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的更替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和发展，新闻传播界的研究人员也在断的更替。旧的研究人员不断退休，以前的老教师也开始逐渐离开教学岗位，新老人员的更替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制造了新的契机。一批新的研究人员和年轻教师开始走上工作岗位。他们陆续接替先前一批工作人员的工作，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进步。在新一代年轻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各高校的新闻传播研究出现了一批丰硕的成果。年轻的一代作为各高校新闻院系和新闻研究的主创人员，他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视野更为开阔，知识结构较为合理，科研成果也将更为突出，为新闻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随着经济发展，新闻学专业开始在各高校普遍建立并发展，但是在发展的同时，由于基础设施和高质量新闻传播学教师的缺乏，其配套发展仍有很大的难度。
二、近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数套传播学的译丛（数十本）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的连续几年内陆续出版了，这对这回影响和促进新闻传播学研究和新生本文由收集整理代的持续发展。当前来看，我国新闻处奥博教学的应用教材多为翻译版本，而且这些翻译教材大多来自国外教材。传播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随着学术会议和交流增多，传播学论文数量和质量也大有改观。在高校各新闻传播院系中，传播学发展成果显著，作为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基础课程的地位己经得到确立。许多受到传播学界认可的教材被积极引进，并得到广发应用，这些教材多为国外教材，国内自己的研究性著作极为匮乏。随着传播学的快速发展，与传播学相伴而生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也开始出现，批判学派的研究获得发展，符号学、舆论学随着批判学派的发展也有所进步。
三、发展新闻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陆续出版，这是中国新闻史中提综合研究的丰硕成果，这一成果已经得到了业内的公认，并且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在今年来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很多高质量的研究论文不断展示给大众，研究发展蓬勃进行。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各个时期的新闻传播的研究思想都在这个时间段得到了新的重视也研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随着最近你年来的各项发展，成套的新闻传播学教材在各主要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出版或重新出版，这些教材注人了较新的材料和思想。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研究人员在回顾历史、拓展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一些成套的历史性研究著作，这对于总结过去，继往开来有重要意义。
四、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
较强的使用性质和较弱的理论色彩是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的一大特点。现在的新闻学研究范围广泛，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报学。一切与人类相关的食物和活动中都贯穿这传播学，传播问题散发在各个学科中。新闻学和传播学在学科管理上有着众多的共同点，在学术研究中，会有很多的相同性，在学术活动中已很难区分，或者说区分的必要性已经很小。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融合已成定局。
五、研究的热门话题
论文摘要：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是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的教学环境下使之适应现实、更好地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的关键首先是转换观照模式、强化当代性、将文化史视角和社会史视角引入到教学中来；其次是增加教学手段的技术含量，实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逻辑性与趣味性的统一，从而它从“挠头的课程”变为“受欢迎的课程”。
新闻传播史学是研究中外新闻事业、传播学说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又是一门新闻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新闻传播史学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课程一样，其课程教学在讲授方法、教授方式上面临着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各层次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其面临的教学方法改进的压力大大高于其他课程。如何适应目前变化的教学环境、改变其难教的现状成为这类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一、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临的困境
1.体系庞大，知识点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史学基础课程(含《中国新闻传播史》、《世界新闻传播史》)一直以专业必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进行通识教育的功能;新闻传播史学延伸课程(包括媒介发展史、新闻教育史、新闻学术史、广播电视史、广告史等方面的课程)以专业选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拓展专门知识的功能;二者共同构筑了对于新闻传播学科学生进行通识知识教育和专门知识教育的平台。
《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内容的主要框架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总体脉络和历史沿革，包括重要的新闻媒介、新闻人、新闻事件、新闻作品，重要新闻理论家、新闻研究者和他们在特定时代的新闻学说、传播思想等;从而探讨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特征，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社会发展、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中作出的贡献以及它与中国社会文化进步的关系。
《世界新闻传播史》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为欧美主要国家在近代、现代、当代以来的重大新闻界活动，美、英、德、意、俄、日等国各个历史时期主要新闻传播媒介(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以及新闻机构的产生发展过程、重要新闻人言论活动等，进而探讨西方新闻思想、传播观念、管理体制、新闻报道的诸多风格等相关问题。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新闻传播史学课程在教学内容上面临双重的困境:一方面要把庞大体系、众多知识点整合成有趣味的、学生可接受的内容，需要教师知识广博，变“标本”为“活体，’;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及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僵化的“革命化”视角已疏离了今天的现实，必须用新的视角才能解释全球化、信息化语境下的诸多现实及其历史擅变，这需要教师必须做到视角“转型”。
2.教育技术含量高。在教育技术层面上，伴随着新媒体、新兴技术在新闻业务类课程中的普遍应用，学生对新闻业务类课程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对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形成了挑战。那么，现实的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中的课件制作、多媒体应用、网络教学等不再只是一种附属和装饰，而同样成了一种吸引学生、深化教学、提高表达水平的必备手段。
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
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对庞杂的教学体系、教育技术层面、教学理论层面的挑战如何解决?这是目前这类课程授课教师正在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新闻传播史学课程自身教学方法的改进来转变，具体说就是:在教学内容上重视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在秉承史学传统品质的同时，将文化史视角、社会史视角引人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当中来。
1.明确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何兆武先生认为:“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由此构成了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按照这二者关系的思路，新闻传播史实与认识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新闻传播史实是证明曾经发生过事实的有关记载，可以使人们想象再现这一事件的象征，存在于人们头脑、精神世界、文化创造中;新闻传播史认识是对子新闻传播史实的重构、重组。那么如何从当代性的意义对新闻传播史实进行“重构、重组”呢?
