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立场，从当今我国社会文化现实出发，探析詹姆逊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理论与当今我国大众文化现状的相关性，这种研究的立场和角度为我国大众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宏观上提供了指导作用。
一、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内研究述评
目前，国内翻译过来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著作主要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政治无意识》《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文化与政治》。从发表的论文来看，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是近几年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集中于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我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后现代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研究。近几年，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和特点的研究。詹姆逊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提出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论断使之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开创者；其归纳概括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特点———深度消失，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消失，距离感消失，对理论界的影响十分广泛。同时，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后现代社会中文化大众化、文化视像化和文化商品化等文化问题日渐突出，文化与资本相互渗透，从而揭示出后现代社会文化转向的本质。詹姆逊研究文化问题角度与传统的从经济和政治视角不同，他注重从历史的深层逻辑对文化进行探析，尤其注重从社会生产方式与文化生产之间的联系来探析文化问题。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必须透过“文化主导”的概念来掌握。关于这一观点，国内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刘永杰认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对于后现论建构贡献最大，并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进行归纳总结。这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也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1]。刘梅指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核心词语：文化扩张、文化历史分期、文化超空间、文化意识形态、文化“他者”视域等，这些范畴构成了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总体轮廓，这不仅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什么”做出回答，而且也一般性解答了“文化是什么”的问题[2]。国内其他学者通过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也指出，詹姆逊通过分析文化发展的资本逻辑与文化经济内容，考察文化形式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演变与辩证关系，判定文化表现的现实境遇与时空特征，关注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乌托邦诉求及文化政治使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态度。与此同时，詹姆逊以“空间逻辑”来建构后现代文化理论体系，从“空间”维度思考后现代的历史分期问题。在对一系列后现代征象的认识上，他认为影像文化的流行是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从主体、历史等角度分别展开论述。
在对零散、破碎的后现代文化景观分析之后，他为试图解决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而提出“认知绘图美学”的方案，在以解构、颠覆为主要精神指向的后现代语境中，表现出独特的“乌托邦”守望精神。总之，詹姆逊的思想方法包括“从整体上把握对象”，他也擅长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和把握，“历史”在其著作中是一个关键词汇。在《政治无意识》这一本书中，他就以“永远历史化”这个口号作为开端。詹姆逊在其力作《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明确指出：“我在本文所勾勒的后现代主义，乃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而非把它纯粹作为一种风格潮流来描述”[3]。二是从詹姆逊的观点看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詹姆逊解读大众文化的方式既有宏观的一面，也有细致的一面，既作为一种讨论社会普遍问题的特殊方式，也存在深刻的分析性和有效的解释力。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对我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詹姆逊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现代同样会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因此，他着重强调后现代主义文化问题应在世界范围去研究，同时提出发达国家的文化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是世界文化发展所必需的论断。不过我们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詹姆逊分析后现代文化现象是站在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立场，他所指的后现代是西方文明危机的一种产物，他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批评理论是基于西方大众文化传统进行的，而我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社会背景和独特的文化语境。因此，我国学者们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大众文化理论不仅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实践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我们应该用辩证眼光看待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观，并与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相结合，批判性的借鉴和吸收其理论，从而对我国的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实践进行丰富和发展。对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不应该照搬，也绝不能照搬，我们可以进行借鉴。
国内学者认为，詹姆逊对文化乌托邦特性的阐释非常符合中国大众文化现状和特征。比如影像文化以及网络文化所组成的部分占我国文化相当大的比重，而詹姆逊指出的“乌托邦”特性是这些文化的一个根本特点。现代化的新媒体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这都可以让观众群体暂时忘记现实而沉浸其中，这就是中国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种种现象。不过事情都是既有利也有弊，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消极影响体现在它正在消解着人们的主体性，而积极的作用是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向上精神的树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优秀的大众文化作品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提供了对理想生活追求的精神动力，出色的励志类文化作品也增添了人们追求“正能量”的思想精神动力。三是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启示研究。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其两面性，金无足赤，詹姆逊的理论也存在令人难以完全同意的部分，例如中国许多学者对他的“西方中心论”观点进行批判，学者们认为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仍然存在着发达国家的自身优越感，这就必然影响到詹姆逊的理论观点，所以，我们在研究他的后现代文化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时，一定注意他的基本立场。但是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内在矛盾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在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时要进行良性的互动发展，吸收其精华，理性地交流，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又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渊博的文化精品。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我们如果仍然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试图重返我国经典文化时代，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只是单纯为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需要，任其大众文化自由发展，最终只能使我国文化精神空虚、主体沦丧，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应该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
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认为：“所谓人文精神，主要是指一种追求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即关怀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由、人与人的平等、社会的和谐进步、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等。”[4]另外，陈思和教授说过，人文精神就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和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5]所以，我们应该在保留大众文化积极成果的同时，借鉴后现代主义中对现状的反省以及对“神性”的追求。
二、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外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后，詹姆逊开始转向文化问题，起初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向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随着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现，詹姆逊后现论才被学术界逐渐重视起来。和中国学者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研究相比，西方学者则更早开始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关注，并且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国外的理论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和挖掘詹姆逊后现论的深刻意义，使得以前文学界没有及时被发现的重要问题浮出水面。比如将詹姆逊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对比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探讨等等。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奠定了他在现当代文化理论界不可动摇的地位，是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理论思想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后现代语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产物。詹姆逊文学生涯正式开始的标志是《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的问世。20世纪50年代，詹姆逊认为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视野太狭隘，并且指出当时现象学侧重于主体表象投射的研究方法是说明不了文学与当下社会的内在联系，这些观点表明詹姆逊与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已经开始出现分歧。同许多后现代的学者相比较，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问题的研究也更加有理论的深度与现实意义。国外许多学者给予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极高的评价与肯定。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思想家和活动家佩里•安德森对詹姆逊后现代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地域—政治层面的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詹姆逊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安德森认为自己的重要著作《后现代主义起源》也是从詹姆逊理论中获得的灵感。英国著名学者肖恩霍默在自己的著作《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导言里详细地介绍了作为理论批判家的詹姆逊的文学作品、对詹姆逊的理论和政治方案定了位。他高度评价了詹姆逊的后现论，并提出詹姆逊的后现论在当代世界的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刘永杰.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建设的启示[J].安阳工学院学报，2005（2）.
