叉，从而形成不同研究方向的可能性，也自然可以形成不同的研究

范式[7]。

3 科技传播研究的三大基本阶段

在20世纪上半叶，随着科学技术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和应用的高潮，科学技术传播现象也得以快速发展并变得引人注目，科学社会学家意识到科学技术信息的快速增长给科技情报服务提出了挑战，新闻学者注意到科技新闻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新闻品种，从事语言教学和写作研究的学者看到了科技文本表达和写作的特殊性，社会学家和传播学家则发现新技术推广中存在一些值得研究的现象和过程。换言之，在一些看起来并不相关的领域中，人们似乎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一些与我们现今称之为“科技传播”相关的现象和问题，于是关于科技传播的研究就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了科学社会学、传播学、技术扩散甚至是与语言写作相关的研究中。当然，最初的这些研究不仅分散于不同的领域，而且也是相当初步的，我们可以将这一阶段的科技传播研究称为“问题”研究阶段，不同领域的学者发现并意识到了存在这样一类需要研究的“问题”。

随着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在各自领域内不断深入的研究，到20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将科技传播作为“问题”的研究阶段过渡到了“研究领域”形成的阶段。最早达到这一阶段的应该说是科技情报学。受到科技高速发展和文献量指数增长的促动，到50年代中期，关于科学交流和科技情报的各种研究就慢慢实现了整合，形成了科技情报学这门新的学科。稍后达到这一阶段的是技术扩散研究，在20世纪中期前后大量关于农业技术推广和工业技术扩散研究的基础上，60年代前后也实现了理论整合，1962年罗杰斯就出版了他那本著名的著作《创新的扩散》。而在“技术传播”领域，分散于科技新闻、科技写作等领域的研究到70年代的时候，也逐渐被整合到了“Technical Communication”名下，并形成了大致的研究框架。例如在美国，20世纪上半叶成立的科学作者协会、技术写作协会、科技出版协会等相关组织，在1971年的时候就合并成了“技术传播学会”。

在面向公众的科学技术传播（国内外学者通常称之为“科学传播”）方面，尽管像科学普及这类问题很早就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但真正将这方面的研究推进到研究领域的发展阶段，应该说已到了20世纪80年代。20世纪下半叶以后，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并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关于公民科学素质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受到了关注，从70年代开始就开展了相关的调查和研究，而调查中也发现公众对待科学的态度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原来对科学充满崇敬的公众对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开始有了很多的担忧，这就引发了80年代起始于欧洲的“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其基本目标是通过广泛开展科学普及和传播，提升公众的科学素质，增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1985年，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提出了旨在提升全体美国人科学素质的“2061计划”；同一年，英国皇家学会了著名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

20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关系的变革、科学技术与公众关系领域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所引发的社会对科学素质的关注以及公众理解科学运动，是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研究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的基本原因。到90年代的时候，科学传播已经成为科学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和《Science Communication》这两本专业期刊也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尽管到目前为止仍在科学普及和科学传播研究领域仍然还没有出现类似于科技情报学或创新扩散理论那样的整合性理论体系，但社会已经意识到了科学传播不仅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大问题”，需要给予系统的研究。

经过三十年来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和积累，科学传播研究目前正在向形成一门学科的发展阶段过渡。2012年5月和2013年9年美国科学院举办了两次以“The Scienc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科学传播学）为题的学术论坛，邀请了世界科学传播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集中讨论了科学传播研究的现状、学科融合以及科学传播发展策略、有效传播等许多科学传播领域的基础问题。作为世界四大名刊之一的《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也出版了论坛的论文专辑。这两次会议不仅第一次（仅据笔者的了解）在国际高规格会议上正式使用了“The Scienc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这样的名称，而且从学者们在论坛上探讨的重要问题，大体上也可以看出构建“科学传播学”框架的初步尝试。因此，这两次论坛的举办可以视为科学传播研究由研究领域到学科过渡的标志性事件。

4 科技传播学的三大基础任务

考察近些年来国内外科技传播研究发展，我们可以认为，尽管学者们在科技传播的许多问题上还没有取得广泛的共识（例如科技传播包括的范围甚至是基础术语的使用等），科技传播研究还没有建立共识性的理论基础，但在许多问题的理解上也还是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研究深度和广度上也有了重要的突破，理论上广泛探讨了当代科技传播的背景、对象、内容以及传播的方法、策略等多方面问题，分析了科技传播与公众科学素质、公众理解科学等方面的基本关系，也在反思科技传播的传统理论与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概念、新模型，特别是在技术扩散研究、技术传播研究、公众理解科学研究等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媒体中的科技传播、社会情景中的科学传播、科技传播政策与策略等等问题也已经成为科技传播研究的重要方向。因此，科技传播研究正处在重要突破的前夜。

