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论文第1篇

1.教材编写层面，课程和教材体系有待完善

值得肯定的是，苏教版初中语文专门编排了一个“民俗风情”单元，选取经典文章《社戏》、《端午日》、《本命年的回想》、《中秋咏月诗词三首》，同学们在斑斓多彩的氛围中，去江南水乡体验看社戏的温馨，一览沈从文先生笔下淳朴而隽永的湘西世界，感受京郊运河乡亲们喜庆热闹的过年氛围，在秋咏月诗词回味那淡淡的乡愁。但美中不足的是，紧跟其后的单元写作：从生活中找“米”，综合实践活动：走进图书馆，这与本单元“民俗风情”的主题有些游离，使师生感到转换太快而意犹未尽。人教版高中语文也涉及到有关民俗知识，比如必修一，《大堰河———我的保姆》《鸿门宴》，梳理探究中的的优美的汉字、奇妙的对联。必修二，《氓》《孔雀东南飞》梳理探究：姓氏源流与文化寻根。必修三，阅读鉴赏《祝福》《林黛玉进贾府》，梳理探究：称谓语、禁忌语、委婉语。但与苏教版初高中语文相比，人教版高中语文中的民俗文化不够集中，更像散落在角落里的文化珍珠。其次，像《胡同文化》这样的经典散文也未纳入编排体系内，难免有些遗憾。再者，人教版高中语文选修系列中的《中国民俗文化读本》选文很广，但在深刻性与趣味性方面有待斟酌。

2.教师素养层面，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待提升

首先，重课堂知识讲授、轻精神内涵阐释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中学语文教师普遍认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非常重要，但由于缺乏对民俗学科的系统学习，所以对于传统文化的外延，许多教师的认知可能还仅仅停留在以诗、词、曲、赋、曲艺、国画、书法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层面，常常忽视最基础、最接地气的民俗文化。其次，对于民族文化本源性的相关知识缺乏深入了解，比如对于“年”的本义，大多语文教师只停留在传说层面，对于传统节日的起源与发展以及深刻内涵缺少追根溯源式探究。对于《中国民俗文化读本》，许多学校根本不予征订，更谈不上选修，这可能是《纲要》中所提到的认识不到位所导致。第三，就如何讲解涉及民俗文化的课文，如何开展民俗综合实践活动课，存在许多困惑。纵观全国各地中学语文继续教育课程，开设民俗文化与语文教学的专题的省市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所以，大多数教师未接受过系统的民俗文化知识培训。

3.学生接受层面，对民俗文化的认知有待进一步提高

由于受中学教材编写以及教师素养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再加上小学阶段语文教育对民俗文化教学的不够重视，所以，从学校教育这一层面，未能使中学生形成良好的民俗文化素养。比如对西方节日的追捧而对传统节日的冷漠，对流行歌曲的痴迷而对传统民歌的淡忘，甚至对许多传统仪式的不屑一顾等等。这样偏颇的文化心理，从目前的学习以及考试而言，必然会影响学习效果以及考试成绩。比如，赏析北宋词人张先的《木兰花•乙卯吴兴寒食》就上下阙的关系以及下阕所表达的情感，多数同学未能正确回答，究其深层原因是对寒食节以及清明节的内涵不甚了解。中央五部委曾在2005年6月17日下发了《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文件要求，加强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探究工作，要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技术，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宣传并普及传统节日文化。在学校教育中，教材编写的体例中要纳入传统节日，课堂讲授中要弘扬节日文化内涵。但从目前学生的文化素养来看，落实还不到位。就当下语文学习而言，对民俗文化的不甚了解，是中学生畏惧古诗文的一个重要原因。从长远发展来看，因缺少文化底蕴的熏陶，必将导致在修身养性、为人处世等方面出现种种困惑。

二、加强中学语文课程中民俗文化教学的策略

1.逐步完善教材编写，积极开发校本教材

新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在教材编写方面要求，注重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传统，理解和尊重多元文化，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感情。教材编写要有创新、有特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包括文化遗产、风俗民情、方言土语，日常生活的话题等也都可以成为语文课程的资源。针对苏教版初中语文“民俗风情”单元中的编排，若能围绕传统节日展开写作或开展“到民间采风”综合实践活动，将使单元编排更加严谨合理。苏教版高中语文单元主题很明确，比如，必修一第三单元文本研习的主题是“月是故乡明”，诗意而又亲切，该单元又分为“漂泊的旅人”与“乡关何处”两个模块。对于人教版高中语文的编写可以参考苏教版的体例，让单元主题更集中、更明确，让散落的珍珠串成璀璨的项链。另外，在课外教学资源开发方面，若忽视民俗文化的深度挖掘，就容易使课程建设受到局限。所以我们应充分利用选修系列中的《中国民俗文化读本》，并结合本地的传统戏曲、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方言土语、文物古迹等让学生在课余时间积极参与，认真体验，比如，可结合山西作为方言大省的优势，搜集方言中随处可见的““圪”字，并加以分类探讨。在切身体验之后，语文教师要与学生一起及时总结课外活动的成果，并因地制宜地编写关于民俗文化方面的校本教材。

2.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民俗文化素养

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最引人关注的有两点：一是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在中考、高考升学考试中的比重。二是加强面向全体教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训，通过各级各类的教师级培训，从而提高学校教师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能力。所以，无论从中高考升学考试，还是从传承优秀文化角度，中学教师都应该责无旁贷。笔者在讲授继续教育培训课程时，学员们对《民俗文化与中学语文》有着浓厚的兴趣。从课后的问卷反馈中来看，学员们普遍认为开设这样的课程很有必要，对中学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也有着很大的帮助。所以，教育主管部门要充分利用教研活动、升职称培训、假期网络培训等平台，为中学教师提供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专业知识的辅导，从而全面、深刻地了解传统文化。培训形式可灵活设置、可以就民俗文化与中学语文的关系进行研讨，也可以选出经典课例进行民俗学解读，还可以开设专题课象《古典诗词中的节日习俗》《鲁迅作品中的传统节日习俗研究》《中西节日文化的异同》《汉字中的民俗文化》《山西民歌的语言特色》。

3.丰富课程内容，激发学习兴趣

民俗学论文第2篇

新疆世居各族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间文学作品凝固了各个时代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的历史文化记忆，体现着新疆“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是中华文化和新疆世居民族交流融合的最好见证;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可能从这“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中，发现和谐一体的“中国性”认同。在此语境下，“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应在未来的研究中关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创新，尤其在田野作业问题上更值得研究者反思，特别是对新疆本地学者而言，更应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研究视角方面，研究者应从多样化文化交流、多民族文化交流中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深入研究。新疆地处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地带，同时又是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与中原文明交流碰撞融合之地;从多样化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考察新疆世居民间文学更能揭示其本质特征。以“阿凡提故事”为例，我们应从历史地理学派的角度考辨其源流和流布范围，在此基础上考察某类故事类型、母题的功能是如何在多样化文化交流视野中变化和形成的，并进一步考察这种变异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这一视角和方法同样适用于新疆移民民间文学的研究，特别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移民民间文学，从那些老军垦人的传说、故事文本中，文化和精神的内在张力更能体现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和文明碰撞的特征。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区，我们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角度来理解、阐释这些文本。以《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为例，乌古斯是维吾尔族的神话英雄，我们能从这一神话文本中局部复原维吾尔族先民某些政治、社会、文化、习俗的历史，为我们理解当代维吾尔族社会历史文化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但这还远远不够，在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中也有乌古斯神话传说的流传，厘清乌古斯神话传说在几个民族中流传、演变、融合的情况，对我们重新认识多民族历史融合的情状具有重要意义。此类文本在新疆地区比较普遍。因此，我们从多样化文化生态背景中、在多民族交流融合视野下考察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应是新疆民间文学工作者的重要学术课题。

(二)研究方法方面，应运用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深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并综合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诸方面问题。以新疆天池西王母传说故事研究为例，应该充分利用新近的历史考古学的报告，结合丰富的民俗学材料，在多样化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从宗教文化交流与移民信仰变迁等多学科的方法和角度来进行综合的考量，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联系青海湟源、甘肃泾川等地西王母传说故事的流传情况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三)新疆本地学者更应该以全球的理论视野关注新疆多民族民间文学内部诸问题，吸收学界在散居族裔理论、伦理批评、生态批评、创伤批评等方面的最新方法对个案进行深入阐释。我们可以在散居族裔理论的视阈下研究兵团民间文学，用伦理批评的方式研究各民族民间文学文本中的伦理问题，以生态批评的视角关注各民族神话、史诗中的生态意识，在创伤批评的背景下讨论锡伯族西迁之歌等文本。

民俗学论文第3篇

把民俗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研究，并进而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对民俗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这是本世纪初才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当时的民俗学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登上中国现代学术殿堂的。80多年过去了，民俗学虽然没能像其他人文学科那样在中国得到迅猛发展，在社会上受到广泛重视，但民俗学的发展还是有目共睹的。尤其可喜的是，在1997年国家对社会科学学科进行调整时，民俗学取得了独立学科的地位，在国家的学科目录中终于占有了一席之地，这为民俗学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21世纪的来临，许多人文学科面临着新的挑战，“反思”成为许多学科的重要话题。

民俗学作为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适时地总结自己的不足，根据学术发展的规律及时调整本学科发展的战略，也属于民俗学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因此，本文就民俗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民俗学界的同仁。

