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环境论文第1篇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源的紧缺，循环经济理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生态城市建立的条件和步骤，并提出了循环经济生态城市建设的几点建议。

论文关键词：循环经济生态城市

所谓循环经济，就是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赖资源净消耗线性增加的发展，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其理论萌芽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具体原则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杜邦公司提出的“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原则。它的思路是改变传统经济中“资源一一产品一消费一污染排放”的单向流动线性经济模式为“资源一产品～消费一再生资源”的自然生态模式．其理想境界是追求污染的“零排放”，最基本的精卒叶I足清洁生产。总之．就是按照生态经济规律来利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最早利用循环经济的国家是德国．亚洲搞得最好的国家是日本，而我国的循环经济娌沦是从2003年起才进入了实践推进阶段。

1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制约条件及步骤

1．1生态城市的内涵

生态城市慨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BA)计划研究巾提出的。是代表一定地域空问内人与自然系统和谐、持续发服的城市类型的高级阶段、高级形式。具体的说，生态城市是全球或区域生态系统巾，分享公平承载系统份额的可持续发展子系统，它是基于生态学原理建立的自然和谐、社会公平和经济高效的复合系统，更是具有自身人文特色的自然与人工协调、人与人之问和谐的理想人居环境。一个城市不管多么贫穷或富有，只要能高效利用资源，在系统内部及外部建立和谐的生态关系，城市拥有充沛的活力，这个城市就处予健康状态，即生态城市。生态城市建设和发展要充分融合社会、文化、经济等诸多因素，才能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的充分和谐，因此，根据现代化进程生态城市可以被分为工业型生态城市、人文型生态城市。

1．2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制约条件

国内外研究认为，生态城市应是资源高效利用、环境和谐、发展持续的社会一自然一经济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人类居住区，而良好的生态城市规划是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保障。1984年，联合国在其“人与生物圈”(MBA)报告中提出了生态城市规划的五大原则，其实也就是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五大条件：第～，生态保护战略。就是把整个生态城市建立成为田园城市、花园城市、森林城市、理想城市、健康城市、无污染城市、绿色城市和风景城市的综合体。第二，生态基础设施。生态基础设施可以包括污染净化处理设备、能源基础设施、资源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市政服务体系、社会基础设施等。第三，居民的生活标准。作为生态城市的居民希望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较低的环境污染、良好的城市绿化、完善的资源利用体系、舒适清洁的环境、齐全的区域生态格局、良好的城市生态基础、可恢复的生态系统。第四，文化历史的保护。就是要建立一个高素质的社会人文生态文明体系，把古老的文化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第五，将自然融入城市在发展高效增长的城市经济体系巾，优化投入产出的生产系统，布置合理的经济产业格局，发展绿色产业体系，不会因为城市发展而破坏环境。

1．3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步骤

在目前的研究领域中，虽然人们都认为生态城市不同于以往“绿色城市”、“健康城市”，但是在实际建设中，却大多偏重于自然生态系统和整齐划一的城市规划，没有以循环经济模式来估量生态城市的系统，即包含基础设施、农业、工业、人文、肖费等各方面的设置。要建立好一座循环经济生态城市，其应遵循的原则和步骤是，首先减少进入生产和肖费体系的物质消耗量}其次，通过精良的售后服务等手段延长产品的使用时间和服务时间；最后，通过工业净化等人为或自然净化的手段来将废弃物重新变成资源后再次循环利用。经过循环经济的实施，就可以将工业废料或半成品用于农业，把净化后的城市废水用于农业灌溉，把种养的动植物作为工业原料、消费产品，从而将工业、农业、消费连接成为大的循环圈。

2对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几点建议

2．1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垃圾处理等环保产业的发展

2．1．1发展生态农业。耍积极开发生态种植业、生态畜牧业，合理使用化肥、农药，使农业废物无害化、资源化，减少农业的白色污染，还原土地原始状态，形成了生态大农业的良性循环。

2．1．2发展生态工业。工业发展要坚持不污染环境、不破坏资源、不搞低水平重复建设原则。在产业方向上，关、停、并、转一些有污染的工业企业，对新上的工业项目特别是化工项目，实行集中布点或将其放在非城区的下风方向，避免空气污染物对城市的排放，保持城市使用清洁能源，恒久保持清洁生产，以符合国家的需求

2．1．3发展生态旅游业。良好的环境和自然生态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作为以红色旅游闻名于世的南昌，不仅制定了南昌一吉安一井冈山线、赣州一瑞金一于都～会昌一长汀一上杭一古田线、井冈山一永新一茶陵一株洲线和黄山一婺源一上饶一弋阳一武夷山4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而且在泰井等高速公路种植了四季常绿的易活植物，树立了一系列井冈山斗争题材的雕塑，让游客们感受到“历史红、山林好”的特色，是典型的文化生态之路。转贴于2．1．4发展环保产业。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具体途径，2002年10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向社会公布了处理城市垃圾的《国家行动方案》，在方案中规定，今后中国的城市垃圾将进行填埋处理，并把垃圾填埋产生的气体收集起来发电。未来5年内，中国将建30家垃圾气体回收填埋场，计划到2015年，建~_3oo家这样的垃圾处理场，年处理垃圾l亿吨。利用垃圾等废弃物发电不仅无污染而且能解决大部分城市的供电不足，是循环经济理论的较好运用。

作为被国家授予的全国首个“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贵阳市分批启动了生态农业、生态工业、旅游服务、基础设施、生态建设、支撑保障体系等6大类254个项目，总投资达479亿元。可见，未来的产业结构将是以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环保产业为主体的大循环体系

2．2制定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从宏观上支持环保产业发展

环境优美、宜人是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标志，良好的城市环境能带来良好的投资环境。为了鼓励个人、企业和城市建设者们提高环境保护的综合能力，应加大立法步伐合理的制定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从宏观上支持环保产业发展。对个人，应赋予原先“谁污染，谁付费”条例新的内容，提高个人污染的罚款力度；对企业作到优惠政策引导，从价格、税收、资金、水电等方面优惠那些通过资源综合利用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对于城市建设者而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生态城市发展的关键，提高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和处理深度，鼓励节约用水，为此城市污水处理过程中如涉及到筹建污水处理厂以及铺设相应的管网项目，应尽量参考国际惯例将厂、网分开，污水处理厂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全部进入市场，而污水管网投资则仍主要由政府承担。目前，我国全国人大已经通过并实施了《清洁生产促进法》，这是从法律上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良好开端。

2．3树立绿色消费观念，建立新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

绿色消费应包括绿色产品、物资的回收利用、能源的有效使用、对生存环境和物种的保护等。其不仅应涵盖生产过程，还应和人们生活消费过程息息相关。要树立绿色?肖费观和价值观，建立新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法律上，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法令、法规来强制规范人们的行为，如加大罚款力度和强制实施ISO14000等措施；二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加强“道德”、“意识”方面的宣传和社会舆论来自觉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充分意识到环境和资源对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以及循环经济模式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目前，中国大多数消费者已经逐步认识到，环境的破坏，必将危及到人类的生存，所以带有“环保标志”的产品和绿色食品特别畅销。

2．4推行住宅生态化

进入21世纪后，购房和装修成为人们的主要消费之一。生态住宅作为一个新兴的概念，也随着房地产热和经济发展渐入人心。生态住宅是应符合以下三大主题的住宅，即以人为本，呵护健康舒适；资源的节约与再利用；与周围生态环境的协调与融合，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居住的环境作为生态住宅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城市居住环境的系统化、生态化、经济化和人性化，使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协调统一。在建设部的《绿色生态居住区建设要点与技术导则》的征求稿意见中，对能源、燃气的优化、室内外公用场所等环节都有了相应的规定。

2．5完善绿色循环经济核算体系

人与环境论文第2篇

论文摘要：　“人文环境”可以定义为一定社会系统内外文化变量的函数，文化变量包括共同体的态度、观念、信仰系统、认知环境等。人文环境是社会本体中隐藏的无形环境。湖北崛起最高难题在于人文环境建设问题。湖北人文环境建设要从湖北历史人文资源出发，并赋予新的时代意义，走“以历史人文资源为载体”的崛起之路。

社会——文化系统是个开放的巨大系统，各种因素、变量及其关系错综复杂，根据一般系统论原理，系统是有层次性、有序性和机制性的。具体到任何一种社会系统动力学模式而言，文化的变量，如态度、观念、信仰系统、认知环境（recognized environment）等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1]因为正是文化变量使得社会合理化、制度合法化、行为规范化。如果我们忽视了文化变量就等于漠视社会运动中最基础性的东西。因此，人文环境是湖北崛起的基础，人文环境状况是控制湖北崛起深入持久发展的瓶颈，人文建设是湖北崛起工程大厦的社会基石。

一、 历史人文资源对湖北历史社会发展的影响

湖北历史人文资源丰厚，历史名人荟萃，许多文化亮点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华人文化圈中都有极高的知名度。富有特色的历史人文资源是湖北经济社会人文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和特殊资源，保护、运用得当，将为湖北建设注入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改善和优化湖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人文环境，增强全省的综合竞争力。湖北的历史人文资源丰厚。各类文物为数众多，历史人文资源积聚深厚。截至2006年，湖北省被我国确认的不可移动文物点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1处，全省已查出各类不可移动的文物点15000处，已公布的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共3127余处，其中省政府审定公布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365处。湖北省政府还审定公布了10座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其中荆州、武汉、襄樊、随州、钟祥等5座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历史文化名镇5个，国家历史文化名村2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当可观。据2006年文化部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湖北省入选项目达18项。此外，湖北还有大批传世文物，散落民间。

作为古荆楚文化区之腹地的湖北，其文化起步几乎与中原同时。先秦时，楚地即出现过屈原（中国最早的伟大诗人）、宋玉、唐勒、景差等文化名人，在南方诸省中，绝无与之比肩者。在历史上曾极大地推动了湖北地区经济发展，从目前考古成果看，最先进的青铜冶铸技术原自楚国，大冶铜绿山铜矿举世惊叹；最早的铁器在楚国；秦漆器的数量之大、工艺之精莫过于楚漆器；最富有创造力的丝绸刺绣出自楚国；先秦金币、银币无一不是楚币；哲学有老庄、文学有屈骚、戏曲的鼻祖是楚国人优孟；楚国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超凡脱俗，等等。许多科学技术都处于领先的地位。

清末以后，湖北经济与政治地位明显提升，人文环境亦随之改观。黄侃、熊十力、王世杰、李四光、汤用彤、李济、闻一多、徐复观、曹禺等湖北籍文化名人使湖北省人文状况享誉全国。十九世纪中叶，湖北再度崛起，引领着全国近代化进程。汉口逐步成长为水陆交通枢纽，华中最大的货物集散地，“货到汉”的说法遍传遐迩，武汉“九省总汇之通衢”的功能也得到充分发挥，这带动了长江中游商品经济及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口的对外贸易额居全国第二，“驾乎津门，直追沪上”。湖北从一个中等发展水平的内地省份，迅疾跃升为全国近代化进程的排头兵。在20世纪最初10年里，汉口对外贸易总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0%左右，被称为“东方的芝加哥。”

但随后，湖北经济渐次沉沦不起。世纪之交，“湖北工业化速度慢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GDP水平居全国第14位。”“职工平均工资居全国第28位。”2003年湖北在中国名牌产品榜上仅居第17位。”不仅如此，上世纪湖北所拥有的名牌产品纷纷丧失，显然这一切与湖北明显的区位优势、科教实力、文化教育繁盛和综合优势相去甚远。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报告显示，在中国地区第一次现代化排名中，2005年和2004年相比，湖北、湖南、山东、陕西等9个地区全国排名下降。据“2003中国31省市区新经济实力排行榜”公布信息：湖北经济居全国第22位，数字化、创新能力分别排在全国第10和第13位，是其相对强项。知识就业、全球化和经济动态排在全国靠后的位置，这与湖北华中地区中心地区的定位极不相称。[2]

在新的世纪，湖北要在中部崛起实现跨越式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包括文化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才符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如果我们只注重经济的发展，不注重思想文化的发展，不进一步加强湖北地区的人文环境建设，不实现思想观念和科技教育的跨越式发展，要富有成效地贯彻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实现经济上的跨越式发展是很难的，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贯彻实施湖北崛起战略，不仅要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而且要重视社会人文环境建设，坚持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与社会人文环境建设一齐抓的方针，实现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协调发展。

二、 充分利用湖北悠久的人文资源和积淀深厚的人文遗存

目前首先要做的是加强湖北崛起人文精神内涵的研究，只有进步的、有科学根据的人文价值体系才能作为社会动员的引导。湖北开发中的人文精神应能营造适应湖北崛起的大环境，应能担纲湖北崛起的社会终极信念和原则。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充分挖掘历史人文资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是湖北崛起的应有之义。

1.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楚国先民有顽强的开拓精神，由南方的一个弱小国度，发展成为问鼎中原的战国七雄之一，开拓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在长达八百多年的立国历史中，他不仅改写了古中国的政治地理，而且以卓越的奋斗精神改写了古华厦的文化地理，其文明成就灿然于天地之间。加快湖北发展、促进中部崛起，是一桩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需要楚人那样的敢闯敢试敢走一条自己道路的精神。开拓，是人文精神中最有张力的因子。

2.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楚国先民有突出的创新精神，习华夏之长技而又善于创新。因此，在水利工程、技术制造、农业种植、艺术精巧等方面，领一时之。近代荆楚文化弘扬楚文化的创新精神，在满清王朝的斗争中，打响武装起义第一枪，孙中山先生评价说辛亥首义为再造中华立下了头功。首义文化，主要是创新。只有创新，才有大的发展。湖北崛起，只有思路创新、体制创新、方法创新才有可能一见成效。激活湖北的人文资源，使之转化成经济优势，也需要创新。创新，是人文精神中最具活力的要素。

3. “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湖北地处“天下之中”。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湖北成为南北东西经济文化交通的传输之地。“在历史上看来，不能不说湖北所贡献及遗留的功劳是最大的”。[3] 湖北文化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兼收并蓄，融会南北：放眼天下、励精图治的精神，形成了外求诸人而博采众长，内求于己而独创一格的视野；形成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性文化和包容精神；高扬一种挑战的文化精神，按照自己的生命意志和审美情趣，把自己的风格和气派发挥的淋漓尽致，把楚文化的大旗挺立于华夏文化之前列，进而影响到华夏诸邦。善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传统文化特质，是我们建设文化强省的又一宝贵资源。

此外，由楚文化孕育而来的团结精神、追赶精神、实干精神也是荆楚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经过时代性创造、提炼、升华，完全可以成为推动湖北发展和促进中部崛起的精神力量。

三、 人文环境建设的精神内容

文化属于基础结构的层面，在推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从国际经验看，国家的兴衰、世界力量重心的转移，表面上看取决于技术、资本、资源、军事实力等物质层面的东西，实际上起根本作用的则是制度、法律等制度层面的文化以及信仰、理念等精神层面的文化。13、14世纪，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米兰等城市之所以最先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得益于意大利人文精神的培育。15、16世纪，荷兰之所以取代意大利成为欧洲的经济重心，得益于荷兰开放的文化心态和文化环境，吸引了欧洲大地其他地区身怀绝技而又遭受宗教压制的工匠和满腹经纶的学者，是他们带来了技术、资金和思想。17、18世纪，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产生和发展，与英国建立了完备的专利保护和产权保护这种制度文化有根本关联。19世纪，美国开始崛起，与殖民者以“新教伦理精神”为文化导向在北美进行开拓与创新是分不开的。20世纪，日本和德国在战败后得以崛起，除了美国的保护与扶持以外，也得益于各自的人文精神。同样，我国浙江地区的吴越文化培育了四海经商的商业精神，这种商业精神在当代浙江汇入到民众的精神体系和浙江的经济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区域经济文化，这种经济文化是浙江民营经济发达的原动力。

