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外治法论文第1篇

[关键词]中医古籍；信息特征

目前，中医古籍依据《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简称《联目》）体系进行分类，从总体来看，《联目》较客观地体现了中医古籍文献的特征。但是，中医古籍所承载信息是一书含有多科内容，因而《联目》的分类目录不能将古代文献内容完全呈现出来，即分类目录不能反映中医古代文献多个信息单元。本文将以《联目》中的类目为例，分析论述中医古代文献内容的信息特征。

1.《联目》的分类目录

《联目》将中医古籍分为12个大类，医经、基础理论、伤寒金匮、诊法、针灸按摩、本草、方书、临证各科、养生、医案医话医论、医史、综合性著作。其中共设一级类目12个，二级类目61个，三级类目86个。《联目》是图书馆馆藏中医古籍普遍采用的分类方法，其具体分类体系如下[1]：

1.1医经

包含的二、三级类目：内经（本文，注释，类编与摘编，发挥）；素问（本文，注释，发挥）；灵枢（本文，注释，发挥）；难经（本文，注释，发挥）；内经、难经合类。

1.2基础理论

包含的二、三级类目：理论综合；阴阳五行；五运六气；脏象骨度；中医生理；病源病机；中医病理类目。

1.3伤寒金匮

包含的二、三级类目：伤寒金匮合编（合刻，注释发挥，方论，歌括，杂著）；伤寒论（本文，别本，注释，发挥，方论，歌括，杂著）；金匮要略（本文与注释，发挥，方论，歌括）类目。

1.4诊法

包含的二、三级类目：诊法通论；脉诊（脉经，脉诀，诸家脉学）；望诊；舌诊；其他诊法类目。

1.5针灸推拿

包含的二、三级类目：针灸通论；经络孔穴；针灸方法（针法，灸法，太乙神针，子午流注）；针灸临床（针灸治疗，针灸医案）；推拿按摩；外治法类目。

1.6本草

包含的二、三级类目：本草经（本经辑本，本经注释）；综合本草（唐五代以前本草，宋元本草，明本草，清本草，现代本草，国外本草）；歌括便读；食疗本草（食疗，救荒本草，饮膳杂著）；单味药专类药研究；炮制；本草谱录；杂著类目。

1.7方书

包含的二、三级类目：晋唐方书；宋元方书；明代方书；清代及近代方书（一般方书，方剂汇编、讲义，歌括、便读，单方与验方，本草附方，成方药目）；国外方书类目。

1.8临证各科

包含的二、三级类目：临证综合；温病（四时温病，温疫，疟痢，痧胀霍乱，鼠疫）；内科（内科通论，风痨臌膈，其他）；妇产科（妇产科通论，产科，广嗣）；儿科（儿科通论，痘疹，惊疳）；外科（外科通论，外科专论，皮肤病，痔瘘）；伤科；眼科；咽喉口齿（咽喉通论，白喉，喉痧，口齿）类目。

1.9养生

包含的二级类目：养生通论；导引、气功；练丹类目，在总目中没有呈现三级类目。

1.10医案医话医论

包含的二级类目：医案；医话医论；笔记杂录类目，在总目中没有呈现三级类目。

1.11医史

包含的二、三级类目：通史；专史；传记（汇传，先秦医家传，秦汉三国医家传，唐宋元医家传，明清及近代医家传）；史料；杂著类目。

1.12综合性著作

包含的二、三级类目：医学通论；丛书、合刻文史丛书中的医学若作；工具书（辞典，书目索引，表谱）类目。

2.中医古籍内容的信息特征分析[2]

2.1中医古籍记载的基础学科著作

中医基础理论著作，虽然是类分到基础学科，但其中不但含有临床疾病的内容，还涉及到药书、方书等内容。

2.1.1医经类

明代李中梓《内经知要》二卷，全书共分为道生、阴阳、色诊、脉诊、脏象、经络、治则、病能八类，将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结合进行论述。金代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三卷，上卷讨论了养生、诊法、本草以及风暑燥湿寒等病邪的病机等，中、下卷论述临床常见病的证治。

2.1.2伤寒金匮类

宋代庞安时《伤寒总病论》六卷，卷一论述六经分证，卷二论汗、吐、下、温、灸等治法，卷三论结胸、痞气、阴阳毒、狐惑、百合、痞、湿、、杂病等，卷四论暑病、时行、寒疫、斑痘等，卷五论天行温病、黄病、小儿伤寒，卷六载伤寒杂方、妊娠伤寒方、伤寒暑病通刺法等。清代张志聪《伤寒论纲目》九卷，一至七卷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至辨阴阳易差后劳复止，卷八为痉、湿、、汗、吐、下，卷九为辨脉、平脉及六经通气论略。

东汉张仲景《金匮要略方论》三卷，25篇，608节条文。书中论述内、外、妇等科杂病，而以内科杂病为主，兼论中毒急救等。元代朱震亨《金匮钩玄》三卷，全书内容列中风等内科杂病87种，喉科、外科病证12种，妇科病证22种，儿科病证21种。每证前有论，叙述病因、治则、兼证及预后，然后列方药。

2.2临床学科著作

虽标明为临床类，但亦含有基础理论的内容，其内容广泛涉及理、法、方、药各方面的问题。从中医古籍记载的内容来看，综合性临床著作极为丰富，这些古籍内容广泛而繁多，一书中兼有多科内容。

明代袁班《证治心传》一卷，内容有证治总纲、阴阳虚实、四时用药说、四诊记、用药宜精审、胃为生化源、保身可以却疾、侍疾应知、疟咳嗽、中风肿胀、虚劳、幼科治验、胸肋腹胀肝胃气逆辨、温热温疫辨等14篇论述，多为临证经验。

明代王纶《明医杂著》六卷，一至三卷为医论，分题讨论发热、劳瘵、泄泻、痢、疟、咳、痰饮、喘胀、饮食过伤、头痛、小便不禁、阳痿、梦遗、暑病等内科杂病和眼、耳病以及妇女经病、半产等的证治，并且还讨论了补阴丸、枳术丸、化痰丸及气虚血虚和东垣、丹溪治病方论等，末附滑寿《诊家枢要》。卷四论风证，卷五论小儿各病，卷六为附方。

明代龚廷贤《寿世保元》十卷。卷一为医说、五脏六腑病虚实、血气论、五运六气、本草、药论等基础理论，卷二为中风、伤寒、瘟疫等10余症，卷三为痰饮、咳嗽等20症，卷四为补益法、斑疹、诸血证及老年病证治等，卷五为眩晕、麻木等30余症，卷六为头痛、耳病、口舌等10余症，卷七为妇人总论、调经、闭经、带下等10余症，卷八为小儿科病75症，卷九为外科20余症，卷十为单品杂治、杂方、灸法、金疮等。全书先论述，后列方，并附医案。

2.3方书类著作

方书类著作中既有基础学科的内容，又有临床方药。特别是综合性方书中，其含有临证各科内容。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八卷，全书共73篇，所列疾病有急性传染病及内、外、妇、儿、眼科和毒虫伤等，详论病证，略述病源，因证取方。唐朝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全书共232门，载方5300首。内容包括妇人、少儿、七窍、风毒脚气、肾脏、膀胱、疔肿、痈疽、痔漏、解毒、杂治、食治、养性、平脉、针灸等。

宋代王怀隐等《太平圣惠方》一百卷，全书1670门，载方16834首。全书体例为首先详述诊脉辨阴阳虚实之法，次叙处方用药之法则，然后分述各科病因、病理、证候与方剂药物的关系。

2.4药书类著作

药书类著作，并非为论药专书，其中即有大量方书的内容，又有论及基础理论和临床治疗的内容。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五十二卷，全书分为十六纲，62目，共载药物1892种，并附有药方11000余首。一至二卷论述历代本草性味归经等内容，三至四卷阐述110多种病的病证及主治药，五至五十二卷分为16个纲目记述了药物的释名、集解、气味、主治及附方等。

清代郭佩兰《本草汇》十八卷，全书共载药470余种。本书前八卷为杂论、用药式、病机及主治，并在卷二之中简述四诊、运气、经络内容；后十卷论药性，并附有验方、秘方。

清代何镇《本草纲目类纂必读》三十八卷，全书共收药600余种。本书着重介绍每种药功能主治，并附有何氏所撰的《济生邃论》和《家传集验方》。

2.5医案、医话医论类著作

医案、医话、医论类著作包括的内容极为广泛、繁杂，既有基础学科内容，又有临证治疗经验，其著作多为本人或后人将其临证经验汇集而成。其论述中涉及理、法、方、药等诸多方面内容。

2.5.1医案

明代汪机《石山医案》三卷，本书是由汪氏弟子汇集汪氏临床验案编辑而成，内容包括四诊、证治以及临床疾病个案治疗等多方面的内容。清代吴塘《吴鞠通医案》四卷，全书按疾病分类，卷一为温病、伤寒，列病7种；卷二、卷三为杂病，列病32种；卷四为妇、儿科，列病16种。每病下载有医案若干。清代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十卷，一至八卷列内科杂病、外科、五官科病75种疾病，卷九为妇科病5种，卷十为儿科病6种，每病列医案若干，后附治法准则及方药。

2.5.2医话

清代黄凯钧《友渔斋医话》八卷，内容包括卷一为养生导引之法，二、三卷为辨证辨治辨药及病后调养，卷四为五脏解剖及调摄治疗，五、六卷为黄氏随录验案，卷七为黄氏四十年临证经验，卷八为黄氏常用药320种性味、效用、主治。清代陆以■《冷庐医话》五卷，一、二卷记述了医范、医鉴、慎疾、诊法、用药及对古今医家、医书评论，三至五卷按病证、针药等搜集历代名医治案。清代计楠《客尘医话》三卷，全书分杂证述略、妇科述略、产科述略，主要阐述计氏临床经验。

2.5.3医论

明代王肯堂《肯堂医论》三卷，卷一论述痘疹、惊风的病因、诊断和治疗，卷二论望色、芤脉，论人参、犀角和杂记，卷三为三疟治验、神水治验、制神水秘法、妇科验方。明代刘浴德《医谭一得》二集，共91题，内容主要有内伤、外感、六淫为病以及具体内科杂病，兼论五官科、外科疾病。每题一论，阐述病因、病机、脉象、治则等。清代汪文绮《杂症会心录》，共53篇，书中论述了内科、妇科、杂症症治，并列医方、医案。为作者研究古典医籍心得及临床经验总结汇辑。

3.结语

《联目》分类体系，借鉴了现代图书分类法的优点使中医古籍分类有所改进，但中医古籍的内容信息特征表现为，一书含有多主题的内容，而图书分类法是一种线性结构，一个类目只能揭示一个主题内容，不能将中医古籍所记载的内容全部揭示出来，因而导致分类体系“以类求书”的功能较弱，使中医古籍中隐含的大量信息得不到充分有效的揭示。

参考文献：

中医外治法论文第2篇

 

随着医学模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人们对生命权、健康权的日益重视，医疗卫生服务已经逐渐由医疗服务扩大到预防保健、心理治疗、社区服务为一体的多元模式。这些都对医学生的以人生态度、道德行为和职业价值观等为重要内容的人文素质提出了更高的和更迫切的要求。新形势下，建立富有特色的医学高专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模式，增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效性是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一、医学高专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基本要求

 

(一)紧紧围绕党中央制定的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总目标开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即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引导大学生勤于学习、善于创造、甘于奉献，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二)紧紧结合医学高专学校的培养目标及“90后”学生的实际，探索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径

 

医学高专的临床医学专业以培养面向农村、社区医院的助理执业医师为主要目标，相关医学类及药学类专业以培养医学技术、辅助医疗和药学专门人才为主，即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对医学高专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必须围绕医学高专学校的培养目标展开，体现医学性、实践性的特点。另外，“90后”医学生已经成为医学院校高等教育中的主体，从“90后”医学生思想现状入手，探索具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医学高专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内容的“四个渗透”

 

(一)渗透医学职业道德教育

 

加强医学生德育教育对全面提升医学生整体素质，培养德才兼备的新型实用人才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有利于提高医疗工作质量。二是有利于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人才，推动医学科学的发展;三是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医学生的医学职业道德教育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完成。一是医德的理论教育，一是医德的实践教育。医德的理论教育包括两大课程设置。一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侧重强化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二是包含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医学心理学、护理心理学、医学语言艺术、医学哲学、医学美学、医学语言艺术等更具专业化的医学职业道德教育课程。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决定了医学高专的医德教育不可能等同于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医德教育，因其学制短的特点，别说把上述的医学职业道德教育课程都开齐、开足，就连医德教育的核心课程《医学伦理学》的课时都难以保证。因此，基于实际情况，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医学职业道德教育的任务，把医学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有机融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内容之中。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职业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一课程为例，在授课过程就必须强化医学职业道德修养这一核心内容。

