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第1篇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着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br,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

    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着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着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着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财政学第2篇

关键词：财政社会学；当代财政学；发展策略

财政社会学与财政学不同。财政社会学的整体结构注重研究财政与整个社会内部系统间的关系与收支系统内部的联系。主流财政学家认为，应该将这些不同的关系割裂分开单独认识，其公共财产交易体制在内部中的视野也就消失了。在这一问题上，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困境。与此情况不同的是，财政社会学主要研究税收以及预算制度间的变革，极大程度上推动现代国家的构建以及政治文明的进步，从而使传统的财政学打破了瓶颈。作为一门内容相较复杂的独立学科，一直以来都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并始终向好的方向发展。

一、财政社会学思想核心

在财政社会学领域内，较有影响力的是长期引领世界学术潮流的学者瓦格纳。他认为社会是一个广义的体系，具体由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三个系统构成。三者之间的关系相符相成，缺一不可。相关研究学者提出，共同体产生于国家之前，因此财政上的需求是共同体上升为国家的必要途径，因此也使财政成为历史上各国家的核心议题。财政社会学是分析社会的最好的出发点之一，特别是在新的经济体制产生的情况下[1]。因此，对财政问题展开进行分析研究也是对整个社会认识全面的最为有效的途径。在分析问题时，不能将财政问题看作是单一的问题，要从多方面展开思考，将其看作是整个社会的发展问题。

二、财政社会学研究背景下的社会情况

在重要的经济转型期，我国必须沿着财政社会学的理论在经济上寻求突破口。在财政社会学的基础之上，人民会对国家与社会的定义产生不同方面的理解范畴，从而得出一些更有创建性的结论。从此方面来看，财政学问题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整体上提升财务授予预算能力，国家的整体实力将会不断加强。依据实践理论，国家整体的权力划分与制衡均得到了一定的保障。财政社会学本身就十分看重对于国家本身的研究，现代国家产生和整体经济税收制度的发展离不开财政社会学的介入。也就是说，财政社会学可将经济基础转变为政治结构，无论从哪一角度出发，财政都代表着我国的总体实力，对财政社会学的研究也将决定国家的特点以及综合面貌[2]。从财政社会学的核心理论来看，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国家整体的经济收支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整体的政治结构以及经济活动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国在此方面的经验主要来自外国发达国家，针对财政社会学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方向。从整体上来说，财政社会学代表着整个国家的财政发展方向。

三、财政社会学研究价值

从当前我国国情来看，财政上仍有极大的上升空间。对于财政社会学的研究还需要加大研究力度，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财政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为各个方面带来的改观明显，整体上可拉动社会经济水平。许多财政制度也是以财政社会学为依据而制定的。因此，相关部门应加大对这一学科的重视程度。当前，国家正处于经济的重要转型阶段，经济财政体制上还面临着很多方面的不足，这些缺陷需要财政经济学的介入，从各个方面入手寻求突破口，对不合理的地方及时拿出理论依据进行改革完善[3]。经济转型期的社会不能跨越关键步骤，社会各个方面也应担负起应有的责任，不断改良整体财政情况。可以说，财政社会学的研究价值巨大，对我国全方面平衡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四、结语

我国当前正处于重要的转型阶段。财政社会学对于社会整体发展来说意义重大，对各方面均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财政关系到我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对其他方面的平衡发展均会产生一定影响。因此，现代学者专家学者应继续对此方面进行大力研究，寻求国家财政上的突破口。对财政社会学的研究结果将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对我国当代财政学的进展影响巨大，同时也关乎着国家的整体综合建设方向。

参考文献：

[1]李炜光,任晓兰.财政社会学源流与我国当代财政学的发展[J].财政研究,2013(7).

[2]崔潮.现代财政理论演化分析[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3).

财政学第3篇

关键词：财政社会学；当代财政学；发展策略

财政社会学与财政学不同。财政社会学的整体结构注重研究财政与整个社会内部系统间的关系与收支系统内部的联系。主流财政学家认为，应该将这些不同的关系割裂分开单独认识，其公共财产交易体制在内部中的视野也就消失了。在这一问题上，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困境。与此情况不同的是，财政社会学主要研究税收以及预算制度间的变革，极大程度上推动现代国家的构建以及政治文明的进步，从而使传统的财政学打破了瓶颈。作为一门内容相较复杂的独立学科，一直以来都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并始终向好的方向发展。