湖北历史人文资源丰富，但社会环境一般，自然环境脆弱，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而且结构陈旧不合理，这就需要更新人文观念作为支撑。要真正从人文环境建设上完成湖北崛起的社会动员，应包括下列几项规定性内容：

1． 泛生态学意义上的生态人文主义精神。我们处于工业文明向生态信息文明形态的转型阶段，中国的社会文化体系最终将是生态——信息文明的一种形态，历史不允许我们光是跟进近现代西方发展之路，跟进意味后进，所以必须超前一步，因此中国每一步发展都必须参照未来。湖北崛起的长远影响非常重大，必须超前地在这个伟大的行动中打进未来文明生长因素的楔子。特别是鉴于湖北生态环境脆弱、又对全国生态环境至关重要的实际情况，湖北崛起每走一步都应留有余地，为未来发展开拓和构建空间条件。从环境经济学的角度看，科技产业结构向绿色化方向调整和开拓是湖北开发的必然选择，这样的选择也决定了湖北人文建设的泛生态型的观念、思想转变是必然的。人类社会的资源有两类：一类是自然资源，另一类便是人文资源。人文资源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自然资源加工转化过来的物质性资源，如建筑、艺术产品等；另一种则是反映自然和社会存在发展的非物质性资源，如学说、理论、观念、精神、方法等。和自然资源相比，人文资源是一种可再生和可增值的资源，是真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它具有极大的经济开发价值。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开发和利用人文资源不仅能产生新的人文精神，同时也能创造新的经济价值，人文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一种投资不多，又不破坏自然生态的朝阳产业。

2． 公共理性精神。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特别漫长，专制主义、权威主义、本位主义等严重妨碍了中国历史社会内在创新机制的发展。因此，首先我们要正视和超越自己的传统。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体系领域中矛盾十分突出，人文学科丧失整体性，道德的、制度的、政治的等原则多不相干、难以统一，只知一家一派而不知有公共理性。儒家核心在于伦理学，但儒家始终解决不好政治与伦理关系；也始终解决不好伦理与经济之关系，儒家知道“义利”关系乃社会上首要问题，可是就是解决不了，总免不了落入两极对立；在伦理与法律的关系上就更显无奈，两千年封建帝国的历史的确陷在“隆礼重法”的二难泥潭之中难以自拨。建设公共理性精神需要现代意识。关于公共理性领域问题的研究，当代国外取得了很多优秀成果。我们可以拿来、吃透，创造出适应自己的新产品。国外经济哲学、人学、道德哲学、文化哲学、行为科学、法哲学、社会哲学等领域的学者们取得的成果都是我们借鉴消化的对象，是克服我们社会公共理性觉悟匮乏的最重要渠道。

3． 内在人文素质的提高。湖北崛起不仅要求人们外部行为的理性化、规范化，同时也要求人们内在行为——心理的、精神的诸方面水准的提高，也就是说要内外主客一齐俱到。众所周知，中国哲学思想很早就踏上了内在化和“合内外”之路，中国古人在心灵生活、心灵境界方面有着世界公认的不可忽视的成就。儒、释、道都是重要的关于精神生活的资源。湖北有自己提高精神素质的文化资源，在崛起的过程中应多加交流、互动、发展。就湖北来说，这里是楚立国兴邦的筑基之地，曾为礼乐文明渊薮。楚国在政治、外交、风俗、教化、人格各方面都崇尚礼乐精神，这给楚国兴盛提供了活力。近代以降，人文建设达到颠峰，政治外交和文化开放，人文塑造取得了高度成就。这份传统资源保护利用开发得好，就会为现代湖北崛起的人文素质建设提供动力。武汉曾经为革命首义之地，积累了在困难条件下实现文化、人文素质发展的丰富经验。考虑到今日世界发达文明都可以说是海洋性资本主义文明母体的繁殖，经济与社会进步一般都从沿海向内陆扩散这条现代化规律，而湖北处于内陆，人文素质就更具有战略地位。缺少了人文素质水准，湖北社会就会从缺少魅力变得更缺少魅力；提高了湖北人文素质，等于占有文化优势，湖北社会等于坐而增加价值。

四、 湖北人文环境建设需要整体与宏观思路

湖北有着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优良的人文传统，在各个历史时期，荆楚人文精神得到不断升华并传承下来，成为荆楚儿女的精神文化滋养和精神动力。楚文化培育的开拓精神，在当代湖北完全能够汇入湖北精神体系中继承创新，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是湖北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和特殊资源，在保护、开发这一宝贵资源的过程中，要站在历史的高度，面向未来，以全球化的宏观视野，结合时展与时代精神，与当前和中长期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以及人们不断增长的多元化的文化需求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湖北省引领中部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历史的发展的视野做好历史人文资源的科学保护、有序开发、合理利用，是一项关乎湖北社会变迁、发展后劲和竞争力，建设创新型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

重视历史人文资源现实价值的保护、利用，使之成为推动湖北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湖北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变革所引发的深层社会结构的变动，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荆楚历史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文化品质对于构建现代主流价值观和道德共识，增强民族凝聚力，振奋民族精神，整合社会力量，构建现代社会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发挥历史人文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作用，争当中部崛起的龙头。文化发展已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决定着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与前程。湖北要以发展的战略性眼光，把握当今世界文化经济发展潮流，深刻认识文化的意义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并加以科学利用，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通过不断提高文化影响力，增强文化软实力，进一步提高湖北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综合竞争力，当好中部崛起的龙头。

将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湖北省文化大省建设的重要内核。建设文化大省，必须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综合利用作为战略性基础工程来抓，改变当前文化大省建设与历史人文资源保护、开发不相衔接，文化产业发展偏离弘扬文化精神方向的偏向，使文化大省建设建基于传统文化丰厚的沃土之上，强化荆楚特色和区域竞争力。

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人文资源开发、利用的指向，提高人民整体素质。文化最主要的价值是人文关怀，人文资源保护、开发、利用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始终把关怀人民的命运、关怀人类的未来放在核心的地位。通过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充实人的精神世界，引导人们形成与现代化建设相匹配的价值观念、认知结构、劳动技能、行为方式，提升人们的文化素质与精神境界。

在文化全球化时代，湖北应该凭借业已形成的对外开放优势，充分利用国际资金、国外先进技术和成功经验，实施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战略，形成历史人文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开放格局，提高历史人文资源的保护、利用和开发水平，并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来提升荆楚文化的国际价值，提高湖北在全球的知名度，树立起湖北更完美的国际形象。

参考文献：

[1][美]查尔斯·哈珀．环境与社会——环境问题中的人文视野[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人与环境论文第3篇

