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毕业论文是本科生毕业的一个必备条件，但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系拟从2010年起在教学计划中删除毕业论文，而以在报上发表新闻作品、评论等有具体篇目及质量要求的毕业设计来代替。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张小元介绍说，随着大学教育作用的转变，本科论文已成鸡肋。“按说，论文要求在某一领域有独到的见解。可是你想想，要一个本科生在新闻学研究或新闻学史论上有什么突破或是真知灼见，可能么？学生为了完成任务，只好大量复制、粘贴，而导师们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对论文写作进行一一指导。因此，毕业论文不仅学生写起来痛苦，指导老师棘手，社会又指责论文太水，可以说是‘人神共怒’。”
张小元表示，取消毕业论文后，将以与业界接触的毕业设计代替。“比如在课程上往这方面倾斜，加大新闻采写、评论的课时量；加大和业界的对接，每门课程尽量往实践上偏。比如《外国新闻史》，就可以讲《今日美国》是如何成功的——不单纯地把它当成死记硬背的知识。”据《成都商报》
[摘要]：
新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的逻辑起点在哪里？学界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展开的一系列讨论，比如什么是新闻、新闻与信息、新闻与宣传等等，无不是围绕着新闻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展开或延伸。信息论是否能被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从一开始就争议不断，它的创始人香农原只打算将其定理应用于编码和信号传输的技术过程中，但这一概念引入到中国新闻学后，更被它的信奉者当作“新闻学研究的逻辑前提”。回顾中国新闻传播改革三十周年，从理念到实践发生了许多变化，而变化的缘起，则逃避不了信息概念的引入这一话题。
一、信息概念
1、信息的意义
在我国，“信息”一词有很悠久的历史，从我国的文学作品中可见一斑。比如，南唐诗人李中曾在《暮春怀古人》中写下“梦断美人沉信息，目穿长路倚楼台”的佳句，这是汉语中“信息”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唐朝诗人许浑也在《寄远》中喟叹“塞外音书无信息，道傍车马起尘埃”。古人所说的“信息”是指消息、音讯，侧重于口头或书面传递的内容。
随着近代报刊的兴起，本土的“信息”概念出现勃兴。清末中文报纸的新闻栏内，频繁出现“信息”一词，如“北京信息”、“杭州信息”。另如，1872年4月30日创刊于上海的《申报》14天后就直接列出栏目，标明“丝市信息”、“洋货信息”、“福建茶叶信息”、“陕西军情信息”等，至此，近代义的信息概念还是指向消息、音讯、情报。
值得关注的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信息”并非从我国本土文化中延续而来，而是西方思潮的舶来品。据说，现代信息概念最早是1928年哈特莱（Hartley）在《信息传输》一文中提出的，他第一次指出信息与消息的区别，并设想用数学方法描述信息量。[1]此后，信息论的出现深化了对信息的认识，推动了信息概念的普及，1948年，美国数学家、信息论的奠基人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在他的著名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中提出计算信息量的公式，认为“信息就是消除或减少接收一方认知上的不确定性”[2]，信息量等于消除不确定性的数量、选择的自由度的度量 (information is a measure of one's freedom of choice when one selects a message)。1950年代，随着信息论等信息科学译介到我国，“信息” 一词才被赋予新的含义，成为一种科学术语，被运用于电子学、工程学中。
从信息概念变迁的整个坐标体系来看，本土文化中的信息经过历时性变迁的同时，又交织在共时性的他文化体系中，使得信息概念的内涵不断扬弃和变迁，衍化到今天的信息概念在不同领域具有不同的含义，归纳发现，我们现在所接受的信息通常应用在三个领域：第一类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最普遍概念，也是约定俗成的等同于“消息”的概念；第二类是现代科学信息论里的专业术语，如信息学院、信息技术等；第三类则是哲学意义上的信息概念，认为物质、能量、信息是构成现实世界的三大要素。
2、新闻学引进信息概念及其意义偏转
1955年，在传播学之父施拉姆的热情支持下，数学家韦弗(Weaver)将信息论引入到传播学中，从此，信息成为统领传播学的核心概念。1984年，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的《“信息热”和新闻改革》一文，正式将信息论和传播学中的信息概念引入到了中国新闻学，这篇文章得出“新闻是一种信息的传播”的结论[3]。信息概念被引入到新闻学研究，不仅冲击了传统的新闻观念，引发了国内对新闻定义的重新思考，而且促成了理论研究更大层面的变迁，成为新闻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学界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展开的一系列讨论，如什么是新闻、新闻与信息、新闻与宣传等，无不是围绕着基本理论问题展开或延伸：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的逻辑起点在哪里？新闻学怎样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
从信息的角度认识新闻本体及其本质特征，最早提出“信息是新闻的属概念”这一观点的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宁树藩教授，1984年他在《论新闻的特性》中提出“新闻是向公众传播新近事实的讯息” [4]。二十多年以来，不少新闻学科教材以信息定义新闻，1987年一本由国内20所大学联合编写的新闻学教材则称“新闻是一种信息”已是新闻学里无须证明的一条公理。[5]正如童兵教授提到，改革开放以来，比较多的新闻学者认为新闻的定义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传递。” [1]甚至有不少新闻学专著分出专章讨论“信息”与“新闻”的关系， 以武汉大学李元授教授的专著《新闻信息概论》[7]为例，该书上编 “新闻与新闻信息”，首先就把“新闻”、“信息”、“新闻信息”分为三个章节进行专门论述。宁树藩先生也说过，“80 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新闻理论著作， 差不多都要对这个问题( 新闻与信息的关系)做出说明。” [8]
关键词是特定话语价值取向的凝结， 是语言实践过程中的纲目、骨骼。[9]在中国当代新闻学中，信息概念被作为“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 [10]，建构新闻学理论大厦的基石。李良荣教授评价，信息概念的引进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新闻改革的“第二次跨越”。[11]然而，“信息”从自然科学移植到人文学科，从通信工程学语境旅行到新闻学语境，这种跨学科、跨语境关键词的导入与接收，使得“信息”概念不自觉地发生了意义的偏转，某些方面被凸显或重构，另一些方面被过滤或遗忘。
在自然科学语境下，香农信息论中的信息是通信工程学的概念，用来研究信道传输能力，正如韦弗（Warren Weaver）1949年在《通信的数学理论的近期成就》一文中所说，香农信息论所解决的是技术问题，而不涉及意义问题和实效性问题。[12]换句话说，这里的“信息”是一个技术性概念。而本土文化中侧重于消息、音讯意义的信息，更多地是一个指向内容的概念，相对于自然科学语境下冷冰冰的技术概念，它多了一层温情的面纱，有着更多人文色彩的倾向。我国本土文化传统中信息的内涵，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新闻学对现代信息概念的理解。中国新闻学语境下的信息概念，其内涵接近于“事实” ，这一点直接体现在新闻的定义中。正是在这种影响下，中国新闻学中的信息，凸显了传播的内容，指那些对人有用、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其原有的技术特征似乎被遮蔽了。即便如此，我国新闻学者仍旧回头关照“信息”存在的自然科学语境，并将此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的条件假设，这就导致已经被我们接收过来的“信息”被视为一个更具科学性、合理性的概念。与其说这一概念在中国语境下被误读，不如说是被重新赋予了意义。“当概念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意义与其说发生了转型，不如说在后者的地域性环境中得到了( 再) 创造。” [13]
二、信息对中国新闻学的影响
中国新闻学语境下的信息概念，部分地遗传了其先前语境下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的传承并不单纯是关键词本身的内涵因素，而是有着更加广阔而深刻的现实因素——扎根于社会环境的温床。新中国成立后的30 年间，尤其是“文革”期间，新闻基本上充当了政治的宣传工具。直到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新闻学的学科意识逐渐复苏，新闻学研究才逐步破解“新闻无学”的坚冰，处于“新闻无学”到“新闻有学”的艰难转型之中。新闻学者亟需为这个丧失了独立性的学科寻找合法性、合理性依据。正是从这种现实背景来讲，一方面，信息概念恰逢其时地导入中国新闻学，另一方面，新闻学研究需要主动寻找到一个科学的起点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这是新闻学突破束缚的一次历史选择。
被重塑的信息概念解决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三大问题：一是新闻的本质，信息才是新闻最基本的本质规定；二是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从而对其发展着的多层次内涵逐步展开，或者说，可以因此而建立一个关于新闻的具有逻辑层次的定义体系；三是新闻学学科建构的合法性问题。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曾对此有过相关论述：从理论上看，确定新闻是一种信息，揭示了新闻的本质属性，从根本上回答了新闻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把握、研究新闻传播活动的基本规律，建立科学的理论框架，为研究新闻理论的其它问题，如新闻的本源、特征，新闻活动的主体、受众，新闻事业的性质及规律等奠定了基础。[14]信息观念在中国的确立．承认新闻事业是大众传播媒介，新闻的基本功能是传播信息，新闻报道只有在传播信息的基础上才能发挥舆论监督、社会教化、提供娱乐等附加功能。
具体来说，信息概念在以下几个层面起作用：
第一，确定“新闻的本质是信息”。我们过去说“新闻的本质是事实”也能解决问题。[15]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一个是源，一个是流。明确这一观点，就是认清了新闻的基本原则。换句话说，即使不引进这个信息概念，传统新闻学中关于新闻本源的问题也依然能解决。但是，“信息才是新闻的本质规定”却能够修正“新闻的本质是事实”一说，因为“作为新闻进行传播的并非是事实本身，而是事实中蕴含的某些属性的要件所构成的信息。” [16] “信息”显然要比“事实”更科学、更恰当，这个科学术语提升了“新闻”的本质。因此，不如让其分工：事实是新闻的本源，而信息是新闻的本质规定。
第二，承认新闻学是科学，它具有自身质的规定性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宁树藩先生认为，只有以新闻及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才能建构起一个科学的新闻学理论体系。信息概念反驳了过去存在的“新闻工具论”，以信息逻辑起点建构新闻本位的新闻学理论体系。新闻与宣传划分开，新闻本位的回归使新闻的本初功能得以彰显，体现了对新闻规律的尊重。当确立新闻具有传递信息的本初功能时，就使新闻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过去强大的政治话语框架，提升了新闻学的理论地位，体现了一种独立的学术精神。同时，信息概念使新闻作为报道或传播的内容而言是没有阶级性的，因而也就具有了普遍意义。在全球传播的背景下，有利于缩小将新闻等同于宣传所导致的排斥感和距离感，有助于淡化多种意识形态之间的隔阂，从而产生更多的接近性，取得更多认同和共鸣，也搭起了我国新闻学与国际视野的传播学对话的桥梁，因为传播学研究正是从信息传播的不同形态出发。
第三，90年代，“信息”关键词触发了新闻商品性的讨论。通过讨论，人们逐步认识到，新闻除了是一种精神产品，它的生成、传播、接收反馈过程还带有一种经济实践和商品生产、消费的特性。有关新闻商品性讨论的深入，引起人们对新闻媒介性质的重新定位。既然媒介把信息资源的开发、采集、传播，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努力面向全社会提供各种信息、知识和娱乐服务，那么，媒介本身也就具备社会第三产业的特性，这一特性强调的是信息的服务性。[17]这一认识直接关联着我国走向“事业化性质、企业化经营”的传媒体制变革，为传媒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活力。
总之，信息概念的引入带来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场哥白尼革命。[18]
三、信息与新闻学辩证看
1、“信息”概念与“事实”概念的关系
信息概念的引入造成了部分概念的混淆，最基本的一对关键词是“事实”和“信息”。不少人对这对关键词展开比较研究，如《新闻本体论——关于“事实”与“信息”的比较研究》[19]，在探讨新闻定义的观点中，有人将新闻定义根据侧重点不同分为六大类，即（1）事实说；（2）报道说；（3）传播说；（4）手段说；（5）信息说；（6）反常说[20]，这就把事实说和信息说分门别类。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不对“事实”和“信息”作区分，把两者混合起来使用，如“新闻是新的事实信息” [21]，包括前面引用过的童兵教授的新闻定义“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传递。”
虽然信息与事实实际上所指的是同一对象，但毕竟是两个概念，其内涵和外延不同。事实是从本体论出发，是物质的，独立于人的认识之外，也就是说，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它，都客观存在着；而信息是从认识论出发，消除人们认识上不确定性的因素。
在新闻学语境下，不能脱离事实来谈信息。作为新闻的事实和构成新闻的信息是不一样的，事实是新闻的载体，而信息是特定事实构成新闻的某些要件和属性，信息蕴藏在事实中，而事实要通过信息来传播，也只有蕴涵重要信息的事实才能进入传播渠道，成为新闻。此外，在新闻学语境下，信息比事实更科学的原因还在于：事实没法解决新闻商品性的问题。有学者认识到，对新闻传播业双重属性的认定( 既有事业性质，同时又具有产业属性) 这种理念的革命性突破，与新闻传播业同时属于“信息产业”不无关系。[22]丰富多彩的信息可以在市场环节中交换、流通、增殖，但是，事实是事物存在的胶着的状态，我们可以说信息具有商品性，却没法说事实具有商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概念比事实概念更能推动新闻学理论和实践的纵深发展。
总而言之，在新闻学中，信息与事实是高度统一的，不可生硬分割，但同时，也要审视两者不同的意义，而不是在学术中任意偷换、转换概念。
2、批判性地评估信息概念
80年代，信息概念刚引入中国新闻学时，有学者认为，信息论与新闻学科交叉，由此产生新的学科——“信息新闻学”，有人甚至提出信息新闻有八种写法[23]， 在前文讨论过信息是新闻的本质规定之后，我们可以认识到“信息新闻学”是一种不确切乃至错误的提法，其实质的指向是新闻的信息量。这种错误一方面体现了特定时代及认识水平的局限性，但是，从另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信息概念的引入对学科思维的冲击。
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中，曾经出现过关于新闻的信息量的计算公式[24]，凭此公式算出一张报纸究竟含有多大的信息量。这种做法运用香农的信息计量方法对新闻信息进行计量，是将新闻学中的信息参照了信息论中指向技术的信息，但这种做法在新闻学语境下究竟是否科学，恐怕值得商榷。这是因为信息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信息量的度量，并不关心信息的内容，因此并不能反映人的能动作用与信息处理的关系。新闻传播不同于机械的科技传播，而贯穿了更多的价值选择倾向和人文关怀，如果新闻学中的信息仍旧是一种冷冰冰的硬科学符号和技术指标，就会限制实践中新闻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制约了新闻人作为有思想、有责任的社会工作者的追求。新闻学的学术来源根植于人文科学或人文类的社会科学中，它有着深刻的人文学科基础和特定的“人文价值因素”。新闻学中蕴涵着的这种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赋予新闻传播在社会生活中净化人们心灵、唤醒人们思考的功能，因此，在人文精神关照下的新闻学，它所关注和研究的“新闻”应当是一种有灵有肉、有情有感、有人有物的东西，应当成为有益于公众的信息提供者、舆论引导者和文明传播者，要防止那些把新闻降格为一种没有灵魂、没有思想、没有方向的纯粹信息媒介和简单的传播行为的做法。总之，我们要借助科学精神体现新闻学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借助人文精神表达新闻学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关怀，体现新闻学的人文品质和人文特征。
虽然我们并不认同运用信息论计量新闻信息，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却开创了另番局面，顺势生发了新闻的信息量的拓展，中国的新闻媒介都在扩大报道面、增加信息量、提高信息质量上狠下功夫．采取了各种措施，取得了丰硕成果，更进一步地满足了人们对周围和世界信息的欲求，信息时代到来，“地球村”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但是，随着互联网等新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出现“信息泛滥”的态势，一方面暴力、色情等垃圾信息充斥眼球，另一方面则是有价值、含金量高的信息被埋没不见，现实生活极大地丰富了信息的内容，新闻学中的信息概念越来越鲜明地树立其内容指向的风标，而与自然科学中的信息概念越来越偏离，信息量大大拓展的弊端协同其优势愈加显现。在现代生活中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耳目就会失聪。思想就会陷入僵化，行动就会失去目的性，甚至陷入盲目的、片面的主观臆断中去。现代人似乎是要把自己置身于一种充满信息的环境中已求得心理上的安全感，人们常常以为接受了信息( 大多数信息来自于媒介)，就是了解了世界，从而陷入对信息的依赖之中。但是，层出不穷的媒介事件挫败了人们对媒介和社会的信任，头脑里充斥着信息的人最终和那些没有信息的人一样变得轻信和缺乏安全感。事实上，零星的信息不能代表整体的世界，过度依赖人与机器的信息交流，反而可能钝化人类感知世界、感受他人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方式。法国遗传学家雅卡尔认为， “借助技术、集中渠道和传播渠道所形成的信息， 取代了人人平等参与的平衡的集体行为， 即交流。”[25]
