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情况报告优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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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中国10万多家民营科技企业中，总收入超亿元人民币的2627家，其中超10亿、20亿元人民币的分别有245家和108家。到去年底，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已实现净利润1074．3亿元人民币，纳税1015．5亿元人民币，出口319．8亿美元。

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透露，8月中旬将在长春举行“中国民营科技企业促进会年会暨世贸组织与企业竞争力高峰论坛”。来自全国各地约五百名民营科技企业家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将围绕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如何应对加人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创新与产业化、风险投资与融资等进行探讨和交流，共商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大计。

据称，民营科技企业实现民营机制与科技优势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其超常规发展，已成为推动中国科技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国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我国经济综合竞争力向前十名攀升

中国人民大学竞争力评价与研究中心最新报告显示，2002年我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继续上升，正从世界排名第14位，向前攀升。

该报告是以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提供的，49个国家、地区的314个最新国际竞争力指标为依据，按照国际竞争力要素评价体系结构测算中国国际竞争力的。

报告表明，今年中国国际竞争力总体有所回升，已由去年的世界排名第33位提升到第31位。从要素来看：

2002年国家经济实力竞争力继续上升，主要表现在投资、储蓄和适应性的竞争力有大幅度提高。但与此同时，最终消费竞争力有所下降。这一结果符合我国近两年来由于需求不旺，储蓄持续增加，在经济增长压力过大情况下，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导向。

2002年国际竞争力世界排名第31位，比去年上升了2位。其中汇率竞争力排名下降，但汇率政策的评分上升。国家保护的竞争力上升较大，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减弱对本国经济、贸易保护有关。经常项目差额、证券投资、商品及服务出口与进口竞争力均有所上升。2002年金融体系的竞争力世界排名第44位，比去年下移1位。

2002年科学技术竞争力世界排名第33位，比去年上升2位。除知识产权保护外，国民在国内外获专利数和增长率都有大幅提高。R&D支出水平竞争力三年来逐渐上升，2002年排名29位。R&D人员、技术管理、科学环境竞争力分别上升了3位、5位、2位，但尚未达到2000年的竞争力水平。

2002年国民素质竞争力世界排名第37位，比去年提高3位。人口特征与就业由于总量大，增长快，仍是有竞争力的要素。教育结构、生活质量、态度和价值观的竞争力均有大幅提高，这与我国积极推进科教兴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以积极开放态度面对全球化有密切关系。中美贸易和投资高速增长

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复苏迹象，虽然复苏进程中仍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但对中国对美出口未造成明显影响。同时，中国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增长。上半年中美双边贸易和投资都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

据中国海关统计，上半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到419．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7％，美国继续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上半年中国对美国出口298．7亿美元，增长19．3％，美国保持了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的地位。中国自美国进口121亿美元，下降3．3％。

中国对美出口的大宗产品有机电产品、家具、灯具、玩具、鞋类、纺织品、金属制品和塑料制品等，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有机电产品、光学仪器、医疗设备、化工产品、农产品(相关，行情)、塑料制品和飞机等。

另据外经贸部统计，上半年中国新批美国对华投资项旧1457个，增长18．74％，合同外资金额43．57亿美元，增长17．38％；美商实际投资24．54亿美元，增长19．71％。

目前美国500家大企业中已有300多家在中国投资。截至2002年6月底，美国在华投资项目累计已达35362个，合同美资724．8亿美元，美方实际投入369．24亿美元。美国已连续三年成为对华实际投资最多的国家。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已遍及机械、冶金、石油、电子、通讯、化工、纺织、轻工、食品、农业、医药、环保、金融、保险等国民经济的主要行业。

中国在美国兴办的贸易型和非贸易型公司也呈增长趋势。截至2001年底，经批准的中国在美企业共656家，协议投资总额约9．3亿美元，中方投资总额约6．9亿美元，涉及的行业有工业、科技、承包、服装、农业、餐饮、食品、旅游、金融、保险、运输等。

今年上半年，中美两国保持了高层往来的势头。2月，美国总统布什访华。随后，中国国家副主席5月份访问美国。两国经贸部门之间的交流也十分活跃。4月初，美国贸易代表佐力克访华；4月下旬，美国商务部长埃文斯来华与中国外经贸部长石广生共同主持了中美商贸联委会第14次会议。两国高层频繁的往来，为两国发展经贸关系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第2篇

中美贸易；贸易摩擦；现状；特点；趋势

[中图分类号]F75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11）08-0007-02

一、引言

中国和美国是国际上目前名列前茅的经济主体，同时，中美之间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特别是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美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大幅上升。因此，研究中美贸易的现状和趋势，以及目前两国之间存在的贸易摩擦问题，不仅具有典型性，同时，也对我国今后的战略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中美贸易现状

目前，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贸易伙伴为欧盟，日本居第三位。而中国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和首要进口来源地。双边经贸合作与发展呈现出持续扩大的态势。

自1972年中美正式建交以来，两国经贸合作交流呈稳步上升之势。1972年，中美两国贸易额仅为1288万美元。在此后的30多年里，该数目基本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美贸易额迅猛增长。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基本保持着较大的贸易顺差优势。仅仅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双边贸易增长出现下滑。据中国海关网站消息，海关总署最新报告指出，2008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达3337.4亿美元，同比增长10.5%，增速为入世7年来的最低点。200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2523亿美元，同比增长8.4%，7年来首次降至个位数；自美国进口814.4亿美元，增长17.4%；对美贸易实现顺差1708.6亿美元，增长4.7%。2009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2982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2208亿美元，下降12.5%；中国对美国进口774亿美元，下降4.8%。美方贸易逆差为1434亿美元，下降16.1%

三、中美贸易的特点

1.中美贸易规模大，发展迅速

中美贸易关系自1979年两国建交以来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中美双边贸易在世界贸易中占很大份额。尤其自2002年起，伴随着中国加入WTO，中美经贸关系更是进入加速增长的新阶段，至2007年，6年中美两国贸易年均增长率达到27.2%。随着双边关系不断深化，中美已互为第二大重要贸易伙伴。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08年美国向中国出口商品总额达697.32亿美元，自中国进口商品总额达3377.72亿美元，而1989年的数据仅为58亿和119亿美元。

2.中美贸易商品结构以互补性为主

中美两国贸易有很强的互补性，且在自由贸易的框架下这种互补还存在非常大的发展空间。这是由中美两国不同的比较优势以及在国际分工中各自所处的位置决定的。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主要商品包括玩具、灯具、鞋类、服装、家电、五金产品等。而美国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上优势明显，美国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包括机械设备、农产品、航空器、电子产品、化工产品等。其中，技术含量高的机电产品占相当大份额。另外农产品在美国属资本密集型。这都体现出了美国的比较优势。

3.中美贸易关系的不平衡性

（1）中美贸易顺逆差的不平衡性

按照美方统计数据，2008年美对中贸易逆差为2680亿美元，比2002年的1031亿增长了160%。造成美方贸易逆差的原因很多，或者可以说贸易赤字是美国财政赤字的一个部分。中美贸易的顺逆差情况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跨国公司带来贸易的转移密切相关，美国本身的产业结构调整、对华出口管制等也是重要因素。但美国把中美贸易顺逆差的问题归咎于中国因素，并以此挑起贸易争端。

（2）中美相互贸易依存的非对称性

在中国政府一直推行的出口导向型外贸政策下，我国外贸依存度比较高，已超过60%。中国经济对美国的依存度也是相当高，而美国队中国的经济依存度较低。这种相互外贸依存的不对称性主要表现为中美贸易在双边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不对称。正是因为这种不对称性，美国经济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较为显著，使得美国对中国有着较大的经济约束力，从而在中美双边经贸问题上较具进攻性。

四、中美贸易主流趋势

1.贸易摩擦：日益复杂的新问题，可能受影响而加剧

美国是世界上对我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诉讼最多、力度最大的国家。自1980年7月2日美国对中国薄荷醇进行首次倾销调查以来，共对我国出口产品实施了100多项反倾销措施，涉及中国产品的范围非常广泛，如纺织、家电、家具、化工、五金及农副产品等制造业，涉及的金额呈扩大趋势。反倾销摩擦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重要形式，同时技术性贸易壁垒摩擦是两国贸易摩擦的新形式，知识产权摩擦也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新内容。

2.中美贸易摩擦焦点凸现，贸易摩擦的领域不断转移和扩大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美在多十领域存在贸易摩擦．且摩擦的范围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其中纺织品、农产品、钢材、知识产权以及最近包括汇率、贸易失衡等在内的宏观经济领域是摩擦的焦点。

3.新趋势：摩擦不断升级，形式更加隐蔽

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但是形式更加隐蔽和合法，摩擦涉及到社会经济、政治和国际宏观经济稳定等方面的问题，从贸易层面漫延到整个社会层面。

自美国2004年3月18日上诉WTO指控中国对进口半导体征收歧视性关税以来，单一的单边诉论正在演变成多边诉讼，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纷纷加入诉论中国倾销和补贴的贸易中来。中美贸易摩擦还披上了“人性化”的外衣，由最初的贸易壁垒开始转向社会壁垒。

五、结语

大国之论，“和”则两利。当前，美国经济复苏进程仍不稳定，消费市场回暖尚需时日，经济形势起伏不定与失业率高导致美对华敌意仍未消退。但中美两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已形成相互开放、彼此依托的关系，“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已成为双方共同的认知。当前中美两国间虽横亘潜在阴影，但对话与协作仍是双边贸易的主题，双方互惠关系有待进一步加深。

[1]周颖.中美贸易：摩擦中前行[J].中国海关,2010(5).

[2]谢琳.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贸易现状及其改善策略[J].商业时代,2010(3).

