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6: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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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三十多年最大的成就就是消灭贫困，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区域性贫困的现实还广泛存在，地区间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差距明显，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因地域偏远、交通闭塞、环境恶劣、资源匮乏等因素成为贫困人口密集区。党的十之所以做出“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形成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的重大部署，就是要正视区域贫富差距的客观存在并下大力气积极解决。
二、以财政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一)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功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因自然垄断和市场缺陷等原因导致资源配置失效时，国家必须通过适当财政政策手段予以干预和弥补。公共财政势必要对这种干预和调控支付应有的费用，比如实行最高限价制度和强制拆分，这时政府就要从财政提供补助或弥补亏损。其他很多诸如城市公共道路、桥梁、防洪大堤等不能由市场方式解决的公共投资项目等就需要财政予以投资和补贴。
(二)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功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当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合理的分配现象，影响了社会公平时，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就要发挥:调解社会分配关系，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培训市场体系，健全市场网络，维护社会公平。财政政策主要运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制定实施发展规划，完善和监督市场机制，协调利益关系，并为市场提供必要的服务。
(三)充分发挥经济稳定器功能促区域经济发展
财政政策的稳定功能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模式来影响社会总供求。当供求趋于平衡时采取中性财政政策，以巩固和促进经济增长及社会稳定;当供小于求时则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以控制支出，力争结余，减少资金损失;当供大于求时，就要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以促进市场繁荣和发展。在结构调整功能上主要是通过税收调整、财政补助等，诱导企业和部门将资源往适合经济发展平衡稳定的方向投入。
(四)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财政政策的调整一定要为某一时期的发展战略和社会发展形势服务，是优化产业结构的有力杠杆。根据当前的问题和矛盾，首先要解决的是财政支出的“缺位”和“越位”问题。对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财政政策要加大调控力度，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强化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发展环保产业。
(五)充分运用税收宏观调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国民收入增加和消费增加时会相应提高税收，当经济出现衰退时，又要减少税收，以此防止经济过渡膨胀或走向萧条。更重要的是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制定和实施不同的税收政策，从而引导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
(六)通过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是中央扶持和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急需国家进一步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办法，优化专项转移支付结构，加大转移支付规模，尤其对老工业基地、革命老区、边远贫困地区、粮食矿产主产区、生态保护区等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减少地域经济发展差距和城乡差距。
1.绩效评价机制的不完善
项目审批完后，在资金下发之后，企业就轻视了对资金的管理。更是对资金的流向和数量都无法掌握清楚，更不要提有相应的资金上的管理或者监督人员的监督了，这使企业对项目启动中资金的用途出现了盲区，在这片他们不能掌握的部分中，不仅容易被人下手扣留资金，乱用资金，而且管理的松懈也会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2.资金的支出与回报和预算不成正比
在资金的实际使用中，完成任务的指标被曲解成了使用完项目资金，在这种目的的驱使下，不能保障项目的高质量完成的同时，由于对资金管理存在的缺陷，无法将资金高效的转换成生产力、对地区经济的影响也会降低，前期的经济投资根本无法保障后期的利益回报，企业这样根本就是做了一场亏本的买卖，造成支出和回报不成正比的情况。撇去利润不提，实际应用款项的时候，经常会出现预算超支的情况。改变资金的用途，私自挪用资金，一部分资金被用在“公款开销”上，多种因素最后造成了资金最后与预算不相符的情况。
3.国家对企业的帮助存在局限性
国家对企业发展给予了很大帮助，但是需要帮助的企业有很多，而国家在资金财力和人力精力上能给予的却是有限的。资源有限，自身能力不足，造成了企业资金管理和资金审批难的窘境。
二、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对策
1.企划案的审批验证
企划案中会有明确的支出款项、预算，在策划过程中，留出一部分资金用于意外开销很正常，所以预算一般是要比计划案和实际中使用的金额多的，同管理资金方面一样，企业同样很轻视对企划案内容的验证，而很多策划会钻这个空子，为了多要出一部分资金，企划案会夸大一部分事实，为了争取更多的资金，其实这也不为过，但是因为管理机制本身就不完善，在一开始就对资金的发放这样松懈的话不正是造成现在经济管理的问题所在么，所以加强企划案的审批是关键所以。
2.加强资金管理、完善绩效评价机制
正如上文所说，绩效评价机制的不完善，造成了企业对资金流动方向和资金数目不明的现象，所以，创新的重点不仅有需要验证企划案的真假，还要在解决验证企划案项目预算问题的同时完善资金管理模式也同样重要，也就是对绩效评价机制的完善，这样才能保证企业资金安全，稳固企业的经济发展。
3.分批发放资金
在上述两项问题解决后，考虑到即使加强了资金管理也未必能很好的解决问题，我认为，还可以通过分批发放企业项目资金来避免问题。在资金通过审批之后，不要将全部资金拨放给项目，可以在项目确认施工之前，按照企划案中预算的比例发放一部分，确保这部分资金不会影响工程开工的前提下，尽量少比例的发放，这样就不会担心资金被挪用，也不会担心耽误工程进程。详细的工作流程应该有条理，我认为应该先对企划案进行评价，然后考虑预算合理性、资金项目的合理性、资金使用合理性，在项目进程中，及时对项目完成的情况进行了解，合计预算，防止超支对企划案造成影响，这样才能做到合理、全面、客观的评价，最后才能根据情况对项目进行资金的发放，保证了资金充足，也能在项目不理想或者发现无法完成时资金可以及时收回减少损失。
三、对创新后企业财政经济的变化预测
我认为，在解决了策划书的审批不严谨、资金管理松懈等问题之后，首先，工作团队会对项目资金申请和预算统计更加用心，并且真实可信，因为预算合理，所以从根源上解决了资金会被不合理使用的情况，其次，因为有监督人员的存在，企业也更加关心工程并加以了解，解决了企业因为资金审批之后对工程不了解而资金被乱用的情况，最后，在工程实施时，考虑工程要求，预算合理性等方面问题，将资金分为几部分发放，在保证工程进度的同时，可以避免资金不够用的情况，更能在项目不理想或失败时及时收回未发放的资金，减少损失。企业整体变得更有效率，做事风格更加严谨，形成是一种良好的工作风气，令企业能够越做越好。
四、总结
我乡根据县局有关实施意见，认真做好各项衔接准备和组织实施工作，进一步做好政府收支分类和部门预算编制改革。按新旧科目编制年度财政预算，完善部门预算管理办法，深化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将各单位资金有效地纳入乡财县管，同时，有效地实现了项目支出预算滚动管理，也从根本上解决了过去一直存在的“重分配、轻管理”问题。
