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幕式上，厉以宁教授勉励大家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必须有社会责任感。历教授指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把中国经济搞上去，让大家共同富裕，这是应有的责任感。刘树成教授也指出，《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任务有两条，一是繁荣祖国的社会科学，二是为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好参谋和助手，这也是每个经济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此后，参会学者就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方法和前沿研究课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把主要观点整理如下，以供参考。
一、金融和经济学的若干前沿性研究课题
（一）金融理论研究方面
关于金融理论研究方面，按照王江教授的说法，目前金融学的研究主要有三块。这三方面也和各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发展提出的要求密切相关。它们分别是；
第一，宏观方面的金融框架体系问题，是否有最优的模式，以及各个体系之间怎样比较。
从美国开始，波及到欧洲和日本的一个主要冲击就是金融创新。对风险的认识和管理技术的提高，计算机的大量应用，技术上有很多新的发展，这些对美国的金融体系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因为美国金融体系的框架基本上是在大萧条以后的几个立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很多年中并没有大的变化，尤其是没有很快适应金融操作方面出现的一些新的理论和技术。所以金融界就有很多新的工具来避开当时的立法所订下的限制。简单的例子是，美国的商业银行业大萧条后基本上就是在那个框架内发展的。这个框架对银行业本身进行了很多限制，比如银行之间不能竞争得很厉害，银行不能跨州经营，在每个州内开分行也有很多限制，还规定其他金融企业不能参与银行业的很多业务等。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很长时间，造成了商业银行没有激励机制和发展创新。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信用卡的出现以及货币市场的发展，流动性的提高，为很多金融企业，如投资银行，或专门为信用卡业务服务的公司，提供了新的方法，他们从商业银行那里抢走了业务。比如，以前的短期存款，流动性特别高，商业银行利用这部分资金自己投资的时候，就会担心存款人马上抽资。但在货币市场流动性提高后，投资银行就可以给投资者扩大这样的服务，给客户开支票，这样下来的结果是没有人愿把钱存到银行。商业银行在货币市场里的操作由于其受到保护，缺乏竞争力，提供的回报也比投资银行低很多，他们的业务就越来越差，这也促使商业银行提出把商业银行的限制放松的要求，让他们能做投资银行业务。但放开以后，由于人员素质和其他因素，短期内商业银行还是没有太大的竞争力。这就是说，随着金融技术的发展，很多做法已经绕过了以前银行法所订下的金融结构的限制。对日本而言，随着新的金融工具的产生对原有的金融架构也产生了很大冲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金融体系开始放开。也就是从那时开始，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又提出了更多的问题。
总之，各国之间的金融体系差别很大，比如说美国和英国的金融体系就与德国和日本差很远。一个是以币场为主，而且越来越突出；一个是以银行为主。各种体系间不仅有互相竞争的问题，也可能有互相演变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演变的方向，哪个体制好一些？从宏观方面来讲，这是目前关注最多的金融问题。结合国内的情况来讲，这个问题也很突出。由于改革开放的需要，也需要建立一个很发达的金融体系，但具体道路可能和西方不太一样，但问题是一样的。
第二是微观方面的，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定价问题，二是风险管理问题。
定价问题在有些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尤其是在债券的定价和衍生证券的定价方面。市场也由于这些新技术的触动而发展得很快。但有些领域的发展很有限，比如说股票价格的确定，特别是对流动性比较差的资产的定价问题。虽然从20世纪0年代开始，已经出现了一些模型，但它们的可靠性还是有很多问题。最近面临的挑战就是很多网络公司在没有很多具体内容的时候就可以筹集大量的资金，市价能涨到惊人的水平，这些都对定价理论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不管是从研究还是从实际操作上来讲都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风险管理的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建立了一些对金融风险分析的框架，随着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后来1998年长期资本投资公司引起的金融风波，使得从政府到理论界到企业界的很多人认识到以前对风险的认识是不够的。很多结构性的风险以及所谓的小概率、大幅度的风险在以前的框架中是考虑得不够的，而这些对于从宏观层面控制金融风险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向各方面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成为现在很热门的题目，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方案和设想，但还远远没有达到成熟。
第三是公司财务方面的问题，它在过去二十几年来是研究非常活跃的领域。
公司财务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公司财务的运作方面。二十多年来不断的发展和创新，对原有的金融理论的框架提出了挑战。20世纪50年代中期，MM理论提出以后，基本上建立了一套传统的公司财务理论的框架，它是以建立在比较理想的完备市场条件下的公司定价理论为基础，来分析公司的财务状况、投资、筹资、兼并和风险管理。这个框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新的衍生工具的出现，企业在筹资及内部激励机制的设计方面有很多新的发展，发明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证券来进行筹资。这些现象的出现和原有框架不一致，传统框架认为这些东西并不重要，因此对企业中的管理和激励机制等并没有加以考虑。这导致企业在解决激励问题时采用新的工具，并提出了对传统理论的挑战。迄今已有很多新的构想和新的研究方向。现在的研究逐步从理论方面的考虑过渡到实证的定量分析。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整个企业机制的设计和从实证的角度进行分析，虽然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框架，但已经有很多的进展和探索。
（二）和中国实际结合的金融问题
关于西方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金融学研究课题，王江教授认为，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有了好几个重大的理论突破。随着这些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在西方国家，金融市场内生的自由化和国际化的过程，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也都有了很多重要的发展。这又反过来促进了金融研究本身的发展。国内随着改革的推进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也提出了非常迫切的要求，希望能够尽快建立一个有效运作的金融市场。当然，由于国内经济改革的特殊环境和中国自己的特殊情况，所以国内的金融研究也有很多重大的课题，也对我们很出了很多挑战。从很大程度上讲，西方金融学研究的成果和许多实际的操作过程，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是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的。
陈志武和周春生教授结合中国情况谈了具体研究的课题。他们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才刚刚开始，基金管理行业也开始慢慢兴起，所以有很多的机会，这些机会既有挑战性，也很有意思。现在在美国有很多人回过头去找一两百年以前的数据，因为那个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把这些数据记录下来。相对而言，在中国什么东西都是刚刚开始，如果尽量收集现在的数据对现在或将来做研究都有很大的启发，可以探讨一些国内有意思的研究项目。
同时，现在国内股票市场中，短线交易是主流，使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更像一个赌场，而不是一个投资的方式。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有很多具体的事情可以做。其中有一点就是，股票交易已经有很多年，有很多历史数据，收集起来，可以去研究比如短线交易中，是不是作的频率越高，他的回报率就越高。做类似这样的细节研究，一方面可以发表一些学术论文，另一方面也可以在股民的教育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很多东西，然后再反馈回去，使得股市进一步健全。因为国内股市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和政府的政策、法律有很大关系，而且和投资人的素质、期望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像美国现在的理财顾问行业很大，中国将来也应该建立这样的一个行业，使得股市规范化，并且从长远来讲它对整个经济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
陈志武、周春生还提到关于市场组织方面有很多的课题。比如，每天的交易过程中，交易程序是怎样的，比如对高频率的数据，拿过来以后应该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取决于研究者对金融研究现在很多论文的了解程度。当然美国的很多文章都是关于美国市场的研究结果，但其中提到的问题对中国来讲也同样是适用的。我们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只是数据不一样。还有一个现实就是中国股票市场并没有成长那么多年，股民的投资心态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今天买这只股票不是为了我30年以后会有钱，即美国人讲的“为退休而投资”，很多人可能没有这种想法。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向证监会、证交所提供反馈资料，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领域。
（三）宏观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课题
关于宏观经济学研究方面，邹恒甫教授谈到了三个重要的领域：
1．如何把RBC模型应用到中国具体实际。
邹恒甫教授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为止，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RBC（RealBusinessCycle）理论，这也是重要的研究方向。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从马克思之前就有了，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1978年以前，这个研究一般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政府状态总是有些问题，无论是需求不足理论，还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的矛盾，这种激烈的内生的规律导致了周期。或者从马尔萨斯开始一直到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一直觉得总是这个制度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RBC理论基本上是说，生产者、消费者、政府都是理性的，理性的行为下面即使没有技术的冲击，人们的选择也是一种周期的行为。这个周期本身是理性的，这个理论是非常广泛的现象，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国家如此，一个经济现象也是如此，甚至政治现象也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罗彻斯特大学、西北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再加上芝加哥大学，他们形成一个学派，就是RBC学派。对于竞争性的周期理论，基本上不需要外部冲击；但对于RBC理论，则需要外部冲击，包括政治的冲击，来解释周期。这个类似的方法似乎也可以用来研究中国的经济周期，研究中国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技术进步以及经济结构的改变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影响。
2．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性问题。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历史积聚了巨大的财富，但稍作统计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财富的大部分集中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财富分布的地域、社会水平等现象非常普遍。如果说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影响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也注意到，很多具有相似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也表现出不同的发展势头。更为奇怪的是，有些几十年前经济水平相当的国家如今却有极大的差距。如南韩和菲律宾，它们在三、四十年前有几乎相同的资本等初始禀赋，但现在却表现出很大差异。如何解释不同国家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宏观经济学家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1988年，Lucass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出现上面这种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他认为，首先是各国偏好和技术水平的固定作用及差异可能影响增长，其次是外生决定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同也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差别，同时，也可能是那些持久的、较大的特定外生冲击波及了经济增长。固然，这些外生因素和外在的不确定性都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同时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由于经济系统内生的一些因素的影响而出现的经济系统本身的不确定性，它主要体现在：首先，多重经济增长路径的存在，这样就可能解释不同的国家，虽然具有相同的技术和偏好，但是因为初始的条件不同，他们会收敛到不同的平衡增长路径；其次，在同一条平衡增长路径上，从非均衡收敛到均衡的路径是不确定的。因此，不同的国家选择不同的增长路径，从而也会出现经济增长的差异。讨论出现这些不确定性增长路径的文献很多，如：谢丹阳在lucas给出的具有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两部门的模型中，当存在人力资本外部性影响时，就可能出现多条平衡增长路径或者对同一条平衡增长路径出现到达均衡路径的多重性，从而可以解释不同的国家因为初始条件不同，可能选择不同的平衡增长路径，并据此出现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经济系统内生具有的局部或全局的不确定性。之后，Benhabib（1994）在Lucas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休闲，消费者通过选择休闲、物质产品生产时间和人力资本积累时间，也得到了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他认为即使是处于相同初始条件、有相同初始禀赋的国家，也可能以完全不同的速度消费以及配置人力资本生产时间和物质资本生产时间。这一结果可以用来解释丰富的经济现象，经济系统的这种内生不确定性使得各国之间的经济赶超成为可能。人们已经认识到，只要给出一个动态的模型，要解释现象，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上都是非常容易的。一个因素就可以，关键是你找到什么因素。林毅夫教授假设每个国家的禀赋不同讨论了一个发展战略问题，就是各个国家经济是收敛还是不收敛的问题。这也是要解决为什么存在不同收敛路径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继续讨论。
3．收入分配问题
收入分配理论可以接着上面的问题，现在比较热门。在20世纪50年代初，库茨涅茨就发现了库茨涅茨曲线。经济增长的时候，有些人先富起来，就象邓小平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就加剧了。但同时经济增长也慢慢起来了，结果是人人工资收入都开始提高，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比较高了，大家都有就业机会，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就开始下降。这样就形成倒U曲线，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先增加后下降。有些人说，这个理论一定要找个微观基础，看怎么样才是一个最优的行为。当然最了不起的文章还是1990年的Gmenwood和Jovanovic在JPE上讲金融机构发展的问题。把金融机构发展问题和收入分配连在一起，是一个很热门的问题，它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要加入信用合作社至少要多少钱，大家要成为一个俱乐部或者银行合作社的成员，例如需要500块钱吧，你才能加入，否则你加入不了。加入信用合作社之后，你就可以贷款，通过资本市场运作；你可以运用现代技术，把传统的行业变成现代行业。现代行业一出来，你就富起来了。如果假定经济制度是完全的平等，每个人只有10块钱，这个经济能发展吗？不可能！因为谁都没有500块钱。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有了500块钱，开始就让他富起来，他马上就买了现代化的机器，其他人成了他的雇员，生产得越多，大家的工资越高。十年以后，人人都有了500块钱，人人都成了信用合作社的社员，就像人人有了信用卡一样，那么大家就自由了，平等了。所以就很好地解释了库茨涅茨曲线。后来的纽曼在1992年JPE的文章说，教育也是一样。接受教育，要么上四五年大学，要么不上大学。所以开始也要有一定的不平等。如果开始人人都一样，谁都上不了大学。但有一部分人有800块钱或者八万块钱，就能上大学。Lucas在1992年EconondcJournal和1978年Econometrica上的文章中都假设没有资本和劳动，每个人一棵苹果树，或者就是有一个苹果。大家偏好都一样，没有生产，只有随机的扰动，就能把所有现象都解释清楚。如果用cashinadvance约束引入货币，他证明有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存在；如果信贷进入这个市场，他证明方差可以无穷大，也就是说有完全的不平等存在。而回到中国问题上来，类似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系方面需要讨论的问题也很多
由《经济研究》编辑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首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于2001年6月16—17日在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厉以宁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刘树成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吴敬琏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王江教授（MIT）、陈志武教授（Yale大学）、林毅夫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樊纲教授（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张维迎教授、邹恒甫教授调春生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以及《经济研究》副主编郑红亮、王利民、詹小洪和编辑部的主要编辑人员。另外，还有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青年学者80多人。
