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第1篇

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十分的重要的，假如你不相信他的话，那你又怎么能让人相信呢。当你做出对朋友不利的事情来的话，你的良心也会受到谴责的，就像是肉被割了一块一样，富兰克林说过：“失足，你可以马上恢复战立；失信，你也许用难挽回。”希望大家不要做出令自己后悔的事情。古人也说过；“一失足成千古恨啊！”大家请听听一个小故事吧。

从前有两个小男孩，从小感情就很好，有一个坏巫婆想让他们自相残杀，于是就设下了一个陷阱，她知道两个小男孩都喜欢上了一个小女孩，就骗其中一个小男孩说：“小弟弟，你喜欢的女孩已经喜欢上你的好兄弟了，想报仇吗？我可以帮你哦。”小男孩听了果然中计了，和另外一个小男孩决裂了，最后，两个小男孩打了起来，而却不小心将那位小女孩打死了，最后他俩都很后悔，就自杀了。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去信任他人，那别人怎么又会信任你呢？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第2篇

大家都说，网络是不可信的。我以前还不相信。可是现在我信了。他们变着法来骗我们这些，涉世未深的人。先给你们一些甜头，然后就变着法来套你的钱，可我们还是傻乎乎的迎上去，就为了那一点甜头。

或许是这个社会都觉得我们小孩子好骗吧。我算认清了这个社会。再也不会相信人与人之间还有信任存在。

一个人该有多，才会这样去赚昧心钱。我受不了这一个个的欺骗。我该怎样在这个人心狡诈的社会里生存下去。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第3篇

「关键词信任/红包/医患关系/嵌入性制度建构

一个求医看病的人向医生送红包，在当今社会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问题是一个人在看病求医时为什么要在按照医院正式制度规章的要求支付医治费用的前提下还要向医生个人送红包？是向医生的精心医治与认真负责表示感谢和敬意，因而用红包作为礼物答谢医生，还是期望医生能够给予认真负责的精心医治和特别关照，因而用红包作为酬劳与医生交换？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现有医院正式的规章制度以及相关的法律不断完善健全的背景下，病人在对医生认真负责的精心医治给予答谢或期望获得的时候，非得通过给医生个人送红包的方式进行？在这里，作为对医生的答谢，红包现象涉及到了礼物的习俗与传统文化的问题；而作为与医生的交换，红包现象则事关市场化的买卖与交易。本文将从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这一视角切人，分析红包现象的实质内涵，剖析红包现象产生的深层内在的心理—社会成因，进一步探讨治理红包现象的制度建设问题。

一、信任分析视角下的医患红包

时下有关病人给医生送红包现象的分析评论，存在着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病人送红包乃至医生收受红包本质上是医患双方出于各自的利益需求而进行的市场化的交换（注：这种观点代表了一种经济学的分析思路，将红包现象看作是利益分配与交换领域中发生存在的经济现象与腐败问题。参见胡鞍钢编：《中国挑战腐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病人是为了得到医生的精心医治和特别关照，医生是为了获取更多的、与其职业的市场地位相对称的钱财收入，于是医生在“寻租”，病人则“买租”，医患之间的关系变为生产厂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市场交换关系。在这一关系的背后起作用的则是需要满足和利益分配的市场化机制与制度约束。当病人求医看病的需求，尤其是得到医生精心医治、特别关照的需求不断增长，而在既有的组织制度和正式规章的约束下又难以得到满足时，病人就会通过向医生个人送红包这样一种半习俗化、半市场化的方式获取自己求医需求的满足。对医生来说，同理可论，即当医生职业的市场价格在社会对医生精心医治病患的需求增长的刺激下不断提高时，医生自身的利益需求和价值体现难以在既有的组织制度和正式规章约束下得到实现时，医生就会认可并接受病人送的红包。从这种观点和看法的分析解说来看，红包已不再是一种在传统习俗和文化观念支配下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礼物，而是在市场中进行买卖交易的商品和货币，送红包和收受红包最终实现的是有违公平、平等原则的非制度化和准市场化的利益分配和资源配置。另一种观点和主张则从道德和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分析评论红包现象（注：在近年来有关医疗机构组织行政改革的媒体报道中，这种祛除红包腐败的“道德意识论”主张屡见不鲜。可参见国家有关部门于2004年4月与5月的加强卫生行业作风建设、纠正医疗服务不正之风的意见与方案以及一些省市卫生主管部门制定颁布的禁改措施和规定。）。认为医患之间的红包现象是在市场转型时期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下所滋生的不良的行业风气，体现了社会价值取向的实用功利主义和职业道德操守的金钱至上的观念，它滋生和催化了职业道德的沦丧与行业腐败，必须通过媒体舆论的宣传和惩罚性的制度设置加以约束和进行治理。在这样的一种“道德意识论”看来，病人给医生送红包是一种近乎不择手段谋取一己私利的不道德的贿赂行为，而医生收受红包则是违背职业操守和公共道德的渎职行为，红包实质上是诱发和催化道德沦丧与违法犯纪的砒霜毒药。第三种观点则与上述两种截然不同，对于医患关系中的红包现象持一种历史分析的视角，而不是现实批判的激进态度（注：这种观点来自于对医疗行业中的红包现象的社会历史的分析，较为宽泛地描述了医患、医商以及医官之间存在的红包现象，分析比较了这种红包的历史演变进程，但对深层原因的专业探讨略显单薄。详见周弘、张浚：《医疗卫生行业中红包现象的社会史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1期。）。它认为医患关系中的红包现象由来已久，本质上是传统礼物习俗的产物，依随历史社会的演进而不断变换着其表现形式与现实的功能。通过红包这种礼物，人们得以在相互之间建立起一种稳定的互助互惠关系，在这种关系的基础是红包才开始显现出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多方面功能。红包作为礼物，其所具有的这些功能始终是在一定的人际关系内表现和起作用的。只是由于计划体制的市场转型导致了市场因素的侵入，才最终使作为习俗礼物的红包演变成为了市场上买卖交易的商品与货币，红包的送与收不再依循既定的人际关系脉络，而是根据工具性交换的逻辑像市场上的买卖交易一样地进行着。

上述三种观点和看法对医患关系中红包现象的经济、社会成因进行了较为深入透彻地剖析，揭示了红包现象隐含的利益交换、观念畸变以及传统人际关系市场化的各种内在实质和特征。但是对于医患关系中红包现象的根源性起因的分析却犹有不足。医患关系是一种发生在互不相识但却利益攸关的陌生人之间的特殊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对于病患者来说更是如此。病人期望得到医生负责任的精心医治和特别照顾，而不是敷衍塞责，只治病不救人；医生也期望能够得到病人的理解支持，相信医生的医德和医术，医患之间的这种相互期望就构成了医患关系的核心是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在这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医患之间才能进行良好的互动与沟通，使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保持一种让双方都放心满意、充满指导—合作与相互参与的状态。因此，医患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人际信任的关系（注：在理想型的医患关系中，医患之间的相互信任是这种关系的核心特征。尽管随着医疗机构组织制度建构的日趋科层化和职业化，以及医学知识的大众普及化和卫生保健需求的社会化，医患关系也在发生着消费主义取向的转变，但医患关系中的信任内涵仍然是影响医患交往互动的重要因素。详见威廉·科克汉姆：《医学社会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在此前提下才会进一步衍生演变出各种各样或特殊主义的、或市场化的、或习俗化的资源配置与利益交换。当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难以凭借诸如“熟人社会”中的人际交往和关系得以建立时，则人们就有可能寻求市场化的方式与途径，此时红包就有可能由习俗礼物转变为交换的商品而被使用；另外，当组织制度和正式规章能够为医患之间的相互信任提供支持和保障时，特殊取向的人际交往和关系运用以及市场化的买卖交换反倒会有可能腐蚀和破坏了这种信任关系，从而使红包成为一种人情债务甚至是不道德的交易而被拒绝。因此，医患之间的相互信任是医患关系的核心内涵，也是分析医患之间红包现象根源性起因的症结所在。医患之间红包现象产生的市场、习俗、道德乃至制度的种种原因，根源在于医患之间的相互信任及双方信任关系的形成。

