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9年诞生新贸易理论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新经济地理、贸易与新增长理论、内生贸易政策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多次理论创新，这些理论解释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无法解释或是解释不全面的内容，并对传统贸易理论加以修改与完善，在一定呈上也影响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国际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分析发展中的收益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的分配法则，同时研究相关政策条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对这些利益有哪些影响，重点阐述了微观经济基础在社会经济中的竞争性，分析了其竞争性。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主要探讨了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交叉影响，并提倡在学术经济上可以进行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内容、方法论和学术平台这三大领域的研究上有非常大的差别，其中方法论上的差别是最为明显和最关键的。IPE是是一种国际职位评估系统，是国际关系学科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格外重要的分支，同时，在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中，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地位的提高而显得更加重要。利用IPE研究体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可以将国际经济学研究中牵涉的经济和政治内容全部纳入其中，针对所得信息进行具体的讨论。我国的经济学者对这一体系已经完全认可，同时对于IPE的跨学科研究特性也比较认同。就是国际经济学(IE)、国际关系(IR)和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关系。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之间的相处模式相对融洽，没有排斥现象，那么，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中重叠的内容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IPE体系的研究对象。这一点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题材和研究理论。
二、新贸易理论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
国际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学术理论上有很多重叠的部分，但二者在具体理论的钻研方法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研究对象上也不尽相同。但是，抛开这两点，二者在跨国域交易的经济行为中对于利益分配的研究有着共同点，同为研究的基础力量，同时，二者也共同致力于全球化的研究，并且也在复杂的研究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20世纪70年代，产业组织理论有了理论上的大突破，使国际贸易理论有了更全面的解析。一是博弈论在经济学的探讨中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作用，二是目前竞争市场的整体格局发生了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向前发展了一步，从而促进了新贸易理论的诞生。其诞生之后推出的各种新理论都对以往的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之间的矛盾内容重新思考、分析，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意见分歧也提供了大量新的研究依据，使其研究体系更加完整、准确。
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理论
新贸易理论提出的理论意见是市场不完全存在竞争，但是企业的生产却可以有经济利益。新贸易理论的分析工具我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建立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上的迪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分析手法，一种是建立在寡头市场结构上的博弈论分析手法。但更多时候，前者的影响更大，影响范围更加广泛，也有大量的理论体系在其的发展上被建立起来。但是由于后者推出了我们熟知的战略贸易政策，所以其在贸易理论界之外的领域中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为相关人员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依据。在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研究中，战略贸易政策指的是在一个实际的或是潜在的国际寡头市场上，能够对企业战略起到影响作用的贸易政策，简言之，“战略”就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各种竞争状态。在这个探讨体系中，国家政府重点针对国家整体收益情况进行分析与总结。
四、全球化发展
【关 键 词】葛兰西/葛兰西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
【 正 文 】
在我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西方当前的民族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已经逐渐被介绍，并且被一些学者引用，不论从观点上还是从研究方法上都是如此。然而，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我们对它缺乏透彻的了解，以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得不够全面有关。本文希望通过通过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介绍和分析，加深中国学者对该派理论的认识。
葛兰西思想与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葛兰西学派主要是指，西欧（美洲和日本也有少数）的一些把欧洲马克思主义先驱——葛兰西的理论——用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起源、发展和动力，尤其是未来可能替代现存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该学派的研究论著涉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国际化，国际层面的社会领导（霸权）和统治，跨国阶级和集团的构成与经济力量，国际组织的作用和其他有助于确定20世纪全球政治性质的问题（注：Stephen Gil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Gramsci, and IPE, see Craig N.Murphy and Roger Tooze, The New Intl,Political Economy, Boulder: Colo.1991,P54.）。
由于美国的霸权理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占支配地位，因而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往往被忽视。葛兰西学派学者认为，这种状况是由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机械地和非历史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和理论造成的，特别是那些总是不断地预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分析与在东欧苏联集团和西方世界所发生的一些现象不相符合，使得西方新一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兴趣。因此，他们认为必须用一种非教条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研究全球政治经济关系。
基于上述考虑，西欧一些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重新创造性地思考了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尝试建立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这些学者看来，葛兰西的思想已经提供了建立一种普遍、全面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在葛兰西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既符合批判流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要求，又是对教条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突破。它超越了目前争论中的国际关系两大理论（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框架，同时保留了这两大理论（不论研究方法是历史的还是结构的）传统中的洞察力。葛兰西在对现代意大利历史的评述中，既论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家体系，又用同一框架和相同的概念论述了20世纪初国家中的政治，并且用一种开放的、与教条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方法论（主要是强调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社会形态，以及其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领导权等问题。
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的葛兰西，从资本主义并未像预期的那样走向灭亡的事实和西方工人运动发展遭受的挫折，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观点做出了修正和发展。葛兰西的思想对当前西欧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强调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批判了布哈林的粗糙历史唯物主义观（主要是布哈林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普及手册》中表述的观点），认为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祛除了辩证的观点而引入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和“自上而下的唯心主义”，象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一样把自然科 学的范畴应用于人类行为，把辩证法简化为机械的力量平衡法则（注：《“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他指出：“普及手册中所体现的哲学或许要被称为实证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对物理和自然科学方法中常规逻辑的采纳。因果法则和对规律性、规范性和统一性的追求取代了历史辩证性……用机械术语来说，结果决不能超越原因或原因体系，因而（这种哲学）除了完全粗糙的经济主义外没有任何发展。（注：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N.Y.1971, P473.）”
葛兰西在对布哈林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意大利唯心主义者克罗齐的思辨思想，强调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1、 存在与意识间的相互作用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复杂的矛盾对立统一，不存在永衡不变的机械式的作用规则；必须解释物质条件的变化如何在人的意识上产生非物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反过来影响未来的物质发展过程；2、 历史发展是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认为“破坏力就是创造力”；3、 在对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关系的理解上，不能把物质世界的现象机械地应用到人类活动。历史的发展遵循可能的必然，但不能预测结果。 葛兰西主要通过对辩证法的这3个方面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再阐述。葛兰西反对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存在直接的决定关系和对应关系，他引入思想对历史的影响和个人意志的推动作用等观念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理性和文化的影响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力量是社会领导权（hegemony霸权（注：“领导权”一词与霸权理论中所用的“霸权”一词相同，但两者的意思有差别。葛兰西所指的领导权是物质力量领先、思想上的认同和制度上的相对应的统一。））的基础；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应该是一种辨证过程（注：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P366.）。
关键词：大国崛起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 建构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思想体系
（一）现实主义学派的大国崛起理论
芝加哥大学教授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奠基之父”，也是“经典现实主义之父”。他在其著作《国家间政治—为权利与和平而斗争》（1948）中精确地定义了国际关系范畴，宣告了美国二战后外交思想范式转型的开始。在国际社会中，国家的行为是由对权利的追求驱使的，国家利益只有通过权利才能得以实现。国际政治的动因就是对权利的追求。因此，权利之争是“世界政治的核心内容”。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格局的变化，现实主义理论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20世纪70年代，正值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和新兴国家的逐步崛起，演绎出新现实主义学派。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是新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于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被认为是新现实主义的巅峰之作。华尔兹认为，国家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安全。国家不应谋求权力的最大化，而应寻求权力的平衡。均势理论的实质是主要大国间实力平衡的分配。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先驱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1971）一书中率先提出了稳定论，后来由罗伯特•吉尔平加以系统完善提出“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建立国际制度、提供世界经济的稳定器、提供公共物品等从而实现均势，从而保持国际局势稳定；而新兴大国的崛起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引起不稳定。
米尔斯海默认为，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增长中心，它必然会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并主宰东北亚。当中国不断增加权力时，中国的邻国和美国都不会袖手旁观，而会采取行动遏制中国，很可能通过组建一个均势联盟的方式达到此目的。结果是中国与其对手进行激烈的安全竞争，大国战争的危险常常环绕在它们头上。因此，当中国的权力增长后，美国与中国势必成为对手。
（二）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大国崛起理论
新自由主义强调，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越来越紧密，全球价值链将国家间的生产要素整合起来，将全球生产系统连接在一起，一个产品的制造往往要在世界范围之内由多个国家若干个工序协调完成。新自由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nye）在其专著《权力与相互依存》中，提出了“复合相互依存”的概念，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的时代”。
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局势是，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断加深，非国家行为主体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相对下降，经济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议题。应该将和平崛起的中国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是新自由主义学派必然得出的结论。
关于中国的发展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他们认为，自2002年以来，现实主义理论不适用于中美关系的现实。事实是，与经济利益相关的一系列议题取代政治关系和军事斗争成为中美两国关系的主轴。
（三）建构主义学派的大国崛起理论
首先，在国际结构方面。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国际体系是诸机构的集合体，而且诸机构是由诸规范所组成的实践活动，当其构成的规范的一部分（或全部）发生改变时，国际体系的基本变化随之出现。新兴大国对现有国际结构将产生重大影响，往往打破现有国际结构。
其次，在国际行为规范和价值观方面。建构主义学派认为，通过建构而产生出来的行为规范、原则以及信仰，不仅影响和规定着国际政治中的国家行为，而且使国家行为体理解什么是重要的或有价值的，以及如何运用合法手段去获取它们。大国在崛起中会产生新的行为规范，它的价值观也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最后，在认同方面。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利益依赖于认同”。建构主义承认国家以自身需要去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但同时认为，国家利益是处于变化过程中的，“利益是通过社会相互作用而建构成的”。即，自身的利益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确定的，因此，必须构建与他人的利益认同。温特指出国家认同有四种类型，即实体认同、类型认同、角色认同与集体认同。但是，建构主义强调“国家是否感到威胁在于自我和他者之间是否建立了集体认同”。因此，一个崛起的大国也需要与其他国家建立积极的认同关系并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四）霸权周期论者的大国崛起理论
第一，霸权国家和挑战国家的交替出现和相互间的冲突是国际政治体系变动的必然结果，也是国际政治体系变动的内在动力。
第二，霸权周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一国霸权建立之后，其实力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国际体系在它的控制之下处于稳定时期，政治和平、经济繁荣。但是，随着各国实力的消长，挑战国家开始出现，霸权国家出现衰退，挑战国试图改变国际秩序，爆发战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重新回到无序和混乱的状态，经过长期和反复的拉锯战后，挑战国家代替旧的霸权国家开始主导国际政治体系，世界又一次回到稳定时期，国际政治经济进程完成一次大循环。
在全球化体系下，霸权国运用得最多的是“接触与遏制战略”。其假设前提之一是霸权国家在全球化体系下，不能解决所有国际难题；之二，霸权国依然能从与挑战国的接触中获得极大的利益，甚至还必须依靠挑战国解决自身的政治经济问题和国际体系中的问题。因此，霸权国与挑战国谨慎地“接触”、“合作”，在与挑战国接触中壮大自身实力，在竞争式的合作中战胜、压制挑战国，试图让挑战国永远处于与自己不对称的“合作”状态下，随时准备对挑战国实施遏制或打击。笔者认为，美国的“接触与遏制战略”，其意识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其心理是在这种战略实施行为中寻找一种与挑战国不对称的竞争合作状态，遏制或打击挑战国。因此，霸权国这一“内外兼顾”的战略特征造成其患得患失的矛盾心态。
（五）世界体系论者的大国崛起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纽约州立大学杰出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是世界体系的创始人，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世界体系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其标志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这一理论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通过世界政治、世界经济和世界文明三个层次来研究世界体系的历史演变、结构特征、发展规律及基本趋向，深刻揭示了“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发展变迁和运作机制。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代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它是由核心区、边缘区，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半边缘区三个组成部分联接而成的一个世界经济整体结构。各个国家或地区由于经济地位不同而分属于三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并承担着三种不同的经济角色，而这种不同的经济角色是由资本积累、技术以及不同的劳动分工决定的。核心国家是那些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依靠先进技术和工业产品控制、支配其他国家的国家；边缘国家是那些不得不以出口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而受控于核心国家的国家；而半边缘国家指那些既可以某种程度上控制边缘国家，又在某种程度上受控于核心国家的国家。但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单方面的依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
（六）文明冲突论者的大国崛起理论
文明冲突论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大师、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他于1993年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首次阐述了这一理论。1996年，他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专著中，对文明冲突理论作了更详尽和更系统的论证和阐述，进一步全面阐释和预测冷战以后全球政治的演变和冲突。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国际和国内族群与宗教冲突，尤其是2003年不同文明集团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似乎再次证实了亨廷顿关于“世界范围内的冲突多发生在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文明断层线”的论断。他提出，冷战后“文明”已代替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经济因素等而成为今后观察、讨论、判断一起国际纷争的“范式”。
亨廷顿对中国的崛起，表示了担忧，他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亨廷顿认为，美国与中国的摩擦并非只是简单的经济摩擦，而本质是“文明的冲突”，即儒家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冲突。
大国崛起的国际关系理论思想评析
上述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从不同角度剖析了这个人们赖以生存的由各民族国家组成的现实世界体系。然而，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各学派都难以单独对国际关系做出完整的阐释。因此，分析国际关系时，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文明冲突论等四种观察国际关系的视角，应该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
现实主义是人们观察国际关系最常用的视角。观察大国的互动，人们往往习惯于关注国家力量，特别是这种力量的发展以及如何使用这种力量。现实主义所关注的这种国家间的力量关系，是现实的、客观的，这个视角十分重要。但如果仅仅按照这种逻辑进行思维，那么人们只能得出悲观的结论，即大国的发展所带来的力量变化，必然导致国际冲突；中国的崛起必然导致中美冲突。
长期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如此剧烈，以至于吵闹得似乎要打贸易战，可是往往都会在最后“莫名其妙地”风平浪静。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根本法宝在于美国新自由主义思想。至少，它能够“超现实地”诱导中美双方的思想，中美双方巨大的共同利益都使大家无法抗拒，因此，它约束并归顺着中美双方的行为。国家之间固然存在冲突，但它们之间同时存在更多的合作和被捆绑在一起的利益。历经30年发展的现代中美关系，存在诸多共同利益，构建了很深的复合相互依存关系，且共同建立了制度化与规范化的国际条约、国际组织等。这就是新自由主义以合作为特点的观点。这也是分析国际关系和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
建构主义是观察国际关系的第三个视角。建构主义强调的是人们的观念。如果国家间能够改变观念，无论权力关系如何，都可能建立新的关系。近年来大国之间建立的各种伙伴关系，其实就是一种观念的关系。把对方看作伙伴而不是敌人就是观念的改变。这种改变不涉及力量对比的变化，也不涉及相互依赖的变化，但能够减少力量竞争可能导致的冲突，并增进因相互依赖而导致的合作。而大国的崛起也需要和世界体系建立并反复确认其相互认同的关系，消除观念上的差异，协调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不同。为此，中国提出了“和谐世界”战略思想，这是与国际体系里的其他成员友好“共生”的理念。构建国家认同和价值认同是建构主义所倡导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就是建构主义思想的活案例，其根本使命就是构建中美国家认同和价值认同，构筑中美战略互信。
与建构主义思维方法比较接近的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笔者认为，如果把一个民族国家的观念看成是一个群体现象的话，那么造成这个群体现象的根源就是其“文明”、“文化”。中美构筑国家认同的核心就是构建文化价值观认同，避免中美文明冲突和国家冲突。
参考文献：
1.[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2.[美]塞缪尔•亨廷顿，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2002
回顾汗牛充栋般的西方有关研究中国的文献，它们中的多数没有强调把国内与国际、 政治与经济分开的分析方法带来的问题，在方法论上仍然过分强调国家中心主义与现实 主义。
我们可以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方法来检讨这一基本失败。许多IPE与全球化研 究的东西存在方法论问题。这些著述主要依据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各种理论，或者它们试 图发现一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或者把民族国家仍作为 分析的基本单元(这些情况有时同时存在)。同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就方法而言， 对全球化与国家之间关系的IPE研究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注：For a good recent account of the literature on globalisation and the state,see Hobson,J.andRamesh,M.(2002)‘Globalisation Makes of States What States Make of It:Between Agency and
Structure in the State/Globalisation Debate’NewPolitical Economy,7(1)2002:5-22.)与更精细化，不过，多数方法仍然未有目的地转 向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本文认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IPE要对区域(国别)研究更加敏感。要做到这点，就 要有更多的区域研究，从而丰富IPE理论。这些区域研究建立在个案的特定详细知识上 ，有助于为真正的IPE理论发展提供比较基础。同时，靠使用IPE工具来考虑全球化下的 中国政治经济，也将促进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在考克斯传统(Coxian Tradition)的意义上，选择此种折中的混合与阶级形成的理解 ，特别是与佩恩和葛布有关的“新政治经济学”，(注：Payne,A.and Gamble,A.(1996) ‘Introduc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in A.Gamble and A.Payne(eds).,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Basingstoke:Macmillan:1 -20.)我们就能提供一个关于政策制定的分析架构，而且考虑到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政 治经济中的力量以及全球因素已深入于国内政策制定中。区域研究与IPE的联姻，既促 进分析架构的发展，又为未来的中国研究提供一系列的问题和假定。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本文的一个论点是，占主流地位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方法太过于强调民族国家(中央 权威)以及层次分析方法，这些都是建立在国际关系的国家主义与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东 西。在展开本文前，想强调指出的是，我并没有做大前研一式(Kenichi Ohmaeesque)( 注：Ohmae,K.(1995),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London:Harper Collins.)的论断 ，即民族国家已“死亡”。是的，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时如果不承认正式的外交与政府 间关系的重要性，就是毫无意义的。否认了国家是中国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也一样是 毫无意义的。不过，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动力是，中国地方性的国家行为体(地 方政府)与国际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只集中在中央一级的双边关系已经忽视了决定中国国际关系的一些关键因素 以及外部力量在部分意义上塑造中国政治经济演化的方式。第一，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 忽略了经济因素的显著作用——特别是非国家经济发挥的角色。第二，对中央一级的理 解忽略了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及其政治含义的地区与部门分布的不均衡性。(注：Breslin ,S.(2000)‘Decentralisation,Globalisation and China’s Partial Re-engagement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New Political Economy,5(2):205-226.)