在开幕式上，厉以宁教授勉励大家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必须有社会责任感。历教授指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把中国经济搞上去，让大家共同富裕，这是应有的责任感。刘树成教授也指出，《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任务有两条，一是繁荣祖国的社会科学，二是为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好参谋和助手，这也是每个经济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此后，参会学者就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方法和前沿研究课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把主要观点整理如下，以供参考。
一、金融和经济学的若干前沿性研究课题
（一）金融理论研究方面
关于金融理论研究方面，按照王江教授的说法，目前金融学的研究主要有三块。这三方面也和各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发展提出的要求密切相关。它们分别是；
第一，宏观方面的金融框架体系问题，是否有最优的模式，以及各个体系之间怎样比较。
从美国开始，波及到欧洲和日本的一个主要冲击就是金融创新。对风险的认识和管理技术的提高，计算机的大量应用，技术上有很多新的发展，这些对美国的金融体系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因为美国金融体系的框架基本上是在大萧条以后的几个立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很多年中并没有大的变化，尤其是没有很快适应金融操作方面出现的一些新的理论和技术。所以金融界就有很多新的工具来避开当时的立法所订下的限制。简单的例子是，美国的商业银行业大萧条后基本上就是在那个框架内发展的。这个框架对银行业本身进行了很多限制，比如银行之间不能竞争得很厉害，银行不能跨州经营，在每个州内开分行也有很多限制，还规定其他金融企业不能参与银行业的很多业务等。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很长时间，造成了商业银行没有激励机制和发展创新。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信用卡的出现以及货币市场的发展，流动性的提高，为很多金融企业，如投资银行，或专门为信用卡业务服务的公司，提供了新的方法，他们从商业银行那里抢走了业务。比如，以前的短期存款，流动性特别高，商业银行利用这部分资金自己投资的时候，就会担心存款人马上抽资。但在货币市场流动性提高后，投资银行就可以给投资者扩大这样的服务，给客户开支票，这样下来的结果是没有人愿把钱存到银行。商业银行在货币市场里的操作由于其受到保护，缺乏竞争力，提供的回报也比投资银行低很多，他们的业务就越来越差，这也促使商业银行提出把商业银行的限制放松的要求，让他们能做投资银行业务。但放开以后，由于人员素质和其他因素，短期内商业银行还是没有太大的竞争力。这就是说，随着金融技术的发展，很多做法已经绕过了以前银行法所订下的金融结构的限制。对日本而言，随着新的金融工具的产生对原有的金融架构也产生了很大冲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金融体系开始放开。也就是从那时开始，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又提出了更多的问题。
总之，各国之间的金融体系差别很大，比如说美国和英国的金融体系就与德国和日本差很远。一个是以币场为主，而且越来越突出；一个是以银行为主。各种体系间不仅有互相竞争的问题，也可能有互相演变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演变的方向，哪个体制好一些？从宏观方面来讲，这是目前关注最多的金融问题。结合国内的情况来讲，这个问题也很突出。由于改革开放的需要，也需要建立一个很发达的金融体系，但具体道路可能和西方不太一样，但问题是一样的。
第二是微观方面的，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定价问题，二是风险管理问题。
定价问题在有些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尤其是在债券的定价和衍生证券的定价方面。市场也由于这些新技术的触动而发展得很快。但有些领域的发展很有限，比如说股票价格的确定，特别是对流动性比较差的资产的定价问题。虽然从20世纪0年代开始，已经出现了一些模型，但它们的可靠性还是有很多问题。最近面临的挑战就是很多网络公司在没有很多具体内容的时候就可以筹集大量的资金，市价能涨到惊人的水平，这些都对定价理论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不管是从研究还是从实际操作上来讲都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风险管理的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建立了一些对金融风险分析的框架，随着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后来1998年长期资本投资公司引起的金融风波，使得从政府到理论界到企业界的很多人认识到以前对风险的认识是不够的。很多结构性的风险以及所谓的小概率、大幅度的风险在以前的框架中是考虑得不够的，而这些对于从宏观层面控制金融风险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向各方面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成为现在很热门的题目，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方案和设想，但还远远没有达到成熟。
第三是公司财务方面的问题，它在过去二十几年来是研究非常活跃的领域。
公司财务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公司财务的运作方面。二十多年来不断的发展和创新，对原有的金融理论的框架提出了挑战。20世纪50年代中期，MM理论提出以后，基本上建立了一套传统的公司财务理论的框架，它是以建立在比较理想的完备市场条件下的公司定价理论为基础，来分析公司的财务状况、投资、筹资、兼并和风险管理。这个框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新的衍生工具的出现，企业在筹资及内部激励机制的设计方面有很多新的发展，发明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证券来进行筹资。这些现象的出现和原有框架不一致，传统框架认为这些东西并不重要，因此对企业中的管理和激励机制等并没有加以考虑。这导致企业在解决激励问题时采用新的工具，并提出了对传统理论的挑战。迄今已有很多新的构想和新的研究方向。现在的研究逐步从理论方面的考虑过渡到实证的定量分析。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整个企业机制的设计和从实证的角度进行分析，虽然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框架，但已经有很多的进展和探索。
（二）和中国实际结合的金融问题
关于西方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金融学研究课题，王江教授认为，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有了好几个重大的理论突破。随着这些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在西方国家，金融市场内生的自由化和国际化的过程，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也都有了很多重要的发展。这又反过来促进了金融研究本身的发展。国内随着改革的推进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也提出了非常迫切的要求，希望能够尽快建立一个有效运作的金融市场。当然，由于国内经济改革的特殊环境和中国自己的特殊情况，所以国内的金融研究也有很多重大的课题，也对我们很出了很多挑战。从很大程度上讲，西方金融学研究的成果和许多实际的操作过程，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是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的。
陈志武和周春生教授结合中国情况谈了具体研究的课题。他们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才刚刚开始，基金管理行业也开始慢慢兴起，所以有很多的机会，这些机会既有挑战性，也很有意思。现在在美国有很多人回过头去找一两百年以前的数据，因为那个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把这些数据记录下来。相对而言，在中国什么东西都是刚刚开始，如果尽量收集现在的数据对现在或将来做研究都有很大的启发，可以探讨一些国内有意思的研究项目。
同时，现在国内股票市场中，短线交易是主流，使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更像一个赌场，而不是一个投资的方式。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有很多具体的事情可以做。其中有一点就是，股票交易已经有很多年，有很多历史数据，收集起来，可以去研究比如短线交易中，是不是作的频率越高，他的回报率就越高。做类似这样的细节研究，一方面可以发表一些学术论文，另一方面也可以在股民的教育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很多东西，然后再反馈回去，使得股市进一步健全。因为国内股市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和政府的政策、法律有很大关系，而且和投资人的素质、期望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像美国现在的理财顾问行业很大，中国将来也应该建立这样的一个行业，使得股市规范化，并且从长远来讲它对整个经济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
陈志武、周春生还提到关于市场组织方面有很多的课题。比如，每天的交易过程中，交易程序是怎样的，比如对高频率的数据，拿过来以后应该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取决于研究者对金融研究现在很多论文的了解程度。当然美国的很多文章都是关于美国市场的研究结果，但其中提到的问题对中国来讲也同样是适用的。我们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只是数据不一样。还有一个现实就是中国股票市场并没有成长那么多年，股民的投资心态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今天买这只股票不是为了我30年以后会有钱，即美国人讲的“为退休而投资”，很多人可能没有这种想法。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向证监会、证交所提供反馈资料，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领域。
（三）宏观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课题
关于宏观经济学研究方面，邹恒甫教授谈到了三个重要的领域：
1．如何把RBC模型应用到中国具体实际。
邹恒甫教授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为止，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RBC（RealBusinessCycle）理论，这也是重要的研究方向。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从马克思之前就有了，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1978年以前，这个研究一般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政府状态总是有些问题，无论是需求不足理论，还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的矛盾，这种激烈的内生的规律导致了周期。或者从马尔萨斯开始一直到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一直觉得总是这个制度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RBC理论基本上是说，生产者、消费者、政府都是理性的，理性的行为下面即使没有技术的冲击，人们的选择也是一种周期的行为。这个周期本身是理性的，这个理论是非常广泛的现象，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国家如此，一个经济现象也是如此，甚至政治现象也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罗彻斯特大学、西北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再加上芝加哥大学，他们形成一个学派，就是RBC学派。对于竞争性的周期理论，基本上不需要外部冲击；但对于RBC理论，则需要外部冲击，包括政治的冲击，来解释周期。这个类似的方法似乎也可以用来研究中国的经济周期，研究中国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技术进步以及经济结构的改变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影响。
2．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性问题。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历史积聚了巨大的财富，但稍作统计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财富的大部分集中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财富分布的地域、社会水平等现象非常普遍。如果说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影响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也注意到，很多具有相似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也表现出不同的发展势头。更为奇怪的是，有些几十年前经济水平相当的国家如今却有极大的差距。如南韩和菲律宾，它们在三、四十年前有几乎相同的资本等初始禀赋，但现在却表现出很大差异。如何解释不同国家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宏观经济学家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1988年，Lucass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出现上面这种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他认为，首先是各国偏好和技术水平的固定作用及差异可能影响增长，其次是外生决定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同也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差别，同时，也可能是那些持久的、较大的特定外生冲击波及了经济增长。固然，这些外生因素和外在的不确定性都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同时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由于经济系统内生的一些因素的影响而出现的经济系统本身的不确定性，它主要体现在：首先，多重经济增长路径的存在，这样就可能解释不同的国家，虽然具有相同的技术和偏好，但是因为初始的条件不同，他们会收敛到不同的平衡增长路径；其次，在同一条平衡增长路径上，从非均衡收敛到均衡的路径是不确定的。因此，不同的国家选择不同的增长路径，从而也会出现经济增长的差异。讨论出现这些不确定性增长路径的文献很多，如：谢丹阳在lucas给出的具有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两部门的模型中，当存在人力资本外部性影响时，就可能出现多条平衡增长路径或者对同一条平衡增长路径出现到达均衡路径的多重性，从而可以解释不同的国家因为初始条件不同，可能选择不同的平衡增长路径，并据此出现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经济系统内生具有的局部或全局的不确定性。之后，Benhabib（1994）在Lucas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休闲，消费者通过选择休闲、物质产品生产时间和人力资本积累时间，也得到了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他认为即使是处于相同初始条件、有相同初始禀赋的国家，也可能以完全不同的速度消费以及配置人力资本生产时间和物质资本生产时间。这一结果可以用来解释丰富的经济现象，经济系统的这种内生不确定性使得各国之间的经济赶超成为可能。人们已经认识到，只要给出一个动态的模型，要解释现象，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上都是非常容易的。一个因素就可以，关键是你找到什么因素。林毅夫教授假设每个国家的禀赋不同讨论了一个发展战略问题，就是各个国家经济是收敛还是不收敛的问题。这也是要解决为什么存在不同收敛路径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继续讨论。
3．收入分配问题
收入分配理论可以接着上面的问题，现在比较热门。在20世纪50年代初，库茨涅茨就发现了库茨涅茨曲线。经济增长的时候，有些人先富起来，就象邓小平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就加剧了。但同时经济增长也慢慢起来了，结果是人人工资收入都开始提高，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比较高了，大家都有就业机会，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就开始下降。这样就形成倒U曲线，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先增加后下降。有些人说，这个理论一定要找个微观基础，看怎么样才是一个最优的行为。当然最了不起的文章还是1990年的Gmenwood和Jovanovic在JPE上讲金融机构发展的问题。把金融机构发展问题和收入分配连在一起，是一个很热门的问题，它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要加入信用合作社至少要多少钱，大家要成为一个俱乐部或者银行合作社的成员，例如需要500块钱吧，你才能加入，否则你加入不了。加入信用合作社之后，你就可以贷款，通过资本市场运作；你可以运用现代技术，把传统的行业变成现代行业。现代行业一出来，你就富起来了。如果假定经济制度是完全的平等，每个人只有10块钱，这个经济能发展吗？不可能！因为谁都没有500块钱。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有了500块钱，开始就让他富起来，他马上就买了现代化的机器，其他人成了他的雇员，生产得越多，大家的工资越高。十年以后，人人都有了500块钱，人人都成了信用合作社的社员，就像人人有了信用卡一样，那么大家就自由了，平等了。所以就很好地解释了库茨涅茨曲线。后来的纽曼在1992年JPE的文章说，教育也是一样。接受教育，要么上四五年大学，要么不上大学。所以开始也要有一定的不平等。如果开始人人都一样，谁都上不了大学。但有一部分人有800块钱或者八万块钱，就能上大学。Lucas在1992年EconondcJournal和1978年Econometrica上的文章中都假设没有资本和劳动，每个人一棵苹果树，或者就是有一个苹果。大家偏好都一样，没有生产，只有随机的扰动，就能把所有现象都解释清楚。如果用cashinadvance约束引入货币，他证明有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存在；如果信贷进入这个市场，他证明方差可以无穷大，也就是说有完全的不平等存在。而回到中国问题上来，类似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系方面需要讨论的问题也很多
二、金融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关于方法论的问题，张维迎教授认为，不能完全不讲，但也不能老讲。因为一个研究方法论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方法论的很多东西我觉得都是体验，都是你在读大量的文献看人家怎么去研究多了以后学来的，而不是我本身谈方法论你就可以学会方法论。所以方法论本来是一门学科，这与你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关系不是特别大。但是如果在你体验并做了大量的东西以后，偶尔看看一些总结性的方法论的东西还是有帮助的。
（一）数学的作用
数学作为研究金融理论和经济学的基本工具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密切关注，虽然对数学工具的作用看法不同，但都认为掌握数学工具为研究金融和经济学提供了有益的准备。数学及利用数学发展起来的模型都是一种交流的语言。有了这种语言以后，大家谈起来交易成本就会小很多。
陈志武教授特别强调不要走极端。在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学和金融的研究对数学的强调是很高的，你可以不用考虑研究结果对金融本身有什么意义，只要你写的数学大家都看不懂，那你就很有水平，现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5年以后，你念博士的时候，你要是作纳粹数学的论文，那你找工作就很困难，很多学校会说这个人做的研究太抽象了，没有办法教MBA，所以又开始走另一个方向。现在最可以接受的类型是既有数学模型又有实证的结果。当然如果你是有突破的纯数学的理论文章也是可以被接受的，这就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人们看这种文章的耐心和20世纪80年代相比已经差别很大了。大家可能也听到很多行为金融学的情况，这方面是做得很红的，但究竟能做得怎样，谁也不知道。这个方法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核心的理论基础，那就很容易把我们带回到现代金融理论之前的那种状态，很多东西都是描述性的，没有什么定量的东西。