一、中国民俗学的历史回顾

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被引入中国，肇始于1918年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歌谣征集活动。10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从此揭开了中国民俗学的序幕。此后，1922年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本办的《歌谣周刊》，在其创刊词中更明确提出了民俗学的学术目的：“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也不以不各尽一分的力；至少去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歌谣》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11月。）历来为精英们所不屑一顾的民间俚俗歌谣，如今竟然刊登在堂堂国家最高学府的报纸上，并进入了学生的课堂，这在当时被看作是石破天惊的事情。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0年代末，除北方的北京大学外，广州的中山大学又成为民俗学发展的另一个中心，1928年成立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并创办《民俗周刊》，出版了一批民俗学调查与研究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山大学时期出版的著作中，以顾颉刚的《妙峰山》影响最大。妙峰山调查是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1925年组织的一次考察活动，当时的调查文章在《京报·副刊》上以“妙峰山进香专号”的形式分六期刊出，1927年顾颉刚把这些文章汇集成册，作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的一种出版。妙峰山调查在学界影响颇大，何思敬在读到“妙峰山进香专号”后，曾指出：在当时社会的知识分子中存在一种对于民众生活知识缺乏和态度冷漠的“暮气”，妙峰山调查是对民间文化、民间宗教“科学的调查是第一次，并且这第一次的调查已经得到很好的成绩”；并称赞说：“妙峰山专号就是打破这种暮气的一个霹雳。”（《民俗》第四册，上海书店影印本第一册，1983年12月。）

北京大学的民俗学活动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战爆发，中山大学的民俗学活动持续到40年代初期。其间，20年代末到30年代后期的杭州、抗战时期的西南、三四十年代的陕北等，都有一些属于民俗学方面的活动，并出版有民俗调查和学术研究的成果。

从1918年到1949年的30余年间，民俗学在中国的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这种基础对于一个新兴的学科来讲，还是相当不牢固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没有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占有稳固的位置，如建立系科、培养学生等；其次，它没有以此为生的学者，民俗学在中国最早的提倡者大多数都没有成为民俗学家，或者本来就是把民俗学作为自己专业的副产品。如顾颉刚提倡民俗学最为用力，但终其一生始终是一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时期的民俗学会会长容肇祖后来也是以哲学、历史而享誉学界的；至于北大时期的周作人、刘半农，中山大学时期的杨成志等，也都不是以民俗学而立足于学界，后来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钟敬文，在30代也是以散文而闻名于国内的，但他与其他学者不同，当时他已经立志要以民俗学为自己的学术目标。因此；我们认为，本世纪上半叶，民俗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开始进入中国，并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独立的学科，民俗学在当时的中国还远没有成熟起来，以后要走的路程还很长很长。

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本来就没有显赫过的民俗学更加寂寞。在这期间，由于社会的、政治的原因，民俗学中的民间文学受到特别重视，得到了突出的发展。民俗学研究的部分内容也在其他领域得到了应用，如在五六十年代的民族普查与民族识别工作中，对于调查者而言，民俗学成为必不可少的知识，而民族的风俗习惯也成为识别区分不同民族的重要标志。

1979年至今，民俗学从呼吁恢复到学科地位的最终确立，又走过了20年的历程。如今的中国学界，民俗学已经登堂入室，被确立为社会科学大家庭里面的一门独立学科，民俗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步入正规，民俗学的学术组织纷纷建立，民俗学的学术著作不断面世，全国各地建起了许多规模不等的民俗博物馆，民俗、民俗学、民俗文物这些过去不被人们所重视的名词．现在也已经广为人们所熟知。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黄金时期。

二、中国民俗学的现状及其学科危机

中国民俗学经历了近20年的恢复和发展，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开端。但是，居安思危，当前的中国民俗学仍然潜存着一些不可忽视的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俗学对于学科名称的争议，不利于民俗学在当前学术界的顺利发展。

民俗学虽然已在中国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们是，对于将本学科定为何名仍然是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现有的论点中就有“民间文化学”、“民俗文化学”、“民俗学”等几种不同的观点。主张用“民间文化学”为学科名称的学者认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现在已经扩展到整个民间文化领域，原有的民俗的概念已经不能涵括现在的研究内容。因此，要用“民间文化学”来取代“民俗学”。若依此说，同样以民间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类学似乎也应改名。“民俗文化学”的出现是近年来流行的把一般性概念套用“文化”一词的结果，持此说者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定为民俗文化，认为“民俗文化”一词的内涵已经超出了原来“民俗”一词的范围。至于用“风俗学”替代民俗学，这已经不是什么新论，早在30年代就有学者坚持这种主张，但并没有在学术界流传开来。类似的名词概念的争论还有，如“物质民俗”、“阶级性”、“阶层性”等等。

对于民俗学的学科基本概念展开争论，确实有助于学术的发展，也可以进一步促进学科的规范化。现在国外民俗学界也有关于民俗学改名的争论（李扬、王钰纯：《Folklore名辩》《民俗研究》1999年第3期。），其起因主要是民俗学不光彩的历史和民俗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应问题。但是，这种对于民俗学名称的争论，在当前的中国却会对学科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民俗学是近几年才被国家承认为独立学科的，国家确认的学科名称就是民俗学。现在连自己的学科名称都需要重新讨论，这很容易被那些对民俗学怀有不良用心的人所利用，用以作为打击稚嫩的民俗学的借口。笔者认为，对于民俗学这个学科到底使用什么名称是可以争论的，但从大局出发，在现阶段应该努力维护“民俗学”这一已经被本学科和学术界普遍接受了的学科名称，以利于学科的连续发展。

2、民俗学核心概念——“民俗”一词内涵的扩展，与学科外延的无限膨胀，会给现阶段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当前民俗学受到重视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许多人文学科的学者开始关注民俗学，甚至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展到民俗学的领域中来。说明了民俗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已被广泛认识，固然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是，还有种倾向却不利于学科的发展，甚至会对现阶段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带来负面影响。这就是，民俗学的核心概念——“民俗”的内涵在被人为的扩大，致使人们误认为什么都是民俗，民俗无所不包，同时，民俗学学科的外延也在膨胀，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分支学科。

民俗作为一种生活文化，它的范围确实比较广泛，民俗事家与其他许多学科领域、具体行业都会发生联系，如饮食民俗之与烹饪、食品业，居住民俗之与建筑学、勘舆学，服饰民俗之与服装行业，交通民俗之与交通、旅馆、道路管理等。尽管如此，当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出现交叉的时候，民俗学是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现在有些学者的做法却是将某一类民俗事象与其他领域硬性结合，便创造出一种所谓的民俗学的新的分文学科，而这种分支学科的学术框架往往又没有什么创新，几乎是完全套用现有的民俗学理论框架，其基本模式是在民俗学理论框架中填充一些某类民俗事象的例子。民俗学的分支学科应该有，而且分支学科的出现也标志着民俗学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不过．现在出现的民俗学的分支学科，存在的一个最普遍的问题就是失去了作为民俗学的学科特性，即没有体现出是民俗学的分支学科。我们读一些分支学科的著作，总会把这个分支学科和与它相临的学科（如饮食民俗学之与烹任、食品，民俗语言学之与社会语言学等）混淆起来，或者，读分支学科的著作与普通的民俗学概论类的著作区分不开。

与此类似，关于民俗概念内涵的无限制扩大问题同样应该引起民俗学界的重视。民俗的内容涉及面非常广，但民俗学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并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主要研究属于民俗观念性的现象。早在民俗学的初创时期，曾担任过英国民俗学会会长的博尔尼女士（CharLotteSophiaBurne过去多译为“班尼”）有段非常著名论述：“民俗包括作为民俗精神秉赋（theMentalequip）的组成部分的一切事物，而有别于他们的工艺技术，引起民俗学家注意的，不是耕犁的形式，而是耕田者推犁入土时所举行的仪式；不是渔网和渔叉的构造，而是渔夫入海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或房屋的建筑术，而是施工时的祭祖以及建筑物使用者的社会生活。”（[英]查·索·博尼尔著，程德祺泽：《房俗学手册》，第一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同样是一件民俗物品，作为手工艺人会从制作技艺、用料、实用价值等方面去考虑问题，文物工作者会考虑它的文物价值，而民俗学者需要研究的是通过这件物品所反映的民俗活动（仪式）和民俗观念。尽管我们现在也非常重视物品在民俗研究中的作用，甚至出现了“物质民俗”、“民俗文物”等名词。但我们绝不能就物论物，必须看到物品后面的民俗意义。民俗物品的研究如此，其他方面的民俗学研究也是这样。这个看法可能会被许多人认为太保守，笔者觉得即使保守一些，也比失去了自己固有的研究领域，最终成为一门没有确切研究对象的学问要强得多。

3、民俗学从业人员学术素养的欠缺已经成为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前面已经说过，在民俗学发展的前30年中，真止以民俗学为自己专业的学者几乎没有，多数学者是在民俗学的行当里“客串”。对于这类学者来说．民俗学只是他们所研究专业知识的补充，并非是必须具备的知识。近20年来，出现了部分民俗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对于这些专业研究人员而言，从事民俗学的调查与研究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学术素养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我们现在民俗学的专业研究人员，大多数是文学（主要是民间文学）出身，这与近50年民间文学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有关。1979年以后，在中国有了恢复重建一些以前被取消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可能性时，当时就是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最早认识到民俗学的重要性，而倡议恢复建立民俗学的。因此可以说，民间文学学者对于民俗学学科的提倡与重建功不可没，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民俗学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归属方面依附于民间文学（或者是文学）。

如果说，在学科恢复的初期，这种主要由文学出身的学者组成的民俗学的队伍，基本上还能够适应学科初创阶段的需要的话，那么，随着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从业者知识结构的欠缺而对学养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的问题就越来越突出，如今这种不利影响已经不只是学者本人的问题．还影响到了对下一代学术接班人的培养。这突出地表现在民俗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上面。过去，民俗学不属于独立学科，我们只能借鸡下蛋，利用文学的硕士、博士点培养民俗学的高级人才，由于是文学的学位，所学的课程自然以文学为主，只是在专业课程的设置上略有侧重。如今，民俗学已经成为独立学科，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可是，我们面临的难题是，有许多民俗学专业的学生必修的课程（如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原始社会史等），指导教师本身就十分缺乏，致使教师必须与学生一起进行补课。

作为一个民俗学者，除了牢固掌握本学科的知识以外，还要对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并且能够熟练运用田野作业和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只有这样，民俗学的整体学术水平才会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民俗学才能够在社会科学之林中扎好根、发好芽。

4、民俗学爱好者众多，但专业研究人员不足；民俗学群众性学术组织虽多，但专业研究机构不健全；社会上民俗活动不少．呈现出的却是一种虚假的学术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民俗学潜在的诸多问题。

