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现代城市规划 理论和实践 核心价值
一、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主要包括城市分散发展论；城市集中发展论，城镇形成网络体系的发展理论以及城市土地使用布局结构理论等。城市分散发展理论是通过在建设小城市来分散大城市，主要包括田园城市论，卫星城理论和有机疏散理论等。其中卫星城和有机疏散理论已经成为现实，并且成功的应用到城市规划中，对城市合理的规划起到重要作用；城市集中发展理论是由法国人勒.柯布西埃提出的，理论基础在于经济活动的聚集产生的聚集效应推动人群向城市集中，是城市的中心地位突显出了，从而达到城市化的效果。现在城市集中发展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得到成功的实践，我国现在正朝着城市化迈进；城镇形成网络体系的发展理论指的是在思想上确立了区域城市关系，形成完善的逻辑框架，加强城镇之间的联系。城镇形成网络体系的发展理论在西方得到成功的实践，取得很好的效果，有助于城镇的快速发展，这个理论在我国称为城镇一体化，目前我国还没有实现这一目标；城市土地使用布局结构理论指的是对城市内部各类土地使用配置有一定的模式和运行规律，主要包括同心圆理论，扇形理论以及多核心理论等。城市土地使用布局结构理论在世界各个国家和我国的城市规划中得到广泛应用，对科学的规划城市起到重要作用。由此可见，通过对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分析，从中可以充分的了解到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对城市规划的重要性，并且能够促进城市的快速发展。
二、 对基于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城市规划核心价值分析
通过对现代城市理论和实际的分析和研究，从中可以看出，在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科学对进行城市规划，能够充分体现城市规划的核心价值。
（一） 城市规划的社会理性。
现代城市规划的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社会资源配置的公正与公平，坚持社会理性的主导作用。城市规划是对城市中各个利益主体在空间资源占用上的重新分配，各个利益主体公平的占用城市资源，尤其是城市的土地资源的公平分配。在城市规划中以社会理性为主导，坚持公平和公正的原则，使城市中各个利益群体平等的占用城市资源，尽可能的保证社会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平衡，从而保障社会群体的公共利益。由此可见，在城市规划中坚持社会理性的主导作用，有助于体现城市规划的核心价值。
（二） 城市的整体性和综合性。
在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现代城市规划的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城市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城市规划的重要思想基础是认识城市和组织城市。现代城市规划也是将城市中的各个要素进行综合规划，使各个要素能够相互配合，将各个要素紧密的联系起来。例如，城市的经济中心、住宅区、办公区、城市交通、工业区等进行有机的结合，使各个功能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保证城市的综合性和整体性。由此可见，应用科学的城市规划理论进行城市规划，可以从分体现城市规划的核心价值。
（三）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城市规划核心价值体现在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规划是对城市未来的发展进行科学的预测，明确城市的性质、发展规模、发展方向和发展格局，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合理的进行城市规划，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不仅可以促进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进步，而且还能够提高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文化质量和城市风貌形象质量。
（四）体现城市在地区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对城市进行科学的规划，可以充分体现城市规划的核心价值。城市是在一定的地区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心，是物流、人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聚集和辐射的中心，对周边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和拉动作用。因此，城市规划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由于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发展的蓝图和合理的管理城市的重要依据，通过对城市进行科学的规划，可以对城市的土地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完善城市的经济功能布局，促进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助于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的保护城市有价值的文化古迹，体现城市的文化价值，有助于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可以合理的规划城市的产业布局，有助于促进城市的产业升级，发挥城市的优势产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三、总结
本文通过对基于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城市规划核心价值的分析和研究，深刻的认识到在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对城市进行科学的规划，可以充分体现出城市规划的核心价值。通过对现代城市理论和实践的分析，对城市规划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通过对城市规划的核心价值的分析，充分的认识到在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使城市得到合理的规划，可以有效的反映出城市规划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充分的体现了城市规划的核心价值。
参考文献：
[1]吴强.现代城市规划方法论的演变和发展[J] .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1）.
【关键词】城市结构，城建档案，档案管理，启示
1、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建档案管理概述
简单地说，“城市”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集中作用，城市建设本身也属于城市化的组成部分，这就从客观上加强了城建档案管理的重要性。新形势下，城市化发展已经从人类社会无意识层面向有意识层面转化，而在城市化发展引导要求下，城建档案管理工作发挥着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从当前我国城市化背景下分析，城建档案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针对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建档案管理工作进行科学定义和定位。很显然，“城建档案”本身属于“档案”的范畴，这就不难进行科学的定义和定位。我国学者在学术层面提出的“城建档案”定义被描述为：城市区域内进行城市规划、设计、管理等工作中形成的文字、图片、表格、视频等原始性资料。狭义地说，城建档案本身就是档案体系的一个分支，在侧重点方面更关注城市活动。但同时，仅仅将城建档案定位于“档案”是不科学，也是不合理的，这样一来它并不能发挥自身的价值。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建档案管理工作属于科学档案管理范畴，这是由于“城市化”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巨大效应，其价值已经不能仅仅局限于城市活动体系内去衡量。
第二，在建设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过程中加强对城建档案管理认识。提高对城建档案管理的认识，就必须明确城建档案在社会建设公共领域发挥的作用。上文中笔者重点从“档案”角度展开了分析，只能说明城建档案的“符号特征”，再不原有定义和定位的前提下，本质上城建档案与社会发展的多个层面产生了“交叉效应”。因此，城建档案在管理上应该提高一个层次，列入与党政公文同样高度的体系，并将其作为区域经济发展、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依据。
2、基于城市结构理论的城建档案管理分析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所谓“城建档案”的内涵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城市建设档案”，它本身所包括的内容是很广泛的，包括城市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内容，简单地可概括为“城市科学”，泛指城市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一应内容，而这些内容又是构成城市结构理论的重要因素。基于此，城市结构理论应用在城建档案管理中具有必要性。
第一，城市结构理论概述。将城市结构作为理论研究对象，可以借鉴社会管理学中的分层模式展开，基本可以划分为三层模式：第一层为自然生态环境，它也符合人的自然属性基本被整，在内涵层面由城市地理、气候、水文、大气、生态等内容构成，这些自然要素是决定城市结构的基础。第二层为人类生产力建筑层，顾名思义，城市不可能自我形成，它的一切物质原来都是由人类生产力创造出来的，包括最基本的建筑、交通等，也包括能源、通讯、供水、供电等服务内容。第三层为人文层，或者称之为城市文化层，它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人文化、经济、政治、教育、宗教等；值得一提的是，以上三个层次从低向高是逐渐递进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存在和构建基础。
第二，城市结构理论对城建档案管理的作用。参考城市结构理论的分层模式，可以映射到人类社会对档案管理的基本运作体系，即由高到低的发展趋势，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城市自然档案、城市勘察档案、城市测绘档案。这些内容直接影响着城市建筑的存在状态，而建筑恰恰是构成城市的基本元素。因此，在城建档案方面的体现为：城市规划档案、城市建设管理档案、城市建设工程档案、城市文化档案、城市科研档案等。很显然，这些档案中的内容都应该具有记录的原始性，而它们的存在格局与城市结构理论是呈现明显对应关系的，例如人文层与专用档案、公文档案、教育档案之间的密切联系，最终汇总为城建档案中的“社会档案”体系。因此，充分促进城市结构理论在城建档案管理中的应用，可以实现其科学性和合理性要求。
3、城市结构理论在城建档案管理中的应用途径
第一，可以有效地促进城建档案管理工作向信息化方向改革。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的互联网时代，数字化城市建设成为一个重要的引导趋势，它可以全面实现城市人文环境、生态环境中的要素归纳。城市结构理论提供了很好的信息化方向，并结合城市结构理论的基本框架，用来实现自然层、建筑层、人文层等方面的资源系统构建，避免城建档案中固有的资料缺陷造成信息化方向改革的偏离。
第二，可以充分发挥空间信息功能实现城建档案信息的整合。所谓“空间信息”在城建档案的促进效应方面表现为可视化服务，一方面，城建档案中主要以文字、表格、图片形式呈现，这样一来给人的感受较为乏味枯燥，城市结构理论中以城市建筑为基础，将地表上下全部的要素都呈现在人们眼前，包括不同年代、社会时期的特点，这样一来城建档案的记录内容就不断的增加，体系更加完整。另一方面，不可否认我国城建档案的生成主要来源于建筑产业，这样导致城建档案的内容相对单一、范围相对狭窄，配合城市结构理论可以实现进一步的丰富，如将自然环境和地下管道之间关系分析作为城建档案的一项内容，在我国水系发达、水资源丰富的区域更能够突出其特点。
第三，可以更深入地挖掘城建档案信息中的有价值信息内容。现阶段我国城建档案中主要包括的是城市建筑的相关资料，这些建筑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配合城市结构理论来研究建筑的出现契机，可以为教育、科研等提供更为详实、丰富的材料；类似的，可以继续深挖城建档案中的相关信息，并以此为中心开展丰富性工作，进一步扩大了城建档案信息的关联度，从侧面提升了相关资料文献的分享力度。
参考文献：
[1] 陈小英. 城建档案管理的难点问题及解决对策[J]. 城建档案，2009，09：33-36.
[2] 许松桦. 浅析城建档案管理的数字化建设[J]. 黑龙江档案，2013，04：64.
