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论文第1篇

“轮胎特保案”的国际法依据及其本质

2001年我国刚迈入wto时。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wto给出的中国人会协议中有一项条件,使得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始终有所顾忌。它便是“特别保障措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等法律性文件中均有规定,是wto成员对新加入成员施加的一种过渡性约束措施。

特别保障措施比一般的wto反倾销条款运用起来门槛要低。因为。实施反倾销措施要求进口国举证进口产品对市场造成实质伤害,并且此伤害直接是由于出口国出口产品价格低于同类竞争国造成的,一般来说,反倾销举证难度较高,历时较长,并且出口国有听证申辩的权利。而特别保障措施的实施标准相对较低,以本次“轮胎特保案”为例,美国行业或工会只需向美国政府机构递交申诉,并由美国政府单方面作出这些进口轮胎对美国国内轮胎相关产业造成或者威胁造成市场扰乱的判决即可实施特别保障措施.一般而言,特别保障条例针对的可能是对外贸易具有攻击性的国家;但它更多的是针对新加入时被定性为非市场经济的国家。

在美国,贸易法案第421款是wto特保措施的本土化,它被称为“针对中国的特别保护条款”,其中规定只要从中国进口产品导致或可能导致生产类似产品或直接与之竞争的产品的国内厂家的市场扰乱。就可以采取加征关税或限制进口。这样一来,美国政府的举证责任很轻,不需要一些“骇人听闻”的数据就可以任意制裁某件来自中国的产品。

分析特别保障措施条款我们可以得知,这项措施具有相当大的历史局限性。首先,它具有明显的单向性和歧视性。一般的保障措施只针对公平贸易条件下所有国家的同类进口产品,必须无歧视地对所有的成员方都同样适用,而特保措施均为wto其他成员方针对中国的产品单向援引实施的限制措施。其次,它实施的条件具有模糊性和低标准。特保措施中的一些涉及实施条件的关键概念,如“市场扰乱”、“重大贸易转移”、“重要原因”、“实质损害”由于缺乏严格的界定,隐藏着大量可以质疑的模糊空间,从而导致实践操作上的任意性。

中美贸易战论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奥巴马，政策贸易战，实质

2009年4月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英国伦敦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和深化，对全球实体经济的冲击日益显现，世界经济金融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不少国家经济陷入衰退、社会稳定面临巨大挑战。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全力恢复世界经济增长，防止其陷入严重衰退;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维护开放自由的贸易投资环境;加快推进相关改革，重建国际金融秩序。①讲话告诉我们，在金融危机日趋严重，世界经济尚处低谷的今天，各国应该知道，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合作应对是正确抉择，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但是，现实总是事与愿违，往往是越需要开放自由贸易环境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越是严重。自国际金融危机暴发以来，各国为了本国利益不受和少受冲击，纷纷采取了不同形式的贸易保护政策，贸易保护主义和其他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并有愈演愈烈的态势。

那么，何为贸易战及其实质呢？

一、贸易战与贸易战的实质

贸易战（trade war）又称“商战”，由于一些国家通过高筑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限制别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同时又通过倾销和外汇贬值等措施争夺国外市场，由此引起的一系列报复和反报复，称为贸易战。如果贸易战的武器仅限于相互提高关税税率，对此则称为“关税战”。事实上小论文，外国对华贸易战至少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鸦片战争之所以爆发，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英国用非法的贸易战手段——贩卖鸦片掠夺中国的贸易利益；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巴统”等组织对华打“经济封锁”的贸易战；1989年春夏风波之后，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经济制裁”；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对华贸易战更是常战不休：纺织品贸易战、对华反倾销战、对华反补贴战、对华知识产权大战；进入21世纪以后，中韩“大蒜”与“手机”的大战刚刚平息，日本便对华发起了“蔬菜贸易战”…… ②纵观诸多的贸易战，其背后的实质是利益的争夺。这种利益依其类型可分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科技利益等，依其主体又可分为国家利益、公司利益和个人利益。而隐藏在贸易战背后的实质，即贸易战争夺的是经济利益，破坏的是贸易原则，掩盖的是政治图谋。

（一）贸易战争夺的是经济利益

有贸易就有贸易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更是一场没有盟友、只有争夺经济利益的“战争”。经济利益是贸易战表面上的也是最初的导火线。这种经济利益包括了国家利益、公司利益和个人利益。实际上，中国早已身处贸易战中，并且国人已深受其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长期的经济封锁曾使中国错过了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的世界经济黄金发展机遇，使中国与先进国家的距离进一步拉大，推迟了中华民族的腾飞；外国自1979年开始对华的反倾销战已使我国损失了100多亿美元的贸易利益，按1亿美元的贸易额可以创造1万个工作岗位来计算，中国仅仅因为外国对华反倾销战就丧失了100多万个工作岗位，这也是为何中国“下岗”人员如此之多的原因之一。这是贸易战对国家与个人的利益损害。

事实上，贸易战对公司的损害更是显而易见的。许多公司在贸易战中不仅承担着经济上的损失，更遭受着企业命运与行业的风险。正如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先生在2002年福耀玻璃与美国的“反倾销案”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加征11.8%的关税主要是对企业形象的影响，福耀是行业内的最大厂家，一直以“为中国汽车玻璃工业树立典范”为己任，福耀的所作所为会成为别人的样板，而说这样的企业有倾销行为，对福耀是很大伤害。而相对于公司今年预计的14亿元人民币的销售额，这点保证金并不构成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他还一再强调，起诉的目的不仅仅是要维护公司的合法权利，更重要的是不能成为美方以此理由制裁更多中国企业的判例。据了解，包括福耀在内的中国汽车挡风玻璃企业面临的反倾销，是继钢铁、温州打火机之后中国企业的又一次大规模贸易战。③

（二）贸易战破坏的是贸易原则

如果说贸易战直接损害的是经济利益，那其间接损害的则是包括以公平、自由等为主要内容的贸易原则，还破坏了贸易协定、贸易伦理和国际惯例。“标志着国际贸易自由化达到了新高度并有了制度化保障是1995年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其宗旨是取消贸易壁垒，促进贸易的全球化和自由化。”④但贸易的自由化与公平化总是理想化的东西，面对着渗杂着各种因素和利益于其中的贸易，总是在破坏着贸易的这些原则。特别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各国纷纷只从本国利益出发，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小论文，这既损害了贸易原则，又无助于危机的解决，这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将拖累着经济的复苏。

胡锦涛同志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指出：“我们应该共同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反对以各种借口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和各种以邻为壑的投资保护主义行为，共同反对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我们希望有关国家放宽对发展中国家不合理的出口限制，努力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多哈回合谈判事关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我们应该共同坚守2008年7月有关各方达成的共识，在现有框架基础上继续前进，推动谈判早日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⑤“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已经感觉到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副局长余本林表示，中国政府主张开放公平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希望能够在磋商合作中妥善处理，不希望贸易战。

（三）贸易战掩盖的是政治图谋

当今贸易战爆发的原因并不仅仅因为贸易利益的争夺，常常是和政治经济等各种原因搅合在一起。有时纯粹的政治原因也会引发贸易战，这样就使贸易战爆发的原因趋于复杂化。 全球经济一体化（WTO），是人类共同在发展主义的大旗下，将政治意识形态的纷争有意模糊后创造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换言之，WTO就是一个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经济发展的世界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发生的一切贸易战，都只能用经济的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而非政治手段。这也是WTO成员国普遍认同的一个原则，正如中国总理温家宝所说：“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表述的就是这种愿望。“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的愿望终归是愿望，这种愿望始终无法掩盖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图谋。最近，由美欧两大国际经济实力英雄先后挑起对中国纺品的贸易大战，虽说只是WTO平台上众多贸易大战的冰山一角，但却让我们更进一步地看清除了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图谋。尽管中欧眼下已经针对一触即发的纺品大战达成了“停战协议”，但等待我们解决已知和未知的各种各样贸易大战，都必须淡化“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的愿望，而实事求是地站在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图谋中全面审视经贸大战的实质，才能够使贸易大战得到尽可能合理的平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中国威胁论”者他们背后的政治图谋迫使我们不得不作出淡化“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愿望的选择，而全面考量发生在WTO平台上的国际贸易大战。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图谋，也许就能让我们看清楚贸易大战背后的政治实质。