现在，全国有省市级的民俗学会近3O个，地县级的民俗学会则更多，尽管相当一部分学会有名无实，根本不搞学术活动，但每年全国各地组织的民俗学的会议也在十几次。而且近几年地方性学会动辄组织全国性、甚至国际性学术会议，声势浩大，规模不小，确实也在社会上为民俗学制造了一定的影响。除了学术组织举办的民俗学的活动以外．一些政府部门，其他的社会团体也利用民俗或者打着民俗的旗号举办一些活动。诸如此类，都造成了在社会上民俗学似乎十分繁荣、十分走俏的现象。

但从学科发展和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对上面所说的这类民俗活动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许多学术组织召开的学术会议，参加人员虽然不少，论文数量也很可观，但学术水平不高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造成学术水平不高的原因固然与我们学科尚处于初创恢复阶段有关，更重要的还是由于民俗学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不高，学术水平较差。我国民俗学的队伍中，大约80％以上是在基层从事群众文化或者地方史志工作的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在政府部门的业务人员或管理人员，他们涉足民俗学的原因，是由于所从事的工作与民俗相关；在大学或科研单位中进行民俗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在整个队伍中所占的比例大约不足10％。基层的研究人员受条件所限，主要是进行一些地域民俗的调查和研究丁作；政府部门的民俗学研究者，主要是利用民俗学的现有成果为时政服务；因此，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任务主要是由在大学和科研部门从事民俗学专业研究的人员来完成。而这部分专业人员的状况又是如何呢？民俗学在多数大学里，过去都依附在文学等其他学科之中，缺少起码的资料、教学、办公条件等各方面的积累，起步就处于劣势；而且，现在多数大学里的民俗学的教学或行政，仍然没有摆脱受制于其他学科的状况，没有取得与其他学科同等的地位。至于民俗学在科研机构中的处境更是不容乐观。至今在国家科研机构中（如社会科学院）尚没有民俗学的位置，科研机构中研究民俗学的学者一般分布在文学、社会学、民族学等机构里，大多是以其他专业为主，兼营民俗学。这些，都是不利于民俗学学科发展的因素。

至于地方政府或其他社会团体组织的一些民俗活动，其动机就不是为了发展民俗学，而是利用民俗，以民俗为媒介企望能够创造经济效益。近些年各地搞的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许多活动，其中的“文化”的内容，主要指的就是民俗的内容。实事求是地讲，这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民俗学应用研究的活跃；同时，通过这类活动民俗学的学术研究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在这类活动中也存在着歪曲民俗、制造假民俗，甚至破坏民俗的现象。对此，民俗学者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以免造成社会上的民众对民俗学产生不好的印象。

民俗学界的学术活动虽多，但水平不高；社会上的民俗活动不少，但只是片面利用民俗。民俗学表面上的繁荣潜伏着学科的更大危机．这也是当前民俗学发展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

三、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前景展望

中国民俗学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许多不足，甚至是致命的缺陷。但学科的发展前景并非是一片漆黑，展望即将到来的21世纪，民俗学的发展仍然充满着机遇。

一、学科地位的确立为民俗学会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7年，民俗学在传入中国80年之后，终于在高等院校中堂而皇之的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民俗学取得了独立学科地位。这意味着，今后民俗学可以培养自己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而不必象以前那样，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力量培养民俗学人才（所谓“借壳下蛋”）。截止到1998年底，在全国高校中，共有8所院校被国家授予培养民俗学博士、硕士的权力，其士点一个，硕士点8个。1999年秋，中国第一批以民俗学的名义招收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进入高校，这标志着我国在民俗学高级人才的培养方面已经步入正规，在三五年之后，将会有一批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民俗学人才进入社会的实际工作部门，民俗学将会在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下个世纪，中国许多行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大发展，将会为民俗学的生存创造良好的环境，为民俗学的应用研究提供广阔的天地，为民俗学专业毕业的学生提供就业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将会促进民俗学整个学科的发展。

中国的产业结构在下个世纪仍然会有较大幅度的调整，民俗学将会在这种调整中成为获益者。像旅游业就必定会有在今后的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为民俗学人才提供用武之地，应用民俗学、旅游民俗学等与实际应用有密切关联的一些分支学科也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必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影响，对此，民俗学将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在保护本民族文化、了解异族文化，促进全球贸易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

民俗是一个民族的基础文化，在民俗文化中最能够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因此，民俗学通过对本民族民俗文化的研究，揭示民族文化的真谛，总结民族文化的精华，这在保留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抵御外来文化的侵入等方向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民俗学论文第4篇

关键词：民俗学 民间文学 课堂教学 “生态平衡”

课堂生态平衡是指课堂教学中各要素之间相互构成、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这种平衡状态能使师生和谐共进，师生与环境相互应答，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学生个体的进步与发展。以往高校的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教学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课程教学与社会要求不相适应，重视课堂教学对课程的现实应用关注不够，教学的生态失去平衡。因此，在高校民俗学与民间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实践中有必要引入生态思维和生态智慧，从生态学这个跨学科的角度去思考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认真研究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教学诸因素的相互关系，适度配合，强化诸因素之间的互补功能，保持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教学的生态平衡，促进课堂教学整体优化。

一、课堂教学资源平衡

教学资源是为教学的有效开展提供的素材等各种可资利用的条件，通常包括文本（即教材）、案例、影视、图片、课件等，也包括教师资源、教具、基础设施等。传统的课程教学资源结构单一，教材常被视为课程教学的唯一资源，教师往往过分依赖教科书及教参，严重影响了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和创造性的发挥。因此，高校的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教学要创造性处理教学资源，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开阔学生学习思路，充实学生学习源泉，拓宽学生视野，给学生提供更为广阔的学习空间。

（一）教材与拓展的平衡

教材是“教师在教授行为中所利用的一切素材和手段，它既包括了最标准的教科书，也包括了形形的图书教材、视听教材、电子教材”等。（P212）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材被简单地理解为教科书，并进一步错误地认为教科书是知识的浓缩和精华，教科书便是知识的全部。对教材认识上的片面性导致了师生成为教材（教科书）的附庸，教师受制于教材，缺乏自主的、能动的教材驾驭意识，学生的视野被限于教材之内，教师教教材，学生学教材，致使“教学内容封闭、教学行为僵化，课堂环境也相应地沉闷、程式化”。在平衡的生态课堂教学中，教材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创造性地使用教材，把“教教材”变为“用教材教”，对教材进行不断地更新、拓展与补充，使教材跳动时代的脉搏，充满生机和活力。为更好地拓展教材，在课前，教师可以让学生查找与教材有关的资料，获取必要的信息，以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在课中，教师可以针对学生知识的盲点去拓展和补充；在课后，教师可以把课堂中还需探索的学生感兴趣的问题或相关内容带出课堂，让学生继续研究。除了文字教材外，音像教材和多媒体课件也是教师需要善用的资源。文字教材内容详尽，结构完整，体例合理，是学生必备和必读的文本。音像教材是形象、生动地展现课程内容的辅助教材，它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课程内容，其教学目标是为辅导教师提供教学的基本思路，帮助同学理清学习线索，将知识点串联起来，形象化展示相关知识内容。因此，在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教学中，要重视以图片、音频、视频等资料作为课程教学的辅助，增加课堂教学的信息量。不少民俗文化相关网站，如中国民俗学网、民间文化青年论坛、中国民俗网、民俗文化视频网、民俗网、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网、中国民俗摄影协会网、中国民俗文化摄影网、国家文化网民俗民风、海上风民族民间文化论坛、壮族在线等等都是拓展了的重要的教学资源，让学生经常浏览这些网站上的文章，使他们更好地掌握民俗学的理论、方法，了解各种民俗文化现象，提高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理解，拓展学生民俗知识的广度和深度。

（二）课内与课外的平衡

课内一般是指课堂教学，它是教学的基本形式，也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建构知识和培养能力的最主要途径。课外亦被称为“第二课堂”，指与课堂教学有关的课外活动，它是课内的合理延伸和有益补充，是课堂教学的辅助形式。课内课外，犹如跷跷板的两端，要相互平衡，相辅相成。学生如果在课内学到的知识得不到课外的应用，那么知识对学生来说就枯燥乏味，就会变得毫无价值。对于大学生而言，要使他们学了民俗学与民间文学后，又会用掌握的相关知识服务于社会，教师就要注意把握好课内与课外的平衡，重视学生课外的实践锻炼，把他们所学的知识转化成为能力。笔者和同一教研室的其他同事在教授民俗学与民间文学课程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加强课堂理论学习与课外社会实践的对接。采用课内教学和课外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在课堂实践中通过参观、现场模拟等方式加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成立“大学生山歌队”，请歌王来学校开讲座和教唱山歌。同时我们还建立了多个田野调查基地，利用节假日，带领学生做田野调查，然后让学生撰写调查报告。我们还鼓励学生自己动手搜集各民族的民俗文物，参与学校民俗博物馆的建设工作。积极配合学院的“读、研、写、演审美体验工程”，组织学生在阅读、研究民间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写出剧本并演出，使学生加深了对民间文学、民俗学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培养和提高了他们收集资料、表演合作、表达交流和科学研究的能力。

（三）教学手段的协调使用

改变单一的教师讲授模式，丰富教学方式，多种教学手段灵活使用，相得益彰。在教学中要注意传统的教学方法与现代教学手段运用的有机结合，采用开放、互动式多媒体教学，以理论讲解、案例讨论为主，并结合课堂幻灯、录像材料进行实时教学。笔者在讲授民间文学、民俗学课程时，注重参考相关教材，查阅大量资料，利用幻灯片、动漫技术授课，精心制作多媒体课件，从文学、人类学、历史、宗教等角度来探讨民间文学、民俗文化的多重意义。例如，在讲到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故事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时，笔者制作了20多幅幻灯片，内容有思考题、民间牛郎织女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图画、牵牛星和织女星的天文星象图、历代记载牛郎织女与梁祝的典籍，让学生听《梁祝》小提琴协奏曲，观看《董永与七仙女》电影和《梁山伯与祝英台》戏曲。同时我们还建设壮侗语言文化网站等相关课程网站，建立教学QQ群和教师个人博客，开辟信息交流渠道，促进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信息和资源的共享，实现师生之间的在线交流与互动，使教学充满了魅力和活力。