二、医患互动与医患信任

信任指的是交往双方对对方所持有的关于对方不会违背自己的意愿、做出不利于甚至有害于自己的行为的预期和判断（注：在关于信任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对信任概念的内涵有着许多不同的界定与解说。但是，无论是理性选择论的分析，还是非理性主义论的论述，抑或是社会结构论嵌入观的主张，都一致肯定信任是一种对他人行为的主观预期、愿望和判断其中他人的行为是与个体自我的利益得失紧密相连的，而这种行为又是一种可能但尚未发生的“未来事件”，因而信任本身包含了不确定性和遭受伤害损失的风险。综合性论述可参见杨中芳与彭泗清：《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概念化》，《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郑也夫：《信任：溯源与定义》，《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具体论述可分别参见Deutsch ，M ，Trust and suspicion.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958，2：265～279；卢曼（Luhmann ，N.）：《信任》，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巴伯（Barber，B.）：《信任的逻辑和局限》，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Sabel ，C ，Studied trust ：Building newforms of cooperation in a volatile economy.Human Relations，1993，46：1133～1170；Hosmer，L ，Trust ：The connection link between organizationl theory and philosophicalethic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20：379～403.），而在这种预期和判断中的对方的行为又常常是难以确定的，因而使得给予对方以信任常常是有着较大的风险。因为一旦信任了对方，就不仅意味着自己不再或者很少会去猜测、怀疑和戒备、防范对方，而且意味着将支配控制和掌握自己的权力拱手交给了对方（注：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曾详细分析了在信任给予过程中委托人和受托人各自利益的得失及所面临的风险，认为委托人的信任给予就意味着将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及控制这些资源的权利转让给了受托人，从而使自己处于一种被受托人利用和控制的劣势之中。经济学家威廉姆森对此也有详细的分析论述。详见J.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Williamson O.E.Inwhom we trust ：group membership as an affective context for trust development.Academyof Management Review，2001，26，（3）：377～396.）。在医患之间求医治病的互动过程中，这样的一种相互信任关系显然是至关紧要的，病人都希望能够找到可以信任和值得信赖的医生，这样就可以放心地让医生诊治，而不必担心医生虎狼用医，使自己病上加病；医生也期望得到病人的信任与合作，以便使医治能够有效地进行并减轻医治病患的各种压力和种种顾虑。然而医患之间的人际互动与关系是一种极为特殊的人际关系，既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异质性不对称交往，也是一种不对等和不可逆的交往，这就使医患之间的相互信任不仅具有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同时也具有了更为显著的复杂困难性，最终使医患信任变得极为脆弱和不稳定。

1.信息不对称与医患信任在医患之间的人际互动关系中，医患双方各自拥有的信息的不对称是影响医患相互信任的首要因素。病人对医生往往知之甚少，或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只知其表像而不知其内涵，了解不多也不透，即便是医生有着耀眼的光环或良好的口碑，病人对医生可信程度的准确判断仍然是依赖于亲身体验到的直观感性的个体经验，病人对医生的认识与了解仍然是一种从充满疑虑到半信半疑到基本信任的渐进过程，特别是对医生的医德和人品的认识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医生对病人的认识也基本如此，出于各种各样可能的原因和理由，病人未必能够全面准确和有逻辑地向医生述说自己的病况，医生也更难于了解和知晓病人对疾病医治所持有的期望要求、可承受的各种压力困扰以及对医治结果的接受与满意的心态，医生对病人乃至病情的认识与了解也是一个从怀疑到确信的直观感性的个体经验获取的过程。因此在这样的一种医患互动交往中，单凭医患之间直接面对面的观察、揣摩、体验、感受等感性直观的方式来形成对对方可以信赖的判断与期望，在理论上来说必将是一个多次重复的博弈过程，而在实践中事实上却往往是一种一次性博弈或终点博弈，从而使得建立医患信任的感性直观的交往互动难以对相互的信任产生实质性的促进性影响。医患之间旨在增进相互了解信任的交往互动也因此而蜕变成为一般社交性的寒暄与客套以及职业化的程序和范式，病人只是病患的载体，而不再是医生需要关注的主体与实体，充满同情心的医生和对医生满怀信任的病人所构成的理想化的医患关系再也难以存在了。这样的一种状况不仅增大了医患交往中的信任风险，而且也激励了医患双方各自寻求其他的途径和方式去减缓双方之间的陌生隔阂与信息不对称，化解医患交往中的信任风险，促进和提高双方之间的相互信任。由此就为作为市场买卖交易的商品红包的生产和交换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与条件。

2.排他性资源占有与医患信任在医患之间的人际互动关系中，影响医患相互信任的另一重要因素即是医患各自拥有的、影响病患诊治的排他性资源，这种资源只为拥有者所专有和独享，另一方则无法也难以掌握和运用。医生多年的专业训练和长期的职业经历以及其的职业角色，使其对医治病患所需要的知识技术和对医治过程的了解掌握与干预控制，具有着病人所无法企及和动摇的专有独享优势，这种知识技术等资源的专有独享优势就构成了医生对求医看病的患者拥有了近乎至高无上的职业权力。这种优势及其所建构的职业权力一方面有助于患者对医生的信任，但同时它也限制甚至破坏了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因为这种优势和权力对于病人来说是不平等和无法掌控的，也即增大了病人信任医生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而对于病人来说，则拥有着影响医生行为的社会权力，包括选择医生、评价医生和检举投诉医生。这种权力的拥有既源自于病人对医生、医疗机构和医疗知识的了解与掌握，也依赖于社会所提供和创造的监管医生和医疗机构的各种组织、制度和舆论风气。在传统的以医生为主导权威的医患关系中，病人的这种社会权力对医生的影响和制约主要是通过组织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途径与方式得以实现，而在当代新型的消费主义取向的医患关系中，病人的社会权力则更多是通过市场化和法制化的途径与方式得以实现，因而使病人的权力对医生以及医疗机构的影响制约愈益利益化和社会化。医患双方各自所拥有的影响病患诊治的资源显然是不对等和不均衡的，在这样的资源占有格局下，医患双方就犹如是一人持剑、另一人握刀，对阵起来难免各有顾忌和疑虑，最终使得医患之间的交往互动、特别是缺少任何社会背景与关系脉络的交往互动始终都处于一种充满戒备与防范的不信任博弈之中。各自资源的专有独享以及互相之间的不对等和不均衡，使得希望和努力在交往互动中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医生与病人如履薄冰，这样的一种状况无疑将会促使医患双方各自寻求其他的资源和权力来化解双方之间的对立与不平等，培育和发展双方之间的相互信任，这就为具有着建构社会关系、积蓄社会资本和交换市场利益等功能作用的红包的产生与运作创造和确立了其合理性与效用性的基础。

3.不可逆交往与医患信任影响医患相互信任的第三个重要因素产生于医患交往的不可逆特性。这不仅仅意味着医患各自的角色身份在医患交往过程中是无法改变和替换的，更重要的还在于医生对病人的诊治及其结果与影响是难以更改和不能重新再次开始的。医患交往互动的这种不可逆性对于医患双方、特别是对于病人来说尤为重要，它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病人对医生的信任给予和付出，进一步强化了医患相互信任的可能风险，激发和放大了病人和医生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对于医生来说，在这种不可逆的医患交往过程中，即便是诚实的“技术失误”而不是“道德失误”都难免对医生个人的职业生涯造成极为不利和难以补救的负面影响，同事甚至组织中的宽容与谅解也无法改变其对医生个人的职业地位与声誉的严重损伤。而对于病人来说，不管是哪种失误都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病人未来人生的道路与命运。因此，医患之间信任的给予付出和相互信任的建立就如同是在悬崖峭壁上攀爬一般，既艰难又充满危险。无论是对于职业化还是非职业化的医生，也不论医疗机构是高度组织化抑或是完全产业化的，医患关系中所存在的这种不可逆的风险始终都是建立医患信任的难以逾越的障碍。这样的一种状况自然会驱使医患双方在诊治病患的交往过程中，寻求双方均能认可接受的个人化的方式与途径来化解和规避扑簌迷离的潜在风险，医患相互参与病患诊治过程的医患互动模式即是这种情境下的较为制度化的选择与安排。