本文的任务是考虑这些“经济”问题的政治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深入于地区与全球 进程中。我考虑到国内政治、国内经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联系。地区化产生 了地方化和国际化的关系网络。在研究双边关系的同时，考虑这些关系网络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理论化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
在中国内部，作为一个学科的国际关系学(IR)现已有了一些相对成熟的文献，并且中 国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得到发展。(注：For a recent example,see,Geeraerts,G. and Men Jing(2001),‘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China’,GlobalSociety,15(3):251-276.)IR在中国仍然是个相对来说很新的学科，不少中国学者对此 做了很好的评估。说所有的中国IR文献知识使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是错误的。张勇进就 注意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英国学派作为一种方法工具的日益增长的兴趣。(注：Zhang Yongjin(2000),The‘English School’in China:A Story Of How Ideas Travel And Are Trans-planted’.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SPAS,ANU:Working Paper No.2000/4.)建构主义的观念，特别是与瑞思(Thomas Risse)相关的著作开始影 响一些中国学者，如复旦大学的陈志敏与苏长和就在探索国际结构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 政策选择。也许值得指出的是，从古典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转化并不是个漫长与艰苦 的过程。(注：Knudsen argues that both Ruggie and Wendt‘accept more or less implicitly the main tenets of realism’,and that the gap between a
socialconstructivistread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mainstreamtraditionalism seems
smaller than the argumentative rhetoric would lead usto expect……I have very little problem with anything set forth by eitherRuggie or Wendt in these
two solid books,except that the specifications they advocate seem to add little of consequence to the theories they want
toimprove.See,Knudsen,O.(2001),‘Transcending a Fruitless Debate:Towards aDelimitation of Competing Paradigms’.
)区域研究要求把对特殊性文化的研究与宽广的学科之一 般性理解结合起来，以期产生一种“复合”效应——不是理性选择的“科学”，而是其 他学科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世界的地方—全球关系(The local-global)。我同意卡 萨巴的一个后现代主义基本理论：不要用新的横亘于“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学”之 间的壁垒取代旧的：“为了不因使用这种方法而导致分离，我们应该从下面的基础出发 ：现代是一个生产它自己的综合世界观的时代，这些世界观包罗了所有地点与互动着的 集团。”(注：Kasaba,R.(1998),‘Towards a New International Studies’.See
)
如果远离与美国学者之间的无谓论战，我们可以找到区域研究与IPE相互促进的方式。 在“全球化”这个大题目下，我们可以通过承认几乎大多数国家(如果不是所有国家的 话)都要面对着一系列的国际因素来做到这点(即两个研究的结合)。但是，我们也要承 认这些全球因素在不同国家起作用的方式不同，原因在于每个国家固有的国内背景不同 。(注：See,for example,Gills and Philip(1996),-a special issue of The Third World Quarterly,which assessed how different embedded historical,political,social and‘cultural’contexts led to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outcomes indeveloping states
notwithstanding similar internationalising contexts.Inparticular,see Gills and Philip(1996b)for a conceptual overview,and Breslin( 1996)for a conceptual overview,and Breslin (1996)for a case study of China.) 我们需要IPE去理解前者，而区域研究去理解后者。
如上所述，世界上不只存在一种对IPE的理解。我认为只有“IPE批评理论”才能为区 域研究与全球化下的IPE研究提供方法论与存在论工具。IPE批评理论从这样的假定出发 ，国内与国际、经济与政治的部门划分应该被打破。IPE批评理论的核心是关注结构与 能动者(structure and agency)之间的关系(虽然并非坚持这两者的分家，(注：Wood,E .(1981),‘The Separ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the Political in Capitalism’,New Left Review(127).)但这却是在试图重塑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注：Gamble,A .(1995),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Political Studies,43(3):516-30.)
人们可以从IPE批评理论所反对的东西上来理解它。顾名思义，IPE批评理论反对的东 西远比它代表的东西多。我认为，这种IPE可以定义为反对纯经济解释、反对理性选择 理论、反对国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对于各种IPE批评理论学者来说，大家 的共性是都多多少少同意此种拒绝主义(rejectionism)。在所有这些拒绝的领域，值得 指出的是拒绝霸权的与傲慢的“科学”方法。
全球主义IPE的隐患
在强调使用IPE批评理论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方面，我并不主张IPE拥有对所有问题的 答案。相反，本文的一个出发点是，通过一种更加具有比较性质、意识到不同国家(特 别是那些处于全球政治经济非核心区域的国家)的不同背景，我们能够促进IPE的真正发 展。
这里不是讨论整个IPE对全球化的不同解释的地方。很明显，任何对全球化性质的评论 以及关于它的IPE研究，都冒着(把一个概念)大规模地过分一般化的风险。然而，就如 同使用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去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中国IR要发生的潜在危险一样，在IPE 文献中，也存在着潜在的方法论危险。目前，大多数IPE研究是普遍主义的、是以发达 的民族国家(OECD国家)为中心的。
(一)普遍主义
第一个危险来自于试图做包含普遍真理的定义式陈述。用一个发现回答所有问题是基 本的误导。例如，谁拥有权力，是国家还是市场?真正的质疑应该是两方面：首先是发 现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不同层次——一种非常适合华语文献中有关单一的全球化世界力量 分布不均衡性质的论断。简单地说，不同国家在全球化中的能力以及对全球化力量做出 的反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同意那些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不均衡(平等)进程的观点， 而不是认为全球化一定导致和谐化与集中化。“既存的不平等性使得全球化更可能导致 日益增加的核心国家与边缘化国家之间的尖锐分化，核心国家分享着一种叫做全球性世 界经济的价值、益处以及政体。”(注：Hurrell,A.and Woods,N.(1995),‘Globalisation and Inequality’,Millenium 24(3),p.149.)
第二个危险是接受差异，布局区域研究的考察，考虑国家与权力、结构与能动者关系 是怎样由个别国家(区域)的具体情况决定的。IPE不仅应该允许多样性，而且确实要强 调没有单一答案、没有单一理解、没有单一关系组合这个事实。研究者应该考虑，特别 是通过比较方法，不同的关系组合是如何在不同的权力平衡下，在不同的特定历史、地 理、社会与政治的背景下出现的。
这是一个不导致简单化的方法。世界是复杂的，这比那种只服务于方法论或者意识形 态之偏爱而截断现实(truncating reality)的做法要好许多。(注：Hettne,B and S?Derbaum,F.(2000),‘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New Political Economy, 5(3):457-473.)
(二)所谓全球主义的IPE其实只是一种对发达国家的研究
佩恩认为，(注：Payne,A.(1998),‘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Area Studies’ Millennium,27(2):253-273.)过去，关于霸权的各种理论大多建构在对美国经验的观察 上，当然，有时也以历史上欧洲的情况进行类比。我们偶然见到的霸权概念不过建构在 一个狭隘的若干例子基础上而已。更进一步，这个概念只是这样一种(或者几种)特别情 况，也许离开这个情景以后就不相关了。同理，对许多IPE方法而言，也是建立在特别 情况的基础上的。一旦我们离开建立理论所依据的个案研究情景，理论的适用性就成了 问题。
对IPE学者最重要的一个研究问题是考虑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这方面的英语文献已有大 约至少百多本。(注：There are around 100 published books in English alonewhere the main focus i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in one way or another,but the classic remains strange(1994a).)不过，这些文献的多数都是对现代世界中 “国家作用”的理解，主要以先进的工业化民主国家的经验为基础。然而，如此支持了 许多西方的区分国家与市场的IPE方法并不总是在非西方的情景下是真的。比如，沃尔 芬恩一直主张，来自“西方”的分析并没有很好地理解日本，因为这些分析从一些错误 的假定出发。(注：Van Wolferen,K.(1990),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New York :Vintage).)对丁裴烈来说，这是一种对“东亚的所谓‘经济’与市场经济建立方式的 传统理解”的后果。(注：Deans,P.(1997),Japan-Taiwan Relations,1972-1992:Virtual Diplomacy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University of Newcastle upon Tyne:PhD thesis.)在某些方面，波拉伊(注：Polanyi,K.(1994),The Great Transformation.Rinehart & Company.)以来，确实，日本资本主义与欧洲、美 国资本主义并没有多大的不同。
这里又有两个问题。首先是对先进工业化经济之研究的主导性。即使在那些非常出色 的比较资本主义著作中，其强调的重点仍是先进工业化经济。如考茨就集中于比较美国 、瑞典、德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注：Coates,D.(2000),Models of Capitalism:Growth and Stagnation in the Modern Era.Oxford:Blackwell.)而克鲁齐和斯垂克则 考虑意大利、瑞典、英国、法国、美国与日本的资本主义。(注：Crouch,C.andStreeck,W.(eds)(1997),Political Economy of Modern Capitalism:MappingConvergence and Diversity.
London:Sage.)薄格与多尔的著述则集中在资本主义三角 欧洲、美国与日本。(注：Berger,S.and Dore,R.(eds)(1996),National Diversityand Global Capitalis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这些著作服务于暴露工业化社会 内部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目的，但它们缺少对不发达经济的研究。
在美国，没有多少学者使用IPE的视角研究发展中区域。一些比较好的文章出现在研究 发展问题与专业的“区域研究”期刊。
其次是概念延伸的潜在性。如果沃尔芬恩是正确的，那么，用来理解事物的西方总体 概念(范式)在日本应该是适用的，但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如中国那样的国家，问题就出来 了。当中国是个“不同的”国家——国家做计划的经济——时候，相对而言很容易分析 这个国家。那时，我们知道它是不同的，并这样对待它。当中国已经改革并且远离了传 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我们也许日益觉得很难把它与其他那些国家列入一类。对付差异 性总是相对容易一些，困难在于问题的相似性。新兴的中国市场经济中，国家固有的权 力意味着，在使用那些专门为个案研究而设计的分析模式时，我们要格外慎重。
(三)仅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元
与大量经济学与IR的文献一样，IPE的一个危险趋势是仅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元。即 使是研究全球化，一般也是考虑全球化是如何影响国家的，而不是把国家分解为几个分 析单元。在最简单层次上，我们不要忘记了政治学的头号问题——谁获得什么?我们不 应问中国是否从加入WTO中获益、而应问谁从中获益、谁将从中不获益这样有意义的问 题。中国问题专家都知道，改革已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城乡差别只是其 中之一例，我们还可以加上现存精英层与普通工人层、农村人口以及其他集团获益的不 同。
中国内部各个地区差别很大，一些地区已深入进国际化生产网络，与全球经济高度一 体化；而另一些地区，即使最好的情况，也只不过是边缘化地参与全球经济。这不是说 这些地区不受全球化的影响，而是说，它们并未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这种情况往往被解 释为沿海与内地之间的两极化。这种方法对认识中国国际化的差别性是有帮助的，但只 是在部分意义上。内地也有从国际化中受益很大的部分。在研究全球化与一体化IR文献 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考虑到民族国家内部各个部分所受到的不同影响，已有了一些好的 讨论世界各地国家之下(次国家)和跨国的地区一体化的研究。(注：For example,Mittleman(1999),Hettne(1999),Hettne and S?derbaum(2000),Breslin and Higgott( 2000),and Schultz,S?derbaum,and?jendal(2001).)尽管如此，对于微观地区主义(micro-regionalism)，也就是全球化导致的民族国家政治与新兴的跨国经济空间之间的 分离，仍然是一个没有很好研究的课题。
目的论(Teleology)和政治：什么驱使全球化?
目前，已有大量试图理解全球化的文献。大前研一、赫斯特与汤普森(注：Hirst,P.and Thompson,G.(1999),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Cambridge:Polity.)分别代表了 对全球化认识的两个极端。赫斯特与汤普森甚至质疑，全球化是否真的发生了。如同泰 勒指出的那样，“没有别的词汇像‘全球化’这样一直被使用和滥用。可是，对于所有 这些围绕着全球化而来的夸大其词，全球化的确切含义仍然是模糊、难解，代表着对不 同人来说不同的一系列事情。”(注：Taylor,I.‘Globalisation’in NicolaPhillips(ed)Globalising IPE(Palgrave forthcoming).)赫利尔持同样的看法，“虽 然很少与任何清晰明白的理论相关，全球化一词已经成为最有力的用来说明一系列正在 发生的普遍进程的比喻，这些进程产生了国家之间、社会之间日益增加的相互关系与相 互依存。”(注：Hurrell,A.(1995),‘Explaining the Resurgence of RegionalismIn World Politic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1),p.345.)所以，我避免给 全球化下定义，而代之以考虑通过全球化的棱镜研究国际关系学存在的方法论隐患。
我认为，一个主要潜在隐患是可能的目的论理解。公平地说，西方的IPE话语中并没有 很突出的目的论解释。然而，在讨论中国的全球化时，我总是遭遇到所谓全球化是一个 经济而非政治现象的观点。在广泛的关于全球化的解释文献中，这种依据经济与政治分 离而得出的观点很显著。
批评者可能抱怨这不过是中国人关于全球化的描绘，他们会指出一个事实，一些研究 全球化的中国学者确实在思考国家如何对全球化做出回应、如何与全球化共存以及如何 处理参与全球化的经济带来的政治问题。比如王逸舟就承认全球化对国家的影响以 及全球化渗透进入各种社会问题。他认为，全球化不仅仅是个发生的问题，全球化也取 决于各国政府的决策和政策。(注：Wang Yizhou(2000),‘Political Stability and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sation’.)但问题是 ，他的观点似乎光考虑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方面，却没有指出经济全球化本身就具有的 固有的政治性质。
在考虑建立一个IPE架构来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时，有必要从对全球化不只 是发生这一理解出发。全球化是一种由技术进步、生产组织形式的改变驱动的现象，它 也是由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偏爱与主导观念驱动的。在这方面，全球化具有意识形 态的含义。综合上述，如同博纳德和拉沃海尔在研究东亚政治经济时认为的那样：“我 们争论的东亚新兴政治经济应该根据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各国政治经济的变化与生产组 织形式变化之间的关系来理解。”(注：Bernard,M and Ravenhill,J.(1995),‘Beyond Product Cycles and Flying Geese:Regionalization,Hierarchy,and
the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 Asia’,World Politics(47):171-209.)
所以，建立在考克斯(注：Specifically,Cox,R.(1981),‘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s: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 Millennium(10),Cox,R .(1983)‘Gramsci,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 Essay in Method’in Millennium(12) and Cox,R.(1990),Power,Production and World Ord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著作基础上、与葛布和佩恩以及其他学者有联系的“新 政治经济学”方法认为，以国民经济之间的交换关系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时代已经由生 产与金融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所取代。“新全球政治经济的形成与国际流动资本的结构性 权力相关。国家现在不仅不得不承认其他国家与国际组织的权力，而且承认国际资本、 银行以及外汇市场的权力。”(注：Payne,A.and Gamble,A.(1996),‘Introduc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in A.Gamble and A.Payne(eds)Regiona lism and World Order.Basingstoke:Macmillan:1-20,p.15.)这是 非国家行为体在形成金融与商品流动上扮演重大作用的一个体系，然而，在这个体系中 的国家为全球化提供许多便利。
在某些方面，我们必须后退一步，考虑全球政治经济中非国家行为体日益增加的权力 背后的政治方面。首先，我们要考虑非国家行为体如何拥有了这种权力。斯特兰奇声称 跨国公司是促进全球化生产的关键角色，“这不是偶然的。权威从国家转移到市场在很 大程度上一直是各个国家政策的结果。这不是说跨国公司偷了国家政府的权力，而是政 府以所谓‘国家的理由’(Reasons of state)拱手把权力交给跨国公司。”斯特兰奇继 续论述到，即使是美国也不能控制跨国公司的巨大力量，反而，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政府 发现自己已受跨国公司的限制。尽管如此，事实是，经济结构最初的自由化却是建立在 政治选择与决策基础上的。(注：Strange,S.(1996),The Retreat of the Stat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44-45.)
也许这里应该区分全球主义(Globalism)与全球化。全球主义是过去历届美国政府热烈 追求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政府在新自由主义日程下支持的一项计划。它寻求在 全球范围扩散特定的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互动与理解的形式，特别是以努力推广市 场经济、促进新自由经济战略的里根—撒切尔主义以及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相应政策为 标志。相比之下，全球化则是受这些不同方面驱使而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性，非国家行 为体利用了政治精英为之建立起来的经济与法律结构。一句话，全球主义是为全球化进 程得以进行的一项政治计划。
我们也需考虑发展中国家中全球化的政治动力。今天，全球化的政治动力很不同。“2 0世纪90年代初，目的不再是对一个更加独立的全球经济的许诺，而是作为一种措施去 确保持续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担心不再是依附全球经济，而是作为一种 措施确保持续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注：Bowles,P.(1997),‘ASEAN,AFTA and the New Regionalism’,Pacific Affairs 70(2):219-233.Though in light of thefinancial crises of 1997,a feature of the new‘new regionalism’is anattempt to moderate to excesses of unrestrained capitalism.See Breslin,
S.,Hughes,C.,Phillips,N.and Rosamond,B.(eds)(2002)New Regionalisms in theGlobal Political Economy:Theories and Cases.London:Routledge.)如果说全球化是 一种新的依附理论，那么大部分地，它是一种国内自我强加的依附——依附作为达到增 长目标的最佳方式。
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考虑。一是“意识形态”或者“观念”的变化。发展中国家 的精英改变了他们的政策偏好，接受新自由主义计划作为实现增长的最佳方法。二是如 何为全球化提供方便。因特网与电信设施增加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但货物、人员仍然要 通过各种交通工具来运输。所以，人们就需要通过国家投资建设而非私人部门融资的必 要“硬件”基础设施。
总之，这种变化的内部进程已受到斯克莱尔所说的“全球化中的国家官僚”(Globalising State Bureaucrats)的促进。(注：Sklair,L.(1995),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pp.135-136.)政府的政策 是使中国的投资制度越来越自由化，对国际资本更有“吸引力”，改革国内经济结构以 减少国内保护主义，使更多的新自由主义总体概念机制化。这里，我们通过考克斯的分 析架构来理解这点：“有权势的公司经济力量与它们在政府和各界的网络组成了可叫做 是‘初始的历史集团’(Nascent Historic Bloc)，它们使得政策演变并为全球的意识 形态化做宣传。一般来说，国家只不过扮演全球经济的人角色，其主要任务是适应 全球经济自由主义的急迫需要而调整经济政策与实践。这种权力结构受到内外的支持， 外国的支持来自一种所谓全球政策一致(“华盛顿共识”)，内部的支持主要来自那些从 全球化中受益的社会力量。……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和政策上是霸权的。”(注：Cox,R.(1999),‘Civil Society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Prospects for an Alternativ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5(1),p.12.)