二、加强财政鉴督，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过去，我们在资金监管方面力度不够，存在“重分配、轻管理”问题，有时会出现项目重复、资金浪费、资金挪用现象，严重影响广大干部群众劳动生产积极性。对此，我们在县局和乡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调研，建立了项目资金绩效评价体系制度。近几年来，我们有重点、分层次地制定出绩效评价方法标准，对项目资金的申请、分配、使用、效益，实行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程科学论证评估。并建立相关人员责任制，将绩效评价结果与责任人的业绩考核相挂钩，不断强化绩效评价工作的力度，确立了以“结果”及“追踪问效”为导向的财政支出管理模式。今年，我们重点对预算内外资金的统筹安排，科学合理编制和各单位预算和预算的执行、落实情况进行追踪问效；对公教人员工资、民政抚恤、遗属补助发放过程中的“吃空饷”现象进行检查、清理、监督和纠正；对财政管理方式进行改革，推进“镇财县管”，取消镇属单位帐户，规范了财政资金的运行，切实提高了使用效益。
三、坚持艰苦奋斗，认真抓好勤俭节约工作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我们还突击抓好“三公经费”整治工作，不断降低政府机关工作运行成本。坚持一支笔审批制度，建立健全更加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狠杀铺张浪费之风。去年，我们在镇机关内切实加强了政府公务接待、公车使用、公务出差以及食堂、材料打印等工作管理，取得明显成效搞好增收节支。如今年公务接待费用比上年同比减少50%。为了推进政府采购工作，我们认真贯彻执行《政府采购法》和《招投标法》，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积极推行“管办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机制，大力推进“阳光采购”，政府采购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去年以来，我们在乡党委乡政府正确领导下，加强对各部门各单位物品采购、工程建设监督管理，凡大宗物品都由财政所统一招标购买，统一招标施工。我们进一步在镇机关内实施了政府食堂、材料打印、车辆燃油修理“三项改革”，取得明显成效。通过招标改革管理，近几年来全乡各部门办公经费、机关建设费用比过去下降了30%。以上。
四、强化内部管理，全面激活财政工作
近年来，我们始终把强化管理、规范运行摆上突出重要的位置，义无反顾，抓实抓好，向管理要效益，靠规范上台阶，全面激活财政各项工作。一是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严格规范管理。制定月、季财务工作计划，定期开展内部审计。建立固定资产管理的台帐、卡片、清单制度，确保了资产的安全完整、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二是着力抓好人员分工和管理。做到管帐不管钱，管钱不用钱，对现金支票、转帐支票、公章及私人印鉴实行分别管理，互相监督，相互制约。同时，对人员进行细致分工，细化目标，强化责任，使全所工作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做到人人有事做，个个想做事，并千方百计做成事。三是突出抓好惠农政策的落实。去年以来，通过涉农补贴“一折通”，共发放水稻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增支综合补贴、民政优抚、农民低保、村干部报酬、计划生育家庭奖励等惠农资金，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了搭建好为农服务的新平台，我们在中国农民网上创建了农民补贴“一折通”十问十答，每天都有专人管理，专人接待。
五、加强学习教育，不断提高财政干部素质
首先，物价总水平仍在低位徘徊，通货紧缩趋势尚未消除。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去年11月份以来，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开始出现负增长。今年1—6月各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下降了1．0％、0.0％、0．8％、1．3％、1．1％和0．8％，上半年累计同比下降0．8％，其中，食品价格下降了0．9％，衣着、家庭用品、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1．1—2．4％之间。7月份，物价下降的趋势仍在继续，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下降了0．9％，其中，食品价格下降0．9％，衣着类价格下降2．4％。生产资料产品出厂价格从去年6月以来就持续走低，至今没有回升的迹象。据统计，今年1—6月各月，生产资料价格与去年同月相比分别下降6．3％、5．4％、4．7％、4．4％、3．8％和2．6％。这些指标都表明：生产和消费两不旺，通货紧缩压力仍然存在。这种情况不利于消费需求的增长，不利于企业效益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也不利于生产经营者的正常投资和经营。我们认为，只要通货紧缩趋势存在，就应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带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其次，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方面，消费需求增长的后劲不足。特别是今年以来，消费增长势头明显疲软，上半年，我国GDP实现7．8％的增长率，投资和出口分别增长21．5％和14．1％，而占最终消费较大比例的消费品零售额，今年1—7月仅增长了8．6％，增幅分别比2000年和2001年同期降低1．4和1．6个百分点。居民储蓄率仍居高位，有关资料显示，到今年7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8．3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尽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总体上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动，在目前居民对社会经济预期并未实现根本好转、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新的消费增长点尚未最终形成的情况下，如果立即取消政策支持，消费需求则很难保持继续增长。应当看到，这几年我们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使投资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中，国债投资一直是社会投资的主体，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应仍有待提高。据统计，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其中，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为12．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1．55％，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投资增长分别为8．1％和12．7％，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8．45％。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势仍然强劲，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现1．45万亿元，同比增长21．5％，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增长24．4％，集体投资增长15．8％，个体投资增长19．4％。国有投资仍是今年投资增速上升的主要力量，而城乡集体、个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资本市场发展不力，致使货币传导机制近期内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不但国有经济没有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能力和动力，民营中小企业投资也得不到必要的金融支持。在缺乏有效引导机制、激励机制和相应体制环境的情况下，投资的自发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因此，现在如果停止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社会投资总量可能会变得起伏不定，甚至迅速下滑。在这些涉及体制、结构等深层次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之前，难以形成经济发展的自主动力，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不能中止。