当代性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征”。新闻传播史实是构成新闻传播史的基础，对它的认识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思想认识的深化、对史料的理解变化而改变。、新闻传播史学家让新闻传播史成为总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鲜活记忆，那么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授课教师要做的就是使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得以体现。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就是让学生认识到新闻传播史总同当代社会、现世人生息息相关，它对个人生活、人类生存来说是不可分离的，其一切内涵(包括价值、发展规律、形态变化等)都属于当下此刻，新闻传播史是活的现实而非死的标本，是现实之镜而非流逝的旧影。当学生认识到学习新闻传播史是基于现实的激情而非思古的幽情时，教师的激情和学生的兴趣会同时被点燃。
2.重视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方汉奇先生认为:“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门类繁多的历史科学中，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新闻事业是文化事业，新闻机关是文化机关，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文化方面的范畴。”新闻传播史既然作为文化史的组成部分，那么改变其传统教学中少有文化、少有鲜活思想的状貌就迫在眉睫。
文化是当下的一个关键词。作为应用于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中的文化研究方法不仅仅是社会学层面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一个领域的指称，它“更加体现为人类永远追求创造、超越和批判的精神向度”。过去很长时间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思路由于受到“革命化范式”的影响，“中新史”一直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为主线构筑，形成了单一的阶级斗争史的模式;而“外新史”也以强化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新闻事业与资本主义阵营新闻事业的抗衡为主调。这些模式已经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诸多史实。相比较下文化学视角则要敦厚、公允得多，也更有利于论证、阐释诸多史实，因而含有较丰厚文化含量的新闻传播史学也就更令人信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对新闻传播史本体的追寻，新闻传播史学在内容上逐步摆脱了对政治斗争史、政治思想史的重复和演绎，回归到新闻事业自身过程与规律的探讨上。这表现为由重视报刊形式转向宣传内容、由着重历史沿革转向社会作用、由微观考据转向历史分析的转化。这种逐步以新闻事业自身属性为中心，展示新闻传播思想活动、传播媒介殖变的方法着重探讨新佣事业自身产生发展的过程与规律，彰显了新闻传播的现实影响力，进而显示出了新闻传播史学作为“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这正是我们引人文化学视角的现实语境。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政治说教与宣传在新闻传播史中不再居于独尊的地位，而尝试建构一种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它以新闻事业作为本体，以整个世界新闻历史的全局为对象，以跨时间、跨空间和综合多种传播媒介作为方法探讨新闻传播史的价值与规律。
3.关注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一系列新的动向和新的发展总称为“新史学”。引人社会史的视角研究新闻传播史学，则新闻传播史学也会被改造成新史学所共同追求的总体史。李彬认为“社会史范式在新闻史研究中体现为三种融合:新闻传播与社会生活的融合(从新闻解读社会、从社会透视新闻);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的融合(历史渗透理论、理论立足历史);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那么社会史视角带来的结果如何呢?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注重的是“社会的整体关系、整体结构，针对的是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历史实践，追求的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全面的总体史”。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不仅仅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而是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联系也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日常生活、文化思想、时代心理、社会风俗习惯等。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在注重新闻本体的多重内涵、新闻传播事业与社会变迁多重关联的同时探讨新闻传播界人物与时代命运的结合，它致力于发掘和展现一种宏观的、有机的新闻传播图景。引人社会史视角不仅使裁闻传播史学课程的逻辑线条更为严谨可信，并且增加了教学的趣味性。
【关键词】传播学 历史 发展 特征
一、阶段性发展特征
当代新闻传播的研究起始于拨乱反正，该时期新闻为了摘掉“新闻无学”的伪帽子，不顾反对和逼迫率先建立了新闻学。在1980年初期，新闻领域的学术焦点汇集在新闻改革与创新方面。不管是新的新闻、新的观点、新的视角、新的方法，都是建立在新学科――新闻学基础上，其核心和主旨只有一个：为新闻传播而呼吁和呐喊。1989 年的春天，的洗礼扭转了新闻传播的核心主旨，强烈的现实反差从知识分子的身上暴露出来，新闻传播成为了一个比较新鲜和洋气的代名词，现实关怀的写照下，新闻传播学转向知识命运共同体，通过该时期的潜心专研，逐渐有了当今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科研成果，现有研究成果成为新闻传播学的基础，并为传播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奠定了一定的保障。直至1997 年，新闻传播学在教育部学科分类中成为了与教育学、医学、工学、农学等持平的一级学科。1999 年，高等院校开始加大招生的规模和数量，新闻传播教育领域的发展迅猛发展，师资队伍和研究队伍逐渐壮大，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的更加紧密，业务渠道更加宽广，研究领域更加宽泛，新闻传播学成为了一个炙手可热的专业。总而言之，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与我国社会的进步，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研究主体的特征
21世纪前期，新闻传播学缺乏独立性的审视与批判，只是单一的拥有少部分政治资本。这种现象一直维持到1989年末，相关学者以资本论、务实论、教育论等学说对新闻传播学的作用和功能进行了批判，对出现的和爱国运动等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阐述，并完成了传播知识的理论重构，随着新闻传播学的进一步发展，学术创新成为了新闻传播学发展的重要载体，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新闻传播学飞快的崛起，并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且行政化的色彩逐渐变浓。总体而言，教育成为了新闻传播学最为关键的核心资本。
三、研究内容的特征
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已经由应用型转为理论型，更加注重新闻传播的理论基础，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新闻传播学的变化顺应了世界的发展；其次，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现象，被社会广泛关注，且已经与我国的经济、文化等构成了一体化发展模式；最后，我国对新闻传播的重视力度和程度逐渐高涨，特别是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两会的精神等很好的诠释了新闻传播在我国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为新闻传播的自由和学术的积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研究方法的特征
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主要依靠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行指导。在新的历史起点下，新闻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应该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加快和完善，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不断完善和创新新闻传播的理论基础，让新闻传播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90年后期，新闻传播的方法论逐渐成为学者热议的焦点，其方法单一、方法简单的不足之处逐渐的暴露出来，而在这种新的历史起点下，新闻传播也变得更加成熟，说明新闻传播的方法已不单单是单一的路径，而是多元化与多样化组合的全新路径。特别是在2000年后，一大批新闻传播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后，为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为新闻传播的学科发展指引了方向。
五、结论与建议