三、医患信任与医患红包

信任的建立既可通过人际之间的交往达成相互的认识了解与认同共识，在对对方人格与品性的价值判断基础上产生和形成；也可根据双方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征与属性，在规范约束关系交往和关系行为的各种约定俗成的非正式化的规矩准则的引导下建立起来；还可以依据正式合法化的规章制度，运用其具有的利益奖惩机制的监管制约作用建构起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前者是一种以对人的认知与认同为基础而产生形成的信任；再者则是以社会关系所内含的、赋予关系中个体的各种道义责任、互惠义务、伦理操守以及亲密情感为基础而建立起的关系信任；后者则是一种在正式制度奖惩制约的利害机制影响下，经过对得失的权衡计算后而建构起的计算型信任（注：有关信任的类型区分，代表性的观点论述可参见卢曼（Lulmlann，N.1979，同上）；巴伯（Barber，B.1983，同上）；Zucker，L.Production of trust ：institutionalsources of economic structure ，1840～1920.In B.BM.Staw &L.L.Cummings（Ed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86：53～111；Lewis ，J &Weigert ，A.Trust as a social reality.Social Forces ，1985，63：967～985；McAllister，D.Affect-and cognition-based trusy as foundations for interpersonalcooperation in organization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5，38：24～59；lewicki，R &Bunker，B.Developing and maintaining trust in work relationship.In R.M.Kramer&T.R.Tyler （Eds ）：Trust in Organizations：Frontires of Theory and Research.ThousandOaks，CA：Sage，1996：114～139；翟学伟：《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简而言之，这三种信任即为人际信任、关系信任与制度信任。对于医患关系来说，其中的医患信任不外乎这三种信任中之一，前提是医患之间的交往互动为医患信任的建立提供或创造了什么样的条件与机制。

如上所述，医患之间的交往互动是一种极为特殊的人际互动。就医患双方的认识了解而言，双方之间的交往互动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和信息不对称的特征；就医患双方各自拥有的影响对方行为的资源与权力来说，双方之间又存在着明显的对立不均衡；就医患双方在交往过程中的相对地位和可能经受的利益得失来说，医患双方所面对的又是一种不可逆的互动困境。这就使得信任建立的一些基本途径方式与条件在医患之间的特殊交往过程中难以有效地发挥出其具有普遍意义的作用与影响，甚至无法确立其发挥作用和施加影响的立足之地。依据相互之间的认识了解与认同共识而产生形成的人际信任，自然需要在长期和多次的交往互动中才有可能得以实现，短暂形式化的交往缺乏全面完整地了解一个人的条件与机遇，几次偶然的交往也不足以揭示呈现一个人深层内在的品性与特质，持续长久的交往互动是认知型人际信任产生形成的必备条件，因为在这样的过程中交往双方才有可能逐步消解相互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预期行为的不确定，正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然而在医患之间的交往互动中，医患的特定情境限制和削弱了医患之间持续长久的交往互动与多方面的接触了解，医院日趋成为诊治人体疾病的修理工厂和进行医学研究的临床实验室，医生的职业也愈益高度组织化、职业化和专业分工化，从而使得病患与病人被分离开，医术与医生被分离开，传统社会中医患之间富有人情味的密切交往和理想境界中充满人文关怀的医患互动被分割肢解而日益淡薄消散。因此，在医患之间的交往互动过程中，信息的不对称和行为的不确定始终都难以仅仅凭借职业化技术取向的医患交往而彻底地予以消除，建立在认知与认同基础上的人际信任自然也就无法生根与成长。

正式的规章制度与组织建制对于约束遏制人们行为的机会主义与不确定具有着强有力的功效。现代社会中医生职业与医疗机构的职业化和组织化，既依赖于医学知识技术的不断积累更新所推动的专业化和精细分工，更有赖于医疗活动和医学知识技术生产使用的组织与制度的不断建立与完善。这一方面强化了人们对医疗机构与组织制度的信心与信赖，规范的医疗运作程序和运作架构也使人们相信其所作所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但另一方面却也同时削弱了人们对医生个人的信任与信心，将人们对医生个人的信任替换为对医生所隶属的医疗组织与制度的信任，从而使医患之间立足于利害机制的制度信任被进一步地外化在医生与病人的直接交往之外，制度的奖惩约束被分割成医生所隶属的医疗组织与病人所依附的社会组织的内部机制，而不再是医患之间直接的行为制约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医患之间凭借组织制度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自然不可乐观。

制度信任得以建立的另一重要条件即是交往双方的行为互动须是在一能够持续重复的过程中进行的，也即互动博弈应是重复博弈，而不是一次性或终结博弈，因果报应须是可预期和可计算的。这样制度建构中的利益奖惩机制才能够有效地威慑、遏制和约束自私自利的机会主义与各种卸责行为，促进和推动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但是在医患之间的交往互动中，这种持续重复的互动博弈往往因医患交往的不可逆性而难以稳定地进行，特别是在医患双方在病患诊治过程中经历了预期之外的不利遭遇时更是如此，这就使医患之间的交往互动更多地成为一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一次性博弈，从而最终使制度建构中的利益奖惩机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使医患互动博弈中的计算型信任演变为计算型的不信任（注：不信任的产生既可能来源于组织制度建构中的控制机制，也可能是由于政治权势的干预和控制，还会是因为价值观的对立冲突，甚至是民主制度的客观需要。其中精确化的算计和结构化的控制往往是产生不信任的直接原因。参见S.西斯金与D.斯蒂克尔：《通往地狱之路》（收录在L.克雷默与T.泰勒主编的《组织中的信任》，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D.甘姆贝塔主编：《信任：合作关系的建立与破坏》，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J.哈特·伊利：《民主与不信任》，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医患信任是产生形成于医患互动过程中的医生与病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是一种具有着鲜明个性化色彩的人际信任，这种信任不仅包括对对方外在言行表现充满信心的期望与信赖，而且也包含了对对方内在品性与特质的确定无疑的认可与接受。如病人对医生的信任不仅包含了对医生医术的信心与期望，也包含了对医生医德的信赖与放心，是一种对客观事实的确信和对主观世界的寄托。医疗机构组织和医患个人的特殊身份地位虽然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但都无法改变或取代医患信任中的这些个性化内涵。这样的一种医患信任的产生形成需要相互之间持续充分、平等互助的交往与互动，需要相互之间有更多地认识了解并能达成共识。然而如上文所述，由于社会日趋变动不居与异质化，社会的组织化与制度化程度愈益精细严密，从而动摇和瓦解了医患之间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建立的根本基础，因此在医患交往互动过程中，医患双方的相互信任只有可能借助于双方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纽带来建构，这种关系纽带既可消除交往的不对称与不充分对信任建立产生的不利影响，化解交往的异质特性，将陌生人之间的交往转换为自己人或自家人的交往，也能克服制度约束的外部化和组织化弊病，将双方之间的互动博弈转变为关系圈内的网状博弈，将正式制度建构中单一的利益奖惩机制转化为非正式规范中多元的社会评价机制。

医患红包的产生即与医患之间关系信任的建构密切相关。关系信任建构的前提与基础即是交往双方之间所存在的各种现实的或潜在的、先赋性或后致性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既可依据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血缘、地缘与业缘的相互联系而建立，也可凭借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交情、友情与人情的相互粘接而形成，尚可借助于人与人之间利益得失的相互交换和制衡而建构起来，甚至是将这几方面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编织经营起双方之间的社会关联。然而无论是何种途径与方式的关系建立都需要有能够融洽双方之间的交往、密切双方之间的关系、缩小双方之间人际距离的关系媒介发挥作用，这种关系媒介既能够恰如其分地体现交往双方之间应有的关系，也可以较好地表达交往中双方特有的情感体验，更能够为交往双方带来实际的互惠互利，就如同是粘合剂一样能够将相同与不同的交往个体有效地黏接在一起。红包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媒介。红包不仅是传统社会习俗礼物依随人们物质生活与价值观念的改变而不断演变更新的产物，也是商品经济与市场交换日益渗透侵入人们的社会生活和非物质化意识存在领域的结果。

在有关红包的人类学研究中，红包之所以成为一种用于社会交往与关系建构的符号性礼物，而替代了传统习俗中的实物性礼物，就在于红包既具有着传统习俗礼物的意义表达与关系建构的功能，更具有了与时俱进的利益互惠与交换的工具性作用（注：阎云翔在其关于礼物的研究中曾详细描述分析了中国乡村社会中的礼物往来及其社会功能，其中包括关于礼金、随礼等先前只具有经济交换功能的钱财现金转化为具有社会涵义的习俗礼物的论述。参见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而作为礼物性的红包到后来之所以会蜕变为商品性的红包，被广泛运用于人们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各个方面，则不仅是因为礼物红包具有着显著的应时顺变的工具性功能，更是由于作为礼物的红包从根本上消解和剥离了传统习俗礼物所具有的人格化特质和自然的物质属性（注：有关习俗礼物转变为交易商品的问题，在格雷戈里的著作中有着极为深刻、准确和模式化的比较分析与论述，其中礼物的人格化及其不可异化性与商品的非人格化及其可异化性是区分礼物交换与商品交易的根本依据所在。参见C.格雷戈里：《礼物与商品》，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从而使作为礼物的特殊物品被普遍化为仅具有实际效用和价值的一般性的生活用品和生产产品了。在红包的这种从钱财实物演变为习俗礼物进而又蜕变为买卖商品的过程中，红包的作用和功能在不断地被丰富与强化，红包的运用也日益被扩展到传统社会交往之外的其他社会生活的领域。在医患互动关系中，正是由于医患交往的特殊性以及医患之间信任建构的特殊性，这才使得融习俗礼仪与市场交换的价值意义为一体、集关系、情感与互惠互利于一身的医患红包成为了促进医患的交往互动，建立起可约束的医患关系和可预期的医患信任的非制度化的有效手段。