第三，我国财政状况仍然可以承受。虽然1998年至今，我国累计发行了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财政赤字有所增加，但据统计，都在安全线以内。从我国今年1—7月份的情况看，国家财政收入1．03万亿元，增长10．6％，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将增长10％以上。尽管这一数字与前两年相比有明显回落，但仍高于GDP增长率，只要适当控制财政支出，估计今年财政赤字可能略超过但不会远远超过3％的警戒线。更何况，可以用来衡量一国资金供给能力的国民储蓄率在我国长期保持40％左右的高水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这意味着我国可动员的信贷资金相当充裕，承受赤字和债务的潜力较大，略高于3％的财政赤字率完全可以承受。在具备一定承受力的前提下，为了避免经济出现停滞，政府主动承担适当的结构性赤字，反而有利于避免将来发生更为庞大的周期性赤字，从而维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因此，目前国债发行还有一定的政策空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中长期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我国物价低位运行，内需自主扩张动力不足，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通货紧缩仍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就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势必影响今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特别是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关键时期，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促进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和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我国GDP增长率已从几年前的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7％左右，一旦落入“低增长循环陷阱”，再恢复快速增长必然要花费更大的成本，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将受到损失。因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一定的政府支出规模成为当前最现实的选择。况且，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继续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步伐、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保证国家安全等，还都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支持的力度；另外，银行的不良资产，企业的亏损挂账，社保欠账，在现阶段也只能靠财政解决。
目前，我们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是出于启动国内需求的需要，也是为了保证合理经济发展速度、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等多方面需要，而最终得出的结论。从这个角度上讲，在我国所处的特殊经济发展阶段，只有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及其成效。因此，目前还不是探讨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应该淡出这一问题的时候，当务之急，要认真研究如何通过调整其形式和内容，进一步丰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使其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中，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此，要从原来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应急的、短期的政策选择，逐步转向以启动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为主要目标的中长期政策，把着力点放在解决有关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在降低积极财政政策中长期化会引发的负面效应的同时，力求保持我国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1．继续发行一定数目的国债，把握国债投向；强化国债管理，提高国债的使用效率。在国债发行数量上，一方面，为巩固前期政策效果，促进长期稳定发展，必须继续实施以发行国债、扩大内需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又要适度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和增长速度，2002年维持1500亿元，2003年可以继续发行建设国债，但规模不宜扩大。
在国债投向方面，增发的国债首先必须用来保证在建项目如期竣工投产，严格杜绝“半拉子”工程。其次，要用好中央支持西部大开发的专项国债，建设好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第三，为了配合国企改革并更直接地拉动内需，可以适当增加国债对企业技术改造投资的贴息规模、扩大贴息范围，加强对科技发展的支持。特别是要增加对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市场潜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新产品研究开发投人，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在国债管理方面，不但要加强对国债资金的监管，保证专款专用，坚决防止重复建设，而且要通过不断完善工程招标监理制度和完工审计程序，切实提高国债资金的效益；对用于技改的项目也必须合理选择、科学论证、谨慎决策。除此之外，国债的使用方式也可根据需要适当做出调整。比如，可以适当加大国债投资资金中转贷给地方使用的比例，使地方独立地对自己的负债行为承担责任。这样不但能够减轻中央的财政负担，而且有利于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逐步发挥其对社会投资的基础性、带动性和引导性作用。
2．不断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切实扩大政策实施效果。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国际治理通缩的经验，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有两种：扩大支出和减税。要进一步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下工夫。
一要调整政府支出范围，优化支出结构。为了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率，增强财政的调控能力，政府财政支出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为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必须尽快改变竞争性领域政府行政性配置资源的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搞好经济的宏观调控，以便从体制上和制度上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重复建设和损失浪费的问题。政府的宏观资源主要用于增加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科学教育、环境保护、国防等方面的支出，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通过支持财政贴息、税费改革以及其他必要的优惠性措施，切实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减轻社会负担，为优化经济结构、增强企业活力并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创造条件。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规范部门预算制度、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切实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益。
二要灵活运用税收杠杆，有效启动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当前国内需求不振的形势下，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经济发展成为积极财政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必然走向。由于目前我国税负水平并不高，税收占GDP比重这一指标与国际相比是偏低的，而增支的压力却很大，因此，我们不具备全面的减税条件。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有针对性地调整税收结构和不断完善税收制度，努力培育和扩大税源，在不至于大幅增加财政赤字的同时，切实扩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为此，首先要对目前不合理的税制结构进行调整，或者根据需要，进行局部减税。其中，包括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增强企业的活力，并调动投资、生产的积极性；统一内外企业所得税，形成公平的税负，激发国内企业的投资热情；完善个人所得税，建立综合汇总征收制度，同时改革税扣标准，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征收力度，促进收入分配趋向公平；按照不同领域税负水平有增有减的原则，对环境污染等存在外部负效应的行为需要加征重税；尽快解决目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对股息红利所得的重复课征问题。其次，要加强税收征管工作，一方面，要严厉打击各种走私活动，严格杜绝偷税、漏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渠道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变被动纳税为主动纳税，使税收征管走上法制化轨道。第三，加快各项税费改革的步伐，取缔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减轻社会负担，以求扩大和培育国内需求。
