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保险投资在保险公司的经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目前我国保险公司资金运作现状并不尽如人意，保险公司作为一个商业企业，其根本目的在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保险公司利润已不能单纯依靠收取的保险费与一定概率下的保险赔付差额，而是越来越倚重于保险投资的有效运营。因为保险与给付之差，其利润率是一定的，而且还有减少的趋势，而保险投资的运营，其预期的利润率却是无限大的，所以只有安全有效地进行各种投资运营才能使保险资金获得长期稳定的增长，使保险公司获得较高的利润。可见有效的资本运营是现代保险业的支柱，是保险经营发展的生命线。
二、我国保险投资的历史和现状
（一）我国保险投资的历史沿革
建国初期，我国保险企业的资金按规定只能存入银行，所得利息全部上缴国家财政，无任何保险投资可言。经过20年的停办以后，我国保险业随着改革开放而获得新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80年开始恢复办理国内保险业务，并积极发展国外保险业务。
1984年11月，国务院批转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关于加快发展我国保险事业的报告》中指出：“总、分公司收入的保险费扣除赔款、赔偿准备金、费用开支和纳税金后，余下的可以自己运用”。1985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又从法规的角度明确了保险企业可以自主运用保险资金。这不仅是我国保险体制改革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是增强我国保险业活力的一项战略性措施，对加快我国保险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保险企业投资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初步发展阶段：1984年至1988年底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取得投资权后，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总公司在北京、江苏等地尝试性地开展投资（包括贷款）业务，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城市分公司也相继开展保险投资业务。
在这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对保险企业的投资活动实行严格管理，一是对资金运用规模实行计划控制，例如1986年人行对人保下达2亿元投资额度。二是对资金运用的方式与方向作了严格规定。1986年人保的资金运用被限定为投资地方自筹的固定资产项目。1987年批准试办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和购买金融债券。这一阶段的经营效益不大理想，资产运用率和投资收益水平都比较低。以1986年为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国内业务汇总的资产运用率只有9.23%，投资收益率仅为0.83%。
2、调整整顿阶段：1988年底至1990年底
由于面临治理整顿的经济环境和紧缩信贷规模的局面，加之保险业本身经营效益不佳，我国保险投资业务于1988年底进入调整整顿阶段。其内容和措施有：总结前几年资金运用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严格执行信贷计划，严肃利率政策，把资金转投到流动资金贷款方面，坚持“十不贷”和注意“重点倾斜”并采取了担保和银行承兑汇票抵押等手段，努力提高资金运用的安全性与收益性。在这一阶段，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工作除办理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外，大部分工作放在对原有投资贷款项目的清理的催收上。资金运用的范围被限定为流动资金贷款、企业技术改造贷款、购买金融债券和银行同业拆借。
3、进一步发展阶段：1991年至1995年
经过两年多的调整整顿，加之宏观经济形势的好转，保险投资业务于1991年开始进行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保险投资在保险界得到了普遍认同和重视。两家新成立的全国性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先后加入了保险资金运用的行列。保险投资规模不断扩大，1992年底。人保、平保、太保三家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余额达109.46亿元。保险投资的范围有所拓宽，证券投资得到较大发展，保险投资收益得到提高。
4、规范发展阶段：1995年至今
随着1995年《保险法》的出台和实施，各保险公司遵照《保险法》调整业务，以符合《保险法》的要求。《保险法》的实施，为我国保险投资业务的规范与健康发展奠定的基础。
（二）我国保险公司保险投资现状
1、决策机制薄弱
目前许多保险公司尚未建立一套规范有效的决策机制，人保财险公司直到2003年下半年才成立了专门的保险投资公司。决策的盲目性、被动性、随意性十分突出，在仅能投资债券的时期，这类决策机制不会体现任何危机，对于资产规模迅速壮大的保险公司来说，更是掩盖了其决策的弊端：决策机制落后，决策反馈机制尚未建立，在保险公司进入基金市场后会充分暴露出来。
2、保险投资渠道狭窄
1998年以前，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渠道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2000年3月1日起实行的《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买卖中国保监会指定的中央企业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而西方国家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法定渠道则较广泛。如美国、日本就规定保险公司可进行政府债券、公司债券、股票、抵押贷款、不动产、保单放贷等业务。
3、保险资金利用率低
保险资金的利用率，在国外基本上达到90%，而在我国还不到50%。有限的保险资金主要用于银行存款。据统计，1998年人保、平保和太保三大保险公司保险资金的40%—60%局限于现金和银行存款，保险资金基本上无“运用”可言。截止到1999年底，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率还不到20%。为了保证保险资金的安全，保险公司将大量资金存于银行，由银行进行专业的资金运用，而保险公司只能获得固定的较低的存款利息，银行存款的利息已经远远不能使保险资金保值、增值了，保险公司必须开拓出投资新领域来保证其资金的收益性、安全性。
4、保险投资缺乏相应人才
保险投资涉及到存款、国债、证券等多个领域，因此保险投资人才必须对国家经济发展有远见，对各行业发展有底数，才能有胆略，有灵活性，善于捕获商机，在资本市场上获得丰厚的回报。而我国保险公司由于历史原因，现有员工基本上由干部、金融机构及政府部门调入和正规大学毕业生三部分组成，且前两部分约占公司员工的70%，年龄大都在40周岁以上。这样的人力资源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弊端，即知识结构老化，缺乏创造力。保险公司要想从保险投资中获益，就必须引进相应人才，同时注重公司内部年轻人才的培养。版权所有
5、保险公司管理水平落后，影响保险投资收益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管理体制落后，投资缺乏科学决策，许多公司在科学决策、内部约束机制方面比较薄弱。由此出现了许多领导项目贷款、人情贷款等。这些项目贷款很多无法收回投资本息，甚至成为呆账、坏账。管理水平的落后，影响了投资收益。
中国的保险公司要生存，保险事业要发展，客观上要求保险资金实现有效运用，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马上就完全放开对保险资金运用的限制，还有一些地方需要去完善，还有一些制度需要制定，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三、建立我国保险投资体制的构想
（一）保险投资客观上需要建立有效投资体制
所谓保险投资体制是指保险投资活动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的总称。保险投资机制建立的目的在于提高保险投资的收益，降低投资风险。
保险公司的承保业务与投资业务是现代保险业的两个重要特征，其中保险投资业务已经成为现代保险公司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保险投资业务的发展，将扩大保险公司的盈利，增加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和经营和稳定性。同时，保险公司收入的增加，将使保险公司有能力降低保险费率，减轻被保险人的负担，提高保险公司的竞争能力。我国保险业如果没有投资收益作为基础，加入WTO后，在承保业务上很难与国外保险公司进行价格（费率）竞争。另一方面，保险投资业务的发展和获利可以弥补业务上亏损，维持保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如1987年英国两大保险公司保险业务亏损分别为0.64亿英镑和1.08亿英镑，而投资利润为2.04亿英镑和2.49英镑，盈亏相抵后，还有不小的综合盈利。从近期国际保险业的发展特点来看，保险公司的主要收益已经从传统的承保收益逐步转移为投资收益，如美国产险业务自1978年以来连续21年出现承保亏损，主要收益来自于投资收益。
由于保险经营是一种负债经营，因而保险资金的运用除了考虑投资的收益外，还必须保证投资的安全性。因此，市场的开放，投资工具的增加和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客观上需要保险公司进一步加强投资机制的建设，提高化解风险的能力，保证保险资金实现安全性和投资收益的协调。
（二）保险业应尽快建立、健全保险企业的制度和规范
建立和完善中国保险投资体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保险公司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加强经营管理，才可能为高水平、高效益的保险投资提供根本制度保证。如何加强经营管理，我个人认为可以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加大公司运作的透明度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运用法律武器，严惩那些损害股东权益的行为，有效地维护股东的权益。
第二、建立和完善对经理层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彻底改变旧的用人机制，让市场和竞争来决定经理的选拔，使经理的报酬与公司的业绩直接挂钩。
第三、加强管理创新，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摒弃旧的、传统的管理模式及其相应的管理方工和方法，创建新的管理模式及其相应的方式和方法。
（三）进一步拓宽资金运用渠道
保险资金运用是保险公司稳健经营的基础，是关系到保险公司经营状况的重要因素。
由于我国保险业起步较晚,加之其它种种原因,目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存在的问题是证券投资基金规模太小；保险公司无法控制入市资金的风险；在目前封闭式基金占据主流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只能被动的分红，其变现很难实现；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过窄；保险资金中短期严重。
针对这些问题，必须进一步拓宽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加快资金入市步伐，使我国保险业能够持续快速发展。
1、保险资金入市
（1）保险资金入市可以增强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如果运用得当，还可有效解决保险公司所面临的“利差损”问题。在《保险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投资，仅每年的利差损就有3至6个百分点，这为保险公司的长期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在银行存款的利率为2.25%，国债的买卖收益最多不过6%-7%，在同业拆借市场上，因资金量有限，所以收益率微乎其微。而在2000年保险公司投资证券基金的平均收益达12%。因此，保险资金入市，从长远来看，对保险公司增加盈利能力、解决“利差损”具有重要的意义。
（2）保险资金入市可以有效改善保险公司资产结构。如果允许保险资金按严格的比例进入证券市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金闲置的压力。因为保险资金进入证券市场是进行股权的交易，在证券市场机制作用下，根据保险资金运用原则，保险公司必然将资金投入到效益好、有成长性的企业中去，这样客观上就使保险资产得到了相应的改善。
（3）从长期来看，保险资金入市对于启动保险消费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保险资金入市无疑使国家找到一种对资金更有效的配置方法，从而使部分社会资金与证券市场之间形成纽带。在这个纽带的连接过程中，不但可以改变整个社
资金的结构，还可以使经济发展得到更大的保障，以便使国家、企业、个人以及保险公司更好的发展。
（4）保险资金入市，可以增强我国保险公司的国际竞争力。随着我国加入WTO，保险业面临着更大的冲击，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保险公司除了用提高服务质量来争取保单，扩大客户群外，其所得到的保费收入如何获取最大的安全收益是关键问题。在发达国家，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较我国畅通的多，除了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外，还可涉足证券市场甚至房地产业。所以，保险资金入市，可以增强我国保险公司与国外保险公司的竞争实力，更好地奠定加入WTO后的经济基础。
（5）保险资金入市可有效缓解证券市场中资金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有助于稳定证券市场。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发展，可入市的保险资金的规模将越来越大，必将会改善证券市场的资金结构，它对证券市场的长期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会越来越明显。
2、保险资金进入短期拆借市场。
尽管保险公司都有较高的信誉，但上前还不能以信用方式进入短期拆借市场，而须有抵押。如果能直接以信用方式进入短期拆借市场，可以为保险公司提高资金运用效率提供方便。
3、扩大可投资的企业债券范围。