四、结语：嵌入性的制度建构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第4篇

关键词：国企职工;人际信任;危机;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4）36-0033-02

人际信任危机就是指对对方能够履行他所被托付之义务及责任产生怀疑，双方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出现的不安全感。国企职工在社会转型期也出现了人际信任危机，研究国企职工的人际信任危机程度对于了解劳动者群体甚至更广大民众的人际信任危机的现状显得尤为重要。本次调查采量表法及访谈法，量表使用人际信任量表（ITS），其内容涉及各种处境下的人际信任以及不同的社会角色。调查对象均为贵州省Z公司的在职职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共发放量表300份，回收有效量表260份，调查对象年龄段从20～60岁。

1 贵州省Z公司国企职工人际信任实证调查结果

通过对贵州省Z公司在职国企职工进行量表调查以及深入的访谈，发现国企职工人际信任危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1.1 国企职工存在人际信任危机

国企职工的人际信任程度得分普遍较低，得分平均值显著地低于量表的中间值。此次量表测量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可以表明国企职工的人际信任危机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1.2 国企职工对于父母等亲人的信任程度很高

即国企职工与父母等亲人之间基本不存在人际信任危机。国企职工对于父母的人际信任程度得分平均值超过题目中间值，调查者中得到最高分数的人数也达到总人数1/3以上，充分说明国企职工与父母之间基本不存在人际信任危机。

1.3 国企职工对于陌生人的人际信任程度很低

国企职工与陌生人之间存在很大的人际信任危机问题，对陌生人的人际信任程度得分平均值明显低于中间值，调查者中得到最低分数的人数也将近是总人数的1/3，说明国企职工对陌生人存在人际信任危机。

1.4 对政府法院等国家机构工作人员信任程度一般

国企职工对于政府法院等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信任程度一般，虽然存在一定的人际信任危机，但是危机影响程度并不严重。国企职工对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信任程度得分集中在题目中间值上下，表明国企职工对国家机构的人际信任程度一般，与国家机构工作人员之间没有十分严重的人际信任危机。

1.5 对新闻媒体工作人员信任程度较低

国企职工对于新闻媒体工作人员的人际信任程度比较低，国企职工与新闻媒体工作人员之间存在有人际信任危机。国企职工对于新闻媒体工作人员的信任程度得分平均值低于题目中间值，调查者中得到最低分数的人数也超过总人数的1/4，说明国企职工对新闻媒体工作人员存在一定的人际信任危机。

1.6 对同事信任程度不高

国企职工对于同事的信任程度不高，国企职工与同事之间存在有一定的人际信任危机。根据访谈内容显示，国企职工对于同事之间的信任程度比较低，不会轻易相信周围的同事，与同事之间存在一定的人际信任危机。

综上所述，国企职工存在人际信任危机，除了父母等亲人之外，国企职工的人际信任危机表现在与陌生人之间、与国家机构工作人员之间、与新闻媒体工作人员之间以及与同事之间。其中，国企职工对于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人际信任危机程度较浅，而对于陌生人、新闻媒体工作人员和同事的人际信任危机程度较深。

2 贵州省Z公司国企职工人际信任危机原因分析

2.1 国企职工自身因素

2.1.1 文化程度越高的人对外界社会的信任程度越低

国企职工受到高等教育者更容易看到或听到社会媒体报道的社会欺诈现象，将其视为前车之鉴并加以小心，从而也随之减少了对他人的信任程度。职于Z公司45岁的李某表示，“平常经常会看报纸，上网，会看到很多不好的社会现象。”了解太多社会上各种诈骗行为，也会增加国企职工人际信任危机程度。

2.1.2 国企职工对外界新闻和最新文化的敏感性强

国企职工更容易感受到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降低对同事等周围人群的人际信任程度。任职于Z公司财务部的25岁的刘某表示，“当看到有些人被骗的新闻后就会提醒自己，如果自己下次遇到同样的情况一定要谨慎。”对新闻的敏感性使国企职工在遇到和新闻报道中相似的情况时更加不愿意相信他人，从而影响人际信任程度。

2.2 国企职工所处的环境影响因素

2.2.1 社会转型期的经济原因

市场经济体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影响国企职工对陌生组织、陌生人以及竞争者的信任程度。某些唯利是图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通过不正当经济行为赚取利润，这些现象经由新闻媒介传播给国企职工等大众，使其对于社会上各种企业和商家的信任程度下降。例如添加三聚氰胺的奶粉、毒胶囊等食品安全问题加深了大众对社会企业等各种组织的信任危机。

2.2.2 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原因

政治转型期的政治权力分配出现问题，导致出现了官员的现象，影响着国企职工对于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人际信任程度。政府在转型期法律及制度监管体制不健全，导致企业组织出现的不正当经济行为缺少切实有效的监督，降低国企职工等大众对于国家法律及制度有效性的期待，影响国企职工对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信任程度。

2.2.3 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原因

大众传媒不断发展，交往方式的增加使人与人之间真正的亲密感降低，进而影响国企职工等大众对朋友、家人等人的人际信任程度。虽然看似人际沟通的次数增加了，但是实质上人际沟通的质量却在下降，任职于Z公司离退休人员服务部的谢某提到，“现在与别人联系都是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所以也确实感觉现在的人们没有以前那样的相互信任了。”

3 解决国企职工人际信任危机的几点建议

对于国企职工的人际信任危机，可以从自身、国有企业、社会和政府的角度三个方面开展活动，进而切实有效地帮助国企职工缓解人际信任危机。

3.1 国企职工自身要提升对他人的信任

①作为信任者，最主要的是抛除偏见。在此次访谈时，国企职工都认为“大部分人都是骗子”，但是事实上并不一定就是这样，必须要抛弃这一固有思想，客观地看待被信任者，才能发现更多可以信任的人或事，从而增加对他人的信任程度。

②作为被信任者，缓解人际信任危机的同时，不应该只是单纯地要求他人真诚地对待自己，更要从自身做起，真诚地对待他人，也正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所有的人都可以注意自身的诚信行为，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也就很难产生了。

3.2 国有企业应采取有效举措缓解职工信任危机

作为国企职工的所处的工作环境，从国有企业的角度开展一些有效的活动，可以帮助国企职工更加有效地缓解与同事之间的信任危机，从而促进国企职工提高对于周围其他人的信任程度。

3.2.1 增加员工之间的合作机会，培养团队合作意识

首先，在精神层面上要灌输团结协作的思想。可以在工作前就将职工聚集起来一起探讨工作任务，强调职工都在完成同一件工作，彼此的目标相同，只有团结协作才可以将工作完成好。

其次，要在政策上号召职工在工作中团结合作。在任务分配后，可以鼓励职工之间增加沟通联系，协调完成任务，及时了解彼此的工作进度，提倡互帮互助，遇到问题一起解决。

3.2.2 完善职工竞争机制，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首先完善竞争机制中注意对职工工作过程以及综合素质的考察。当竞争机制真正得以实施，公平竞争下的职工可以消除以往彼此之间存在的各种猜疑，更加容易沟通，信任程度也会提高。其次尽可能增加职工的升职空间，提供一定的升职机会，这有助于降低竞争比例，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职工不断进行职业学习，提高工作能力。

3.2.3 开展促进职工良好关系的活动

首先在周末或节假日组织职工一起出游或者做其他集体活动，在没有竞争压力和工作压力的非工作时间多加联系，就更容易把自己真实的一面展示出来，从而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增加职工之间的信任程度。其次，开展一些团结合作的素质拓展游戏，这是社会工作者进行小组活动时经常使用的方法，可以通过让职工们在游戏中相互合作帮助他们明白团结的重要性，进而将团结合作意识扩展到日常工作中，增加职工之间的信任程度。