一、财政社会学思想核心

在财政社会学领域内，较有影响力的是长期引领世界学术潮流的学者瓦格纳。他认为社会是一个广义的体系，具体由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三个系统构成。三者之间的关系相符相成，缺一不可。相关研究学者提出，共同体产生于国家之前，因此财政上的需求是共同体上升为国家的必要途径，因此也使财政成为历史上各国家的核心议题。财政社会学是分析社会的最好的出发点之一，特别是在新的经济体制产生的情况下[1]。因此，对财政问题展开进行分析研究也是对整个社会认识全面的最为有效的途径。在分析问题时，不能将财政问题看作是单一的问题，要从多方面展开思考，将其看作是整个社会的发展问题。

二、财政社会学研究背景下的社会情况

在重要的经济转型期，我国必须沿着财政社会学的理论在经济上寻求突破口。在财政社会学的基础之上，人民会对国家与社会的定义产生不同方面的理解范畴，从而得出一些更有创建性的结论。从此方面来看，财政学问题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整体上提升财务授予预算能力，国家的整体实力将会不断加强。依据实践理论，国家整体的权力划分与制衡均得到了一定的保障。财政社会学本身就十分看重对于国家本身的研究，现代国家产生和整体经济税收制度的发展离不开财政社会学的介入。也就是说，财政社会学可将经济基础转变为政治结构，无论从哪一角度出发，财政都代表着我国的总体实力，对财政社会学的研究也将决定国家的特点以及综合面貌[2]。从财政社会学的核心理论来看，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国家整体的经济收支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整体的政治结构以及经济活动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国在此方面的经验主要来自外国发达国家，针对财政社会学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方向。从整体上来说，财政社会学代表着整个国家的财政发展方向。

三、财政社会学研究价值

从当前我国国情来看，财政上仍有极大的上升空间。对于财政社会学的研究还需要加大研究力度，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财政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为各个方面带来的改观明显，整体上可拉动社会经济水平。许多财政制度也是以财政社会学为依据而制定的。因此，相关部门应加大对这一学科的重视程度。当前，国家正处于经济的重要转型阶段，经济财政体制上还面临着很多方面的不足，这些缺陷需要财政经济学的介入，从各个方面入手寻求突破口，对不合理的地方及时拿出理论依据进行改革完善[3]。经济转型期的社会不能跨越关键步骤，社会各个方面也应担负起应有的责任，不断改良整体财政情况。可以说，财政社会学的研究价值巨大，对我国全方面平衡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财政学第4篇

这些问题虽然唐山财政以自己的行动给出了我们一些答案，但他们和许多地方财政一样，依旧存在着疑问。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专家，希望他们提出一些可操作性思路。参与此次讨论的专家有：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刘尚希；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许正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全球低碳城市联合研究中心主任梁本凡。

《新理财》：“科学发展观”已经提出来好几年了，那么财政究竟该如何践行“科学发展观”？

许正中：中国的改革到了非常重要的节点。从政府支出上来说，就是要建立公民普遍服务体系，让人能够充分流动，让人能够自由生活，让人能够自由发展。

现在财政政策最可怕的地方在于“政策的马赛克”。即政策多变性。简单来讲，如果发展的路径是科学的、方法也是科学的、结果是可持续性的，这就是科学发展观。其基础是以人为本，人的发展是第一位的，与社会的发展又是统筹的。具体到财政方面，应当至少在保证财政收入的前提下，与当地的发展融合，与当地民生融合。这是一个难题，但也是财政科学发展的必经之路。

刘尚希：财政的科学发展，必须以人民为基础。上学贵、上学难以及看病贵、看病难，一方面反映出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不足，另一方面也表明政府在公共消费上做得很不够。民生，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一经提出，便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肯定。民生财政也应运而生。关注民生的财政，才是科学发展的财政。

梁本凡：关注长期的稳定持续发展，才能谈得上是科学发展。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是在压榨完一个税源的所有价值后才考虑转型或者开发下一种税源，城市应该未雨绸缪，在旧的税源枯竭前，计划培养新产业。而财政就应当在这种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一个引导作用。这才能谈得上是财政的科学发展。

《新理财》：财政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有形之手”，如何发力？

许正中：在辅助当地政府的政策方面，财税政策有很多发力点。首先是对传统产业升级，运用财政手段去推动它。第二，将来的竞争将是区域经济的竞争。财政就要建立“MOP”（多元开放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有技术、技能、创意、公共服务、信息共享等等机制。这里面，产业一定要和金融高度的结合。其次，还要发挥税收政策和政府采购的优势。

第三，财税政策的发力点要着重放在产业融合和人才的聚集方面，使城市有较为长远的发展空间。

梁本凡：我想除了对政府的政策支持外，最重要是财政要打造地方城市的创新活力。我们主要说像唐山一样的资源型和重工业型城市，至少财政可以做到两点：

第一，发展替代产业。原来因资源而起的工业，随着资源的耗尽，工厂生产戛然而止，大量设备成为摆设，造成极大损失，所以要把设备盘活。对财政来说是循环经济的建设，对地方政府来说也是城市整体建设的一个好的着眼点。