至于如何用一个数学模型建立一个框架来研究经济学和金融问题，就要着研究的问题如何。现在很强调一个正常的人，都会按照某种方式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邹恒甫教授认为，要从最基本最简单的假设出发得到深刻的道理，如RobeLucas在货币经济学上1988年的文章，他一开始讲到这个世界太复杂了，那就讲机器人吧，不要管韩国人、日本人、中国人的差别。把机器人研究透了，再来说现实世界。而事实上，他得到的结论是，在这样一个机器人的世界里，收敛的路径也是不一样的。穷的可以变得更穷，富的也可以变得更富。穷的可以赶上富的，富的也可以变穷。各种情形都可能。当然，他1988年的文章只是个猜想。到了1994年的时候，包括1994年以前，一群经济学家发现，Lucas猪错了，它只是少数几个可能性，实际上有无穷多种可能性。
（二）实证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王江教授认为，金融研究主要是把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应用到金融市场的分析上，它有自身的特点。首先，资本市场是经济学原理体现得非常强的一个市场，和人力市场不一样。一个人，从一个单位换到另一个单位，很困难，因为找工作收集信息非常困难。资本市场不是这样，证券市场，在最理想的情况，交易非常方便，流动性非常高，资本进进出出很容易，使得市场机制体现得非常充分。这个特点使得它的研究方法也有了一定的特色。比如，无套利原理，在金融中体现得非常充分，同一支股票在香港和上海同时交易，考虑汇率的因素，两个价格应该是一样的，至少不会差太多。如果出现任何偏差，就会很快有资金进来，通过操作把这样的价格关系建立起来。这和在别的市场的情况有些不同。比如，联想组装计算机，这计算机的所有部件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把这些东西的价格合起来，就应该和计算机价格差不多。如果不一样，就有套利机会。可是要利用这样的机会不太容易，你需要找人啊，买这些东西，组装，这个过程相对比较复杂，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交易成本。因此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整机的价格比各个部件价格加起来要高一点，这种情况不会马上就消失。而在证券市场上，尤其是在西方那些较大的市场，这些偏差几秒钟之内可能就没有了。
第二个就是，它有大量的数据，不像做宏观的，一年就一个点，你要作证券交易，数量就大了，即使一周一个价格，一年也有52个数据，这就使得定量的分析，实证分析成为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讲，实证性是金融研究的特点之
再一个，金融学本身是一个应用学科，应用性非常强，在美国教MBA，学生首先就要问，你这个对我有没有用。金融和宏观经济不太一样，有数据又有很多可以研究的题目，这就增强了金融研究的实用性、实证性。
经济学也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来支持，最好的文章还是既有理论模型又有实证结果。这就要求作者具备多方面的功底。正因为这样，国外常常提倡多个人合作研究。这一点也是国内研究工作者要提倡的。
（三）注重从国内实际出发，深刻理解现象的本质，但要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
林毅夫教授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现象的，如果你对经济现象没有深刻了解的话，那么数学模型事实上是一个数学游戏。他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可靠。你要研究可靠的经济学问题，你就必须对中国的现状和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另外，原创性也是作为一个学者必须有的。因为你要成为一个经济学家，和写经济专栏的记者不一样，你不仅要了解现象，你还要把现象背后的逻辑弄清楚，不论是用语言还是用数学，你都必须严格。在做研究时，一方面是满足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可以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时也要对世界的经济知识的积累作出贡献。邹恒甫教授认为，研究经济学不仅要对中国实际了解，更要对中国历史、哲学有一个较系统、全面的了解，为此，他倡导学生不仅要学习经济学，而且要学习四书五经。
王江教授认为，虽然国内的市场和西方的市场相比有很大的差别，但要科学地看待这种差别，不能把差别和普适性强的经济学原理混淆起来。虽然具体的情况不一样，但用来分析的经济学原理可能还是互通的。比如激励机制的问题，在西方是有的，在国内也是有的，只是具体的表现形式不同，基本的经济因素是共同的。这对经济工作者来讲，国内研究也好，操作也好，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我们不是跟美国一样的东西，也不是跟英国一样的东西，如果一样的话，只要照搬过来就可以了，模型也可以搬。事实上不是这样，情况非常复杂，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因此，我们还是应该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来分析，但要根据具体的问题具体的情况做出具体的分析。
周春生教授从美国回来不久，他比较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包括金融学研究和美国有什么不同。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家通常都更富有想象力，更有概括性，做研究描述性的东西比较多，比如像国内比较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可以谈任何事情，宏观的，微观的，货币政策，利率政策，证券市场，基金管理，他们有比较宽的知识面。国外的经济学家都集中在某一个方向上，做研究更具体更严谨一点。比方说我们做一大堆数学模型，如果主要做的是资产定价方面的东西，就很少去搞宏观的东西。西方的金融学家通常都做一些更具体的事情，比较强调数学化，而且强调对观点的论证。
周春生教授还强调，在国内做研究应该很好借鉴国外的东西。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利用国外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国内的问题，因为中国市场刚起步，有很多美国人需要回过头去找数据。而且中国有自己的特色，抓住这些，采用先进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会出一些有份量的成果。当然，不可能每个人写研究中国的文章都可以拿到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对于从事具体工作的人来说，也可以借鉴国外比较成熟的市场经验，看看为什么国外的市场发展得这样成功。在国外，很多理论研究对实际工作是有很多指导意义的，比如衍生工具，国外衍生工具的发展，要远远超过股票市场的规模。对于衍生工具，理论上可以得出大致的价格，实际工作也采用了这一点。现在衍生工具变得比较成熟，所以现在国外公司用期权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已经很普遍，特别是高科技公司。事实上，这也是有很多人先去做理论研究，然后把研究的成果推广到实际的应用中去的原因。这种研究途径我们也可以借鉴。
（四）从大量的经济现象中抽象出最本质的东西
樊纲教授以宏观经济学中的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为例说明经济学的抽象法问题。在复杂的经济学体系当中，如何用抽象思维把不同的问题放到不同的位置，分别加以分析，然后统一加以思考，这是做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功，包括做模型。做模型首先你得把这个模型想清楚，什么是条件，什么是变量，什么是解释变量。这涉及到我们的思路是不是清楚，你给出的东西是不是可靠，是不是真正和问题相关，以及是否能够去解决问题等。经济学永远是问题导向的。研究中国经济学之所以有意思，就是因为这么多问题在导向，在引导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且确实有些是前所未有的问题，比如我们遇到的转型期的许多特殊问题。有了抽象的思维方式之后，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来建立模型，发展理论，来更好地解决问题。
（五）经济学和金融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必须要国际化。
张维迎教授认为，作为经济学工作者没有使命感是不可能的。作为经济研究工作者的使命感，就是希望中国人在国际学术市场上有一席之地。如果没有，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感到心寒。以色列、印度都能有一席之地，为什么我们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现在整个国际经济一体化，所有方面的竞争都不可避免，包括学问方面也是如此。为此，张维迎教授提出了三个“C”的概念：一个是“InternationallyCompatible”，第二是“InterneqCOmparabfe”，第三是“InternationallyCompetitive”。
张维迎教授还谈到了做任何研究工作的重要环节——选题问题。他认为，大体上有两类题目来源：一类是从已有的文献、论文当中来选，这些文章中都有些假设，你可以改变它的一些假设，然后做出自己的成就。这一类可以说在经济学中占了相当一部分比例；另一类是从现实当中来选择题目，这个现实不是指政府给你出个题目或某个企业领导人给你出个题目，而是你在观察现实当中可能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现有的理论还没有人很好地去解释它，这时候如果你选择这个题目，再去看文献，做出你的研究来，这就是你的成果。张教授自己的很多论文就是从观察现实中获得的。
（六）广泛吸收已经有的科研成果
论文摘要:在古典经济学派中人口经济理论占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斯密和李嘉图在各自的分配理论中都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人口问题。作者对古典经济学派的人口问题以劳动价值论为主线加以分析，阐述了人口与财富、人口与收人之间关系的经济学说。同时，对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反人口主义的现实根源和理论依据进行了分析
一、威廉·配第的人口经济思想
古典经济学派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期。其创始人威廉·配第就开始探讨人口问题。配第提出了著名的劳动创造价值思想，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从而把土地和人的劳动看成是构成社会经济生活的两大要素。但是威廉·配第对于人口的考察还不仅仅局限于人口数量，是从劳动性人口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这主要是基于他的人口众多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这一思想。配第认为生产性人口是一国财富增长的重要因素。但这种与财富增长联系在一起的人口，不是单纯的人口数量，而是具有一定经济质量的人口。他认为一国财富的规模取决于人口数量、勤勉程度和技艺水平。由于一国人口在一定期间内是稳定的，因而配第重视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根据这一思想，配第实际上把一国的人口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从事物质财富或对国家具有实际效用和价值的物品生产的人、以及不生产这些东西的人，包括土地耕种者、手工业者、还远、上人、士兵;第二类人包括医生、僧侣、律师、政府官员等。他主张限制第二类人的数量，增加第一类人的数量，以增进一国的财富。“人口稀少，是真正的贫困。一个800万人口的国家所拥有的财富，将是有着相同国土面积但人口却只有400万的国家所拥有的财富的两倍。而对于同一统治者来说，他们统治较多人口与较少人口的花费是相差无几的”。
威廉·配第的人口思想之所以把生产性人口数量看作是国家财富的标志主要是来源于重商主义的人口思想以及当时英国的法令政策。重商主义的人口思想主要是“人口众多、人们勤奋工作，不仅能提供大量的为保护国家荣誉和财富而战斗的士兵和水手，并且能够保证劳动力的充足供应从而可以保持较低的工资水平。”“较低的工资水平，其亦可以降低出口产品的价格，从而增加黄金的流入;其二可以减少人们的懒惰，促使更多的人加入劳动力大军”。重商主义的人口观点明显的表现在了当时的英国的政策和法令上。在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统治时期(1509一1547)，英国一共有7200名小偷被绞死。并在1536年颁布法令，宣布身体健全的流浪汉将被割去耳朵。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也通过一项法令:未经当局许可的14岁及14岁以上的乞丐都要受到鞭打并被打上烙印，除非有人愿意雇用他们;若第二次触犯，如果没有人愿意雇用他们，他们将被处死;若第三次违反法令，将被视为重罪犯立即处死。
在《赋税论》中，配第也是赞成重商主义的“充分就业”观点。他提出的按人头征税的理由就是“这可以激励所有的人将他们的孩子送到适合孩子能力的地方去工作赚钱，用这些收入所得来支付每个孩子自己的人头税。”配第反对处死小偷，但却主张将它们变为奴隶。这说明，像其他重商主义者一样，威廉·配第也赞成国家应该拥有大量的人口。
二、法国重农学派的人口经理论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重农学派的创建者弗朗斯瓦·魁奈(1694一1774)从生产领域对人口和财富、人口和收人作了进一步分析。他提出“纯产品”理论，认为农业是一切财富的本源，只有农业才是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的来源。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中，魁奈首次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将社会全部人口划分为三大阶级，即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在公经济表》中，他提出农业劳动是唯一能提供“纯产品”的劳动，因而从事农业生产的阶级才属于生产阶级，而从事农业以外工商业活动的阶级则属于不生产阶级，并且把土地所有者单独列为一个阶级。因此在魁奈的思想中，生产性人口只包含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但是在《人口论》中，魁奈则强调人口是财富的第一个创造因素，指出“构成国家强大的因素是人:财富是由于他们的需要而增长的”。这里的人口是指一国全部人口。这与前者并没有逻辑上的矛盾。前者是魁奈社会财富产生的源泉来加以考察，而后者则是从人口、财富、消费、价格的内在联系而加以考察的。
在魁奈的思想中，财富与人口、需求、消费和价格等具有内在的联系。魁奈认为人口与财富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消费和价格联系在一起的。人需要消费，消费是人本身生存、再生产的条件。人的消费产生需求，并产生交换，有了交换就有了价格，也就有了价值和财富。“消费能促进产品价格的提高，经常的消费引起产品的经常再生产，这就意味着国家财富的恢复”。在魁奈看来，价格是消费和再生产之间的重要联系，只有良好的价格才可以促进农业的发展，使农业创造出真正的财富。
同时魁奈认为认为财富的增长先于人口增长，只有财富增加才能使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人口过多或者无限制的增长对一个国家是不利的。实际上，他主张人口增长决定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认为“人们的生产超过了自己的消费越多，对国家越有益，反之，它们的支出超过自己的收人越多，或者他们的消费超过自己劳动所生产的有效产品越多，那么它们就成为国家的累赘”。
三、亚当·斯密的人口经济理论
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继承了配第的传统的观点，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斯密所说的国民财富是一个国家所生产的商品总量。同时他提出，经济发展即国民财富的增长的动因是人口绝对水平的增长，“一国的繁荣而言，最明确地标识是居民人数的增长”，并且分工影响劳动生产力。
总的来说，斯密人口理论的主要逻辑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来分析人口与财富的关系，从劳动产品的价值构成分析人手，进而分析工资的本质和影响工资的决定因素。然后分析经济增长与劳动力需求的相互关系，最终认为劳动需求决定人口需求并决定人口生产。
首先斯密认为在一个劳动是唯一资源的社会中，一种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必要劳动的数量决定的，“在土地上为私有而资本尚未累积的原始社会状态中，劳动的全部生产物属于劳动者，即无地主也无雇主同他分享。这种状态如果继续下去，劳动工资将随着分工所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增大而增加起来。”“但是劳动者独享全部劳动生产物的这种原始状态一到有了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就宣告终结了”。斯密认为土地一旦成为私有财产，地主和资本家便从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物中扣除了两个项目:地租和利润。而这种扣除后的剩余即是“劳动工资”，即“劳动者为一个人而雇用他的资本所有者另为一人的一般情况下，劳动获得的工资”。这样斯密就从全社会分配的角度分析了一国国民财富分配的基本形式:劳动工资、地租和利润。
斯密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来分析人口与财富的关系，但是他又看到劳动人口与生产资料与资本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关系，进而进一步分析了劳动力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首先，斯密认为对于工资劳动者的需求主要取决于工资基金的多少，“这种资金主要有两种:一、超过维持生活需要的收人;二、超过雇主自己使用需要的资财。……因此，对于工资劳动者的需求比随着一国收人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这样，斯密就将劳动力的需求与国民财富的增长联系起来。“收人和资本没有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决不会增加。而收人和资本的增加就是国民财富的增加，所以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自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国民财富不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决不会增加”。
而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与国民财富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斯密是从流量的角度而不是从存量的角度加以分析，这是斯密的一个比较主要的贡献。斯密认为最富有的国家劳动工资未必最高，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才有此可能。他以当时的英格兰和北美两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工资现状为例以说明此问题，“北美没有英格兰富裕，但比英格兰更繁荣，并以大得多的速度增加财富”，从工资水平上看，北美地区也高于英格兰。斯密认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情况，是由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所决定的。经济增长较快带来了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劳动力市场出现供求不均等的情况，由此产生了较高的劳动工资。而这种较为丰厚的劳动报酬必然鼓励劳动者结婚和增殖，使他们不断能够增加人口，来供给不断增加的劳动力需求。
同时，斯密又从长期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认为发达社会到一定阶段后，会达到停滞状态，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带来利润率的下降，使一个国家的经济陷人资本停止积累的状态。到那时人口也就有了所能容纳的极限，并不能得到增加。他的人口理论，特别是对人口增长与资本积累的相互关系的分析，对后人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四、马尔萨斯与李嘉图的人口经济理论
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66一1834)的人口理论和经济增长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两部重要著作《人口原理》(1803)和《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中。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基本思想可以做如下概括。马尔萨斯认为，“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两性间的是必然的”，这是两条自然规律。从这两条规律出发，他试图证明以下三个命题;(1)人口必然地为生活资料所限制;(2)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除非受到非常有力而又显著的抑制的阻止;(3)这些抑制，和那些遏止人口的优势力量并使其结果与生活资料保持同一水平的抑制，全部可以归纳为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加，在长期中，人类收人水平将保持在仅仅足以维持生存的水平上，不会高也不会低。经济学正是从马尔萨斯开始取得了“忧郁的科学”这一称号。