[2]刘梅.詹姆逊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倾向[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6）.
[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500.
[4]王一川.从启蒙到沟通———90年代审美文化与人文精神转化论纲[J].文艺争鸣，1994（5）.
在1965年到1980年的“理论高峰”时期,西方社会语境中出现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民族解放、女权运动等等激进思潮此起彼伏、风起云涌,政治上新左派呈现出蓬勃之势,它们对处于这些语境中的理论家们产生深刻的影响。像德里达、罗兰•巴特、福柯、萨义德等一大批理论家的开山之作均诞生于这个时期,“他们的著作主要与60年代末的政治事件紧密相关。某种意义上,理论是那些政治事件的继续,是在这些运动结束之后,让那些观点保持热度的一种方式。”[7]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伊格尔顿认为理论的真正的兴奋点已经发生了改变,“如今是‘性’取代了真正个性化的话题。在愈加疯狂的学术界,一种对法国哲学的兴趣已经让位于对法国式深吻的迷恋。在某些文化圈儿里,的政治远远要比中东政治来得更令人着迷。社会主义已彻底输给了施虐受虐狂。在研读文化的学生中,身体是非常时髦的话题,但是他们感兴趣的往往是充满的身体,而不是饥肠辘辘的身体;对交媾的身体兴趣盎然,对劳动的身体兴趣索然。”[4](P2)传统经典的权威被颠覆,年轻的学生和新加入学术界的学者们不再对阐释文学作品感兴趣,而是渴望尝试运用这些崭新的批评方法,在图书馆里勤奋“钻研着一些耸人听闻的课题,如吸血鬼现象和挖眼珠、半机械人和。”[4](P3)这些转变一方面表明传统文学批评的范畴,涵盖到整个文化生产领域,尤其是大众文化进入理论研究的领域;另一方面也表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类似的种种主义已经风光不再。”[4](P2)理论的热潮已经退去。伊格尔顿对此流露出明显的忧虑和不安,因为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他,关注的当然是“饥饿的身体”,是“劳动中的身体”。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现实批判的立场指出,这种转变恰恰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患上“政治失忆”症以及遭受了政治上挫折的文化理论的一种映照。
返观处于全盛时期的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理论,伊格尔顿认为其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特色,即“政治与文化的混合是两者并重的”。[4](P44)在那段短暂的时间里,打碎偶像的文化批评、先锋派艺术和革命性的政治杂糅在一起,满怀希望地迈向崭新的未来。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梦想逐渐破灭了,许多激进分子开始放弃过去的理想,文化成为了激进政治的替代品,80年代与90年代的文化理论呈现出了“去政治化”的趋势。尤其到了后现代社会,它“所提供的那些更有诱惑力的商品之一就是文化理论本身。……后现论也代表着一种在日趋竞争的知识环境中积累可贵的‘文化资本’的一种方式。”[6]在后现代主义那里,“文化成了继续保持激进政治能量的方式,一种以其他方式继续政治的工具,文化逐步成了激进政治的替代品。”[4](P45)也就是说两者的身份日益接近,政治以文化的形态出现。
伊格尔顿把这种现象称为“是对真正的政治僵局的奇妙替换”。[8](P11)他对后现代主义的盛行做出了独特的政治心理诊断,认为其虽然戴着反抗与批判的激进面具,“把大量时间用在抨击绝对的真理、客观性、永恒的道德价值观、科学研究以及对历史进步的信念。它怀疑个体的主体性、僵化的社会和性别规范,以及对世界具有监视基础的信仰。怀疑这个社会得以建立的稳固基石。”[4](P17)实际上却缺乏在实践中实现的可能性。“后现代反对规范、统一和共识的偏见,是一场政治上的灾难。”[4](P15-16)伊格尔顿指出后现代主义者高估了文化问题的重要性,它们在当今显露出了轻佻和不足的一面,说其轻佻是因为当下的许多严峻的现实不能仅以文化理论视之,“我们在新的千年面临的首要问题———战争、饥荒、贫穷、疾病、债务、吸毒、环境污染、人的易位———根本就不是特别‘文化的’的问题。”[9](P151)这其实是人类从一开始就一直面对的物质问题。说它不足,是因为对于许多无法回避的关于人类存在的重大问题,当今的文化理论未能做出充分回答和回应。“我们坚持的文化理论许诺要尽力解决的许多基本问题,总的说来没有兑现诺言。在道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上,它面带羞愧;在关于爱、生物学、宗教与革命的问题上,它感到尴尬窘迫;在邪恶的问题上,它更多的是沉默不语;在死亡和苦难面前,它更是讳莫如深;它教条地对待本质、普遍性与基础的问题;在真理、客观性以及公正方,它则是肤浅的。”[4](P101-102)令伊格尔顿感到痛心疾首的正是理论这种“欺瞒”和“失言”的缺陷。文化理论当初是在密切关注和参与现实政治的背景下产生,可是理论发展到后来,已与现实问题相距甚远了。尤其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文化理论对传统的思想观念不分青红皂白地解构和颠覆,却又无法有力地解释人类的根本性问题,这势必造成文化理论在社会和学术界的影响的衰弱。理论以标榜自身的政治性曾获得人们的支持,但在实践的过程中它却偷梁换柱,把宏大、严肃的涉及到人类终极关怀的政治问题换成了人类琐碎的生活形式,其陷入目前的困境也是不可避免的。
“不管怎么说,一个新的吉凶未卜的世界历史阶段已经开启,甚至最与世隔绝的学究们也无法漠视它。即使这样,最具破坏作用的,至少在抵抗资本主义运动出现之前,就是对集体、实际政治行动的失忆。正是这种失忆,使得众多当代文化理论观点歪曲走样。”[4](P7)对于伊格尔顿而言,理论中缺失的另一半并不是文学、读解、文化或美学,而是政治。在他的脑海中,理论主要不是福柯、德里达等人的那些高深理论,而是“后现代主义”。他认为在目前新的历史语境中:“随着一场新的全球资本主义叙事的开始,伴随着所谓的反恐战争,人们所熟悉的那种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正在走向终结。”[4](P51)由此可见,伊格尔顿试图证明走向终结的是“后现代主义理论”。然而,伊格尔顿所宣布后现论的“行将就木”或“终结”并不意味着理论发展到了“终点”,他的“理论之后”是理论的重新启程,理论在变换着,理论自身并未终结,而是通过变化而不断获得新的生命。伊格尔顿十分重视文化中那个超出现实的政治实践需要的部分,认为这是文化中真正重要的东西。
“文化在传统上几乎是资本主义的反义词。文化是关于价值、而非价格的,是关于道德、而非物质的,是高尚而非庸俗的。文化是与符号、伦理与神话、美感与情感在一个日渐对它们感到不耐烦的社会秩序中得以建立家园的所在。”[4](P24-25)因而他认为,理论重生的可能不是标新立异的理论创造,而是向传统的回归。“如果男男女女都需要自由与灵活性,那么他们也需要一种传统和归属意识。向根的回归并不是一种倒退。”[4](P21)这种回归对于理论来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本,也不是那种精英领域的纯理论,那是一种指向广泛社会和实践的理论形式即是他一贯主张的政治批评。因此,他的“理论之后”其实是“更多的理论”,在一种更宏伟、更负责的层面上,以真理与客观性为哲学基础,向后现代主义逃避的诸如道德、良善、幸福、死亡等这些宏大问题敞开胸怀。伊格尔顿运用自己天主教背景以及马克思本人与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联系认为研究宗教和伦理学是开展理论重建的一种可能途径。“我们有一套非常古老的颇受敬重的话语,那就是伦理学。这个领域被政治左翼们大大忽视了。他们犯了个致命错误,认为伦理学主要是关于人际关系的学说,与政治无关。美国的基督教右翼也这么认为:伦理学关注卧室,而非议院,关注胎儿问题,而非费卢杰战斗,关注私情,而非军备。我认为,在主流的伦理学传统中,从亚里士多德到阿奎纳和马克思,伦理学总是意味着政治伦理学。”[10]伊格尔顿认为,在亚里斯多德那里,伦理学与政治学是紧密相联的。伦理学是关于人类欲望的科学,因为欲望是所有人类行为背后的动机。而由于我们的欲望都是社会性的,所以欲望必须被放置在一个更广阔的情境,这个情境即是政治。关于政治的概念,伊格尔顿指出,人类必须具有“德行”,个人不能只单纯地检视自己的感受,而应该在更加宽广的情境下观察自己的生活。“亚里斯多德称这种更加宽广的情境为‘政治’。我们也必须在时间的脉络下观察自己;了解自己的生活作为一种叙事具有怎样的意义,从而判断它究竟是好是坏……你也必须要对什么才能算得上是人类的充分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这并不是一种个人的事物。”[4](P127)伊格尔顿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一个人能否过着道德的生活,即一种属于人类的自我实现的生活,最终是政治的。“这是亚里斯多德之所以没有在伦理学与政治学之间做出明显区分的原因之一。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有一门‘研究人类至善的科学’,接着便出乎意料地指出这种科学即为政治学。”[4](P128)
面临文化研究一味地剔除政治,不去关注道德的缺失的现象,伊格尔顿认为理论的重生需要继续在反思中保持批判的姿态,并且指向实践行动。因为伦理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为了追求道德的完善,我们需要的是实际行动。伊格尔顿认为现世还存在饥饿的“男男女女”,使饥饿者摆脱悲惨的命运,可以作为践行道德的实践。同时也必须配合更大范围的政治行动,即变革与革命,才能使更多的人摆脱悲惨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对革命的需求仅仅是一种现实的观点。”[4](P180)这种对生活在悲惨命运里的现世“男男女女”的关怀,具有鲜明实践指向性的政治批评体现了伊格尔顿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伊格尔顿通过全面考察20世纪的西方文化理论,明确指出新兴文化理论中的大部分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在与马克思主义极富创意的对话中形成的。“20世纪有众多的反抗殖民的伟大理论家和政治领袖在西方接受教育,并持续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路易•阿尔都塞信奉马克思主义,他感到有必要打消许多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感到马克思对他的专业领域———人类学,几乎无所建树。……(罗兰•巴特、茱莉亚•克里斯蒂娃)两位思想家在当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关系紧密。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发现马克思主义与信息社会和艺术先锋派思想了无干系。……德里达始终把他自己的解构主义理论理解为一种激进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福柯最著名的基本著作中为他提供了一个沉默的对话者。……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掠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提出了像‘符号’资本这样的概念。”[4](P32,34-35)的确,20世纪中后期活跃在世界文化理论舞台上的大师们很难说是在反驳还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但在某种程度上都与马克思主义有关,正如萨特所说:“马克思主义代表着20世纪在一个方面的最终境界,你可以置若罔闻,但无法逾越。”[4](P36)尽管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出现,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教条,在西方受到质疑,但伊格尔顿敏锐地发现其实许多理论家已经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陷入困境也是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发生了变化。新型资本主义是以消费而不是生产,以影像而不是真实,以媒体而不是工厂为中心的,而马克思主义对这些新的议题显然缺乏足够的建树。伊格尔顿对此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也必须处于与时俱进的发展之中,以崭新的面貌和姿态介入新的历史语境和阐释新的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仍具有解释能力,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理论重生的重要资源。“看来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代脱节的变迁正是它所需要解释的变迁。马克思主义显得多余,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改变了本质;马克思主义不再受到青睐,是因为资本主义比以往更加彻底。资本主义陷入了危机,正是马克思主义阐述了这些危机是如何产生和结束的。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观点来看,使它显得多余的资本主义恰恰证实了它的不可或缺性。
文化相对论包括认识、观念、思维方式和道德，它对各个人文领域中的后现代思想有不同的影响。在社会和文化研究领域，它指的是多元合理性。它认为，文化观念和社会习惯都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构成独特的"身份"。任何社会或文化，只要其正常运作，便应视为合理。在政治学或伦理学的领域，文化相对论指的是反宏大话语和反元理论。它坚持政治和伦理是一种实践，既不应当受制于任何普遍原则，也不应试图形成任何普遍性的公理结构。它认为权力的基础不是"正确"的理念，而是正确性不断被争夺的话语。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文化相对论的结论是"文本"(text)，本身没有固定的意义;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的人对同一文本本来就有不一样的理解。
文化相对论虽与后现代思想交叉错杂，但它却形成和发展于十九世纪后叶和二十世纪前叶这个现代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文化相对论在后现代思想中强调的是文化的平等、多元和相互尊重，但在它的形成期，它所宣扬的却是文化的等级差别，单一发展趋向和西方文化优越。从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在赫伯特.斯宾塞和爱德华.塔勒这样的思想家那里，文化相对论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文化进化论的影响，成为强调各文化间文明与原始阶段互具差别，强调西方文化比其它文化发达而且优越的学术。〔注1〕进入二十世纪后，经过了一次大战，到二次大战之前，文化相对论在以伯阿斯为代表的新一代理论家那里才发生根本的变化。〔注2〕
爱尔文.赫奇在《文化与道德:人类学的价值相对》一书中总结了文化相对论在二十世纪中期的这一关键的转折。他指出，在西方，现代理性所不能阻止的战争和经济衰退深刻地动摇了人们对西方科学文明自然演进的信念。社会秩序的破坏，人性的蹂躏，人在种种现代制度和机制面前的彻底无助，使得西方道德价值那原本建立于物质文明之上的自信一下子滑落到崩溃的边缘。在这一现实面前，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化相对论一反以前的乐观自信，转受悲观论和怀疑主义所支配。它开始脱出西方中心论的巢臼，以多元观看待世界文化差异;它开始拒绝文明/原始的文化等级区分，倡导文化平等的观念;它开始摈弃关于西方社会、道德和知识的优越感，而接受非西方价值、信念和制度的合理性。〔注3〕
斯宾塞式或伯阿斯式的相对论都是现代西方思想的产物，但延续并影响后现代思想的却只是伯阿斯式的相对论。伯阿斯式的相对论避免以西方价值去判断非西方文化。它倡导价值中立，但却并非是无价值或价值虚无论。它坚持不同文化的平等地位，包含着对文化本身内在价值的价值判断。它提倡对非己文化的尊重，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更重要的是，它相信每一民族都有选择和拥有自己文化的自由和权利，这也是一种价值。这些基本价值观念因倡导"宽容"而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当然，实际上倡导宽容的文化相对论并不一定以宽容作为价值基础。功能主义的文化相对论即以文化体制存在的合理性作为其基础。它认为，文化体制的存在自有其道理，文化成员往往是在不自觉地得益于它。功能性文化主义排除自由主义价值，一方面显得更为价值中立，另一方面却又因无法评判那些虽实际存在，但却具有压迫性的文化体制因素，而陷入道德虚无主义的困境。