第二，发展新型产业。通过技术创新，让资源型企业对资源不再依赖。调整资源型城市的单一结构，实现资源枯竭型城市和老工业城市的产业转型。

《新理财》：加大财政在民生发面的投入成为必然趋势，但如何避免“民生财政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的误区？

刘尚希：我认为，扩大所谓的民生支出，并不意味着是民生财政。只有当所有的财政支出，最终都有利于改善和保障民生，最终有利于每一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时，才算是民生财政。所以唐山的十二年免费教育显然是个好例子。在财政支出构成上去划分哪些是民生支出，哪些不是民生支出，那无异于说，财政支出一部分是以人为本，一部分不是以人为本。接下来的结论就是：不是以人为本的那部分支出应当取消。因此，从逻辑上看，确定“民生支出”的比例，实质上否定了民生财政，等于承认财政在民生这个根本问题上阳奉阴违，民众岂能不质疑？

回来解释一下科学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这个本就是民生，就是人自身的发展。民生财政，也就是说作为国之公器，财政要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到民生上来。不言而喻，这种转变是全方位的，是从理念到决策、从目标到手段、从制度到管理的全面转变，只有转变到位了，才能算是搞“民生财政”。否则，无论支出结构怎么调整，哪怕所谓的“民生支出”比例达到100%，也不是民生财政。

《新理财》：近几年部级经济区纷纷设立很受关注，比如曹妃甸国家战略区，如何利用好“政策红利”，树立新的区域发展模式？

许正中：中国所有的成功在于先行试点。从财税政策上来看，这些国家经济区，在实行上述我提到的“MOP”的基础上，一定要重视政府采购，在中国，政府具有很强的资源配置能力，政府采购在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税收政策作为调控手段确实很灵敏，但是现在税收政策和产业结合地越来越多，和区域结合地越来越少。

梁本凡：其实这是一个区域发展成本的问题。一些地方财政不愿意把大批的资金投入到开发新区去，理由是大量的企业搬迁会减少财政当年的收入。某一届政府为了当届的财政收入而阻止大财源搬迁，其实财源还是本地的，只不过影响它当年的收入而已。那么当地财政就要做好辅政的工作，一个地方政府是否有远见，和一个地方财政的引导有着直接的关系。

《新理财》：以上的问题落实到财政身上，财政自身的改革也很重要。甚至于具体到唐山，应当如何从科学发展上“破题”？

财政学第5篇

一、成立中心学习小组，班子成员带头学习

始终把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到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摆在各项业务工作的首位，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坚持带头学习，及时督促指导各业务股室开展学习，有效促进和增强了全系统干部职工学习政治理论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坚持把政治理论与财政专业知识学习相结合，与财政工作实际相结合，从而收到良好的学习效果。一种学习政治理论、学习专业知识的风气在全系统蔚然形成，干部职工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普遍增强，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学习由过去的“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形成了良好的学习风气和氛围。

二、健全完善学习制度，达到“四有三落实”

健全完善学习制度，设立了图书室、制定理论学习计划、灵活学习方法、加强学习的组织和实施，强化干部职工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学习。修订完善了《彬县财政局学习制度》，把干部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知识学习列入个人全年目标责任考核，作为评选先进、考察选拔的重要依据，并将学习情况与个人津贴挂钩，形成有效的学习激励机制。

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努力提高理财水平

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把政治理论学习与搞好财政工作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用政治理论指导财政工作实践，解决财政工作中的问题，努力提高理财水平。结合财政工作实际，大力推行财政改革，通过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有效解决了财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卓有成效地提高了理财水平。

四、加强干部学习培训，促进财政工作发展

财政学第6篇

[关键词]财政主体；演进；中国财政学

财政主体、对象、目的、方式是财政基础理论的四个要件。在解放后关于财政本质的争论中，财政主体是重要指向之一。20世纪90年代，经过“国家分配论”与社会“公共需要论”的激烈论战，理论界对于财政主体没有形成基本共识。近年来，应对经济体制与社会转型的挑战，财政理论界对西方财政理论进行了引进，开展了大量的对策研究。但立足中国传统与现实，从制度演化角度，对财政主体的决策、执行过程开展动态研究依然较少，导致政策建议的可操作性弱化。为增强财政对策研究的针对性，有必要从财政主体这一财政理论基本要件入手，就制度环境变化对财政主体行为方式的影响开展研究。

