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城邦文化;竞技体育;影响
作为含有政体意义、伦理意义的城邦，他不仅对希腊人的政治、经济关系重大，而且对体育运动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古希腊，公民和城邦有着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公民属于城邦，城邦依赖公民。城邦和公民共同营造自由、平等、正义和开放的精神。并使得公民与城邦的和谐、至善的精神得以发展。古希腊人大部分公共生活与宗教祭祀有关，体育竞技是这些宗教活动中常见的仪式活动。体育运动与城邦有着紧密联系。
城邦的自由思想对竞技体育的孕育和催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明确指出：“希腊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的基础。”古希腊人崇尚自然、尊重自然，顺从自然。他们的生活与自然息息相关，神话也是他们自然生活的一部分，神话中的自由、平等、正义等思想从神话与英雄传说渗透到古希腊人的思想中。作为政治实体和共同体的城邦需要每个公民自由和平等地参加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这就像宇宙是众神的共同的努力能实现井然有序。宇宙的秩序性是众神自由和平等合作的结果。在古希腊神话中，宙斯是万神之王，是普遍正义的庇护者，但他也不能破坏和践踏正义，他破坏正义的行为是对城邦社会的糟蹋，必然招致其他神的反对，他会收到惩罚或引发战争。这是希腊神话中的自由思想的渊源，是自然法原则的发端。任何神都要尊重其他神的自由，不能让某位神拥有绝对的权力从而随意控制他人和社会。宙斯宣布他们三兄弟分别掌管天、海、冥三界是平等观念的起源。当他把技术与智慧分配给人类时要求：人人都有一份，若只有少数人分享，城市将不会存在。这一活动的体现了平等人权的观念。赫西俄德在《神谱》中对正义的阐述是：宙斯已经把正义这个最好的礼物送给了人类，因为任何人只要知道正义并且讲正义，无所不见的宙斯会给他幸福。人间秩序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它理所当然不应违背宇宙秩序，这是自然法的重要内容。自然法思想使每个城邦公民都坚信自己参加城邦公共事务是一种神赋的自然权利。这种思想激发了城邦公民积极参与城邦政治的情绪，演变成一种自由、平等的城邦精神。神话孕育了人们的自由、平等和正义等思想，这意味着神话与城邦公民的情感体系、认知体系及评判体系交织在一起。一方面使神话中的神和英雄具有人的思维、形象、性格和品行，另一方面，神的生活是人的生活的写照，更是人的生活憧憬与向往。象神一样自由、平等、正义地生活是人们的理想。城邦公民的这种思维定势逐渐内化为思维本身的程序，构成一种主体性记事的思维程序，在这种程序中，神话中的种种现象与人世间的现象一样，遵循着同一的发展逻辑和演进脉络。这使得城邦公民的自由、平等、正义观念具有了神性。
这种神赋的自由、平等和正义为竞技体育的诞生准备了思想条件。它们对竞技体育的规则制定，项目构建，进程维持，纠纷解决有着重要的作用。
城邦的政治制度对推动竞技体育的发展功不可没。西方的政治的发展与古希腊的城邦制度有着一定的泉源关系。在城邦时代，政治和城邦紧密相连。城邦是公民分享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场域或公共空间;政治是公民的公共生活方式。在雅典，政治是城邦公民追求的最高善。因此，与城邦相关的经济、教育、社会、伦理等问题都负有政治意义。在政治管理上，雅典实现轮番而治，即一切行政官员都有公民民主选举产生。当时的雅典政体设置了三个主要机构：民众法庭、五百人会议和公民大会。公民大会近似现代的最高权力机构，对国家的重大事务有着决定意义。在伯里克利时代每月举行三或四次会议，二十岁以上的男子均可参加。会议以投票方式来决定重大事务。在城邦时代的雅典，言论自由是公民所有权利中的基础性权利，城邦公民在公民大会上有充分的发言权，对城邦的经济、文化、教育等各种问题可以畅所欲言。由于城邦的公职人员是民选的，公民在会上也可以批评他们，行使每个公民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权，而公职人员在卸任时得做述职报告，不称职者会被罢免，渎职和犯罪的要接受法律制裁。
从政治哲学的理论视角看来，城邦给理性政治提供了重要的基本条件，那就是公共空间，或者说是公共领域。著名学者韦尔南认为“只有当公共领域出现时，城邦才能存在”。在古希腊，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主要表现为公民会议和公众聚会的场地。
在那些场地中有一类不可忽视的就是体育场馆。在古希腊，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体育馆或体育场。这些体育场馆不仅是他们的竞技场地，更是他们的社交场地，它们是城邦公民的重要公共生活空间。他们不在体育场馆训练，就在场馆理消磨时光，他们不是旁观者，而是城邦公共生活的参与者。希腊精神中有一种就是竞争精神，它主要通过体育竞技表现出来。在古希腊，除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尼米亚运动会、地峡运动会和庇底亚运动会几大泛希腊竞技运动会外，每个城邦还有自己的竞技会。体育竞技活动不仅是体育活动，实际上是城邦的重要政治活动。
城邦政治的特点是自由、平等、民主、正义。这种制度为竞技体育的诞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体育竞技的公平公正提供了制度保障。公职人员的直接选举落实到体育比赛中表现为对体育官员的选举和裁判员的推选。政治制度的法制化促成体育比赛的法制化。
体育文化是古希腊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城邦培育出独具特色的健身习惯、运动风气和体育文化，体育运动成为泛希腊节庆中人们最愿意欣赏的文化节目，城邦的提炼和挖掘使得体育运动形成自己的文化风格和特色，体育运动成为古希腊人特有的文化符号。城邦给了体育生命，城邦创造出影响人类社会的智者的游戏。
参考文献
[1] 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2] 李法宝.官吏、官制、官文化及历史走向[M].北京：职工教育出版社，1989.
【摘 要 题】比较与交流
【
社会发展决定了体育文化的发展。一定的体育文化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发展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社会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所以体育文化也必然循着这一历史过程不断产生复杂的演变。在这一长期、艰苦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体育文化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模式。随着历史的长期演变，体育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在研究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同时，我们可以发现，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与之是有着冲突与互补的矛盾存在。在中国“西部大开发”的今天，这两种文化在多方面接触后的冲突与互补尤为明显和加剧，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研究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对立统一就必须引起理论界的高度关注，进行必要的深入探讨，以对其发展进行理论引导。
1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冲突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是世界文化中两个根本不同的体系。它们是随着历史发展先后出现且并列平等发展的两个文化系统。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两者是各自独立发展的，并没有明显的冲突和融合。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新航路”的开辟和国际间交流的频繁，特别是由于西方列强在近代对外侵略扩张，使两种文化开始正面交锋，日益冲突和斗争。[1]由于这两大文化本体及其存在环境的巨大差异，所以它们在交流中的对立是绝对的。具体表现在：
1.1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植根于“天人合一”、阴阳、八卦、五行等理论之中 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在西方哲学重外在、分析，重与自然的斗争等观念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整体观重人体自身的统一性及与自然界的和谐，带有某种经验、直觉、模糊的性质，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是科学实验、解剖学、生理学、现代医学等的综合运用；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节奏、韵律、神韵、内涵、和谐美，重朦胧、抽象、含蓄美，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重阳刚的力量、速度之美，重外在、形体美。
1.2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一贯向着娱乐性、表演性、礼仪性方向发展 注重个人修养，形成以追求“健”和“寿”为目的的民族内向性格，融进了以身心合一、动静结合的导引养生、武技的发展，然而削弱了体育运动中的竞争性；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始终向着竞争性、惊险性、公开性、健美性、超味性方向发展，并使体育形成体系，注重人的全面发展，而忽视了人竞争中的道德教育，容易产生残忍与暴力。西方竞技体育文化追求“强与险”，而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追求“健与寿”。
1.3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通过身体锻炼来以外达内 由表及里，由形而下的身体有形的活动来促成形而上的无形精神的升华，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透射出十分明显的重人格倾向；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则重人体胜于重人格，注重人体本身的价值，更讲究从人体的培养上来考虑体育的价值，通过让人在肌肉的运动中，在各种力的交汇中去实现完美人体的塑造，进而实现理想的人生。
2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互补
体育文化的产生是一个长期孕育演变的过程，其发展更是一个长期积累、选择、变异、冲突、交融、定型的过程。[2]由于体育文化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存在，所以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在相互交流的同时，势必会互相吸收融合其文化中的精粹部分，这就是文化的不自觉内在的统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对伦理道德观念的追求 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政治经济条件，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出现了勃兴。在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势必要注入新的血液，因此，西方的竞争观念，自我价值的彰显也成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追求。西方一些知识分子也开始致力于东方体育文化精神的研究，试图从东方的处世之道和养生方法中寻求解脱。
2.2 相互移植对方的优秀运动项目 如气功、武术、龙舟竞渡、踏青、放风筝、秋千等，开始向西方移植，冲破了西方竞技一统天下的局面。而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田径等项目已深入中国各民族人们的心中，获得大家的喜爱。
2.3 中国传统养生思想为西方所接受，西方竞争观念为东方所认可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统生命观、健康观和与此相适应的保健体育，蕴含着有关人体科学的丰富内容，如注重身心统一、内外协调、动静结合等许多辩证思想，对指导当今的人类保健活动，仍具有重要的意义。西方竞技体育所表现的竞争观念和现代社会是相吻合的，正被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所认可和接受。
3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矛盾存在的意义
3.1 体育事业进步的动力 文化的产生从一开始就是交流的产物，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难以游离于世界文化的相互交流之外。体育文化是一种需要人们广泛参与的休闲文化，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任何一种形态或地域的体育文化都在寻求与外界体育文化的交流中得到对方的文化精粹，可以推动世界体育改革的步伐，促进世界体育的发展。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深入中国内地，很多项目获得各民族人民的喜爱，在全国兴起了一股全民健身的热潮。
3.2 维系体育文化发展的连续性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化，其中频繁的内部与外部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3]虽然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交流还不到几百年的时间，由于其文化的相互矛盾存在，不断碰撞磨合，它们不仅各自获得新的文化血液，而且获得新的文化生存空间。由于文化新血液的注入和文化生存空间的扩大，其文化的发展时间也必然相对延长。
3.3 调节各地区体育的平衡发展 自然地理条件以及社会发展的差异使得世界体育文化发展形成不平衡状况。各体育文化之间的对立统一对于调节这种状况具有积极的意义。各体育文化之间的对立统一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交流的各方吸引对方精华，吸取对方的经验教训，互相补充。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有着对立统一，才有其交互影响的可能，这一东方与西方的体育文化对话可以丰富世界体育运动的手段与形式，完善世界体育科学思想体系，拓展人类体育功能结构的外延。中国民族地区的体育文化在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交流之后，由于其文化巨大差异而产生的文化对立，显示出中国民族地区的体育事业的相对滞后，为力争与西方体育文化平衡发展而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如中国民族地区的体育文化也开始试图完成产业发展，并与其他产业诸如旅游产业联姻发展，这在云南、西藏等民族旅游地区已取得了一定成就。
4 两种体育文化对立统一的辩证认识
不同类型和模式的体育文化由于价值观念的不同会发生冲突，因此，体育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不是畅通无阻的，不同性质的体育文化遭遇到一起的时候，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对立统一是客观的，它不仅会改变原来体育文化的性质，还会由于两者契合发展产生新的体育文化，带来体育文化的变迁。体育文化的冲突是区域性、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集团性等多种类型的综合，认识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对立统一就应在此入手，认识两者是政治经济地理等生存环境差异下的矛盾存在。这种矛盾存在体现了人类体育文化的丰富和世界体育文化的非成熟发展状态。对于两者的这种对立统一，我们应认识其是不同国度不同地域体育文化的对立统一，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由于各层次发展水平不一，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会冲击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生激烈而全面的冲突。此时，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作出全方位的调整才能适应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矛盾冲突。有效利用这两种体育文化的内在统一因素，寻找两者发展的最佳结合点，这将有利于消除或减少两者冲突所产生的负面因素，使其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忠利，宗文举.中西文化概论[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2,4.255,193.