二、课堂生态主体之间平衡

在民俗学与民间文学课堂生态化教学理念下，教师和学生都是教学生态主体，“只有主体之间的关系才能算得上相互关系，因为主体间的关系是互动的、双向的，而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是分主动和被动的，是单向的，因此不能成为相互关系”。（P179）过去的教学中，教师几乎是一统天下，是课堂的主体，学生在课堂上少有发言的机会。高校教师更是如此，主讲教师“一言堂”，教师与学生是强者与弱者的关系。生态化的课堂教学，师生之间应该是对话与沟通的平等、民主、合作的关系，教师首先要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要把学生视为教学活动的主体，把自己作为学生学习的伙伴，让每一个学生都能积极、主动、平等地参与课堂教学，给学生营造一个自主学习的空间。教师要真心做学生的知心朋友，是“平等中的首席”，而不是高高在上、无所不知的严师。要以平等慈爱之心待学生，师生情感交融，教学氛围自然、宽松、和谐，学生心理自由，有心理安全感，敢想、敢问、敢说。笔者在授课时，总是精心营造和谐宽松的课堂氛围，如在讲授民俗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运用时，让几个学生说出自己了解的当代民俗应用现象，然后就新民歌创作、时装与民族传统服饰、民间文学与影视开发、旅游中的民俗应用、网络文学与民间文学等等问题让全班学生都参与讨论，学生们都争先恐后畅所欲言，气氛非常活跃，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让学生在不同的情境下有多种机会去应用他们所学的知识，也就是将知识“外化”，将所学知识灵活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如笔者利用星期六、星期天和寒暑假带领学生到社区、到农村去采风，用在课堂上学到的田野调查方法去搜集民间文学作品，了解各种民俗事象与文化现象，并协助学校民俗博物馆搜集一些民俗文物，使学生不仅在实践中加深了对课堂知识的理解，也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与社会责任心。

三、教学对象的动静平衡

所谓“动”是指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让学生多动脑、多动口、多动手，敞开思路，广开言路，让每个学生都有表现自己的机会。所谓“静”是指由于某种教学目的的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有意安排短时间的宁静状态，以便让学生默读教材、思考问题。“注入式”的旧教学形式把教学对象——学生视作“容器”，课堂上只要求他们静待教师的灌输即可，根本无主动性可言。笔者认为，高校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教学的关键在于合理安排课堂的“动”与“静”，让学生把“动”与“静”辩证统一地运用于生态课堂中，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实效性和多维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首先，让学生动起来。动，就是让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占主导地位，能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在动中动手——表演，动口——讨论、交流、表达；动脑——思考、梳理、归纳。课堂上，笔者经常采用模仿式、讨论式、探究式等各种学习形式，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使学生学习的兴趣得到激发和调动。这样既培养了学生独立钻研的能力，又培养了他们解决困难、迎难而上的乐观精神。其次，让学生静下来。静，就是让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有充分的时间去发挥想象力、探究力和接受力，去理解新知识、运用新知识、归纳整理新知识。如在讲解节日习俗时，笔者运用了动静结合的教学方法，先是播放一段我国传统节日的视频，提问学生：你了解这些传统节日吗？节日习俗是怎样的？你是怎样过节的？你怎么看待传统节日？让学生安静思考，然后让学生按自己选择的节日自由组合，分小组交流，最后让各小组派代表参与全班交流：你最喜欢过哪个节？讲讲你过节时的情景，还可以说说有关节日的知识，小组其他成员可以补充。学生在动脑思考后进行讨论，互动中促进了交流，在交流中学会了合作，在合作中引发了争辩，在争辩中激活了思维，大大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新的时代对高校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更新自身的教育理念，探索新的教学思路，消除传统的教学弊端，才能解决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教学活动中的失衡问题。因此，我们应努力构建课堂的生态平衡，优化教学活动，才能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当然就课堂教学生态而言，平衡总是相对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课堂教学的调控总是由不平衡到平衡，尔后产生新的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如此循环往复，把我们的认识和课堂教学改革，不断推向新的高度，逐步实现民俗学与民间文学学科的“课堂教学素质化”。

新世纪广西高等教育教改工程项目《生态学视野下高校民俗学课程的教学改革研究》（编号2010JGB024）、广西民族大学教改课题《生态学视野下高校民间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探索》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陈红.课堂教学中的“生态平衡”.教书育人，2009（22）

[2]钟启泉，崔允淳，张华.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用要（试行）解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民俗学论文第5篇

（一）教材对民俗文化渗入的限制

首先，当前教材中的民俗文化内容过于空泛，缺乏适用内容。当前的中国民俗教材有《中国民俗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民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中国的节日与民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民俗文化》（暨南大学出版社）等。这些教材除了个别版本附有多媒体教学光碟外，多数都只是书面讲解，不足以表达民俗文化的勃勃生机和魅力。体例也和语言教材相近，分章节介绍的形式较适用于环环相扣的层层递进式教学，而民俗文化教学，则应多以专题形式出现，才会让学生们保持新鲜感，活学易用。其次，教材中对民俗文化元素关注不够。除了高校教材外，近年来通俗教材主要有《文化中国：中国文化阅读教程I》（北京大学出版社）、《东方韵味：中国文化泛读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说汉语·谈文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等，但这些教材都是对于文化讲阳春白雪居多，很少涉及民俗，深入民生的内容很少见。作为文化教材，对民俗文化的关注远远不够。第三，教材没有体现民俗深层教学意图。当前教材全部是从拜访、礼俗、禁忌、饮食、节日、见面、送别等民俗事项入手，忽略了实际效果的反馈，忽视了内在的民俗文化知识的深层次立体介绍，难以让学生完全理解民俗文化的真正含义，甚至让学习者对学习原本十分有趣的民俗内容感到索然无味。

（二）教师专业素养对民俗文化渗透的影响

教师对于民俗文化教学不够重视，文化素养有待提升。很多汉语国际教育院校都将民俗文化课随便安排，几乎没有专业的民俗学教师。不少人认为民俗属于生活，无外乎就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细微小事。觉得从小到大生活在其中，随便一说就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而实际上中国的情况是民族众多、地域广阔，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并非了解得那么深刻。民俗课程背后有深厚的精神内涵和历史渊源，闲聊的时候可以随意，但上课则必须深入浅出、有理有据。民俗教学是一门严肃认真的课程，需要理论指导和框架支撑，绝非一时兴起就决定讲课内容或者心血来潮便能办讲座的。汉语国际教育工作者，应努力将较为枯燥的汉语知识和生动的民俗文化内容相结合，提升自己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对外国文化的感悟能力，这样方能让异域学生感受到同异质的文化，让学生对民俗文化和汉语知识更感兴趣。要时刻多了解本民族的丰富民俗文化，否则将出现被学生问倒的尴尬窘境。广博的异域文化知识必不可少，知己知彼有利于教师妥善处理文化冲突，也容易让学生产生文化认同感。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应渗入的民俗文化内容

（一）俗语中的民俗文化

俗语是汉语语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用俗语可以更生动形象地传递自己的思想，因此，它在中国人的日常语言表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汉语中，能够反映民俗语义的词汇有很多，包括成语、歇后语、谚语、俚语、惯用语等，能反映民俗的数不胜数。例如：“二百五”“东郭先生”“马大哈”“炒鱿鱼”“铁公鸡”“绿帽子”“黑吃黑”等。还包括问候语、祝福语、道谢语、禁忌语、委婉语等，如：“请吃糖”“敲竹杠”“托福”“吹牛皮”“跑龙套”等。由此说明，民俗词汇的生动形象是很适合对外汉语教学的。向学生讲解词汇的深层民俗含义，不仅能帮助学生理解民俗词汇本身的意思，更能增强其语言感悟力。俗语中包含民族色彩。例如：汉族人“结婚”时常常说“请吃糖”，这里就体现了发喜糖的风俗习惯；近邻日本人却说成“请吃馒头”；韩国人则说成“请吃面”……不同民族用的民俗词汇完全不同，但表达了同一种含义。又如汉族过的“清明节”，即“二十四节气”之一，要在这几天里扫墓和踏青。其他还有“春联”“冬至”“端午”“闹新房”“做寿”等等。

（二）古典文学中的民俗文化

民俗与文学的关系密不可分。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时，常需要通过民俗心理、时代背景的深层挖掘才能使学习者正确理解语义，准确使用。例如：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有夸父逐日的勇敢坚韧，有精卫填海的悲壮举动，更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自我牺牲；有凤凰非梧桐不栖、大鹏展翅九万里的远大抱负；有梁山伯与祝英台不畏权势金钱的生死恋情等等。在学习这些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掌握民俗文化对于理解汉语起到了关键作用。古典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就是以物喻人，用动植物意象来体现人的美好品格。这一点，同属儒家文化圈的韩日学生相对比较好理解，例如韩国也同样喜欢以兰花来比喻人的高风亮节，所以教师在讲解“梅兰竹菊”这四君子以及“松竹梅”这岁寒三友的时候就会相对容易。但是对于不同文化圈的欧洲、美洲、非洲的学生来说，很难理解以物喻人的方法，更有甚者会对其产生误会。此类民俗内容的教学，对外汉语教师应适当加以注意。

（三）风俗习惯

中华民俗文化博大精深、内容庞杂。外国友人与中国朋友初次见面时，常会被问起年龄、工作单位、收入、家庭情况、是否结婚、有没有孩子等等个人信息问题，甚至有些人还主动为没有男、女朋友的年轻人介绍异性，这些在西方国家是属于隐私的范围，属于不礼貌的行为，而在中国却很正常，甚至是一种普遍的表达关心、显示亲近的方式。所以在准备教学内容时，不仅应该透彻了解本民族的民俗习惯，更应该多多涉猎“异域风情”，与外国民俗文化多作比较，找出共性与差别，才能较好地理解外国人的民族心理，并据此来调整自己的授课内容，让学生通过了解风俗习惯进而了解民俗词汇，最后轻松愉快地学会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