一、中西财政理论关于财政主体的评述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长期占主流地位的财政理论“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国家集中性的分配，财政分配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国家在财政分配中居主导地位，国家在社会分配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社会公共需要论”则主张，财政起源于原始社会，氏族组织以及原始社会后期的农村公社也是财政分配的主体。当国家产生后国家成为财政分配的主体。就现代财政而言，各种财政学说关于财政分配主体的不同意见趋于统一(陈共，1994)。我国改革开放前的财政理论注重对财政本质的研究，强调财政主体是统治阶级的代表。“国家分配论”以暴力工具论为基础，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是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财政是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工具之一。统治阶级控制着国家的权力，与被统治阶级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国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抽象物，政府是执行国家意志的载体。

国家开展财政活动时，总是以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为中心。即使受到制约，制约的力量也只是来自于统治阶级内部，来自社会大众的制约力量往往是被动的、间接的、滞后的。“社会公共需要论”虽然强调财政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目的性，但也认同阶级社会中财政活动被统治阶级所主导，对于社会公共需要如何才能得到反映和保证没有过多阐述。

西方财政理论建立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具有浓厚的公共经济论色彩，认为财政主体是社会契约意义上的“政府”，是分析市场失效时涉及的“政府主体”(李炳鉴等，2005)。西方财政学论及财政主体使用的大体上是“政府”，而不是“国家”一词，仅从国家政权的一个部分即政府直接分配的角度来把握“财政”概念和分析财政问题。政府在市场中只是与企业和私人处于平等地位的活动主体，公共经济受到私人资本的根本决定和约束监督(张馨，2004)。西方财政理论对财政主体的研究已不限于总体上的政府，而是运用方法论中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从选民、利益集团、官僚行为等影响政府决策的结构性因素人手，剖析具体财政项目决策过程。西方财政理论产生于市场经济确立和完善的过程中，经历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阶段，牢固树立了市场优先原则，着力于为弥补市场不足服务。作为财政主体的政府，是和企业、个人处于同等地位的法人，其强制性权力使用受到严格制约。对财政范围的研究中形成的公共产品论，为政府“有限”干预构造了一个界线。社会抉择论从财政决策视角，对代议制民主下的政府行为进行分析，致力于提高政府财政行为的“有效性”。

改革开放后，西方财政理论的引进以及我国财政改革实践的深化，引发我国财政理论界的争鸣，对财政主体的认识出现融合的趋势。贾康主张，财政的主体是掌握“公共权力”的社会权力中心。国家存续阶段，国家成为社会权力中心和财政主体。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国家职能的转变，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分配行为也发生了一些内在变化。所谓公共财政是一个政府和财政职能调整的基本思路和导向(贾康等，2005)。广义财政在现象形态上指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各阶段以社会性的权力中心为主体的理财活动，包括国家出现之前的原始财政、国家出现之后的国家财政，以及将来国家消亡之后的公共权力中心的财政(蔡江南，1994)。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财政学教科书在涉及财政主体时，往往国家与政府交替使用，不加区分。

总体上看，财政主体作为财政理论的核心要件，是中西财政理论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传统财政理论对财政主体定位在“国家”层次；西方财政理论对财政主体定位在“政府”层次，精于结构和运行分析。两者的融合，汲取西方关于财政运行层次的知识，有利于促进我国财政理论的发展。中国传统财政理论的本质论，对于解释大历史中的财政现象，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和穿透力。特别是对经历了漫长的农业帝国社会。后，在短短100多年的时间里，从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我国而言，如果能从财政史角度发掘出有用价值，将对走好“财政转型”之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西方财政理论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相匹配，对于财政在市场经济各个发展阶段存在的问题、应发挥的作用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对于我国建立和市场经济运行要求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财政主体演进的特征

人类分工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经济的发展水平，经济的发展水平最终决定财政的演进过程。财政主体随着人类分工广度和深度的变化而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财政主体的本质层次——公共权力中心

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活动范围很小，人与人的联系主要限于氏族或部落内部，公共事物与私人事物混沌不明，分工不明显。由于人群范围小，朝夕相处，利益和文化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人际关系具有重复博弈特征。财政活动是零星的非日常性活动，财政主体是公众推举的、临时的、非专业化的公共权力中心。在具体运行中，原始财政活动决策或由“长老”主持，或采取轮流坐庄的方式。