[2] 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6,4.194-198.
论文摘要:对我国运动员教育缺失、滥用违禁药物、裁判执法不公、假球、等竞技体育中的文化迷失现象及其原因进行分析，认为人文精神的缺失、价值取向的异化、过度商业化的冲击、体制的弊端、法律的缺位是导致文化迷失的主要原因，提出应让竞技体育回归本质、回归教育，完善竞技体育的管理体制等对策。
在社会群体印象中，竞技体育已经被“刻板化”，很大程度上被机械地同金牌、冠军、名次划上了等号，再加上奖牌在某种层面上作为考量职能部门成绩的唯一标杆，体育价值观的异化已经不可避免。竞技体育是现代体育的基本形式之一，形式上是通过竞技的方式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和创造优异运动成绩的一种体育活动。这种对人的体质、体能、心理、运动能力的挖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品质。但是，现代竞技体育越来越强调竞技性，商业化使得竞技日益功利化，金牌、成绩成为唯一的目标。为了体育成绩，运动员正常的文化学习被无情地挤压，九年义务教育在一些体校形同虚设。为了金牌，必要的道德教育被束之高阁，一“金”遮百丑，竞技体育中的使用兴奋剂、黑哨假球、等屡禁不止，且有蔓延的态势，足以引起我们的警觉。
1我国竞技体育文化的迷失
1. 1竞技体育文化迷失的根源
奥运会主旨是人们要求通过运动培养身心和谐发展的人，为社会服务。正如萨马兰奇所说:“由于体育运动有助于将身体置于为心智服务的位置，它在任何文明需求中都值得具有一席之地。”历史证明，“育人”是运动胚胎的教育属性，它是运动的生命线。运动若失去教育属性，“夺标”也将失去它的社会价值。当前，在运动员培养过程中偏重于抓体能、成绩等“物化”层面的“硬件”建设，忽视了“人格”的培养。中国竞技体育是在举国体制下创造了无数个辉煌，但仅仅使少数“体育强人”登上最高领奖台，而大多数人由于缺乏必要的文化知识而难以在退役后适应社会，成为“社会累赘”。
美国大学对体育人才的培训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大学生学习成绩达不到规定标准，无论运动成绩多么出色，都不能参加学校各类运动队，否则就属违法。这与我国的达到一级运动员标准就可以免试上学，某一运动项目特长可以降低分数录取截然不同。二者之间的反差，本末倒置。从而造成我国运动员文化水平越来越低。有研究指出，我国许多优秀运动员在20世纪50年代是大学生，60年代是高中生，70年代是初中生，到了80, 90年代则成了小学生。目前，我国从事基础训练的青少年共有31万人，与成为明星的运动员比，这个基数很大。所以，解决好运动员文化课学习问题既是一种人文关怀，也是使竞技体育能对青少年保持一种持久的吸引力的保证。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先生[3]的一句经典名言令人警醒，他说:“失去体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失去教育的体育将走向歧途。”奥林匹克竞技的第一要素是体育，第二要素是文化和教育。各国普遍对第一要素十分重视，但对第二要素的重视程度则不同。但奥林匹克竞技决不是单纯的体育“秀”，如果忽视文化和奥林匹克教育，奥运会将失去它的灵魂。有的人太看重比赛的结果，强调夺取金牌，而忽略了文化教育。其实任何体育比赛，大多数人是失败者，成功固然带给人喜悦，但经历了失败的磨练，人会变得坚强，意志品质会得到很大的提高，在人生的旅途上才不会畏惧失败，从失败中奋起。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之下，大力推广把教育与体育相结合的奥林匹克思想愈发重要，如果忽视它，体育活动就必然出现偏差，兴奋剂、黑哨甚至暴力等不良行为将不断出现。因此，国际奥委会鼓励各国他区)奥委会设立奥林匹克教育研究机构，经常开展体育文化活动，其目的是弘扬奥林匹克精神。
1.2竞技体育文化迷失的焦点
从20世纪50年代起，一些国家就把兴奋剂作为一种“战略武器”，用于体育赛场上的“和平竞争”，以证明其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多年来，大众传媒的关注和跨国公司的巨额赞助加速了高水平竞技体育的商业化。在大型国际比赛中获胜的运动员，可以一举成名，并且给自己带来大量金钱。荣誉、金钱，使一些无法凭自身实力取胜的运动员投机取巧，挺而走险，把获胜的希望寄托在兴奋剂的使用上。这些诱惑同样发生在教练员、俱乐部老板、体育官员和随队医生身上，因为他们的前程和经济利益与运动员的成绩有直接联系，许多证据表明，他们相互勾结，给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是兴奋剂猖撅的重要原因。如果将兴奋剂放到体育运动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就会发现，兴奋剂不完全是魔鬼创造出来的，它是竞技体育与人类社会各种诱惑撞击后生下的怪胎。竞技体育的蓬勃发展离不开职业化、商业化;竞技体育对人类自身体能极限的挑战和冲击的严酷性;竞技体育的社会功能及所产生的效益;竞技体育的政治功能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等等都有意无意地助长了兴奋剂的孽生。
从兴奋剂定义和兴奋剂目录的变化中可以看出，人们先从医学视角，后来从法律视角对兴奋剂进行揭示。反兴奋剂法律认为使用兴奋剂的行为破坏了以下体育价值:体育道德、公平比赛与诚实、健康、优秀的竞技能力、人格与教育、趣味与快乐、奉献与承诺、尊重规则与法律、尊重自己、尊重其他参赛者。其中，主要价值是体育竞赛的公平竞争和运动员的生命健康。竞技体育的本质属性是公平竞争性。竞技体育的目标要求运动员向生理极限挑战，这可能损害运动员的生命健康。竞技体育的目标使运动员的生命健康权利被忽视。美国已经有上百名运动员死于服用兴奋剂，受害人家属中无一人就生命健康损害而提出上诉(至少目前还没有见到这样的报道)。使用兴奋剂的行为既侵犯了运动员的公平竞争权利，又侵犯了运动员的身心健康权利，任其发展，就会对竞技体育造成致命的破坏。正如原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所说:“使用兴奋剂不仅仅是欺骗行为，也是走向死亡。首先是生理上的死亡，即通过使用不正当的操作手法，严重(有时是不可逆地)改变人体正常的生理变化。其次是肉体上的死亡，正如近年来一些悲剧性事件所表明的那样。此外，还有精神上的死亡，即同意进行欺骗和隐瞒自身的能力，承认在正视自我和超越自身极限方面的无能和不求进取最后是道德上的死亡，也就是拒绝接受整个人类社会所公认的行为准则。”我们应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开展打击兴奋剂的斗争，但是反兴奋剂的斗争会十分艰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难以禁绝，但我们必须持之以恒。
1.3竞技体育文化迷失的指向
吹“黑哨”是裁判员诚信缺失的主要表现。所谓 “黑哨”，是指体育运动竞赛中的裁判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在执行比赛裁判过程中枉法裁判，造成偏袒一方，损害另一方荣誉或利益行为的总称。竞技体育商业化是我国体育进入21世纪后体育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在竞技体育商业化的过程中，无论是对体育工作者来说，还是对俱乐部而言，追求功利始终是他们的重要目标。中国职业足球联赛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比赛的胜负关系到俱乐部的经济收人和未来发展。各职业俱乐部之间为了生存和竞争，就有可能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俱乐部向裁判送“黑钱”，使自己的球队“成绩”上涨，以假象来赢得球迷支持、增加广告收人，事实上，这隐含着体育衰败的危机。因为个人对财富、金钱的欲望极度膨胀，俱乐部和裁判员在重大比赛中暗箱操作，“黑哨”便由此产生。中国赛场发生的一系列的不公正的判罚事件并不是单纯的“自然灾害”，根本原因是裁判们在赛前收受“黑钱”后作出一系列不公正判罚。尽管有人认为它不过是足球界可以自我处理的“家丑”，但是，你出黑钱我吹黑哨的丑态与那些花钱买官的权钱交易何其相似。它不仅可以葬送中国足球，更是肆无忌惮地破坏着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建立的公平和公正的原则。诚信缺失现象破坏了竞技体育中的公正原则，严重影响到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公正原则是奥林匹克竞争的行为规范。奥林匹克精神蕴含了公正、平等、正义的内容，承认一切符合公正原则的优胜，唾弃和否定一切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而诚信缺失现象正是“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表现，它从根本上背离了奥林匹克精神中的公正公平原则。
2我国竞技体育文化迷失的对策
2. 1弘扬人文精神，让竞技体育回归本质
人文精神是以建立一种平等、和谐、互利、合作的关系为目标，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强调以人为本，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而竞技体育的文化迷失导致了人与体育关系的失调，作为主体的人渐渐被异化，成为追逐名利的工具，这与人的发展和达到竞技体育的目标背道而驰。所以竞技体育要弘扬人文精神，树立运动员的主体意识，坚持在竞技运动中“以人为本”，确保竞技体育始终为人的全面健康发展服务。在竞技体育运动中，首先应该满足人的身心健康要求，通过人文精神的回归，重视人的全面发展，提高竟技体育参与主体的权利意识;在竞技体育参与主体之间建立平等、和谐、互利和合作的关系，使竟技体育的发展保持正确的价值取向。注意科学训练手段的运用，注重运动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立。要对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观众以及管理人员加强人文素质的培养，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体育观，摈弃虚假的价值观和非理性的价值意识，唤醒他们的主体性意识，自行抵制不正之风和违禁药物的使用，让竞技体育回归其本质。其次，必须制订出完备的法律，加大惩戒的力度，正确引导和规范竞技体育商业化;最后，加强宣传教育，使人们意识到服用兴奋剂的危害。竞技体育是神圣的、公正的，每个体育人只有通过提高自身素养，严格按规则要求比赛和执法，才能造就一个良好的竞赛环境。
2. 2竞技体育全面回归教育
当前中国竞技体育应切实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有效提高运动员的人文素质。“体教结合”问题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解决运动员的文化教育问题，更是涉及到我国训练体制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涉及到我国竞技体育如何健康发展、持续发展根本性问题。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2001-2010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明确指出，国家竞技后备人才培养 “坚持走体教结合的道路”，优秀运动队伍建设要“逐步向院校化过渡”。“体教结合”是一种以培养攀登世界运动技术高峰，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体育”人才为目标的新体制。运动员作为社会的人，必须具有社会的属性。随着运动员在体育竞技中对金牌及其附属物质利益的追求，他们的主体地位就可能日趋下降，原本作为竞技主体的运动员却成了金钱和物质的附属物。在这样的环境下，竞技的人文思想和科学理念要逐步实现，复合型的竞技体育运动员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运动员应该成为“智体型”运动员，体育与教育的结合对培养“智体型”运动员将起到根本的作用。