一部良好的环境资源法律应是一张人与自然关系的关系网，应是一幅反映、描绘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关系的蓝图。 关于环境资源法调整对象的理论是当代环境资源法学的基本理论。由于原苏联法学带到我国的传统的法学观的影响，我国法学界对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少有异议，但对环境资源法是否能够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则一直存在不同看法。随着环境资源法学的发展与成熟，近几年来法学界越来越认识到环境资源法学关于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的重要意义。例如，《法理学》认为：环境法“是一个新兴的独立的法律部门，并具有其他法律所不具有的特殊性：在调整对象上，它既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事实上，环境法规范大部分都是由技术规范被国家赋予法律效力而成，本来就是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但是，仍然有些学者对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持怀疑、否定态度，致使我国环境资源法学迄今还没有形成比较公认的具有学科特色的基本理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由于对法律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富于说服力的学术争论。例如，过去我国学者在讨论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这一问题时，往往脱离环境资源法的具体条文和环境资源法实施的具体实践，从书本概念进行争论，虽然这种研究和讨论是十分必要的，但毕竟有纸上谈兵的感觉，因而对环境资源法的调整对象这一基本理论问题很难取得共识。“生活之树常青，而理论总是灰色的”。目前国内外有关环境资源法律法规已经含有大量规定或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条款，而且环境资源法制建设的实践已经取得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丰硕成果，我们只有认真研究和深入分析这些条款和实践，才能明确和掌握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调整机制。本文拟从现实生活、环境资源法律条文和环境资源法律实施的角度出发剖析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环境资源的调整对象，希望能引起法学界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所谓关系，是指两个或数个事物或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影响和作用。人与自然的关系（或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与环境资源的关系，又称人与环境的关系、人环关系、环境关系），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各种联系、影响和作用，以及“人与环境”这一综合体所呈现的各种的状态。 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人，包括个人（即自然人或公民）、单位（包括企业事业单位、法人单位和非法人单位）、政府组织（包括国家中央政府组织、地方政府组织和国际政府间组织）、非政府非赢利民间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全人类（包括当代人类和未来世代的人类）。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自然，包括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主要指土地、水、大气、森林、草原、野生生物、矿产资源、城市、村庄、风景名胜、人文遗迹（遗址）、自然遗迹（遗址）等自然因素，以及由上述因素组成的大自然，包括整个地球，甚至日月星辰宇宙。人与自然的关系，最大量具体地表现为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在许多情况下是指整个人类与整体自然界的关系或者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单位或组织是由个人通过合同、协议或章程组成的人的集合，因而单位或组织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认清绝大多数单位或组织都是个人之间合同或协议关系的纽结很重要，例如，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个人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合作组织，是一系列契约或协议的契约网络，企业行为是所有企业成员博弈的结果。“市场是指为了买和卖某些商品而与其他厂商和个人相联系的一群厂商和个人”，因此市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类型 法学界对人与人的关系非常熟悉。人与人的关系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看都非常复杂多样，它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夫妻关系、情人关系、家庭关系、亲属关系、朋 友（伙伴）关系、师生关系、师徒关系、雇佣关系、阶级关系、主仆关系、敌我关系、内部关系、上下级关系、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平等关系、合作关系、同志关系、买卖关系、契约关系、老乡（或乡亲）关系、互相利用关系、利益关系、经济关系、金钱关系、精神（思想）关系等各种关系。但法学界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不深、了解不多。其实，人与自然的关系如同人与人的关系一样复杂多样，从不同角度归纳出许多类型和种类，现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介绍： 1.人与自然的实际关系 第一，时间关系。人从其出生到死亡都与大自然保持着十分密切的时间联系，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无时不在。例如，我们说某人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就是说某人于某年某月某日与大自然发生联系；我们说某人于某年某月某日向大自然排放了危险废物，就是说某人于某年某月某日与大自然发生了一次作用。人与自然的时间关系是任何人都无法摆脱的关系，在不同的时间、日期、季节、年代和历史时期人与自然有不同的关系，例如黎明使人清醒、午夜催人入睡、春天催人渔樵耕读、冬天使人养精蓄锐。人与自然的时间关系可以分为眼前关系、将来关系等各种关系。人与自然的眼前关系是一种临时关系、现状关系，例如，人为了解决一时的吃饭问题，采取烧荒种地、涸泽而渔等方式，而形成的“树毁人活、鱼死人在”这种人与自然的暂时关系。人与自然的将来关系是一种长远关系、未来关系，例如，因为人滥捕杀野生动物造成生态破坏，而在不久的将来所形成的“人没有鸟兽为伴”这种人与自然的未来状态。 第二，空间（或地域、地理）关系。人从其出生到死亡都与大自然保持着地域联系，都与一定的空间和地点产生联系。例如，我们说某人生于某地，就是说某人最先在某地与大自然发生联系；我们说某人在某地向大自然排放了危险废物，就是说某人在某地与大自然发生了一次作用。人与自然的地理关系可以分为当地关系、整体关系等各种关系。当地关系又称局部地域关系，是一种小范围的人与自然的地理关系，例如，人将本地废物运往外地，造成当地环境清洁的人地关系。整体关系是一种大范围的人与自然的地理关系，例如，人将当地废物运往外地，造成当地环境清洁而外地环境被污染的人地关系。人与自然的空间地域关系也是任何人无法规避的关系，人虽然可以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但人始终都离不开某个空间或地域。现代科学证明，人体各种化学元素的平均含量与地球地壳中各种化学元素的含量相适应，例如人体血液中的60多种化学元素和地壳中这些元素的含量有明显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当地的自然或地理环境对人类发展的决定作用是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先定的、长远的、内在的影响，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条件的长期影响和作用，在不同的地区便产生了不同肤色和特征的民族和人种。 第三，生态关系。人从其出生到死亡都与大自然保持着生态联系，不但人体外部存在着一个生态系统（人的外部自然环境是一个生态系统），人体内部存在着一个生态系统（人体内部是一个生态系统），而且人体内外共同形成一个生态系统，人只是人类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人类生态系统或生物链中的一个环节。例如，我们说某人的气味或排泄物吸引了一些苍蝇、蚊子等昆虫和细菌，就是说某人的存在已经成为苍蝇、蚊子等昆虫和细菌的外部环境，或者说某人的存在已经与苍蝇、蚊子等昆虫和细菌一起构成一个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是英国植物群落学家坦 斯莱（A.G.Tansley）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逐渐成为生态学研究的中心。生态系统是生物与环境的综合体， 它由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和无生命物质四个部分组成。其中生产者主要指绿色植物，消费者主要指动物，分解者主要指各种具有分解能力的微生物，无生命物质指生态系统中各种无生命的无机物、有机物和各种自然因素。上述四个部分在生态系统中存在着营养关系、食物关系，由食物关系、营养关系把多种生物联接起来，一种生物以另一种生物为食，彼此形成一个以食物联接起来的链锁关系，称为食物链，各种食物链相互交叉形成食物网。根据当代生态科学和环境科学的理论，整个地球生物圈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即人类生态系统，在地球生物圈或人类生态系统中，通过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联系，人与其他生物、生物与非生物之间存在着一种生态关系。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包括食物链或食物网关系（即人与其他生物一样处于食物链、网中的某一个环节，彼此之间维持着一定的联系）、营养关系（或食物关系、吃与被吃的关系）、中心与环境的关系（即在生态系统中，包括人在内的生物是生态系统的中心，而非生物却构成生物的环境）、金字塔关系（即认为人处于生态链或食物链金字塔的最尖端）等各种具体关系。中国古代思想家庄子曾在《庄子？卷五》中用“螳螂捕蟑，黄雀在后”的现象，说明“螳螂捕蟑、鸟吃螳螂、人捉鸟”这种万物相联的生态关系。达尔文在其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一书中，曾用猫、田鼠、野蜂、三叶草和牛的相互联系，表述生态食物链的概念，即“家猫多了，田鼠就少了，名叫熊蜂的野蜂就增多，靠熊蜂采蜜时传播花粉的红三叶草就繁茂”。 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奥德姆认为，生态系统中的种群有9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在很多情况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差不多：（1）中性关系，即生物种群的组合只在于利用不同的空间和资源，彼此不受影响。如在同一棵树上，由于在树上取食和栖息的位置不同、取食的方式不同，可以同时生活不同种类的小鸟、昆虫和微生物，它们彼此不相妨碍。人与某些自然物也存在彼此不相妨碍的中心关系。竞争作用，即各种生物竞争同一对象的相互作用，包括竞争生存空间、阳光、食物和配偶等。人与生物也存在竞争关系。（3）资源利用型竞争，即不同种群在竞争稀少资源时，一群对另一群起相反的作用。不同种群竞争的结果是：两个种之间形成平衡调节；一个物种取代或赶走另一个物种。人与动物也存在人兽争食、争水、争栖息地的资源利用关系。（4）偏害作用，又称抗生作用，此时两个相互作用的物种之间，一个受抑制，一个不受影响。人与不少动物都有这种偏害关系。（5）寄生作用。此时寄生者直接攻击寄主，但以其攻击不会导致寄主死亡为限，在寄生物受益与寄主不受严重损害之间维持平衡。（6）捕食作用。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7）偏利作用。在相互作用的物种中，对一种有利，对另一种不受妨碍。如附着在鲸鱼背上的藤壶，它并不吃鲸鱼的肉和血即对鲸鱼无妨碍，但是它随着鲸鱼遨游觅食而获得好处。（8）原始合作。对相互作用的双方都有利，两者共生相互有利，但两者分开也不会死亡。（9）互利共生。两个相互作用的种群，在相互作用中双方受益，共同生长存活，彼此如果没有对方在自然状态下无法生存。 第四，因果关系。人从其出生到死亡都与大自然存在着因果关系，人作用于大自然的一切行为都会在大自然留下一定的结果（或痕迹），大自然对人的一切作用也会给人留下结果或痕迹。例如，人砍伐山上树木会给大自然留下一片光山、造成水土流失的结果；大自然一场洪水会给人类造成家破人亡的结果。根据物质循环和能量守恒定律，人对大自然或大自然对人的一切作用都会产生一定的结果和影响，即有一因必有一果，因果关系是人与自然之间最普遍、最多样、最复杂、最现实的关系。包括因人的开发（环境资源）活动所造成的后果，因人的利用（环境资源）活动所造成的后果，因人向环境的排污活动所造成的后果，因人的保护（环境资源）活动所造成的后果，因人的管理（环境资源）活动所造成的后果等各种因果关系。“蝴蝶效应”是一种典型的因果关系，在北京一只蝴蝶摇动翅膀，有可能在纽约形成一股风暴，即单个人的环境行为有可能在自然环境 中引起蝴蝶效应。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因果关系，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机械唯物论认为，客观世界存在着严格的因果必然性，人每时每刻都受因果必然性的制约，人必须适应自然、服从自然；这种因果论的极端就是宿命论。正如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霍尔巴赫所说的：“人在他的一生中没有一刻是自由的。” 机械论的因果论者，将人类社会和个人的一切变化或命运都与自然联系起来，从自然环境的变动寻求社会变动的原因，严重的甚至演变成“天上有异象，人间有异变”、“流星殒落，伟人去世”等迷信思想。唯心主义者则认为人的行为与自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自然或客体只是主体人的创造物，即认为主体人是绝对自由的。笔者认为：一方面，人对自然客体的行动自由应该以自然客体的必然规律为根据，必然既是自由的限度，也是自由的根据，主体人要顺应客体自然，接受自然的必然限制和制约，不要摆脱自然所限定的范围去盲目自由行动，人只有在自然必然性提供的可能性范围内进行选择才有自由；另一方面，人不应做自然的奴隶，而应该将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与人的实践创造力结合起来，人应该根据对自然必然性的认识去适应和改造自然，从必然走向自由。 第五，物质交流关系。人通过各种方式、途径利用环境资源，人利用环境资源的过程实际上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的过程，因此，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利用关系也是人与自然的交流关系。这是一种最大量、直觉、客观存在的、不能否认的关系，如人进行呼吸、新陈代谢所产生的关系，自然体、自然力、自然因素对人的吸引、排斥和侵蚀等，人类开发、利用、享受、保护、改善、整治、建设环境资源的关系也是一种利用关系、保护关系、交流关系。现代科学证明，人体通过新陈代谢和周围环境即自然进行物质交换，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的基本因素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断新陈代谢，而且这种新陈代谢一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结果便是蛋白质的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问题与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 据此，他们坚信：“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因此，如何处理、优化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流、交换或变换关系，对于保护环境资源、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共处，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第六，利益关系。许多人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作人的利益关系，即人与其利益的关系。人的利益包括人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社会利益等方面，传统上人的利益主要指经济利益（政治利益被视为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社会利益被视为公共的经济利益），不承认或很少涉及人的环境利益。人的经济利益又可以分为很多种类，其中最重要的是 人的物质利益或财产利益。当人们载着人类中心主义的有色眼睛看待人与自然、人与环境资源的关系时，往往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单纯的人的利益关系，即将人的自然环境视为人的一种财富或物质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是人与环境资源的关系就是人与其财富的关系。简言之，所谓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就是将大自然或环境资源视为人的财富或物质利益，并从这种利益关系出发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待大自然和环境资源的态度、方法均以是否对人有利、有用出发。例如，墨西哥总统 福克斯认为：“黑脉金斑蝶与自然界的其它物种一样，是人类的财产。它们不只是属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组织的财产。因此，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责任保护它们，让它们生存下去。”将大自然或环境资源视为人的物质利益，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人的利益关系即人与其利益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是有利于保护环境的；但在另外一些情况则不利于环境保护，因为那时人可以像对待私人财产那样任意处置大自然，从而导致污染和破坏环境、浪费资源。 第七，利用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利用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从这种人的利用关系出发，不少人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利用关系，即人利用大自然或环境资源来达到人的目的或获得人的利益。形成人与自然的利用关系的方式是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消耗和享受，广义的利用还包括保护、改善与整治。 2.带感情色彩的身份关系 人与自然的带有感情色彩的身份关系也是一种现实的关系。由于大自然或非人生命体不能使用人听得懂、读得懂的语言和文字，目前我们所谈的人与自然的各种关系都是人认为的关系，即用人类语言文字所表达的关系。如果动物会说人话或会写人的文字，它们可能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不同的认识。童话或神话中猫、狗对其与人的关系的表达，其实仍然是人自己的一种认识。鉴于人与自然的带有感情色彩的关系相当复杂，本文特作为一种重要关系加以介绍。 带有感情色彩的身份关系，指人类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包括尊敬、热爱、亲近、占有（所有关系）、统治（压迫关系）、征服（掠夺关系）、雇用（剥削关系）、子女、朋友等带有感情色彩、意识形态色彩的身份关系。事实证明，一个人不但可以对另一个人产生感情关系，也可以对大自然和环境资源产生感情关系。人与自然的感情关系的最明显的表现之一，是人对故乡的眷恋和乡情，许多人都自称为某地某山的儿子，如大山的儿子、黄河儿女等。当一个离开故乡几十年的游子重返家乡时，即使故乡已经没有了昔时熟悉的亲朋好友，但故乡的山川地势、“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甚至一草一木，都会激起他无限的回忆与深思。 人的感情和认识是非常复杂多样的，不同的人对大自然和环境资源有不同的感情关系甚至完全相反的感情关系。例如，有的人视猫、犬为朋友而与之朝夕相处，有的人却任意宰杀之。人与自然的感情色彩较明显的身份关系可以分为很多类型，例如：传统商人、政客和屠夫所形成或追求的人与自然的感情色彩较明显的身份关系；新型生态人、环境保护人士和自然之友所形成或追求的人与自然的感情色彩较明显的身份关系；在上述两种关系之间的身份关系。 传统商人、政客和屠夫所形成或追求的人与自然的感情色彩较明显的身份关系，主要有主仆关系、财产关系、敌我关系。主仆关系，又称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即人以主人、统治者、剥削者自居，将大自然视为人的被统治者、被剥削者、奴隶、仆人或支配对象，人可以像主人对待仆人、奴隶主对待奴隶那样任意统治、剥削、处分大自然或环境资源。财产身份关系，即人将大自然视为人占有和支配的财产，当作人的所有物、占有物或利用对象，人可以像对待个人私有物品那样任意占有、买卖和处分大自然。敌我关系，又称掠夺与被掠夺、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即人将大自然特别是动植物视为敌人，人以掠夺者、征服者、刽子手自居，像征服者对待俘虏、刽子手对待罪犯那样对野生动植物、其他非人生命体任意宰杀、烹煮、掠夺、捕猎和砍伐。 新型生态人、环境保护人士和自然之友所形成或追求的人与自然的感情色彩较明显的身份关系，主要有家庭关系、养育关系、朋友关系、契约关系、关系、看护关系、宇宙飞船关系、可持续发展关系等。家庭关系又称母子关系、家长与子女的关系，在生态人看来，人是大自然的产物，大自然是人的父母，大自然（地球）经过数亿年的发展演变才产生出人类。养育关系，大自然是人的衣食父母，是大自然哺育着人类，人靠大自然为生，人始终享受着大自然的恩惠，人从大自然取得其赖以生存发展的物 质源泉。中国古代思想家管子认为：“人之所生，衣与食也”，“衣食所生，水与土也”（《管子？禁藏》）：“地者，万物之本源也，诸生之根菀也”（《管子？水地》）。朋友关系，大自然（特别是鸟、兽等）是人的朋友，人与大自然相伴为生。契约关系，是指人与大自然或大自然的人（在宗教中常指上帝或神）签订契约，形成双向选择、双方同意的共处关系。关系，是人可以代表大自然或动植物说话、参与环境管理和提起诉讼。看护关系，是将人视为地球的看护人或管理员，人对地球具有看管、护理的责任，又称管护关系。宇宙飞船关系是将地球比喻为在茫茫宇宙中的一艘宇宙飞船，人是飞船中的乘客，非人生命体是飞船上的其他乘客，飞船的安危关系着乘客的安危，人与其他乘客同舟共济，乘客与飞船共生死同患难，人与地球环境的关系如同宇宙飞船与飞船上的乘客、人这个乘客与其他乘客的关系一样。可持续发展关系，是指以人为本位，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目标，而建立的人与自然共同进步、可持续生存发展的关系。例如，一位印第安族族长写给富兰克林总统的信所表达的：“我们认为：不是地球属于人类，而是人类属于地球。……所有的物种像一个具有血缘关系的大家庭一样紧密联系，……地球和她的子民血脉相通，同呼吸，共命运。人类并非生命之网的编织者，他只是生命之网中的一根丝。人类在这个网中的一举一动都将作用于他自身。” 必须指出的是，关爱他物的情愫人类古已有之。在我国的古籍《孟子？公孙丑上》中曾有过这样的记载：孟子见齐宣王，曾看到将被宰杀的牛恐惧发抖的样子，觉得可怜，就说不要用牛了，改用羊吧。百姓却说它以小易大，太吝啬。齐宣王为此感到懊恼。孟子认为，“无伤也，是乃仁术也”，“恩足以及禽兽”，主张将仁政推广到对待自然生物，从这种仁德思想出发，就能行仁政，治理好国家。。《史记 .殷本纪》记载：“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至德矣，乃禽兽。’”《吕氏春秋》也提及此事，在汤曰“嘻，尽之矣”之后还有“非桀，其孰为此也”之语。这里表明，当时已经认为，猎尽禽兽是暴君的恶行，而惠及禽兽则是至高道德的表现。北宋大思想家张载对此有深刻的论述，他在《西铭》中说：“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他主张对于天地，要“善述其事”，“善继其志”。现代美国人走得更远，他们已经制定《仁慈屠宰法》，即规定即使在以动物为食时也要使动物免除不必要的痛苦。 萌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盛行的荒野文学运动，是美国动物伦理学的萌芽。荒野文学是当时美国特有的以野外生态学观察 经验为素材，用小说、故事、随笔、札记的形式抒写野生动物的文学流派，其创作宗旨是倡导崇尚生命的生态伦理信念。代表人物梭罗、缪尔、塞顿等大多为集思想家、荒野探险家和博物学家于一身的清教教徒。他们作品无不洋溢着对野生动物既礼赞又悲悯的真挚情感，蕴涵着深刻的生物中心主义理念。荒野文学标志着美国文化的道德关怀领域开始向自然界扩展，也是现代动物解放运动的精神源泉。对宇宙仁慈和动物善质的宏扬必然会导致出生态道德的结论。几乎所有荒野文学作品都充满着保护野生动物的愿望，珍视野生动物的价值，其动物伦理的真知灼见已为西方学术界广为引证、诠释和研究。荒野作家认为人和其他生物皆为上帝创造的生态共同体的成员，同受恩典，共享荣耀，都具有彼此无涉的内在神圣价值，在生存意义和精神禀赋上是平等的。缪尔看来，不论丑陋的鳄鱼还是美丽的兰花都是“圣灵的显现”，“大自然创造出 动物和植物的目的，很可能首先是为了这些动植物本身的幸福，而不可能首先是为了一个存在物的幸福而创造出所有其它动植物[11]”。在荒野文学中到处都有把动物视为“同胞”、“兄弟”、“邻居”、“朋友”的称谓。女作家赖特称动物为“公民”，她的《鸟公民》一书写的就是“带翅膀的美国人的轶闻趣事”。当代美国著名环境哲学家保尔？泰勒的生命目的中心论与荒野文学的神学目的论是一脉相传的，他以生物科学的论据，证明了“有机体有其自身的善”。[12] 在上述两类人与自然的感情关系之间，还有一种中性的感情意志关系，主要包括：主客与客体（对象）关系，中心与的关系，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开发利用与被开发利用的关系，管理者与被管理对象的关系。主体与客体关系又称主客关系，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是将人作为主体，将自然或环境作为客体，主体和客体的位置是永恒不变的，这是传统法学的观念；二是将活动或行为的发起者作为主体，将活动所作用影响的对象作为客体，主体和客体的位置是可能变动的、相对的，这是当代某些生态法学家的观点。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也可以表述为主体与对象的关系，主要包括三种：一是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又称保护关系，是指人是环境资源的保护者（包括保持者、保育者、改善者），环境资源是人的保护对象；二是开发利用与被开发利用的关系，又称开发利用关系，是指人是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者，环境资源是人开发利用的对象；三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又称管理关系，是指人是环境资源的管理者，环境资源是人的管理对象。中心与的关系，主要包括三种：一是将人作为中心，将围绕人的自然条件作为，这是环境科学的出发点；二是将生物作为中心，将围绕它们的物质条件作为，这是生态学的观点；三是将整个人类生态系统作为中心，将围绕生态系统的物质条件作为，这是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 人与自然的感情色彩较明显的身份关系的共同特点是，从人与人的关系推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将人与人的关系类推或运用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例如，根据、参照或借鉴人与人之间的家庭关系、朋友关系、主仆关系、行政关系（包括上下级关系、君臣关系、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等）、平等主体关系、商品关系（包括合同或契约关系、买卖或交易关系、供求关系）、关系、信托关系等，而认为人与自然之间也存在家庭关系、养育关系、朋友关系、契约或合同关系、主仆关系、财产关系、敌我关系、管理关系、剥削关系、关系、信托关系、买卖或交易关系、供求关系等。必须指出的是，既然是人与自然的感情色彩较明显的关系，其种类之多、之繁和存在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人的感情、思想和理念是丰富多彩而差异极大的。例如，在“极端的人类中心论”者看来，“人是万物之灵”，是自然的中心、主宰、征服者、统治者，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能是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征服、奴隶主与奴隶、决定与被决定、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在“极端的自然论”（又称自然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者看来，人是“宇宙之癌”，人的存在是一种宇宙病态，人在宇宙中如同癌细胞一样，夺取了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间，破坏了宇宙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一种敌对关系。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论”者看来，人既是生态体系中的一员，又是不同于一般生物的高级生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靠、和谐共处的朋友关系。有些人只承认自己认可的人与自然的感情色彩较明显的关系，否认其他人认可的人与自然的感情色彩较明显的关系；只认可传统的经济、政治人认可的人与自然的感情色彩较明显的关系，否认新型的生态人认可的人与自然的感情色彩较明显的关系，这是一种十分不正常的现象。 3.其他类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也可以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概括为：显性关系和隐性关系、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单向关系和双向关系、客观性较明显的关系和感情色彩较明显的关系等。显性关系，是指表面的、公开的、可以看得见的关系，如洪涝干旱火山地震与人们生产生活的关系。隐性关系，是指暗藏的、隐蔽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关系，或者是一时难断利 弊、难分好坏的关系，如人的肤色体形、起居习惯等与其生活的地理位置、月球引力的关系。有些人，特别是传统经济人或政治人往往只看到人与自然的显性关系而看不到人与自然的隐性关系；而新型的生态人既能看到人与自然的显性关系，也能看到隐性关系。 直接关系，如人与其赖以生存的土地、河流的关系，一场大风雪对人体的影响。间接关系，如上游居民滥伐林木能使自己获利，但因造成水土流失、使下游河水变浑变少而使下游居民受害。起初，人们只注意或看到人与自然的直接关系，而忽视人与自然的间接关系。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和注意到人与自然的间接关系。 单向关系，是指由人或大自然一方面决定的关系，例如：黄河、长江流域这一地理位置决定了黄种汉民族的肤色特征，这不是黄种汉民族自己所能选择决定的；人们随意捕杀野生动物，这不是野生动物所能决定的。双向关系，是指由人与大自然双方共同决定的关系，例如，人与犬、猫、猴成为朋友，这是由人与猫、犬、猴双方特征共同决定的。当然，在双方关系中，也有一个谁为主谁为次的问题。例如，一个野猴将一个婴孩养大，这时猴起着主要作用；一个人将一个猴驯养成一个能为人做事或耍把戏的猴，这里人起着主要作用。在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初期，由大自然单方面决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或由大自然起主要作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占有主导地位，有人将此称为“环境决定人”、“自然主宰人”、“天胜人”的时代。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由人单方面决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或由人起主要作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占有主导地位，有人将此称为“人决定环境”、“人主宰自然”、“人胜天”的时代。 客观性较明显的关系是指不以人的意志或主观感情为转移的关系，例如人与地球存在着万有引力关系，人与地球两极存在着磁场关系，这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较明显的关系，主要由科学技术手段和实验方法来检查、测定和验证。感情色彩较明显的关系是指由人的意志、感情、信仰和思想决定的关系，在不同意志、感情、信仰和思想的人看来有不同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带有意识形态和感情色彩。自然科学工作者往往强调和重视人与自然的客观性较明显的关系，而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往往强调和重视人与自然的感情色彩较明显的关系。 感情色彩较明显的关系是指根据人的价 值观念、价值判断所认可、描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好的关系（又称良好关系、协调关系、和谐关系、互利关系、利大于弊的关系等）、坏的关系（又称恶劣关系、失调关系、冲突关系、互损关系、弊大于利的关系等）和中性关系（又称不好不坏的关系、利弊相当的关系）。从总体上看，人类和环境资源法努力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良好关系、协调关系、和谐关系和互利关系，人类和环境资源法尽量避免的是人与自然的恶劣关系、失调关系、冲突关系和互损关系。关于人与自然的坏关系，可以举出许多表现，主要是指对各种环境要素和自然资源的污染、破坏和浪费，人工建筑与自然环境的不协调等现象。例如，人们向河流排放大量污染物造成河流污染，这时人与被污染的河流的关系就是一种坏的人与自然关系。例如，1994年，有人在国家风景名胜区韶山区的韶峰上投资20多万元修建了一尊占地400平方米的弥勒大佛，大佛肚内布置了14个电动人物模特演绎的妖魔鬼怪，阴森恐怖，这与韶山的这块“风水宝地”的自然人文景观很不协调，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 （二）人与自然关系的特点 一般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具有如下特点： 1.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伴随人 和人类始终的一种客观存在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发展都具有客观性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最普通，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碰到过无数次的现象和状态；是客观存在的现象，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人与自然之间存在某种关系。马克思把“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确定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和“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13] 马克思明确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4] ：“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15] ：“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16]；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主体“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能存在了”[17].马克思在《一八八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与自然关系总和的统一，“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18]目前，包括一些法学家在内的一些社会科学家习惯于将社会仅仅理解为人的结合、将社会关系仅仅理解为人与人的关系，这种观点的严谨防性是值得推敲的，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许多社会科学家认为，社会其实是人与自然界的统一，社会关系其实是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综合。 人类的进化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人类初步认识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发展进程。了解和掌握人与自然关系的客观性，对于认识和掌握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人与人的关系的历史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如同人类社会的历史和自然史一样，是一个相互交织的、逐步进化的、连续而分阶段的漫长发展过程。在人类产生之前的地球上，只有自然物与自然物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受自然规律的控制或调整。在没有产生生物之前，只有非生命物与非生命物之间的关系。在非人生命体（主要有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产生后，除了存在非生命物与非生命物之间的关系外，还形成了非生命物与非人生命体之间的关系，非人生命体与非人生命体之间的关系，后两种关系受生态规律的控制或调整。 在人类出现后的地球上，存在如下三种主要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物与自然物之间的关系。在人类早期，人与动物没有根本的区别，人类与“猴类”、“虎类”、“狼类”等“动物类”也没有根本的区别。这时，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根本的区别，人出于生存的本能和需要，按照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和生态规律生活，人为了生存即使是“人吃兽、人吃人”也视为“自然正义”、“自然公平”、“自然自由”。也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物与自然物之间的关系全部受自然生态规律的控制或调整。人这种对自然的依赖性及由此形成的秩序，达尔文概括为“适者生存，物竞天择”，即自然秩序。后来有些法学家将这种自然生态规律称为“自然法”、“自在法”、“原始法”，人类的这个时期也被称为“自然法”或“自在法”时期。在人类社会进入“人类文明时期”后，特别是经过第一次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后，人类树立了对自然界的绝对权威并占据了主宰地位，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是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管理与被管理、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人类的这个时期也被称为“人定法”、“人为法”时期。自20世纪70年代后，人类社会开始逐渐进入后现代社会、生态化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逐步进入和谐共处的阶段。 2.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 是互为前提、互相影响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或者就人类社会而言，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同时存在、互为前提、互相影响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劳动或生产活动同时影响自然环境和其他人，即：“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19] .与只看到人与人的关系或者只看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社会学家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人的劳动过程或生产实践活动时，首先承认和肯定存在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即肯定“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以人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0] ；然后，透过表面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到隐藏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21] 马克思主义在承认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前提下，即在承认人对自然的依靠和适应的前提下，强调人对自然的主观能动性和能动作用，重视人类对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研究和应用。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强调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对社会、对人与人的关系的影响，重视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另一方面也相当注意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对自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影响，重视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后面往往隐藏着人与人的关系，所以要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相应地调整好人与人的关系。 3.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同于人与人的关系，也不同于物与物的关系 目前有些社会科学家在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总是习惯于用人与人的关系或物与物的关系去衡量人与自然的关 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误区和遗憾。其实，人与自然的关系虽然的人与人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有联系，但却是不同于人与人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的第三种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的特点和状况取决于人即形成关系的双方当事人，物与物的关系的特点和状况取决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特点和状况除了取决于人之外还与物（自然）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大特点是，它既不是人与人的关系，不能用人与人的关系去要求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是物与物的关系，不能用物与物的关系去要求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自然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一方，它是不具备人的意识、不会使用人的语言和文字的一方；有人据此断定，不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或不能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就是在用人与人的关系的标准去要求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自然无声人有声，草木无情人人情”，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另一方即人是有意识的、有智慧、有能力的，因而人可以采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单方面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自然是人与自然关系中起根本性作用的基础性条件，人是人与自然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主导性因素。从整体上看，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除了具有客观性、物质性等特性外，从经济学角度看还具有如下特性：第一，稀缺性。自然资源中的一些不可再生资源（如煤、石油等矿产资源）会逐渐耗竭；即使可以再生的水和空气等资源，也会因为污染而使得人们需求的清洁水和空气成为稀缺资源。第二，非独占性和非排他性。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很多属于公共物品或共有物，是许多人可以同时、共同享受的物品。第三，外