二、奥巴马访华前中后政策的变化

《经济参考报》11月9日报道，“11月5日，美国商务部公布对华输美油井管反倾销反补贴(以下简称“双反”)案的倾销调查初裁，决定对从我国进口的油井管征收最高达99.14%的反倾销税;11月6日，我国商务部决定即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排气量在2.0升及2.0升以上进口小轿车和越野车发起“双反”调查;同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初步裁定，对从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进口的铜版纸、从中国进口的焦磷酸钾、磷酸二氢钾和磷酸氢二钾征收“双反”关税。这一切距离中美互相承诺不再出台新的贸易保护措施才一周时间，距离奥巴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日期11月15日只有不到10天。”⑥

11月15日奥巴马如期访华。11月17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许多重要共识。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设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奥巴马表示，双方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美国支持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美方愿与中方一道小论文，以建设性方式解决贸易摩擦，共同反对保护主义，并为实现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打下基础。

奥巴马回国后立刻采取了对中国最大规模的贸易制裁。从媒体透露的全部信息来看，奥巴马访华期间，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唯一提出的要求，就是美国不要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此外中国再无其他公开要求。况且不要搞贸易保护主义这个要求，本来是奥巴马自己在G20会议上提出的要求，要求各个国家不要搞贸易保护主义，帮助美国安全度过金融危机，特别是要求中国购买了美国大量过剩产品和淘汰产品，如购买美国大排量越野车等，就是中国应美国要求做出的牺牲行为。可是，当道·琼斯指数返身向上的上涨趋势刚一确定，美国立刻翻脸不认人，反手就狠狠地给了中国一巴掌。

三、政治图谋是奥巴马政府贸易战的实质

从访华前的大规模“双访”到访华中的“反对保护主义”再到回国后对中国最大规模的贸易制裁，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戏剧性的变化，进一步说明了美国长期以来对华政治上两面政策前提下产生的经济两面政策，再次暴露了美国政府掩盖在贸易战背后的政治图谋。

早在中美贸易摩擦初露端倪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专家江涌就谈到，中美之间利益广泛，早就坐到一条船上，不可能斗得连船都翻了。当时几乎全世界的舆论都质问奥巴马：美国说一套做一套，这回在全世界面前输了理，你如何面对G20峰会?怎么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戏剧性的是，奥巴马政府在G20峰会上竟拿出一份针对对美贸易的顺差大国的“可持续及均衡增长的框架”协议——其中首当其冲的是中国。尽管中美双方曾表达过希望“同舟共济”的各种承诺、声明，但是如今，美国大闹特闹，快把“船”斗翻了，业内专家认为其背后有着更深的含义，即配合奥巴马访华，增加其与中国谈判的筹码。专家认为，在如此贸易战背景下，人民币汇率问题将显得尤为刺眼，它无疑将成为届时美方向中国施压的重点之一。早在10月24日，奥巴马在致函美国纺织团体协会时表示，中国必须停止操控货币的行为。致力于新兴市场的美国投行Roth Capital副主席DonaldStraszheim也表示，中国经济正开始下行路线，而美国对中国放缓人民币升值步伐不满。

中美之间的任何贸易战，毫无疑问的是，美国首先考虑的是政治图谋，其次才是经济利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小论文，以对我施压。在美国的很多涉华报道中，经常出现将经济问题涉及到不相关的政治类事情上去的情况，甚至有时会涉及一些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语言。美经常干涉中国内政，把经济问题政治化。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说：“政治规则和经济规则不一样，某些利益集团的力量，往往会导致一国出现经济上受损而政治上通过的事件。”由于金融危机，美国失业率不断攀升。在这个时候，美国人环顾世界，发现欧盟和别的国家进口到美国的产品锐减，而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总量虽然减少了，但占据美国从国外进口产品价值的份额却大幅提高。在很多美国生产商面临财务危机、工人面临失业时，我国出口的产品就成为美国民众情绪的“靶子”，包括轮胎在内的“中国制造”成了美国市场的假想敌。而奥巴马本人在选票和支持率上，对工会力量依赖颇深，所以这次特保案是奥巴马和美国政界各种利益群体博弈的产物。

近年来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出现一股“新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其目的在于适应本国政治、经济需要，维持在国际竞争中的支配地位。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加大了我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外贸发展外部环境的恶化。另外，逐渐兴起的国际投资保护主义也值得我们关注。因此，在世界经济尚在低谷的今天，我们必须审时度势，认真分析我国外贸的外部环境与风险，透过现象看本质，以期有效地化解风险，迎接挑战。

中美贸易战论文第3篇

【关键词】外贸战略；改革开放；TPP

一、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及相关研究综述

外贸战略是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的总路线及方针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曾提出过“进口替代战略”、“出口替代战略”、“三来一补战略”、“多元化市场战略”、“以质取胜战略”、“科技兴贸战略”、“调整外贸结构 扩大内需战略”等外贸战略。

商务部在广交会举行的“全国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报会”上首次了《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研究》（2010），提出到2030要初步实现贸易强国目标。这个目标分个阶段：在2020年前巩固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在2030年前后，初步实现贸易强国的目标。商务部的这份报告明确了建立贸易强国的目标与步骤，以及相应的外贸政策。北京工商大学举办“首届贸易强国论坛”（2010）提出了贸易强国的六大条件： 1）贸易强国必须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2）积极参与国际分工；3）服务产品贸易额比重大；4）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大；5）货物贸易规模大；6）对外开放度大。

关于中国外贸战略的研究，自2008年以来掀起了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之后，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及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冲击，外贸战略研究主要围绕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这个主题，研究应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第二个高潮是在2013年之后，随着美欧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以及美国加快推动TPP，针对中国的地区主义抬头令学界再次关注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耿莉萍1（2008）率先提出了调整中国外贸战略的迫切性。李亚芬2（2010）强调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上调整中国外贸战略。余华3（2010）首次注意到外贸战略调整需要金融支持。胡麦秀4（2012）认为中国应针对美国的 TPP 战略及时调整外贸战略。蔡亮5 （2012） 分析了日本通过加入TPP，支持美国在战略上“重返亚洲”，配合美国牵制中国在东亚发挥影响力的战略布局。翁爱云（2013）6强调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战略的前提是要有一个享有独立的强有力中央政府。胡鞍钢7（2013）提出打造“对外开放升级版”，继续奉行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战略。

综上所述，按照研究视角划分，当前外贸战略研究大多数从外贸本身进行研究，少部分从金融、改革开放、地缘政治的视角进行研究。本论文倾向跳出外贸研究外贸战略的研究方法，强调从政治、军事、法律等综合视角研究并制定中国外贸战略。

二、英德美对外贸易战略的回顾及对中国启发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外贸就伴随这资本主义而迅速发展，成为近现代国与国之间联系的主要纽带。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英国、德国、美国三个国家外贸战略最具代表性，因而，研究这三个国家对外贸易战略对制定中国对外贸易具有借鉴意义。

（一）英国的外贸战略

在亚当.斯密《国富论》发表前200多年，也即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启大航海时代以来，重商主义是欧洲的主流思潮。英国在重商主义外贸战略的引导下，制定了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以及外贸管制外贸战略，将航运业和渔业当做后备海军力量予以扶持，将殖民地当做宗主国的财富和资源予以盘剥，将打击西班牙、荷兰、法国的海军力量作为军事目标。在《国富论》出版前13年，也即1776年，英国已经粉碎了西荷法的海军力量，成为新的海上霸主。当时的英国的外贸战略除了充分体现了重商主义的特点，更强调军事力量对外贸的护航。

随着英国海上霸主地位及在国际贸易中领导地位的奠立，英国有实力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作为宣判重商主义死刑的《国富论》强调自由经济与自由贸易，而当时英国工业革命为推行自由贸易创造了条件。斯密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但是，他从来没有否定重商主义关于国家军事力量保卫经济利益的观点，他强调“君主的首要责任，即保护社会免遭其他独立社会的暴力和入侵，只能靠武力手段来履行。”重视外贸战略背后的军事力量将英国从海上霸主送上了世界霸主的位置。

（二）德国的外贸战略

与俾斯麦铁血政策一并为德国近现代工业的成长与壮大保驾护航的近代德国外贸战略就是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源自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希.李斯特。面对质优价廉的英国产品，为了保护德国新兴资本主义经济，李斯特提出来贸易战略分阶段学说，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保护幼稚产业，等待幼稚产业发展壮大后，再实行自由贸易，同时，李斯特不主张用行政手段保护，而主张用关税等经济手段进行保护，不主张保护农业，而主张保护工业。以李斯特保护主义理论为基础制定的德国外贸战略，把“自由”与“保护”作为实现“利益”这一唯一目标的手段。