《城视时代―――社会文化转型中的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是曾军的最新力作，这部拥有新颖名称的著作，也同样拥有新奇、独到的观点、视角和方法，并逐渐建构出一套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方法。
《城视时代》从影响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两大关键因素―――视觉文化和城市文化入手，剖析中国当代文化在形成、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从当代中国的现状来看，视觉技术和城市化是影响人们社会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视觉技术内在地影响了文学艺术的构成，视觉媒介及其观看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记忆方式；而城市化、都市化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表征，城市性构成了文化研究对象的空间属性。因此，在以文化视角重新观看中国文化社会问题获得重大突破的时代，城市文化和视觉文化逐渐成为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新型理论武器。
《城视时代》的独特性在于，开拓性地将城市文化与视觉文化并置在一起，命名为“城视文化”[1]，并逐渐将其发展为一套文化理论研究方法。那么，曾军为何要把城市文化和视觉文化结合起来呢？作者在文中指出，这两种文化的联姻是因为两者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一是因为城市作为一种景观，其视觉经验是城市人确认自身与城市关系的重要参照，而城市景观的文本化，又是视觉文化关注和解析的符码。这是城市文化与视觉文化并置的基础；二是新型的视觉媒介技术产生于城市，并形成观看机制，进而弥散至世界各地，而城市不断创造的景观，产生出权力渗透的空间，使城市中的视觉变得越来越复杂。
因此将城市文化与都市文化结合成一种新的文化，具有可能性和必然性。除此之外，从主体上来看，是因为曾军对中国当代文化状况非常关注，他具有探索新型文化理论方法参与文化建设和指导的强烈精神诉求。
二、“城市文化”理论方法的建构
在当代中国，视觉文化改变了传统文学的生产传播方式，诱发了新型的文化艺术形式，视觉研究成为新宠。目前学术界对“视觉”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将“视觉”名词化（将其视为人们拥有的视觉感知能力和为满足这一感官需要而生产出的视觉对象），另一种是将“视觉”动词化（将其视为观看的行为）。而曾军认为，传统学术界将视觉文化的本质性规定概括为“视觉性”不如“视觉化”更为恰切，因为“视觉化”拥有更加整合性的视角，能够兼顾我们对“视觉”的名词性和动词性的理解，并能将属于“视觉性”的内涵涵纳其中。在曾军的“视觉化”概念中，最直接的意义是“将不可见的变为可见”；其次是在视觉化过程中，影像化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第三是“视觉化”显现出后现代图像的虚拟性，即由于“拟像”的泛滥而形成的视觉危机、表征危机；第四是视觉文化逻辑会形成“视觉性的弥散”。[2]值得一提的是，曾军在剖析文化理论问题时，善于借鉴既有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同时又注意到了各自的本质区别与独特性，从独特和不同之处发掘理论的创新点。从“视觉”到“视觉性”再到“视觉化”的理论分析变化这一例，可以管中窥豹。
在中国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产生了城市、都市，相应地也产生了“城市文化”和“都市文化”。曾军在剖析了中国的社会现状之后，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现代化，与其称之为城市化不如称之为城镇化；在90年代之后都市化的因素才慢慢扩大。除了对城乡发展状态更准确地概括之外，曾军还指出，在城市文化中“农民性”因素一直处于次要位置，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他认为，只有将都市文化研究中的人文主义范式和科学主义范式结合，才能对中国都市文化产生更合理的作用和影响。
在对城市文化和视觉文化理论的深刻把握和创新理解的基础上，曾军提出“城视”文化理论研究方法，使文化研究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全球化处境，以及具体的文学创作、文化现象紧密联系起来。[3]原本两个文化维度的理论分析方法和视角融合为一种更为普适性的理论分析方法和视角，使都市、视觉，文学、艺术，甚至政治都纳入文化研究的视域。两种文化的结合，不仅仅意味着兼容并蓄，更重要的是两种分析方法的结合所产生的开阔的理论视野、新的研究领域和迥异的思维方式。
三、“作为城市研究的视觉文化研究”和“作为视觉研究的城市文化研究”
视觉文化和城市文化不是各自为政的研究类别，它们互为表里，互相结合。曾军通过城市文化的视觉分析，形成了“作为城市研究的视觉文化研究”，通过分析视觉文化中的城市（空间）维度，形成了“作为视觉研究的城市文化研究”。
其中一方面，“作为城市研究的视觉文化研究”，曾军用代表性的文学、文化案例，剖析视觉文化对地域性城市中文学观看方式的影响，探索新媒体文学之于新世纪文学的地位和意义，分析新的大众文化方式，辨析政治学视域下的视觉文化和观看的政治学内质。曾军认为《长恨歌》是“城市文化加视觉文化”的绝佳文学案例，作者王安忆将上海作为观看的对象，并且是自觉的自我反观式的观看―――上海作家以独特的“上海人”心理、“海派”文化和“鸽子视角”（一种“非典型性漫游”的观看方式）来关照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和现在；曾军通过分析“新世纪文学”来解析“新媒体文学”的概念内涵[4]、价值意义以及隐藏的问题，并认为视觉化艺术形式改变了当代文学生态的权力关系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大众影评是新近崛起的视觉文化现象，“过度而狂热的看客”的主体构成，使其评论大多采用观赏式的“观后感”文体，并且大多追求普世价值的认同和坚守，但自身不可避免的藏污纳垢和众声喧哗特点，又使其难以成为一种体现人文关怀和理性精神的批评；经典艺术的复制品，由于无法保有原作的“灵韵”而置身于尴尬的处境，但在正确的文化观念的影响下可以成为一种可资利用的资源；除此之外，视觉文化的观看行为本身还蕴含着复杂的政治学内涵，曾军分析了看与被看（主体的“屈从性”）中存在的观看的意识形态性，其中既有权力的支配关系，又有文化的认同关系。主体的“屈从性”会产生“情境主义的观看”和“自由观看”[5]这两种相反的情境。这些都是城市文化的视觉分析。无论是关注地域性的城市代表，视觉化艺术形式的产生，还是套就视觉观看对象的处境，观看行为本身的政治内涵，“城市（文化）”作为视觉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因素都参与到其运作机制和内部构成中。
另一方面，视觉文化中的城市（空间）维度，也可以作为城市文化研究的创新之处。在这一部分，曾军通过具体的区域性文化比较来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析了都市化过程中全球性与地域性冲突产生的文化矛盾，并进一步分析都市化可能引发的、尚未显现的新型生产方式、美学空间和文化传承问题。在《城视时代》关注的不是无所不包的城市文化，而是视觉化文化艺术中的“城市”：“海派”和“韩流”都经过了由文化他者指认到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并自觉进行文化主体形象塑造的过程，而这两种以视觉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区域性城市/国家文化的命运却不尽相同，“海派”受官方意识形态影响逐渐被泛化，消解到均质化的主旋律中，“韩流”却假借官方意识形态和市场化运作大获成功，但二者却都存在着身份认同被质疑的问题；《繁花》是阐释视觉化文学艺术形式、城市文学叙述和地方性文学生产运作的绝佳例子。从地域性小众网络平台（上海“弄堂网”）的出身，到获得纯文学期刊、严肃文学界认可的转换，从作者的网络文学和资深传媒编辑身份的切换过程，使《繁花》介于网络文学和严肃文学的双重边缘，虽然最终完成了华丽转身，但其实原本两相对立的状态，或者说它的“海派”地域性城市文化特征和新媒体的生产传播方式，更具有文化研究的价值；与城市文化大多关注高楼大厦等“高度美学”相反，曾军从城市的地下文明空间―――地铁中，探索“深度美学”的内涵。地铁空间将城市的集聚性、流行性和陌生感高度浓缩化和夸张化了，曾军认为地铁空间完全可以假借影像等视觉审美因素，改变封闭、狭窄、陌生的特点，形成独特的富含“深度美学”的城市地下文化空间；城市文化不仅有发展问题，还有传承问题，其中论者注意到了原本处于遮蔽状态的主体因素―――市民，他认为对于城市性文化的过分关注、排斥非城市性文化，是文化传承问题中普遍存在的狭隘之处，因此应当处理市民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问题。
通过概括总结上述内容，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城市研究的视觉文化研究”和“作为视觉研究的城市文化研究”，就是曾军的“城视文化”理论中最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城市文化中分析视觉化因素、现象，在视觉文化中关照城市（空间）维度，这是“城视时代”的文化独特性，也是曾军文化研究的创新之处。
四、“城市文化”的审美现代性
在《城视时代》中，曾军将方方小说中存在的一种类似于“口是心非”的叙述特点概括为“潜对话”。“潜对话”是指在小说的叙事中，人物与人物、人物的内心与外在表现、人物与作者等关系之间，存在着不同或截然相反的价值观点和态度，但这种话语、观念的错位和对立，却被一种隐而不露的表现方式呈现。在方方的小说中，不仅有“独白/对话”“私人言语/公共言语”“温和言语/激烈言语”“作者/人物”之间的潜对话；另一方面在结构上还有“政治生活/日常生活”之间的潜对话。这些潜对话不仅有形式的意义，而且是对人物与时代精神状态之间的错位状态的关注，潜对话能够使公开对话的不可能情境呈现出来，并进行内在的消解颠覆。方方用知识分子的隐忍、自省、颠覆的特点来表现人们的精神和时代精神，更具有代表性；在熊召正的《张居正》中，曾军也将人物的设置和关系看作张居正改革的“元话语”对话关系。并且他认为，政治改革与文化道德无法分割的特点，是中国改革历史上永远无法抹掉的非理性色彩；刘震云的创作从《我叫刘跃进》开始，其民间诙谐文化开始呈现为更为鲜明的河南式幽默，其最大的独特性在于“拧巴”，因此曾军从“叙述的拧巴”到“话的拧巴”分析了“拧巴式幽默”的文化特征，他认为，这种具有个性色彩和反讽意味的群体性幽默，来源于人与生活、世界的别扭和错位，而河南作家能将其演化成一种迥异的小说叙事方式、结构方式和叙述话语，乃至文学观，其中包含着人们在悖反、荒谬和本真理想之间的错位中挣扎、反抗的文化心理体验。最后，曾军从支配性、主导性文化和审美风格上来理解中国当代文化、社会的状况，他提出“美学的凝滞”来指认新世纪以来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总体性匮乏，又提出“凝滞性美学”概念来概括当代美学主流的风格所存在的缺陷。
曾军善于从文化、文学案例的某一细微之处或处于遮蔽状态的因素着眼，思索当代文化问题，并且善于进行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提升，不仅能追溯至美学现代性上，更能将其置诸于社会化、全球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中，进行社会学、政治哲学层面的理论分析，最终又能落实到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现实土壤中。这种论述方式既可以使略显高深、艰涩的理论辨析和独特、陌生的视角，通过灵动、翔实而富有创建性的观点和论据，填补恢宏结构架构中的缝隙，使论述真实可感并且富有信服力；另一方面，论者试图建构多元合一的理论体系，使原本看起来独立的单篇文学、文化现象剖析和某一典型性的观点辨析，呈现为一系列关于城市文化、视觉文化的集束型研究成果，而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文化研究，尤其是城市文化、视觉文化研究来说，提供了非常具有借鉴性的价值和意义。
并且，曾军将在文化中新近凸显出来的视觉文化，与现代化、全球化中显现的城市化“文化化”结合，发掘二者内在的联系，创造出一种“城视文化”理论分析方法。这种文化视域的独特性与普适性、自足性与普泛性，使文化研究拥有更广泛的视域，更宽广的理论基础。这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突围发展的一支脉络，也是文艺批评的创新之路。
注释
[1]“城视时代”可以解释为“城视文化”的“时代”，那么“城市文化”就是将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视觉文化进行整合而形成的新型文化理论。相应地，从方法论上来看，这种新型的文化研究方法就可以称之为“城视文化”理论分析方法。
[2]参见《城视时代》第一章第三节《“视觉”到“视觉化”：重新理解视觉文化》。
[3]在《城视时代》一书中的具体表现是，曾军用“城视文化”理论分析方法，将视觉文化对文学叙述方式、新媒体文学、新型的艺术形式等产生的影响，以及视觉观看本身内蕴的政治学原理等，跟城市文化的城市景观、市民价值观念、区域性文化、地域性文学叙述特点、文化传承问题，以及一些非城市性文化问题等都联系起来。
[关键词]后现代地理学；后现代空间观；城市重构；洛杉矶学派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12-0064-06
1 前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人文地理学发生了巨大变化，不断向多元化发展，这些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人文地理学的性质，作为区域地理重要部分的城市学研究亦不例外。其中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对地理学的影响尤甚，后现代视野的时空认知方式逐渐成为空间观的主流。城市学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引进了一些新观念，大大丰富了城市学的理论基础，其中洛杉矶学派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美国南加州的研究群体，其批判传统城市研究理论，呼吁对后工业化时代的后大都市现象予以重视，并以洛杉矶为例进行了大量实例研究。
洛杉矶学派曾在20世纪后期的美国风起云涌，并撼动了芝加哥学派在城市研究领域近百年的主流地位。国内目前尚缺乏对其进行全面介绍的文章。目前学界对后现代地理学、后现代主义、后现代都市主义的态度褒贬不一，本文将洛杉矶学派及后现代都市主义置于思想史的框架中进行回顾，从而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
2 哲学基础——后现代空间观与其影响下的人文地理学
2.1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
后现代主义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法国后现代哲学的兴盛为标志，后现代主义正式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1]。后现代主义指在哲学、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近代思潮，强调兼容并蓄一系列在社会研究、艺术实践和政治强权方面的批评，其特征是对现代的总体主张和大理论以及它们特有的优点持怀疑态度[2]。后现代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强调异质性、多样性、地方性、变化性，打破了传统的同一性、整体性、中心性和确定性。后现代化现象极为广泛，主要集中在文学、艺术、建筑、哲学等方面，Dear（1986）有效地将后现代主义有效地划分为后现代风格、后现代方法、后现代新纪元[3]。其中思想方法的转变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最根本的颠覆，即“空间性”的提炼。