三、民俗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一）民俗文化教学与渗透的常用方法

俗语对于教学中民俗文化渗透而言既是内容，又是方式。有些俗语的意义比较好理解，像“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等；有些则需要在课堂中有目的地介绍一些涉及俗语或民俗词语的历史名人及其事迹，以此使学生了解民俗词语或俗语的本意。可以用归类法介绍与人名有关的成语、熟语、俗语、谚语、歇后语等。如关于诸葛亮的：“诸葛亮皱眉头——计上心来”“诸葛亮吊孝——装模作样”“既生瑜、何生亮”等。这种方式可以让学生对三国时期的历史产生兴趣，进而去读《三国演义》，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又如同义词归类。像“老婆”“屋里的”“孩子他妈”“太太”“夫人”“贱内”“拙荆”等一系列汉语中表达“女性配偶”一义的词，我们可将其归为一类，通过形成要素、地域等分类标准将一些俗语归为一类，集中教学。又如谐音类的民俗，我们常常在年画中会看到蝙蝠、鱼等动物图案，分别语义“福气临门”和“年年有余”；很多人家在结婚的时候会准备红枣、花生、桂圆、瓜子，这四样东西的头一个字连在一起意思就是“早生贵子”，花生又有寓意为“花插着生”即儿女双全的意思；还有就是在吃梨的时候，不能两个人分吃一个，因为谐音“分离”；送别人礼物不可以送雨伞、时钟，送男士礼物尤其不可以送乌龟或者是带有乌龟图案的东西或者是绿色的帽子等。

（二）风俗习惯教学

民俗学的解释：中国婚俗为图喜庆、吉利，多为红色，加上吹吹打打声势极大，如此显眼，很多妖魔鬼怪等“不干净”的东西很容易盯上新人。为了防止“脏东西”骚扰，就在井盖上铺上红纸意图平安；原本红纸上没有东西，但是一旦有风红纸即被吹开，难保平安，因此最初便在红纸上摆上苹果（苹果，平果，取其平安之意），后期演变为红色砖头代替。对外汉语教学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必然出现文化碰撞和文化比较。而学习者的目的多样，有的真心仰慕中华文化，希望能够多学习，完全融入当今中国社会，也有的只是学汉语，将民俗文化仅作为提升汉语水平的手段和方法。我们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至于如何选择，决定权在他们。作为引导者，我们应充分尊重他们的态度和选择。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尊重是跨文化交际中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比如称呼语的使用，在中国的北方，很多人习惯用亲属的称谓来称呼朋友、同事，以示亲近，但外国人很不理解很难接受。反过来想，若他们真的称呼我们二叔、大伯，我们听起来也不自然。又如中国人的送礼方式。在讲解的时候应让学生全方位地了解送礼和收礼。比如我们常说“一点小意思”、“意思意思”和“你这是什么意思”，其中这三个“意思”是否一致？又该如何理解和运用？让学生觉得感兴趣而主动提出这样的问题，有利于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文化。再如过年的时候贴春联，上联是贴左边还是右边、春联上下联的平仄、春联内容与自己身份的配合、福字要倒着贴等等，都应提醒学生注意，逐一进行了解和掌握。

（三）从文化精神出发展开民俗文化的渗透

有的学生仅仅是为了喜欢看中国的功夫片或者是对中医十分感兴趣，就开始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他们经常将自己看到的民俗文化现象同本国的文化内容相对比，甚至有时要将两种文化一分高下。这不仅要求对外汉语教师要对两种文化的内涵都有必要的了解，更要求教师拥有一颗平常心，在学生的思想出现一定问题的时候，用和谐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断不可用“天朝文明”的眼光来看待文化中的诸多差异。

我们不能一味地推崇孔子的儒家思想，因为儒家思想毕竟尚未能够成为让世界各国都认可的普世价值观。具体的民俗现象极富民族特色，差异让我们的世界多姿多彩，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彼此好奇、惊异，而相同使人类得以沟通。我们习惯将差异性当作重点，常忽略同一性与相同点，这是不可取的，二者协调并重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比如在接受客人的礼物时，西方人习惯当面打开礼物并赞美一番，而在中国这样做会显得主人贪婪、无礼。在中国人家里吃饭时，不应把饭菜吃得精光，否则会有失礼节等等，诸如此类。

针对不同地域的施教要因人制宜。朝、韩、日等亚洲国家的学生，他们的生活环境与中国很相似，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除了语言不通（日语尚存在很多汉字，韩语、朝鲜语中百分之八十都是汉字词，很多词汇的发音甚至语法都和粤语很相似），待人接物的法则差别相对较小，可以使用成语、歇后语、典故等具有深层次引述作用的民俗文化概念。教师可以相应地多讲一些打招呼、做客、送礼、请客等关乎生活礼节方面的内容。这样的内容既是学生关心的，也是学生易于理解和接受运用的。

民俗学论文第6篇

关键词：艺术民俗学；文化产业；教学模式

艺术与人类的总体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随着人类的文明、习俗发展而不断演变。以艺术为对象的研究也在不断地完善，在艺术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者们从艺术的起源、艺术发展的规律、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艺术的创造等方面进行探讨，更有学者从民俗学、人类学等角度对艺术展开研究。就艺术与民俗而言，有学者从民俗中的艺术展开讨论，另有学者从艺术中的民俗进行探析。不论民俗中的艺术还是艺术中的民俗，都是对艺术与民俗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的探究，旨在深入了解伴随民俗产生的艺术本质以及艺术产生、创作的民俗文化内涵。正如学者钟年在其文章中所述“对于艺术的认识，不能‘止步于对艺术事象的静态分析’，而应该‘以艺术活动中的审美形式与情感效应为材料，将其置于民族区域社会中生产生活的、社会时尚的、宗教信仰的广阔背景下予以观测论析’”。［1］就此研究视角，张士闪教授首先提出了“艺术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理念，尝试在民俗文化研究和艺术学研究的学科间，建立一门交叉性的学科研究理念，旨在研究艺术与民俗之间的关系，同时对艺术进行民俗学的视角研究。学科归属上，艺术民俗学是艺术学的分支学科，由艺术学与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相结合而形成。艺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作为艺术活动背景的民俗文化，包括民俗事象和民俗观念。其次，它将以民俗学的视角重新审视、阐释艺术的源起，本体，功能，以及艺术与民俗的真实关系。”［2］艺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民间文化的表象之一，同时还是文化形态的一种表现方式，它们在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地发生着形态和功能上的演变。文化产业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就“产业”而言，其本源之意为国民经济的各种生产部门，后随着第三产业的兴起而逐渐拓展为“泛指各种制造、提供物质产品、流通手段、服务劳动等的企业或组织”。［3］从文化产业角度结合艺术民俗学的研究视角对其进行观照，能更全面地对艺术的本源进行阐释，同时也对其产业化发展展开更深入地探讨。当下，我国的文化产业事业正蓬勃发展，在此热潮中应运而生了文化产业专业教育，尤其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与民族文化息息相关，同时也与民俗、民间艺术联系紧密。因此，要发展文化产业，对艺术民俗的研究、探讨必不可少，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开设艺术民俗学这门课程也是有必要的。笔者在本文中将尝试探讨艺术民俗学在文化产业这一专业领域中的教学模式，从而为今后的文化产业民俗研究提供一定的依据。

1教学模式制定的理论依据

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首要功能之一，在人才培养的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教育的发展规律，正如潘懋元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理论“：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指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即必受一定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并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服务；教育内部关系规律指教育必须与人的发展规律相适应。”［4］同样，艺术民俗学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的教学也应遵循以上的教育规律。由此，制定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相一致的教学模式是有必要的，而且应该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1结合艺术民俗学的教学特征，应该突出区域特征或民族特色

就笔者执教所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而言，该地区世居12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有壮族、瑶族、侗族、苗族、水族、毛南族、水族、彝族等11个，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艺术产生所依附的民俗文化也各具特色。在教学中深入挖掘、整理各民族文化资源，构建富有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的文化产业专业领域艺术民俗教学特色，强化学生的优创意识、特色意识和品牌意识，在保护和传承该地域中优秀的艺术、民俗类文化的同时，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在文化产业领域中进行艺术民俗的研究。

1.2重视学生能力培养

通过日常教学，使学生接收系统的理论知识培训，包括艺术民俗学学科所涉及的艺术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基本理论知识，以及艺术民俗学科学专业知识和规范，对学生进行专业的理论训练，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通过专业知识学习和专业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同时使学生具有一定程度的学术研究水平。

1.3促进专业教学改革与发展

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完善专业结构、巩固艺术民俗学专业优势，逐步建立健全该专业课程体系，整体优化教学方法与手段，制定有效的教学评价标准，拓宽文化产业专业领域学生的专业视野，是艺术民俗学在教学中亟待完成的重要任务。艺术民俗学教学除了遵循专业研究规范外，还要围绕我国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标准，结合我国国情下的文化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专业教学。在2012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高等教育质量观贯彻于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学科研创新、服务社会发展、文化传承创新之中”。由此可知，艺术民俗学教学贯穿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应结合该专业的学科特点，让学生在掌握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掌握民俗学、艺术学的专业研究方法，尝试艺术民俗与文化产业等学科理念融合展开科学研究，进行文化创新和传承。