人与环境论文第4篇

[中图分类号]X1-0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3）06-0071-02

2012年10月26日至28日，“环境历史与人类文明”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在天津举行。该论坛是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在南开大学研究生院指导、众多兄弟院校大力支持下，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组织举办。是为中国环境史学科领域首次全国博士生学术聚会。

本次论坛下设“环境问题的多学科关怀”“环境·空间·社会”“动植物资源与人类活动”“环境·水利·经济”“外国环境史探研”“环境史理论方法与史料整理”等六个主要议题，共收到学术论文36篇，来自18个高校、科研单位包括历史学、人类学、哲学、民族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的60余位博士生参加了交流和讨论。论坛邀请美国著名环境史家唐纳德·沃斯特、北京大学包茂红、北京师范大学梅雪芹、中国人民大学夏明方和南开大学鞠美庭、王利华、陈志强、朱彦民、余新忠、付成双等知名教授，及侯深、夏炎、曹志红等新锐学者发表专题]讲或现场评点。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高国荣研究员还对论坛评奖活动予以了特别协助。与会青年学者和专家、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针对中外环境史研究和当代环境问题分别发表了学术观点。论坛安排密集、紧凑，气氛热烈，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现简要综述如下：

1.对当代环境问题的多学科思考

为推动环境史研究的跨学科交流，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找学术接口，论坛特别邀请了部分从事当代环境问题研究的青年学人参加。面对当下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严峻现状，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生从专业角度为应对现实的生态环境危机给出了自己的专业见解和多角度的剖析。兰州大学王兰以青海省河南县为例，提出建立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牧民专业合作社对于有效地对抗自然灾害、更好地保护草场的意义。南开大学王瑜阐明了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关键是要建立起“政府为主、市场为辅、社会广泛参与”的环境保护机制，进一步完善现代环境伦理观。南开大学王舒鸿认为必须采用有效措施加大对中西部省区环境问题的政府规制，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中国环境效率整体提升。厦门大学周飞考察了新世纪以来以滇池为重点的云南九大高原湖泊污染防治过程。云南大学和六花通过对云南丽江、大理、楚雄三地传统农耕方式和血吸虫病流行关系的研究，来考察云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中的环境疾病观。

2.关于外国环境史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在环境史理论、方法的引介方面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与此同时，有关世界环境史的实证研究也正呈现丰富之势。北京师范大学施雱以二战后美国畜牧养殖业滥用抗生素问题为中心，考察了其造成的严重公共卫生后果，并分析了问题的原因。北京师范大学王玉山认为殖民时期美国东北部移民的杀狼行为，不但满足了其生存需求，也通过传说承续了传统，并制造了英雄杀戮恶棍的正义，使其精神需求得以满足。广西师范大学刘榕榕总结了公元6世纪爆发的“查士丁尼瘟疫”复发的特征及其影响，认为瘟疫的不断复发令拜占庭帝国遭受了沉重打击。北京大学乔瑜认为在殖民背景下，“干旱说”被作为关键词写入了澳大利亚的白板论，用以证实殖民地开拓的正当性。北京师范大学严玉芳以美国资深环境史学家卡洛琳·麦茜特为例，认为她的研究在宏观上比较全面、清晰地展现了性别与环境关系]化的历史脉络。首都师范大学杜宪兵考察了19世纪的印度霍乱，并就其流行模式进行了分析。

3.关于历史上的动植物资源与人类社会生活关系研究

作为生态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动植物资源，对于人类文明而言必不可缺，这方面的议题在本次会议上得到了重视。复旦大学黄权生考察了武陵民族地区森林变迁的历史过程。北京大学李欣指出秦汉时期社会常规性取材活动可分为薪炭消耗和材木利用，两汉社会频繁的自然灾害亦与此紧密相关。石家庄学院赵九洲考察了明代华北的燃料危机，并就其产生的原因、社会影响、社会应对进行了分析。复旦大学张蕾认为早期江南的野生水竹资源十分丰富，对宋元文人宅院产生了重要影响，曲水修竹成为经典的造园法式。北京大学罗玮主要针对元明时代中央政府所颁布关于树木保护各项法令政策进行梳理。复旦大学徐文彬考察了明清福建地区的虎患，并就其产生的原因和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

4.关于水资源以及相关作物种植、水利设施、水利工程研究

清华大学王炳文对中古时期敦煌吐鲁番水利研究学术史进行了整理。南开大学方万鹏就水磨在中国起源的时间问题、唐代官方水碾硙政策的转变以及五代、北宋时期水磨发展的新特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杜新豪考察了明清畿辅种稻运动的生态背景，厘清了先前畿辅种稻史中的若干观点。南开大学朱华就隋唐时期关中水资源状况进行了研究。南开大学刘小朦梳理了金元以来张家口坝上地区的盐湖周边生态与人类活动的历史变迁。厦门大学许博考察了清代“石羊河”名及其指向，认为其名的出现，与下游镇番县河源水权观念的兴起存在密切关联。复旦大学穆俊研究了1930—1937年间绥远省大黑河水利工程计划。

5.关于居住空间和区域生态环境变迁研究

南开大学张野认为以贵族为主体的游闲者与以苑囿为中心的游闲空间之间形成了明显的文化互动。陕西师范大学刘兴成提出隋大兴城官员贵族住宅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西密东疏特点，此格局与城市地形地貌有关，受风水观念影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李荣华剖析了“含沙射影”一词从汉到唐词义的变化，认为这种变化反映了汉唐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聂传平考察了北宋政府在对西北吐蕃居地的开发与开拓过程中的人与自然互动。陕西师范大学刘超建以1757—1795年天山北路东段屯垦为例，探讨了在国家政策下所进行的移民开垦—农耕技术选择—生态环境变迁三者之间的相应机制。上海理工大学刘振华在生态史的视野下考察了近代南阳盆地社会生态衰败的过程。西北师范大学雷兴鹤认为清代几百年间，甘肃陇东地区的经济和生态环境息息相关。

6.环境史理论方法与史料整理

南开大学连雯从环境角度考察中西传统人天观之差异。南开大学潘明涛评介了加州学派、裴宜理和周锡瑞等人的研究中如何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历史尺度的考量中。南开大学陈林博考察了威廉·克罗农对单向度“自然—文化”观的批判。清华大学张景平介绍了清华大学历史、水利两系合作开展的“河西走廊水利史文献抢救性整理计划”相关情况。南开大学曹津永讨论了环境史研究中的文化视角。

以上诸议题在会议探讨中进一步得到深化，与会人员对于何谓环境史和如何进行环境史研究有了更深刻地理解。作为新兴学术领域的环境史，国内的研究一直受到欧美环境史研究的影响，继续加大相关研究成果的译介和对海外进行实证研究是当前研究必不可缺的一环。另一方面，如何汲取、融汇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资源，结合中国实情建立起有自己特色的环境史研究，亦是我们急需解决之事。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一直重视环境史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率先在全国高校中成立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并于2005年、2008年先后组织召开“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会议和生态史圆桌会议。本次论坛旨在给有志于环境史研究的青年学子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发现环境史研究优秀青年人才，推动中国环境史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相信此次论坛的举行，将对环境史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人与环境论文第5篇