人类分工促进经济发展，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促使了国家的产生。这时，人类的联系超越了氏族和部落，以区域划分国民，人与人联系的广度不断扩大，国家内部分工越来越细化，不仅出现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分工，也出现了生产和暴力的分工、物质产品生产与精神产品的分工。财政的主体“国家”在名义上是公共权力中心，履行了部分社会公共职能，即所谓的“公家”；但其主要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及国家权力的萌芽与发展时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或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中间每一个都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的经营者，在那里，如果没有灌溉，农业是不可能进行的”。。贾康(1998)认为，国家财政与国家政权的职能及其集中代表的阶级利益有不解之缘，财政即是以政控财，以财行政，毫不含糊地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同时也在“扣除”。中兼顾“公共需要”的一定程度的满足)。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总产品的必要扣除中，前三项生产领域的扣除，可以在由企业为主体的情况下完成，而后三项社会层面的扣除，则需由政府来完成，即通过财政手段处理。如果放到一定的抽象层次上看，则任何政府的职能总是可以划分为一般社会职能与特殊统治职能两个方面，但回到具体、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般更重视和强调后者。

按照传统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人类阶级社会先后出现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财政主体就本质层次而言，体现为“国家”，实质上代表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财政是“国家”实施阶级压迫的重要工具之一。人类历史上国家兴衰的演变，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国家统治者在处理“一般社会职能与特殊统治职能”时，是否做到了“长期理性与即期理性的统一”，是否维护了整个社会的“共容利益”(曼瑟·奥尔森，2005)，保持社会处于“正和博弈”状态。这时候的财政活动，体现了以君主为总代表的统治阶级利益，被统治阶级的利益，一般是被动地、间接地得到体现。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在实现一般社会职能方面，能力得到逐步提升，被统治阶级的自由度和对公共事物的参与度都有所增加。

(二)财政主体的运行层次——“公众一君主一公民”

历史演进中，财政主体运行层次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原始人类时期，公众直接参与是运行中的财政主体的突出特征。国家存续期间，财政主体表现为国家权力机构——政府。在王朝专制社会，政府的总代表是国王。在农业帝国时期，政府的总代表则是皇帝。这里为了简化的需要，将专制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总代表统称为“君主”。由于君主集立法、执法、司法权力于一身，独裁成为财政决策、执行的突出特征。在西欧奴隶社会和封建领主社会阶段，财政决策是奴隶主、农奴主阶级内部的事情。严格按照等级划分权力，在同一等级可能采取民主方式，君主是最后的裁夺者。在中国秦至清漫长的农业帝国时期，财政主体的执行代表——政府的主持人宰相，由开始时皇帝权力的制衡者，地位每况愈下，直至明清遭到废除，皇帝集国家财政最终代表权、决策权和执行权于一身。

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在共和制政府体制下，财政运行主体出现了新的特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分界渐趋明晰，政府在财政活动中受到市场力量的制度化约束。二是财政活动参与者范围扩大。起初仅贵族和有产者有资格参与财政决策。随着时代变迁，财政参与者逐步扩大了范围。财政参与的方式可能通过公开表达意见的方式，也可能采取代议制选举政府的形式，甚至直选政府首脑或直接投票表决财政方案的方式。政府组成人员的身份等级制特征逐步淡化直至消除，社会阶层的等级固化现象减弱，不同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比以前更明显。三是财政活动的层次化、分权化特征更加明显。越向社会基层，公民对具体财政事项的参与决策越直接。中高级次政府，多采用代议制民主形式管理财政事物。四是对财政运行过程及结果的监督更加广泛、约束力更强。这时，“政府不是那种独立于其公民而行动的有机的或整体的事物，而是一种通过它私人公民集体地做出决策的工具”，人们“牺牲自己享用的货物和服务以获得公共提供的货物与服务”(詹姆斯·布坎南，1991)。

(三)小结

在国家出现以后，“国家”和“政府”是不同视角下的财政主体，分别反映了财政主体的本质层次和运行层次。财政主体的演进，与人类活动范围以及群体规模的扩大密切相关。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国家”这一财政主体具有阶级性特征的同时，其作为公共权力中心，维护全社会“共容利益”的能力和意识有所提升。从对财政决策和执行过程的影响程度看，从原始社会开始，财政主体经历了公众一君主一公民的演进过程。“政府”作为国家产生后活动着的财政主体，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决策方式，反映了财政实现“阶级性”与“公共性”的程度，进而对国家兴衰产生巨大的决定作用。