我国新闻传播学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的壮大，其发展脉络可归结为受自身的发展，受环境的发展，受政策的发展和舆论的发展。现阶段我国新闻传播应迈入新的历史起点，发挥其作为领航的风向标，为我国社会化进程增加新的活力，为社会主义的繁荣和发展发挥其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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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的新闻事业（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在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它走过弯路，经历过曲折，甚至出现过倒退。但是总的来看，这是一个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整体发展的特征相吻合。仅以改革开放至今的30年而论，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就经历了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科学发展观”的历程，即由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由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过程。这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也符合历史的辩证法。
第二，中国共产党对新闻事业规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所处环境十分复杂，党和政府更多强调了革命时期新闻媒体的“工具”功能（“阶级斗争的工具”），除此之外的其他功能则处于弱化状态。进入新时期，随着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化，媒体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特性显露出来，“工具”之外的其他功能得以开发。适应这种变化，新闻业的管理也由过去单一的党报模式向以党报体制为主的、信息与文化产业并重的模式转变。这一转变既保证了国家的持续稳定发展，同时也符合媒体发展的内在规律与要求。
第三，中国新闻业的发展经历了由背向世界转而面向世界、融入世界的过程。“”10年，中国关起门来闹“革命”，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新闻界也是如此。粉碎“”之后，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新闻业与国际接轨的步伐明显加快。具体表现在：首先，引进并吸收了国外优秀的学术成果，进一步丰富了原有的学科体系；其次，实行了开门办学、联合办学的方针，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新闻传播后备力量；再次，在传媒业管理方面，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引入市场机制和科学的评估系统，使媒体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第四，中国新闻业的发展是传播科技提速更新的过程。回过头来看，中国新闻业发展的每一步――从单一媒体向多媒体过渡，从一元化管理向多元化经营转变，从单一节目形态向多样化节目形态发展，都是与改革开放的进程相伴随的，都在享受着改革开放创造出来的最新的技术成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新闻业的进步；没有改革的不断深化，也就没有中国新闻业上个世纪末期以来的提速发展。可以说，改革开放的成果在新闻业的发展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第五，中国新闻业的发展是观念不断更新的过程。观念的改变，是其他一切改变的前提。改革开放就起始于观念的转变，新闻业的变化也是从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开始的。改革开放前，人们对新闻媒体功能的认识大都停留在宣传、灌输、教育教化上，双向互动的观念十分淡漠。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及其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一些新的观念开始被接受和被重视，比如信息传播观念、受众观念、服务观念、效果观念、市场观念、产业观念等等，与此相应，我国新闻业也历经一次次变革，不断突破旧的体制、机制，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关键词：媒介技术；外国新闻史；课程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6-2-0062-02
外国新闻史是一门重点学习和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新闻事业历史、总结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的新闻理论、探讨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新闻发展现状和规律的课程，通常是高校新闻专业的基础必修课。方汉奇先生多次强调，新闻史的教学是必要的，学新闻史，就是以史为坐标。张允若教授也指出，学习新闻史，可以了解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对于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素养不可或缺，应该把新闻史看作是全部课程设置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认真对待，努力教好。但即便重要如此，在时下许多新闻专业的年轻学子心目中扔存在这样的偏颇认识，总以为业务课更重要，学史无用，外国新闻史课程听听就好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时下新媒介技术日新月异，新媒体的内容与形式都得到充分发展，传统媒体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下日渐式微，除有个别突破重围之外，绝大多数传统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在内，或改弦更张，或另起炉灶，或关门大吉，或苟延残喘。欧美国家一些百年大报亦难脱走向没落之命运。面对如此窘境，难免有学子质疑，我们还要不要学习曾经为这些优秀传统媒体树碑立传的外国新闻史呢？另一方面，新闻专业学子的就业状况不尽如人意，在就业市场激烈的竞争压力之下，用人单位往往希望毕业生来了就能上手，要求记者不但具有采写编评摄的基本专业技能，最好关键时刻也能顶上，报道突发事件及时出镜，能给网站、报纸同时供稿，最好还能制作视频、撰写博客、微信，能写能说能拍能剪，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行。在此种就业导向之下，新闻史论课程更是门庭冷落，而全媒体技术的培训和学习日臻喧闹。学生难免更重视业务课程的学习，希望尽快提升更受用人单位青睐的专业技能，难免有学子抱怨，我们哪有功夫去学习“没什么实际用处”的外国新闻史呀？
毋庸置疑，培养能说能写能拍能剪的“全能记者”是新媒体时代对新闻专业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但对于帮助学生了解新闻事业发展脉络，认知当下新闻发展走势，捕捉新闻事业规律，完善知识结构，提升从业素养的外国新闻史课程来说，终极目标仍是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当前，传统的教学理念及教学方法已经无法保证教学效果。如何调试课程重心，在导入新媒介环境之下以全新角度重新解读外国新闻史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任课教师应该认真思考、下功夫解决的问题，对其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的变革和改进已是箭在弦上。我们结合近些年的教学实践，并多次就教学方法与听课学生及同行交流，关于新媒体环境下外国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改革做如下思考。
一、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及形式
外国新闻史课程所涉及的国家不同、人物众多、历史繁杂、资料有限、渠道极少，目前掌握的很多史实资料只是二手资料的反复兜售，缺乏一手资料的鲜活生动性。但在新媒体环境下，丰富的网络资源已经成为教学的好帮手，师生应有效地对其加以利用。在内容方面，充分利用网络工具，在谷歌、维基、百度等搜索引擎的帮助下充分挖掘外国媒体及人物的数据库资料。在许多境外知名媒体的官方网站上，除随时可翻阅当日及一定时间范围内的报纸版面外，还呈现有“Review”或“History”的栏目内容，自该媒体创立以来的重要时间点、重要人物及大事记都会图文并茂详细罗列。除此之外，更丰富的文字和图片素材会散落于报纸杂志、历史传记、人物访谈、手写日记或家族笔记之中，通过搜索引擎会让有心人从浩瀚的数据库海洋之中披沙拣金、沧海拾遗。具备这样的搜索能力是当下环境高校教师必备的基本素养，而这些生动鲜活、真实厚重的史实内容，是外国新闻史课堂教学资料的有力补充。
在形式方面，PPT教学在大学课堂上已经司空见惯，但如何使PPT呈现的信息最大化，且用更加丰富灵活的方式呈现，是真正掌握多媒体教学方法的灵魂所在。充分应用图片资料，使形象生动的历史图片服务于静止不动的文字表述，比如，在讲解作为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新闻纸《牛津公报》时，用图片呈现三百多年前的报纸版面，通过现实生动的图片资料，帮助学生深刻理解这样一份机械手段生产、形式上为纸而非册、且已有报分两栏意识的《牛津公报》缘何被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新闻纸。此外，恰当利用视频及音频资料，帮助学生将记忆中静止的图景鲜活为生动的形象。比如，在讲解如法国哈瓦斯通讯社、德国沃尔夫通讯社等世界上最早的几家新闻通讯社在“二战”期间被法西斯力量接管的历史命运时，播放由莱妮・瑞芬斯塔尔执导的战争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可以让同学们身临其境，深刻理解“二战”期间法西斯政府执行的“谎言重复千遍就会成为真理”“新闻是战争的武器，新闻的目的是帮助战争而不是提供信息”这样的传播理念。
二、提升授课技巧，加强课堂互动