建立一种新的分析架构
就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而言，本文建议远离IR的双边与国家主义解释，特别是注意各 层次的中国精英与外部非国家角色的互动。一些非常好的研究已经指出中国沿海省份正 在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本文主要强调这种一体化的部分国家性质。
第一，使笔者感到困惑的是，这些研究(是否)与对中国IR的整体分析相符合。一些人 可能反对这点，因为调查的关系仅是纯经济的，不符合前述的政治与经济之间相互联系 的(原则)。日本的情况表明，地方政府的角色是很重要的。罗斯曼与胡克就对日本地方 政府在与日本的邻国建立经济联系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注：Hook(2000),‘Building Yellow Sea Bridges:Kyushu’s role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Conference Paper cited with author’s permission and Rozman,G.(1998)‘Flawed Regionalism:Reconceptualizing Northeast Asia in the 1990s’The PacificReview,11(1).)确实，地方对地方的关系已经是中日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 些联系不仅是建立在地方政府之间对话基础上的。地方政府是关键的方便提供者，其他 角色包括地方的通产省分支机构、日本驻中国代表，各个公司以及它们的关联企业、运 输业者、甚至从日本留学回到中国的学生，等等。地方政府由于充当了促进非国家行为 体利益的(主要是日本方面)机构而特别引人注目。
第二，让人感到困惑的是，不密切关注特定的此种关系的地方化表现。现在已经产生 了讨论“大中国”崛起的大量文献，其中有的文献(好的范例包括诺顿与汉密尔顿的著 作)(注：Naughton,B.(ed)(1997),The China Circle:Economics and Electronics in the PRC,Taiwan,and Hong Kong.Washington:Brookings.Hamilton,G.(ed)(2000)Cosmopolitan Capitalist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是对此种关 系的复杂性的理解，超越了简单的双边关系分析架构，考虑到广泛的地区与全球进程。 一种对“大中国”经济空间的理解低估了日本与美国在塑造这个资本主义进程(地方化 的关系形式存在其中)中的重要性。
我们需要超越这种以国家为基础的分析，即使这种分析本身有时超越了双边主义。我 们应该思考特定的地方化如何与更广泛的地区或国际的分析方法相适应。但是，这些地 方化关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确实，海外华人网络故意利用他们与中国的文化联系来立 足中国，但是，这些地方化的关系是以一个更加广泛的地区与全球经济结构的存在为前 提的。所以，我同意司马特的下述分析：“许多资本主义的实践深嵌于地方结构中，这 种情景能够产生新的、有活力的资本主义变种。全球化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地方结果。” (注：Smart,A.(2000),‘The Emergence of Local Capitalisms in China:OverseasChineseInvestment and
Pattern of Development’in Si-Ming Liand Wing-ShingTang(eds)China’s Regions,Polity,& Economy:A Study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Reform Era.Hong Kong:UHKP,P.74.)
地区性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远比人们希望的双边层次分析能提供更深入的解释。我 们需要布置一种跨越政治切割出来的边界、依据生产网络和(或)阶级联盟的分析方法。
IPE的一个基本教条即国内与国际的区分已被打破。作为方法的IPE批评理论，不仅对 研究IR，而且对研究中国国内政治经济都有效。未来几年，中国的法律结构将继续变得 符合WTO的要求，全球对于中国国内的重要性将日益明显。我认为，不承认北京的改革 者、美国与别的地方那些想促进中国按照国际规则与“国际社会”的利益进行改革的力 量，就不能分析中国加入WTO的决策。
经济学与政治学的藩篱也需打破。我认为，金融体系内部结构调整的主要制约是政治 意志。对政治稳定的最大挑战取决于中国领导层如何处理经济调整。把这一点放到上面 提到的国家—国际联系的背景下，IPE研究就大有作为。值得强调的是，我并没有否定 国家仍然是重要的。我所主张的对中国内部力量进程的理解需要修正。这种修正认为主 权(至少在经济领域)已经被“穿刺”了，而现在外部行为体确实对中国政治经济的运转 产生了影响。用萨森的话说，全球化已经扎根在国家中。她认为，经济全球化的诸种效 应总是到了国家那里才得以成为现实。“全球化进程所依赖的战略空间总是民族国家的 ；那些通过有利于全球化的、通过贯彻新法律形式而形成的机制，常常是民族国家机构 的一部分。”(注：Sassen,S.(1999),‘Embedding the Global in the National:Implications for the Role of the State’in David Smith,Dorothy Solinger and Steven Topik(eds)States and Sovereignty in the Global Economy.London:Routledge,p.167.)
在全球化对中国政府结构中权力平衡的影响方面，萨森的着眼点是权力平衡在政府各 部门之间的转移——金融机构可能获得权力与影响，而其他机构则可能失去。全国人大 常委会负责改革法律结构以符合WTO的要求，这将使它在塑造中国国内权力基础上发挥 越来越大的作用。由于党政分开在中国是很难做到的，WTO成员国资格将加强国家机构 的作用。在这个方面，中国基本的政治改革将受到激励，或者也许更正确地说，由于国 际经济协定，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方便。
我们需要考虑意识形态或者观念的变化。如果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霸权的，在 政策上，我们需要考虑新自由主义变成霸权的机制。这是中心国家运用直接的权力工具 促进发展中国家变化的部分结果。盖尔提出“戒律性新自由主义”(disciplinary neo- liberalism)的概念，“美国政府把别的国家要接近的广大市场当做权力杠杆来使用， 把这一杠杆与国际商业环境的形成联系起来，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并不适用于美国 。”(注：Gill,S.(1995),‘Globalisation,Market Civilisation,and Disciplinary Neoliberalism’,Millennium24(3),p.415.)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更直接方法， 教育交流、培训计划的提供、因特网的崛起、对外部世界的日益接触，能使中国官员、 学者、官方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成为“WTO规则遵守者”。商业人士也可通过“社会 学习”和“产业学习”来发展与实践新概念。
结论
我与海冈特曾呼吁：“各种各样的区域研究学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需要在学科研究 的架构下多发表看法，以便提供彼此对话与比较的基础。”(注：Breslin,S.andHiggott,R.(2000),‘Studying Regions:Learning from the Old,Constructing theNew’,New Political
Economy,5(3):333-352,p.343.)这一愿望(区域研究使用更多的 学科方法，而接受更多的对非核心国家的分析也能促进学科本身)也是佩恩关于区域研 究与IPE重要论文的核心。本文也是探讨区域问题专家与理论专家如何结合起来以改进 各自研究的。
中国对全球化的“接受”或“反应”已深入进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特定历史、政治与 文化背景中，我的讨论就是从这一理解开始的。但是，仅仅考虑中国内部的变化进程是 不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决定，中国领导层已经选择让中国，或者至少是中国的一部分 ，与全球政治经济完全一体化。在这个进程中，他们已经允许，至少在经济范围内，中 国向世界“洞开”(perforated)，在政策范围增加了一系列诸如地方的别的行为体 。“醒醒吧……世界已变了”，(注：Susan Strange(1994b),‘Wake up Krasner!The World has changed’RIPE,1(2):209-219.)我们既需要关于国家的知识，又需要学科的 知识来真正理解这个变化中的进程。
在发展当代中国的IPE架构方面，我们能够对超越只以全球政治经济的中心地带与IPE 学术的中心地带为重点的学科发展有所贡献。这样，未来的区域研究与IPE研究也许能 够很好地彼此借鉴、扬长避短，为全球化下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研究提供一些更 综合的文献。
回顾汗牛充栋般的西方有关研究中国的文献，它们中的多数没有强调把国内与国际、 政治与经济分开的分析方法带来的问题，在方法论上仍然过分强调国家中心主义与现实 主义。
我们可以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方法来检讨这一基本失败。许多IPE与全球化研 究的东西存在方法论问题。这些著述主要依据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各种理论，或者它们试 图发现一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或者把民族国家仍作为 分析的基本单元(这些情况有时同时存在)。同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就方法而言， 对全球化与国家之间关系的IPE研究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注：For a good recent account of the literature on globalisation and the state，see Hobson，J.andRamesh，M.(2002)‘Globalisation Makes of States What States Make of It:Between Agency and
Structure in the State/Globalisation Debate’NewPolitical Economy，7(1)2002:5-22.)与更精细化，不过，多数方法仍然未有目的地转 向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本文认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IPE要对区域(国别)研究更加敏感。要做到这点，就 要有更多的区域研究，从而丰富IPE理论。这些区域研究建立在个案的特定详细知识上 ，有助于为真正的IPE理论发展提供比较基础。同时，靠使用IPE工具来考虑全球化下的 中国政治经济，也将促进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在考克斯传统(Coxian Tradition)的意义上，选择此种折中的混合与阶级形成的理解 ，特别是与佩恩和葛布有关的“新政治经济学”，(注：Payne，A.and Gamble，A.(1996) ‘Introduc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in A.Gamble and A.Payne(eds).，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Basingstoke:Macmillan:1 -20.)我们就能提供一个关于政策制定的分析架构，而且考虑到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政 治经济中的力量以及全球因素已深入于国内政策制定中。区域研究与IPE的联姻，既促 进分析架构的发展，又为未来的中国研究提供一系列的问题和假定。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本文的一个论点是，占主流地位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方法太过于强调民族国家(中央 权威)以及层次分析方法，这些都是建立在国际关系的国家主义与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东 西。在展开本文前，想强调指出的是，我并没有做大前研一式(Kenichi Ohmaeesque)( 注：Ohmae，K.(1995)，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London:Harper Collins.)的论断 ，即民族国家已“死亡”。是的，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时如果不承认正式的外交与政府 间关系的重要性，就是毫无意义的。否认了国家是中国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也一样是 毫无意义的。不过，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动力是，中国地方性的国家行为体(地 方政府)与国际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只集中在中央一级的双边关系已经忽视了决定中国国际关系的一些关键因素 以及外部力量在部分意义上塑造中国政治经济演化的方式。第一，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 忽略了经济因素的显著作用——特别是非国家经济发挥的角色。第二，对中央一级的理 解忽略了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及其政治含义的地区与部门分布的不均衡性。(注：Breslin ，S.(2000)‘Decentralisation，Globalisation and China’s Partial Re-engagement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New Political Economy，5(2):205-226.)
本文的任务是考虑这些“经济”问题的政治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深入于地区与全球 进程中。我考虑到国内政治、国内经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联系。地区化产生 了地方化和国际化的关系网络。在研究双边关系的同时，考虑这些关系网络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理论化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
在中国内部，作为一个学科的国际关系学(IR)现已有了一些相对成熟的文献，并且中 国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得到发展。(注：For a recent example，see，Geeraerts，G. and Men Jing(2001)，‘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China’，GlobalSociety，15(3):251-276.)IR在中国仍然是个相对来说很新的学科，不少中国学者对此 做了很好的评估。说所有的中国IR文献知识使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是错误的。张勇进就 注意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英国学派作为一种方法工具的日益增长的兴趣。(注：Zhang Yongjin(2000)，The‘English School’in China:A Story Of How Ideas Travel And Are Trans-planted’.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SPAS，ANU:Working Paper No.2000/4.)建构主义的观念，特别是与瑞思(Thomas Risse)相关的著作开始影 响一些中国学者，如复旦大学的陈志敏与苏长和就在探索国际结构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 政策选择。也许值得指出的是，从古典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转化并不是个漫长与艰苦 的过程。(注：Knudsen argues that both Ruggie and Wendt‘accept more or less implicitly the main tenets of realism’，and that the gap between a
socialconstructivistread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mainstreamtraditionalism seems
smaller than the argumentative rhetoric would lead usto expect……I have very little problem with anything set forth by eitherRuggie or Wendt in these
two solid books，except that the specifications they advocate seem to add little of consequence to the theories they want
toimprove.See，Knudsen，O.(2001)，‘Transcending a Fruitless Debate:Towards aDelimitation of Competing Paradigms’.
sh.se/statsvetenskap/files/ knudsen.doc.)国内与国际的关系也是这些考虑全球化对中国影响的学者探讨的问题。 王逸舟是最早涉及这个问题的中国学者。中国学者对IPE的兴趣也在日益增长，一些大 学已经开设IPE的课程，并编辑出来一些有关的中文教材。不过，这些著作只是描述西 方的方法，而非应用这些方法去分析中国政治与对外关系。
如同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中国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早期研究一样，上述最近 的研究著作承认和考虑(西方的)方法，但并没有广泛使用它们。不过，国际关系学在中 国不是一成不变的，新观念与新方法正在讨论中。公平地说，中国IR学科的发展仍存在 着一系列障碍。在全球化条件下，这些障碍可以得到有效克服。
第一个问题是过分集中于研究与美国的关系，这已作为“条件”因素强加在了中国国 际关系学身上。对中国、中国政策制定者以及研究者来说，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与国家 集团(比如欧盟以及单个的欧洲国家)都更重要。在政策层面上，这种(中国学者的)美国 中心主义(American-centricism)是可以理解的，但本文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提供奖学金与资助、在美国呆一段时间仍然是有意在西方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最可能与 最吸引人的选择，通过这一渠道，在国际关系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美国观点已部分地传播 到正在兴起的中国IR共同体中。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大多数IR文献仍然是关于国家主权与国家地位之类的问题，它们的 方法当然是现实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宋新宁认为，“制约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要 障碍是结构性的，也就是在中国搞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社会环境”，具体来说是三大国 内制约：与政策相关的研究的统治地位、残留的旧观念以及在中国话语背景下国家本身 的重要性。(注：Song Xinning(2001)，‘Buil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0(26):61-74，p. 71.)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方面，中国的IPE深受美国的影响。朱文莉有关中国IPE的论文 就是很国家主义的。她的观点属于对作为分析工具的美国IPE——特别是“霸权稳定论 ”的某种回应。“全球问题的出现被描绘为外交舞台的扩展”。(注：Zhu Wenli(2001)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from a Chinese Angle’，Journal ofContemporary
China，10(26):45-54.)
再如，宋新宁与陈智宏认为，在中国，人们强烈地认为以下就是IPE：“在IPE研究中 西方学者使用的方法，例如理性选择、博弈理论，数学以及统计方法”。(注：SongXinning and Chan，G(2000)，‘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China’inWeixing Hu，Gerald Chan and Daojiong Zha(2000)China’ s International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Dynamics of Paradigm
Shift.Lanham:UniversityPress of America.)这再次显示出来，在观念来源上，中国IR占压倒一切地依赖美国同 行——即使一些美国观念是为中国IR与IPE学科所排斥的也不例外。如同我们在后面要 谈到的区域研究中提到的，美国的许多人也关心理性选择方法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方法 论的“科学”性。我认为，IPE作为一个分析架构的总体概念(范式)如果超越美国方法 的主导性，就能有助于把理论建设真正向前推进一步。
非国家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批评理论(The Critical IPE)并没有对中国的国际关系 研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中国学者很少注意到独立行动的经济力量已使单个国家内部受 益，也较少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例如，那些被斯特兰奇所称的“国际商业文明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ivilization)，(注：Strange，S.(1990)，‘The Name of the Game’in Nicholas Rizopoulos(ed.)Sea-Changes: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a World Transformed.New York: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或者考克斯所形容 的“跨国经理阶层”(transnational managerial class)。(注：Cox，R.(1990)，Power， Production and World Ord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Press.)
上面所说的问题并不是有意“垃圾化”(to ‘rubbish’ Chinese academia)中国学者 ——情况远不是这样。我们知道，美国主流的IR期刊一般都由理性选择和现实主义方法 主导。中国不是把学术与政策制定联系在一起而导致方法论上近视的惟一国家。确实， 在今天的时代，很难知道有的学者是否只是研究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或者还是试图写这 样的政策本身。再者，许多美国关于中国IR的文献也忽视了欧洲学者对中国的研究。约 翰斯顿与罗斯编辑的文集《与中国接触》中没有一章是有关欧洲的。(注：Johnston，A. and Ross，R.(eds)(1999)，En 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London:Routledge.)中国之外，各学科之间的门户之界线也是泾渭分明的。(注：Therequirement to publish within disciplinary journals for career
enhancementprovide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xplanation here.)如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大量 文献中，经济学、国际关系、政治与经济地理仍然是各说各的、分立门户。
我建议，为了用理论模式来分析中国的国际关系，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无需更进一步 只集中在美国。
区域研究与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
最近几年，美国一直在争论有关区域(国别)研究与作为学科的IR、IPE之间的关系。美 国政治科学中理性选择理论的统治地位确实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带来很大的问题。
这里我不想讨论IPE中关于政治学与经济学相互关系的老问题。经济学方法一直主导着 很多的IPE研究，并且非常不合理地对政策制定的方法论产生了影响。在有理由对作为 解释工具与方法的理性选择、经济理论的有效性进行怀疑的同时，不能重新回到那种认 为区域研究可以不要所有理论方法的老路上去。二战后，在美国，作为一个研究计划的 区域研究是与冷战分不开的。库明斯对此做出了经典的评论：“二战后的整整一代，莫 斯科与华盛顿的两极冲突、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使得学术的界线泾渭分明：受 慷慨的公私资源的支持，‘区域研究’和‘国际研究’有着清楚的地点、问题和进程而 变得重要起来。这里所谓地点一般就是指有关各国：日本作为发展的成功范例而受到青 睐，中国则作为失败的不可接受的发展范例而受到持续关注。关键的过程一般指的是诸 如现代化，或者多少年来一直讲的走向明显的或者隐含的自由民主之‘政治发展’。” (注：Cumings，B.(1997)，‘Boundary Displacement: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9(1):6-26.)
在一些方面，区域研究不仅是为了研究中国，而且是为了适应变化中的地缘战略环境 。今天，导致库明斯认为的、使区域研究与国际研究界线分明的冷战背景不复存在，世 界不再是基于安全考虑的地缘战略矛盾，而是基于日益增加的经济相互依存(尽管是不 对称的相互依存)的地缘经济矛盾。而这意味着国内与国际的界线变得更加模糊。于是 ，人们要求一种说明这两者如何互动的解析：“全球与地方的划分不再成立，因为新的 全球经济等级结构切割了地区与国家的边界”。(注：Gamble，A.，Payne，A.，Hoogvelt，A ，Dietrich，M.and Kenny，M.(1996)‘Editorial:New Political Economy’NewPolitical Economy 1(1):5-11.)这又反过来要求一种对外部环境、行为体与过程的正 确理解。
就“中国研究”而言，冷战的终结与中国自给自足时期的终结正好相一致。也许直到1 992年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南巡”，(西方)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几乎完全依据中 国的国内状况。我认为，这种“国内主义”(Domesticism)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不再 有效，至于中国的后WTO政治经济就更不能说没有外部因素在内了。
有关区域研究与IPE的有效性与未来的辩论不能仅仅局限在美国学术以及以经济学与理 性选择理论为代表的霸权方法的范围内。如同卡萨巴主张的那样，(注：Kasaba，R.(199 8)，‘Towards a New International Studies’，
jsis.artsci.Washington.edu /programs/is/toanewis.html)区域研究要求把对特殊性文化的研究与宽广的学科之一 般性理解结合起来，以期产生一种“复合”效应——不是理性选择的“科学”，而是其 他学科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世界的地方—全球关系(The local-global)。我同意卡 萨巴的一个后现代主义基本理论：不要用新的横亘于“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学”之 间的壁垒取代旧的：“为了不因使用这种方法而导致分离，我们应该从下面的基础出发 ：现代是一个生产它自己的综合世界观的时代，这些世界观包罗了所有地点与互动着的 集团。”(注：Kasaba，R.(1998)，‘Towards a New International Studies’.See
jsis.artsci.Washington.edu/programs/is/toanewis.html)
如果远离与美国学者之间的无谓论战，我们可以找到区域研究与IPE相互促进的方式。 在“全球化”这个大题目下，我们可以通过承认几乎大多数国家(如果不是所有国家的 话)都要面对着一系列的国际因素来做到这点(即两个研究的结合)。但是，我们也要承 认这些全球因素在不同国家起作用的方式不同，原因在于每个国家固有的国内背景不同 。(注：See，for example，Gills and Philip(1996)，-a special issue of The Third World Quarterly，which assessed how different embedded historical，political，social and‘cultural’contexts led to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outcomes indeveloping states
notwithstanding similar internationalising contexts.Inparticular，see Gills and Philip(1996b)for a conceptual overview，and Breslin( 1996)for a conceptual overview，and Breslin (1996)for a case study of China.) 我们需要IPE去理解前者，而区域研究去理解后者。
如上所述，世界上不只存在一种对IPE的理解。我认为只有“IPE批评理论”才能为区 域研究与全球化下的IPE研究提供方法论与存在论工具。IPE批评理论从这样的假定出发 ，国内与国际、经济与政治的部门划分应该被打破。IPE批评理论的核心是关注结构与 能动者(structure and agency)之间的关系(虽然并非坚持这两者的分家，(注：Wood，E .(1981)，‘The Separ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the Political in Capitalism’，New Left Review(127).)但这却是在试图重塑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注：Gamble，A .(1995)，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Political Studies，43(3):516-30.)