为了使竞技体育持续健康发展，可以使竞技运动逐渐回归高校。高校是人才培养的基地，尽可能多地举办大学生联赛，可以使我国的校园竞技运动文化底蕴更深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发达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模式虽然各有千秋，但其共同点是“以市场为主，政府为辅”，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吻合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和运行机制，通过小学一中学一大学或实业团体来发掘优秀的运动员。美国竞技体育主要由专门的社会组织和私人企业依照1978年颁布的《美国业余体育法》开展工作。美国竞技体育运动以学校为中心，依靠学校的业余训练培养后备人才，中学是培养青少年运动员的摇篮，大学则是培养优秀运动员的高级阶段。其特点是强化了教育和体育结合，突出了青少年体育的业余性质。根据我国的国情，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有助于改进我国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
2. 3竞技体育的管理体制重构
关键词： 竞技体育 中国传统文化 继承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与完善，物质文明极大丰富，为体育运动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撑力。在竞技体育运动事业快速推进的同时，中国竞技体育运动道德领域出现了诸多不和谐的因素，如斗殴、吸毒、服用兴奋剂、黑哨等事件时有出现。如何推动中国竞技体育运动事业快速、健康、和谐发展，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焦点。本文认为锻造中国竞技体育运动的风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运动精神，需要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和批判性继承入手，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塑造中国竞技体育运动之魂。
1.竞技体育运动对中国传统体育道德的吸收和借鉴
随着竞技体育运动逐渐国际化、市场化，物质文明对其影响日渐明显，而竞技体育运动蕴含的风骨却被相对忽视。虽然中国竞技体育运动竞技水平提高了，竞技运动员的竞技实力增强了，但中华竞技体育运动独特的民族精神和魅力却未能同步提升，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对传统体育道德的学习。
1.1“射”――竞技体育运动与儒家礼乐文化的结合。
西周的“射礼”是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文化源头。［1］“射”作为中国竞技体育运动的最早形式，与“礼”、“乐”、“御”、“书”、“数”并列，共同组成了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六艺”。“射”既有着体育运动的竞争性，也是西周礼乐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射礼有序宾之贤，询众择善之义，是可以明善恶也”，从这一角度而言，我国竞技体育运动从诞生之初时便与中国传统儒家礼乐文化紧密结合，它既要展示出卓越精准的技艺，更要宣扬道德教化。从“射礼”的举办者、举办目的、举办形式及效果来看，“射礼”具有极强的权威性、普遍性、规范性和政治功用性。“射”既是一项体育娱乐活动，更是具有鲜明政治性和教化性的社会文化活动。可以说，“射礼”是我国古代社会集政治、教育、文化、体育等诸方面因素于一体的竞技体育运动形式。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竞技体育运动既是体育运动，同时也应该为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和道德教化服务，这也正是目前我国竞技体育运动发展所应当注意的问题。“竞技体育是随着人类文化的进步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礼仪化的战争”。在竞技体育向国际化、科学化、高水平化的方向迅猛发展的同时，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中国竞技体育运动与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
1.2“淡泊宁静”――竞技体育运动精神对道家思想的继承。
竞技体育运动以其竞技特点为大众所喜爱，然而竞技道路是永无止境的，竞技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运动能力与水平的不断进步，胜者只是一时之胜者，对胜利的追求和努力才是永恒的。老子很早便指出：“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宠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为我有身，及我无身，吾有何患！”因此，保持“恬淡为上，胜而不美”的竞技心态，对待比赛结果“宠辱不惊”便是竞技体育运动参与者需要学会的课题。以一颗淡泊宁静之心投入到热烈的竞技氛围中，“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2］如果每一位竞技运动的组织者、参与者和运动员都能保持此种心态，则诸如黑哨、兴奋剂、斗殴等现象便能从根本上杜绝，竞技体育运动的风气便可为之一变。
1.3“峻法”、“严刑”――竞技体育运动对法家思想的继承。
韩非子曾说：“峻法，所以禁过外私也；严刑，所以逐令惩下也。威不贰错，制不共门。威、制共，则众邪彰矣；法不信，则君行危矣；刑不断，则邪不胜矣。”峻法严刑是保证国家社会安定的必要武器，同样，峻法严刑也是维护竞技体育运动秩序的必要手段。从法制规范的角度明确竞技体育运动行为的奖惩准则，对促使竞技体育运动各类人员“以规矩为度”有着重要作用。可以说，在完善的竞技体育法制规范下，完全可以达到“法之所加，智者弗敢辞，勇者弗敢争”的效果。
因此，中国竞技体育运动的健康发展需要汲取中国传统思想的精髓之处，尤其要学习儒、道、法家思想之长足，在注重提高竞技体育运动水平的同时，促使竞技体育为社会和谐、思想发展及群众教育服务，使人们在淡泊宁静的平和心态下，不断致力于竞技体育运动规范的完善，推进竞技体育运动健康发展、科学发展。
2.竞技体育运动精神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悖离之处
中国传统体育道德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的一部分，是封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体育实践活动的客观反映。因此，它既受到封建社会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的制约，也受到中国儒、道、法家思想观念的影响，同时还被深深打上了封建统治阶级体育道德观的烙印。全面认识中国传统体育道德是我们批判性继承的前提。
2.1私有制社会经济关系决定了传统体育道德的性质具有狭隘性。
“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道德最深层的本质是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利益关系，因此，传统竞技体育运动在本质上是为私有制社会服务的。这体现在传统竞技体育为统治阶级稳固统治，为其遴选才士，助其娱乐等方面，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而现代竞技体育运动的目的在于锻造奋勇拼搏的竞技精神，形成良好社会氛围，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了二者在本质上存有明显区别。
2.2竞技体育运动精神与中国封建传统价值观取向存在本质区别。
“封建文化从本质上讲是和竞技体育所提倡的价值观念背道而驰的，是压抑竞技体育发展的，这是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和人才观念所决定的”。［3］中国封建社会对竞技体育的抑制并非偶然，其主要原因是：（1）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生产力发展缓慢，社会生活内容较为单调，诸如“射”、“御”之类的竞技行为被提高到礼教的高度，其形式代表的意义等同甚至超过了竞技结果和能力，对形式的过分重视限制了竞技能力的提高。（2）中国传统思想主张礼让、和谐、轻利和内敛，注重约束自身的欲望，“克己服礼”，这种思想意识使得人们在潜意识中抵制竞争，这使竞技体育没有适合发展的空间。（3）竞技体育需要平等公正原则作为思想基础，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实行人治，缺乏民主意识，这使竞技体育缺乏必要的思想根基。（4）从竞技体育运动的前身――“游戏”的角度来看，封建社会国民较为轻视游戏，深恐“丧志”，游戏时不够投入，这也使竞技体育活动的发展深受限制。
了解了上述这些因素，我们便可对中国古代传统竞技体育丧失竞技活力，直至趋于湮没的原因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从而致力于使当代中国民众正确对待中国传统竞技体育道德与文化。
3.正确处理竞技体育运动发展与传统竞技体育道德的关系
中国竞技体育运动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有着不可分割性，同时它又具有自身发展的独特性，因此中国现代竞技体育运动道德既要反映出我国的民族特点、时代特点，还必须符合竞技体育道德发展的客观规律。
3.1“淡泊无欲”、“重义轻利”的品格是保证竞技体育公平竞争性的前提。
公平竞争是竞技体育的灵魂，愈是竞争激烈的项目愈是需要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竞技体育工作人员具有平和、坦率、谦逊、超然于物外的心态与素养，以抵制横流物欲的诱惑。倘若没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精神，很难自始至终保持公平公正的信念。这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中汲取养分，寻求精神力量。
3.2礼让、仁德是竞技体育和谐发展的精神保证。
竞技体育需要竞争，更需要和谐。体育运动对人的社会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作用在竞技体育上得到了极好的体现。在竞技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的社交能力与身体素质、运动能力一同得到了锻炼。处理好竞争好胜心与平和心关系、个人与他人关系，需要我们发扬礼让为先、仁德扬道的优良传统。此时，礼让与仁德是调剂这一心态的良药。只有每一位竞技体育工作人员，以及欣赏竞技体育的观众具有礼让和仁德之心，竞技体育的竞技魅力才能更加凸显，竞技体育才能走上一条健康、和谐的发展道路。竞技体育的社会教育价值需要被人们所重视，这尤其对于提高青少年的全面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3.3以传统文化的知识智慧为养料，提高竞技体育的水平。
竞技体育并不是一项单纯的体能展示，它更是智力的较量，竞技者只有拥有高超的智慧才能获得胜利。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包含最大量的智慧，它们可以也应该成为竞技体育的智慧养料，田忌赛马的故事便向我们充分展示了智慧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21世纪的竞技体育事业正在高速发展，与此同时，竞技体育道德建设亟待加强。为使我国的竞技体育具有自己的个性特点，我们需要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料，通过加强竞技体育运动的德、智、美等方面的建设，使我国的竞技体育具有中华民族独特的传统美、民族美与时代美。
参考文献：
［1］史晓亮.射礼――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文化源头.体育文化导刊，2005年第3期.