特别是在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研究领域，受20世纪下半叶以来受“科学与公众”关系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如对科学的“信任危机”）的推动，科学传播已经成长为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实践领域和重要的政策议题，不仅政府机构、教育组织、大众媒体、工业部门、科学共同体、科普团体、科普设施等各类社会主体积极参与社会的科学传播活动[8]，使科学传播呈现出繁荣的发展局面，而且也极大地推动了科学传播研究的不断活跃。“国际科技公共传播网络”（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on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通常简称为PCST）自80年代末就开始组织国际性的PCST会议，至今已连续举办了10余届，其目前的科学委员成员就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就在美国科学院举办科学传播学论坛的2012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也举办了“科学传播会议”（Science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至今已举办了三届（每年一次）。正是因为科学传播的繁荣发展和科学传播研究的日渐活跃，科学传播研究界提出了建立“科学传播学”的呼声。

我们可以将美国科学院举办“科学传播学”论坛作为科技传播学迈向学科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但科技传播学真正要作为一门学科，还面临着三大基础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如何在理论整合和学科融合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到目前为止，与科技传播相关的许多研究仍然分散于科学社会学、技术创新、技术传播等不同的学科或研究领域，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需要通过建立统一的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充分整合其中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需要突破对科技传播的狭义理解，推动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在科技传播研究中的交叉融合，概括和提炼技术扩散、技术传播、健康传播、环境传播、风险传播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科技传播学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

第二，如何实现理论研究的深化和理论水平的提升，确立科技传播学的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拥有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和基础理论是一个学科立于学科之林的基础，科技传播学自然也不例外。作为一个学科的科技传播学需要在理论上实现突破，建立自己独有的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并且能够用这样的理论指导科技传播实践，引领科技传播研究，指导科技传播政策。笔者近年来曾就科技传播研究的宏观微观分层、当代科技传播任务目标分层等问题做过一些讨论，也提出了科技传播的多重任务及整合模型等观点[9]，对科技传播学的理论整合和基础理论问题做了一些探讨。但在目前学者们对与科技传播相关的许多问题的理解上还不甚一致的情况下，科技传播学理论体系和基础理论的确立仍然任务艰巨。

第三，如何发展面向创新的科技传播研究，从而更恰当地确立创新时代的科技传播定位和价值。当代科技传播发展背景正在面临深刻变革，科学技术领域爆发的新革命引起科学、技术、社会之间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经济社会越来越走上“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科技传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提升，科技传播需求也在日益增长。但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也使科学与公众关系领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如何更好地服务当代科学与社会的互动进程（包括服务科学与社会的对话），已经成为当代科技传播面临的重大任务。科技传播需要新的理解和新的定位，科技传播研究需要新的范式和新的理念，发展“创新范式”的科技传播研究，在创新范式的框架下建立科技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可以让科技传播学更好地适应创新时代的发展要求。

5 理论整合需要注意的三个问题

传播学的发展历史上曾发生过两次重要的理论整合，两次理论整合都对传播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威尔伯・L・施拉姆将先前分散于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领域的传播研究成果进行过重要的整合，通过归纳、整理、总结这些研究成果并使之系统化、结构化，勾画出大众传播学的基本体系，从而创立了传播学这门新学科。施拉姆正是因为这种贡献而被尊为“传播学之父”。在20世纪60年代，埃弗雷特・罗杰斯将分散于农业社会学、公共卫生研究乃至人类学、教育学中关于创新扩散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理论整合，确立了创新扩散研究的理论框架，建立了创新扩散理论的基本体系，从而将创新扩散研究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由此，罗杰斯的名字在学术界几乎成了研究“创新扩散”的同义词。