坦白地说，新闻史论课程容易枯燥无趣，教学常出现以填鸭式教授为主的现象，且内容庞杂，课时有限，能留给同学们讨论互动的时间很少，一堂课两小时的满堂灌，学生难免感觉乏味又辛苦。因此，在有效的课堂教学中，如何拓展课程内容，提高授课技巧，也是在访谈交流中学生多次提到的问题。历史上的一些知名媒体人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些语言表达的技巧。美国广播业的一代宗师爱德华・默罗曾提到过，“广播没有别的技巧，唯一的技巧就是当你广播的时候，你想着你是到了一个酒吧，喝了两杯酒以后，向你的朋友谈论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用这样的语气来广播新闻，你的听众一定爱听。”电视业的泰斗沃尔特・克朗凯特也这样说，他每一期电视节目的宗旨就是“给我讲一个故事”。平等的交流，故事化的叙述方式是他们获得受众欢迎的有力武器，这一武器用在课堂这一教学空间中同样适用。事实上，当下美国新闻专业课堂会特别强调以个案故事和数据展现为表现手段，而这两者的核心其实都是“讲故事”。借鉴到我们的课堂中来，在浩如烟海的外国新闻史中，比比皆是传奇故事和历史细节，针对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历史事件或风云人物，用故事化叙述呈现课程内容，实现鲜活生动的历史还原，进而透过历史的面纱寻求新闻事件背后的深层意义，帮助学生更直观、更深刻地感受历史、获取知识，从而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当然，课堂教学是师生共同建构的互动过程，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一定要激励学生参与课堂，加强互动，让学生成为学习的真正主人。教师重点讲述新闻史上的重大事件、新闻改革、优秀报人，让学生了解事件始末，尤其了解事件中人的角色和作用，把人放在主要位置，关注新闻人的灵性与创造力。在教学中可以组织学生分小组自选课题，深入解剖外国典型媒体，鼓励学生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优势，挖掘更多史料，搜索当年报纸的版面呈现及报道内容，收集有用素材，梳理发展脉络，从史实中发现问题，在史料中分析问题，并用历史事实予以证实，并组织学生以PPT形式进行课堂提报，将本组所选的相关课题进行演示，通过这个过程鼓励学生充分查找资料，运用资料，互相交流课题成果。将教师课堂讲授和学生的自主思考结合起来，对课程内容进行拓展，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以及收集材料和分析材料的能力。
三、关注业界最新动态，增加课程时效性
诸如《泰晤士报》《纽约时报》《每日电讯报》《卫报》等欧美大报，历经百年沧桑仍如常青树一般屹立在今天的报坛。浩瀚百年间，瘟疫、战争、变故、技术乃至人心的变化都会改变一份报纸的命运。但在经历政局更迭、市场压力、读者取舍的起伏之后，百年大报历久弥新，在新媒体环境之下又有新的调试，老树又发新花。这样的报纸每一个都是人间宝库，留给我们大量可以继续学习参照的宝贵资源。外国新闻史课程的终极目标仍是以古为鉴、古为今用，其中，诸多超前的思维、锐意的革新、出奇制胜的做法，至今仍然闪光似金，对我们有着价值不菲的借鉴意义。在授课中，必须让学生领悟到其中的真味，从而改变轻视这一课程的偏向。因此，不能单纯就事论事，空讲云烟往事。而是应该时刻关注外媒发展最新动向，尽可能增加史论课程的时效性。立足当下，用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历史长河中出现的报纸杂志，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今天媒体的发展，拉近课堂上新闻史所学与现实中新闻实务的距离，注意外国新闻史“历史”与“当下”的关系处理，力求达成一定的平衡。
综上所述，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日益冲击着原有的外国新闻史教学及研究格局。教师必须正视行业现实，深刻理解新媒体媒介形态发展变迁的历史逻辑，因材施教、增加互动、启发思考，用新媒体技术服务课堂，通过具体的教学过程引导学生在当下发现问题，从历史寻找答案，从而提高思维能力、动手能力。
基金项目：西北大学校级本科教学工程项目《新媒介环境下〈外国新闻史〉课程内容创新及方法改革的探索与实践》（项目编号：ZC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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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新闻史；作用
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9-0136-01
复旦大学刘海贵教授编撰的《中国现当代新闻业务史导论》，以五四时期为开端直至改革开放时期，详细记述了中国新闻事业中的采访、写作、编辑和评论的历史，是一部较为完整全面的新闻业务史。由于该书侧重导论，故而添加了相关的新闻理论知识，以此对新闻业务史进行评论、佐证或批判。该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史论结合。理论大多是作者对新闻业务史上的问题发表的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本书是复旦大学新闻学研究生核心课程教材，书中的史实大都比较详尽全面，具有学习价值，而且史实中穿插着理论，故又有很强的理论性。读后，能认识到新闻史的重要作用，深刻体会到新闻史的魅力所在，笔者在此试讨论一下新闻史的作用问题。
1.借助新闻史，人们可以了解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对学好新闻学有利，同时可以拓展自己的知识面。毋庸置疑，新闻史可以使人了解新闻事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对于初学者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它是学好新闻学的基础和关键，是学好新闻学的叩门砖，也是学好新闻学的一条捷径。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学习新闻史还能够拓展知识面、增加知识储备、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新闻史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习新闻史的同时，也可以了解到社会历史的其它方面，诸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学史和文化史等等，极大丰富阅读者的知识量和知识面，提高阅读者的人文素养。
2.新闻史可以指导新闻工作，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素质。新闻史中的大量史实值得新闻工作者借鉴、效仿和学习。新闻工作者可以从中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更好地指导自身的新闻实践。同样，新闻工作者的新闻实践活动也可以反补新闻史，补充其内容，为其增加史料和积累经验，以此更好地指导他人。学好新闻史是记者、编辑的义务和责任，他们可以从中发现前人的闪光点、借鉴他们的工作方法、了解他们的人生历程、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从他们身上获得鼓励，以此勉励自己更加努力工作，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
3.史论不分家，新闻史可以促进新闻理论的发展。新闻理论是新闻学中的重要成分，具有和新闻史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当前新闻理论研究一直处于活跃状态，新闻理论更新速度加快，这体现了新闻学研究的兴盛和发达，但同时也给人们学习新闻理论带来了一些困难。新闻理论不断发展的重要源泉之一，便是新闻史的不断丰富。无论是古代新闻史，还是近现代新闻史都能够为新闻理论研究提供史料参考和佐证。一些经典的新闻史实往往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焦点，在这些研究当中，又产生出大量新的学说和理论，进一步丰富了新闻理论的内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现代社会中的大量新闻事件正在书写新的新闻史，这无疑又为新闻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新闻史不断丰富，则新闻理论亦不断丰富和发展，二者相辅相成。
关键词 中国新闻史 教学 附加值
在当今中国新闻传媒业迅猛发展以及业界对新闻专业毕业生“职业化”呼声日胜一日的情势之下，高校新闻专业新闻史教学日益“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中国新闻史的教学尤其如此。那么，中国新闻史教学应该如何突困?笔者认为，以增加课程教学的“附加值”为突破口，提高中国新闻史教学对学生的吸引力和粘着力，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所谓“附加值”(Value Added)，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术语，简而言之，就是附加在一种商品(服务)的主体价值或核心价值之上的关联价值、辅助价值和配套价值。增加中国新闻史教学的“附加值”，就是在实现中国新闻史教学的“核心价值”即“了解(中国新闻事业)历史经验和和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发掘该课程的配套价值、关联价值和辅助价值，努力为学科内其他课程的开展、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推进以及学生新闻职业素质的培养发挥积极作用。
那么，如何增加中国新闻史教学的附加值呢?笔者认为，中国新闻史既是新闻学和历史学的一门交叉课程。同时也是一门整合能力非常强的课程，这正是增加教学附加值的契机所在。具体来说，如图1所示：
一、以中国新闻史为平台，适度整合学科内其他若干课程内容
2006年笔者所在的新闻系，根据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精神指示。对新闻专业本科学生的培养方案作了调整，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新闻史提前到第一学年第1学期。这种调整使得以中国新闻史为平台，适度整合学科内其他若干课程内容并为这些课程的开展做配套铺垫成为必然之势。
事实上，中国新闻史自身的整合能力十分强大，课程容量巨大，可涵盖中国新闻理论发展史、新闻观念演变史、新闻教育史、新闻发展史、新闻媒体广告史、新闻事业经营管理史等诸多方面，也实际地涉及到新闻采访学、新闻写作学、新闻理论、新闻事业经营与管理、广告学、。舆论学等学科内其他若干课程的相关内容，正是这些内容的交错融合极大地增加了中国新闻史的实用意义和附加价值。因此，从这个思路出发，原本冗长无趣、枯燥乏味的中国新闻史课程可以讲得精彩纷呈，讲得既好“听”又好“用”。
笔者在近两年的中国新闻史教学实践中，以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为核心和线索，贯穿和连缀起本学科其他若干课程的相关内容；每每遇到讲授的内容与其他课程相关联时，笔者总是“顺势”而为，适当展开，不仅淡化目前中国新闻史教材多以“革命运动史”、
“思想政治斗争史”为主线的自身缺陷，同时也延伸了中国新闻史教学的“宽度”和“厚度”，使中国新闻史教学犹如一部“新闻学百科全书”集纳了各门课程的精粹，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如表1所示，笔者根据近两年的教学尝试，将中国新闻史的部分教学内容与本学科其他若干课程的整合关联总结如下：
二、适当输入史学研究方法，培养学生的新闻史研究兴趣
众所周知，调查研究是新闻记者应具备的基本功之一。笔者认为，在中国新闻史教学中适当地向学生介绍一些新闻史的研究方法，设计和实施一些“新闻史小问题课堂研究”。除了能增加课堂互动之外，其教学附加值也比较明显：一是能够从低年级阶段就开始逐步培养学生敏锐发现问题、勇于提出质疑和善于调查研究的新闻职业本领；二是有利于培养学生对于中国新闻史的学习和研究兴趣，为一部分将来有意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打开向上发展的空间。