关键词：竞技运动 学校体育 竞技运动教材化
一、竞技运动教材化理论的提出
竞技运动项目之所以应该成为体育教学的重要内容，是因为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学校体育和竞技运动在”文化”的大概念下不难统一。国际体育联合会主席安德鲁斯强调竞技体育在学校中的教育价值是符合学校的功能的。他说：“学校的第一功能强调教育对个性发展的意义，第二功能是视教育为文化的保护者和传播者，第三功能是把教育作为一种创造文化的工具。”因此，他认为：“学校竞技体育将帮助青年人去发展技巧和能力，这些东西肯定在以后他们需要的。”“在英国任何一个体育工作者，无论是持广义体育概念，还是持保守概念的都同意一份成功的体育大纲『必须包括运动喜爱、运动欣赏、运动追求、运动参与等。”竞技运动项目承载的公平、公正、诚实、团结、协作，是现代道德价值观的重要方面，它倡导的永不言败的信念，执著的追求，顽强的拼搏精神，是我们每个人一生享用不尽的宝贵财富。
二、竞技运动教材化理论研究现状
相关资料显示，竞技运动教材化的研究主要是从四个角度进行的：一是从体育手段化的角度出发。于文谦的研究提出，1986年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体育工作的意见》中指出：“中小学体育教材要转变过去那种以竞技为中心的指导思想，要以增强学生体质为中心”。1991年国家教委下发的《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专业体育教学计划的通知》强调指出：“田径、体操、球类、武术等术科课程统列为体育手段，然而这些运动作为手段是有条件的，不是所有的竞技运动都能成为体育手段，而是需要经过选择、加工、改造才能成为体育手段。要想在学校体育中实现竞技运动体育手段化，首要问题是更新传统的体育观念。然后根据体育的方法和原理把增强体质，开发体育能力和进行体育思想教育有机的结合起来，对现有的竞技运动进行科学的加工改造，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体育手段。于文谦等人的研究指出，竞技运动作为体育的源泉，为体育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广泛的选择空间，同时也为体育留下了很大的发挥余地。但由于竞技运动具有高度的技术化、商品化和社会化等特征，使得竞技运动不能简单的作为体育手段去增强人们的体质．这就需要我们对竞技运动进行必要的选择、加工、整理和改造。古雅辉的研究表明，由于竞技和体育追求的目的不同，我们在借鉴竞技运动为体育手段的时候，就不能简单照搬竞技运动以及运动训练的形式和方法，必须要有一个选择、加工和改造的过程．即竞技运动体育手段化。由此可见，竞技运动体育手段化就是指根据人体发展的规律，把那些复杂的竞技运动项目进行加工、改造、提炼、升华为增强体质，促进人身心协调发展的体育手段的过程。
二是从“轻体育”和软式化的角度出发。认为所谓的“软式化”是相对于项目的社会存在形态的适应性而言。一个运动项目如果只有一种社会存在形态，那么它的适应性就大大加强。社会存在的形态越单一，其“刚性”与“硬性”越强。多元化的社会存在形态是单一的“硬性”与广泛的“软性”相统一，普及性与竞技性相统一，这是运动项目“软式化”所致力追求的目标。
这些研究当中，虽然对竞技运动教材化的称谓和研究角度不同。但是，他们的基本思路都是一致的，即认为竞技运动项目在本质上与体育课程内容或体育教材是不同的，必须经过改造才能成为体育教材或体育课程内容。都是根据体育教学目的和学生发展的需要，对竞技性教学内容进行教育学意义上的改造、加工，使竞技运动内容变成体育教学教材，用教材作为“媒介或范例”，来教给学生内含于教材中有关学生发展的“生理、心理、技能、情感、态度、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三、竞技运动教材化理论的研究意义
1、使“健康第一”的基本指导思想得以落实。竞技运动教材化的理论是竞技运动与学校体育在历史上三次体育文化碰撞的基础上，竞技运动教材化理论的提出改变了过去体育教学中以传授技术、技能为主线，而对学生心理、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健康关注不够的状况。它把学生心理需要和社会需要放到重要位置上，注重培养学生的健康意识，强调学生学习体育技能只是帮助其达到健康目的的手段，让学生掌握体育技能，学会学习，使自身的体质得到发展。
2、使学校体育教材体系得以充实和完善。由于我国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致使许多地区仍在沿用传统的以竞技运动为主的教学内容、手段与方法，并且这种状况在一段时间内难以改变。要使这一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一定要紧密结合教学实践，并使其具有可操作性，身体文化的传授必须以符合学生生理、心理发展水平的身体运动项目为载体。竞技运动教材化的提出，将为学校体育教材的建设和改革提供很好的途径与方法。伴随社会的全面发展、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入，大量的竞技运动项目经教材化改造后将成为学校体育教学的主要内容。学校体育教学的内容和手段将更加丰富．体育教学将更具有情趣性。
3、使学校体育成为传播竞技体育文化的基地。竞技运动教材化在充实完善现代学校体育教材体系的基础上突出了其文化特色。学校体育负有传承体育文化的历史责任与义务，当然也包括竞技体育文化。放眼社会，竞技体育作为社会文化现象之一，已成为社会生活中日益广泛的文化娱乐领域。各种传媒对竞技体育全方位的宣传、介绍，已使竞技体育文化走进了千家万户。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学校以竞技运动为载体，对全体学生进行竞技体育文化教育，以提高学生的体育文化素养、满足学生的体育需求，从而使学校体育的内容充满时代感和生命力。
4、使终身体育的思想得以实现。现代体育教学改革，强调对学生终身体育能力的培养，既要使学生学到全面的体育知识与技能，又要使学生能有一两项突出的、热爱的可以坚持终身的体育项目，方可为终身体育奠定基础。
哲学、美学、医学、兵法学、宗教学等文化内容为内核的,以高、难、精、美等形态特征为外沿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武术作为
东方体育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东方传统文化的结晶,竞技武术伴随现代体育的传播与发展至今有百年的历史，竞技武术展现的中华民族
传统的文化色彩和竞技运动的特性，已经或正在被世界人民所接受。
关键词：竞技武术； 理论研究； 趋势； 规则；发展；
武术在建国后的五十年间规模开展的只有套路形式，并一直以《武术竞赛规则》为指针而发展。竞技武术发展至今一直作为各体工大队，体育专业院校及高等院校体育系的一个并列于球类，体操，田径的体育项目。与传统武术相比而言，竞技武术在武术的发展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竞技武术上国际化的发展出现了：武术普及程度不高；竞技武术发展出现冷热不均现象；竞技武术的理论研究水平与技术发展水平不协调；竞技武术的竞赛规则制约其国际化发展等现象。
从竞技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
1.武术研究院应成为武术科研的龙头,联合大专院校、研究院所及民间武术团体进行协作性、多学科的研究,甚至于与国外科研组织进行合作研究,以尽快形成较完善的武术理论体系。
2.竞技武术要和世界其他体育一样，在规则上要简单明了，除去人为因素，使其竞赛规则尽量向世界其他竞技体育规则靠拢，这样就会给竞技武术进入奥运创造更大的机会。
3.尽管竞技武术增加了动作难度，提高了观赏性可与其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利于竞技武术在世界上的推广和普及。
武术的发展，必须继承其本质特征，不断吸收传统武术的营养来充实自身，保留武术固有的风格和特色。攻防技击是武术的本质、灵魂，套路的编排应以攻防动作为基本特征，以各种搏击技巧、手法或招数为内容串编，套路是散手的基础，如果撇开套路基本功不练，一味只习蛮力，则散打犹如空中楼阁。所以练套路者，应该加强格斗技术的实践练习；练散手者，应多进行套路演练，套路和散手二者要互相渗透交融在一起。当然，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必须对套路和散手的规则进行积极的加工改造，使其更加完善，确保竞技武术不再偏颇发展，使二者都能真正的继承和发扬武术的本质特征，使武术不负“功夫”之称，以更好的竞赛模式进入奥运。
由于奥林匹克运动的成功,使奥运会的影响波及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日益受到世界各民族的重视。在当今世界,奥林匹克旗帜对每一个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造成巨大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体育如果未能进入奥运大家庭,它就不是真正的竞技体育,竞技武术亦然,要想让世界真正地接受武术,武术一定要站在奥林匹克的旗帜之下。