第3篇

中美经贸摩擦在中美建立正常经贸关系之后不久就开始，并随着中美经贸交往规模的迅速扩大而愈演愈烈，从纺织品、服装、钢铁，到农产品、反倾销、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安排等诸多领域。然而，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摩擦，并没有阻碍中美贸易发展的进程，相反，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在纷起的摩擦战火中持续增长。

中美贸易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的失衡

中美贸易出现严重失衡的状态，实际上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客观地说，中美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这应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众所周知，对外贸易的规模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体现。伴随经济的强劲增长，中国对外贸易也迅速发展起来。贸易地位不断上升。1980年，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排名第26位，到2005年已经排在世界第3位。与此同时，中国产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不断上升，并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地。

中美贸易失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比较优势发生了显著变化。1971年是美国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的转折点。1971年以前，美国货物贸易一直是顺差，而服务贸易为逆差，总贸易额为顺差。但从1971年以后，美国的货物贸易出现了逆差，而服务贸易转逆差为顺差，总的贸易额从顺差变为逆差。从此，尽管服务贸易连年顺差，但一直不能弥补货物贸易不断增长的巨额逆差。进入2000年以来，美国一方面货物贸易赤字不断加大，另一方面服务贸易顺差连年减少。到2005年，其货物贸易逆差达7821亿美元，创历史纪录；服务贸易顺差为563亿美元。两者相抵，美国仍有7258亿美元的逆差。贸易逆差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8年的3%上升到2005年的6.5%。

显然，这反映了美国比较优势由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即美国的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中美贸易结构也反映了这一点。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处的报告，2004年，美国服务业对华出口增长率为20%，同期美国服务业出口增长率仅为11%；美国对华服务业贸易顺差达16亿美元。

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是导致中美巨额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要素禀赋不同，中美两国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长期以来，中国主要向美国出口纺织品、服装、鞋、玩具、游戏机、家用电器和旅行箱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主要向中国出口飞机、动力设备、机械设备、电子器件、通讯设备和化工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以及粮食、棉花等农产品。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处“美中贸易关系报告”，2005年，美国1/3的大豆和棉花出口到中国。中国已成为美国上述两种产品的最大进口国；同年，中国还是美国第二大民用飞机出口市场。

但是，多年以来，美国死抱住冷战思维不放，一直把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实行对华设置出口限制的政策。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覆盖了2500项产品，这些产品从军事角度看属于敏感产品，在出口前需得到美国的出口许可证。出口管制的结果，科技最强大的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贸易出现的逆差占到其整个对华贸易逆差的23%左右。

中美贸易的严重失衡也是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根据美国国际研究所研究，美国从中国进口的90%是替代原来从东南亚或南亚低工资国家的进口，只有10%是来自中国的直接的竞争。这就是说，由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美国同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连同贸易摩擦都转移到了中国。

中国目前的贸易主要模式是：从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以及欧洲国家如德国进口高技术货物和中间投入品，从亚洲、拉美、非洲等地进口原材料，然后将这些进口投入加工成中等技术含量的消费品，销售到欧美市场。相应地，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地是周边国家和地区，而对欧美，特别是美国形成大量贸易逆差。

中美贸易的严重失衡也源于统计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由于转口贸易统计问题，导致中美双方贸易差额统计的巨大差异。迄今为止，中美双边贸易仍有相当数量通过香港转口。因为美国出口以消费国为记录标准，一般根据出口商的海关申报记录，因此，美国对香港的出口，无论是否经香港再转口中国，一律看作是对香港的出口。这样美国官方统计的美国出口中国的贸易数额实际上只是对华直接的出口数据，这显然漏算了美国商品经香港转出口（间接出口）中国的数额，低估了出口中国的贸易额。在进口统计方面，美国进口严格遵守原产地原则，因此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数据已经包括了直接进口和香港转口部分，不需要调整；而中国学者认为美国进口中国商品时，将香港转口中国大陆的增加值也统计成来自中国的进口，因而高估了进口额度。国内学者认为，由此产生的统计误差达40%～50%。

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经营活动没有准确地反映在国际贸易统计中。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外商投资企业的贡献达50%以上。在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外商企业贡献率更高达60%和80%以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对华投资规模的扩大，对中国市场投资的不断纵深发展，跨国公司通过在华子公司的出口，而不是由美国的直接对华出口，使美国对华出口数额进一步减少，从而使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中美贸易失衡对中美贸易发展的影响

中美贸易失衡、双边贸易摩擦对中美贸易的发展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阻碍。相反，中美贸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自2001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是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增长的5倍，中国成为美国主要贸易伙伴中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2005年中美贸易额达2853亿美元。其中，美国自华进口为2435亿美元，对华出口为418亿美元。中国统计则显示，2005年中美贸易额2116亿美元其中，对美出口额为1629亿美元，自美进口额为487亿美元。

诚如罗伯茨指出的，美国的贸易逆差并不会影响美国的利益，任何试图消除贸易逆差的政策都会导致弊大于利，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国内宏观经济失衡。

与20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不同，由于日本对美的大量贸易顺差，导致美国国内大公司的反日情绪，要求政府对日本实行贸易限制。今天，在美国国内要求对华实行贸易限制的主要是一些小公司，而大公司作为中美贸易的受益者，普遍反对对华进行贸易限制，这构成美国内一支重要的维护中美贸易发展的力量。

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发展到现在，双方已互为重要贸易伙伴，经济上相互依存，这使双方有了一个和平解决经贸问题的基础。

尽管中美贸易失衡不会构成双边贸易的实质，但是其产生的不利影响却值得我们关注。

贸易失衡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机会成本。由于外贸持续顺差加上外资大量流入，国际收支双顺差导致中国央行被迫购买大量的外汇。到2006年10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高达10096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并且，外汇储备主要以美元储备为主。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庞大的政府赤字和居民家庭资产赤字的结果，是美元的走低。在此情况下，中国拥有的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资产、对美国政府持有的长期债券资产就会缩水，形成大量的外汇资产损失。另一方面，由于美元购买力正在下降，尽管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大幅上升，但以黄金和石油计价的外汇储备余额增长幅度相对大幅减缓，造成了我国国民福利的流失。理论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是一个资本稀缺的国家，但是事实却是资本稀缺的中国在向资本丰裕的美国低息放贷。这是有悖经济学常理的。

贸易失衡有可能成为中美贸易摩擦激化的导火索。随着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地位的提高，与美国经贸关系的加强，中美贸易摩擦将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存在，形式也将多样化。与此同时，由于中美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存在着差异，美方的防范意识也将继续作用于中美经贸领域并对中美贸易产生影响。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更多地吸引了美国政治家的注意力，这将有可能对美国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

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也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中国近些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带动因素是投资和出口，居民消费低迷。这种增长模式下的高速增长，一方面，必然导致对出口依赖的进一步加强和外部失衡的加剧；另一方面，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必将对原材料需求增加进而拉动这一类商品的价格上扬，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经济过热压力加大，同时，由于中国对进口原材料的依赖，也会使中国的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

有鉴于此，假如我国政府不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采取相应的措施，长此以往，不仅会损害国家的经济利益，甚至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也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我国必须在政策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尽量减少中美贸易失衡带来的不利影响。

对我国贸易政策调整的建议

当前，在不损害中国经济利益的情况下，政府应当怎样调整对外政策呢？

应适当调整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对于小国而言，偏向出口的增长模式有利于在贸易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改善福利，但是，对大国而言，这种增长模式在带动出口增加的同时，会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影响福利的改善。根据胡鞍钢计算，1996～2004年，中国因贸易顺差而导致的消费者剩余减少达2600亿美元；而由于中国出口退税补贴、价格低廉、中美贸易失衡等因素，美国消费者的福利增加达7000～8000亿美元。大国实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不仅有可能导致福利减少，更易引起贸易失衡，导致产生贸易摩擦。中国调整经济增长模式是缓解贸易摩擦、改善贸易条件的途径之一。

减少对出口企业的出口退税和补贴，激励企业实现技术升级和技术创新，通过自创品牌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自1985年以来，中国政府对出口企业的出口退税占出口额的比重由2.4%上升到8.6%，占GDP的比重由0.3%上升到3.1%，占中央财政收入比重由2.6%上升到29%。这种政策无疑推动了出口增加，但同时也产生了“劫贫济富”的影响：在国内，成为中央财政对富裕的外向型沿海地区的财政支持；在国际上，中国政府对出口企业的退税成为对主要出口国的补贴。以价格优势带动出口越来越成为中国企业出口的瓶颈。只有通过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创建自有品牌才能带动可持续的出口增长。

第4篇

关键词：经济危机；轮胎特保案；中美贸易摩擦；中美贸易前景

一、轮胎特保案

美国总统在2009年9月12日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带有强烈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轮胎特保案为美对华实施的首例特保，该案将不仅影响到中国近20亿美元的出口和10万人就业，还可能被美其他行业与其他WTO成员国效仿，产生连锁反应，对于恢复中的世界经济也是极为不利的。随即，中国商务部公布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汽车产品和肉鸡产品启动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审查程序，与轮胎特保案涉案金额大体相当，显然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

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美经济对话，已从以往主要由美国对中国汇率政策指手画脚，要求中国加快开放金融市场，转变为中国对在美投资安全和日益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忧。这场以“特保案”为开端的贸易纠纷并没有因中国的忍让和被迫反制就此止步，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经济危机下，中美贸易争端必然将到达新的，这种背景下的中美贸易关系也应引起重视。

二、中美贸易关系现状

中美建交30年来，双边的贸易关系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自1993年以来持续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且从2002年以后顺差大幅度猛增，中美贸易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2009年前6个月，尽管受到经济危机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冲击，中国仍然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和首要进口来源地。中美贸易差额的连年上升也导致了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主要集中在反倾销、知识产权、人民币升值和反补贴领域。

1.中美贸易不平衡原因

中美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规模最大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两国贸易发展出现不平衡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既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本身经济的发展特点决定的，也是由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分工决定的，甚至这也包括现行贸易统计体系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中美贸易差额。

(1)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分工

中美贸易差额的不平衡，实质是国际分工所处位置高低不同导致的利益分配链条上的层级关系，美国处于国际分工的高端，而我国处于低端，现行的贸易统计体系不能很好的反映国际商务活动的实际情况，从而夸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大力倡导推进经济全球化战略，发达国家将许多制造业的生产转移到亚洲发展中国家，于是才出现了大量物资产品在亚洲生产并向西方国家出口的新局面。