例如，在讲解“革命党机关报之元祖”——《中国日报》时，涉及到基本信息之～即其创办时间，笔者所使用的教材——丁淦林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2002)认为是“1900年1月5日”，而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1992)和陈玉申先生著《晚清报业史》(2003)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1990)都认为是"1900年1月25日”。到底哪一个时间是准确的呢?这显然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恰好教材上附有《中国日报》1904年3月5日第1201号的头版影印版，上面注目“日报行情晨派每逢礼拜停派”，0笔者便请学生根据这一天报纸的期号，当堂推算该报的创刊日期。学生们都纷纷拿出纸和笔认真计算，并且互相帮助和进行争论，结果发现这一天报纸的期号与两个“创办日期”都不相符；笔者进一步请学生们思考和讨论“为什么这两个日期都不相符”，学生经过激烈讨论后认定“仅凭1904年3月5日《中国日报》的期号不能断定其创刊时间是1900年1月5日还是1月25日，但能推测1904年3月5日之前的《中国日报》因为某些客观原因未能实现每个礼拜一到六按时出版”。这个结论使学生们为亲身参与了一次新闻史研究并且部分地“还原”了历史而兴奋不已。这一次课堂研究使学生对新闻史研究的考据方法有了初步地了解，激励了他们对中国新闻史学习和研究的兴趣。
此后，便不断地有学生前来和我讨论中国新闻史教材之外的历史问题，找我解答不同中国新闻史教材上的史实或者论述的矛盾之处；而一般的学生也不再漠视教材无动于衷，常常在课堂上敏锐地指出教材上的某些印刷错误和史实错误，比如湖北军政府《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的颁布时间错误、。黄远生《记者眼光中之孙中山》记录的孙中山与袁世凯北京会谈的时间错误。等等。这些思想交流、观点碰撞和错误校正，对于学生调查研究能力的培养、对于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科研的推进都不无裨益。
三、知识更新，及时介绍新闻学术前沿与业界动态
目前各大新闻院系基本上都是以“1815至1949年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为教学重点，当代新闻事业和新闻史学研究的发展讲得比较浅、比较少，难免给学生造成一种错觉，以为中国新闻史不过是长篇累牍的陈旧史料和过时经验，缺乏生命力，没有学习价值。客观上说，中国新闻史本身就是发展的，是有生命有活力的，一方面新闻史研究在不断推进，新史料不断发掘，新成果陆续发表；另一方面中国新闻事业也在迅猛发展，业务改革推陈出新。正如钱穆先生曾说过：“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上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同时，“所谓新闻史原不过是当代现实的有机构成。因此现在时而非过去时才是新闻的本质属性”，因此，中国新闻史教学应该与时俱进，知识更新，及时向学生介绍学术前沿与业界动态，使他们既能够理解历史又能够把握现实，在学“史”之外能获得更多的学习价值。
例如，关于晚清著名的“苏报案”，各种教材当中都仅对案件原委、过程与影响做简单阐述，但是近年来学界已经推出了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如《史林》2005年第6期上发表了王敏博士撰写的《苏报案的审讯与判决》，该文依据当时上海著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公布的苏报案审讯记录和清政府外务部档案，提供了审理苏报案的法庭与出庭律师、适用的法律、法庭上的章太炎与邹容、律师的辩护、出庭作证的外侨、判决形成等几个方面的内幕；同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也在2005年出版了周佳--荣教授的专著《苏报与苏报案——1903年上海新闻事件》。笔者将这些新材料组织起来，力图真实地、立体地重现那一段历史风云，这种超越教材的讲述方式令学生对那场轰动一时的历史事件产生了深刻的心灵碰撞。
再如，关于新时期的新闻事业，需要拓展补充的内容非常之多。从教材上“网络新闻媒体的发展”这一版块出发，横向上，需要发散到备受关注的“博客”、“播客”等网络传播现象，发散到网络舆论形成机制以及网络传播监督管理，甚至发散到中国传媒领域的“娱乐化”态势等等；纵向上，则要延伸到所谓的“媒介融合”，延伸到所谓的“第五媒体”、“‘新媒体”的蓬勃兴起，延伸到世界范围的传媒产业的发展趋势等等。这一些拓展补充能够使学生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新闻史并不是凝固的文字，而是发展的，是鲜活的，是紧密联系着现实的，正如德国历史哲学家赫尔德的比喻：“人类历史就是像是一条河流。它从一眼小泉发源，逐渐增大……终于越流越长。越流越宽，越流越深。”而这种感受也增强了他们对课堂的亲近感和向心力。
四、人文理念浸润学生，助其树立新闻职业理想
大学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人文教育，要为年轻人建立一种精神的故乡。著名艺术家马友友曾讲过，12岁到22岁这段时间，是一个人建立自己的“精神账户”的时间，以后～辈子都要在这个账户上“提款”。笔者也认为，中国新闻史教学，除了能够帮助学生掌握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脉络和规律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就在于课程当中所浸润的人文理念能够帮助这些大学新生们及早树立正确的新闻观念与职业理想。为他们未来的新闻职业生涯筹建一片精神的家园。
中国新闻史是由丰富多彩的历史人物和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组成的，这些时代风云与人物命运，不仅能够从宏观上见证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与轨迹，而且能够从微观上关照到个人的价值选择与前途命运。这对于大学生们洞悉社会人生和树立正确的新闻职业理想都很有启示。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历史的目的，在于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之资鉴。”在秉承这种思想，笔者在教学实践当中，比较注重人文理念的入注，以“人”见“史”，以史鉴今，引导学生如何做一个“大写”的“人”和一个“新闻人”，乃至引导他们思考一份良好的职业规划。
一、合理安排课时,精心梳理内容
⒈合理安排课时,分清轻重
“长期以来,中国新闻史和外国新闻史一直是作为两门课程开设的。正如文学专业有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哲学专业有中国哲学史、外国(东方、西方)哲学史一样。两门课程的要求不同,详略悬殊;而且由于发展历程的重大差异,也很难构建在一个体例框架之中。所以把两门课程合而为一是不现实的。如果名为一门课,这个学期讲中国、下个学期讲外国,这样的“合并”岂不等于不合?至于有的院系,放弃历史的系统性,东拉西扯地讲一点中外新闻史的片断知识,名之为“中外新闻事业史”,这样的做法完全不能实现新闻史教学的目的、要求,我认为是不足取的。”①笔者也赞同这一观点。
一个学期讲中国新闻史,一个学期讲外国新闻史,课时应进行合理安排,分清轻重。
⒉讲授内容要做到点线结合,史实与史论相结合
新闻史课程内容多,而学时有限。我们对于具体的讲授内容要精心梳理,做到点线结合;史实与史论相结合。
历史课程都有史实和史论两个方面。所谓史实是指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人物和事件。所谓史论是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评述,对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揭示、概括。打个比方来说,如果我们把史实比喻成新闻史课程的躯体,那么史论就是新闻史课程的灵魂。我们在教学中既要讲清史实、又要阐明史论,既要让学生因了解史实而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又要让学生因领会史论而获得启迪、增长智慧。所以,新闻史课程不仅是对众多国家新闻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人物和事件的记录,而且更应是对这些国家新闻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和评述,是对新闻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揭示与概括。
如果我们把一个国家的新闻史看成是一条无限向前延伸的直线,那么我们在描画这条线的同时,还应重描这上面的一些点,这些点可是新闻事件、重要媒介、新闻人物、新闻制度……然而,在进行新闻史的教学时,不应只是讲述新闻史的具体发展过程――史实,还应对这一过程进行评析,揭示其发展规律,借鉴其经验教训――史论,做到史实与史论的有机结合,史论应贯穿在整个史实的讲述中。比如我们在讲述巴黎公社时期的无产阶级报刊时,要重点介绍巴黎公社的重要的四家报纸,还要指出巴黎公社的新闻政策,更要带领学生深挖掘巴黎公社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即公社的新闻政策失之过宽。公社无论是对敌对的报刊还是自己的报刊都缺乏必要的管理,结果导致即使是公社自己的报纸在宣传上也出现了重大的错误。这不仅让学生深入思考,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还要意识到:新闻舆论的威力是巨大的;新闻自由是相对的;对新闻事业的管理是必要的,甚至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手段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我们在教学中既要厘清史实、又要阐明史论,既让学生因了解史实而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又要让学生因领会史论而获得启迪、增长智慧,②”才能真正体现新闻史课程教学的意义所在。
此外,新闻史教师授课时态度要客观,不应加入个人主观因素。比如在讲授中国新闻史时涉及的的新闻事业,外国新闻史时涉及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新闻事业时,我们要持客观态度带领学生弄清它们新闻事业的发展轨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以,看待任何事物都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因为它在滤去人们主观上认为消极的因素之外,往往还会滤去一些客观上积极的因素,而这些往往又是我们需要的。对待历史也是这样。”③
⒊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课上与课下紧密结合
若想新闻史课程教学效果最大化,仅靠课上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应课上与课下紧密结合。一个国家的新闻史是这个国家的历史的一部分,二者血肉相连。我们学习研究这个国家的新闻史绝离不开它的整个发展史,而这部分知识的了解和学习是不能在课上完成的,应靠学生自学,准确地说,在教师的指导下带着问题有意识、有目的地学习。在课上,教师结合自己的教学进度,安排好学生自主学习的内容并给提供书目,同时安排好验收的时间,可通过课上讨论、笔头回答问题、做小论文的形式来验收学生的学习效果,也可把这些作为这门课平时成绩考核的一部分。比如,在讲到美国新闻史时,会在讲到这一章节前就美国当前的五大报纸提前布置出思考题,增强学生对这些知识的了解,并深挖掘,从而解决教师提出的问题,增大学生的收获。再如,讲到日本小报的时候,会布置学生课后完成一个小论文(论日本小报和欧美廉价报纸的异同,1000字),并利用课上时间对此进行点评。这样,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取得好的教学效果。