此外，前文谈到信息概念的引入促成了新闻商品性的认识，商品化的新闻一定程度地制约了新闻作为准公共物品的作用。社会“知”的需要催生了新闻，新闻信息满足的是全社会成员的公共消费需要，与公众利益有着重大、深远而天然的密切关系，担负着特殊而无可取代的社会道义和责任。新闻商品性的特性给新闻实践带来巨大推动力，也带来许多弊病，使新闻这个本应属于全社会的公共资源被少部分人利用，从而减少了其公共利益的代表性，影响了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公平和正义。一段时间里，新闻商品性助长了有偿新闻现象的泛滥，甚至被指为是这种现象得以产生的理论根源。当前新闻实践中人文精神的缺失证明，对于信息商品化的特性渗透到新闻这一点，要持有批判意识，而不是一味地称颂其功德。新闻商品性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当新闻纸进入市场流通，传播活动开始接受外部补偿时，新闻就难以避免地带有商品的特性，这种特性正是束缚新闻传播的枷锁，是一种附加性内容，否则新闻传播活动将无以为继。但同时，由于新闻自身具备准公共物品的信息特性的规定性，新闻传播的发展，实质上是一个逐步摆脱商品性束缚的过程，新闻的发展方向，则是一个摆脱商品性、回归公共性的过程。
[注释]
[1]李元授：《新闻信息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8页。
[2]转引自陈定学：《究竟什么是信息》，载于中州学刊，2006年11月，第6期(总第156期)，6页。
[3]见李良荣《“信息热”和新闻改革》，载于《新闻大学》，1984年第1期，第8-11页。
[4]宁树藩：《论新闻的特性》，载于《新闻大学》，1984年12月，第8期，5页，作者特别做了尾注：讯息，实即信息。因为信息的含义太广泛，有的不适用于新闻现象，所以暂用“讯息”二字，以示区别。
[5]郑旷主编：《当代新闻学》
[M]．北京长征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6]童兵、林涵：《20 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405页。
[7]李元授：《新闻信息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项目。
[8]宁树藩：《信息观念与新闻学研究》，收录于《宁树藩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100 页。
[9]秦志希：《新闻学关键词的兑演及文化内含》，载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54 卷，第3 期，2001 年5 月，365页。
[10]郑旷主编：《当代新闻学》， 北京长征出版社，1987 年版，绪论12 页。
[11]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296 页。
[12]转引自蔡长年：《三十年来的信息论》，载于《通信学报》，1980年10月，第1期，2页。
[13]刘禾：《跨语际的实践：往来中西之间的个人主义话语》，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 上卷) ，东方出版中心，2000 年版，228～229 页。
[14]胡正荣：《新闻理论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23～24 页。
[15]参阅芮必峰：《新闻与新闻报道》，载于《新闻大学》2004 年第2 期，总第80 期，7～21 页。
[16]李元授：《新闻信息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5页。
[17]秦志希：《新闻学关键词的兑演及文化内含》，载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54 卷，第3 期，2001 年5 月，367页。
[18]姜红：《作为“信息”的新闻与作为“科学”的新闻学》，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3 卷第2 期，31页。
[19]陈坚：《新闻本体论——关于“事实”与“信息”的比较研究》，载于《新闻大学》，1993年第3期，16页。
[20]尹德刚等：《当代新闻写作》，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21]陈谦：《新闻是新的事实信息——— 新闻定义的再探讨》，载于《当代传播》，2001年第2期，15页。
[22]姜红：《作为“信息”的新闻与作为“科学”的新闻学》，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3 卷第2 期，31页。
[23]宋志耀：《怎样写“信息新闻”》，载于《新闻知识》，1986年第5期，8～10页。
关键词 新闻学 学科属性 社会科学
刘锐，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讲师，博士后。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研究精品培育项目《“新闻经典”研究》最终成果的一部分（skj201004）。
时至今日，中国新闻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取得长足进步，“新闻无学”的争论也已告一段落，但与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法学等较为成熟的学科相比，诞生于20世纪的新闻学还尚显稚嫩，理论基础薄弱、研究层次不高等依然是不争的事实，许多新闻学的基础问题还未彻底厘清，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关于新闻学的学科归属问题，至今仍未达成一致的意见。新闻学到底属于“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这一新闻学的基本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学科归属是关系到学科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新闻学到底是向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靠拢，还是向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逼近？这不但关系到新闻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的实现，且会影响到新闻学能否在学科之林中与其他学科平等地展开交流对话。下面笔者将在论述新闻学的学科归属之争的基础上，通过辨析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重点阐释新闻学的学科属性问题。
一、新闻学的学科归属之争
客观地讲，20世纪的中国学术研究中，既有人文学科的研究，亦有社会学科的研究，但向来只有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的提法，而没有人文科学或人文学科（尽管《辞海》上已单独作为一个条目而与社会科学区别开来）的提法。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有学者提出区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要求。[1]因此，新闻学早期关于新闻学科归属的讨论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而主要讨论当今新闻学众学者在新闻学科归属问题上的争议。综观新闻学科属于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这一问题，学界仍无一致的看法：
一类以李彬、李希光、屠忠俊、吴廷俊、徐培汀等为代表，认为新闻学科是人文学科。他们在分析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差异时指出，首先是二者的学科属性不同，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中的应用学科，而传播学是社会科学的行为学科。再次，二者研究的方法不同，新闻学属人文学科，人文学科讲究人文性，体现人对人的终极关怀，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定质的方法、思辨的方法；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定量方法、实证的方法。[2-5]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唐远清则根据李承贵提出的划分人文学科的4个主要依据，即人文学科本身具有人文气质；直接与人的意义特别是精神价值相关；对人、社会、民族具有价值导向、精神塑造等功能；研究具有主体性、求异性、偶然性、复杂性和创造性等特征，认为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6]
再一类以郑保卫、张昆、赵凯、丁法章、黄芝晓等为代表，认为新闻学是以新闻现象和新闻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7-9]除概念界定外，对新闻学为什么属于社会科学，其与人文学科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并无过多探讨。
还有一类以杨保军为代表，认为新闻学是一门以社会科学性质为主，同时兼有一定人文科学性质的学科。新闻学是对人类新闻传播现象、新闻活动特征及其规律的探讨和揭示。按照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解与基本区分，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属于社会科学。但是，严肃一点讲，社会科学从严格意义上说要求研究者以价值中立或者价值无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结论，而新闻学还包含着人文的思想和论述、价值性的评价与判断。因而，就学科性质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闻学是一门以社会科学性质为主，但同时兼有一定人文科学性质的学科。[10]
上述论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一个明显缺陷即大多并未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科学区分角度进行新闻学学科性质的界定，唐远清和杨保军虽然区分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不同特征，但失之系统、全面。
唐远清依据李承贵提出的划分人文学科的4个主要依据来定义新闻学科的学术归属，相应标准虽容易区分，具体到实践中则很难操作，究竟何谓突出的“人文”气质？
么学科的研究才算与人的意义特别是精神价值直接相关等等，并无明确的具体的规定。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者单列一节论述新闻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坚持认为新闻学是人文学科，但在前文中却把新闻学界定为“新闻学是一门研究大众传媒业的独立的社会科学” （博士论文阅评人雷跃捷也指出了这一点），这就出现了前后矛盾、顾此失彼的现象。
而杨保军在谈到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别时，仅谈到了研究对象和研究判断类型的不同，判断标准有失片面。另外，在认定新闻学兼有人文学科属性时，仅仅从目前新闻学研究现状出发，认为相关的理论著述在事实判断之后，总要加上一个价值判断的尾巴，认为新闻学科兼具人文学科属性的理解也存在偏差。因为现有著述存在的问题与该学科属性并不等同。
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区别
这里，笔者从区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不同特性出发，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判别标准归结为4点，以明确新闻学科的学科归属问题。
1. 研究对象和价值
人文学科研究的是人的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是人的精神世界及其积淀下来的文化。人文学科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物质财富或实用的技术，而在于为人类提供一个精神的家园，使人类的心灵有所安顿、有所依归。而社会科学以社会为研究对象，它侧重于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变革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认识，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即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的主观世界和人类的精神文化，社会科学关注的则是客观的人类社会，它是外在于具体个人的。
2. 研究方法
人文学科具有体验性、阐释性、评价性的特点，强调研究者的个体性和独创性，它的知识并不像科学知识那样呈前后递进式发展，而是散点、跳跃式的、或不断阐释性的。一些古典著作中提出的命题可以被后人不断地理解和阐发。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分析、归纳、证实等特点，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社会科学知识的发展是前后递进式的，前人提出的某些命题可以被证伪或替代。
当然，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虽越来越多地借鉴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法，但社会科学并不排斥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既应该采用自然科学的逻辑实证方法来研究认识人类的社会生活中的制度、关系、结构和功能，又需要采用人文科学的精神与情感体验方法来把握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因为社会具有物质客观属性与精神观念属性两重性质。
3. 成果形式
人文学者在人文科学领域中的探索与创造，主要表现为精神的收获和思想的创造；而这些收获与创造，主要以人文著述的形式保存下来。社会科学探索与创造的成果，除以社会科学著述的形式保存下来外，还集中表现为决策的制订、规划的设计、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甚至表现为规模宏大、长期持续的社会运动。而人文科学探索与创造的成果，则很少以文本之外的形式加以保存。
4. 研究效用
人文学科是基础性学科，而社会科学是应用性学科，所以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往往不具有实际运用的价值，而社会科学的成果则往往具有实际运用的价值。当然，这并不是说人文学科没有用，只有社会科学才有用，而是说人文科学是一种无形之用，而社会科学则是一种有形之用。社会科学更能直接指向人的现实生活，对人的现实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
三、新闻学的学科属性辨析
依据以上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划分标准，笔者认为，新闻学总体属于社会科学。理由如下：
1. 从研究对象来看，虽然目前新闻学术界并没有取得共识，但根据不同学者对新闻学研究对象的论述，较为常用的关键词是：新闻事业、新闻工作、新闻活动、新闻、新闻传播活动、新闻现象、新闻与社会关系等。有学者依据56位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研究对象的论述，筛选出中心词的出现频率，从高到低分别是：新闻事业（27次）、新闻（传播）活动（24次）、新闻现象（18次）、新闻工作（14次）、新闻（12次）、报纸（10次）、新闻事业与社会关系（6次）。[11]可见这些关键词都与社会活动、现象、组织、运作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更有不少学者如徐宝璜、黄天鹏、李公凡等认为，新闻学的间接对象就是全社会。[12]且自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理论新闻学著作——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开始，对新闻学研究对象界定的中心词都由比较具象的“报纸”转换为比较抽象的“规律”——学者们几乎
都使用了“规律”一词，尽管在与其他中心词的搭配上，有“新闻事业规律”“新闻活动规律”“新闻工作规律”“新闻传播规律”等的不同。[13]这符合社会科学以社会为研究对象，主要侧重于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变革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认识的观点，而非人文科学研究对象范畴。
2. 从研究方法来看，新闻学强调研究“新闻事业规律”“新闻活动规律”“新闻工作规律”“新闻传播规律”等，既然研究对象的中心词是“规律”，那么，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虽然新闻学的研究方法目前仍以定性研究为主，但定性研究并不代表就是主观性研究，定量研究也并不意味着就是客观研究，定性与定量只是研究方法的区别，而主观和客观则是研究对象与客观事物的符合、相去程度。“科学是理性的产物，使用事实、规律、原因等概念，并通过客观语言沟通信息。”[14]与此不同，“人文学科是想象的产物，使用现象与实在、命运与自由意志等概念，并用感情性和目的性的语言表达。”[15]从这一点看，新闻学无疑也归属于社会学科，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反映新闻现实，符合新闻实践的要求和发展规律，有效地指导新闻实践，而非自由想象，闭门造车。
3. 从成果形式来看，新闻学探索与创造的成果，除了以著述的形式保存下来外，还集中表现为新闻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新闻管理决策的制定，甚至还表现为规模宏大、长期持续的社会运动（譬如公共新闻学）。从新闻学界尤为强调新闻学研究成果要对新闻实践有指导意义即可见一斑。
4. 从研究效用来看，新闻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新闻业务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价值，能够对新闻实践产生直接作用和影响，即使是新闻理论和新闻史研究，也强调要对新闻实践有所启迪和教益。尽管目前学界的研究和业界现实尚有一定隔膜，但已有一批研究成果得到业界和政界认可。从长远来看，新闻学将更好地服务于新闻传播实践，对新闻传播实践产生更大的影响。
从以上4点可以看出，新闻学理当归属社会科学。然而，事实上，我们很难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画出泾渭分明的界线，正如著名学者让·皮亚杰所说：“在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不可能做出任何本质的区别，因为显而易见，社会现象取决于人的—切特征，其中包括心理生理过程。反过来说，人文科学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也都是社会性的，只有当人们能够在人的身上分辨出哪些是属于他生活的特定社会的东西，哪些是构成普遍人性的东西时，这种区分才有意义。”[16]新闻学虽然属于社会科学，但新闻学也具有较为浓郁的人文色彩，从学科性质而言，新闻学是具有人文底蕴的社会科学。表现在：
第一，从研究对象和价值来说，新闻学既是事学，是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变革的普遍规律的研究，又是人学，除研究新闻媒体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对于社会所起的作用及其运作之外，还需关注在媒体运行过程中传者和受众各自的精神状态、价值情感等。新闻传播事关每一位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新闻学研究决不能因事废人，放弃新闻传播学的人文属性。因为“新闻传播活动根本上是人的交流活动，尽管这种活动在现代以来越来越需要利用机器和制度等途径进行，但它毕竟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从没有离开‘人’的新闻传播”。[17]“新闻学的终极关怀或指向是为人的，新闻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和新闻传播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人更加趋近人所能拥有的自由、美好而不悖乎人性的生存方式，即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18]从这一点上来说，新闻学科注定将难以回避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在新闻学科中占据较大的比重。价值判断是每一个新闻学研究者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新闻学需要事实判断，也需要价值判断。