目前保险资金只可购买铁路债券、电力债券和三峡债券，应扩大到其他的企业债券。尽管企业债券质地有好有坏，或者说存在风险，但应相信保险公司有一定的鉴别能力。
4、进行资产委托管理。版权所有
资产委托就是保险公司以合同的形式把资金委托给专业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运作。它的最大好处是保险公司省心省力，不必事事躬亲，同时由专业公司进行操作，也可确保较高回报。
[关键词] 股利政策 信号传递 信息不对称
一、引言
Miller和Modigliani在1961年提出著名的MM理论，其中包涵了股利无关论。此后，国内外学者围绕着公司股利政策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MM理论认为投资者与公司管理层之间拥有相同的信息，然而，现实中的情况却是公司的管理层是“内部人”，他们往往比外部股东更了解企业的现状、未来前景，以及企业的真实价值，即信息的不对称。股利分配政策的信号理论放宽了MM理论的假设，在管理层与公司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管理者占有更多的有关公司前景方面的内部信息的假设条件下研究股利政策得到的信号效应。
John Lintner被认为是最早的股利信号传递理论的实证研究者，他在观察了公司的股利支付模式后得出结论：公司一般会保持一个目标股利支付率，股利变化与长期的可持续的收益水平变化是一致的。公司管理层相当重视股利水平的变化。在确信公司收益水平的提高能够支付长期增加的股利时，才会增发股利。同时。公司的管理者为了保持股利政策平稳，不会轻易削减股利。此后，Pettit、Miller、Scott and Keith等很多学者对于股利的信号传递效应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
二、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理论简介
信号传递理论认为，当公司管理者与投资者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公司可以通过股利政策向市场传递有关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信息。股利是管理当局向外部投资者传递其掌握的内部信息的一种手段。股利能够传递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信息，高质量的公司往往愿意通过相对较高的股利支付率把自己同低质量的公司区别开来，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因此，管理者会利用股利政策来传递有关公司未来前景的信息。
三、股利政策信号传递效应的的案例研究
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上海医药（600849），英文简称SHANGHAI PHARMACEUTICAL CO.,LTD，是由原上海第四制药厂改制而成。根据清华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数据库的数据，2005年，公司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税后）为0.225元，当年没有送红股。
本文选用市盈率、市净率和托宾Q值3个指标，对上海医药的股利政策是否传递有关公司未来前景进行分析。我们选取4家配对样本公司与上海医药进行比较，配对样本为：东北制药（000597）、第一医药（600833）、太龙药业（600222）、国药科技(600421)，配对样本公司均选取2005年未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配对样本公司主要考虑上市公司的行业影响因素，市盈率、市净率、总资产、负债总额等，数据的选取为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当年数据，并取所有配对样本公司计算数据的算术平均数。托宾Q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托宾Q＝（流通股市场价值+非流通股市场价值+负债账面价值）/资产账面价值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清华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数据库和龙语财经信息分析系统数据库，并经过计算整理而来。配对样本的各项指标如表1，计算与对比过程如表2，经计算得出上海医药2005年度的市盈率为40.14，市净率为1.25，托宾Q值为1.14。
从表2可以看出，2005年上海医药与配对样本之间的各项数据缺乏明显的统一性。从市盈利率指标来看，上海医药低于配对样本指标，说明从盈利水平角度衡量，上海医药低于同行业水平；从市净率指标来看，上海医药低于配对样本指标，说明从净资产角度来看，上海医药低于同行业公司的市场价值；从托宾Q值来看，上海医药低于同行业公司的市场价值，说明上海医药的市场价值被低估了。管理当局有可能通过发放现金股利来向市场传递公司价值被低估的信号，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假说在本案例中得以体现。
三、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上海医药的案例研究可以看出，上海医药2005年股利政策具有明显的信号传递效应。当股利政策具有明显的信号传递作用，对投资者来说，股利政策的定位和变动，反映着经理层对公司未来发展方向的信息，股东可据此作出自己的判断，并调整对公司价值的期望值，对于公司经理层来说，如何传递公司的财务信号，是公司在制定股利政策时应着重考虑的，有的公司自身经营情况不善，而经理层又想树立公司良好的经营形象，这就可能通过股利政策向外传递虚假的信息。尽管这种手段在短期可能使股东受骗，但从长期来看，受损的还是公司的形象。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作用是一把双刃剑，应用不好就会带来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摘要：近年来，我国的企业总数特别是上市公司的数量迅速增长，公司财务涌现出很多新问题，但公司财务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同时，西方的公司财务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中国独特的情景。进而，互联网和大数据也给公司财务理论带来诸多新的挑战。本文应用文献分析方法，回顾公司财务研究的历史进程，探讨公司财务研究的现状和问题以及我国公司财务研究的制度背景。研究指出国家金融和财税等体制的改革，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互联网技术革命、国企产权制度改革和企业国际化等的进展，给我国公司财务研究提出一系列新的难题，同时也带来创新研究的机遇。
作者：吴世农
关键词公司财务；研究进展；研究趋势
引言
公司财务，又称为公司金融（CorporateFinance），早年称为财务管理（FinancialManagement），是工商管理学科中最为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公司财务研究始于1897年，迄今已有121年的历史。在工商管理诸多学科中，公司财务或公司金融的研究始终与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密切相关，是最具活力和挑战性的研究领域，其间至少有11位相关学者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纵观研究历史进程，公司财务的研究重点从研究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转向研究企业内部财务管理与外部金融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从经典的财务管理研究框架向现代的财务管理研究框架发展，从静态的财务管理研究向动态的财务管理研究发展，从单学科、纯财务管理问题的研究向多学科交融、复合式财务管理问题的研究发展。
一、公司财务研究的历史
从学科起源看，公司财务源于会计，后又独立于会计。现在，其既与会计学科密不可分，又与金融学科密切相关。从公司财务的发展历史来看，其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形成阶段（1897-1930年）。此时的公司财务一方面研究财务指标体系及其分析方法，探讨财务指标的设计、计算及其与证券市场的关系；另一方面研究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的主要特征。标志性的研究成果是1897年纽约会计师格林撰写出版的第一部《财务管理》著作和1900年在法国巴黎大学博士研究生路易斯巴奇利尔探讨期货市场的博士论文《投机理论》。然而，此时公司财务的研究与金融市场的研究并未融合在一起，公司财务研究主要关注如何根据公司财务报表信息对公司的成本—效益进行计算、分析与评价。
二是传统研究阶段（1930-1950年）。此时公司财务研究主要是探讨基于货币时间价值的各类估值模型，探讨财务信息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标志性的成果是1938年威廉的《估值理论》以及后期以威廉—高登股利贴现模型为中心的一系列估值模型。
三是现代研究阶段（1950-1975年）。这一时期的公司财务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始尝试基于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来研究财务和经营信息与证券价格或企业价值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在“资本成本理论”（TheoryofCostofCapital）、负债和分红等“财务政策理论”(TheoryofFinancialPolicy)方面取得原创性和突破性进展。1950年哈利马克维斯的投资组合理论；[1]1958、1963、1965年MM的资本结构理论；[2，3]1963、1964年威廉.夏普基于马克维斯投资组合理论和托宾的资金分离定理推导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4，5]1965、1970、1976年尤金法玛提出了有效市场理论；[6，7]1972年及其后布莱克、舒尔茨和莫顿提出的期权定价模型（OPM），[8-10]1976年罗斯提出的套利定价模型（APT），[11]都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研究成果。1985年MM理论中的莫迪格里安尼、1990年马克维斯、夏普和MM理论中的米勒、1997年舒尔茨和莫顿、2013年法玛先后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总之，此时的公司财务研究不再把财务管理简单地视为企业的内部“成本—效益”管理，而是将公司财务的研究重心放在企业经营和财务信息及经营和财务管理决策与资本市场证券价格（值）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问题上，并形成了一个完整和系统的理论研究框架。
围绕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一目标，首先必须解决资本成本这一核心问题。而各类资本的成本中，权益资本的成本是个难题。因此，围绕权益资本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资本资产的估值和定价理论与模型。从威廉—高登的股利贴现模型等发展到CAPM和APT，以及此后的OPM。但是，不同于传统的股利贴现模型，CAPM及其此后的定价模型建立在投资组合理论、有效市场理论、套利定价理论的基础上。紧接着，在基本解决了权益资本成本或资本资产定价之后，即可逐一探讨负债、分红（在理论上，股权融资可视为“逆向分红”）、投资、营运资本等财务政策与企业价值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收购兼并、跨国公司理财、行为财务、财务报表及其信息含量分析等属于公司财务的一些研究专题。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司财务研究离不开资本市场。当企业在市场上发行证券，投资者投资证券，就形成了金融市场，包括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和衍生品市场等。在金融市场上，最受关注的问题是其收益和风险。在金融市场方面形成三个重要的研究专题：一是投资收益、风险以及估值的研究；二是各种基金层出不穷，形成了对共同投资基金和分析师行为等的研究；三是各类金融市场特征和行为的研究。正因如此，后人常将公司财务称为公司金融。
四是后现代研究阶段（1975-2000年）。在这一阶段，公司财务经典的理论研究框架已经臻于“完美”，研究的关键在于如何突破。一方面，公司财务的研究继续深化探索一些悬而未决的难题和谜题，包括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深化与完善，以及资本结构之谜（ThePuzzleofCapitalStructure）、[2，3，12-22]股利政策之谜（ThePuzzleofDividendPolicy）[13，23-30]和现金持有之谜（ThePuzzleofCashHoldings）[19，31-38]等难题的探索。1976年，罗斯提出“套利定价理论”（APT）。[11]1988年坎贝尔等发表“股票价格、盈利和预期股利”一文，[24]在应用1871-1986年美国股市的综合数据开展实证研究后指出，企业实际盈利的长期历史均值是未来实际股利现值的优良估计。1993年法玛等提出了著名的“三因素定价模型”[39]等。另一方面，公司财务与其他学科交叉与融合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主流之一。1976年詹森等发表了著名的《企业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和所有权结构》一文，[40]阐述了代理以及公司治理与公司财务问题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探讨动态资本结构。[12]1985年德邦等发表《股票市场过度反应了吗》，[41]将心理偏差引入股票投资决策问题。继1997年SV的《公司治理调查》一文发表后，1998年LaPorta等发表了《法与金融》和《投资者保护和公司治理》，[37，42]先后阐述了法律与金融市场，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2000年后出现了《迎合股利政策》。[23]由此可见，代理理论、公司治理、心理偏差和投资者法律保护等与公司财务之间的关系成为热点研究问题。席勒在2013年、塞勒在2017年先后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2013年法码、拉尔斯汉森和席勒三人获奖的主要理由还在于他们在资本和资产价格的实证研究和长期价格走势预测方面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而使得席勒名声大振的却是他的《非理性繁荣》一书。[43]在这一时期，公司财务的交叉融合研究具有三个明显的形态：一是公司财务与会计、审计、资本市场及金融市场（投资）的融合，四者的研究范式和关注的问题具有趋同现象，虽然研究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二是公司财务与工商管理学科中各专业研究方向如人力资源、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物流供应链、商业模式和企业战略等之间的交叉及互动研究，[36，44-46]探讨公司财务与上述管理问题之间的关系。三是跨学科之间的交叉和互动研究，探索公司财务与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及文化和网络技术等之间的关系。