人们可以从IPE批评理论所反对的东西上来理解它。顾名思义，IPE批评理论反对的东 西远比它代表的东西多。我认为，这种IPE可以定义为反对纯经济解释、反对理性选择 理论、反对国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对于各种IPE批评理论学者来说，大家 的共性是都多多少少同意此种拒绝主义(rejectionism)。在所有这些拒绝的领域，值得 指出的是拒绝霸权的与傲慢的“科学”方法。
全球主义IPE的隐患
在强调使用IPE批评理论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方面，我并不主张IPE拥有对所有问题的 答案。相反，本文的一个出发点是，通过一种更加具有比较性质、意识到不同国家(特 别是那些处于全球政治经济非核心区域的国家)的不同背景，我们能够促进IPE的真正发 展。
这里不是讨论整个IPE对全球化的不同解释的地方。很明显，任何对全球化性质的评论 以及关于它的IPE研究，都冒着(把一个概念)大规模地过分一般化的风险。然而，就如 同使用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去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中国IR要发生的潜在危险一样，在IPE 文献中，也存在着潜在的方法论危险。目前，大多数IPE研究是普遍主义的、是以发达 的民族国家(OECD国家)为中心的。
(一)普遍主义
第一个危险来自于试图做包含普遍真理的定义式陈述。用一个发现回答所有问题是基 本的误导。例如，谁拥有权力，是国家还是市场?真正的质疑应该是两方面：首先是发 现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不同层次——一种非常适合华语文献中有关单一的全球化世界力量 分布不均衡性质的论断。简单地说，不同国家在全球化中的能力以及对全球化力量做出 的反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同意那些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不均衡(平等)进程的观点， 而不是认为全球化一定导致和谐化与集中化。“既存的不平等性使得全球化更可能导致 日益增加的核心国家与边缘化国家之间的尖锐分化，核心国家分享着一种叫做全球性世 界经济的价值、益处以及政体。”(注：Hurrell，A.and Woods，N.(1995)，‘Globalisation and Inequality’，Millenium 24(3)，p.149.)
第二个危险是接受差异，布局区域研究的考察，考虑国家与权力、结构与能动者关系 是怎样由个别国家(区域)的具体情况决定的。IPE不仅应该允许多样性，而且确实要强 调没有单一答案、没有单一理解、没有单一关系组合这个事实。研究者应该考虑，特别 是通过比较方法，不同的关系组合是如何在不同的权力平衡下，在不同的特定历史、地 理、社会与政治的背景下出现的。
这是一个不导致简单化的方法。世界是复杂的，这比那种只服务于方法论或者意识形 态之偏爱而截断现实(truncating reality)的做法要好许多。(注：Hettne，B and S?Derbaum，F.(2000)，‘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New Political Economy， 5(3):457-473.)
(二)所谓全球主义的IPE其实只是一种对发达国家的研究
佩恩认为，(注：Payne，A.(1998)，‘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Area Studies’ Millennium，27(2):253-273.)过去，关于霸权的各种理论大多建构在对美国经验的观察 上，当然，有时也以历史上欧洲的情况进行类比。我们偶然见到的霸权概念不过建构在 一个狭隘的若干例子基础上而已。更进一步，这个概念只是这样一种(或者几种)特别情 况，也许离开这个情景以后就不相关了。同理，对许多IPE方法而言，也是建立在特别 情况的基础上的。一旦我们离开建立理论所依据的个案研究情景，理论的适用性就成了 问题。
对IPE学者最重要的一个研究问题是考虑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这方面的英语文献已有大 约至少百多本。(注：There are around 100 published books in English alonewhere the main focus i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in one way or another，but the classic remains strange(1994a).)不过，这些文献的多数都是对现代世界中 “国家作用”的理解，主要以先进的工业化民主国家的经验为基础。然而，如此支持了 许多西方的区分国家与市场的IPE方法并不总是在非西方的情景下是真的。比如，沃尔 芬恩一直主张，来自“西方”的分析并没有很好地理解日本，因为这些分析从一些错误 的假定出发。(注：Van Wolferen，K.(1990)，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New York :Vintage).)对丁裴烈来说，这是一种对“东亚的所谓‘经济’与市场经济建立方式的 传统理解”的后果。(注：Deans，P.(1997)，Japan-Taiwan Relations，1972-1992:Virtual Diplomacy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University of Newcastle upon Tyne:PhD thesis.)在某些方面，波拉伊(注：Polanyi，K.(1994)，The Great Transformation.Rinehart & Company.)以来，确实，日本资本主义与欧洲、美 国资本主义并没有多大的不同。
这里又有两个问题。首先是对先进工业化经济之研究的主导性。即使在那些非常出色 的比较资本主义著作中，其强调的重点仍是先进工业化经济。如考茨就集中于比较美国 、瑞典、德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注：Coates，D.(2000)，Models of Capitalism:Growth and Stagnation in the Modern Era.Oxford:Blackwell.)而克鲁齐和斯垂克则 考虑意大利、瑞典、英国、法国、美国与日本的资本主义。(注：Crouch，C.andStreeck，W.(eds)(1997)，Political Economy of Modern Capitalism:MappingConvergence and Diversity.
London:Sage.)薄格与多尔的著述则集中在资本主义三角 欧洲、美国与日本。(注：Berger，S.and Dore，R.(eds)(1996)，National Diversityand Global Capitalis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这些著作服务于暴露工业化社会 内部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目的，但它们缺少对不发达经济的研究。
在美国，没有多少学者使用IPE的视角研究发展中区域。一些比较好的文章出现在研究 发展问题与专业的“区域研究”期刊。
其次是概念延伸的潜在性。如果沃尔芬恩是正确的，那么，用来理解事物的西方总体 概念(范式)在日本应该是适用的，但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如中国那样的国家，问题就出来 了。当中国是个“不同的”国家——国家做计划的经济——时候，相对而言很容易分析 这个国家。那时，我们知道它是不同的，并这样对待它。当中国已经改革并且远离了传 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我们也许日益觉得很难把它与其他那些国家列入一类。对付差异 性总是相对容易一些，困难在于问题的相似性。新兴的中国市场经济中，国家固有的权 力意味着，在使用那些专门为个案研究而设计的分析模式时，我们要格外慎重。
(三)仅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元
与大量经济学与IR的文献一样，IPE的一个危险趋势是仅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元。即 使是研究全球化，一般也是考虑全球化是如何影响国家的，而不是把国家分解为几个分 析单元。在最简单层次上，我们不要忘记了政治学的头号问题——谁获得什么?我们不 应问中国是否从加入WTO中获益、而应问谁从中获益、谁将从中不获益这样有意义的问 题。中国问题专家都知道，改革已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城乡差别只是其 中之一例，我们还可以加上现存精英层与普通工人层、农村人口以及其他集团获益的不 同。
中国内部各个地区差别很大，一些地区已深入进国际化生产网络，与全球经济高度一 体化；而另一些地区，即使最好的情况，也只不过是边缘化地参与全球经济。这不是说 这些地区不受全球化的影响，而是说，它们并未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这种情况往往被解 释为沿海与内地之间的两极化。这种方法对认识中国国际化的差别性是有帮助的，但只 是在部分意义上。内地也有从国际化中受益很大的部分。在研究全球化与一体化IR文献 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考虑到民族国家内部各个部分所受到的不同影响，已有了一些好的 讨论世界各地国家之下(次国家)和跨国的地区一体化的研究。(注：For example，Mittleman(1999)，Hettne(1999)，Hettne and S?derbaum(2000)，Breslin and Higgott( 2000)，and Schultz，S?derbaum，and?jendal(2001).)尽管如此，对于微观地区主义(micro-regionalism)，也就是全球化导致的民族国家政治与新兴的跨国经济空间之间的 分离，仍然是一个没有很好研究的课题。
目的论(Teleology)和政治：什么驱使全球化?
目前，已有大量试图理解全球化的文献。大前研一、赫斯特与汤普森(注：Hirst，P.and Thompson，G.(1999)，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Cambridge:Polity.)分别代表了 对全球化认识的两个极端。赫斯特与汤普森甚至质疑，全球化是否真的发生了。如同泰 勒指出的那样，“没有别的词汇像‘全球化’这样一直被使用和滥用。可是，对于所有 这些围绕着全球化而来的夸大其词，全球化的确切含义仍然是模糊、难解，代表着对不 同人来说不同的一系列事情。”(注：Taylor，I.‘Globalisation’in NicolaPhillips(ed)Globalising IPE(Palgrave forthcoming).)赫利尔持同样的看法，“虽 然很少与任何清晰明白的理论相关，全球化一词已经成为最有力的用来说明一系列正在 发生的普遍进程的比喻，这些进程产生了国家之间、社会之间日益增加的相互关系与相 互依存。”(注：Hurrell，A.(1995)，‘Explaining the Resurgence of RegionalismIn World Politic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1)，p.345.)所以，我避免给 全球化下定义，而代之以考虑通过全球化的棱镜研究国际关系学存在的方法论隐患。
我认为，一个主要潜在隐患是可能的目的论理解。公平地说，西方的IPE话语中并没有 很突出的目的论解释。然而，在讨论中国的全球化时，我总是遭遇到所谓全球化是一个 经济而非政治现象的观点。在广泛的关于全球化的解释文献中，这种依据经济与政治分 离而得出的观点很显著。
批评者可能抱怨这不过是中国人关于全球化的描绘，他们会指出一个事实，一些研究 全球化的中国学者确实在思考国家如何对全球化做出回应、如何与全球化共存以及如何 处理参与全球化的经济带来的政治问题。比如王逸舟就承认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影响以 及全球化渗透进入各种社会问题。他认为，全球化不仅仅是个发生的问题，全球化也取 决于各国政府的决策和政策。(注：Wang Yizhou(2000)，‘Political Stability and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sation’.)但问题是 ，他的观点似乎光考虑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方面，却没有指出经济全球化本身就具有的 固有的政治性质。
在考虑建立一个IPE架构来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时，有必要从对全球化不只 是发生这一理解出发。全球化是一种由技术进步、生产组织形式的改变驱动的现象，它 也是由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偏爱与主导观念驱动的。在这方面，全球化具有意识形 态的含义。综合上述，如同博纳德和拉沃海尔在研究东亚政治经济时认为的那样：“我 们争论的东亚新兴政治经济应该根据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各国政治经济的变化与生产组 织形式变化之间的关系来理解。”(注：Bernard，M and Ravenhill，J.(1995)，‘Beyond Product Cycles and Flying Geese:Regionalization，Hierarchy，and
the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 Asia’，World Politics(47):171-209.)
所以，建立在考克斯(注：Specifically，Cox，R.(1981)，‘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s: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 Millennium(10)，Cox，R .(1983)‘Gramsci，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 Essay in Method’in Millennium(12) and Cox，R.(1990)，Power，Production and World Ord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著作基础上、与葛布和佩恩以及其他学者有联系的“新 政治经济学”方法认为，以国民经济之间的交换关系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时代已经由生 产与金融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所取代。“新全球政治经济的形成与国际流动资本的结构性 权力相关。国家现在不仅不得不承认其他国家与国际组织的权力，而且承认国际资本、 银行以及外汇市场的权力。”(注：Payne，A.and Gamble，A.(1996)，‘Introduc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in A.Gamble and A.Payne(eds)Regiona lism and World Order.Basingstoke:Macmillan:1-20，p.15.)这是 非国家行为体在形成金融与商品流动上扮演重大作用的一个体系，然而，在这个体系中 的国家为全球化提供许多便利。
在某些方面，我们必须后退一步，考虑全球政治经济中非国家行为体日益增加的权力 背后的政治方面。首先，我们要考虑非国家行为体如何拥有了这种权力。斯特兰奇声称 跨国公司是促进全球化生产的关键角色，“这不是偶然的。权威从国家转移到市场在很 大程度上一直是各个国家政策的结果。这不是说跨国公司偷了国家政府的权力，而是政 府以所谓‘国家的理由’(Reasons of state)拱手把权力交给跨国公司。”斯特兰奇继 续论述到，即使是美国也不能控制跨国公司的巨大力量，反而，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政府 发现自己已受跨国公司的限制。尽管如此，事实是，经济结构最初的自由化却是建立在 政治选择与决策基础上的。(注：Strange，S.(1996)，The Retreat of the Stat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44-45.)
也许这里应该区分全球主义(Globalism)与全球化。全球主义是过去历届美国政府热烈 追求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政府在新自由主义日程下支持的一项计划。它寻求在 全球范围扩散特定的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互动与理解的形式，特别是以努力推广市 场经济、促进新自由经济战略的里根—撒切尔主义以及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相应政策为 标志。相比之下，全球化则是受这些不同方面驱使而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性，非国家行 为体利用了政治精英为之建立起来的经济与法律结构。一句话，全球主义是为全球化进 程得以进行的一项政治计划。
我们也需考虑发展中国家中全球化的政治动力。今天，全球化的政治动力很不同。“2 0世纪90年代初，目的不再是对一个更加独立的全球经济的许诺，而是作为一种措施去 确保持续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担心不再是依附全球经济，而是作为一种 措施确保持续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注：Bowles，P.(1997)，‘ASEAN，AFTA and the New Regionalism’，Pacific Affairs 70(2):219-233.Though in light of thefinancial crises of 1997，a feature of the new‘new regionalism’is anattempt to moderate to excesses of unrestrained capitalism.See Breslin，
S.，Hughes，C.，Phillips，N.and Rosamond，B.(eds)(2002)New Regionalisms in theGlobal Political Economy:Theories and Cases.London:Routledge.)如果说全球化是 一种新的依附理论，那么大部分地，它是一种国内自我强加的依附——依附作为达到增 长目标的最佳方式。
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考虑。一是“意识形态”或者“观念”的变化。发展中国家 的精英改变了他们的政策偏好，接受新自由主义计划作为实现增长的最佳方法。二是如 何为全球化提供方便。因特网与电信设施增加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但货物、人员仍然要 通过各种交通工具来运输。所以，人们就需要通过国家投资建设而非私人部门融资的必 要“硬件”基础设施。
总之，这种变化的内部进程已受到斯克莱尔所说的“全球化中的国家官僚”(Globalising State Bureaucrats)的促进。(注：Sklair，L.(1995)，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pp.135-136.)政府的政策 是使中国的投资制度越来越自由化，对国际资本更有“吸引力”，改革国内经济结构以 减少国内保护主义，使更多的新自由主义总体概念机制化。这里，我们通过考克斯的分 析架构来理解这点：“有权势的公司经济力量与它们在政府和各界的网络组成了可叫做 是‘初始的历史集团’(Nascent Historic Bloc)，它们使得政策演变并为全球的意识 形态化做宣传。一般来说，国家只不过扮演全球经济的代理人角色，其主要任务是适应 全球经济自由主义的急迫需要而调整经济政策与实践。这种权力结构受到内外的支持， 外国的支持来自一种所谓全球政策一致(“华盛顿共识”)，内部的支持主要来自那些从 全球化中受益的社会力量。……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和政策上是霸权的。”(注：Cox，R.(1999)，‘Civil Society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Prospects for an Alternativ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5(1)，p.12.)
建立一种新的分析架构
就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而言，本文建议远离IR的双边与国家主义解释，特别是注意各 层次的中国精英与外部非国家角色的互动。一些非常好的研究已经指出中国沿海省份正 在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本文主要强调这种一体化的部分国家性质。
第一，使笔者感到困惑的是，这些研究(是否)与对中国IR的整体分析相符合。一些人 可能反对这点，因为调查的关系仅是纯经济的，不符合前述的政治与经济之间相互联系 的(原则)。日本的情况表明，地方政府的角色是很重要的。罗斯曼与胡克就对日本地方 政府在与日本的邻国建立经济联系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注：Hook(2000)，‘Building Yellow Sea Bridges:Kyushu’s role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Conference Paper cited with author’s permission and Rozman，G.(1998)‘Flawed Regionalism:Reconceptualizing Northeast Asia in the 1990s’The PacificReview，11(1).)确实，地方对地方的关系已经是中日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 些联系不仅是建立在地方政府之间对话基础上的。地方政府是关键的方便提供者，其他 角色包括地方的通产省分支机构、日本驻中国代表，各个公司以及它们的关联企业、运 输业者、甚至从日本留学回到中国的学生，等等。地方政府由于充当了促进非国家行为 体利益的(主要是日本方面)机构而特别引人注目。
第二，让人感到困惑的是，不密切关注特定的此种关系的地方化表现。现在已经产生 了讨论“大中国”崛起的大量文献，其中有的文献(好的范例包括诺顿与汉密尔顿的著 作)(注：Naughton，B.(ed)(1997)，The China Circle:Economics and Electronics in the PRC，Taiwan，and Hong Kong.Washington:Brookings.Hamilton，G.(ed)(2000)Cosmopolitan Capitalist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是对此种关 系的复杂性的理解，超越了简单的双边关系分析架构，考虑到广泛的地区与全球进程。 一种对“大中国”经济空间的理解低估了日本与美国在塑造这个资本主义进程(地方化 的关系形式存在其中)中的重要性。
我们需要超越这种以国家为基础的分析，即使这种分析本身有时超越了双边主义。我 们应该思考特定的地方化如何与更广泛的地区或国际的分析方法相适应。但是，这些地 方化关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确实，海外华人网络故意利用他们与中国的文化联系来立 足中国，但是，这些地方化的关系是以一个更加广泛的地区与全球经济结构的存在为前 提的。所以，我同意司马特的下述分析：“许多资本主义的实践深嵌于地方结构中，这 种情景能够产生新的、有活力的资本主义变种。全球化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地方结果。” (注：Smart，A.(2000)，‘The Emergence of Local Capitalisms in China:OverseasChineseInvestment and
Pattern of Development’in Si-Ming Liand Wing-ShingTang(eds)China’s Regions，Polity，& Economy:A Study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Reform Era.Hong Kong:UHKP，P.74.)