第二，新闻学的文本之学特征较其他社会科学更重。尽管学界对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否为新闻文本仍存争议，与“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等这些关键词相比较，将“新闻”文本作为新闻学研究对象的呼声相对弱小一些，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无论是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其成效好坏最终都将反映到新闻文本上。可以说，新闻文本是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最重要的环节，无新闻文本则无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新闻学的研究起步于新闻文本，最终无论是作用于新
闻实践，还是作用于新闻管理政策，也将落脚在新闻文本上。新闻学研究是围绕着文本这一中心运行的，这是新闻学与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不同之处，他们的研究未必起步于文本，也未必最终作用于文本，从这点看，新闻学也具有较为鲜明的人文色彩。
因此，新闻学的学科性质为具有强烈人文底蕴的社会科学。新闻学不单单是人事之学，也是文本之学。
结 语
新闻学具有较多的人文色彩，但新闻学并非人文学科，新闻学和传播学一样仍属社会科学。一些学者在辨析新闻学和传播学时过分突出了两者之异，以至两个协同发展的社会科学之“小异”，被说成是人文和社会学科之大别。目前，新闻学和传播学都还尚未达到成熟之境，过分强调其区别，不利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融合和两个学科的协同共进。两个学科之间只有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双剑合璧，才能全面提高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学科地位，也才能在学科丛林中占据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之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 李承贵. 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法问题[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2] 李彬. 媒介话语 新闻与传播论稿[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3] 李希光. 畸变的媒体[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 屠忠俊，吴廷俊. 网络新闻传播导论[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5] 徐培汀. 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6] [11] [13] 唐远清. 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135，134.
[7] 郑保卫. 论新闻学学科地位及发展[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8] 张昆. 中外新闻传播思想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9] 赵凯，丁法章，黄芝晓.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0] 杨保军. 新闻活动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2] 李秀云. 中国新闻学术史[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14] [15]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6）：761，760.
关键词：新闻话语 中国新闻 发展趋势
当今社会信息高度发达，传媒对于人们的影响十分巨大，甚至有人认为我们生活在传媒创造的环境之中。Lippmann认为人们生活在“两个环境”之中，即“现实环境”和由媒体构建的“拟态环境”。[1]“拟态环境”理论是传媒研究的重要议题。在网络发达的今天，人们把该理论的应用发挥到极致。媒体影响人们的主要渠道是新闻报道和网络评论，在网络上大众对于某个新闻事件的评论往往能够决定事件的发展方向。话语分析始于语言学科，随着后结构主义的兴起，人们越来越重视语境的作用。话语分析则满足人文社会科学对于语境的诉求。在话语分析中，话语被界定为语言表述的社会现实。因而，话语分析是从语言入手对于社会事件本身的关注，它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范式。国内对于新闻话语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然而，现有的文献资料显示：鲜有学者对中国新闻话语进行梳理，并且讨论其研究现状。这个基本认识构成了本文的选题基础。本文澄清新闻话语分析的概念，分析了现有话语研究的现状，指出其发展趋势。
一、新闻话语
作为新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新闻话语分析就是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研究新闻报道。话语分析于1952年由Harris提出，[2]采用该方法分析新闻始于英国的批评话语分析的相关研究。过去，研究者仅仅关注新闻背后的社会不平等现象。[3][4][5][6]话语分析的实质是从表述社会事件的语言入手探讨人类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话语分析的基本原则是二元互补，即认为话语是语言表述和社会事件过程的结合体。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重要研究范式，话语分析广泛地应用于诸多学科。学者们借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采用灵活多样的研究方法，关注更多的新闻话题，涉及新闻的各个层面。
新闻话语的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转向话语分析的必然结果，不同的学科求助于话语分析研究本学科的议题。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新闻报道已经成为新闻研究的一种趋势。新闻话语分析不同于传统的新闻研究方法。传统上对于新闻的研究侧重传媒的生成、传媒效果等议题，仅仅关注新闻事件本身，忽视新闻生产过程中人的作用。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分析新闻则可以弥补传统研究的不足，因为话语分析是以人在社会中的叙事为主线展开。如果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新闻报道，研究者可以关注新闻事件，也可以关注新闻的表述方式，也可以关注新闻报道的过程。话语分析的本质是以人为中心关注社会问题，新闻话语就是从人的视角研究新闻报道的各种议题。
二、中国新闻话语研究
新闻话语研究是结合新闻研究和话语研究的结果，是一个新兴学科的分支。国内对于新闻话语的研究仅有10多年的历史。本研究搜索了中国期刊网上的相关文章，并对其进行综述。设定检索项为“篇名”，检索词为“新闻话语”，检索了1993年到2012年核心期刊的文章。经过逐个阅读，剔除不合格的文章，形成本文的分析对象。
1. 中国新闻话语研究现状。根据研究目标，本文把收集到的文章分为三类：关注新闻背后意识形态的研究、关注报道过程的研究以及关注新闻语言特征的研究。
第一类研究主要关注新闻背后的意识形态（ideology）。应该澄清本文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源自于英文，是一个中性词，其含义近似于“思想观念”。该类研究的基本假设是新闻报道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其背后存在固有的思维模式。新闻报道中体现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是新闻话语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该类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其中一类研究新闻报道内容中体现的意识形态，另一类则是研究表述过程体现的意识形态。对于前者的研究比较多，涉及话题比较多。例如，范红介绍新闻话语的编码过程以及三种主要的霸权建构方式，来说明掌握新闻话语权的阶层是如何将其思想意识形态“自然而然”地嵌入新闻话语中的。[7]张涛分析了19世纪后半期排华时期，美国媒体讽刺话语中的孔子形象。方田[9]从圆明园兽首拍卖报道看主流媒体的民族主义话语建构。[8]侯福莉、王淑花分析了英语新闻语篇中的“杂声”，认为新闻报道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报道者的立场和态度。[10]蒋晓丽、雷力对比分析了中美报纸对于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报道，认为两国报纸对于该事件的报道取向不同。[11]后一类研究带有浓厚的语言学色彩，其本质是研究语言表达式选择过程中体现的立场和态度。例如，曾庆香分析了西方媒体对于拉萨暴乱的报道，认为在该新闻话语中存在固有的意识形态。[12]董又能采用系统功能语法的理论分析了英文新闻标题，认为其中包含一定的意识形态，采用批评性话语分析方法。[13]单胜江研究了新闻语篇，提出新闻语篇批评性话语分析应注意的问题。[14]严怡宁分析了俄罗斯、巴西、印度主流报纸的涉华报道，探讨其中存在的认知和态度。[15]
第二类研究关注新闻报道表述的研究。该类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分析新闻报道所涉及的表述技巧。该类研究的目的是寻找新闻写作中存在的固定表述模式，该类研究有助于提升新闻写作水平。该类研究主要分为以下类别：研究新闻中的互文性、研究新闻报道主位信息、研究新闻句式结构、研究修辞策略以及对于新闻报道中元话语的研究。新闻互文性的研究主要处理新闻报道中不同信息来源之间的相互关系，关注不同说话者所说内容之间的关系。例如，赖彦采用批评话语分析的三维度的理论分析了新闻标题的话语互文性，并且探讨了其认知机制。[16]吴摘鸣根据van Dijk的宏观结构分析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对于新疆和暴力事件的报道。[17]毛浩然、徐赳赳从“形式互文”的角度考察了“邓玉娇事件”单一媒体和多元媒体在形式互文性的表现方式。新闻报道主位信息方面的研究主要应用系统功能语法的理论分析新闻报道中句子的信息结构。[18]例如，翁玉莲运用系统功能语法，探讨新闻评论语篇的信息结构功能。[19]翁玉莲采用系统功能语法的主位理论对比分析新闻消息和新闻评论中的主位分布取向。[20]在新闻话语中，经常出现一些固定的句式，对该类句式的研究也是新闻话语研究的一个主要议题。例如，赖彦基于《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的语料，讨论新闻话语NP1+NP2的限定性和非限定性同位结构的形式类型、语义关系、句法作用和话语功能。[21]肖灵分析了新闻话语中词汇层次的ABB式词语。对于新闻报道中修辞策略的研究也是新闻话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研究修辞策略，新闻可以表达对新闻事件的立场和态度。[22]
第三类的研究关注新闻报道过程。该类新闻话语的研究在传媒研究中经常使用，主要包括两个类别：以人为中心的新闻报道研究和以报道过程为中心的研究。以人为中心的研究主要从新闻制作者和新闻事件的参与者的角色出发探讨新闻报道过程。例如，曾庆香、黄春平、肖赞军讨论了新闻中记者并非话语的主体，权威的新闻来源以及刻板印象的操纵者才真正是新闻的话语主体。[23]曾庆香、刘自雄从话语理论探讨了新闻源对新闻话语的生成所产生的影响。[24]吴敏苏分析《面对面》节目主持人王志的主持话语，阐述了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中应遵循的原则。[25]
2. 中国新闻话语研究特点。首先，涉及不同学科，方法多样。话语分析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重要研究范式，包括新闻话语研究。话语研究的基本特点是把话语当做用语言表述的社会现实过程。新闻话语研究涉及语言学、文学、政治、经济、历史等不同学科，同时也受这些学科的影响，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采用语言学中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一些专家分析了新闻报道中的语言现象，考察语言背后的思维模式。采用文学的分析方法，马景秀、侯福莉、王淑花分析了新闻话语。借鉴政治学研究方法，范红、黄敏和尤泽顺分析了新闻话语中反映的政治议题。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张涛分析了19世纪后半期美国媒体讽刺话语中的孔子形象。
其次，平面媒体研究比较深入，而立体媒体的研究则较少。报纸和杂志出现的较早，其表意方式主要集中于书面语言，相对而言比较有利于分析。中国新闻话语的显著特征是对于报纸新闻话语的研究比较完善，方法比较多样；但是对于电视、互联网等的立体媒体研究则相对比较单薄。例如，陈俊、王蕾、蒋晓丽、雷力等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报纸新闻话语。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也多样，包括主位分析、句法分析、形象构建、修辞技巧等等分析方法。对于立体媒体的研究主要讨论媒体话语的生成过程，其研究比较薄弱，方法也比较单一。立体媒体新闻话语的研究的主要问题为：（1）主要讨论电视新闻话语，没有涉及其他立体媒体的话语；（2）研究目标仅仅局限于新闻话语的生产过程；所采用的方法比较单一，具有经验主义的特征。
再次，关注新闻背后的认知思维过程。话语分析的最终目标是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项事宜，其本质是揭示用语言表述出来的社会事件过程的各种问题。就新闻话语分析而言，其重点是解释新闻报道背后的新闻事件。因而，围绕着新闻话语形成三种主要的研究分支：新闻表述、新闻故事和新闻的形成过程。这三类研究的主要特征之一是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揭示新闻报道背后的思维模式和认知过程。
三、中国新闻话语的发展趋势
基于现有新闻话语研究的现状，本文认为中国新闻话语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 新闻话语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受到关注，继续成为新闻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虽然现有的新闻话语研究具有一些问题，今后一段时期之内，它依然是传媒研究的重要议题。新闻话语关注的对象是对现实生活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事件，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研究新闻话语就是研究人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状况。通过新闻话语人们不但可以关注社会事件本身，而且可以研究该事件对于人的生存状况的影响。新闻话语分析的本质是应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分析新闻报道，既可以关注新闻事件的表述，也可以关注新闻事件本身，也可以关注新闻报道过程。同时，由于人文社会科学中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具有加强的趋势，为其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这些决定了今后一段时期内新闻话语将持续受到关注，成为相关领域研究的重要议题。
2. 立体媒体话语的研究将大幅增加。随着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加速，新兴媒体迅速膨胀。电视、互联网、4G手机等等新兴媒体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影响越来越大，使这些新兴立体传媒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些立体传媒可以承载更多和更直观的新闻信息。然而，现有的新闻话语研究主要集中于平面媒体的新闻话语，对于立体新闻话语的研究则明显不足；仅有的立体媒体新闻话语研究方法比较简单，分析不透彻。同时在学科融合的大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中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比较迫切，不同的学科之间相互借鉴研究方法和手段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些使研究新兴的立体传媒的研究成为可能。例如，多模态研究方法的兴起，使得对电视等视频的研究成为可能。这些新兴的立体传媒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分别从画面、声音、文字等不同的方面展现新闻事件过程，这些不同的表意符号需要综合研究。新闻话语研究的这些特点奠定了立体传媒研究的基础。
3. 继续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在学科融合的大背景下，话语分析成为人文学科的重要研究范式，是语言转向的归宿，落实语言转向的具体任务。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采用话语分析，考察本学科的研究议题；另一方面，话语分析也受众多学科的影响，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新闻话语以具有新闻价值的报道为分析对象，其话题多种多样，涉及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等不同的学科领域。因而，新闻话语分析的话题涉及不同的学科类别，影响其分析方法和研究思路。同时，现有的研究中已经出现了相互借鉴的特征。例如，借鉴功能语法的理论，学者们研究了新闻语篇的主位以及信息。
结 语
新闻话语的研究对象是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重要事件，这些事件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新闻话语的研究反映了社会主流媒体对于某个特定社会事件的认识。新闻话语是人们采用表意符号再现社会事件。传统的传媒研究以新闻事件为核心进行研究；新闻话语研究的出现，为新闻研究提供了更多视角，包括新闻表述研究、新闻事件研究以及新闻生产过程研究三个类别。新闻话语是以人为核心表述的新闻事件，必然受人的影响，反映特定的意识状态。对新闻话语的关注，就是对现实生活中主要事件的关注。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研究者们可以考察新闻报道中的语言使用、新闻事件过程以及报道过程，因而受到包括传媒研究在内的不同学科的喜爱。新闻话语在今后的发展中，必然会越来越受到重视。
参考文献：
[1] Lippmann， W.Public Opinion[M].New York： MacMillan， 1922.