由于现代主义一向强调时间性而忽视空间性，因此，空间作为反对现代性的一项重要武器，成为众多后现代主义思想的鲜明旗帜。正如福柯所说的，“空间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4]。因此，后现代主义为了对抗这一传统，向启蒙运动以来把空间当做单纯客观的物质实体或空洞容器的空间观念发起了挑战，特别强调“空间”的重要性，重视所探讨的事物所处的特定时间和空间，要将其放入一个特定的情景（contextualize）中加以考虑。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开始对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空间性”进行最初阐述。
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是后现代主义空间观念的领军人物，其 1974年出版的《空间的生产》是当代地理学和城市学理论的主要灵感来源。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是一个中性的物质领域，空间的产生必然涉及复杂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过程”[5]，把空间视为社会关系的中介，只有当社会关系在空间中得到表达时，这些关系才能够存在：社会关系把自身投射到空间中，在空间中固化，在此过程中也就生产了空间本身。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历时性、空间性和社会性的三元辩证法，并将空间的生产归结为3个层次：空间实践（人们创造、使用和感知空间的方式）、空间的再现（构建的工具性空间，产生于地图、数学、社会工程等知识与逻辑）和再现的空间（生活的和投注了象征与意义的空间）。列斐伏尔把空间放到了和时间同等重要的地位，突破了以往人文科学研究中只重视时间维度的局限，从而为空间的复兴铺平了道路，他本人也因此被誉为城市批判和城市分析的“空间转向”的先驱。
福柯（Michel Foucaule）也非常重视空间在当代都市生活中的重要性，他在《空间与权力》一书中提出，空间乃权力、知识等话语转化成实际权力关系的关键。
通过列斐伏尔、福柯等人的批判性阐述，空间的重要性被揭示出来。1970年代以来在人文社会科学界出现了明显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承认空间的重要意义，并日益推广之前在人文地理学内部广泛使用的词汇[6]。各界学者开始关注空间在社会理论和构建日常生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极大地促进了地理学、城市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互动，也为空间本位意识的觉醒、地理学科地位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2.2 后现代空间观与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一直专注于对“空间”和“地方”的解释，经历了“区域差异—空间分析—社会理论”三次研究范式的变革[7]，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渗透、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人文地理学的视野更为多元，学界对于“空间”的思考渐渐深入，提倡自然与社会属性辩证统一的后现代空间观成形，并演化为影响深远的后现代地理学。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哈维是坚定的空间的社会性的支持者，“对空间的蹩脚的概念化问题是通过人类在这方面的实践来解决的。换句话说，空间性质产生的哲学问题不能从这些的角度来回答——回答来源于人类的实践。因此，‘什么是空间的问题’就被另一个问题所代替，即‘人类不同的实践活动是怎样产生和利用明确的空间概念化的？’”[8]，强调蕴涵在各种空间里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客观空间分析。其最大的贡献是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扩展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强调空间、时间、环境这些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了解世界的重要工具[9]。
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在广泛汲取前人（尤其是列斐伏尔）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空间辩证法”。在其著作《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中，索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将空间纳入“社会—空间辩证法”的本体范畴，从而实现把空间彻底本体论化的学术野心[10]。索亚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在时间的霸权下重新恢复空间的话语权，而是让空间成为社会理论的本体维度。借助空间的社会性巧妙地提升了空间的地位，同时空间的灵活性鼓励对于个性化、地方性等话语的阐述，进一步衍生出其后期提出的后大都市理论。
2.3 结 论
从早期对“重时间，轻空间”的现代主义传统的批评，到后期确立“空间与社会辩证统一”的主流空间观导向，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相融合的人文地理学尽管不易确指核心，仍有一条隐性的研究范式贯穿于其发展历程，即重视“事物在特定时空的独特性（time-space specific）”的空间观[11]。关于后现代空间观引导下的人文地理学的性质已引起许多讨论，后现代空间观的核心是承认各种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之间的相互交织、相互依存关系，强调空间与其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存在互动，人与地密不可分。对于不同的人而言，空间意味着不同的事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纷繁的空间讨论的存在合理性。自后现代空间思想提出后，人文地理学内部虽然纷争不断，但各个学派都下意识地认可“空间的生产”这一社会空间观[12]。因此有学者认为计量革命之后的人文地理学在研究范式上是一脉相承的，都可以称为广义的后现代地理学[13]。
经过后现代主义洗礼后的地理学哲学更为多元化，对特定时空的重视带来了更广的可能性与自由，这对于处于转轨和巨变的时代尤为重要。但无论如何，若要在广阔的哲学观念之上建立一个新的范式，秩序与约束是必须的。因此在回顾了后现代地理学与空间观的哲学基础后，还应回到具体科学的实证知识层面，寻求学派的秩序与逻辑。
3 研究视角：城市空间重构与文化转向
在空间观念转变的背景下，城市理论的研究视角随之悄然改变，城市研究领域也在酝酿着一场大的变革，倡导用后现代空间观看待当代城市的洛杉矶学派（Los Angeles School）应运而生——该学派在后现代空间观的基础上，对以芝加哥学派为首的传统城市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重构，对全球化时代的城市景观和城市实践作出了新的分析与解释。与芝加哥学派早期一样，其著作具有很大差异性，但还是共同研究了一些基础问题，自觉地将洛杉矶描绘成未来城市形态的模型[14]，他们区别于传统城市研究而自成一格，学界以其主要阵营（南加州洛杉矶）命名为“洛杉矶学派”。参照Dear（1986）将后现代主义划分为风格、方法、新纪元的思路[3]，本文从城市空间的重构（城市空间的新特征与现象，即风格）、城市研究视角与转向（方法）、后大都市与全球城市（新纪元）三个方面，在具体科学的实证知识层面对洛杉矶学派的思想进行简要介绍。
3.1 城市空间重构
洛杉矶学派空间思想的支撑点是城市空间形态的多核心模型（multiple nuclei model）与边缘城市（Edge-City）。后福特主义时代的社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了城市功能空间布局的变化，在人口郊区化、产业信息化、交通高速化等多要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心商业区作用减弱、许多竞争性分散中心崛起[4]，由原来的集中圈层式发展为分散网络式，城市空间结构由原来的单一中心向多中心转变；并出现了一种新的城市空间现象——边缘城市[15]，它反映了城市空间重组与功能重构，是大范围的分散背景下出现的小地域集聚现象。
洛杉矶学派关于城市重构的另一个核心主题是新产业空间（New Industrial Spaces）。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大量的逆工业化及古典工业化城市的相继转型，与传统重型制造业衰败相平行的是新兴产业聚集区产生。Scott（1986）、Christopherson 和Stoper（1986）等率先建立了劳动分工、生产垂直分化、企业间联系的交易成本和地理集聚的外部经济之间的理论关系，认为产业综合体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减少后福特生产方式的外部性，并形成集聚经济效益，从而在空间范围内逐步产生城市形态[16-17]。对此类新产业空间的研究在经济地理研究领域被称为“加利福尼亚学派”（California School）。
随着全球经济网络的发展，城市经济影响力跨越空间边界，产生许多新地理景观和现象，如全球城市[18]，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19]，多中心城市区域（Polycentric Urban Region）[20]等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3.2 城市空间研究视角的转向
就哲学基础与方法论而言，对城市研究视角转变的贡献最大的是“事物在特定时空的独特性（time-space specific）”的后现代空间观。这种视角转变不单注意到来自国际及全国的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作用，且强调当地的人及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很重视各地的复杂性及事物时间上的前后关联性及空间位置，主张发展能在特定地点适用的理论[21]。这种思想方法深刻地嵌入后现代研究中，影响着后现代城市的研究思路，也指导着当代的城市实践与景观塑造，可谓影响深远。文化与制度被视为塑造地方性的关键因子，要提高对特定人群、特定时空的解释力，城市研究必然产生文化转向与制度转向。
文化转向是当代城市空间研究视角最重要的转变。由于后现代潮流很大程度上借力于后现代主义生活方式的流行，而后现代生活方式的个性化与主观性难以量化分析，文化分析方法被许多地理学家引用以揭示地理知识、地理讲述、地理研究在个性化时代的独特表现，约翰斯顿更是直接将1980年以后的人文地理学发展都划为“文化转向”[11]。“文化转向”的研究方法论是探讨（大脑中）“经验的世界”，也可称为“微观”研究方法论[22]。人文地理学的这种文化转向传导入城市研究，影响了城市文化研究的内容，也改变了城市被考察的方式[14]。全球化过程激化了城市发展中的文化冲突与社会极化，导致公民权利、种族隔离、歧视、阶级极化等社会问题的恶化；为解释并缓解这些矛盾，城市研究者从社会角色地位、心理、行为、性别等角度切入，对个体空间（即微观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阐述。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文化转向的研究思路确实具有传统定量研究所不具备的解释力。洛杉矶的社会极化、种族隔离等问题严重，有学者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了分析[23-24]。作为后现代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阵地，自1983年创刊以来，《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and Space》杂志也刊登了大量研究洛杉矶的社会问题、行为地理等方面的文章。
制度转向则主要集中在创新理论、城市治理等领域。前文所述的“新产业空间”[16-17]对多种不同产业、不同政治制度背景的新生产模式和区域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结合经济社会学中的“生产网络”和“根植性”概念，进一步将集聚同制度因素联系在一起，强调集聚本身就是知识和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认为广泛的制度因素对集聚区交易关系及学习创新活动的协调和发展路径的演进起根本决定作用[14]。除此之外，对于城市治理、公民权利的研究也渐渐兴起。
3.3 后大都市与全球城市——城市发展的新纪元
全球化时代人力、资本和信息的加速流动使得原有的城市问题更加复杂化，城市发展呈现与传统城市不同的后都市特点，经历了数次城市革命后进入城市发展的新纪元[25]。为了解释这一新纪元的特征，城市学家从新的角度阐释城市转型，后大都市理论、全球城市论就是80年代后期兴起的两个重要理论流派，后大都市可以看做密集的全球化过程的产物，因此后期的后大都市研究渐渐演化为世界城市的研究（主要由于世界城市集中体现了后现代都市的特点，从而成为城市发展理论的焦点）。由于前面两点的城市空间特征和研究视角强调全球化时代的共时性，后大都市与全球城市所代表的新纪元研究则兼顾了城市发展的历时性，有利于后现代城市学说更好地融入学术传统中。
后大都市将城市拆解为一系列城市重构的模式与过程，包括后福特方式工业化大都市、世界大都市、扩散型城市、碎形城市、监禁群岛、模拟城市[25]，按照后现代主义的阐述习惯，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对当今的城市状况作出充分的解释，而是所有这些内容的集合。就全球范围看，后现代都市的特性主要有整体分散和局部集聚、空间和社会极化、全球化、多元拼贴[26]。
关于城市发展的另一个焦点是世界城市（World City）和全球城市（Global City）。经济全球化引起经济活动的地域再分工，促成新的城市功能与结构。城市与区域作为庞大经济网络的节点通过互联网联结在一起，城市已不仅是一定范围内人口和经济活动的中心，而且是国际信息流、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的集中点，Friedmann与Wolff（1982），Sassen（1991）奠定了考察全球城市的一般性基础理论[27，18]，并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全球城市的讨论[28-29]。
3.4 结 论
通过以上在具体科学的实证知识层面的回顾，不难看出洛杉矶学派的一条重要发展线索——它是来自于实践的，是对时代变迁所导致的新的城市空间的理解和抽象。“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改变无序的城市景观和城市实践，必须首先理解当代城市面临的空间转型，并以正确的城市空间观为指导；要在纷繁的当代城市理论中鉴别流派、判别真伪，也必须对后现代的空间观念有深刻的认识。如何树立正确的空间观，如何将空间观与当代的城市实践、城市景观建立联系——只能和当年的思想家们一样，对现实世界进行观察和分析。那么，全球化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洛杉矶又发生了什么？
4 现实基础与社会实践
4.1 现实渊源
思想革新源自社会现实，是对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变迁的反应、理解与抽象。在空前的全球性转变中，生产方式、政治格局、社会情况都在全球化浪潮中被重构，经济基础引导上层建筑，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是全球化时代最鲜明的图景，也为各种尺度的空间重构创造了现实渊源。