在过去的20年，我国学者一方面立足本土，结合国情，另一方面紧跟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财务管理的主要特征和规律。在资本结构、[47-53]分红政策、[54-59]现金持有、[60-63]行为金融和行为财务、[57，64-68]公司内外部治理与公司财务、[47，56，57，60，69-74]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51，75-77]政治关联与公司财务、[52，78-80]收购兼并、[68，81-84]技术创新与公司财务、[85]业绩评价与高管薪酬、[71，86-88]宏观经济与公司财务[82]等领域取得了一批优秀研究成果，为中国本土的公司财务理论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此外，最近十年来，中国独特的制度背景及其公司财务问题如负债、[89-91]现金持有、[32，33，92]政治关联与公司财务、[90-93]公司治理与公司财务[94，95]等也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总体上看，此间有关我国公司财务的研究具有两个典型的特征：一是引入公司治理，探索中国独特治理环境下的公司财务问题，即公司的内部和外部治理因素如何影响公司的财务绩效和财务行为；二是引入心理行为，探索心理和行为偏差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管理者和资本市场投资者的决策行为。
二、公司财务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2000年之后，公司财务的研究形成了内外交叉融合研究的新特征、新框架和新范式。
一是公司财务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兴趣，研究涉及政治体制、法律法规、金融制度等如何影响公司的资本成本和公司各类财务政策，制度因素与宏微观经济的关系研究由来已久。1964年拉夫纳萨奈尔就在《美国行为科学家》发表了《经济发展与官僚腐败》一文，探讨政治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上世纪70-80年代西方公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政治因素或政治关联对公司财务的影响引起广泛关注。从研究趋势看，公司财务的研究沿着其与代理关系、公司治理、产权结构、法律制度、政治体制等制度因素的关系一路拓展和深化，但研究成果多元且易变，具有典型的制度情景依赖特征，迄今仍然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待深化研究。
二是公司财务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前AFA主席、著名财务学家Zingales在2015年指出：“文化这一创新性的元素开始走进财务学的研究视野，为财务学的研究提供了绝佳的研究机会。”财务学顶尖期刊JFE甚至在2015年7月第117卷专门出版了一期有关财务与文化主题的特刊。由此可见，财务与文化的交叉研究是近年来财务学的一个新的趋势和研究热点。总的来看，有关公司财务与文化的研究，最近几年主要从国家伦理道德、宗教、地域及习俗和社会资本四个维度展开研究，且方兴未艾。
三是公司财务与行为偏差的关系研究仍然在延续，从行为经济的研究到行为金融的研究，再到行为财务的研究，人类的心理偏差对宏观经济政策、金融市场走势和企业管理决策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但是，行为金融和行为财务有所不同。行为金融通过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的交易数据，侧重研究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的投资者行为，例如投资者的过度反应、反应不足等；行为财务不仅通过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的交易数据，而且通过企业管理者的决策，侧重研究企业管理者的行为，例如管理者在收购兼并决策中的过度乐观和过度自信、股利政策中的迎合行为、负债政策中的过度负债以及投资决策中的过度投资等。
四是互联网、大数据与公司财务之间关系的研究亟待拓展。互联网技术既改变了企业的商业模式，也改变了企业信息的披露方式、传播途径、传播速度、影响范围和影响力度，从而改变了管理者、投资者和监管者的决策行为；同时，大数据的有效性、偏差性和复杂性并存，对公司财务和金融市场的深刻影响更为复杂，作用更加多元。这一方面推动了企业和金融市场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变革，另一方面对传统的会计、审计、财务和金融理论提出新的挑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一方面仍然是一个“相对的空白”。《Nature》和《Science》分别在2008年和2011年专刊探讨大数据的特征、面临挑战与应用前景。拉泽等在2014年提出了两种可能导致社交媒体大数据出现偏差的原因[96]：一是“蓝队偏差”（BlueTeamDynamics），指服务提供商自身为了商业利益改变数据算法而导致的偏差，也可称为“数据算法偏差”。例如，谷歌的“搜索推荐”就可能导致某类关键词搜索量的提高，因百度搜索竞价服务所导致的“魏则西就医事件”均属于典型的算法偏差；二是“红队偏差”（RedTeamDynamics），指生产数据的用户（即大数据研究者的被试）为了特定目的而尝试操纵数据的生成过程，也可称为“数据生成偏差”。拉泽等指出，类似的手段也可能在以推特和脸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中用来传播关于股价和股市的谣言，从而达到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但这一推测目前还没有被经验数据所检验。尽管如此，国内外已有研究证实，大数据通过影响投资者情绪从而影响股票的投资收益。在国内，许多学者开始对大数据的精确性、非抽样误差、循环使用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开始关注社交媒体的股票大数据的偏差性及其对股票收益的影响。[76]
五是公司财务的研究中存在一个理论脱离实际的明显“短板”。公司财务管理的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但在研究其影响因素时，总是假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逐一或分别探讨资本结构、利润分配、股权融资、资产配置和投资、营运资本以及现金管理这六大财务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很少开展多个财务政策的联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目前的文献检索发现，比较多的是两个财务政策联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这与现实中的企业财务管理场景和面临的决策问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为企业实际的财务管理决策过程中，负债会影响投资，投资会影响负债；负债会影响分红，分红会影响负债；负债和分红会影响股权融资，从而影响投资扩张和营运资本增减，而投资扩张和营运资本增减反过来会影响负债和分红，从而影响增资扩股，反之亦然，如此等等。这是公司财务理论研究中比较致命的一大缺陷。
三、中国情景及公司财务研究展望
目前，中国在管理科学领域，尤其是会计、审计和公司财务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从管理科学领域来看，2004年中国管理科学WoS论文数量仅为682篇，2013年增长至5288篇，增长了6.8倍。从国际排名来看，中国管理科学的世界排名从2004年的第11位跃升到2013年的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进步了8个位次。除了论文的数量，论文的被引程度也是衡量研究质量的重要因素。2009-2013年，中国在管理科学领域的论文以7.4%的数量份额获得了全球8.5%的引文份额和11%的高被引论文份额，表明中国以相对较少的论文获得了相对较多的被引频次和高被引论文。管理科学中的工商管理学科，是近十年来进步最为迅猛的学科之一，2009-2013年，工商管理的论文、引文、高被引论文排名分别比2004-2008年进步了10、8、6个位次。同时，在会计、审计和公司财务领域，从1995-2016年中国学者发表于会计、审计和公司财务领域6本或9本①顶级期刊（TOP6orTOP9）的论文数量看，共有40篇于TOP6的期刊，有68篇于TOP9的期刊，且近十年来发表论文的数量呈现较快的增长态势。②
然而，我们仍需注意到，目前工商管理学科特别是会计、审计和公司财务的学术研究仍由西方国家主导。对管理学顶级期刊（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发文来源的一项统计数据表明，不少发表的亚洲问题研究仅仅是简单套用西方管理理论，并未提出亚洲独特管理情境下的新理论。著名学者Barkema等人在2015年呼吁，研究者们应提出更多基于东方独特管理情境、能够解决重大社会需求的创新理论及学术架构。提出基于亚洲乃至中国独特情境的创新性理论，首先要理解亚洲与西方国家的关键区别。Barkema等人指出，将亚洲与西方国家所区分的是其特有的制度环境、哲学理念和文化价值观。哲学理念与文化价值观是各国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群体性认知与思想观念，具有相对稳定的特征，否则难以解释近年来亚洲，尤其是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
中国具有独特的制度、经济、人口和文化等情境。第一，截至2016年12月底，全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8705.4万户，其中，企业2596.1万户，个体工商户5930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179.4万户。因企业类型多，其财务管理问题多元且复杂。第二，中国的资本市场虽只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但无论从上市公司数量、公司市值或股票交易额看，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之一。截至2016年底，在我国沪、深两市上市的公司总计3047家，股票总市值高达50.77万亿元，股票年成交金额约为127.77万亿元。同时，自2004年6月25日创立中小板市场以来，上市公司已超过822家，市值超过98万亿元。自2009年10月30日创业板市场成立以来，上市公司已超过570家，市值超过5万亿元。此外，在新三板挂牌交易的公司超过10163家。从债券市场看，截至2016年底，国债发行额超过5万亿元，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额超过6万亿元。第三，在我国上市公司数量和资本市场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围绕上市公司的“会计造假”、“内幕交易”和“操纵股价”等丑闻不断出现。根据国泰君安数据库显示，1994年1月至2017年7月，我国政府处罚会计造假、会计处理不当、市场交易违规、信息披露违规等事件4780次，涉及1759家公司。其中，会计造假906件，会计处理不当112件，市场违规8657件，违规披露2194起，其他711起。根据中国证监会资料显示，2010-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各类违规违法案件高达3631件。其中，虚假陈述、虚构利润、虚构资产、披露不实、违规买卖股票、内幕交易、操纵股价、欺诈上市等严重和较严重事件共计1387起。第四，近年来我国互联网技术和应用迅猛发展，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发展的影响极其深远。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用户数达7.3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3.2%，近十年来，网民规模增长了4.3倍，互联网普及率增长了4倍。其中，手机网民用户数近7亿，占总网民人数的95.1%。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互联网用户大国。第五，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宏观体制和治理机制的调整和金融及税收体制改革，引发宏观政策的调整。在经历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高增长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断推进。凡此种种，对公司财务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
综上所述，中国情境之所以独特，在于其复杂性、多样性、动态性和制度依赖性等特征。这对于公司财务的研究，既是困难与挑战，更是难得的研究机遇和创新机会，也使得公司财务的研究不仅具有科学探索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本着立足国情，面向世界，探索前沿课题的思路，本文提炼出未来我国公司财务领域的16个重要研究方向或研究课题：互联网时代的公司财务行为和决策研究；互联网时代的资本市场行为研究；制度和文化与公司财务行为研究；企业商业模式、财务特征和财务政策研究；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及财务理论的关系研究；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司治理、财务特征和财务政策研究；收购兼并、公司治理和绩效评价研究；风险投资、公司财务与资本市场互动关系研究；股利政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动态资本结构及其关键问题研究；债券市场与公司财务行为研究；资本市场行为与公司财务决策交互关系研究；现金持有和超额现金持有的一般影响因素和结构性影响因素研究；行为偏差与行为财务研究；公司财务绩效、公司治理与高管薪酬激励研究；宏观经济与公司财务关系研究等。开展这些课题研究，对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司财务理论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Markowitz，H.M..PortfolioSelection.JournalofFinance，1952，7(1)：77-91.