[2] 姜望琪.Harris的语篇分析[J].外语教学，2011（4）.
[3] Van munication Racism： Ethnic Prejudice in Thought and Talk [M].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87.
[4] Fairclough， N.Language and Power[M].London： Longman， 1989：20-27.
[5] Fairclough， N.Media Discourse[M].London： Arnold， 1995.
[6] Wodak， R.Gender and Discourse[M].London：Sage， 1997.
[7] 范红.新闻话语的编码和霸权的形成[J].现代传播，2004.
[8] 张涛.排华酝酿时期美国媒体讽刺话语中的孔子[J].社会科学辑刊，2009（4）：125-131.
[9] 方田.从圆明园兽首拍卖报道看主流媒体的民族主义话语建构[J].现代传播，2009（6）：56-57.
[10] 侯福莉，王淑花.英语新闻语篇中的“异声同啸”与语义隐含[J].现代传播，2010（2）：150-151.
[11] 蒋晓丽，雷力.中美环境新闻报道中的话语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197-200.
[12] 曾庆香.西方某些媒体“3・14”报道的话语分析[J].国际新闻界，2008（5）：25-31.
[13] 董又能.英文新闻标题的批评话语分析[J].新闻爱好者，2010（6）：116-117.
[14] 单胜江.新闻语篇的批评性话语分析[J].外语学刊，2011.
[15] 严怡宁.想象的共同体身份[J].外交评论，2012（3）.
[16] 赖彦.新闻标题的话语互文性解读[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9（1）：78-82.
[17] 吴摘鸣.“3・14”和“7・5”事件报道电视新闻话语分析[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1）：59-60.
[18] 毛浩然，徐赳赳.单一媒体与多元媒体话语互文分析[J].当代修辞学，2010（5）：13-20.
[19] 翁玉莲.新闻话语篇章主位对比研究[J].新闻界，2011.
[20] 翁玉莲.语篇功能视域下的新闻评论话语[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162-166.
[21] 赖彦.新闻话语的NP1+NP2同位结构特征及功能[J].外语学刊，2010（2）：65-70.
[22] 肖灵.新闻话语中ABB式词语流行的认知分析[J].编辑之友，2010（4）：88-90.
[23] 仝金钟.论新闻话语的修辞策略[J].广西社会科学，2010.
[24] 刘立华，毛浩然.话语分析视域下西方媒体中的当代中国故事[J].当代传播，2011（5）：31-33.
一、信息的含义
在我国，“信息”一词由来已久，这在我国从古自今的文学作品中可见一斑。例如，南唐诗人李中曾的《暮春怀古人》中所描写佳句的“梦断美人沉信息，目穿长路倚楼台”，这是目前“信息”一词在汉语里最早的文字记载。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信息”并非我国古代文化中所谓的“信息”，而是西方社会思想发展的舶来品。1928年，哈特莱（Hartley）最早在《信息传输》一文中提出了“现代信息”的概念，他最先提出了消息和信息之间的差异，并假设可以用数学方法描述信息量。20世纪50年代，随着信息论等信息科学进入中国，“信息”一词才有了新的意义，从古语变成了新的专有名词，并开始运用在电子学、工程学中。
二、信息在中国新闻学界的影响和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在“”时期，新闻基本上成了政治宣传的工具。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新闻学的学科意识才开始逐渐恢复，也渐渐的开始破除新闻界“新闻无学”的坚冰，开始了由“新闻无学”到“新闻有学”的艰难转型。新闻学者亟待为这个几乎没有了独立性的学科找到其合法、合理的依据。重新被启用的概念解决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三大问题：一是新闻的本质；二是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从而可以建立起一个有逻辑层次的新闻学定义体系；三是新闻学学科建构是否合法。信息概念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上所发挥的作用：
（一）明确“新闻的本质是信息”。过去的说法是，“新闻的本质是事实”也能解决问题。也就是事实第一，新闻第二，二者是源与流的关系，相对于“事实”，“信息”明显要更科学、恰当，这个专业科学术语升华了了“新闻”的本质。所以，不如对它进行分工：事实是新闻的本源，信息则是新闻的本质规定。
（二）新闻是科学，它有自身质的规定性，而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信息概念了“新闻工具论”，它利用信息逻辑起点组建新闻本位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将新闻和宣传划分开，这是新闻本位的回归，它使得新闻的本原功能得以显现，也是对新闻规律的尊重和对新闻学是科学的一种认可。
（三）90年代，“信息”这一词语引发了对新闻商品性的讨论。这也使人们逐渐意识到到，新闻不仅使一种精神产品，新闻的生成、传播及接收反馈过程还具有实践和商品生产、消费的特性。随着新闻商品性讨论的深入，人们开始对新闻媒介性质进行了重新定位。如果媒介将信息资源的开发、采集、传播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努力为整个社会提供各种信息、知识和娱乐服务，那么，媒介本身也就具备了社会第三产业的特性。
三、辩证看待信息与新闻学
关键词：新闻编辑理论；新闻编辑实践；分歧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8-2-0046-03
新闻编辑学是探讨新闻编辑工作一般规律、方法和技术的应用学科，它既包括新闻编辑理论研究，又包括新闻编辑实践研究。然而理论与实践在新闻编辑领域如何平衡，如何做到以新闻编辑理论引导新闻编辑实践，新闻编辑实践来检验和推进新闻编辑理论，在我国当前新闻编辑领域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笔者通过梳理十年来新闻编辑研究的有关文献，并结合当前新闻编辑实践活动，发现在新闻编辑研究领域，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之间存在着一定分歧，主要表现在我国新闻编辑理论的经验主义倾向。
在西方近代认识论中，虽然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并无鲜明的界限和区分标准，但从哲学史上看，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经典对立主要集中于知识起源和如何获得知识的问题。“理性主义者认为普遍必然知识起源于心中固有或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它们是自明的、无误的，通过对它们的理性推演就可以形成普遍必然知识的体系。经验主义者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普遍必然的知识只有在经验的基础上才可能”。[1]从而在认识方法上，理性主义运用“自明原则+演绎”的方法，经验主义则强调“经验+归纳”的方法。[1]我国新闻编辑研究领域中，理论的探索时常基于经验的归纳，凭借经验而得的理论往往是现象的、粗浅的和个别的。当然，作为一门应用科学，新闻编辑学中的方法、流程、技巧必然要来源于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归纳，然而科学理论所具有的内在一致性包括命题、概念、关系层面的内容则不只需要实践经验的支撑，更要建构一套完备的范畴体系。
一、新闻编辑理论与当前编辑实践之间产生分歧的表现
笔者梳理十年来新闻编辑研究相关文献时，通过筛选“维普期刊”中《编辑之友》《国际新闻界》《青年记者》等核心期刊所载150篇文章获得文献结构特征如下表：
上表所示有关新闻编辑理论的研究文章占56%（共84篇），而新闻编辑实践方面的文章占42%（共63篇，另有3篇笔者在文献归类中将其纳入新闻编辑史范畴）。由此看来，我国新闻编辑理论在数量和内容上存在一定优势，然而在此基础上，新闻编辑理论却并没有很好地起到指导性作用，新闻编辑实践层面编辑记者在采编过程中仍然出现诸多问题，媒体失范、编辑差错等层出不穷，恶俗新闻也没有被杜绝。具体而言新闻编辑理论与编辑实践研究存在的分歧有以下几点：
（一）新闻编辑理论缺乏新闻本质规律的基础
“规律是事物本身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基本秩序和必然趋势”。[2]222杨保军谈及新闻传播规律时指出“新闻传播规律要探讨的问题，就是新闻传受（传递与收受）过程中，传受之间内在的、稳定的、本质的关系”，并且将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基本规律概括为“选择律”“效用律”和“接近律”。[3]关于新闻规律的探讨虽然是一个不断深入和发展的过程，但新闻规律的恒定性也表现在具有传播方法论的意义上。由此看来，新闻编辑理论要以新闻传播规律为基石，离不开新闻传播活动本身的研究视角，更重要的是要有系统、理性的理论概括性。然而，当我们以“理论”构建的完备要素对新闻编辑理论进行检验时，就会发现新闻编辑理论科学性和规律性的缺失，最突出的表现即为理论与“理念”的混淆。
斯蒂文・小约翰在《传播理论》中认为：“理论由两大要素组成――概念和解释，人类本质上是以概念处理为基础的动物。概念化基本上是把事物和事件根据观察到的特质所作的分类。理论的一个目标就是指出有用的概念。概念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贴标签。我们通常用词语来识别概念。任何一个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是拥有该理论概念的一套术语”。[4]40通过小约翰对“理论”的解析，我们看到一套科学的理论至少需要具备完备的概念和解释框架。新闻编辑理论的构建其主要功能是解释存在于新闻编辑实践活动背后的规律，而不是替代它们作具体的对象性描述。然而我们发现，在现有的新闻编辑理论中，常常将“理论”与“理念”混淆，以“新闻编辑理念”替代科学的“新闻编辑理论”系统，这就是将理论的构建经验化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简单来说，新闻编辑理念是对新闻编辑活动方法、规律、思想的诠释与升华，它并不具备一套完备的新闻编辑概念和解释框架。在近十年我国新闻编辑理论研究文献中，常会看到研究新闻编辑思想、观念、策略以及对新闻编辑活动的宏观把握及认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新闻编辑活动现象的归纳和提炼，然而却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稳定机制或规则渗透不深。
刘九洲认为“人文科学同社会科学一样，都存在三点研究基点，即基于本体论去回答‘研究什么’；基于认识论去回答‘如何研究’；基于目的论去回答‘为什么研究’。在新闻理论教材中，这三种研究基点都是存在的”。[5]2那么在新闻编辑理论中这三点同样可以作为研究基点。说到底新闻编辑理论研究的应该是新闻编辑实践活动和现象背后的规律，其基本内容的构成也应当以介绍新闻编辑领域内的概念、原理和方法论为主。而基于新闻编辑实践经验而来的新闻编辑理论，由于较少深入到新闻传播规律当中，脱离了新闻的本质研究，简单将新闻编辑活动抽象化就难以在更高层面上对实践活动进行指导。
（二）新闻编辑实践注重微观技术，忽视“专业”思想
在我国虽然新闻编辑实践活动为新闻编辑理论构建提供了素材，但实践研究多集中于稿件的微观操作，如标题制作、版面和图片编辑；评论、专题等不同体裁的编辑方法；时政、经济、军事等不同类型新闻的编辑。以上微观研究虽然内容丰富，但研究状况整体上看来散杂，切中要害的探讨较少，主要表现在新闻从业者依赖于“常识”的积累，新闻编辑实践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分离。
新闻编辑依赖于“常识”从事新闻活动与脱离新闻专业主义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所谓“常识是指理智正常的人通常所具有的知识或信念，它可以用判断和命题来表示。常识的主要特征是它的自明性、直接性和普遍性：它是清楚明白的，不需要证明就为人们普遍同意”。[1]新闻编辑研究领域，新闻从业者的研究成果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而长期从事行业内工作的编辑、记者往往凭借自身从业经验，将新闻活动的惯性思维简单上升为理论层面，尤其是我国新闻业改制转型、实行企业化管理后，受到各种外部环境的影响，编辑、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意识也在逐渐缺失。较早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研究的我国学者郭镇之认为，“专业主义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重要概念，起源于美国，前提是新闻自由。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新闻客观性的信念，相信可以从非党派的、非团体的立场准确报道新闻事实”。[6]因此新闻专业主义就是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从业者所必须持有的新闻职业精神或职业规范。新闻编辑实践活动是最具体的新闻活动，当然也应恪守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
此外，我国当前新闻编辑实践忽视“专业”思想的另一方面表现则是新闻编辑人员与受众意识的分离。通常认为“编辑工作具有中介性，具有初级信息的受传者与终级信息传播者的双重身份，也正是这种中介性，使新闻编辑在信源提供者和受传者之间建立起一座传递信息的桥梁”。[7]而新闻编辑若是缺乏受众意识，编辑实践活动的效果就会降低。新闻活动的本质是社会活动，新闻编辑实践活动作为新闻活动的主要环节，同样具有社会属性，而受众意识的缺少会造成新闻传播功能的降低。编辑一味传达自己的编辑意图，忽视受众感受和需求也是新闻编辑理论与实践活动分歧的重要表现。
（三）新闻编辑理论中的技术主义倾向难以落实于新闻编辑实践