学生课下应自主学习的内容还不仅仅是这些,教师不仅要给学生开出课后阅读书目,还应引导学生阅读跟新闻史相关的学术论文(包括优秀的硕、博士论文);知名专家、学者、专业人士的博客(有的会把学术著作也放到自己的博客中);定期阅读专业期刊,重点、长期关注一些网站(比如中华新闻传媒网、紫金网、新华网、华尔街日报等等)。
二、通过多种形式,和学生开展互动
鉴于新闻史这门课的性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讲授也不应超过70%,应通过多种形式在课上和学生开展互动。
⒈课前发言
教师可利用课前的3-5分钟组织学生发言,发言应结合教学进度提前布置给学生,发言选题可由教师指定,也可由学生自选。小班上课可组织个人发言,大班上课可组织小组发言。学生发言时要求必须使用多媒体设备 。笔者在组织学生课上发言时,会在开学初就把这一任务布置下去,并把本门课的教学进度安排和每个学生的具体发言时间通告学生,要求学生自己选题并在指定时间利用多媒体设备完成发言,发言结束还要上交一份发言内容的文字稿。教师会从发言的选题、内容的安排、PPT的制作和发言时的表现等几方面对学生的发言进行考量,并把其作为期末该课程平时成绩考核的其中一项。这样不仅可以培养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给学生提供自我表现的机会,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⒉课上讨论
教师可在课上对重要问题或重点章节组织学生进行讨论,讨论可由教师布置议题,也可由学生提出问题,最后由教师做小结。这样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积极动脑思考,还可活跃课堂气氛。
⒊作业点评
教师可就个别重要的知识点或布置的课下自主学习的个别问题以小论文的形式让学生完成2-3次笔头作业。每次按学生比例挑选一些完成较好的作业在课上组织学生互相进行点评,教师做小结。
此外,教师在某一重要知识点的教学任务完成后,可适当选择一些练习题对学生进行训练。这样可以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识记。
新闻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讲究教学艺术,改进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学得有滋有味。
三、历史结合现实,教书勿忘育人
教书育人是每一位教师的职责,这并非只是在新闻职业道德教育课上才能充分体现。新闻史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历史结合现实,理论和实践并重,教书勿忘育人。
比如,教师在讲授英国弥尔顿提出的论出版自由理论时,还应教育学生:自由是相对的,新闻自由也是相对的。笔者在讲述这一知识点时会强调这一问题,理论结合实践,结合亲身经历的具体事例对学生进行教育:曾经有一大一学生,周末到校外进行新闻摄影的拍摄练习,拍摄中把视角选中正在进行监外劳动的犯人(特殊群体)身上,遭到监狱管教人员的制止,并要求把底片曝光,学生不从一再强调自己有新闻自由。双方争执不下,对方无奈要求学校教师到场共同把问题解决。这样的问题,不仅是在校生,在新闻工作中的一线新闻工作者不也存在吗?
众所周知,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然而古今中外,新闻造假,新闻失实却层出不穷,在新闻史的授课过程中,应在这一问题上加强对学生进行教育。比如讲到美国新闻史时,会讲到美国廉价报纸的先驱――本杰明・戴的《太阳报》,其精心策划的“月亮骗局”是美国新闻史上一个典型的虚假报道。教师应就此问题结合现实新闻工作中的典型事例如“訾北佳炮制的‘纸箱馅包子’假新闻(2007年6月)④”,“童其志炮制的‘护航’假新闻(2009年1月)⑤”对学生进行教育,时间允许还可就新闻失实问题展开讨论,让这些准新闻工作者引以为戒。
教书勿忘育人,当然也不是要把新闻史上成德育课,我们只是在进行教学时针对一些重要的问题结合实际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哪怕仅仅是多说上几句,久而久之,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总之,若使新闻史课程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让学生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拓宽视野,人也变得更加聪明,从事新闻史课程教学的一线教师,应不断优化自己的的知识结构,不断补充教材与新闻事业发展断层的新内容,不断深化课程教学改革。为此,我们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 张允若,《关于外国新闻事业史的教学――答中华新闻报记者问》,2005-07-03
② 张允若,《关于外国新闻事业史的教学――答中华新闻报记者问》,2005-07-03
③ 张淑芳,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CJR)2009-06-16 .cn
④《“纸馅包子”炮制者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年》,新华网2007-08-14
【关键词】新闻传播史体系；三维空间；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播观念
【中图分类号】G219.29【文献标识码】B
[作者简介]张昆（1962-），男，法学博士，湖北云梦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五年前，我曾在《世界新闻通史体系刍议》中提出[1]，世界新闻史体系应该涉及到新闻事业、新闻制度和新闻观念三个层次。以往的新闻历史研究，主要停留在新闻事业的层面，以探索各种新闻传播媒介，如报纸、广播、电视、通讯社演进的历史为主旨。至于新闻传播置身于其中的社会政治制度，及新闻传播本身的制度框架和结构模式，则在很大的程度上被忽略了。而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传播媒介的社会功能和活动空间。此外，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的新闻传播，都是在一定的传播理论、专业意识的指导下进行的。理念决定行为。要全面地揭示并且正确地阐释新闻传播演进的历史，就应该把新闻事业、新闻制度和新闻观念有机地综合起来，建构包容事业、制度、意识的整体的三维空间，变单维的新闻史为多维的新闻史，变平面的新闻史为立体的新闻史。
一、整体的新闻传播史体系
所谓历史，在广义上讲是一切事物以往的运动发展过程。按照事物的不同性质，可以将其划分为自然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我们通常意义上使用的历史概念，主要是指的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历史，即与自然界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人类社会以往的运动发展过程。人类社会及其纵向的发展史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结构,即由一系列复杂因素组成的协调一致的有机整体。历史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中对这种系统结构，做了精彩的解读：“所谓结构，社会观察家们认为是现实与社会大众之间存在的一种组织、一种紧密联系及一系列相当固定的关系。而我们的史学家则认为，一个结构也许是一种组合，一个建筑体，但更是一种现实，时间对这种现实的磨损很小，对它的推动也非常缓慢。某些长期生存的结构成为世代相传的稳定因素：这些结构在历史中到处可见，它们阻碍着历史因而也支配着历史的进程。”[2]这种系统结构的整体性特征，决定了系统中只要有一个因素或子系统发生了变化，或迟或早必将导致整个系统结构的变化。
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系统结构看似混沌，实则是一个有序的整体。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历史看成大洋上漂浮的一座冰山。展现在我们面前、能够为我们所直接感知的只是冰山的山顶部分，其水线下的主体部分还有多层结构――至少还有山腰、山麓部分，远比我们能够看见的山顶要大得多，如果不潜入水下，实难窥见其真实面目。所以，仅仅只是看到了山尖部分，决不等于了解全部。客观历史如此，作为社会历史反映的历史著作自然也不例外。波兰历史学家托波尔斯基曾就历史叙事做过深刻的分析。他认为历史叙事与历史实在相适应，也呈现出三层结构。“以陈述序列明确表述的清晰表面层（事实层A）；表述不明确，但间接地（经常是省略三段论式地）包含在表述清晰的层次内的表面层（事实层B）；通常以暗含的方式含在1与2中的更深层次（理论层）”。所谓清晰表面层，是那种读者与之有直接联系，并且其中通常运用真实性的古典标准资料。但它只是一个有着非常深广基础的结构的最高的和可以看见的部分，犹如冰山的山尖。一个叙事的潜在因素采取了层次2和层次3的形式。一般而言，层次2通常是层次1的简单扩充，它并没有改变后者的结构、得出结论的趋向以及解释的途径。层次1因而是层次2的一种独特的简化方式，换句话说，层次2就像层次1的某种不太清晰的注释序列。只有当我们考虑了层次3，新的分析视角才展现出来。“层次3是一个理论层次。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明确地提出一种确定的普遍理论，但每一个历史学家，即使他声称要简洁地表述而不承担评价的责任，他都涉及一种确定的有关人与世界的看法”。[3]
新闻传播史是人类社会整体历史的一部分，它也是一个由一系列复杂因素或层次组成的有序的系统结构。所以，新闻传播史研究不能满足于“考证确定零零粹粹的事实为毕乃能事；必须进一步，不把人事看作片片段段的东西；要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4]借用托波尔斯基的话来说，新闻传播史也呈现出三个密切相关的层次，即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播观念，三者彼此依赖，相辅相成，共同建构了完整的新闻传播史体系。其中新闻传播事业属于漂浮于水面的冰山的山尖，而新闻传播制度则是水线下的主体部分，新闻传播观念则是一个理论层次，是对于前面两个事实层的深度注解。但是，传统的新闻传播史研究，从总体上讲陷入了神秘的整体性经验，仅仅关注了新闻传播史本身的整体性，看到了各种要素的相互纠缠，但是没有尝试着对整体进行解析，而且试图将整体的历史归结为新闻传播事业的历史。[5]所以这种研究看起来很完整，但是，对于业内人士或其他明白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它漏掉了许多重要的东西。而这被漏掉的东西，对于完整地解释新闻传播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要将新闻传播的历史研究推向深入，或者将其提升到更高的境界，就必须对这种混沌的整体进行深入的剖析。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者阿诺德•汤因比所说的：“如果不在思想上对宇宙加以条分缕析，我们就无法表达，无法思考和行动。如果我们重新陷入这种整体性的神秘经验，我们就无法继续思考和行动。因此，我们必须分解和歪曲地呈现现实，这样才能在我们所发现的真理的指引下行动与生活。”很显然，这种解析并不是终极目的，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在更高的意义上再现整体。所以汤因比说，“思想只要一启动，就会把现实打粹，但马上又会把现实加以组合”。[6]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同样也面临着这一重要的课题，需要使用解析的办法，分解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混沌的整体，那怕这样做会破坏我们凭直觉感受到的神圣的统一，不然的话，我们的研究将难以突破现实的瓶颈，而进入科学的境界。