从宏观尺度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呈现新的地理景观，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流动不受地域限制，一系列边缘性国家和区域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而西方国家已经历了广泛的区域性工业衰退；工业与资本的加速流动引起了各国的地域性竞争；各国内区域的劳动分工相应发生剧变，导致愈益严峻的劳动市场两极化；职业、种族、民族、移民身份、收入、生活方式和其他与就业相关的可变因素，正在制造愈益严重的区隔现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传统理论（grand theory）难以解释新的时代现象。由此可见，全球化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全面重构，由此进一步引发了作为全球经济节点的城市与区域空间的重构，并对治理这些空间的政治、社会、制度格局产生了影响。城市与区域重构是全球化时代必然的社会变迁过程，是生产方式变化的结果；它构成了当今世界“空间”变化的主体，也构筑了全球化时代全新的时空体系[13]。
而在微观的范围内，城市内部空间也在不断重构，由于信息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城市变革，城市空间变得模糊，基于生产迁移与就业迁移，市中心与郊区、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边缘城市等空间关系变得矛盾重重；服务业经济的增长强化了城市社会极化的趋势，并导致城市之间雇佣竞争的增加；同时由于城市空间模糊化引起城市整体感的缺失、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引起学者对行为、心理、社会的关注，人类开始被作为空间环境的内部中心因素而作整体思考，这是一次从客体定位到主体定位的思考角度的转变，这个转变就使得以人为主体，以空间为活动环境、社交关系网络的定位得以产生，空间的社会意义开始被人所认同。
由此可见，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现代化大生产的历时性社会生产关系演变为当代具有共时性特征的社会生产关系，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时空体验方式。无处不见的空间重构与生产方式的变革紧密相连，城市与区域重构是对经济社会变革的空间响应，这也印证了后现代空间观的逻辑思路。忠诚记录这种关系并予以解释，是当代空间研究的首要使命。下面将以洛杉矶为例，对洛杉矶学派思想的社会实践进行二位一体的阐释，也是以经验为基础的个案研究回顾。
4.2 社会实践
Cenzatti.M.于1993年的洛杉矶发展会议上提出了一个让洛杉矶学派的追随者都感兴趣的主题框架，即对重构的关注，包括限制工业化和再工业化、信息经济的诞生、国家和州政府作用的削弱、新民族主义的出现和太平洋经济圈的崛起，这些框架解释处在萌芽状态的全球秩序和地区秩序时，又有互相重叠和互相依存的地方[30]。
作为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是美国人口最稠密也最多样化的地方，全球各地的人移民至此并使用224种不同的语言；同时也是全世界的文化、科学、技术、国际贸易和高等教育中心之一，拥有众多世界知名的专业与文化机构。在如此多元的时代背景下，洛杉矶面临着严峻的城市重构局势：去工业化与重新工业化、去中心化和重新中心化的悖论，劳动场所和居住地的零散化、劳动市场的两极化、核心阶层边缘化（廉价劳动力逐渐成为主体），城市空间多样化、模糊化、娱乐化。
在空间格局上，洛杉矶呈现“整体分散和局部集聚”的特点，大规模郊区化和其他离心力导致市中心成为“示意性的闹市区”，人口快速增长的边缘城市填补了空间，标志着从大规模的郊区化到可以称为“大规模区域都市化”的转变，这一点在当今的大城市发展中已成为共识，面临着继续深入研究的现实需求[23]。几乎所有对洛杉矶城市空间的描述都会涉及其多中心扩散或去中心化的特点，但洛杉矶学派也并没有忽视中心性，“唯有具备一种长久的中心性，才有可能出现各城市和边缘的城市化，因此有深入分析市中心的必要”[4]。
在洛杉矶的分布着众多军事基地、高速公路系统、边缘城市、高技术工业聚集区等空间聚合体；以航空航天工业为先导的信息技术产业、以娱乐业为主的服务业的重构了洛杉矶的工业地理，新兴的地域联合体将洛城郊区转变为先进工业生产的核心区域，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创意产业、国防工业等产业综合体；内城有选择地去中心化与边缘的再聚合，对作为工业生产、就业结点的城市核心提出了挑战。与此同时，闹市区在商品和服务设备生产方面的灵活专业化兴起、各个次中心的重新中心化、郊区高技术产业聚集体的同时作用下，出现了重新中心化的趋势。
在劳动场所和居住地分散化的背后（如下页图所示），隐藏着洛杉矶的劳动力分割与社会极化。以洛杉矶周边的高技术工业集聚区为例，知识密集、管理专业化的劳动力上层不断扩张，协调并管理着城市；全球经济引致的劳动力大量迁移，后工业社会最低阶层也不断膨胀；而中产阶级则在升级或失业中，不断地向两极分化。
也有学者以洛杉矶的同存性特征为例，对传统地理叙述方式展开批判，“难以用传统的方法来加以描述，因为洛杉矶已生成太多相互冲突的形象、太多令人迷惑的历史化，看起来始终是向侧面延伸，而不是依据时间序列展开。其看似漫无边际与始终处于运动中的特点，使其对传统分析和阐述构成了挑战”[4]。
由上文对洛杉矶城市的分析不难看出，洛杉矶学派兴起于南加州并非偶然，对空间的过分强调和对现代主义的激烈批判，只有放在洛杉矶这种典型城市的语境下才不会显得矫枉过正。4.3 结 论
当代生产方式、政治格局、社会状况的变化引起不同尺度空间的重构，我们可以看到：城市与区域空间的重构是因为其经济社会影响范围的变化，即空间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这解释了后现代空间研究的现实渊源，也印证了列斐伏尔、哈维等人提出后现代空间观的思路。空间与时间构成了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的物质依托与价值来源两个不同维度的意义所在。[31]由此可见，城市与区域重构是全球化时代必然的社会变迁过程，是生产方式变化的结果；它构成了当今世界“空间”变化的主体，也构筑了全球化时代全新的时空体系。
洛杉矶主要种族群体分布状况（1980年）（Edward Soja，1989）
5 启示与思考
洛杉矶学派是在后现代地理学背景下，对全球化时代的城市重构的一次尝试。借用年鉴学派的观点，在试图评价一个流派学说时，应将其置于长时段历史中，关注重复的逻辑性的因素，而不该仅限于该流派存在的局势背景或事件背景[32]。置于长时段或中时段中，当前仍是世界经济、文化、空间格局的转轨期，涌现的众多“不求结论”的学派或许只是为了过渡期的需要，提供尽可能自由、多元的渠道以供选择。学界对后现代地理学和洛杉矶学派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批评其过分强调了学术的自由化与多元观点，因而导致了思想无序及无政府状态。结构主义者认为，若仅注意事物表面上的复杂性而忽略了社会形成的主导力量（即所谓的“深层事实”），无疑是舍本逐末、舍大取小，抓不到问题的主要关键；然而从事地方研究者认为，他们不单注意到来自国际及全国的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作用，也强调了当地的人及其他因素的重要性，也很重视各地的复杂性及事物时间上的前后关联性及空间位置。对此早有学者指出，后现代主义并不反对追求理论，但认为理论应符合当地情况而不应过分抽象，它仅主张发展能在特定地点适用的理论[21]。
即便抛开后现代的思潮不谈，以现代主义、传统城市理论的标准评判，以洛杉矶为代表的后大都市是极糟糕的反面素材，其混乱的城市秩序、糟糕的治安、贫富分化与隔离是我国城市管理者所竭力避免的图景，通过洛杉矶学派观察全球化时代的城市景观及相应理论，扬长避短，对我国城市治理具备现实必要性。除了对于城市空间、边缘城市、社会极化、全球城市的关注外，我国城市的生产方式已基本融入全球化格局，但相应的政治管理革新却严重滞后，基于制度转向的城市与区域治理研究应该得到更多重视。
参考文献：
[1]张琦伟.后现代文化思潮渊源探究[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3，1（2）：152-156.
[2]R J.Johnston，人文地理学词典[M].柴彦威，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2.
[3]Dear，M.Postmodernism and planning[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and Space，1986，4（3）：367-384.
[4]Soja，E.W..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M].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5]Henry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M].Oxford：Blackwell，1991（English translation）.
[6]Massey.D.Introduction[A].Massey.D.（Eds）.Human geography today[C].Cambridge：Polity Press，1999.245-246.
[7]H L Gauthier，E JTaaffe.Three 20th century “Revolutions” in American geography[J].Urban geography，2002，23（6）：503-527.
[8]Harvey，D.1973：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M].London：Edward Arnold/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3-14.
[9]胡大平.从历史唯物主义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的升级及其理论意义[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4（5）：12-15.
[10]刘怀玉.索亚：后现代地理景观的空间本体论批判[J].南京大学学报，2004（5）：15-19.
[11]唐晓峰，李平.文化转向与后现代主义地理学——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新版第八章述要[J].人文地理，2000，15（1）：79-80.
[12]石崧，宁越敏.人文地理学“空间”内涵的演进[J].地理科学，2005，25（3）：340-345.
[13]殷洁，张京祥，罗小龙.重申全球化时代的空间观：后现代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J].人文地理，2010（4）：12-17.
[14]保罗诺克斯，史蒂文·平奇.城市社会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5]Garreau，J.Edge city：life on the new frontier[M].Doubleday，NewYork，1991.
[16]Scott，A.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location：division of labor，the firm and spatial process[J].Economic Geography，1986，62（3）：215-231.
[17]Christopherson S，Storper M.The city as studio；the world as back lot：The impact of vertical disintegration on the location of the motion picture industry[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and Space，1986，4（3）：305-320.
[18]Sassen S.The Global City：New York，London，Tokyo[M].Princeton Newjess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19]Scott A J.Global City-Regions：Trends，Theory，Polic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11-30.
[20]Kloosterman R C，Lambregts B.Clustering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Polycentric Urban Region：the Case of the Randstad[J].Urban Studies，2001，38（4）：717-732.
[21]马润潮.人文主义与后现代化主义之兴起及西方新区域地理学之发展[J].地理学报，1999，54（4）：365-372.
[22]王兴中.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论的进展与“文化转向”以来的流派[J].人文地理，2007（3）：1-6，11.
[23]Scott，A，J and Soja E.The City：Los Angeles and Urban Theory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M].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
[24]Dear，M.J.The postmodern urban condition[M].Wiley Blackwell，2001.
[25]Soja，E.W..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M].李钧，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26]卢丹梅.后现代主义城市空间[J].南方建筑，2005（5）：69-70.
[27]Friedmann，J.and Wolff，G.World city formation：an agenda for research and ac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82，6（3）：309-344.
[28]Abu-Lughod.New York，Chicago，Los Angeles Americas Global Cities，Minneapolis[M].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9.
[29]Hamnett，C.Social polarization in global cities：theory and evidence[J].Urban Studies，1994，31（3）：401-424.
[30]Cenzatti，M.，1993：Los Angeles and LA school：postmodernism and urban studies[C].Los Angeles Forum for Architecture and Urban Design.
[31]鲍宁.公共空间与城市文化产业旅游——以北京茶文化旅游发展为例[J].中国市场，2013（4）.
关键词：城市美学 城市人 现代品格