新闻传播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新的传播技术带来了新闻理论的革新，新闻编辑理论也随新的技术环境进行创新。然而理论上的新兴媒体编辑，新兴全息化的编辑室，新的媒介载体及内容生产却很难在编辑实践中及时发挥和生效，一方面欠缺相应的技术人才，另一方面相对滞后的网络经营管理规范和法规也阻碍着新的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理论上的设想和规划大而无当，对新闻编辑工作的指导作用落后于实际工作的需求。《中国报业》在2009年刊发了史蒂夫・奥汀的文章《全数字化的新闻编辑室近在咫尺》，文章对新型数据新闻编辑室寄予厚望，然而在我国新闻编辑部室改革实践中能真正做到“近在咫尺”的尚且不多。再者，关于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编辑研究近几年来一直属于热门领域，但是研究多集中于现象描述，例如编辑的把关力量遭到分化，“公民新闻”对编辑身份的挑战，编辑主体的“大数据运用”，但具体到实践方法层面，编辑如何转型，媒体如何建立数据化的新闻编辑室，如何利用好各类新媒体加强传播效果往往点到为止，没有实践性的材料或案例，理论概括也显得不到位。
二、新闻编辑理论与当前编辑实践之间产生分歧的原因
上述新闻编辑理论与新闻编辑实践之间分歧的原因，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两点，即学理原因和编辑主体自身原因。
（一）学理原因
综观我国新闻编辑理论，可以看出其构建通常来自于两个基础，第一是基于新闻编辑实践活动提出的问题而在理论层面对其解决，第二则是跟随我国社会环境和传播环境因时而建，但是这样的构建基础往往不能对新闻编辑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探讨。例如在编辑理论的提出上抛弃了新闻学理论的基础，不能做出完全符合客观事实本质的回答，这种理论的构建有着很大的主观随意性，也就缺乏了科学理论必须具备的斯蒂文・小约翰所提出的完备的概念和解释框架。毕竟“理论之所以是理论，并不表现在它能化抽象为具体，借用描述的手段去还原事实，更主要的是它能在描述‘是什么、发生了什么’的基础上，去说明‘为什么发生’，即找出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这就使之具有了解释能力；同时它还能回答‘是否还会发生’，即找出同一事物重复的可能性，这就使之具有了预测的能力”。[5]3而跟随我国社会环境和传播环境因时而建，这样的新闻编辑理论其中的科学规律就会被社会话语和技术话语所掩盖，失去了新闻编辑理论本应具有的独立品格。
弥建立和欧阳宏生等人在对50年来我国电视新闻编辑理念的嬗变与发展进行梳理时，从社会文化环境、新闻节目构成形态、电视声画关系的宏观层面进行分析，从而得出我国电视新闻编辑理念的流变轨迹。[8]不难看出，社会文化环境即是编辑理论形成的的社会语境，而新闻节目构成形态和电视声画关系则属于具体的实践层面。
新闻编辑队伍良莠不齐，特别是高层次专业人员严重不足，导致了新闻编辑理论不能够理想地灌输于新闻实践中的新闻编辑人员。新闻编辑研究领域由于重点讨论的是新闻编辑实践过程，这就使得很多新闻从业人员凭借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撰文进行探讨，专业知识略强的作者研究尚且深入，而一些并没有受过良好理论熏陶的作者仅仅是将从业经历简单加工描述，这就影响了新闻编辑的整体研究水平，这种情况最直接地后果便是编辑过程中低俗新闻层出不穷。新闻采编和报道的低俗化倾向导致了新闻功能和新闻本性的丧失，而低俗新闻在形式上的表现便是采编缺乏监管。
我国新闻编辑学作为新闻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对象是新闻编辑工作的传播规律、工作原理和工作方法，既要体现实用性，又要体现科学性，实用性来源于对实践活动的总结和归纳，科学性则体现在对概念的阐明、问题的论述和规律的揭示等方面。因此，在我国新闻编辑研究中要将经验的东西上升为方法，将方法上升为方法论。哲学层面上方法论是关于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在新闻编辑学中，这种方法论则表现为如何更科学地、系统地探索新闻编辑活动背后的规律，终归都离不开理论的支撑。然而如前所述，我国新闻编辑学有一定的实用主义的倾向，大量停留在什么是新闻编辑？编辑流程有哪些？以及如何操作上，少有从理论上对编辑活动做系统的总结。刘九洲在《新闻理论基础》一书中谈及每一科学的知识进程都表现为“范畴―范畴逻辑系统―理论―学说”。[5]29我国新闻编辑学的构建若是依照一定的范畴体系进行，也不失为一种可能性的选择。
从上述新闻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来看，新闻编辑活动最基本的范畴可以概括为：新闻事实、编辑主体、编辑过程和新闻产品。新闻事实作为新闻编辑理论范畴逻辑系统的起点，规定着新闻编辑一般原则、特点等方面；编辑主体则规定着编辑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层面；编辑过程作为编辑活动的实践层面规定着新闻编辑的规律、方法、技巧等方面；而新闻产品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则包括了新闻稿件、新闻图片、网络电视广播的节目素材等。由这些基本范畴所构成的新闻编辑范畴逻辑系统最终形成新闻编辑理论的框架。
在新闻编辑领域，新闻编辑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任重而道远，尤其是在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媒体环境下，完善的新闻编辑理论与新的实践内容尚需要更深入和切合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周晓亮.西方近代认识论论纲：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J].哲学研究，2003（10）.
[2]陶富源.实践主导论：哲学的前沿探索[M].合肥：安徽人民书版社，2001.
[3]杨保军.试论新闻传播规律[J].国际新闻界，2005（1）.
[4]（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M].陈德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5]刘九洲.新闻理论基础[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6]郭镇之.舆论监督与西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J].国际新闻界，1999（5）.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科学在我国大陆兴起的时间并不长，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真正独立，还是一个二级学科。没有独立，说明它还稚嫩，还有很好的发展前景。然而，最不凑巧的是，在它还十分稚嫩的时候，碰上新中国历史上尚未出现过的大学生就业难的时期。本文将对传播学教育的若干问题与学科的发展作一阐述。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
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1.叙事学的定义
20世纪的叙事学诞生于法国。叙事学（法文中的“叙述学”）是由拉丁文词根narrato（叙述、叙事）加上希腊文词尾logie（科学）构成的。顾名思义，叙事学应当是研究叙事作品的科学。然而这种定义经不起深究。因为叙事学研究对象——“叙事作品”的界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同的定义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它们都重视对文本的叙述结构的研究。简单说来，叙述学就是关于叙述本文的理论，它着重对叙事文本作技术分析。
2.叙事学的起源和发展
“叙事学”一词最早是由托多罗夫提出的。他在1969年发表的《〈十日谈〉语法》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尽管“叙事学”一词在1969年才由托多罗夫正式提出，但人们对叙事的讨论却早就开始了。柏拉图对叙事进行的模仿（mimesis）/叙事（diegesis）的著名二分说可以被看成是这些讨论的发端。18世纪小说正式登入文学殿堂后，对叙事（尤其是小说）的讨论更加充分全面：从小说的内容到小说的形式，再到小说的功能和读者的地位等。今天人们热衷讨论的一些叙事学范畴，如叙述视点、声音、距离等，也早有人讨论过。如李斯特（ThomasLister）于1832年就利用“叙述视点”来分析小说作品，同时期的另一位学者洛克哈特（JohnGibsonLockhart）更是使用这一术语来探讨如何使作者与自己的作品保持恰当的“距离”。后来经过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的全面讨论，福斯特（E.M.Forster）和马克·肖尔（M.Schorer）等的深入发挥，叙述视点成为小说批评（自然也包括叙事学）中最为重要的术语之一。
然而，作为一门学科，叙事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主义大背景下，同时受俄国形式主义影响才得以正式确立。它“研究所有形式叙事中的共同叙事特征和个体差异特征，旨在描述控制叙事（及叙事过程）中与叙事相关的规则系统”。
从思想渊源看，叙事学理论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及弗拉基米尔·普洛普（VladimirPropp）所开创的结构主义叙事先河。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艾享鲍姆等人发现了“故事”和“情节”之间的差异，“故事”指的是作品叙述的按实际时间顺序的所有事件，“情节”侧重指事件在作品中出现的实际情况，这些直接影响了叙事学对叙事作品结构层次的划分。他们提出“故事”和“情节”的概念来指代叙事作品的素材内容和表达形式，大致勾勒出其后经典叙事学研究所聚焦的故事与话语两个层面，以此来突出研究叙事作品中的技巧。最直接的影响还是来自于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这本书被认为是叙事学的发轫之作。普洛普打破了传统按人物和主题对童话进行分类的方法，认为故事中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由此从众多的俄国民间故事中分析出31个“功能”。他的观点被列维—斯特劳斯接受并传到法国。这个观点不同于传统的叙事理论对作品内容及社会意义的重视，而立足于现代语言学结构主义文化理论，更注重作品本文及其结构分析：注重作品的共性而不是具体的艺术成就；主要研究作者与叙述人，叙述人与作品的人物，作者与读者等相互关系，以及叙述话语，叙述动作等。列维—斯特劳斯主要研究神话之中内在不变的因素结构形式，并试图用语言学模式发现人类思维的基本结构。
到了60年代，大量关于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作品开始出现。格雷马斯和托多罗夫都开始译介俄国形式主义的论述。1966年，《交流》杂志第8期以“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为标题发表的专号宣告了叙事学的正式诞生。罗兰·巴特正是在这一专号上发表了著名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为以后的叙事学研究提出了纲领性的理论设想。这篇论文中，巴特总结前人成果，并阐发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他建议将叙事作品分为三个描写层次：功能层、行为层、叙述层，任何语言单位可能结合到各个层次之中产生意义。也是在1966年，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问世，他主要研究意义在话语里的组织，还编制出符号学方阵作为意义的基本构成模式，并进一步深入研究了叙述结构和话语结构。
迄今为止，我们所熟悉的叙事学通常是指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主义思潮这块沃土上结出的“一颗丰硕的果实”-经典叙事学。托多洛夫、热奈特、罗兰·巴特、格雷玛斯、布雷蒙等老一辈叙事学家以对叙事文本的故事及话语的深度剖析为据点开疆辟土，使叙事学经由法国为轴心辐射至世界各地，成为文艺理论大家族中朝气蓬勃的“新贵”。
可见，在叙事学被正式作为一门学科提出以前，它的发展已经蔚为壮观，由神话和民间故事等初级叙事形态的研究走向了现代文学叙事形态的研究，由“故事”层深层结构的探索发展为对“话语”层叙事结构的分析。托多罗夫就是建议在“故事”和“话语”两个大层次上进行叙事作品的研究。他在《〈十日谈〉语法》中，从分析文学作品的语法结构入手来研究其文学性，把叙事分为三个层面：语义，句法和词汇，把叙事问题划归时间，语体和语式三个语法范畴。通过对《十日谈》的分析，把每个故事都简化为纯粹的句法结构，得出“命题”和“序列”两个基本单位，试图建立一套叙事结构模式。
热奈特吸收了托多罗夫的叙述话语的研究成果。在1972年发表的收在《辞格三集》中的《叙事话语》是他对叙事学研究的重大贡献。该文以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为研究对象，总结文学叙事的规律。他从时间、语式、语态等语法范畴出发分析叙事作品，这些范畴实质上表示的是故事、叙事和叙述之间的关系——他在引论中首先对故事、叙事和叙述作了界定。他的分析以叙事话语为重点，同时注重叙述话语层次与所叙故事层次之间的关系。1983年他又撰写了《新叙事话语》，回答了范·雷斯、朵丽特·高安、米克·巴尔等学者对《叙事话语》的批评，对自己的某些论点作了修正或进一步的阐释。
叙事学理论从法国传遍欧洲大陆并发展到英美时，发生了一些变化。布斯的《小说修辞学》、马丁的《当代叙事学》、瓦特的《小说的兴起》等是英美叙事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英美学者更多地从修辞技巧入手，研究比较直观，比较经验化。比如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对“隐含的读者”和“声音”的探讨，便不是从叙述语法的角度入手，而是以一种修辞学的观点进行了叙事学的分析，同样对叙事学业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意义。
3.叙事学在中国的发展