目前我国经济活动人口达7.8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明显，这也正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原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吸引了大量的美国投资，而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85％左右来自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其中大部份又是美国企业。从本质上讲，这种贸易加工型产品的出口并不真正意味着中国出口能力的增强，对美贸易顺差的大部分利润还是流向了外资企业。

(2)美国对华出口管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美国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性产业，劳动密集型、资源和能源消耗型及污染大的企业和附加值低的加工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美国需要进口大量的工业制成品，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需要美国的高新技术产品。但中国作为美国出口管制政策控制的国家之一，中国无法从美国进口到大量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因此对于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美国政府难辞其咎。

(3)亚太地区产业结构调整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中国加大外资BI进力度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产业调整和升级，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对西方出口摩擦比较大的商品的加工组装基地转移到中国，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和配件，在中国进行加工组装，继而出口到欧美的加工贸易格局。因此中国也成为了世界上主要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基地，这些国家向中国转移产业的同时，也将其在美国的市场和贸易顺差转嫁给了中国。可以说，中美贸易的不平衡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与美国贸易关系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的延续，体现着中国独有的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4)中美贸易差额的统计原则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教授K.C.Fung和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Lawrence J.Lau认为，夸大的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由于进出口统计的产销国原则、进出口计价因素、香港转口贸易因素、服务贸易因素所导致的。中美贸易差额统计应作四项调整：第一，船边交货记录原则转化为船上交货记录原则及成本保险费加运费调整；第二，通过香港或其他地方转口贸易扣除；第三，转口贸易加价；第四，服务贸易调整。

2.摩擦原因

随着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快速增加，美国为减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不断对中美贸易进行干预，设置贸易壁垒，中国出口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屡屡受阻，包括技术壁垒、知识产权和贸易救济等。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增多，涉及金额越来越大，涉及商品种类也越来越多，不仅包括纺织品、农产品、轻工产品，更涉及到机电产品和一些高科技产品。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调查形式也由入世前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两种扩展为了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四种。

(1)美国国内政治因素

自冷战结束以来历次总统选举中，对华政策总是两党候选人相互攻击的重要议题，这也是赢得选举最方便的武器之一。每逢大选临近，两党总统候选人就会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各种问题显示强硬立场，发表颇具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言论。

针对此次的轮胎特保案，关键也是政治因素作怪，政府向来与工会组织关系密切，维护工会组织的利益，是该党的政治意识形态。考察奥巴马总统白宫之路，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始终充当了坚定地支持者。为感恩，当选总统的奥巴马自然要给予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相应的利益表达权。就此而言，奥巴马通过轮胎特保案一点都不为怪。

(2)不断扩大的中美贸易逆差

统计数据表明，经济危机下，美国出口贸易额下滑严重，2009年前六个月，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303.9亿美元，下降了14.8％。自中国进口1334.4亿美元，美方贸易逆差1030.5亿美元，为保护本国产业，美国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蠢蠢欲动，设置壁垒，挑起中美贸易纠纷。

(3)儒家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冲突

亨廷顿认为，美国与中国的摩擦并非只是简单的经济摩擦，

而本质是“文明的冲突”，即儒家文明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人类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冲突将主宰政治，文明的差异将成为未来的战线。亨廷顿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对美国的安全会构成威胁。形形的“中国”在西方及亚太地区甚嚣尘上，尤以美国为甚。显然，中国与美国频发的贸易摩擦是现有的经济格局不能适应一个新兴国家和平崛起的真实写照。

三、中美贸易关系前景

虽然在现阶段全球经济危机下，中美贸易纠纷不断升级，但中国对美国的反击还是有所节制的，为对方留有余地的，中美贸易关系注定在合作博弈中不断发展，两国间贸易机会不断改善和增加。一家德国贸易公司今年8月报告表示，中国将取代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出口国，尤其是在目前美国经济开始反弹的情况下。至2008年底，约有1200家来自中国内地的公司在美国开设分部，为当地创造了7300多个就业岗位，去年，中国对美国贸易投资金额达到4.62亿美元。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中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与挑战，但两国的经贸关系始终是不断扩大，不断发展。因为发展的基础是中美两国人民从中美贸易发展中得到了切实的利益，中美经贸发展前景是乐观的。

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注定会是非常复杂的，互利双赢是中美经贸合作的显著特征，中美的贸易合作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做出巨大贡献。

总之，中美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是在曲折中前进，既存在贸易摩擦，也有经贸合作。双边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和企业的共同利益，而且也有利于整个世界经济和贸易关系的恢复与发展。只要中美两国，高瞻远瞩，以建设性的态度冷静处理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坚持平等、发展、互利，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必定迎来新的。

四、中国政府，企业对策

1.早日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对于中美双方来说，“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涉及中国的反倾销案件包含的一个复杂因素便是美国政府继续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即母国市场销售价格不得作为衡量该产品在美国是否不公平低价销售的标准。

中国企业要想成功应诉反倾销案件十分困难的局面仍然难以改变，如果中国企业说服美国政府承认中国市场经济，那么中国企业赢得反倾销案件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2.加强产业内企业的交流合作

国内产业重复生产，恶性竞争，导致竟相降价，是导致反倾销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利润有限，竞争无限的状况下，产业内同行业企业应进行一定的合作。任何一个企业企图独占一个市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阶段市场以竞争为特征，同行业企业，一定要加强合作，细分市场，避免在某个市场竞争过度，而在另一处市场处于真空状态。

3.扩大内需，改善中美相互依赖关系的不对称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贸易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是不对称的。从长远发展战略来看，从现阶段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来看，我国应将经济调控的重点放在拉动内需上，最庞大的人口数量，造就了广阔的市场，而且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潜在的市场需求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

4.构建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应包括下列指标：外国附属机构的进口、外国附属机构的粗口、外国附属机构在我国的销售、外国附属结构在我国当地的采购、外国附属机构在我国发生的相关成本等。更科学合理的反映我国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利得，改变现行统计体系给我国造成的不利局面。

第5篇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新近的中国物流发展报告预测，2011年我国规模以上快递企业(年经营额2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业务收入将达到700亿元，快递业务量将达到30亿件：加上其他快递物流实体的经营业绩，全年快递市场经营额将达850亿元，快递业务总量将达到32亿件左右。

雀巢111亿元收购徐福记六成股权

7月11日，雀巢和徐福记共同宣布，双方签署了合作协议。根据拟定的协议，雀巢有意以总价格21亿新元(约合111亿元人民币)取得徐福记60％的股份，徐氏家族将持有40％。徐福记现任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徐乘将继续管理新的合资公司。

周小川：中国将继续投资欧洲金融市场

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接受采访时表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欧洲金融市场都是中国主要投资市场之。

他表示，中国作为国际金融市场负责任的投资者，对欧元区和欧元直保持信心，并将继续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挥积极和稳定的作用。

中美签署反垄断合作谅解备忘录

为加强中美反垄断领域合作，中国三家反垄断执法机构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和国家工商总局7月27日与美国反托拉斯执法机构司法部、联邦贸易委员会在京共同签署了《中美反垄断和反托拉斯合作谅解备忘录》。

二季度中国企业IPO融资额占全球31.6％

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7月14日的第二季度lPO研究报告表示，即使全球经济充满不明朗因素、lPO表现不尽理想，但全球lPO融资额于第二季度仍按季增加39％，共有378宗，集资额达646亿美元。尽管lPO活动放缓，2011年第二季度，中国企业lPO宗数及融资额均居世界第　：共有108宗lPO，融资总额达204亿美元，分别占全球lPO宗数的28. 6％和融资总额的31.6％。

从安永提供的数据来看，中国企业的IPO活动在今年第二季度有所放缓。尽管海外投资者对“泡沫”的担忧依旧，对上市企业估值产生重要影响，但在长期上投资者仍旧看好中国概念市场的巨大发展潜力，因此愿意给出较高的估值。

英拉成泰国首位女总理

7月4日，原本在泰国政界默默无闻的女人英拉，在总理竞选中，击败了候选人获胜。

至此，媒体对英拉的关注度也再次提升。这是自1932年施行君主立宪制以来，泰国迎来的首位女总理。作为前总理他信的小妹，英拉在竞选中毫不避讳这种亲属关系。

中国与东盟建5个经贸合作区预计投资8亿美元

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7月26日在国新力新闻会上透露，目前中国与东盟成员国正在建设五个经贸合作区预计初步投资达到8亿多美元。他同时指出，有信二、在2015年实现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到5000亿美元的目标。

节能减排定方案资源环境税费改革或加快

7月19日召开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以及节能目标分解方案、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并研究部署了相关工作。会议明确了节能减排促进经济转型的发力方向，包括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推进资源税费和环境税改革等。

朱民正式上任lMF副总裁

7月1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MF)正式任命戴维利普顿(Davld Llpton)为第一副总裁。利普顿目前是美国白宫的经济顾问，以危机管理技能而著称。

与此同时，lMF任命前中国央行副行长朱民为副总裁，与其他三位副总裁道为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提供支持。

第6篇

摘 要 随着贸易摩擦日益复杂，中美贸易不平衡由综合因素造成：国际贸易产业的转移，中国企业自身因素，人民币升值，高科技产业及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等。中国坚持经济结构调整重视国内需求将使资源由出口部门逐渐转移到非出口部门，自主创新，从而减少对外贸易依存度，逐渐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

关键词 反倾销 反补贴 技术性贸易壁垒 贸易保护主义 自主创新

中美贸易关系自从两国建立贸易关系以来就在摩擦和曲折中发展。一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审议，与贸易有关或者无关的人权问题，正是中国“入世”前中美贸易关系特点的真实写照。中国“入世”随着两过经贸关系的发展，贸易摩擦出现的频率反到有所增加，美国成为了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最多、最激烈的国家。美过公司对海外竞争对手提出的倾销指控中，有20%以上涉及中国。尽管庞大的美国市场和迅速崛起的中国市场，以及日益密切的经贸往来，使得这两个国家相互之间存在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是如此激烈的贸易摩擦，不禁让人担心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景。美国贸易不是单纯的经济决策，而是经济利益和政治现实的平衡。