二、新闻传播史体系的三维空间
面对以混沌形式呈现的整体的新闻传播史，如果我们不想使自己的研究流于形式、肤浅，就必须将它分解成若干孤立的片段，这样才有可能深刻地理解历史。但是这种分解或者分类无疑会在一定的程度上扭曲地呈现历史的状貌，或者割裂各个片段之间本来就存在的不能分解的联系，这是历史学向深度进军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笔者以为，对新闻传播史整体的简单易行的分解是三
分法：即将新闻传播史分解为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播观念三个层次（子系统或组成部分），它们彼此依赖，相辅相成。循此而观察新闻传播史，给予我们的将是全然不同于分解之前的感觉。
首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冰山一角，就是新闻传播事业。我们置身于信息社会，被媒介化环境所包围，媒介信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任何人都摆脱不了新闻媒介的纠缠。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能够离开城邦的人，非神即兽。即便是枯坐守定的高僧，也难御信息于“庙门”之外。不管我们是否乐意，媒介及其传播的信息总会融入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意识和行为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传播事业是我们生产、生活中无法回避的认识对象。由于我们的认识规律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从近到远，我们对人类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自然也会从简单的易于把握的新闻传播事业着手。新闻传播事业的历史演进成为新闻史学者最早的也是基本的研究领域，是有其客观的历史必然性的。
新闻传播事业本身又是一个完整的子系统。其组成要素包括新闻传播媒介、新闻传播技术、新闻事件等。新闻传播媒介有传统的报纸、期刊、广播电视、通讯社以及新兴的网络、手机媒体等，这些媒体产生、发展、沿革的历史，是新闻传播事业史的主体。与此相关的还有，媒介传播业务的变迁，如编辑业务、采访报道业务、发行广告业务、经营管理业务的变化，这些内容共同汇集成了新闻传播媒介的历史。新闻传播技术是新闻传播事业发展中最吸引人的要素。技术的进步不仅决定信息传播的广度、深度，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约着信息传播的速度、清晰度，甚至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从口头传播时代到手抄传播时代，进而到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乃至今天的网络传播时代，传播技术本身就是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关键节点。在新闻传播历史的长河中，由新闻传播媒介及其从业者主演的新闻事件，始终是引发后人思古幽情的主要兴奋点。英国报人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特别是争取自由报道国会新闻的斗争，美国独立战争前殖民地时期的“曾格案件”，欧洲大革命时期革命派报纸与保皇派报刊的激烈论战，几乎是所有新闻史专家大书特书的内容。所有这些，是新闻传播史的实体部分，抽去这些内容，新闻传播史就无法站立起来。
但是，新闻传播事业在整个新闻传播史体系中，毕竟只是冰山一角。其高度、广度及其内涵，主要是由水线下的基础部分决定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水平，报纸、广播电视的普及率，新闻媒体在社会政治生活、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新闻媒体政治参与程度的高低，新闻媒介社会功能的发挥，新闻从业人员的活动空间的大小等，在很大的程度上，与所在国家的制度安排是直接相关的。不同国家新闻传播媒介的法律地位、新闻媒介与权力系统的相互关系、新闻媒介的所有制差异及各种政治文化禁忌等，都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决定其新闻传播事业及新闻传播活动的状貌。所以，要解读一个国家或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历史，揭示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必须透过表层现象，进入到水线下面，深入到制度的层面。从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不同的视角，解读各种制度因素对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考察新闻传播制度的历史演变，可以从特定社会政治体系的安排、经济上的所有制结构、法律上的保护宣示和设置、道德上的规范准则和自律机制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但是，研究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史的人都知道，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政治实体中，同样的制度形式下可能会包含着绝然不同的实质内容。梁启超曾感概地说：“政治组织上的形式，其实无论如何，和实际运用都不能相同。比如中华民国约法，现在似乎仍旧有效。但具文的约法和实际的政治，表面和骨子，相差不知几千万里。若从《政府公报》看，中央政府似乎很强有力，吴佩孚、亦得禀命中央。如打破了南口，许多威字将军都是由吴、张上呈文，由内阁发表。事实上，骨子里何尝如此？一切大权都不在内阁，吴、张上呈文亦等于一纸命令”。[7]反映在新闻传播方面也是如此。在当今世界近两百个国家中，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宪法中承诺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但实质上能够做到的仅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几乎所有国家的新闻媒体都有监督政府的职能，但是其发挥的程度有天壤之别。另方面，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制度安排，尽管有本质与形式上的差异，但是绝对不能否认其历史的继承性。正如孔子所说的，“殷因于周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8]制度安排确定了新闻传播历史展演的舞台空间，规范着新闻传播工作者的职业行为，没有制度的支持，新闻传播事业就失去了立身之基。
同时，我们还须注意，不管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社会的主体都是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9]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种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10]作为历史主体的人，都处于特定的社会地位，有着特定的利益诉求，具有特定的思想、意识、情感。正是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成了社会历史的基本内容。他们创造历史的活动，不是无意识的梦游者般的行为，而是基于特定立场和利益的自主的有意识的行动。梁启超曾经作过如此的表述，“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因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11]对此，恩格斯做过更精辟的解读，“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由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12]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从而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影响。
新闻传播史也是新闻从业者及相关者自我意志的产物。虽然不是每个新闻从业者或相关者都能如愿，在个体意义上，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一定社会一定时期的新闻传播思潮，新闻工作者的专业意识，相关者对新闻媒介的角色期待，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等，在相互交错、冲突、融合中形成合力，会在无形中划定新闻传播进化的轨迹，推动着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的演进。因为，如何建构适应社会需求的新闻传播制度，设定新闻传媒及从业者的活动空间，划清公共权力系统与新闻传媒系统彼此领域的界限，规制新闻传播工作者的职业行为等，都是在一定的新闻传播观念的影响下实现的。新闻传播观念的历史是一个“边界不定的研究
领域，它需要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宗教史等等为它营构一个叙述的背景，也需要研究者在种种有文字的无文字的实物、文献、遗迹中，细心地体验思想所在的历史语境”。[13]当然，一定时期的新闻传播观念，归根到底是一定时期新闻传播实践的产物，是新闻传播从业者及新闻传播相关者对新闻传播活动的能动的反映。而且这种观念未必总是以完全理性化、系统化的形式展现，在许多场合甚至以具有浪漫情调的幻想出现。但它对于解读那个时代的新闻传播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历史学家赫伊津主张：“文明史应当像重视人口、税收数字和经济史一样，重视对美的梦幻和浪漫的幻想。”他又说：“当代人生活于其中的幻想具有一种真理的价值”。[14]这种幻想连同系统化、理性化的思考，总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新闻传播活动的展开和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因此，完全意义上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应该透过新闻传播的表象，穿越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的屏障，潜入到水线下冰山的更深层的观念部分，这样才能科学地解读、全面地展现新闻传播发展、进化的完整脉络。