三、中国财政学的发展需要深化对财政主体行为方式的研究

财政理论产生于实践，服务于实践。新中国成立后曾盛行的“国家分配论”与当时计划体制运行方式相适应，对当时财政经济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财政理论在几百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自然演化中形成，和西方的经济社会运行具有很强的契合性和相容性。吸收我国传统财政理论与西方财政理论的有益成分，发展我国的财政学理论，对处于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近年来，我国财政理论界在吸收西方理论方面进展很快，在服务财政改革实践过程中承担了繁重的任务，在财政对象、财政方式、财政职能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大量的应用性对策。但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纵深方向，对西方财政理论中财政主体运行层次的深入研究相对较少。如果能够通过对财政主体演进的研究，形成不同制度环境下财政主体行为逻辑的理论，特别是制度变迁过程中财政主体行为逻辑的理论，对指导中国财政改革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要求，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转型社会的实践特征。要求加强对财政主体的理论研究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发达国家的经验能够更便利地为其他国家所借鉴和应用，以发挥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西方财政理论的成长，伴随着历经400多年市场经济的演化过程，与其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经过长期的磨合，相容性很强。我国从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农业帝国社会、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民主革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多种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变迁和转型频繁，财政制度也随之频繁变动。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变迁都保留了部分原来的运行方式和观念，同时又吸收和借鉴了发达国家的部分制度和理念，两者的冲突与中国社会当时的需要纠结在一起，造成中国发展方式和理念投射在财政改革方面呈现出复杂性。

当前，我国面临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以及全球化的多重转型，对财政功能的发挥提出了更复杂和更高的要求。财政事关治国安邦、强国富民。财政不但连接着政治与经济两大社会领域，同时也是国家政权活动的重要枢纽(王军，2006)。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把财政称为“庶政之母”。公共财政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主体与财政经济社会需要的适应性程度，决定了财政效能的发挥程度。建设公共财政为契机推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需要深化对财政主体的理论研究。

(二)中国财政改革的实践，需要加强对财政主体的应用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改革成绩斐然。为适应市场经济运行体制的要求，我国开展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支出改革、预算管理改革，实施的财政政策也取得巨大成效，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但还应该看到，我国财政运作别强调政府的权威地位和财政的生产性，相对忽视对政府权力的制度约束，强调纳税人义务而对公民的权利保护不足。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财政新老问题表现得相对突出，因而继续深化财政改革的任务仍十分繁重。

我国的财政改革，较多从经济角度出发，比较重视技术环节的改革，对财政主体的权力结构调整及权力应用的程序性改革相对滞后。

要推动财政改革继续深入，需要从财政主体着眼，加强对政府权力结构及权力运用的程序改革的应用性理论研究。张馨(2008)提出，公共财政是人民群众决定、规范、约束和监督的财政。人民群众拥有财政活动的直接决定权，是将财政改革进程直接置于市场的约束和控制之下，确保形成的是真正的公共财政制度的根本条件。如纳税人的权利保障体系、公民对预算活动的参与、开征财政收入及预算支出安排权在立法、行政、司法部门的分工制衡等，都是与财政主体紧密相关、对当前财政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需要在理论应用研究上有新的突破。

(三)对财政主体行为方式的研究，为中国财政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财政学第7篇

乡镇财政作为最贴近农民的基层财政，有责任为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发挥公共财富管理的职能，落实党的惠农政策，加快新农村建设。所以，建立健全乡镇财政科学化管理意义重大。

1.精简机构，财政管理权责到人乡镇财政建设的科学化管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物质保障，决定整个财政体系及基础是否牢固。但是，乡镇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地域环境也是各不相同。所以，乡镇财政管理不可能采用一种统一的模式，生搬硬套。乡镇财政的管理应结合乡镇实际情况，本着惠及当地民众，造福农民的宗旨，建立权责一致的财务管理制度。所谓权责一致就是要求乡镇财政管理层明确各主要领导的财务管理、使用的权利与职责，防止腐败滋生，提高财政管理效率。要想提高乡镇财政管理的业务能力，就必须精简机构，裁撤冗余。严格杜绝不正当的权钱交易，严格考察入职财务人员的的综合素质，尽可能招收专业财会专业人才。从财务工作人员的队伍建设上保障财务管理的科学化。财务工作的对象之一就是要处理与基层民众的关系。比如日常的税收、扶贫项目、贫困救助等业务都需要财务管理人员具有亲民的形象，具有良好的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更要随时做好深入基层，调研农村生活和民众的需求。这些扎根基层，了解乡镇现状的实践对于加强乡镇财政管理领导班子建设至关重要。