 

(二)渗透卫生法律法规及医疗卫生政策教育

 

医学的职业性质，决定其基本关系是医患关系。随着患者法律观念、经济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患者用法律衡量医疗行为和结果及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日益增强。在临床教学中加强学生防范纠纷意识的培养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加强医药卫生法制教育是防范医患纠纷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在一些医学高专学校，或是因为课时安排紧张或是因思想上的本来不重视，卫生法律法规教育几乎就是空白。法制教育本身就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任务，在法制教育中凸出卫生法教育是实现医学高专培养目标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还是以《职业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为例，在法律基础这部分内容上，除了讲授民法、刑法等基础法律知识外，辅助补充讲授卫生法的知识能够帮助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中有效防范医疗纠纷。医疗卫生政策往往反映了医疗卫生行业的动态，如了解医疗体制改革及现阶段的公立医院改革等，大多数医学生都很关注医疗卫生行业发展，这事关医学生的前途和未来。因思想政治理论课紧扣了他们所关心的实际问题，也就更能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

 

(三)渗透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理念与方法教育

 

人际关系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行为失谐，尚可挽正;人际失谐，百事难成。只有以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为基点，才能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化解各种现实矛盾，促进个体素质的提高和个体全面发展，建设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对于医生这一职业来说，近些年，随着医疗纠纷的增多，医患冲突愈演愈烈，医务人员的执业环境越来越差，危及医护人员健康生命的案件时有发生，医患关系持续紧张。如果广大医务人员能够掌握一些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策略，掌握一些化解冲突的技巧，积极沟通，诚心诚意地同患者进行交流，绝大部分纠纷是能够解决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和谐的医患关系也是能够建立起来的。对于个体来说，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习惯或者说是一种能力，作为一种习惯和能力来说，越早培养越好。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作为促使教育对象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理所应当关注社会关系中的人际关系因素。在医学高专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渗透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理念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何把和谐人际关系的理念渗透进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表现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修订版，下同)的教学中，如绪论《珍惜大学生活 开拓新的境界》，就应该针对如何处理好同学之间的关系、师生之间的关系举一些现实的例子，传授一些科学实用的方法。另外，在第五章《遵守社会功德 维护公共秩序》及第六章《培养职业精神 树立家庭美德》的教学中，可以结合建立和谐医患关系及和谐家庭关系的理念及知识。表现在《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修订版，下同)的教学中，第十一章《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适合结合人际关系的内容教学，因为和谐社会理所应当就包括和谐的人际关系。

 

(四)渗透中医药文化教育

 

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作为中医药文化载体的典籍大致分为3个类别。第一类是有关“医德”的典故，例如“孙思邈大医精诚”“范彬救人”“何澄医德高尚”等。据有关文献研究显示，中医药文化具有医德风范的代表性人物共557人，其中，有36位医家的医德言论在医德文化方面具有较大的影响。第二类是有关“医术”的典故，例如“张仲景望诊侍中”“华佗指戒”“张至和一诊值百金”等。除前述两类之外的则统归为第三类，即“医趣”类。主要是医学界的奇闻异事，可以激发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的兴趣。以上3类中医药文化的内容都可以在《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第十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可以得到充分展现。

 

中医药文化的教育可以促进医学生正确的职业价值观的形成，可以有效提升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际效果。

 

三、医学高专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主要方法、途径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任务是借助于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方法来实现的。好的方法可以极大地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除了讲解、提问、案例及使用多媒体等常规教学方法手段外，医学高专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可以根据学生及专业特点采取以下方法、途径。

 

(一)以学生为主体，积极引导培养学习兴趣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教育方式很难使理论教育取得理想效果。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过程中强调研究教育对象的接受方式是非常有必要的。所谓“接受”，即表示人们对外在信息的理解、解释、择取、整合、运用的关系。接受理论给我们的重要的启示就是有助于我们转换观念，换个角度看问题，即从教育者的眼光转向接受者的眼光，把研究的重点转刭接受者方面。也就是要求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者要高度重视接受者的主体性，把接受者作为主体，充分考虑接受者的需要。过去我们往往是从社会的需要、党和国家的需要来考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的，而不大注意同时考虑受教育者的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和其他实用知识技术教育之间划了一道鸿沟。其最根本的问题是没有把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的需要结合起来。表现在医学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上，因与学生需要的脱节，再加上医学教育又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实用技术教育，让一些人对医学院校，特别是对学制短的医学高专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排斥心理。但是事实上，学生并不是不需要学习做人和学习为人处世，而是非常需要有人帮助他们认识社会，认识人生。如果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他们的人生追求和需要结合起来，就可以充分调动起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从而增强他们学习思想政治理论的兴趣。

 

(二)以“微实践”为载体，增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效

 

“微实践”是相对于学校组织的大型社会实践而言，是一种具有切入点小、全天候、开放式、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等优势，符合思想政治理论学习 “低成本、易习得、可持续”的内在价值要求的实践教育模式。 首先是以“大思政”理念，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大力配合学生处等学生管理部门开展勤奋学习、诚信考试、待人有礼、遵守纪律、生活简朴、仪表整洁、爱护卫生、绿色上网等八个方面的养成教育。 三是以班级或以系部为单位，组织开展以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热点、焦点问题为主题的辩论赛、演讲比赛或讨论会。四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共同参与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在社区开展义务劳动或医疗扶贫活动。“微实践”可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是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内化的重要途径。

 

(三)以微群、qq群等新新媒体为平台加强与学生的课外交流，答疑解惑，对错误思想迅速纠错

 

当今时代，网络已成为当代大学生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交流平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者通过微群、qq群等平台加强与学生的课外交流是很有必要的。一可以为学生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二可以积极引导网上舆论，形成网上正确、健康、向上的舆论强势，对错误思想迅速纠错。当然，以上两个教育目的实现必须要建立在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建立和谐互信的虚拟交往关系之上。只有营造出宽松宽容的心理氛围，通过平等沟通、互动交流，以真理教育人，以事实说服人，才能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

中医外治法论文第3篇

［摘要］ 面对现代医学的挑战，如何发展中医外科学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几千年来前人给我们留下的丰厚中医药遗产，是我们今天发展中医药、拓展中医药的“源头活水”。秉承传统、开拓创新是中医外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在重视历代文献发掘整理工作的基础上，先继承好中医外科学的传统学术思想和理论，然后才能发展创新，使中医外科学在新世纪达到崭新境界。

［关键词］ 中医外科学; 医学史;医学，中国传统

Succession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urgery: a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ABSTRACT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modern medicine， how to develop Chinese traditional surgery is a question. The tremendous herita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s the springhead of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TCM. Succession and innovation is an eternal subjec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urgery. In order to improve Chinese traditional surgery， we should explore traditional medical literature， and carry forward the theori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urgery.

KEY WORDS surgery，TCM; medicine， history; medicine， Chinese traditional

在现代西方医学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医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医外科学作为传统中医学的重要一支，它的发展将何去何从发人深思，笔者在总结中医外科学发展史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中医外科学发展的思路，供同道共勉。

1 秉承传统是发展创新的基础

中医外科学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极为丰富，历代著作浩如烟海，凡痈疽疖疔、瘿瘤瘰疬、诸毒虫伤、疮疥痘疹、疳癣疣痣，以及痔漏诸疾，均有论述。据不全统计历代外科学专著约有447部，其中影响较大者有：《刘涓子鬼遗方》、《外科真诠》、《外科心法》、《外科正宗》等26部［1］。

据甲骨文记载，夏商时代已有外科病症名及单列专科，有疾自、疾耳、疾齿、疾身、疾足的区分。《周礼・天官》有疾医、疡医、食医、兽医的划分。《周礼》分科的记载，是我国和世界医学史上医学分科的最早记载。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中载有很多外科病，如感染、创伤、冻伤、诸虫咬伤、痔漏、肿瘤、皮肤疾病等。1975年出土的《云梦秦简》反映了战国晚期至秦代对疬疾(即现代医学的麻风病)的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的巨著《内经》奠定了外科学的理论基础，其中有著名的论述如“高粱之变，足生大疔”、“营气不从，逆于肉理，乃生痈疽”。《灵枢・痈疽》中载有几乎遍及身体各部位的痈疽疮疖，并最早提出用截趾术治疗脱疽。汉代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外科学家华佗，他以麻沸散麻醉后进行死骨剔除术及剖腹术。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中有肠痈、寒疝、浸淫疮、狐惑病的治疗方药，如大黄牡丹皮汤、薏苡附子败酱散、乌梅丸等，至今仍是外科急腹症的常用方。晋末出现的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中，已使用水银膏治疗皮肤疾病。葛洪《肘后备急方》载有海藻治疗瘿病、狗脑敷治疯狗咬伤。隋唐期间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观察到疮疖中有疥虫，并首先指出皮肤病与人体过敏体质有关，如在“漆中毒”条目下有“漆有毒，人有禀性畏漆”的记载。孙思邈《千金方》载有饮食疗法和脏器疗法，如以羊靥、鹿靥治疗甲状腺肿大；还有以葱管导尿的记载，比1860年法国发明橡皮管导尿早1 200年。宋代《圣济总录》、《太平圣惠方》提出以“五善七恶”变化与脏腑功能的关系作为判断病症预后与转归的依据。这些辉煌的成就，为后世医家传承、开拓与创新奠定了基础［2］。

明清时代中医外科发展鼎盛，已达成熟阶段，出现了许多著作，形成了许多学术流派。薛己通过《外科发挥》、《外科枢要》、《外科心法》、《正体类要》、《疬疡机要》等著作，从各个方面阐述外科临床的整体观念，主张“治病必求其本”。汪机《外科理例》提出“治外必本诸内”的思想，提出“然外科必本于内，知乎内以求乎外”，“治外遗内，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薛己、汪机的著作中贯穿了金元医家李东垣、张子和、刘河间等对外科病的治疗思想，对后世影响颇深。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应首推陈实功的《外科正宗》，后世称“正宗派”。《外科正宗》细载病名，各附治法，条理清晰，十分完备，以陈氏40年临床实践所得经验，对当时的外科学术进行了推陈出新的总结。陈氏倡导脓成切开，位置宜下，切口够大，腐肉不脱则割，肉芽过长则剪；善于应用刀针手术及腐蚀药；对脱疽的手术，主张先在患趾上方“拈线缠扎”，继用“利刀顺节取患指(趾)”；对手术截除息肉(鼻痔)法，挂线、结扎痔漏等，描述精详，启迪后世；并首先记载了糖尿病性脱疽“得于消渴病，发于足趾者，名曰脱疽”。凌云鹏认为陈实功在《外科正宗》中，重视开刀腐蚀等外治方法，一改过去偏于消托补的内治、轻于刀针腐蚀的保守疗法，在明代民间可谓独树一帜，可以说是外科手术家华佗以后第一个提倡外治解除外科疾病的外科学家。《外科正宗》的学术思想，在清代得到了外科学术界的重视与推崇。徐灵胎评注说：“见有学外科者，则今其先阅读此书，以为入门之地。”可见当时的盛行情况。由于这个学派是在传统的外科学术基础上发展而成，故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广阔的学术领域，所以是中医外科学中核心的学派。

清代著名外科学家王洪绪，在学术上有独到的见识，所著《外科全生集》是根据他祖父王若谷秘传和自己临床经验写成的，创立以阴阳为主的辨证论治法则。此学派的特点是以阴阳辨证法则，将常见的外科疾病根据临床表现分为阴阳两大类，并且创用阳和汤、阳和丸、小金丹、醒消丸、犀黄丸等方药，内容提纲挈领，方法简要。尤对外科阴证的研究，有一定的深度。如书中提到“诸疽白陷者，乃气血虚寒凝滞所致，其初起毒陷阴分，非阳和通腠，何能解其寒凝，已溃而阴血干枯，非滋阴温畅，何能厚其脓浆”，“非麻黄不能开其腠理，非肉桂、炮姜不能解其寒凝，此三味虽酷暑不可缺一也。腠理一开，寒凝一解，气血乃行，毒亦随之消矣”。江苏无锡高锦庭《疡科心得集》，首先将温病学说引入外科领域中来，使外科学术得到长足的进步，成为新兴的一个外科学派。其以温病三焦学说为借鉴，将疮疡分为上部、中部、下部，分别以风温、风热，气郁、火郁，湿热、湿火作为辨证论治的准则。“盖以疡科之症，在上部者俱属风温、风热，风性上行故也；在下部者俱属湿火、湿热，湿性下趋故也；在中部者多属气郁、火郁，以气火之俱发于中也。”将温病卫气营血学说，运用于火毒炽盛型疮疡、疽毒内陷等的治疗，倡用犀角地黄汤、安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等治疗疽毒内陷、疔疮走黄，至今仍具指导意义。其阐述脑疽、发背的“三陷逆证”甚为精详，重视病症的鉴别诊断，对疡科诊断水平的提高及其预后的判断，均有重要意义。“心得派”、“全生派”均是在“正宗派”基础上发展而成，弥补了“正宗派”的不足［3］。