20世纪的中国美学研究，是一个收获巨大的领域。其成就有三：一，从无到有，中国美学具有了现代形态；二，打开了中西美学的交流之源，使中国美学研究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知识空间；三，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成果，为此后中国美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新资源。但无庸讳言，20世纪中国美学的研究又存在着诸多局限，在我看来，它没有完成自己的现代性建构。注意，此处的完成，是指它具有了充分的现代精神，而参与这一研究的学者们，也是具有充分的现代意识的。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徘徊在古典与现代之间。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基本的是20世纪中国美学的研究，没有十分及时、十分自觉地将当代的现实问题作为自己的理论研究对象，没有站立在现实问题的立场上，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总结。即使当美学家们具有了一定的现代意识，他们的这种现代意识，由于是引进的、往往因为不是针对现实的而得不到有效与及时的更新，这种现代意识也就体现得不够充分，甚至会在时过境迁中失去它的现代性。比如，从王国维、朱光潜到宗白华引进了西方的无功利美学观，这对建立中国化的现代美学体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的现代意识与现代建构又是不够充分的，在对传统的美学现象的阐释上，是起到了转型作用的，但对现实问题的回答又是无力的，不能充分地反映现代美学的精神与走向。我认为其间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事件就是：他们的研究中没有含纳现代城市，他们的美学现代性，也就不包含现代城市的审美活动与审美经验。试问：生活在现代城市高速发展的时期研究美学，离开了对于城市美的思考与把握，能够建立真正现代意识上的现代美学吗？我认为是不能的。不少研究者发现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的美学思想是以和谐为底子的，不能反映冲突与矛盾在美学中的地位，就说明他们的美学，仍然不是现代美学的成熟形态。我认为这种美学研究的现状其实反映了一种文化上的对立，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所代表的仍然是传统的以乡村文明为底蕴的美学观，尽管他们可以在审美活动与社会功利关系上接受现代的美学观念，但并不等于他们能在一切方面接受现代的审美观念。特别是由于缺乏对城市文明的接纳与总结，他们美学研究的普遍性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一些新的以城市审美经验为特征的审美现象没有进入他们的理论视野，更不能成为他们的美学思想的有机构成部分。这样一来，他们的美学研究用于解释传统社会中的审美现象，显得贴切，可用于解释现代城市中的审美现象时，就显得捉襟见肘。新的审美现象没有进入美学研究，新的审美经验当然得不到有效的与充分的阐释，因此的新的美学理论也就必然不能建立起来。已经初具形态的中国现代美学，确因缺乏与现代城市文明的对话能力，因此，不是属于现代城市文明的一种美学理论形态。
这样看来，将现代城市纳入中国美学研究，建立“城市美学”的研究新领域，成为中国现代美学拥有更大的阐释空间的必然选择，也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寻找新出路的必然选择。但从我的了解情况来看，这样的现代转型，还是极为模糊的。从有关资料知道，在日本，1984年，美学家今道有信提出“城市美学”这一概念。在中国，1987年出版了黄孝春、许红的《人·都市·美——城市美学漫谈》（湖北人民出版社）的编译著作，从内容上看，可能译自日文。2000年出版了段汉明的《城市美学与环境景观设计》（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该书对什么叫城市美学没有给出界定，其实重点是在环境景观设计的表述上。近20年来，城市美学研究的文章廖廖无几。我检索了中国期刊网，从1994年到2003年，以文史哲类的检索计算，以城市美学命名的仅2篇文章，包括所有学科在内的检索结果只有8篇文章，其中5篇出之一人之手。实际的研究状况是：从事美学研究的美学家几乎没有涉足城市美学领域；与其他任何美学命题的研究相比，数量之少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对城市美学内涵的理解十分简单，定位极不准确。迟至1993年，美学家彭立勋才撰写《城市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1），揭开了城市美学研究的理论序幕，但并没有引起较大的反响。城市美学在中国，仍然是一个灰姑娘，那些美学的王子们还没有来到她的身边。可供利用的资源倒是1990年以来在中国兴起的大众审美文化研究，可惜的是，从事城市美学研究的人因为自身知识背景的限制没有注意到它，另一方面，从事大众审美文化研究的人，又没有将大众审美文化研究自觉地纳入到城市美学的范畴中加以重新审视，因而难现它的新价值。
但城市美学不是建筑美学的对等物。建筑美学是依附于建筑学的一种形式美学，它是技术与美学结合的一门学科，因此，它不能完整地反映城市审美活动的全貌，这样去理解城市美学会过于将城市的审美活动物体化。其实，建筑只是城市人的审美活动的一种载体，忽略城市人的主体地位，是不能很好地把握城市美的灵魂的。就是认为“城市美学是一门研究建筑、城镇、大地景观等一般审美规律的综合性的部门分支美学。”“城市美学所涉及的美学门类则主要有环境美学、技术美学、生活美学、艺术美学”，（2）也没有抓住城市美学研究的牛鼻子。城市美学研究的“城市”不仅是静止的客体对象，包括建筑、景观、各种生活现象，更要研究活动的城市主体——即作为城市灵魂的城市人，所以，城市美学研究的是城市人的审美意识及其活动状态，研究城市人的审美意识是如何形成的，如何表现的，具有何种的美学价值，并可能向何种方向发展等问题。城市美学，首先是一种人文学意义上的美学研究，其次才是技术上的结构研究，或者说，首先是一种精神研究，其次才是一种表现形式的研究。只有这样，城市美学的研究才形成了它的独特性，即区别于传统的以乡村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美学，才有可能在对城市人的审美意识的深刻把握中，建构以城市审美经验为内容的现代美学思想。
因此，对于城市美学而言，并不仅仅只是拓展了美学研究的领域，在研究乡村，研究自然之外，多了一个研究对象，而且意味着研究立场的迁移，研究者应当从站在传统的乡村的立场上转移到站在现代的城市的立场上来，才能开辟美学研究的新境界。所以，城市美学既是从美学的角度来研究城市，此时，美学研究只是多了一个对象；更是从城市的角度来审视美学，此时，美学研究将通过城市这一媒介建立现代性的审美价值标准。比较传统的美学，城市美学是一种现代的美学知识体系。因此，城市美学的研究思路必然是特别关注分析新的审美现象，总结新的审美经验，创造新的审美理论。如果在研究城市时，仍然原封不动地只会使用传统的美学理论，那将意味着城市美学的名存实亡。就目前讨论城市美学的文章来看，我认为绝大多数都没有跳出传统美学的樊篱，他们的研究只是旧瓶装新酒，用旧的美学理论套在新的城市审美现象之上，好像新的城市审美现象就是为了证明传统的美学是如何正确的才诞生的，全然不知，新的审美现象已经包含了对旧的美学理论的突破与颠覆。
比如在论及审美态度时，美学理论著作总不忘谈论中国古代的美学概念虚静说，它认为人虚静了才能审美，所谓虚静就是专心致志、不关心世俗功利才能审美，这有道理，因为人若负累过分，心胸就会堵塞，怎么能够有自由的心境去审美？但这是绝对的吗？在虚静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审美态度？我看是有的。现代城市中的迪斯科、卡拉0k、大型音乐晚会、街头狂欢等，就不符合虚静的传统标准，难道这里就没有审美存在吗？这需要我们作出新总结。另外，从19世纪法国诞生颓废主义的文学艺术现象以来，颓废成为艺术创作中的一个新宠，也是传统社会中所缺乏的，它就不美吗？若不美，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艺术家们去实践呢？传统的美学研究并不关心颓废，今天要对颓废作出解释，是现实的需要。至于大众审美文化现象，更是体现了现代社会特点，它们在美学研究上提出的新问题更是多得难以计数，如果还是一味地用传统的美学理论来说明这些新问题，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结果可能是：理论家尽管论述得头头是道，却与大众的审美经验毫不相干，新的审美现象还是源源不断地产生着。城市美学处于这样一种理论现状之下，它应当代表的是美学的新方向，代表着美学研究的现代性拓展。我认为城市美学的现代性体现在这样几个主要方面：
其一，它代表着现代的城市文明，是对传统的乡村文明的突破，因此，城市美学应当揭示的是人类在拥有城市文明以后，它具有多种审美经验，而不是仅仅只有一种以乡村文明为摇篮的传统的审美经验。
其二，它不是一种静态的美，而是一种动态的美。静态的美，将人带向一个幽深辽远的审美境界，这个境界以时间为主要标志，人在那里体验到的是无的自由。动态的美，将人带向一个实在丰硕的审美场所，这个场所以空间为主要标志，人在那里体验到有的自由。这两种美，都是人类所需要的美，绝不能用一种美来否定另一种美。
其三，它是一种多媒介的美。城市的审美活动远比乡村的审美更其丰富多样，它更多地融入了现代技术的要素，所以，它的美的内涵，不是被削减了，而是被极大地扩大了，这种扩大是审美活动的必然趋势，不能将其视作是审美的混乱。现代城市审美活动的多样化，在满足人的欲望方面，远比传统更其动人心魄。
其四，城市美学应当在传统的美学之外创造属于它的基本理论范畴，使得城市美学能够有效地解释现代生活，而不能在面对现代生活时，仍然使用传统的范畴，否定着生活的向前发展。城市美学，应当是一种向前的开放的美学。
城市美学，是一个远比过去的美学理论包含更多理论创新内容的新理论体系，只要理论家们愿意为研究它而贡献自己的热情，城市美学的研究将有效地改变中国美学研究的现状，提升中国美学理论的现代品格。
1 城市形态相关理论回顾
1.1 城市历史研究
西方著名城市研究学者培根（Baken， 1976）、吉尔德恩（Giedion， 1971）、科斯托夫（Kostof， 1991）、芒福德（Mumford， 1961）、拉姆森（Ramussen， 1969）和斯乔伯格（Sjoberg， 1960）等对传统城市研究作出了主要贡献。他们的著作除了详尽的描述了西方城市历史形态演变过程之外，亦讨论了引起其变化的原因。如斯乔伯格在《工业化之前的城市》（1960）中叙述到：“城市和文明不可分离，随着城市的出现与发展，人类最终出离了原初的状态。城市的发展同时又使人可以建造更加复杂的能满足不同生活方式需求的物质环境，人们从而相信，可以有更多的生存方式。正如许多学者所认为，城市是人类历史上继农业生产之后的第二个意义重大的创造。”传统中国城市同样吸引了广泛的研究（董鉴泓， 1982； 贺业锯， 1985； Sit， 1995；Wu； 1993； Xu， 2000）。两种城市形态思想影响了传统中国的城市格局，第一是《周礼》（西周）的最后一章“考工记”，其中所强调的“围合城墙”、“南北轴线”、“宫城居中”和“对称布局”反映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中国传统的伦理与哲学思想。第二是《管子》（周和西汉），这部古典地理著作倡导自然的哲学，人类的居住环境应和自然环境相协调，在城市建设中，人们可以利用环境条件达到理想的居住目的。“理性”和“自然”的原则反映在《周礼》和《管子》中，互相补充构成了独特的中国传统城市形态理论，并且影响了古代城市的主要特征。这些思想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中占有显著的位置。尽管上述城市历史理论著作较少直接提及传统经验对现代城市建设的意义，但是它们已经并将会继续对现代学术及实践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1.2 市镇规划分析（town plan analysis）
古典市镇规划分析起源于欧洲中部，以德国的斯卢特（Schlter， 1899）为代表的“形态基因”研究（Morphogenesis）是其最早的理论基础。“形态基因”在康泽恩（M.R.G.Conzen， 1960）的著作中被进一步发展，通过分析欧洲中世纪城镇，规划设计元素被划分为街道和由他们构成的交通网络；用地单元（plots）和由它们集合成的街区；以及建筑物及其平面安排。依靠创立并运用以下概念方法：“规划单元”（plan unit）、“形态周期”（environmental period）、“形态区域”（environmental regions）、“形态框架”（morphological frame）、“地块循环”（plot redevelopment cycles）和“城镇边缘带”（fringe belts），康泽恩的研究在英国形成了康泽恩学派。在上述的概念方法中，“城镇边缘带”的影响最为广泛，这一概念指城镇边缘由混合用地构成的动态带型区域，其存在是城镇历史发展的普遍现象，对这一“不稳定”区域的研究有助于对城镇发展演变的理解，并进一步为规划管理提供建议。康泽恩对城市形态研究的贡献可概括为五点：（1）建立了基本的市镇规划分析体系；（2）第一次在英文地理文献中使用完全的过程演变的方法；（3）确立以独立的基本地块为研究单位；（4）使用详细的地图配合实地调研和文献分析的研究方法；（5）发展了城镇景观的概念（Whitehand， 1987）。1980年代初成立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地理系的城市形态研究组（Urban Morphololgy Research Group），继承和发展了康泽恩的思想，是目前这一领域最为活跃的学术组织之一（详见：bham.ac.uk/geography/umrg/umrg.html）。近年来，他们的影响已逐渐由欧谷凯 城市形态的理论洲扩展到了整个西方的城市研究学术领域。尽管市镇规划分析研究发展出许多分支，例如对建立城市“规划控制”和“发展管理”原则的应用，但它对旧城保护实践的意义依然最为重要。
1.3 城市功能结构理论（theories of urban functional structure）
形成于美国的形态理论有两个主要分支：第一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被称作文化形态研究的伯克利学派，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民居聚落而非城市；第二是形成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芝加哥学派，这一学派运用折衷社会经济学理论强调城市用地分析。在社会学家伯吉斯（Burgess， 1925）创立了同心圆理论的基础上，霍伊特（Hoyt， 1939）发展出扇形区理论，哈里斯（Harris， 1925）和尤曼（Ullman， 1945）发展出多核心城市理论。20世纪50、60年代以后，他们及其追随者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城市功能结构理论作为城市形态研究的一部分是因为它关注城市用地，而规划和建筑设计仅被视为城市用地的载体。另外，相对于解释城市内部不同功能分布的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克里斯托尔（Christall）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分析了城市之间的空间及规模关系。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反映了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研究城市用地发展关系的城市形态方法。
1.4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在这里广义的包括宏观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建筑环境（built environment）与商品生产过程之间建立了联系。这一领域的代表学者哈维（Harvey， 1985）分析了城市景观形成与变化和资本主义发展动力之间的矛盾关系，再此基础之上建立了“资本循环”（capital circuits）理论，他指出城市景观变化过程中蕴涵了资本置换的事方法实。鲍尔（Ball， 1986）推进了这一思想，发展出“建筑供给结构”（structure of building provision）模型，他讨论了建筑生产过程中的相关社会元素，其中包括发展商、规划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动力作用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更进一步，诺克斯（Knox， 1991）在研究中指出“建筑供给结构”包括更为广泛的范围，通过对美国城市景观的分析，诺克斯证明了社会文化因素与经济因素同等重要并影响着城市环境的形成过程。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强调建筑环境产生和变化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密切相关，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是主要作用因素，同时城市发展的组织形式及相关社会机构所起的作用亦是研究的焦点（Wu， 1998）。