坚决地反对斯密自由贸易的李斯特，对军事力量的态度与斯密的观点却是完全一致的。李斯特认为“军事力量比财富更重要”，市场秩序与财富需要军事力量去保护。

（三）美国的外贸战略

作为美国建国初期财政对外贸政策的制定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却更愿意接受李斯特贸易保护主义观点。汉密尔顿坚持李斯特的观点，强调美国这样的年轻国家不能与英国这样的老牌制造业国家竞争，主张实施进口关税，限制原材料出口，给予出口企业赞助和补贴。19世纪美国式贸易保护主义在国际政治上体现为奉行“不介入欧洲事务，也反对欧洲干预美洲事务”的门罗主义，有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美国式贸易保护主义战略针对性明显，它是对英国实行保护主义，而对美洲国家则主张自由贸易，带着“孤立”色彩的门罗主义实质并不是主张“孤立”，而是把美洲作为美国的势力范围，注重美洲内部的合作，这也是区域合作思想的萌芽。

第二，相对于英德，美国外贸战略除了强调贸易保护，更加重视“进口替代”与“区域合作”，这与美国的地理位置与国土面积是有关系的。

第三，强调运用军事与法律力量护航外贸战略。一方面，汉密尔顿非常重视发展美国海军和远洋商船队，他指出“建立合众国海军这一目标，由于将利用所有州的资源，因而远不像建立任何一州或部分的半脸的海军那么难以达到。”另一方面，汉密尔顿强调运用法律手段与力量，他坚决反对欧洲列强之间转让美洲殖民地，主张在西印度群岛及海域展示美国海军力量。从法国人手上购买路易斯安那州，尽管最终未能经他手，而由杰弗逊完成，但是这些思想不仅影响了美国的外贸战略，而且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外交战略重视“大棒”与“胡萝卜”互相配合，“大棒”就是军事力量，“胡萝卜”就是法律力量。美国的外贸战略对军事与法律的同等重视，相对于英德对军事的偏爱，不仅是进步，也对中国外贸战略更具参考价值。

20世纪以来，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美国放弃门罗主义，走出美洲，对外贸易战略也由贸易保护主义转向了自由贸易。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列强的城市、工业、财富、人才，美国一跃成为超级大国。美国通过北约在军事上控制西欧，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会在金融上控制世界经济，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金融体系。作为国际贸易规则的积极参与者与主要制定者，美国是国际贸易中的最大获益者之一，在大多数领域美国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但在若干涉及美国切身利益的高科技领域，美国又实施保护主义措施。20世纪美国外贸战略出现两个转变：

第一，美国强调自己主导的全球产业转移及国际分工。在产业升级及转移的客观趋势下，作为倡导及维护自由贸易的美国必须放弃某些产业，其实与其说是放弃，不如说是主动放弃，美国将服装鞋帽、锅碗瓢盆、电视制制造等产业转移到日本、东南亚、中国。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放弃的产业主要是中间产业，即制造业；对于两端的产业，即高科技与资源、农业、能源，美国始终抓住不放，因为控制了产业两端，即掌握了创新与控制了成本，可以调控整个产业链。

第二，美国重视运用汇率、利率等金融手段。1992年，美国通过汇率手段逼日圆升值，消灭了主要贸易竞争对手。随后，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化危为机一举控制东南亚经济命脉。美国华尔街金融力量对世界经济的调控更显突出。2008年本来是美国的次按危机，却能巧妙地通过雷曼兄弟破产及一系列金融伎俩转移为欧洲的经济危机，同时，通过QE施刺激中国轻率出台4万亿计划而延误了转型升级。

20世纪与19世纪美国外贸战略的共同特点是重视军事力量。担当世界警察的美国依然效仿之前的列强，重视军事力量对国际贸易秩序的维持，在世界主要航道、战略资源地区都设置军事据点派驻美军。一旦某个国家破坏了“贸易自由”，不仅以维护贸易自由的名义予以打击，而且以“独裁”的理由予以颠覆。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战略本身不存在好坏之分，不同的国情及所处的时代决定了采取不同的外贸战略；其次，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战略，都离不开军事力量、法律力量、金融力量的支撑；再次，英德外贸战略重视军事力量，而美国外贸战略重视综合运用军事、法律、金融力量。

三、中国的新外贸战略内涵及政策建议

2014年是转折之年。中国经济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正以新的目标，按照新的步伐进行调整与发展，中国外贸战略随之进行调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新外贸战略包括三个内涵：

第一，中国外贸战略的目标选择。中国外贸战略不是“创汇”而是“国强民富”，其中“国强”与“民富”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民富”的“国强”是不可持续的，让外贸惠及13亿人民，让外贸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才是中国外贸战略的目标。

第二，中国外贸战略的方式选择。至于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战略的选择，中国应该选择自由贸易战略，这是因为，首先，中国是一个生产大国；其次，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已经融为一体，中国需要世界，世界更需要中国。对于已经加入WTO并成为荣登世界工厂的中国，充分利用WTO规则反对借低碳、环保、绿色旗帜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这是当前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艰巨任务。

第三，中国外贸战略的手段选择。历史上任何一个经济大国，无疑都是以自由贸易为旗帜，或者在经过贸易保护主义阶段后，随着国力的强盛，最终会转向支持自由贸易政策。中国外贸战略要强调运用法律力量与金融力量，呼呼强大的海军与金融力量的配合与支持。

具体政策建议为：第一，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及相关法律体系。纵观世界大国，外贸战略从来不是依靠政策与行政手段去推动的。第二，重视发挥金融及跨国公司的作用，重视通过人民币汇率的调控以及其他手段与工具，站在更高层面推动外贸战略的贯彻落实。

参考文献

[1]韩玉军.《国际贸易实务》，中国人民大学，2007年4月第一版.

[2]皮德.帕雷特主编，时殷弘等翻译.《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

[3]迈克尔.波特著，李明轩翻译：《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4]商务部研究院：《后危机时代中同外贸规划由大转强"路线图”》.

[5]金圣荣.《贸易战：全球贸易进化史》，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

注释

1耿莉萍：《中国对外贸易环境的变化与外贸战略调整方向》，《商业研究，2008/06.

2李亚芬：《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战略转型》，《国际金融》，2010/03.

3徐华：《后危机时代我国外贸战略的调整与金融支持》，《 金融经济》，下半月 007 （2010）： 3-4.

4胡麦秀：《美国主导 TPP 的战略动因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情报杂志》， 2012， 31（9）： 81-86.

5蔡亮：《挑战与动因： 日本参加 HTPP 谈判的战略意图探析》，《 日本问题研究》， 2012， 26（4）：7-14.

中美贸易战论文第4篇

关键词:日中贸易 抗战后 贸易

1945年8月，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彻底失败，同年9月，日本正式投降。此后的几年内，日中贸易在曲折中逐渐恢复起来，这一时期的日中贸易受到美国势力介入的影响以及中国内战的影响，呈现出了与以往时期不同的状况。

一、日本战败对日中贸易的影响

日本战败后，经济形势严重恶化，物资奇缺，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失业人数剧增，工业生产继续停滞。直到1947年底，日本工业产量也只有战前的46%。要使日本社会保持稳定，经济不至崩溃，美国每年资助日本大约3亿美元i，无疑会增加美国经济负担。如何推动日本经济复兴成为杜鲁门政府改变对日政策后亟需解决的问题。对日本来讲，可以说日本国力壮大是从中国掠夺而发展起来的也毫不为过。日本从发动甲午中日战争开始，中国就成了它输出资本的最主要对象。直到侵华战争全面发动开始的1930年至1938年间，中日贸易额年平均为两亿多美元，占日本外贸总额的15%以上。在侵华战争期间1939年至1944年，中日贸易额更达到6亿多美元，占日贸易总额近35%。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前，从中国进口物资占它进口总额的89%，对中国的出口则占其出口总额的95%ii。

日本战败后，中国国内反日情绪高涨，国民政府不愿维持与日本紧密贸易关系。中日贸易停止使日本经济大受影响。但杜鲁门政府为了减少对中日两国政府的援助试图通过促进中日贸易来巩固政权，并推动日本重建。自1946年，日本成立了经济安定本部，制定了三项重大经济改革政策：一是实行“倾斜”生产方式，以重工业优先，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煤炭、钢铁、电力、肥料四个关键性工业部门生产，以此带动整个经济复苏。二是在农村实行农地改革，农民获得土地，大大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三是面对剧烈通货膨胀，日本政府规定，无论皇族、达官、财阀家族还是平民百姓，每人每月只能从银行提取500日元的存款（相当于当时一个月普通工人的工资）。迫使所有的存款、国债、社债、股份都在剧烈的通货膨胀中急速贬值，缩小了贫富差距。同时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规定军费开支不得超出国民生产总值的1%。此规定为日本节约大量军费开支，可以投入更多的资金到民生。这些政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复苏，走出战后的极度混乱和疲乏状态。iii日本经济的复苏给中日贸易创作了良好的条件。