此外，明清时期尚有其他一些杰出的外科学家和著名论著。明代陈司成《霉疮秘录》是我国第一部论述梅毒的专著。清陈士铎《外科秘录》、顾世澄《疡医大全》等有丰富的内容。吴师机的《理骈文》专述药物的外治法，总汇了我国清末以前的外治诸法。

2 近半个世纪来中医外科学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近50余年来，中医外科在临床和实验研究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更多的现代科学技术与中医中药结合，应用到治疗和实验研究中来。一些常见病和疑难病的临床研究，不仅提高了临床疗效，结合基础理论与实验研究，还取得了许多学科技术上的成果，为中国医学，以致世界医学做出了新的贡献。

中医中药和中西医结合治疗烧伤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使我国治疗烧伤的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西医结合抢救大面积重度烧伤病例的成功，体现了中医中药的巨大优势。中医药在控制烧伤感染、减轻中毒症状、降低败血症发生率方面有积极作用；在维持有效血循环和微循环、改善与恢复心肾功能、增强机体抗病能力、提高免疫力、促进机体抗休克方面有重要的作用。由于安全渡过休克、败血症期，从而降低了病死率。烧伤恢复期应用益气健脾、扶正养胃中药，对促进体质复原，加速创面愈合，亦有重要的作用。对中小面积烧伤的治疗，国内各地运用了许多不同组成、不同剂型的中草药治疗，取得了显著的疗效。中药外敷治疗烧伤创面的特点是湿润暴露疗法，不仅具抗感染、减少渗出、消炎止痛的作用，而且由于外敷药形成屏障，有防止创面再感染的作用，更有促进创面愈合、促进上皮再生、减少疤痕的作用。烧伤后疤痕增生，应用中药内外治疗后，血运改善，凸出的疤痕可逐渐软化与平复。在烧伤防治的实验研究方面，成绩亦是显著的，在理论研究上，湿润暴露疗法打破了西医学传统的、保持创面干燥成痂的概念。湿润疗法这一理论，是结合中医“创伤、溃疡”论治思想和现代烧伤局部微循环研究理论提出的一种新概念，这是建立在传统的中医药外敷治疗烧伤大量实践经验基础上的。相信不久，湿润疗法的理论将更臻完善，随着这一理论的完善与实施，将为进一步发掘传统的中医药、单方、验方、祖传秘方开拓广阔的道路，烧伤后疤痕的防治亦将取得新的突破［4~7］。

中医中药在防治周围血管性疾病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以活血化瘀为基本治则治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在国内已成主流，各地倡用和研制了大量中成药制剂，配合针灸中药麻醉等治疗，提高了疗效，降低了本病的复发率和高位截肢率。国外文献资料，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截肢率较高，约占28％～33％，国内开展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治疗，截肢率明显下降，约占1．2％～13．8％。中医中药防治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在国际上亦享有声誉，奚九一选用土三七、金银花、甘草等制成清脉791、811冲剂治疗脉管炎坏疽221例，临床治愈率达80．19％，截肢率仅为1％［8］。顾亚夫［9］研制益气活血、养血清热的通塞脉丸和脉络宁注射液，治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总有效率达97％，截肢率仅2.9％。裴玉昆［10］研制了以水蛭、地鳖虫等制成的通脉片，总有效率为93．7％，显效率79．5％，截肢率5.2％。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既有广泛的临床基础，又有科学实验依据，因此疗效稳定，有可重复性。

慢性化脓性骨髓炎，尤其是已形成死骨、骨腔积脓、瘢痕窦道者，属于外科极为棘手的治疗难点。中西医结合治疗多采用积极的综合措施，局部以升丹为主的药捻蚀管祛腐，排除小型死骨，中西药液灌注、冲洗，药条填塞，以及病灶、病骨清除术，均以消灭骨死腔、解决骨与皮肤缺损等为目的，配合内服清热解毒、祛瘀通络、补髓养血的中药，将治疗化脓性骨髓炎总有效率提高到95％以上。杨文水［11］应用祛腐、托里、生肌法治疗6 200例，总有效率达98.24％；陈兴之［12］治疗134例，有效率达97％；谢景龙［13］治疗351例，痊愈337例，总有效率为99％。今后在众多的临床有效经验基础之上，更应加强实验研究，以期找到稳定而有效的方药，使慢性化脓性骨髓炎的治疗研究获得突破性的进展。

乳腺增生病是女性的常见病多发病，中医中药防治乳腺增生病在国内有大量的临床基础和良好的治疗效果。大量文献资料证明，患乳腺增生病的妇女其癌变的危险性要高于普通人群，积极防治乳腺增生病，对于预防、早期诊治乳腺癌有积极意义。中医中药对乳腺增生病的病因病机和治则研究，20世纪50年代前认为病因主要是肝郁气滞，治疗以疏肝解郁、理气消滞为原则。20世纪60年代病因病机的研究增加了冲任失调的因素，治疗上增加了调摄冲任的法则，在临床上提高了疗效。20世纪70年代以来，进一步认识到痰瘀凝滞亦是一部分病例的病因，此类病例多属反复发作、局部形成钙化灶或纤维化，治疗上采用活血化瘀、软坚化痰的法则。此外，涌现出许多中成药如天冬素片、消核片、乳核散结片、消癖丸、乳康片等。据报道中医中药的总有效率达90%～97％。可以相信，随着临床与实验相结合的研究，将出现更多疗效显著、药效稳定的中成药制剂［14~18］。

浆细胞性乳腺炎由于临床症状酷似乳癌，常被错误地施以乳癌根治手术［19］。20世纪80年代陆德铭［20］继承发扬老中医经验，应用中医切开法，清除炎性病灶，切开瘘管，然后用提脓祛腐中药外敷治疗，获得疗效高、复发率低、乳房变形小的良好疗效，此项研究提高了对浆细胞性乳腺炎的认识，尤其是对与乳腺癌的鉴别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根治手术。20世纪90年代唐汉钧［21］采用切开、灌注等综合治疗后，不仅提高了疗效，保持了乳房外形，还降低了复发率。

乳腺癌手术后的中医药调治很重要，中医药能从整体上调节机体功能，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和抗癌能力。中医药能调整机体因癌症造成的功能损害和代谢紊乱；减除因手术、放疗、化疗所产生的毒副作用，加强放、化疗效果，提高机体免疫功能，预防术后扩散和转移；还兼有抗癌、扶正的双相调节作用［22，23］。

中医治疗急腹症源远流长，20世纪50年代以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防治急腹症得以广泛开展，取得了一定成绩。应用大黄牡丹汤、三黄汤、红藤煎、薏苡附子败酱散等代表方，结合针刺、电针、穴位注射、耳穴压贴等法，治疗急性阑尾炎取得了肯定的疗效。1978年统计，治疗急性阑尾炎16 733例，非手术治疗治愈率为69．9％；治疗胃、十二指肠急性穿孔1 572例，非手术治愈率75．8％，中转手术率为67％；以清热利胆通腑中药治疗胆道感染1 408例，非手术治愈1 174例，占83．4％；以大柴胡汤、柴胡疏肝散为基本方治疗急性胰腺炎取得了明显疗效，对轻型胰腺炎的有效率达90％以上；以承气汤、陷胸汤等综合措施治疗急性肠梗阻16 944例，非手术治愈率为67．7％［24］。中西医结合，中药“碎、排、溶、防”等一系列非手术疗法防治胆石病的研究和胆石从肝论治观念的确立，大大促进了胆石病的防治工作［25］。随着医学科学的进展，中医中药作为一种治疗手段，有机地施用于急腹症的各型各期中，作为非手术综合治疗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前途是极为广阔的。

近50年来，中医治疗肛门痔瘘疾病得到了较大发展，广泛采用切开挂线法解决了高位肛瘘的难治之点，这已成为国内肛肠学家的共识，在国际上亦享有盛誉［26］。近年又开展了对复杂肛瘘外科治疗最佳术式的临床研究以及隧道式引流的研究，减少了肛门瘢痕变形，保护了肛门功能［27］。混合痔的外剥内扎术等是结扎痔瘘的改进手术，不仅疗效显著，而且防止了西医环切术后肛门狭窄、黏膜外露等后遗症。消痔灵硬化剂注射治疗内痔风靡国际，在1986年南斯拉夫第14届萨格勒布国际发明创造博览会荣获金奖，比利时布鲁塞尔第35届尤里卡世界发明创造博览会上荣获最高荣誊奖――一级骑士勋章。此外，陈旧性肛裂、婴儿肛瘘的治疗亦均有较大的进展。

疔疮、有头疽、疮疡等感染性疾病的中医中药治疗在国内有广泛的临床基础，全国各地拥有大量验方、单方，不仅有显著的疗效，而且近年通过对小复方和外用药的深入研究，在治疗机制上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为中医中药除有直接的抑菌和抗病毒作用外，更有调动机体抗病能力的作用，通过促进非特异性或特异性细胞、体液免疫功能，间接杀灭病原体，清除毒素，达到“扶正祛邪”的作用，从而促进机体恢复。随着抗生素耐药菌株的增多和副作用增加，扶正祛邪中药日益受到中西医学者的重视。疽毒内陷、疔疮走黄等外科感染，及至形成毒血症、脓血症、败血症，中西医结合治疗提高了治疗效果，降低了病死率。通常认为在感染严重阶段过后，停用抗生素等西药，改用中药辨证治疗，可避免因抗生素长时间应用所致的毒性反应、二重感染、以及细菌产生耐药性等毒副反应，并可提高机体免疫力，促进伤口愈合。

慢性溃疡是中医外科的常见病，因其迁延不愈，愈后又极易复发，严重影响患者康复。以祖国医学祛腐生肌理论为指导，20世纪70和80年代天津疮疡研究所李竞教授［28］做了大量的实验研究，90年代唐汉钧、李斌等对溃疡的研究拓展了病症，对下肢静脉曲张性溃疡、血栓闭塞性脉管炎溃疡、动脉栓塞性溃疡、糖尿病足溃疡、放射烧灼性溃疡、化疗引起的溃疡、神经损伤性溃疡、蛇伤性溃疡等难治性溃疡的治疗取得成效［29］。在“祛腐”的基础上提出“祛瘀、补虚”法治疗，可以明显促进创面的生长愈合，缩小疤痕［30］，这些研究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展研究基金的资助，获得上海市中医药科技成果二等奖，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中药灌注（介入）加药捻疗法是中医传统药捻疗法的继承与发展。由于西医外科手术的广泛开展，手术后出现感染及残留创口成窦道久不愈合，再次清创手术，常会带来更严重的后遗症，使用传统的药捻疗法，又不能直达病所，中药灌注（介入）加药捻疗法既继承了传统的药捻法达到祛腐化瘀、生肌引流的作用，又创新发展了药捻疗法，使一些原来药捻法不能治疗的术后窦瘘成为可治之症。近10年来，龙华医院中医外科采用此法治疗心脏二尖瓣或主动脉瓣置换术、冠状动脉搭桥术术后形成的窦道5例；头颅部、胸腹部手术后形成的窦道23例；脐部瘘、骨髓炎窦道、耳前部瘘等25例，取得了满意的效果［31~33］。

秉承传统，开拓创新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历史上晋代《刘涓子鬼遗方》总结了我国古代早期中医外科医方、医术、医理的成就；著名医家陈实功总结了明代以前中医外科的成就，著成划时代巨作《外科正宗》；而清代王洪绪、高锦庭等医家又将医学成就向前推进，著成《外科全生集》、《疡科心得集》等。这些为后世继承发展与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今21世纪的发展与创新，一定要重视历代文献的继承与发掘整理工作，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发展创新。几千年来前人给我们留下的丰厚中医药遗产，是我们今天发展中医药、拓展中医药的“源头活水”。只有秉承传统，弘扬中华中医学术精华，才能发展创新，使中医外科学在新世纪达到崭新境界。

（本文承蒙陈豪、刘晓鸫做文案整理工作，在此谨表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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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唐汉钧. 切开拖线祛腐生肌法治疗浆细胞乳腺炎148例［J］.中医杂志， 2000， 41(2): 99100.