一、中美建交回顾

中美两国1979年建交，1980年开始相互给与最惠国待遇，自此双边关系迅速增长，到了2006年两国贸易已达到2627亿美元。中国不仅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众多的人口和高速增长的经济更是美国巨大的潜在出口市场。2006年美国对华出口592亿元,同比上年增长21.8%。2006年美国对华进口为2035亿美元，同比上年增长24.9%。

此外，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吸引外资的国家之一，而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大投资伙伴，摩托罗拉、可口可乐、朗讯、通用电器、通用汽车等美国大公司均在华投资。中国市场对美国的潜在和现实吸引力是巨大的。

二、贸易摩擦：日益复杂

美国是世界上对我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诉讼最多、力度最大的国家。自1980年7月2日美国对中国薄荷醇进行首次倾销调查以来，共对我国出口产品实施了100多项反倾销措施，涉及中国产品的范围非常广泛，如纺织、家电、家具、化工、五金及农副产品等制造业，涉及的金额呈扩大趋势。反倾销摩擦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重要形式。

反补贴是继反倾销之后的另一种非关税壁垒。2006年11月20日，美国商务部公告，宣布对来自中国的平张涂布纸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2007年2月2日，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指责中国为国内制造商提供补贴以刺激钢铁、木材产品和信息技术行业的出口。

技术性贸易壁垒摩擦。目前，美国设有技术标准和政府采购细则等在内的标准5万多个，私营标准机构、专业学会以及行业协会等指定的标 准也有4万个以上。中国几乎所有出口产品都受到美国技术标准和法规、产品质量认证制度、包装要求、检验和检疫规定以及环保等方面设置的限制，两国在技术贸易领域经常出现摩擦。

知识产权摩擦。知识产权、专利的外溢会影响到美国在对外贸易中的获益。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增强，美国在华利益涉及知识产权的份额日益增加。2005年4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推出《特别301评估报告》,提出中国知识产权侵权程度达90%以上，给美国造成28亿～35亿美元的年损失，将中国列入“重点观察国家”名单。

三、 原因：贸易发展不平衡

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是双方之间贸易发展不平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严重。自200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后，双方之间贸易差额不断扩大。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最大出口市场和顺差来源地。

（一）国际贸易产业转移

中美贸易差额正是国际贸易产业转移的结果，更进一步说是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制造业转移的结果。在中国的出口结构中，有一部分是由内资企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另一部分是由中外合资或独资企业生产的带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的产品。这部分产品出口占中国总出口额的60%以上，是构成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部分，其中利益的大部分为跨国公司所得，中国只得到其中很少的加工利益。因此，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中占大部分份额的美国跨国公司，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中美贸易在统计数据上的不平衡，但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背后隐藏了美国企业及关联产业的巨额隐性收益。

一项资料表明，如果扣除跨国公司的关联交易，美国贸易逆差将下降2/3，对华逆差下降30%；扣除在华外资企业出口的因素，美国对华逆差将减少73%；如 果再扣除加工贸易部分，这个数字将减少91%。所谓的“中美贸易摩擦”实际上是产业国际转移背景下的国家间利益博弈，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展中国家低端制造业转移，是跨国公司进行生产和经营环节的重新配置的结果。

（二）国内自身因素

在这场贸易战争中，中国也有一些促使贸易摩擦恶化的因素存在。由于我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源密集型的产品，商品结构低下，再加上我国人力 资本相对便宜，出口商品在价格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客观上会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冲击。我国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改善出口商品结构。在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资的情况下，贸易摩擦的恶化将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在调整出口商品结构、稳定出口的情况下，应进一步以扩大内需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

第7篇

在大国兴起的过程中,特别是当成为贸易大国时,必然会引起国际分工格局和利益分配 格局的巨大变化,这就致使新兴大国往往同现有国际体系和现有大国在经贸领域发生冲突, 从而导致既得利益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博弈。因此当大国兴起时,战略性贸易摩擦的出现 就具有了一定的客观必然性。目前,中国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而中美间 的贸易摩擦也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关键词] 大国兴起 兴起的中国 中美贸易摩擦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6-0042-06

目前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大国兴起与大国冲突的分析基本上都集中在大国兴起的影响以及大 国兴起与战争之间的关系上。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是世界变化的主要 原动力,它影响到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力量以及各个国家的地位。由于世界各 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尽一致,因此当前大国间的冲突更多的表现为大国间的经济冲突,日美 经济战和中美经贸摩擦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概言之,新兴大国在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 当成为贸易大国时,必然会引起国际分工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巨大变化,这就致使新兴大 国往往同现有国际体系和现有大国在经贸领域发生冲突,从而导致既得利益国家与新兴大国 之间的博弈,因此当大国兴起时,战略性贸易摩擦的出现就具有了一定的客观必然性。

目前,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尽管从表面上看,大国之间的战略 性贸 易摩擦源于某些经贸因素,如产业结构、经济政策、交易惯例的差异等,但究其实质是大国 之间对于国际地位和战略利益的角逐,所以贸易失衡并 不是中美经济摩擦的关键,美国对中国耿耿于怀的核心在于对其优势旁落的忧虑等其他原因 。 因此有必要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视角,从大国关系的战略高度来分析和总结中美贸 易摩擦的演变过程和规律性内涵。

大国兴起与国际摩擦相关理论

(1)霸权周期论。该理论指出任何霸权国家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向霸权的衰退和瓦解,但 是古往今来,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主动放弃它在霸权体系中所占据的优势和特权。卡赞斯坦 [1](Katzenstein)的研究表明,在国际政治经济霸权的周期变化中,往往会带来 频繁的经 济摩擦。无论是19世纪40年代英国霸权的上升时期还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霸权的崛起,抑或 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英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霸权地位的衰退,再或20世纪70年代 日本、德国经济的崛起,国际经济领域的摩擦都有极为显著的变化。金德尔伯格[2] (Kind leberger)甚至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部分地是英国作为霸权国家角色的接力棒交给 尚未完全形成霸权国家的美国而不幸落地的结果。拿这一理论来检验战后的贸易政策,可以 发现,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期间,它构筑起自由贸易体制并竭力维持;一旦其霸权地位下降, 便逐步从自由贸易的立场后退,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导致贸易争端不断。

(2)世界体系论。世界体系论认同世界政治存在霸权周期, 世界体系论以资本主义世界 经济体为基本的研究框架,深入地剖析了霸权兴衰的经济根源。这就是一国在获得霸权地位 后,即开始奉行自由贸易政策,但在维护霸权利益的同时,自由主义也孕育了霸权衰落的种 子,因为自由贸易难以阻碍技术知识在国家间的传播。在此情况下,其他国家将有可能依托 最先进的技术和装备跻身于最有利润的市场,以此蚕食霸权国家生产率优势的物质基础,进 而再度引发各国间的激烈争夺,导致霸权国家走向衰落和国家间关系的重组,进而爆发一系 列的经济摩擦。吉尔平提出当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经济充分发展,足以脱离对核心区的依附 并使投资条件有利于边缘地区时,核心国家就会采取保护主义的经济策略,而这种策略有利 于本国经济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核心区经济的衰退以及边缘地区经济的起飞,老的核心区 与新的核心区就会在市场、原材料以及投资方面不断发生冲突,而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 各种经济摩擦,这种经济摩擦会一直持续到新的核心国的完全崛起之后。

(3)文明冲突论。文明冲突论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大师塞缪尔•亨廷顿[3](Samuel

P.Huntington)提出。他指出冷战后“文明”已代替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经济因素等而 成为今后 观察、讨论、判断一切国际纷争的“范式”。主要的全球性政治冲突将发生在具有不同文明 背景的国家和集团之间,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冲 突将主宰政治,文明的差异将成为未来的战线。美国“9•11”恐怖事件的发生,不仅震撼了 全球,似乎也验证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预见性,即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 两大文明的冲突造就了“9•11”事件。亨廷顿对中国的兴起表示了担扰,他认为,中国的 历史 、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一个统一的 、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亨廷顿认为, 美国与中国的摩擦 并非只是简单的经济摩擦,而本质是“文明的冲突”,即儒家文明对西方文化的冲突。

(4)国家生命周期论。国家生命周期理论是胡鞍钢[4]教授借鉴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提出的 。它实际上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国家竞争的结果。国家就像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其经济发展 的历史轨迹存在一个生命周期。作为认识中国兴起的历史背景和分析背景,胡鞍钢教授认为 中国经历并将经历的不同四大发展时期是:经济强国和世界经济的中心期(1400―1800年) 、 现代化落伍者与经济大国的衰落期(1820―1950年)、经济追赶期(1951―2020年)与经济 强国期(2020―2050年),其构成了中国兴起的轨迹与效应。其中1950―1980年可视为中国 的国家成长期,1980―2020年可视为中国进入迅速发展期。显然通过以上分析,当一个国家 进入迅速发展期时,由于一国的兴起,不可避免地要对他国产生挑战。兴起的大国意味着该 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上升,意味着它要与原先在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分享在国际 事务中的主导权,因此必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冲突,可想而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 的今天,经济摩擦首当其冲。

应该说上述理论更多地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解析了大国兴起过程中的国际摩擦现象。本文 更加关注中国的兴起过程中中美贸易摩擦状况。