2艺术民俗学教学目标与规格设计

目前高校教学在面对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市场与就业需求下，加强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训练。由此，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艺术民俗学的教学中，要本着“突出地域特色和民俗特点”的目的，抓住在文化产业中如何发展民间艺术与民俗的基本点，培养具有较高综合素质、人文素养的，即掌握艺术与民俗知识又能够将其灵活运用于文化产业相关领域的学生，具体如下：首先，通过艺术民俗学在文化产业领域环境中教学，让学生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交叉性学习，不断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因此，在教学中对学生提出以下几点要求：一是必须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了解并驾驭历史文化发展与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随着现代社会信息化的逐渐加强，作为文化产业专业的学生，在此领域中更应该具有敏锐的触角，而且要意识到艺术民俗学这一交叉学科在学习过程中仅纸上谈兵是不能为今后从事的专业服务的，必须学会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引导学习实践以及学术研究，要注重当下新的形势、政策、信息、思想等，做新型的文化产业与艺术民俗的复合型学者。二是学生要有良好的艺术修养，同时掌握民俗文化与民间艺术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民间艺术的生存需要民间文化的沃土滋养，艺术的创作也离不开对民间艺术的了解和掌握。民间艺术体现了不同地域、不同人群所特有的审美观念与道德意识，其间更蕴含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理念。因此，在艺术民俗的教学中，以艺术、民俗文化为根本，秉承传承传统文化的观念，站在当下文化产业发展的新高度，探求如何构建新时期艺术民俗学的教学模式，加强学生通过整合学科知识和运用知识传播发展艺术与民俗文化的能力。其次，通过教学，让学生在不同学科的交叉学习中具备传承及实践创新能力。张士闪教授提及艺术民俗学的研究应该注意以下几方面的研究：一是从民俗学研究的整体文化观出发，对典范社区内曾经存在的和仍然存在的艺术事象予以梳理，对其中的各个艺术门类进行慎重的微观性分体研究和宏观性综合研究，为社区文化的艺术定位、发展提供出指导性建议；二是注重艺术活动与民俗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双向的动态研究；三是中国的艺术民俗学研究应注意其自身特色。［5］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的艺术民俗学教学，除遵循以上几点研究原则，还要结合社会文化的发展现实，让学生把社会实践同创新思维相联系，在日常学习的实地调研等实践活动中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来学习知识，同时学会如何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将其运用到具体的案例分析和操作过程中。

3艺术民俗学教学模式中的课程教学设计

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所设立的艺术民俗学课程教学有别于一般学科中的艺术民俗学教学，除遵循一般课堂教学原则外，还有其独特的课程教学设计，以期达到良好的教学目的，具体如下：

3.1根据实际情况展开教学，注重因材施教

综合来看，文化产业专业领域的学生的文化素质一般较高。但就艺术民俗学这个学科而言，涉及了艺术和民俗，具有一定特殊性，尤其是艺术，并非每个学生都了解。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学生掌握艺术、民俗文化基础知识的具体情况，进行专业知识教学。对艺术基础常识较弱的学生，让其多听、多看，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学生的艺术鉴赏力；对民俗文化常识较弱的学生，可通过消化课堂讲授知识和实地调研体验，增强学生的民俗意识和文化自觉性，掌握民俗文化基本理论。

3.2把握教学整体性与灵活性

在进行艺术民俗学的教学过程中，传统教学方式通常采用纯理论性的授课方式，难免会枯燥乏味，让学生在冗杂的理论学习中失去对课程的兴趣。因此，笔者认为在本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将传统的理论授课分解为理论与实践穿插，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灵活掌握课程的进度。例如，教师可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各自选定一个调查对象，在进行前期的理论知识学习后，学生可在规定时间内对其选定的对象进行文化、现状、发展、艺术性、民俗特征等方面的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写出调查报告并做课堂展示。学生的课堂展示不仅要表述清楚所调查对象的具体内容和文化背景等，还要结合文化产业的专业特点进行思考并展开有效的阐释。此类学生课堂展示的教学形式，将以学生为主体，自主策划每次课堂演示，教师为辅助对展示完的学生进行提问引导，从而达到本门课程的教学目的，提高学生的艺术、民俗文化素养。

3.3掌握学生实践学习的合理性

艺术民俗学在研究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将艺术活动与民俗社会之间的关系结合起来，同时进行双向的动态研究。由此，将这个研究观念引入其教学模式中也是非常必要的。在艺术民俗学的教学中，尤其在文化产业专业视阈下的艺术民俗学教学更加要关注在变迁的民俗社会中艺术活动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动态的艺术活动所依附的民俗社会大环境。从而，在学生将艺术民俗学基本调查方法运动到实践过程中时，教师应根据学生的调查进度随时给予指导，适时纠正学生在实践中所遗漏的关键信息，指导学生合理运用相关学术知识进行实地调研和调查报告写作，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组织、策划能力。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留下了丰富的民俗活动和具有特色的艺术形式。在张士闪教授提出构建艺术民俗学这一学科开始，就提出本门学科应该将文献资料、历史考古和民俗调查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展开学术研究，从而更清晰、准确地认识存在于各地域、人群中的民俗和艺术。同样，今天我们将艺术民俗学放置文化产业这样的专业领域中进行教学，不仅要遵循以上学术观点进行教学，而且要与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结合，与文化产业发展的特点相结合，对学生进行引导式教学，从更广阔的视角去看待艺术民俗学，也为人才培养提供更多的教学实践依据，让艺术民俗学研究的对象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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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伟.民俗艺术产业化的路径研究［J］.学术论坛，2010（8）：161.

民俗学论文第7篇

胡适与康德的道德哲学

笔者试图以胡适日记、书信为线索，结合其相关论文来还原一段史实，也借此对其民主、自由、平等观念有更为直观的认识和评价。关于胡适受康德思想的影响，主要是在康乃尔大学时期。早在“发奋尽读杜威书”之前，胡适已经在康奈尔大学学过几年哲学，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哲学训练和新唯心主义哲学的浸润。据江勇振统计，胡适在康乃尔大学五年共选修了十四门哲学课，而在哥伦比亚大学仅四门，其比重一目了然。“胡适一生的思想，是奠基在他在康乃尔大学所得到的人文素养的基础教育。他在文学、哲学、政治方面的基础知识都是在这个阶段奠定的。甚至可以说，要了解胡适一生的思想，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发掘他在康乃尔大学的所学、所读、所思。这是解开胡适一生思想的唯一锁钥。”[4](P262－266)“唯一锁钥”的说法还是有些绝对和过激，在胡适的人生道路上，构型其思想和观念也不仅是这几年，徽州地域文化、上海的风气之先，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等都在他的心灵深处刻下了印痕。但不可否认、也不容忽视的是康乃尔大学的几年学习生涯对他思想成形的至关重要，由于胡适后来转学至哥伦比亚大学及其后来有选择性的自叙，让我们在追述其思想演变过程时有意无意间凸显杜威而冲淡了这一段史实。胡适自称“厄德诺是(当代思想家中)对我生平有极大影响的人之一。”早在转学哥大前，胡适在康乃尔伦理俱乐部听过厄氏的讲演，“我对他以道德为基础的无神宗教十分折服，因为事实上这也是中国留学生所承继的中国文明的老传统。”厄氏是“伦理文化运动”新宗教的发起人，“伦理文化学会”也被称为是“道德文化学会”，“这一新宗教的基本观念是相信人类的品格和人类本身的行为是神圣的。”而他的这一思想来源又起自于康德，是“把康德的抽象观念具体化”。胡适也从厄氏的语录里“很容易看出康德和康德哲学的至高无上的道德规律对他的影响。”[5](P246)在胡适的留学日记里，记录了厄德诺语录[6](P296)，如:精神上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参互交错的关系。就是爱。就是把自己消费在一个别人的身上，而在如此做时，自己也得着鼓舞向上的影响作酬报;道德的责任并不是外来的命令;只是必须要怎样做才可以引出别人———例如所爱之人———的最好部分，等等。这些格言凸显了爱与道德的力量，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是作为人为自己立法的自律存在，强调通过个体的道德完善学会尊重他人，看重他人的价值和作用，也就是康德所说的道德律令，即“大自然安排我们的理性时，其最后意图本来就只是放在道德上的。”[7](P609)在康德看来，道德的问题首先是人何以成为有道德的人的问题?而这道德不仅是个人的道德，乃是全人类的道德，同时，道德也是履行自我立法的过程，道德的世界观就是把道德的准则转化为法则并严格遵守，归属于实践哲学范畴。胡适给韦莲司的信中提到了自己受到康德思想的影响:“无论是对你自己，还是对别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将人道本身视为一个目的，而不仅仅是个手段。”“尊重每一个人，并将这种感觉升华为一种敬意。”[8](P25)这无疑就是康德宣称的“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表述和观念的翻版。康德说:“真正的德行只能是植根于原则之上。这些原则不是思辨的规律而是一种感觉的意识，它就活在每个人的心中，它就是对人性之美和价值的感觉，这样说就概括了它的全部。”[9](P14)康德认为人具有道德可完善性，必将在理性的教导下成为道德自律的人，由此形成了康德的道德哲学之根基。尽管胡适在此征引康德的哲学理论是为了澄清与韦莲司之间纯粹的男女友谊的关系，但由此也清晰地写出了他对人与人之间乃至对人本身的一种判断和认识，即对每一位独立个体的绝对尊重乃至敬意。胡适认为杜威是将道德和社会联系在一起，而社会的价值也就在道德，至于这种观念则始于康德，“从康德至今，大家都讲艺术的利益，是要社会公共受享，不是个人所可私的。养成群性习惯，就是道德教育。”[10](P49)“用‘道德教育’来教道德，远不如不用‘道德教育’来教道德。”[10](P380)也就是强调道德上的一种自我要求和自我规范，是对康德道德自律的一种阐释和延展，和杜威提倡的“道德的观念，就是人生的观念。人生以外无道德，社会以外无道德”的经验社会道德呈现出不一样的思维路径。很显然，胡适对道德的理解，乃是将其视为一种自动和自律的行为，即人固有的理性法则，也就是说，事物和人本该如此，并不受制于社会的外在的任何压力，由此人也获得了自由意志。换言之，胡适对道德和自由的理解既超越了经验世界的思考，但又有着客观实在性，兼有先验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双重特点。胡适日记记录了和韦莲司之间关于“不争主义”的谈论，胡适对韦莲司肯定康德所谓无条件的命令，即道德律令甚表赞同，并将其与墨子的“杀一人以利天下，非;杀已以存天下”，是相提并论。[5](P51)或许是得益于这次交流，仅过一月，胡适已经决定将博士论文题目改为“国际伦理原则的研究”。他以为这有三大好处:时代的需要、自己的兴趣、图书馆以及哲学系老师的资源。所谓时代的需要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引发了胡适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也是他当时的兴趣点所在，至于哲学系老师的资源也就是以康德研究见长。“康德哲学也正是康乃尔哲学系老师之所长。”[4](P308)胡适称赞康德是博大精深的学者，“康德的人生哲学注重行为的动机，注重他所谓‘无条件的良心命令’。”[11](P486)胡适在康乃尔大学选读了康德的批判哲学，具体研读《纯粹理性批判》，“还研讨了康德三大批判之见的关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序言:“我们的时代特别是一个批判的时代，一切事物都必须接受批判”，这与胡适提出“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的口号非常相似，而批判哲学也正是人类本源的自由精神的体现，和道德哲学一脉相承。1915年3月19日，日记记载:“上星期读康德之《太平论》，为作《康德之国际道德学说》一文。”[6](P83)《太平论》即《永久和平论》，康德试图从哲学的根基上寻求解除战争状态，实现永久和平的方案。很显然，胡适那时决定将博士论文题目改为“国际伦理原则的研究”，应该和康德的这篇文章有关，而且在当时他已用英文写作了《康德的国际伦理学原则》一文。此文甚为重要，胡适后来很多的思想，包括民主、自由、平等等思想的端倪和脉络来源都可在此找到踪迹，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甚或是修正我们过往对他的一些偏见。在论文中，胡适论述到:康德认为道德的理念必定属于真正的文化，人存在一个更高的道德能力。而政治道德家不应该将所有关于权利和公正的问题降为纯粹的学术理念，应当从规范的理念开始，即将这些问题作为道德问题处理。康德的国际道德标准为:“首先追寻纯粹实用理性和他的正义，然后可以实现你的目标，得到永久的和平。”换言之，康德将追求权利和公正纯粹的理念作为义务准则，考虑到理由的先验性。胡适以为康德的政治哲学虽有点不切实际和“古老”，但不是毫无道理，他得出结论说:于我而言，这仅仅意味着，在国际，国民间和个人的关系上，完全有必要注重向善的道德标准，以此作为行为的准则，而不是仅仅寻求严谨的戒律，像盲人在黑暗中摸索一样地去尝试和犯错。”[12](P91)以此观之，康德的道德原则是由自由意志建立起来的，也就是人为自己立法，是自律而非他律，这样也就达成了人的自由，而自由也正是康德道德哲学的基石。