熊彼特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称为反人口主义。人口的生殖能力倾向于超越任何可以指定的限度而增加，直到人类生殖能力所能达到的最大范围;相反，人口的生存手段及其增加的可能性行则有一定限度，并且受到经济匾乏这一现实客观约束。这是马尔萨斯反人口主义的基本核心内涵。反人口主义观点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当时的意大利思想家乔瓦尼·博特罗(1540一1617)就提出并充分发展了后来归在马尔萨斯名下的人口原理。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马尔萨斯反人口主义会出现在英国人口主义盛行的时代里。熊彼特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时期短期的经济波动，以及短期失业问题。“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口主义者把人口的迅速增加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条件、特征也许是完全正确的，而同时，向他们大多数人实际上做的那样，为短期出现的盛衰无常、特别是伴随着发展而带来的失业而感到忧虑，同样是正确的。”这是人口主义与反人口主义理论上存在区别的现实根源。
但同时，两者在经济分析方面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有着较大区别的。人口主义的态度就其经济动机而言，隐含着一种信念，即报酬是递增的。例如威廉·配第和斯密都是人口主义者。配第说过，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所谓社会间接成本—政府、道路、学校等方面的支出是不会和人口成比例同时增加的。这就把报酬递增表述为单位劳务成本递减的形式。斯密在《国富论》中虽然不是很严谨但也清楚地表述了和配第相类似的理论观点，陈述了制造业中的报酬递减法则。斯密先是从制造业中的劳动分工出发，阐述了通过分工可以使“完成任何一项具体工作现在只需要使用比以前少得多的劳动量”，但是并没有表述农业中的报酬递减法则。
而以博特罗和马尔萨斯为代表的反人口主义(虽然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丝毫没有提到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但是也是以报酬递减规律为前提)，但是他的人口理论的追随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一1873)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继承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将人口理论与报酬递减规律联系在一起，认为所有人口最稠密的国家都已经达到了“为使人类在最大限度上获得合作和社交的全部好处所必需的人口稠密度”。也即暗示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加只会为社会带来压力。“就这样，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学说在当时正统经济学的体系中牢固地扎下了根”。同时，马尔萨斯还看到一些可以控制人口增长的积极措施，即可以使死亡率上升的措施，包括饥荒、贫困、文艺和战争。并且将这些措施提升到了与自然现象和自然法则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马尔萨斯认为贫穷和困苦是对“下等阶级”没能控制其人口增长的自然惩罚。根据他的这一观点，可以得出一项很重要的政策结论:对穷人不能提供政府救济，给穷人提供救济只会使更多的儿童得以生存，从而最终将是温饱问题更加恶化。1803年，在《人口论))第二版中，马尔萨斯写道，“一个人出生到世界上，如果不能从他的父母那里得到他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如果社会并不需要他的劳动，那么他就没有权利拥有哪怕是最小份额的食物，事实上它的存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马尔萨斯的观点在1834年的英国济贫法修正案中被采纳。也正因于此，政治经济学在当时被称为“可怕的学科”。
最清晰和完整地提出报酬递减规律这一概念的是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以农业中的报酬递减规律为前提，李嘉图将人口分析与工资问题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劳动力的买卖如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就是在给定的习惯和习俗前提下，在工人数量不作改变的情况下使得工人得以生存与延续的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取决于劳动者本身即他们的家庭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如果生活必需品的成本增加，名义工资也将上升，以便工人能够保持其真实工资水平，并且可以继续足够的购买力使劳动力得以延续下去。如果商品的价格下跌，名义工资也将下降。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取决于供给与需求，但是劳动力的市场价格随着商品价格的波动而围绕其自然价格上下波动。
论文摘要：从1978年至2008年， 中国的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经历了30年的发展历程，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理论发展主要体现在厘清调整对象、从制度功能的视角研究经济法的地位， 以“社会本位”为核心研究经济法基础理论、提出经济法学基本假设、宏观调控法制化的研究、税收法定原则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研究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垄断立法研究。 论文关键词： 中国； 经济法学； 理论发展 从1978年至2008年， 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紧紧跟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中国的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经过30年的发展， 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一、厘清调整对象。 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研究是经济法学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 它直接影响着经济法学学科的构建与发展。 中国经济法学起步繁荣阶段， 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经济法是否具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展开的。基本形成了两类观点。一类观点认为经济法具有自己的调整对象， 其调整特定经济关系。 而对于特定的经济关系， 表述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有的学者认为公民之间的经济关系由民法调整， 其他的经济关系都发生于国家的计划约束之下， 体现了国家的意志性， 其由经济法调整。①有的学者进一步从所有制性质的角度限定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即只有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经济关系才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② 随着经法学研究的发展， 学者们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识进一步具体化， 强调经济关系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纵向经济关系和横向经济关系。① 有的学者认为， 经济法调整管理关系。② 也有的学者认为， 经济法调整计划关系。③ 另一类观点认为经济法没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 其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④ 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之后， 学者们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有了新的认识， 对于横向经济关系的调整逐渐淡出了经济法学者的视野， “纵向经济管理关系说”⑤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 学者们在对经济法调整对象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基本取得了共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学者们对于经济法调整对象问题的理论交锋渐次减少， 学者们在“纵向经济管理关系说”的基础上， 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论述作了进一步的完善， 侧重点有所不同。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国家协调说”、“需要国家干预说”、“社会公共性经济管理说”、“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说”、“国家调节说”以及“行政管理说”等。⑥ 在强调经济法调整“纵向经济管理关系”的同时， 也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一定的“横向经济关系”， 但对“横向经济关系”的理解已经与最初经济法萌芽时期的理解有所不同。 此时的“横向经济关系”是指计划指导下的经营协作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 1 ] （ P46）时至今日， 学者们对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已达成基本共识， 都强调经济法调整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管理而形成的经济关系， 只不过是表述问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二、制度功能视角中的经济法地位研究。 学者们对于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的关系的研究， 经历了一个从最初注重区别到现在关注联系的发展过程， 研究视角逐渐聚焦于经济法、民法和行政法的制度功能上。从制度功能角度去探讨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有助于整合法律间的体系功能， 促使经济法学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实践。 最初， 学者们在分析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时， 往往从调整对象角度进行论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特别是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 民法和经 济法作为与社会经济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法律制度，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时， 学者们对经济法与民法关系的研究中不仅注重二者之间的区别， 更加重视二者之间的联系。对于区别的论述不仅聚焦于调整对象方面，而且进一步关注保护的法益、制度功能等问题。在制度功能角度， 民 法是保障市场调节有效运作的法律机制， 经济法是保障国家调节有效运作的法律机制， 其功能在于弥补民法在解决市场失灵、效率与公平等问题上的不足。[ 2 ] （ P19 - 20） 民商法侧重从微观、从经济发展所需动力方面， 通过保障自由交易、自由竞争以提高效率来促进人们的利益； 而经济法则侧重（并非全部）从宏观、从利益协调方面减少社会经济震荡造成的破坏和优化经济结构， 从而提高效率来促进人们的利益。[ 3 ] 在探讨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时， 主要的落脚点也是二者的制度功能的互补性。 民商法是市场经济常态性的法律， 它多是通过其任意性规范， 体现“无形之手”的要求， 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能动性， 同时也少有强行性规范， 导向市场主体自觉地遵守市场规则。经济法是市场经济非常态的法律， 它多是通过强行性规范， 强调“市场机制的外在化”， 提供具有干预性、宏观性、整体性、政策性、公法性的规则， 解决市场失灵， 促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3 ] 学者们对于经济法与行政法之间关系的研究最初也是着眼于调整对象的区别。20世纪90年代以后， 随着学者们对民商法与经济法之间功能互补性关注度的增强，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联系也进入学者们研究的视野。在探讨二者之间的联系时， 学者们基本也都是强调二者在制度功能上的互补性。① 进入20世纪末期， 也有的学者将民商法、行政法与经济法并列在一起， 讨论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三者关系的研究是从功能的互补、调整对象的交叉等角度强调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三者协同发挥更大的作用。②三、以“社会本位”为核心的基础理论研究。 20世纪90年代， 学者们探索经济法独立法律地位的研究仍在继续， 研究的视角不再局限于调整对象以及与民法和行政法的关系等问题， 逐渐拓展到经济法的价值、宗旨、基本原则、法益目标等问题上， 从而形成了以“社会本位”为核心的基础理论研究。 首先， 社会公共性是经济法的核心范畴。经济法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特征在于社会公共性。社会公共性决定并表现在经济法的产生、经济法的价值、经济法的主体、经济法的权力（利） 和义务、经济法的属性等各个方面。[ 4 ] 其次， 针对经济法的法域归属问题， 有学者提出了“社会法”的概念。经济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 是保护和扶持经济性弱者以及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法律， 是社会公共干预和理性建构之法。[ 5 ] 社会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种趋势导致以社会为基础的私法、行政法在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化。但受其本质属性和固有功能的限制不能完全社会化。在这种情况下， 必然产生一种完全社会化能够反映满足社会化要求的法律———社会法。其中经济法就是这种社会化的产物， 是一种社会法。[ 6 ] （ P220） 再次， 从“社会本位” 的角度提炼与概括经济法的价值追求。经济法调整政府管理经济的关系中， 以维护社会经济运行的整体利益和效率作为根本价值。[ 7 ] 经济法是社会性之法， 经济法的价值最关注社会性。③ 最后， 经济法的法益目 标是社会利益。经济法的法益目标应是经济法首先追逐和实现的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经济法的法益目标 依靠社会整体调节机制的作用而实现。[ 8 ] 四、经济法学基本假设的提出。 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的提出丰富了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 提供了研究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新视角， 拓宽了研究思路。“从研究范式转换的角度来说， 吸收相关学科中有共性或深层次的相关成果， 提出基本假设， 在对这些假设进行具体分析， 综合运用基于相关假设而产生的各类方法，实际上是对经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 9 ] （ P59）1998年， 有学者在分析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时， 就提出了基本假设这一概念， 认为民法与经济法存在着基本假设的差异。[ 10 ] 随后， 有学者在分析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区别是再次使用了基本假设的概念。即二者的深层区别是对于市场主体的假设不同； 对于市场整体的假设不同； 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假设不同。[ 3 ] 但是以上论述仅从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角度提出了经济法学的三个基本假设， 并未对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作系统的论述。2001年， 有的学者对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进行了较为全面地研究。把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分为两类， 一类是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共同的基本假设， 可称为共通性假设； 另一类是在经济法学上有独特价值的基本假设， 可称为特殊性假设。共通性的假设是二元结构假设， 包括理论———认知层面的公私二元结构假设， 经济———制度层面的城乡二元结构、南北（东西） 二元结构、内外二元结构， 社会———文化层面的传统与现代二元结构、工商文化与农业文化二元结构。特殊性假设包括双手并用假设、两个失灵假设、利益主体假设、博弈行为假设、交易成本假设。并且运用各种假设分析了具体经济法制度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①五、宏观调控法制化的研究。 宏观调控作为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手段， 自我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以来，就成为经济法学者密切关注的研究对象。对于宏观调控法制化的研究既丰富了我国宏观调控法学基础理论的内容， 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的宏观调控的立法实践。 有的学者对建国后40年来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行为进行了反思， 认为解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需要从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和宏观调控行为入手， 从经济、行政和法律几个方面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行为进行研究。以法律手段规制宏观经济行为， 既是宏观经济本身的客观规律性和特性所要求的， 又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职能、任务所决定的， 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工作规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11 ] 宏观调控必须尊重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 要立足于长期的社会政策， 宏观调控应法律化制度化。为了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意识和责任， 监督政府有效地实施宏观调控， 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 必须着手制定一部宏观调控基本法， 把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调控法律化和制度化， 使政府有效且有节制地发挥“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职能。[ 12 ]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 宏观调控的法制化研究逐渐深入。有的学者对宏观调控法的本质、价值、基本原则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证。[ 13 ] 有的学者认为， 宏观调控的核心问题是宏观调控权的配置和行使， 并通过分析宏观调控的合法性、权源、行使宏观调控权的原则、力度以及宏观调控权的独立性等问题， 说明宏观调控权的法律解析对于宏观调控法理论和制度完善的重要价值。[ 14 ] 中国加入WTO对于宏观调控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社会化、民主化、国际化是我国宏观调控法的发展趋势。 六、税收法定原则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税收作为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之一， 其法制化需求日益增强。于是， 有学者提出了税收法定原则应作为税法的重要基本原则， 有的学者将其称为“税收法定主义”。税收法定主义是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 对于保障人权， 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意义深远。税收法定主义的提出有助于税制乃至整个法制的完善以及法学研究的深入。我国在《税收征收管理法》中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但并未将其上升为一个宪法原则， 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补进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规定， 从而有助于税收法制的完善， 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原则， 即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程序合法原则。