22 唐汉钧.乳腺癌的中医临床与实验研究［J］.中医药学刊， 2003， 21(2): 168172.

23 翁永强， 唐汉钧， 程爱群， 等. 扶正祛邪法改善乳腺癌患者化疗毒副作用的临床观察［J］.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3， 17(3): 2831.

24 天津南开医院遵义医学院.新急腹症学［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78. 296310.

25 朱培庭， 张静. 胆宁片治疗气郁型慢性胆道感染、胆石病的临床研究: 附608例疗效分析［J］.上海中医药杂志， 1990， 24(5): 18.

26 郭修田.痔临床治疗进展［J］.中国肛肠病杂志， 2004， 24(9): 3436.

27 何春梅， 曹永清， 陆金根. 隧道式拖线加内口切挂术治疗后位马蹄型肛瘘46例［J］.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04， 38(6): 3233.

28 李 竞. 中西医结合疡科进展［J］. 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 1995， 1(1): 5355.

29 顾宏平， 唐汉钧. 论唐汉钧教授治疗慢性皮肤溃疡的经验［J］.中华实用中西医杂志， 2004， 4(17): 22302232.

30 张士云， 唐汉钧， 郑 勇. 复黄生肌愈创油膏减少大鼠创面瘢痕形成的实验研究［J］. 中医外治杂志， 2001， 10(4): 67.

31 蒉 纲， 唐汉钧. 唐汉钧教授治疗复杂性窦瘘的经验［J］.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04， 38(1): 2628.

中医外治法论文第4篇

关键词：中医全科医学；中医教育；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2-0080-02

中医全科医生是以中医整体观和辨证施治理论为指导，熟练掌握中西医实用诊疗技术，具有预防、诊疗、养生、康复等全面的医疗技能，具有为各科病人和城镇社区进行连续性、综合性、指导能力的高级的复合型、实用型专门人才。我校自2015年开设中医全科专业，这是发挥中医专长的特色专业，是适应健康保健新形势的优势专业。

一、全科是中医的特色

中医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理论体系最大特点是整体观，中医把人体看成一个以心为主宰，五脏为中心的整体，同时认为人和自然界以及社有密切的联系[1]。中医并非不分科，早在《周礼・天官》中就记载将医生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种，金元明清时期分科，不尽相同，最多达13科。但临床医家绝非仅以一科见长，多是一专多能：医祖扁鹊“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2]华佗更是民间全科医师的典范，精于针、灸、内、外、妇、儿各科，且药食同用，擅长情志疗法；李东垣也非专擅脾胃病，元好问在《伤寒会要》称李氏“大概其学，于伤寒、痈疽、眼病为尤长”，其脾胃学说广泛用于内、外、妇、儿、五官科；张景岳的《景岳全书》有伤寒典、杂证谟、妇人规、小儿则、痘疹诠、外科钤，还有本草正、古方八阵、新方八阵，更是一部理论结合临床、医理兼具药理的全科著作。叶天士位列温病四大家，但其杂病治疗同样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如胃阴学说、久病入络、奇经辨治等，临床诊治广及各科[3]。即使以专科擅长的医家如钱乙、王维德、高锦庭等医家，也均是博览医书，在全科基础上对一科有独到认识，而流传后世。

二、全科是专科的基础

中医的经典是各科的基础，《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的理论体系，其中详于针略于药，但阐述了中医的生理病理的基本理论、药物理论和诊疗大法，论述了各科疾病的病因病机，揭示了中医临床治则治法，是后世各科的基础；《神农本草经》药分三品，阐述了药物在保健和治疗各科疾病的功效；《伤寒杂病论》开辨证论治之先河，首创六经辨证，主辨外感，兼辨杂病。后世医家在长期的实践中，大大充实了有关杂病的辨证论治的内容，不仅为诊治外感疾病提供了有效科学的方法，而且也为中医临床各科疾病的辨证论治提供了一般的规律。在中医整体观的指导下，各科疾病均采用相同的理论体系，有相同的病因病机学说，相同的治疗大法，在这共同基础上再加以各科的特色诊疗内容，才能提高专科疾病的诊疗水平。如果抛开中医基础理论，凭一两个“秘方”治病，就不会有好的疗效。如《景岳全书・病家两要说》所云：“有曰专门，绝非通达，不明理性，何物神圣？”

三、全科是中医的优势

整体观是中医理论最显著的特色，是在中国古代哲学的指导下逐步形成的，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着临床实践。中医认为人和自然界以及社会有密切的联系；人体自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种功能互相协调，彼此为用；在患病时，体内的各个部分亦相互影响。整体观的思维方法贯串于中医的生理、病理、诊法、辨证、养生和治疗等所有领域中。而在整体观指导下的诊疗，更切合病因病机，治疗更为有效。现代中医医院的分科多套用西医的诊疗体系，分科过细，甚至消化科又分出肝胆科、脾胃科。过细的分科不是中医的特色，局限了临床医生的思路，久之，则思路西化，失去了中医整体观的特色，不能发挥中医的优势。整体观贯穿于中医诊疗全过程中，内在五脏与体表之五官、五体相关联，有诸内形诸外，形诸外的病，也多从内论治。如患者既有面部痤疮、口腔溃疡，并有带下异味，在医院就要看皮肤科、消化科和妇科，而中医辨证，可用清利湿热的方法综合治疗[4]。

四、全科是社会的需要

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全科医学的发展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而中医科科医学作为新兴学科，在当今社区卫生服务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中医的理论体系和疹疗手段源于实践和基层，其“望闻问切”的诊病方法和简便的治疗手段在社区医学中最为适用。中医的治病方法，除中药、针灸处，推拿、按摩、拔罐、刺血、灌肠、烟熏、蒸浴等民间疗法，成本低廉，简便易行，疗效显著，受百姓欢迎。在公共卫生服务领域，中医全科医生可传授具有中医药特色的食疗药膳、情志调摄、运动功法、体质调养等养生保健技能，可以开展推广一系列的健康教育活动。在慢性病的防治和康复中，强调因人、因时、因地治宜，强调中医和谐观对养生保健的作用，天人相应、形神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5]整体观是中医思维的鲜明特色，全科是中医的具体体现，中医全科最能发挥中医优势，更是国家发展社区医学的主要力量。

五、全科医师的培养

全科医学是面向社区和家庭，整合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以及人文社会学科相关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医学专业学科。基于此，全科医师的培养应突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厚基础，包括中医基础和西医基础。中医理论是各科的基础，指导养生保健、康复治疗，越是全科，越应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才能融会贯通；西医基础在全科医师的培养中同样非常重要，具有扎实西医知识的社区医师，是我国推行社区首诊制度和分级就诊体系的保障。

二是注重掌握临床实用技术。其实普通中医学所设课程，包括内外妇儿，已兼顾各科，那么作为全科专业的医师，将来更多是面向基层和社区，而不是细化分科的综合性医院，这样掌握中西医实用性技术更显重要，有全面多样的治疗手段，才能更好适应临床需要。

参考文献：

[1]吴敦序.中医基础理论[M].上海科技出版社，2001：4.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2121.

[3]常存库.中国医学史[M].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50.

中医外治法论文第5篇

值得研究的是：中国古代医学的辉煌成就， 进入近代是怎样向前发展的？近代医学家通过 什么力量、以何种方法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 上不断前进？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近代是连接 古代与现代的桥梁，只有通过近代人的继承与 发展，中医药学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才能在 今天继续为人类健康作出贡献。

从历史学角度看，近代虽然只有短暂的 100多年，但是，在中国历史长河里，这一代人 却走过了极其艰难曲折的道路，他们迈出了历 史上重要的一步，在医学史上也留下了属于那 个时代的重要成就。以往某些医史论著称：近 百年中医药学发展十分缓慢，甚至濒于停滞状 态。现在看来，这一评价并未准确、全面地反 映近代医学发展的真实面貌。随着近代医史研 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中国医学发展到近代已经 形成新的格局，产生新的特点，出现新的趋势。 如果将中国近代医学史的研究与近代文化史、 与古代医学史、与东西方医学交流史的研究联 系起来，一定能把近代医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一 步。无疑这是--个很复杂、涉及多学科综合研 究的新课题。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次尝试性的探 讨，以此求教于同道。研究近代医史，首先要研究近代历史，特 别要研究近代文化史。从这里出发，才能沿着历史的足迹，探索近代医学发展的轨道。

近代社会与文化

在人们的观念里，一向认为近代中国是落 后的。其实从总体看，中国近代社会具有落后 与进步两重性。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日益陷入贫 困落后状态。这是近代历史的一面；中国人民 不断觉醒，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努力寻求中 国独立富强之路。则是近代历史的又一面。用 辩证的观点认识近代史这两方面，对于研究近 代文化史和近代医学史都有重要意义。

近代历史是在扭曲中向前发展。伴随这一 趋向，近代文化也在向前发展，与古代文化比 较，近代文化是进步了，尽管局部或个别领域， 它有不如古代文化辉煌之处，但是，它比古代 文化毕竟前进了。近代文化与古代文化的发展道路不同。它 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 统文化冲突的过程中、相互会通融合而成。其 发展历程有以下特征。

1.近代文化是在继承古代文化的基础上， 被动吸收外来文化，形成的新文化。它与古代 文化相比有质的变化。

中国古代文化，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发 展的。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无与伦比的延续 性。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不曾终绝过的古 老文化，在一国范围内，文化各门类保存如此 完整连续的形态，也是世界文化史的特例。

中国近代文化的产生，是在列强入侵，西 学东渐之后，当时掌权的封建顽固派拒绝接受 西学，而一般群众也由于西学是随侵略而来对 其反感，一些知识分子对西学也不甚了解。加 之，两种文化的模式绝然不同，必然产生冲突。 但是，经过一个世纪的比较、争论与选择，中 国人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在总体趋势上是承 认和接受的。只是因为近代中国社会激剧变化 的复杂背景和各阶层不同的地位，形成人们对 外来文化的态度有种种不同。文化史专家归纳 为三种：一是盲目拒绝、自我封闭型（或称保 存国粹派）；二是全盘接受、追随模仿型（或称 全盘西化派三是主动选择、自我更新型（或 称调和折衷派）。这三种态度明显的表现在 近代文化的各个领域。医学界自然也不例外。

2. 近代文化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 对古代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中国古代文化有两个最大的缺点，一是，缺 乏实证科学。二是，缺乏民主传统。中国古代 科学，没有发展到近代实证科学。清朝由于封 建专制主义和满清贵族的高压统治，文化专制 和八股取士的禁锢，使思想界、文化界笼罩一 片万马齐喑的气氛。改变这种封闭、僵化、静 止的局面，必须借助科学的力量。西方近代科 学的传入，恰恰适应了这种需要。

19世纪6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近 代西方科学技术与科学著作相继在中国出现。 此期传入的西学，虽无显赫之势，但在民间却 广为传播，影响着社会心理和传统文化的变化， 形成与明清时期迥然不同的流向，改变了前期 西学传播的被动局面，中国人开始独立地翻译 传播西学的历程。

中国古代文化的另一缺点是缺乏民主传 统。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封建专制主 义。古代多数时期，没有自由辩论的环境，文 人的工作往往限于注经、解经，这自然限制了 人们的独立思考与创新，也妨碍了科学的发展。

在近代历史大变革面前，人们急于找到中 国落后的原因，寻求振兴民族的富强之路，于 是便一面把目光投向一个陌生的世界——西 方；一面开始对传统的旧学体系进行反思，涌 现出一批有见识有勇气的先进人物，他们敢于 正视现实，承认中国文化有不如西方文化之处， 因此，致力于从西方文化中探索富强之术；同 时，对传统文化勇敢地进行批判与更新。这种 寻求与探索、批判与更新，直到“五四”新文 化运动时期达到高潮，响亮的提出：“民主”与 “科学”的口号，成为近代文化的核心。这正是 历史的进步。

3. 近代文化的发展与政治紧密相联。

文化史学者称：中国古代文化以“求治”为　目标的“政治型”文化[3]。这种强烈的政治化倾 向，就其积极性而言，使古代中国的政治学说 丰富而具体，在浓厚的政治斗争氛围中，孕育 了许多富于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教育家、文 学家、科学家。然而它也存在明显的弊端，封 建统治者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枝、奇技淫巧，未 能为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自由的环境。一些科 技成果与科学思想往往由于无人问津而迅速绝 迹。事实上造成的后果还远不止于此。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遭到外国入侵的条件 下发生发展的。一些有见识的中国人努力从西 方文化中寻求救国的办法，提出“科学救国”、 “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口号。尤其是在甲 午战争失败后，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引起社会 很大震动。戊戍维新运动，便将维资产阶级之 新的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密切结合。“五四”新 文化运动，更是从主张政治民主出发，进而反 对文化专制，主张文化民主。因此，文化与政 治的紧密结合，始终是近代文化的一个特点。