二、美国势力的介入对日中贸易的影响

抗战结束后，在1947年6月，美国驻日占领军最高司令部（以下简称SCAP）宣布“允许有限制的开放日本对外私人贸易”。SCAP制定了日本对外私人贸易的方针。从1947年8月15日开始，逐渐恢复日本民间对外贸易，设置了几个基本条件，例如货物出口价由SCAP决定，并以美元标价，且不设置汇率。同时允许政府贸易继续存在，与民间贸易并行iv。

消息传到中国，民间反对的人不少，普遍认为开放对日贸易，那些价廉物美的日货会给中国工商业发展带来重创。v政府为了在政治上获得美国的支持，1947年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国务会议上，最后决定开放对日民间贸易，并制定了三个基本原则：(一)可组织赴日商务代表团，其名额及人选由行政院与经济界协商组织。(二)对日贸易输入输出种类数量以不妨害中国国民经济为标准。（三）中国对日所需物资，应尽可能先在赔偿物资中取得。同时，为了将中国对日贸易原则具体化，实行以下措施，一是成立对日贸易指导委员会和输出入管理委员会。二是通过行政院公布制定《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办法》与《进出口贸易办法》等条例，制定系统的对外贸易政策；三是响应纺织业商家要求，以“代织”为原则，即由政府贷给棉纱及工资费用，给予合法利润，以合理价格收购外销。使棉制品在政府有力协助下，减低成本，争取市场；（四）严格管理，防止日货的走私。

美国政府为复兴日本经济、摆脱援助日本的经济包袱，一方面不得不允许日本和中国通商，另一方面坚决贯彻对华贸易管制的政策，严格限制日本对中国出口美国安全清单上的诸多物品。这实际上依然不利于日本大幅度地改善其糟糕的贸易状况。日本工商业界人士极力赞成恢复日中贸易。日本重要报纸经常发表这样的评论：“中国和日本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依赖，日本工业化对中国的重要性与中国经济稳定对日本的重要性是相等的；日本经济问题很大部分是由于与中国贸易普遍减少造成的。”日本商界人士宣称，只有恢复中日贸易，日本才会出现真正的经济复兴。1949年5月，吉田茂否认共产党人在中国的胜利将威胁日本，并向国会声明，就日本复兴而言，与中国，甚至是共产党中国的贸易是必不可少的。日本其他官员也不断发表强调经济效益必要性的讲话vi。足以看出，日本对市场和原料的需求战胜了。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也表示“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并不会加强共产主义对日本的威胁”。因此，即使国民政府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中日贸易仍得继续。

三、中国国内内战对日中贸易的影响

杜鲁门政府内部就中日贸易问题展开争论，重新估价了亚洲力量对比，准备对二战后确立的以美中合作为基石的亚洲战略进行调整。为此，杜鲁门政府在尽力阻止中国成为苏联附庸的同时，开始培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用来抵御以后可能在远东出现的任何其他集权主义的战争威胁。首先，从政治政策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NSC13系列文件”，把美国对日政策的重点从“打击和削弱”转向“控制和利用”、从非军事化、民主化转向经济复兴。1949年3月，杜鲁门又批准了一份确定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指导方针的“NSC41号文件”。该文件所列举的对华贸易政策并没有完全放弃通过美中日三国贸易模式推动日本经济复兴的构想，称“日本若不与中国进行相当数量的贸易就不能恢复自立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又非常担忧恢复中日传统贸易会加强共产党政权。这一时期美国政府主张以缓和政策诱使中国远离苏联一派占上风，加之日本经济复兴的迫切需要，所以NSC41号文件确定的对华贸易政策相当灵活：在不完全切断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经济联系同时，对中国解放区实行某种程度的贸易禁运和管制。这为杜鲁门政府以后根据形势发展对此政策作相应的调整留出回旋余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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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1

[3]林代昭.战后中日关系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4]陶鹤山.战后初期中日贸易开放问题述论[M]．民国档案，1998

中美贸易战论文第5篇

内容摘要：文章通过分析发达国家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践的特点，提出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基本原则及具体思路。本文在对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理论综述的基础上，指出战略性贸易政策来源于新贸易理论，但目前尚存在对立的理论观点。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综述

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贸易是对资源差异的反应，一个技术要素密集的国家，会出口技术要素密集的产品，而进口资源相对稀缺的产品。如果两个国家的经济技术水平相当，且拥有相同的自然资源，那么他们就不会进行相互之间的贸易。然而，二战以后国际贸易在技术水平和资源禀赋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大幅度增加，由此改变了传统理论观点。

新贸易理论则强调被传统理论忽略的几个重要因素，即规模经济、干中学和不完全竞争。新贸易理论认为，国际分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时机和传统的差异造成的，此时国家之间的贸易行为已不再完全取决于各国之间资源优劣的差异，而更多地取决于一个国家在某一时点上在某个行业所具有的技术优势或规模优势。规模经济导致的报酬递增，本身是对资本、技术和人才的一种聚集，这种聚集反过来又进一步使经济规模扩大，这就形成了在某个行业的相对优势地位（Lucas，1988）。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该国可以扩大其在某个行业的生产规模，而规模经济和“干中学”等原因又可以使该行业的产品成本下降，从而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优势（Krugman，1987）。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某个行业规模较小，其行业成本必然相对较高，自然会在国际市场处于相对劣势地位。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核心就是国家通过生产扶持、出口补贴、税收优惠、进口关税等贸易和产业政策手段来扶持本国战略性目标产业，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国际市场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Brander（1984，1985）指出一国政府通过对特定产业提供适当的出口补贴或R&D补贴，能够提高本国厂商的竞争能力，从而使本国厂商扩大出口市场份额，增加利润，最终增加本国国民福利。同时，对外国垄断厂商征收进口关税可以转移其所获得的垄断租金，提高本国的国民福利。Lester（1992）指出高新技术产业比其它产业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国家可以通过政策将有限的资源配置给这些产业，国家可以通过政策扶持微电子等重点高新技术行业而获益，否则将在国家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可见，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质是将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竞争主体由企业扩展到国家，将企业竞争策略上升到国家经济政策，借助政府的力量和国家公共财力来应对国际化经营中的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效应。

但是部分经济学家对其实际运用持怀疑态度，其中Dixit（1986）认为政策只对一个行业寡头厂商进行补贴，其扩张和利润转移必然伴随着其他行业厂商的收缩和利润损失，即对一个行业进行补贴暗含着对其他行业征税。另外，Grossman（1994）从出售的保护政策角度进行分析，政治家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各个利益集团为获得贸易保护而给予政治资助。因此，衰退行业中厂商在对政府的游说上会做出更大投入，政府也通常有支持衰退行业的动机（Baldwin，2000）。Brander（1985）指出双方政府同时对本国厂商给予补贴，会使两国的福利都会受损。

国外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践及其启示

（一）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由资源配置转向高新技术产业

二战以后，日本从战争废墟上崛起，进入数十年的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崛起的原因被认为是成功地使用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主要通过大藏省和通产省控制和调控外汇、信贷和利率等方面，从而控制重要资源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日本政府把钢铁工业作为优先发展目标，1963年到1970年日本的钢铁产量增加了3倍，产生了新日铁、住友金属、川崎制铁等一批世界级的钢铁企业，不仅满足国内经济增长的需要，同时也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出口国。

自20世纪70年以来，日本面临其他国家要求开放市场的压力，转而实施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日本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不是采取直接管制的方法，而是运用政策手段促进其技术进步，比如对研发活动进行适当补贴，或者鼓励企业联合研究开发有前景的新技术项目。战略性贸易政策使日本部分产业世界领先，如汽车工业、家电工业、芯片制造等，成为出口的主导产业。

（二）美欧航空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纠纷引致WTO最大诉讼案

航空工业是美国和欧洲战略性贸易政策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美国波音公司和欧洲空客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两家飞机制造商，双方在民用和军用飞机市场展开长达数十年的竞争。由于美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装备购买者，其国防开支和军事研究经费远远多于其他工业国家。这样使其在诸如战斗机一类具有技术优势和规模经济的产品上处于领先地位，其技术优势和规模经济向民用航空业的外溢，使美国航空工业长期处于优势地位。而欧盟持续20年不断对空中客车公司进行补贴和扶持，使空中客车实力不断增强，2003年空中客车飞机交付量为305架，成立34年来首次领先于波音成为世界第一。