3.3 政府出台有效机制，建设诚信社会

国企职工的人际信任危机有社会背景原因的影响，因此要缓解信任危机，也需要从政府和社会的角度进行全面的考虑。

3.3.1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督举报机制，打击和减少社会不

诚信行为

首先，国企职工和社会大众对于社会上发生的各种不诚信行为十分关注，必须通过完善相关法律，一经发现不诚信行为就对其进行严厉惩处，缓解民众对于陌生人的信任危机。

其次，完善监督举报机制，使各种不诚信行为没有存在的可能。如果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发现各个企业或个人的不诚信行为难免会存在很多的漏洞，所以要通过完善监督举报机制，使民众都可以参与到检举不诚信行为的行列中来减少社会上的各种欺诈现象，增加民众对社会的信任程度。

3.3.2 对新闻的真实客观性进行把关

首先，要继续发挥新闻报道的揭露作用。新闻报道对于社会上各种不诚信行为的揭露可以对于其他企业或个人起到警示作用，从而减少不诚信行为的发生。

其次，要保证新闻报道的真实客观性。如果对于不诚信行为的报道过于夸大其词，会增加民众对于企业和他人的不信任感。对不诚信行为的报道遮遮掩掩，民众无法得知其中的真相，当遇到相同或相似的情况而没有防备、受到欺骗后，会加深对社会的不信任程度。

参考文献：

[1] 杨中芳，彭泗清.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概念化：一个人际信任的观点[J].社会学研究，1999，（2）：1-21.

[2] 柳晓青.关于社会信任状况调查的分析与评估[J].法制与经济，2011，（4）：133，135.

[3] 张艳芳，孙长坪.市场经济下“国有企业”概念反思[J].重庆科学学院学报，2009，（2）：88-89.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第5篇

【关键词】组织信任危机；人力资源管理策略

入世后，我国市场逐步向国际社会全面开放，因此，我国企业所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组织信任的重要性也日益彰显。只有提高企业内部组织信任度，才能降低企业内各部门之间、员工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员工满意度，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一、组织信任的内涵和特点

“信任”是人际关系中最基础的内容，但是，不同性质的关系需要不同程度的信任。正如行人过马路，他需要信任不会有车突然撞向自己；漫步街头，我们也只需要相信身边的陌生人不会进行无端骚扰；但是如果是处于某一组织之中，比如是同一家企业的同事，那么就需要更深层次的信任。因此，在组织行为中，“信任”的本质是组织成员之间的一种关系属性，是交往双方在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一方对另一方在能力和人品上的信心，如果没有这种起码的信心，就会使“共事”的效果大打折扣，就会使员工的绝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到相互之间的猜疑、防备和争执中来，反而把企业本身的使命——客户价值的创造——抛诸脑后。企业组织的信任可分为上司与下属之间的信任、员工与雇主之间的信任、同事之间的信任、管理层内部的信任等不同类型。通过对相关学术研究的分析，本文认为，组织信任应该具有以下特点：风险性，由于人的个体差异，组织成员之间的差异也是存在的，这种差异势必导致成员间信任的风险；倾向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肯定会以自身长期形成的一种观念为基础，尤其是与陌生人交往的过程中，更会表现出不同的倾向；传递性，相互信任的人，会对对方也信任的人产生信任，这就是一种传递性。

二、与组织信任危机中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

信任是企业得以健康运行的基础。没有信任就没有凝聚力；没有信任就没有战斗力；没有信任就没有生命力。“信任”不可能凭空而降。信任的建立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管理者如果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当下服务的企业是人生的事业平台，那么，就要有为建立信任付出代价的思想准备和胸襟。在更多的情况下，甚至需要对自己的个人利益做出牺牲。因此，当“信任危机”到来的时候，或者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出现互不信任的征兆时，管理者首先要进行冷静客观自我反思，而不仅仅是抱怨对方的背信弃义。既然信任是人与人的关系中一种客观的状态，它就不可能是单方面努力的结果。“不信任”或“信任危机”同样也不可能仅仅给一方带来伤害。因此，努力建立“信任”的关系，并非某一方的义务，要想从根本上消除信任危机对于企业的影响，必须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化解企业内部信任危机。

1.注重员工与企业文化的融合。只有员工真正认同了企业的文化，才会用心为企业的发展出谋划策。要加强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融合能力，尤其是对于新进员工的培训，更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而要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员工之间达到理解，必须根据客观环境，结合企业自身的战略发展要求，建立起独特的企业文化及理念，使员工对企业文化形成共识和共同的价值观。只有这样，企业与员工之间的信任才有了坚实的基础。

2.注重有效的沟通。只有有效的沟通才能有利于明确企业的战略发展目标，有利于员工之间的相互交流和了解，并结成伙伴关系。有效的沟通是组织运行与发展的前提，而要真正进行有效的沟通，必须制定科学的决策机制，而在制定决策时，必须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员工的心声，另外应该鼓励员工积极创新，提出合理化建议。

3. 实现合理授权。事必躬亲会使得团队失去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变成只能听从命令的机器人，企业要想建立健康的信任机制，必须通过合理授权，使员工能够充分发挥自己能力。同时，在一定的指导和监督下，企业领导人应该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给予属下员工相应的权利去完成本职工作。

4.规范考核和激励体系。一个企业应该在考核和激励上公平、公正、公开，才能赢得人心。企业管理者必须做到能者上、庸者下，任人唯贤，不能任人唯亲。同时，合理的激励体系也是吸引人才的重要手段，没有合理的回报，空谈信任，是不现实的，因为薪酬是对员工价值的一种认可方式，也可以理解为公司对员工是否信任的重要表现。

同时，为了加强员工与企业之间的信任，使员工在工作中有足够的安全感，就必须建立明确的标准来衡量去留问题，即做到透明和坦率，以减弱员工的疑虑与恐慌。

5.信守承诺，敢于承担责任。要正确认识自己的错误和失误，勇敢地承担个人责任，不要文过饰非，互相推诿。如果打了一场败仗，就把责任推给下属，还有人听你的号令去冲锋陷阵吗？同时作为一个管理者，必须言必信，信必行，行必果。否则就会失去拥戴。当奖则奖，当罚则罚，切不可朝令夕改。 除此之外，人和人之间毕竟是由感情维系的，无论是制度约束还是其他形式下的信任，都离不开感情因素。但是必须尽最大程度把情感与制度分开来，以保证整个企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三、结论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尤其是企业中上下级之间，信任是一种客观的状态，而不是一种约定或承诺。信任是不可能通过约定或承诺的方式来实现的，它是一种水到渠成的结果，只能在实践的考验中去“建立”。具体来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能力的“信任”，只能依靠工作成果来赢得，因此，这种信任是不断“验证”的结果；而对品质或立场的“信任”同样只能通过点点滴滴的“考验”来积累。如果上下级之间达不到充分信任的“客观状态”，管理者最好不要草率去追求担任更高的职位，更不要仓促提拔下级担当大任。否则，在“信任危机”不期而至的时刻，无论是作为当事人的管理者，还是企业本身，都没有一方会是真正的赢家。

参考文献

[1] Arrow,K.The Limits of Organisation[M]. New York,Norton & Co.1974.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第6篇

关键词：信任；教师合作；生成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4289（2013）07-0005-03

一、当前教师合作中信任生成的必要性

在当今的教育变革中，“合作”已经成为不同变革主体间共同选择的一种重要行动策略。教师之间的合作，作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一条有效路径也达成了共识，但在实践中教师合作实效性的严重不足却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沟壑”。有研究指出，提升教师合作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学校教师同伴合作高度信任的基础之上的[1]。形成持续的、强有力的合作关系需要彼此之间信任的积极支持，“信任”理应成为推进不同主体间有效合作和互动的一种“剂”。

信任既是合作的基本前提，也是合作的必然结果。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对“信任”这一前提条件的存在似乎过于乐观了。学校教师内部之间、教师与专家之间的关系信任程度还是比较低的[2]，信任的缺乏也就成为当前教师合作存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根本问题。虽然一些研究都强调了教师合作的自愿、平等和批判性互动等特征，试图形成一种“诤友”的关系，合作中蕴含的“信任”前提似乎因为它是理所当然的而被有意遗忘，但正是忽略了信任的因素直接影响到教师合作的浅表化、形式化，在合作中存在着习惯性的防御行为。有研究指出，教师合作失败的原因主要表现为：狭隘竞争心理作怪；缺乏诚信、理性不足；在合作中过于算计、怀疑对方、不肯真诚合作等方面[3]。设若细究，这些看似不同的原因又都存在着一个共通的地方，即合作双方缺乏信任的基础。