2.建立健全乡镇财政监督机制在确保乡镇财政管理权责到人的机制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建立健全乡镇财政监督机制，合理规范乡镇财务预算的管理权和使用权以及财务审批流程。确保乡镇财政财落实上一级财政管理领导方针的同时，以廉洁奉公的形象出现在基层人民面前，规范乡镇财务管理的行为标准，制定严格的履职制度，财税统一管理，及时登记。强化乡镇财政的科学化管理，提高乡镇财务资金的合理配置。对于扶贫项目资金的专款专用，必须及时做好账目记录，并定时、定点公布扶贫内容和补助对象，认真核实账务明细。积极做好面对上级财政主管部门和人民群众的审查监督准备，做好财务审批和预算，完善现在财政信息公开机制，使民众能够随时随地了解公共财富的动向。现阶段，乡镇财政支出与收益压力大，乡镇招商引资的困难。乡镇财政不可能仅仅依靠上级财政的拨款和补助来完成扶贫工作。人民群众总是希望乡镇政府积极理财，引入投资，发展地方经济，解决就业等问题，提高生活水平。但是由于乡镇财政工作人员的水平不高，乡镇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不明确，乡镇财政的理财的积极性不高。对于乡镇财务用于本地招商引资等经济性补助项目的债务，做到支出有根据，建立完善的债务解决机制，不能盲目的大手笔吸入投放资金，而不考虑投资收益，忽略社会资本投资的风险。一个完善的财务管理监督机制可以规范财务管理的工作流程，激励财务管理朝着有序化和科学化方向发展。

二、结语

财政学第8篇

关键词:财政学专业;资产评估;资产评估专业

建国初期,我国就在各高等院校设立了财政学专业,培养财政税收方面的专门人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到20世纪80年代末各高校纷纷设置了财经类专业,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财经人才。随着1998年教育部修订《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变化,财政学隶属于经济学,就这一目录而言,本科专科数量大为减少,各专业涵盖的内容也更宽泛,可以更好地满足通才教育的要求。近年来,部分高校经批准设立了一些本科目录之外的专业,与财政学专业相关的是税务专业及资产评估专业,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从2005年起,国家教育部在部分高校设立了资产评估本科专业,目前已有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厦门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10所高校开设了资产评估本科专业,建立了资产评估学科建设基地。

一、设立资产评估专业的必要性分析

(一)经济转型时期的必然选择

社会的转型是指社会经济基本结构的转变,是社会基本运行模式的转换。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30年,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改革,也使政府面临着功能的调整。经济转型的最终目标是逐步建立并完善以市场为向导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必须适时转换政府的角色,调整原有的政府功能。而在政府行为调整中最有影响力、最有决定性因素的是人,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自身对政策的理解和掌控能力,而生成这种能力的关键在于培养出一批批专业化、知识化的复合型管理人才。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强调,大力发展包括会计、咨询等行业在内的中介服务业,是对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内容。随着经济活动范围的拓展,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等中介机构和企业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关、司法机关、银行等机构从事资产评估、信用评估及管理咨询、产权交易、企业改制、资产抵押工作以及其他经济管理工作的数量日益增加,需要更多的从事资产评估和管理工作的高级实用型人才。

据资料显示,我国目前资产评估人才匮乏,不仅表现为专业人员数量的严重不足,同时现有资产评估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全国注册资产评估师人数约27800人,其中一半以上人员同时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他们的主要业务是审计业务而非资产评估,实际专门从事资产评估业务的人数不足15000人。而在产权交易、企业改制、司法实践、融资抵押、财产拍卖等活动中,迫切需要大量从事资产评估业务的专门人才,现有的专业评估队伍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为此,需要拓宽财政学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更多符合实际常需要的复合型财政专业人才已成为时代的需要。

(二)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需要

建国60年来,国家为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建国后,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公有制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建设投资,国家投资兴建了大量的国有企业。在此期间,国家投入也形成了大量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可以说我国目前拥有如此大规模的国有资产,绝大部分是来自建国以后的投资积累。国有资产对国民经济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国有资产如果要想成为名副其实的宏观调控杠杆,就必须有增有减、有进有退,否则,只进不退或有增无减,就是一种单向调节,就不成其为调控杠杆了。党的十七大提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有些人总是对公共财产的“调减”和国有资产的部分“退出”担心甚多,惧怕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实际上,只要规范管理,适当出售部分国有资产不仅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相反会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因为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只能在资本运动过程中才能实现,资本一旦停止运动就会贬值甚至变得一文不值,而这种资本运动不只是指微观的资本循环与周转,即单个企业资本的循环与周转,即单个企业资本从货币资金G——生产资金W经过生产过程P——商品资金W——新的货币资金G的过程,而且包括宏观的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与周转,即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作用下,众多企业资本不断地进入一个行业或退出一个行业的过程。对于国有资本来说,进入一个行业就表现为国家对某个行业的国有企业投入,退出一个行业就表现为国家将某个行业的国有企业出售。因此,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国有资本的出售与国有资本的投入一样都是正常的,关键在于出售的价格是否合理,而出售价格是否合理又取决于出售价格的形成过程是否科学、规范、合法。一般来说,只要出售过程依法经过批准、经过科学资产评估、经过公开竞价,其价格就会比较公道,就不会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由此可见,资产评估是加强国有资产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关键。