自由主义和功能主义文化相对论共存于当前的后现代文化相对论中，形成了下面要讨论的温和和强硬的后现代价值观立场差别。现代和后现代之间本来就没有纤陌分明的界限。文化相对论延续至二十世纪后叶，成为后现代问题，主要是由于它在这一时期的后现代理论那里有集中的表述，而不是因为它本身就只能或必然是后现代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次来了解后现代价值观：一、价值的基本性质，二、价值对知识活动的导向作用，三、价值的社会政治意义。在这三个层次上，后现代理论都不存在单一整合的立场，都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分歧或矛盾。
二、价值问题
在价值基本性质的问题上，后现代论者呈现出强硬和温和立场的区别。强硬派在道德价值问题上持彻底的怀疑论态度。他们认为，价值系统无优劣之分，伦理的选择甚至不能当作为具有道德意识者所作的规范性选择。价值仅仅是一种语言范畴，一种语言建构。〔注4〕他们并不排斥研究价值，但把一切价值视为全然平等，对价值规范抱绝对相对论的态度。
温和的后现代论者则不以价值的语言性来排斥它的社会规范性。他们认为，实际存在多种具有合理性的价值系统，但这并不等于人们必须接受伦理绝对相对论。而且，了解甚至承认价值客观差异，并不等于就不能通过分析判断在它们之间进行取舍，或设想改善之道。正因为价值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因为它是一种意义建构，后现代批判的介入才能有所作用。
关于价值基本性质的思考当然不是纯思辨的，它的现实意义首先反映在价值对知识和学术活动的导向作用上。这是后现代价值观的第二个层面。强硬派的后现代论者认为学术所体现的价值立场无优劣是非可言。后现代学术的最大成就在于摈弃现代学科的客观性理想(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摈弃客观论本身就是一种走向成熟和宽容的显示。〔注5〕在这些后现代论者看来，如果现实只是一种语言性的约定俗成，那么意义和知识都只能是相对的。〔注6〕有的甚至宣称后现代本身就是"相对论的整合"。〔注7〕
温和的后现代论者不同意后现代学术只能在"客观论"和"相对论"之间作选择的说法。他们不取现代客观性立场，但也不接受彻底相对论。他们试图在这二者间寻找一种平衡，尽管这么做往往不得不陷入理论和实际的自我矛盾。例如女权后现代论者赞同对自称具有"客观性"的现代学术的批判，因为后者所体现的往往是男性优越观。她们批评这种学术所编造的关于女性的"神话"，指责其与"事实"不符。〔注8〕但是就在女权批评将学术立场相对化的同时，它却又在诉诸某种客在的"现实"。可见其相对论逻辑的不一贯。
在价值的社会政治意义问题上，后现代理论同样充满了矛盾。约翰.麦高文在《后现代及其批评者》一书中分析了后现代政治在民主问题上的两难境地。他指出，大多数后现代批评都体现了平等和多元的理想，但后现代政治一方面承担着"现代民主社会的允诺"，另一方面则"动摇现有社会体制和国家行为所作的民主允诺"，形成了一种在理论上不可能，但事实上却又在实行的激进民主政治 。〔注9〕著名左派后现代论者阿伦诺维兹说："激进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立场，"只能以"先验伦理前提"的形式存在于后现代理论之中。〔注10〕后现代理论反对形形色色的宏大话语。但在表述它自己的政治伦理时，后现代理论却处在一个相当尴尬的境地:"它既无法在人之外找到某种外部原则来民主张目，又不愿意接受人为的原则。它把一切人为的原则都当作由权力形成的秩序，不承认其合理的规范性，结果……使得后现代理论不得不'退出道德行为'"。〔注11〕
尽管后现代理论在民主社会政治问题上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许多后现代论者并不放弃后现代理论对现实的批判作用。不过，在如何说明和设想后现代理论批判作用的问题上，这些后现代思想家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最具典型意义的后现代批判有两种。第一种是"内部批判"(imminant critique)。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后现代论者一般采取这一取向。他们运用自由民主社会现有的规范和理想(平等，自由，人权)来批判现有制度对这些规范和理想的压制(实际存在的不平等，不自由和违反人权)。第二种是"新价值规范"。这种取向以哈贝玛斯最为著名，他试图从语言交际理性来形成一种新的民主理性。哈贝玛斯不同意"内部批判"的理由是，资产阶级意识对现在的自由民主规范早已变得口是心非，麻木不仁;内部批判实际上对它难以触动(就象我们今天用"社会主义价值"来批判当今中国的腐败现象一样)。因此，社会政治批判必须包含不断更新和发展新价值理念的任务。
价值的基本性质、对学术活动的导向和社会政治意义，这三个方面都牵涉到与具体文化传统和环境的关系问题，因此，价值相对论又常与文化相对论联系在一起。价值相对论是文化相对论的核心。文化相对论包括道德、认知、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它在文学、艺术、科学和大众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影响也不同。但是，这些差异的最终意义则往往落实为价值观的差异。人们一般认为，价值观的差异是文化差异中最深刻的，也是最难以调和的。
在后冷战的世界格局中，西方和第三世界中出现的一些文化冲突论更是以喧染文化间不同的价值观来强调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和利益对立。在这类文化冲突和对立理论往往把价值相对论简单地用作为一种客观陈述或文化政治立场，而忽略了相对论本身的理论构成和伦理内容。价值相对论仅仅被当作价值普遍主义的对立面。根据这种两分对立的模式，价值普遍论是错误的，因为它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可以用来判断任何文明的普遍价值。价值普遍论的代表是"文化沙文主义"、"西方文化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与此相反，价值相对论则是正确的，因为它坚持每种文化有自身的价值，而把握自己的文化价值就是争取独立和反霸权。相对论因其坚持"自由"和"宽容"而比普遍论优越。
价值相对论和"自由"及"宽容"的这种联系是否可靠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对价值相对论本身先作一些分析。我们可以把价值相对论分别为四种互有区别的论说:事实差异说、文化决定差异说、道德怀疑论相对说和规定型相对说。这四种有关相对论的论说包含的价值主张和判断内容和范围不尽相同，因此它们的逻辑合理性也就不一立俱立，一废皆废。
三、四种价值相对论
在这四种相对论立场中，事实差异说是最基本的。它就事论事地指出，不同群体价值和道德原则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些差异影响了群体的整体世界观。事实差异说往往需要说明为什么会存在价值和道德原则的差异。这时候，它就开始转化为第二种文化相对论的立场:文化决定差异论。
对差异的文化决定论是一种两步式的相对论立场:第一步是否定一切普遍性的道德观。由于不存在任何具有普遍性的人类道德观或良心，道德和价值仅仅是一个群体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第二步是从客观文化传统为客观行为习俗寻找解释依据。也就是说，群体的行为准则完全是由生存需要和传统这类文化因素所决定的。文化决定相对论对道德理性的根本看法是，道德和价值的选择是由确定的条件所决定的，因此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且，既然凡是存在于文化中的价值观都是合理的，那么任何价值观也就无所谓对和不对，错和不错。所以，道德原则和价值本身是否具有道德性是无法判断和证实的。换言之，道德原则和价值只有合理性问题，没有正当性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决定相对论便可以转化为第三种相对论立场，怀疑主义的和虚无主义的道德相对论。既然相对论不相信任何道德原则具有本质的或普遍的道德性，那么它当然认为各种道德原则再怎么差别悬殊，也应当一视同仁地得到尊重，并应当避免相互干预。保持相互宽容的态度，这一立场虽然形似中立，但却是包含了具有普遍规定意义的价值立场:宽容。所以，怀疑主义相对论又可以转化为第四种相对论--规定型相对论，即将宽容规定为文化道德相对论的最高原则。
这四种相互联系的相对论，就其整体而言，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立场:一、道德原则和价值的选择不是理性的选择(是决定的);二、道德只有合理性问题，没有正当性问题。也就是说，道德原则和价值不能以真伪去判断，无所谓对错，凡在文化中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三、道德立场和行为之间存在悬殊的差异是一件好事，应当尊重和维持。持这三个基本立场的相对论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立场，本身就具有普遍的规定性。它主张的是普遍的多元和宽容。但这又是一种自我破坏的道德规定性。因为，如果道德价值的正当性如相对论所说的那么不可证明，那么多元和宽容的正当性则也不可证明。相对论者不能证明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不多元"和"不宽容"，而非得"多元"或"宽容"不可。
四、价值相对论的内在矛盾
就其个别类型而言，这四种相对论还各有各有待廓清的理论问题。先看"差异说"。许多价值差异往往并不那么一目了然。直观的价值差异往往只涉及表相，而忽略表相差异背后的一致，亦即价值背后的价值。例如，反对和支持堕胎都可以是出于珍惜尊重生命的价值，前者是保护胎儿，后者则是保护孕妇。历史中体现的价值差异往往也有一个价值释义的问题。例如圣经中有禁止离婚的信律，这是否就和现代人婚姻自由的价值完全不同呢?表面的差别往往隐藏着深层的相似。在圣经时期，妇女在经济上极无保障，因此这一圣经信律的道德意图可以理解为保护弱者(妇女、儿童)不受强者的欺凌遗弃。这和现代社会以婚姻自由为妇女提供保护的道德取向并无二致。不同文化群体的道德标准和价值之间确实存在明显的差异，但问题是这种差别究竟有多深刻，有多本质。差异相对论往往夸大文化间的表面差异，而忽略与之相关的深层释义。
至于"文化决定论"，它基本上只是一种假说。文化决定差异说的情况和事实差异说有所不同，它并不是一种观察陈述。文化决定论是一种特殊的万事有因论，它假设世间任何事物皆有起因，因此道德原则和价值观也有起因。但是问题是，文化和价值之间究竟是否存在一一对应的因果决定关系?形成和维持道德信仰的原因很多。除了文化传统之外，这些原因还可以包括对其它民族、群体的道德信仰的知识。例如一个国家的人民一旦了解了其它国家的人权状况和国际间的人权普遍宣言，就可能对自己传统文化道德观形成批判性的看法。在历史过程中，传统文化道德观遭外力(革命运动、殖民主义、传教布道)改变的例子比比皆是。文化并不能保证道德传统的永远继续。文化决定价值论往往把同一社会中的道德观单一化。实际上，每个社会内部在具体道德原则上的看法，都可能存在分歧。文化决定论往往过分强调文化内部的整一性，而在不同文化之间则过分强调依重对立两分模式，如"中西"、"中外"等等。
再看怀疑主义相对论。怀疑主义相对论内部有强硬型和温和型的分歧。强硬型相对论认为道德原则是不可能用说理来证明其是非的。无论是在群体中的价值观(如忠、孝、节、义)，还是在群体之间的价值观(如人权)，价值观永远只是某些人的价值观。这些人以理性化为手段而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成为形形色色的霸权(统治意识形态，文化帝国主义，等等)。虽然强硬型的怀疑主义相对论对霸权采取批判的态度，但它对霸权却并不具有真正的批判作用。这是因为，既然一切道德判断皆无法用说理证明其正当性，那么，作为道德判断的谴责霸权，亦无正当性。就道德立场而言，文化帝国主义和反文化帝国主义并无区别。强硬型怀疑主义相对论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虚无主义。它和当今世界"道德多元"这一实际存在的情况之间其实并无实质联系。因为即使全世界真的有了统一的道德标准，强硬相对论仍然会坚持道德不可能以说理证明其正当性。
温和型的怀疑主义相对论和强硬型相对论在道德理性问题上有分歧。它认为道德原则是可以作粗线条的理性说明的，但具体的细节则应考虑到传统和具体环境的条件。例如，人们可以从"生命权利"和"人性尊严"来证明"人权"价值的正当性，而不必只是把它当作西方文化霸权的体现。由于社会传统和具体环境的不同，落实"人权"的标准在各国可以有所不同。事实上，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人权标准给各国人权的不同落实情况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人权共同宣言所涉及的仅是人权最低标准，即使如此，也只是在有限的领域中而已，几乎所有具体的权利，如有关父母子女、雇佣关系、民事纠纷等等的权利，仍都受个人所在国的法律、习俗和道德传统的规范。人权宣言所使用的是不具体的、留有解释空间的语言，例如宣言说，对个人"必须按照法律程序"方能予以逮捕，这里所说的只是形式程序，至于"法律程序"的具体过程和内容则完全没有规定。人权宣言还明文规定，允许在紧急或例外情况下搁置落实人权标准，各国可以把人权作为一种目标，而不是一种规定来逐步加以实行。这些都是预留空间的做法。从温和型怀疑主义相对论的角度来看，人权标准不仅可以用理性证明其正当性，而且也充分尊重落实价值环境和条件的多元性。可惜的是，在我们熟悉的后现代和后殖民的反霸权话语中，温和型相对论观点往往反倒被忽略掉了。
最后来看命令式相对论。命令式相对论内部也存在着强硬型和温和型的分歧。命令式相对论的特点在于其有关价值多元和宽容的道德命令。强硬型命令认为宽容是唯一的普遍原则。温和型的命令式道德相对论则认为，除了宽容，还可以存在其它普遍道德原则，但这些只是一些数目极有限而且规定相当宽泛的道德原则。
这两种命令式相对论的差别可以在一些自由主义和一些后现代主义的道德立场上反映出来。不少自由主义和后现代论者都认为道德意识是纯个人的，每个人在道德和价值问题上都具有自主权和自决权。在道德问题上，强硬派相对论者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对他人说"不"，任何人对他人的道德和价值有所评议或批评都是"干涉隐私"。宽容是社会人际关系间的唯一最高准则。这一意义的"宽容"只具有工具性价值。人们共同遵守这一规范不是因为它具有什么内在的德性价值，而是因为它可以帮助人们避免冲突和争斗。这种只具形式作用的规范仅仅是没有具体内容的道德外壳。把这种规范从社会扩展到国际关系就成为"互相尊重"。这里的"尊重"指的是"互不干涉内政"。在这种国际关系中，对我的最大尊重就是不要管我干什么。
可是，在温和型的命令式相对论者看来，这种单纯"说不"的"宽容"或"不干涉内政"并不能充分概括相对论的价值观。相对论的价值观除了"互不干涉"之外，还应当有其它具体的价值内容(如人道待遇，民主人权等等)。没有具体伦理或道德内容的"宽容"不仅是空洞的，而且还可能沦落为暴政和压迫的借口。事实上，许多民族国家内部所发生的这类情形--如军事独裁，种族清洗，甚至屠杀无辜--正是在这种形似宽容，"互不干涉"的默许或纵容下发生的。
相对论和普遍论一样，它既可能有积极的效果，也可能有消极的效果。一般地说，文化普遍论认为世界上存在一种可以用来判断任何文明的普遍价值，极端的立场是只有自己的文化价值具有普遍性。这种态度近于文化沙文主义。文化相对论则认为每种文化有自身价值，普遍的或超文化的价值是不存在的。文化相对主义强调"他们"和"我们"不一样。如果把这个论调推到极点，那就等于种族主义了。文化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都不可取。因此，相对论和普遍论的争论，问题不在于何取何舍，而在于如何避免走向极端。否则，出发点再正确的理论，效果也还是适得其反。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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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题】教学与课程
【关 键 词】后现代文化/课程论困境/狐火课题/行动研究
将课程理论置于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固然可以超越现代课程理论，追求旨在保护文化自由的课程计划，但是，课程理论的后现代化也容易使课程理论流变成一种随个人文化兴趣漂浮的语言游戏，常常只是在传达一些人文价值理想，难以建立起现代课程曾经拥有的合法社会谱系；而且，由于缺乏田野作业作基础，这些价值理想同样可能成为普遍性的知识权力。最后，本文将从现代课程理论史上两大现实主义风格的改革尝试出发，探讨走出困境的可能方向。
一