美国指责过去十年间欧盟对空中客车的补贴达到了350亿美元，其中巨型客机A380就获得了至少67亿美元的补贴，违反了国际贸易规则。欧盟指责美国政府通过国防合同和军事研究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向波音公司提供了数额更为巨大的补贴，自1992年以来美国政府对波音公司的补贴高达数百亿美元之多；此外，美国以出口退税的方式每年向波音公司提供2亿美元的出口补贴。美国和欧洲关于研发补贴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纠纷日趋激烈。世界贸易组织2005年7月在瑞士日内瓦总部决定，就美欧关于对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两大飞机制造公司提供补贴的贸易争端分别成立专家仲裁小组。这场诉讼将成为WTO有史以来金额最大、影响最广的一讼案，至今该案尚未了解。

可见，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在当今强调自由贸易的格局下，各国通常以鼓励技术进步的形式予以实施，这样既有利于促进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又相对比较隐蔽。

（三）发达国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启示

发达国家战略性贸易政策着眼于资源的动态优化配置和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通过扶持使本国产业走向成熟，从而增强本国重点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国外实践来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扶持目标产业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首先，对高新技术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提升国家竞争力。通常高新技术产业知识密集程度高、产品附加值较大，并对工人支付高工资，对该产业进行补贴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因此对高新技术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有效提升国家竞争力并增加本国福利。另外，西方发达国家间要素禀赋状况接近，技术创新能力高低是决定国际分工差异的基础，因此对高新技术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有效提升国家竞争力。

但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不确定性。第一，在一国政府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时，由于无法获得技术创新和技术外溢准确的数据，通常不知道在当时是否应该增加、减少或取消补贴，以及变化后可能得到什么样的结局。这使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制定和实施时增加了不确定性。第二，如果一个产业获得补贴，这一产业将从其它产业吸收资源。研究表明，20世纪60年代日本钢铁工业投资收益率只有制造业的一半左右，表明战略性贸易政策使资源从收益高的行业转移到了收益低的行业。因此，即使政府政策能使本国企业成功地在某一产业获得战略优势，也有可能使其它产业处于战略劣势。

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仍然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为维护自己的贸易利益，创造出在某些产业的竞争优势和有利的国际分工格局，仍然需要实行积极的贸易政策。可以结合中国科技兴贸战略，学习借鉴国外经验，主动选择部分具有战略意义以及显著外部经济的产业予以必要的扶持。

（一）通过技术进步促进目标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有必要建立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行业体系结构，才能避免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受制于人。因此应在市场选择的基础上，通过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重点培植一批产业，如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产业如计算机、电信、生物技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目标不是片面追求外向度，而是在扩大开放中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改变我国目前产业结构整体水平较低的现状。

（二）通过研发补贴使高新技术产业获取技术优势和市场份额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面临其它国家强大的竞争压力，国内又缺乏完善的资本市场支持，因此以研发补贴为战略性扶持手段显得尤为重要。政府补贴可以补充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成本的不足并降低企业的风险；同时，政府研发补贴的介入可以加速企业研发速度，迅速提高企业生产规模，既能使企业适应市场需求取得优势地位，又能形成对国外竞争对手进入市场的技术壁垒。

（三）将开发区作为发展壮大出口优势企业的载体

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将具有类似技术优势和出口经验的企业集中在不同类型的开发区，并按照有关规定实施相应的税收优惠。专业性的开发区可以有效地实现产业集群，园区内企业的技术外溢可以强化技术外部效应，有利于推动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竞争优势的加强，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规模，为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必要的基础。

（四）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应采取适度和审慎的原则

复杂的市场结构和形式多样的企业个体，都会影响到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效果和实施成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推行可能培养出更多的政策依赖性，甚至导致大量的寻租行为，从而使政策工具的作用被扭曲，反而恶化了资源的配置。同时过度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容易引发贸易争端，也不利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所以应全面权衡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得与失，采取适度、审慎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扶持战略目标产业。

（五）根据国内产业特点灵活进行补贴和有效保护

在WTO框架下，通过实施过高的名义关税提供对战略重点产业保护将遭遇强大的国际压力。可以适当地根据产业的技术特点，来安排必要的阶梯型关税，增强对重点产业的有效关税保护。WTO的相关协定对于补贴和国内税的要求则主要体现在非歧视的原则上，因此，可以根据本国产业在技术上、文化上和产品上的差异，实施形式上的非歧视、而实际上偏向于国内产业的补贴政策和税收安排，从而为本国产业提供支持和保护。

参考文献：

1.BaldwinR,RobertN.Freetradeagreementwithoutdelocation.Canadian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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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randerJ.,B.Spencer.TariffProtectionandImperfectCompetition.inH,Monopolistic

中美贸易战论文第6篇

[摘 要] 建立在新贸易理论基础上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发达国家得到广泛应用。本文简要分析了美国、欧洲、日本实施该类政策的情况，提出了对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 战略性贸易政策 出口补贴 关税 一、引言 20世纪 80 年代，以克鲁格曼、 赫尔普曼 、 兰开斯特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发表了关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与国际贸易的论文，认为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是当代国际贸易的基础，由此产生了新贸易理论。在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布兰德、斯潘塞等人提出了著名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它动摇了传统贸易理论认为的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证明了政策干预的合理性。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借助生产补贴、出口补贴、进口关税、研发补贴、保护国内市场等措施，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增长，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带动本国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从而转移国外垄断厂商的垄断利润，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国际比较 在引起理论界重视以前，战略性贸易政策已被许多国家广泛应用于许多产业，作为国家产业政策已显示出其比采取单一手段更大的优越性。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欧洲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对飞机生产的支持政策和日本70年代开始的以半导体为目标产业的政策显示出了一定的正面效果。 1.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1985年里根政府宣布“贸易政策行动计划”，开始了外贸政策的全面调整，其核心内容是变“无条件自由贸易”(Unconditional Free Trade)为“互惠自由贸易”(Reciprocal Free Trade)，目标在于保证外国市场对美国开放，保障美国获得更多的出口机会。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授权总统对贸易对手不合理或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可单方面采取制裁措施，这就是所谓的“超级301条款”。1989年布什政府制定了“国家贸易政策纲要”，并加强对来自国外的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抨击，单方面宣布有关国家为“重点观察国家”，迫使对方向美国开放市场。克林顿执政后，战略性贸易政策主要内容是运用出口补贴、优惠税收、进口壁垒等措施，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谋取规模经济收益，并借机分割他人的市场份额和利益。 2.欧洲在飞机制造方面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在飞机制造方面美国一直占有主导地位，是美国科技实力的显著标志。欧洲各国长期以来希望发展本国的飞机制造业，以期与美国企业竞争。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欧洲各国政府为合作开发飞机生产进行了两次重要的努力。其一是英法共同开发协和型超音速飞机，两国政府为开发这种飞机提供了强大的财政支持。该项目在商业上虽收效不大，但却对欧洲共同生产飞机（即生产空中客车）产生了技术外溢；其二是欧洲各国组建空中客车公司，生产大型客机，直接与美国飞机竞争。公司的资本费用和其他成本由成员国政府补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例子。空中客车公司成功地生产出商业上可行的飞机，尤其在小型客机中，在性能和运行成本方面，能与美国波音公司一决高低。迄今为止，空中客车公司是商用飞机市场上能与美国波音公司抗衡的惟一大型飞机制造商。 3.日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日本从20 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产业政策转向以高技术产业为重点。最著名的政府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政府对半导体工业的支持。日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集产业政策、贸易政策为一体，在实施过程中注意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相协调。具体措施包括：利用关税实行差别进口待遇的手段，对原材料、燃料和生产资料执行低税率，而对消费品执行高税率；通过限制外国资本投资日本国内市场（尤其是钢铁、化学等重化工业）， 实施幼稚产业保护政策，隔绝本国企业与国外企业竞争的渠道；通过外汇配给制，鼓励和支持技术引进；利用政策性融资、特别租税措施，以及关税等扶持主要产业的发展；对优势产业实行出口激励。 通过以上分析，至少可以得出上述国家在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时的共同点：一是即使存在贸易摩擦，战略性贸易政策也是在多边国际贸易框架内实行对外贸易政策；二是多种政策措施密切配合，尤其是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配合；三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优先考虑高新技术产业；四是对政府补贴的运用；五是有差别地使用关税政策。 三、对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利用WTO所允许的对相关产业保护的规定，实行适当的贸易 保护。第一，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保护。鉴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还不具备全面参加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也可在一定过渡期内保留对某些高技术企业的非关税保护措施，诸如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或其他进口数量限制措施，以及修改或撤销关税减让义务。上述保护措施在WTO主要的货物贸易多边协议中明确说明对“特定工业”是允许的。第二，在WTO的相关协议中，存在着大量的例外条款，以便在特定的情况下保障成员国其他重要的利益。第三，WTO管辖的是成员国的对外贸易，而对于其国内政策，WTO往往无法进行干预。 2.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尽快扭转我国R&D经费占GDP比例过低的局面。这里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活动提供补贴，以弥补技术外溢给其造成不能获得全部收益的损失，增强其技术创新的动力，同时，也为高新技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应有的支持。二是政府直接投资科研项目。许多前沿及基础科研项目对于企业而言由于受跨学科、投资回报期限及人力、财力等限制而显得勉为其难，而这些科研活动对国家长远发展十分重要，这就要求政府出面协调、组织，并给予财力上的支持。 3.政府在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时应特别注意扩大其规模，使其获得规模经济效益。战略性贸易政策能提高本国福利是建立在规模经济的基础上的。但是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市场集中度低，企业生产成本较高，不具备应有的规模经济。