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税法的重要原则， 同样具有宪法原则的位阶。[ 16 ] 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研究一直是税法学研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由于税收法律关系中固有的一方主体是国家， 所以税收法律关系具有不平等性的特点。但近年来有些学者对税收法律关系重新进行了分析， 认为税收法律关系具有债的关系的性质，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以“契约精神和平等原则”为本质和核心构建起来的现代税收法律关系理论为税法基本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当对某一具体的税收法律关系加以定性时， 应当根据其内容、所涉及的主体以及其所处于国家税收活动过程的不同阶段， 来界定处于特定情形下特定的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 当需要对抽象的作为整体的税收法律关系进行定性时， 可以认为其性质是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税收法律关系是一个以三方主体间的四重法律关系组成的两层结构： 三方主体是指纳税主体、国家和征税机关； 四重法律关系是指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 其中， 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构成第一层， 也是人们通常所认识的税收法律关系， 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和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构成第二层，是潜在的、深层次的， 也是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税收法律关系， 最深刻地反映了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 即“契约精神和平等原则”， 其贯彻并体现在税收法律关系的各个层面上。认识和确定现代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 首先就会对传统理论中的“税收公平主义”提出挑战。传统的税收公平主义一般只就纳税主体范围内比较其相互之间的公平问题； 而建立在“契约精神和平等原则” 本质基础上的税收公平主义则要求就税收法律关系的全部主体————国家、征税机关和纳税主体， 考察其彼此之间的公平和平等关系。[ 17 ] 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垄断立法研究。 在经济法具体制度研究领域中， 学者们对于竞争法的研究始终与立法密切相关，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立法的进程， 特别是针对反垄断法律制度展开的研究。美国、欧盟等国家的反垄断法理论研究比较发达， 实践经验比较丰富， 而我国从1978年以来， 一直没有制定反垄断法， 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较为欠缺。所以学者们在探讨我国的反垄断立法时， 更多的是借鉴国外的理论研究的成果和立法与司法实践。但毕竟我国的国情与美国、德国等国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所以面向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反垄断法立法研究尤为重要。学者们针对我国的国情， 结合国外的反垄断法理论与实践， 对我国的反垄断立法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极大推动了2008年我国 反垄断法的出台。 首先， 探讨了规模经济与我国反垄断立法的关系。制定并实施反垄断法与优化我国企业规模并非是对立的。我国反垄断法与支持中小企业联合、扩大企业平均规模和实现规模经济的政策并不矛盾， 它们是为建立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而必须同步进行的两个方面。① 我国既要注重发展规模经济， 鼓励必要的企业合并和联合， 又要反对和防止垄断和经济力过度集中， 反对各种限制竞争行为。要恰当掌握其中的“度”。② 其次， 论证了我国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问题。反垄断法是规制行政垄断的最重要的法律途径， 反垄断法在规制行政垄断时需要注意其与经济垄断的一致性和各自的特殊性。[ 18 ] 由于行政垄断的形成主要是体制上的原因， 因此， 制止行政垄断的任务并非反垄断法所能独立完成的， 它需要实现自由企业制度， 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确立有力的执行程序及严厉的惩戒措施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19 ] 再次， 提出了我国反垄断法执法机构的设计思路。我国应当建立一个有权威性和高度独立性的反垄断主管机构， 它在人事编制和财务上虽然隶属于国务院， 由国家人事部和财政部编列预算， 但在审理反垄断案件中却有着极大的权威性和高度独立裁判的权力， 即在业务上只是依照法律进行裁决。[ 20 ] 最后， 分析了入世对我国反垄断法制定的影响。入世后， 中国政府越来越注重竞争政策和竞争法问题， 以应对越来越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和国际市场竞争。虽然中国制定反垄断法存在压力， 但是制定反垄断法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遏制跨国公司的垄断势力和改善国家的财政和宏观调控。[ 21 ] 中国应当积极参加WTO关于竞争政策多边协议的谈判， 抓紧制定反垄断法。竞争政策是国家的长期策略， 应当注重竞争法和竞争政策的研究。[ 22 ] 中国的经济法学经过30年的发展历程，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 经济法学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学科间的交流与互动， 密切注意理论联系实践， 强化具体制度的研究， 实现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统一， 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 1 ] 潘静成， 刘文华。 经济法基础理论教程[M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 2 ] 石少侠。 经济法新论[M ].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6. [ 3 ] 王全兴， 管斌。 民商法与经济法关系论纲[ J ]. 法商研究， 2000， （5）。 [ 4 ] 王保树、邱本。 经济法与社会公共性论纲[ J ]. 法律科学， 2000， （3）。 [ 5 ] 郑少华。 经济法的本质： 一种社会法观的解说[ J ]. 法学， 1999， 。 [ 6 ] 邱本。 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M ].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 7 ] 李中圣。 经济法： 政府管理经济的法律[ J ].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4， （1）。 [ 8 ] 王保树。 论经济法的法益目标[ J ].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1， （5）。 [ 9 ] 张守文。 经济法理论的重构[M ]. 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 [ 10 ] 刘水林。 试析民法与经济法的基本假设差异[ J ]. 法律科学， 1998， （3）。 [ 11 ] 刘剑， 郭锐。 论加强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法律问题[ J ]. 中国法学， 1990， 。 [ 12 ] 张文显。 宏观调控及其政策与法律的思考[ J ]. 中外法学， 1994， （1）。 [ 13 ] 李昌麒， 胡志光。 宏观调控法若干基本范畴的法理分析[ J ]. 中国法学， 2002， 。 [ 14 ] 张守文。 宏观调控权的法律解析[ J ].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1， （3）。 [ 15 ] 漆多俊。 宏观调控立法特点及其新发展[ J ]. 政治与法律， 2002， （1）。 [ 16 ] 张守文。 论税收法定主义[ J ]. 法学研究， 1996， （6）。 [ 17 ] 刘剑文， 李刚。 税收法律关系新论[ J ]. 法学研究， 1999， （4）。 [ 18 ] 王保树。 论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规制[ J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1998， （5）。 [ 19 ] 王旸。 论反垄断法一般理论及基本制度[ J ]. 中国法学， 1997， 。 [ 20 ] 王晓晔。 我国反垄断立法的框架[ J ]. 法学研究， 1996， （4）。 [ 21 ] 王晓晔。 入世与中国反垄断法的制定[ J ]. 法学研究， 2003， 。 [ 22 ] 王晓晔， 陶正华。 WTO 的竞争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兼论制定反垄断法的意义[ J ]. 中国社会科学，2003， （5）。 文章 来源：中华 励誌网 论文 范文 www.zhlzw.com
卡尼曼在做诺贝尔演讲时，特地提到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中心主任奚恺元以及他的研究成果——幸福学。随着对奚教授的幸福学的逐步了解，我越来越觉得它能给管理学以新的启示，尤其在中国。中国人从来就很看重自己的生活，是世界上最懂得享受的民族之一，也应该是对幸福最敏感的民族之一，所以我们不是更应该研究幸福学这一新兴科学以及它的作用吗？下面就让我们看看幸福学能给管理学什么样的的启示吧！
（一）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管理中对人性的不同假设，形成了不同的管理出发点、管理方式和手段，形成不同的组织资源配置模式。传统的假设有：受雇人、经济人、社会人、管理人，但不论哪一种都基于理性人的基本假设，这也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实际上人真的能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理性吗？答案是否定的。实践证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假设你到桃李苑买炸排，它们在配料和口味上完全一样，只是其中一块比另一块明显大，你是不是愿意为更大块的付更多钱呢？答案似乎是显然的，人们总是愿意为更多东西付更多钱，但实际生活中却并非总是如此。让我们看一个奚教授做的冰淇淋实验吧。有两杯哈根达斯冰淇淋，一杯有7盎司，装在5盎司的杯子里看起来快要溢出来了，另一杯是8盎司，装在10盎司的杯子里，看上去还没装满。你愿意为哪一杯付更多钱呢？
如果人们喜欢冰淇淋，那么8盎司的冰淇淋比7盎司多；如果人们喜欢杯子，那么10盎司的杯子也比5盎司的大。可是试验结果表明，在分别判断的情况下（也就是不能把两杯冰淇淋放在一起比较），人们反而愿意为少量冰淇淋付更多钱，平均来讲，人们愿意花2.26美元买7盎司的冰淇淋，却只愿意花1.66美元买8盎司的冰淇淋。这让人很难接受，但更多的实验得到了相类似的结果。
这便是卡尼曼等心理学家所描述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在决策时并不是去计算一个物品的真正价值，而是用某种比较容易评价的线索来判断。比如在上述试验中，人们其实是根据冰淇淋到底满不满来决定如何花钱的。
这对企业决策，商场摆货方式等都有启发（试验表明两样都好的东西分开来摆较好，两样都差的东西则放在一起比较好），甚至影响着政府的决策。比如政府想通过减税来刺激消费，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降低税收水平，一种是退税。从金钱来看减收5%的税金和返还5%的税金是一样的，但是在刺激消费上的作用却不大一样。人们会觉得减收的税金是自己本来该得的，是自己挣来的，所以增加消费的动力不大，但返还的税金则好比一比意外之财，刺激人们更多的消费。所以退税要比减税更有效。
（二）"前景理论"二定律
面对风险决策，人们会选择躲避还是勇往直前？这当然不能简单绝对的回答，因为还要考虑到决策者所处的环境，企业状况等情况，我们先抛开这些条件来研究在只考虑风险本身的时候，人们的心理对决策的影响。这时候我们会得出很有意思的结论。
卡尼曼的"前景理论"有两大定律：（1）人们在面临获得时，往往小心翼翼，不愿冒风险；而在面对损失时，人人都变成了冒险家。（2）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
来看两个好玩的试验：一是有两个选择，A是肯定赢1000元，B是50%可能性赢得2000元，50%可能性什么也得不到。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大部分人会选A，这说明人是风险规避的。二是有这样两种选择，A是你肯定损失1000元，B是50%可能性损失2000元，50%可能性什么也不损失。结果大部分人会选B，这说明他们是风险偏好的。
可是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两个实验其实是一样的，只是玩了个文字游戏而已。第一个实验中假设你刚刚赢了2000元（以此为参照），那么如果你选了A就相当于肯定损失了1000元；选B50%可能性赢2000元就相当于50%可能性不损失钱，50%可能性什么也得不到就相当于50%可能性损失2000元。
这个似乎玩文字游戏的实验结论对管理决策是很有意义的。举个例子，一家公司面临两个决策，投资方案A肯定盈利200万元，投资方案B有50%的可能盈利300万元，50%的可能盈利100万元。这时候如果公司定的盈利目标比较低，不如说100万元，那么A方案看起来好像多赚了100万元，而B则要么刚好达到目标，要么多赚200万元。A和B都是获得，那么大多数人会选A方案。但要是公司定的目标比较高，比如是300万元，那么大多数人会选B方案，员工会抱着说不定会达到目标的心理，去拼一下。这说明老板（决策者）完全可以通过改变盈利目标来改变员工对待风险的态度。
前景理论还可以用来解释一些决策现象。比如群体在奖惩决策时，奖励往往是就低不就高，惩罚往往是就宽不就严。为什么会有这种向中间回归的趋向呢?可以这么解释：获奖励者并非大多数人，多少有奖金就可以了，重要的是名誉，多几块钱少几块钱人们不会太在意；受到惩罚者也非大多数人，名誉上已经惩罚了，物质上象征性地惩罚一下,给人改过的机会。这就像中国古代的中庸之道，得饶人处且饶人。
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理论一直受到“休谟命题”的影响。西方哲学家，也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大卫·休谟，在《论人的本质》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即“一个人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这就是所谓的“休谟命题”。休谟依据“是——应该是”的二分法的区分，对本来存在密切关联的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之间，来了个一刀切的区分，因此，被人们喻为“休谟的铡刀”。因此，西方经济学围绕经济学的研究要不要或说应该不应该涉及伦理道德和价值判断的问题，展开了长期而又激烈的争论。实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他们强调经济学不是伦理学的“奴婢”或附属品，认为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而不是制定或实践道德规范，同时，作为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人，也是一种“纯经济动物”，因此，经济学家无需重视“道德关怀”。
规范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异端学派，他们批评主流经济学派对道德的“遗忘”，强调经济学不可能摆脱道德的“纠缠”，不可能离开伦理道德原则和回避价值判断。如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和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冈·缪尔达尔等，认为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经济学决不可能是一门“纯粹”的科学。
那么，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可以沟通的桥梁又是什么？或者说两者之间的交汇点在哪里？这也正是我们探讨经济伦理学的切入点。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乔治·恩德利教授在《面向行为的经济伦理学》一书中指出：“他（指阿马蒂亚·森，作者注）在伦理学和经济学两方面的学术成就都是杰出的。而且，他非常精细地探索了两者之间的交汇处，建立了一些桥梁，这些桥梁使得不同的观点彼此之间更有意义。”约翰·勒蒂奇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的前言中这样讲：“对于那些关心当代经济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的经济学家、哲学和政治学家们来说，这本书可谓是一个思想‘宝库’。”“在全新的意义上，他阐述了一般均衡经济学能够对道德哲学分析所做出的贡献，道德哲学和福利经济学能够对主流经济学所做出的贡献。”
1.阿马蒂亚·森首先论证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这一严重分离，以及这一分离如何铸就了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缺陷。阿马蒂亚·森认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揭示这一隔阂的本质，就显得特别重要。他认为必须澄清两点：一是正确认识和评价“工程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问题。“工程学”的探索主要专注于逻辑的问题：在一些非常简单的行为假定中，为了最大效率地达到从别处给定的目标，一个人应当选择什么手段。正是由于“工程学”方法的广泛应用，使经济学可以对很多现实问题提供较好的理解和解释，因为经济学中确实存在大量需要关注的逻辑问题，即使在狭隘解释的非伦理人类动机观和行为观的有限形式中，这些逻辑问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的解释。如一般均衡理论所研究的是市场关系中的生产和交易活动，虽然这些理论非常抽象、简单，而且对人类行为的看法也非常狭隘，但是，它们毕竟使我们对社会相互依赖性本质的理解更加容易了，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同时，他还认为，即使那些回避了伦理考虑的、极为狭隘的行为动机描述，也有助于我们对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社会关系本质问题的理解。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没有伦理考虑的方法就必定使经济学失效”。但是，他所强调的是，“经济学，正如它已经表现出的那样，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列举经济学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正在进行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需要澄清的第二点是，由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不断加深的隔阂所造成的损失具有两面性。因忽视“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和“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而给经济学所带来的损失；经济学中的“工程学”方法，也是可以用于现代伦理研究的，因此，两个学科的分离，对于伦理学来说也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2.经济行为和动机。阿马蒂亚·森指出，“理”假设在现代经济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认为，即使标准经济学关于理的描述被认为是正确的，从而被人们普遍接受，也不一定意味着人们一定会实际地按照其行为。因为现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人的行为动机也是多样的。他说，一种理性观会承认其他行为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最终目标和约束条件被充分认定，理假设自身也不足以把握某些‘必需的’的实际行为；必须把理等同于实际行为（无论理如何定义）的问题与理的内容问题加以区别，这两个问题虽有联系，但它们之间的差别还是相当大的。这两个特征在标准经济学中，实际上是作为一种补充的方式被使用的。通过一个共生的过程，这二者都被用于描述人类实际行为的特性：(1)把理等同于实际行为；(2)以一种相当狭隘的方式限定理的性质。
一般来说，在主流经济学中，定义理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个方法是把理性视为选择的内部一致性，第二个方法是把理性等同于自利最大化。这里的一致性指的是选择和目的的一致。在他看来，理必须要求一定的一致性，但是，一致性自身并不是理的充分条件。因为选择是否具有一致性，不仅取决于我们对这些选择的解释，而且还取决于这些选择的某些外部条件，如我们的偏好、目的、价值观和动机。