大国兴起与国际经济摩擦的必然性

1.大国兴起与贸易利益冲突

在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1953年以来著名的演讲之后,国际贸易专家开始认识到,一 个落后经济的生产率增长有时候可以降低技术更加先进的贸易伙伴国的整体福利,希克斯给 出一个直观的李嘉图模型,用以说明一个国家的生产率的增长对它自己以及其贸易伙伴的福 利影响。他得出的结论为:一个贸易伙伴生产率的无偏向增长将使两国受益,当增长集中在 出口产业时,同样对两国都有利,但是当一国的贸易伙伴的进步集中在进口产业时,该国的 境况就会恶化。多恩布什、费希尔和萨缪尔森(Dornbush、Fischer and Samuelson,1977 )在李嘉图模型中再度运用了希克斯的思想,给出了一个创造性的图形分析法,他们的结论 与希克斯一样,认为落后国家无偏向的技术变化对两国而言都是有益的,但同时也指出技术 从一个高工资国家向一个不太先进的低工资国家的转移可能损害转移国家的福利。随后克 鲁格曼(krugman,1985)提出了一个技术先进国家和相对落后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问题 , 他发现先进国家的发展总是对贸易双方都有利, 而相对落后的国家的发展尽管总是对它 本身有益, 但是对于先进国家是有害还是有利则取决于不同的情况。上个世纪末,斯塔福 德和海曼斯(Stafford and Hymans,1998)对一国某产业进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的 结论是:一国生产率的进步总是对它本身有利,但是对其贸易伙伴的影响则取决于对进口产 业的有害影响以及对出口产业的有利影响之间的平衡。

近期拉尔夫•戈莫里与威廉•鲍莫尔[5](Ralph E.Gomory and William J.Baum ol,2000) 对传统贸易模型提出了修正,他们从生产力发展变化的角度“不经意”间阐释了贸易摩擦的 成 因。他们的分析表明:目前,世界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卫•李嘉图时代科技 发展缓慢,工商业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已让位于一个制造品、日新月异的技术变化以及从规 模经济中获益的大型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现在不存在一个单纯基于国家自然优势来实现 全球利益最大化的最佳经济结果,取而代之的是由于产业进入困难(高启动成本)与一国生 产能力的变化导致的许多可能的稳定结果。在众多结果中,实际情况通常是对一国来说最佳 的结果往往对它的贸易伙伴国不利。他们的结论是:一个工业化国家将从其非常落后的贸易 伙伴发展新产业从而使生产率获得普遍提高中受益,但是,该贸易伙伴的进步一旦超过了某 一发展状态,就会引起贸易双方利益的冲突。也就是说在现代世界经济中,一国生产能力的 提高通常会损害他国的整体福利,这意味着一国生产能力的提高往往以牺牲他国的总体福利 为代价,国际贸易可能导致各贸易国之间的重大利益冲突,而非全面提升各贸易国的福利。 显然,在贸易双方利益冲突的过程中,贸易摩擦是其主要表现。

2.大国兴起决定中国已进入国际经济摩擦时代

大国的兴衰是人类历史前进的基本逻辑,国家的兴盛与衰败是人类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 兴起”是一个大国从落后转向兴盛的过程,它必然经历一个“迅速发展的阶段”。一个大国 的兴起,尤其是当其成为贸易大国时必然引起国际分工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巨大变化,从 而导致既得利益集团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博弈。现代中国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 势,也引起全球各国的极大关注。

应该说,兴起的大国无法避免对他国的挑战。相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的非零和关系,国家兴 起却具有一定的零和性质。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并不必然影响其他国家的生存和 发展,所以各国可以和平相处。而一国的兴起意味着该国国际地位的迅速上升,意味着它 要分享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权,这必将对霸权国家构成挑战。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无序的社会 体系,国与国之间国际主导权的更替只有一种方式,即竞争的方式(并不必然是武力竞争) 。在通过实力较量进行领导权更迭的国际社会中,新兴大国对领导权国家的挑战不可避免。 这种国际领导权的竞争起初多是通过武力竞争实现的,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巨大演变,竞争的 方式也已逐步演变为经济和政治等多维度和多层面的竞争。也就是说,国际摩擦除了军事形 式的摩擦之外,还包括经济、外交、舆论等其他形式的摩擦,各种形式的摩擦之间可以相互 催生和转化。由于当代国际社会经济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经济和技术已经成为国家竞争的 主要方面,经济实力构成了一国综合国力的主体,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 位 ,国际经济摩擦在近现代历史中出现的频率逐步上升。近一个世纪以来,国际经济摩擦已经 成为国际摩擦的主题。统计显示,从1914年到1990年间,国际经济领域中的摩擦占到了国际 摩擦的53%[1]。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大国之间的摩擦中,经济摩擦更是占到了绝 大部分。

从世界历史来看,任何一个大国的兴起必然对现存国际关系产生巨大的冲击,国际摩擦呈现一 条“倒U”曲线。兴起之前,国际交往较少,利益冲突不多;兴起时期,由于要打破以往的国家 政治经济格局,国际摩擦大幅度上升;待兴起成为既成事实,被世界广泛认可后, 摩擦就会减 少(见图1)。

同样,赵晓教授分析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兴起与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摩擦情况,得出了相似 的结论。他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将经历三个重要历史阶段,最终成就中国大国兴 起的完美乐章。第一时期: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准备期,国际经济摩擦处 于隐性阶段;第二时期:中国作为大国快速崛起、国际经济摩擦日益显性的时期,大概也将 经历20余年的时间,目前我国正处于这一阶段;第三时期:中国作为新的大国被接纳、达致 新的国际均衡的时期,这将是20余年后的事情。很显然目前我国正处于第二时期。

兴起的中国与中美贸易摩擦

1.中国的兴起及其影响

现代中国的兴起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从近代大国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实力 是国家实力的基础,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份额,是引起大国力量对比的变 化、导致大国兴衰的重要因素。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持续较高的增长,按20 05年修订后的GDP数据计算,1979年至2004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6%;2005―2007年, 中国GDP年均 增长率更是超过10%。根据IMF的估计,从1980年到2005年,中国以购买力衡量的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了近18倍,占全球GDP总量的份额从3.22%上升到13.47%。中国目前是世界制造业大 国 、世界最具潜力的市场大国,中国成功地完成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实现了由贫 困到温饱、又到小康的两个历史性跨越。目前中国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发动机之 一。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3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平均贡献 率高达13.8%,仅次于美国的29.8%,排名世界第二[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于2007年7月 25日了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报告中称“中国的经济,受到国内经济建设和商业发展 的推动,将首次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据悉,2007年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 济的贡献将占到1/4左右”。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经济在迅猛增长的同时,也在悄然改变着国际经济格局。随着中国 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和国际影响力的逐渐扩大,中国的迅速发展引起 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震动。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一个强国的兴起绝不会是寂静无声的, 它必然影响并改变原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利益分配格局。正如有关专家所言,目前我国 已进入国际贸易摩擦多发期,中国的“和平崛起”成为当前国际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引起 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中国”及所谓“中国扩张论”、“中国崩溃论”、“ 中国发展掺水论”等形形的“中国”的变种在美国、欧洲、日本乃至亚太地区也 甚嚣尘上,不绝于耳,尤以美国为甚。显然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之间频频发生的 贸易摩擦就是现有国际经济格局不能适应一个新兴强国的崛起的表现。

2.中国兴起过程中的中美贸易摩擦

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是近几年中国兴起过程中面临的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具体表现为: 中美间的贸易失衡问题、反倾销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纺织品贸易问题以及知识产权问题 等。可以说在中国兴起的过程中,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加、工作的流失、先进技术产品净流 出等在美国国内已经聚合成一股强烈的排华贸易的情绪。由此,两国间贸易摩擦持 续发生,制裁与反制裁、限制与反限制等的贸易交锋此起彼伏。

首先,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趋使美对华制裁立场日益强硬。

从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总额来看,按美方数据计算,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2001年的830.5亿 美元扩大到2007年的2562.7亿美元。另一方面,以反映贸易状况优劣势的进出口 比率来看,在美国进出口贸易主要伙伴中,美国对华的进出口比率是最高的。即使按中方数 据计算,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比率也由2001年的2.07倍上升为2004年的3.34倍,在美国的 主要贸易伙伴中也是居第一位的[8] 。过高的进出口比率对双边贸易是不具有双赢特征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在中美之间频发贸 易摩擦就不可避免了。

白宫政府智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博格斯顿(Bergsten)于2005年9月在《金融时报 》发表题为《巨人之间的碰撞将使所有人受损》的文章,称种种情况表明,中美之间贸易战 已经一触即发。贸易战一旦打响,带给世界经济和中美两国自身的打击将是严重的、极具破 坏性的。他援引美方统计数字称,美中两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又 是世界第一、第三贸易大国。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 逆差国。中国2005 年度对美国约有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 品是从美国进口商品 的6倍。如此巨额的不平衡,将使美国政府即使很愿意与中国在朝核等问题上合作,也只能 在制裁中国的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可以预料,在我国今后经济发展、产业进步的发展进程 中,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必将长期存在。

其次,反倾销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焦点,对华保护贸易手段层出不穷。

自1980年美国对中国的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开始,迄今美国已对中国产品实施100多 项反倾销措施,是世界上对华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从2001年到 2005年,美国反倾销立案指控的中国产品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涤棉印花布、氯化钴、搪 瓷厨具、电风扇、铅笔、大蒜、一次性打火机、浓缩苹果汁等近百种产品,在已经结案的产 品种类中有80%左右被美国加征反倾销税。一直以来,反倾销、技术壁垒等手段是引发中美 贸易摩擦的主要手段。“入世”以后,美国开始转向利用“非市场经济条款”、“特保条款 ”及保障措施来限制中国的出口。在2005年全球纺织品配额取消后,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大 幅增加,美国早已开始挥舞这一特保大棒,同时“非市场经济条款”、“特保条款”已成为 美国贸易保护的重要手段,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将持续增加。