皮纳(W.F.Pinar)曾指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课程理论发生了重大的“范式转换”。过去，受泰勒的影响，人们以为课程理论的研究目的乃是通过科学的方法捕捉那只决定课程开发的“看不见的手”。言外之意，与牛顿式的物理学可以科学地发现物体运动的客观规律一样，课程理论者也能够揭示课程开发的客观规律。只要掌握了客观规律，人类便可以根据它来处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混乱表象，使之朝有利于资本增长的方向演进。无疑，现代性的经济社会秩序自建构之初就以这种工具理性信仰作为发展的精神动力(Weber,1992)。
虽然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工具理性依旧是国家、垄断公司实施其政治、经济与社会行动的理论指南。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它的纲领地位却普遍地被后现代主义取代了。有些学者甚至还没来得及反思后现代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便匆忙地引进这一新理论框架。的确，谁能想到，凯恩斯、帕森斯、泰勒等等如雷贯耳的名字突然有一天不再起作用；谁又能预料到，原先只是一伙先锋艺术家和建筑师用以显示其背叛姿态的后现代主义竟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以及人类学竟相讨论的主题，以至于可以用后现代主义来象征整个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文化逻辑。
身处后现代主义气息浓厚的学术背景中，课程理论工作者及其他教育学者自然也难以不“走人”后现代主义。比如，多尔之所以能够确立“不稳定性课程”的理论框架，便得益于参加了著名后现代主义者大卫·格里芬主持的“走向后现代世界”的大型会议。多尔是位“敏锐的教育学者”，对后现代主义“观念革命”具有“良好的感受力”，并出色地“将其框架应用于课程领域”（多尔，2000，英文版序：I；原编者序：I）。
走入后现代主义之后，教育学者致力于更新泰勒主义的课程理念。在后现代教育学者看来，泰勒式的课程理论是在执行工业经济体制的教育意图，其内在的文化逻辑可以概括为“技术理性主义”，虽然这一逻辑填补了基督教文化崩溃之后产生的信仰空缺，但这种逻辑却使得“所有关于教育、课程以及教学的理念……都指向唯一的作用，即要求学生在教育过程终结时必须掌握一种技能”，而没有考虑“被教育者通过学习，在耗费精力地学习课程改变自己的过程中，究竟带来了什么后果”。这里的评论来自一位德国后现代主义者。他进一步说，现代课程及教育是按照某一外在的功能标准来规训学生的学习经验，而全然不顾学生丰富的内在精神世界，所以是“功能决定形式”。与之不同，后现代文化教育则是“理念决定形式”，直到实现“人性的本质和圆满的生命”（彼得·科斯洛夫斯基，1999:8、42）。
这里值得注意的并不是上述后现代教育学者的见解，而是教育学者走入后现代文化之后形成的话语构成方式，上述后现代教育话语本身是如何形成的？其对现代课程与教育的描述是否准确揭示了19世纪以来现代教育的实际状况？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与其说上述后现代教育话语是在对现代教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之后才形成的，还不如说乃是仅仅来源于后现代教育学者心中的那种价值两分的思维方式。言外之意，后现代教育学者在作出评价之前，并没有从历史学、社会学或人类学等等现实主义的角度，去考察现代社会某一地区、某一人群的学习经历及其复杂的行为关系、感受差异，而只需根据预先确立好的理论框架.即“现代／后现代”的价值两分，前者代表应被超越的“技术理性主义”，后者则代表某些新的应被推广的价值理想，便可以给现代教育定性，自然是一些消极的特性。
实际上，现代课程与教育的内涵远不是“技术理性主义”所能概括得了的。以博比特的课程开发为例，正如后现代教育学者不会明言自己所说的一切都是按照价值两分的逻辑推导出来的，博比特也没有称自己的文化逻辑乃是“技术理性主义”。他同样想让受教育者过上“健康”、“幸福”、“完满”的成人生活。在帮助菲律宾建立课程体系时，他对当地的社会状况做了研究，而他设计的课程计划也确实让当地许多人感受到了现代意义上的成功(McNeil,1996:418)。应该承认，博比特再怎么研究菲律宾当地的社会生活，也不可能获得“完全一致的信息”。就此而言，任何研究者都难免会犯“学者的谬误”：“以逻辑的实践代替实践的逻辑”(Bourdieu,1992)。这里的问题关键在于，博比特从自己的设想和对现实并不“绝对准确”的把握出发，通过设计课程计划进入菲律宾当地的某一教育“场域”，与当地人（官员、教师与学生）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要想评价这一教育“场域”，就必须收集各方面的经验资料，直到产生“身临 其境”的感觉，才可能做出较为全面客观的描述与评价。
对于博比特曾经卷入的这一复杂的教育场域，上述后现代教育学者能做出何种描述呢？显然，所有复杂的经验与感受都将被“现代／后现代”价值两分的叙述框架过滤为一句没有具体所指的“技术理性主义”。事实上，“技术理性主义”最初是由一些对现代生活感到不适、担忧”科学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的边缘哲学家、艺术家发明的概念，其功能除了用来对现代性的经济社会体制实施整体性的批判之外，还可以作为一种虚构的区分标准，从而很方便地引出一系列后现代人文理想。但是，这一切其实都源于后现代主义者本人的“文化兴趣”或“主观感受”。即便现代课程、教育乃至社会机制可以被称为“技术理性主义”，也仅仅是研究者本人的内心独白。至于置身于现代课程、教育与社会空间中的其他人群有何种感受，技术理性主义这个词并没有予以描述。
二
根据“现代／后现代”价值两分而展开的课程理论思辩在英语国家的教育学界同样很显眼。首先，人们假定现代教育是“单向独白式权威教育”（多尔，2000:9），“控制”如“幽灵”一般隐藏在现代课程体系中(Doll,1997:295)，因此只是在塑造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Marcus,1964)或“没有灵魂的机器”(Orwell,1981:257)。接着，又通过引入一些后现念或者后现代主义者向往的非现代性文化，提出一系列重构课程体系及课程研究的价值原则（史密斯，2000;Moore,2000）。
通过引入这些理论，人们的确超越了泰勒主义的课程理论体系。但是，由于人们常常以“话语平移”的方式引入后现论，只是把具体的概念、论点抽取出来，不太注意这些观点所产生的社会语境和观点背后的动机，而这些观点之所以会被抽出来，则是因为它们能够让教育学者产生共鸣，并且可以作为自己重构课程的理论基础。然而，根据这些理论生产出来的课程研究文本与其说在如实地描述现代课程理论与实践中的各种行为关系，还不如说只是在回应、重复后现代人文社会学者所提出的人文价值理想。长此以往，必然导致课程实践领域的状况与问题从课程理论文本中淡出。事实上这也是其他人文社会学者经常遭遇的尴尬。比如，在引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时，许多人文学者仅仅是机械地从中取出某些核心概念，然后再运用它们来对现代社会实施整体性的批判，而不是象福柯当年那样，选择现实生活中的某一边缘群体，从知识、文化以及制度变迁的角度，考察边缘群体在此变迁中的命运起伏。
这里恰恰可以引出后现代课程论的困境：从主观想象或后现代观念出发来评价、重构现代性的课程、教育与社会，只会使课程理论活动演变成一种随个人文化兴趣（思想方式、理论阅读范围、乌托邦情结）漂流的“语言游戏”，而不是对现实课程及教学活动的追踪与描述。随之还渐渐脱离曾经诞生现代课程理论的教育场域及社会联系，只能在数量有限的学术同道中流通，泰勒时代的社会谱系，由国家机构、公司、大学校长、中学校长、教师、学生组成的跨学术体系，变成几乎由课程理论家、研究生和出版社组成的纯学术关系。更重要的是，由于任何一位有一定理论阅读量的学者都可以对现代课程与教育作出某种批判与重构，所以，课程理论界很容易陷入“无谓的争吵”。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者同样没有反思自己的课程理论，也就是说，其中宣扬的价值原则有没有可能成为新的知识权力？如果说“技术理性主义”的现代课程论没有考虑学生的文化主体性，那么将重心放在“文化解放”上的后现代课程理论同样没有考虑处境不同的学生是否都应该把自己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希望寄托在“文化解放”上。
究竟应该将课程理论活动安置于何处，并且，这种安置还能与国家、社会以及学校教学实践形成合作关系呢？事实上，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都曾为安置自己的求知活动而感到烦恼，最典型的个案之一便是利奥塔。因此，回顾他的知识经历可以进一步理解后现代课程理论可能遭遇的困境。1971年，利奥塔发表了博士论文《话语，形象》，表明他一直在尝试突破现论体系。在他看来，现代知识是围绕一系列“价值对立的两元论”建构而成的，诸如理性与感性、自然与社会、普遍与个体、话语与形象等等。这些两元论意在从不同方向下手，使人类丰富多彩的生活与欲望全都归于统一的理性形式。由此，利奥塔勾勒了自己的理论追求，它不仅要解除理性形式的束缚，而且还要确立一种向人类经验的多样性敞开的思想风格及表达方式(Lyotard,1984:34)。怎样才能完成这一计划呢？利奥塔推出了（利比多经济学》。在其中，利奥塔根据尼采、弗洛伊德的理论，继续批判理性的现代知识形式，“人种学、精神病学、儿科学、教育学”等等，都是依靠非此即彼的逻辑建立起来的“排他性”文化机制。之后，他以“戏剧性”的心态和词语呼唤各种非现代性的文化：“来吧，黑美人，迷人的印第安人，迷一样的东方，都到我的作品、我的概念空间中来吧”(Lyotard,1993:14)。
为超越现论，以非理性的方式思考、写作，利奥塔只能在各种非理性的文化中“漂流”，而他这样做又是为了“写”出一种全新风格的理论文本。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漂泊状态”，并试图结束它。因为“人”、“理论”、“思想”毕竟都要在现代社会中生存，这一宿命决定了思想必须达成某种一致性。但是，利奥塔仍然拒绝在科学文化的基础上达成思想的一致性，而是想让现代社会在“审美原则”的基础上达成统一。利奥塔终其一生都是在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裂缝中挣扎。无疑，这一困境正是由他本人的思想方式造成的：他先是根据一种两元论的逻辑把现代社会文化的内涵笼统地描述为理性主义与个体欲望之间的对立（但现代社会的内涵果真如此吗？或者说那些未曾感到紧张的个体岂不是被这种叙述“抹杀”了）；接着，他到现代文化之外寻找各种另类的思想与表达方式（但“迷人的印第安文化和东方文化”也并不尽是快乐的风景）；最后，他意识到社会生活需要他曾经猛烈批判过的“整体性”，但他依旧认为社会秩序应该按照他心目中的审美理想来建构。很明显，就现实而言，目前的国家、经济社会机制以及学校教育还不会接受后现代主义。那么，如何走出利奥塔式的后现论困境，并使课程理论回归国家、社会的行为空间，而不是局限于根据后现代的理念与原则来勾勒人类文化教育的新图景呢？
三
从那些没有走入后现代文化的课程学者来看，出路乃在于将课程理论安置在现实的生活场景和教学事件中。六十年代的艾略特·威金顿(Eliot Wigginton)便是这样做的。作为一名学院学者，他当时没有致力于搜寻后现代哲学，以求更新课程理论，而是深入城镇中学，并把那里的实际状况带回学院加以研究。他发现，“在教研室里，教师们的谈话总是充满着悲观腔调，抱怨孩子们什么也不会做”。而实际上，孩子们“对做事充满了渴望”，只是学校没有提供机会。后来，威金顿设计了“狐火课题”(Foxfire Project)，发动学生创造自己的“课程杂志”：其中将记载学生通过自己的行动焕发出来的火热生命力与创意。学生们动起来了，借助于家庭亲友的关系，他们在社区、城市乃至整个美国采访、摄影和记录各种信息，“不仅逐渐学会了编排杂志 ，也学会各种技艺，如拆装机器和拆建旧房屋，把老人组织和集中一起等等”。
几年过后，学生们的课程杂志“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在美国可谓是家喻户晓”，“甚至欧洲目前还没有取得象狐火课题那样的成绩”。1972年，狐火课题杂志开始以丛书的形式公开出版，到1978年，印了三辑，“销售量就超过了四百万册”，“影响大大超出了两百多份类似的中学杂志”。这项学生课程事业今天仍在继续。“对于许多学生来说，参与课题证明了经验转变的过程”。如一位学生说：“我通过《狐火》学到了……怎样表达自己和与人交流。通过实实在在地教一个小孩子怎样做事，理解了教学的价值。当我看到孩子的眼睛亮起来的时候，感到十分兴奋……更重要的是，我理解了人们共同工作的价值，人们彼此依靠、互相合作的价值。它使我的生活与以往不同了”（保尔·汤普逊，2000:214-23）。
狐火课程活动没有创造任何新颖华丽的理论，而就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日常教育活动中每一件具体细小的事情与问题上，并想办法去做好它。然而，恰恰是这样一种细小的建设性的课程思路，使狐火课程活动渐渐赢得了社区乃至国家的尊重与支持，建立起了后现论批判家无法获得的广泛良好的社会关系与影响。
同样是在教育学者有可能走向后现代文化的六十年代，英国学者斯坦豪斯(Lawrence Stenhouse)和埃里奥特(John Elliott)提出了以“行动研究”为方向的课程理论，也就是将课程理论转变为叙述一线教师的教学经验及其问题。尽管他们非常熟悉福柯、伽达默尔等后现代风格的理论家，而且是许多理论争辩的“在场者”，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围绕后现论进行课程研究，而是相信类似于人类学“田野作业”(Field Work)的“学校作业”(School Work)和学校中的各种“小事情”(Small Things)才是课程理论走向新生的园地——而且是永不枯竭的园地。而恰恰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思路，使得行动研究能生产出一种真正后现代风格的课程理论文本——正如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叙述了社会边缘人的处境与命运（而不仅仅是阐释几点新的思想原则），行动研究的课程理论也是以一线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知识教学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为核心主题（而不是为了表达某些后现代的教育理念）。（注：2002年9月，埃里奥特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作为日常活动的陪伴者，笔者曾就“行动研究”的历史、旨趣及其与国家权力、后现论的关系，向埃里奥特教授咨询，本段关于行动研究的评论因此形成。）当然，如同现代课程理论是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才得以广泛传播，类似于行动研究的课程探索也需要国家把权力下放到地方社会、学校与教师。同时，学者、学术刊物与媒体也应以一种务实的精神来和教师一起“对真正阻挠课程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问题展开扎实的研究”，而不是“吵作教育问题，干扰人们的思想”（钟启泉，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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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oore, A., Teaching and Learning: Pedagogy, Curriculum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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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消费文化 影响
一、处于现代社会中的后现代主义
应该承认，“后现代主义（postmode rnism）”是个很难理解和界定的词汇，《现代流行观念词典》甚至这样解释：“这个词没有什么意义，却被人们尽可能地经常使用。”但它内涵的不明确性却并未对它的广泛流行产生不利影响，相反，在文化、艺术、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后现代”幽灵似的渗透在每个角落中。我们虽然无法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可以通过对其特征和影响的描述，来从各个侧面来理解何谓“后现代主义”。
首先，我们应理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对哲学概念。这是两个有时代涵义的词。从19世纪末的西方理论来看，现代性是与传统秩序相对比而言的，它指的是社会生活中进化式的经济与管理的理性化与分化过程。后来，人们经常以鲜明的反现代目光来审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过程。结果，说起后现代性，就意味着与现代性的断裂，或者说一个具有自己独立组织原则的新的社会整体的出现。