现代竞技武术是我国许多武术工作者为响应奥林匹克精神而从传统武术中提炼发展出来的一项竞技运动项目，在其发展过程中绝不能以牺牲传统武术特点为代价来发展现代竞技武术，而是要在其发展过程中保留和继承传统武术的特点，使其在竞技体育靠拢的同时而不失武术的风格，因为它不仅仅是体育项目，还是技击术，更是一种文化，它会象西方体育文化传至东方一样，把武术以文化的形式传至西方国家，让世界各族人民在享受东方文化的同时也进一步分享中国武术的魅力。
一、竞技武术国内发展的现状
武术在建国后的五十年间规模开展的只有套路形式，并一直以《武术竞赛规则》为指针而发展。国家体育总局版的《武术竞赛规则》在竞技武术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纵观从1959年第一部《武术竞赛规则》到2003年出台的最新《武术竞赛规则》，基本上是参照体操的规则，或者还参照了源于西方的其他的“机能主导类表现难美性项群”的竞技体育项目的规则来进行修订的。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演化，竞技武术套路技术的发展从60年代追求“难度大，质量高，形象美”到今天提出的“突出竞技特色，提高艺术水平，激励发展创新”的指导思想和“高，难，美，新”的技术发展方向，使竞技武术套路的艺术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竞技武术套路逐渐发展成为符合奥运精神的表现“难，美”性项目。而与此同时散手运动自70年代末开始，经过不断试点与改进，逐渐明确了“强化体能，技法全面，突出个性，快狠巧准”的技术发展方向，特别是1999年全国散打锦标赛首次取消了护头，护胸，护腿从而提高了运动员的抗击打能力，增强了项目的观赏性，加速了散打运动的产业化步伐，促进了与国际搏斗运动的接轨。竞技武术发展至今一直作为各体工大队，体育专业院校及高等院校体育系的一个并列于球类，体操，田径的体育项目。与传统武术相比而言，竞技武术在武术的发展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二、竞技武术国际化发展的现状
（一）竞技武术普及程度不高
1990年10月在北京成立的国际武术联合会，当时的会员国只有38个；通过努力1994年在摩洛哥举行的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第28届代表大会上，国际武术联合会被吸收为正式成员；1999年6月20日被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第109次全会吸收为正式成员，现有会员国97个。世界武术锦标赛已经在三大洲举行过7届，但每届比赛均有不少的会员国未能组团参加，说明这些会员国的竞技武术运动普及程度不高或处于停滞状态。
（二）竞技武术发展出现冷热不均现象
在我国全国体育运动会项目设置上，只有竞技武术不是奥运会项目，第十届全运会上金牌总数又增加到19枚，仅次于田径，游泳项目；每年各种武术竞赛活动此起彼伏，蓬勃发展，但观众甚少；在国际上，日本，东南亚各会员国都要举行规模盛大的竞赛活动或武术交流大会，参与者众多，但在欧洲，只有俄罗斯有类似中国的武术机制来发展武术运动，其他会员国的武术活动仍处于无组织，无序状态，很少有成规模的武术竞赛活动。
（三）竞技武术的理论研究水平与技术发展水平不协调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任何一个体育项目要发展,要推向世界,就必须具有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是“可重复性”,即科学理论必须具有可重复检验性; 现代竞技运动的发展离不开先进的科学理论作指导，毫不讳言，竞技武术是近代西方体育思想的产物。竞技武术在形式，内容，规则，规范要求上都继承了近代体育的基本范式：竞技武术套路的改革尽限于“四击八法，十二型”的传统规范向规则量化方向努力；而武术散打完全效仿拳击，跆拳道的竞赛模式进行改革实施。竞技武术开展几十年却出现“知者不能言“的尴尬局面，武术理论研究与技术发展严重脱节，偏重于武术技术的教学和教学方法的研究,而轻于进行武术的机制理论的研究;在对外交流上,也只重于传授技法而不注重推广理论;武术科研缺乏集体合作和系统性,目前的武术研究是大面积个体操作的状况。如武术的“精，气，神”本是竞技武术的精髓，但“精，气，神”没有统一的定论，国际化发展实施艰难。
（四）竞技武术的竞赛规则制约其国际化发展
竞技武术的竞赛规则繁杂是制约其国际化发展的瓶颈，竞技武术套路的竞赛规则从1959年—2003年先后进行了多次改革，共出台了八个版本。2003年的最新规则仍然很复杂，增加了裁判员的操作难度，特别是“创新难度加分”给人为因素控制比赛创造了条件，而竞技武术散打的竞赛规则中赋予场上裁判既控制比赛形势，又掌握运动员得分的权力，削弱了边裁的权力，出现“一言堂”的现象等。
三、竞技武术发展的趋势
（一）从支撑的理论体系上看竞技武术的发展
世界上任何一项运动的蓬勃发展都离不开完善的科学理论体系作为支撑。竞技武术是随着西方竞技体育的传入，并受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与中国传统武术相结合的产物，其训练理论主要倾向于以教育学知识为基础的竞技体育理论。这种竞技体育理论广泛的吸收了现代生物学、医学、教育、心理学知识，并形成了训练理论体系。而中国武术之所以经久不衰，代代相传，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它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武术这种丰富的文化底蕴主要是儒、释、道及医、哲、军事、美学等因子在武术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竞技武术理论体系中再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这样更有利于竞技武术在世界上的传播，而且也更容易被世人接受。武术研究院应成为武术科研的龙头,联合大专院校、研究院所及民间武术团体进行协作性、多学科的研究,甚至于与国外科研组织进行合作研究,以尽快形成较完善的武术理论体系。
（二）从竞技武术的竞赛规则看竞技武术的发展
武术的竞赛规则，从1959年的第一个版本，到2003年最新版本，经过几次改革，尽管使竞赛规则从繁到简有一定程度的更新，但其规则与其他体育规则相比还相当复杂，这样在裁判方面不可控因素太多，而且裁判熟练掌握每一条竞赛规则难度也相当大，特别是在国外，本来对武术接触就特别少，再让裁判掌握竞赛规则，这样无非增加了裁判员的难度，不利于竞技武术在国外的推广和开展，还有竞赛规则中的演练分，主要是凭印象和经验打分，人的主观意愿太强，不能充分体现竞技武术真正的公正、公开、公平性。竞技武术要和世界其他体育一样，在规则上要简单明了，除去人为因素，使其竞赛规则尽量向世界其他竞技体育规则靠拢，这样就会给竞技武术进入奥运创造更大的机会。
（三）从竞技武术中动作难度的增加看竞技武术的发展
评价一项运动在世界上推广的如何，主要是看参加人口的数量和参加人口的年龄，以及普及地域的大小，比如跑步这项运动，下至3岁儿童，上至80岁老人都能完成此运动，因此，此项运动在世界上就得以普及和推广，本来在世界上别的国家练习武术的人就少，对他们来说一套初级套路就有相当的难度，如果再让他们搞一个旋子转体这样高难度动作，就更是难上加难。尽管竞技武术增加了动作难度，提高了观赏性可与其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利于竞技武术在世界上的推广和普及。
四、结论与建议
由于奥林匹克运动的成功,使奥运会的影响波及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日益受到世界各民族的重视。在当今世界,奥林匹克旗帜对每一个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造成巨大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体育如果未能进入奥运大家庭,它就不是真正的竞技体育,竞技武术亦然,要想让世界真正地接受武术,武术一定要站在奥林匹克的旗帜之下。
现代竞技武术是我国许多武术工作者为响应奥林匹克精神而从传统武术中提炼发展出来的一项竞技运动项目，在其发展过程中绝不能以牺牲传统武术特点为代价来发展现代竞技武术，而是要在其发展过程中保留和继承传统武术的特点，使其在竞技体育靠拢的同时而不失武术的风格，因为它不仅仅是体育项目，还是技击术，更是一种文化，它会象西方体育文化传至东方一样，把武术以文化的形式传至西方国家，让世界各族人民在享受东方文化的同时也进一步分享中国武术的魅力。
参考文献：
[1]乔蓓云,乔镖.武术新规则对世界武术锦标赛的影响[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2.