尽管科技传播和科学技术拥有同样悠久的历史，但真正受到关注并得到研究却已经到了20世纪。在20世纪，与科技传播相关的科技情报、科技交流、科技写作、科技出版、科技新闻、科技教育、科技宣传、科技普及等工作得到迅猛发展，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科学素质等问题受到社会重视，学者们针对这些工作以及这些问题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就包含有许多极有价值的科技传播研究成果。但到目前为止，与科技传播相关的研究成果不仅分散在上述这些不同的研究领域，在包括科学社会学、农业社会学、技术创新研究等不同领域，也蕴藏着关于科学传播、农业科技传播、技术扩散等与科技传播相关的丰富成果。当代科技传播研究所面临的情形与施拉姆、罗杰斯进行理论整合之前的情形十分的相似，需要通过理论整合形成统一的科技传播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

首先，全面梳理分散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科技传播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深入分析在科技情报、科技新闻、科技普及、科学传播、公众理解科学、科学素质建设以及在技术扩散、健康传播、环境传播研究等中得到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和成果，从中归纳、概括、提炼对确立科技传播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有价值的结论，同时引进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将这些成果和结论系统化、结构化，进而总结科技传播研究需要面对的问题结构，根据这种问题结构确立科技传播研究的理论框架，勾画科技传播学的基本体系，确立科技传播学的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对科学传播学的未来发展而言，这种理论整合对实现其学科独立显然是极其重要的。

其次，持续深化和拓展对当代科技传播实践的认识。当代科技传播已经发展到利用多样化渠道、传播多样化内容、达成多样化目标的新阶段[10]，涉及多样化的形态和分层化的目标[11]。科技传播在实践领域上既有以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提升公众科学素质的科技传播类型，也有服务科学技术创新、推进科学与公众对话的科技传播类型[12]。科技传播研究领域因而也出现了诸如“普及范式”和“创新范式”等不同的范式和传统[13]。科技传播理论整合需要持有充分开放的态度和认识，不能自我窄化我们的研究视野，将科技传播理解为只有某种单一的形态和目标（甚至由此排斥其他形态的科技传播实践），否则理论的整合将无法实现，也无法建立开放的理论体系、回应当代实践的要求、推进科技传播事业的全面发展。

再次，继续深化和拓宽对当代科技传播概念的理解。当代科技传播实践丰富而多样的发展，要求我们拓展对科技传播当代实践的认识，也要求我们拓宽对科技传播概念的理解。近些年来，国际科学传播文献也都通常对“科学”概念采取广义的理解，包括科学、技术、工程、医学等[14]。如果我们也给予科技传播概念以广义的理解，使科技传播不仅包括科学共同体内科学家之间的科学交流、面向公众的科学技术传播（即目前国际所说的“Science Communication”或“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也包括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扩散和传播，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拓展和丰富对当代科技传播实践的认识，并在统一框架内对各种科技传播现象进行研究，从而使科技传播研究能够更好地回应当代创新提出的各种要求。

在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的推动之下，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到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新阶段，经济社会迈进创新驱动发展的轨道，人类社会生活也发展到全面科技化的状态。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之间关系的日益紧密，提升了科学技术创新、传播、应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促进了科学技术创造、传播、应用规模和速度不断提高，也给科技传播事业的发展和科技传播实践提出了许多新挑战。这意味着无论是在当前还是在未来，科技传播实践和研究都已经成为我们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需要我们在全面认识时展要求的基础上，持续深化科技传播实践与理论问题的研究，推动科技传播事业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周孟璞，松鹰.科普学[M].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34.

[2]石顺科.英文“科普”称谓探识[J].科普研究，2007（4）：63-66.

[3]《科学的社会功能》的第十一章，标题为“Scientific Communication”（科技传播），国内中译本译为“科学交流”。参见：J.D. Bernal. 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 First M.I.T press Paperback Edition， 1967：292-308；中译本：[英]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陈体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4]希拉贾撒诺夫，等.科学技术论手册[C].盛晓明，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243-297.

[5]翟杰全.科技传播研究：疆域的扩张[J].科学学研究，2005（1）：19-23.

[6]罗杰斯.创新的扩散[M].辛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7]翟杰全，张丛丛.科技传播研究：“普及范式”和“创新范式”[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9-11.

[8]Research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he Public： Mapping Science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R].

[9]翟杰全.当代科技传播的任务分层[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39-145；翟杰全.科技公共传播：知识普及、科学理解、公众参与[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29-32.

[10]翟杰全. 科技公共传播：碎片化特性与当展策略[J]. 科普研究，2014， 4：11-16

[11]翟杰全. 当代科技传播的任务分层[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2：139

[12]翟杰全，张丛丛.科技传播研究：“普及范式”和“创新范式”[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9-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