然后，我们来考察“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它们都处于文化之中心，现代主义指的是出现于世纪之交、并直到目前还主宰了多种文化艺术形式的一种风格和运动，其主要特征大概有以下几点：一、审美的自我意识和反省；二、对传统叙述结构的拒斥；三、对实在的看法的自相矛盾和开放的不确定性特征的探索；四、对喜欢强调结构、消解人性化主体的整合人格观念的拒斥。可以看出，现代主义的关键词就是解放和拒斥，解放的是个性、人性以及思想等意识形态种种，拒斥的是传统的桎梏。而当我们试图认识后现代主义时，我们发现，现代主义的许多特征大都以某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侵入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定义中了。
最后，虽然后现代主义者们的观点并不统一，但我们仍可以归纳出三点特征：第一，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个特征首先表现在解构主体性，消解主客二分。后现代主义主张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第二，推崇非理性。第三，不确定性。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反对普遍性和同一性，推崇自由、差异、多元和不确定性主体。
从以上论述的各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后现代主义并不是在时间上在现代之后，而是强调对现代主义的超越和颠覆，这充分体现在后现代主义者们提倡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之上；其次，后现代主义主要是一种对传统的解构和摧毁；最后，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流行概念，符合现代社会人们的心理特征、顺应时代要求。
二、消费文化
在物质生产十分丰富的当代社会，“消费”不仅仅是一个生活现象，而是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消费文化，顾名思义，是指消费社会的文化。今天，我们使用“消费文化”这个词，是为了强调商品世界及其结构化原则对理解当代社会来说所具有的核心地位：首先，就经济的文化维度而言，符号化过程与物质产品的使用体现的不仅是实用价值，而且还扮演着“沟通者”的角色；其次，在文化产品的经济方面，文化产品与商品的供给、需求、资本积累、竞争及垄断等市场原则一起，运作于生活方式领域中。
消费文化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消费文化强调一种功利的、充分解放自我的处事方式和生活态度。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鼓吹得过且过、美的身体、逃避社会义务、向往异域风情、培养生活情趣、追求独特的生活格调。
第二，影像的过量生产和现实中相应参照物的丧失是消费文化中的内在趋势。商品、产品和体验可供人们消费、维持、规划和梦想，但对一般大众来说，能够消费的领域是不同的。消费不仅是为满足特定需要的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相反，通过广告、大众传媒和商品推销技巧，消费文化动摇了原来商品的使用或产品意义的观念，并赋予其新的影像和记号，全面激发人们广泛的感觉联想和消费欲望。
对此类现象，西方学者早有关注。法兰克福学派就以批判后工业社会中人的各种异化现象著称。其中，消费异化正是他们批判的焦点之一。弗洛姆认为，在铺天盖地的广告、推销面前，人们以及从商品的主体逐渐异化为商品的对象，在这个时代中失去了自主意识而在消费过程中为沦为商品的奴隶[2]。
三、后现代主义对消费文化的影响
第一，后现代主义攻击艺术的自主性和制度化特征，发展了一种感官审美，即一种强调对初级过程的直接沉浸和非反思性的身体美学。在消费文化中，追求美的身体就成为一个重要特征表现出来。为了拥有美的身体，人们不惜金钱，甚至不惜牺牲健康，铤而走险地尝试各种方法。
第二，后现代主义无论是处在科学、宗教、哲学，还是其他知识体系中，都暗含着对一切元叙述进行着反基础论的批判。
第三，在日常文化体验的层次上，后现代主义暗含着将现实转化为影像，将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段的倾向。因此，后现代的日常文化是一种形式多样与异质性的文化，有着过多的虚构和仿真，现实的原型和真实的意义都消失了。由于缺乏将符号和形象连缀成连贯叙述的能力，连续的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段，导致了精神分裂似地强调对世界表象的紧张体验：即生动、直接、孤立的体验。但问题是，影像的过量生产和现实中相应参照物的丧失造成了一种浮夸的商品形式，消费对象不仅仅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还包含有多余的那部分影像和附加在商品内的各种本不属于商品本身之价值的东西。这也正是如今许多人都感觉到的消费之后没有感到满足，反而感到有些空虚的原因之所在。
第四，后现代主义所喜好的是对以审美的形式呈现人们的感知方式和日常生活。这更多的是一种强调主观和个人的生活方式。在消费文化中则表现为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
应该说，无论是后现代主义还是消费文化，都体现了现代人们超越传统的试图。但在超越的同时，我们更应关注它们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异化现象。后现代主义昙花一现地过时了，成为哲学史中的一部分，而在人们越来越理性的今天，消费文化也将得到合理的充实而变成真正对人类有益的文化形态。
参考文献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艺术设计；文化精神；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都有其浓厚的思想文化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反理性主义思潮的后现代主义也同样有其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在现代社会经济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都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在人们过度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很容易产生自我价值观的混乱及精神信仰的危机。这样在现代主义设计中就出现了厌烦、冷漠、近于模式化的以极简为宗旨的设计风格，此后，后现代主义设计又在反现代主义的基础上产生了。
一、后现代主义艺术设计的发展及特征
艺术设计发展到今天，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体现在社会经济生活和技术运用上，而且它本身也体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时代观念的变迁。艺术设计的发展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艺术设计只是为了少数贵族特权阶级服务，呈现出传统的、以手工工艺为主的古典主义设计特征；第二阶段，艺术设计以形式简单，功能性强为其主要宗旨，呈现出工业化的现代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特征；第三阶段，就是现代主义之后的设计阶段，这就是人们所称谓的“后现代主义”设计阶段。
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Post-Moderism）没有确切的定义，普遍认为它的内涵与外延较难界定。有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从20世纪 50年代的美国“反文化运动”开始的，这样就将“波普”运动看做了后现代主义的起源。[1]后现代主义的设计与后现代主义思潮是紧密相联的。后现代主义设计不强调功能性，不考虑社会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对设计的影响，而重视装饰和个性、具有反传统、漠视理性的特点，表现出对现代主义、平凡主义的一种厌倦。但是，在形式上它仍然是一种现代主义或国际主义的延伸，是在现代主义基础上所做的再塑造，是一种个性的体现和张扬。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前两种设计风格的结合或继续。但是，我们又不能非常绝对地说，这两种设计风格，哪一个更能代表时代的进步，因两者有其某种社会功能相同而并存。上世纪90年代后，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后现代主义的设计风起云涌，它满足了人们对生活的个性化、多元化的追求。因为后现代主义设计的产生，使得人类的社会生活和世界显得更丰富多彩，更加人性化。可以说，这是后现代 主义设计的优点。
三、后现代主义艺术设计的文化精神
后代主义建筑、阿基米亚和孟菲斯小组等是众多的设计流派和思潮中有较大影响的，对建筑设计的高技术思潮的一种引申是艺术设计中的高技术风格。意大利有两个激进的设计组织，即阿基米亚和孟菲斯小组，他们继承了“反设计运动”的传统，反对现代主义的设计风格，强调大众文化的价值。而后现代主义建筑作为众多的后现代设计流派之一，它最早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的国际建筑界，它不是广义上的对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指称，而是指狭义的对现代主义国际风格的建筑流派和思想的一种反叛。上面所指出的设计思潮流派在其众多的先锋设计师的实践努力的基础上，汇聚集成一股强劲的后现代主义的设计思潮，体现出了或显或隐的后现代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
1981年9月在“孟菲斯”举办的展览中，因为展品的功能几乎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许多批评家把展品看成是玩笑或恶作剧的挑衅行为。在“孟菲斯”的代表人物埃托・索得萨斯的设计理念中，作品的使用价值和功能似乎已被遗忘了，不是形式追随功能，而是形式追随表达。在他的设计作品中，历史的脉络，诗性的叙述及文化的底蕴往往比其实际的价值和功能更为重要，这就使得“孟菲斯”设计群体的作品具有了强烈的反现代性、反理性的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国际规模的后现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也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精神内涵。
在后现代主义建筑设计的作品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其对历史脉络的钟爱与解构，如后现代建筑理论家詹克斯的《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一书中，用“后现代古典主义”来对整个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主义建筑进行命名。因为，后现代主义建筑用特殊的方式对历史进行了梳理，并对传统进行了很好的继承。比如，于1995年博塔设计并完成的美国旧金山现代美术馆，该建筑以红褐色的色调为主，以传统的砖石为材料，但是，其铺砌的手法相当细腻。横向的线条非常耐看，主立面的完全对称构成古典传统建筑所具有的厚重、沉稳风格。博塔认为，这个建筑具有古迹要素又具有现代品格。砖这种自然材料，它能引起人们对大地与火的联想，体现了人们对远古时代人类所居住的茅屋的记忆。他虽是个现代人，但是，在他的笔中，我们看到了他对整个建筑的历史的描述和绘制。[2]上述可见，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人类的历史没有走向断裂，反而历史更为弥久；在传统语汇中他找到了新的灵感，其创造的个性也没有丧失。现代主义建筑抛弃的文化底蕴在他那又被重新拾起，这正是体现后现代主义设计的积极的方面。
在以简约、怪诞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主义设计显现出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精神实质：否定和反叛理性主义的世界观，赞扬和肯定多元性与不确定性。但是，它的手段却是对历史的丰富性的一种重新解读和对历史词语的一种重新运用，并在其使用过程中体现出一种拼贴的戏谑与思路的拓展。这些构成了后现代主义设计文化的方方面面，他们体现着后现代主义设计中的后现代的文化精神。我们冷静地看待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就会发现它是社会进步、科学发展及文化变迁的必然结果。它是人类面对前所未有的社会悖论、知识状况时以新的思维方式所做出的一种全新反应。
参考文献：
［1］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321.
［2］詹和平.后现代主义设计［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1： 161.
1985年，美国文学批评家埃莱娜·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在为文集《女性主义新批评：关于妇女、文学与理论》(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Essays on Women,Literature and Theory)所作的序言《女性主义批评的革命》(Introduction:The FeministCritical Revolution)中承认：“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女性主义批评家、黑人批评家和后结构主义批评家之间正在相互靠拢。也许这仅仅是因为在80年代的气氛中，他／她们代表着先锋派的方向以及拥有共同的敌人，即那些力陈返回‘基本要素’和‘经典作品’的人们，那些信守传统的经典书目、指责新兴的理论学说和富于反抗精神的少数民族带来了所谓的‘危机’的人们。”[1](P141)可以这样说，女性主义文论是与当代诸多哲学社会思潮相互纠缠着共同步入后现代语境的。无论在时空还是逻辑指向上，它们之间均具有同一性。因此，不少学者将女性主义文论视为以颠覆与解构为特征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中的一支。
笔者认为，鉴于有关后现代社会特征与文化内涵的认识尚未形成公论，机械地将女性主义圈定于后现代范畴之内或剔除于外，本身并无太大的意义。关键在于通过分析甄别，界定其各自的主导特征。根据对后现代文化一般意义上的理解，笔者认为，在与后现代哲学社会思潮的碰撞中，女性主义确实充分借鉴了其理论观点与方法论为自己的性别政治与诗学立场服务，然而，这一契合并不能掩盖两者之间难以弥合的本质差异。如果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或者用后现代主义来改造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文论甚至妇女解放运动都将面临被解构的危险。
中国学者包亚明在《20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之《后现代景观》卷的序言中，较为深刻地探讨了女性主义与后现代诸多流派之间产生契合的内在原因。他指出，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潮等在思想与实践方面的本质相似在于，它们都希望消灭现存的统治——服从秩序，反叛以心灵与肉体、精神与物质、宗主与臣属、男性与女性等为基本表现形式的二元对立结构，“而现代性理论及其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普遍主义哲学无疑一直倾向于支持对臣属、女性的压迫，尤其是人本主义话语中的大写的‘人’字直接掩盖了宗主与臣属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别，暗中支持宗主对臣属、男性对女性的统治。”[2](P4)故而，“以攻击普遍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二分法思维模式为目标的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理论，会对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产生如此巨大的亲和力，它们因为共同怀疑现代性、现代政治、现代哲学的傲慢与可疑的主张而一下子成为了同路人。”[2](P4)后现代思潮不仅因颠覆二元对立等级结构而与女性主义志同道合，它对多元性、边缘性与异质性的强调，同样在被边缘化，被排斥在理性、真理和客观性声音之外的女性群体中引起了强烈共鸣。