80年代中期，叙事学理论开始被逐步介绍到中国，特别是杰姆逊在北大的演讲，带来了中国叙事学的繁荣。1986—1992年是对叙事学译介的最活跃的年头，西方最有代表性的叙事理论作品基本上都是这期间翻译过来的。中国本土化的叙事研究也有了显著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罗钢的《叙事学导论》（1994）、杨义的《中国叙事学》（1997）等。他们在借鉴西方叙事理论的同时，也以中国所特有的文学资源和话语形式，展开了自《诗经》以来的包括《山海经》、话本小说、《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以及现当代小说的叙事研究，丰富了叙事学理论，为西方叙事学理论的中国化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叙事学的发展也给当代小说创作实践带来了重大影响。新时期小说特别是先锋小说，无疑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叙事革命。在他们的小说里，故事真实这一传统观念被打破，作者在叙述中对虚构的故事进行自我颠覆，甚至叙述者直接出面点破故事的虚构过程。马原是这种由故事转向叙事的肇始者，叙事时间突破了故事时间的自然程序而获得自由。80年代以来小说在叙事上另一大显著变化表现在叙事视角上，传统现实主义全知全能式的视角转移到叙事者所处的内视角，以“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引导叙事，或者采取内外视角交叉、多元叙事视角达到对全知视角的判离和超越。
叙事学是在结构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叙事文本进行研究的理论。最早提出叙事学这个概念，并认为这是一门待建立的科学的人，一般认为是法国当代著名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叙事学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自成体系，足以对许多叙事文本或文体进行行之有效的分析。
二.电视新闻叙事学
电视是20世纪人类伟大的发明之一。从时间上看，彩色电视在西方的普及与叙事学的兴起几乎同时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但也许是因为传统叙事学尽管在理论上承认不同媒介都具有叙事功能，而事实上它仅聚焦于文字叙事，探究文学作品的叙事艺术，致使二者在其后的十余年里并行不悖，无甚瓜葛。但随着电视文化在大众传媒时代的异军突起，学者们开始关注电视媒介中是否也蕴含着叙事。电视理论家科兹洛夫指出在当今美国社会里，电视已成为最主要的故事叙述者。
从新闻类节目寻找新闻背后的故事到广告类节目营造品牌的故事，从MTV专职于音乐故事的讲述到电视剧对人生故事的倾情演绎等等，“故事”不仅坐上了电视节目创作领域的醒目席位，而且成为其市场化攻城略地的有效手段。[1]学者于德山直言，电视融图像、声音、文字等叙事媒介为一体，能现场同步地对事件进行记录描述，它已成为“人类目前所掌握的最佳叙事媒介。”[2]正由于电视对叙事媒介的整合性、对叙事内容的包容性、对叙述技巧的依赖性决定了在后经典叙事学略显庞杂的版图中开辟电视叙事学分支是必要的。电视叙事学是以叙事学方式来研究电视节目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电视新闻从叙事学发展历程来看，其研究范式先后经历了叙事结构、叙事方式、叙事语境研究的转变，目前大多学者所进行的电视叙事研究也可以归类于此。
当代电视新闻节目因其高效快捷地为人们讲述了一个个鲜活的新闻故事而成为了叙事研究的绝佳范本。在运用叙事学分析工具进行电视新闻文本分析中，不少学者都进行过卓有成效的探索，学者黄昌林即为其一。他致力于将技术性因素纳入对电视叙事的分析中，已有多篇学术面世。在《论电视新闻叙事的时空流畅性》一文中作者对电视新闻叙事进行时空关系的三维审视。作者认为“电视新闻是一种时空复合艺术，它在纵向的时间流程中叙述新闻，在横向的空间运动中展示关联。”并进一步述说，电视新闻是对新闻时空元素进行声画复制与拼贴的媒介形态，正是在其叙事时空的流畅性安排中彰显出电视新闻的内在价值。[3]
然而，更多的学者则借由叙事模式对电视新闻进行多维度解读。学者陈霖对电视新闻的叙述主体进行了深度探讨并言辞果断地指出“从叙事理论角度来看，新闻叙事文本中的叙述者不是作者本人”。[4]其论述在于德山的《大众传媒时代的电视文化和当代中国叙事格局》中得以进一步发挥。于认为，大众传播时代图像叙事主体是群体化的。“策划、采编、撰稿、制作等过程无疑是群体化的过程，在其运作过程中每个叙述主体的个性化功能都受到一定限制，他们都受制于传习下来的叙事规范。”对此做出类似探讨的李勇将电视新闻的叙事主体细分为主持人、记者主持人和图像叙述者三部分，并强调“在电视新闻叙事中，分化后的叙事主体相互配合，在不同层面图像叙事中强调同一个‘声调’和‘价值’。”[5]此外，刘红明是试图将叙事时间与叙述视角理论引入电视新闻分析的研究者之一。在其《试论电视新闻的叙事时间与叙述视角》一文中，作者指出新闻工作者对叙述时序中倒叙方式的广泛运用是“因新闻基本规律和电视传媒特点做出的理性选择”，“新闻只有打乱事件本身的发展顺序，将一些最吸引人的信息提前抛出才能赢得受众。”如电视深度报道和调查性报道就为上述言论做了个精致的注脚。同文中，作者还援引大量案例介绍了电视新闻常用的第三人称限知叙事、第一人称主人公叙事(全知)、第一人称目击者叙事(限知)等叙述类型。[6]
新闻专题节目因其“像包装小说一样包装新闻，像讲述故事一样讲述新闻”而极大地刺激了叙事研究者们敏感的神经。王纬等人对美国30多年来享誉不衰的电视新闻专题节目《60分钟》的叙事模式分析颇见功力。作者归纳出《60分钟》的3种叙事模式：侦探式、分析者式和游客式模式，每期节目都可套用其一。并且进一步指出这三种叙事模式分别赋予记者们侦探、分析者和游客三种隐喻身份进行叙事报道，以传达美国主流价值观及制造中产阶级神话。[7]与之类似，李德刚在《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的叙事策略》中为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规划出三种不同类型的叙事模式：结果未知型叙事、结果已知型叙事、混合型叙事（前两者的综合），这在央视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节目中得以充分展现。此外，作者还敏锐地发现新闻调查节目中内涵的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等二元对立，并强调“只有通过二元对立的叙事策略才能最大程度地制造叙事文本的精髓——矛盾冲突”，新闻调查节目正是在冲突的制造与解除中“为观众提供了一场胜负未卜的对抗性游戏，且在游戏的展示过程中让观众得到叙事。”[8]
事实是新闻的本源和主体。“叙事”是报道新闻传播信息的主要方法。著名新闻人穆青就认为“新闻是一种叙事文”。面对新闻写作实践，面对在新闻实践中大量产生的以叙事为主的新闻作品，作为“领先”的理论研究，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即通过对新闻叙事的研究，建构专门的新闻叙事学，并以此来创造和丰富实践。
1.新闻叙事理论现状
80年代中期，叙事学理论开始被逐步介绍到中国。叙事学在发展的过程中，诸多理论被其他学科所借鉴，并在与一些学科的结合中逐渐衍生出一些新的学科。新闻叙事学便是其中之一。从1996年开始,专门论述新闻叙事学的文章开始出现，1999年吴炜华发表了《新闻摄影的叙事学分析》。2000年范步淹在《新闻前哨》中发表了《新闻叙事学刍议》，认为新闻是一种最典型、最具普遍性、最具影响力的叙事，叙事学是探究新闻学的一条重要路径，因此提出创建新闻叙事学的构想，并对新闻叙事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进行了阐释，但由于当时的理论界认为叙事学是研究虚构故事的理论，所以对范步淹提出的新闻叙事学建构的提议没有给与很大的关注。[9]
2003年，两本国外的新闻话语分析专著《作为话语的新闻》和《话语与社会变迁》被译介到国内，引起国内的叙事学热。正是在这一年，新闻叙事学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2003年何纯发表了《关于新闻叙事学研究的构想》一文；同年，黄挺在《军事记者》中发表了《学好新闻叙事学》，并对新闻叙事学学科框架的建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叙事学和新闻学就像两个不同圆心的圆，沿着各自的轨迹运动，同时存在着一定的相交部分，这便产生了化合反应。也就是两门学科打破了原有内在结构的链条，打乱理论层次，离散知识颗粒，使它们活跃起来，在这基础上提炼出一个新的基本理论层面。随着逻辑的延伸，在多学科的合力之下，原先各自比较稳定的因素就重新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学科晶体。[10]
2003年以后，运用叙事学分析研究新闻理论和业务的论文日益增多，2003年尚世海发表了《叙事文体学视角下的新闻与文学》；2005年陈力丹、陈虹、何国平分别发表了《新闻叙事学•序》、《试论新闻报道的叙事策略》和《电视民生新闻文本的叙事学分析》等文章。
也在2005年,我国学者曾庆香以《新闻叙事学》命名的专著出版,完成了我国新闻叙事学建构的初创之功。2006年，何纯先生的《新闻叙事学》也付梓出版。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新闻叙事学的概念虽然已经被提了出来，但真正属于新闻叙事学的理论却并没有多少，大部分学者是运用叙事学的理论分析和研究新闻学。新闻叙事学专著的出版是新闻叙事学学科建立的重要里程碑，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新闻叙事学的建构已经完成。学者们虽然发表了不少有关新闻叙事学的论文，但对新闻叙事学学科的建构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对于什么是新闻叙事学，新闻叙事学研究的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范畴，也存在这分歧。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还都需要对新闻叙事学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2.新闻叙事学的学科基础
新闻叙事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的建构有赖于相关学科的支撑与联系。
首先是需用新闻学的理论来审视和指导新闻叙事学的研究。新闻学的中心议题是“客观社会的诸条件对人类新闻活动的决定、支配作用以及新闻活动对社会的反作用”，它阐明的是人类新闻活动的基本规律。新闻叙事作为新闻活动之一种，无疑要接受新闻基本规律的制约与支配。新闻叙事学研究的范畴，包括新闻叙事原理、叙事人、叙事方法等，无不要接受新闻学原理包括性质论、价值论、伦理观等的规范与指导。
叙述学“是研究表述形式的一门学问”，是通过叙述形式研究叙述方法的学问，它是“原理性的研究，它注重在普遍现象和特殊现象的差异中反映出普遍规则”[11](P6)。新闻叙事作为“表述形式”、“叙述形式”之一种，新闻叙事学的研究无疑也要借鉴叙述学的研究成果，即以叙述的原理和普遍规则为指导，参照叙述学研究的要素和范畴，并结合新闻叙事内部独有的特性，去发现新闻叙事这一“特殊现象”之中独有的本质、形式和功能。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那么，什么是新闻的真实性?新闻的真实性当然是指新闻叙述的真实性，即一件新闻作品应真实地表述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这种“真实”其实是表现在语言文学的叙述之中，就广播电视新闻而言，还包括图像、声音等符号系统之中。但无论使用哪一种符号表述，新闻的真实都是叙述的真实。因此，新闻叙述学的研究，还必须以语言学、修辞学为基础，从词汇、语句人手，研究新闻叙事的基本原则，这也是研究新闻叙事的叙事形式和叙事方法的逻辑起点。
逻辑学是关于思维的科学，它的核心内容是对事物真假的认定和名实同一的要求，而思维是通过语言存在和表现的，因此，对以真实为生命以语言为主要载体的新闻叙事的研究，也就必须以逻辑学为学科基础，方能得出合理的必然的结论来。
综上所述，新闻叙事学是以新闻叙事文本为对象，以新闻学、叙述学、语言学、修辞学和逻辑学等为学科基础的研究新闻叙事方法的一门边缘性学科
3.新闻叙事学的定义
对于新闻叙事学的定义，黄挺认为新闻叙事学是研究新闻叙事的本质、属性、功能和形式的学科,其研究对象包括一切新闻叙事作品和新闻叙事行为,特别是承载一定信息的符号如何更好地表现传者的认知态度、意图等等。[12]何纯在《关于新闻叙事学研究的构想》中所下定义为：新闻叙事学是把新闻叙事的规律、原理、方法及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13]齐爱军在《关于新闻叙事学理论框架的思考》中给出的定义是:新闻叙事学是以新闻文本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新闻的叙事行为和叙事策略进行的科学研究。[14]
为新闻叙事学下定义，首先要明白新闻叙事学和其他学科的本质区别，最主要的是和新闻学和叙事学的区别。因此在阐明新闻叙事本质的前提下，在明确新闻叙事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范畴基础上才能对新闻叙事学下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
3.1新闻叙事的本质
新闻叙事不同于文学叙事,它是人类运用一定的语言系统叙述、重构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活动。它的编码方式满足的是人类对新闻信息取舍和信息效益最大化的需要,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事话语类型———新闻话语。新闻叙事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就是新闻话语,并通过对新闻话语结构特征的认识,来确认新闻叙事对于文学叙事的独立性。
新闻叙事的本质是新闻信息的传递，它研究的是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如何流动，以及这一信息所产生的认识和情感信息如何流动。新闻叙事的内涵在于它的三个组成部分：素材、故事和新闻叙事文本。素材是按逻辑和时间先后顺序串联起来的一系列由行为者所引起的或经历的事件，即原始的新闻事实；故事是记者头脑中的新闻事实，是新闻事实的物质状态在记者大脑中的能动反映；而新闻叙事文本就是最终受众看到的语言符号组成的结构整体。叙事文本经过记者编码后的以符号形式呈现在受众面前，再由受众将其还原成他们头脑中的新闻事实。
新闻叙事的素材层面：素材是固定的，包括客体和过程。客体即行为者、地点、时间；过程即在客体中与对象一起或通过对象而发生的变化。过程强调的是诸事件之间的发展、连续、变更与相互关系。新闻叙事的素材是我们必须遵循新闻真实性原则不可更改的。新闻叙事的故事层面：在这一层面探讨的是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事件如何加以艺术性的编排，包括诸如顺序的安排、叙述的节奏、频率与聚焦等。