[关键词] 政府监管 会计信息质量 博弈 公司
一、引言
面对愈演愈烈的会计信息失真及其严重的经济后果,世界各国都作出了积极回应,不仅在学术上加以探讨,而且在实践中加以治理,促进了监管改革和会计规范体系的进步。然而,监管制度建设与监管执行效果之间的始终存在着差距,接连不断的会计舞弊恶性事件对会计监管提出了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会计学的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真知灼见,形成丰硕的理论成果用于指导实践。从会计信息质量标准的界定到会计规范体系的完善,从会计信息失真原因的理论分析到舞弊动因模型的构建,从会计监管模式的选择到诚信教育体制的建立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随之而来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构筑一个更有效的会计信息质量政府监管机制,从而更加规范会计信息的生产与披露。因此,本文基于博弈论角度对现行公司在政府监管下的会计信息质量进行重新审视,然后针对分析结果提出政策性的建议,这对于提高我国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促进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政府监管部门与公司之间的博弈分析
政府监管下的会计信息质量博弈分析中,博弈双方(决策主体)是政府监管部门和公司。作为“理性经济人”,他们都是风险规避者,有着各自的利益驱动,各自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无论是政府监管部门,还是公司,在进行违规操作、会计造假时,都会考虑“预期收益”与“败露成本”的问题。如果他们觉察到“预期收益”远大于“败露成本”,即使违规、造假是有风险的,他们也会成为坚定的“风险偏好者”。下面我们基于博弈论角度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模型设计:
1.存在两个博弈方即公司和政府监管部门。公司有造假账和不造假账两种策略选择,监管部门有监管和不监管两种策略选择。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潜在策略选择,并且双方都有一致的理性来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2.假设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当发现公司造假账时,可采用没收额外所得、罚款等措施,同时要付出监管成本。公司不造假账时,如果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监管部门需要付出成本,但没有收益(这是职责内的事情)。
3.假设监管部门不实施监管,公司不造假账时,可获得灰色收益或闲暇收益。但在公司造假账时,而政府监管部门不监管时,可获得灰色收益或闲暇收益,但也有损失(如行政处分及声誉损失等)。
4.假定只要公司造假账,监管部门监管就能发现。
5.假设c表示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成本,监管部门不实施监管可获得灰色收入或闲暇收益为r,r1表示公司不造假账时取得的正常收益。r2表示公司造假账时所取得的不正常收益,f表示公司造假账时被查处后受到的罚款,s表示公司造假时未被查处时给政府监管部门带来的损失(比如监管部门的声誉损失及经济处分等)。
6.假设θ表示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概率,β表示公司造假账的概率,
л政府(θ,β)和л公司(θ,β)分别表示政府监管部门和公司的期望效用函数,
从而构造博弈局势如表1:
从表1中可见,政府监管部门有两个纯战略:监管、不监管;公司有两个纯战略:造假账和不造假账。我们假定为了激励公司不造假账时,监管部门对造假账公司的处罚足够大,使得r -s<-c + r2 +f成立,从而上述的博弈中没有纯战略纳什均衡。所以,我们只需考察这个博弈中是否存在混合战略纳什均衡即可。由上述局势可得:
从上述效用函数推导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个结论:
结论一:公司造假账概率(β)同监管成本(c)、监管部门不监管得到的灰色收入或闲暇收益(r)成正相关,而与对公司的违规处罚(f)、公司违规而监管部门不监管时的损失(s)以及公司的违规时得到的不正当收益(r2)成负相关。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目标自然是降低公司不造假账的概率。从(1)式中可知,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越高,或者监管部门的灰色收入或闲暇收益越高,公司越倾向于造假账,因此我们应采取有力措施降低监管成本,降低监管部门的灰色收入或闲暇收益,从而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公司造假账的概率与公司造假账时受到的处罚或监管部门不监管而公司违规时的损失以及公司违规时的不正当收益负相关,因此,我们应该采取措施提高公司违规时受到的处罚,加大监管部门不作为时的各种处分,从而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
结论二: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概率(θ)与公司造假账的收益(r2)成正相关,而与公司受到的违规处罚(f)负相关。由(2)式可以看出,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概率与公司造假账的收益成正相关,即公司造假账时所得越多,公司越容易违规,越需要监管部门的监管。实施监管的概率与公司受到的违规处罚负相关,也就是说如果对公司的违规处罚较大,公司的期望收益降低,从而公司造假账的概率就变小,从而可以适当降低实施监管的概率。
三、基于博弈分析的政策建议
要治理我国目前较为严重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基于上述博弈论的分析,关键在于应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β和提高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概率θ,使得r-s<-c +re +f成立,从而使双方达到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1.对于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β的建议
(1)增加公司的造假账成本f,就是要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应的执法机制。我国《会计法》、《刑法》对会计造假者虽有给予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规定,但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监管、执法的主体和手段不够明确,处罚较宽松,唯有加大处罚力度,使“造假成本”远高于“造假收益”,使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经济利益动机得以消除,才能有效地打击会计信息造假。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迫使公司在会计信息的生成和披露过程中放弃造假的念头。
(2)呼吁专家学者们多开展会计监督理论研究,为会计监督工作提供理论指导。会计监督工作的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会计监督理论研究,作为会计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特别是两大准则体系国际趋同之后,会计监督工作应如何应对,非常值得理论界研究探讨。这需要各位专家学者今后更多地对会计监督理论进行系统深人的研究,为会计监督事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3)加强会计信息的外部审查和监督,完善会计信息质量监督体系。各企业领导人必须对会计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负法律责任。另外,各级政府部门要严格依法实施监督职能,最后要充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的作用,建立和完善以注册会计师为主体的社会监督体系,制定合理审计收费,对那些不能公正执法、出具虚假审计报告、丧失独立性的机构和人员,要严格处理,从而提升注册会计师的信誉以及会计信息的可信度。
(4)优化公司治理,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各企事业单位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会计法》,严格执行会计准则和制度的规定,切实规范会计核算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其次各企事业单位高度重视内部控制建设,将其作为公司治理的关键环节,同时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为进一步加强管理、防范经营风险和控制舞弊行为发挥重要的作用。
2.对于提高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概率θ的建议
(1)同样是增加公司的造假账成本f,使“造假成本”远高于“造假收益”,使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经济利益动机得以消除,迫使公司在会计信息的生成和披露过程中放弃造假的念头,同时加强对政府监管人员的处罚力度。
(2)健全政府监管部门的委托机制。在对公司的监管过程中,由于监管者拥有的信息是不完全的,监管者也可能判断失误,不能兑现它的承诺;此外监管行为是政府行为,监管者具有很强的政治动机,有追求其政治利益的冲动,不可能任何时候都公正。也就是说,监管行为作为一种行为,会存在道德风险,其行为并不必然与委托人(会计信息的利益相关者)的要求一致,监管行为的实际结果并不一定与监管目标一致。监管权力作为一种公共权力,一方面在没有得到有效制约的条件下,不可能消除利用监管权力谋取个人私利的可能,难以避免监管腐败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完善的激励机制,监管者的付出与其所得的回报不对称,势必会打击监管者的积极性,从而弱化监管的实际效果。所以,从激励角度看,需要通过最优监管契约的设计,建立监督、考核监管者的体系,形成激励与监管相容的机制;并且,要制定更加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使监管者的个人努力更好地与监管目标结合在一起。
四、结束语
我国的会计信息质量问题,一直是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公司会计信息失真,尤其是蓄意的造假行为已经成为社会的公害,所以应对其加强治理。然而治理虚假的会计信息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见效的事情,会计信息失真的治理是一项涉及多个方面的系统工程。政府监管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是保证会计工作有序进行的必要手段,也是不断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必要保证。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知:只有利用有效的措施来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β和提高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概率θ,使得r-s<-c +re +f成立,才有可能使得政府监管部门与公司之间达到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参考文献:
[1]郜进兴 林启云 吴溪: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十年回顾[j].会计研究.2009(01), 27-35
[2]徐贵丽:会计信息质量—基于博弈论观点的分析[j].英才高职论坛.2008(05), 42-44
[3]周延 徐迎德:基于博弈视角的银行监管制度设计[j].金融改革.2009(08), 27-32
[4]付小平:企业管理层与会计人员之间的博弈分析[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2009(08), 53-54
[关键词] 政府监管 会计信息质量 博弈 公司
一、引言
面对愈演愈烈的会计信息失真及其严重的经济后果,世界各国都作出了积极回应,不仅在学术上加以探讨,而且在实践中加以治理,促进了监管改革和会计规范体系的进步。然而,监管制度建设与监管执行效果之间的始终存在着差距,接连不断的会计舞弊恶性事件对会计监管提出了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会计学的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真知灼见,形成丰硕的理论成果用于指导实践。从会计信息质量标准的界定到会计规范体系的完善,从会计信息失真原因的理论分析到舞弊动因模型的构建,从会计监管模式的选择到诚信教育体制的建立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随之而来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构筑一个更有效的会计信息质量政府监管机制,从而更加规范会计信息的生产与披露。因此,本文基于博弈论角度对现行公司在政府监管下的会计信息质量进行重新审视,然后针对分析结果提出政策性的建议,这对于提高我国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促进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政府监管部门与公司之间的博弈分析
政府监管下的会计信息质量博弈分析中,博弈双方(决策主体)是政府监管部门和公司。作为“理性经济人”,他们都是风险规避者,有着各自的利益驱动,各自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无论是政府监管部门,还是公司,在进行违规操作、会计造假时,都会考虑“预期收益”与“败露成本”的问题。如果他们觉察到“预期收益”远大于“败露成本”,即使违规、造假是有风险的,他们也会成为坚定的“风险偏好者”。下面我们基于博弈论角度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模型设计:
1.存在两个博弈方即公司和政府监管部门。公司有造假账和不造假账两种策略选择,监管部门有监管和不监管两种策略选择。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潜在策略选择,并且双方都有一致的理性来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2.假设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当发现公司造假账时,可采用没收额外所得、罚款等措施,同时要付出监管成本。公司不造假账时,如果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监管部门需要付出成本,但没有收益(这是职责内的事情)。
3.假设监管部门不实施监管,公司不造假账时,可获得灰色收益或闲暇收益。但在公司造假账时,而政府监管部门不监管时,可获得灰色收益或闲暇收益,但也有损失(如行政处分及声誉损失等)。
4.假定只要公司造假账,监管部门监管就能发现。
5.假设C表示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成本,监管部门不实施监管可获得灰色收入或闲暇收益为R,R1表示公司不造假账时取得的正常收益。R2表示公司造假账时所取得的不正常收益,F表示公司造假账时被查处后受到的罚款,S表示公司造假时未被查处时给政府监管部门带来的损失(比如监管部门的声誉损失及经济处分等)。
6.假设θ表示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概率,β表示公司造假账的概率,
Л政府(θ,β)和Л公司(θ,β)分别表示政府监管部门和公司的期望效用函数,
从而构造博弈局势如表1:
从表1中可见,政府监管部门有两个纯战略:监管、不监管;公司有两个纯战略:造假账和不造假账。我们假定为了激励公司不造假账时,监管部门对造假账公司的处罚足够大,使得R -S
从上述效用函数推导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个结论:
结论一:公司造假账概率(β)同监管成本(C)、监管部门不监管得到的灰色收入或闲暇收益(R)成正相关,而与对公司的违规处罚(F)、公司违规而监管部门不监管时的损失(S)以及公司的违规时得到的不正当收益(R2)成负相关。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目标自然是降低公司不造假账的概率。从(1)式中可知,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越高,或者监管部门的灰色收入或闲暇收益越高,公司越倾向于造假账,因此我们应采取有力措施降低监管成本,降低监管部门的灰色收入或闲暇收益,从而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公司造假账的概率与公司造假账时受到的处罚或监管部门不监管而公司违规时的损失以及公司违规时的不正当收益负相关,因此,我们应该采取措施提高公司违规时受到的处罚,加大监管部门不作为时的各种处分,从而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
结论二: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概率(θ)与公司造假账的收益(R2)成正相关,而与公司受到的违规处罚(F)负相关。由(2)式可以看出,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概率与公司造假账的收益成正相关,即公司造假账时所得越多,公司越容易违规,越需要监管部门的监管。实施监管的概率与公司受到的违规处罚负相关,也就是说如果对公司的违规处罚较大,公司的期望收益降低,从而公司造假账的概率就变小,从而可以适当降低实施监管的概率。
三、基于博弈分析的政策建议
要治理我国目前较为严重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基于上述博弈论的分析,关键在于应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β和提高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概率θ,使得R-S
1.对于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β的建议