信任的“在场”，影响着交往双方的相互理解与尊重，使共同行动的合作行为成为可能，而且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质量也就越高；反之，信任的“缺席”，则导致交往双方的有效沟通难以形成，仅仅勉强在形式上一起工作而已，增加了共同行动的行为成本。郑也夫认为，合作的基础是关系的持续性，持续关系与合作之间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信任，即持续关系可望产生信任，信任导致了合作[4]。这种持续性关系的维系以及合作性关系的展开，也都离不开“信任”这一潜在的变量或因素。事实上，信任与合作是紧密联为一体的，没有信任的所谓合作，顶多只是具备了彼此相互协作、互助的形式，实际上是交往双方相互利用、互为工具的“共事”而已。可以说，真正有效的合作是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的。其实，教师合作本身作为不同参与主体间的一种人际互动方式，主要包括“专业互动”和“社会—情感互动”两个侧面，其中，“专业互动为社会—情感互动确定方向和边界，而社会—情感互动则为专业互动提供基础”[5]。互动的发生与实现，不仅需要投入社会情感因素来营造一种积极的文化心理氛围，而且也需要主体间彼此的专业信任，促使教师产生一种信任感和归属感。可见，只有具备了信任这一前提条件，不同参与主体间的合作才能向纵深推进。

二、教师合作中信任生成的基本策略

为了建构一种基于信任的教师合作，信任的有效生成不仅需要教师个体的承诺兑现、情感投入以及个体特质的养成，塑造一种可信任的教师自我形象，形成积极的关系信任；而且还需要改变与超越传统的学校组织结构，在学校空间内形成积极的信任文化氛围。当然，基于信任的教师合作的有效实现，也离不开合作主体自身专业素质的动态提升，以及批判质疑精神和能力的养成。

（一）建立积极的人际互动关系[6]

信任的存在促使教师双方相信对方是合作的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从而能够放心地采取合作的态度与行为，内在地保持一种积极的安全感。我们知道，信任是人们日常例行化交往、互动的必要基础，然而人际之间的信任关系并非预先给定的，而是不断动态建构起来的。这种信任的建构意味着“一个相互的自我开放过程”[7]，也即自我与他者之间相互敞开胸怀的过程。自我与他者相互开放的过程，一方面是个体自我实现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则是促进作为“关系”的情感纽带的建立，减少相互之间的怀疑甚至诋毁等负面效应。从信任发展的动态轨迹来看，互动双方的信任关系会经历三个阶段：基于威慑的信任、基于认知（或了解）的信任以及基于认同的信任。一般来说，“基于威慑的信任”主要是指关系双方出于对破坏信任关系可能遭受惩罚的恐惧，以维持一种表面的、临时的信任；“基于认知的信任”依赖于个人在以前的交往中对他人能力、责任感等情况的充分了解，从而预测他人在特定情境中可能采取的行为；“基于认同的信任”则强调了互动双方的信任是建立在认知与情感相互认同的基础上，彼此能够充分考虑与理解对方的感受、愿望和主观意图，从而做出主动的选择与行动[8]。显然，从信任程度的牢固性来说，不同合作主体之间的互动交往都急需这种基于认同的信任。只有以充分的认知和情感交流为基础，才能消解彼此双方已经或可能出现的信任危机，从而塑造一种值得信任的教师自我形象，形成和维持互动双方的信任关系，以保证合作的持续性。

（二）构筑温馨的实践共同体

在学校组织结构内部，教师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有效互动，总是需要营造一种充满信任的合作文化氛围。封闭僵化的组织文化环境，教师难以寻找到一种积极的情感归属，也就不可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也由于教师工作特性的影响，个人主义教师文化造成了教师之间没有合作共事的习惯，彼此的疏离和不信任感的存在极易造成教师合作的缺失。只有当教师浸润于一种信任文化氛围之中，才可能与他人展开实质性的合作，冲破自己编织的、隐蔽的“意义之网”的枷锁，重新构筑自己的教学实践。当前，专业学习共同体的形成与构建，能够帮助教师产生一种“在家”的确定感和熟悉感，形成强烈的信任感和归属感，促进不同教师之间的专业合作与情感互动。诚如鲍曼所言，“共同体”一词能给人一种赖以信任、安全的感觉，就像是一个人生存的“家园”，它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9]。这种信任感和归属感的存在，能够保障共同体成员间持续不断的、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与合作。

（三）塑造共享的价值规范

教师之间的合作需要拥有一个共同的发展目标或愿景。如果每个教师在合作、互动过程中，都只是按照自己的价值准则来评价与要求对方的行动，那么彼此间的信任危机就可能爆发，所谓合作也自然就徒具形式了。共享的价值规范能够促进教师在理智上和情感上的积极投入，进而保证教师合作的有效性。福山（Fukuyama，F.）指出，“信任可以在一个行为规范、诚实而合作的群体中产生，它依赖于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群体成员的素质”[10]。可见，共享的规范和一致的价值观是信任的基础。人们之所以能够合理地预期他人的行为，信任他人，就在于相信他人能够与自己一样共同遵从并践履某种行为规则和价值观。因此，教师合作的真正形成必须基于群体成员在行为规范和价值观上达成共识，具有共享的目标指向，并且群体成员对达成的价值共识能够自觉遵从。只有自觉遵从共通的教育愿景，每个教师都能够对自己的行动担起道德责任，彼此之间的合作才会更加持久、深入、有效。

（四）动态提升教师自身的专业素质水平

信任的产生不仅依赖于群体成员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而且也离不开成员自身的素质水平。郑也夫认为，“信任是一种态度，相信某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它可以表现为三种期待，对自然与社会的秩序性，对合作伙伴承担的义务，对某角色的技术能力。”[4]54-55其中，对一个人是否具备某角色的技术能力的期望高低，直接决定着对他未来可能采取某种行动的信任程度大小。教育实践中教师对资深教师等专业权威的主动信任，就是相信这些合作主体具备某种专业知能，可以给自己的发展提供足够的专业引领。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合作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不对等的，缺乏互惠与共生的基础。当然，我们需要首先承认不同教师合作主体之间的差异性存在，这种差异也将贯穿于合作过程的始终，但合作的目的应在于互惠与共生的实现，信任关系则为这种目的的实现提供了内在保证，而群体成员唯有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水平，才能真正地赢得彼此的信任。所以说，教师之间的合作不是仅仅在低水平、低层次上的重复运作，不是也不可能消解每个合作主体之间的差异，而是在尊重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动态地促进每个教师发展的最大化。其实，信任是一种双向建构的，既指向对他人的信任，也蕴含着对自我的信任。这也是教师进行相互合作的社会资本。对自我的信任是对他人产生信任并赢得他人信任的前提，恰如弗罗姆所说，“我们相信自己，也具有同样的意义……只有信任自己的人才能有能力信任别人”[11]。但这种对自我的信任并不是盲目的自信心，而是建立在不断提高自己专业知识、能力的基础上，能够胜任或符合对某一角色期待的要求。

（五）养成教师自我反思批判的意识和能力

由于每个个体都缺乏完整或充分的知识与信息，为了减轻行动的负担、简化行动的复杂性而谋求必要的信任。所以在认识论上我们永远只具备“未充分归纳的知识”，这也需要我们在合作中能够相互信任，反身性地审视自己所拥有的知识经验和教育信念，来弥补自身认知上的欠缺；同时也需要我们能够保持一种不信任或质疑的态度，来合理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其实，对“信任”的强调并不必然导致对“不信任”的绝对否定与消极排斥，因为不信任并不是信任的对立面，而是信任在功能上的等价物，“信任和不信任作为普遍的态度都是不可能的，那要么是太危险，要么是太沉重”[12]。持有合理的不信任态度和质疑精神，意味着合作主体能够审慎地看待行动中的理由或依据，而不是没有批判反思地盲信、轻信。如果盲目信任或完全依赖他人，则会导致教师缺乏甚至丧失自我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可见，在教师合作中，适当的不信任是十分必要的，它为教师的批判、质疑提供了可能与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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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饶从满，张贵新.教师合作：教师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J].教师教育研究，2007，（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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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尹弘飚.重建课程变革联盟中的信任[J].教育发展研究，2008，（8）：18-21.

[9][英]·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序.

[10][美]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彭忠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30-31.