新闻叙事的文本层面：这一层面是读者可以直接进入的部分，它探讨的是叙事文本的核心概念“叙事者”是谁的问题。叙事者的身份，这一身份在新闻文本中的表现程度和方式，以及隐含的选择，赋予了新闻文本以特征。3.2新闻叙事学的研究对象
新闻叙事学不同于叙述学。这个区别不在于研究范围的宽狭，而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叙述学是在其前身“小说技巧”的基础上结合语言学、修辞学、逻辑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等的研究成果而产生的一门边缘学科，它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1969年，托多罗夫在《〈十日谈〉语法》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述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15]罗兰•巴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对“叙事作品”进行了框定，主要是指小说、民间故事、神话、史诗、叙事诗、戏剧、电影乃至连环画等，其中尤以小说为主。赵毅衡说得更清楚简明：“所谓叙述学，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文字叙述，而且集中研究艺术性文字叙述，即文学叙述，包括小说和叙事诗。”[16]这就是说，叙述学是把文学叙事作品和叙述方法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
新闻叙事学是新闻学的分支学科，是一门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在新闻学系统内，它与新闻写作学具体研究各类新闻体裁的写作原理与方法不同，新闻叙事学将忽略体裁的差别而就共同的叙事元素进行分析与研究。新闻叙事学是把新闻叙事的规律、原理、方法及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它是抽象的，它从一般新闻报道文体即消息、通讯、特写、调查报告、深度报道和广播电视新闻、专题片、纪录片等的文本中归纳出新闻叙事的一般原理；它又是具体的，它要通过对大量有形的新闻叙事材料的占有和分析，阐释新闻叙事的功能、特点及作用，并总结出新闻叙事的方法与技巧，以此来“领先”新闻实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明确之后，我们认为：新闻叙事学是研究新闻叙事原理和方法的学问。与叙述学把以虚构为主追求艺术真实的文学叙述作品作为研究对象不同，新闻叙事学把以事实为本的新闻叙事作品与方法作为对象。叙述学研究的文学作品的“事”一般而言是虚构的，即所述之事不是“本事”，亚里士多德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而新闻作品所叙之事，依据新闻的本质，则必然是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即事实。因此，新闻的叙事必然地有着客观真实的特点，其叙事的原理和方法就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新闻叙事学的研究就必须以事实为基点，从叙事方式和叙事原理入手，归纳总结出新闻叙事的理论体系。
3.3新闻叙事学的研究方法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要有属于自己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在对新闻叙事学的研究与构建中，在考虑到首先应扣住新闻叙事的本质特征和主要的社会功能，亦即在系统内部的结构中探讨新闻叙事的意义和学科建设的作用。加强学科建设，用以指导新闻实践，提高新闻工作的整体质量，肯定是一种必需，而对目前尚付阙如的新闻叙事学的研究与建构，又尤为重要。比较的方法是区别一事物与其他事物本质特征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新闻叙事学的研究中，将新闻叙事与历史叙事尤其是文学叙事相比较是一条寻找新闻叙事原理和方法的必由之路。自有人类以来，从先民们结绳记事到文字发明之后的竹简丝帛到今天信息时代多种媒介共存，“人—事”的构成一直是社会最基本的生存形态，信息传播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手段，叙事也便是人类基本的文化活动。罗兰•巴特说道：“叙事是与人类历史本身共同产生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也从来不曾存在过没有叙事的民族；所有阶级、所有人类集团，都有自己的叙事作品，而且这些叙事作品经常为具有不同的、乃至对立的文化素养的人所共同享受。所以，叙事作品不分高尚和低劣文学，它超越国度，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犹如生命那样永存着。”[17]那么，新闻叙事与叙述学所研究的叙事的异同、叙述学所研究的文学叙事方法对新闻叙事的借鉴与指导作用等，就能在比较中予以鉴别与认识；新闻叙事的特点也能在这一比较中突显出来。赵毅衡说：“明白了小说的叙述学，就有了一套最基本的工具，并不复杂却十分犀利的工具，就可以比较清楚地进入电影学、传媒研究、传播学乃至文化学。反过来说，没有叙述学的基本知识，做这些研究就有可能犯一些沙上建塔的常识错误。”这起码是先行者对于研究路径的探索和指导。
3.4新闻叙事学的研究范畴
研究新闻叙事学，主要的范围是从文本出发，揭示新闻叙事的原理与方法，即新闻是如何通过文本的形式也就是叙述方式来表现新闻本质的。新闻叙事的框架、视角和新闻叙事人是新闻叙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叙述者：新闻叙述者应包含记者、采访对象和编辑。根据记者在新闻文本的介入程度,记者是叙述者的表现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缺席叙述者,指记者像摄像机一样客观记录“观察”到的一切,语言色彩呈中性,让受众意识不到叙述者发出的声音。二是隐蔽叙述者,即新闻事实完全由记者来讲述,但记者并不出现在新闻中,而是隐于“幕后”。三是公开叙述者,它又分为旁观的叙述者和参与的叙述者。
叙事角度：新闻叙事角度,是叙述者对某一新闻事件观察和叙述故事的特殊眼光和角度。它体现了叙述者和所叙述事件的一种表述关系,是叙述者把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叙述角度能创造新闻报道的“文本价值”,使新闻文本更加完美和艺术,更具可读性。关于叙事角度的分类,我们沿用著名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奈特的三分法,来进行新闻叙事角度的研究建构。零度焦点叙事；内焦点叙事；外焦点叙事。
综上所述，新闻叙事学是以新闻叙事文本为对象，以新闻学、叙述学、语言学、修辞学和逻辑学等为学科基础的研究新闻叙事方法和原理的一门边缘性学科。
4.新闻叙事学理论框架
对于新闻叙事学的理论框架，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齐爱军在《关于新闻叙事学理论框架的思考》中给出的定义是：新闻叙事学是以新闻文本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新闻的叙事行为和叙事策略进行的科学研究。他说在此定义中，包含了新闻叙事学的三个基本理论界面：新闻文本及话语结构特征研究；新闻叙事行为研究；新闻叙事策略研究。这三个理论界面构成了新闻叙事学的主要理论框架。[18]
蔡之国认为有必要以客观事实为基点,从叙事原理和叙事方式入手,建立新闻叙事的理论体系,构建起“新闻叙事学”框架，以促进新闻学的深入发展。根据叙事学一般可以分为故事、话语、叙述三个层次，他从这三个层次出发,以新闻事实为基点,对新闻叙事学“故事”“话语”和“叙述”进行了研究。新闻叙事学里的“故事”,是被叙述的内容,它由一个或多个相关联的事件组合而成；新闻叙事学里“话语”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字词和句子应用的分析,并以此来解构貌似客观公正的新闻话语背后隐匿的意识形态；新闻叙事学中的“叙述”是产生话语的行为或者过程,是隐藏在叙述者话语中的独特叙事角度的创造性动作。新闻叙事故事、新闻叙事话语和新闻叙事策略构成了新闻叙事学的理论框架。[19]
新闻叙事学的建构是一个正在探讨中的命题。实际上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基本上可以说出现了两种比较大的建构思路。一种以话语分析的路径为路径,使得新闻叙述学成为一种关注话语表层背后的意识形态建构的语言技术分析性很强的学问；一种把新闻叙事学理解为对新闻作品中的文学性成分的分析,高度靠拢文学叙事学。
新闻叙事学是新闻学和叙事学紧密结合的边缘性学科，对于新闻叙事学学科框架的建立一定要参考新闻学和叙事学的诸多理论甚至是学科建构，但毕竟新闻叙事学不等于新闻学或叙事学，因此新闻叙事学的理论框架一定要有自己核心的理论作为支撑，以自己的学科特点作为建构的标准。叙事理论将叙事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故事”即“什么人碰到了什么事”；一个是“话语”即“这个故事是怎样被人讲出来的。”新闻叙事（报道）也面临着这两个问题，即报道什么和怎么报道，因此可以将新闻叙事分为新闻叙事事实（何纯称为新闻叙事语法）和新闻叙事话语。新闻叙事学不同于叙述学。这个区别不在于研究范围的宽狭，而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新闻叙事学的研究对象是新闻文本和方法。新闻叙事是真实的客观报道，但在客观报道的同时又有一定的倾向性。新闻有一定的立场，新闻的报道过程是一个阐释意义的过程，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建构的过程。因此新闻叙事人的研究也应该是新闻叙事学要研究的重要方面。如果从动态看新闻报道的传播过程，新闻报道过程还存在着一个报道接受的终端环节，报道接受者和接受行为也应该在新闻叙事学的研究范畴之内。因此，新闻叙事学的理论框架应该包括为四部分：新闻叙事人；新闻叙事事实；新闻叙事话语；新闻叙事接受。此部分包括了新闻叙事的主要方面，从动态来看也是信息传播的流动过程，因此构成了新闻叙事学的理论框架。
三.对于《新闻调查》的叙事学分析
《新闻调查》栏目是中央电视台最具深度的调查类栏目。它以记者的调查行为为表现手段、以探寻事实真相为基本内容、以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为追求目标。调查性报道就是揭露一种被某些个人或组织故意掩盖的、损害公众利益的内幕。结合国情《新闻调查》提出了“探寻事实真相”这个口号。探寻事实真相，不但包括所谓的内幕调查，同时也包括对复杂问题的深层探究。《调查报道》的不是一个事件，而是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的过程。调查过程是将已有的素材组合成情节。而这些情节还不是观众收看到的电视节目，在这之间，还有将情节转换成话语的过程。我们称之为叙述。
“在当今世界，电视是最多产最重要的叙述媒体。”电视调查性报道就是以叙述功能为主的叙事性报道。“叙述一词包含三方面的涵义：一是叙述的内容，指构成一段叙述话语主题的故事内容，即被讲述的故事。其二是叙述话语，即叙事作品中使故事得以呈现的叙述语句本身。其三是叙述动作，即作为一种行为而存在的支配叙述话语的“叙述”本身。一个完整的叙事作品本身包括以下一些基本元素：叙述者、时间、视角、结构。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分析《新闻调查》的叙事方式。
（一）、叙述者
赛姆尔-查特曼注意到了底本和述本的这种二元结构，将它们分别命名为故事(story)和话语(discourse)。查特曼的定义是：前者是“什么”，也就是说什么人碰到了什么事；后者是“如何”，也就是这个故事是怎样被人讲出来的。
不管故事怎样被人讲出来，讲故事的人都是不可缺少的。讲故事的人就是叙述者。叙述者分为“现身式”(explicit)叙述者和“隐藏式”(implicit)叙述者。即使是“隐藏式”叙述者也不可能把他的存在和痕迹完全掩盖起来。正如瓦尔特·本杰明曾说过的：“故事叙述者在故事中留下其抹不掉的痕迹，亦如制陶匠人在陶制器皿上留下其抹不掉的手印。”
《新闻调查》的叙事者是采用第一人称的出镜记者。《新闻调查》的简介中称：“我们的调查通过记者来完成。记者既是调查主体，同时也是一个节目的结构元素，他是调查行为的实施者、调查过程的表现者，所以，调查记者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个栏目的外化标志和品牌形象。”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完成了热奈特列举的叙述者五个功能。
(1)、叙述功能，即讲故事。《新闻调查》每期40分钟的节目都是叙述者通过调查，为观众讲述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如：《农民连续自杀调查》讲述的是陕西省某村，在五天之内连续发生的三起农民自杀的事件。《无罪的代价》讲述的是某企业负责人因涉嫌挪用资金被逮捕，在看守所中度过了两年零八个月，后被终审判为无罪的前因后果。《透视运城渗灌工程》讲述的是山西运城渗灌工程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的事情。
(2)、指探功能，即控制叙述推进方式。例如在《非典突袭人民医院》中，出镜记者面对镜头说“在人民医院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5月17号，人民医院宣布解除隔离后，我们进入现场，展开调查。”接着叙述者的这段话，叙述行为向前推进。
(3)、组合功能，即与叙述接受者组合成叙述行为的终点和起点。对于调查行为来说，作为叙述者的记者是叙述的起点，观众是叙述行为的归宿。而观众在收看电视节目以后，又会对节目进行反馈。比如一名观众这样说道：“我是一名军人，看了无罪的代价有很多感慨，一是政府应该是宏观调控者，不该过多的插手企业微观管理，二是我们党的有些干部太腐败”记者和观众直接的交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传播链。
(4)、传达功能，即发送叙述的信息。记者不仅调查到了事实的真相，还通过电视手段将调查的过程发送给观众。《戒毒者之家》向观众传达了目前我国艾滋病治疗的措施和现状。《大官村里选村官》传达的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改革的进程。