第三,“”与“责任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遏制中国发展。

2005年1月12日,中美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向美国国会提交的报告重提“中国” , 称中国出口的电器、电脑、通讯设备以及其他需要高技能、高技术的产品的增长大大高于其 低价值、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在一些人看来,中国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迅速崛起,尤其是它 对美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顺差,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由于美国逆 差 中越来越多的部分是高技术产品,而不仅仅是服装、鞋和玩具,一些人认为中国侵蚀了美国 在技术创新方面的领导地位以及在高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数据显示,2000―2004年 ,中 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出口产品层次提高,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 迅速上升,信息技术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和电子声像设备位居中国对美出口产品前三位。 其中出口到美国的数据自动加工机器,中国产品出口份额从2000年的11.3%上升到2005年47 .1%,增加了4倍;电讯设备出口份额同期从10.3%增加到28.9%,增加了将近3倍;电子产 品同 期增加了两倍,从11.9%到22.1%[9]。中国出口的电器、电脑、通讯设备以及其 他需要高技 能、高技术的产品的增长大大高于其低价值、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中国在其他高科技的工业 (如汽车和航空工业)领域的竞争力正在迅速获得优势。不断增加的中美贸易逆差已经开始 影响到美国高科技工业,如今的美国制造业领域,无论是先进技术领域,还是劳动密集型 的制造业领域都大举外迁,其最主要的目的地就是中国,当跨国公司将大量的先进技术产品 生产线转向中国时,它也将进一步减少对美国高技术工作者和熟练专业人员的需求。可以想 象到,这是对美国巨大的挑战,意味着对美国的比较优势的挑战。一些美国专家认为,这将 对美国的先进技术产业形成摧毁性的打击,是“致命性的”。

与“”相比,美国政府在调整对华贸易政策以适应中美贸易关系“新阶段”的报告中 ,字里行间虽然没有“”的格调,但是在评估中国的经济能力与中国的国际贸易地位 时,却突出地强调了中国作为一个“成熟”的WTO成员和一个贸易强国的前提,要求中国应 该像美国、欧盟和日本一样承担发达国家的责任。相对温和的陈词同样强调了中国对美国货物与服务提供者的市场准入壁垒、中国不按规则办 事、中国的出口补贴与激励等问题,以此来要求中国按发达国家的标准承担义务的“责任论 ”奠定基础。“责任论”与“”同样会影响美国对 华贸易政策,意识形态差异、安全借口、经济霸主地位的独尊性会为美国对华采取贸易歧视 性政策煽风点火,“”在短期内会起更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从两者的共性看, 建 立在“”与“责任论”基础上的对华贸易政策都会遏制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前者 在抬 高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上、后者在抬高中国经济的宏观承受能力上把中国推到矛盾的焦点, 使中国成为美国甚至世界经济与贸易失衡的“罪魁祸首”。

注释:

[1]赵晓.再论中国崛起之“国际经济摩擦时代”.国际经济评论,2005(3-4):6

[2]严建苗.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动态,2002(5):66

[3]苏国勋.从社会学视角看”文明冲突论”.社会观察, 2004(8):27

[4]胡鞍钢.国家生命周期与中国崛起.中关村,2006(7):54-61

[5]Gomory R E, Baumol W J. Global Trade and Conflicting Nation al Interest. MIT Press,2000

[6]周立.中国崛起的外部性与经济安全.管理评论,2006(6):61

[7]省略 2007-10-12(人民网-市场报)

第8篇

2009年4月16日，记者就中美知识产权WTO争端案的相关问题采访了商务部条法司知识产权处处长陈福利，他就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的背景、发展阶段和美国对WTO提起该诉讼的原因及背景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对于广泛争议的“中国赢了还是输了”的问题，陈福利充分肯定了专家组现有裁决。他说，专家组报告全面深入，此案很难简单地以“输赢”而论，其对中国知识产权的制度建设，乃至对WTO知识产权规则的发展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知识产权是美国努力维护的核心竞争力

《WTO经济导刊》：3月20日，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通过了中美知识产权WTO争端案专家组报告，近两年的中美知识产权交锋终于有了结果。事实上，中美之间有关知识产权的纠纷由来已久，美国政府似乎特别重视知识产权问题，为什么美国会紧咬知识产权问题不断向中国政府施压？

陈福利：美国一直紧盯知识产权相关问题，是因为知识产权问题长期以来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随着入世后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的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单就对外贸易量来讲，入世后中国每年的贸易增长达到了30%左右。中国成为了一个贸易大国，美国则一直是中国贸易出口的主要市场之一。我们知道，大量的产品进入别国市场自然会对别国的同类产品带去竞争和冲击。而防守的一方通过自己的比较优势来遏制别国产品竞争、保护本国产品，这是十分正常的。对于美国而言，这个比较优势就是知识产权。中国产品虽然出口的数量逐渐增多，但是核心的知识产权还是不足的。这样一来，知识产权自然就成为了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中争论的焦点。美国的商业软件联盟曾经就提供数据称：如果中国的盗版量能降低10%，那么就能为美国带来1480亿美元的收入、13万人的就业、200多亿的税收。还有数据显示，美国的GDP中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占到了一半，美国知识产权产业的价值达到了5万亿，40%的出口和知识产权有关，知识产权是美国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领域之一。所以，美国对于知识产权的重视就是出于经济利益的需要。

《WTO经济导刊》：美国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对知识产权领域十分重视，那么它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护本国知识产权核心竞争力？美国对知识产权的重视和保护对世界知识产权界带来哪些影响？

陈福利：从美国国内来看，美国不断地强化知识产权制度的建设。在过去几年中，一方面优化、调整相关法案，包括《打击假冒制成品》法案，加重了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处罚力度，增强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2004年，针对当前世界知识产权侵权犯罪出现的有组织、跨境的特点，美国还宣布了一项stop战略（Strategy Targeting Organized Piracy），即“打击有组织盗版战略”。此外，美国还建立了国内知识产权协调机制，把从事知识产权的很多部门结合到一起进行沟通和协调。

另外一方面，美国在对外的谈判机构里也强化了知识产权工作力度。比如在美国驻中国使领馆机构里就增派了知识产权专员。

在这个背景下，有一点是十分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国际间知识产权强保护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美国是知识产权强保护的主要领跑者。知识产权现在已经成为了FTA(自由贸易协定)中必不可少的章节。过去几年中，世贸组织曾围绕是否就“当今世界知识产权的执法水平”进行讨论，形成了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立场鲜明的对峙。由于众多发展中成员的反对，最终没有把它作为一个议题纳入到WTO的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谈判里面。但是我们注意到，目前有几十个发达国家正在进行一个“反假冒贸易协定”谈判，他们的目标毫不讳言地来说，就是要建立或者要推动建立一个在现行的TRIPS保护水平之上的新国际准则。在APEC(亚太经合组织)围绕知识产权执法的问题，美国也提出了许多动议。近几年，APEC针对打击假冒和盗版先后形成了1个倡议和6个指南。这就显示出各个国家从其国内竞争的角度和自身利益出发，对国际现行的知识产权秩序和规则的思考，形成了一种强保护的趋势。

中美知识产权四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

《WTO经济导刊》：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很多国际人士都注意到了中国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举措，并且高度评价了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工作。在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中，中国具体做了哪些努力？中美的知识产权纠纷有怎样的特点？

陈福利：中美知识产权问题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目前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9－1996年这段时间，我们把这段时间称为大风浪时期，主要是由于在这期间中美进行了三次比较大的知识产权谈判。谈判的背景，是美国从它国内的法律制度中寻求对外发力的手段，希望中国在知识产权体制的建设和司法保护的事实上都能符合它的愿望。三次谈判的背后都是美国国内“301”制度的运作，如美国在其年度“301”报告中将中国列入“重点国家”名单，指责中国当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缺失，使得一些著作权问题和药品专利问题都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而一旦中国被列入“重点国家名单”，美国政府就必须要进行对外谈判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就要采取单边报复。在三次谈判中，双方从各自国情出发，最后达成了一致维系了中美经贸关系的继续发展。

第二个阶段是1996－2001年，是相对平和的缓冲期。因为上述3次谈判使美国对中国的一些诉求得到了实现。另一方面，中国国内基于自身发展需要也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另外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 美国对中国知识产权的关注体现在了中美关于中国入世的双边谈判当中。中国结合TRIPS协定在知识产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中国知识产权立法更加完善，中国还先后加入了重要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条约。所以这段时期中美两国关系相对平和。

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克林顿政府承诺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所以对于国会的舆论有一定的引导，使舆论站在“支持中国加入WTO大家庭”的一边。虽然这个时期表面风平浪静，双边政府之间大的知识产权纠纷和谈判没有了，但是两国企业、权利人和使用者之间的纠纷还是持续不断的。比如美国对中国企业的337调查呈上升趋势，而且所占比重较大。在每年的20-30余起337调查中，针对中国的就有10-20余起，中国成为了被337调查最多的国家。

第三阶段是2001-2007年这段时间，双边知识产权关系不断升温。2001-2003年间，随着加入WTO，中国对知识产权和其他与WTO相关的法规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我们快速建立了与WTO规则相统一协调的、与国内发展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使中国国内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和国际规则的对接实现了较好地统一。这也使世界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是另一方面，我刚才提到过的，中国入世后贸易发展迅速，“made in china”的货品源源不断地输向全球各地，尤其是美国，实现了中国对美国巨大的贸易顺差。这就使美国不断将逆差的扩大归因于知识产权。为处理好相关知识产权问题，双方一直都是抱着积极磋商、解决的态度。2004年第15届中美商贸联合会设立了专门的中美知识产权工作组，从此，双方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交往有了一个固定的机制。在2004、2005、2006三年间，围绕双方感兴趣的知识产权话题，中美开展了大量的交往，其间也有一些非常成功的合作，解决了大量的问题。可以说，这个机制是卓有成效的。

而当时在国内，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也越来越意识到知识产权的发展是自身发展的一种需要，保护知识产权已成为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内生原动力。这段时期，中国提出了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设立了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又开始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全面加强了中国知识产权工作。2004年至2007年中美知识产权关系的升温，就好的方面而言，主要表现为，双方知识产权交往频繁，工作成效明显，合作热度上升；但另一方面，在合作中，双方矛盾也在不断积攒，并逐步沸腾，最终导致不可调和，于是，迎来了中美知识产权关系的第四阶段，即2007年4月至2009年3月的中美知识产权WTO诉讼期。