对自由与民主的阐释

康德对自由的理解并不等同于我们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随心所欲和为所欲为。康德对(合法的)自由的界定是:它乃是不必服从任何外界法律的权限，除了我能予以同意的法律而外。———同样地，一个国家中的对外的(合法的)平等也就是国家公民之间的那样一种关系，根据那种关系没有人可以合法地约束另一个人而又不自己同时也要服从那种以同样的方式反过来也能够约束自己的法律。这种天生的、必然为人性所有的而又不可转让的权利，它的有效性可以由于人类本身对于更高级的存在(如果他自己这样想的话)的合法关系的原则而得到证实和提高;因为他可以根据这同一个原理而把自己当作是一个超感世界的国家公民。因为就我的自由而论，则我自身对于神圣的、纯由理性而可以被我认识到的法则并不受任何约束，除了仅仅我自己所能予以同意的而外。[13](P109)康德所说的最高级的存在也就是作为道德的存在，可见，康德对自由和平等的论证是以他的道德哲学为基础和支撑的，而在其自由、平等等权利概念中也蕴涵了相应的义务。胡适“倾向于认为康德的态度有很多有价值的真理。”包括共和制与国际联盟的“乌托邦想象”，对人类道德原则的确信及其对永久和平终将实现的期待与憧憬。[12](P104)唐德刚认为:胡适在接触杜威之前，对伦理文化派极为折服，但遇见杜威后，乃“尽弃其学而学焉”，变成实验主义的信徒了。[5](P262)其实此话并不尽然，因为到了1917年，胡适依然坚持从权利与责任的互为依存关系来阐述自由和平等，所谓“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不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也就是说，个体和国家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担负着责任和义务。胡适提出发展个人的个性，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二是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1](P614－615)很显然，这与康德的有关权利和自由的理论主张趋于一致。胡适谈自由时往往将其与民主并举，肯定民主的获得是以每个个体的自由为前提。在他看来，“‘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科学’则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科学和民主两者都牵涉到一种心理状态和一种行为的习惯，一种生活方式。”唐德刚认为胡适对科学和民主两个名词的诠释，是不折不扣的杜威之言，即杜威所说的“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可概括为“美国主义”，也就是“美国生活方式”的概念化，而中国关于“人权”的争辩也就是“美国主义”中的大题目。[5](P352－367)实际上，唐德刚在这里将胡适的民主概念作了简单化的处理。

首先，胡适所说的民主不等同于杜威“经验即生活，生活即是应付环境”的民主生活学说，倒是和康德的纯粹理性判断更为接近。正如夏英林所论，胡适的知识论是典型的康德主义知识论。[14](P52－58]周质平也评价“胡适谈民主，一如他谈科学。始终不在内容上着意，而只是在精神态度上立论。”然“民主毕竟是一种建立在法律条文上的政治制度，不谈制度而只谈精神，不免把民主抽象化了，使人觉得无从捉摸。”[15](P240－241]确实，胡适对民主的阐释并非基于杜威的实证主义的知识认知模式，也不是我们惯常理解的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实践形态或政治运作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而是进入到了康德的主体精神和纯粹理性的层面立论。胡适1953年再一次重申“天赋人权”和自由民主平等等概念均是人的纯粹思维的产物:“人权并不是天赋的，是人造出来的。所谓民主自由平等，都是一个理想，不是天赋的。”[16](P2299)胡适对民主的定义是:民主的真意义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千言万语，归根只有一句话，就是承认人人各有其价值，人人都应该可以自由发展。[15](P230)而“民主主义的生活方式，根本上是个人主义的。”[16](P1737)至于个人主义的真义在于，提倡人人要做成一个能“自立”的人，要“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堂堂地一个‘人’，有该尽的义务，有可做的事业。”[1](P632)胡适所说的个人主义实际上就是指有独立思想自由人格的个体，即民主是与个体的自由和完善联系在一起的，只有自由独立的个体的存在和保证方才有社会民主实现的可能，也就是实现康德所谓的作为人类最高级的存在即作为道德的存在，即“人是(在自然目的中)意识到自己必然要以道德律为终极目的的存在。”[17](P406)才可能达成人的自由和现实的民主。

其次，胡适的理想政体并非是美国的民主政体，而是康德所建构的“乌托邦”想象，即将民主看作一过程，而这一过程又与人的道德完善趋于一致。胡适日记记载:“尝谓欧人长处在敢于理想。其理想所凝集，往往托诸‘乌托邦’。柏拉图之《理想国》，培根之《新大西岛》，穆尔之《乌托邦》，圣阿格司丁之《上帝之城》，康德之《s论万物之终结》及其《太平论》，皆乌托邦也。乌托邦者，理想中之至治之国，虽不能至，心向往焉。”“今日之民主政体虽不能如康德所期，然有非柏拉图二千四百年前所能梦及者矣。”[12](P77)换言之，胡适关于民主政体的最高理想乃是康德“太平论”中勾勒的共和制“乌托邦”。“这种在康德理解意义上的共和制，它从未在世界上存在过。无论这个世界上何种形式的共和制都只是对这个理念部分和不完善的表现。这包括欧洲国家的英国和美国，即使在美国Madison或者Mckingly都能够轻易地以保卫国家或荣耀的名义，给人民强加一个战争。”[13](P101)康德认为民主政体也是一种专制主义，是以表面的民主掩盖了大多数人的暴政。胡适也强调“民主的生活方式，在政治制度上的表现，好像是少数服从多数，其实他的最精彩的一点是多数不抹煞少数，不敢不尊重少数，更不敢压迫少数，毁灭少数。”[15](P232)因此，胡适以为，美国的民主政体并不是最完美的政体形式，民主的真谛也并非意识形态下的某种政治图示，而只是个“活的生活过程”。[18](P558)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和胡适关于民主自由平等的理解，均是基于对人类先验的道德固有的自信。康德看到了人性卑劣背后的道德禀赋，“人类有一种更伟大的、尽管如今还在沉睡着的道德禀赋”[10](P115)，“只有在人之中，但也是在这个仅仅作为道德主体的人之中，才能找到在目的上无条件的立法，因而只有这种立法才能使人有能力成为终极目的，全然自然都是在目的论上从属于这个终极目的的。”[17](P404)胡适在《告马斯》诗歌中也唱道:“爱和法律将匡正人类之过失———和平和正义将为人类谱写新曲。”[6](P85)显然，胡适对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理解自有其坚实的道德哲学根基，他自谓和陈独秀口号式的呼喊有很大的不同:新文化运动时期虽高扬“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旗帜，但就提倡者陈独秀而言，“对‘科学’和‘民主’的定义却不甚了了。所以一般人对这两个名词便也很容易被真的曲解了。”[5](P351)

民俗学论文第8篇

关键词：艺术民俗学；文化产业；教学模式

艺术与人类的总体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随着人类的文明、习俗发展而不断演变。以艺术为对象的研究也在不断地完善，在艺术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者们从艺术的起源、艺术发展的规律、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艺术的创造等方面进行探讨，更有学者从民俗学、人类学等角度对艺术展开研究。就艺术与民俗而言，有学者从民俗中的艺术展开讨论，另有学者从艺术中的民俗进行探析。不论民俗中的艺术还是艺术中的民俗，都是对艺术与民俗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的探究，旨在深入了解伴随民俗产生的艺术本质以及艺术产生、创作的民俗文化内涵。正如学者钟年在其文章中所述“对于艺术的认识，不能‘止步于对艺术事象的静态分析’，而应该‘以艺术活动中的审美形式与情感效应为材料，将其置于民族区域社会中生产生活的、社会时尚的、的广阔背景下予以观测论析”’。就此研究视角，张士闪教授首先提出了“艺术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理念，尝试在民俗文化研究和艺术学研究的学科间，建立一门交叉性的学科研究理念，旨在研究艺术与民俗之间的关系，同时对艺术进行民俗学的视角研究。