关键词：竞技体育；冲突；异化；齐美尔；货币论；文化现代性论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4）01-00-00
竞技体育源于古希腊，其诞生之初并非为了纯粹竞技，而是作为缓解当时社会矛盾和各城邦之间冲突的一种有效手段，因此，当时的竞技体育缺乏独立存在性，只是作为一种战争的替代品，属于业余性竞技体育。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竞技体育逐渐摆脱业余性并呈现出丰满的职业体育特征，由此竞技体育不仅获得了独立身份，而且成为一种有着丰富社会学内涵的独特现象。如何从社会学角度对于竞技体育的这一演变进行解读，便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竞技体育的异化也随之而来，这不禁令人思考二者之间的隐在关系；同时，从竞技体育历史演变的进程中考察异化也是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并有望获得新发现。因此，本着社会学理论专有的解释功能，文章运用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的相关社会学理论对竞技体育的上述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并对竞技体育异化现象的成因进行了新的探索，以期学术争鸣，共同探讨。
1齐美尔学术思想简介
齐美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马克思、韦伯齐名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他从社会交往的复杂性出发，认为冲突是普遍存在并且不可避免的，他同时提出冲突的形式，对冲突理论的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他还对文化社会学有突出贡献，通过分析货币关系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最先敏锐地意识到现代文化深刻的二律背反，即劳动分工进步的同时也使得劳动者与其产品处于异化状态。齐美尔的现代性论独到而深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学教授弗瑞斯比曾赞誉齐美尔是“第一位论现代性的社会学家”[1]；并且齐美尔“作为现代性碎片的收集者，总是从别人熟视无睹的事情中发掘出人所未见的含义”[2]，故又被赞为“一位有着无穷创新思想的人”[3]。随着时代的发展，齐美尔学术思想的前瞻性日益为人们所理解和折服，即使在体育学科领域，齐美尔的冲突论和货币及文化现代性论也为解读竞技体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2齐美尔的冲突论对竞技体育的解释
2.1齐美尔冲突论的两种形式：作为手段的冲突和作为目的的冲突
在冲突形式的问题上，齐美尔把冲突分为作为手段的冲突和作为目的的冲突。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斗争与冲突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不论是由于争夺财富引起，还是由于征服他人的愿望而引起，甚至是对于消灭敌人的渴望等，都会激发斗争与冲突。如果冲突能找到一种可替代的手段并最终化解，那么这种冲突在原则上就有这样一种性质：即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或事件得到满足，而不一定要通过斗争解决。这种形式的冲突仅仅是人们达到一定目的的手段，因此，这是一种作为手段的冲突[4]。相反，作为目的的冲突则完全由主观感情决定，并且这种冲突存在着内在能量，而这些能量又只能通过冲突本身才能够得到满足，不能通过其他手段来代替，它本身就是目的和内容。这种冲突具体的表现形式是为斗争而斗争。显然，作为目的的冲突具有强烈的感彩，理性成分较少。
2.2齐美尔冲突论对早期竞技体育的解释：作为手段的一种冲突
众所周知，竞技体育源于古希腊并且是为了缓解各希腊城邦之间的纷争以及促进城邦间的和平交往而产生的，即“有助于不良思绪和心理状态的排解，引导良好的社会行为规范和精神风貌”[5]。而现代竞技体育的诞生也恰逢欧洲各国民族主义兴起，国家情绪浓厚之时，卢元镇教授在其所编著的《体育社会学》一书中便指出“必须承认，民族主义是20世纪国际竞技体育的基本背景”[6]。民族主义的盛行使得各国都很注意体育的军事效能，将体育和军事训练结合以备军需，这就是为何当时各种体操、兵操尤为盛行的原因，例如当时英国的户外游戏和竞技运动流行一时便与其逐渐扩大的海外贸易和持续的殖民扩张不无关系。所以，无论是原始的古希腊竞技体育还是早期的现代竞技体育，都是以缓解社会矛盾、疏导民族情绪为宗旨，那么，按上述齐美尔的冲突形式论，这时的竞技体育是一种替代战争的有益手段，故可视为一种手段性冲突。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顾拜旦的话来说，体育是“和平时代的战争”，能将冲突矛盾从军队转移到民众身上。也正是在欧洲国际争端加剧，战争危机日益加重的形势下，考虑到既然古奥运会可作为一种替代国家间冲突的有益手段，顾拜旦才开始了按照古奥运会的方式和当时的条件来组织国际运动会的构想。他甚至曾在1894年11月16日雅典帕纳萨斯俱乐部的演说中说到：“复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必须每4年给全世界青年一次愉快的亲兄弟似的相聚机会，这种相聚将逐渐克服人们对关系到他们所有人的事物的无知，一种煽动仇恨、积累误解和对抗，沿着野蛮小径走向残酷冲突的无知”[7]。由此可见，早期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冲突形式，在缓解社会矛盾、疏导民族情绪方面可作为代替战争的有效手段，用齐美尔冲突论来看，即是一种典型的作为手段形式的冲突。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第30卷第1期2014年2月 刘岗齐美尔社会学理论对竞技体育的几点解释No.1 2014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早期竞技体育作为缓解社会冲突的一种手段，多以业余性为主，也即参赛者不以奖金或任何货币形式的报酬作为参赛动机甚至谋生手段，对获胜者荣誉的斩获才是参赛的最终目标。以古希腊奥运会为例，其对于获胜者并不注重物质奖励，而是给予他们最高的荣誉——橄榄枝花冠。橄榄枝花冠编制时不仅要特别精心，而且还要特别虔诚。当时规定，编环的枝条须由父母双全的儿童用纯金的刀子从宙斯庙旁的橄榄树林中割取，可见荣誉的尊贵和纯洁。当然，获胜者在自己的城邦也会得到物质奖赏，但最重要的、也是最悠久的荣誉还是橄榄枝花冠。同样，20世纪初伴随欧洲民族冲突、国家情绪而盛行一时的竞技体育也是以军事训练的方式而出现，是一种业余性竞技体育，跟以货币交换为目的的职业体育截然不同。
2.3齐美尔冲突论对现代竞技体育的解释：作为目的的一种冲突
如前所述，早期竞技体育运动多以业余性为主，直到19世纪，业余原则依然被各体育竞赛委员会列入竞赛章程中，如1876年成立于伦敦的田径俱乐部以及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但是随着运动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运动技术专业化训练成为提高运动技术的重要手段，一些国际体育组织开始放宽对职业运动员的限制。同时，随着社会劳动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也出现了以取得个人收入并将比赛和运动作为谋生手段的职业运动员，运动员的劳动力资本开始作为商品进行货币交换。1980年，国际奥委会于《奥林匹克》中删除了有关“业余原则”的规定，允许职业运动员参赛，并且在1988年第24届奥运会上第一次实施，更加标志着职业运动员身份的被确认。时至今日，职业体育已经成为现代竞技体育的主流，而且职业运动员也成为现代社会广为认可的一种合法职业。
伴随着职业体育的逐渐形成，早期的业余性竞技运动也已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正当的工作需要，作为一种冲突，它已不再是替代任何其他冲突并成为缓解这种冲突的手段，而是演变成为具有独立存在性且自身内容即是冲突的一种冲突，按照齐美尔的冲突论，即演变为一种纯粹的目的性冲突。作为一种目的性冲突，对目的的实现便成为职业运动员最自然不过的一种欲望，也是其本职工作的一种必需，这种欲望带有内在情绪，对竞技冲突有着热情的期待和向往，因为若失却了竞技冲突，运动员的劳动力资本无法当作商品进行货币交换，谋生之技亦无法展示，生存危机便由此出现。而且，出自人类竞技好胜的本能，运动训练中积蓄的冲突力量亟需机会展示，一旦有了竞技机会，职业运动员便会带着强烈的获胜目的全力以赴，更何况当竞技本能与谋生需要相绑定时，竞技体育便呈现出强烈的故意性和目的性。所以职业运动员大都热衷于各类竞技赛事，尤其是各项职业联赛，且尽力延长其职业生涯；现实中运动员无论是转会以谋求更好的职业发展、还是在运动技术水平下降时转去低级别联赛以续旧业等都说明了这一点。另外，对于职业运动员，因大量的时间精力倾注于运动技能训练上，较少涉及其他职业领域，故使得职业运动员成为首选甚至是唯一可选的职业，体育竞技也由此成为工作内容本身，与谋生紧密相连。按齐美尔的观点，此时的竞技体育对于竞技者而言是一种发自内心、存在着内在能量的目的性冲突，是为生存或者更好的生存而斗争，理性成分较少，因此不难理解为何职业赛场上违规及暴力事件频发。当然，职业体育作为竞技体育的一部分，依然能够有效地疏导和缓解社会不良情绪，但鉴于参赛者对货币交换的这一出于谋生的主观需求，故职业体育更多地呈现出目的性冲突的特点。随着竞技体育冲突的公开化和获胜奖金的高额化，在本能的获胜欲望及现实的谋生需要的双重催逼下，参赛者的竞赛目的变得更加强烈，敌对性也越发彰显。如此以来，职业体育俨然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目的性的冲突，尤其是在劳动分工越发明晰的现代社会和竞技体育高度职业化、商业化、竞争白热化的今天。
3竞技体育作为冲突形式由手段到目的演变的后果：异化
从手段冲突到目的冲突的演变，使得竞技体育从业余体育逐渐向职业体育倾斜，即向着运动员劳动力资本被当作商品进行货币交换的方向倾斜。而与此同时，职业赛场上出现了业余竞技体育少有的现象——异化。所谓“异化”意指一种自我的丧失，即人本身的活动变成一种独立于人的异己力量，且这种力量反过来剥夺人的自由，使人从属于它，变成它的工具[8]。竞技体育中的假哨、黑哨、球场暴力、兴奋剂丑闻、失业落差等等便属于典型的异化表现。可见，当竞技体育迈入以货币交换为特征的职业体育时代时，异化便随之而来，足见货币交换与异化的紧密关联，至于具体关联如何，齐美尔在他的货币论及文化现代性论中给出了进一步注解。
3.1齐美尔的货币论对竞技体育异化现象的解释
3.1.1齐美尔的货币论
关于货币，齐美尔并没有局限于仅从纯粹经济学意义上对其进行探讨，而是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出发，挖掘货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在《货币哲学》一书中讲到当货币交换在人们的交往中变得普遍的时候，理性的计算就逐渐扩展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并将所有性质和独特性化约成一个价值多少的询问，于是抽象的计算进入生活，忽略了互动过程中的情感因素，最终促成现代社会的特点——理性化。而货币经济与理智至上的结合就形成一种对人对物讲究实际的态度，即社会现象成为可以度量的东西，每个人都如同一架机器中的零件，是可以被替代的，个性被忽视，个人价值被压到最低点，人成为异化之人，异化由此而生。他在该书中着重提醒人们留意货币交换的潜在危害：“货币在使得人们能够接触多种人的同时，也使得个体更加封闭，更加孤独，这已成为现代社会无法回避的一个通病”[9]。在齐美尔看来，货币本来是手段，但现实中人们却总是淡忘这一点，把它当成了终极目标，在《当代文化中的货币》一书中，齐美尔便说到“手段对目的的殖民化是任何高等文化都具有的主要特征与问题之一”，并且“人所面临的更大的危险是深陷在手段的迷宫之中而不得出，并因此忘记了终极目标为何物”[10]。