另一方面，女性主义之与后现代文化并非是单向度的先“拿来”、后接受的被动关系。女性主义由于从性别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菲勒斯中心和逻各斯中心的文化进行了激进反叛，同样有助于解构对于男性、女性范畴，甚至对于人的概念的本质主义认识，模糊甚至否定二元等级对立关系，揭露历史文化价值的人为性质。它不仅通过对经典文本的抗拒性阅读、对女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对建构女性美学甚至女性话语的探索，为后现代文化提供了大量变化、断裂、矛盾的个例，而且以自己丰富的理论成果，充实与印证了后现代文化理论。因此，女性主义文论亦有力地促进了后现代文化的纵深发展。J.F.麦卡乃尔在《思考拉康：批评和文化无意识》中认为：20世纪西方文论“对所有被视为自然的东西进行批判，从而表明被视为或称为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历史和文化的营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种族和少数民族研究’所共同信守的观点。”[3](P511-512)女性主义和其他文论流派一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说、语言本体分析、意识形态分析、解构分析等理论学说来理解和解释男性与女性文学创作，参与营构了20世纪西方文论的批判特征。
这一特点，在擅长抽象思辨的法国女性主义学者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美、英等国的批评家曾经注重文本批评实践而轻视理论话语建构。在她们的心目中，理论本来就是父权意识形态的产物和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将女性主义理论化，无疑有被父权文化同化与收编的危险。然而，随着女性主义文论的深入发展，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总结批评方法、建构理论体系，使女性主义诗学话语足以与男性话语相抗衡的必要性，于是促成了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学院化。在这过程中，法国学者的理论在美英各国的传播与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理论成果的多元吸纳使女性主义文论如虎添翼。解构主义拆解文化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颠覆二元等级对立思维逻辑的思想，从哲学的高度给女性主义提供了破除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理论依据；罗兰－巴特社会语言观和福柯权力——话语学说的吸收，使女性主义学者将语言研究与社会历史研究这两种微观与宏观的批评形式综合为一体，从语言的层面揭示权力在历史文化的深层运作的机制，并着力探索表达女性的历史经验、情感与欲望特征的文学语言，以及适用于解释妇女的文化困境，评价妇女写作中独特的意象、隐喻、象征、暗示、风格、文体等的文学批评理论框架。在对各种批评流派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英国的朱丽叶·米歇尔(Juliet Mitchell)、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玛丽·伊格尔顿(Mary Eagleton)，美国的盖尔·卢宾(GayleRubin)、埃莱娜·肖瓦尔特、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苏珊·古芭(Susan Gubar)、佳·C.斯皮瓦克，挪威的陶丽·莫依(Toril Moi)，法国的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露丝·伊丽加莱(Luce Irigaray)、朱丽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等，均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她（他）们“卷入……文本间的联系、政治历史与社会文化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想、精神分析，以及后结构主义的语言理论”[4](P211)之中，探讨性别问题的历史现状及其在文学经验中或明或暗的投影。“正是这种自觉的卷入，引导着女性主义批评与当今处于中心的理论话语接轨，并进而预示着文学批评的未来发展趋势。”[5](P20)
然而，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不能如美国哲学家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和琳达·尼科尔森(Linda Nicholson)所认为的那样，是“各自独立地”“在一个共同的领域之内”“工作”着[6](P6)。美国文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论解构》(On Deconstruction)一书中，曾将许多女性主义论著放在后结构主义的范畴之下进行了讨论，但在该书《导论》的结尾部分，他又说：“如果将当代批评描述为新批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间的一场争斗，那么对女性主义批评就未必恰当。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势力。虽然很多女性主义者是后结构主义者（反之亦然），但女性主义批评不是后结构主义，特别是如果将后结构主义定义为结构主义的反面的话。充分地讨论女性主义批评，需要一个不同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后结构主义只是结果而不是前提。”[7](P20)
那么，讨论女性主义所需的不同框架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要回答该问题，必须追本溯源，回到女性主义文论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源头进行考察。正如埃莱娜·肖瓦尔特所说：“女性主义批评是妇女运动的‘女儿’之一”[8](P137)，作为妇女解放运动在学术领域的延伸，女性主义文论最根本的特色，应该是其改造充满性别压迫的文化乃至最终改造社会的实践宗旨。而这一鲜明的政治实践性与后现代主义的非政治化之间的差异，造成了它们最根本的分歧。
女性主义文论因源于轰轰烈烈的西方妇女解放运动而始终保有鲜明的政治实践性与文化批判色彩，其最终目标是消除建立在性别压迫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制度与文化秩序，建构一个更加美好、和谐，符合健康的人性的两性关系与社会价值。而要建构这样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两性之间的尊重、沟通与互补是必须的，这一切都有赖于相对稳定的男性与女性的范畴与身份。而后现代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者站在反本质主义、反对宏大历史叙事的哲学立场，反对将人性作抽象化理解，认为其既非固定不变，也非普遍相同，而是随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产生很大的差异。于是，他们着力解构概括人类历史发展共同规律的宏大理论，否定关于男女性别的僵化二分，否定男性压迫女性这一抽象前提，认为这实则也落入了宏大叙事的圈套。总之，后现代主义以对稳定本质的消解，体现出反人本主义的倾向。尤其在解构主义内部，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悖论：因为它声称一切事物都可以置于解构主义摧毁性的注视之下，只除了它自身。而这一将自身视为总策略、可以超越于历史具体性之上的逻辑，却与它解构权威的观点相矛盾。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解构主义最终会解构自身，遗下一个不存在任何价值与意义的世界。可是，对女性主义来说，一旦女性的范畴与身份失去了明确的意义与限定，客观后果必然是，女性在刚刚成为谋求自身权利的主体时，就被剥夺了在普遍人性中存在的权利。所以有人尖锐地质问后现代主义：“为什么正当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开始为自己命名的时刻（过去我们一直沉默），正当我们起来作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的时刻，主体这一概念本身偏偏受到了质疑？”[9](P45-46)同理，否定性别压迫的历史前提，无疑等于否定了现实生活中的性政治格局和女性主义存在的现实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卢梭等人的启蒙思想为基石的女性主义不是停留于专业哲学圈子内部的论争，而是一种崇尚意义与价值的坚定的人本主义。
尽管女性主义内部对是否存在确定的女性本质以及女性心理与生理是否存在内在关联等问题仍然意见不一，但大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承认相对稳定的女性范畴的存在。这样，女性主义与哲学化的、相对主义的后现代理论的内在对立就是必然的。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和纯理论色彩无疑会消解女性主义存在的合理依据。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后现代的立场来看，法国作家西蒙·德·波伏瓦的著作《第二性》因以传统的两性划分及两性观念为基础而具有本质主义的嫌疑，但否定了当代女权运动之母波伏瓦，无疑等于否定了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这就无怪理论界因后现代主义对女性主义政治实践性的解构，而产生了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女性主义者，同时又是后现代主义者，即“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不可能性”。[10](P138)
其次，后现代主义游离于现实生活之上的纯学理倾向，也受到女性主义学者的激烈批评。她们认为，后现代理论将话语视为一切权力的基础，从话语的角度揭露了意识形态建构的奥秘与运作机制，无疑对父权制具有釜底抽薪的颠覆意义。然而，过度停留于对语言的玩味与虚构，却会忽视真实的身体和现实的性，以及它们造成和体现的经济、政治与观念的压迫。例如家庭暴力和性暴力，都是真实存在于两性关系之中的性政治表现形式，不是理论，亦不是话语。如果一味坚持话语才是权力，易于走向乌托邦式地穷究学理，而回避现实生活中性政治的严峻性，丧失与真实的暴力作斗争的思想动力。就文论而言，女性主义必须避免陷入消解使命感的纯学理式、贵族化的理论游戏当中，而要坚持将文本与历史文化语境相联，将文本视作菲勒斯中心意识形态的话语场域，以抗拒性的姿态与形式，甄别、剔除文本中隐含的霸权意识，寻求反思历史、改造文化、矫正价值理想、改善社会生活，建立更为健康和谐的性别文化的可能性。因此，正如女性主义的名言所指出的：“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女性主义学者往往对自身的性别生活高度敏感，注重个人生活与社会文化的联系，努力让细碎生活成为学术理论的源头活水，使学术与日常生活处于往复互动之中。
对后现代主义拘泥于狭隘的理论探讨，轻视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性的倾向，美国哲学家苏珊·博尔多(Susan Bordo)如是说：如果性别角色完全决定于话语，这一话语又时刻处在变化和解构之中，两性的意义缺乏稳定性，那么女性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就失去了存在的支点。如果放弃了对社会性别的界定，要求女性正当权益的斗争就失去了理论基石。她因此呼吁，女性主义不能忽视女性受歧视的社会现实，不应该消解主体，反倒更应加强对现实的斗争策略的研究。[11]中国性社会学家李银河也认为：“后现代主义解构（消解）了主体，否定或摧毁了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任何积极的行动机构的可能性。而离开了具有实践意义的历史和性别的主体，就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意识，也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的政治。”[12](P132)
第三，利奥塔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然而，被后现代主义彻底否定、认为不合法的一些属于宏大叙事的社会理论，比如说启蒙主义话语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等等，对于女性主义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故而，女性主义决不可盲目拒绝，因噎废食。即便是对后现代主义抱乐观态度的南希·弗雷泽与琳达·尼科尔森也承认：“对于像男性统治这样无所不在又呈现出多种形态的现象，仅仅使用他们将我们囿于其中的那点贫乏的批判资源是难以把握的”。“它（指女性主义——作者注）在最低限度上需要多种有关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变迁的大型话语：有关宏观结构和体制的实证与社会理论分析；有关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学的互动分析；有关文化生产的批判的和系统的分析；具有历史和文化特殊性的性别政治学……这个名单还很长很长。”[13](P136)
事实上，女性主义因“默认了一些有关人类特性和社会生活状况的被公认但未加证明的本质主义的假设”[13](P138)）而成为一种准“元叙事”。尽管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在一元化的主体观念分崩离析的趋势下，在碎片化的后现代语境下，为了使理论具有更大的适应性与兼容性，女性主义文论不断在进行着自身的调整与修正，更加关注多元的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因而出现了以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同性爱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为代表的少数族裔与群体的文学研究模式，但部分清醒的女性主义学者又深知，过于强调身份的不确定性，将使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失去自己的特色与立足点，变成一个大而无当、无所不包、失去焦点，因而也就失去了意义的东西。女性主义文论本来源于改造社会与文化的政治需要，只要父权制结构还是一个客观存在，只要扭曲妇女形象、对女作家作为文化生产者的作用视而不见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依然存在，无论是对传统妇女形象的批评还是对妇女作家进行研究的话语实践就是必不可少的。过于强调社会身份的复杂变动性，有可能导致社会性别身份淹没在这种复杂变动之中，而使女性主义文论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点。所以，美国学者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SusanStandford Friedman)提醒说，从现实的政治策略出发，现在要求女性主义同各种各样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结合得天衣无缝还为时尚早。面面俱到将难免会冲淡女性主义的分析效果，还有可能会将妇女生活的特点束之高阁而忘得一干二净。她提出：“一方面是对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的注重，那是妇女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所依靠的基础；另一方面是仔细研究社会身份的多重基体(multiple matrics)，性别只是它的很多个坐标轴当中的一个。女性主义批评的任务一方面是要使自己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组有力的、响亮的而又与众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是继续担负起创立社会身份和主体性研究的新的、更加复杂的疆界说的领导作用，这种新的疆界说一定会在即将来临的下一世纪的灵活多变的研究领域中诞生。”[8](P437)另一位批评家南希·哈特萨克(Nancy Hartsock)也在《福柯论权力，为女人服务的理论？》中强调，只有将女性视为一个社会群体，女性主义才有其存在的意义。过分强调女性内部的差异将导致女性主义自身的毁灭。解构“女性”观，无异于颠覆女性主义政治。[14]