4.近代文化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化体系。

近代文化从认识论讲，是一个不断认识.、接 受新信息，改造、更新旧观念的过程。但是，由 于社会的急剧变化，使每种思潮都未能充分展 开，就让位于新的认识过程，形成思想变化迅 速又都消化不良的后果，使近代文化出现新旧 并存、中西合揉的势态。加之，各地区经济、政 治发展不平衡，影响文化发展也不平衡，使之 难以形成一个成熟完整的文化体系。

总之，近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承前 启后的作用。它改变了长期以来封建文化（至 少是明代以后）腐朽、僵化、停滞的局面。建 立了开放的、充满生机的新文化，为以后新文 化运动的发展、乃至今天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打下了基础。然而近代历史的多变，西方文化 的急剧输入，各地区、各民族间文化发展不平 衡等等复杂因素，又使近代文化没能达到应有 的高度。

近代医学的特点

近代医学是在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文化背 景下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的愿望和活动 “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 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4]”。近代医学做为自然科 学的一门学科，它既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与制 约；又受自身内在一般规律的支配。从医学史 的角度，分析中国医学发展到近代呈现何种势 态，有什么新特点和新趋势，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医学，19世纪初已经发展到成熟 阶段，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其主要标志是：① 确立了系统的理论，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前人 以无数次反复的临证实践经验为基础，运用古 代具有朴素唯物论与自发辩证法的阴阳五行学 说，系统地总结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 疗、预防、养生诸方面的理论，通过理、法、方 药相互配合、全面实施，形成完整、独立的医 学体系，尤以统一整体观、永恒运动观、辨证 施治为指导思想与诊治方法，使中医学成为一 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古代科学。②中医药学卓 越的疗效，久经检验而不衰。数千年来，中医 药学是中国人民战胜疾病、保持健康、繁衍昌 盛唯一的医疗保健方法。它已深深地扎根在中 国的土壤里。在古代科学成果中，被公认是一 门最有实际效益的学科。③出现一大批著名的 医药学家，留下浩如烟海的医学著作。医学史 上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医学人物，用自己丰富的 医疗经验、各有特色的学术思想和重视实践、认 真继承、努力创新的科学精神，铸造了一座辉 煌的古代医学宫殿。④在中外医药交流史上，写 下了一些“世界之最”的记录。我国曾经是世 界上医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免疫法的先驱 ——“疗淛犬咬人方”和“人痘接种术”、“麻 风病隔离病院”，当时都居于世界医学前列；国 家药典-一《新修本草》、法医学专著——《洗 冤集录》、医疗体操图“导引图”、医学教 学模型——“针灸铜人”以及龋齿病、天花病、 脚气病的记载等，皆为世界医学史最早的记录。 并且传往国外，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医学当时已经达到很 高水平。当然它不是完美无缺，由于时代的局 限，历史的灰尘不可避免，精华与糟粕并存，保 守与创新同在。但是，瑕不掩五，实践证明：它 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

进入近代，时间的前进，科学的发展，疾 病谱的改变，西医学的广泛传播，使古老的中 医药学面临着新的挑战。短暂的100年，中医 界思考、比较、探索、论争、选择……历经磨 难，终于取得新的进展。但是，与古代医学相 比，近代医学在发展势态上显得缓慢，在科学 成果上也不如古代辉煌，然而它确实进步了。产 生了新的格局，出现了新的学术论争，总结了 新的经验，吸收了新的知识，采用了新的传授 方法，呈现出新的特点与新的趋势。

1.新的格局。

西方医学广泛传播后，改变了存在数千年、 单一的中医学独立存在的局面，出现了中医与 西医并存的新格局。

在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医学处于重要的 领先地位。近代西医学的传播与明清时期不同， 那时传入的西医学过于简略、影响很小。近代 西医学传入，通过办医院，建学校、译医书等 新的传播手段，在民间广为流传。到1937年时， 在华英、美基督教会所办医院已有300多所、诊 所600余处。[5]20世纪初，各国在华开办医学 院校20余所、译著西医书200多种。使一部 分人对西医学由逆反心理，逐渐转为顺向心理， 西医的手术、药物等疗效明显，也日益被人们 接受。此后，西医学便比其他西学迅速传播，在 传统中医学之旁，另辟蹊径，展开了对中医学 的挑战。

还需要指出：近代西医学的传播，有一特 殊现象，就是除了与列强入侵有关外；还与传 教士的活动密切相联，不仅医院、学校无一不 是教会所设，而且译著医书也多出自传教士之 手。传教士自称：宗教与科学“相辅而行”。实 际上科学只是手段，传教才是目的。所以，他 们不可能无保留地介绍西方科学的新成果。此 时传入的西医学知识也人为地打上了宗教和炮 舰的印记，在传播中自然会遇到阻力。

如前所述，尽管近代西医学传入有复杂的 背景，但是，作为一门先进的科学技术传入我 国后，还是被医学界和广大群众所接受，井逐 步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医疗技术力量。在中国 医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中、西医学两种医学体系 并存的新格局。

2.新的学术论争。

近代学术论争，背景之复杂，内容之丰富， 论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与古代截然不同。古 代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学术论争。宋金元时 期，刘完素、张元素等著名医学家，在“古今 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的革新思想指导下，根 据各自不同的临证经验和对《内经》等古医籍 的不同理解，提出了新的学术主张，通过师徒 传授的形式不断发展，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可 谓第一次学术论争。明清时期，出现第二次学 术论争。一是，金元学术论争的继续。如张景 岳对阴阳学说的阐发，缪希雍、陆九芝对运气 学说的研究等。二是，对某些理论与古代医家 的学说和医疗经验有不同见解，形成不同的学 术流派。如温补学派、反温补学派、温病学派 等等。反映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与 发展。

近代的学术论争，在深度与广度上均与古 代不同。它与近代社会背景，特别是与西医学 的传播以及旧政府实行排斥乃至废止中医的政 策有直接关系。此时的学术论争，总体上以中 西医之争和中西医汇通之争为主线，其它伤寒 与温病之争，经方与时方之争，温补与反温补 之争，皆趋于缓和。

关于中、西医之争。自西医学传入后.医 学界及社会各阶层产生强烈反响，面对如何对 待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和旧政府消灭中医的种 种措施，医学界、文化界、商业界乃至一些海 外侨胞都发表许多见解，形成不同的学术派别， 进行了长期的论争。这场论争主要围绕四个问 题：①怎样认识西医学。②中、西医学能否汇 通。③中医学有无存在价值。④中医学怎样向 前发展。这些问题的论争涉及范围很广，大致 可分为三个主要流派：即中西医汇通派。以唐 宗海、张锡纯、朱沛文、挥铁樵等为代表；废 止中医派，以余岩、汪企张为代表；中医科学

化派，以陆渊雷、谭次仲为代表。这场论争经 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从内容到形式不断发展 变化，不同时期论争的内容、形式、代表人物 均有所不同。同时，还有各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其势态虽有起有伏、有断有续、有激战、有 缓解，但总体上则贯穿近代史全过程。这场论 争实质上是中国文化近代化运动在医学领域的 反映，也是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中，一个重要 的组成部分。

近代医史证明：中医药界并不拒绝接受外 来的医药学知识。在传统与近代化、现代化之 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传统医学本身 就包含了足以引起变化的内在矛盾与合理内 核。这是它能以接受新东西的基本条件。因此， 在两种医学的接触与交流中，中医学不是简单 的为求生存而吸收新东西，而是其自身就在不 断变化、发展、前进。近代学术论争正是这一 发展的反映。

3.新的经验。

近代由于中医学确有实效，中医学家担负 着繁重的医疗任务，因此，不断积累新经验，主 要有以下几点：①对疾病认识日渐深化。近代 疾病谱的改变，临证经验更加丰富，各科都有 一些专门论治某些病种的著作问世。内科有中 风、肝病、胃病、肺病、霍乱等专著。如张山 雷《中风斟诠》、王旭高《肝症论治》、杨志一 《胃病研究》、秦伯未《痨病指南》等。外科对 疮疡、瘰疠、麻风、梅毒、性病等都有专论，并 出现一批外伤科专家。如马培之、余景和、江 考卿等。妇科对经、带、胎、产诸病的治疗也 有新经验。如潘爵《女科要略》、单南山《胎产 指南》等。儿科对麻疹、痘疮的诊治有进一步 研究，仅介绍种痘之书已有10余种，眼科对常 见病的诊治有系统论述。如陈国笃《眼科六 要》、陈滋《中西眼科汇通》等。喉科由于喉痧 多次流行，对喉痧的研究尤为突出，论治白喉 的专书也较多。如夏春农《疫喉浅论》、丁甘仁 《喉痧症治概要》、李纪方《白喉全生集》等。总 之，呈现出各科深入发展的趋势。②治疗方法 多样化。内科，如费伯雄治疗慢性病强调：“平 淡之极，乃为神奇。”并创制一些治疗肺痨、痰 饮、骨萎等有效方剂。外科，如马培之不仅善 用古方，而且自创新方，《外科传薪集》反映了 他治疗上的多样性与用药的广泛性。尤其是吴 尚先的《理淪骈文》，第一次系统论述外治法， 扩大外治法的适应范围，是一项新成果。喉科， 治疗白喉也运用外治法，如吹药、噙药、贴药、 针刺等辅助疗法。总之，近代临证各科重视整 体观与辨证施治，主张内外兼治，治疗方法多 种多样，并有不少专著问世。

4. 新的知识。

近代中医学发展的主流，虽仍是继承古代 医学理论不断丰富、充实、提高。但是，一些 医学家在探索发展中医学的过程中，吸收了新 的科学知识，向着系统化、专门化、科学化的 方向迈进。如针灸学家吸收解剖学知识，提高 了取穴的速度和准确性，承淡安在《中国针灸 治疗学》中，论述人身度量标准、穴位的解剖 部位，所述经络俞穴.必引证现代解剖。被称 为“针灸善书”。至于在理论、临证、用药等方 面从事中西医汇通的尝试.更是不胜枚举。这 些都反映出中医界努力面向新科学，迎接新挑 战，虽然取得成果不多，但是，它标志着中医 药学正在向着新的目标前进。

近代中医界在吸收西医学与近代科学知识 同时，还受到近代科学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 影响，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给中国带 来新的自然观，也为中医学的发展增加了新内 容。随着近代科学分科日渐明确，各科研究迅 速深化，人们把精力集中在某个专科进行研究， 成为普遍现象，直接促进研究方法的更新。进 入20世纪，西医学已有更多学科分类，各学科 分门别类、深入具体的研究方法，对中医学有 相当影响，有些医学家在进行中西医汇通的探 索时，采用实验方法，如张锡纯被誉为“医学 实验派大师”。恽铁樵也主张“中西医汇通应注 意吸收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虽然他们的研究 在方法学上还很幼稚，但有进步意义。

5. 新的传授方式。

在近代学校兴起的大潮中，在西学广泛传 播的形势下，更重要的是由于医学自身发展的 要求，产生了近代的医学教育。它与占代的医 学教育相比，教学形式与观念、教学内容与方 法完全不同。近代创建了多种类型的新式医学 院校。大体有三种办学形式；①教会创办的西 医学院校。最早建立的有广州博济医学校（约 1866)、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880)、杭州 广济医学专门学校（1884)等。20世纪30年代 教会开办西医院校已有20余所。成为传播西医 学的重要基地。②政府开办的西医院校。19世 纪末，清政府开始兴办医学校。20世纪40年 代，已有公办医学院校30多所。这些院校培养 的医生，虽数量有限，但却是我国西医学的重 要人才，成为发展西医学的骨干力量。③私人 或学术团体集资创办的中医学院校。近代中医 界为争取办教育的权利，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斗 争，直到1949年，中医教育还未列入囯家教育 系统。留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仅有私人或团体 创办的90余所中医学院校。成为保存、传授、 发展中医学的重要阵地。近代还建立一些研究中西医学的团体，出 版一些宣传医学知识的杂志，也是传授医药学 知识的新方式。

近代医学的新趋势

综观近代医学史，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 医学已经不同于古代医学，呈现出新的趋势。

1.中医学的自我更新。

近代中医学正在由单一的、封闭式的理论 体系向着多元的、开放式的方向发展。虽然其 主流始终表现在：中医学自身实践与理论的丰 富、提高与创新方面；但是，不断吸收外来医 学成果，努力探索新的医学理论体系，也是近 代中医学前进的一条重要轨迹。