(1)增加公司的造假账成本F,就是要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应的执法机制。我国《会计法》、《刑法》对会计造假者虽有给予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规定,但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监管、执法的主体和手段不够明确,处罚较宽松,唯有加大处罚力度,使“造假成本”远高于“造假收益”,使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经济利益动机得以消除,才能有效地打击会计信息造假。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迫使公司在会计信息的生成和披露过程中放弃造假的念头。
(2)呼吁专家学者们多开展会计监督理论研究,为会计监督工作提供理论指导。会计监督工作的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会计监督理论研究,作为会计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特别是两大准则体系国际趋同之后,会计监督工作应如何应对,非常值得理论界研究探讨。这需要各位专家学者今后更多地对会计监督理论进行系统深人的研究,为会计监督事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3)加强会计信息的外部审查和监督,完善会计信息质量监督体系。各企业领导人必须对会计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负法律责任。另外,各级政府部门要严格依法实施监督职能,最后要充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的作用,建立和完善以注册会计师为主体的社会监督体系,制定合理审计收费,对那些不能公正执法、出具虚假审计报告、丧失独立性的机构和人员,要严格处理,从而提升注册会计师的信誉以及会计信息的可信度。
(4)优化公司治理,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各企事业单位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会计法》,严格执行会计准则和制度的规定,切实规范会计核算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其次各企事业单位高度重视内部控制建设,将其作为公司治理的关键环节,同时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为进一步加强管理、防范经营风险和控制舞弊行为发挥重要的作用。
2.对于提高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概率θ的建议
(1)同样是增加公司的造假账成本F,使“造假成本”远高于“造假收益”,使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经济利益动机得以消除,迫使公司在会计信息的生成和披露过程中放弃造假的念头,同时加强对政府监管人员的处罚力度。
(2)健全政府监管部门的委托机制。在对公司的监管过程中,由于监管者拥有的信息是不完全的,监管者也可能判断失误,不能兑现它的承诺;此外监管行为是政府行为,监管者具有很强的政治动机,有追求其政治利益的冲动,不可能任何时候都公正。也就是说,监管行为作为一种行为,会存在道德风险,其行为并不必然与委托人(会计信息的利益相关者)的要求一致,监管行为的实际结果并不一定与监管目标一致。监管权力作为一种公共权力,一方面在没有得到有效制约的条件下,不可能消除利用监管权力谋取个人私利的可能,难以避免监管腐败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完善的激励机制,监管者的付出与其所得的回报不对称,势必会打击监管者的积极性,从而弱化监管的实际效果。所以,从激励角度看,需要通过最优监管契约的设计,建立监督、考核监管者的体系,形成激励与监管相容的机制;并且,要制定更加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使监管者的个人努力更好地与监管目标结合在一起。
四、结束语
我国的会计信息质量问题,一直是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公司会计信息失真,尤其是蓄意的造假行为已经成为社会的公害,所以应对其加强治理。然而治理虚假的会计信息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见效的事情,会计信息失真的治理是一项涉及多个方面的系统工程。政府监管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是保证会计工作有序进行的必要手段,也是不断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必要保证。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知:只有利用有效的措施来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β和提高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概率θ,使得R-S
参考文献:
[1]郜进兴 林启云 吴溪: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十年回顾[J].会计研究.2009(01), 27-35
[2]徐贵丽:会计信息质量―基于博弈论观点的分析[J].英才高职论坛.2008(05), 42-44
[3]周延 徐迎德:基于博弈视角的银行监管制度设计[J].金融改革.2009(08), 27-32
[4]付小平:企业管理层与会计人员之间的博弈分析[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2009(08), 53-54
[论文摘要] 股利政策和公司治理都非常重要。最近的研究注意到了公司治理在股利政策选择上的重要性，公司治理和股利政策的替代效应。本文对公司治理和股利政策之间关系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回顾，评价了现有 文献 的不足之处，为人们对公司治理和股利政策的研究提供依据。
一、引言
股利政策作为 现代 公司财务管理的三大核心内容之一，是公司筹资投资活动的逻辑延续，是公司财务行为的必然结果，也是影响股价、资本结构等的重要决策。合理的股利政策会关系到整个公司的稳定与长远 发展 。另一方面，公司治理是现代 企业 理论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公司治理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司的运营状况，在公司的实际运营过程中如果公司治理机制相对完善，决策效果也相对较好；反之，则效果相对也较差。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无论是对公司治理还是对股利政策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最近的研究注意到了公司治理对股利政策选择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如jensen & meckling（1976)；easterbrook （1984）等等。而我国的资本市场作为新兴资本市场，在很多方面与国外有差异，特别是公司治理方面的特殊性，如严重非平衡的股权结构、政府的行政干预、内部人控制问题、管理者激励及约束机制的不完善、控制权市场的缺失等等，因此公司治理和股利政策之间关系的研究，对于推动 中国 股利政策的规范化进程，优化股利政策以及对于促进我国股利政策的进一步探讨等，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有关股利政策和公司治理关联关系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二者进行的研究包括：
jensen & meckling（1976)认为股利政策有助于缓解管理者与股东之间，以及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easterbrook （1984）也认为股利作为一种能够有效降低公司代理成本的机制，是有效公司治理机制的替代。
股利政策与管理层持股
rozeff(1982)研究发现在1974年至1980年间，股利支付比例与管理层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负相关，而且公司股权越分散股利支付比例越高；sornnate(1989) 研究得出管理人员持股比例与股利支付率正相关；george w. fenn和nellie liang( 2001)发现管理层持股只有在高代理问题的公司中作用才显著，它与股利支付正相关。他们指出管理层持股可以更好地将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联系起来，从而股利支付水平更高。
股利政策与股权集中度
johnson等人(2000)基于掏空假设， 认为股权集中会造成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严重代理问题，大股东倾向于利用自己手中的控制权，利用股利政策从上市公司中转移资源，从而造成对中小股东的侵害。faccio，lang和young(2000)研究显示半数西欧公司以及东亚商业集团不同程度地存在控制性大股东通过股利政策掠夺外部股东的情况。即股权集中度和股利政策正相关。
我国学者基于这一问题也进行了很多研究：
吕长江，王克敏(1999)以深沪两市上市公司1996、1997和1998年末支付现金股利的372家公司为样本，采用双步骤法,得出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受到代理成本、国有及法人控股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陈国辉，赵春光(2000)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股利政策无关，国家股对股利政策影响微弱。
赵春光，张雪丽，叶龙(2001)，研究了我国1999年沪深股市股利政策的选择动因，发现是否分配股票股利与股权集中度、是否分配现金股利和资产负债率有关。
廖理、方芳（2004）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对于高代理成本公司的现金股利发放有着明显的改善作用。而对于低代理成本公司的股利发放的影响并不显著。
谢军（2006）研究发现，我国市场证实了自由现金流理论，否定了“掏空”理论，即第一大股东能够迫使公司吐出多余的自由现金流，并能根据企业的成长性机会调整股利政策。
申丽静，陈良华，洪梅（2007）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董事会主席和ceo为同一人和管理层在董事会的席位比例与股利支付率负相关，控股股东和股利支付率正相关。
三、现有 文献 评述
通过对先前文献的回顾本人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二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还发现先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
1.不论是围绕公司治理还是股利政策的研究都非常多，但是把二者结合起来的研究却不多且大都十分分散，主要是研究公司治理的一个方面对股利政策选择的影响，没有对二者进行系统的研究。
2.不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对公司治理和股利政策之间关系的一些研究结论还没有形成一致共识，如管理者持股、大股东持股、机构投资者持股等对债务融资水平的影响。
3.在经验研究方法上存在以下问题——大多研究采用截面数据进行动态研究，采用面板数据研究的很少；没有考虑系统内生性问题，对二者进行联立的视角较少；目前国内学者在研究公司治理影响股利政策选择的问题上，缺乏对 中国 特殊背景的深刻分析。
参考 文献:
[1]jensen,m.c., meckling,w.h..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journal of finance, 1976,(3)
[2]吕长江 王克敏: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实证分析[j]. 经济 研究，1999，(12)
【关键词】 地方政府； 交通基础设施融资平台公司； 债务管理； 初步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地方人民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积极进行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通过打造作为地方融资平台的公司制企业为本地区经济建设筹措所需的资金，为地方经济，特别是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但同时也引发了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加重等问题，引起了中央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的高度关注。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一般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等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国债等资产设立，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一般侧重于为城市地铁、城市道路、自来水、天然气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筹措资金，并向地方政府承担建设与管理职责的机场、高速公路、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延伸。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给地方经济带来发展，但同时也给地方政府带来沉重的债务负担，存在巨大风险。针对地方政府利用融资平台融资中存在的债务负担问题，2010年6月10日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10］19号），对清理整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规范融资平台公司的融资行为提出了原则要求。
据分析，2010年底，仅铁道部的建设债务总额就高达1.8万亿元；高速公路、铁路、城市轨道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债务约占融资平台债务的50%。为建设与管理交通基础设施设立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在管理上具有不同于一般公司制企业的特点和要求；但这些特点和管理要求目前尚未得到认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融资平台公司发挥其职能作用，对优化地方政府债务结构也有不利影响。因此，加强对完善地方政府交通基础设施融资平台公司管理体制的政策研究显得尤其重要。
二、文献综述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有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的研究，主要是置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角度来进行的。针对政府投融资平台运行中存在的问题，马海涛等（2010）撰文提出逐步完善制度建设，降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运行风险的一些思路。周亮（2010）以南京市政府融资平台为分析对象，提出了地方融资平台市场化程度不高，负债过度，缺失监管体系等存在的问题，并认为防范风险的措施包括适当拓宽政府融资方式、在融资平台运作中引入民间资本、利用无形资产融资等，一起达到降低地方财政风险以及银行风险的目的。安国俊（2010）以融资平台风险会向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传递为切入点，提出需要给出政府债务风险警戒线的衡量指标，提出需要从全口径的角度对地方政府的债务进行界定和分类，并针对不同地区、区分不同类型的融资平台实行分类管理，通过加强财政金融监管层之间的沟通协调等措施，已达到最终化解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的目的。
国外对于地方政府负债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深入研究则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从相关理论提出的角度来看，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哈那・布里克斯从政府或有负债的角度，对政府负债进行了研究，系统地论述政府或有债务对财政稳定性构成的巨大威胁，在其发表的《政府或有负债：一种对财政稳定性构成威胁的风险》的论文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著名的财政风险矩阵并对政府的负债风险来源进行了划分；美国学者艾伦・希克从政府预算角度出发，对财政风险的成因及对策进行了分析；世界银行的马俊对地方财政风险监测问题进行了研究，他在对地方财政风险监控相关国际经验进行较全面总结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提出了监测原理与方法以及一系列对财政风险实施监控的指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从政府担保的角度出发，分析了财政风险，提出了财政担保度量方法。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存在两个方面的研究不足：一是大多数的文献是针对地方融资平台形成的历史原因、由此产生的财政风险以及如何规避财政风险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但最大的局限性是这些研究主要是针对解决地方政府债务负担问题而展开的，解决措施都是针对如何化解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规避财政风险提出的。二是文献都没有针对具体的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务问题展开讨论，也缺乏对地方政府交通基础设施融资平台公司债务问题的有针对性的分析与论证。而据了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中，高速公路、铁路、城市轨道等交通基础设施融资平台的债务占据了半壁江山，仅陕西省2010年底的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债务就超过了2 000亿元人民币。巨大的债务负担更需要通过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笔者认为，以上文献体现的观点和思路有一定的理论和实务借鉴意义，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仍需在此基础上按照国发［2010］19号文件的要求并结合交通基础设施融资平台债务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创新性研究。