3．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当前，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有效需求不足。据国家经贸委今年上半年对600种商品供求情况的调查，供过于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基本平衡的占13．7％，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要缓解需求不足，必须在提高居民收入上下工夫。目前，社会低收入阶层在不断扩大，城市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在增加，农民收入增长也十分缓慢。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有效启动居民消费，有必要进一步集中财政资金，用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和东西部地区收入差距，以及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上，从治本的角度改善居民的预期消费需求，达到拉动消费的目的。为此，第一，继续适当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为下一步启动消费创造必要的条件。第二，政府应通过落实有关就业优惠政策、结合结构调整广开就业门路、强化职业培训和再就业培训等措施，力争解决好当前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从根本上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第三，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就业和居民收入的增长。第四，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教育的投入，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农村税费改革步伐，促进农民增收减负。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总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美〕坎贝尔等著,朱平芳,刘宏等译.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林毅夫.现代增长理论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不断上升，我国的许多大中小相关性企业与科学技术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与创新。而我国节能与节能政策工作也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顺流前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与发展。虽然当今国际社会早已将节能问题放在关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但关于节能相关问题的改善却未能有良好的进步和实践发展，特别是节能政策与微观经济学共同发展的问题，更是成为了现今我国节能工作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掣肘问题之一。
一、节能内涵探析
在现今社会经济与能源资源的现状下，做好节能工作是能源资源高度短缺的国际问题的最重要的解决方式之一。其不但是高度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还将成为未来世界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之一。对于节能工作的自身内涵而言，在经济学的角度看来，节能的主要内涵是指，通过不断为企业减少不必要经济损失与成本预算的方式来为企业实现经济效益的一种经济模式。而在物理学看来，节能是不断通过减少自身的能源消耗，来控制自身的不必要损失的一种过程方式，其并不具备任何的某种特殊意义的内涵。
二、节能及节能政策在微观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探析
面对现今发展中如此重要的节能工作，各个国家与政府要想顺利的在自身的国家中发展节能工作，或者是推出一个具有一定经济意义的节能政策，就必须针对现今各个国家的微观经济发展中节能工作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然后找出根治的方法，才能真正意义的发展节能工作。
2.节能交易投资问题。该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现今市场购买节能商品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讨价还价以及其它方面的一些经济问题，再加上，节能商品的买卖双方都为了能够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在其交易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交易方面的资金危险，从而使得买方购买的节能商品并不具备其自身的某项功能。据相关资料显示：能源密集型的大公司用于节能投资的交易费用占到节能投资的3%～8%，而对较小额的节能投资或能源密集度较低的企业，这一比重要大得多。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节能交易投资对于现今的企业发展而言的重要性。
3.节能投资中的有限理性问题。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是由于节能商品的自身与节能政策的提出者本身对市场中的节能商品与节能发展，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并不能相对完善的考虑到节能发展的自身与经济的微妙关系，从而导致了整个节能工作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诸多限制。
三、节能及节能政策的微观经济政体的构建工作探析
面对尚存在诸多问题的节能工作以及竞争如此激烈的经济发展，我国的相关工作的管理部门势必要做出适当的调整与改变，才能更好的适应当今社会节能工作与市场微观经济的不断发展。为此，笔者在这里为节能及节能政策的微观经济学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以供专家人士对其进行参考与分析。
1.大力调节及控制节能装置的价格浮动与税收政策。我国的国家政府要大力调节及控制现今市场中的节能装置的价格浮动，借以做到最大程度调节我国节能政策与节能经济发展的作用。另外，国家政府还要不断完善与调节我国税收政策，从而做到为我国节能工作与节能政策提供更高意义的微观经济保障的作用。
2.不断完善现今节能市场信息的可靠性。对于现今市场中存在的节能信息风险，要想最大程度的提高市场中信息的可靠性，就必须对现今的节能市场进行适当合理的规划与完善，以此来不断增加节能信息的真实性、中立性以及信息传递与交易的可靠性。另外，国家政府还要适当的为节能市场提供有效的、可靠的信息，让国家的节能市场可以具备更加安全可靠的信息安全性与全面性。
3.适当的对节能经济提供激励政策。由于现今的市场节能经济政策的相关政策仍存在一定的不规范性与不完善性，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势必会造就节能工作在发展的过程中，处处受到限制，这种非积极性的限制，很有可能会造成节能工作者对自身的工作产生一些非积极性的思想，进而不利于整个社会节能工作的发展。因此，我国的政府势必要对节能经济采取适当合理的激励政策，从而在物质方面不断做到促进节能工作与微观经济不断发展的作用。
4.国家政府的相关部门要加强推动节能的规制政策。与其它政策不同，规制政策绕过了市场主体行为调整而直接干预市场结果，其理论依据主要是节能主体的有限理性。因此，国家政府的相关部门要不断加强推动节能的规制政策，以期做到最大程度为节能工作及节能政策的微观经济做出保障的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如此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我国的节能工作与节能政策要想与微观经济学取得更为深远的发展，就必须针对不同节能产品与节能技术以及不同的行业采取不同的手段与方式，为企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节能，推动其更好的为我国的节能工作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2] 王瑞,林振荣,谢永亮,吕磊,冯岩. 对节能政策和措施的探讨[J]. 河南建材, 2010,(01) .
[4] 郭琪. 中国节能政策演变及能源效应评价[J]. 经济前沿, 2009,(09) .