2 .西医学的发展壮大。

任何外来文化，都必须经过本土文化的比 较、选择、消化、吸收，才能在新土壤里成长。 近代西医学传入后，经过“抗阻”与“吸收”、 “冲突”与“交融”的历程，已经在我国形成一 支独立的医疗队伍，并且不断发展壮大，成为

我国卫生事业重要的技术力量。

3.探索中西医学汇通之路。

近代在两种医学理论体系并存的形势下， 有些医学家努力探索中西医汇通的道路，他们 从不同角度比较两种理论的异同优劣，从临床 需要出发，中西两法并举，中西药物同用.并 吸取西医学的实验方法，作为发展中医学的… 种手段。虽然限于吋代与个人的局限，没有取 得应有的成果，但是，已经形成一个重要的学 派，在近代医史上起r进步作用。其影响直至 现在。

中医外治法论文第6篇

摘 要：“辨证论治”一词自提出之后，由于未有准确而统一的概念，因而产生多种误用情况，主要可分为五大类，前二者包括：第一、使用了病、症和证的新定义，其实这三者本身含义基本相同，均是指“临床表现”的意思，新定义使中医教材变得混乱；第二、关于辨证和辨病相结合，其中的“辨病”可分为“辨西医的病与辨中医的证相结合”，和“辨中医的病与辨中医的证相结合”两大类，前者并非理论上的结合，而是临床优势互补，后者则是从根本处已经结合了，无需另提结合。

关键词：证；证侯；辨证；辨证论治；辨证施治；用

中图分类号：R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717（2011）03-0616-02

Five Types of Misusing on “Pattern Identification and Treatment” （1st Part）

Lee Yu-ming

（Dongzhimen Hospital, The 1st Clinical School Affiliated to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100700,China）

Abstract:Since the phrase “Pattern identification and treatment" raised, because of no accurate and unity on its concept, it causes several misuses, which could mainly divide into 5 categories. The former two categories are: Firstly, the use of "Disease, Symptoms and Pattern" by new definition, in fact these three words share the same meaning "Clinical manifestation", the new definition made the Chinese Medicine textbook more confusion; Secondly, about the integration on Pattern identification and Disease identification, in which the "Disease" can be divided in the "integration of identifying the disease by Western medicine and Pattern on CM", and "integration of identifying the disease by CM and Pattern on CM" two major categories, the former one is not integration on theory, but is complementary on clinical strength, while the latter one is already integrate fundamentally, it is not necessary to mention integration.

Key words:Pattern；Zheng；Patter identification; Sydrome differentiation; Patter identification and treatment; Treatment according to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Misuse

收稿日期：2010-10-13

作者简介：李宇铭（1981－）， 男，香港人，博士研究生，香港注册中医，研究方向：仲景学说理论、经典方药量效关系规律。

“辨证论治”是指按照辨别证候时所获得的依据，经过分析后作出治疗方法的判断，是中医的主要特色之一。其中“证”即指“证侯”，本义是指能够反映疾病本质的“临床表现”。可是，自50年代起提出“辨证论治”一词后，一直未有统一且准确的概念范围，因而发展出许多新的看法，虽然是戴着“辨证论治”的名，实际上却是指别的概念。综合了众多学者的看法，这些误用主要可归纳为5个方面。

1 病 症和证的新定义

1.1 问题的形成

中医教育的统编教材中，对“证”、“辨证论治”使用了新的定义，因而造成了新的问题。如在5版教材《中医基础理论》中：“所谓辨证，就是将四诊所收集的资料……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论治，又称施治，则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1］。”而6版教材更分开了病、症和证三者的定义：“病是指特有病因、发病形式、病机、发展规律和转归的一种完整的过程；症是指疾病的具体临床表现；证既不是疾病的全过程，也不是疾病的某一项临床表现，而是指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它包括了病因、病位、病性和正邪关系［2］。”

1.2 误用的矛盾

如果证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由于“病理概括”在中医术语上来说就是“病机”，病机在中医理论上必然是阶段性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证”等于“病机”。

马克思说：“如果现象型态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3］。”由于我们不能直接看到事物内部的本质，本质不是透过“辨析”而得，而是需要从外在表现观察分析才能获知。本质是必须透过对现象的抽象思维而认识的，因此辨证论治所“辨”的，不是病机，而是临床表现，即“证候”。

再者，“病机”和“证”是在《内经》时已经有的两种不同概念，现在把他们合二为一的话，当我们面对古代众多的医学典籍时，必然造成学习上的混乱与尴尬。把证的含义扩大和改变，“既不能准确、清楚地表达出中医学的诊治规律和基本特色，又造成了中医学常用术语、概念的混乱，并且给中医理论的规范化和对外交流都带来了有害的影响［4］。”

这种把“病”解释为疾病全过程的病理概括，而“证”是疾病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在这个定义下引申出多种问题，如在《伤寒论》中，太阳病整个发病过程的病理是怎样的？太阳病分太阳中风、太阳伤寒，太阳温病，中风、伤寒、温病等从这个定义来看是“病”还是“证”？外感风寒所引致的外感病，其全过程的病理概括是怎样？这些都难以回答。即使是《中医内科学》里面，能够把每一个疾病的病因病机进行探讨，但仍不等于疾病全过程的病理概括。如果从中医角度来看，中医在临床所能辨别的只能是“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病机必然是阶段性的，而不可能说清某一疾病的全过程。

类似的问题不单出现在《中医基础理论》中，亦普遍存在在各科教材里。因为在病、证的新定义下，产生了很多新的“证”，而却又没有实际的临床意义，“这些新证的涌现，实质上是对教材中证概念混淆的效法与惩罚。在本来已混乱的证概念中，重新加入众多不规范的新造证，更使这种混乱雪上加霜。”［5］

1.3 正确的认识

要了解疾病的全过程，是透过对“辨证方法”的认识，比如六经辨证可以解释伤寒外感病的传变规律；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可以温热病的传变规律；脏腑辨证可以揭示疾病在脏腑之间的传变关系等。但实际上，疾病的演变是千变万化的，难以用某一种辨证体系去解释清楚疾病发展的全过程，因此临床上主要是透过每一次对病机的诊断，灵活地评估疾病的趋势。

2 辨证和辨病相结合

“辨证和辨病相结合”是近数十年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几乎成为中医界的共同目标，其含义一般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指辨西医的病与辨中医的证相结合，二是指辨中医的病与辨中医的证相结合。

显然，以上两者所指的“证”，是指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而不是证的本义。但除此以外，这种说法亦存在不少矛盾，以下分别讨论。

2.1 辨西医的病与辨中医的证相结合

2.1.1 问题的形成 此种结合的提出，一般认为中医辨证论治的方法有局限性，因此应该要运用西医辨病的方法来补充其不足，互相取长补短［6-7］，甚至认为这是中西医结合的一种重要形式［8］。

2.1.2 误用的矛盾 但如李今庸指出：“说‘辨病施治是把祖国医学的辨证施治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从‘辨证施治到辨病施治是我国医学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是两种非常荒谬的错误论调。其结果只能给人民的健康事业带来危害，给中医学发展设置障碍。”［9］

众所周知，中医跟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础。利用西医的辨病方法，或能够提高临床总体疗效，却不可能提高中医辨证论治水平，因此属于临床上的互相补足，而没有在理论层面上达到真正的结合。

2.1.3 正确的认识 因此，“辨西医的病与辨中医的证相结合”的内涵，是指临床上两种医学的优势互补。当我们为了提升临床疗效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时，要特别注意避免“在互勘过程中逻辑方法不严密的错误……如形成简单的证型、症候群模式，证的机制被病的机制掩盖，将西医的微观指标与证相套，然后执此指标为证的标准以深化辨证”等等［10］。

2.2 辨中医的病与辨中医的证相结合

2.2.1 问题的形成 不少学者指出，中医本身是有辨“病”论治的内容，如有说：“在辨病论治基础上的辨证论治才是中医学临床诊疗的完整模式和固有特色［11］”；更从古代开始溯源认为中医具有辨病论治的体系，应以辨病论治为基础，辨证论治为主导［12］；《金匮要略》中是以辨病治疗为特点等［13］。此等提法十分普遍，但其实也是对中医辨证论治的误解。

2.2.2 误用的矛盾 从文字的本义上看，“病”跟“证”、“病证”的意思基本相通［14］，都是临床表现的意思，从这个角度来看，两者从根本处已经结合了，不须另外提出辨病论治。

强调“病”和“证”的区别，即与前述教材中提出的疾病“全过程”与“阶段性”的问题一样，中医所重视的是疾病的病机，病机必然是阶段性的，中医也不可能把疾病发生的全过程说清楚，疾病的全过程是体现在辨证的方法上。实际上硬要在中医的理论中分开：“病是全过程、证是阶段性”，这并不符合中医理论本身的原意。

在《中医基础理论》中指出辨证论治是中医的诊疗主要手段之一，除此以外，还有辨病论治和对症治疗［15］；还有学者相继提出中医除了辨证论治以外，还有辨病论治、辨症论治、辨体论治等［16］；亦有说辨证论治包括局部辨证论治和全身辨证论治［17］。实际上“辨证论治”一词其实已经包含了以上的内容，不需要创造一些新的术语去补充，以免造成更多混淆。

2.2.3 正确的认识 因此，“辨中医的病与辨中医的证相结合”的说法，本身所指并不清晰，其本质的内涵是想强调“辨别证侯”时需要注意证侯的多层次、复杂性，亦需要以辨证的方法来注意疾病发展的整个演变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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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李今庸. 灵魂不能丢，优势要发扬［J］. 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03（2）: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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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毛德文. 辨病论治研究的方法学探讨［J］. 湖南中医杂志, 2002, 18（3）: 1.

［11］ 朱文锋, 阳晓, 王行宽. 辨病论治体系初探［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1997, 20（6）: 2-5.

［12］ 朱文锋, 阳晓, 王行宽. 从金匮要略看张仲景的辨病论治思想［J］.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1999, 19（3）: 24-25.

［13］ 符友丰. 证候著论训诂一瞥［J］. 医学与哲学，1993，5：19-21.

［14］ 吴敦序. 中医基础理论［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7.

中医外治法论文第7篇

【摘要】  通过查阅文献，临床调查和专家访谈，总结提炼外科疾病的中西医结合位点，并应用到中西医结合外科学教学过程中，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中西医结合思维，提高临床应用中西医结合方法诊治疾病的能力。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外科学； 结合点； 教学

中、西医结合医学是在我国同时存在的两种医学结合的产物，中、西医学在各自的存在价值及所承担的防病治病的任务上具有共同性，两种医学相互结合、取长补短、交叉渗透。中西医结合最重要的是加强对结合点的认识，如果没有结合点，那就无从谈中西医结合。我们在中西医结合外科学的教学工作中注意总结和探索外科疾病中西医学的交叉点、结合点，并将其应用到教学过程中，以此为切入点展开教学讨论，增加了学生对中西医结合外科学的理解和学习兴趣，提高了教学效果。

1  外科学中西医结合的形式

   

中西医结合在在内容上有如下几种方式。

1.1  兼容性结合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些新技术、新方法、新成果，不仅为西医学发展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措施，同时也为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解剖学、遗传学、细菌学、生理学等医学基础学科中、西医学应共用。现代临床ct、b超、mri等先进的诊疗手段中西医都可以应用。所以中西医结合医学应兼容中医学、西医学的精华，才能得到发展。

1.2  互补性结合中、西医学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与不同文化背影下形成的，互有长短，互补性很强。中医学产生于经验医学时代，其特点为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身心统一的整体观、辨证施治的治疗观，并注重整体在发病和治疗中的作用，其整体、宏观、辨证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堪称绝佳；西医学产生于实验医学时代，其特点为以实验分析法为主，从器官、组织、细胞、亚细胞以至分子水平，说明人体的结构和功能以及疾病的发生、诊断、治疗和预防。故中、西医学兼并融合互补是中西医结合的本质特征。如在围手术期中西医结合治疗可使部分急诊手术变为择期手术，为手术争取时间和创造有利条件，使患者度过急性期，降低了急症手术率，增加了择期手术率，提高了手术的安全性和疗效；可促进术后功能恢复，减少术后并发症。肿瘤治疗上手术、放疗、化疗、免疫疗法等确有疗效，但副作用很多。中医在调节整体、增加食欲、改善机体免疫水平、减少副作用及并发症、提高机体耐受能力和生存质量等方面都有较强优势。

1.3  创新性结合任何科学的建立源于创新，科学的发展需要创新，中西医结合新理论、新观点、新治则就是创新性结合的例证，如外科感染的“菌毒并治”理论；“动静结合”小夹板固定治疗骨折；“煨脓长肉”湿润疗法治疗烧伤理论；“通里攻下法”治疗急腹症等［1］。