定义理性的第二种方法是自利最大化。理性的自利解释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在好几个世纪中，它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特征。自利理性观意味着对“伦理相关”动机观的断然拒绝。阿马蒂亚·森对此作了有说服力的批评。他说：“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现实的可能是一个错误；但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理性的要求则非常愚蠢。”日本市场经济在生产效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曾经被当作是自利理论的证据，但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功根本不可能告诉我们，在这样的经济中，潜伏在经济行为主体背后的行为动机到底是什么。事实上，有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责任感、忠诚和友善这些偏离自利行为的伦理考虑在其工业成功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想着重提出的是，说自利行为在大量的日常决策中不起主要作用肯定是荒诞的。事实上，如果不是自利在我们的选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常的经济交易活动就会停止。真正的问题应该在于，是否存在着动机的多元性，或者说，自利是否能成为人类行为的惟一动机。这里，他触及到了一个人们似乎都知道但尚未彻底澄清的大问题，即对亚当·斯密提出的追求个人利益的“经济人”的重新讨论。
长期以来，亚当·斯密被不少经济学家尊崇为自利的“宗师”，但这与他实际提倡的正好相反。在讨论自利行为问题时，区分以下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人们的实际行为是否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第二，如果人们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他们能否取得某种特定意义上的成功，比如这样一种或者那样一种的效率。这两个问题都与亚当·斯密有关。因此，人们常常引用亚当·斯密关于自利行为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观点。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表明他相信这两个命题中的任何一个。首先，同情心和自律在亚当·斯密的善行概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他所说，“根据斯多葛学派的理论，人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某一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个人，而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一个公民，是自然界巨大的国民总体中的一员”，而且，“为了这个大团体的利益，人们应当随时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微小利益”。“人道、公正、慷慨大方和热心公益是最有益于他人的品质”。但在拥护亚当·斯密关于自利以及自利成效的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亚当·斯密的“同情心”不见了。斯密看到的，也是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到的，大多数人的行为确是受自利引导的，其中一些行为也的确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而且，在论述市场中，正常的交易活动为什么会发生？如何被完成及为什么会有分工等，斯密强调了互惠贸易的普遍性，但这些并不表明，对于一个美好的社会来说，对于挽救经济来说，他并没有满足于建立在某种单一的动机之上。他曾指责伊壁鸠鲁试图把美德视为精明，并斥责某些“哲学家们”试图把所有事情都简化为某种单一的美德。通过上述分析，阿马蒂亚·森认为，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中，人们对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动机与市场复杂性的曲解，以及对他关于道德情操与行为伦理分析的忽视，恰好与在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所出现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分离相吻合。“实际上，道德哲学家和先驱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提倡一种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现代经济学家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
3.经济判断和道德哲学。阿马蒂亚·森在依据人们对福利经济学与预测经济学不同关注程度上的分析，指出经济判断与道德哲学相通的方面和不同的方面。在古典经济学中，本来并不存在福利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研究的严格界限，后来，随着对在经济学中所使用的伦理学的怀疑不断增加，福利经济学变得越来越不明朗了。现代福利经济学的标准定理是建立在一个结合体中，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追求自利的行为假设；二是一些以效用为基础的社会成就判断准则。传统福利经济学准则曾经是简单效用主义者的准则，即判断成功与否的依据是效用总和，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具有内在价值。由于离开了伦理分析，这些理论显得非常肤浅和狭隘。在19世纪30年代，以罗宾斯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激烈批评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认为这是“规范的”或“伦理的”考虑，是没有意义的，从此，福利经济学走上了更为狭窄的道路。随着反伦理主义的发展，福利经济学拒绝了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剩下的准则，只有帕累托最优了。
帕累托最优是经济学家们普遍认同的一种对经济运行理想境界的经济学描述，这是由19世纪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用严密的逻辑和数学方式作出的。帕累托深受英国功利主义哲学的影响，它认为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的原则，也是经济学家应该追求的理想境界。在帕累托最优中，资源和财富在每一种用途和每一个人之间实现了最优配置，社会福利实现了最大化，以致没有人愿意改变这一状态。帕累托最优有时也被称为“经济效率”。阿马蒂亚·森认为，有时这种称谓是恰当的，因为帕累托最优所涉及的仅仅是效用范畴内的效率，而不重视效用分配方面的考虑。这一术语又是不幸的，因为这里分析的焦点仍然是效用，这是早期效用主义传统留下的遗产。那么，在为福利经济学所限定的狭窄范畴内，由于帕累托最优成为判断的惟一准则，追求自利的行为成为经济选择的惟一基础。他进而揭示了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将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市场均衡结果与帕累托最优联系起来，深刻地描述了价格机制运行的规律，清晰地说明了建立在人们追求自利基础上的贸易、生产和消费的互惠本质，解释了市场机制中的有关的主要经济关系。所以，尽管帕累托最优有着普遍的重要性，但这一准则仅是评价社会成就的一个极有局限的方法。就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意义，他特别提出有一点需要澄清。关于总体社会最优必须是帕累托最优的理论基础是，如果某一种变化有利于每一个人，那么对于这个社会来说它就必定是一个好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概念是正确的，但是要明确地把效用与利益区分开来却是不容易的。相反，如果利益被解释为效用之外的其他东西，那么，帕累托最优——用个人效用来定义——不仅不是总体社会最优的充分条件，甚至连必要条件也不是。这些分析表明，帕累托最优在福利经济学中的神圣地位是与功利主义在传统福利经济学中的神圣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对权利概念的理解也是这样，这是经济理论中常常涉及到的，如自然禀赋、交换和契约都会涉及到不同类型的权利。然而，在功利主义的传统中，这些权利只是被当作获取其他东西的工具，尤其是当作获得效用的工具。也就是说，传统功利主义只是按照权利取得理想的结果的能力来判断权利，而并没有赋予权利的满足以内在的重要性，可以说，权利满足本身被忽视了。这一传统已经被带入福利经济学的后功利主义阶段，在这里，人们所关注的只是帕累托最优和效率。在经济分析中，较为典型的看法是，权利仅被当作纯粹的法律实体，只具有工具价值而没有任何内在价值。
1.1什么是数学实验
数学实验是将计算机技术和数学软件引入数学教学后出现的新事物，是对数学教学体系、内容和方法改革的一项尝试。它是一种新兴的数学课程模式，是以学生在计算机平台上自己动手、动眼、动脑为主，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用数学软件来做实验，分析和解决经过简化的实际问题，提高学数学、用数学的兴趣、意识和能力，让学生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数学实验让学生亲身感受到用所学的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全过程，“做然后知不足”，在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的同时，选择一些与学生专业相关的实验案例，使基础教学更好地为专业服务。从近年来的教学实践说明，开展数学实验教学对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学生的专业学习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2数学实验课程的开设现状
笔者经过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调研发现，各高校对数学实验课程开设及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向：
1.2.1数学实验以选修课形式开设
数学实验作为高等数学的后继课程，通过让学生进行一些验证性实验，或者用所学的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培养他们的数学实践和创新意识，为今后的专业学习和工作奠定基础。此方面的研究关键是实验内容的选择，它一般是依据学生专业特点来决定，比如工科院校多选择和工程有关的实验背景，经济类学生多的院校可以选择一些经济背景下的实验内容，艺术类甚至也可以通过名画来体现数学元素，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将所学数学知识融入到专业的学习中，提高他们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大学生具有科学素质和创新意识。
1.2.2数学实验与高等数学同步开设
将“数学实验”课程与“高等数学”的一些课程同步开设，起到探究式学习的目的。教师通过选取适当的实际案例作为引例讲解知识点，引导学生在实验中自己发现将要学习的定义、命题、结论等，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教师在讲解知识点之后，也可以给出与之相关的案例，让学生验证结论的正确性或者应用知识点来解决问题。这样的教学方式虽然耗费大量的课时，对学校的硬件设施条件要求也相对比较高，但是很容易激发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对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2经济管理类专业数学课程教育的现状
2.1传统的高等数学教学体系和模式陈旧
传统的数学教育在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是从小学到大学十几年的学习中，都是在“算数学”“，重理论轻应用”，学生看不到数学的实际用处。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文科学生又占有很大的比重，文科生的数学基础相对比较薄弱，对数学学习也有一定的畏惧心理，而且高等数学的内容比中学数学的内容更抽象难懂，传统的“算数学”的模式让学生形成一个错误的认识，即数学就是公式推导、证明计算，没有什么实际用途，大部分同学都是“不会用”、“用不好”数学，这降低了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为专业学习服务的力度。
2.2经济管理类专业数学基础课程设置不合理
2.2.1大学数学基础课程设置偏少
目前，各个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开设的数学基础课程主要有“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有条件的学校还会开设后继的一些数学课程，比如“运筹学”“多元统计分析”等，但大部分院校受学时限制必须精简和压缩内容，使得数学课程开设偏少，在后续的专业学习中，需要用到某些数学知识时，只要求学生会用就行，并不要求学生理解数学原理，导致学生一知半解，并不能真正掌握其应用实质,更谈不上更好地应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了。
2.2.2数学教学内容和形式枯燥单一
现有的经济管理类高等数学教学内容和方法，并不能满足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实际要求。多数经济管理类专业的高等数学教材的数学逻辑性较强,内容上只是理工类专业高等数学教材的压缩和简化，以公式、定理的介绍为主，注重学生解题能力的培养，没有和经济管理学科紧密结合起来，很少涉及经济中的应用，使得学生学习的数学知识和经济问题联系不起来，也挫伤了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另外，大部分高等数学教师毕业于综合性院校或理工院校，缺少必要的经济专业知识背景，在教学中只注重其理论推导，与专业知识结合不强，对教材中的经济方面的数学知识不讲解，或者一带而过，长此以往，学生认为高等数学不过就是理论推导，没有实际应用，从而失去学习数学的兴趣和积极性。
2.2.3经济管理类专业课程对数学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学方法被大量应用在金融、财会、管理、统计等各个领域，经济管理类专业知识的学习对数学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从本科专业学习来看，学生后续的专业课程需要大量的数学背景，如“西方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都需要用到高等数学的知识，并且数学方法在这些课程的学习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经济管理类数学基础课程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加强在专业学习中的作用成为高等数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数学实验课程在这项教学改革中扮演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3数学实验为经济管理专业服务的探索
针对目前经济管理类专业数学教学体系的现状，笔者在近些年数学基础课教学和数学实验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对如何使数学实验思想更好地为专业学习服务，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探索：
3.1将数学实验思想融入数学基础课教学
在不影响正常课程教学的前提下，教师将数学实验思想渗透到课堂教学中，起到辅助教学的作用。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利用数学软件图像的可视化功能，解释数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删除复杂的理论推导和证明，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数学知识。教师也可以选择简单的经济案例，通过案例辅助理解知识点，起到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讲解一元函数的导数时,给学生讲解导数的实际意义，明确函数的变化率在生活生产中的应用———劳动生产率、国民经济增长率等；在讲解第二个重要极限时，选择“复利问题”作为其应用，让学生了解数学的“学有所用”。这样,学生体会到数学的应用,自然就会对数学的学习产生兴趣，使得数学实验的思想真正融入到基础课的教学中去。
3.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使教师具有一定的经济管理专业知识
笔者在对大学三年级学生的调研中发现，大部分学生认为高等数学在专业课程学习中很重要，但不能将高等数学知识很好地应用到专业课程的学习中。学生们发现高等数学的学习和专业课程的学习有些脱节，甚至有些专业课程的学习中用到的数学知识，在高等数学中并没有学习过，而专业课老师一般只是告诉学生如何计算，但不讲其数学原理，大部分学生还是一知半解，接受起来就很吃力，学习效果自然不佳。鉴于以上情况，为了培养学生运用数学解决经济管理类问题的能力,更好地使数学教学为专业课服务，教师自身的素质也应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而提高。为此教师应做到：
3.2.1数学教师应与经济管理专业教师座谈交流
为了更好地了解学生的专业学习需求，建议高等数学教师和经济管理类专业课教师进行定期的交流和沟通,了解经济管理学科对数学知识的要求,在教学中进行适当讲解，让学生在高等数学学习中，发现数学在专业学习中的应用，使得数学学习不再枯燥无味，做到学以致用，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信心。
3.2.2数学教师要学习一些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
数学教师在钻研本专业的同时，还要学习与经济管理有关的理论和方法，学习一些经济数学模型,如存贮模型、最优价格模型、运输模型等等，在基础课教学中穿插一些简单的经济模型，或者在数学实验教学中讲授这些模型，让学生更加体会到数学和自己所学专业的紧密联系，增加学习数学的兴趣和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
3.3多种方式开展数学实验教学，加强数学在专业课程的应用
在传统的三大基础课“微积分”、“线性代数”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基础上，鼓励学生选修“数学实验”和“数学建模”课程，适当安排数学实验活动，比如安排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数学实验和建模比赛，增加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锻炼学生运用数学实验技术解决经济管理问题的能力，为后续的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数学基础。通过对选课和参赛学生的反馈，选修课程的同学在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中成绩较好，继续攻读研究生的比例也相对比较大。这说明参加数学实践活动对学生的专业学习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4结语
国外管理会计学者在研究中大量引入经济学理论。1986年,Watts和Zimmerman在《实证会计理论》中指出:“本书旨在介绍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经验性会计文献的重要理论和方法论。”该书介绍了有效市场假说、资本资产计价模型、市场失灵、公共产品、信息不对称、企业理论、公共选择、管制理论及契约理论等在会计理论研究中的应用。齐默尔曼(2000)以机会成本概念和组织理论作为管理会计研究的基本框架,写出《决策与控制会计》。
在管理会计研究中,经济学相关概念的使用比例非常高(50%),经济学成为解释会计现象的一种工具,或是用会计数据来验证经济理论的一种手段。同时,许多经济学家也认识到会计学的重要作用。科斯(1990)认为,会计理论是企业理论的一部分,在经济研究中,应很好地利用会计数据,因为会计数据能够让经济理论定量化,所以经济学家应学习会计学,理解会计数字的含义。国内管理会计学者除了对纯会计理论进行探讨外,也做了很多基于经济学理论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会计理论研究中所应用的经济学理论几乎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尤为著名的是“过程的控制与观念的总结”。这一时期,会计学界也引入了西方的一些会计理论,但侧重于从会计角度进行规范论述,并没有涉及过多的经济理论。此时对管理理论、组织行为学理论等却引入较多,如“会计管理”的创立以及会计行为学的研究。笔者认为,《会计研究》1992年第6期发表的《科斯定理与会计准则》(刘峰、黄少安,1992),标志着我国会计学者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开始。此后,有会计学者介绍了实证研究方法,瓦茨、齐默尔曼的《实证会计理论》有了中文译本。《经济研究》刊载的相当一部分会计论文也是实证会计研究的文章,主要是利用国外成熟的模型对中国市场进行检验,其中所用的经济学理论大都来自于国外实证会计文献。会计学者对企业理论、产权理论、理论和管制理论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一些富有创见的成果。
近年来,公司治理理论成为会计学者应用的主要理论,在会计论文中出现的频率很高。我国的《会计研究》杂志是一本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刊物,该刊自1981年以来,已刊载一定数量的管理会计方面的论文。我们选取1981～2000年《会计研究》上中与管理会计(包括成本会计、成本管理和业绩评价等)有关的363篇论文,进行有关涉及基础理论研究的描述性统计,剔除管理会计与其他理论结合的199个样本,表2表明,经济学在国内管理会计研究中出现的次数最多,应用频率最高。
二、借鉴经济学的精度、广度与深度