一、政府采购特殊性质
了解政府采购特殊性质,是发挥其宏观调控职能的基础,从政府采购的概念中,可以归纳出它的以下三个特性:
1.与一般采购活动相比,政府采购最根本特点在于其特殊的采购主体——政府。由此决定了政府采购必然要体现政府偏好,实现政府职能,并与其它政府政策相互配合。这是政府采购发挥宏观经济职能的基础与前提。
2.与一般政府活动相比,政府采购中的政府,是作为市场交易中的买方。因此,政府采购必须遵循一般市场交易规则,强调公平、公开、有效竞争。政府采购既可以通过所购商品劳务来满足政府日常运行需要,也可以借助政府采购形式来支持一定产业、技术或项目的发展。市场交易的方式为政府采购发挥宏观经济职能提供了灵活、高效手段。
3.与一般财政支出相比,政府采购仅限于购买性支出,而不包括转移支付。政府采购中有一套规范性、程序化的法律制度、规则,从而在制度上保证了政府采购发挥宏观经济职能。
上述政府采购特殊性质,既为它发挥宏观经济职能提供了条件,同时也设置了不少制约因素,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具体分析,以便扬长避短,正确利用政府采购中的宏观经济职能。
二、利用政府采购调节总需求
从各国政府采购实践看,政府采购的宏观经济职能主要体现在总需求管理、保护民族产业以及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
所谓利用政府采购调节总需求,即在总需求不足时,加大政府采购;在总需求过大时,减少政府采购,以此实现政府的反周期调节政策。
这是使用较早的经济职能,但作为政府采购来说,这一职能的运用会受到下述因素制约:
1.受政府采购规模制约:一般而言,政府采购约占GDP的10%左右,占财政预算总支出的1/3左右,因此,利用政府采购调节总需求,必须与其它政策手段配合才能凑效。
2.受政府本身职能限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采购的商品劳务,绝大多数是为满足自身日常运行之需,因此其数量、品种都是相对稳定的,难以随经济周期大幅调整,即使象基础设施那样的大型项目,也应当有一个长远的、稳定的规划,而不宜随便用作反周期工具。
3.受反周期政策本身效果制约: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非常复杂,往往既有需求方面因素,也有供给方面因素:既有数量方面原因,又有结构方面原因。象目前我国出现的经济增速下滑,就是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企业缺乏创新能力所致,如果用政府采购刺激需求就只能解决表面问题和短期问题。
综上所述,利用政府采购调节总需求,只能是政府采购次要的,派生的职能,并且只能配合其它需求管理政策使用。但政府采购对极少数重要商品的需求调节仍是有效的,如对重要原材料和粮食等少数商品就可利用政府采购来平抑市场,保证供给。
三、利用政府采购保护民族产业
许多国家通过立法,强制要求政府采购购买本国产品以实现保护民族产业目标。例如美国1933年的《购买美国产品法》,其宗旨即是保护美国工业、工人及美国资本。日本在贸易自由化之前,公开保护电信网络设备市场。可见,保护民族产业方面,政府采购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但政府采购这一职能的发挥,受到政府采购市场国际化、自由化的挑战。WTO于1996的1月1日生效的《政府采购协议》中就将国民待遇和非歧视性原则引入政府采购。该协议虽属诸边协议,申请加入WTO的国家可不必签署该协议,但是,发达国家都将《协议》与我国加入WTO其它条件绑在一起进行谈判。因此,我国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是迟早的事。其它国际经济组织如APEC、世界银行等也都有有关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规定。
面对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压力,我国应采取相应对策,以期充分利用好它保护民族产业的职能。
1.尽快构建、完善我国政府采购体系。目前我国政府采购仍处于试点阶段,而各类国际经济组织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步伐正在加快。唯有尽快建立我国政府采购体系,才能首先在国内形成统一的政府采购市场,迎接政府采购市场国际化;才能发现我国企业的竞争优势与劣势所在,并加以主动弥补;也只有建立起政府采购体系,才能规范政府购买行为,改变目前大量存在的机关、事业单位随意大量购买高档进口商品状况。
2.应尽量利用好发展中国家权利,在谈判中争取有利条件,在市场开放时间、开放产品品种,开放的资金门槛等问题上争取有利条件,延长保护期,扩大保护范围。
3.在政府采购具体操作设计中,应加强政府协调与指导的作用,并充分考虑我国市场化和工业化水平,做好各种政策配套工作,尽量使外企与国企在一个公平的起点上竞争。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是在想尽办法利用政府采购保护本国产业。如泰国法律规定,如本国产品符合国家标准,只要价格不高于其它国家产品的10%,则要优先购买本国产品;美国国防部、能源部、航空航天局的国内订货价格则明显高出国外订货,商业部也以国际收支为由优先采购国货。日本政府采购中的繁琐手续和长期形成的关系网,也使国外厂商望而却步。因此,利用政府采购保护民族产业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四、利用政府采购调整产业结构
政府采购可通过对所需购买的产品品种、质量进行选择,引导产业发展方向。但限于政府采购本身规模与职能,政府采购对产业结构的引导,应该将重点放在“市场失效”领域内,其典型就是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
众所周知,高新技术产业化过程,是一个充满风险同时又有着较大的“外部效应”的过程。一项技术创新,一般要经过下列主要环节:应用研究——技术发展——中间试验——市场化初期——产品改进和成熟——技术扩散。其中中试与初期市场化阶段是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这个阶段投资多、风险大而且又不易引起政府和市场的关注。中试环节薄弱是我国技术创新领域一大难题。而美国公司发展高新技术,其研究成果经过中试进入市场的约占55%,正是政府采购在该领域大显身手。因为政府采购能解决中试与初期市场化中的资金需求问题,并降低个别企业的风险水平。调节总需求,保护民族产业都是政府采购传统经济职能,但近年来,西方政府已将采购政策重点转向刺激技术的发展和新兴产业成长方面。例如美国
西部硅谷地区和东部128公路沿线地区高技术产业群发展迅速,是当今世界技术发展最活跃的地区,其成功关键即美国联邦政府的采购政策。近年来,美国政府利用采购法支持重要产业的成功例子还包括振兴集成电路工业,使美国重新夺回霸主地位。在克林顿政府的“全面经济计划”中,为扶植创新产品的初期市场,仅就计算机相关新产品的政府采购就达90亿美元。
我国的科研与生产脱节现象非常严重。在每年近2万项相当水平的科技成果中,真正产业化的不足5%。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当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值占工业总产值30%左右,其出口占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30～50%,而我国这两项指标仅为8%和6%左右。近年来,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逆差持续扩大,占工业制成品逆差的80%～100%。长期以来,政府一直重视技术引进与技术开发工作,并投以巨资,每年采购国外软技术的费用多达40～60亿美元。但用于科研转化为生产力的资金数量极少。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过去一些鼓励技术创新的优惠政策也消失了。因此,目前急需从每年几千亿元的采购支出中,划出一块用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
结论
我国应加快构建政府采购体系的步伐,这不仅是加强财政支出管理的需要,也是利用政府采购进行宏观调控的需要。根据政府采购的性质,在利用其宏观经济职能时,应做到扬长避短,同时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目前的采购支出中,要特别重视其保护民族产业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职能的发挥,而不宜提倡一味扩大政府支出,从总量上刺激需求。
参考资料:
〔1〕《政府采购》楼继伟经济科学版1998.12
（一）县域经济发展主体层面