矛盾不可调和 中国“奉陪到底”

《WTO经济导刊》：既然中国在知识产权上做出了诸多努力，而且中美双方还建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磋商机制，为什么最后在知识产权问题上会形成双方无法调和的矛盾，最后走向WTO诉讼？

陈福利：美国对中国知识产权的关注也是根据不同时期发生变化的。原来美国更关注制度建设，现在中国的制度建设起来了，它又开始把注意力转到执法上面来。但制度和执法的发展要和我们的发展阶段相适应，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而美国则急于要求中国满足它的要求。最明显的是2006年美国的“301”报告，中国依然是该报告所占篇幅最大的关注对象。其中，美国认为中国知识产权侵权水平居高不下。美国通过业界提供的数据，指责中国的侵权盗版率达到了90%以上。同时也拿来了海关的统计数据，称中国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占其查扣的来自全球的侵权货物的一半以上。同时，美国还认为中国现行的执法体制是有问题的，而中国执法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双轨制，也就是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并行运作。而且行政执法的时间短、花费少，国外权利人通过这个途径解决了很多问题。但美国却认为，中国现行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是没有牙齿的老虎，威慑力不够，需要加大刑事司法力度，从而增加执法威慑力。他希望中国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进一步做些改进，比如刑事处罚的门槛要降低。事实上，你可以看到美国所认为的中国存在的问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侵权水平居高不下就是执法不力导致的。为什么会执法不力呢？就是因为现在执法的依据还不完善。

为此，美国提出了很多要求，其中，就刑事保护而言，虽然2007年中国新的司法解释明显降低了侵犯著作权的数量门槛，违法复制品数量门槛由2004年的1000张降到500张，但是美国认为还是不够，应当继续降低。

美国对中国的关注越来越倾向于体制性东西和基本法律层面的东西。而这些对于当前我们国家发展的阶段来讲，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矛盾越来越不可调和。由于这些不可调和的分歧，最后走向了WTO诉讼，有其必然性。

《WTO经济导刊》：在美国提讼之前，双方有没有试图通过协商来解决上述问题？

陈福利：当然，为了避免诉讼，双方在双边领域还是做了许多沟通。2007年4月美国提起WTO磋商请求前，中美围绕知识产权问题开展了密集的磋商。甚至在2007年的1、2月双方多次通过电话视频会议、信件等多种形式进行沟通。美国起初列举了29个具体的关注点，后来浓缩到8个方面关注。美国要求中国就这些问题达成一揽子协议，称这是避免WTO诉讼的惟一的途径，而且时间上要求在3月份之前达成协议。现在来看，在WTO诉讼的问题上，美国可以说是酝酿已久的。美国要求双边在3月底之前要达成协议，而4月10日就提起了诉讼。从这个时间点上看，说明美国之前就已经在准备诉讼。美国政府在当时面临着国会和业界的很多压力，美国国会有14个议员联名给布什总统写信，敦促政府尽快就中美知识产权问题向WTO提讼。尽管中方对于协商解决中美知识产权纠纷给予了最大的诚意和努力，但在原则问题上绝对没有让步。案件出来后，中国对外公开表态，对于这次诉讼会“奉陪到底”。这个案子在WTO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到目前为止还是WTO知识产权争端案中第三方加入成员最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成员一共有12个第三方，可见WTO成员对这个案子的关注和兴趣。

案件得失，自有公论

《WTO经济导刊》：对于这个案子的结果，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美国认为他们胜了，而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专家学者则认为是中国赢了。您怎样看待这个案件的结果？在您看来，这个案件有怎样的意义？

第9篇

[关键词] 对外贸易；贸易保护政策；测度；国别

[中图分类号] F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7)03-0083-05

[作者简介] 卓 骏，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公平理论；

吴凌锋，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公平理论。(浙江 杭州 310058)

一、引言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和对外投资步伐加快，一些贸易伙伴频繁地对我国设置各种贸易和投资壁垒，以保护其国内产业和市场。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5年，共有18个国家(地区)对我发起反倾销、保障措施和特保调查63起，涉案金额21亿美元。美国对我7种产品发起337调查，涉案金额约12亿美元；对我2种产品发起反垄断调查，涉案金额1.7亿美元。此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对我贸易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凸显。

随着我国在全球贸易市场份额的增加，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我国企业将面临日趋严峻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要科学地进行分析。本文试图从一个比较新的角度分析不同国家对外保护贸易政策的特征和强度，进而提出中国应该采取的国别应对策略。

虽然关贸总协定(GATT)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实惠，中国经过多年的努力也于2001 年11月加入了WTO . 但是，WTO组织也是管理贸易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它一方面通过国际协定、政府间的协议、民间协商等方式，来控制价格，协调关系，以缓和各国间的贸易摩擦，即各国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的协调；另一方面，各国政府通过国内立法，或通过双边、多边协调，来干预和管理对外贸易。总而言之，即使是WTO的成员国的政府，也会或多或少在一定程度上干预对外贸易，实行保护主义政策。而各国贸易保护政策特点和程度，在不同的时期也会发生变化，对这些方面的变化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和分析。

二、贸易保护政策测度的研究评述

从现有的文献看，对于某种贸易保护政策的测度已有深入成熟的研究，有关于测度关税壁垒方面的指标，如：平均关税率、加权平均关税率、关税实际征收率、有效关税率等；也有关于非关税壁垒方面的测度指标有：数量限制覆盖率、非关税壁垒覆盖率、非关税使用率等等。但是，如何从总体上判断某国保护主义的程度的研究还不是太多。

一个国家的保护主义强度，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这里既有经济的因素，同时还有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作者认为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创立的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中的国家保护主义指标体系(NATIONAL PROTECTION-ISM)是值得借鉴的。瑞士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每年6月出版《世界竞争力年鉴》(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WCY)来各个国家竞争力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通过评价各个国家支持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环境来评价各个国家的竞争力。IMD认为，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其企业在特定环境下的竞争。国家竞争力不能仅从GDP和生产率方面得出结论。因为企业要面对的竞争环境，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还有政治、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国家之间竞争是设定企业在最有效率的结构、制度和政策环境之间的竞争。因此，IMD认为，国家竞争力是国家创造一个使企业有竞争力的环境的能力。根据这一认识，WCY主要测定和分析国家在提供给在其内部经营的企业一个维持其国内和国外竞争力的环境。在这中间WCY有一组指标是用来专门测度某国的贸易保护程度的，虽然有些指标在不同的年份有一些调整，但在近几年的报告中以下指标都在采用之列：

国家保护主义(National Protectionism)：指标数值大表示没有阻碍外国商品及服务进口，反之表示相对阻碍了外国商品及服务进口；

外国投资者(Foreign Investors)：指标数值大表示可更自由获得东道国国内公司的控制权，反之相对不能自由获得东道国国内公司的控制权；

公共部门合同(Public Sector Contracts)：指标数值大表示向外国投标人更充分开放，反之则表示相对没有向外国投标人充分开放；

投资激励(Investment Incentives)：指标数值大表示东道国对外国投资非常有吸引力，反之则表示不具有吸引力；

移民法(Immigration Laws)：指标数值大表示不禁止本国公司雇用外国劳动，反之则表示要禁止本国公司雇用外国劳动。

以上这些指标可以说与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贸易保护理论不谋而合，也符合贸易保护理论中国际收支论观点：即实施保护主义主要可从三个方面入手：1，对经常项目中的贸易账户进行管理，这需要对贸易活动进行干预，包括对涉及大量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以及公共部门合同的管理；2，对经常项目中的收益账户进行管理，这涉及到一些移民政策；3，对资本与金融账户进行管理，这主要对国际投资的管制和激励政策。

三、贸易保护政策聚类分析

在这里按照作者曾经对贸易保护政策进行聚类分析的思路(卓骏，2002，2003)，对瑞士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2001年至2005年的《世界竞争力年鉴》(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WCY)所列的13个国家，以上面提出的5个指标进行聚类分析。首先我们将2001年至2005年的所有数据取平均数，见表1。

由于是对国家类型的分析，我们采用观测量聚类。参照作者在2002年的相关研究成果，本文采用K均值分类法对观察量进行分类。为了充分利用所有国家的信息，并保证合并的类之间的距离呈单调增加的趋势，在这里的聚类法选择平均连接法。关于相似性测度，本文从距离越近，相似程度越高的原则出发，在距离测度中使用聚类分析中用的最广泛的欧氏距离平方作为类间距离。聚类分析的结果见表2、表3。我们可以看到类别1包括6个国家，他们分别是：加拿大、法国、德国、新加坡、英国和美国；类别2包括了4个国家：意大利、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类别3包括了3个国家，他们是：巴西、中国、印度。

从方差分析表(表4)中，我们可以看到5个变量中任意一个变量造成的类间均方(Claster MS)均远远大于类内的误差均方(Error MS)。从概率值来看，5个变量使类间无差异的假设成立的概率远远小于5%，即使是移民法这个变量其p值也只有1%。因此，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参与聚类分析的5个变量能很好的区分类间的差异。

从整个聚类分析过程分析，初始类中心由系统本身决定，分别将加拿大作为第一类的类中心，将日本作为第二类的类中心，将中国作为第三类的类中心(见表5)。初始类中心之间的最短距离是4.483。此次聚类过程执行2次迭代后类中心的变化为0，迭代停止(见表6)。

从表7最终类中心间的距离，我们可以看出各类间的距离明显。根据表8――最终类中心的变量值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

第一类属低度保护模式，有6个国家：加拿大、法国、德国、新加坡、英国和美国。他们的各个变量值均在6.42-8.13之间，平均值为7.116，变异系数接近0.1。公共部门合同、投资激励和移民法均低于平均水平，相对于其他变量移民法的数值最低。这说明虽然这些国家的保护力度较轻，但在移民的控制方面相对还是较严的，对本国企业雇佣外国劳动力有较严的限制，不过外国投资者的数值高达8.13，这说明外国投资者可容易获得其国内公司的控制权。