中美贸易战论文第7篇

关键词：贸易失衡；跨时贸易；跨时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F7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1-0044-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是相对封闭的，虽然有一些对外交往但规模很小也还没有引进外资的做法，进口所需的外汇完全由出口多少决定，这种量入为出的对外贸易模式使我国的贸易基本保持了平衡。改革开放后的前几年，对外需求和对外供给的活力得到释放，对外贸易的规模扩大，我国的对外贸易有顺差的年份也有逆差的年份，且逆差的年份居多。主要原因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国外先进的设备和生产资料有着旺盛的需求，而我国在劳动力密集的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尚未得到开发和形成。我国持续的贸易顺差是始于1994年，除因受亚洲金融危机和中国入世影响的短暂几年外，我国的贸易顺差持续增长。尤其是2005年贸易顺差较上年增长218%，各界对贸易失衡的关注达到顶点，国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缓解贸易摩擦。2007年之后，贸易余额的增幅有所回落。2009年开始，贸易余额规模有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失衡的总体情况见表1。

我国自1994年以来持续的贸易顺差已经形成了贸易失衡，但贸易失衡并不是我国独有的现象。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分别在三次工业化过程中的不同时期都曾出现过大规模的贸易失衡，而且持续时间较长。根据克鲁格曼的跨时贸易理论，各国贸易的顺差、逆差是各国从事跨时贸易的结果，跨时贸易的模式（出口当期产品，进口未来产品或进口当期产品，出口未来产品）的改变决定了贸易顺差、逆差的转换，而且跨时贸易模式主要受跨时比较优势的影响[1]。跨时比较优势又与一国的技术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成本、国际分工地位和产业结构有关。

工业革命前，世界贸易的基础是各国的自然资源和各自固有的生产技能的差异，贸易的功能在于互通有无和商业牟利。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各国和世界的自然经济结构，世界贸易的基础不仅仅是各国的天然资源，各国生产技术、产业规模不同而产生的生产成本的差异成为决定贸易模式的重要因素。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发展，劳动力成本优势引发的产业转移对贸易模式的影响越来越大。国际贸易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从英美的独霸天下、德日的崛起再到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和中国的赶超，各国的贸易也经历着顺差、逆差的不断变化。本论文将各国贸易顺差、逆差的转换看作是跨时贸易模式变化的结果。选取对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的贸易失衡的历史演进进行分析，以期找到影响各国贸易顺差、逆差转换的普遍规律即隐藏在跨时贸易背后的技术优势、经济结构和国际分工的变化。之所以选择这四个国家，因为它们在国际贸易的不同阶段曾发挥过主导作用，且都是世界经济的大国。通过对这四个国家的分析和与中国贸易失衡的比较，我们就能清楚地发现我国贸易失衡演进历史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由于我国的贸易失衡主要是货物贸易的失衡，所以对各国贸易失衡演进历史的考察也限于货物贸易历史（英国除外），而没有将服务贸易历史纳入分析框架。

二、英国贸易失衡的演进史

为了清楚地描绘出各国贸易失衡的阶段性变化，本论文对各国贸易余额数据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处理。贸易顺差的年份用1表示；逆差的年份用-1表示；贸易平衡或缺失的年份用0表示。对英国贸易历史的考察阶段为1816至2010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和联合国的贸易数据库。由于英国货物贸易的特殊性及其大量的资本输出，“大进大出”的特点和对殖民地长期的原料掠夺使得英国的有形贸易长期逆差，而其无形贸易长期顺差[2]。为了更合理地反映英国的贸易情况，本论文对1993年以前英国贸易失衡的考察既包含有形贸易也包含无形贸易，1993年以后只包含货物贸易，其贸易历史的演进见图1。

从英国贸易平衡的点分布，我们可以将英国的贸易平衡情况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如表1所示：第一个阶段为1816―1930年、第二个阶段为1931―1947年、第三个阶段为1948―1986年、第四个阶段为1987―2010年。英国的贸易历史大致经历了顺差―逆差―顺差―逆差的演变。这种演变可以看作是英国跨时贸易的实践，是跨时贸易模式变化的结果。哪些因素推动着这种变化呢？影响一国跨时贸易模式变化的因素无非是其技术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成本、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等。

英国最鼎盛时期始于1763年与法国的七年战争结束后，18世纪60年代到187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英国确立了殖民霸权的地位，拥有了占世界三分之一的殖民地。始发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的霸主地位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之久。它让英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居世界之翘首。尽管19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歉收以及战争（主要是与其殖民地的战争）、外国工业的成长（特别是内战后美国的成长以及统一后的德国的成长）、关税和白银贬值所造成的出口渠道的阻塞，英国货物贸易逆差逐步增加。但是由于无形贸易的巨大盈余，英国总体的贸易仍然持续顺差，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殖民地巨大的廉价市场使英国产业集中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品上，而对新兴的钢铁、化工、汽车制造等产业的投资不足，未能跟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潮流。贸易也由发达国家转向英联邦内国家，英国未及时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到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变。英国对外投资增加，导致国内技术革新和企业投资不足，加速了英国产业的落后。英国对其他国家资源的控制加强了其殖民倾向，对外商品贸易长期赤字但对外投资收益长期盈余。各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和国有化，使英国的对外投资化为乌有，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贸易情况彻底逆转。二战后初期，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和主要工业国的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经常账户的失衡较轻微。英国的贸易也是时而顺差时而逆差，并未表现出持续的失衡状态。由于欧洲复兴计划，英国的贸易此时出现了较多年份的顺差。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由于浮动汇率制的采用和金融行业的技术进步使各国取消了国际支付的限制，以及石油美元循环，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扩大，贸易失衡的规模也逐渐变大。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劣势和产业虚拟化等原因，英国开始了持续的贸易逆差。英国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也从1870年的30%，下降到1913年的14%，1963年的7%及1987年的3%。

三、美国贸易失衡的演进历史

本论文对美国贸易失衡历史的考察从1790年至2010年，1993年以前的数据来自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993年以后的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数据库。两百多年来，美国货物贸易的历史演进如图2所示。

从图2，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国贸易失衡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为1790―1873年，美国贸易以逆差为主，偶有顺差的年份；第二个阶段为1874―1970年，美国贸易几乎完全顺差，偶有逆差；第三个阶段为1971―2010年，美国贸易几乎完全处于逆差，偶有顺差。具体统计见表2。总的来看，美国贸易失衡的历史经历了逆差―顺差―逆差的演变。在第一阶段，美国主要对联合王国（英国）、法国、德国有较多的贸易逆差，但对加拿大顺差居多。第二个阶段美国对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基本上都是顺差，但对加拿大和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转为逆差。另外，这一时期美国新增了两个重要的贸易伙伴――日本和墨西哥。美国对墨西哥基本保持顺差，对日本开始是逆差，从1933年转为顺差，1965年后又转为逆差。第三阶段特别是80年代后美国对几乎所有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保持逆差居多的情形，尤其是新增的贸易伙伴国中国和东盟。像美国贸易失衡历史的演进一样具有很强的阶段性特征，美国出口商品的结构经历了农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变。