三、完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体制的初步思考
国发［2010］19号后，按照清理整顿和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经营行为的政策导向，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务不再体现为地方政府的债务；基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研究以及取得的相应研究成果对今后融资平台公司经营管理与融资管理已基本上失去了借鉴意义。而融资平台公司的融资与经营管理又具有不同于一般公司制企业融资与经营管理的特点。对此有必要基于新研究的视角，按照国发［2010］19号的要求对符合规范要求的融资平台公司进行科学定位，深入研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特别是承担地方政府建设与管理交通基础设施和融资重要职责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平台公司的科学定位问题，规范其经营管理与融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交通基础设施融资平台公司的管理体制，就成为本文研究的侧重点。
加强和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管理的初衷源于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务实质上就是政府债务。但如果严格执行国发［2010］19号文件的规定对融资平台公司进行严格清理整顿后，由于地方政府只在其出资范围内对融资平台公司承担有限责任，这意味着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务不再直接表现为地方政府的债务。如果说在国发［2010］19号文件下发前应当按照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要求来研究融资平台公司债务管理问题的话，该文后研究的侧重点，则应当放在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目标、明确融资平台公司不同于一般公司制企业的特点、完善融资平台公司管理体制、促使融资平台公司充分发挥其促进地方经济与交通基础设施健康、有序发展的作用等诸方面。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平台公司为例，研究融资平台公司的科学定位和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与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型融资平台公司管理体制。
贯彻落实国发［2010］19号文件精神后，组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目的仍是为地方建设筹措所需资金；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仍是以信贷资金为主体的债务资金；不同之处是融资平台公司不得依赖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性资金、而是靠自身的收益来偿还公司债务的。这就需要进一步明确以下四方面的问题：
1.交通基础设施融资平台公司的基本特征。按照国务院的规范要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应当具有以下特征：（1）一般是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等发起设立，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公司制企业。（2）融资平台公司应当承担的是非公益性融资任务或者承担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但具有稳定经营性收入并主要依靠自身收益偿还债务。对于只承担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并且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偿还债务的融资平台公司，需要进行清理。（3）融资平台公司是偿还其债务的责任主体；地方政府只在出资范围内对融资平台公司承担有限责任。这意味着交通基础设施融资平台公司应当是规范的公司制企业。
2.交通基础设施融资平台公司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执行国发［2010］19号文件后，在法律形式上地方政府不再是融资平台公司的上级部门，而成为依据《公司法》的规定向融资平台公司的出资人。地方政府依据《公司法》的规定享有所有者权益，同时以其出资额为限对融资平台公司承担有限责任。这意味着，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务不再表现为地方政府的债务；地方政府不得、也没有义务用财政性资金为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承担替融资平台公司还债的责任。目前有关融资平台公司管理的研究，一般是基于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和债务风险的角度进行的；本课题则需要主要针对国发［2010］19号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
3.交通基础设施融资平台公司属于特殊性质的国有独资公司；融资平台公司取得的收入除了补偿各项经营管理支出以外，应当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等债务；融资平台公司可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计算利润，但一般不得分配利润。融资平台公司的利润应当属于用于偿还债务的专项资金。融资平台公司完成预期任务后，可转为一般公司制企业。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展开。
4.与一般公司制企业不同，交通基础设施融资平台公司拥有的资产，实质上是国有资产；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通过建造取得的只是高速公路、地铁、机场等基础性资产的使用权或者经营权，但不拥有处置这些资产的权利。如果融资平台公司在完成规定任务转变为一般公司制企业之前需要将处于良好技术状态的基础设施移交给政府有关部门，则意味着这些资产在使用中的折旧额也应当构成偿还公司债务的资金来源。这意味着衡量融资平台公司偿债能力的主要指标，不应当是参照一般公司制企业的盈利水平，而是经营活动提供的现金流量。这些问题还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入研究予以明确。
这意味着，为建设与管理交通基础设施路设立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在管理上具有不同于一般公司制企业的特点和要求；但这些特点和管理要求目前尚未得到认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融资平台公司发挥其职能作用，对优化地方政府债务结构也有不利影响。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
与其他有关严格控制政府债务为目标进行的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类似研究不同，本文主张应当基于规范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新的视角以及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切入点，来研究在新形势下完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体制的理论、政策与方法。
本文撰写的初衷是为了提出关于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交通基础设施融资平台公司管理体制的一些初步观点，并不打算在本文有限的篇幅中进一步讨论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建议措施。如果以上观点能够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或在进一步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得以充实，就可为进一步研究完善体制的基本思路和建设措施奠定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1］ 马海涛，秦强.完善制度建设，加强政府投融资平台管理［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1）：45-49.
摘要：本文从四种理论视角出发，研究不用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理论基础，其中的从全球化理论出发，民族中心模式的理论基础是种族主义，多元中心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制度理论和文化理论，全球中心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全球化理论。
关键词：全球化理论；种族主义；制度理论；文化视角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实施跨国经营战略已成为中国企业生存和发展之道。与此同时，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与冲突也突显出来，并且文化差异通过人们行为企业的竞争力和管理效率产生了十分巨大且难以回避的影响，因此选择正确的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成为了跨国公司取得成功的首要前提。不同的人力资源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是基于什么样的理论基础？本文将就此展开分析。
一、全球化理论。全球化理论的使用很广泛，但是不同学者往往有不同的理解：大多数情况下，全球化意味着一体化的过程，这种一体化表现在市场、消费者偏好、越来越多的流动资本投资者和技术革新。Ohmae（1996）认为在公司之间越来越同意一种观点，整个世界越来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国家的边界变得模糊。Sera（1992）全球化理论出发，世界经济正向着一体化发展，其结果是跨国公司在管理结构上的膨胀，以及在最佳管理实践上行为趋同和理念共享。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区域性的企业的定价权利正在逐渐被剥夺，而其利润的增加越来越依靠消减成本和提升生产率。企业要跨国经营，就会面临全球化冲击，因此其管理实践会与主导的全球化管理实践一致，进而提升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所以会导致好的管理行为在母公司和全球范围内传播。
另外全球化很重要体现是全球市场的出现，Duysters和Hagedoorn（2001）认为全球市场创造了一种新的同质化环境，具体就是产品、竞争和技术革新方面，企业的行为越来越相似。[1]全球化趋势促使公司在资源、设备、人力和资金方面的协调一致（Sparrow et al，2004）。Sparrow和Hiltrop（1997）研究表明传统的商业边界日益模糊，加速了趋同的速度。因此，企业内部的实践活动越来越不倾向考虑国家的背景。
二、种族主义。由于经济发展程度和民族历史被的的差异，使得一些人认定某一种族优于其他种族，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价值体系较为优越，进而影响了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Zeira和Harari（1977）的研究表明特定的一些跨国公司会有种族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反映为母公司的主导行为。Lao和 Ngo （2001）认为跨国公司的母国文化强度对其在其他国家管理活动具有显著的影响。而且这种倾向表现于管理实践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母公司将自己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强加于东道国，东道国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权力很小，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①东道国企业和母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政策的一致性；②母国企业对东道国人力资源管理涉及好几个层次，例如母公司掌握东道国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以上的人事管理权；③东道国人力资源部门设置很不健全，母公司设立人力资源管理中心，负责全球范围内部有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三、制度理论。制度理论认为组织在相同的环境下会逐渐呈现出相似的特征，因此公司之间有会出现同构化。Kostova和Roth（2002）认为在特定制度背景下，企业为追求效率和合法性，会遵循成文或者不成文的制度或者规则，这种成文制度主要体现在政府的法律政策方面，不成文的规则体现特定区域内的行业规则等。Boyer等（1997）认为根据企业所处的环境（在这环境下，一些特定的行为会被认为最为合适或者合理的），不同情境会呈现出不同的管理方式。公平和相关社会规范的概念会影响到很多管理方式，此外它们还会影响到不同管理层级上的收入差异和资源分配差异。Guillen（2000）认为在具体的国家背景下，跨国公司可能会倾向于采取一些行为来与东道国政府的政策以及产业战略保持一致，或者力图在吸引投资方面获取相对自由的活动。也就是说，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为了迎合社会的核心利益会产生很多实践活动。
当代的制度研究者认为跨国公司子公司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时会与其所处的国家相似。然而，制度研究者提醒我们，在某一国家背景下，一些人力资源活动会与母公司战略相背离，这是由于子公司的权利过大，跨国公司最好还是对各种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建立约束机制，而不是一味迎合不断变化的利益。
四、文化视角。文化思想是一个很宽泛的思想学派。当一种文化跨越了在价值观、、思维方式、语言、风俗习惯以及心理状态等方面与之不同的另外一种文化时，我们就称之为跨文化或交叉文化。持“情景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在某一特定文化中有效的管理方法在另一文化中可能会没有效果，因而跨国公司的经营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其竞争优势的跨区域转移能力。Hofstede从五个维度（权力距离、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化/女性化、不确定性规避和时间倾向）具体测量了世界各国的文化差异，同时比较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管理实践特点。他发现，各国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差异源于其文化的不同，具体而言，在不同文化氛围中，企业所表现出的行为方式会有很大差异性，因此，可以认为跨国企业的管理问题实质是文化问题。[2]赵曙明教授同样认为，跨国公司的文化差异问题是巨大且难以回避的。
Kostova和Roth（2002）认为制度理论和文化理论下，跨国公司为了获取自己理活动活动和政策的合法性和适应性，就必须实现本土化转变，既与所处地区的本土实践保持一致。因此制度理论和文化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子公司应该倾向于采取与东道国一致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活动和政策，跨国公司人力管理应呈现出多样化特点。
基于以上四种理论，企业在努力通过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同质化来实现全球化策略，但是同时必须考虑相反的本土化的压力，此外由于种族主义的影响，人力资源管理政策也会与母公司保持一致，迫于以上三种压力，不同学者对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进行了划分。学者Perlmutter（1969）以管理导向的观点，将跨国公司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分成了三类，即：（1）民族中心模式（ethnocentrie）、（2）多元中心模式（polycentric）、（3）全球中心模式（geocentrie）。[3]在种族主义的影响下，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多会选择“民族中心模式”；全球化理论视角，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多会选择“全球中心模式”；在制度理论和文化理论影响下，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多会选择“多元中心模式”。（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Duysters， G. and J. Hagedoorn （2001）. ‘Do company strategies and structures converge in global markets？ Evidence from the computer indust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2 （2）， pp. 347356.