第二类属高度保护模式，共有4个国家：意大利、日本、韩国和俄罗斯。他们的各个变量值均在4.72-6.57之间，平均值为5.272，变异系数为0.17，与第一类的国家一样，公共部门合同、投资激励和移民法均低于平均水平，其中移民法只有4.77，说明这些国家对本国企业雇佣外国劳动力有较严的限制，但投资保护计划的数值高达6.57位最高值，而且高于第三类中度保护模式的国家。这表明第二类的国家虽然保护程度较高，但对大多数国外投资方可以享受其投资保护计划。

第三类国家属中度保护模式，有3个国家，而且都是发展中国家：巴西、中国、印度。他的各个变量值均在5.63-6.15之间，平均值为5.852，变异系数为0.0344，其中投资激励为6.15明显高于平均值，说明这些国家非常鼓励外资投入。另外，国家贸易保护也略高于平均水平，也反映出这些国家对本国的对外贸易干预程度并不是太高。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类国家的保护程度虽然最低，但这并不意味这类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是自由贸易政策，因为还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保护，而且这些国家大多数是发达国家，有着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他们的对外政策会对整个国际贸易体制产生重大影响，其中又以美国为代表，在IMD《世界竞争力年鉴》多年的排名中美国均排名第一，因此，他是我们主要研究的对象。第三类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其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其对外政策会对国际贸易体制产生一定的影响。

四、中国对外贸易国别政策的选择

首先，要坚持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和符合国际规范的原则，遵守承诺，逐步与世贸组织所要求的国际规范并轨；确立适度贸易保护政策的保障原则，进行国际竞争要符合国情有利于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机制在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中的作用，并与国际市场机制保持有机联系。

其次，在应对别国的贸易保护政策时，既应当考虑总体战略，还应当根据国别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策略，增强应对的针对性。

(一)应对美、日、欧为主的发达国家贸易保护的对策

1.应对日本贸易保护的策略。在我们的这次分析中，日本属高度保护模式的国家。近年来，日本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具体采取的措施为：加快知识产权和贸易关联立法，加大进出口环节打击侵权盗版力度；利用世贸组织规则的灰色区域设置贸易壁垒，如在保障措施调查上采取“明查实限”的拖延战术对进口设置隐，对农产品进口设置多样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日本实施贸易保护有着其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从政治上来看，日本为谋求在亚洲的霸主地位，在亚洲内外，采取“内联外交”的策略，运用各种手段打压某些国家的崛起；从经济上看，日本为了保持技术优势，不断采用各种贸易壁垒，尤其是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别国产品进口。

近年来，中日双边的贸易额在稳步增长，我国对日本一直是贸易逆差，如2004年，我国贸易逆差为208.6亿美元，2005年为164.6亿美元；日本的经济发展对我国依赖性增强，而我国对日本的依赖性减弱。如我国对日本的贸易比重从1985年的23.6%降为2003年的15.7%，而日本则从1990年的3.5%增至2003年的15.5%。日本是我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从长期来看，我国可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我们应发挥优势，适时利用贸易救济或其他手段，争取主动。

在中日双边经贸合作方面，我们应当做好以下工作：贯彻科学发展观，推动对日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加强对日发展研究，制定对日长期战略规划；积极开展经济外交，“以经促政”；积极引导日本对我国投资热潮，重点提高引资技术水平；适时深化对日“走出去”，开辟经济合作新途径；加紧制定我国FTA能源战略，在区域合作中保持主动；以合作促发展方式，缓和中日能源摩擦。

2.应对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的策略。在我们的分析研究中，美国属低度保护模式的国家，但是这是从总体、平均水平上来讲的，其实中国与美国在某些行业贸易摩擦是非常激烈的。正如本文在前面论述的那样，造成贸易保护政策的原因有时往往政治因素占主导地位，因为美国的认为中国发展强大之后必然会谋求亚洲的霸主地位，所以，他们在经济上不愿看到中美经贸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这种思维方式激化了贸易保护政策的产生和实施，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贸易摩擦的解决。从经济上来看，中国与美国的产业结构互补性很强，纯经济上的摩擦并不严重，但由于中美巨大的贸易顺差，导致美国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政策性层面频频向中国施压。因此，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政治性因素”往往起主导作用，是从上到下(政府到企业)方式产生的贸易摩擦。所以，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我国应当采用如下策略：

(1)政治、经济和法律手段并重、相互促进从而达到良性循环。因为影响中美贸易健康发展的因素有很多，有些是经济因素，有些则是政治、社会因素，如人权问题、宗教问题、环保问题、问题、军事问题等。美国采取的贸易政策，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但也强烈地受政治制度和意思形态方面的影响.美国贸易政策实际上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结合.是政治舞台上各种利益集团博弈相互平衡的结果。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下.各种政治主张.包括与贸易不相关的人权问题.都有可能在美国的贸易政策中得到体现。这也说明了中美贸易摩擦为什么牵涉到了从贸易到金融.从经济到政治的广泛领域。针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立法，我国应制定相应的立法，根据国家法的原则，采取对等原则。如美国的201条款(保障措施)、332条款(普遍调查)、301条款(不公平贸易和授权总统进行报复措施)、337条款(知识产权保护)和美国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等。

(2)要认识到中美贸易冲突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在美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贸易保护主义仍有其深厚的根基，但这并不能改变中美贸易向前发展的大趋势。近年来，每当邻近美国总统大选或者国会中期选举.美国舆论界都要拿中国一些经济、政治、军事问题“说事儿”，实际上这主要是一种政治需要。等到政治气候改变，很多言论又自动销声匿迹。所以，中美贸易之间的摩擦、困难、挫折甚至倒退是暂时的，双方贸易关系通常是在经历曲折后重新回到快速发展的轨道。

(3)加强中美双方之间政治经济之间的合作。在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上，在确保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加强与美国的立场协调。在经济问题上，如国际能源问题等加强磋商。在双边经贸合作方面，由于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不违背世贸组织规则的情况下，可以在某些领域优先对美国实施市场准入，尤其在服务业的优先开放上。

(4)加强与当地商会的联系和沟通，通过游说和公关等方式，影响美国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美国一些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都是先在商会内讨论、收集证据、提出理由，当没有反对意见时才向国会提交。而且美国的商会是对外开放的，我国的出口企业都可以作为会员参加并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前了解案件动向。我国的商协会也应当与美国商会进行联合和沟通。在美国，没有商会的认同与背书，官员是作不了主的，这也是美国政治的一个特点。两国商会之间充分沟通，对于减少贸易摩擦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我们可以通过利用和我国有贸易往来、在华投资的外商、学术界以及其他主张自由贸易、希望推动中美贸易发展的力量，对美国某些利益集团施加影响。这样，借助美国国内力量推动贸易政策向有利于中美健康贸易的方向发展.这样比等待一项贸易政策出台后再去消极应对效果要好许多。

3.应对欧盟贸易保护政策的策略。从我们的这次分析中可以看出，欧盟各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的强度还是有差别的，如，法国、德国和英国属低度保护模式，而意大利则是高度保护模式。从总体上讲，我国与欧盟的贸易摩擦，以经济和贸易本身的利益纷争为主，而欧洲人对中国的贸易抵触更多的是民间行动。因此，中欧的贸易摩擦是自下而上，主要是技术层面上的。根据中欧贸易保护政策的特点，我们应当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认真研究欧盟内部利益的多样性，以及不同国家在贸易保护政策方面的差异，与欧盟内部大国保持不同层级的经贸安排，与新加入欧盟的发展中国家加强“走出去”的合作，如在这些国家投资建厂等，成本既低，又能避开与欧盟的贸易摩擦。在处理欧美贸易摩擦时要注意区别对待，优先安排与欧盟的全面经贸合作关系。

(2)加强我国与欧盟在技术标准等方面的合作，以减少出口中遇到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

(3)我国出口企业在积极开拓海外市场的同时，还应努力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和文化，实现企业和当地政府的双赢，从而缓和经济竞争导致的族群矛盾。要主动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参与当地相关行业协会，同当地企业、政府官员、律师业、会计师行、媒体、学校建立全面合作关系，成为当地社会一员。这不仅有利于加强沟通，避免或减少矛盾，而且有利于企业自身实现真正国际化发展。

(二)应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的对策。在我们的分析中，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基本上属于中度保护模式，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采取的贸易保护手段较为传统。据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统计，2005年，中国遭遇各类贸易救济措施64起，其中发展中国家发起的案件超过60%，主要为土耳其、印度、南非、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秘鲁等。发展中国家针对中国的的贸易保护措施正在逐步增多。中国企业在应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认清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地位崛起的认识与态度。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产品设置贸易壁垒，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差异和全球化背景下竞争和开放的矛盾心态。另外，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失业、贫困等共同的挑战，很多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对政府保护的依赖程度很高，对“中国制造”和“中国价格”心存恐惧。

发展中国家采取的贸易保护政策同样也是有其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不仅有双边冲突，同时还有为争夺第三国市场的激烈竞争而引发的摩擦。我国与发展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如土耳其、印度、南非、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秘鲁等)的大部分贸易争端也有这些国家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此外，我们还应当充分认识到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在社会政治制度及经济管理的理念、体制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

2.坚持以商业关系为主，无偿援助为辅的经贸合作原则。充分利用互惠互利的商业关系具有灵活性高、见效快和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扩大贸易与投资优势。

3.加强我国与非加太集团的联系和合作，增进政策和利益协调。非加太集团77个成员国已形成了完善的运作机制，设立了秘书处。在包括世贸组织各种国际谈判等的对外立场上，非加太集团经常一致对外。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非加太集团有着广泛的一致利益，应当加强与该集团的联系和对话，在重大立场上保持协调和合作。

4.实施“走出去”战略。发展中国家一般在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能源方面具有优势，但缺乏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我国可以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设厂，避开贸易争端；充分利用国际援助带来的机遇，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务和商品出口；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和人员培训，以促进中国企业与当地经济的共同繁荣；组织培训项目，介绍我国发展经济的经验，这样也有利于扩大和提升我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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