1.5 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
乔尔（Gehl， 2000），林奇（Lynch， 1958），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和赖特（Whyte， 1980）等的研究建立了人类行为与物质环境关系的理论，他们的探索包括人类如何感知特定的环境并且产生行为反应，进而如何在设计实践中利用这些规律。在这些研究中客观科学的方法代替了旧的个人直观的行为研究传统，他们的理论著作改变了现代规划与设计的教育和工作方法。在林奇的一系列研究中，“心智地图”（mental maps）的方法被用来反映个人对环境的感知，通过使用“节点”、“路径”、“地标”和“区域”作为基本元素来分析环境心理趋向。他同时使用“可识别性”来描述环境特质，好的建筑环境使居民感觉舒适，亲切。林奇强调好的城市形态还应包括：活力与多样性（包括生物与生态）、交通易达性（开放空间、社会服务及工作）、控制（接近人体的空间体量）、感觉（可识别性）、灵活性和社会平等一系列要素。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洛赞诺（Lozano， 1990）和特兰塞克（Trancik， 1986） 讨论了人对特定建筑环境的行为反应，分析了现代城市问题多出于“逆城市”和“逆人”的作用力。基于这个观点，他们建议城市发展演变应与当地生活方式及文化需求相适应，强调设计应与环境相协调，即“环境行为”的方法。
1.6 建筑学的方法（architectural approaches）
在大量的形态理论研究中，由建筑师与城市设计师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对理解城市形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其中最为突出的包括类型学（typological studies）与文脉研究（contextual studies）。类型学起源于意大利与法国，意大利建筑师玛拉托利（Mara tori）、坎尼吉亚（Canniggia）和罗赛（Rossi）奠定了类型学的基础。根据罗赛（Rossi， 1982）的解释，类型是普遍的，它存在于所有的建筑学领域，类型同样是一个文化因素，从而使它可以在建筑与城市分析中被广泛使用。由于类型学关注于建筑和开敞空间的类型分类，解释城市形态并建议未来发展方向。类型学的方法在欧洲建筑设计及城市景观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文脉研究着重于对物质环境的自然和人文特色的分析，其目的是在不同的地域条件下创造有意义的环境空间。文脉研究在艾普亚德（Appleyard， 1981）、卡勒恩（Cullen， 1961）、克雷尔（Krier， 1984）、罗（Rowe， 1978）和赛尼特（Sennett， 1990）著作中被广泛讨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概念是卡勒恩的“市镇景观”（townscape），这一概念的建立基于两点假设，一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感觉规律可以被认知，二是这些规律可以被应用于组织市镇景观元素，从而反过来影响人的感受。通过分析“系列视线”（serialvision）、“场所”（place）和“内容”（content）。卡勒恩指出，英国1950、1960年代的“创造崭新、现代和完美”的大规模城市更新建设和富有多样性特质的城市肌理（包括颜色、质感、规模和个性）相比较，后一种更有价值和值得倡导。这一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快速发展的现实同样有深刻的启发作用。
1.7 空间形态研究（space morphology studies）
这一理论认为城市由基本空间元素组成，它们构成了不同的开放与围合空间和各种交通走廊等，空间形态研究从不同规模层次分析城市的基础几何元素，其目的是试图描述和定量化这些基本元素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空间形态研究起源于1950年代由马奇和马丁（March，Martin， 1972）在英国剑桥大学创立的“城市形态与用地研究中心”。随后各种不同概念被发展用以定义和描述建筑和居住聚落（Steadman， 1983：Mitchell， 1990），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空间语法”（space syntax，详见：spacesyntax.com），这一概念可以被定义为描述、解释和定量建筑或聚落空间结构的技术方法。这一方法不仅强调分析空间集合的几何特性，更重要的是蕴涵其间的社会与人类学意义（Hillier， 1983）。以上讨论的城市形态理论提供了广泛的方法来剖析城市物质环境，尽管它们有重合之处，但根据所侧重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不同，相关的理论概括起来可以被分为三类：一是“形态分析”（environmental analysis），包括城市历史研究、市镇规划分析，建筑学的方法和空间形态研究。“形态分析”依靠从二维到三维的城市地图、规划与建筑设计和城市实体研究，其目的是解释城市现象和剖析其中隐含的规划管理、建筑师、业主和各种相关专业人员在城市形态变化中的作用及责任。二是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它关注于人的主观意愿和人的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过程包括实地观察、问卷调查及相关人员的访问；三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它关注政治与经济因素和相关的社会组织在“城市过程”（urban process）中的作用，定量的方法在这里是主要的分析工具。
2 城市形态与城市规划及城市设计
西方现代城市规划起源于建筑师与社会学家寻找理想的城市形态以医治“城市病”的乌托邦和物质形象的思想。在过去的20多年中，西方城市发展的实践要求规划师更多的关注于“政策规划”、“发展影响评估”、“发展管理”、“社会规划”和“经济发展”。规划师的职责似乎完全脱离了物质环境。然而，物质环境在规划学科中，无论过去与现在都依然占有重要的位置。正如霍治（Hodge， 1998）指出：“大量的规划工作依然围绕着两个中心，一是计划新建项目对现状环境影响的评估，二是组成物质环境的不同功能和活动部分的空间协调。”城市形态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在城市动态变化的过程中适当安排新的结构元素的能力，如“形态分析”已成为提高城市“发展管理”和“设计控制”等规划实践的重要工具，评价规划工作的优劣在某种意义上是指得到规划许可的城市发展的结果。基于这一观点，城市形态的方法对辅助与充实规划实践有重要意义。“可持续发展”和“城市交通”研究是当前西方规划学科的热点课题，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与城市形态的关系日益得到重视。具体的规划概念如密集式城市发展（compactcity或neo traditional development）和交通需求管理（Transportation Demand Management）要求创造较高建筑密度，混合用地，发展步行和公交系统和一系列新的设计原则。作为物质参照的城市形态是“可持续发展”及“城市交通”等规划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加完善和理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应得到充分的重视。城市形态研究的意义同时存在于它与城市设计的关系，尽管城市设计概念自出现到现在的30多年来，还未形成一个全面共识的定义，但是，城市设计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实践层面上的认识，可以描述为是由建筑学、城市规划和景观建筑学参与的，给予环境以特定形式的活动。其中的活动指利用现有条件，创造新的结构元素，用于提高缺乏统一与整体性的城市环境（Schurch， 1999）。城市形态的目标是理解城市结构形成过程与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的作用力的关系，城市形态与城市设计的同构关系，不仅表现在文字描述上，同时反映在设计实践中，所以系统的城市形态研究可用于加强和整合城市设计的理论基础。
3 城市形态的方法与理论研究框架
根据诺克斯（Knox， 1994）的“城市化过程”（urbanization as a process）理论，城市化由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社会、经济、人口、政治、文化、生产技术和环境变化过程所推动。城市化的直接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口居住于日益扩大的城镇区域内，同时，城市化还导致了其它的一些结谷凯 城市形态的理论果，如城市体系、城市用地、社会结构、建筑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特定的社会系统，如政府政策、法律体系、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关注到变化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作出一系列的反应继而影响初始的动力因素，这一过程最终形成了一个动态变化的循环体系。诺克斯的分析利用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城市化过程”理论的基础。作为城市化的一个结果，城市形态的变化明确的反映了城市化过程。基于以上讨论，“城市形态作为城市化的结果”（urban form as an outcome of urbanization）这一模型，使物质的城市形态，抽象的政治经济因素和城市规划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从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并可以被广泛应用的方法来分析城市形态变化的动力及过程机制。在这一模型中“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的概念与方法被强调作为主要的物质环境分析工具。形态分析关注于和城市相关的客观物质、图形及文字资料，环境行为研究强调城市居民和专业及行政管理人员的主观意愿的调查分析，方法它们互相补充，从不同的视角检视研究对象，从而使城市形态的研究更为理性与客观。复杂性（complexity）与不确定性（uncertainty）理论在这一研究框架中被同时强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西方社会科学中新兴的边缘学科，其主要思想是分析和探索各种系统表现出的混乱、非连续性和难于控制的主要原因，其中的复杂性是主要因素。事物所具有的复杂特性挑战了研究分析与规划决策过程。充分认识到复杂性这一因素并不能使工作过程变得容易，但它可以使决策者有充分的准备，从而应对由复杂性产生的不确定性。对于不确定性的清晰认识可以帮助寻找适合的分析方法。克里斯坦森（Christensen， 1985）在研究中指出，解决问题的过程取决于目标与方法的不确定程度，当人们对目标和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形成共识，确定性较高，分析与决策过程可以依赖科学与理性的步骤去完成；当人们同意目标的方向，但不知如何达到它，分析与决策是一个学习过程；当人们不确定要达到的目的，但有许多可选择的方法，分析与决策成为一个讨论过程；最后，如果人们同时不能对目标与方法达成共识，分析与决策成为在混乱中寻找秩序的过程。认识到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可以对问题的特性作出判断，从而找出更有效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概括而言，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渗透于整个城市发展过程中，它们应成为形态研究框架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由传统的单一计划经济为主体转型为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存在。其中的转型性经济因素（transitionale conomy）、缺乏稳定性的发展政策和领导主观意愿构成了分析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因素。在相对有限的可借鉴经验的条件下，缺乏明确的目标与工作方法往往同时成为城市发展规划中的问题，对不确定性的充分认识对提高中国城市研究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4 结语
在城市化过程理论的体系内，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被强调作为主要城市形态分析工具。其中的形态分析，虽然包括广泛的方法与技术，但对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设计方案的分析是其基本要求。不可否认，规划设计方案只是整个规划过程的一部分，完整有效的规划依赖于管理、控制和实施等各个环节，但规划设计方案记录了社会价值观念、人们的主观意愿和环境管理方法。没有作为形态基础的规划设计方案，大规模的规划是无法实现的。好的城市形态决不是仅仅基于美学原则的标准，它更依赖于活动其间的人的感受与评价。得到人们欣赏并积极评估的城市环境是真正有价值并应得到广泛的倡导与维护。基于环境行为研究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包括问卷调查、相关人员的访问和实地观察，这些工作过程不仅重视专业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意见，其中更关注普通居民及流动人口的意向，通过数据记录与分析，最终将其反馈到规划设计、政策制定及具体管理行为中。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城市化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了一系列巨大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重构。同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形态的变化，从动力机制到实体环境都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其复杂性与多样性对城市形态的理论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虽然国内阶段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已不断出现，然而系统与全面的分析，尤其是方法论的研究还有待提高。本文关于这一课题的思考，目的在于希望从大量的相关文献中理出一个简单与明晰的脉络，并适用于实际案例的分析研究。
参考文献
[1] 孙良辉，鄢泽兵。解读城市形态的三个分支理论——读《Good City Form》有感[J].山西建筑，2004，（18）。
[2] 欧阳勇锋，张延龙，蒋颖。关于城市形态模式的探讨[J].安徽农业科学，2004，（5）。