3.1.2齐美尔的货币论对竞技体育异化现象的解释
当竞技体育逐渐褪去业余性特征并披上职业体育的外套时，竞技体育的目的也随之从对荣誉声望的获得变成纯粹的货币交换，在齐美尔货币论的视角下，这种纯粹的货币交换使得参赛者们更倾向于量的计算，如现实中不乏有职业运动员为了职业联赛而放弃国家队比赛的事件发生，这便是货币量化权衡后的一种对量化利益更加倾向的选择结果，印证了齐美尔所言“将所有性质和独特性化约成一个价值多少的询问”。他曾说“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同理，职业体育所带来的货币利益也只是桥梁，在此桥上，竞技运动者们无法栖居，更无法久栖，退役前后的落差和不适正是竞技体育异化现象的表现之一。同时，齐美尔所坦言的货币交换所带来的“手段对目的的殖民”在竞技体育领域中也颇为彰显。随着职业竞技体育的蓬勃兴盛及获胜者奖金的高额化，所谓的“重在参与”及“更快、更高、更强”的超越自我，挑战人体极限的竞技体育的原始目地已悄然被抹煞，取而代之的是如何击败对手并赢得比赛的这一具体手段，由此，职业体育中出现兴奋剂及暗中倾轧等不公平竞争便不足为奇，也无怪乎自奥运会允许职业运动员参赛以来，奥运赛场上的兴奋剂事件便大幅增加[11]。由于货币奖金的获得并不一定带来人格的完善和培养，反而如齐美尔所指出的那样，货币只能给人一种空洞的自由，不能给人以充盈的意义，不能给个体生命以价值方向从而积极地发展完善自我，甚至还可能造成自我的丧失，即异化。然而，面对这种现象，齐美尔认为，只要有货币交换的地方，“手段对目的的殖民”便在所难免，这是“任何高等文化都具有的主要特征”。
按此，职业竞技体育中的异化现象亦在所难免，并成为现代体育的主要特征之一。庆幸的是，齐美尔在其现代性论中对异化进行了更深入的解释并针对异化给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3.2齐美尔的文化现代性论对竞技体育异化现象的解释
3.2.1齐美尔的文化现代性论
在齐美尔看来，由货币经济催生的理性文化的发展过程也是文化的主观性、个体性、特殊性、差异性丧失的过程，在此基础上齐美尔发展了文化现代性论。
齐美尔的文化现代性论是基于对客观文化和主观文化二者的关系进行探讨的。所谓客观文化是指“经过精心制作、提高和完善的事物，可以引导人类灵魂走向自身的完善，或者指明个体或集体通往更高存在的途径”[12]。也即普通意义上的所谓之“文化”。而主观文化则是指“通过这种方式而达致的个人发展程度”，也即个体吸取客观文化并将之整合进自身人格结构的程度，简单来说即普通意义上所谓之“个体素质”，如文化素质、道德素质等。从齐美尔对客观文化和主观文化的定义可看出，文化创造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类的自我完善，即“文化首先意味着通过对世界上事物的培养以达到对个人的培养”[13]。
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协调发展是齐美尔对两者关系的一种期许和愿望。然而，在齐美尔看来，这种和谐的局面在现代社会却变得难以为继。现代社会中，客观文化不断增长，且日益脱离行动者的控制；面对客观文化的日益扩张，主观文化却出现了相对的萎缩和枯竭，它“绝对没有以同等程度前进，事实上，它还经常出现倒退”，于是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局面——异化。换言之，即原本应该用来丰富涵养人类个体自身的途径和手段的客观文化，现在却越来越脱离“自己”这个创造者的控制，日益成为一种压迫性的异己力量与自己作对，不再是培育滋养自己的养料来源，这便是异化诞生的前奏，也是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更是齐美尔眼中二律背反的现代文化困境。至于主观文化为何相对于客观文化出现倒退甚至萎缩，齐美尔则解释为作为现代生命主体的人对文化的吸收能力天然有限，并受庞大客观文化的压抑，渐渐失去感应生活的能力，从而主体文化不能产生客观文化应有的宏观效应[14]。这种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之间的不可通约使得主观文化不可避免地萎缩了，异化也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3.2.2齐美尔的文化现代性论对竞技体育异化现象的解释
反观职业体育领域中出现的异化现象，按照齐美尔的理论，也是现代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是现代文化本身不可避免的普遍结局，只不过在竞技体育这个以对抗冲突为显著特点的领域更加触目惊心罢了。竞技体育从早期的业余化、娱乐化到今天的职业化、商业化，不乏各类客观文化的孕育和宣扬，如现代奥林匹克竞技运动所宣扬的“公平竞争”、“重在参与”等精神层面的文化，又如不断变革以适应时代的各种竞赛体制及规则等制度层面的文化等。但是从齐美尔的主客观文化矛盾的必然性论述来看，作为该领域文化主体的职业运动员，由于其时间、精力以及对文化的整合速度受一己之力的限制，导致其对该领域客观文化的汲取是天然有限的，不可能像客观文化那样在数量和速度上无尽地增长，也即如同齐美尔所认为的，无法将客观的文化“内”化为己有，从而造成运动员主观文化的相对萎缩，即运动员个体对客观文化的汲取程度有限，其外在表象即是职业运动员文化素质、道德水平的相对低下和滞后。
因此，当人们习惯性地将竞技体育的异化现象归咎于所谓的政治及商业因素的干预、制度法规的不健全以及运动员素质的低下等因素时[15][16]，齐美尔文化现代性理论给了我们一记清醒的提示，甚至给了我们一条迥异的思路，即：发生在竞技体育领域的主客观文化的非和谐困境才是竞技体育异化产生的根本原因，而运动员素质问题仅仅是该领域主观文化滞后的一种外在表象；同样，所谓的政府因素、商业因素、制度因素等则是该领域客观文化不顾对主观个体的渗透而独自飞速发展的一种外在表象；正是这二者之间的非和谐性才导致了竞技体育的异化。简言之，即问题不是源于A，也不是源于B，而是源于AB之间的非和谐性关系。所以，问题的解决应着力于改善AB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发展而非单方面地改善A或者改善B。因此，对于竞技体育的异化，不能单方面地从外部归咎于政治及商业因素的干扰或者相关法规制度的欠缺等客观文化要素，也不能单方面地从内部归咎于运动员人文素养的低下等主观文化要素[17]，而应归咎于主客观文化这两者之间的非和谐性发展。换言之，在竞技体育领域中，即使客观文化先进发达，如相关制度法规日臻完善，体育人文精神已然回归，但若运动主体的主观文化相对低下，即运动主体对客观文化的汲取并内化为自身素质的程度有限，那么异化仍然无可避免；反之，即使运动主体自身主观文化水平很高，但若没有与之和谐配套的外在客观文化要素，如完善的制度规则，适度的商业激励及政治干预等，那么异化也仍会存在，只有运动主体这一主观载体“人”与其所在竞技体育领域中的客观文化和谐发展，异化才有可能消除。
可以说，主客观文化二者的和谐发展远胜过单方面的突飞猛进。回溯竞技体育诞生之初的古希腊时期，尽管当时物质文化水平以及相关制度法规等客观文化要素简陋低下，但运动主体的主观文化也相应地简陋低下，从而使得主客观文化二者之间保持着和谐匹配的关系，因此当时竞技体育中的异化便无从滋生，就像齐美尔在《桥与门》一书中赞美古希腊文化时用他那充满向往的话语所言：“希腊人对哲学、科学、战略决策及生活享受等领域所做的贡献，使每个受过教育的人或多或少能够掌握。他可直接将大量客观文化应用于自己的主观文化建设，使主客观文化得以和谐发展”[18]。
如上所述，既然促使竞技体育领域主客观文化的和谐发展是消除该领域异化现象的关键，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主客观文化的和谐发展呢？齐美尔的现代性论认为若客观文化能够及时、准确、恰当地渗透到主体文化中并实现对主体人的培养，那么主客观文化便可和谐发展，这便是齐美尔针对现代社会异化现象所开出的一剂解药。按此，要想解决竞技体育的异化，就必须促使竞技体育领域中的客观文化能够及时、准确、恰当地渗透到主体文化中并实现对运动主体的培养，也即促使竞技体育领域中的政治、商业、制度等客观要素能够与运动主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执法者等）发生良性互动从而达至彼此间的和谐发展。当然，竞技体育异化现象的解决绝非如此简单，这只是基于齐美尔现代性论而得出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新方向，但却值得我们关注并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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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对我国竞技体育社会功能形成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旨在为准确、客观地评价我国竞技体育的地位及作用提供参考。文章指出，传统文化、现代体育理论和现代竞技体育实践是我国竞技体育社会功能形成的主要因素。
竞技体育在我国体育事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国家在人力、财力、物力和政策上向刻顷斜，使我国竞技体育得到了优先发展。在第27届奥运会上，我国竞技体育运动员以优异成绩又印证了这一现实。竞技体育在我国得以优先发展，不仅是因为它具有健身、娱乐、促进个体社会化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更主要的是它对外能扬国威、显国力，对内能聚人心、顺民意的社会功能。
1 我国竞技体育的社会功能
1.1振奋民族精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社会与竞技体育最直接的联结方式就是宣扬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运动员都是以国家为单位参加国际竞赛活动的，因此，他们的成败胜负就有着特殊的社会涵义。
1.2提高国家地位，显示国家制度优越性
当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出现，或者两种社会制度尖锐对立时，体育的这种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前苏联有人直言不讳地宣称:“我们运动员的胜利……是苏维埃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国家腐朽文化的表现。"1972年美国在奥运会上惨败之后，美国舆论大声疾呼，于是，建立美国冬季、夏季奥运会永久性训练基地的计划开始实施。
2 我国竞技体育社会功能形成的因素
2.1传统文化方面
在亚洲的黄河流域，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我国发展了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个性。这种文化个性形成了中华民族自然质朴、绵延世泽、热爱土地、理解感情、尚人伦、尊祖宗、重道德、尚礼教的民族品格和精神。这些文化特质渗透到体育中来，形成了中国体育运动特殊的品格和气质，使具有宗法特点的中国古代竞技体育非常重视竞技运动的社会价值。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生竞技体育的国家之一，在古代奥林匹克兴起的同时，中国出现了像礼射这样的竞技运动，大约在一千三百年前盛唐时期，中国的竞技运动曾经达到世界的巅峰。但是中国的古代竞技运动，从一产生就蒙上了中国宗法文化的色彩，统治者把体育作为一种治理国家、维护社会政治、加强民族团结的工具，这和中国宗法文化中强调国家统一、安定的思想十分有关。于是，在中国体育运动中，竞技运动自始至终处在“手段论”的阶段，而难以进人“目的论”的阶段。