(5)、证实功能，即角色化功能。叙述者在故事情节中或多或少起到一个角色的作用。像《新闻调查》的记者在调查过程中扮演的是类似侦探的“行动元”角色。双城的创伤中，记者面对三缄其口的曾经自杀的孩子，通过真诚的交谈与引导，渐渐向观众揭开孩子们集体自杀的秘密。在这期节目中，正是记者不断推动着情节的发展，记者是这次调查行动的主要角色，如果没有记者这一角色，真相决不会自动展现在观众面前。
（二）、时间
电视新闻作为话语，它的结构是线性历时结构。在电视话语中，时间是一个基本要素。时间在电视叙述中具有二元性：一个是故事时间，即事件发生、发展实际消耗的时间；另一个是本文时间，即电视展现该故事所用的时间。故事时间与本文时间不仅性质不同，长短与顺序也不同。两种时间的矛盾关系形成了叙事结构中的节奏性，主要体现在叙述频率和时长变形中。
(1)、叙述频率。叙述频率是指本文话语与事实内容的重复关系。重复包括两个基本类型：事件重复与话语重复。前者是指某一类型的事件反复出现；后者是指对一个事件的反复叙述。
事件重复的效果是使不断发展、流逝的生活事件中某些东西有节奏地重复，从而提示出一种恒定的意义或产生某种象征意蕴。《双城的创伤》中，双城镇小学学生苗苗，5月19号，突然和同班的一名女生一起服毒自杀，可这似乎只是个引子。在此之后，自杀的多米诺骨牌悄然启动。5月21日午2时，双城中学高二学生赵某服毒，抢救无效死亡；5月22日午1时……事件的重复产生了某种意蕴，吸引着观众的注意，为调查行动创造了合理性。
话语重复是《新闻调查》经常采用的一种叙事手法。典型的话语重复是让多个事件亲历者讲述同一件事情，但每次讲述的角度、层次等都不同，从而使一个事件的意义得到多方面的展示，不同人的叙述形成一种相互印证或者相互对质的效果。谁在说真话，谁在说谎，观众一目了然。如：《农民连续自杀调查》中，农民李祥服毒后被家人发现，对于李祥的婶婶是否向工作组求救，以及工作组组长乡人大副主席薛成芳等是否见死不救这一事实，李祥的婶婶、薛成芳、工作组成员尹和全分别作了陈述。李祥的婶婶说：“我说不得了了，娃子喝了药了。你们人多，看给我想想办法。他们没有一个人过来。”薛成芳说：“我确实没有听到(求救)。”尹和全却听到了老人的敲打窗户的声音：“我把大门开开以后，老人说李祥服毒了。我赶紧就喊人，薛主席说什么事，我说李祥服毒了。”对比了三人的陈述以后，观众不难看出谁是谁非。记者不做评判，但是观点清晰地表达了出来，这正是“话语重复”产生的效果。
(2)、时长变形。时长变形是指话语和故事持续时间的关系，查特曼概括为如下五种搭配关系。
省略(ellipsis)：话语时间为零。电视叙述有赖于省略。
概括(summary)：话语时间短于故事时间。因为对时间浓缩存在困难，除了蒙太奇连续镜头，视觉媒体较少使用概括。
场景(scene)：话语时间等于故事时间。
延伸(stretch)：话语时间长于故事。时间。最好的例子就是慢镜头。
停顿(pause)：话语时间在流逝，而故事时间为零。
研究时长变形的目的在于揭示时间选择背后的叙述者价值取向。以《无罪的代价》为例，主人公陈远豪被关在看守所中度过了两年零八个月，叙述者将这段时间大幅省略，叙述者的兴趣集中在审判和执法部门拘留陈远豪的原因上。记者柴静在采访中得到了陈远豪在看守所里作的一首诗《坐牢不寻常》，《无罪的代价》以此诗概括这段时间里陈的生活环境和精神状态，诗的最后几句是：“人说坐牢不寻常，我把牢房当战场，坚持真理斗邪恶，定叫人间正气扬。”这几句诗多少表达了隐指作者(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中推论归纳出来的一个人格)的创作意图。“此外，考察时间变形有助于我们刻画电视叙述者的特征。”如果叙述者遵从故事发生发展的时间规律自然叙述，就会减少对故事的干预，藏而不露。如果叙述者的话语顺序凌乱，时间扭曲，叙述者插手故事的痕迹就很明显。
（三）、视角
视角是作品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视角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叙述者自我限制的问题，而全部叙述也就可以分成两大类：全知视角——有权从任意角度叙述；有限视角——只允许从某个特定角度叙述。
1955年奥地利文论家斯坦采尔在《小说类型》中提出至少应当区分三种“叙述环境”即：全知作者式；第一人称兼人物式；第三人称人物视角式。
记者是调查活动的主角，摄像机只是把记者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呈现给观众，因此可以说，电视画面就是记者见闻的记录和再现。热奈特认为区分视角就是弄清“谁见到”，由此可以认为，出镜记者是《新闻调查》的角心人物，《新闻调查》运用的是斯坦采尔所称的“第一人称兼人物式”的视角。出镜记者是叙述者，同时又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调查者。叙述焦点转移入作品中，成为内在式焦点叙述。
这种叙述角度有两个特点：首先，出镜记者作为叙述者兼角色，他不仅可以参与调查过程，又可以离开作品面向读者进行描述和评价。例如：《“解谜”民工荒》中，记者离开作品采访的对象，向观众这样描述：“按照经济学家的统计，在中国有一亿五千多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上世纪90年代初，每年都有几千万民工从家乡涌向东南沿海城市打工，形成了我们熟悉的“民工潮’。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在珠江三角洲这个著名的打工城市东莞看到的却是大量企业缺少普通工人的现象。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处于‘无限供给’的状态之下的我国，眼前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企业为什么缺工?大量的民工又去了哪里?”……有时这种交待是通过画外音进行的，画外音对自己的称呼有时是“记者”有时是“我们”，因此，可以把画外音和出镜记者看作同一个叙述者，虽然不一定是同一个人在说话，但是他们的身份是同一的。其次，出镜记者的视角受到角色身份的限制，不能叙述本角色(调查者)所不知的内容，这种限制造成了叙述的主观性，如同绘画中的焦点透视方法，可产生身临其境的逼真感觉。
在事件发生现场设身处地地叙述也让观众身临其境，观众甚至能透过出镜记者感受到当时紧张窒息的气氛。如果不是采用“第一人称兼人物式的叙述视角，这种效果是难以达到的。
（四）、结构
《60分钟》的缔造者，执行制片人唐·休伊特在一段话中提到了“叙述结构”。他认为《60分钟》能够广受欢迎是因为它继承了一种“叙述传统”。
王纬等在《保持中间地带——<六十分钟>的叙述模式》一文中将调查性报道的叙述模式总结为以下三种侦探模式、分析者模式、游客模式。并认为，侦探模式的调查性报道最接近调查报道原始意义的报道。这类报道一般以揭露内幕或案件侦破为内容，记者的角色等同于侦破片中的侦探，通过一步步发掘线索、调查推理，最终揭示事实真相。观众的收视乐趣主要来自于惊人内幕的逐步展现，以及伴随调查过程的推理性愉悦。《新闻调查》的编导徐涛在《追踪伪劣输液器》后记描述了他们暗访的过程，感叹这像是侦探小说：“2000年11月8日，我……来到江苏常州，悄悄地住进了一家不起眼的小宾馆。根据举报线索，当晚……。姚老板与我们约定……。这些如今听起来多少有点像侦探小说。”
调查性报道存在两个过程，一个是新闻事件的实际发生过程，另一个是记者的调查过程。这是两个逆向的过程。前者是由原因导致结果，而后者是从结果推知原因。前者是按时间顺序发展，而后者是按逻辑顺序推演。调查过程还要经过后期的剪辑，调整叙述顺序。讲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事件叙述顺序的安排。
以《无罪的代价》为例。它由五部分组成：天门市人民法院两次一审均判处陈远豪因涉嫌挪用资金、陈在看守所上诉、汉江市中院终审宣判陈无罪、陈被的原因：天门市领导认为陈向外地投资导致资金外流、陈被关押之后金天公司逐步衰落。《无罪的代价》并没有按照故事发生的顺序组织话语，而是把陈远豪被关押这一结果放在前面，被关押的原因放在后面。这样就产生了悬念。记者的调查路径是围绕悬念展开的，调查行为是通过悬念的提出、求证、解决来完成的。悬念的开始是调查的开始，悬念的结束也是调查的结束。
调查性报道的悬念构建，一般都在节目编辑阶段，利用故事自身的冲突，调整视听语言达到设置悬念的目的。《新闻调查》的悬念设置都以客观事实为基础，人为策划的痕迹很淡。《新闻调查》由于素材的客观真实性和不可变更性，不可能对故事中的人物性格和情节进行人为设置，只有当素材采集完了以后，根据整个叙事结构和栏目风格找准悬念的切入点，在文本上设置结构并安排悬念在开头、中间或结尾的位置。
在《新闻调查》叙事的过程中，作为叙述者的出镜记者把故事的全部、局部或某种迹象与征兆向观众作预先提示，去加剧人物冲突、增强故事的曲折性，使观众随收视对象的命运、遭遇而悲喜交加、紧张、焦虑《寻亲十八年》讲述了一个叫程娜娜的女孩，5岁那年被人拐卖到河南农村，以后漫漫18年寻找亲生父母的故事。故事到结束之前都没有告诉观众娜娜最终是否找到了亲生父母，而是叙述她坎坷的寻亲之路和社会各界对她的帮助，观众被娜娜曲折的经历所吸引，为她的遭遇而悲伤，为她能否找到父母而紧张。故事的悬念从头至尾紧紧抓住观众。
有人认为，《新闻调查》最具调查个性和最具优势的语汇，是调查记者的行为以及由此展开的调查过程。作为调查者的记者同时也是新闻的叙述者。他用第一人称兼人物式的视角设身处地地为观众展示新闻调查的历程。《新闻调查》常常运用侦探模式，围绕悬念展开调查。通过悬念的提出、悬念的求证、悬念的解决来构建每个调查。叙述者和叙述视角的独到、叙述时间的张弛、叙述结构严谨等，都是《新闻调查》在众多新闻节目中脱颖而出的原因。电视是综合运用具象画面和抽象语言叙事的媒介，把电视看成一门叙事艺术可以加深我们对电视调查性报道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电视媒体的理解。
结束语
叙事理论给今天的电视研究带来的启示是丰富的，将叙事学引入电视新闻研究不仅有助于使电视新闻走出社会学批评报道的单一模式，从而提供了电视新闻研究的新途径。与此同时，它也拓宽了叙事理论的应用范围，使之从文学研究的传统领域走向了文化研究更为广阔的空间。由于学者们孜孜不倦地努力，迄今为止，电视新闻叙事学研究领域已产生不少成果。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一种理论和批评模式都既有其合理性又有其局限性。叙事学以其形式主义批判闻名于世，而事实上任何叙事文本都不仅仅只关涉到形式问题，它还必然会折射出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走向意识形态的电视新闻叙事分析已初步意识到这些，并做出了可喜的尝试，但依然不够完善。也许我们应该将叙事形式与更深远的社会文化背景相结合，才能弥补这一缺憾。我们坚信，在新的世纪里，叙事理论如能以更宽容开放的姿态与其他理论资源实现多元互补，那一定可以带给我们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论文关键词：叙事学电视新闻《新闻调查》
论文摘要：叙事学理论发源于西方，以形式主义批判而闻名于世。近年来，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它已逐渐成为充满活力且风行各地的学术思潮之一。将叙事理论引入电视新闻研究有助于使电视新闻研究走出社会学批评的单一模式，不啻是开辟了一条品鉴电视新闻的新途径。本文通过对叙事学理论发展历程的回顾以及电视新闻叙事学的简介，探讨了叙事学在电视新闻研究中的可为之处，且进一步以电视新闻节目《新闻调查》个案分析。
参考文献
[1]贾秀清．“故事”氤氲里的中国电视[J]．南方论坛，2005，(1)
[2]于德山．大众传媒时代的电视文化与当代中国叙事格局[J]．中国电视，2001，(12)
[3]黄昌林．论电视新闻叙事的时空流畅性[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1)
[4]陈霖．新闻叙事的叙述者初论[J]．苏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2)
[5]李勇．电视叙事的特征[J]．当代电视，2003，(12)
[6]刘红明．试论电视新闻的叙事时间与叙述视角[J]．广西社会科学，2003，(9)
[7]王纬，刘浚．保持中间地带——论《60分钟》的叙述模式[J]．现代传播，1997，(3)．
[8]李德刚．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的叙事策略[J]．声屏世界，2004，(7)
[11]黄挺学好新闻叙事学军事记者2003年第1期
[12]黄挺学好新闻叙事学军事记者2003年第1期
[13]何纯关于新闻叙事学研究的构想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4期
[14]齐爱军关于新闻叙事学理论框架的思考现代传播2006年第4期
[15]张寅德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6]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17]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张寅德.叙事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摘要：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中具有方法论、学科拓展的重要意义。近年来，虽然博弈论在理论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质和量上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新闻理论界对博弈论的理解存在狭义、广义与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三个层面水平。我们可从哲学意义、方法论意义和建构意义三方面，认识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运用的可能性。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博弈论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是在2004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年10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中博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个传播模式，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肯尼斯·赫文［美］、托德·多纳著：《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施锡铨著：《博弈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罗伯特·吉本斯［美］著、高峰译：《博弈论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