论文关键词：会计政策，ST公司，实证研究
一、引言
（一）研究目的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披露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会计政策选择又是决定会计信息质量的核心因素。作为上市公司的特殊群体ST（Special Treatment）公司，为了避免被摘牌、剥壳的命运，有着更强烈的会计政策选择动机。因此作为资本市场一项实现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保护利益相关者切身利益的制度安排——特别处理制度，这就与它制定的初衷相悖。
（二）相关会计政策选择问题的理论综述
（1）国外会计政策选择问题的发展动态
由于ST制度是我国借鉴外国证券市场中的退市机制设置的，国外并没有和中国的ST制度相同的制度，因此也就没有相同的研究。但是，又由于我国学者通常以实施ST作为陷入财务困境的标志，因此现代企业管理论文，我们对国外相关文献的研究可以从陷入财务困境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问题的研究来入手。
夏马和斯蒂文森（Sharma andStevenson，1997）研究了即将破产的公司的操控性会计政策变更行为及其对发展和运用破产预测模型的意义。他们认为，即将破产的公司的管理人员相对于其他公司的管理人员而言，更容易通过操控性会计政策的变更来达到操纵对外报告会计数字来掩盖其绩效问题。
Haw等（1998）用中国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发现上市公司为了避免连续亏损，在亏损第一年用应计项目和线下项目调减利润进行“大洗澡”，并且在以后年度转会。他们的研究同时发现，中国的投资者并不能“看穿”这种业绩管理行为。
此外，在利用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估计变更进行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Zucca和Campbell（1992）虽然认为公司会出于利润平滑的目的提取资产减值准备，但他们认为更多的公司会因为大清洗而进行资产冲销；Chen等（2004）则认为发生较大亏损或高级经理人变更的公司更愿意提取资产减值准备，而且计提比例较高，自愿提取资产减值准备和随后资产减值准备转回导致的业绩上涨有很大关系；Teho，Wong and Rao（1998）发现IPO公司将固定资产折旧和坏账准备作为盈余管理的具体手段；Beaver，Eger，Ryan andWolfson（1998）与Liu，Ryan and Wahlen（1997）等研究了银行运用贷款损失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问题；Petroni（1992）和Petroni，Ryan andWalden（1999）等则研究了财产保险公司运用损失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问题；另外，Visvanathan（1998），Miller andSkinner（1998）和Ayers（1998）研究了递延税款作为盈余管理手段的问题。
（2）国内会计政策选择问题的发展动态
我国的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以规范性为主，实证研究为辅论文格式范文。1998年以前的研究较少，后逐渐增多。其研究对象从一般性问题到具体问题，研究方法从规范研究到借鉴和吸纳西方实证会计理论的实证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但与西方国家的研究相比现代企业管理论文，无论是在研究成果数量上还是在研究深度上都存在一定的差距。
陆建桥（1999）通过应计项目来研究会计政策选择的手段。他选取了在上交所上市交易的22家亏损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对这些公司在出现亏损年份及其前后年份是否采取了盈余管理行为，以免出现连续亏损三年的情况，进行了经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公司在亏损及其前后年份普遍存在着普遍存在着调减或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
孙铮、王跃堂（1999）运用分布检测法对亏损和扭亏的上市公司进行统计检验，结果显示上市公司的收益率在微利和严重亏损区间分布比较集中。微利公司采用对非营业性项目的损益进行调节的办法弥补营业性的亏损；亏损公司则通过操纵非营业性项目的损益做大亏损，为明年扭亏盈利做准备。
蒋义宏（1999）、陈晓悦等（2000）、吴东辉（2000）、鲍恩斯等（2004）对上市公司基于证监会配股政策中规定的“净资产收益率10%”的反应进行的研究，证明了规避证券市场监管是导致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主要动机。
张相辉、张相丽（2005）对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作了实证研究，以2001年发生首次亏损的78家公司为研究对象，统计分析后发现：上市公司为了保证“壳资源”，回避“连续三年亏损要暂停或终止上市”退市机制，确实普遍存在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上市公司在已无法避免亏损的年度加大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在扭亏为盈年度减少或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改变企业当期会计盈余，粉饰企业经营业绩。
魏涛、陆正飞和单宏伟（2007）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发现无论是亏损公司还是盈利公司的盈余管理相当倚重于非经常性损益。前者主要是为了实现扭亏和避免亏损等，后者则是为了平滑利润和避免利润下降。
李刚（2008）通过对比分析ST上市公司与对照公司1999-2003年资产减值行为，可以发现ST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模式。ST上市公司在被ST前，少提资产减值准备，但如果不得不披露亏损时，又会利用较高的资产减值进行巨额冲销。
二、ST公司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研究
会计政策与企业组织形式密切相关，因此会计政策选择主要是由企业的组织结构决定的，而企业的组织结构又是由它所处的环境所决定的。Watts and Zimmerman（1986）曾将企业组织结构和环境结合起来，利用代理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并考虑到对外部第三方的影响现代企业管理论文，总结出了著名的“三大假设”——分红计划假设、债务契约假设和政治成本假设。因此在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本土化分析时，虽然中西方的国情不同，但是我们可以从西方实证会计理论对会计政策选择动机的研究路径中看出，会计政策选择作为一种行为，对其动机研究应当考虑组织结构和内外部环境的影响。此外，从行为学的角度，马斯洛(A. H. Maslow)的需求动机理论出发，动机的产生是由需求引起的，而需求又是由外部环境作用于行为主体的具体化，也可以来具体分析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
西方会计政策选择动机的“三大假设”与我国有着较大的差异，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并不是完全成立的。王跃堂（2000）就曾以A股公司三大减值政策的选择为例，并结合我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对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及其经济动机进行了分析，认为决定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不是西方所谓的“三大假设”，而是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经营水平及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还是一个受政府高度管制的市场，证券监管政策不仅对上市公司的投资经营决策包括会计政策选择行为有着实质的影响，而且还影响着其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因此决定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最主要的因素还是证券监管政策论文格式范文。如IPO定价政策、配股政策和ST政策等。
当上市公司被ST后，不仅公司会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使管理当局面临很大的压力，也会影响股票的市场价值。公司发行股票并争取上市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利用股票市场的直接融资功能，以扩张公司的规模、提高效率。而公司如果一旦被暂停上市、甚至终止上市，那么公司上市的这一优势将会消失，不利于公司的发展。此外现代企业管理论文，在“壳资源”稀缺的中国证券市场上，企业要获得上市的资格非常不容易，供不应求的现实导致上市公司本身的“壳资源”非常珍贵，上市公司一旦暂停或终止上市，则就意味着壳资源的丧失。所以不管该上市公司的业绩如何，任何上市公司都不会希望这一“壳资源”的流失。因此，从被ST的经济后果来分析，ST公司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会更加强烈。在证监会的退市政策是以会计盈余数据作为执行依据的情况下，管理当局就会在公司经营业绩不佳、财务状况恶化时，利用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进行利润操纵，竭尽全力采取一些会计政策来粉饰报表以免于被摘牌。
在我国学者相关的研究中，诸如配股现象、微利现象、重亏现象也很普遍。对于前一年或前两年亏损的上市公司，为了避免被ST或摘牌，采取种种手段使本年净资产收益率保持在哪怕0.001%的微利水平，只要不发生亏损就行。对于那些无法做成盈利或者首次加入亏损行列的上市公司，为了给明年的扭亏做准备，故意做成重亏，以避免连续两年亏损。对于那些无法摆脱被ST的公司，索性做大亏损，清洗以前年度累计的包袱，为下年扭亏逃脱被摘牌的厄运埋下伏笔。
三、ST公司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手段研究
通过上述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分析，也为ST公司避免被摘牌的命运而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行为做足了准备。实际上，从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来看，企业选择会计政策的行为过程现代企业管理论文，其实质是进行盈余管理，其过程也是干预对外财务报告的过程。ST公司利用会计政策选择的变更，使其无法客观、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我们通过对其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手段研究，可以从更深层次了解其会计盈利信息的有用性和会计行为的形成机制。
（一）会计计量属性的选择
新准则明确了企业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应当采用历史成本，但如果能取得公允价值并且公允价值可以可靠计量，则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可见其在维持原历史成本的基础地位的同时，也强调了公允价值这一计量属性的重要性。虽然新准则在公允价值方面较以往也做出很多改进，可操作性大大增强，但还是留下了许多主观的空间，给ST公司带来了有机可乘的机会。
（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方式和比例的选择
2001年末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制度》给予了企业很大的会计选择权，这种会计选择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会计政策的选择权，如8项减值准备的计提。二是会计估计权，如减值准备的计提比例。这些虽然给企业如实反映经济业务的实质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给企业操纵会计盈余提供了机会论文格式范文。
利用资产减值准备操纵盈余，美国SEC称之为“甜饼罐”手法。ST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的手段违规操作，视其为调节利润的“蓄水池”。虽然新准则规定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不得再以后期间转回，一定程度上抑制了ST公司利用其调节利润的行为，但是具体的计提比例还是没有相应的明确，而且从信息论的角度来讲，对于反映企业资产减值的真实状况，不利于提高其会计信息的质量。可见，新准则还是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三）固定资产折旧政策的选择
新准则规定：企业应当至少于每年年底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现代企业管理论文，使用寿命预计数、预计净残值与原来估计数有差异的，应当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和预计净残值。其包含的经济利益的实现方式有重大改变的，应当改变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好使用寿命。由于人们认识水平和技术手段的局限使得固定资产的各项计量错综复杂，这就给ST公司利用折旧政策来实现利润操纵留下了主观选择的空间，人为的缩短或延长固定资产使用年限、变更折旧方法、调整预计净残值的现象时有发生。除了导致利润虚增外，还造成了各期会计数据的不可比，从而严重影响会计信息的有用性。此外，固定资产折旧政策的选择也是上市公司进行税务筹划达到节税目的的重要手段之一。
（四）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选择
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分为成本法和权益法，两种方法选择的依据是根据重要性原则，是否是控制或重大影响需要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持股比例并不是唯一的依据。所以，ST公司也经常利用这个方法来进行显失公允的选择行为，当被投资单位盈利是，其持股比例达不到采用权益法核算的标准时，往往会通过追加投资、签订转让协议以及调整对被投资单位的管理、控制的影响力度等方法来扩大投资比例，不断地创造有利于采用权益法的条件，从而来确认更多的投资收益，以达到操纵利润的目的。
（五）合并政策的选择
企业合并分为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两种处理方法，尽管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一般不影响企业对外报告的现金流量，但它们对资产负债表和利润以及相关财务指标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购买法下，仅将合并日后被购买方实现的利润纳入合并报表，而权益结合法则将参与合并另一方整个年度的利润纳入合并报表。而且购买法通常采用现金或债务方式收购被合并方，利息负担通常大于按权益结合法反映的换股合并，因此选择权益结合法有助于提高合并当期和合并后的利润现代企业管理论文，对实施合并企业的会计报表产生有利的影响，所以这就使得权益结合法为企业操纵利润提供了可能性。
此外，如存货计价方法的选择、所得税的处理方法的选择等等也是ST公司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权进行利润操纵的手段之一。
四、ST公司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
会计政策的选择对上市公司以及契约各方都有着复杂的、综合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涉及企业经营、投融资决策的各个方面，并不是一时一刻的，而是长远的。而且还可能改变企业当前和以后的会计政策的选择范围，从而影响企业未来的一系列决策行动。
（一）会计信息失真
对于ST公司来说，其会计政策选择的不当使用直接引发的会计信息失真，会严重扭曲公司股票的实际价值，导致投资者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当ST公司滥用会计政策改变观察的数据，使得股票价格与实际的业绩大大相反时，就违背了信用原则的做法，不仅造成财务混乱，而且自行丧失了赖以生存发展的“诚信”这一有限资源，对市场经济秩序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二）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从银广厦、琼民源、红光实业，到郑百文、蓝田股份、大庆联谊等，他们都是通过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欺骗投资者欺骗市场，极大地影响了资本市场的效率，造成了负面的社会后果。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还有诸多不合理的方面，董事会成员与经营管理者存在人员交叉的现象，以及存在大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的现象。因此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进行来歪曲真实的业绩，管理当局，包括大股东现代企业管理论文，是最大的利益受益者论文格式范文。而中小投资者是弱势群体，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其利益难以得到有力的保护。