地区性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远比人们希望的双边层次分析能提供更深入的解释。我 们需要布置一种跨越政治切割出来的边界、依据生产网络和(或)阶级联盟的分析方法。
IPE的一个基本教条即国内与国际的区分已被打破。作为方法的IPE批评理论，不仅对 研究IR，而且对研究中国国内政治经济都有效。未来几年，中国的法律结构将继续变得 符合WTO的要求，全球对于中国国内的重要性将日益明显。我认为，不承认北京的改革 者、美国与别的地方那些想促进中国按照国际规则与“国际社会”的利益进行改革的力 量，就不能分析中国加入WTO的决策。
经济学与政治学的藩篱也需打破。我认为，金融体系内部结构调整的主要制约是政治 意志。对政治稳定的最大挑战取决于中国领导层如何处理经济调整。把这一点放到上面 提到的国家—国际联系的背景下，IPE研究就大有作为。值得强调的是，我并没有否定 国家仍然是重要的。我所主张的对中国内部力量进程的理解需要修正。这种修正认为主 权(至少在经济领域)已经被“穿刺”了，而现在外部行为体确实对中国政治经济的运转 产生了影响。用萨森的话说，全球化已经扎根在国家中。她认为，经济全球化的诸种效 应总是到了国家那里才得以成为现实。“全球化进程所依赖的战略空间总是民族国家的 ；那些通过有利于全球化的、通过贯彻新法律形式而形成的机制，常常是民族国家机构 的一部分。”(注：Sassen，S.(1999)，‘Embedding the Global in the National:Implications for the Role of the State’in David Smith，Dorothy Solinger and Steven Topik(eds)States and Sovereignty in the Global Economy.London:Routledge，p.167.)
在全球化对中国政府结构中权力平衡的影响方面，萨森的着眼点是权力平衡在政府各 部门之间的转移——金融机构可能获得权力与影响，而其他机构则可能失去。全国人大 常委会负责改革法律结构以符合WTO的要求，这将使它在塑造中国国内权力基础上发挥 越来越大的作用。由于党政分开在中国是很难做到的，WTO成员国资格将加强国家机构 的作用。在这个方面，中国基本的政治改革将受到激励，或者也许更正确地说，由于国 际经济协定，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方便。
我们需要考虑意识形态或者观念的变化。如果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霸权的，在 政策上，我们需要考虑新自由主义变成霸权的机制。这是中心国家运用直接的权力工具 促进发展中国家变化的部分结果。盖尔提出“戒律性新自由主义”(disciplinary neo- liberalism)的概念，“美国政府把别的国家要接近的广大市场当做权力杠杆来使用， 把这一杠杆与国际商业环境的形成联系起来，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并不适用于美国 。”(注：Gill，S.(1995)，‘Globalisation，Market Civilisation，and Disciplinary Neoliberalism’，Millennium24(3)，p.415.)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更直接方法， 教育交流、培训计划的提供、因特网的崛起、对外部世界的日益接触，能使中国官员、 学者、官方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成为“WTO规则遵守者”。商业人士也可通过“社会 学习”和“产业学习”来发展与实践新概念。
结论
我与海冈特曾呼吁：“各种各样的区域研究学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需要在学科研究 的架构下多发表看法，以便提供彼此对话与比较的基础。”(注：Breslin，S.andHiggott，R.(2000)，‘Studying Regions:Learning from the Old，Constructing theNew’，New Political
Economy，5(3):333-352，p.343.)这一愿望(区域研究使用更多的 学科方法，而接受更多的对非核心国家的分析也能促进学科本身)也是佩恩关于区域研 究与IPE重要论文的核心。本文也是探讨区域问题专家与理论专家如何结合起来以改进 各自研究的。
中国对全球化的“接受”或“反应”已深入进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特定历史、政治与 文化背景中，我的讨论就是从这一理解开始的。但是，仅仅考虑中国内部的变化进程是 不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决定，中国领导层已经选择让中国，或者至少是中国的一部分 ，与全球政治经济完全一体化。在这个进程中，他们已经允许，至少在经济范围内，中 国主权向世界“洞开”(perforated)，在政策范围增加了一系列诸如地方的别的行为体 。“醒醒吧……世界已变了”，(注：Susan Strange(1994b)，‘Wake up Krasner!The World has changed’RIPE，1(2):209-219.)我们既需要关于国家的知识，又需要学科的 知识来真正理解这个变化中的进程。
在发展当代中国的IPE架构方面，我们能够对超越只以全球政治经济的中心地带与IPE 学术的中心地带为重点的学科发展有所贡献。这样，未来的区域研究与IPE研究也许能 够很好地彼此借鉴、扬长避短，为全球化下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研究提供一些更 综合的文献。
【英文摘要】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PE) was founded on the basis of theories of Political Economy.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First,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offers a more scientific explanation for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economics than mercantilism and classical economics.Second,it was Marxists who first conductedsystematic studies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y.Third,Marxist dialectical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ve provided the most scientific methodology for research into IPE.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contemporary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 正 文 】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70年代以来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并逐步在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占据着主流地位。顾名思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按照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观点，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两个独立存在的研究领域之间的一个交叉学科。前者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作为满足需要的市场手段的生产和交换；后者是政治学，研究的是权力的运行过程”，(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The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21,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对政治与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作用的研究”。(Jeffery Frieden and David Lak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p.1,New York,St.Maritin’s,1995.)可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国际”的“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理论贡献。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当人们讨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时，通常都将其划分为三大理论学派，即自由主义、新重商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或经济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即使是西方学者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是极其丰富的，它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中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在西方，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述，一般都是将其作为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和新重商主义的一个重要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贡献，更多地是强调其方法论上的意义。
政治经济学所要探讨的并不仅仅是一般的经济问题，而是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这也是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先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时的初衷，即将其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要从“经济发展”上去理解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6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9页。）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并不是物质资料生产和交换本身，而是研究隐藏在其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
重商主义是最早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国际问题的理论学派，在政治哲学上，重商主义者信奉的是修昔底德、马基雅弗利、霍布斯等人的“自然状态”学说和霸权理论，即认为国际社会处于一种彼此争夺权力与财富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相互关系是一种“一方之所失必为另一方之所得”的“零一和博弈”(zero-sum game)。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一个国家要想改变或改善自己的权力地位，“就只有掠夺别国的财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商主义又被称为“经济民族主义”、“经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重商主义”。重商主义盛行的时期，正是欧洲各个新兴国家加紧扩张财富、人口和领土的时代，这就决定了重商主义的基本特征是要“将一切经济活动都从属于国家对权力的追求”， 即在重商主义者看来，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就在于政治决定经济。
古典政治经济学对重商主义学说进行了批判，认为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力十分重要，但是国家乃至国际的经济条件和经济制度，特别是市场则更为重要。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并非国家的政治权力，而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政治哲学上信奉约翰·洛克的政治自由主义，即在由其本身规律支配的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为了保障社会秩序和个人之天赋权利，人们根据某种契约而设立了政府，并赋予其制定法律的权力。但是，政府的作用仅限于保障人们的生活、自由和财产权利。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体不是国家，而是个人，即代表的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或理论基础是“自由放任”，即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强调经济因素，特别是市场对国家政治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国家之政治职能是为个人的经济利益服务的。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国家间的关系并不一定都是一种“零—和博弈”，而可能是一种“非零—和博弈”(non-zero-sum game)，即所有有关国家都可能从相互交往中获得收益。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有机结合的产物。重商主义强调政治决定经济、古典政治经济学强调经济决定政治，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将其贯彻于对国际政治经济相互作用的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把政治经济学既作为一门对社会关系进行抽象的理论学科，又把它作为“一门历史的科学”。（同上书，第489页。）他们从资本主义时代最一般的经济范畴——商品入手，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剩余价值论为核心，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现象背后所隐含的各种政治、经济及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43-1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2页。）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未能给后人留下系统的论著，特别是马克思原来计划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6册未能完成，其中即包括有国家（人口、殖民地、外国移民等）、生产的国际关系（如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入和输出、汇率等）、世界市场和危机等等内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尽管如此，他们仍在这一领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理论财富。其中主要包括：
首先，资本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这是马克思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家从未论及的问题。早在19世纪40-5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把整个世界联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使各个国家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1、276页。）
其次，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政治经济现象的基本出发点，由此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变化，必然带来其政治结构的变化，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是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制订，也是由其国内政治经济结构所决定的。“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同上书，第277页。）
第三，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对落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举进行殖民扩张的时期。因而，关于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国家政治经济的双重影响，是马克思主义 国际政治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殖民主义在落后国家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它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殖民地的生产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生产关系的正常发展，从而严重阻碍了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破坏了殖民地原有的经济基础，从而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它以武力实现了一些国家的政治统一，并以经济纽带将其巩固下来；它促进了西方先进思想的传播，为这些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武器。殖民主义者出于其卑鄙的私利，却在殖民地造成了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同上书，第766页。）
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市场、国际分工、对外贸易、国际货币和资本输出等一系列国际经济的具体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的精辟阐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参见《资本论》，第2卷，5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根据古典自由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小国和穷国在国际贸易中获益最大。马克思则在李嘉图比较利益理论的基础上，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应用于对国际贸易的分析，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资本论》，第1卷，第494-495页。）从而形成“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资本论》，第3卷，第112页。）马克思在国际货币理论中批判了李嘉图的观点，分析了世界货币的职能，指出了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初步论证了资本输出的问题。马克思从国际贸易的社会作用角度分析了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指出，“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7页。）“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为了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在资产阶级开始以一个阶级自居的那些国家里（例如在德国），资产阶级便竭力争取保护关税。保护关税成了它反对封建主义和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同上书，第229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论述，为现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和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19世纪后期，古典政治经济学被纯粹经济学所取代而处于消亡状态，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却仍保持活力，在列宁和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对以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意义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国际政治经济的分析还是列宁、布哈林对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因其历史局限性而使他们的某些观点和结论与现实不完全吻合，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却始终对研究历史的和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具有科学的指导意义。对此，西方学者也不否认。英国学者巴勒克拉夫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是“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科学”。“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甚至包括对马克思的分析抱有不同见解的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交口称赞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他们产生的巨大影响，启发了他们的创造力”。（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26、26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列宁在论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贡献时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消除了以往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即只考察人们历史活动的动机，而不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山峰的根源；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所有各种矛盾的趋向的总和，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准确测定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的条件，排除了选择某种‘主导’思想或解释这种思想时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列宁选集》，3版，第2卷，4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运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 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1页。）在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得出的结论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及其对社会形态发展变化的决定性作用。“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同上书，第32页。）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这一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同上书，第38页。）
政治经济学所要探讨的是政治与经济两者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对政治与经济间的互动关系作了最为科学的理论说明。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这些原理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市场决定一切”和“自由放任”的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是基础的论断，是以对人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物质基础的分析为出发点的。“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5页。）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政治的原理，并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而是强调“经济领域中的生产关系”对政治关系的决定作用。在阶级社会，人们对生产资料占有的关系不同，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不同，因而经济和政治的利益关系不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重商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另一重大区别在于其正确地认识政治的独立作用。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片面强调政治，特别是政治权力的决定性作用，古典自由主义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马克思主义认为，“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28页。）政治权力在经济上并不是无能为力的，而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在一定条件下，“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常识”。（《列宁选集》，第4卷，第407页。）
不仅国内政治经济间的互动是这样，国际政治经济更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市场、国际贸易，特别是对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分析就是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国际问题的最好例证。列宁和布哈林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比之前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加拿大学者斯蒂芬·吉尔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就是始终运用一种连贯一致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从而确立了一种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视角。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于70年代，除了学科发展的背景，即“新政治经济学”和“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出现之外，与战后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紧密相关。7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表现为：(1)第三世界的崛起，使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支配地位面临严重的挑战。特别是1973年发展中国家的石油斗争，对西方国家造成的巨大冲击是史无前例的。第三世界国家自70年代开始进行的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也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支配地位提出了挑战。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指出的：“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带着它们的新的经济问题和经济要求登上了国际舞台，它们所关心的主要政治问题都是经济上的：发展、援助、贸易、外国直接投资以及最终的独立。……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正在要求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要求重新确立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国际关系。……经济问题与安全问题重合在一起，成为国际关系的焦点。”(Joan Spero: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4th Edition,pp.3-4,London,Unwin Hyman,1990.)(2)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政治经济危机，造成了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随着西欧和日本的复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地位的相对衰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趋公开化，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美元国际垄断地位的丧失，使美国在西方的领导地 位面临重大挑战。这种挑战主要不是来自军事的和政治的，而是来自经济的，根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同时，随着垄断的发展，国家对经济事务，特别是国际经济事务的介入越来越深，越来越明显，从而使得国际经济问题，特别是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3)国际政治经济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70年代以后，无论是南北之间、东西之间，亦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政治经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越来越密切，越来越明显。过去那种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极端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政治经济隔绝的局面出现了重大变化。由于国家间彼此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国际组织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各种全球性的政治经济问题日益成为各国所共同关心的问题，跨国政治经济关系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冷战后，随着两极格局的终结，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变化之一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资本、商品、劳务乃至信息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加速和日益频繁，使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以及跨国公司、跨国银行的政治经济作用不断强化，使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出现诸多新特征。变化之二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尖锐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立尽管没有消失，但是已经有所缓和。国家间关系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间在经济乃至政治领域的合作越来越成为国家间关系的主流。变化之三是一国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彼此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更加明显。任何一个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的制订都越来越受到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主要国家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无论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不仅对全球而且对其他单个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均具有重大影响。变化之四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转折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为格局样式的变化，而且格局的构成要素本身也发生着根本性变化。人们界定“国际政治力量”的重点已经从政治军事实力向经济与科技能力转化；随着区域一体化的进展，不少人对国家构成为政治力量核心的传统观点提出了异议；国际政治经济多元化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极化”世界的趋势。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给国际问题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也给国际政治经济学注入了新的内容，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不仅包括传统的研究课题，诸如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货币金融、国际债务、国际援助，等等，而且增加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包括：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内涵及其对全球和各种不同类型国家内的政治经济后果；地缘政治经济、区域一体化和区域合作间的交融与互动；国际合作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功能和作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国际金融市场对全球及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意义和影响；世界贸易组织及其政治经济功能；跨国政治经济（跨国组织、跨国公司的政治经济功能），等等。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教学与研究的基本趋势就是将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并不是简单地将两者并列或相加，而是要把握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互动关系）。人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对其经济职能的研究，而主要是其政治功能的研究，即这些国际经济组织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产生了哪些政治影响，作为国际经济组织，它们是如何直接发挥政治作用的，对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意义是什么，对大国间关系的影响有哪些，等等。
9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内，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出现的一种新趋向就是回归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理论”、“新依附理论”、“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的盛行，表明了严肃的国际关系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尊重和认同。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学说和基本方法，对于研究和探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在1998年被确定为高等院校的公共政治理论课，较之原来的“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有了更多的新内容，其中最主要的是加大了世界经济的内容。然而，作为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程，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整性和指导性，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现实紧密结合起来，是进行该课程教学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方法论）、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结合；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是世 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相互融合和相互渗透。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建立系统、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程的可行之路。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为贯穿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教学的基本理论线索，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准确地把握当前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格局发展的基本脉络，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在战后，特别是冷战后加速改革的内在动因，了解各种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行为主体和角色的行为和互动关系，从而洞察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同时，这也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内容，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陈必达，许月梅．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学[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
[2]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3]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World Political Economy[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4]Robert Gilpin.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
[5]Stephen Gill and David Law.Global Political Economy:Perspectives,Problems and Policies[M].London:Simons and Shutter,1988.