(一)借鉴经济学的精度———以研究方法为例
会计的研究方法根源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规范与实证会计研究像经济学研究一样,把规范法和实证法引入会计研究中。下面我们将对经济学研究方法以及规范会计研究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与实证会计研究的逻辑推演进行简单的回顾。最早区分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的是西尼尔,而对实证经济分析与规范经济分析做出更严格区分的是大卫•休谟,他提出所谓的“休谟判别法”:从事实性、陈述性的说明不能推导出规范性、伦理性的说明,亦即不能从“是”中推导出“应当”。休谟提出了实证经济分析与规范经济分析的判别标准,即实证经济分析研究“是”与“不是”的问题,规范经济分析研究“应当”与“不应当”的问题。同样,规范会计研究着重于说明会计“应当是什么”,而不限于说明会计“是什么”,因而规范会计研究不满足于现有的会计惯例,而是从逻辑性方面概括说明怎样才是良好的会计实务。规范会计理论的主要研究方法有演绎推理法和归纳推理法两种。
(1)演绎推理法
它是从一定的会计基本概念出发,推导出研究对象的逻辑性结构。演绎法的推导程序为:大前提—推导结论—验证—具体问题。其主要步骤为:确定财务会计的基本假设或目标;说明会计基本假设或目标对财务会计的指导作用;根据既定会计假设和目标,推导相关的会计基本原则和会计基本概念;以会计基本原则或会计基本概念来指导会计实务,规定会计的具体处理程序。演绎法的优点是,可以保持相关会计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会计理论的构建具有逻辑严密性。其缺点是,推理的正确性取决于假设前提,如果假设前提错误,则整个推理得出的理论结构将是错误的。
(2)归纳推理法
其特点是,通过对大量现象进行观察,然后加以分类,从中概括出有关概念的内在联系,再把它们组织或表述为理论。归纳法的推导程序为:观察—分类—概括—验证。归纳法的优点在于,它不受预定的模式束缚,把理论概念或结论建立在大量现象的基础之上。但是,该方法的正确性取决于观察对象的代表性。由于选择观察对象的范围和代表性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一定准确。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会计理论研究主要是以会计假设为前提,推导出会计原则、会计准则以及会计处理程序。70年代以后,随着新技术革命、决策理论及行为科学等新兴学科向会计领域的渗透,会计理论研究主要以会计为前提,推导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要素、会计确认、会计计量与会计报告的标准。实证会计研究作为一个与传统规范会计研究特点迥异的研究学派,其目的不在于提出会计“应当做什么”,而在于解释会计“是什么”、“为何是这样”,并据以预测未来的会计行为及其影响(罗勇、贾鸿,1998),它是根据实际效用或现实因果关系来选择会计概念、原则、准则和各种程序。实证会计研究的基本步骤为:(1)提出理论假说和有关假设条件;(2)建立理论模型并得出主要结论;(3)对理论假设模型进行经验验证;(4)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提倡在会计理论中引入实证研究的是美国会计学家M.C.Jensen,他在1976年发表的《关于会计研究和会计管制现状的反映》中指出:“由于规范的理论占优势,会计研究是不科学的。”实证会计研究能解释已存在的会计现实“为什么会是这样”,以及为什么会计人员要从事这样的工作。自1968年鲍尔和布朗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发表之后,实证研究成为西方会计研究的主流,也使得管理会计的实证研究成为可能。管理会计的实证研究可以表述为:实证研究认为会计理论的目标是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而这也是经济学大部分以经验研究为依据的研究的基础;以对假设的实证检验代替研究人员的价值判断,对预先提出的理论性假设不是进行一般性的推演,而是采用可观察、可检验的实际证据来进行检验和说明;实证会计研究以定量分析为主,广泛采用精准的计量和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分析实际数据,对假设进行检验,这使管理会计研究的结论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二)借鉴经济学的广度———以理论为例
人是行为人,而委托人是行为影响的一方。人根据契约为委托人做事,委托人依据契约对人给予奖励。企业的股票持有者与企业经理的角色是不同的,后者是经营(run)企业并做出决策,而前者是在契约签订生效后拥有(own)企业,对企业有剩余拥有权(residualclaimant)。剩余拥有权会产生剩余控制权(residualcontrol),这是一种可以后发制人的机动权(Berle&Means,1932)。理论说明,委托人和人有不同偏好,并且都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人具有机会主义行为,这将导致道德风险(Moralhazard)、成本(包括签约成本、监督成本、保证成本和剩余损失)的产生。1976年,Jensen和Meckling首次提出成本概念,认为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缘于管理人员不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这一事实。标准的委托—理论建立在两个基本的假设之上:一是委托人对随机的产出没有直接的贡献(即在一个参数化模型中,对产生的分布函数不起作用);二是人的行为不易直接被委托人观察到(虽然有一些间接的信号可以利用)。在这两个假设下,有两个基本命题:(1)在任何满足人参与约束及激励相容约束而使委托人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激励合约中,人都必须承担部分风险;(2)如果人是一个风险中性者,那么就可以通过使人承担完全风险(即使他成为惟一的剩余权益者)的办法来达到最优结果。委托问题的产生有四个原因,即授权和控制权分离、不确定性和分散投资风险、科层组织结构中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有限理性和个人能力的约束(向荣、贾生化,2001)。委托人需要一种控制系统来使人按委托人的目标来行事,这种控制系统包括三个部分:决策权的分配(谁负责做决策)、业绩计量与评价(向谁报告何种信息)、奖励与惩罚(收集到的信息与人报酬之间的关系)。契约和决策的形成需要以信息为基础,而会计和审计正是与这种信息的收集和传播有关,因此,理论可以用于会计和审计研究中,以分析不同管理会计、财务会计和审计程序的效率特点(ChatfieldM、RVangermerch,1996)。对会计领域问题的研究最有影响的学者有:Holmstrom(1979,1982)、Jensen和Meckling(1976)、Watts和Zimmerman(1978,1983)等。理论可以深入到会计学研究的各个领域(JensenMC,1986),其对管理会计的贡献在业绩评价方面更为显著。例如,在业绩评价指标的选择中,用理论来解释会让我们更深地理解会计基础与市场基础、财务基础与非财务基础、相对基础与绝对基础等矛盾。
需要说明的是,股东虽然可以通过审计者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内部审计、民间审计都对审查会计信息、降低信息风险承担重要责任,但在现实中,由于内部审计组织不够健全,地位尚不独立,民间审计会受到审计委托、审计费用和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或不愿审查虚假会计信息,甚至出现审计师与企业合谋的问题(陈关亭,2001)。
(三)借鉴经济学的深度———以产权理论为例
我们首先对产权、交易等概念的历史演进及重要性做一个简要回顾,然后阐述管理会计借鉴制度经济学的必要性。完全竞争模型被构建出来,该模型的基本前提假设,如理、公司的规模不经济等,都是非常著名的。其假定还有一个与产权相关的隐含假定是支撑完全竞争模型的基础:商品的供给与需求是决定价格的市场条件,对它们的利用反映了私人产权的制度安排;要实现完全竞争,所有的稀缺资源必须是私有的、明确的,并被有保障地拥有。这是从完全竞争模型或者近似完全竞争的模型中推导出的结果,也是由私人分散控制资源而引起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产权制度隐含在完美的假定中,在对与价格具有同样作用的因素的研究中,对产权安排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1934年,康芒斯在《制度经济学》中提出交易的范畴。他认为,“使法律、经济学和伦理学有相互联系的单位必须本身含有冲突、依存和秩序这三项原则”,“这个相互的单位便是交易”,“一次交易,是制度经济学的最小单位”,交易“不是实际交货那种意义的物品交易,它们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对物质的未来所有权的让渡与取得,一切决定于社会集体的业务规则”,“交易是所有权的转移”。1937年,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第一次提出交易成本。之后,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著名的“科斯定理”,即“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将等于社会成本”。后来有学者将其扩展、引申为:如果市场交易费用为零,不管权利初始安排如何,当事人之间的谈判将使资源配置实现最优;如果交易费用不为零,不同的产权安排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可以通过明确的产权之间的自愿交换来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佳效率。
为了优化资源配置,制度对产权的初始安排和重新安排是必要的。科斯定理说明,通过改善企业内部组织制度和企业产权制度,可以不断地降低企业内外部交易成本,提高企业效益。然而,交易、契约、产权的关系如何?哪些类型的交易适合于企业合约安排?哪些类型的交易适合于市场合约安排?威廉姆森(1985)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方面区分了交易类型,认为涉及高度专用性资产且经常重复发生的交易,适合于在企业内部进行。显然,资产专用性对于为何通过企业配置资源给予了很好的解释,但它不能解释威廉姆森提到的作为“卖者”的企业为何存在。
借鉴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与逻辑演进,管理会计的现代应用必须渗透到制度经济学提及的众多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安排等),否则,“如果没有产权的界定、划分、保护、监督等规则,没有产权制度,产权的交易就难以进行,产权制度的供给是人们进行交易、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
三、经济学对管理会计的启示
(一)实证研究(计量经济学)的精度———对现代管理会计研究的启示
无论管理会计(作业成本会计与作业成本管理、综合记分卡、KAIZEN成本计算、产品生命周期成本计算、行为会计、环境和战略管理会计、智力资本管理会计等)的发展趋势如何(余绪缨,2001),无论管理会计研究的内容由内深化与向外扩展如何并举,无论管理会计的选择指标从滞后性向前导性怎样转变,无论管理会计的货币性与非货币性分析怎样结合,现代管理会计的特点、重点及难点研究,都需要计量经济学的背景支持与后台支撑。计量是会计的一种属性,也是其最基本的特征。
(二)理论(信息经济学)的广度———对现代管理会计的诠释
传统的管理会计都假定信息是无成本的,或者至少不存在因信息而导致的成本差异。但是,信息经济学理论表明,任何信息都有其特定的成本,信息成本因具体情况而异,信息系统只能根据具体情况来加以选择。理论在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上,从委托人与人获取信息的角度,结合人的行为因素,在管理会计中得到应用。
1.有助于管理会计人员在备选决策方案中做出正确选择
在理论体系中,管理会计信息可以为两种不同性质的目标服务:(1)用于优化委托人或人将采用的决策的环境进行事前评估,即修正信息;(2)用于评价决策执行的结果,以便在委托人或人之间按照契约的规定来分享上述成果,即业绩评价。决策前信息和决策后信息的作用以及对委托人和人利益的影响,有助于管理会计人员在备选决策方案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例如,业绩评价与激励人的最优努力相关,而人的努力不能被直接监督,如果没有建立业绩与报酬相联系的、能够反映绩效的管理会计信息系统,就不能激励人为委托人而努力工作。
2.对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出现偏差的原因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管理会计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应用都面临现代企业存在的一系列委托关系:董事会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关系、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委托关系、企业经营者与会计部门之间的委托关系、股东与审计者之间的委托关系等。从委托的机制来看,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决定着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出现偏差的可能性与原因。
(1)委托人与人的目标、利益、风险不同
由于所有权与控制权彼此分离,现代企业存在着一系列关系。委托人和人因各自利益、目标不同,所承担的风险也各异,在某些情况下,一方追求效用最大化时,会损害另一方的效用最大化。
(2)契约的不完备与信息的不对称
会计实务的变化难以预料,这不可避免地使会计法规、会计准则的制定存在滞后性。这些法规、准则不可能把会计实务中所有的情况都包括在内,只能对会计的总体目标、总体原则以及不同的会计处理方式做出规定,而对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的规定则相对灵活,这使人在进行会计信息披露时有很大的变通余地。契约的不完备再加上信息的不对称,使得人可以利用占有会计信息的优势和契约的缺口,选择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会计程序及会计处理方法,对会计信息进行“加工”,对自身的业绩进行夸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会计信息的质量。
(三)产权理论(制度经济学)的深度———对现代管理会计的提示
1.从交易费用的定性到定量分析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深度已经渗透到管理会计研究层面能够涉及的深度,如产权理论涉及的交易成本概念就属于制度经济学的内容。在交易成本理论中,交易成本包括外部交易成本与内部交易成本,涵盖了监督成本、信息取得成本、组织制度成本以及不确定性原因引起的成本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机会成本,即选择不同制度形式的生产或消费所损失的机会成本。在成本管理会计理论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机会成本理论,这里的机会成本是指选择最优方案而舍弃次优方案所丧失的收入,其实质是选择不同企业组织形式、生产要素配置与管理方式的问题,它贯穿于投资决策、生产组织和产品销售等过程,是既定制度约束条件下的机会成本。对企业交易费用、机会成本在定性基础之上进行定量研究,已成为管理会计的核算分析内容。制度经济学研究正在更为深入地展开,将会为管理会计的领域开辟新的研究空间。
2.以资产的流动性划分资产到从专用性角度划分资产
资产的分类一般都遵循一个原则:以资产的流动性为标准,对资产进行分类和管理。按流动性划分资产存在的一个很大问题是,信息使用者既不能获得关于无形资产的准确价值计量信息,也不能获得有价值的评估信息。其原因是:(1)存在不能独立存在的无形资产,这些无形资产与企业的有形资产相结合无法分离,而能够分离的无形资产价值又往往是在企业经营有形资产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所以人们难以清晰地界定其范围;(2)流动性划分与无形资产的相关程度很低,按照流动性进行划分的资产虽有利于描述有形资产的特性,但不能有效地描述无形资产的特征,也就是说,流动性与无形资产的相关程度很低,信息使用者如果仅利用现有的财务报告信息,是很难评价无形资产价值的。资产专用性并不是为描述无形资产而提出的,但从会计的角度看,专用性对资产进行另一种分类,能够从财务报表中挖掘更多信息。我们可以对资产的专用性进行一下回顾。
1985年,威廉姆森将描述交易的主要维度分为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次数。资产专用性,是指为支持某项特殊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资。专用性资产一旦被用于某种交易,它就无法在不发生巨大损失的前提下转移到其他交易中。由此可见,资产专用性表明资产有专门用途,其收益依赖于它所支持的专门交易。资产专用性包括地点专用性、实物资产专用性、人力资产专用性、完全为特定协议服务的资产专用性以及名牌商标资产的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是指由于交易双方的协议不可能完全,在交易过程中就可能因为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出现一些预料不到的情况。在双方进行了专用性投资的情况下,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双方的交易关系更加复杂化,进而出了对契约关系进行调整的要求,并因此对组织与交易的匹配关系产生影响。交易发生频率,是指交易双方进行交易的经常性或重复程度。采用垂直一体化方式,能够提高契约关系的稳定性和调整性能,但垂直一体化会增加组织管理费用。因此,只有对较高频率的交易实行纵向一体化,在经济上才是合理的。需要补充的是,考量交易的另一主要维度应涉及交易效率,交易效率对分工水平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它随合约自、合约结构的优化、产权保护程度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
四、结语
关键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图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政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政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政治结果”［8］。这就为政党、政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政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政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
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政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政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政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政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政府征税、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政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图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图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政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政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政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政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注解：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39、240页；巫宝三主编：《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先秦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2][美]戈尔丁：《21世纪美国法理学与法哲学》，《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5年春季号。
[3][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页。
[4]参见[美]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一24页。
[5][6][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杜1994年版，第229、21页。
[7][8][美]德姆塞茨：《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维度》，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0、55页。
[9][美]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页。
[10][美]戈尔丁：《21世纪美国法理学与法哲学》，《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5年春季号。
[11][12]RichardB.Posner，EconomicAnalysis，Little，BrownandCompany，1986，P58l一583.
[13]RicharB.Mekenzic，ConstitutionalEconomics，PrefacebyEdwinJ.Feulner，Jr.，Lexington，1984.
[14]James.M.Buchanan，ConstitutionalEconomic，（）xford，1991，P43.