三、历史进程中三大空间的交织和互动
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及新闻传播观念的交融，形成了多维的一体化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新闻传播史，必须首先正视历史发展演进的整体性，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子系统的相互依赖、密不可分，另方面则是整体对部分的制约，即多维整体的新闻传播史对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播观念的影响。单一的子系统的发展进化，不能离开整体的背景，更不能忽略子系统之间的互动。也就是说，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变化，难以从其自身得到圆满的解释，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播观念亦然。只有在相关子系统的互动和彼此制约中，才能全面地揭示其进化的动因及其规律。
但是，研究者同时也要注意到新闻传播史各个子系统的相对独立性，因为在低一级的层次上，子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结构。所以，从整体上看，每个子系统，包括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及新闻传播观念等，都有其特定的发展进化规律，都在“按其特定的节奏演进着”。[15]就观念的发展进化而言，其决定性因素乃在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方式变革。“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6]但观念有时也会超前于客观现实，领先于、并且指导着后续物质生活方式的变革。特别是在王朝末期症状出现之后，新的观念会成为引发革命或改革的关键因素。美国传播史学者在研究独立战争的历史时认为，“如果把思想观点作为衡量标准的话，可以说革命到1775年就完成了。这样的话，战争只不过是保护新思想的手段而已，其目的是捍卫这些新思想，抵御那些不能接受新思想的人”。[17]新闻传播观念也是如此，它虽然在根本上来源于新闻传播现实，是对当前新闻制度和传播实践的能动反映，但新闻传播观念有时也会先于现实，引领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指导着新闻传播制度的设计。17世纪初期，英国诗人、政论家约翰•密尔顿的出版自由观念，美国独立战争前夕托马斯•杰斐逊关于报纸与政府关系的论述，都是作为现实新闻传播制度的对立物出现的，但由于代表着历史进步的潮流，最终为社会所接纳，成为建构自由主义社会新闻传播制度的指南。
一般而言，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通常与该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水平是一致的；新闻传播制度的设计，也受到当地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水平，及新闻传播观念的影响。在一个新闻传播事业极不发达的国家，或者在新闻观念落后的国家，不可能有先进的制度安排。当然，如果国家掌握在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政党手中，还是有可能确立先进的制度安排的。这种制度安排能够促进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为新闻观念的发展提供更大的想象空间；反之，落后的新闻传播制度不仅会成为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桎梏，还会限制新闻传播观念的发展。17世纪初期，英国实行的出版检查制度、特许出版制度，不仅成为英国报业发展的最大障碍，而且成为限制新思想、新思潮传播的决定性因素，密尔顿就是因为出版了未经许可的小册子而受到国会的质询，这才有了《论出版自由》这篇影响深远的历史名篇。反之，独立战争后的美国政府，特别是在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统治下，其保护言论出版自由的安排，确保了报刊独立的政治法律地位，从而拉开了美国报业发展黄金时代的序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在美国占领军领导下进行的新闻改革，清除了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影响，建立了适应和平宪法的民主的传播体制，从而保证了战后60年日本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
新闻传播事业史虽然不等于新闻传播史，但它绝对是新闻传播史的主体部分。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除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制约外，还受到新闻传播观念、新闻传播制度的影响。尤其是先进的新闻传播观念，能够激发出新闻生产力的深厚潜力。19世纪美国大众化报纸的兴起，与当时报人的报纸产业化理念是分不开的。上个世纪末中国内地都市报崛起，与报业集团化的进程，也可从中国报人及党政领袖的新闻观念的转变中得到解释。而报业、广播电视业、网络新媒体的发展，不仅会促成新闻管理制度的变化，也会促进新闻传播思想的升华。此类例证，实在是举不胜举。
在新闻传播史体系中，新闻传播事业始终是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因为，新闻传播事业作为新闻传播史的实体部分，它总是与生产力直接相连。在工业时代，新闻传播事业不仅是一种产业，更是成为公众的意见论坛和政治斗争的工具，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动荡时期，无论是经济繁荣还是社会凋敝，总是在持续地积累着能量，默默地拓展着自己的生存空间。新闻传播制度则相对地比较滞后，一旦新的制度建立起来，就会具有一定的持久性、适应性和稳定性。说到底，新闻传播制度属于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先进的制度安排能够促进新闻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制度设施则会成为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障碍。制度设施的相对稳定性不等于一成不变，更不能说它是不能与时俱进的僵死的东西。一般而言，新闻传播制度总是随着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地做出新的调适，随着新闻传播观念的变革而改革。甚至不能排除，由于先进的政治理论和传播观念的指导，新闻传播制度会领先于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为新闻事业的发展预留空间。新闻传播观念虽然最终是由新闻传播实践所决定的，是主体对于新闻传播实践的能动的反映，但是科学的观念一旦形成，就能够转化成物质的力量，成为新闻传播实践、新闻传播制度设计的指南。
所以，审视人类新闻传播的历史，我们能看到的，有如一场沸腾的马拉松赛，各个运动员在看客狂热的呼喊中，彼此交叉领先，又相互影响，一路向前。每个运动员都有各自内在的动力和逻辑，似乎彼此都主宰着自己的命运，其实，在历史这个竞技场上，他们虽然人各有志，却几乎都是身不由己。在直观上，有时新闻传播事业先于观念、制度的发展，有时新闻传播观念先于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的进化，有时观念和制度一起超前于事业、成为促进新闻传播事业发
展的重要因素。在动态的发展进化中，这三个子系统唇齿相依，彼此交叉、融会、相互咬合，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在这种情况下，要理清新闻传播发展进化的基本脉络，使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必须建构起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和新闻传播观念交融的统一的三维空间。在这种三维空间中，解析各个子系统的互动关系，梳理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播观念进化的脉络。只有这样才能“解构披着历史外衣的政治和社会神话，”而还原新闻传播历史本来的面目。
注释：
[1]张昆.世界新闻通史体系刍议[J]，国际新闻界.2001(1)
[2]J・勒高夫、R・夏蒂埃(主编).新史学[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p262-263
[3]（波）托波尔斯基.历史叙事之真实性的条件[M]，转引自陈新(主编).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p153-155
[4]李守常.史学要论[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p17
[5]这一点可以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出版的一系列新闻史教材的名称上看出来，不少新闻史教材都冠名为“XX新闻事业史”。
[6]（英）阿诺德・汤因比，刘北成等译.历史研究[M]（修订插图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p423
[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p298-299
[8]《论语・为政》
[9]恩格斯.恩格斯致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p23
[10]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p343，人民出版社,1965
[1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p151
[12]恩格斯.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p478-479
[13]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p49
[14]转引自J・勒高夫、R・夏蒂埃(编).新史学[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p172
[15]J・勒高夫、R・夏蒂埃(编).新史学[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p268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M].第2卷,p82-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