摘要：城市经营理论于20世纪80、90年代在西方国家形成并传入中国，在中国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实际上也是城市经营理论的本土化过程，城市经营理论自进入中国起，就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与争议，作为一种在我国发展不过二十年时间的新事物，城市经营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还不成熟，还有待完善。本文试对有关城市经营理论的相关文献进行全面的梳理、综述，以期为进一步探索城市经营理论在中国的科学化发展之路做一铺垫，同时也希望对于形成关于城市经营更加理性的认识，推动城市经营理论本土化的科学化进程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城市经营 城市形象 资源
一、城市经营思想的萌芽
20 世纪中叶，城市经营的思想就已经在国外萌芽。城市经济学作为研究城市土地利用、城市环境建设、交通运输、财政金融等方面问题的一门学科，涉及了城市经营管理方面的一些应用课题，主要就城市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城市经济发展中城市基础条件的改善进行研究，推动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这一学科理论的指导下，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就如何运用市场机制来吸引民间资本, 促进城市硬件环境建设形成了一些不同的模式, 从而为城市经营理念的形成和运作提供了经验。在这一阶段， 随着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市场经济手段的不断深入应用，学术界开始注重对城市这一经济中心的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并主要就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投融资问题结合市场化手段，应用经济学的方法进行了探索, 并逐渐形成了城市整体资产有效利用的观念。这些成果为城市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城市之间竞争的逐渐加剧，在如何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与提高城市竞争力的研究中，就城市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了城市促销计划的概念，试图通过对城市管理措施的市场化改革来促进城市资产的市场化利用；同时期，出现了将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系统引入政府公共管理事务之中的方法，即区域行销，并把城市视同企业, 以城市未来作为产品，形成了城市经营的最初思想。
二、城市经营概念界定
Short and Kim(1998)在区域行销的基础上研究总结出，当市场营销经过实践发展为一门科学时，结合城市管理的实践，就形成了城市经营的理念，在此基础上,Kotler等人对城市经营的概念进行了初步界定,认为“城市经营是为满足特定目标市场需要而进行的城市规划过程，如果这种规划能满足企业及居民对城市产品的需求，同时也使得城市产品能满足潜在目标市场的需求，则能取得成功”[1]。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规划”，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对城市空间的规划过程，而是广义上包括对城市资源的运营、城市整体形象的塑造等。
赵小明率先在国内定义了经营城市的概念，即“经营城市就是城市政府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对构成城市空间和城市功能的自然生成资源、人力作用资源及其相关的延伸资源等进行有序的集聚、重组和运营，以完善城市功能和城市竞争力为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2]。认为政府是城市经营的唯一主体，体现了通过“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城市基础设施的运营”等途径涵税养源以增强城市财力基础从而提高城市竞争力的理念。赵小明关于城市经营的界定也是为国内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并接受的观点。
谭昆智在《营销城市》一书中将经营城市的概念作如下界定：“经营城市就是利用市场营销的理念和方法管理经营城市，具体是将城市视为一个特殊的企业，将城市的未来发展视为‘产品’，分析它在全球性竞争中的强项与弱项，以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确定其目标市场，包括目标人口、目标产业以及目标区域，并针对目标市场整合政策、资源、基础设施、环境、文化等相关产品和服务资源，以提升城市形象和促进经济发展。”[3]体现出“战略管理”的思想。
通过综合国内各种对城市经营概念与内涵的表述，全伟、饶会林等认为,“城市经营就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国内外市场直接、间接争取城市经济、社会、环境效益最大化的各种经济行为”[4]并对城市经营作了狭义与广义的区分，认为，广义的城市经营是指城市对有形、无形的公共资产、公共资源和企业外部经济进行资本化和产业化的整体策划、营销和评价的经济行为;狭义的城市经营是指城市所辖公共部门对公共品的生产、供应进行资本化和产业运营的经济行为。
从以上国内外学者对城市经营概念的界定看出，不同学者对城市经营的本质的理解不同，城市经营在国外最初是作为“为满足城市目标群体需要、从整体上提升城市形象从而促进城市发展、提高城市竞争力”而进行的一种战略性规划过程而提出的，而国内多数学者则把城市经营理解为是对城市土地、城市基础设施等“实体资本”及由其所延伸的“无形资产”等各方面城市要素的“经营之和”。另外,有一部分学者把“城市形象”作为城市经营对象的一个方面。对城市经营内涵的理解上的差异，决定着其对城市经营主体、内容、方法的认识的不同。
三、城市经营的主体
（一）一元论。
在关于城市经营的理论研究和探讨中，持“经营主体一元论”的人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长期从事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实际工作。李梦白在其论文中认为:“说‘城市经营的主体是城市政府’是正确的。因为城市经营的主持者，除城市政府能够担当外，谁也不能胜任。”[5] “从80年代初开始的我国城市经营的实践来看，城市经营是在城市主体地位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城市政府为适应城市发展环境的变化自上而下发动。虽然城市经营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在经营中引入了竞争机制，但其从根本上是政府建设和管理城市、发挥其政府职能的一种手段。”[8]王振有在《关于城市经营主体问题的探讨》一文中从城市角度和城市经营角度详细并充分地论证了经营主体一元论的观点，他认为“城市是一个有机整合的社会系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和公众可以通过投资获得基础设施的运营权，通过股权转让、承包、租赁、特许经营、委托经营等市场手段获取经营某些城市项目，但不能说，企业和公众因此获得了城市经营权。”[7]从城市经营角度来看，他认为城市经营对象的初始所有权、控制权、支配权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是这些资源的惟一产权主体，决定了城市政府资源配置的权威性；只有政府作为城市经营的主体，才能在首先满足公平目标的基础上实现城市经营的效率目标。
经营主体一元论的观点从政府对城市中“可经营性资源”的所有权及政府作为唯一的权力主体的角度论述了政府是城市经营的唯一主体，把城市经营看作是一种“权力的运作”而非对资源的“有效运营”，将权力主体”等同于“经营主体”，而忽视了作为真正“主人”的城市公众的需求，及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在城市经营中的重要作用。
（二）二元论。
学术界关于城市经营主体二元论的论述不多，但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的声音也不应忽视。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于洪平在其《城市经营主体当议》中坚持城市经营的主体是市场和政府双重性的二元论观点。他对政府是经营主体的论述和大多数坚持一元论的学者相同，即“政府是城市经营的主体之一，原因在于城市资源或产品的特殊性和城市经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综合要求。同时，他对市场是主体的论证也比较详细，他认为“城市经营的核心是采用市场化的城市经营模式，而市场化的城市经营模式首先要求市场成为城市经营的主体。”[9]
(三)多元论。
关于经营主体多元论观点，众多的理论文献和经验总结都认为，城市经营的主体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综合主体。“不能笼统地把城市政府定位为城市经营主体，如果由城市政府充当市场经济行为的“拍卖”、“置换”等以获取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经营主体，则不仅是重蹈过去政企不分的覆辙，而且又可能使城市政府职能重新出现新的空位和错位。只有把城市经营行为的外延扩大到诸如城市规划、管理等实践活动，并把城市产品的提供和管理也看成是城市经营的内容的情况下，城市政府作为城市经营的重要主体才具有更普遍和更长久的意义”。[11]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社会文明进步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城市经营主体必然由过去的地方政府为“主角”向由与城市利益相关者共同合成转变。城市是全体市民的城市，所以城市经营的主体也应该是城市的市民、企业、社会团体和各级政府。Metaxas在其论文中提到“城市经营并非仅仅是政府为提升城市形象而进行的促销行为，它需要地方政府与公共部门的合作，及公众的直接参与。”[12]
四、城市经营的对象
关于城市经营的对象，不同学者由于对城市经营本质内涵的理解不同而持不同的观点。
（一）对城市资产的经营。
目前国内学者对城市经营的对象的认识基本上有两种观点，其一，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认为凡是城市中可经营的资产都可做为城市经营的客体，只是在对城市资产的内涵上有不同的表述。如以王志锋、李晓东等为代表的大多数学者认为“‘城市经营’的对象是城市资产，它包括:(l)城市有形资产:城市土地，尤其是对城市中的闲散土地，废弃土地进行开发利用和升值。(2)城市无形资产:城市形象、城市知名度、城市品牌等。(3)城市延伸资产，如路、桥冠名权等。[13]”其二，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城市经营’的首要对象是城市中所有可经营的资源即包括了自然的、人文的、物质的、非物质的多种资源，显然大大超出‘城市资产’所能涵盖的内容，何况有些资源本身是根本不可能成为资产的”。事实上，这两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只是表述的角度有所不同，前者所讲的城市土地、基础设施等城市“资源”也就是指后者所说的城市“资产” 。
（二）城市形象。
V.A.Angelis与E.Gaki在其论文中将城市形象界定为：“城市中自然、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所发挥的接近或吸引资源、市场及决策中心的功能”。[14]正如企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开始注重对产品品牌和企业形象进行塑造和宣传，城市为能吸引更多的顾客，也需要树立、传播其形象。Kotler 通过对欧洲部分地区和城市的研究，将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归因于城市动力,而城市动力来源于城市的内在特性, 即城市形象。它是城市内外公众对城市总体的、抽象的、概念的认识和评价, 也是城市同公众进行信息交流、思想联络的工具[15]。Philo &Kearns(1994)等人也对城市经营中的这一重要内容进行了广泛探讨, 认为独特的城市形象能吸引媒体关注, 从而提升城市价值。根据Hall(1998)的定位说, 从外部来区分时, 城市是否具有良好的形象同经济发展一样受到重视。因此,城市经营的对象应是城市整体形象。
五、城市经营的方法
Ashworth等人认为城市经营应该坚持企业营销的理念，将促销过程视为城市经营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并对城市进行战略性分析与规划。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城市内在特质的调查与评价以识别城市愿景、发展目标、进行市场调研与市场细分以评估城市潜在目标市场、规划合理经营战略、策略及反馈程序等。
Metaxas等人认为城市经营理念及其实践应接受并采纳市场营销的“4p组合”策略，并根据城市经营实际及其与企业经营的差别，结合“人”这一城市经营过程中的重要因素，组成“5p”策略，认为其产品的生产体系为城市内在动力，产品为城市形象，其构成要素包括城市特质、经济活动、自然环境、服务、娱乐休闲、旅游等，城市内在品质即能够为城市创造竞争优势的特质[16]；传播渠道涉及城市政府为使其形象吸引潜在目标市场或渗入新的市场领域而开发的关系网络。基于战略规划，城市与其内部组织和外部参与者建立起战略关系以直接并有效地传播其形象；促销是城市经营计划的最后一个阶段，Paddison指出促销战略的主要目的是增强城市竞争力，吸引投资及提高居民生活质量。Haider等人认为广告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促销工具，另外，Metaxas等人认为公共关系也是塑造城市形象、吸引潜在目标市场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Short R.J and Kim Y-H,(1998),‘Urban Crises/Urban representations: selling the city in difficult times’inT.Hall and P.Hubbard,1998‘The Entrepreneurial City’,eds.J.Wiley a
[2]赵小明.经营城市的理论与实践[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
[3]谭昆智.营销城市[M].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4]全伟.城市经营概念及其内涵刍议[J].经济师.2006(10).
[5]李梦白.再论“城市经营”.城市发展研究.2003.5
[6]彭卫.城市经营中的投融资方式创新. 中国城市经济
[7]王志锋 踪家峰 对城市经营的再思考 经济问题探索2002（6） 56~59
[8]王振有 关于城市经营主体问题的探讨 经济学动态 2004（3）
[9]于洪平 城市经营主体刍议 财经论丛 2004（2）76-79
[10]徐挺立 城市经营----政企“双人舞”中国房地产报 2003-10-20
[11]吴文斌 “城市经营”与时俱进之我见 长江论坛 2003（6）
[12] MetaxasPlace Marketing as a Tool for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ity’s Competitiveness.
[13] 付晓东 关于经营城市的思考 城市经济 区域经济 2002（12）
[14]V.A.Angelis ,E. Gaki.The Effect of a Region’s Location on it’s Development.
[15]Kotler, P. & Asplund, C. & Rein, I. & Haider,D. (1999). Marketing Places Europe. PearsonEducation Ltd, London.