学科归属上，艺术民俗学是艺术学的分支学科，由艺术学与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相结合而形成。艺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作为艺术活动背景的民俗文化，包括民俗事象和民俗观念。其次，它将以民俗学的视角重新审视、阐释艺术的源起，本体，功能，以及艺术与民俗的真实关系。”艺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民间文化的表象之一，同时还是文化形态的一种表现方式，它们在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地发生着形态和功能上的演变。

文化产业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就“产业”而言，其本源之意为国民经济的各种生产部门，后随着第三产业的兴起而逐渐拓展为“泛指各种制造、提供物质产品、流通手段、服务劳动等的企业或组织”。从文化产业角度结合艺术民俗学的研究视角对其进行观照，能更全面地对艺术的本源进行阐释，同时也对其产业化发展展开更深入地探讨。

当下，我国的文化产业事业正蓬勃发展，在此热潮中应运而生了文化产业专业教育，尤其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与民族文化息息相关，同时也与民俗、民间艺术联系紧密。因此，要发展文化产业，对艺术民俗的研究、探讨必不可少，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开设艺术民俗学这门课程也是有必要的。笔者在本文中将尝试探讨艺术民俗学在文化产业这一专业领域中的教学模式，从而为今后的文化产业民俗研究提供一定的依据。

1教学模式制定的理论依据

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首要功能之一，在人才培养的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教育的发展规律，正如潘懋元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理论：“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指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即必受一定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并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服务；教育内部关系规律指教育必须与人的发展规律相适应。”同样，艺术民俗学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的教学也应遵循以上的教育规律。由此，制定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相一致的教学模式是有必要的，而且应该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1结合艺术民俗学的教学特征，应该突出区域特征或民族特色

就笔者执教所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而言，该地区世居12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有壮族、瑶族、侗族、苗族、水族、毛南族、水族、彝族等11个，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艺术产生所依附的民俗文化也各具特色。在教学中深入挖掘、整理各民族文化资源，构建富有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的文化产业专业领域艺术民俗教学特色，强化学生的优创意识、特色意识和品牌意识，在保护和传承该地域中优秀的艺术、民俗类文化的同时，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在文化产业领域中进行艺术民俗的研究。

1.2重视学生能力培养

通过日常教学，使学生接收系统的理论知识培训，包括艺术民俗学学科所涉及的艺术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基本理论知识，以及艺术民俗学科学专业知识和规范，对学生进行专业的理论训练，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通过专业知识学习和专业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同时使学生具有一定程度的学术研究水平。

1.3促进专业教学改革与发展

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完善专业结构、巩固艺术民俗学专业优势，逐步建立健全该专业课程体系，整体优化教学方法与手段，制定有效的教学评价标准，拓宽文化产业专业领域学生的专业视野，是艺术民俗学在教学中亟待完成的重要任务。

艺术民俗学教学除了遵循专业研究规范外，还要围绕我国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标准，结合我国国情下的文化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专业教学。在2012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高等教育质量观贯彻于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学科研创新、服务社会发展、文化传承创新之中”。由此可知，艺术民俗学教学贯穿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应结合该专业的学科特点，让学生在掌握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掌握民俗学、艺术学的专业研究方法，尝试艺术民俗与文化产业等学科理念融合展开科学研究，进行文化创新和传承。

民俗学论文第9篇

贵州省铜仁第一小学 王国花

摘 要

民俗文化是“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文化”“人民生活在民俗当中，就像鱼类生活在水里一样”，儿童生活在具体的民俗文化情境中，民俗文化以儿童喜闻乐见的方式存在于儿童生活之中，是儿童的文化背景。构建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是儿童、社会与学前教育课程发展的必然诉求。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因民俗文化的独特性、学前教育课程的独特性而具有独特的内涵与内部特征。

关键词

学前教育 民俗文化 课程 儿童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自上而下”模式的学前教育课程改革。这种以儿童发展理论为指导的，以标准化为基础的，充斥着评价和价值无涉的改革受到普遍质疑，脱离了我国儿童文化背景的改革是不可取的。同时，学前教育课程文化品性的流失还表现在对西方和境外学前教育课程的照搬照抄中，这种背弃本土文化、远离儿童文化背景，致使学前教育课程无法承担提升和优化儿童生命质量的重任，也使得学前教育课程缺失了自身生长的土壤。美国著名学前教育专家斯波代克认为文化价值观是学前教育课程的一个重要来源；我国朱家雄教授认为社会文化是决定学前教育课程的重要依据；靳玉乐教授等人也指出课程文化应“一切从当地的文化根上去思考、去创造属于本地文化的课程理论才是其生成之道”。民俗文化是“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文化”，是传承了千万年的、最古老的活态文化，是人类文化之根源，也是人类的精神家园，起着陶冶和发展人类自身的重要作用。“人民生活在民俗当中，就像鱼类生活在水里一样”。民俗文化是儿童的文化背景，儿童生活在具体的民俗文化情境中，民俗文化以儿童喜闻乐见的方式存在于儿童生活之中，儿童生活世界里丰富而广泛的一切人、事、物，以及联结这些人、事、物的连续和非连续的过程与情境，都蕴涵和承载着民俗文化。值此多元文化社会时代，构建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是儿童、社会与学前教育课程发展的必然诉求。同时，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因民俗文化、学前教育课程的特征而具有独特的内涵与内部本质特征。

一、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的内涵

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是根据学前儿童的需求，以儿童生活中的优秀民俗文化为主，兼顾其他民族或地区的优秀民俗文化，遵循儿童生活世界和健康成长的要求，在合理、适当地选择下，进行有机融合和组织的、有益的教育性经验。包括：第一，必须对民俗文化进行适当地选择，筛选掉无益的、有害的民俗文化。第二，有益的优秀民俗文化必须符合儿童发展需求，能促进儿童健康、幸福成长，优化和提升儿童生命质量。第三，在选择当地优秀民俗文化的前提下，还应考虑与其他民族或地区优秀民俗文化的整合，以培育儿童的多元文化能力。第四，必须遵循儿童生活世界的要求对民俗文化进行有机组织，回归儿童生活世界，与儿童生活世界相通和共容，促进儿童知识迁移的形成。第五，努力追求实现儿童生活世界与课程文化之间的融合。第六，追求民俗文化与儿童课程的共存、共生、共荣。

二、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的内部本质特征

（一）生活性

生活是“专指建立在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人的特殊生命活动。这也是人之自我生成活动，人只有在生活中才可能生成。”生活是人特有的活动，生活造就了人，人创造了生活，因此，生活是人最根本的存在，是人存在的证明，是人最初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属。人的生活“是以人自己所选定的目的与价值为指向的活动。”只有生活才能实现人各种各样的目标、价值和意义，建构人自身。生活中的人是不断发展的、动态的、相互联系的实体，生活活动是人沉浸于世界之中的活动，人只有在生活活动中才能直面自己，懂得人存在的本质。生活是人自身不断生长、发展的动力，人是在生活中自我建构和自我生成的，人的改变与生活的改变是同一的，因此，要改变和发展人就要改变生活。历史以其确证无疑的事实证明，教育是改变生活的最根本和最重要的方式。

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是一种生活性课程，具有普遍的生活性特征，其生活性主要表现在：1.课程目标为了生活。来源于生活世界里的民俗文化，具有最为显著的生活实用价值，建构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实现教育即生活、课程即生活、生活即过程与目的，在立足于儿童生活的基础上，优化与提升儿童生活、追求儿童生活幸福。2.课程资源来源于生活。民俗文化与生活紧密联系，具有生活属性，是文化与生活的复合体，其外在生活方式是意识内涵物化的表现，“人不可能过着他的生活而不表达他的生活。”从本质上来说，民俗文化就是生活的表达和生活本身，就是“生活与文化的双重复合体”，所以，以民俗文化建构学前教育课程，其课程资源来自生活，带有强烈的生活气息。3.课程实施成为生活。“我相信——儿童的社会生活是他的一切训练或生长的集中或相互联系的基础。”教育是一种生活并植根生活。儿童是从感性世界与感性世界的经验中吸纳一切知识感觉，课程必然依此来安排周围世界，通过有选择的对感性世界及其经验进行组织，使课程成为优化了的生活，这样，才能使儿童真正领悟生活，完成儿童自身的生成、发展与不断完善。4.课程评价优化生活。课程评价既是生活本身，也是一个引导儿童获得发展的过程，课程评价过程中，教师和儿童通过彼此观念的碰撞，加深对生活和彼此的理解，既有利于教师针对性实施课程、引导儿童、优化生活，也有利于儿童认识、理解和感悟生活。

（二）传承性

民俗文化是传承了千万年的生活文化，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流转变迁，包含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可以说民俗文化是一种最古老的活态文化，是文化的活化石，传承性是民俗文化的又一重要本质特征。雅斯贝尔斯说：“历史是不可或缺的教育因素。它让我们熟悉自己的过去、熟悉民族和人类的生活，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人类的所作所为。”教育承担着对人类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课程必然也担负着对人类优秀文化继承和发展的重任。

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的传承性表现在：

1.对民俗文化知识的传承。民俗文化中包含了大量丰富的知识，是人类生活中不断积累和优化的生活性知识、境遇性知识，生动的存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以民俗文化作为课程资源，是对民俗文化中优秀知识文化的继承。

2.对民众生活方式、行为、心理、精神、信念等的传承。实施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让儿童认同民俗文化，认同民众的生活方式、行为等，培育儿童的民族情感，养成儿童的民族精神。因为学前儿童处于各方面发展的关键时期，培养儿童文化根性必须从学前期抓起。

3.对各民族、各地区优秀教养经验的传承。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民众在长期对儿童的教养过程中总结出了大量的教养经验，虽然其中也存在很多不适合时展需要，甚至有悖时代精神和医学常理的，但还是有着大量优秀的教养经验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4.对课程研究优秀成果的传承。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也必然包括对课程研究成果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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