内容摘要 鱼虾苗放流大海是传统法律解释不了的事件。这使得环境资源法浮出水面来。反映了人与物的关系从所有、利用和限制到所有、利用、限制、保护和涵养的变化历程。从物权法到环境资源法反映了人与物关系的变化和人类的反思。物权法不是万能的，而环境资源法也不是万能的。在私法中过多地加入环境资源法的内容，会搞得物权法不伦不类；反之，过分强调公权力在环境资源法中的作用也同样会使得环境资源法的目的难以达到。要正确认识物权法和环境资源法的关系以及公民个体对于环境改善的作用。 关键词 物权 环境资源法 放流增殖 据报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捕捞船只的增加，捕捞新技术的应用，海洋环境的恶化，莱州湾渔业资源日渐减少，经济鱼类在渤海基本形不成鱼汛，产量越来越低，已严惩威胁到全市的渔业水产和沿海渔民的生存和发展。面对严峻形势，莱州市从1994年开始利用人工育苗技术对日本车虾、海蜇进行增殖放流，收到明显成效。据了解，这样的放流，莱州市每年都要进行。类似的放流在广东也每年进行。 深圳市农林渔业局和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工作人员在深圳东部海岸大鹏湾海域举行粤港联合增殖放流行动，将600万尾对虾苗、10万尾红鳍笛鲷鱼苗、1000万粒扇贝和30吨花蛤苗放流到大海中。粤港两地渔业主管部门希望这次大规模的放流行动，能缓解渔业资源日益衰退的危机。 在物权法上，很难解释象鱼虾苗放流这样的行为。其是民事行为吗？其是民事法律行为吗？其行为的物权法律性质为何？ 第一，增殖放流这不是抛弃。抛弃是弃之不要，而放流的目的是为了增殖，恢复生态，提高渔业产量；第二、增殖放流不是养殖。养殖是养殖人在固定的可控制的水域里进行的生产活动，而人工放流不是可以控制的，一旦放流，任其生长繁衍，自由流动；第三，增殖放流不是遗失。遗失是非处于本人的意思而脱离占有，而这些鱼苗虾苗是人们故意放入大海的；四、增殖放流不是埋藏。埋藏是认为地将一物隐藏于另一物，而以上的放流增殖显然不是。这是一种新型的人与物的关系，这是传统物权法无法解释的问题，这是人与物关系的新发展，是一种对自然资源进行涵养的关系。 人与物的传统关系及法律反应 人是大自然中力量最为强大的。人的力量强大表现在：（1）人是有组织的动物。一个人力量单薄不可为的，在强大的组织面前，任何庞大的物也会土崩瓦解；人类组织了公司、政府、社团等等组织，这些组织的力量之庞大显然是单个人的力量所不及的；人是有智慧的动物。人可以做出许多发明创造，高度组织加上高度创造，人可以在地球上上至太空，下达地下；足迹便两极，身影现深海；遇山炸山，遇水搭桥；截大江，钻山洞；平天堑，填鸿沟；天空中庞大的铁飞机轰鸣飞行，空气中无线电波乱窜。人的力量可谓大矣！是故，在庞大的人力面前，鱼虾捕捞殆尽，山野鸟兽无踪……从前不能为之的今日可以为之：例如对电磁波的利用；从前人类获取的能力较弱，今天则能力较强：比如捕杀鲸鱼，可以动用现代武器，捕捞规模巨大；从前人类反作用于自然界的效果较小，今天则效果巨大：比如修建大坝、大江截流，建设核反应堆等；从前物的利用中污染较小，今天则污染严重：海水受到油污和大陆排放水的污染，天空则有大气污染、二氧化碳过度排放产生温室效应等等。 随着人类对自然的利用能力增大，物的形态状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起初，人类利用的物为自然物，如牛、羊，而现在物的形态也是今非昔比变化莫测。比如小到看不见之微生物，大到万吨巨轮、摩天大楼、千里石油管线；长久者有黄金、土地，短暂者有性质易变之化合物；有自然者如牛、羊，但也有制造者如汽车、机器。利用方式也有重大差别。有自然利用者如用牛耕地，也有组合才能利用者如电灯和电源、汽车与汽油。 随着人类对自然反作用力加大，自然的面貌打上了人类活动的深深印记。大山 穿洞大江截流；森林砍伐，青山变秃山；掘地三尺，深地里钻石被开采、石油被吸出；波涛万顷之中建立石油钻井平台；烂泥滩上树起钢筋混凝土大厦。按照现代社会的速度，人类的组织能力加上强大的科技能力，长城恐怕不到一个月就能建成。 人类社会之初，总认为大自然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财富。肆意向大自然索取。结果大自然不但资源耗费殆尽，而且引起了气候变化。台风暴雨、山体滑坡、赤潮等等，无不是大自然对人类行为的一种惩罚性的回应。 反映在法律之中，初始阶段，人类仅仅在物权法之中，对于过分索取的行为加以限制。例如，法国基于三种理由对所有权加以限制，其中分别是根据所有物的性质加以限制；根据滥用权利禁止的原则加以限制；根据法定的理由加以限制。例如，《法国森林法》L.311-1条第1款规定：“如无特别的行政授权，任何个人不得行使拔除或开发其树木的权利，或行使终止其土地用于森林业目的的权利。”根据“所有权承担义务”这一新时代的立法精神，德国法院从1987年以来的几个案件中对不动产所有权创立了“情势限制性”（Situationsgebundheit）理论，或者称之为不动产所有权的“情势义务”理论。该理论的基本含义是：每一块不动产都和它的位置、状况、地理环境、风景、大自然等因素、也就是它的“情势”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不动产所有权人在行使其权利时必须考虑到这些情势，必须遵守因情势限制性而产生的社会性义务，并只能在其特定情势下从土地取得收益和为处分。一个理智的人总会根据其不动产的位置与公共福利的关系作出如何正确地行使其权力的判断。该理论强调不动产所有权的享有和行使必须服从于社会的平等和公众的利益。中国传统法律中也有对于鱼网的密度进行的限制。但是，总的来说，当时的法律主旨仍然在保护所有和利用的阶段。对于自然界的万物，人类总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许多物进入不了物权法调整的视野之中。例如海洋是共用物；水是共用物等等。 人类对限制人对物的过分利用的法律（限制所有权、限制所有权的取得方式等）仅仅开始在传统法律中修修补补地进行。当时，在人与物的利用关系中，物权法居于核心的地位。 人与物的现代关系及法律反应 但是现代阶段，人类已经意识到危机的存在，人开始对人与物的关系的反思，并且随之发生了人类行为方式的变化。2005年日本世博会结束以后，所有最坚固的钢架或最漂亮的展馆都将无一例外被拆得片甲不留，甚至因建设而被移动的土石、树木也将在展后的一年中被原样移栽回去。从展馆上使用的可解体再利用的钢铁构架、废纸再制成的馆墙外壁与孟买麻材料制成的内部结构，到为展览提供的风力发电机，整个展馆建筑在拆除后都会再次销售和利用，废弃物为零。 这样，人和物关系的就从第一个历史时期过度到了新的历史时期，即从人对物的所有、利用和限制时期到所有、利用、限制、保护和涵养时期。在法律的反应上，从仅仅是在物权法刑法中进行支离破碎的规定，从私权救济和私权限制的角度保护环境到产 生新的法律门类——环境资源法。 所有+利用+限制 （民法、刑法等传统法） 所有+利用+限制+保护+涵养 （环境资源法、城市规划法等现代法） 在人与物的关系发展史上，物权法和环境资源法都居于重要地位。环境资源法与物权法相比有许多共同点，都是调整人与物的关系；从对所有权的限制和相邻权的保护来看，环境法在内容和功能上与物权法的承继关系。但是环境法是物权法所不能为的情况下产生的，就象劳动法和劳动契约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民法侵权法、产品质量法和民法买卖法的关系一样，前者的产生都是由于后者的功能不足以完成现代社会的需要。 但是，物权法和环境资源法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物权法的核心仍然是“所有+利用”；而环境资源法的核心是“保护+涵养”。两者的区别主要可以概括为： 1、物权法为传统法，而环境资源法为新兴法。物权的产生有几千年的历史，而环境资源法更多地是工业社会以后环境状况严重恶化以后产生的。 2、物权法为微观法，而环境资源法为宏观法。物权强调的是一个一个的民事主体的利益，关心的是“相邻通风采光”、“逾界自落果实所有权归属”、“典物维护修缮”等这样个体的、特定化的物的问题，而较少关注诸如“地壳”、“生物圈”、“生物多样性”、“大气质量”等这样宏观的问题；而环境资源法较多地关注这样的宏观问题。 3、物权法为私法，而环境资源法为公法。物权法关注的私权利；而环境资源法关注的是公权力为主；两者出发点不同。一个人受到邻地工厂噪音影响睡不着觉，可能对于国家、社会、大自然都算不上什么大事，但是，对于这个个体的私权利来说却是天大的事。 4、物权法为个体效益法；而环境资源法为社会效益、自然效益法。物权法要关注个体追求财富的愿望，以及保护合法财富，保护财富的安全流转；环境资源法更多关注社会和自然的效益。 5、物权法为个体权利和全体义务；环境资源法为全体权利全体义务。 要正确认识物权法和环境资源法的关系 物权法不可能包罗万象，物权法的生存空间要受到限制，但是不能否认物权法的重要性。物权法和环境资源法两者都要强调。环境法是约束力，而物权法是扩张力。物权主体作为私权主体，尽可能想扩大自己的权利。例如捕鱼的时候，肯定想提高鱼的产量，于是，如果没有约束力，捕鱼者利用炸鱼、毒鱼、电鱼、强光照射鱼等无所不用其极。 环境法的约束力 物权法的扩张力 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中，是必须强调物权法的扩张力；同时要强调环境法的约束力。一方面要鼓励保护人们去追求财富、创造财富、利用财富；同时要防止为了追求财富破坏环境和破坏人类生存空间的现象。 环境法的约束力要起作用。在法国现代社会，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的限制越来越多。尤其是针对不动产权利的行使（危险或有害健康的工业的限制、城市规划的规则、风景的保护等等）。， 这种限制目前正在从传统的地役权、相邻关系所达到的环境效果[11]转化为基于环境资源法、城乡规划法等公法的限制。这就是物权的扩张力和环境资源法的约束力的体现。同时也正是人与物的法律关系的反应由传统法中对人的行为的部分限制到现代法的全面监督和控制人对物的利用行为的转变。 两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一，认为环境保护等仅仅是公权力行使的，而忽视私权在环境保护中的重大作用。政府的重要作用必须要肯定。但是也不能过分强调。有的学者提出，面对那由以构成“以无数方法和在空前规模上改造其环境的能力”的权利能量，人类唯一的选择是动用他们建造的政治大厦，用权力控制权利。如果说人类曾经因采用了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办法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那么当这种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已经超过了人类生存环境所能容纳的范围的时候，人类便不得不更多地倚重权力，给权利以必要的限制。[12] 对此，笔者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政府在治理环境的时候有重大作用，在污染的时候也时常有大的作为。事实上，许多污染正是权力不受约束造成的，例如，许多城市政府的亮化工程，给天空带来了“光污染”，[13]导致候鸟迁徙出现偏差；因此，现在更加应该用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来约束公权力，防止公权力的滥用破坏环境；当然，同时以合法权力来限制权利的不当使用。浙江宁波海洋局执法部门查处部分渔民非法电鱼毒鱼即是一例。 我国农业学大寨，又造了多少梯田；而今又退耕还林还草。当年东北大砍森林，造就了一系列“劳模”，而后又成为了“造林劳模”；当年大张旗鼓地鼓励生育，狠批马寅初；而今又计划生育。在纲领性的法律中可以谈人类，而 操作中制度化建设的时候，环境资源法不能空谈人类。人类是由一个一个的个体的人组成的，不关心个体的人而空谈人类，那连人类也关心不了。[14] 要防止政府借口环保等公权力来对私权利进行不正当的约束。例如微型车排放超标问题，有些厂家即使已经达到了排放标准，有关市政府也不允许销售，这就是借口环保来干涉正常的经营活动，以达到地方保护的目的。 二，认为要赋予物权法以过多的职能，认为物权法应适应时展，强调物权的“绿色性”，甚至要制定“绿色”的民法典，更有甚者，要规定环境民事权。[15] 笔者认为，一个民法典或者是物权法典不可能承载这么多的内容。民法典和物权法是保护私权的，但是已经形成了其固有的结构模式和权利体系。即使其中有限制所有权行使的部分内容，还有民法侵权法目前可以承载一部分环境侵权诉讼保护的职能，但是其基本的出发点也不是为了保护环境，而是保护另一个私权人的利益。如果非要在民法典中或者是物权法中加上“环境民事权”之类的东西，只会使民法典或者是物权法不伦不类。 [ 郑瀛。再论物权法的发展趋势[J].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4 莱州十年放流效果显著[N].北京：中国渔业报。2003.6.16 徐祥民。对公民环境权的几点疑问[J].北京：中国法学。2004.2 徐祥民。张峰。质疑公民环境权[J].上海：法学2004.2 徐祥民。告别传统。厚筑义务之堤[J].郑州：郑州大学学报。2002.2 林刚。物权理论：从所有到利用的转变[J].重庆：现代法学。1994.01 韩彦。移动梦想与均衡社会[N].北京：经济观察报。2005.1.10 陈冬。小鱼与大 坝的对话[J].济南：法学论坛。 2003.3 吕忠梅。关于物权法的“绿色思考”[J].北京：中国法学。2000.05. 关涛。作为生存法的不动产物权法[J].北京：中国法学。1999. [11]尹田。法国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12]周楠。罗马法原论（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 [13]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14]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5][意]彼得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M].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16] [德]耶林。为权利而斗争[C].胡宝海译。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 From Iura in Rem to Environmental Law： the legal reaction of the change of Human and Rem Zheng Ying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071） [Abstract] To dump young fishes and shrimps to the sea is very hard to be explained by traditional law. But environment al law can do this.This shows that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rem has changed from ownershipuserestriction to ownershipuserestriction protection and conserve. [Key words] Iura in rem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s law human and rem 注释 中国渔业报，2003年6月16日 信息时报，2003年06月09日 《南方日报》，200年6月11日。 参见尹田：《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33-134页。 参见孙宪忠：《当代德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90页。 参见[意]彼得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204页。 青岛市一些做法和这种思路是反其道而行之。青岛市为了美化香港路，从海边挑选大的怪石堆放在路边，以制造“野趣”。笔者认为这些石头应在它本来的地方。另外，许多城市广泛引种国外草种，大面积搞草坪也是和自然背道而驰。参见韩彦：移动梦想与均衡社会，载《：经济观察报》2005年1月10日。 这就是笔者对关涛先生观点不敢苟同的重要原因。参见氏著：《作为生存法的不动产物权制度》，《中国法学》1999年第1期。 参见徐祥民：《对 “公民环境权”的几点疑问》，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 参见尹田：《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33页。 [11] 参见关涛先生对地役权对环境保护所起的作用的论述。见关涛：《作为生存法的不动产物权制度》，《中国法学》1999年第1期。 [12] 笔者认为，公权力限制私权的不当行使；同样，私权利也要约束公权力，这些在环境资源法中都是必要的，不能片面强调某一方面。参见徐祥民：《对 “公民环境权”的几点疑问》，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 [13] 郝洛西：《中国城市亮化工程的若干问题》，清华大学学报，2000年第40卷第s1期。 [14] 对于公权力对于私权利的侵犯和干涉，德国民法学者耶林有精彩的论述。参见[德]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胡宝海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1版。 [15] 相关论文见吕忠梅：《绿色“民法典的制定——21世纪环境资源法展望》，《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02期；吕忠梅：《关于物权法的”绿色思考“》，《中国法学》2000年05期；曹明德、徐以祥：《中国民法法典化与生态保护》，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4期；徐以祥：《生态保护的民法学思考》，《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01期；关涛：《作为生存法的不动产物权制度》，《中国法学》1999年第1期。这些文章都认为要赋予物权法以捍卫环境的职能。反对意见参见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第22页。 郑瀛

人与环境论文第6篇

【内容提要】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为谋求自身的生存的发展，在千差万别的生存环境下创造了千百态的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珍宝，是人类智慧的总库存。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有助于人类生存环境的宽松，对缓解目前已出现的生存环境恶化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有效地利用各民族文化的多地并存源，人类21世纪的生存环境将仍然是美好的。

【英文摘要】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human beings created variousethnic cultures in an immense variety of survival environments.the various ethnic cultures are the precious items in thehuman treasure house of wisdom. to protect the cultures isconducive to the human survival environment and is importantto help stop the deterioration of survival environment.