(三)拓宽财政学的口径

90年代中期政府机构改革之后,政府部门吸收的财政学专业本科毕业生能力急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学专业的毕业生很难直接进入与所学专业对口的财政税务部门,对专才教育提出了挑战。高校的本科生收费制度的全面推行、高校招生人数的扩大以及由此带来的本科毕业生就业的压力,迫使众多高校采取对策,进行相关的课程调整,以便更好地满足学生和市场的需求。许多学校改变财政学专业课程教学的“专门”人才培养模式,逐步转变为以财政税收类课程为主干,以财务、会计、资产评估课程为基础向多学科辐射的“通用”人才培养模式。

为扩大财政学专业的学生就业范围,首先坚持专业对口的观点,努力争取毕业学生到财税系统工作的机会,其次就是在校期间,尽可能考取注册资产评估、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等执业资格证书,以适应社会用人单位的需要。经过若干年教学实践,财政学专业学生考取相应执业资格的人数逐年上升,既增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又拓宽了毕业生的就业范围,也提高了学校培养人才的质量,培养出了更多的适应社会需求的通用型人才。可见,在财政学专业下设资产评估方向也是提高学生适应社会、发挥专业知识水平的重要举措,也是培养市场急需人才的重要方式。

财政学第9篇

“中性财政政策”，是财政部长金人庆于去年5月27日在上海世界扶贫大会上提出的。他表示，今后中国将采取中性的财政政策，有保有控，确保中国经济的持续稳步健康发展。这一论断的提出是一个重大转折点，意味着中国的财政政策将由“积极”转向“中性”。

中性财政政策的内涵应包括两个方面：总量与结构。从总量上看，中性财政政策意味着财政政策的实施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既不扩张，也不紧缩，即对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不产生刺激性或抑制性的影响。这表现在预算收支上就是基本平衡，不搞赤字。从结构上看，财政上实行“有保有控”，通过一定的政策手段一方面促进瓶颈、短缺部门的发展，另一方面控制那些偏热行业的发展，以减少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扭曲。

二、实行中性财政政策的背景

（一）积极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的不适应性日益突出。回顾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6年来的情况，应该说，积极财政政策对加快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内需、增加就业、保持经济快速持续发展势头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包括：第一，政府参与投资过多，影响了民间的投资环境；第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大量发行国债，加大了财政的财务风险。目前整个国债占GDP的比重已从1997年的7.93％提高到20％多，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也在提高；第三，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各方面效应，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显现。

鉴于此，当民间投资的增长达到能够支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时候，亦或通货膨胀将成为经济健康运行的主要威胁时，也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完成其历史使命、必须转向的时候。

（二）实行中性财政政策是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客观需要。从2004年年初的突出问题来看，随着民间的投资明显趋于活跃和旺盛，我国投资总量的增幅过大，并且在房地产、钢铁等行业中的投资有一哄而起的迹象，人们对于投资过旺、经济偏热的关注也迅速上升。而这种对投资需求的过热是政府和市场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控制投资过快增长，要么控制市场投资，但市场投资的复苏恰恰是我们多年来所希望的，因此，在投资总量增长过快的情况下，我们自然偏向通过控制政府投资的增长来达到抑制社会投资总量的过快扩张。在这种情势下，如果继续坚持积极财政政策的取向，不断地扩张政府投资，就可能抵消当前政府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因此，减弱政府投资扩张的力度在当前十分必要。

然而，在局部地区局部行业投资过大、经济过热的同时，也存在着农业、科技、教育等投资不足的现象。这就要求在制定和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时采取“有保有控”的财政政策，即中性财政政策。

三、实行中性财政政策的基本思路

（一）从总量上控制，增收节支，减少赤字。在预算收支平衡上，严格依法征税，加强税收的征收管理，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同时严格控制支出增长，在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上下功夫；在国债方面，控制国债的发行规模，减少国债资金安排使用过程中存在的大量浪费和低效率的现象。

（二）调整政府投资结构，做到有收有放。首先，调整支出结构，对与经济过热有关的、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营利性的“越位”投入，政府资金应退出。基本建设支出和行政经费支出要相应减少；同时，优化国债支出方向，应积极致力于长期建设国债资金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适当调减国债项目投资规模，以及国债使用中的负面影响。这就是所谓的“有控”。

其次，我国当前的国情决定了我们要实行的中性财政政策还不是对经济完全不影响、不干预，而是在控制相关投资的同时，还要做好重点投资的工作，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项目、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以及财政“缺位”的范畴仍需财政的大力支持。例如：环保、西部开发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点项目；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的配套设施建设；对于这些范畴，财政不仅要保，还要加大投入和支持的力度，以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