［关键词］国际贸易；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学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与贸易相关的各种理论比其他问题的理论更加众说纷纭，每种理论深受各自支持者对效率、公平、自治和安全等不同价值观念孰轻孰重的看法的影响，对实际情况的解释反映了不同学说对假设情况的阐述。与此同时，在贸易问题上的大多数理论似乎与事实更加脱节，因为在世界经济中，贸易关系的实际变化与各种理论假设有很大的差异：国际贸易的交换不只受市场力量和供求关系的影响，还是一部分经济谈判和一部分政治谈判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结果。这些谈判不仅涉及各国在安全利益和商业利益上的交易，还涉及贸易各方获取资金和技术的机会不平等、国内政治上关于外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的磋商以及公司关于获得可靠和有利可图的供应来源的决策[1]（P172）。在这种相互交织的讨价还价关系中，经济与政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因此，笔者认为，必须注意到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缺陷，充分考虑国际贸易中的政治性因素。
一、传统贸易理论与现实的背离
国家之间为什么要进行贸易以及何时进行贸易？这个带有两面性的问题使经济学家们困惑了几个世纪。直到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专门从事于它的出口部门的生产而进口那些其他国家以较低成本生产的产品，则该国的国民收入即能得到最大化。如果能比其他国家更廉价地生产某种商品，这个国家对该商品的生产就有绝对利益。一个国家应该专门从事于它有绝对利益商品的生产，然后将其剩余产品出口。如果一国在生产所有的产品方面都有绝对利益，那它就根本不用进行贸易。
1817年，斯密的上述理论受到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及其比较利益学说的挑战。后者认为，即使一个国家在生产所有产品方面均有绝对成本优势，贸易动因仍然存在。李嘉图以后的经济学家通常接受比较利益的思想并把自由贸易视为是有根据的。例如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指出，缔约各国政府认为，在处理他们的贸易和经济事务的关系方面应以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巨大持续增长、促进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发展商品的生产与交换为目的。为了达成互惠互利协议，就要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障碍，取消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20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俄林（Ohlin）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在他们的模型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的技术条件及规模报酬仍然不变。要素禀赋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是国际贸易的主流理论。
根据上述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的自由贸易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全世界的福利，而一国的单边贸易自由化也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其自身的福利。然而，真实世界与纯理论之间总是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实际上，建立在自由贸易理想之上的基于效率的原则并没有成为引导政府进行贸易政策制定的既定方针，相反，在国际贸易发展史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此起彼伏，贸易保护的手段层出不穷。贸易自由化从未得到真正广泛地实施。在贸易政策的选择上，各国总是采取关税、非关税等贸易壁垒来维护其既得利益。而各国的单边措施又往往使国际贸易关系处于紧张状态，致使国际贸易领域的摩擦现象频频发生。从特定部门的双边贸易争端到多边贸易问题，国际贸易关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冲突[2]。
现实与理论的背离促使经济学家开始寻找贸易限制措施和贸易保护的合理性。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引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创立了“新贸易理论”。在此基础上，1981年，两位加拿大经济学家布兰德（JBrander）和斯彭斯（B．Spencer）在《潜在进入条件下的关税问题及垄断租金的抽取》的著名论文中提出以下论点：在面临外国寡头垄断的情况下，进口国政府可以利用征收关税从国外出口寡头那里抽取部分垄断租金。这个观点的提出引起贸易经济学家的极大关注，从而拉开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论争的帷幕。在布兰德和斯彭斯论点的启发下，伴随着产业组织理论和博弈论的发展，西方一批经济学家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理论纳入规范的贸易理论分析之中，建立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模型，创立了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3]。
建立在新贸易理论基础上的战略性贸易理论的本质特征，是全面否定了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理论家们认为，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决定了政府在对外贸易政策上会根据市场结构的不同而采取不同贸易政策。借助不同的政策行为，政府改变或支持本国企业的战略行为，并影响外国不完全竞争企业的战略行为，使对外贸易朝着有利于本国获得最大限度利润的方向转变[4]。
布兰德和斯彭斯进一步指出，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在不完全竞争（尤其是在寡头垄断）的条件下一国通过政府行为改变企业战略行为的政策。在这里，政府是企业博弈的前提并影响企业在博弈中的行为，获得本国政府支持的一方可以采取更具进攻性的政策，使竞争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移。政府和企业的特定目标在贸易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战略性贸易理论从市场结构的不完全竞争出发，否定了自由贸易政策的现实意义。只要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政府就要干预对外贸易，干预的目标不再是贸易收支的顺差，而是本国获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或利润。在这种利润动机的驱动下，政府可能支持少出口(对出口征税)而采取多进口(采取抽取垄断租金而不是将外国厂商挤出市场)的战略。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不是单纯的贸易保护政策，而是一个使本国利益最大化的政策。该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是一个针对不同产业或行业所实施的贸易政策，而不是一个宏观性的总体贸易政策。这与幼稚产业保护政策有类似之处，而与凯恩斯主义的贸易政策有明显差异。
在贸易手段方面，布兰德和斯彭斯认为，国家总是把他们自己置身于有理可循的国际市场之中，出口补贴被视为一种很有吸引力的手段。因为从国家角度说，出口补贴能够改善一国的国内企业在竞争中的地位，帮助其扩展国外市场。补贴能够改善一个企业竞争的初始条件，虽然贸易转移出补贴国家，但其福利增加了。国际贸易的不平衡就表现为出口国维持次优局面而执行的这种补贴上。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规模经济和市场需求多样化之间的矛盾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战略性贸易理论家正是以此为基础，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下，政府和国家可以依据自身的战略目的来制定各项贸易政策，而不是古典理论所倡导的自由贸易，这就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基础[5]。
新贸易理论的产生还有其政治动力。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及建立区域贸易集团的压力（特别是在欧洲和北美），使得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不断寻求解决办法，并为他们拟采取的政策寻找借口[6]（P100 138）。例如，1988年，美国与加拿大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根据该协定，到1998年差不多所有的贸易限制都将被消除。1985年，欧洲共同体各国政府通过欧洲统一法案。根据该法案，到1992年所有的内部壁垒将被完全取消。但就在这一时期，要求保护美国市场和欧洲市场的呼声却哄然而起。发展达到饱和的产业继续进行游说以寻求更多的贸易保护。在通常情况下可以自由贸易的公司如半导体公司、电信通讯公司以及飞机制造公司等，也正在积极寻求政府帮助。
许多国家如日本、美国、欧盟、韩国和印度等国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并取得积极成效。其中日本、美国和印度较为典型。日本是最明显成功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工业国家。政府的经济战略思想使日本否定了比较优势理论关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张而吸取了“动态的国际分工理论”，选择了以资本密集型、技术含量高和吸收就业人口能力大的重化工产业为主的经济发展路线，以及后来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为重点的经济发展道路。美国向来都是自由市场的积极倡导者。虽没有明确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但美国政府在一些领域中，如对农业技术进步、国防和国家安全导向技术的研究开发以及对产业技术进步和新兴产业的建立与发展中，确实发挥着主导作用。美国超级“301”条款作为改变贸易战略预期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手段，称得上是这一政策最为出色的运用。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指导下，美国实施其国家出口战略：（1）建立贸易促进与协作委员会（TPCC）；（2）放宽出口限制标准；（3）建立“出口援助中心”；（4）强化政府的商贸信息服务功能；（5）加强政府的金融服务功能；（6）推进对重要市场的支持和关键产业的出口。通过这些战略政策的实施，美国的出口及其竞争力取得巨大成效。印度可能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成功利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典范。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指导下，政府通过对其软件产业实施一系列政策，使印度软件的产业化和国际化得到迅猛的发展。最近6年来，印度软件产业均以50%的年综合增长率增长，比世界软件业平均20%的增长速度高出一倍多[7]。
另一方面，上述做法预示着一个战略性贸易摩擦时代的到来。因为对于“战略性贸易政策”来说，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凭借种种政策手段，扶持本国战略性工业的成长，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从而谋取规模经济之类的额外收益，并借机劫掠他人的市场份额和工业利润。该政策理论突破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学说，强调了政府适度干预贸易对于本国企业和产业发展的作用。这些政策蕴含着这样一个理论逻辑和政策导向:某国的某一产业即使处于比较劣势或没有比较优势，通过政府干预，仍可实现国际分工并取得贸易利益。这不失为一种聪明的见识。但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毕竟有悖于自由贸易学说的经典结论。由于贸易限制、贸易干预等贸易的单边措施，它们要么成为国家间贸易摩擦的导火索，要么与贸易摩擦紧密相连，因而可以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贸易摩擦的成因、动态演进过程及相关问题进行理论探讨。
二、国际贸易中的政治
目前许多学者认为贸易摩擦产生于内生政治过程，这表明经济学家对贸易摩擦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已从传统贸易理论拓展到贸易的政治经济学领域。贸易的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对纯贸易理论无力解释现实贸易干预中的政策存在性的困惑。国际经济领域中的大量现象表明:无论是传统的新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没有为解释现实中的贸易干预政策存在性提供一般坚实的“科学”依据[2]，而且根据这些规范分析方法得出的逻辑结论往往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无法解释现实中的贸易现象。第一，从国家利益出发，幼稚产业理论主张只保护一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但一些发达国家所保护的往往是已经衰退、更无比较优势可言的夕阳产业。第二，考虑到国家福利，如果某些产业必须保护，应当选择那些保护成本较低的国内政策，而不是选择会造成国内价格和贸易条件双重扭曲的贸易政策。但在现实中，政府在实施保护时，贸易政策工具特别是保护成本很高的非关税壁垒会成为通常的首选。第三，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贸易的“非零和竞争结局”的解释，一国的贸易所得并非以另一国之所失为条件，贸易各方均可从贸易中得到贸易利益，甚至是处于贸易劣势的一方同样可以通过贸易获得利益，也即贸易具有一种互利性质。然而，贸易利益在各国间的分配并不是均等的，结果是一国从贸易中所获得的贸易利益（通常改进该国的福利水平）并非以与世界福利增加的比率相同的比率增加的。
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认为，各国都有其国家整体利益，而各国政府则是这种利益的保证。政府像理性的个人按自身利益行事一样，按国家利益行事。在贸易活动中，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来自政治方面的影响。这方面的文献主要有：雷达（2002）以国际钢铁贸易摩擦为例分析了贸易摩擦背后的政治博弈。朱启荣(2004)的研究认为当美国取消中国纺织品的配额限制后，美国纺织行业的相关厂商利益受到冲击，因此美国纺织品生产商协会作为他们利益的代表向相关政府部门提出贸易保护的要求。李丽(2005)认为美国的对外贸易不仅是美国的经济手段，更是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的手段。她以美国的劳联产联通过强调中国的人权问题和劳工待遇问题来阻挠中国入世谈判为例，分析了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樊勇明、贺平(2006)认为，日美经济战和中美经贸摩擦都证明新兴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往往同现有国际体系和现有大国在经贸领域发生冲突。王亚飞(2006)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边缘地区经济的起飞、新老核心区在市场、原材料以及投资等方面的冲突（Gilpin，1975）、国际政治经济霸权的周期变化(KatzenstEin，1978)、落后的贸易伙伴进步超过了某一临界状态(Gomory and Baumol，2000)等都将引发贸易摩擦。在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中，既关注一般选民的利益，又重视来自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的国内政治决定了政府的保护行为(Grossman and Helpman，1994)，贸易保护、自由化及报复的过程是外国寻求保护的政治市场与本国决定报复以应对外国保护的政治市场之间的互动过程(Gould and Woodbridge，1998)[8]。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用经济模型证明，在国际贸易中，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如果超过GDP的1.5%，两国之间就会发生“激烈摩擦”；要是超过2%，就会引起报复措施；如果对一国的贸易顺差超过该国贸易额的25%~30%，就会演变成政治问题。例如，近年来中美贸易贸易逆差已从2002年的427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633.2亿美元，增长了3.8倍多。中美双方的矛盾更加突出和尖锐，政治因素在中美贸易摩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见表1）。
配额（尤其是纺织品）和反倾销（主要是工业品）上。1989年以后，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在中美经贸摩擦和争端中并存[9]。例如：1991年和1993年的两次所谓“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导弹”事件、1998年的华裔科学家“核间谍案”等，美国一次次制造各种事端，对中国实施单方面的技术出口管制。特别是1999年5月，美国众议院提出了“考克斯报告”(Cox Report)，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窃取美国技术机密，使美国政府再度加强了对我国高技术出口的监督和限制，致使1994年以来逐步扩大的中美技术贸易再次遭受重大挫折。2001年，美国批准对华出口许可证990个，涉及金额仅2.27亿美元，占美国批准出口总金额的2.8%。2002年1月，在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许多政界要员和学者都表示应通过对中国管制，使中国的科技和经济水平与美国保持50年的距离。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有多达几千页的清单。这些“大棒”时常会视美国的需要打到相关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身上。
近几年来，美国舆论先是夸大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实力，制造“中国经济奇迹论”，预言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中国将重新成为世界的中心等，然后，又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如纷纷报道中国如何削弱和损害了美国的制造业，造成大量美国工人的失业，如何威胁到美国全球供应链的安全，如何抢走了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等。“中国威胁论”引起一些西方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不安和恐惧，纷纷附和美国的观点。这样，美国完成了遏制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舆论准备。接下来，美国开始采取经济和政治手段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遏制，如对中国的出口产品越来越多地使用反倾销调查和贸易配额限制[10]。据相关统计资料，1979年至2005年6月，国外对中国启动反倾销调查案件共713起，发起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有112起。2007年6月，美参议员舒默又提出新议案，为回避美国财政部国际汇率报告中中国未被认定操纵汇率这一事实，在新的议案中将“汇率操纵”改为“汇率偏离基本面”。根据新议案，一旦美国政府认定某个国家的货币有“偏离基本面”的情况，即可视为相关国家在双边贸易中存在“倾销”的行为，这样就把汇率问题直接和商品倾销联系在一起了[11]。
2007年5月，在全美高智商组织主办的一场“中国繁荣会给美国带来麻烦吗？”的辩论会上，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说：“对美国来说，最好的情形是在国际体系中保持最强大国家的地位。别的国家与你的差距越大，你就越安全。如果未来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像过去20年那么快……如果中国崛起了，美国的麻烦就来了。”显然，由于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重大差异，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不愿看到中国强大和崛起，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必须从战略上对中国进行遏制。而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方向是最理想的方法[12]。美国的意图是要中国承担其调整全球经济失衡的代价，使中国未来仍旧是一个廉价商品的提供者，而不会像日本崛起那样对美国构成全面挑战，从而一步一步地掌控中国未来。
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PE）一直认为，贸易政策是由政治市场决定的，而不是所谓“仁慈的政府”为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产物。在政治市场上，选民和利益集团是需求者，政治家和官员是供给者，他们之间交易的对象是公共产品——贸易政策。作为研究经济和政治互动机制的专门学科，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直努力将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结合起来，以增加我们对世界政治经济现象的理解。而对国内制度的深入研究无疑为沟通政治、经济过程以及联系国内、国际要素提供了有利的工具。国内制度对于理解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在于，国内制度能够改变国内不同政治力量关系的均衡，改变行为体组织集体行动的成本与收益，从而能够促进政策的转变。制度也决定公共政策的排他性，如果一项政策能够对特定集团产生排他性收益，那么该集团就有克服集体行动难题的动力，从而推动有利于自身的政策的通过。1935年，沙特施奈德（EESchattschnEider）在《政治学、压力和关税》一书中通过对《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分析指出，美国高关税是因为寻求进口保护的特殊利益集团控制了整个立法过程[13]。在关税法案立法过程中，关税保护的收益集中于进口竞争部门，而自由贸易的收益分散于从其中获益的普通消费者。因此，支持自由贸易的消费者没有组织起来参与政治过程的动力，从而使得进口竞争行业能够游说成功。沙特施奈德最后悲观地认为，保护主义的压力在政治上是不可战胜的。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强化了这一观点，认为进口竞争产业组成了相对的小集团，它们能从保护主义政策中集中获益；而能够从自由贸易中提高福利水平的消费者却面临不可避免的集体行动问题，以至难以采取政治行动[14]（P41）。
三、贸易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阐释
政治学家对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要大大早于经济学研究，他们一般把一国的贸易政策放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框架中考察。由于政治科学的主题是研究政府或国家的活动或行为（包括权力、权威和冲突），以及政治系统的“替社会作权威性的价值分配”的功能，所以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更多将国家或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即将人的行为抽象化，倾向于强调功能上的关系，这与经济学完全从个人理性出发推导出集体理性的方式大相径庭。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探讨各种国内和国际政治因素对国际经济关系各个领域的影响，尤其是围绕政府和霸权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根据这些理论所研究的不同领域，可将其划分为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国际金融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分析各国在贸易政策制定中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影响以及国际贸易体系的安排。
在实践中，贸易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不论贸易政策的结果是支持或反对贸易自由化，实际上都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制定者或立法者多重博弈的结果。国家通过制定贸易政策来规制国内或国际上的贸易活动。J.A.熊彼特曾认为“政策就是政治。”[15]任何政策的制定过程都是各种政治力量多次反复博弈的过程。一国在其国内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由于经济利益或其他原因，往往会产生支持和反对贸易政策的两个对立的利益集团，哪一方能够在规则制定过程中俘获决策者，哪一方就能够赢得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有时还存在政策制定者主动被俘获的情形，这时的政治博弈结果可能是双赢，利益集团和政策制定者都从政策制定中获利。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外交部门、国防部门、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每个产业的管理部门都有其管理范畴，而在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由于利益表达者对不同部门的接近程度不同、影响程度不同，政府部门卷入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和利益选择程度也不同，从而使政策制定者产生实现利益的冲动，其结果是加剧了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治化趋势[16]。
在许多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制订始终为政治利益服务，贸易政策实际上是由受到贸易政策影响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权衡的结果。这方面最早的文献可以追溯到前面提到的20世纪30年代沙特施奈德的《政治学、压力和关税》[13]。在这本书中，沙特施奈德对利益集团在1929年~1930年的美国《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形成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开创了研究美国利益集团在贸易政策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先河。50年代，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发表《集团行为与国际贸易》[17]（P30 46）。他提出，在某些情况下，对国际贸易的分析可以从国家层次上的集团行为中找到有用的工具。沙特施奈德和金德尔伯格对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形成的分析都主要借鉴了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以后，有学者对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ock）明确提出了关税是利益集团游说结果的观点。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之后，许多学者研究了贸易保护的内生形成过程，提出了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模型。这些模型建立在经济学自利方法之上，即选民、利益集团和政策制定者都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学者将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大致分为如下三类：直接投票分析方法、竞选分析方法及政治支持函数分析方法。
例如，依据政治支持函数分析方法，现任政府总是力图从公众那里获得最大的支持，而政治支持由净社会福利水平、政治献金[注：政治献金可以作为为赢得更多选民的政治支持而开展活动的经费。]以及对贸易保护的政治抵制决定。具体而言，政治支持函数G可以由如下的函数给出：
G=（W－C，C，B）
=（W－C）+a1C+a2B
=W+（a1－1）C+a2B
其中，a1>l，a2
显然，贸易保护通常不仅减少了国民的福利水平，还将收入从公众或消费者手中再分配给受保护的部门。然而一般公众通常并不知情。即使公众真正意识到贸易保护的成本，他们通常也不能在政治上有效地组织起来。因为尽管总报酬不低，但对于每个个人而言，其从中获得的利益实在太小。在政治学文献中，这种现象被称为“理性的无知”。另一方面，特殊利益集团则被组织起来施加其政治压力，或者游说政府与政客去实施某项有益于其自身利益集团的政策。在竞选分析方法中，这些行动由来自特殊利益集团的竞选献金体现[19](P48 49)。例如，2006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和2008年大选，使美国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贸易政策上，这种变化使不同利益集团的分歧更加突出。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贸易政策上的立场，可谓泾渭分明。就贸易问题在国会投票结果来看，民主党对自由贸易的支持率一般不超过50%，而共和党的支持率则超过75%。显然，民主党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共和党则奉行自由贸易原则。从本质上说，两党在贸易问题上的态度无疑反映了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的立场。为取得劳工组织支持，在制造业衰退的中西部竞选活动中，奥巴马的演讲极力反对自由贸易。因为这些地区工会势力强大，不断向国会民主党议员以及奥巴马施加压力，反对当时布什政府的自由贸易政策，并要求保护劳工权益。劳工组织和多数民主党议员指责，布什政府利用贸易促进授权所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以及巨额贸易赤字难以平衡[20]。2007年3月，美国工商业委员会和劳工－产业联合会等组织竭力阻止对布什总统贸易促进授权的延期和推迟所有的自由贸易协议。为赢得劳工利益集团的支持，奥巴马在竞选中不时提出从劳工、环境、安全等标准出发，审查美国已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21]。
与此同时，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过对国际贸易体系的分析认为，不同国家的人民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参与程度是非常不平等的[1]（P179）。在国际多边贸易体系的确立过程中，自始至终没有摆脱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阴影。国际政治经济学创立者之一的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认为，国际社会主要存在两种权力：一是联系性权力，二是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指甲迫使乙去做其原本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权力，结构性权力则指“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机构的权力”，世界各国及其政治机构、经济企业、科学家和专业人员都不得不在这个结构中活动。通俗地讲，结构性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权力，是决定政府与人民、国家与市场之间相互关系框架的权力。
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在国际关系中哪个更重要？在苏珊斯特兰奇看来，结构性权力更为重要。其一，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越来越难以区分。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有了金钱就可以购买或垄断一种商品。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控制了权力就可以迫使别人或其他国家来顺从他或他的偏好。其二，结构性权力是分散和隐含的，是由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个各不相同但互有联系的结构组成。权力就是通过这四种结构对特定关系产生影响的。斯特兰奇认为，结构性权力是不太容易看出来的，权力拥有者能够扩大或缩小其他人面临的选择范围。与联系性权力事事要通过运用军事政治的强制手段迫使别国就范相比，结构性权力是在强制性力量尚未发挥作用之前已经由对方做出了符合自己需要的选择[22]（P115）。
在国际贸易体制中同样也存在着这种结构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充分体现了贸易体系中强国权力的影响力。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在阐述贸易问题时，往往从有关的国际组织开始谈起，这给人们一种虚假的印象：贸易关系实际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似乎就是贸易“体制”——各国政府同意的规则和安排，但实际上，贸易体制反映的是最强大国家的利益和讨价还价的力量。国际贸易组织的目标是由集团中最强大的国家或者根据两个或两个以上强国之间的磋商来确定的。这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将规定他们通过组织进行合作的范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目标是美国确定的，因此，这些目标要受到美国国会规定的政府权力范围的制约。GATT及其继承者世界贸易组织（WTO）事实上都扮演着成员方特别是发达国家成员方调整国际关系的杠杆角色。比如，加入WTO的谈判过程就是国际外交的政治较量过程，美国主动提出将支持中东国家加入WTO，就是出于政治和战略的考虑。而美国与中国就中国加入WTO长达14年的谈判过程更不仅仅是一个入世的程序，而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较量[23]。
以上的分析说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或观点对国际贸易的阐释存在着误区，需要一种新的解释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转而以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方法去研究贸易政策问题。这种分析吸收了政治学的思想和研究成果，从中提出关于国际贸易的国际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较好地解释了现实中的贸易现象。
参考文献：
[1][英]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2]王亚飞.贸易摩擦理论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7，(2).