2  外科学中西医结合位点的总结探索

   

在总结探索外科学中西医结合位点的过程中，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2.1  选择内容选择中、西医学认识比较成熟的几个系统。如外科感染、围手术期处理、急腹症、乳房疾病、肛门直肠疾病、周围血管疾病等。

2.2  查阅文献掌握中、西医学理论的认识观点及现代研究进展。

2.3  临床调查调查临床的诊断、治疗的新方法。

2.4  专家访谈对有关专家进行访谈，获得他们的认识和经验。

2.5  总结分析 对上述资料进行认真分析、总结。提炼探索上述系统疾病的中西医结合位点。将上述总结提炼的内容用于教学，在教学过程中，以切入点为中心展开本系统的相关内容，通过学习让学生明确在本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的优势在哪里，提高教学效果。

3  外科学中西医结合位点在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3.1  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原来上课大多按教材的顺序来讲，依次讲解概念、西医病因病理、中医病因病机、诊断、西医治疗、中医治疗。学生只能跟随教师的思路走，往往是中医是中医，西医是西医，二者之间常常孤立、脱节，甚至出现矛盾对立现象，不能将中、西医融合在一起，或优势互补，这样就增加了学生学习的难度，甚至使学生感到困惑，达不到开设学习这门课的真正目的。以中西医结合的切入点为中心展开教学，激发了学生对中西医结合外科学的学习兴趣，调动了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能认识到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的优势所在。如在讲解“外科感染”这一章节时，以“菌毒并治”的新理论为切合点，展开讲解，西医认为外科感染主要病因是细菌感染，突出“菌”，在治疗上主张用“抗生素”。但是抗生素只能杀灭细菌，对于细菌释放的毒素引起的局部和全身反应没有作用。中医将外科感染归属为“疮疡”范畴，认为主要的原因为热毒侵袭，突出“毒”，在治疗上主张“清热解毒”，通过清热解毒不仅能达到杀菌的作用，而且能够消除细菌的毒素。所以中西医结合外科学要突出“菌毒并治”，从而突出中、西医学的优势，弥补了其不足，能够达到单纯应用中医、西医不能达到的效果［2］。通过这样的讲解使学生能兼容中、西医学理论并在临床实践中进行交融汇通，丰富了教材内容，拓宽了学生视野。

3.2  培养中西医结合思维，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中医学临床思维的特征是不需依赖实验仪器检测，着重于整体宏观、联系变化、全程综合的“以表知里，司外揣内”的分析判断疾病的暗箱方法和理法方药一线贯通的临证方法。西医学的实证思维则重视人体组织的病理生理变化，重视病原学检查，注重体征和组织病理损害等客观依据，强调结构和功能、局部病理整体病象的一致性，从而对疾病的定位与定性准确诊察指标量化，以进行特异性和对症治疗。我们抓住中、西医学对疾病认识的结合点展开讲解，使学生逐渐形成了中西医结合的临床新思维，并合理地渗透到具体病证的各个内容环节中。通过学习，对外科病证应能运用中、西医学方法进行诊断治疗，既要注意疾病过程的局部病理改变，重视病原学检查，掌握运用现代检测手段进行诊断与鉴别，针对病原、病理采取西医学方法防治疾病，又要重视疾病过程的整体反应和病人的个体特征，研究分析某病不同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证候，运用中医学方法进行辨证施治。尤其在疾病后期作为一个“病”的基本特征已不明显时，更应充分发挥中医学整体调治的优势，使患病机体获得更完全的康复。这样，就能使西医学的实证分析思维方法与中医学理、法、方、药的辨证思维方法在外科学的临床实践中得到一定程度的结合与统一。在教学中重视阐释和培养中西医结合临床思维的同时，尤其应该将这些方法和结合点教给学生，提高了学生积极思考和科技创新能力［3］。

   

通过上述教学使学生认识到中西医结合外科学的优势所在，在认识和运用中、西两种医学基础理论解决临床问题时，突破彼此固有的思维方法，逐步形成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宏观审视与微观分析相结合、中西医学优势互补的新思维，对中西医结合外科学的长足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唐乾利. 对中西医结合若干问题的思考［j］.广西中医学院学报，2004，7（1）：116.

中医外治法论文第8篇

    1 中医古籍的学术地位、临床价值及文化内涵

    1.1 学术地位

    流传至今的中医古籍历史悠久、灿若星河。随着中医理论的形成、发展、完善、成熟和革新,中医古籍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占据着重要的学术地位。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际,《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四大经典诞生,标志着中医学理、法、方、药学术体系建立,涉及中医基本理论、诊断方法、治疗法则、药物理论、辨证原则等,从此建立了中医学一以贯之的学术范式。晋唐时期,中医进入了实用经验的发展阶段,临证方书增多,临证专科着作涌现,《脉经》、《千金方》等中医诊断、炮制、本草、方剂、临证等专科着作的出现,均显示了晋唐时期中医学重视临证实用的特点。宋元时期,随着北宋校正医书局的成立,更大规模地校正出版了中医书籍,此时,以官方形式编写的大型医书以及个人专科着作等,均在晋唐时期实用经验发展的基础上显示出了更多的理论探索和总结的特点。随着理论探讨的深入,各学派逐步形成,金元时期出现了着名的金元四大家,在医学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明清时期,是中医学的传统延续和创新时期。一方面,传统仍在延续,专科理论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原有传统学术范式的框架内,出现新理论及新方法。随着西方医学的不断传入,中西汇通学派形成,唐容川的《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和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等中西汇通着作相继出现,标志着中西医交汇融合时期的形成。

    1.2 临床价值

    中医古籍,像一颗颗镶嵌在中医发展历程中的珍珠,蕴藏着千百年医家医学思想、论治经验,至今仍在临床实践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大凡习医而有所成者,大多重视中医古籍着作的学习和研究,尤其是《内经》、《伤寒》等中医经典着作的研习。后世医家虽然在理论上多有创见,各成一家之说,但就其学术思想的继承性而言,无不发韧于《内经》。而仲景之《伤寒》、《金医》等为临床医学之源泉,仲景书大师掌握了辨证论治之大法,治疗之常变。可见,中医典籍的临床价值,它们是中医学的根基,是临证必备之书。

    1.3 文化内涵

    中医学是古代多学科知识得以综合运用的体现,其中,除全面总结了养生、防病、治病等医学知识外,还蕴含着哲学、天文、气象、生态等内容,文化信息十分丰富,且主要是通过中医古籍来负载和体现。所以,从文化角度来看,中医古籍既是以理解生命为特点的高深医学着作,又是荟萃我国古代百科知识的灿烂文化精品,是中国文化得以体现的重要载体之一。

    2 中医古籍英译历史研究的现代意义

    2.1 对世界医学具有启示和推动作用

    中医古籍创立了与西方医学迥然异趣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其独特的医学思想、医学方法及诊疗技术日益引起全球关注,其中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学区别于西方医学的主要特点。中医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天人合一思想贯穿始终。中国哲学中的“阴阳五行”学说成为其方法论,如脏腑组织官窍之间按照五行规律相生相克,既协同作用,又相互制约,彼此联系成一个整体诊断时,可以根据局部的病变,确定整体的治疗方法,进行动态的、个体的、具体矛盾具体分析。这种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对于当今的西方医学来说,是个很好的补充和启迪。当西医对抗性疗法日见弊端,药源性疾病日渐增多时,西医的还原论思想却进入瓶颈阶段,中医的自然、和谐、平衡的理念,切实的疗效自然必然吸引着世界各国人士的目光。

    因此,中医古籍承担着中医独特理论和治疗方法的载体,它的对外翻译,对于西方人更好地了解和学习中医,对于世界医学的完善和补充,无疑都具有重大意义。据统计,目前英译的中医古籍种类己多达50余种,足见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医古籍的重视程度日益增高,人们了解中医的渴望也日益迫切,对中医古籍历史的研究,可为当今中医古籍英译提供鲜活的历史范本,更好地指导中医古籍英译工作,提高英译的质量,从而有力推动中医独特理论和治疗方法的对外传播以及世界医学的共同进步。

    2.2 对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工作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中医古籍文献文字深邃、古奥,所承载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许多人对其望而却步。就是中医名词术语英译的标准化成为翻译者的第一个难题。从中医理论的角度来说,中医名词术语,很多都直接来源于中医古籍;在中文概念上,由于文字的衍变和发展,本身就存在着模糊不清的特点,如何辨析清楚,这是翻译的首要前提;从文化视角来说,很多名词都是中医基本理论和中国文化的外化和体现,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在英语中几乎找不到对应词,如何恰当地翻译出医学思想,保留其文化特色,又是一道难题。

    中医术语的规范,是中医药学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的系统工程。对于中医药知识的传播,国内外医药交流,特别是对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都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工作开展至今,已取得了很多丰硕的成果。但是,很多研究没有对深厚中国文化进行深入地理解和参透,就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医学的思想和理论精髓, 更不能真切传达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因此,中医古籍英译历史的梳理,可为当今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2.3 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具有促进意义

中医外治法论文第9篇

摘 要：隋代《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病因病机专书，对后世影响极大，有“证治之津梁”的美誉。后世对《病源》一书研究成果极多，现汇集各家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分类探索不同研究思路及成果结论。目前研究，或为语词版本、段落考证的文献学研究，或结合临床、实验进行研究，或是从学术史的高度进行研究。但以《诸病源候论》一书结合晋唐时期方书的研究尚未深入，可作为进一步研究《诸病源候论》的思路之一。

关键词：诸病源候论；文献研究；思路与方法；综述

中图分类号：R2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717（2011）03-0480-04

The Actualities and Future of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s in Zhubing Yuanhou Lun

YAO Jie-min，advisor: YAN Shi-yun

（Basis Medical College，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Shanghai 201203，China）

Abstract:Zhubing Yuanhou Lun is the earliest Chinese specialist literature in cause of disease and pathogenesis, which named as "backbone of diagnosis and therapy", for the great influence on later development of TCM. Aftertime，there have be so many researches on this book, such abundan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brought up, which impossibly sumed up in one single treatise. Thus, the methods of different researches were gathered and categoriz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ent methods and results were analyzed, and a new visual angle for research in Zhubing Yuanhou Lun was provided.

Key words:Zhubing Yuanhou Lun；literature research；thought and method；summary

收稿日期：2010-11-17

基金项目：国家教育部医史文献重点（培育）学科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各家学说重点学科项目；上海市中医医史文献重点学科项目（S30301）；上海市教委创新项目（10YS63）；上海市严世芸名医工作室研究项目；上海中医药大学严世芸名师研究室项目

作者简介：姚洁敏（1979-），女，江苏常州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医各家学说、中医学术思想发展史、晋唐医学理论的实践运用。

《诸病源候论》（以下简称《病源》）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病因病机专书，全书50卷，分为71门，载述1739候，由于临床分科门类齐全，病因证候论述详尽，而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四库全书总目》誉为“证治之津梁”。大型医籍如《千金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幼幼新书》、《普济方》以及《医心方》中有关病因病机的论述，大多本于《病源》。这些医籍对《病源》的大量引用，进一步深化了《病源》一书对于临床的影响，使得诸多学者纷纷研究此书，形成研究《病源》的诸多成果。现将研究《病源》一书的不同思路与方法归类分析如下。

1 对《病源》本书的研究

1.1 对著者的考证

即考证著者，考察著者生平及背景环境的研究。此类研究方法源远流长，《四库全书提要》就曾对本书著者进行考证，日本丹波元胤也曾进行过类似研究［1］。孙溥泉［2］等对较为公认的本书作者巢元方的生平活动进行了考证，认为巢氏医术十分高明，尤其精通病因病理，对于病源的探讨和疾病的证候了解得非常细致，并通过《开河记》中的记载和隋炀帝敕令其治愈麻叔谋风湿病病案来加以说明。

1.2 从文献学角度进行的研究

1.2.1 版本流传考证 多位学者从版本学角度进行考证研究，分析本书的历史流传过程。乔文彪等［3］对本书目前已知的流传版本做了详细的考证。宋白杨［4］对《病源》的版本流传情况和各种版本之互相关系，以“一源二流”概括之：一源指北宋刊本;二流是南宋坊刻本和元刻本两个流传系统。乔、宋分别以“详”和“要”的方式对版本流传作了论述。