[15]参见[美]布坎南：《赤字中的民主》，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0—184页。
[16]参见徐秀义、韩大元：《宪法学原理》（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页。
[17]参见许崇德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宪法学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拙作：《平等、自由和公民权利的经济观》，《法律科学》1995年第5期；邹平学：《的经济功能初探》，《法律科学》1996年第2期。
[18][19][美]罗伯特·考持、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0、11页。
[20]SeeRDworking，WhyEfficiency？AResponsetoProfessorCallabresiandPosner，HofstraLawReview563（1980）；参见朱景文：《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页。
[21][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1994年版，第4页。
工商管理经济学论文范文一：工商管理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
[提要]工商管理是国家政府行使管理职权、落实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机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本文在对工商管理概念与职能作出论述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工商管理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提出发挥工商管理促进经济发展作用的建议。
关键词：工商管理;概念;职能;经济发展;促进作用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冲击，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工商管理愈发显得重要。工商管理肩负着市场监管、保护权益、健全体制等重要职责，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公平、公正性，干预了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树立了他们良好的思想，故而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全面了解工商管理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知工商管理，并有针对性地进行优化，从而使工商管理创造更大的经济发展效益。
一、工商管理的概念与职能
工商管理历经时代的发展与变革，在不断地优化中，被赋予了更丰厚的内涵同时肩负着更多的职能，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工商管理的概念与职能具体表述如下：
(一)工商管理的概念。
所谓的工商管理是指国家为了建立和维持市场经济运行秩序，通过行政机构依靠法律制度对市场经济活动主体及其行为进行规范管理。市场经济活动主体及其行为是一个体系，包括商品、生产、批发及零售等诸多要素。行政管理的目标是通过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对市场经济活动主体及其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统一、开放、有序、竞争地运行和发展，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纵观我国工商管理的发展历史，它几经波折，直至21世纪工商管理行政部门为了适应飞速发展的经济形势，不断改革和创新工作体制，并逐渐形成了富含自身特色的文化与理念体系。新的历史时期，工商管理部门已经意识到经济发展所提出的挑战，重新审视管理对象及环境的变化，主动参与相关改革建设，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并不断拓宽自己的职责范围和监管领域，包括对新媒体、电子商务等互联网产业的监管，有目共睹的政绩为工商管理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影响了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保障了经济发展的健康性、可持续性。
(二)工商管理的职能。
在我国的经济市场管理过程中，工商管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只有在清晰定位工商管理职能的前提下，才能全面了解和认识工商管理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进而有针对地发挥这些作用。虽然经济市场在运转的过程中有着自己内在的特性和规律，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任由经济市场自由发展，对经济行为和现象不闻不问、放任管理。假如经济市场没有完善的制度约束，那么市场经济也就难以得到持续发展的保障。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到来，国际间的经济交流活动日渐频繁，大量外部资金流入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管理制度和措施做支撑，那么我国经济就会面临土崩瓦解的危机。由此说来，工商管理扮演着市场经济保护者和监督者的双重角色，应着眼于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上，指导和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扩大经济主体的受益面积，刺激他们向社会反馈更多。除此之外，工商管理还需要履行为管理市场经济提供依据的职能，避免商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迷失方向，保证经济发展的科学合理性。
二、工商管理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工商管理在行使权力的同时承担着责任，成立的初衷决定了它在整个市场经济活动中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而且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工商管理能够强化市场监管。
工商管理职能部门制定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市场经济主体准入制度和监督制度，有效规范了市场经济主体的生产经营行为，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运行环境。工商管理能够强化市场监管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保护商标注册及使用权。商标是区分不同商品或服务的主要标识，代表了某个商户长期积累的形象。工商管理对商标注册及使用权的保护，能够有效保护商户的合法权益，并及时就侵权行为作出处理，维护了商标权利人的合法利益，拥护了消费者的权益;二是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工商管理严厉打击了一切违法犯罪行为，坚决抵制垄断或不正当竞争现象，优化了经济市场投资环境，维系了市场交易的公平、公正以及诚信，大大降低了投资者和消费者所承担的风险。同时，工商管理在其职权范围内，还对信息传播进行了控制，整治了虚假信息披露行为，净化了广告市场环境，规范了信息传播行为;三是监察并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市场环境不断变化，工商管理面临着重重问题和挑战，需要对监管制度进行调整和优化。工商管理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通过实践摸索对市场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进而发挥强化市场监管的作用。
(二)工商管理能够保护合法权益。
除了上文提及对商户权利的维护，工商管理还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消费者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之一，保护好他们的合法权益将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工商管理职能部门充分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利，通过对市场进行严格监管、提升自身执法力度等途径，担任好消费者保护者重要身份的同时维护了我国法制的权威和尊严。工商管理的本质特征使其与消费者紧密的连接在一起，以关注民生发展为基本出发点，强化自身的市场监督、管理、引导职能，通过强有力的执法手段及时对消费者在商品、服务、食品等经营中的投诉进行处理，利用群众的视角完善整个监管体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企业或公司的自律性，促进他们诚信经营、守法经营，维护了经济市场秩序，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公众健康与安全成为了现阶段国家经济建设首要解决的问题，政府给予了工商管理部门足够的行政权力，加强了它与其他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沟通联系，形成了完善的市场监管、引导体系，强化了工商管理的职能，凸显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管理特性，实现了工商管理与消费者管理的融合、统一，从而发挥了工商管理在经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
(三)工商管理能够健全市场体制。
工商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随着历史的沿革不断创新与优化，能够健全市场体制，进而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助推作用。一方面工商管理能够实现经济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在经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工商管理对经济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进行了合理配置，使资源得到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有效减少了资源闲置与浪费现象，是保障我国经济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在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构建健全的市场运营体系、监管体系、行政体系等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了产业集群建设，通过价格宏观调控，促进稀缺资源集中向利用效率高的企业或机构流入，大幅提高了我国经济市场的运行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工商管理有效传导并落实国家出台的市场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市场具有自身内在的运行规律，却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因而需要得到国家政策的指导和调控，只有这样，整个经济市场才能健康、持续发展下去。而国家颁布的一系列政策若要达到预期的经济发展目标，必须要经过市场进行传导和实施。工商管理始终与经济市场关联在一起，积极落实国家政策，有组织、有目的、有依据地对产品供求、服务价格等进行调节，保证了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对经济的稳定、顺利运行产生了积极效益。
三、优化工商管理的建议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工商管理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笔者基于对工商管理概念与职能的认识和分析，提出以下几种优化工商管理的建议，以供参考。
(一)完善自身服务体系。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企业作为最直接的经济载体面临着人才、资金、税费等诸多问题，其本身的发展限制了整个经济的发展。新的时期，工商管理行政部门必须要强化自身的服务意识，关注我国经济的动态发展变化，明确市场监管需求，重视对企业尤其是微小型企业的引导和服务，不断优化市场准入制度、简化注册程序、拓宽资金来源、升级服务项目、创新服务体系，帮助企业解决转型期所面临的重重问题，扮演好企业发展助推者的角色，从而促进企业的健康成长与发展。工商管理要全面落实国家政府赋予的职权，大力推行行政指导，积极打造利于经济发展的柔性法制环境，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氛围，有效地将发展、维权、执法与服务四项基本体系结合起来，倡导民主化、自主化、引导化管理，尽量采用软管理手段如教育、告诫、引导等实现对企业的柔性管理，辅导企业建立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促使他们主动约束自我市场经营行为，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质量，尽量避免违法犯罪的发生。除此之外，工商管理部门还应该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加强与消费者的沟通交流，拓宽自己的行政管理视野，积极受理消费者的投诉事件，及时对相关管理信息进行披露，切实将管理渗透到各个行业，实现服务管理体系最优化。
(二)引导信息化建设。
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信息化建设俨然成为了促进企业与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以工商管理本身的管理职能为依托，对企业信用进行全面评价，指导行业协会、业内企业积极参与市场监管，打造体系化的社会监管模式，利用示范作用不断壮大企业队伍，促进企业更快更好地发展。积极引导和推进信息化建设，将市场经济主体连成一片，通过信息化服务平台传导和发布国家一系列相关政策信息，实现企业与金融机构的信用对接，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为企业发展提供基本的税率支持，带动企业的发展积极性，树立市场经济活动各方的诚信意识，从而推动经济健康发展。同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还应该加强自身的市场监管力度，主动披露企业的相关违法行为，保证企业信息披露的真实、有效性，依据我国相关法律对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并公示在网络上，增强民众对工商行政执法的信任度，加大市场主体的违法成本，促进我国良好的信息体系建设。信息化不仅是工商管理强化执法、优化服务的重要技术手段，更是提高管理水平的关键因素，工商管理实现信息化，通过网络化、集成化信息管理平台转变传统单一的人工操作模式，将大大提高工商管理工作效率和质量，是其对我国经济发展促进作用发挥的必经步骤。总之，工商管理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容小觑。由于个人能力有限，加之市场经济变化风云莫测，笔者有关工商管理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可能存在不足，因此希望未来各界学者和专家持续关注工商管理，并将其与我国经济发展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从而提出更多优化工商管理的意见和建议，实现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
主要参考文献：
[1]梁晓波.刍议工商管理与当前经济的关系[J].商场现代化，2014.2.
[2]郑丽雅.我国工商管理的现状分析及思考[J].财经界(学术版)，2011.9.
[3]常军燕.探讨工商管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J].商场现代化，2013.23.
[4]吴秀婷.解析工商管理对促进经济发展的影响[J].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2.18.
工商管理经济学论文范文二：工商管理对房地产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摘要：
随着我国房产税改革方案的提出以及沪渝两市的试点情况，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必将迎来全新的挑战和机遇。工商管理对规范房地产经济发展，平衡行业内部竞争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文章对工商管理的特点进行了简单分析，针对房地产经济和工商管理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了剖析，探究了工商管理对房地产经济的促进作用，以期对相关工作起到一定参考作用。
关键词：工商管理;房地产经济;内在联系;促进作用
房地产经济发展的好坏和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具有直接关联，其既是国家宏观政策的体现，也是市场环境的外在表征。工商管理是对各行各业的监督约束，通过明文规定对行业内的各种行为进行检查和规范。对于房地产行业而言，通过工商管理加强其行业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对维持房地产经济持续发展和保证市场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工商管理特点分析
工商管理从其性质上看属于政府职能部门，但是，其和常规的职能部门又存在一定差别。工商管理的核心工作是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对各行各业进行监督管理，以此确保各行各业经济发展科学合理。通过工商管理的定义不难看出，其只是对经济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并不具备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权力。因此，可以说工商管理是市场经济的框架，市场经济只有在工商管理的范围内才能确保良性健康的发展，一旦超出工商管理的范围，就可能导致一些违背市场规律、法律法规的行为出现，最终对市场经济发展造成较大影响。从实际工作看，工商管理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对于不同经济体或是不同的行业，工商管理可以采取不同措施手段展开相关工作。但是，在这高度的灵活性当中，又有一部分维护不变的核心内容，比如我国经济政策、相关法律法规等。只有以我国的经济政策和法律法规作为不变的核心，以此构建灵活多用的工商管理工作模式，才能取得最好的工作效果。工商管理从范围上看是很大的，其不仅涵盖了各行各业，在管理形式上也可以分为有形监管和无形监管两种。有形监管就是工商部门通过既定的准则、确定的流程等展开相关工作。而无形的监管主要是凭借市场准入、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等对各行业的经济活动进行监管，以此实现市场经济平稳发展。
二、房地产经济和工商管理的内在联系
(一)房地产经济是工商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
在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下，房地产经济也表现出了强力的增长。尤其是在我国经济水平整体提高之后，普通居民对住房的需求不断增长，直接刺激我国房地产行业大幅进步。但是，在房地产行业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也表现出了不少问题，尤其是在房地产规模迅速扩大之后，对应的监管制度和措施缺少，导致房地产行业出现了一些乱象。因此，作为工商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经济对工商管理工作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是工商管理工作不断进步的重要基础。
(二)房地产经济和工商管理可以实现互补互助
房地产经济想要快速、健康、稳定的发展，离不开工商管理的监管约束。同理，工商管理工作的进步发展也离不开房地产经济的支撑。房地产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环节，其具有风向标的作用，通过房地产经济的发展情况，就可以对其他行业的发展情况作出基本预测。而工商管理是保证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手段，即工商管理工作不断发展进步，就可以促进房地产经济进步发展，而房地产经济发展进步又可以反向推动工商管理进步。所以说，房地产经济和工商管理具有互补互助的作用，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三)工商管理为房地产经济发展助力
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具有许多关联因素，比如市场需求、行业竞争、关联行业发展以及工商管理等。在这些众多因素中，市场需求和行业竞争等都属于房地产经济的直接关联因素，而工商管理属于外部刺激因素，这两类因素在不同的层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虽然工商管理自身也存在一定缺陷，无法全面地对房地产经济发展起到监管作用，但是，其仍然可以通过现有的制度和政策对房地产经济发挥推动作用。尤其是在美国发生房地产泡沫之后，我国更应该加强工商管理在房地产经济发展中的监管作用，以便为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助力。
三、工商管理对房地产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分析
(一)促进房地产市场更加规范合理
房地产市场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不少不合理的行业现象，给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不小的限制。基于此，通过加强工商管理对房地产行业的监管，可以有效减少这些不合理现象。比如，拿地是房地产企业规划布局的重要环节，也是竞争最为激烈的一个环节。但是，在某些地方，房地产企业拿地存在一些暗箱操作，或是一些不正当的竞争行为，这给整个房地产市场带来了一股不正之风，扰乱了健康有序的房地产市场。因此，通过工商管理的强力作用，依据各项规章制度对房地产企业的各项经济活动进行监管，对其中存在的不合理操作进行严厉打击，以此逐步规范完善房地产市场，促进房地产经济良性发展。
(二)维持房地产经济发展秩序
在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打破原本有序的经济发展局面。加之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的冲击，进一步扩大了经济发展有序局面被打破的问题，导致我国房地产经济发展出现混乱。出现混乱会导致不正当竞争加剧、消费者利益受损、房地产企业经济效益下滑以及关联行业发展前景走弱等问题。因此，基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通过工商管理确保这些政策在房地产经济发展中得以落实，对恢复并维持房地产经济发展秩序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不仅如此，通过工商管理的强力规范作用，还可以最大程度减少房地产行业中的一些风险因素，确保房地产经济可以实现有序发展。
(三)有效的风险防控
风险防控是企业乃至整个行业发展中所必须予以重点关注的问题，但是如何全面完善风险防控，却有待进一步研究。对房地产经济发展而言，风险防控的对象因素众多，各种规章制度都会对房地产经济造成影响。风险防控不仅仅是企业的事情，也是工商管理的重点工作，因为保证企业安全、良性的发展是工商管理的职责所在。于工商管理而言，其风险防控相关工作主要是从监督管理的层面入手，发现房地产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风险因子，并及时提出对应的风险应对措施，或是责令企业对存在风险因素的方面进行整改。
(四)保证消费者利益
工商管理的意义不仅在于维护行业的经济发展，其还需对消费者的利益进行保证。就房地产经济发展而言，消费者利益受损的事件出现频率颇高，各类新闻中均报道过相关新闻。在房地产行业中，消费者遭遇最多的问题就是房屋质量问题。相对房地产企业而言，消费者属于弱势群体，其在利益受到侵害时难以得到客观公正的对待。因此，通过工商管理打击房地产经济发展中侵犯消费者利益的问题，可以较大程度保证消费者利益。
(五)指引房地产经济发展方向
工商管理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政策制度的反映，其可以体现出国家未来经济发展规划的动向。不仅如此，工商管理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种具体手段，可以从外部对房地产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在房地产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通过工商管理指引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对房地产经济的进步具有积极效用。
四、结语
房地产经济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在房地产市场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工商管理的作用逐渐凸显。在房地产经济中加强工商管理的相关工作，可以对房地产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市场秩序、风险防控以及消费者利益等方面都发挥出显著效果。
参考文献：
[1]童伶,明伟菊.探究工商管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J].现代商业,2014(09).
[2]李国瑞.工商管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J].商业经济,2014(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