【关 键 词】民族文化/生存环境/文化类型ethnic culture/survival environment/cultural types

【 正 文】

      人类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梦想彻底征服自然。开始是凭巫术，以后是凭信仰、凭人类的科学和技术及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人类经济秩序。其结果是人类在局部问题上使自然按照人类的意志发生了改观，但在总体上却不断地遭到了自然的报复。那么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协调还是控制，是利用还是征服，是依存还是对立？本文拟从民族文化多样性与人类生存环境的关系加以分析。

    人与其他生物物种不同，其他生物物种完全是凭借自身的生物属性，在生态区域内参与生态系统的协调运作，任何一个物种在其间失去平衡，该生态系统内的其他物种都会相应按生物规律做出反应，使之重归于平衡。人则不同，就其生物性而言，他与其他生物物种无异都得摄取生物能，消耗生物能，都得接受同一区域并存物种的生物性制约。而就人的社会性而言，人与其他生物物种就迥然不同，他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特有文化，凭借文化结成社会，维系成个体集合——民族。用人类特有的手段——文化去摄取和消耗生物能，因而和人并存的生物，只能在生物性上层面上对人的生息和繁衍加以制约，而在生物层面之外对人类却无能为力，人类却能在生物层面之外凭借文化按自己的意志对于伴生生物加以控制甚至彻底征服。这样一来，矛盾酿成了，即人类超越于生态系统之外，它可以左右生态系统，却不受生态系统制约。终有一天人类这个脱控的生物物种会打破生态系统的均衡运作，使所处的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这一天目前已经迫近了，这就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降临。

    人类在生态系统内的脱控既然导因于人类的文化，那么要使之在生态系统中重归于平衡，也得惟文化是问。要使人类这一物种在生态系统内重归于平衡，当然得靠一种制约力。这种制约力只能是文化，文化又只有人类才有，因而不能靠其他生物种的文化来制约人类，只有靠人类自身的文化来制约人类自身。如果这个制约的方案能够行得通，人类这一生物物种在地球上的失衡也就随之得到解决。人类生存环境恶化问题也就彻底缓解了。

    我们知道文化可以划分为具体的类型，类型之下又可以划分为具体的样式。要使文化对生态失衡发挥制约作用，当然不能靠文化的整体，而只能靠文化的不同类型、不同样式之间的交互作用去实现。为此，我们得按照文化的类型一一分析，看看他们各自对生态系统失衡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以及如何去加以制约。

    属于狩猎一采集类型的文化，由于是在伴生生物的运作中获取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这种文化类型也能够积累有限的代偿力，但是这样的代偿力仅作为转换生活区域、对付生存环境不测因素的变故之用。一旦所维系的民族成员个体数量超过所处地带生态系统所能承担的生物个体数，随之而来是该种文化在该区域内适应度的锐减。人们的反应只能是扩散或出现该种民族的分裂。在这种文化类型中，人类虽然超越生态环境的生物性，但是由于他们所拥有的文化仅仅用于人类转移生存环境和对付生存环境的不测变故之用，而不是在生态系统之外按自己的意志，迫使生态系统改观来适应自己，因而不会造成生态环境的阻滞，即生态环境运作仍能按其生物性正常延续。

    斯威顿耕作类型的文化也是在所处生态系统中凭借伴生生物在该系统内的生物正常运作从中获取生活资料。在这种文化中可以积累较多的代偿力，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从所处的生态系统中划分出由人严格控制的生产区，于是仅具有生物性的生态系统开始接受来自人类文化的强制性控制。这时所积累的代偿力已经可以使自然生态系统局部地改观，但却不会使这种改观延续下去，否则，人类在生存区域内所构建的生存环境，就会与其对应的文化失去平衡，导致适应度的降低。于是，在这种文化类型下的人们，为了避免适应度的降低，同样只能向新的生存环境扩散，去构建新的生存环境，使暂时的生态系统阻滞迅速得到恢复，而不能在使生态系统改观中找出路。因而在这样的文化类型下，人们仍然没有完全脱离生态系统中生物性特征的制约。由于代偿力的积累，人类可以局部地扰乱生态系统中生物的正常运作，但那仅是处于构建生存环境的临时需要，并非以此为目的。因而在该类型文化下，人类对其处的生态系统造成的阻滞是暂时性的。

    关于斯威顿耕作是否会造成生态危机，曾有过不少的偏见，处于一般进化类型较高的民族，往往指责斯威顿民族靠毁林烧畲谋生，是生态资源破坏的罪魁。这种提法，带有很大的民族偏见色彩，近年来很多切实细致的研究工作已对这种偏见进行了有力的匡正。尹绍亭在云南边境地区所作的研究工作，使这种带有传统性的偏见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在国外也有很多卓越的学者，同样地证明了这一点。拉巴婆特在对岑巴甲玛凌族的生计生态研究后，明确地指出，该民族的斯威顿耕作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呈相当和谐的平衡状态，并未造成生态系统运用的阻滞。

    畜牧类型文化不是用代偿力去使所处的生态系统暂时改观，而是凭借控制大型的食草动物去谋求生存，其所控制的大型食草动物，是在其所处生态系统中按生物性参与生态运作，人类则在这一运作中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该类型文化下，人们所控制的仅是饲养的动物本身，不是这些动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因而这些人类手中的动物一直在接受着生态系统中生物运作规律的制约，一旦这些动物的繁殖超过该系统所能容纳的数量，造成生态运作阻滞，受到制约的首先是这些动物本身，依赖这些动物为生的人类则受到间接的制约。由于这种类型中，人类没有直接控制生态系统的运作，因而不存在人为的生态运作阻滞。生态系统规律却间接地控制着人类的过分活动。很多中亚和北非的草原尽管从局外人看来条件十分险恶，但是生存其间的游牧民族却得到长期的延续，这间接地证明了在畜牧类型文化之下，生态运行阻滞是极为有限的。

    在历史上很多农业民族都曾蒙受过来自畜牧民族的威压，因而从感情上难以公平地对待处于这一类型文化的民族，总是谴责处于这一类型的民族破坏他们的生存环境。但是，这种内容的指责与畜牧民族自身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人为破坏并不相关，因为畜牧民族一旦离开了他们的固有生存环境，必然被农业民族所同化，所谓畜牧民族专事破坏生态环境的指责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农业类型文化和以往的生产类型都不同，它必须积极地使生态环境改观。使生态环境按人的意志只适应特定的由人类驯化的植物生长，凡干扰该种作物生长的其他生物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一律从生态系统中被人驱赶出外。随着人类农业水平的提高，这种驱赶伴生生物的做法越来越彻底。这样一来，作物的生长不是靠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体的自然运作而生存，而是在人的监护下以打乱生态系统正常运作为前提而得以生存。一旦作物生长越过生态系统所能容许的范围，人类所积累的代偿力又足以匡复，那么，长期性的运作阻滞就必然产生，随之而来的是文化在其生存环境内的适应度锐减。加上在本类型文化中，生态环境的改观是固定化了的，避免适应度锐减的办法就只能是靠强化代偿力投入来加以暂时的维持，于是长期的生态运作阻滞就可能诱发为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性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终止人类的过分活动才能使生态环境重归于均衡运作。

    在一些生态系统较为脆弱的地区，人类曾经一度建立起高度的农业文明，但在一度的文明之后诱发成了局部性的生态危机，这些繁荣的农业文明，在历史上昙花一现之后就消失了。中国西北地区的大夏政权，曾经一度繁荣昌盛，而今却埋没在荒凉的沙漠之中。不过在农业类型文化中，由于它所要求的生态系统改观，并不是在人力的全部控制下实现文化运作，因而诱发生态危机的可能性并不普遍，只有生态环境自身较为脆弱地带，才可能出现局部生态危机，比如降雨量较少的地带，又比如土层较薄、坡度较大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至于宽旷的平原、水量丰富的江河三角洲，人类通过文化的特殊进化也可以长期地保持文化的高适应度运作。汉族在长江三角洲长期稳定的发展并保持着人口的高聚合度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此外，在17世纪的西欧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特别是莱茵河下游的尼德兰族和佛来芒族就十分成功。

    农业类型文化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来说并不会导致大面积的生态危机，但是该类型文化可以积累大量的代偿力，可以诞生出强有力的稳定性大帝国，而这样的大帝国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滥用积累起来的代偿力，比如为了增加财政的收入，可以迫使非农业民族接受涵化，迫使非农业民族向他们交纳农产品，其结果必将造成被它控制的弱小民族在不适宜农业生产的区域强行进行农业生产。这往往导致这些民族所在地区生态环境的长期性运作阻滞，甚至诱发为生态危机。萨珊王朝时期的中亚、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马格里布和巴勒斯坦都曾局部地出现过类似情况。

    工业类型文明与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文化都不同，它是立足于最终性地彻底改变所在地区的生态系统为其文化运作的基本前提。这种改变随着工业文明的成长而与日俱增。由于这是按人为意志凌驾于生态系统上而从事的活动，因而生态系统的正常运作对它完全失去了控制，这种文化运作的本身就必须建立在生态运作阻滞之上，是靠人力来加以平衡的生存方式，一旦人力超出了生态控制的极限，必然酿成生态危机，这种状况在本世纪初已经开始在局部地区露头。比如北美的草原局部退化、莱茵河下游的海水倒灌、英伦三岛的环境污染，都是这方面的明显征兆。但是，由于该类型文化可以积累巨额代偿力，局部性的生态危机不足以从全面动摇该文化类型的运作，因而往往被掩盖下去，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一直延续到了近年，人类才日益感到对自然的束手无策，生态危机的话题才引起了全人类的关注。

    工业类型文化由于伴随有巨额代偿力积累，还带来另一个生态恶果。为了维护本类型文化的运作，为了大幅度地提高其生存环境的适应度，工业类型民族往往赁借其代偿力的直接投入，控制其他类型文化的民族，强迫他们提供廉价的原材料，成为接受工业产品的市场。也就是说，凭借实力推行全球范围内的涵化政策或同化政策，打乱其他民族文化运作的外部环境，迫使有关民族不得不按工业民族意志人为构建的外部环境去调适其文化。然而，工业文明自身的弱点导致了他自身生存环境的不稳定性，同时也必然造成他为其他民族人为构建的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这就必然导致有关民族文化运作调适上的混乱，迫使这些民族超限度地利用自然资源，而不考虑因此而造成的所处生态系统的运作阻滞，一旦工业类型民族不能维系他为其他民族所构建的外部环境，有关民族的文化运作阻滞就有可能爆发为大面积的生态危机。当前世界上已出现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征兆，而且这些征兆在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中更为严重。埃塞俄比亚全国性的干旱、撒哈拉沙漠的扩大化、亚马逊原始密林的破坏、印度和孟加拉的水患、巴基斯坦的干旱，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在这里我们必须严格地区分生态运作阻滞和生态危机两个截然不同的学术概念。生态运作阻滞是生态系统内有关物种的个体数比例失调而造成的生态运作暂时性失衡，一旦外来因素消失，生态系统的自身协调律可以使之重归协调和达成新的平衡。生态危机则不同，生态危机是由于对生态环境的根本性改变而造成的生态系统运作混乱，单纯凭借生态系统的自身协调律无法恢复正常。对人类总体的生存而言，生态运作阻滞并不可怕，其最终极的严重后果仅止于导致某些民族的兴盛衰亡，从人类总体而言，只需换用另一种文化去从事开发利用，同样可以使之趋于正常。

    就农业文化类型而言，在其有效生存环境内，虽然改变了生态环境的原有面貌，打乱了原有生态运作结构，但这样的文化还必须接受生态环境适应度的制约，一旦适应度降低，有关的民族就只有暂时地部分地中断该种文化的运作，同样不导致生态危机的爆发。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仅止于有关民族文化的蜕变和民族的衰亡。这与生态危机的出现没有直接关系。农业类型文化诱发生态危机不是在它的有效分布区内，而是在它的代偿分布区上。由于不是有效分布区，在出现危机时，可以轻易地退出，自然会促使原来的文化在该地区的重新启用，所造成的危害经过相当时间后，也能趋于缓解，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恢复。

    真正酿成祸患的倒是某些农业民族高度发达，人口聚合度极大，能够持续地积累巨额的代偿力，因而对已经出现生态危机的地区出于军事、政治的需要，强行投放代偿力，以维持该民族势力在该地区的存在，这就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该地区生态危机的质变和扩大其规模。历史上汉民族在内蒙古西部和塔里木各绿洲的活动正是这种情况。要缓解这些地区的生态危机，惟一可行的办法是换用其他类型的文化代替汉族农耕文化的代偿性存在，才能救治这一地区的生态危机。

    工业类型文化由于需要最终地改变自然生态环境，因而造成生态危机的隐患是人力的控制限度，而不是生态系统运作本身。换句话说，工业类型文化是造成生态危机隐患的根本原因。而这样的危机隐患又不能靠自然力加以节制，只能靠工业民族的自我约束，这乃是生态危机被人类注意到并作为重大问题提出来的文化背景。更为严重的事情还在于工业类型文化还把积累的巨额代偿力强加于其他民族，使之为其提供有利于本民族文化运作的外部生存环境，又无需为这些民族承担任何责任，以致于生态危机可以扩展为全球性的危机，并且把祸水泼向其他民族，这才是当代人类最大的灾难。这种损人利己的生态危机转嫁办法得以扩大推广，正是当前生态危机的根本性的特征。

    环境污染与资源危机一样都是世界统一经济秩序的派生产物，在世界统一经济秩序下，只容许一种经济计量体制存在，而不容许多种体制并存，因而处理污染物无利可图，不能纳入文化正常调适之中去加以解决，而最终诱发为全局性的环境污染危机。

    在统一的经济秩序下，人口越密集，经济越有利可图，作为20世纪高度繁荣的都市化进程，正是这一不合理需求的表现形式。而高度都市化导致了污染物的集中排放，加上对资源的浪费性消耗，又促成了废物的超量排放，这是环境污染激化的另一个原因。

    环境污染的激化还导致资源的单向倾斜消费。自然界本身是一个庞大的整体，污染物的存在是早已有之的事实。只要对自然资源消费不过分地单一化，有限的污染完全可以凭借自然的运作去加以平衡，问题在于人类的消费高度单一化剥夺了自然力平衡的必需时间，从而构成了全局性的环境危机。

    环境恶化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不是好事。而文化的可调适性本身具有对付恶劣环境的能力，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同样具有抑制不利作用的牵制能力。问题在于这样的调适从无序到有序得有一个过程。20世纪的超速发展和对资源超前消费，使不利因素的出现频率加大，从而加速了无序状态的延续时间，使各民族文化的调适难于形成定型的反馈，也使各民族之间的互动牵制力难以有序化，从而无法抑制环境污染因素的蔓延。

    基于上述原因的并存，同时导致了同一的结果——全球范围的人类生存环境恶化。

    针对环境恶化的症结，对待人类生存环境形势，如下一些认识应当逐步地建立起来：

    第一，20世纪末，环境专家在评估污染危害时往往与短期的经济利益纠缠在一起，没有将短期的经济损失与人类长期的延续加以严格的区分。举例说，人们在评估二氧化碳的超量排放时就有如下几种相互关联的结论：一是二氧化碳过量排放会造成温室效应，致使原先富饶的农业区会因为过热干旱而蒙受经济损失；二是温室效应的出现加速两极冰雪的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从而造成足以代表人类高度繁荣的濒海城市彻底报废；三是温室效应会导致某些寒生物的生存危机，而这些生物具有经济价值或者具有生态价值，这些生物生存危机也会带来人类的经济损失；四是温室效应的出现将造成世界气候的震动，使很多原先有效的经济活动变得无利可图，甚至会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等等。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些评估的背后，短期的经济利益在起着潜在的关键性作用。