1.2.2 语词研究 点校注释 从文字学角度进行研究，既有语词研究［5-6］等语词层面的探讨，也有点校、注释等段落篇章层面的研究。近年点校专著有日本原孝市等的编集本（1981年）［6］，鲁兆麟主校、黄作阵点校本（1997年）［7］和刘晓峰点校本（2006年）［8］；注释著作有南京中医学院《诸病源候论校释》（1980年）［9］和丁光迪主编的《诸病源候论校注》（1992年）［10］。这些研究成果，或致力本书原貌，或便于现代读者阅读理解，为进一步研究其中深蕴的医学思想提供了基础。

1.2.3 辑佚、辑要 如宋白杨［11］曾对《外台秘要》中的《病源》条文进行辑佚，统计出《外台秘要》中共引用《病源》370候，并从《外台》中辑出3条不见于《病源》的病候以及10条篇幅较长的佚文。

以上主要是从版本学文字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注重“信”、“达”，或为研究者提供更可信的材料，或为方便后人正确理解原著者的意图，相对较少涉及医学学术思想。但这些研究力求忠实于原著原貌，对深入探索《病源》的学术思想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文献基础。

1.3 挖掘学术思想研究

已有相当多的学者从不同层面、以不同视角对《病源》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挖掘和讨论。其中，有用相同的方法对不同部分内容进行研究，也有用不同方法对相同原文进行研究。其种类繁多，众妙纷呈，不一而足，经过归纳，研究思路大致可分为下列几类。

1.3.1 与临床紧密结合的专病专科研究 《病源》一书的临床实用性，决定了人们对它研讨最广的方向是临床方向。此类研究数量庞大，涉及面宽广，诸多研究者从各个不同的专病专科角度，结合《病源》论述做了大量的专题研究。目前已涉及内科、外科［12］、妇科［13］、男科［14］、儿科［15］、精神科［16］、骨伤科［17］、五官科［18］、急症［19］等专科。

这些研究有的从学科角度归类研究总结。例如郭振球［13］全面论述了本书在妇科学上的成就，对妇人杂病经水诸候、将产难产产后病诸候、带下漏下崩中诸候、妊娠无子诸候等证候的病因病机做了归纳整理和比较研究，认为如此可从整体上把握妇科病病因病机过程，便于临床鉴别诊断。曹烨民等［12］探讨了隋代外科学水平，认为当时外科重视寒邪发病病因，独倡“虫感”学说，并已认识到发病与否与体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外科诊断方面已经有了初步系统化的分类，这些分类即使从现代医学的眼光来看，亦较为合理，说明了隋代外科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

更多的研究从单个疾病的发生发展角度入手，较为细致地整理了书中对于专病病因病机的认识。已经进行的专病研究有虚劳［20］、肺胀［21］、血证［22］、消渴［23］、外感热病［24、25］、痰饮［26］、中风［27］、痹病［28］、黄疸［29］、麻风［30］、毒病［31］、小便病［32］、不孕［33］、鼻病［18］等，对肿瘤［34］、血吸虫病［35］、神志病［36］、乃至新兴的睡眠医学［37］也有了研究论述。如舒鸿飞、潘桂娟等对痰饮病［26-27］的论述，不仅注意到《病源》首创“痰、饮”分论，首次构建了痰病的理论框架，还列举了痰病的复杂临床表现，归纳出痰病“其候非一”的特点。徐肇生等更认为《病源》实为痰病学说的奠基之作［38］。

对于外感热病，王秀莲［24］认为《病源》在病因上将温病、疫疠病、热病、时气病、伤寒病一一分列，提出“其冬夏有非节之暖，名为冬温，毒与伤寒大异也”，实已创立了“乖戾之气”的概念，而《病源》一书阐述温病病机的关键是“热结阴伤”。程磐基等［25］认为本书首创将伤寒病、时气病、热病、温病列为外感热病常见的四大病证, 并详细探讨了对于四大病证病因病机认识的渊源。王氏论病机，高度概括令人一见知其关键；程氏论病机，详细周到令人益能明其源流。

本类研究具有共同的特征：研究过程中注意关注首创性，立足于临床实用，为临床认识专科专病提供思路。此种研究，结论见仁见智，研究所得不仅与医籍有关，还与研究者当时的临床经历、临证经验密切相关。不仅可以此指导临证，规范证治；还可以进而得启发创新，发展理论与治疗。

1.3.2 与基础学科紧密结合的专题研究 从中医基础理论角度：李翠娟等从中医体质理论的角度探讨了《病源》的贡献，认为《病源》已经非常重视体质与发病及治疗的关系［39］。而郭丽娃等对《病源》饮食致病说在中医病因学上的贡献作了较为系统的整理［40］。

从中医生理病理角度：王旭东［41］将《病源》对膀胱、心包生理的论述归纳总结，认为可以补充《内经》在此方面论述过少之不足。魏守健［42］认为《病源》不仅详尽论述了各种疾病的病候与病源,还对五脏生理病理既宗经旨而又多有发挥,丰富和发展了藏象理论。

从中医诊断学角度：杨徐杭等［43］详细讨论了书中的五脏病诊断思想，通过对五脏病机理和证候分类的分析、诊察五脏病脉象等方面的研究，认为五脏病诊断观对中医诊断学的证候分类等有重要参考价值。韩宇霞［44］研究论述了书中“腹诊”的情况，认为《病源》一书详细分述了腹症的部位，对腹痛、腹胀、腹水、腹块等进行了辨别，并描述了腹痛的性质、程度及放射方向；书中还对腹诊手法进行分类；对积、聚、癞、瘕等腹块的描述已注意到肿物大小、硬度、形状、压痛、活动度，虽无腹诊之名，已有腹诊之实。

此类研究将文献与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紧密结合，部分运用了实验手段和检测技术，从基础理论的层面试图将中医病因病机描述与现代医学沟通融合，不失为一项颇有意义的尝试。

1.3.3 与外治技术及养生医学密切相关的特色研究 《病源》对方药治疗并未涉及，然对外治如外科手术、针灸按摩、导引气功、养生康复等方法记录翔实，成为本书一大特色。

本书对外科手术方法及术后护理有相当详细的记载。覃纯初［45］探讨了书中动脉结扎术和开放性创伤术后伤口护理的经验。李经纬［46］考察了书中缝合法的记载，发现其中使用的缝合法就是“8”字缝合法或分层连续缝合，与现代医学外科手术缝合法有惊人的相似！

《病源》中养生方导引法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兴趣。丁光迪等对“养生方导引法”作有专题研究，出版《诸病源候论养生方导引法研究》一书，认为原著创造性地提出了“辨证施功”的证治体系［47］，一改从前各家导引养生法各自师承，不仅可与辨证用药证治体系相媲美，而且还完善了辨证论治的内涵，将辨证论治核心思想运用得更广泛。陶晓雁等、杨道建等分别对胃病导引法［48］和脚气病脉缓弱候的导引疗法［49］作了详细阐述。朱伟常［50］认为书中以吐纳按摩治疗虚劳乃正以“养气”、“练精”之法补虚益损，是积极有效的措施，在虚损之渐或药石无功的情况下，可以发挥其效用。

此类研究抓住《病源》的外治及养生特色展开研究，自成一体。养生法在两汉晋唐医学中占据了极大比例，而流传至今的相关资料却为数不多。《病源》中有关养生法的记述翔实而富有可操作性，无疑对研究早期中医养生医学具有颇高的参考价值。

1.3.4 对全书的综合研究评价 分为两种，其一是对全书做总结概括研究，如翟叔正［30］对全书进行扼要的综述，并结合现代医学理论对书中的病因、症候、养生诸内容进行探讨。另一种是进行述评，如李经纬［46］评价了《病源》在医学科技史上的贡献，从科技发展的角度对全书的历史功绩做出了评价，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2 结合其他医学文献的联合研究

2.1 纵向研究

纵向研究是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某一专题的前代与/或后世的相关论述，勾勒出其历史发展轨迹。

2.1.1 探讨学术理论渊源 《病源》中的病因证候多直接来源于丰富的临床观察，对于疾病的分类、病因病机认识和症候记录多为中医学术史上首创。然对于先秦两汉已有较多理论论述的部分，《病源》一书在以自身观察为主的记录中也不可避免地有前人思想的痕迹。如程磐基等［25］讨论了本书温病热盛伤阴的病机，认为其主要来源是《素问・评热病篇》和《针灸甲乙经》；温病病邪理论方面收载了《难经・风病・风邪候》中的相关内容。而伤寒病病机的论述，“夫伤寒病者，起自风寒，入于腠理，与精气交争，荣卫否隔，周行不通……”，则渊源于王叔和。

2.1.2 某一专题的历史发展过程研究 （1）病、证命名发展研究：李其忠等［51］曾考证古今病证命名由来，发现隋唐时医籍的病证命名有其共同点。在《病源》、《千金方》、《外台秘要》中,共同存在一种将脏腑、官窍名称冠以“病”的命名现象。如《病源》中列“五脏六腑病诸候”及“目病诸候”、“耳病诸候”等专篇；《备急千金要方》列“七窍病”上、下两篇；《外台秘要》卷二十三亦列“耳、鼻、牙齿、唇、口、舌、喉、咽病”。这种以“脏腑病”、“官窍病”为门类著书论医方法对后世颇有影响。（2）病因病机学的发展研究：俞慈韵等［52］通过汉代医籍《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隋唐医籍《病源》、《千金》、《外台》，结合后世的病源研究，对中医病因病机学历史作了概述研究。（3）临床学科及学说的发展过程研究：吴鸿洲［53］对古代中医急症学的发展及成就作了探究，认为在春秋战国时代，扁鹊对急症治疗已积累了相当经验；继《伤寒卒病论》、《肘后救卒方》后，成书于隋代的《病源》，虽是病因病机学的专著，但对急症的记述竟已达三百多条，反映出当时急症学发展已经达到相当水准，也为后世急症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在学说发展方面，如朱锦善［54］认为最早提出小儿“变蒸”的是王叔和，但其论语焉不详；至《病源》对变蒸的论述较为详尽，从此开始了对变蒸诸方面认识的逐步深入，拉开了学术争鸣的序幕。

2.2 横向研究

横向联合研究是指对于学术思想特征较为相似的数本著作的相关方面研究，以得出某一方面的共同特点。

2.2.1 中医辨证方法角度 邹世洁［55］等将《病源》舌象特点与《千金方》作比较探讨，并用统计的方法进行研究。赵瑞珍［56］通过对《病源》、《千金方》、《外台秘要》中脏腑辨证特征来探索隋唐时期脏腑辨证的基本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当时脏腑辨证方法学的十大特点。认为本阶段奠定了脏腑辨证形成的基础，为脏腑辨证的真正形成打下基石，其贡献不可磨灭。

2.2.2 疾病个性研究 李兴民［57］提出可从疾病个性研究的角度对隋唐医书进行考察研究。研究《病源》对某一疾病病因病机的论述，对应《千金》、《外台》等方书的治疗方剂，可对疾病个性进行研究，反映疾病发展全过程和当时侧重病源的治疗手段。然而用此种思路进行研究的学者尚不多，仅在温病学领域有类似的研究［58］。

2.3 全面综合研究

亦即综合纵、横向两种研究方法，对书中学术思想作纵横交错的研究。严世芸主编的《中医学术发展史》［59］，将《病源》、《千金方》、《外台秘要》作为研究元素，置于中医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长卷中，进行断代学术史研究。这些研究元素的某一方面，在学术发展史中，代表着当时该方面的最高水平。通过描绘这些最高水平的点，积点成线，勾勒出中医学术发展的历史轨迹。

3 讨论与展望

以上是对当前研究《病源》一书的各种文献研究方法的概述。从研究素材看，这些研究有以单本书为切入点的，有以数本书为联合研究对象。从研究角度看，有语词版本、段落考证的文献学学科角度研究；也有从中医学术角度的研究，其中又分临床角度研究和实验角度研究，但更多的是不可避免地放到当时的时代中进行学术研究。

由于《病源》一书的临床实用性，大量临床学者从各个不同专病专科角度进行挖掘整理并密切联系临证。其中产生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推广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不一定完全成熟，但都是对《病源》文献学研究方法论的有益探讨。有些思路可以给我们以进一步启发，如针对隋唐时疾病个性理法方药的联合研究，可以将《病源》一书的病机理论与稍后的《千金方》、《外台秘要》中记录的大量方剂相联系，探索蕴涵其中的内在联系。这种研究思路在目前所见的文献中没有出现，仅横向研究中的“个性疾病研究”与之有相似之处。将这些内在联系的结论，也就是隋唐理法方药使用经验，与当今中医内科学使用理法方药的经验相比较，定能发现古人遣方用药与今日之不同。如能从中重新发现目前临床已经不太常用的治法方药，将其重新运用于现代疾病的治疗，则必可为当今之中医临床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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