[11][美]弗罗姆.为自己的人[M].孙依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180.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第7篇

关键词：人际信任；知识共享；农业企业；知识型员工

中图分类号：F27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24-6608-05

知识在知识经济时代是农业企业获取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资源。管理大师Drucker曾说，知识业已成为资源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其他要素都要依靠知识来更新与装备。知识是惟一有意义的资源。而知识的获取、传递和利用，都与知识共享紧密相连，知识共享能给农业企业内知识的量带来质的飞跃，实现农业企业知识创新，为农业企业创造更多价值。在组织公民行为范畴内的知识共享行为通常发生在组织情境中，以个体的内在动机和主观规则进行行为选择。员工之间的知识共享意愿和行为最可能受到彼此信任关系的影响[1]。目前理论界主要从员工对上级以及同级间这2个层面展开对人际信任和知识共享关系的探讨[2，3]，结果显示认知信任、情感信任对知识共享有着显著作用。现有研究也较为充分地证实了人际信任与知识共享的关系，进而深化到各变量结构维度的内在关系就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基于此，本研究试图探讨农业企业知识型员工之间的人际信任与知识共享关系，选取知识共享意愿为中介变量，重点研究认知信任、情感信任能否通过知识共享意愿对知识共享行为形成积极影响，以丰富和发展信任及知识共享理论。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认知信任、情感信任与知识共享行为

信任源于社会学者Blau的社会交换理论[4]。在组织行为学领域内，信任的关注主要有两点：一点是员工的人际信任，包含员工对上级、同级间的信任关系；另一点是员工对系统或整体的组织信任。目前人际信任被分成情感型信任和认知型信任属于众多学者较认同的维度划分[2]。根据McAllister的观点，认知信任属于知识型员工基于对方能力与可信赖性的认知判断；情感信任则是知识型员工双方之间基于情感基础而形成的信念。

对于认知信任，其产生的基础是技术的可信与绩效的可靠[2]。Chowdhury[5]证实认知信任对知识获取有着显著的影响。曲刚等[6]发现员工之间形成较高的专业知识信任度能提高知识共享的效率。知识型员工双方的信任水平基于对方行为的预期，假设双方之间认知信任水平比较低甚至不存在，那么任何一方都有可能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不采取知识共享行为。相反，假如双方之间的认知水平很高，知识拥有者对对方具备的知识结构比较了解且具有很高期望，那么双方之间的责任感也会增强。由于彼此信任的水平比较高，知识拥有者进行博弈决策时，可能会把对方的利益得失纳入考虑范围内，进而主动进行知识共享。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认知信任对知识共享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Holste等[7]证实，员工之间的情感信任关系会影响知识共享，特别是对隐性知识的分享作用更显著。还有部分学者选用实证方法证明了情感信任对知识共享行为有显著的积极影响[5，8]。情感信任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注与关心程度。人属于集群动物，一定程度上有较强的归属动机与责任感。集体自我作为自我不可或缺的部分，一旦知识型员工意识到自己和他人属于同一利益共同体，则会对该群体形成情感认同。知识共享可以提升群体绩效，进而提高群体地位和个人自尊，所以知识型员工之间会主动地进行知识分享，这也解释了非正式组织成员之间更能够相互信任且擅长共享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2：情感信任对知识共享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假设人际信任的2个维度都能对知识共享行为有显著影响，那么这种影响中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在知识共享过程中，认知信任对情感信任产生正向影响，认知信任水平提高，情感信任程度也会提高[9]。McAllister[2]研究发现认知信任的产生领先于情感信任，且对情感信任产生积极影响。由于在工作关系中建立了较高的认知信任，知识型员工双方有了一定的信任基础，同时二者又处于高水平情感信任的主体之间，双方的信任关系会更加亲密，会经常无意识地进行知识交流。当对方遇到问题时，知识拥有者知晓自身具备的知识优势，会主动、友好地表现出知识共享行为。员工之g较高的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关系会促使他们愿意共享知识资源，并且相信共享知识不会给自己带来不利的后果[10]。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3：认知信任与情感信任的交互作用对知识共享行为的正向影响更显著。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第8篇

关键词：信任危机 原因 市场 发展 阻碍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建立，我国已经逐渐进入现代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价值理性日渐式微，科技理性不断被张扬。从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过分张扬的科技理性会给人们带来福音的同时，还会给人们带来严重的社会风险，这种社会风险就是“信任危机”。在“信任危机”时代，人与人之间逐渐由“熟人”走向“陌生”，企业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出现异化，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起步，无论从社会形态上，还是从制度上都很不健全，这样就使得“信任危机”不断加深，从而严重阻碍了我国市场的正常发展。为应对“信任危机”，认真分析“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对我国市场发展造成的危害，对于规范我国市场行为，促进市场良性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信任危机”的产生原因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确立，计划经济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是，这两种社会经济之间存在的断裂在短时间内无法进行弥补，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原本存在的交往体系被打破，新的制度和规范形成尚需时日，因此，不可避免地导致“信任危机”。

1、重新构建的交往机制导致“信任危机”

在市场经济与全球一体化时代，人类交往活动的范畴不断延伸，“熟人”更多地被“陌生人”代替。此时，“熟人社会”规范下的有效监督体制被打破，其交往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诺不再具有可信性与可预期性。企业之间的交往也打破了原来计划经济时代的固有机制，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变得敏感而不可期，市场取代了计划，竞争取代了合作，适者生存的法则取代了和平共处。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危机”逐渐出现并发展。

2、社会制度的严重失衡导致“信任危机”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原有制度的作用不再发挥或者被限制，而新的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此时就出现了制度上的缺失，在相关领域，人们没有制度可依赖，人们的行为也没有评判标准，于是，人们产生无所依赖的困惑和迷茫，从而导致“信任危机”。另外，社会的转型状况下，人们的利益诉求常常出现很大的差异，制度执行时会出现相当大的难度，有时还会出现信息不公开，执行不力或者不公平现象，这样就导致制度不再具有普遍的约束性，人们对制度产生不信任，导致“信任危机”。

3、市场经济下，问题频出加重“信任危机”

企业不断地陷入“曝光-道歉-再曝光-再道歉”的循环中，某些政府官员对于自已的公开言论丝毫不负责任，这些都一次次地玩弄人们的信任，挑战信任的底限。

继三聚氰氨事件后，2011年12月4日，国家质检总局公布对蒙牛产品抽检结果：蒙牛一个批次的牛奶中黄曲霉素M1严重超标，黄曲霉素M1是一类致癌物，其毒性与砒霜无二。就是这种长期占据市场份额，已被广泛认可的知名品牌的产品却是问题产品，这无疑是对消费者信任的一次无情摧残，从而导致人们对蒙牛，甚至是牛奶界的“信任危机”。

二、“信任危机”对我国市场发展的阻碍

1、“信任危机”增大了市场运营的成本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重新构建以及人的流动性增强，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薄，难以建立恒定且持久的互相信任，他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常常是局部的、暂时的。并且这种关系也不再以人的诚信为基础，取而代之的是法律法规以及契约的约束。在建立全新关系的过程中，无论是法律法规为基础还是以契约为基础，其成本都足够高于以诚信为基础。另外，如果因为一方违约给另一方造成一定的损失，其解决的途径必须诉诸法律手段，这样不但会浪费大量的时间，而且还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但会降低整个市场的运行效率，而且也会增加市场运营的成本，给市场带来沉重的负担。

2、“信任危机”增强了市场的风险

信任是保证市场正常运行的重要机制，是协调市场正常发展的重要保证。在市场运行的过程中，一旦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就会增加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使市场的不稳定性大大增加。在这个过程中，各交往对象之间缺少了最基本的相互信任，对市场的认同感以及责任感荡然无存，这样就会导致市场中的各个行为主体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导致市场难以进行整合与控制，致使市场无法正常运行，从而使市场的不稳定性大大增强。尽管成熟的市场是建立在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之上的，但是如果成熟的市场缺乏了必要的诚信，也会导致市场动荡不安，无法维持市场的良性运行。

例如：2011年11月，一直对外宣称乙肝疫苗研发和临床试验进展顺利的重庆啤酒，终于对外界解开了神秘的面纱，其研制的“神仙药”其疗效等同于安慰剂。消息一出，群情哗然，在A股市场上，重庆啤酒连续跌停，致使市场一片混乱。从2002年6月开始，重庆啤酒所有的公告中均显示乙肝疫苗研制和临床试验非常正常。在乙肝疫苗的研制进程中，研究人员以及重庆啤酒的高层领导掩盖了疫苗无效的事实，欺骗了市场，又一次将信任危机推至风口浪尖上。