    比如说温室效应导致一些原先的农业区干旱，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个局部问题不是全局问题。因为在同样的太阳能补给下，全球的水蒸发量应当趋近于一个常数，总蒸发的水蒸气结成雨时，回落到地面也应当接近于一个常数，因而局部地区的干旱的同时，在另一些地区又会有多的雨量，使原先不能耕作的干旱地区重新变得可以利用。因而雨量的重新分配造成的经济损失是一个局部问题而不是全局问题，从全局来看，得失是相抵的。

    又比如海平面上升的问题，这虽然会使一些已经高度繁荣的大都会，使一些极为宝贵的工程设施被淹没掉，但是凭心而论，这被破坏掉的仅是人类构建的经济产物，而不是人类本身。人类完全有能力凭借经济活动重新加以构建，经济损失是短期的，人类修复损失的能力是长期的。这同样不能最终毁灭人类本身。

    气候震动和气象的超常肯定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但这并不足以造成全人类的创伤。得失相较，同样处于人类可以调适的范围之内。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对环境恶化的评估，必须将短期的经济损失、局部的毁损与人类长期的延续和全局性的威胁区分开来。关键的目标是要让污染的变动不至于太突然，以至于人类无法发挥文化的调适能力，也无法让各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并存发挥有效的相互牵制力去缓解环境恶化的速度。

    第二，环境污染诱发的后果具有多重性。对环境质量的评估如果停留在线性思维模式上，就必然限制人类思维的正常发挥，使人们无法看到因果的多重性，进而把环境的恶化看死，无法让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应对环境的变动。以上述的二氧化碳排放为例，目前学术界谈得最多的是二氧化碳排放过多导致的温室效应，而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对刺激植物生长的作用，却没有形成问题的热点。事实上，二氧化碳的浓度提高后肯定会加速植物的生长。地质学研究表明，地球表面二氧化碳的浓度曾经一度较高，但经过植物的光合作用后，二氧化碳的浓度也就相应降低了。这样的过程虽然需要较长的时间，但却具有稳定的可持续性。而植物的快速生长对人类来说是具有长远经济效益的。此外，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也会诱发目前尚不显著的化学反应，进而较多地消耗掉二氧化碳。总之，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不光作用于人类社会，同样作用于自然，以至于自然的正常运作全为之而出现相应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二氧化碳浓度的快速提高，这样的变动对人类来说同样得失参半，只有加以有效的扬长避短，环境的危机才不会像线性思维模式得出的结论那么恐怖。

    第三，同样由于20世纪末对环境评估使用的是线性思维办法，所提出的对策也脱离不了线性思维的影响。这些线性思维的特征就在于片面地依赖于对污染物排放的硬性控制，而不在于诱导人类社会对此作出有效的调适，也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发挥各民族文化多样化的交互制约力上去有效地调控“三废”的排放。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说，这种评估是一种被动的评估，提出的对策也是一种消极的对策。

    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后，我们就可以按照非线性思维的模式去讨论人类文化多样化与各民族文化环境的关系。环境污染既然是族际关系多样化被忽视的必然产物，治理环境污染的积极对策就得从各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入手。

    首先，应尽力维护全球范围内多元文化的并存，以缓解环境的恶化。在这一点上，对付环境恶化的对策与对付经济震动、资源危机的对策是同步的，只要解决资源消费的单一化，就能一举而三得。这从经济投入的效率上看，人类社会是可以承受的。比如说只要多渠道能源的获取能替代化石能源的消费，哪怕是部分地替代，化石能源的资源危机就可以得到局部的缓解，利用化石能源造成的污染也可以得到缓解，经济秩序单一化的弊端也可以得到解除。对付其他形式的环境危机在本质上与此相同，解决的思路也可以比照执行。

    其次，环境污染对人类的威胁具有相同性，但造成污染的直接责任在不同民族间却是有区别的。因而在族际关系互动过程中，各民族的利益和损害是有差别的。“三废”的排放，完全可以通过文化的互动去形成有效的制约力，以放缓“三废”的排放，事实上在20世纪后期这种制约力已经有所表现。造成重大环境污染的民族和国家已经遭到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谴责，从而使“三废”的排放者和因事故污染肇事者受到应有的制裁。问题在于在统一经济秩序下，总是抑制这种制约力的形成，致使消除污染的效益并不显著，不能真正起到改善环境的作用。举例说很多发达国家为了怕污染自己的环境，把那些高度污染的产业以资本输出、技术输出的方式移置到欠发达地区，又利用统一的经济秩序以低价吸收高污染企业的产品为自己赢得好处，这实质上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做法。如果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形成的制约力能够行之有效的话，完全能够抵制这一不合理的行为。遗憾的是统一的经济秩序在作怪，致使明知不合理，发展中民族也只好被迫接受。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出现，这种损人利己的做法肯定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抵制，随着各民族文化多样化抵制力的凝聚，这种转移环境污染的短期行为肯定会被最终制止。

    再次，人类社会的调控能力也不容低估。20世纪环境污染的症结在于污染物排放的集中与污染物排放的超量，致使自然力无力在短期内消耗这些废弃物，重新使环境清洁。但是当“三废”排放达到一定的限度后，原有的生产成本必然会提高，比如说水质污染必然使用水的企业要耗费一定的成本去提高水质才能正常生产，这样一来，产品的成本就会提高，原有的生产秩序就会被打乱，从而迫使当前的人们极力地支持保持水体资源的对策，即使是耗费经济的对策也在所不惜。因此环境污染导致成本的提高，会反过来促使企业为治理环境而努力。有效的对策就应是及时地将治理环境的经济代价有效地分散到现有企业的生产成本中，迫使造成污染的企业参与到治理的行业中来。通过社会的调控让当事人合理地负起责来，环境污染问题就可以获得有效的遏制。

    最后，20世纪环境污染的症结还在于污染物排放的速度超过了必需的调控时间，致使各民族文化对于污染的反馈长期无法定型，因而加剧了环境的恶化。同时抑制恶化的定型反馈不能稳定，有效的对策就应当针锋相对，利用环境监测的结果针对污染物的排放施加压力，有效地压低不顾后果的经济膨胀。一方面降低了强污染企业的增长速度，为各民族文化的调适赢得可贵的时间，再一方面又直接减少了对环境的压力，同时还使自然力的自我复原能力有发挥作用的可能。只要这种监测和抑制合理，就能够收到多重性的环境治理实效。

    总而言之，环境危机是经济秩序统一化的派生产物，核心问题是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的调适能力是否发挥实效，只要这种调适能力有效地发挥其效能，同时又为自然界的复位能力创造一定条件——不言而喻，创造这种条件同样得依赖文化的调适，只要能兑现这些做法，人类的生存环境绝不会像线性思维模式所预言的那样可怕，21世纪的环境对人类来说同样具有光明的一面。

    我们认为要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必须明确责任，依赖人类自我节制，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具体的解决方案，必须明确以下三条指导原则。

    第一，多种文化类型、多种文化样式的并存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必要前提。维护现有各种文化的合理并存是医治生态危机的根本大计，因而某些民族为了其文化运作需要，使用代偿力企图改革其他民族的文化运作的做法必须加以制止。

    第二，代偿移置往往是造成局部生态危机的根源，因而代偿移置的规模和代偿移置所推行的地区，必须进行严格的控制，应当保证代偿移置所涉及的民族拥有最大限度的发言权和最终的否决权，个别民族的需要必须通过民族间的协商解决，不允许强加于人，在这种情况下，被损害的民族有权做出强烈的反应，这是正当的，是维护人类总体利益的正义举动，应当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

    第三，工业类型文化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高文化类型，但是对其必须一分为二。在承认其对人类所做贡献的同时，必须充分地注意到，其对人类生态危机应承担的责任，其他类型文化的民族应当动员起来，有效地限制其规模。而工业类型文化民族也应当自我节制，不应当把其他民族的限制看作敌对行动。事实上，人类的创造拥有巨大的潜力，其他民族的限制，虽然造成了外部环境的不利，但是却有利于促使工业类型文化民族向更高的层次更新文化。把这种形式下的民族关系理解为敌对行动，是民族本位偏见在作祟，不应当使之合法化。只有按上述三大原则达成各民族之间的谅解和相互制约，生态危机才能最终地解决，全人类的永世其昌才有希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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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美]西奥多·舒尔茨，郭熙保、同开年译.经济生长与农业[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人与环境论文第7篇

    一、人体健康与化学元素的关系

    人体中含有大量的化学元素。在这些元素中,除碳、氢、氧、氮能形成各种体内的有机物质以外,其他元素都各以一定的化学形态和结构形成各种生物配合体、功能蛋白质、酶等存在于人体组织中,或作为组成人体结构的材料。或作为血氧运输的载体、或作为酶的激活剂、或作为体液中电解质平衡的调节剂,或作为人体细胞间的信息传递的通讯员,这些元素协同作用,共同完成人体的新陈代谢功能。

    但是,由于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并没有形成对现代社会环境中,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方面的巨大变化的元素的生态适应机制,环境中有些元素对于人体是必需的,有些是非必需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而人体中任何一种化学元素超过一定的标准都会成为对人体的有害元素。例如,铁是人体必需的元素,具有造血、组成血红蛋白、传递电子和氧,维持器官功能的作用,但人体摄人过量的铁,就会损伤胰腺和性腺,甚至引起心衰、糖尿病和肝硬化。氟也是人体的必需元素,氟对防龋齿、促进牙的生长有积极作用,氟还参与人体内各种氧化还原反应和钙、磷代谢。但是,过量的氟会引起氟斑牙、氟骨症和骨质增生。其他很多元素也如此。

    现代人与古代人人体中的微量元素的变化是由环境污染而造成的。随着人类新技术的发展和对地球资源的开发利用,现代环境中的很多元素大大超过了古代环境。因此,现代人人体中各微量元素的含量水平也大大超过了古代人.

    现代人体内大多数元素的含量高于古代人,而其中许多元素对人体的健康构成危害。它们在人体中有隐藏毒性,当高于某一阈值时,人体便发生中毒,甚至死亡。例如,铜的过量摄人曾导致了轰动世界的日本富山痛痛病,患者长期食用含铜量很高的米,全身自然骨折达72处之多,呼天叫地,痛不欲生。铅也是一个潜在的危害,目前它的主要来源是汽油中的防爆剂——四乙基铅。在汽油时代开始以前,古代罗马人已经开始大量使用铅了。古罗马人用铅制成贮存糖浆和果酒的容器,贵族妇女痴醉于铅做的化妆品。有的历史学家认为,铅中毒引起的死胎、自然流产和不孕症是罗马帝国上层阶级出生率低,从而导致古罗马最终衰亡的原因。随着铅的开采和汽油的使用,环境中的铅越来越多。铅中毒引起人体寿命缩短,情绪低沉、疲倦、贫血,甚至影响儿童的智力。  二、人体对污染物的富集

    人类利用自己的智能得到的物质越多,“潘多拉魔盒”效应也越明显。据统计,已有96000种化学品进入了人类环境。这些化学品在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环境问题。100年前,“滴滴涕”的发明者(瑞士人缀勒)由于发明了“滴滴涕”而获得诺贝尔奖,而现在许多国家因其对环境和人体造成危害,已将“滴滴涕”列为禁用品。

    科学家发现,人体对环境中某些元素具有惊人的富集效应。美国的科学家在长岛河口区做过这样的实验,大气中“滴滴涕”浓度很低,但经过食物链放大,进入人体的“滴滴涕”浓度可达大气“滴滴涕”浓度的 1000万倍以上:大气“滴滴涕”(富集1.3万倍)浮游生物(富集14.3万倍)小鱼(富集57.2万倍)大鱼(富集85.8万倍)水鸟(富集1000万倍)人体。

    现代科学证明,人体对有毒物质的富集放大是惊人的。世界上有名的公害事件,包括日本水侯县受汞毒害的水俟病,富山县的痛痛病及农药的污染,研究表明,工业厂矿的废水、废气、废渣排放到环境中造成环境镉污染,从而使当地居民种植的水稻等农作物含镉量超标,居民长期食用被镉污染的粮食、蔬菜等,导致体内镉负荷逐渐增高,镉在体内的生物半衰期长达10-30年,为已知的最易在体内蓄积的有毒物质。镉的不断累积,可使接触者产生各种病变。急性或长期吸入含镉烟尘可引起肺部炎症、支气管炎、肺气肿、肺纤维化乃至肺癌。长期、低剂量接触镉污染主要产生的肾脏病变,表现为肾小管吸收功能降低,尿中低分子蛋白含量增高。镉中毒时,肾脏对钙、磷的吸收率下降,对维生素D的代谢异常,长此以往,可导致镉接触者的骨质疏松或骨质软化。镉还可引起肺、前列腺和睾丸的肿瘤。都是由于食物链和生物富集放大的结果。着名物理学家牛顿在1692年由于患严重的失眠、消化不良、健忘、忧虑及妄想等症状而与世长辞。100多年后,人们分析了这位大物理学家的头发样品,发现牛顿死于铅、砷、镉中毒。这些元素都是牛顿用金属做炼丹实验时,从“潘多拉魔盒”中跑出来的。牛顿当年万万不会想到,自己的身体吸收了他的炼丹元素,并因此而丧生。

    三、环境污染物进入人体的途径及危害

    对人体健康有影响的环境污染物主要来自工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废水、废气、废渣,包括城市垃圾等。环境污染物影响人体健康的特点,一是影响范围大,因为所有的污染物都会随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而流动,并且对所有的接触者都有影响;二是作用时间长,因为许多有毒物质在环境中及人体内的降解较慢。

    环境污染物进入人体的主要途径是呼吸道和消化道,也可经皮肤和其他途径进入。气态污染物一般是经过呼吸道进入人体的。由于呼吸道各个部位的结构不同,对污染物的吸收速率也不同。人体肺泡面积达90平方米,毒物由肺部吸收速度极快,仅次于静脉注射。进入肺泡的污染物直径一般不超过3μm,而直径大于10μm 的颗粒物质,大部分被粘附在呼吸道、气管和支气管粘膜上。水溶性较大的气态物质,如氯气、二氧化硫,往往被上呼吸道粘膜溶解而刺激上呼吸道,极少进入肺泡;而水溶性较小的气态毒物(如二氧化氮等),大部分能到达肺泡。污染物进入人体后,由血液输送到人体各组织。不同的有毒物质在人体各组织的分布状况不同。一般来说,重金属往往分布在人体的骨骼内,而“滴滴涕”等有机农药则往往分布在脂肪组织内。毒物长期隐藏在组织内,并能在组织内富集,造成机体的潜在危险。   除很少一部分水溶性强、相对分子质量极小的污染物可以原报排出体外,绝大部分都要经过某些酶的代谢或转化,从而改变其毒性,增强其水溶性而易于排泄。人体的肝、肾、胃肠等器官对污染物都有一定的生物转化作用。其中以肝脏最为重要。污染物在体内的代谢过程可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氧化还原和水解,这一代谢过程主要与混合功能氧化酶系有关;第二步是结合反应,一般经过一步或两步反应,原属活性的有毒物质就可能转化为惰性物质而起解毒作用。但也有增大活性的现象,如农药1605在体内氧化为1600,其毒性更大。