首先，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层次较低下。当前，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资源性、关联性、混合性和复杂性，县域经济既依靠当地资源以大农业为基础，又混合有加工型、商贸型、采掘型等多种经济发展类型。但是，一方面我国绝大多数县域经济的发展面临基础设施落后、生产模式陈旧、科技创新能力低下、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欠合理、资金和高素质人才严重短缺等诸多制约因素，同时又多面临小农经济与规模化、山区经济市场化与边缘化、农村经济与城镇化、特色经济与工业化等诸多矛盾，特别是一些欠发达县域的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发展步伐迈得太慢，县域差距不断扩大。目前我国贫困线标准定得还较低，农村返贫率还很高，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资源匮乏、交通闭塞、发展环境缺失的偏远边缘化地域。另一方面，我国多数县域经济增加值构成中，第一产业的比重仍偏大，第三产业的发展依旧不足。2013年全国县域经济增加值构成中，第一、二、三产业的占比约为21%、45%、34%，而同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二、三产业的占比约为10%、44%和46%，第三产业的GDP占比第一次超越第二产业跃居第一。同时，我国县域经济的产业层次也普遍较低，以价值链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产品多属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资源的消耗量较大，环境的污染度较高，经济和社会效益较低，第二产业对第一产业的反哺效应不显著。
其次，县域经济间发展的差距日趋显著。我国幅员辽阔，各县域因社会经济发展的地理区位、要素禀赋、政策制度、产业结构、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致使县域经济间的发展差距呈扩大趋势。地理区位上，沿海地区或中心城市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原有基础好，再之引领改革开放，率先占据了经济发展的优势，而地理位置边远的内陆地区或山区原有经济基础薄弱，自我发展能力低下，改革开放步伐较慢。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县域间要素流动的速度不断加快，地理区位优越的县域因集聚优势和规模报酬递增等形成的正能量促使其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并与地理区位不占优势县域间的经济发展形成差距且日益扩大。政策制度上，虽然国家从宏观层面出台了统一的政策法规，明确了基本框架或内容，但实践中各县域结合自身实情会将制度地方化、习俗化，其实施的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安排会差异于国家统一的政策框架，同时国家对一些区域实行以放权让利为前提条件的倾斜政策，会使这些地区的试点县域获得从其他地区转移过来的超前利益，进而扩大了县域经济发展的差距。资源禀赋上，由于众多县域将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地方特色资源的开发上，而特色化资源工业的发展是县域经济发展中短期内最易见效也是环境约束最少的现实选择，由此所形成的不同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是各县域发展失衡的重要致因。产业结构上，由于各县域资源空间配置和产业要素聚集状态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县域产业结构类型，其对未来一定时期县域经济发展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协调具有决定性作用，进而形成了县域经济间的发展差异。社会文化属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由于自然条件、社会发展、文化风俗等差异性的共同影响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当地文化，并通过文化观念与文化价值体系等形式作用于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等，进而影响到县域经济的发展策略、产业结构、管理模式等方面而导致县域经济发展的差异。
最后，县域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且人力资源素质偏低。一方面，县域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主要表现在产业核心竞争力缺失、特色经济发展趋同，工业投资规模缩减、交易市场容量有限、固定资产投资速度减缓、科技教育投入不足等。近年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收入持续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正步入黄金时期。目前，我国改革忽视了作为县域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第一产业的发展后劲战略，一些基础性和新兴的第三产业如计算机信息、科技服务等发展仍后劲不足，导致基础产业不基础，弱质产业仍不强。同时，县域经济发展资金的业务范围与实际职能不相符合，加之现行税收征管体系中增值税、所得税、消费税等主要税种的征收税款大部分集中在中央及省级财政，县级政府则较少有独立稳定的税收收入致使县域经济缺乏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而发展后劲不足。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县域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多为年龄长、体质弱、能力差的留守农业居民，且其多聚居于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薄弱、交通运输不便、教育发展落后、收入水平和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的老少边穷县域，人才既进不来也留不住，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同时，由于我国高等教育中重基础教育和理论教育、轻视技能培训和实践锻炼等现象依旧存在，导致低学历者接受新鲜事物、创新创业能力较低，而高学历者劳动技能又不如低学历者，使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不牢、动力不足、活力不够、潜力不大。
（二）财政政策体系层面
首先，税收制度体系缺失。我国不尽合理的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税收结构、城乡二元税制严重阻碍了县域经济的均衡、健康发展。我国现行税收制度是在1994年推广分税制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的，它对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实行相对较低的税率和标准更宽的税前扣除政策，给予外资企业超国民企业待遇，对农民实施有别于城镇居民个人和企业的扣除一定成本后对利润征税的总收益征税，形成了县域非均衡的发展格局。同时，体现非市场性分配关系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也存有缺陷，人为操作痕迹明显，调节作用显现不足，实施效果不理想，政策过渡性意味较重：由于转移支付的初衷就是缩小县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和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转移支付的层层配套下拨方式，不仅限制了中央财政政策调控职能的有效发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基层政府的可用财力，使财政转移支付目标偏离了原定目标；税收返还的初衷是为了保障既得利益，化解改革阻力，而目前税收返还、基数返还、体制补助等成为转移支付主要内容的机制却阻碍了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县域政府的财政自给率低下，大部分在60%左右，特别是一些贫困县域的财政自给率仅有10%左右，而对转移支付的依赖性过度易产生思想惰性，使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等随之消减。
其次，财政支持力度不足。县域经济发展中的财政支持主要包括直接支持和间接支持，即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县域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除需在调整产业结构、培育特色经济等层面下工夫外，还须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虽然各级政府为此付出了诸多努力，如国家在县域经济的第一产业发展中对种粮农民实施直接补贴政策、产粮（油）大县和生猪大县奖励政策、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政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等，同时各县域又在国家政策框架内结合自身特点切合实际地实施农业扶持政策，如对粮食生产机械优先补贴等，这无疑给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但是，国家财政对农业投资的占比特别是其基本建设、技术信息等方面并没有持续攀升反而呈逐年下降趋势，致使县域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