关键词：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2-0033-02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立场，从当今我国社会文化现实出发，探析詹姆逊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理论与当今我国大众文化现状的相关性，这种研究的立场和角度为我国大众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宏观上提供了指导作用。
一、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内研究述评
目前，国内翻译过来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著作主要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政治无意识》《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快感：文化与政治》。从发表的论文来看，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是近几年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集中于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我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后现代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研究。近几年，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和特点的研究。詹姆逊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提出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论断使之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开创者;其归纳概括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特点——深度消失，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消失，距离感消失，对理论界的影响十分广泛。同时，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后现代社会中文化大众化、文化视像化和文化商品化等文化问题日渐突出，文化与资本相互渗透，从而揭示出后现代社会文化转向的本质。詹姆逊研究文化问题角度与传统的从经济和政治视角不同，他注重从历史的深层逻辑对文化进行探析，尤其注重从社会生产方式与文化生产之间的联系来探析文化问题。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必须透过“文化主导”的概念来掌握。关于这一观点，国内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刘永杰认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对于后现代理论建构贡献最大，并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进行归纳总结。这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也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1]。刘梅指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核心词语：文化扩张、文化历史分期、文化超空间、文化意识形态、文化“他者”视域等，这些范畴构成了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总体轮廓，这不仅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什么”做出回答，而且也一般性解答了“文化是什么”的问题[2]。国内其他学者通过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也指出，詹姆逊通过分析文化发展的资本逻辑与文化经济内容，考察文化形式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演变与辩证关系，判定文化表现的现实境遇与时空特征，关注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乌托邦诉求及文化政治使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态度。与此同时，詹姆逊以“空间逻辑”来建构后现代文化理论体系，从“空间”维度思考后现代的历史分期问题。在对一系列后现代征象的认识上，他认为影像文化的流行是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从主体、历史等角度分别展开论述。在对零散、破碎的后现代文化景观分析之后，他为试图解决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而提出“认知绘图美学”的方案，在以解构、颠覆为主要精神指向的后现代语境中，表现出独特的“乌托邦”守望精神。
总之，詹姆逊的思想方法包括“从整体上把握对象”，他也擅长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和把握，“历史”在其著作中是一个关键词汇。在《政治无意识》这一本书中，他就以“永远历史化”这个口号作为开端。詹姆逊在其力作《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明确指出：“我在本文所勾勒的后现代主义，乃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而非把它纯粹作为一种风格潮流来描述”[3]。
二是从詹姆逊的观点看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詹姆逊解读大众文化的方式既有宏观的一面，也有细致的一面，既作为一种讨论社会普遍问题的特殊方式，也存在深刻的分析性和有效的解释力。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对我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詹姆逊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现代同样会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因此，他着重强调后现代主义文化问题应在世界范围去研究，同时提出发达国家的文化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是世界文化发展所必需的论断。不过我们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詹姆逊分析后现代文化现象是站在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立场，他所指的后现代是西方文明危机的一种产物，他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批评理论是基于西方大众文化传统进行的，而我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社会背景和独特的文化语境。因此，我国学者们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大众文化理论不仅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实践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我们应该用辩证眼光看待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观，并与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相结合，批判性的借鉴和吸收其理论，从而对我国的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实践进行丰富和发展。对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不应该照搬，也绝不能照搬，我们可以进行借鉴。国内学者认为，詹姆逊对文化乌托邦特性的阐释非常符合中国大众文化现状和特征。比如影像文化以及网络文化所组成的部分占我国文化相当大的比重，而詹姆逊指出的“乌托邦”特性是这些文化的一个根本特点。现代化的新媒体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这都可以让观众群体暂时忘记现实而沉浸其中，这就是中国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种种现象。不过事情都是既有利也有弊，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消极影响体现在它正在消解着人们的主体性，而积极的作用是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向上精神的树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优秀的大众文化作品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提供了对理想生活追求的精神动力，出色的励志类文化作品也增添了人们追求“正能量”的思想精神动力。三是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启示研究。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其两面性，金无足赤，詹姆逊的理论也存在令人难以完全同意的部分，例如中国许多学者对他的“西方中心论”观点进行批判，学者们认为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仍然存在着发达国家的自身优越感，这就必然影响到詹姆逊的理论观点，所以，我们在研究他的后现代文化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时，一定注意他的基本立场。但是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内在矛盾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在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时要进行良性的互动发展，吸收其精华，理性地交流，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又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渊博的文化精品。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我们如果仍然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试图重返我国经典文化时代，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只是单纯为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需要，任其大众文化自由发展，最终只能使我国文化精神空虚、主体沦丧，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应该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认为：“所谓人文精神，主要是指一种追求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即关怀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由、人与人的平等、社会的和谐进步、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等。”[4]另外，陈思和教授说过，人文精神就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和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5]所以，我们应该在保留大众文化积极成果的同时，借鉴后现代主义中对现状的反省以及对“神性”的追求。
二、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外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后，詹姆逊开始转向文化问题，起初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向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随着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现，詹姆逊后现代理论才被学术界逐渐重视起来。和中国学者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研究相比，西方学者则更早开始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关注，并且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国外的理论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和挖掘詹姆逊后现代理论的深刻意义，使得以前文学界没有及时被发现的重要问题浮出水面。比如将詹姆逊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对比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探讨等等。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奠定了他在现当代文化理论界不可动摇的地位，是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理论思想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后现代语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詹姆逊文学生涯正式开始的标志是《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的问世。20世纪50年代，詹姆逊认为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视野太狭隘，并且指出当时现象学侧重于主体表象投射的研究方法是说明不了文学与当下社会的内在联系，这些观点表明詹姆逊与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已经开始出现分歧。同许多后现代的学者相比较，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问题的研究也更加有理论的深度与现实意义。国外许多学者给予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极高的评价与肯定。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思想家和活动家佩里·安德森对詹姆逊后现代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地域—政治层面的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詹姆逊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安德森认为自己的重要著作《后现代主义起源》也是从詹姆逊理论中获得的灵感。英国著名学者肖恩霍默在自己的著作《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导言里详细地介绍了作为理论批判家的詹姆逊的文学作品、对詹姆逊的理论和政治方案定了位。他高度评价了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并提出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在当代世界的重要价值。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专业和以及教育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参考文献：
[1]刘永杰.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建设的启示[J].安阳工学院学报，2005（2）.