2.2现代体育理论方面
众所周知，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建国初期，我们引进的是前苏联的体育理论，它对新中国初期体育的发展、体育功能的界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我们有着与前苏联相近的政治、经济、教育和体育体制。前苏联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动用国家机器，建立了独立而庞大的竞技体育体系，投人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把竞技运动当作体现国家优越性和提高其国际威望的重要手段。30年代后，共产党的口号就是要求苏联运动员打破资产阶级国家的竞技运动纪录。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奥运会从参加人数、项目设置以及竞技水平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增加和提高，各个参赛国都竭力选派最多的运动员参加最多的项目，以求在这个充分展现国际力量分配的舞台上占取一席之地。奥运会成了战后各国在经济、政治、外交乃至文化等方面的又一战场，特别是冷战期间，两大政治阵营都把奥运赛场当作施展自己政治与外交策略的一个重要阵地，把是否参加奥运会、参加人数以及名次排列等都看作各国政治和外交上的重要祛码，这样，原本只是为了强身健体的体育比赛，就逐渐变为技术上的竞争和政治上的较量。
建国初期对苏联体育理论的学习和借鉴，使新中国的竞技体育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在苏联体育理论的基础上，我国从60年代开始建设自己的体育理论，但处在这个交流与合作日趋密切的国际大舞台上，国际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因此，在竞技体育社会地位被提高的国际背景影响下，我国竞技体育的社会功能也得到加强，竞技运动被作为获得国家威望的一种手段。
2.3现代中国体育实践面
建国初期，为贯彻“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示，我们的针政策是“增强人民体质，为劳动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当时我国人民刚从旧中国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虽已建国但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国际上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要进行建设。全国人民在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要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完成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重任，必须突出群众体育，这时我国的竞技体育也只是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交往中有所体现，但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增进新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打破帝国主义的国际封锁。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国际奥委会在1979年11月恢复了中国奥委会的合法地位。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提高水平，为国争光”的指示。1984年中国首次重返奥运会，就取得金牌巧枚(名列第四位的优异成绩，这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使全国人民的自尊心、自豪感得到了加强。
进人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我国政局稳定，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又成功地举办了第11届亚运会，在国际上的体育地位空前提高。总书记从国情实际出发，提出“发展体育，振兴中华”的指示。这一指示实质是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提出的，是为发挥体育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中的作用服务的。它不但全面概括了体育的多功能，同时把体育作为振兴中华，提高国际地位的主要手段，竞技体育的社会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关键词 转型时期 竞技体育 异化
近些年来，我国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兴未艾，竞技体育在挑战人类生理极限、增强体质、振奋精神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竞技体育运动的国际化、职业化和商业化，对名利的追求越来越占据了竞技体育重要的地位，随之产生了与其宗旨相违背的异化现象。
一、概念
（一）转型时期。关于“社会转型”：一是指体制转型；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本文的“转型”指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逐步确立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进行规范和调整过程中，竞技体育也在社会转型的大浪潮中经历洗礼与蜕变。
（二）异化。异化是指从主体中分裂出来或丧失掉的东西在摆脱主体的控制并获得独立性后逐渐壮大，反过来控制、支配、压迫或扭曲主体。当这个主体是人本身的时候，异化就是人给自己树立起一个控制不了的反动力量，最终导致人性的扭曲、恶化和质变。
（三）竞技体育异化。竞技体育异化是指竞技体育参与者（主体）在从事竞技运动（客体）过程中，从竞技体育参与者（主体）中分裂出来的竞技体育（客体）在摆脱竞技体育参与者（主体）的控制并获得独立性后逐渐壮大，反过来控制、支配、压迫或扭曲竞技体育参与者（主体）。
二、异化现象的表现形式（以足球为例）
（一）“假球”。“假球”就是不真实的比赛，某些人为了自身利益，通过收买对手，收买本队，收买裁判等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足球等职业化和市场化比较高的体育运动中，假球时常发生。
（二）“黑哨”。“黑哨”是指足球运动中的裁判违法公平性原则的一种行为。一般指裁判员收受贿赂或受人指使违背公平、公正执法的裁判原则，在比赛中通过有意的误判、错判、漏判等个人行为来主导比赛结果。黑哨分为三类：“官哨”、“钱哨”、“赌哨”。
（三）球场暴力。暴力行为包括场上队员的暴力行为和球迷暴力行为。运动员为取胜而有意伤害对手或者一些球迷不满比赛结果，发生骚乱。
（四）不公平竞争。为了在比赛中取得胜利，越来越多的运动员、教练员以及管理人员开始采用不正当的手段，甚至采取非法手段，如兴奋剂泛滥、运动员资格作弊等。
三、原因分析
（一）政治因素。政府部门、项目管理中心（协会）的权利过分集中以及行政职权不规范。运动队过分强调一人负责制。监督体制不健全，缺少完善的法律法规，政策执行力欠缺，比赛管理制度、赛制、规则的缺陷，使不道德行为有机可乘。
（二）经济因素。联赛等赛事过分的职业化、商业化运作不可避免的造成体育运动目的的歪曲。为了利益的最大化利己分配，。然而，相应的改革却是个漫长的过程，相关的制度等无法满足赛事发展需求。
（三）文化与价值观因素。主观方面：一是人员道德素质差、教育不力。二是内部管理、监督所构成的责任约束的缺失。运动组织、集团出于地方和局部利益，对一些不道德行为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采取纵容、包庇态度等。人文精神的丧失：所谓人文精神就是体育对人类生存意义及价值的终极关怀，回到以人为本的体育世界中去。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部分运动员、教练员丧失了原本竞技体育中存在的人文精神，把在竞技体育比赛中取胜作为唯一的目标。
四、建议
（一）政治：弱化竞技体育的政治功能。我们不能期望体育完全非政治化，但也不能人为夸大体育的政治功能，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关键是看它对社会发展、对人类发展是否有利。继续深化体育体制改革。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发展的扁平化的组织发展模式，提高管理效率。健全竞技体育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监督机制。我们必须要不断完善体育立法，为竞技体育的发展“保驾护航”。要从法规和制度上建立长效机制，要加大监察工作的人力、资金投入，强化监督机制，使竞赛监督机构独立于竞赛委员会之外，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二）经济：正确引导商业化和职业化。竞技体育商业化、职业化就像一把双刃剑，关键在于人如何去引导和利用它。在现实中，我们要摆正人与物的主客体关系，人始终是竞技运动中的主体，金钱、名誉始终是竞技运动中的客体，要让人来控制金钱、名誉，而不能让人成为金钱、名誉的奴隶。
（三）文化价值观：加强学习，提高道德理论认识水平。竞技体育主体要提高道德理论认识水平，既要学习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思想，也要掌握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关道德规范。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育道德评价体系。体育道德评价体系是保障体育顺利发展的基础。因此，必须加强对体育道德作用的认识，强调体育道德是市场经济的需要。加强舆论建设，优化竞技体育舆论环境。新闻媒体应当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畅通舆论传播渠道。强化舆论的作用，维护好惩恶扬善的舆论环境。全方位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和手段，强化舆论作用。树立新时期体育道德价值观。新时期我们应该加强“义利观”、“胜负观”、“荣辱观”、“公私观”、“苦乐观”为主要内容的道德价值观教育，理清每一个体育活动参与者对这“五观”的根本态度和看法，正确看待和处理这些关系。
参考文献：
[1] 庞建民，林德平，吴澄清.对竞技体育异化现象的分析和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7.1：47-49 .