美国的崛起始于1861―1865年美国内战之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丰富的自然资源、善于发明创造的国民性为美国经济的腾飞准备了条件。但是，1870年以前的世界是英国的世界，美国尚处于引进英国先进技术和产业的阶段，美国在1790―1873年以贸易逆差为主。19世纪70年代以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推动者美国有着绝对的技术优势，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其货物贸易也经历了近一百年的贸易顺差，而且在二战后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1946―1970年），美国经济的霸主地位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并未真正显现。在整个19世纪，农产品在美国出口商品中的比重超过70%，一直到一战还是主要的出口商品。虽然在1900年，美国已经变成重要的工业和农业技术的出口国。但此时美国的出口产品仅仅部分完成了从森林、田地、矿产部门向制造业部门的历史性转移。初级产品仍然占所有产品和服务出口的2/3（主导产品是：可再生动植物产品――棉花、谷物、肉类、木材和烟草）。美国相关的自然资源产品出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达到高峰[4]。二战前，美国在科学领域并没有达到领导地位。这一状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显著改变，二战后重大的科技与管理创新主要发生在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使美国成为第一次世界产业转移的主要推动力量，美国国内制造业的比重下降，产业开始空心化和虚拟化。自1971年开始，美国货物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美国经济实力的下降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美国加速了产业的空心化和虚拟化，美国的贸易逆差一直持续至今。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的份额从1870年的25%，增加至1913年的36%，1950年的60%；又由1963年的40%下降至1987年的24%。

四、德国贸易失衡的演进历史

德国是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中和中国一样处于贸易顺差的一端，德国的贸易顺差历史早于中国但和中国的贸易失衡大致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和相同的货币体系下。和中国一样，德国贸易受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较大。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的主体是美国，产业承接的主体是日本和原联邦德国。本论文对德国贸易历史的考察从1880年至2010年，1993年以前的数据来自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993年以后的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统计结果见图3。

从德国贸易平衡的点分布图3，我们可以看出：德国自1880年以来的贸易情况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880―1887年，德国的贸易顺差年份较多，但不具持续性特征；第二个阶段为1888―1913年，德国贸易表现为持续的贸易逆差；第三个阶段为1914―1950年，德国贸易由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两次中断；第四个阶段为1951―2010年，德国贸易持续顺差。具体统计见表3。德国贸易特征明显，阶段性很强，表现为一战前持续的贸易逆差和二战后持续的贸易顺差。

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促成德国工业以巨人般的步伐前进，使欧洲其他所有国家的经济，包括英国的经济，都落后了。同时，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获得，使德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又增加了宝贵的铁储备物。德国还占有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独特的优势：一开始就拥有比英国较陈旧的设备更有效的新式机械。而且，德国政府还通过建立运河网和铁路网、必要时提供关税保护和津贴以及制定能培养出一连串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和技师的有效的教育制度，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同时，德国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重要的推动者，这些因素使德国到1914年时能在钢铁、化学和电力工业方面超过欧洲其他所有的国家，能在采煤和纺织工业方面跟随英国之后[5]。二次世界大战对德国贸易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导致其中断了二十几年。二战后，欧洲复兴计划使德国经济复苏，德国承接了美国的一些制造业。自20世纪50年代起，德国持续了60余年的贸易顺差。20世纪以来，德国制造业的比重较美国、英国等国家更高，而且相对稳定。没有像美国和英国一样出现过度虚拟化和产业空心化，1870年以后德国工业总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0%左右。

中美贸易战论文第8篇

关键词：战略性贸易政策 发展中国家 比较优势升级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技术创新为引擎驱动经济内生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不可少的环节，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正确利用可以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当发展中国家利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时候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必须根据自身的国情和发展使命做出适当的调整。古典贸易理论基于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收益不变和不存在外部经济性的假定，认为技术条件、要素禀赋和消费者偏好不同导致的国内相对价格差异是国际贸易的原因。与古典贸易理论相对应的贸易政策是自由贸易，而且自由贸易政策是占优策略。基于其假设前提，古典贸易理论的逻辑无懈可击。遗憾的是，依据古典贸易理论很难解释普遍存在的形式各样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及GATT和WTO这样的推动自由贸易的国际组织的出现。问题的根源在于古典贸易理论的前提假设离现实太远，随着产业内贸易现象的大量出现以及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新贸易理论变应运而生。新贸易理论的假设前提正是不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收益递增和存在外部经济性，它能够很好地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新贸易理论在贸易政策领域的体现便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它认为贸易保护是占优策略，但会使各国陷入囚徒困境的局面，所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能很好地解释俯拾即是的绞尽脑汁的各种贸易保护手段和GATT、WTO这些国际贸易组织的出现，WTO正是为了避免世界各国陷入贸易壁垒高筑的“囚徒困境”局面而出现的国际协调组织。除理论解释上的成功外，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对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实践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要适应发展中国家的现实

肇始于发达国家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集中关注于通过帮助本国企业在国际产品竞争市场上扩大生产、增加出口来达到转移利润的目的，战略贸易政策的这样一种使用目的对发达国家来讲是很适合的，却并不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和发展目标。一般来讲，一个产品或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内销到出口要经历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商业转化、产业化和出口这几个生命周期过程。

对于发达国家来讲，因为具有雄厚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创能力、完善的技术转化机制以及高端的产业和贸易结构，即它们在产品或产业成长的前期阶段都已具备了完善的基础，因而它们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如何扩大生产，占领更大份额的国际竞争市场，这决定了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目的在于关注产业成长后期阶段的生产和销售；然而，对于基础研究和技术创能力薄弱、技术转化机制不健全以及产业和贸易结构低端的发展中国家来讲，许多产业（尤其是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尚不具备前期成长阶段的基础准备，如果就照搬发达国家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思路（利润转移理论），用于为产业后期阶段的扩大生产、增加出口提供策略支撑，这种舍本求末的做法将使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缺乏适用性，也不会起到良好的效果。一国的产业和贸易结构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所以提升要素禀赋结构是改善产业和贸易结构的根本，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应该循此思路来展开研究，探讨如何通过战略性贸易政策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产业发展、贸易结构升级提供帮助，这与发达国家基于利润转移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有很大不同。

二、发展中国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

与发达国家基于利润转移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相比，发展中国家基于比较优势升级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表现出以下不同特点：

1. 实施目的不同。

如已经论述的，由于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处于不同阶段，面临着不同的经济发展目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着不同的实施目的。这一点不同是基础性的，由此决定了以下的其他不同点。考虑到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的不同实施目的，国内学者基于利润转移视角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适用与否的争论都是不相关的，赞同亦或反对都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一旦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思想与我国的产业的成长阶段和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基于技术创新、产业发展和比较优势升级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在我国有很好的适用领域和广阔的研究前景。

2. 实施手段不同。

发达国家传统的基于利润转移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其常用手段直接以贸易政策的形式出现，如进口关税和配额、出口补贴和信贷等等；而发展中国家基于技术创新、产业培育、贸易结构升级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其手段可能间接地以产业政策的形式存在，如基础研究组织模式选择、研发补贴、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国际研发合作安排、产业集中度选择、率先注册国际技术产业标准等。

3. 结果不同。

发达国家基于利润转移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往往表现出国际对抗性，是通过以邻为壑的方式获取利益，所以常常以“囚徒困境”结局；发展中国家基于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从外部经济理论出发，考虑到技术创新的知识溢出效应，对博弈双方是互惠的，不会导致“囚徒困境”的局面，故发展中国家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也可以用来抓住与发达国家的合作机遇，为本国的技术学习、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4. 政策制定的策略原则不同。

完全竞争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是占优策略，而基于利润转移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则认为贸易保护是占优策略，这两种政策制定的策略原则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和机械性，也与现实中各国制定贸易政策的原则不符。所以，发展中国家基于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目标和经济约束条件做出更加灵活的安排，既可以是贸易保护，也可以是自由贸易，以吸收上述两种策略原则的优点。要善于竞争，更要学会合作，这才是策略博弈的艺术所在。比如，当某种发展中国家所需的国外技术是以产品贸易渠道进行扩散时，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利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手段增加该产品的进口，以加快技术学习的步伐。

三、发达国家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践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虽然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国情和所处产业发展阶段的不同，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上述诸多差异，但其研究思想——贸易政策国际互动对企业竞争地位的影响进行博弈分析——与肇始于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仍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从发达国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历史实践中还是可以得出一些能够指导发展中国家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践的一般原则。

1.日本和美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经验

日本是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并取得了辉煌战果的典型代表。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通过限制进口以促进出口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使其汽车工业、半导体工业和通信电器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并占领了美国等传统出口国的市场。日本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有以下几个方面：