最后，财政支出结构欠合理。一方面，财政支出的地域分布结构失衡。我国财政对不同地域实行了非均衡政策，如向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重心的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的财政政策导致该地域的公共服务水平和县域经济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另一方面，财政支出总额中各类支出的占比不合理。我国目前的财政支出中生产性支出不足而非生产性支出偏大，县域“吃饭财政”问题较为突出；除福利与抚恤支出和支农支出外，其他支出的时期和地域分布不均衡和稳定；财政用于科教文卫、城市管理、社会保障等公共项目的支出严重不足。国家财政理应通过合理的支出结构发挥其促进县域经济和产业结构优化的效用，但支出结构不合理的财政既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公，又会造成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失衡和滞缓。
二、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中财政支持的优化策略
关键词：财政收支结构，经济增长，多元线性回归
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有效配置资源，可是在市场不完善或有市场但运作低效从而产生市场失灵的时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节。这时以政治决策为基础的财政通过预算以税收等形式从各经济主体集中部分资源，然后又以预算支出的形式在市场失灵的领域重新给予安排，这也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所以国民经济是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混合体。从国际上的一般情况看，就政府收支占GDP的比重而言，公共经济至少占到了国民经济1/3的份额以上，所以以财政收支为基础的公共经济活动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我国自从1978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财政虽然经历了萎缩和分散的过程，但是财政政策始终是支持改革和经济增长的有力工具之一。在财政政策的实践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财政收支结构的优化问题：我国的财政收支结构在转轨过程中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财政收支结构僵化且不合理，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并存，削减财政收支常常无从入手。而导致这些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十分清楚哪些税收会对经济产生更大扭曲而导致更多的效率损失，又有哪些财政支出更加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这就需要正确分析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一、文献回顾
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分析。从宏观角度分析主要是研究宏观税负和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而微观角度则是解析各个不同的税种和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即分析财政收支结构的问题。本文的论述重点是微观分析，即研究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是因为为了促进经济增长，除了适当的财政总量政策，更加重要的是适当的微观财政政策，也就是财政结构政策（马拴友，2003）。
（一）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宏观分析
在不考虑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税收对经济具有确定的负效应。早在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中，税收就被认为会影响资本积累、减少资本投资，因此是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因素；而到了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经济学时代，凯恩斯主义者又通过税收乘数说明了税收对经济的负效应：在三部门经济中，假设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在总量税情况下税收乘数是，而在在比例税情况下税收乘数是（其中t为税率），不论是总量税还是比例税，税收乘数都是负的，即税收对经济具有紧缩性。因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税收政策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运用税收政策有意识地调节国民经济活动。当总需求不足时，为了防止经济的衰退和停滞，就应当采取减税的办法（如免税、退税、降低税率等）以刺激总需求；反之当总需求过旺，出现通货膨胀时，则应该采取增税的办法。这就是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外，供给学派（Supply-sideSchool）也提出了自己的税收观点，他们认为较高的边际税率会防碍经济活动的水平和增长率，并通过拉弗曲线（LafferCurve）说明了如何寻求宏观税负的最优点，如图1所示，在较低税率情况下增加税收，政府的税收收入扩大而不影响生产，但到达一定税率（E点）后，进一步增加税收则会导致生产和税收收入都下降，因此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大力削减边际税率来拉动经济增长。所以从宏观上进行分析，经济学家们普遍得出了税收会抑制经济增长的结论.与税收对经济的负效应相反，一般情况下，财政支出总体而言对经济是起促进作用的[1]。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同样通过财政支出乘数说明了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正面效应：财政支出乘数主要包括政府购买乘数和转移支付乘数，在三部门经济中，假设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在总量税情况下，两种乘数分别为和，而在比例税情况下，则分别为和（其中t为税率），不论是总量税还是比例税两种乘数都为正，即财政支出对经济具有扩张性。与税收政策相同，财政支出政策也构成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机抉择”需求管理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微观分析：财政收支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
以宏观分析为基础，经济学家更进一步从微观结构上分析不同的税种和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也是本文要重点论述的内容。