    各种污染物在体内经生物转化后,经肾、消化管和呼吸道排出体外,少量经汗液、乳汁、唾液等各种分泌液排出,也有的通过皮肤的新陈代谢到达毛发而离开机体。

    人体除了通过上述蓄积、代谢和排泄三种方式来改变污染物的毒性外,机体还有一系列的适应和耐受机制,但机体的耐受是很有限的,超过一定的限度,人体就会出现中毒症状,甚至死亡。影响环境污染物对人体作用的因素主要有:剂量、作用时间、反应条件和个体敏感性等。总的来说,不同的污染物对机体危害的临界浓度和临界时间都是不同的,只有当环境污染物在体内蓄积达到中毒阈值时,才会发生危害。

    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往往造成急性危害、慢性危害和远期危害。当污染物在短期内大量侵入人体,常会造成急性危害。历史上的公害事件,都是急性危害的例子。当污染物长期以低浓度持续不断地进入人体,则会产生慢性危害和远期危害。例如,大气低浓度污染引起的慢性鼻炎、慢性咽炎,以及低剂量重金属铅引起的贫血、末梢神经炎、神经麻痹、幼儿脑受危害而引起学习和注意力涣散等智力障碍等。环境污染物对人体的远期危害主要是致癌、致畸、致突变作用。资料表明,人类癌症由病毒生物因素引起的不超过5%,由放射性物理因素引起的也在5%以下,由化学物质引起的约占90%。而致癌的化学物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环境污染物。例如,砷化物、石棉纤维、煤烟中的苯类、二氧化硫、农药等。如位于包钢北部偏西约20公里的沙德格苏木,许多牧民都患有腰背部及四肢关节疼痛,部分人出现骨骼变形,据包头医学院在该地区的调查,儿童牙齿斑釉率为97.63%,成人为89.57%,严重的氟污染不仅损害了沙德格百姓的健康,而且给当地的畜牧业带来危机。20世纪70年代末,一个大队有万余头羊,后来只活了不过4000头,牧民们生活极端困苦,纷纷洒泪离乡,逃荒到达茂旗等地。对此,国家环保总局很重视,指派太原环境医学研究所去调查核实,结果情况基本属实。

人与环境论文第8篇

一、人体健康与化学元素的关系

    人体中含有大量的化学元素。在这些元素中，除碳、氢、氧、氮能形成各种体内的有机物质以外，其他元素都各以一定的化学形态和结构形成各种生物配合体、功能蛋白质、酶等存在于人体组织中，或作为组成人体结构的材料。或作为血氧运输的载体、或作为酶的激活剂、或作为体液中电解质平衡的调节剂，或作为人体细胞间的信息传递的通讯员，这些元素协同作用，共同完成人体的新陈代谢功能。

    但是，由于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并没有形成对 现代 社会 环境中，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方面的巨大变化的元素的生态适应机制，环境中有些元素对于人体是必需的，有些是非必需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而人体中任何一种化学元素超过一定的标准都会成为对人体的有害元素。例如，铁是人体必需的元素，具有造血、组成血红蛋白、传递 电子 和氧，维持器官功能的作用，但人体摄人过量的铁，就会损伤胰腺和性腺，甚至引起心衰、糖尿病和肝硬化。氟也是人体的必需元素，氟对防龋齿、促进牙的生长有积极作用，氟还参与人体内各种氧化还原反应和钙、磷代谢。但是，过量的氟会引起氟斑牙、氟骨症和骨质增生。其他很多元素也如此。

    现代人与古代人人体中的微量元素的变化是由环境污染而造成的。随着人类新技术的发展和对地球资源的开发利用，现代环境中的很多元素大大超过了古代环境。因此，现代人人体中各微量元素的含量水平也大大超过了古代人.

    现代人体内大多数元素的含量高于古代人，而其中许多元素对人体的健康构成危害。它们在人体中有隐藏毒性，当高于某一阈值时，人体便发生中毒，甚至死亡。例如，铜的过量摄人曾导致了轰动世界的日本富山痛痛病，患者长期食用含铜量很高的米，全身 自然 骨折达72处之多，呼天叫地，痛不欲生。铅也是一个潜在的危害， 目前 它的主要来源是汽油中的防爆剂——四乙基铅。在汽油 时代 开始以前，古代罗马人已经开始大量使用铅了。古罗马人用铅制成贮存糖浆和果酒的容器，贵族妇女痴醉于铅做的化妆品。有的 历史 学家认为，铅中毒引起的死胎、自然流产和不孕症是罗马帝国上层阶级出生率低，从而导致古罗马最终衰亡的原因。随着铅的开采和汽油的使用，环境中的铅越来越多。铅中毒引起人体寿命缩短，情绪低沉、疲倦、贫血，甚至 影响 儿童的智力。  二、人体对污染物的富集

    人类利用自己的智能得到的物质越多，“潘多拉魔盒”效应也越明显。据统计，已有96000种化学品进入了人类环境。这些化学品在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环境 问题 。100年前，“滴滴涕”的发明者（瑞士人缀勒）由于发明了“滴滴涕”而获得诺贝尔奖，而现在许多国家因其对环境和人体造成危害，已将“滴滴涕”列为禁用品。

    科学 家发现，人体对环境中某些元素具有惊人的富集效应。美国的科学家在长岛河口区做过这样的实验，大气中“滴滴涕”浓度很低，但经过食物链放大，进入人体的“滴滴涕”浓度可达大气“滴滴涕”浓度的 1000万倍以上：大气“滴滴涕”（富集1.3万倍）浮游生物（富集14.3万倍）小鱼（富集57.2万倍）大鱼（富集85.8万倍）水鸟（富集1000万倍）人体。

    现代科学证明，人体对有毒物质的富集放大是惊人的。世界上有名的公害事件，包括日本水侯县受汞毒害的水俟病，富山县的痛痛病及农药的污染， 研究 表明， 工业 厂矿的废水、废气、废渣排放到环境中造成环境镉污染，从而使当地居民种植的水稻等农作物含镉量超标，居民长期食用被镉污染的粮食、蔬菜等，导致体内镉负荷逐渐增高，镉在体内的生物半衰期长达10－30年，为已知的最易在体内蓄积的有毒物质。镉的不断累积，可使接触者产生各种病变。急性或长期吸入含镉烟尘可引起肺部炎症、支气管炎、肺气肿、肺纤维化乃至肺癌。长期、低剂量接触镉污染主要产生的肾脏病变，表现为肾小管吸收功能降低，尿中低分子蛋白含量增高。镉中毒时，肾脏对钙、磷的吸收率下降，对维生素d的代谢异常，长此以往，可导致镉接触者的骨质疏松或骨质软化。镉还可引起肺、前列腺和睾丸的肿瘤。都是由于食物链和生物富集放大的结果。著名物 理学 家牛顿在1692年由于患严重的失眠、消化不良、健忘、忧虑及妄想等症状而与世长辞。100多年后，人们 分析 了这位大物理学家的头发样品，发现牛顿死于铅、砷、镉中毒。这些元素都是牛顿用金属做炼丹实验时，从“潘多拉魔盒”中跑出来的。牛顿当年万万不会想到，自己的身体吸收了他的炼丹元素，并因此而丧生。

三、环境污染物进入人体的途径及危害

    对人体健康有 影响 的环境污染物主要来自 工业 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废水、废气、废渣，包括城市垃圾等。环境污染物影响人体健康的特点，一是影响范围大，因为所有的污染物都会随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而流动，并且对所有的接触者都有影响；二是作用时间长，因为许多有毒物质在环境中及人体内的降解较慢。

    环境污染物进入人体的主要途径是呼吸道和消化道，也可经皮肤和其他途径进入。气态污染物一般是经过呼吸道进入人体的。由于呼吸道各个部位的结构不同，对污染物的吸收速率也不同。人体肺泡面积达90平方米，毒物由肺部吸收速度极快，仅次于静脉注射。进入肺泡的污染物直径一般不超过3μm，而直径大于10μm 的颗粒物质，大部分被粘附在呼吸道、气管和支气管粘膜上。水溶性较大的气态物质，如氯气、二氧化硫，往往被上呼吸道粘膜溶解而刺激上呼吸道，极少进入肺泡；而水溶性较小的气态毒物（如二氧化氮等），大部分能到达肺泡。污染物进入人体后，由血液输送到人体各组织。不同的有毒物质在人体各组织的分布状况不同。一般来说，重金属往往分布在人体的骨骼内，而“滴滴涕”等有机农药则往往分布在脂肪组织内。毒物长期隐藏在组织内，并能在组织内富集，造成机体的潜在危险。   除很少一部分水溶性强、相对分子质量极小的污染物可以原报排出体外，绝大部分都要经过某些酶的代谢或转化，从而改变其毒性，增强其水溶性而易于排泄。人体的肝、肾、胃肠等器官对污染物都有一定的生物转化作用。其中以肝脏最为重要。污染物在体内的代谢过程可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氧化还原和水解，这一代谢过程主要与混合功能氧化酶系有关；第二步是结合反应，一般经过一步或两步反应，原属活性的有毒物质就可能转化为惰性物质而起解毒作用。但也有增大活性的现象，如农药1605在体内氧化为1600，其毒性更大。

    各种污染物在体内经生物转化后，经肾、消化管和呼吸道排出体外，少量经汗液、乳汁、唾液等各种分泌液排出，也有的通过皮肤的新陈代谢到达毛发而离开机体。

    人体除了通过上述蓄积、代谢和排泄三种方式来改变污染物的毒性外，机体还有一系列的适应和耐受机制，但机体的耐受是很有限的，超过一定的限度，人体就会出现中毒症状，甚至死亡。影响环境污染物对人体作用的因素主要有：剂量、作用时间、反应条件和个体敏感性等。总的来说，不同的污染物对机体危害的临界浓度和临界时间都是不同的，只有当环境污染物在体内蓄积达到中毒阈值时，才会发生危害。

    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往往造成急性危害、慢性危害和远期危害。当污染物在短期内大量侵入人体，常会造成急性危害。 历史 上的公害事件，都是急性危害的例子。当污染物长期以低浓度持续不断地进入人体，则会产生慢性危害和远期危害。例如，大气低浓度污染引起的慢性鼻炎、慢性咽炎，以及低剂量重金属铅引起的贫血、末梢神经炎、神经麻痹、幼儿脑受危害而引起 学习 和注意力涣散等智力障碍等。环境污染物对人体的远期危害主要是致癌、致畸、致突变作用。资料表明，人类癌症由病毒生物因素引起的不超过5％，由放射性物理因素引起的也在5％以下，由化学物质引起的约占90％。而致癌的化学物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环境污染物。例如，砷化物、石棉纤维、煤烟中的苯类、二氧化硫、农药等。如位于包钢北部偏西约20公里的沙德格苏木，许多牧民都患有腰背部及四肢关节疼痛，部分人出现骨骼变形，据包头医学院在该地区的调查，儿童牙齿斑釉率为97.63％，成人为89.57％，严重的氟污染不仅损害了沙德格百姓的健康，而且给当地的畜牧业带来危机。20世纪70年代末，一个大队有万余头羊，后来只活了不过4000头，牧民们生活极端困苦，纷纷洒泪离乡，逃荒到达茂旗等地。对此，国家环保总局很重视，指派太原环境医学 研究 所去调查核实，结果情况基本属实。

人与环境论文第9篇

在黄山‘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指出：黄山市以建设现代国际旅游城市为目标，以“十大工程”为载体，以“四区建设”为抓手，着力“壮大徽州旅游，发展低碳经济，打造无烟工业，做强特色产品”， 面对新的竞争与挑战。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意见》、《国家技术创新工程黄山市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和《黄山市贯彻国家技术创新工程安徽省试点工作若干政策》等一系列自主创新文件，全面启动安徽省国家技术创新工程黄山市试点工作。“十一五”期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实现总产值343.11亿元，较“十五”期间增长210%。

一、黄山市的资源状况

黄山市的资源可分为历史自然，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

（一）历史资源

黄山作为中华十大名山之一，一直以来都受到古今中外文人雅客的青睐古代就有诗云：“壑远潭清水亦香，黄山缥缈惹仙藏”来描绘黄山的仙境，更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诗句来表达黄山在人们心中的地位。1990年黄山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名录，自此黄山以“震荡国中第一奇山而闻名。

（二）自然资源

1、气候资源

清代曹文值用“四月始知春，一岁竟无夏”来形容黄山天气可谓绝妙。黄山地处我国东部的季风区，有着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平均气温在15-16摄氏度，降水多，云雾大，山高谷深，气候垂直变化，形成了特殊的山区季风气候，由于水热条件充足适宜多种林木茶叶果树及农作物生长。

2、地质资源

黄山为坚硬的花岗岩经冰川运动和地理风化而成，形成了垂直节理发育的峰林结构，其山体高大雄伟，主峰屹立于江南丘陵之中，是其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3、水资源

由于黄山的河流水源主要是以降水作为补给，其典型的季风气候也就决定了河流的水文状况，即汛期集中在夏季时间分布不均，年际变化大，加之黄山特殊的山高谷深的特点，应运而生的是黄山著名的“四绝三瀑”――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和三大瀑布，这也为黄山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4、土壤资源

黄山市中低山地多为黄壤，土层较厚，肥力较高，有利于茶树，林木，药材的生长；丘陵地带多为红壤，酸性很大，肥力较差，但水热条件充足，适合油茶，栎松等作物的生长；在河谷地带，由于河流冲击带来大量肥沃土壤，加之地势平坦，适合农业播种生产。

（三）人文资源

黄山文化是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山至今还保存着许多徽州古建筑，徽雕艺术，绘画以及诗词歌赋。徽州古文学，以及黄山画派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黄山市经济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不足

黄山市的旅游配套设施虽然近年来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是受环境承载量、经济、消费市场等因素的影响，旅游业的配套设施仍然无法全部满足旅游的需要。

（二）旅游资源开发不合理，破坏严重

客流量过大以及人为破坏等因素导致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

（三）商业活动缺乏统筹规划

黄山作为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商业发展水平较为低下，缺乏种类齐全的商业街，没有发达的商业与旅游业相互协调，难以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

三、提升黄山市综合经济实力的举措

分别从第一，二，三产业出发，进行具体说明。

（一）第一产业与生态旅游业相结合

1、农产品市场化

结合黄山自然条件及自然资源，重点栽种适应市场需求的济作物，如黄山茶叶，贡菊，野生菌类等作为发展旅游业的下游产业，以提高农业生产价值。

2、进一步开发乡村观光旅游业

即‘农家乐’旅游，把乡村自然风光与旅游业紧密结合起来，打造‘中国乡村旅游第一品牌’。

（二）走具有创新力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1、开发生产绿色环保产品

结合黄山自身条件与自然资源，贯彻落实黄山工业无污染化的方针，开发绿色无污染的环保工业，如黄山著名的龙头企业――黄山一品有机茶叶有限公司。

2、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通过引进人才，区域合作，中外交流，与时俱进，发展例如聚酯树脂，高级粉末油墨等高科技产业，一定做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并存，如黄山最大的工业企业永佳有限公司。

（三）重点开发以旅游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

1、旅游营销方式创新

打通校园，企业，社区宣传渠道，采取旅游宣传途径多样化方式，加强景区城市基础设施商业规范化建设，强化黄山旅游城市形象宣传，提升知名度和品牌形象。

2、文旅结合

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效应，提升文化软实力。推广‘徽韵’，黄梅戏等特色歌舞演出，使游客领略徽文化的意蕴；深入开发徽文化的旅游产品，如著名的潜口民宅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西递宏村文化产业建设。

3、统筹区域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