三、小结

总之，“信任危机”严重阻碍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想消除“信任危机”，除了要大力继承和发扬优良的诚信品质，树立诚信意识，倡导社会主义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同时，还必须加强立法，制定必要的标准、法律法规和行为准则，加大处罚力度，增加犯罪成本，进一步制定公开、合理和规范的监管流程。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信任危机”，才能不断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重越.如何拯救中国的“信任危机”.文苑：经典美文.2011.03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第9篇

论文关键词 简化机制 信任 内涵

一、信任的内涵

（一）汉语语境下的信任

在现代汉语辞典中，“信”有以下意思：（1）作为动词：相信，认为可靠；诚实，不欺骗；信仰；（2）作为名词：信心，信念，信仰等观念；信徒；消息，信息；信件，信笺；（3）作为形容词：值得相信的。“任”，符也，从人壬声，被列在《说文解字》的人部，“壬”作为“任”初文，原意是一个人挑着担子，引申为担负，担当的意思。“任”在汉语辞典中有多重涵义，包括：（1）作为动词：相信，信任；使用，任命；负担，担当；听凭，任着；（2）作为名词：职务，任务；姓氏；（3）作为连词与副词：无论，不论，任何。《论语》中“信”共出现了38次之多，孔子将信任作为一个人之可否（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君王之成败（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国家之兴衰（民无信不立）的衡量标准，从“信则人任焉”到“信则民任焉”，无一不体现了传统社会对信任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信”与“任”合用是指“相信而敢于托付”，对信任的这一解释包含了信任具有观念和行为两层含义。从观念层面来说，信任是一种心理期望，这种心理期望使人们相信行为对象的意愿和行为是美好的，总是与自己的主观意愿相符合的。在行为上，信任是指相信对方的承诺，并敢于托付，如经济领域的合作行为。

在现代汉语中，经常与信任同时出现的词汇还有相信、信用、诚信和信仰。郑也夫在他的信任论中对这些词汇之间的微小差别做了说明：相信在语体环境中仅限于主体，如我们相信某人会来，信任在语体环境中既可以指向主体又可以指向客体，如我信任你，你是值得信任的。相信与信任在表示信任程度的关系上是一种递进关系，后者的信任程度更加强烈，反复的相信才能实现一定程度的信任；信用与信任的关系就好比是英文中“interesting”和“interested”的关系，前者作为名词，表示一种静止的状态，即可信任的，后者则更多的表现为动词，具体是指对客体是否值得信任的判断；诚信同信用一样，是一种客体属性，区别于信任的主体属性，诚信是观察者对被观察者品质的一种描述。在现实生活中，诚信也经常被认定为一种道德规范，是一项用来指导人们行为的重要准则，是一个静态的观念。而信任则包含了观念和行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信仰是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崇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和指南。”人通过对人、社会、宇宙的起源、存在、意义等重大问题进行追问，并以此来确立自己的价值和人生目标，信仰是现实世界在人精神世界中的内化。如果说信任是对此岸的、现实世界的认定，那么信仰就是对彼岸的、理想世界的憧憬和追求。

（二）西语语境下的信任

在西方学术界，表示信任的词汇有belief、faith、trust和confidence，这几组词都可以用来表示相信、信任。其区别在于：belief指承认某事是真的，不管有没有确切的证据，即使信任对象是假的甚至根本不存在也不会任何产生怀疑，强调信任是一种不添加任何客观因素的主观体验，强调信任的无条件性和纯洁性；同belief的无条件性相比，faith是一种有条件的信任，这种信任关系的建立需要有特定的事实或证据，只有存在一定的事实或证据能够证明信任对象是可靠的，才有可能建立彼此间的信任；confidence指信任主体通过掌握被信任对象或事件的信息，与被信任对象和事件进行接触，而产生的认定被信任对象是值得相信的、某事件是真实可信的信心；trust更加强调本人主观直觉对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作用。trust和confidence这两个词一直是英语世界的信任研究者们努力区分的同义词，有时这两个词汇可以通用，但也有学者表示前者的信任程度要明显高于后者。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信任的内涵具有多层次性，具体表现在：首先，信任表现为一种个体心理状态，信任是信任主体对信任客体思想和行为的一种期望，是一种人格特质或心理事件，它指导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其次，从人际交往的角度来说，信任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在人际互动和交往中产生，信任关系的建立受交往双方的态度、彼此的了解程度等因素制约，人际信任关系是整个社会信任体系的基本单位，个体在这种信任关系里明确个人的角色和他人的权利义务，建立并维护社会秩序；信任是一种文化，信任的建立基于共同的规范，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方面，信任的建立一方面受社会文化的制约，又在与社会文化的博弈中丰富着社会文化的内容；信任是一种伦理精神和道德品质，信任是人们从诚实、合作、互惠的行为中总结出的一种价值观，是一种重要的个人品质。

二、信任的特点

（一）个人倾向性

美国心理学家多伊奇认为，信任是一个由外界刺激决定的因变量。基于不同的情境刺激，个体会产生不同的信任心理，这种心理是一种随情境而变动的动态过程。在《信任的逻辑与局限》一书中，巴伯认为信任是一种心理期望，这种期望是对自然法则和社会道德的支持，也是一种对于被信任者自愿履行的一种确信。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在《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中提到，信任是构成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指的是对某人期望的信心。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信任源于人们根据自身的价值偏好和个人经验的单维度判断，是产生于个体心理活动中的一种主观体验，具有明显的个人倾向性。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独立于我们的行动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不随着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个人在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时，总是依据过去的经验、对过去经验的认识以及个体所有的知识对客观世界做出判断，个人眼中的世界就是他的所有世界。

（二）不确定性

信任的产生需要这样一个理论事实：未来是充满风险与不确定的，人需要对这种不确定性作出评估。信任与社会复杂性或者风险性息息相关，信任是针对风险的一种解决办法。在缺乏信任的环境里，个体会被对风险和复杂性的恐惧感所折磨，无法对风险和复杂性做出确定性判断，各种用来防范和规避风险的预防措施也就无从下手。尼克拉斯？卢曼对信任的定义就是与一定的风险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的《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机制》中，第一章便是社会复杂性，他花了大量的篇幅意在论证信任总是与一定的风险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由于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存在，才有必要对信任风险进行理性评估，从而决定采取信任还是不信任的态度，进而采取行动来规避风险。风险是信任产生的前提，信任是对风险的理性评估，只要采取信任的态度造成的损失小于带来的收益，那么人们就会选择采取信任的态度和行为。

（三）扩散性

信任作为一种社会心理，指导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具有扩散性的特征。在横向上，这种扩散性表现为信任心理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经济领域，信任心理可以增加合作行为的产生，减少不合作现象和贸易摩擦；在社会交往领域，信任可以消除彼此间的距离感，增加亲密度：在文化领域，信任有利于扩大对主流文化的赞同和支持，提高社会整合力度；在政府管理领域，信任有利于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实施，减少改革阻力。在纵向上，扩散性表现为信任需要在时间的维度下产生，过去的经验指导着现在的信任主体是否采取信任态度，具体来说，信任在一次次的博弈中产生，每一次博弈的结果都将影响着下一次的行为，当被信任的主体在一次事件中产生失信行为，那么他很可能在接下来的互动中更加容易令人产生不值得信任的印象，他需要为自己一次的失信行为付出数倍的代价。

（四）不平衡性

在消除未知风险这一问题上，信任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帮助，但是信任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对未知世界的恐惧，消除对模糊世界的不确定心理，帮助我们勇敢地迈进未来。社会心理学认为信任是对现实的未来会与自己想象中的未来保持一致性或者至少不违背的心理状态，简言之，就是现实朝着我们理想的状况进行，不信任则是与以上情形相反的情况。信任是一种资本，这种资本的建立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来建立，但毁灭却可能在一夜之间。正是基于这点，我们说信任具有不平衡性。一方面，信任是脆弱的，信任的建立需要当事人付出极大的努力，在信任关系建立后，仍要不断地付出努力以小心翼翼的维护这种信任关系。另一方面，信任的建立与信任的破坏是不对等的，相较于前者，信任的破坏要容易的多。⑥信任的建立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但信任向不信任的转化可能就在一夜之间，而且仅仅源自一次意外事件或者一个微小的失误，二者彼此的转化是极不平衡的。人们总是倾向于关注那些破坏信任的事件，而那些可以建立信任的事件只有在反复发生时，才有可能吸引人们的关注，前者的影响力要远远高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