[3]余道先，刘 威.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产生、发展及研究展望[J].当代经济研究，2009，（4）.
[4]佟家栋，王 艳.国际贸易政策的发展、演变及其启示[J].南开学报，2002，（5）.
[5]李 伟.战略性贸易理论研究述评[J].决策与信息，2008，（12）.
[6]David B.Yoffie.American Trade Policy:An Obsolete Bargain?[M]// John E.Chubb，Paule E.Peterson.Can the Government Gover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89.
[7]李 琼，宗 刚.战略性贸易政策中的产业政策及其绩效[J].中国软科学，2003，（8）.
[8]唐宜红，徐世腾.政府对利益集团收入的关注与贸易摩擦的形成——基于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7，（6）.
[9]邹小宇，朱 宇.中美贸易摩擦历史、原因和对策[J].经济体制改革，2009，（3）.
[10]牛向东.美国迫人民币升值采取的手段和我们的对策[J].金融研究，2004，（3）.
[11]成 洁.对美国试图用反倾销方法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法律思考[J].法制与社会，2008，（7）.
[12]孙希良.美国施压人民币汇率的政治因素[J].党政干部论坛，2007，（11）.
[13]曲 博.国际经济合作的国内制度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1）.
[14][美]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15][美]JA熊彼特.《共产党宣言》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地位[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3）.
[16]戴佳倩.贸易与政治的互动及其影响[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17]CPKindlebergerGroup Behavior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1，（1）
[18]［美］G.M.格罗斯曼，[美]E.赫尔普曼.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9]丘东晓，等.国际贸易与投资前沿[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0]I.M.Destler.American Trade Politics in 2007:Building Bipartisan Compromise [J].Policy Brief，2007，（May）.
[21]孙洪波.利益集团、政治分歧与贸易政策[J].拉丁美洲研究，2008，（6）.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共生理论
在主旨演讲中，来自北京大学的王正毅教授介绍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议题、理论与方法。他指出，抓住世界性议题对实现中国学者的研究突破至关重要。当前，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标志着中国崛起的事件推动了国际政治新议题的产生，包括：一、中国崛起是对以往世界体系的终结，还是发展和延续；二、中国和美国究竟有没有争夺全球领导权；三、当输家开始反抗全球化之际，全球化是否会中断；四、如果全球化可以延续，则是否需要全球治理。
南京大学李滨教授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共生的国际体系必须具备一个共生的国际社会经济基础，而经济全球化恰恰提供了这一经济基础。但由于“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规律的作用，这种共生体系依然面临着一些现实障碍，国际政治传统的结构性作用并未消失。
复旦大学任晓教授做了题为《为什么从‘共生’出发》的发言，他提出，共生是指不同事物在共存的情形下相处并进而相长且共同发展的状态。共生论不是理想主义，对共生的理论探讨是要从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建构上探究消弭冲突、共同发展的原理，弥补西方思想的不足，破解在其主导下产生的世界难题。
在专题研讨阶段，复旦大学苏长和教授提到中国有两个关于“共生”的成语，即相辅相成和相反相成，认为从相反相成的角度入手对理解共生会有所帮助。从共生理论出发有许多可创新之处，而这恰恰是学界研究的不足之处。上海外国语大学武心波教授则从中国哲学理念中的“二”与“三”入手，分析共生理论的哲学内涵。武心波教授指出，共生体的对立统一性与冲突一致性建立在互根关系、互抗关系、互构性、互补性、互证关系、阴阳循环的互进关系这几组关系的基础上。吉林大学刘雪莲教授着重从联系性和空间性的角度探讨边境地区共生关系的独特性，认为边境地区空间共生的逻辑可以从开放性的互动、共同性的问题、社会性的重构三个方面入手，边境地区共生关系的构建必须遵循该地区的特殊逻辑，注重政策的推动、治理的协调和路径的多元。
中国人民大学李巍副教授认为，如果国际制度的竞争高度互斥，国际体系便可能会打着制度的旗号回归到以强者为主的秩序中，如果国际制度的竞争是共生的，则世界将走向规则秩序。当前中美在国际制度上的竞争给全球秩序带来怎样的影响就取决于这种竞争是共生相容还是相互排斥。上海交通大学黄平助理研究员则将共生同宗教对话联系在一起。近年来热门的宗教对话是形成构建国际社会共生型文化的重要资源，有必要通过对实现和平的不同路径进行区分，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宗教对话举措。
二、国际政治经济中的竞争与共生实践
围绕国际政治经济中的竞争与共生实践，与会学者分别发表了各自的见解。上海财经大学耿曙教授和华东理工大学博士生陈玮在报告中提到，当后进国家处于追赶阶段，可以通过技术模仿推动经济发展时，政府的介入是有效的；而当后进国家进入领先阶段，需要进行技术创新以发展经济时，政府的介入将失去效用。复旦大学朱杰进副教授则聚焦于金砖银行的发展理念，即“金砖共识”，并将其归纳为平等发展、自主发展、绿色发展、包容发展四个方面，金砖国家如果说具有某种共识，则它的理念正通过金砖银行转化为实践。
上海交通大学翟新教授以自民党政权的修宪道具化问题为关注重点，指出日本的修宪问题会影响国际环境的发展，而国际环境对于共生社会的建设和发展至关重要。日本修宪道具化的根源在于修宪本身的两面性，修宪的道具化也将成为常态。复旦大学张建新教授创造性地提出建立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学的初步设想。地缘政治经济学从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角度揭示了地理条件如何影响和决定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亦即地理因素如何影响和改变权力和财富之间的关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刘宏松教授则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为案例，说明讨价还价的结果由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增加制度资源投入的需要和新兴大国不增加或减少资源投入承诺的可信性两个关键因素所决定；平行制度建设有助于提高新兴大国减少对既有国际制度的资源投入承诺的可信度。
三、和谐共生：比较与国际的视角
会上，与会学者还立足于国际视角，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国际社会共生性的意义展开了专题研讨。北京大学助理研究员主要探讨了资产特异性与利益群体影响政治过程的方式之间的关系，指出资产的特异性对于利益群体的产生具有关键作用。上海外国语大学汪卫华副教授将中国寻求影响全球治理格局的方式概括为“多重双边主义”。他认为，G20并非正式的国际组织，乃凝聚共识的务虚会，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议题的分散化和成员的集团化。上海交通大学黄琪轩副教授在报告中提出，共生理论还需要一些实证的支撑，除此之外，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国家在制定对外经济战略时，也应更多地考虑国际社会的共生性，大国亦应更加关注“关联利益”。上海社会科学院吴其胜助理研究员则以美国为例，分析了冷战时期的冲突与美国双边贸易之间的关系。
回顾汗牛充栋般的西方有关研究中国的文献，它们中的多数没有强调把国内与国际、政治与经济分开的分析方法带来的问题，在方法论上仍然过分强调国家中心主义与现实主义。
我们可以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方法来检讨这一基本失败。许多IPE与全球化研究的东西存在方法论问题。这些著述主要依据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各种理论，或者它们试图发现一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或者把民族国家仍作为分析的基本单元(这些情况有时同时存在)。同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就方法而言，对全球化与国家之间关系的IPE研究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注：Foragoodrecentaccountoftheliteratureonglobalisationandthestate,seeHobson,J.andRamesh,M.(2002)‘GlobalisationMakesofStatesWhatStatesMakeofIt:BetweenAgencyand
StructureintheState/GlobalisationDebate’NewPoliticalEconomy,7(1)2002:5-22.)与更精细化，不过，多数方法仍然未有目的地转向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本文认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IPE要对区域(国别)研究更加敏感。要做到这点，就要有更多的区域研究，从而丰富IPE理论。这些区域研究建立在个案的特定详细知识上，有助于为真正的IPE理论发展提供比较基础。同时，靠使用IPE工具来考虑全球化下的中国政治经济，也将促进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在考克斯传统(CoxianTradition)的意义上，选择此种折中的混合与阶级形成的理解，特别是与佩恩和葛布有关的“新政治经济学”，(注：Payne,A.andGamble,A.(1996)‘Introduc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RegionalismandWorldOrder’inA.GambleandA.Payne(eds).,RegionalismandWorldOrder.Basingstoke:Macmillan:1-20.)我们就能提供一个关于政策制定的分析架构，而且考虑到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力量以及全球因素已深入于国内政策制定中。区域研究与IPE的联姻，既促进分析架构的发展，又为未来的中国研究提供一系列的问题和假定。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本文的一个论点是，占主流地位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方法太过于强调民族国家(中央权威)以及层次分析方法，这些都是建立在国际关系的国家主义与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东西。在展开本文前，想强调指出的是，我并没有做大前研一式(KenichiOhmaeesque)(注：Ohmae,K.(1995),TheEndoftheNationState.London:HarperCollins.)的论断，即民族国家已“死亡”。是的，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时如果不承认正式的外交与政府间关系的重要性，就是毫无意义的。否认了国家是中国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也一样是毫无意义的。不过，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动力是，中国地方性的国家行为体(地方政府)与国际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只集中在中央一级的双边关系已经忽视了决定中国国际关系的一些关键因素以及外部力量在部分意义上塑造中国政治经济演化的方式。第一，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忽略了经济因素的显著作用——特别是非国家经济发挥的角色。第二，对中央一级的理解忽略了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及其政治含义的地区与部门分布的不均衡性。(注：Breslin,S.(2000)‘Decentralisation,GlobalisationandChina’sPartialRe-engagementwiththeGlobalEconomy’,NewPoliticalEconomy,5(2):205-226.)
本文的任务是考虑这些“经济”问题的政治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深入于地区与全球进程中。我考虑到国内政治、国内经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联系。地区化产生了地方化和国际化的关系网络。在研究双边关系的同时，考虑这些关系网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论化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
在中国内部，作为一个学科的国际关系学(IR)现已有了一些相对成熟的文献，并且中国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得到发展。(注：Forarecentexample,see,Geeraerts,G.andMenJing(2001),‘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inChina’,GlobalSociety,15(3):251-276.)IR在中国仍然是个相对来说很新的学科，不少中国学者对此做了很好的评估。说所有的中国IR文献知识使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是错误的。张勇进就注意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英国学派作为一种方法工具的日益增长的兴趣。(注：Zhang;Yongjin(2000),The‘EnglishSchool’inChina:AStoryOfHowIdeasTravelAndAreTrans-planted’.DepartmentofInternationalRelationsRSPAS,ANU:WorkingPaperNo.2000/4.)建构主义的观念，特别是与瑞思(ThomasRisse)相关的著作开始影响一些中国学者，如复旦大学的陈志敏与苏长和就在探索国际结构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选择。也许值得指出的是，从古典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转化并不是个漫长与艰苦的过程。(注：KnudsenarguesthatbothRuggieandWendt‘acceptmoreorlessimplicitlythemaintenetsofrealism’,andthatthegapbetweena
socialconstructivistreadingofinternationalpoliticsandmainstreamtraditionalismseems
smallerthantheargumentativerhetoricwouldleadustoexpect……IhaveverylittleproblemwithanythingsetforthbyeitherRuggieorWendtinthese
twosolidbooks,exceptthatthespecificationstheyadvocateseemtoaddlittleofconsequencetothetheoriestheywant
toimprove.See,Knudsen,O.(2001),‘TranscendingaFruitlessDebate:TowardsaDelimitationofCompetingParadigms’.
)区域研究要求把对特殊性文化的研究与宽广的学科之一般性理解结合起来，以期产生一种“复合”效应——不是理性选择的“科学”，而是其他学科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世界的地方—全球关系(Thelocal-global)。我同意卡萨巴的一个后现代主义基本理论：不要用新的横亘于“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壁垒取代旧的：“为了不因使用这种方法而导致分离，我们应该从下面的基础出发：现代是一个生产它自己的综合世界观的时代，这些世界观包罗了所有地点与互动着的集团。”(注：Kasaba,R.(1998),‘TowardsaNewInternationalStudies’.See
)
如果远离与美国学者之间的无谓论战，我们可以找到区域研究与IPE相互促进的方式。在“全球化”这个大题目下，我们可以通过承认几乎大多数国家(如果不是所有国家的话)都要面对着一系列的国际因素来做到这点(即两个研究的结合)。但是，我们也要承认这些全球因素在不同国家起作用的方式不同，原因在于每个国家固有的国内背景不同。(注：See,forexample,GillsandPhilip(1996),-aspecialissueofTheThirdWorldQuarterly,whichassessedhowdifferentembeddedhistorical,political,socialand‘cultural’contextsledtodifferentdevelopmentaloutcomesindevelopingstates
notwithstandingsimilarinternationalisingcontexts.Inparticular,seeGillsandPhilip(1996b)foraconceptualoverview,andBreslin(1996)foraconceptualoverview,andBreslin(1996)foracasestudyofChina.)我们需要IPE去理解前者，而区域研究去理解后者。
如上所述，世界上不只存在一种对IPE的理解。我认为只有“IPE批评理论”才能为区域研究与全球化下的IPE研究提供方法论与存在论工具。IPE批评理论从这样的假定出发，国内与国际、经济与政治的部门划分应该被打破。IPE批评理论的核心是关注结构与能动者(structureandagency)之间的关系(虽然并非坚持这两者的分家，(注：Wood,E.(1981),‘TheSeparationoftheEconomicandthePoliticalinCapitalism’,NewLeftReview(127).)但这却是在试图重塑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注：Gamble,A.(1995),‘TheNewPoliticalEconomy’,PoliticalStudies,43(3):516-30.)
人们可以从IPE批评理论所反对的东西上来理解它。顾名思义，IPE批评理论反对的东西远比它代表的东西多。我认为，这种IPE可以定义为反对纯经济解释、反对理性选择理论、反对国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对于各种IPE批评理论学者来说，大家的共性是都多多少少同意此种拒绝主义(rejectionism)。在所有这些拒绝的领域，值得指出的是拒绝霸权的与傲慢的“科学”方法。
全球主义IPE的隐患
在强调使用IPE批评理论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方面，我并不主张IPE拥有对所有问题的答案。相反，本文的一个出发点是，通过一种更加具有比较性质、意识到不同国家(特别是那些处于全球政治经济非核心区域的国家)的不同背景，我们能够促进IPE的真正发展。
这里不是讨论整个IPE对全球化的不同解释的地方。很明显，任何对全球化性质的评论以及关于它的IPE研究，都冒着(把一个概念)大规模地过分一般化的风险。然而，就如同使用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去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中国IR要发生的潜在危险一样，在IPE文献中，也存在着潜在的方法论危险。目前，大多数IPE研究是普遍主义的、是以发达的民族国家(OECD国家)为中心的。
(一)普遍主义
第一个危险来自于试图做包含普遍真理的定义式陈述。用一个发现回答所有问题是基本的误导。例如，谁拥有权力，是国家还是市场?真正的质疑应该是两方面：首先是发现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不同层次——一种非常适合华语文献中有关单一的全球化世界力量分布不均衡性质的论断。简单地说，不同国家在全球化中的能力以及对全球化力量做出的反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同意那些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不均衡(平等)进程的观点，而不是认为全球化一定导致和谐化与集中化。“既存的不平等性使得全球化更可能导致日益增加的核心国家与边缘化国家之间的尖锐分化，核心国家分享着一种叫做全球性世界经济的价值、益处以及政体。”(注：Hurrell,A.andWoods,N.(1995),‘GlobalisationandInequality’,Millenium24(3),p.149.)
第二个危险是接受差异，布局区域研究的考察，考虑国家与权力、结构与能动者关系是怎样由个别国家(区域)的具体情况决定的。IPE不仅应该允许多样性，而且确实要强调没有单一答案、没有单一理解、没有单一关系组合这个事实。研究者应该考虑，特别是通过比较方法，不同的关系组合是如何在不同的权力平衡下，在不同的特定历史、地理、社会与政治的背景下出现的。
这是一个不导致简单化的方法。世界是复杂的，这比那种只服务于方法论或者意识形态之偏爱而截断现实(truncatingreality)的做法要好许多。(注：Hettne,BandS?Derbaum,F.(2000),‘TheorisingtheRiseofRegionness’NewPoliticalEconomy,5(3):457-473.)