[2]刘梅.詹姆逊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倾向[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6）.
[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500.
论文摘要：詹姆逊是当代重要的后现代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他对后现代理论建构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提出了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并总结 出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这不仅在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建构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且对于我国大众文化的建设同样具有借鉴和启发价值。
“弗雷德里克 ·詹姆逊(h划cJameSOn)是当前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他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理论，在后现代主义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概括起来有两点：一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理论；二是对后现代文化特征的概括和描述。本文拟以其后现代理论为切人点，谈谈它对我国大众文化建设的启示及价值。
一、 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理论
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又称为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詹姆逊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上，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的模式，把后现代文化置于社会阶段论的理论框架之内，指出后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新阶段的组成部分。他宣称，后现代主义的每一种理论，都隐含着一种历史的断代，以及‘一种隐蔽或公开的对当前多国资本主义的立场’。”詹姆逊把对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论断建立在他对资本主义文化发展三阶段划分的基础上。依照恩斯特 ·曼德尔(Emest Mandd)在其著作《晚期资本主义》(1975)中的断代方式，詹姆逊指出，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市场资本主义阶段，也就是一般的所谓古典时期，马克思的《资本论》描写的基本上就是这一时期。第二阶段是列宁所述的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阶段，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明确进行了理论阐述。第三阶段是晚期资本主义或多国化的资本主义阶段。詹姆逊认为与这三个时代相关联的文化也有各自的形式：第一阶段是现实主义；第二阶段是现代主义；第三阶段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显著特征是文化工业的出现。詹姆逊同时指出，这种文化分期在欧洲和北美比较明显，在第三世界国家则表现为三个不同时代的并存或交叉。在我国亦是如此。
詹姆逊指出，后现代主义在对待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上采取了迥异于现代主义的立场，因此对文化的社会意义和功能也持完全不同的态度。在现代主义那里，文化获得了半自治性，处于一种与资本主义相对抗的关系之中，或至少与资本主义保持了一定的批评距离；在后现代时代，文化完全融入了商品生产，与普遍的商品化达成共谋。有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不像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奚落、嘲笑并提出抗议，而是与其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不遗余力地复制、再造甚至强化晚期资本主义的逻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詹姆逊才把晚期资本主义相对应的后现代主义说成是‘文化主导’，而非一种‘风格’。詹姆逊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总体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后现代主义也是一个总体。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观观察后现代主义文化，必须把握“文化主导”这一概念。他说：“我认为，只有通过‘文化主导’的概念来掌握后现代主义，才能更全面地了解这个历史时期的总体文化特征。有了‘文化主导’这个论述概念，我们才可以把一连串非主导的、从属的、有异于主流的文化面貌聚合起来，从而在一个更能兼容并收的架构里讨论问题。”从而防止那些把现阶段的历史状况视为多元文化的简单呈现、视为文化差异的随机演变的片面性的观点。
总的来说，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逻辑理论，在客观上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深刻危机，说明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或后工业并没有真正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与人的问题。这也正是詹姆逊学说的意义：他看到了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矛盾同资本主义的逻辑和商品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对于深人批判研究当代西方的精神文化，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矛盾，把握西方思想文化新的发展趋势和价值取向，进一步深刻理解不同民族、地域的文化交流与矛盾有积极地借鉴和启发价值。
二、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
詹姆逊对后现代理论的另一贡献就是他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的总结。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异化、焦虑、资产阶级个体化、文化生产的个别风格等的终结。后现代文本 与后现代社会的主体在特征上是一致的，“从本质上说，后现代主义是分散的、异质的；它的目的是通过永远消解界限以抵制僵死的范畴化；它的逻辑本质就是生成和维持多元解读；它的基本意思就是与现代主义构成二元对立。”具体来说，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具有如下四个特征：
1．削平深度模式，走向平面感
“由于厌倦了对与现实世界相连的意义的探寻，后现代世界的人们‘希望在表层暂时生活一会儿 ’。后现代主义平面感所要削平的是四种深度模式：“第一种深度模式是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后现代主义与之相对，只注重表面，不去挖掘深层含义。
第二种深度模式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模式，就是他关于“明显”的和“隐含”的区别。后现代主义彻底抛弃表层下面的深层压抑的说法。第三种深度模式是存在主义关于真实性与非真实性、异化与非异化的二项对立。后现代主义抛弃所谓可以从非真实性表面下找到真实性的说法，甚至宣称“异化”这一概念本身也是值得怀疑的。第四种深度模式是索绪尔的符号学所区分的所指与能指，后现代主义取消了这种对立和区分，从而也取消了深度。”。诚然平深度模式就是消除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对立，从本质走向现象。因此，后现代主义文化不再提供现代、前现代经典作品所具有的深度价值和意义，拒绝对其文化本身的诠释，一切文化作品都无需解释，因为根本就没有潜藏在语言文化背后的深层意蕴。
2．历史意识消失。断裂感产生
历史意识的消失意味着后现代时间观的非连续性。“在后现代社会，我们意识到无法知晓过去。我们所能得到的全部，仅仅是有关过去的文本；我们所能做的全部，就是制造出关于那些主题的一个又一个的文本。由于没有历史的连续性，我们自由随意地调用过去的历史，到处收集历史片段，以一种表面随意的方式拼凑在一起。”。后现代文化产品只是能指的表达，而所指、意义深度和历史深度统统消失了。一切存在都是碎片的当下存在，碎片与当下就是一切物质与时空的存在形式，大杂烩与任意组合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内在本质。詹姆逊认为，在后现代社会文化中，人类深层的历史意识正在消失。后现代人由于经历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洗礼，其历史意识、传统观念在一体化、国际化和商品化的规约下渐渐逝去。后现代人不得不涕别历史和传统，只能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在没有历史的此在与彼在的当下去忍受心灵中的断裂感。
3．主体“零散化”，情感“碎片化”
自启蒙运动以来，主体一直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标志着人的中心地位和为万物立法的特权。因此，现代主义作品总是努力地表现主体自身的情感体验，为此形成了诸如焦虑、疏离等情感性概念。然而在后现代主义中，詹姆逊认为，主体 已被“零散化”，丧失了昔 日的中心地位。后现代的主体是一个没有中心，一个失去了透视世界、体认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主体。“在后现代生活世界中，异化被(精神)分裂所替代。由于生活世界，以及生活于其间的人们变得碎片化了，因此结果只剩下‘自由漂浮和非人性化”’。在这种后现代主义的“耗尽”里，人体验的不是完整的世界和自我，相反，体验的是一个变了形的外部世界。人没有了自己的存在，是一个已经非中心化了的主体，无法感知自己与现实的切实联系，无法将此刻和历史乃至未来相依存，这是一个没有中心的自我。既然“自我”不存在了，所谓的“情感”也就无所寄托了。因此，在后现代主义作品中，情感都隐退消逝了。
4．距离感消失，肇因于“伪戏仿”(Pastiche)
就形式而言，真正的个人“风格”也越来越难得一见了。今天，“伪戏仿”作为创作方法，几乎是无所不在的，雄踞了一切的艺术实践。与大多数其他后结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一样，詹姆逊认为在后现代社会，“文本”取代了“作品”(例如大师等作品)，“在这种意义上，一切东西(日常生活、政治表现等)都可以看作是文本，以前的‘作品’现在被重新解读，被看作将各种文本系统按不同方式组装起来的产品，是多个文本系统按照不同的交互组合方式和序列拼凑在一起的。这样一来，以前那些自主性的艺术作品，连同旧式的自主性主体或‘自我’，似乎都已经消失无踪，就如蒸发了一般。”。随着文本的出现，我们不再拥有更多的经典、名著和巨作 取而代之，我们剩下的全部只是文本，“那是……一种短暂的……可任意处置的著述，希望能立刻拌入积累着的历史时间的瓦砾之中”。I5]2 。与作品不同，文本缺乏更深刻的意涵。这就直接导致了艺术真实感的丧失 ，詹姆逊将此称之为“距离感消失”。“距离感消失”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亲情感、真实感以及判别真与假的价值基准正受到商品化与高技术的巨大冲击。
三、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对我国大众文化建设的启示
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中有关文化“大众化”的分析，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大众文化，深化大众文化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我国大众文化的兴起是在改革开放尤其是 2O世纪 9o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的一种引人注 目的文化现象。大众文化是指一种在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市民文化，是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和主体的、通过现代传媒传播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集中满足人们的感性娱乐需要的文化形态。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大众文化在借鉴、吸收和实践中获得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发展。总之，我国当代的大众文化都具有詹姆逊曾详细论述过的市场化、媚俗化、平面化、批量复制等特点。但是，大众文化在我国的社会功用却是不容忽视的，主要表现在 ：大众文化是大众启蒙教育的有效办法；大众文化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大众文化是市场经济的深厚的文化基础；大众文化提供了人民娱乐消遣的广阔空间；大众文化加速了当代中国文化多元发展的进程。同时鉴于詹姆逊对大众文化的精辟分析，我们也注意到了大众文化的一些负面影响以及其导致的人文精神的消解、人文素质的滑坡、道德理想的沦丧等。因此，对待大众文化问题我们应该采取辩证的态度，在肯定其合理性的基础上 ，剔除其糟粕性的方面，引导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詹姆逊指出：“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他所说的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对应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在我国，大众文化是和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并存的一种文化形式。主流文化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精英文化体现了社会人文价值和理想；大众文化反映了普通百姓的文化需求。而要做到大众文化的人文提升，就必须做到三种文化配套互动、相互促进。首先，充分要发挥主流文化的主导和规范作用，保障大众文化健房有序的发展；其次，要增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实现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有机整合。大众文化需要精英文化的学术滋养和智力支持；精英文化也需要大众文化提供思想资料和刺激动力，两者之间相互渗透、改造与补充，最终结果是相互整合，共同提高。总之，在建设中国特色大众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在看到詹姆逊的大众文化理论对我国的启示作用的同时，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正确理解转型期的大众文化理论并处理好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关系。
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由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所涉及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问题，都启示我们应该对我国现代化进程和现代化本身进行辩证的思考我们应注意超越西方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避免西方在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对人性的压抑造成的情感危机、对 自然的严重毁坏造成的生态危机等问题；当然，也不能将西方的理论简单地套用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因此，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也不应把中国的现代化想象成离开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进程、离开中国现实基础的无限美好的空中楼阁，而应把它看成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具体时期，看成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具体阶段，在展望后现代的前景中处理现代的问题。只有这样，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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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永国．文化的政治阐释学一一后现代语境中的詹姆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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