在税收结构上，经济学家主要通过各种税种对私人投资与储蓄的影响来分析税收的微观经济效应。首先，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纳克斯，1966），资本的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资本的积累又通过投资实现[2]。税收影响投资的机制是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边际收益率。一般来说，直接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的边际收益率的税种是公司所得税。Jorgenson（1963）、Sandmo（1974）等在研究税收政策与投资行为的关系时，构建了标准的资本成本理论模型。根据这个模型，公司所得税从两个方面来影响投资决策：一是对资本的边际收入征税，这可能使投资的边际收入下降而抑制投资行为；二是允许对某些资本成本项目进行扣除，这降低了资本成本而鼓励了投资行为。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旨在提高资本成本和降低资本边际收益率的税收措施将通过抑制投资增长而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任何旨在降低资本成本和提高资本边际收益率的税收优惠措施（如投资税收抵免）则将通过刺激投资意愿而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次，资本的形成又来源于储蓄，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增长的问题又是如何动员储蓄的问题（刘普照，2004），假设储蓄都能够被投资需求吸收，那么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表现在动员储蓄方面。影响储蓄的税收主要是所得税和流转税（在流转税中又以消费税对储蓄的影响最为重要），而所得税和流转税对储蓄的效应是有区别的，Due（1970）认为在与所得税产生同样多的税收收入情况下，流转税可能更加有利于提高家庭的储蓄比例，这是因为流转税虽然减少个支配收入，但是它的减少主要是用于消费的收入而不是用于储蓄的收入；此外流转税属于比例税而具有累退性，至少比所得税缺乏累进性；而在流转税下由“货币幻觉”导致的储蓄不变也是另外一个原因。所以，流转税比所得税对动员储蓄更有利从而也就相应地更能促进经济增长。
除了对税收的微观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外，也有许多文献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如Devereux和Love（1995）通过在一个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对税收实验的模拟说明了增加资本所得税、工资税和消费税都降低了经济的平衡增长率，但是经济对不同税种的动态反应不同，经济对资本税收的反应是导致要素从物质资本产生部门流向人力资本产生部门，对产出影响比较大；而工资税和消费税则减少工作总时间，没有出现要素在部门间的大量流动，对产出影响比较小；另外，Mendoza、Milesi-Ferretti和Asea（1997）则通过研究11个OECD国家26年的有效税率，发现要素所得税对私人投资具有显著负效应，而消费税与私人投资率正相关，在进一步分析后得出了所得税会降低增长率而消费税的增长效应依赖于劳动供给弹性的结论。
对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也产生了大量的研究。财政支出是由不同种类的各项具体支出构成的，为分析财政支出不同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不同效应，可以将财政支出划分为公共投资支出、公共消费支出、公共事业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四类（于长革，2004）[3]。对于公共投资支出和公共消费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通过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效需求理论和IS-LM模型来分析：公共投资支出是一国投资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投资支出不足，特别是在存在投资陷阱的条件下，公共投资可弥补私人投资之不足，使投资支出增加，经济增长率提高；而对公共消费支出，无论其来源于增加税收还是增发公债，都将减少私人消费和投资，这是因为公共消费虽然部分弥补了私人消费，但总消费和投资支出必然减少，同时政府增加公共消费必将使更多的公共资源从生产领域转向非生产性领域，从而使公共投资减少，有效需求下降，降低经济增长。另外，对公共事业支出的效应则可以通过内生增长理论，如阿罗（ArrowK，1962）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卢卡斯（LucasR，1988）提出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和罗默(RomerP.M，1990)提出的“知识驱动”模型等来说明。知识和技术进步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而且也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通过知识和技术要素的投人，其产出长期来看表现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知识和技术投资可以提高其它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的生产能力，并能将这些能力转化为新产品和新服务，从而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最后，对于公共服务支出，由于它基本上与生产无关，所以如果增加这方面的支出，必将使更多的资源用于非生产性领域，从而导致公共投资下降；虽然增加转移支付会增加可支配收入，但由于这些转移支付是一次性支付，因此私人边际消费倾向不会上升，消费不会增加，所以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上不利于经济增长。
对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有：Easterly和Rebelo（1993）全面分析了28个国家1970-1988年的数据，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结构有密切关系，一国的财政政策受政府规模的影响很大，并且某些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水平相一致。就具体财政支出结构而言，公共交通和通讯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总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财政理论通常将财政支出划分为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在最优状态下，生产性财政支出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比值应该取决于这两项支出对生产的产出弹性之比。Landau（1986）使用了1960-1980年的65个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样本，发现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有反向作用。相反的，Devarajan、Swaroop和Zou（1996）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即认为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是有正效应的。但是，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各种财政支出的效应不仅取决于它们在总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而且取决于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的份额比是否等于它们的产出弹性之比。当生产性财政支出所占的比例过高时，它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在边际上就成了负的，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该文得出的结论揭示了财政支出何以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对经济增长产生截然不同的效应，尤其是为揭示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量的生产性财政支出何以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二、我国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模型与数据
在总结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对我国1986年到2003年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回归分析，测算出各类财政收支具体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从而为优化我国政府财政收支结构提供决策数据，为财政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准确的信息。
为了分析我国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首先建立如下所示的财政收支结构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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