(二)所谓全球主义的IPE其实只是一种对发达国家的研究
佩恩认为，(注：Payne,A.(1998),‘TheNewPoliticalEconomyofAreaStudies’Millennium,27(2):253-273.)过去，关于霸权的各种理论大多建构在对美国经验的观察上，当然，有时也以历史上欧洲的情况进行类比。我们偶然见到的霸权概念不过建构在一个狭隘的若干例子基础上而已。更进一步，这个概念只是这样一种(或者几种)特别情况，也许离开这个情景以后就不相关了。同理，对许多IPE方法而言，也是建立在特别情况的基础上的。一旦我们离开建立理论所依据的个案研究情景，理论的适用性就成了问题。
对IPE学者最重要的一个研究问题是考虑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这方面的英语文献已有大约至少百多本。(注：Therearearound100publishedbooksinEnglishalonewherethemainfocusisto
discusstherelationshipinonewayoranother,buttheclassicremainsstrange(1994a).)不过，这些文献的多数都是对现代世界中“国家作用”的理解，主要以先进的工业化民主国家的经验为基础。然而，如此支持了许多西方的区分国家与市场的IPE方法并不总是在非西方的情景下是真的。比如，沃尔芬恩一直主张，来自“西方”的分析并没有很好地理解日本，因为这些分析从一些错误的假定出发。(注：VanWolferen,K.(1990),TheEnigmaofJapanesePower(NewYork:Vintage).)对丁裴烈来说，这是一种对“东亚的所谓‘经济’与市场经济建立方式的传统理解”的后果。(注：Deans,P.(1997),Japan-TaiwanRelations,1972-1992:VirtualDiplomacyandtheSeparationofPoliticsandEconomics.UniversityofNewcastleuponTyne:PhDthesis.)在某些方面，波拉伊(注：Polanyi,K.(1994),TheGreatTransformation.Rinehart&Company.)以来，确实，日本资本主义与欧洲、美国资本主义并没有多大的不同。
这里又有两个问题。首先是对先进工业化经济之研究的主导性。即使在那些非常出色的比较资本主义著作中，其强调的重点仍是先进工业化经济。如考茨就集中于比较美国、瑞典、德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注：Coates,D.(2000),ModelsofCapitalism:GrowthandStagnationintheModernEra.Oxford:Blackwell.)而克鲁齐和斯垂克则考虑意大利、瑞典、英国、法国、美国与日本的资本主义。(注：Crouch,C.andStreeck,W.(eds)(1997),PoliticalEconomyofModernCapitalism:MappingConvergenceandDiversity.
London:Sage.)薄格与多尔的著述则集中在资本主义三角欧洲、美国与日本。(注：Berger,S.andDore,R.(eds)(1996),NationalDiversityandGlobalCapitalism.CornellUniversityPress.)这些著作服务于暴露工业化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目的，但它们缺少对不发达经济的研究。
在美国，没有多少学者使用IPE的视角研究发展中区域。一些比较好的文章出现在研究发展问题与专业的“区域研究”期刊。
其次是概念延伸的潜在性。如果沃尔芬恩是正确的，那么，用来理解事物的西方总体概念(范式)在日本应该是适用的，但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如中国那样的国家，问题就出来了。当中国是个“不同的”国家——国家做计划的经济——时候，相对而言很容易分析这个国家。那时，我们知道它是不同的，并这样对待它。当中国已经改革并且远离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我们也许日益觉得很难把它与其他那些国家列入一类。对付差异性总是相对容易一些，困难在于问题的相似性。新兴的中国市场经济中，国家固有的权力意味着，在使用那些专门为个案研究而设计的分析模式时，我们要格外慎重。
(三)仅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元
与大量经济学与IR的文献一样，IPE的一个危险趋势是仅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元。即使是研究全球化，一般也是考虑全球化是如何影响国家的，而不是把国家分解为几个分析单元。在最简单层次上，我们不要忘记了政治学的头号问题——谁获得什么?我们不应问中国是否从加入WTO中获益、而应问谁从中获益、谁将从中不获益这样有意义的问题。中国问题专家都知道，改革已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城乡差别只是其中之一例，我们还可以加上现存精英层与普通工人层、农村人口以及其他集团获益的不同。
中国内部各个地区差别很大，一些地区已深入进国际化生产网络，与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而另一些地区，即使最好的情况，也只不过是边缘化地参与全球经济。这不是说这些地区不受全球化的影响，而是说，它们并未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这种情况往往被解释为沿海与内地之间的两极化。这种方法对认识中国国际化的差别性是有帮助的，但只是在部分意义上。内地也有从国际化中受益很大的部分。在研究全球化与一体化IR文献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考虑到民族国家内部各个部分所受到的不同影响，已有了一些好的讨论世界各地国家之下(次国家)和跨国的地区一体化的研究。(注：Forexample,Mittleman(1999),Hettne(1999),HettneandS?derbaum(2000),BreslinandHiggott(2000),andSchultz,S?derbaum,and?jendal(2001).)尽管如此，对于微观地区主义(micro-regionalism)，也就是全球化导致的民族国家政治与新兴的跨国经济空间之间的分离，仍然是一个没有很好研究的课题。
目的论(Teleology)和政治：什么驱使全球化?
目前，已有大量试图理解全球化的文献。大前研一、赫斯特与汤普森(注：Hirst,P.andThompson,G.(1999),GlobalizationinQuestion.Cambridge:Polity.)分别代表了对全球化认识的两个极端。赫斯特与汤普森甚至质疑，全球化是否真的发生了。如同泰勒指出的那样，“没有别的词汇像‘全球化’这样一直被使用和滥用。可是，对于所有这些围绕着全球化而来的夸大其词，全球化的确切含义仍然是模糊、难解，代表着对不同人来说不同的一系列事情。”(注：Taylor,I.‘Globalisation’inNicolaPhillips(ed)GlobalisingIPE(Palgraveforthcoming).)赫利尔持同样的看法，“虽然很少与任何清晰明白的理论相关，全球化一词已经成为最有力的用来说明一系列正在发生的普遍进程的比喻，这些进程产生了国家之间、社会之间日益增加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依存。”(注：Hurrell,A.(1995),‘ExplainingtheResurgenceofRegionalismInWorldPolitics’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21),p.345.)所以，我避免给全球化下定义，而代之以考虑通过全球化的棱镜研究国际关系学存在的方法论隐患。
我认为，一个主要潜在隐患是可能的目的论理解。公平地说，西方的IPE话语中并没有很突出的目的论解释。然而，在讨论中国的全球化时，我总是遭遇到所谓全球化是一个经济而非政治现象的观点。在广泛的关于全球化的解释文献中，这种依据经济与政治分离而得出的观点很显著。
批评者可能抱怨这不过是中国人关于全球化的描绘，他们会指出一个事实，一些研究全球化的中国学者确实在思考国家如何对全球化做出回应、如何与全球化共存以及如何处理参与全球化的经济带来的政治问题。比如王逸舟就承认全球化对国家的影响以及全球化渗透进入各种社会问题。他认为，全球化不仅仅是个发生的问题，全球化也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决策和政策。(注：WangYizhou(2000),‘PoliticalStabilit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intheProcessofEconomic
Globalisation’.)但问题是，他的观点似乎光考虑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方面，却没有指出经济全球化本身就具有的固有的政治性质。
在考虑建立一个IPE架构来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时，有必要从对全球化不只是发生这一理解出发。全球化是一种由技术进步、生产组织形式的改变驱动的现象，它也是由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偏爱与主导观念驱动的。在这方面，全球化具有意识形态的含义。综合上述，如同博纳德和拉沃海尔在研究东亚政治经济时认为的那样：“我们争论的东亚新兴政治经济应该根据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各国政治经济的变化与生产组织形式变化之间的关系来理解。”(注：Bernard,MandRavenhill,J.(1995),‘BeyondProductCyclesandFlyingGeese:Regionalization,Hierarchy,and
theIndustrializationofEastAsia’,WorldPolitics(47):171-209.)
所以，建立在考克斯(注：Specifically,Cox,R.(1981),‘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Beyond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inMillennium(10),Cox,R.(1983)‘Gramsci,Hegemon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AnEssayinMethod’inMillennium(12)andCox,R.(1990),Power,ProductionandWorldOrder.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著作基础上、与葛布和佩恩以及其他学者有联系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认为，以国民经济之间的交换关系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时代已经由生产与金融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所取代。“新全球政治经济的形成与国际流动资本的结构性权力相关。国家现在不仅不得不承认其他国家与国际组织的权力，而且承认国际资本、银行以及外汇市场的权力。”(注：Payne,A.andGamble,A.(1996),‘Introduc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RegionalismandWorldOrder’inA.GambleandA.Payne(eds)RegionalismandWorldOrder.Basingstoke:Macmillan:1-20,p.15.)这是非国家行为体在形成金融与商品流动上扮演重大作用的一个体系，然而，在这个体系中的国家为全球化提供许多便利。
在某些方面，我们必须后退一步，考虑全球政治经济中非国家行为体日益增加的权力背后的政治方面。首先，我们要考虑非国家行为体如何拥有了这种权力。斯特兰奇声称跨国公司是促进全球化生产的关键角色，“这不是偶然的。权威从国家转移到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各个国家政策的结果。这不是说跨国公司偷了国家政府的权力，而是政府以所谓‘国家的理由’(Reasonsofstate)拱手把权力交给跨国公司。”斯特兰奇继续论述到，即使是美国也不能控制跨国公司的巨大力量，反而，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政府发现自己已受跨国公司的限制。尽管如此，事实是，经济结构最初的自由化却是建立在政治选择与决策基础上的。(注：Strange,S.(1996),TheRetreatoftheStat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pp.44-45.)
也许这里应该区分全球主义(Globalism)与全球化。全球主义是过去历届美国政府热烈追求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政府在新自由主义日程下支持的一项计划。它寻求在全球范围扩散特定的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互动与理解的形式，特别是以努力推广市场经济、促进新自由经济战略的里根—撒切尔主义以及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相应政策为标志。相比之下，全球化则是受这些不同方面驱使而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性，非国家行为体利用了政治精英为之建立起来的经济与法律结构。一句话，全球主义是为全球化进程得以进行的一项政治计划。
我们也需考虑发展中国家中全球化的政治动力。今天，全球化的政治动力很不同。“20世纪90年代初，目的不再是对一个更加独立的全球经济的许诺，而是作为一种措施去确保持续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担心不再是依附全球经济，而是作为一种措施确保持续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注：Bowles,P.(1997),‘ASEAN,AFTAandtheNewRegionalism’,PacificAffairs70(2):219-233.Thoughinlightofthefinancialcrisesof1997,afeatureofthenew‘newregionalism’isanattempttomoderatetoexcessesofunrestrainedcapitalism.SeeBreslin,
S.,Hughes,C.,Phillips,N.andRosamond,B.(eds)(2002)NewRegionalismsintheGlobalPoliticalEconomy:TheoriesandCases.London:Routledge.)如果说全球化是一种新的依附理论，那么大部分地，它是一种国内自我强加的依附——依附作为达到增长目标的最佳方式。
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考虑。一是“意识形态”或者“观念”的变化。发展中国家的精英改变了他们的政策偏好，接受新自由主义计划作为实现增长的最佳方法。二是如何为全球化提供方便。因特网与电信设施增加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但货物、人员仍然要通过各种交通工具来运输。所以，人们就需要通过国家投资建设而非私人部门融资的必要“硬件”基础设施。
总之，这种变化的内部进程已受到斯克莱尔所说的“全球化中的国家官僚”(GlobalisingStateBureaucrats)的促进。(注：Sklair,L.(1995),SociologyoftheGlobalSystem.Baltimore: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pp.135-136.)政府的政策是使中国的投资制度越来越自由化，对国际资本更有“吸引力”，改革国内经济结构以减少国内保护主义，使更多的新自由主义总体概念机制化。这里，我们通过考克斯的分析架构来理解这点：“有权势的公司经济力量与它们在政府和各界的网络组成了可叫做是‘初始的历史集团’(NascentHistoricBloc)，它们使得政策演变并为全球的意识形态化做宣传。一般来说，国家只不过扮演全球经济的人角色，其主要任务是适应全球经济自由主义的急迫需要而调整经济政策与实践。这种权力结构受到内外的支持，外国的支持来自一种所谓全球政策一致(“华盛顿共识”)，内部的支持主要来自那些从全球化中受益的社会力量。……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和政策上是霸权的。”(注：Cox,R.(1999),‘CivilSocietyattheTurnoftheMillennium:ProspectsforanAlternative’,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25(1),p.12.)
建立一种新的分析架构
就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而言，本文建议远离IR的双边与国家主义解释，特别是注意各层次的中国精英与外部非国家角色的互动。一些非常好的研究已经指出中国沿海省份正在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本文主要强调这种一体化的部分国家性质。
第一，使笔者感到困惑的是，这些研究(是否)与对中国IR的整体分析相符合。一些人可能反对这点，因为调查的关系仅是纯经济的，不符合前述的政治与经济之间相互联系的(原则)。日本的情况表明，地方政府的角色是很重要的。罗斯曼与胡克就对日本地方政府在与日本的邻国建立经济联系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注：Hook(2000),‘BuildingYellowSeaBridges:Kyushu’sroleinSino-JapaneseRelations’ConferencePapercitedwithauthor’spermissionandRozman,G.(1998)‘FlawedRegionalism:ReconceptualizingNortheastAsiainthe1990s’ThePacificReview,11(1).)确实，地方对地方的关系已经是中日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联系不仅是建立在地方政府之间对话基础上的。地方政府是关键的方便提供者，其他角色包括地方的通产省分支机构、日本驻中国代表，各个公司以及它们的关联企业、运输业者、甚至从日本留学回到中国的学生，等等。地方政府由于充当了促进非国家行为体利益的(主要是日本方面)机构而特别引人注目。
第二，让人感到困惑的是，不密切关注特定的此种关系的地方化表现。现在已经产生了讨论“大中国”崛起的大量文献，其中有的文献(好的范例包括诺顿与汉密尔顿的著作)(注：Naughton,B.(ed)(1997),TheChinaCircle:EconomicsandElectronicsinthePRC,Taiwan,andHongKong.Washington:Brookings.Hamilton,G.(ed)(2000)CosmopolitanCapitalists.Seattle: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是对此种关系的复杂性的理解，超越了简单的双边关系分析架构，考虑到广泛的地区与全球进程。一种对“大中国”经济空间的理解低估了日本与美国在塑造这个资本主义进程(地方化的关系形式存在其中)中的重要性。
我们需要超越这种以国家为基础的分析，即使这种分析本身有时超越了双边主义。我们应该思考特定的地方化如何与更广泛的地区或国际的分析方法相适应。但是，这些地方化关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确实，海外华人网络故意利用他们与中国的文化联系来立足中国，但是，这些地方化的关系是以一个更加广泛的地区与全球经济结构的存在为前提的。所以，我同意司马特的下述分析：“许多资本主义的实践深嵌于地方结构中，这种情景能够产生新的、有活力的资本主义变种。全球化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地方结果。”(注：Smart,A.(2000),‘TheEmergenceofLocalCapitalismsinChina:OverseasChineseInvestmentand
PatternofDevelopment’inSi-MingLiandWing-ShingTang(eds)China’sRegions,Polity,&Economy:AStudyofSpatialTransformationinthePost-ReformEra.HongKong:UHKP,P.74.)
地区性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远比人们希望的双边层次分析能提供更深入的解释。我们需要布置一种跨越政治切割出来的边界、依据生产网络和(或)阶级联盟的分析方法。
IPE的一个基本教条即国内与国际的区分已被打破。作为方法的IPE批评理论，不仅对研究IR，而且对研究中国国内政治经济都有效。未来几年，中国的法律结构将继续变得符合WTO的要求，全球对于中国国内的重要性将日益明显。我认为，不承认北京的改革者、美国与别的地方那些想促进中国按照国际规则与“国际社会”的利益进行改革的力量，就不能分析中国加入WTO的决策。
经济学与政治学的藩篱也需打破。我认为，金融体系内部结构调整的主要制约是政治意志。对政治稳定的最大挑战取决于中国领导层如何处理经济调整。把这一点放到上面提到的国家—国际联系的背景下，IPE研究就大有作为。值得强调的是，我并没有否定国家仍然是重要的。我所主张的对中国内部力量进程的理解需要修正。这种修正认为(至少在经济领域)已经被“穿刺”了，而现在外部行为体确实对中国政治经济的运转产生了影响。用萨森的话说，全球化已经扎根在国家中。她认为，经济全球化的诸种效应总是到了国家那里才得以成为现实。“全球化进程所依赖的战略空间总是民族国家的；那些通过有利于全球化的、通过贯彻新法律形式而形成的机制，常常是民族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注：Sassen,S.(1999),‘EmbeddingtheGlobalintheNational:ImplicationsfortheRoleoftheState’inDavidSmith,DorothySolingerandStevenTopik(eds)StatesandSovereigntyintheGlobalEconomy.London:Routledge,p.167.)
在全球化对中国政府结构中权力平衡的影响方面，萨森的着眼点是权力平衡在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转移——金融机构可能获得权力与影响，而其他机构则可能失去。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改革法律结构以符合WTO的要求，这将使它在塑造中国国内权力基础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由于党政分开在中国是很难做到的，WTO成员国资格将加强国家机构的作用。在这个方面，中国基本的政治改革将受到激励，或者也许更正确地说，由于国际经济协定，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方便。
我们需要考虑意识形态或者观念的变化。如果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霸权的，在政策上，我们需要考虑新自由主义变成霸权的机制。这是中心国家运用直接的权力工具促进发展中国家变化的部分结果。盖尔提出“戒律性新自由主义”(disciplinaryneo-liberalism)的概念，“美国政府把别的国家要接近的广大市场当做权力杠杆来使用，把这一杠杆与国际商业环境的形成联系起来，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并不适用于美国。”(注：Gill,S.(1995),‘Globalisation,MarketCivilisation,andDisciplinaryNeoliberalism’,Millennium24(3),p.415.)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更直接方法，教育交流、培训计划的提供、因特网的崛起、对外部世界的日益接触，能使中国官员、学者、官方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成为“WTO规则遵守者”。商业人士也可通过“社会学习”和“产业学习”来发展与实践新概念。
结论
我与海冈特曾呼吁：“各种各样的区域研究学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需要在学科研究的架构下多发表看法，以便提供彼此对话与比较的基础。”(注：Breslin,S.andHiggott,R.(2000),‘StudyingRegions:LearningfromtheOld,ConstructingtheNew’,NewPolitical
Economy,5(3):333-352,p.343.)这一愿望(区域研究使用更多的学科方法，而接受更多的对非核心国家的分析也能促进学科本身)也是佩恩关于区域研究与IPE重要论文的核心。本文也是探讨区域问题专家与理论专家如何结合起来以改进各自研究的。
中国对全球化的“接受”或“反应”已深入进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特定历史、政治与文化背景中，我的讨论就是从这一理解开始的。但是，仅仅考虑中国内部的变化进程是不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决定，中国领导层已经选择让中国，或者至少是中国的一部分，与全球政治经济完全一体化。在这个进程中，他们已经允许，至少在经济范围内，中国向世界“洞开”(perforated)，在政策范围增加了一系列诸如地方的别的行为体。“醒醒吧……世界已变了”，(注：SusanStrange(1994b),‘WakeupKrasner!TheWorldhaschanged’RIPE,1(2):209-219.)我们既需要关于国家的知识，又需要学科的知识来真正理解这个变化中的进程。
在发展当代中国的IPE架构方面，我们能够对超越只以全球政治经济的中心地带与IPE学术的中心地带为重点的学科发展有所贡献。这样，未来的区域研究与IPE研究也许能够很好地彼此借鉴、扬长避短，为全球化下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研究提供一些更综合的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