关键词 城市规划；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3）30-0087-03
城市绿化是一项关系到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系统工程，城市绿地系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设施。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是我国现行城市规划编制与管理工作中的强制性内容之一。搞好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对响应构建21世纪生态文明城市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我国城乡建设的不断加快，对城市规划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更高要求。培养宏观思维，实现规划思想与解决现实问题相结合的专业素质，是本课程改革探索的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与主要内容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在城市规划专业课程体系里属于必修专业课程。它是城市规划的一个分支学科，根据城市规划学和城市生态学等学科原理，研究城市绿地系统的分布规律和规划方法。其教学目标在于培养学生从宏观角度掌握城市绿地系统的功能与结构、相关的规划和编制方法，从而帮助学生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认识绿地系统规划、建设和管理。
目前华南农业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教学主要内容包括理论讲授和实践教学两部分。理论部分涵括城市绿色空间规划理论，规划模式、方法与编制方法，城市景观规划，城市绿地系统建设与管理等教学重点。
2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 教材部分内容稍滞后
在2008年之前，国内各大院校城市规划专业采用的城市绿地系统教材较少，主要有北京林业大学杨萘丽主编，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的《城市园林绿地规划》（第二版），华南农业大学王绍增主编，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城市绿地规划》（第一版）[1]。教材突出城市各类园林绿地规划设计方法。近五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新增加了一系列针对高等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业背景的教材。如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李敏著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及刘颂等著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教材。此类型教材与之前教材相比较，不侧重讲授具体地块的园林绿地规划设计技法，更强调从宏观上了解城市绿地系统的结构功能并掌握相关编制办法。华南农业大学林学院风景园林与城市规划系城市规划专业目前采用李敏著的教材，其他教材作为教师推荐给学生参考的课程辅助参考书。
虽然教学过程针对城市规划专业背景采用对应的新教材，但因教材编写及出版周期的缘故，教材仍存在部分内容信息滞后的情况。其一是行业中法规条文的更新未能及时反映。如城市绿地分类是课程重点内容，2012年1月1号正式实施的《城市用地分类标准》（GB50137-2011）对城乡用地分类做了新调整，总体规划层面的城市绿地分类也有了较大的变动。但多数教材仅列出2002年出台的《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85-2002），对分类的介绍所占比例过小，缺少对应实例的分析。而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在专业规划与专项规划层面，市区和市域层面，规划内容侧重点及采用的分类标准均有所不同。教材介绍编制内容时缺乏对这部分内容的说明。目前国内对绿地系统的评价指标除了以往的《国家园林城市标准》《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标准》外，还有《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GB/T50563-2010）等，但教材对绿地规划指标体系与规划内容的介绍不够全面，这些问题直接反映在学生概念上的混淆。其二是侧重阐述以往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经典范例和规划思想，但对国内外新的规划思想、动态趋势、技术成就和规划实例的介绍较少。
2.2 规划实践环节薄弱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是城市规划的一个专项规划，整个教学课时适宜掌握在60课时。在介绍基本原理和规划方法的基础上，能够结合相关的规划范例和实际操作实践，掌握基本理论和规划编制技能。因课程与城市规划原理存在知识的交叉与渗透，要求学生对城市和城市规划相关理论有一定认识和理解。城市规划原理课程许多知识点也是绿地系统规划的基础知识。据此，华南农业大学林学院城市规划专业分别在大二两学期开设城市规划原理等基础课程，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提前一年开设，为学生打下理论基础，知识点构成系统衔接。但因学校调整教学方案，现有课时压缩至48课时，加上课程作业工作量大，因此在课程教学中开展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实践环节始终比较薄弱。规划编制不同于设计课程，设计课可以采用师生面对面交流改图的形式分析设计技巧和表现技能，而规划课则倾向以小组形式合作完成，通过实践培养学生对现状问题调研分析，培养形成宏观的整体性思维模式。因此，如何在有限的课时里结合实践是该课程改革的重点。
2.3 学生重视不够，主动学习积极性不高
城市规划专业本科生经过前三年的基础学习，已经了解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方向。但作为专项规划，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课程综合性强，与建筑学、环境科学、生物学等学科，与水、路、桥等工程以及历史、艺术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要求学生知识面要广。虽然大二上下学期开设了城市规划原理、建筑初步、观赏植物学等相关基础课程，但作为城市规划专业本科生进入三年级接触的第一门规划专业课程，不少学生对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课程仍存在误区，认为课程适用面较窄，以后在学习和工作中可能不需要或很少运用到该方面的知识。加上课程设置仅有48课时，教学过程中存在学时少而信息量过大的问题，学生接受起来比较吃力。部分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处于被动状况，学习积极性不高。
3 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3.1 调整教学内容
笔者在教改中首先调整规划与设计的教学比例。针对城市规划专业学生的专业背景，课程教学重点是讲授城市各类绿地的特点，如何确定其在城市用地中的位置、面积和布局以及规划要点等；不再具体讲授如何进行该绿地详细设计，避免与其他专业课的重复。
其次，针对教材部分内容信息滞后的情况，笔者重点增加针对法规条文、规划内容与指标、前沿动态与发展这三个专题教学内容的信息扩充，以弥补教材的不足。如城市绿地分类的学习，在向学生讲解现行执行的《城市绿地分类标准》基础上，剖析市区、市域、区域等不同层面的分类标准。同时通过对国标与行标、地标的对比，国内绿地分类与国外绿地分类采用横纵向对比教学，使得学生对绿地范畴有了一定深度的认识。同时结合规划文本，解读不同规划层面的编制内容侧重点。通过不同时期的规划实例，让学生了解规划理论的发展及行业在绿地系统规划上的探索。针对一些实施的规划项目或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如现在国内普遍关注并大力推行的城市绿道网规划等，笔者结合自身参与的实践项目，对规划要点和流程进行详细剖析，让学生直观看到规划内容如何反映在图纸上，引导他们思考解决在规划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编制方法和内容等理论十分抽象，学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掌握。通过实例可以引导学生理解理论内容。如结合规划范例学习《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纲要（试行）》就是一个较好的办法，有效避免照本宣科。笔者通过选择两到三个城市的绿地系统规划文本和图则，横向对比分析各章节编制的要点、编制存在不足，学生普遍反映更容易理解。
3.2 改进教学方法
教学效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学方法的得当与否。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课程的教学讲授，采用教师讲授与学生自学相结合，抽象讲解与实例介绍相结合，理性分析与感性体验相结合的方法[2]。
1）布置课后思考，培养文献综述能力。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要求的理论基础十分广泛，需要学生具备多方面知识，这些理论的学习不可能全部由教师在课堂上传授。由于课时有限，部分相关知识要求学生在课下进行相关文献检索和阅读。在教改过程中，笔者在课程开始便提供给学生一份专业学习书目和相关关注的网站。每专题学习完后通过布置对应的思考题，要求学生结合参考资料，讨论一个专项题目并整理形成文字。这样做不仅可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查阅资料的能力，更有效锻炼了资料整理和写作能力，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2）采用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双嵌模式。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双嵌模式实现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在理论教学中结合课程设计和期中分类调研这两大实践环节。
课程设计是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在实际的规划过程中能够充分运用和巩固课堂所学的知识。笔者在教学中发现，学生的规划理论若不能与实际项目相结合，往往属于死记硬背类型，知识仅仅用来应付考试。但通过课程设计的训练环节，枯燥的规划原理可以综合运用起来。本校该课程的课程实习课时安排为一周，规划课程采用一周突击完成作业并不切合实际。因此，教改过程中申请课程实习采用分散形式，将一周课时分散穿插在整个学期12周的教学活动中。每阶段先集中讲授专题性的规划原理和要点，安排对应的规划内容让学生在两周内完成对应的阶段成果（包括对应的文本和图则），并在课堂上进行汇报，由教师点评和开展课堂讨论。
规划方案必须建立在对现状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在选择规划对象时，考虑本校的校园面积（7000多亩）、人口规模适中，规划资料齐全，因此，该课程设计以本校为规划对象，学生可以深入进行实地踏察。每班分成几个规划小组，教师给学生提供基础资料，跟学生讨论和制定技术路线。规划内容分阶段进行，从讨论制订校园绿地分类标准开始，完成外业现状调研，内业的指标和空间布局分析，进而逐步完成编制工作。针对校园绿地分类，可以采用小组分类调研或分区调研，规划编制合作完成，共同讨论形成规划成果。
通过教学改革的调整，该课的课程设计在时间安排上实践时间不会过于紧凑，学生针对性地消化知识点，形成课前调研讨论、课上论证、课后修改的良性循环。通过对知识点的反刍，加深理解。而学生在此过程中既培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又锻炼了团队合作，教学质量得到提高。
除了课程设计，期中调研也是主要实践形式。配合课程进度，期中调研主要是针对绿地分类认知。在讲授完城市绿地分类标准后，通过学生走出去的方式，在对绿地的认知调研中建立起对城市中绿地的分类、形式及特色的了解。在教改过程中，采用分组形式，针对目前的五大类绿地分类分为5个小组，每小组侧重调研一大类绿地（公园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附属绿地和其他绿地），同时调研范围尽量覆盖市区。引导学生调研时重点观察该类型绿地在城市中的位置、规划定位、规划设计特色等。分类认知成果选派小组代表进行汇报。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让学生学习观察，同时形成对当前城市绿化较为全面的感性认识。
3）充分利用多媒体，增加课堂互动性。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在于它的交互性和集图文声像为一体，能生动而全面地传递知识信息，信息量大，弥补传统教学的不足。有效结合多媒体教学，可以活跃课堂气氛，还能突破教学里的难点，更加直观地让学生理解课堂内容。介绍国家园林城市时，放映国家园林城市的创建短片和申报短片等视频，让学生更直观掌握其创建要求和工作内容。如讲授绿地系统空间布局模式时，运用谷歌地球软件定位各个城市的卫星图像，让学生对城市空间布局特点一目了然。通过制作图文并茂的课件内容，使抽象枯燥的规划理论变得通俗易懂，提高了教学质量。
3.3 完善考核体系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课要培养学生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能力，教学考核同样应包括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基本技能的训练[3]。期末总评成绩中闭卷考试的笔试成绩占50分，平时成绩占50分，包括城市绿地分类调研与汇报、课后文献综述与专题报告、课堂问题讨论等内容。课程设计单独计算学分。通过完善考核体系，保证综合成绩能够全面反映学生的教学成果，避免学生平时不来听课、期末搞突击的弊端。学生在课上课下的学习成果均反映在总评成绩中，保证整个学期的学习积极性。
4 结语
在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教学过程中，笔者根据教学过程中反馈的情况尝试教学改革，包括调整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完善考核制度，并取得一定的效果。其最终目的在于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达到教学要求，培养适应时展、社会需求的城市规划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欧阳勇锋，和太平.城市园林绿地规划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9）：42-43.
关键词：学习型城市 理论 专题 经验总结
一、学术界研究概况
1.有关学习型城市理论方面的研究
对于学习型城市理论的研究集中在阐述学习型城市的内涵、学习型城市理论根源、构建学习型城市的必然性等方面。
关于学习型城市的内涵，国内并没有达成一致。叶忠海（2011）就学习型城市的内涵与价值作了详细的分析。指出学习型城市以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为生存背景和发展空间，以学习和教育为最本质职能，以社会化的终身学习和教育体系为基础，能保障和满足城市市民学习基本权利和终身学习需求，从而有效地促进城市人全面发展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样一种开放、创新和发展的和谐城市。苑大勇（2004）从全球经济变革的转型时期出发，认为学习型城市，是一个在全球变迁的特殊时期努力学习更新自己的城市。而学习型城市由哪些部分组成？许学国，山鸣（2003）则认为学习型个人、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区以及学习型政府是学习型城市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关于学习型城市的理论根源问题，奚洁人（2003）认为其发端于终身学习、 终身教育理念的形成和企业界学习型组织管理理念的确立。郑金波（2003）从我国学习型城市的实践起源出发指出我国学习型城市源于我国学习型组织的浪潮，上海成立“明德学习型组织研究所，”随后又在北京、济南、南京、昆明等地成立了研究分所，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和良好的社会效果。一些大城市受其影响先提出了建设学习型城市的口号。学习型城市是时展的产物，它的提出，有其客观必然性。叶忠海（2011）认为学习型城市的提出是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化的必然产物，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需。
2.有关学习型城市专题探讨方面的研究
有关学习型城市专题探讨方面的研究主要结合图书馆、远程教育以及社区等各类场馆、组织机构分析他们应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发挥何种作用。
白淑春（2008）认为城市图书馆是城市文化空间的组成分，提升一座城市的文化品位必不可少的元素。为城市营造了一个公平文明的环境，在促进城市的和谐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余海（2010）指出图书馆的文献资源优势、服务职能、环境优势决定了图书馆在创建学习型城市中将发挥重要作用。高明（2004）也认为图书馆要主动介入学习型城市的创建中，自我加压，在自身上谋求更大的发展。
徐皓（2013）以上海开放大学为例，从上海建设学习型城市的定位出发，把上海开放大学定位成“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面向成人开展远程开放教育的新型高等学校。蒋红（2012）也认为非学历教育与学历教育是上海开放大学的基本功能 ，而实现二者并举的关键在于衔接 。
社区是人们生活和居住的地方，在城市中处于最基础的组成元素，是城市各项工作的重要依托和落脚点，陈雅丽（2003）认为学习型社区有利于社会稳定，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3.有关学习型城市经验总结方面的研究
20世纪末以来，我国已有近百个市（地）级以上城市先后提出建设学习型城市的目标并进行了实践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取得可喜的成绩，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但就全国而言，学习型城市建设刚刚起步还存在认识不到位、任务不明确、职责不清晰等问题。
袁雯（2012）介绍了上海建构终身教育体系的实践与成果，包括建立多元化的终身教育基础平台，为市民创造丰富的终身学习机会;举行丰富多彩群众文化活动;构建终身教育信息化平台，便捷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制定《上海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形成法律依据等。徐文龙（2001）提出上海创建学习型城市的对策，在总体目标下，需要分类设计，依据不同的年龄、从业和学习要求分别确定学习目标。
孙善学，张翠竹对北京学习型城市创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著作《北京学习型城市案例分析》精选了6各区县、9个街道、7个乡镇共22个创建工作突出的地区、社区或单位的典型案例，反映北京市以地域和社区为创建单位创建学习型组织的思路和方法，陈建林（2003）在分析重庆的基本情况，提出构建学习型城市的基本思路。
4.有关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方面的研究
叶忠海（2013）认为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该遵循科学性原则、先进性原则、特色性原则、现实性原则以及简明性原则，将学习型城市一级指标评定。周素萍（2014）在综述国内外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观点的基础上，可以建立一级指标为资源指标、科技指标、经费指标、文化指标、信息指标、交流指标、人口素质、绩效指标;二级指标为学校、 师资、图书、报纸、档案、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科技机构、科技人员、科技活动、教育经费、科技经费、文化机构、从业人数、群众文化活动、信息化、媒体、网站、网络教育、国际交流、国内交流、高等教育普及率、平均学习年限、学习时间、出版图书、课题、论文的二级评价指标体系。
二、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于学习型城市的研究络绎不绝。关于学习型城市，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地方进行了剖析与解读。
就理论研究方面来看，主要是针对学习型城市的内涵、构成要素、理论基础、以及构建学习型城市的价值意义。很少有涉及学习型城市提出的实践背景，从理论和实践整体上把握学习型城市的理论基础，对这一方面的梳理更是屈指可数。
其次，就构建学习型城市经验来看，大部分城市结合自身实际城市特点，借助国外及国内成功经验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上迈出了崭新步伐。但是文章只是在一个或两个方面系统阐释建设学习型城市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而就目前学习型城市学习型城市的衡量指标没有明确的说明。学习型城市开展的如何？取得那些实效？还存在哪些问题需要如何改进，这些问题应该成为研究的中心。
再次，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大部分学者只是从评价的原则，或是从某一城市的实际出发制定评价的标准，集中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较少，不具有整体性与宏观性。
最后，关于学习型城市的研究方法上，学者们大多采用文献法，比较法，个案研究法，问卷调查法等。但是综合运用这些方法，从理论与实践上整体进行把握，全面进行分析，将二者结合起来的研究并不多。
参考文献
[1] 叶忠海.学习型城市建设研究[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