（三）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会计政策选择不是一个简单的会计问题，它承担着处理经济关系、协调经济矛盾和分配经济利益的重任。政策选择所造成的后果，从而影响企业、政府、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决策行为，并且最终导致了经济秩序和市场运行的不稳定。
（四）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企业的价值即企业的内在价值，在公平市场上的价值体现，是企业的属性、功能能够满足主体需求的关系，反映了企业对整个社会的贡献。企业价值体现了企业未来的经济收益能力。管理当局在选择会计政策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标准的，当正常的会计技术无法满足自身利益时，就会选择会计政策来操纵利润，使企业的会计收益大于真实收益，但是实际上并不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从而企业的内在价值并没有发生改变，仅影响了企业对外的财务报表。这样就会导致企业股票价格与其内在价值发生背离，信息的需求者以企业披露的信息来进行决策，就会导致证券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失灵，造成社会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影响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秩序。
五、 ST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证研究
（一）研究假设
ST公司的业绩问题一直是会计理论界实证研究的重要领域，这些研究在考察其业绩时一般均采用会计指标，而会计指标的弱点就是很容易受到操纵，严重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国内对于ST公司操纵利润方面的研究理论有余，但实证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ST公司操纵利润的手段其实有很多，本文仅仅是从会计政策选择这一个侧面进行实证分析现代企业管理论文，当其被特别处理的第三年公司经营业绩仍然不佳，财务状况继续恶化时，管理当局会尽可能采取一些多计收益、少计费用的会计政策，以避免账面亏损的情况出现。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ST公司在摘帽当年存在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调高利润的行为。
假设二：ST公司利润的变化与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呈负相关关系且关系显著。
假设三：ST公司利润的变化与长期股权投资涉及的投资收益呈正相关关系且关系显著。
假设四：ST公司利润的变化与累计折旧的计提呈负相关关系且关系显著。
假设五：ST公司利润的变化与累计摊销的计提呈负相关关系且关系显著。
假设六：ST公司利润的变化与预计负债估计的比例呈负相关关系且关系显著。
假设七：控制样本指标的增长与其利润变化不具有显著性。
（二）样本选取
（1）研究样本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公司的CSMAR数据库和巨潮资讯网公布的上市公司定期报表，以2007—2010年在沪深两市上市交易的A股ST公司为研究总体，观察在09、10两年分别实现摘帽的ST公司（包括ST、*ST、S ST、S*ST）。然后选取其前一年的财务数据，即09年摘帽的选取其07、08年的年报数据比较，10年摘帽的选取08、09年的年报数据（其中有的数据还来源于中期报表）。因为在摘帽当年的前一年年末ST公司基本上实现了扭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比较其扭亏前后的差异。由于考虑到金融类上市的财务会计制度的特殊性以及成本效益的原则，对部分不满足条件的样本予以剔除后，选取了47家ST公司（其中09年摘帽的有30家，截止本文截稿时10年摘帽的有17家）作为最终的研究样本进行验证及分析。
（2）控制样本
控制样本选择的关键是要具有可比性论文格式范文。作为配比研究，本文根据同时期、同行业、同规模的标准来选取控制样本。本文以ST公司撤销特别处理最近的一年会计报表（其中个别是中报）年限作为测试期，就此我们选取了08、09两年的年报作为测试期，满足了同时期的原则。同行业是指控制样本要与ST公司的主营业务属于同一行业的明细板块。同规模是指控制样本与ST公司在测试期当期年报中的年末资产规模相近。在满足了以上标准后，本文考虑了数量上的配比，最后选取了50家业绩较好的非ST公司作为控制样本。
（三）实证研究的结果与分析
在本文的研究中，主要是检验ST公司是否存在利用会计政策选择以及采用何种会计政策操纵利润的行为，这就涉及到影响因素与被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及显著性的问题，又由于影响因素不止一个，如减值准备的计提比例，长期投资的核算方法、累计折旧的计提比例的等，因此现代企业管理论文，本文主要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相关性和显著性的检验，通过和控制样本进行对比分析来验证前面的假设。模型建立如下：
Y＝C＋β1×ZCJZSS＋β2×TZSY＋β3×LJZJ＋β4×LJTX＋β5×YJFZ＋ε
模型中涉及变量的说明如表4-1：
变量
变量的含义
Y
因变量
利润总额／总资产
ZCJZSS
自变量
资产减值损失／总资产
TZSY
自变量
投资收益／总资产
LJZJ
自变量
累计折旧／总资产
LJTX
自变量
累计摊销／总资产
YJFZ
自变量
预计负债／总资产
投资收益涉及的是长期股权投资的投资收益，C、β、ε分别为常数项、系数、误差项
按照上述方法和标准选取了研究样本和控制样本后，根据收集的相关公司年报中的数据，并计算了有关财务数据后，用EXCEL和SPASS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了处理。
（1）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分析是后面进行回归分析的初步，我们首先对ST公司扭亏前后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率和营业利润的增长率进行统计，对比后得到的结果如下：
表4-2描述统计量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47
-56.39%
676.75%
42.9274%
115.10421%
营业利润增长率
47
-80.51%
12286.34%
595.5470%
1832.65026%
有效的 N （列表状态）
47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扭亏前后年度营业利润扭的平均增长了近6倍，最多的一年竟然增加了12倍多，但是利润的来源可能并不是主营业务，因为主营业务的平均增长不到50%，这就使我们有理由怀疑在假设一的前提下ST公司可能利用了其他手段来调高利润以达到扭亏的目的。
（2）多元回归分析
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可以找出ST公司利用了哪些会计政策手段进行了利润调节，并且这些手段与利润的关系如何。
1.研究样本的回归分析
表4-3 模型汇总
模型
R
R 方
调整 R 方
标准 估计的误差
1
.710a
.670
.618
.034500695281871
a.预测变量:(常量)， 资产减值／资产， 投资收益／资产，累计折旧／资产，累计摊销／资产，预计负债／资产。
从模型汇总我们可以看出，调整后的R2为61.8%，说明该模型可以解释61.8%的变量，具有较高的解释系数，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表4-4Anovab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1
回归
.150
5
.030
6.657
.047a
残差
.142
41
.018
总计
.292
46
a.预测变量: (常量)，预计负债／资产，资产减值／资产，累计摊销／资产，累计折旧／资产，投资收益／资产。
b.因变量: 利润总额／资产
从研究样本的多因素方差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模型总体上通过了5%水平下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从而验证了假设一，表明ST公司存在比较明显的利用会计选择进行利润操纵的行为。
表4-5系数a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 误差
试用版
1
(常量)
.119
.029
4.101
.000
资产减值／资产
-1.052
.523
-.305
-2.014
.041
投资收益／资产
.912
1.496
.092
4.610
.046
累计折旧／资产
-.107
.154
-.104
-5.693
.032
累计摊销／资产
-.579
.649
-.132
-7.891
.028
预计负债／资产
-.200
.375
-.081
-.533
.597
a.因变量: 利润总额／资产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资产减值损失、累计折旧、累计摊销和预计负债与利润总额呈负相关关系现代企业管理论文，投资收益与利润总额呈正的相关关系，这与我们前面的假设初步一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资产减值损失、投资收益、累计折旧和累计摊销与利润总额显著相关，验证了假设二、三、四和五。但是假设六预计负债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说明低估预计负债的比例还不是ST公司调节利润的主要手段。得到的回归方程如下：
Y＝0.119－1.052×ZCJZSS＋0.912×TZSY－0.107×LJZJ－0.579×LJTX－0.200×YJFZ
2.控制样本的回归分析
为了验证假设七，我们对选取的控制样本也进行了回归分析：
表4-6模型汇总
表4-7Anovab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2
回归
.051
5
.010
.532
.751a
残差
.850
44
.019
总计
.901
49
a.预测变量: (常量)，预计负债／资产，资产减值／资产，累计摊销／资产，累计折旧／资产，投资收益／资产。
b.因变量: 利润总额／资产
从控制样本的模型汇总和多因素方差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选取的控制样本是比较好的，调整的R2达到了75.6%，说明样本的拟合优度较好。但是在多因素方差分析中我们看到，F值较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总体上没有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从总体上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从而初步验证了假设一和七。
表4-8系数a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 误差
试用版
2
(常量)
.122
.028
4.364
.000
资产减值／资产
-.158
.251
-.305
-6.019
.033
投资收益／资产
.051
.160
.092
.065
.751
累计折旧／资产
-.173
.155
-.104
-1.121
.269
累计摊销／资产
-.450
.661
-.132
-.680
.500
预计负债／资产
-.044
.180
-.081
-.242
.810
a.因变量: 利润总额／资产
从上表可以看出，除了资产减值损失外，投资收益、累计折旧、累计摊销和预计负债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从这些会计政策手段在ST公司的模型中的显著相关到控制样本的非显著性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ST公司确实存在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进行利润操纵的行为。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已经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我国ST类上市公司存在比较明显的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进行利润操纵的行为，这些手段主要包括不恰当的计提减值准备、累计折旧，累计摊销和投资收益。研究并没有发现低估预计负债的比例是ST公司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主要手段，但是，我们依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关于预计负债的确认和计量，以进一步预防和规范可能存在的以不恰当的比例确认预计负债来掩饰自身业绩亏损的现象论文格式范文。
（二）研究启示
（1）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
前面的实证研究已经证实了许多上市公司并没有正确运用会计政策赋予的会计选择权现代企业管理论文，这就违背了准则制定的初衷，影响了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因此，要减少这种利用会计政策的弹性空间进行不适当利润操纵的行为，就必须针对现行会计法律法规在规范实务方面可能还存在的缺陷，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规范。
（2）加强会计队伍建设，提高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
会计准则规范了会计信息的产生，它解决的是一种“技术”上的问题。而对会计准则的恶意误用则属于准则实施过程中“人”的问题。从大的方面讲是公司治理生态的问题，不能仅仅归咎于准则本身。对于实施中“人”的问题，我们只能通过自身的职业道德建设和加强监督管理等内外部相结合的方法来解决。
（3）完善外部监督机制，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和审计
注册会计师作为“经济警察”，其必须遵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基本原则，提高独立审计的质量，要确保其生存和发展是建立在执业质量的基础之上。要努力建成和完善真正意义上的有限合伙制，增强其的风险意识和压力。
作为我国特有的产物ST制度，它在一定程度上对投资者者起到了警示作用，也对上市公司努力改善业绩发挥了促进作用。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壳资源的稀缺，ST制度也加大了上市公司进行“壳资源”保卫战的压迫感，从而导致更多的利润操纵行为，这与ST制度建立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因此，证监会应反思我国的ST制度，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完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制度，同时加大监管和惩处力度，来保证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运行。
09、10年被撤销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一览表（截止本文截稿10.7.24）
09年被撤销ST的公司
10年被撤销ST的公司
股票代码
摘帽前
摘帽后
股票代码
摘帽前
摘帽后
000011
S*ST物业
深物业A
000036
*ST华控
华联控股
000020
ST深发A
深华发A
000506
ST中润
中润投资
000058
ST赛格
深 赛 格
000517
ST成功
荣安地产
000529
*ST美雅
广弘控股
000518
*ST生物
四环生物
000536
S ST闽东
闽闽东
000585
*ST东电
东北电气
000578
ST盐湖
盐湖集团
000692
ST惠天
惠天热电
000592
ST中福
中福实业
000751
*ST锌业
锌业股份
000628
*ST高新
高新发展
000979
*ST科苑
中弘地产
000631
*ST兰宝
顺发恒业
600115
ST东航
东方航空
000638
*ST中辽
万方地产
600185
*ST海星
格力地产
000779
ST派神
三毛派神
600773
*ST雅砻
西藏城投
000780
ST平能
平庄能源
600223
ST鲁置业
鲁商置业
000906
*ST建材
南方建材
600225
ST松江
天津松江
000918
*ST亚华
嘉凯城
600259
ST有色
广晟有色
000925
ST海纳
众合机电
600701
*ST工新
工大高新
000928
ST吉炭
中钢吉炭
600716
ST凤凰
凤凰股份
600136
ST道博
道博股份
600887
*ST伊利
伊利股份
600139
ST绵高
西部资源
600198
ST大唐
大唐电信
600212
*ST江泉
江泉实业
600248
ST化建
延长化建
600329
*ST中新
中新药业
600369
*ST长远
西南证券
600466
ST迪康
迪康药业
600568
ST潜药
中珠控股
600657
ST天桥
信达地产
600703
ST三安
三安光电
600734
ST实达
实达集团
600743
ST幸福
华远地产
600745
ST天华
中茵股份
合计
30家
合计
17家
主要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