（1）遵循循序渐进式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路径。首先，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象来看，从资本密集型产业开始，等到这些产业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具有了较强的竞争力以后，逐渐减少对其保护，然后将保护中心转移到技术密集型产业上来。这一方面反映了保护的暂时性，也保证了保护的渐进性，使得产业升级能够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帮助下按经济规律有序进行。其次，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手段上来看，表现出从“硬扶持”向“软扶持”转变的特征。先是对保护产业给予补贴、退税、低息贷款等资本支持，随后则转向提业发展指导、信息服务、组织联合研究上来。这一方面符合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保护需要，也顺应了WTO的规制，因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为国内企业提供保护的同时，强化国内竞争。贸易保护带来的温室环境，容易使国内企业丧失不断进取的动力，所以如何在保护的同时强化竞争就变得非常重要。而日本政府在这一点上则做到了良好的平衡。

在日本的强力竞争下，美国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具有战略性贸易政策色彩的保护手段。包括对传统和新兴市场采取不同的出口战略，在公平自由贸易的名义下提出了一系列反倾销、反补贴条款。此外，美国一直对军事技术采取政府采购举措。美国还于1984年通过了《国家合作研究法案》 ，放松了关于合作研发的反托拉斯管制，使美国研发领域的合作有了显著增加，对增强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有着重要的作用。美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也有着不同的国情，它有着完善的金融市场、世界第一的基础研究能力和顺畅的将科学进行商业应用的渠道。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在这些方面差距都很大，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时必定有着不同于美国的研究内容。

2.法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教训

与日本和美国相比，法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则带来了较多的教训。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全，企业厌恶风险，技术相对落后，再加上法国政府追求安全、荣誉等非经济指标，法国的战略性贸易和产业政策采取的是政府直接介入新兴产业发展的方式，实行了产业国有化、指导性五年计划、将最强的几家企业合并成“部级冠军”、非关税壁垒和政府采购等举措。但总的看来法国的战略性贸易（产业）政策在提高高技术产业竞争力方面并不成功，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没有按照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而不是采用一步到位的策略。这违背了产业发展、产业升级的规律，难以成功。

（2）在为国内企业提供保护的同时，没有强化国内竞争。通过将最强的几家企业合并成“部级冠军”后，便没有能够与之竞争的市场力量，从而缺乏前进的动力，最终危及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3）法国政府对产业的扶持和保护没有注意到仍要发挥市场的基础指导作用。法国政府将国家的安全、荣誉等纳入产业政策的目标，而对市场需求的研究则考虑过少；采取一项政策时，没有邀请关注市场状况的私人专家进行协商，导致政策与市场相悖而不是对其进行补充。

3.发展中国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应遵循的一般原则

综上，通过对日本、美国和法国实行战略性贸易或产业政策的经验教训进行回顾，可以发现，战略性贸易或产业政策要取得成功需要遵循几点一般原则：

（1）战略性贸易或产业政策只是对市场作用的适当补充，不能影响市场基础配置作用的发挥。这就要求在实施战略性贸易或产业政策时，要让官员、产业代表和学界专家进行充分的协商，以使政府和市场发挥各自的应有职责，实现良好的配合。

（2）在为国内企业提供贸易保护的同时，一定要强化国内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否则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会由于国内企业的不思进取而成效低下。

（3）要根据产业发展各阶段的迫切任务和产业升级的客观规律制定合适的、循序渐进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做好保护的暂时性和连续性的动态匹配。此外，要根据同一产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对保护政策进行动态调整，以与产业发展不同阶段的需要相适应；按照不同产业的不同发展特征，制定适宜的扶持措施，切忌一刀切。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面临着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任务，需要以创新为引擎驱动经济内生增长，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应该借鉴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思想和发达国家的经验，但是在具体实施上则要考虑到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和发展目标的差异，从而明确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目标、更加灵活地变更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手段和策略原则，从而使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起到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发展和贸易结构优化的作用。（作者单位：河南大学经济学院）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三化协调发展背景下河南新型工业化发展动力与对策研究”（2012BJJ043）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保罗. 克鲁格曼著. 海闻等译.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

[2]韩民春，曹玉平.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技术创新研究的新进展[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2.5.

[3]韩军.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二种不同取向——对“利润转移理论”和“外部经济理论”的比较[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 16（6）

[4]胡昭玲. 战略性贸易政策及其适用条件评述[J]. 南开经济研究， 2002（3）： 51-53.

中美贸易战论文第9篇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211

【原刊页号】61～63

【分 类 号】f52

【分 类 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302

【 标 题】西方工业国贸易保护的历史演进和发展趋势分析

【英文标题】the evolution and prospect of trade protectionism in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zhang zhi-min

【 作 者】张志敏

【作者简介】张志敏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西方工业国家不同历史阶段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的发展变化，归纳了贸易保护的规律性和发展趋势，提出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贸易保护仍然是各国政策的支撑点，进一步分析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以及对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和贸易的重要启示。

【摘 要 题】贸易保护

【英文摘要】in this essay,the autho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s of trade protectionist theories and policies in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summarizes the regularities and prospect of trade protectionism,and concludes that trade protection is still the focus of the trade policies in every country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the author further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 of the new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our country to prac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关 键 词】贸易保护/历史/规律/趋势

trade protection/history regularity/trend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f75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549(2002)11-0061-03

一、西方工业国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的历史演进

1.亚当·斯密之前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体系创立之前就存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重商主义最早提出贸易保护的观点，尽管不够系统，但其理论的基本点：“鼓励输出、限制输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财富积累”已经被当时各国政府所采纳。一些贸易保护的手段诸如行政管制、高额关税、退还税款、发放奖金和补助金、特许证等被政府广泛使用。

16世纪后期的英国，重商主义的发展达到高潮。从17世纪开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员、学者先后提出自由贸易的观点，并且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发生了两场著名论战：一是关于放宽与法国贸易的限制是否对英国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和主张贸易保护的两大派别分别创办了各自的杂志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尽管两派在理论上各不相让，但政府还是执行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主张放宽英法贸易的条款未能得到批准。二是英、法、德等国的学者围绕国际经济是否存在内在平衡机制所进行的论战。以休谟为代表的学者从货币数量论出发，认为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和调节机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国际经济会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以斯图亚特为代表的学者则反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否定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机制，主张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这场争论在理论上也是难分胜负，但在现实中各国政府（包括当时比较先进的英国）仍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2.亚当·斯密之后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理论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视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标志。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张对内实现自由放任、对外实行自由贸易，主张降低关税和取消出口补贴和奖励金，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说”。大卫·李嘉图对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比较成本说”。绝对成本说和比较成本说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

然而，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并没有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各国的政策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在斯密和李嘉图完善自由贸易体系的同时，和其观点相对立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始终倡导贸易保护，为此双方不断展开理论较量。1860年英法两国签定了《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随后，英国又和其他国家签署了降低关税的商贸条约，从而使西欧各国走上自由贸易道路。《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的签定，标志自由主义政策在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这距离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问世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由此可见，开辟贸易自由主义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艰难。

3.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与政策

尽管自由主义理论从提出到付诸实践需要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但不能否认，自斯密创立自由主义体系以后，尽管也出现过李斯特和凯里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但一直到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产生，在170年的历史中贸易自由主义始终占据了理论上风。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人物马歇尔时期，虽然现实中各种贸易保护的政策不断被实施，垄断也不断出现，但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仍然是宣扬自由主义，在稍后出版的《工业和贸易》一书中虽然涉及到垄断问题，但他认为垄断和竞争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无本质区别。只有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提出，才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然而，现实却非如此，真正贸易自由的历史却非常短暂。自由主义在实践中获胜的同时就开始遇到挑战，因为从19世纪60、70年代开始各种垄断组织不断出现，并在各国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进而为国家垄断奠定了基础。同时，李斯特和凯里的贸易保护理论对德国、美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德国率先实行贸易保护，法国和美国分别于1881和1890年重新设立了关税法，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士等国也相继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各国互相用高关税封闭本国市场，互相用货币贬值及降低工资等方法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使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二战结束后，除美国以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均遭重创，美国对欧洲、日本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美国此时开始倡导自由贸易，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德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并日益强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卫美元为由提出，为了保持对外军事支出，维护冷战盟主地位，美国的贸易收支经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为此，必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上述历史表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不久，保护主义的政策则开始陆续在各国出现，到20世纪开始逐渐加强，在二战以后，尽管日益强大起来的美国开始宣扬贸易保护，但60年代以后随着日、德等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国又重新举起了贸易保护的旗帜。

4.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两次石油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都在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新的保护主义和传统的贸易保护相比，更具有隐蔽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